范式融合研讨知识分子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研究；从角色到角色集；基于场域观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从场域到场域丛：多元角色扮演分析的有益尝试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明确的社会定位，难以找到自己的归宿、把视域局限于知识分子扮演的某一特定社会角色、神圣的社会批判者、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占统治地位的新阶级、专家、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角色集是指“一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角色”、布迪厄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放进学术场域的架构下进行研究、布迪厄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实现了从场域到场域丛的转换等，具体请详见。

自1894年德福雷斯事件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在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学科受到普遍重视，提出了大量的理论观点。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在知识分子的内涵、外延、地位、社会作用等方面，学界的观点歧异，互相抵牾，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根据吉登斯的“双重解释说”，社会科学家们观点的歧异无疑也影响到了作为常人的一般知识分子在日常实践中的表现，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进退失据，难以有所作为，我国现代知识分子即是如此，他们“角色模糊，命运多舛”，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明确的社会定位，难以找到自己的归宿。究其根源，造成这种理论与实践困惑与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理论界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方法论本身的关注较少，各种研究范式之间缺乏足够的对话和融合。本文将总结几种主要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范式，比较其优缺点，以期厘清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中观点歧异的方法论原因，探索解决的路径。笔者认为目前在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三种研究范式：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研究、知识分子的角色集研究、知识分子的场域观研究。

一、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研究

郑杭生等给社会角色的定义是：“与人们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研究”者们则片面地执信这类定义，把视域局限于知识分子扮演的某一特定社会角色，只将一种行为期望在知识分子身上，忽视他们作为社会人扮演的其他社会角色，仿佛知识分子是一个天生的知识人(bornintellectual)，生来就是为了扮演这一种社会角色的，而且各种不同的论者对知识分子所应该扮演的这一社会角色为何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对知识分子角色期待的混乱也造成了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角色认识和理解的模糊不清，从而导致知识分子角色实践的差异和混乱。关于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这个“唯一”的社会角色应该是什么，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神圣的社会批判者

信奉知识分子精英论的研究者往往从道德主义出发，赋予知识分子神圣的使命，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社会的良心，从事社会批判是他们的天职，他们将知识分子作为潜在的或实际的反对者、改革者和革命者、社会和文化方向的开拓者和反传统的开拓者。如萨义德将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定位为局外人、“业余者”、扰乱现状的人(outsider,amateur,anddis—turberofthestatusquo)；福柯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人手，主张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不在于为民众代言，而是与身临其境的权力形式做斗争，揭示知识分子话语与权力统治之间的隐蔽关系；戈德法布把知识分子描绘为“某些特殊类型的陌生人”，认为他们特别注重自身的批判能力，独立于权力中心自主行动，其听众和读者是广大民众，在民主社会中能起到专业性质的作用。促进对迫切的社会问题进行开明的讨论。对于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来说，若问知识分子何以能够成为社会批判者，曼海姆的答案较具代表性：这是因为他们是一个自由漂移(free-floating)的阶层，允许其他社会群体的个体进入其中，正是因其没有归属，所以他们具有批判性和超越性。

(二)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由此，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与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一样是作为普遍阶级的总体工人的一部分，解放全人类是他们光荣的历史使命，他们应该而且能够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极具俄罗斯知识分子批判性传统的列宁，更是进一步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勇当革命的先驱，用理论将无产阶级武装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三)占统治地位的新阶级

泽拉尼将知识分子的新阶级理论分为三个流派：一是“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的知识分子阶级论；二是以考茨基和吉拉斯为代表的技术官僚一行政官僚的新阶级论；三是古尔德纳的文化资本的新阶级论。但这三种新阶级论都认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优势阶级，是自私自利的，根本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古尔德纳甚至预言，“现代社会高等教育的普及和专业化(proles-sionalism)浪潮使得具备文化资本使用权的知识分子将最终取代旧阶级的权威”，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目标已是：增加自身在国民生产中的份额(share)；生产和再生产特殊的社会条件，使其能够私下占有由他们的特殊文化所创造的收入中的更大份额。

(四)专家

许多学者看到随着知识分子的学院化和专业化。知识分子不断成为学有专长、专注于研究和解决某一方面问题的特殊知识分子——专家，而非过去那种在广泛范围发表意见的普通知识分子。他们认为现代社会中无论是人文知识分子还是科技知识分子都已经专家化了，失去了批判性，指导其工作的是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即他们是价值中立的，只对求真或探索奥秘、归纳规律感兴趣，而对为什么要求这个真或为什么要探索这个奥秘却不感兴趣了。

吉登斯则十分重视高度发达的现代性晚期(high／radicalizedmodernity)中作为专家的知识分子在化解社会风险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现代性晚期充满着风险，而专家系统与符号系统作为脱域机制可以把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直接分离出来，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安全感。在日常生活中，常人对专家系统信任的体验来源于交汇口，即“专业性个人或团体与抽象体系的人之间的连接点”，可见正是每个具体的知识分子在使抽离机制变为可信的，但吉登斯同时指出，没有任何一种专家系统能够称为全能的专家系统，专家系统化解风险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五)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知识分子泛化论者倾向于把知识分子定位为那些从事知识的生产、解释、传播、消费的人，他们常常用受过高等教育(大学、大专)以及具有同等学力的人来操作这一概念。这样在现代化的当下，就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似乎人人皆可为之的角色，这种观点的结果是使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泡沫化了。

综上所述，“单一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研究范式只注意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所扮演的某一社会角色，然后就把人们对这个角色的行为期望作为唯一的行为期望，将此社会角色作为知识分子的本质内容，导致人们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存在着分歧，因此对知识分子得出迥然不同的评价，知识分子丰富多彩的多面向也因此变得僵硬和单调，与社会现实不符，知识分子们也难免在这些杂乱的“单一社会角色”说辞中变得不知所向了。

二、从角色到角色集

角色集是指“一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角色”，涵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多种角色集于一人之身，另一种则是指一组相互依存的角色。知识分子角色集的理论范式就属意前者，即将知识分子视为一个同时承担着多种社会角色的活生生的社会人，而非仅仅是专门出演某一固定角色的特型演员来研究。

知识分子角色集的理论肇始于兹纳涅茨基，他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中建立了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的类型学，分析了支配知识人行为的各种规范模式，认为每一个或每一类知识人都可身兼几种类型的角色，可将知识人的社会角色纳入以下的社会系统中加以研究：1知识人的社会圈子：一群与知识分子发生互动并评价知识分子成绩的人；2知识人的自我：由于知识分子的地位而赋予其身体与心理特征；3知识人的社会地位：知识分子因其地位而被赋予的特许权和免疫权；4知识人的社会功能：知识分子对其社会圈子所能做出的贡献。兹纳涅茨基相信知识分子并非对整个社会发表言论，而只是对经过选择的部分公众即特定的社会圈子发表言论，社会圈子要求知识分子符合他们的期望，作为回报，社会圈子则会授予知识分子一定的地位和权力，当他扮演不同类型的社会角色时，其社会圈子、社会期望、评价标准不同，社会地位也各异，相应的自我认同也不一。他将整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分为四大类，即：技术顾问、圣哲、学者、知识创造者”。

兹纳涅茨基从社会结构—行为规范的角度对知识分子进行的类型学研究，超出了此前仅仅把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批判者、社会良心这一神圣角色的视界，开启了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角色集，而非某一单一的社会角色进行研究的传统。但是他未能廓清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角色之间的角色冲突，因而难以逃脱功能论的牢笼。另外最为可悲的是，自兹纳涅茨基以后，这种角色集的研究方法并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发展，人们依然执迷于现代知识分子专业性与公共性、公共性与阶级性、自利性与公共性之类的二元对立之中，而诸种对立的根源实际上就是只把知识分子视为某一单一的社会角色，没能从知识分子角色集这一视角出发来探查知识分子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之间统一的可能性。但无论是单一社会角色的研究方法还是角色集的研究方法，对知识分子所肩负的文化使命与现实的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都关注不多，使知识分子社会学停留在偏重文化的学统中，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则试图打破这种二元对立。

三、基于场域观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

布迪厄对知识分子社会学的理论贡献很大，他将知识分子定义为从事文化生产的人，将其作为行动者放进学术场域中加以研究，以图克服行动与结构、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对立，也实现了对以往偏重文化忽视结构的研究范式的超越。他的场域概念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不是指实体的一个场所或一个机构，而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整个社会世界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组成，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场域，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运作逻辑，一个场域的逻辑不能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的那些逻辑。学术场域即是这些具有自主性逻辑的场域之一，是进行文化产品生产的场域，尽管学术场域“从更大的范围的社会世界中普遍流行的利害关系看可能算是超功利的了”，但同样是个争斗的场域，学者们争夺对学术世界和一般社会世界的真理的掌握权，他们并非是没有自身利益的自由漂移的阶层，他们争斗不休以确定他们中哪些人是在这个领域中受到社会委托与授权来讲述社会世界的真理的。他认为学术场域中的行动者的知识生产更多地反映的是他们在学术场域中斗争时统治与被统治的位置关系，而非消费者的需求，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资本家，在学术场域也是受“追求差别”的动力法则支配的，“图书合同、评论、引用、获奖、专业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学术地位以及通往终身职位的艰苦道路”，对于学术人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知识分子在学术界中也是为了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家”，在这个抵抗商业和政治标准的“为学术而学术”的领域中，人们争夺着同行的认可。

布迪厄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放进学术场域的架构下进行研究，摆脱了以往单纯把知识分子当作自由漂移的社会批判者形象来研究的自我束缚，消解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史上长期以来文化与结构的紧张对立，使知识分子从“天上”落到了“地上”，揭示出了社会结构与心态结构、学术场域与知识人的惯习之间的紧密勾连。那么，布迪厄笔下在学术场域中自私逐利的知识分子还愿不愿、能不能继续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呢?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难道就是老死于象牙塔的自得其乐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知识分子是否能够又是如何扮演多重社会角色的呢?

四、从场域到场域丛：多元角色扮演分析的有益尝试

为了解决知识分子愿不愿意、能不能扮演社会批判者的角色的问题，与一贯具有左派知识分子立场的法国学界对话，布迪厄不得不把目光同时在学术场域和公共领域的政治场域两个场域上，不自觉地在为自己将知识分子作为局限于一个场域中进行分析所带来的片面性解套，为解释知识分子如何从场域迈向场域丛，扮演多面的社会角色做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尝试。他认为不同场域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一个个斗争的场所，行动者在其中的追逐和争斗都是为了获取利益，但这里的利益不是纯然的经济利益，场域不同，其中的“力比多”形式、利益形式和“幻象”形式也各异，在一个场域中受到尊崇的利益也许在另一场域中的行动者看来是微不足道和不屑一顾的，利益本身就是由“力比多”驱使的幻象(illusion)，特定的利益与幻象对于特定场域中的行动者的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由此造成了各种不同的场域的行动逻辑不同。他未言明的预设是，自利的个人因受不同的“力比多”驱使，为了竞逐不同的利益和“幻象”，可能进入不同的场域，开展不同的游戏，扮演多重的社会角色。

那么沉醉于学术场域中学术游戏的知识分子愿不愿意、会不会进入政治场域，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呢?布迪厄的回答是，政治场域中符号性的报酬和政治利益，同样会吸引知识分子投身其中。“赋予知识分子而不是其他团体这种普遍主义抱负的历史因素，是知识分子通过拒绝特殊主义，自己给自己加上了这种抱负。他们宣称自己是普遍主义的捍卫者，或者如胡塞尔所说的那样，哲学家是‘人性的承担者’，通过这种集体宣誓，他们把自己投身到那种普遍主义取向的知识分子的典范之中”，而“对普遍事业的捍卫(如请愿)从来都会得到报偿，这样一种表象便产生了这样一种状况：就是拿与这些行动相联系的符号利润，也可以动员知识分子支持普遍事业”，恰如汉娜·阿伦特所言，公共领域是专供个人施展个性的，是一个人证明自己的真实和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唯一的场所。为了证实自己，攫取政治利益和符号利益，对于这样重要的竞技场，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当然不愿和不会缺席。

知识分子怎样来参与政治场域的斗争，建设公共领域?如何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呢?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介入公共领域的前提是取得学术场域的自主性，他们首先应该“追求自己的集体利益，然后才作为知识分子而不是作为被统治阶级的代言人介入政治，通过捍卫、保护自己的批判性研究的那种利益，知识分子才能确立解构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的合法性，并因此实际上发展被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基础”，在捍卫学术自主性的基础上同统治阶级的“符号暴力”做斗争。但是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进入公共领域，既不是以大公无私的社会精英的身份下指导棋，也非以哈贝马斯笔下的理性沟通者的方式参与商谈，他提出用一种普遍的政治学来取代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主张在公共领域的政治场域中用竞争的方式行动，在这里，知识分子如同在其他场域一样，他们也是公共领域中的竞争者，没有人能胜过他人，除非他有更好的论点、推理和证明，这样就推进了理性和真理。如此一来，就使政治场域中的知识分子通过对符号利益与政治利益的竞争与角逐，客观上推进了公共领域的建设，为被统治阶级提供了从“符号暴力”下获得解放的可能性，使知识分子从自利走向了公共，实现了专家角色与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统一。

正如以上分析所示，通过对利益、幻觉、“力比多”多元性和场域行动逻辑的多元性的分析，布迪厄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实现了从场域到场域丛的转换。笔者认为这种分析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它既解决了将知识分子作为单一社会角色研究所带来的偏执与不切实际，又解决了角色集研究范式造成的各种角色之间的冲突问题；既化解了文化与结构之间的对立，又消解了单一场域行动逻辑下知识分子刻板孤独的书呆子的形象。在布迪厄看来，知识分子并非天生的英才和救世主，作为“文化生产者”主要栖身于学术场域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不时地进入公共领域的政治场域，履行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通过场域的转换，知识分子从学术场域到公共领域的政治场域的角色转换，布迪厄勾勒出了一个“既是学院内部自主的、自律的、对专业有独特爱好的知识者，又能够介入社会公共生活、承担公共责任的知识分子”的鲜明形象旧，同时这种研究范式也为分析知识分子扮演其他多元社会角色提供了很好的路径。

五、结语

知识分子研究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群体，知识分子是在17世纪才产生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研究亦然。但在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研究中，长期以来，从“单一的社会角色”这一视角一支独大，而这一单一角色是什么，又是众说纷纭，由此造成了种种纷争，“谁在知识分子场域内部占据支配地位，谁就能够把自己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强加为普遍的标准”，使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研究充满了混乱和歧异，知识分子的形象变得单薄而混乱。兹纳涅茨基的角色集理论虽然试图纠正这一偏差，但并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传承。而布迪厄的场域观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研究则克服了“单一社会角色”视角的局限，较好地解决了知识分子研究中结构与文化之间的紧张，特别是其从场域到场域丛的跨越克服了单一角色和多元角色之间的对立，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极具理论价值。在实践中，场域丛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视角尤其提醒我们知识分子不要自甘寂寞于象牙塔中皓首穷经，不时走出学术领域，步入公共领域，依然是我们应该和能够扮演的社会角色之一，知识分子具有着丰富的扮演多元社会角色的潜能，对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理论的批判并非是对知识分子社会批判性的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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