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范文10篇

范式范文篇1

关键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范式依赖；范式转换

三农问题指涉的事实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不同研究者研究的事实之为事实又并非那么类同而简单的事情，加之三农研究涉及的是一个多维复杂多变的系统，在当前三农研究成为所谓的显学状态下，研究者都有各自研究和表达的权利，如何把握三农之真实的互动确实涉及到了三农研究的范式问题，本文将从范式的方法论上提供一些思考。

一、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

范式是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的重要概念，与范式密切相关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也是库恩理解科学本质和科学进步的重要命题。库恩将凡是具备两个特征的成就称之为“范式”：它们的研究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

库恩的范式源自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但是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而且库恩在解释解读科学文本的不可通约性时也认为，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科学活动是“一种人文事业”，它本身就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理解文本。狄尔泰认为社会科学指涉的人类生活具有一种时间的结构，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中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价值和意义两种基本要素。[2]库恩范式基本上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它既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同时它也是富含实践智慧的去形而上又去纯粹经验的一种方法论，它将范式置于优先地位，它符合西方哲学从对实在的关怀到对实在知识的关怀，再从对知识的关怀到对寻求实在知识的正确方法关怀的转向，它将科学研究截持在本体与主体间性关系既非深层又非浅表的时空上，所以，无论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性，还从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点看，库恩范式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还界定了范式的一般含义，与此相对应，三农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其应有的研究范式即是三农研究人员对三农研究所共同接受的信念、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技术方法的一种互动体系。库恩范式对三农研究仍具体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按照库恩范式的标准来衡量，当前中国三农研究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范式危机的。

三农问题难以解说的现状是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总体表现，面对问题的竞争性意见，人们甚至开始反思，三农研究的某种方式是否是科学的，或者说三农研究的科学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超过了三农研究的范围，在库恩范式的范畴下分析，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具体表现在多方面和多重意义上。

学科的范式危机。三农研究不象一个完整的学科，是一个多科学，甚至是一个边缘的研究，三农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几乎随处可得，三农研究也只是因为当前三农问题的升温而热了起来，三农研究本身缺乏一个完整的学理规范，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等都可以问事于三农。对三农中某一具体的现象研究时，也没有单一的范式。有时甚至出现众说纷纭的乱象。

方法的范式危机。实证的方法、规范的方法、各种经验技术性方法都可用在三农研究上，面对活跃变化的三农，在一个宽泛的时间段内反观，诸多方法都有令人质疑的地方。有些所谓计量或调查的方法应用于三农研究，还很难说是方法论的创新，只能说是一种新式工具的应用。对这些具体方法掌握不透时，会出现明显虚假的实证，还很难从范式的视角上去把握三农实证研究的真谛。

理解的范式危机。这是三农范式危机的主要方面，以上两个方面都是三农范式危机的表面形式，理解的范式危机更符合库恩范式的概念。三农研究只是缘引多学科范式成就进行的，对同一问题和现象的解说存在不同的范式竞争，甚至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使得经验资料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似乎成为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也是范式自身悖论的一种表现。

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还表现在，三农研究不像自然科学，也不像其他的一些社会学科那样具有自明的实在性，即便形成了某种共同体，这种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扩展到真实世界中去也存在问题，而难以做到理论范式与事实范式的融合，比如当我们研究三农问题时，我们自以为如此，但我们所研究的三农对象的行为果真如此吗？而且，三农研究还没有象自然科学范式的有效解释和应用那样，让世界在范式下动起来，范式理论的反映与真实世界范式还难以一致激活。三农研究还未能达至自己的研究成果。三农研究没有一个较有影响的共同体，即便有一些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规模也不是很大，很难形成广泛成就性影响。

存在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三农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和范式的内涵决定了三农研究不成熟阶段的范式危机。其次，三农研究的涉及面太广，面对宽泛的对象研究，一时间要想有一个统一的范式显然不可能。研究人员会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不同维度来看待三农问题，有人会从农民收入问题进行分析，有人会把三农看着是农民权益问题；有人会从演进的方式分析三农问题，有人则会从建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有人从国家视角解读三农问题，有人则从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足来进行诠释；即便从国家视角进行分析，有人会特别强调国家功能，有人则注重国家型态的变化和结构的合理转换。第三，现实社会的快速变化，急切地催逼对旧范式拒斥和新范式的出现，而新范式又迟迟不来，这是由社会事件类比和重复性问题引起的困境。第四，还有意识形态的干扰，即是一些规则超越范式形成的干扰，三农研究多是前置性问题遮蔽型研究，在范式本身匮乏的情况下，潜意识规则就会大肆侵入。比如农村治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一些研究者彻头彻尾地用政府计划管制的思维来研究；又如关于农民组织的问题，一些学者只从所谓仁慈的角度去思考弱势的农民需要组织，甚至会出现“组织农民农民怕，农民组织政府怕”的境况。等等问题不一而足。第五，尽管一些三农研究是以某种范式作支撑的，但是这种研究范式并不那么明显。

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需要范式革命某些特征。三农范式危机的状况总的来说，有利也有弊。范式危机可以说是一个非垄断性学术氛围的结果，有利于学术观点的竞争，但是如果所指同一问题的竞争观点久久不能归一，那么每一个竞争性的东西都难以说是成熟的科学，培根也说过，真理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容易获得。另外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也多少是在中国社会具备一定程度的后现代性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与不存在单一范式的社会分化发展相吻合，但是在多元和多样性的情况下，寻求挑战性的新范式的冲动仍然很强烈，追求三农共识性研究仍然让人激动不已。

二、三农研究的范式依赖

科学研究需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即范式理念上进行，同时也使研究囿于共同体内，有利于解谜活动的进一步完备。无论研究是处于常规科学阶段还是需要进行科学革命，都是在依托一定的范式下进行的。研究者常常是在强把大自然塞进由专业教育所提供的概念箱子里方式下训练而成的。库恩认为科学家不能拒斥范式而仍然是科学家，他们可以拒斥旧范式，但又必须同时接受一个新的范式，因此对于科学家和一般的研究人员来说，依赖范式是必须的。

从广义来讲，寻找一种观念依托即是范式依赖，这种观念依赖已经内化为人类基因的本能之中。其实如果没有范式的指引，我们根本不会把一些事实当作问题，另外我们能够发现事实和问题，也是因为有范式的潜在影响的。

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范式革命某些特征，这主要是因为三农研究仍然是依赖了某种小范围的范式。

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意义：使三农研究成为一个富有成就的常规科学，在范式的指引下解释问题，并应用于三农研究的社会活动之中。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来实现三农研究向另一阶段常规科学的过渡。

尽管作为专门的三农研究人员来说，不必过多地思考方法论上的问题，向其追问三农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也似乎超出了其研究范围，但是不管怎样，任何研究人员要想进入三农研究方面，就得进入某种范式状况，要想进行范式革命也得以此为基础。

具体研究三农问题时的范式依赖形式有：一、单一范式的借用。尽管三农研究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范式危机，但是我们还是有可供选择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单一范式的。这是一种对既存范式的类比依赖，或者说是范式在三农研究中的解谜应用，而这种解谜应用是不知足的。二、对不同范式的比较依赖。因为三农研究并非处于完全的前范式状况，它有一些成形的范式可以应用，不同的成形范式可以指向三农研究，而这种不同范式的共同指向又具有显明的前范式特点，必须进行比较应用。三、不同范式的组合依赖。范式的组合依赖适合三农问题多样化分析，这种依赖有利于既关注个体又关注整体的研究。

范式依赖对三农研究也存在一个悖论性影响。一方面因为范式是一种前理解，范式依赖使得事件有意义，它对研究有一种指引的作用，而前理解范式的形成也是因本体诠释时的原初事件的显明而来的，范式的作用表现为事件突现----形成思维系统（前理解）----多事实映证（常规科学）----反常事实的激发的循环过程之中。另一方面范式依赖也会让人有戴着一副有色眼睛的感觉，防碍人们获得较为中性的观察，使得搜索事实的“无污染知觉”不大可能，事实上任何的观察都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去画画，如果真是一张白纸，可能就等同于白痴，他会对一切事实无知。这样就要学会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同时在范式的依赖下，给自己的思想留下一片自由的空间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仍然要让范式优先，这样才具有科学性，这也是范式依赖时应当注意处理的关系。

总之，我们在依赖范式进行三农研究时，一定要面向对象，面向真实的场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经验并不等于范式，范式也不应干扰经验的再生。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社会，我们对所依赖的历史范式应该持过多的怀疑。比如我们在对三农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或区域比较时，我们就应该得出三农问题的异质性与同质性，而不应该迂腐地将三农研究局限在自认为的范式上。

三、三农研究的范式转换

范式危机、范式依赖和范式转换是从范式作用的不同阶段分析范式形态的特征，三者之间其实是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范式依赖是范式转换的前提，如果不先存一种范式，何以进行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有范式依赖的基础，也容易实现范式的团体性转换。

依赖范式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范式指引下会使研究更加精致，但是从认识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范式都会沦为被抛弃的地步。范式转换因人因事因时而变，在需要转换时而不知转换，就会要么不知着落，要么陷入读书陷阱和知识的负担之中不能自拔。库恩范式不仅强调不可通约性的范式，而且库恩后期还强调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库恩的范式并非完全是唯心的相对主义观，库恩范式的格式塔式的转换是人与物互通的结果。

因为三农研究存在明显的范式危机，又因为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非常规科学的特征，所以范式的转换和新范式的确立是三农研究应当突出关注的问题。

当今三农研究存在前范式类的纷争，我们所说的需要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并非指既存范式的整合，整合难以解释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更难以体现科学革命的彻底性，即便与老范式存在概念语言等形式上的类同，新的范式在观念视角方面则发生了不可通约性的变化，这是范式转换的本质特点。竞争性范式的消解，也即是事实与理论的深入同化，范式转换是不拘泥于否定的抛置性否定，范式的包容性体现在转换之中，而决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有任何包容的意图。库恩范式革命的意义在于鼓励超越范式本身，但它最终将范式超越的无限层次包裹在一起，实现范式思维下的超越超越再超越。

由于处处都有反常，因此存在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所以需要范式转换而在某些方面达致统一，即便三农研究处于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也会有反常的出现，而需要实现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

范式既是一种共有信念，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因此，范式的转换既是观念的转换，同时也是方法的转换。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也是指两者合二为一的同步转换。方法是依赖于范式中的元理解而设计的，通过方法获取观察事实是一个事情显现的闭合过程，在此过程中，反常会触发新的元理解和对应的新方法，使得范式进入另一有效的轮回之中。

本文并不指定三农研究范式转换的具体方向，因为一旦这种方向已经明了，何来范式危机的持存和始终保持危机意识的觉醒呢？本文只是特别提示三农研究需要新范式的出现，需要特别的个人在非连续非累积的情况下“悟出”一个新的系统来，并且需要符合理论与事实的一般范式的映照规律，形成能够解说和应用的三农研究范式，并将此范式与共同体一起做大做强。

参考文献：

范式范文篇2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库恩范式概念的内涵，分析了当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和类型、进行范式依赖的必要性和方式以及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关键词：三农研究；范式危机；范式依赖；范式转换三农问题指涉的事实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不同研究者研究的事实之为事实又并非那么类同而简单的事情，加之三农研究涉及的是一个多维复杂多变的系统，在当前三农研究成为所谓的显学状态下，研究者都有各自研究和表达的权利，如何把握三农之真实的互动确实涉及到了三农研究的范式问题，本文将从范式的方法论上提供一些思考。一、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范式是托马斯．库恩科学哲学的重要概念，与范式密切相关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也是库恩理解科学本质和科学进步的重要命题。库恩将凡是具备两个特征的成就称之为“范式”：它们的研究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库恩的范式源自对自然科学史的研究，但是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而且库恩在解释解读科学文本的不可通约性时也认为，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科学活动是“一种人文事业”，它本身就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理解文本。狄尔泰认为社会科学指涉的人类生活具有一种时间的结构，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中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价值和意义两种基本要素。[2]库恩范式基本上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它既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同时它也是富含实践智慧的去形而上又去纯粹经验的一种方法论，它将范式置于优先地位，它符合西方哲学从对实在的关怀到对实在知识的关怀，再从对知识的关怀到对寻求实在知识的正确方法关怀的转向，它将科学研究截持在本体与主体间性关系既非深层又非浅表的时空上，所以，无论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性，还从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点看，库恩范式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还界定了范式的一般含义，与此相对应，三农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其应有的研究范式即是三农研究人员对三农研究所共同接受的信念、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技术方法的一种互动体系。库恩范式对三农研究仍具体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按照库恩范式的标准来衡量，当前中国三农研究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范式危机的。三农问题难以解说的现状是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总体表现，面对问题的竞争性意见，人们甚至开始反思，三农研究的某种方式是否是科学的，或者说三农研究的科学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超过了三农研究的范围，在库恩范式的范畴下分析，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具体表现在多方面和多重意义上。学科的范式危机。三农研究不象一个完整的学科，是一个多科学，甚至是一个边缘的研究，三农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几乎随处可得，三农研究也只是因为当前三农问题的升温而热了起来，三农研究本身缺乏一个完整的学理规范，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等都可以问事于三农。对三农中某一具体的现象研究时，也没有单一的范式。有时甚至出现众说纷纭的乱象。方法的范式危机。实证的方法、规范的方法、各种经验技术性方法都可用在三农研究上，面对活跃变化的三农，在一个宽泛的时间段内反观，诸多方法都有令人质疑的地方。有些所谓计量或调查的方法应用于三农研究，还很难说是方法论的创新，只能说是一种新式工具的应用。对这些具体方法掌握不透时，会出现明显虚假的实证，还很难从范式的视角上去把握三农实证研究的真谛。理解的范式危机。这是三农范式危机的主要方面，以上两个方面都是三农范式危机的表面形式，理解的范式危机更符合库恩范式的概念。三农研究只是缘引多学科范式成就进行的，对同一问题和现象的解说存在不同的范式竞争，甚至出现各说各话的现象，使得经验资料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似乎成为一个永恒的问题，这也是范式自身悖论的一种表现。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还表现在，三农研究不像自然科学，也不像其他的一些社会学科那样具有自明的实在性，即便形成了某种共同体，这种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扩展到真实世界中去也存在问题，而难以做到理论范式与事实范式的融合，比如当我们研究三农问题时，我们自以为如此，但我们所研究的三农对象的行为果真如此吗？而且，三农研究还没有象自然科学范式的有效解释和应用那样，让世界在范式下动起来，范式理论的反映与真实世界范式还难以一致激活。三农研究还未能达至自己的研究成果。三农研究没有一个较有影响的共同体，即便有一些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规模也不是很大，很难形成广泛成就性影响。存在三农研究范式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三农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和范式的内涵决定了三农研究不成熟阶段的范式危机。其次，三农研究的涉及面太广，面对宽泛的对象研究，一时间要想有一个统一的范式显然不可能。研究人员会从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不同维度来看待三农问题，有人会从农民收入问题进行分析，有人会把三农看着是农民权益问题；有人会从演进的方式分析三农问题，有人则会从建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有人从国家视角解读三农问题，有人则从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足来进行诠释；即便从国家视角进行分析，有人会特别强调国家功能，有人则注重国家型态的变化和结构的合理转换。第三，现实社会的快速变化，急切地催逼对旧范式拒斥和新范式的出现，而新范式又迟迟不来，这是由社会事件类比和重复性问题引起的困境。第四，还有意识形态的干扰，即是一些规则超越范式形成的干扰，三农研究多是前置性问题遮蔽型研究，在范式本身匮乏的情况下，潜意识规则就会大肆侵入。比如农村治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但一些研究者彻头彻尾地用政府计划管制的思维来研究；又如关于农民组织的问题，一些学者只从所谓仁慈的角度去思考弱势的农民需要组织，甚至会出现“组织农民农民怕，农民组织政府怕”的境况。等等问题不一而足。第五，尽管一些三农研究是以某种范式作支撑的，但是这种研究范式并不那么明显。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需要范式革命某些特征。三农范式危机的状况总的来说，有利也有弊。范式危机可以说是一个非垄断性学术氛围的结果，有利于学术观点的竞争，但是如果所指同一问题的竞争观点久久不能归一，那么每一个竞争性的东西都难以说是成熟的科学，培根也说过，真理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容易获得。另外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也多少是在中国社会具备一定程度的后现代性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与不存在单一范式的社会分化发展相吻合，但是在多元和多样性的情况下，寻求挑战性的新范式的冲动仍然很强烈，追求三农共识性研究仍然让人激动不已。二、三农研究的范式依赖科学研究需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即范式理念上进行，同时也使研究囿于共同体内，有利于解谜活动的进一步完备。无论研究是处于常规科学阶段还是需要进行科学革命，都是在依托一定的范式下进行的。研究者常常是在强把大自然塞进由专业教育所提供的概念箱子里方式下训练而成的。库恩认为科学家不能拒斥范式而仍然是科学家，他们可以拒斥旧范式，但又必须同时接受一个新的范式，因此对于科学家和一般的研究人员来说，依赖范式是必须的。从广义来讲，寻找一种观念依托即是范式依赖，这种观念依赖已经内化为人类基因的本能之中。其实如果没有范式的指引，我们根本不会把一些事实当作问题，另外我们能够发现事实和问题，也是因为有范式的潜在影响的。当前三农研究并非是完全处于前范式阶段，而是同时具有前范式和范式革命某些特征，这主要是因为三农研究仍然是依赖了某种小范围的范式。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意义：使三农研究成为一个富有成就的常规科学，在范式的指引下解释问题，并应用于三农研究的社会活动之中。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来实现三农研究向另一阶段常规科学的过渡。尽管作为专门的三农研究人员来说，不必过多地思考方法论上的问题，向其追问三农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也似乎超出了其研究范围，但是不管怎样，任何研究人员要想进入三农研究方面，就得进入某种范式状况，要想进行范式革命也得以此为基础。具体研究三农问题时的范式依赖形式有：一、单一范式的借用。尽管三农研究还存在某种程度的范式危机，但是我们还是有可供选择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单一范式的。这是一种对既存范式的类比依赖，或者说是范式在三农研究中的解谜应用，而这种解谜应用是不知足的。二、对不同范式的比较依赖。因为三农研究并非处于完全的前范式状况，它有一些成形的范式可以应用，不同的成形范式可以指向三农研究，而这种不同范式的共同指向又具有显明的前范式特点，必须进行比较应用。三、不同范式的组合依赖。范式的组合依赖适合三农问题多样化分析，这种依赖有利于既关注个体又关注整体的研究。范式依赖对三农研究也存在一个悖论性影响。一方面因为范式是一种前理解，范式依赖使得事件有意义，它对研究有一种指引的作用，而前理解范式的形成也是因本体诠释时的原初事件的显明而来的，范式的作用表现为事件突现----形成思维系统（前理解）----多事实映证（常规科学）----反常事实的激发的循环过程之中。另一方面范式依赖也会让人有戴着一副有色眼睛的感觉，防碍人们获得较为中性的观察，使得搜索事实的“无污染知觉”不大可能，事实上任何的观察都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去画画，如果真是一张白纸，可能就等同于白痴，他会对一切事实无知。这样就要学会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同时在范式的依赖下，给自己的思想留下一片自由的空间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仍然要让范式优先，这样才具有科学性，这也是范式依赖时应当注意处理的关系。总之，我们在依赖范式进行三农研究时，一定要面向对象，面向真实的场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经验并不等于范式，范式也不应干扰经验的再生。特别是在快速变化的社会，我们对所依赖的历史范式应该持过多的怀疑。比如我们在对三农问题进行个案研究或区域比较时，我们就应该得出三农问题的异质性与同质性，而不应该迂腐地将三农研究局限在自认为的范式上。三、三农研究的范式转换范式危机、范式依赖和范式转换是从范式作用的不同阶段分析范式形态的特征，三者之间其实是相互联系和互为因果的，范式依赖是范式转换的前提，如果不先存一种范式，何以进行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有范式依赖的基础，也容易实现范式的团体性转换。依赖范式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范式指引下会使研究更加精致，但是从认识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范式都会沦为被抛弃的地步。范式转换因人因事因时而变，在需要转换时而不知转换，就会要么不知着落，要么陷入读书陷阱和知识的负担之中不能自拔。库恩范式不仅强调不可通约性的范式，而且库恩后期还强调语言的不可通约性。库恩的范式并非完全是唯心的相对主义观，库恩范式的格式塔式的转换是人与物互通的结果。因为三农研究存在明显的范式危机，又因为三农研究范式依赖的非常规科学的特征，所以范式的转换和新范式的确立是三农研究应当突出关注的问题。当今三农研究存在前范式类的纷争，我们所说的需要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并非指既存范式的整合，整合难以解释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更难以体现科学革命的彻底性，即便与老范式存在概念语言等形式上的类同，新的范式在观念视角方面则发生了不可通约性的变化，这是范式转换的本质特点。竞争性范式的消解，也即是事实与理论的深入同化，范式转换是不拘泥于否定的抛置性否定，范式的包容性体现在转换之中，而决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有任何包容的意图。库恩范式革命的意义在于鼓励超越范式本身，但它最终将范式超越的无限层次包裹在一起，实现范式思维下的超越超越再超越。由于处处都有反常，因此存在三农研究的范式危机，所以需要范式转换而在某些方面达致统一，即便三农研究处于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也会有反常的出现，而需要实现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范式既是一种共有信念，也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因此，范式的转换既是观念的转换，同时也是方法的转换。三农研究范式的转换也是指两者合二为一的同步转换。方法是依赖于范式中的元理解而设计的，通过方法获取观察事实是一个事情显现的闭合过程，在此过程中，反常会触发新的元理解和对应的新方法，使得范式进入另一有效的轮回之中。本文并不指定三农研究范式转换的具体方向，因为一旦这种方向已经明了，何来范式危机的持存和始终保持危机意识的觉醒呢？本文只是特别提示三农研究需要新范式的出现，需要特别的个人在非连续非累积的情况下“悟出”一个新的系统来，并且需要符合理论与事实的一般范式的映照规律，形成能够解说和应用的三农研究范式，并将此范式与共同体一起做大做强。参考文献：[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2]（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9月。

范式范文篇3

关键词：传统管理范式；柔性管理范式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以及市场经济竞争环境日益严峻，现今世界对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大多数企业还使用着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在日常企业管理中遇到了诸多问题。因此，柔性财务管理范式就应运而生走进了大家的视野。相较于刻板遵守固定的规章制度来进行财务管理的财务管理范式，柔性财务管理则更加注重通过人性化的诱导来进行财务管理，提升管理质量。

一、传统财务管理范式与柔性管理范式的特点

传统财务管理范式是一种较为侧重强制性的管理模式。它要求企业的财务运作要严格按照企业的各种财务管理制度来执行，从而对企业的财务进行全面控制，进而实现财务管理目标，是一种刚性管理模式。而柔性财务管理范式则是比较重视以人为本，通过对企业员工心理的引导，加强员工的财务管理意识，从而对企业的财务进行诱导式管理。这种柔性管理模式没有传统财务管理模式的刻板，以人性化管理为主，更加容易被企业员工所接受并融入进日常的工作中去。

(一)传统财务管理范式的具体特点

传统财务管理范式是强调对企业实施规范化、流程化的财务管理，使企业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其将专业化的管理思想融入进管理制度，制定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将企业各部门划分开来进行独立的分层管理，最终通过企业财务部实现统一管理，是一种以财务管理为中心，进行集权管理以及相对分权管理的刚性管理模式。

(二)柔性财务管理范式的具体特点

柔性财务管理更注重诱导企业员工自发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财务管理的目的。它强调将企业的发展策略与同行业市场领先战略相结合总结出一套管理范式，让企业的各个工作环节能够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建立网络化的企业管理结构，将财务管理的界限打破，充分发挥各部门的协调管理能力，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柔性财务管理没有固定的管理程序，而是顺应市场的需求以及企业的发展进行灵活的调整，以最佳的状态实现对企业财务的优质管理。

二、传统财务管理范式与柔化财务管理范式的对比

传统的管理范式主要依靠企业制定的各项财务计划来进行企业经营活动，安排整个财务管理工作。财务管理的方法流程比较固定，思想模式刻板，不能随着周遭的环境变化和突发状况进行改变，很难达到最好的财务管理效果。而柔化管理则以人为主，将强制性管理转化为人性化的诱导，结合传统模式形成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它能够在企业的管理运营中随时调整管理方向，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传统财务管理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化管理制度体系，在实施过程难免遇到问题，又不能及时作出调整，而柔化管理则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三、柔化财务管理的具体实施内容

(一)建立健全的财务管理体系

柔化的财务管理也同传统财务管理一样需要健全的管理体系来实现企业最终的财务管理目标，达到企业利益最大化。建立健全的管理体系，在财务管理的实施过程中基于此进行人性化的灵活管理，适应环境的变化，达到较好的管理效果。

(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微小的差距就能够带来不一样的结果。企业在内要重视员工的素质培养，帮助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杜绝不良风气的出现及蔓延，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企业员工的整体综合素质，在外要做好公关工作，与原材料供应商及其他合作企业打好关系，强化财务管理的各个环节，便于柔化财务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提升企业形象，增强企业在外的核心竞争力。

四、结束语

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关键，其管理的高效性是每个企业发展潜力的具体体现。目前，传统财务管理范式已经不能满足企业高速的发展需求，企业需要对财务管理模式进行变革与创新。柔化财务管理范式是基于传统财务管理范式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人性化设置，摒弃传统管理的强制性，引入灵活多变的柔化管理思想，改善企业财务管理体系的一种管理模式。它有效地提升了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加强了企业的综合实力，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彭志梅 单位:广东赛杰自动化与信息技术转移中心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孙红娟.浅析传统财务管理范式与柔性财务管理范式[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5(15)：285-285.

[2]曹新.试比较传统财务管理范式与柔性财务管理范式[J].商场现代化，2015(17)：230-230.

范式范文篇4

“意象”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表意范式，是中国先民生存实践的结晶。古人通过观察万象、体悟“大象”，“法象天地”，最终创造出“易象”———以阴阳符号及其计算推演，建构世界、表述世界的象数符号系统。易象的传受是“意会”的。意会过程中的主观情感和主观体验与客观物象交互作用，形成了特定的艺术表意范式，中国古代文论用“意象”来指代这种在艺术审美过程中，主体不断凝结印象材料以构造对象、认知世界和构成世界的精神活动中的产物。“意象”（Image）一词在西方艺术理论中晚出，西方艺术一向以摹本、再现为表意范式。以狄尔泰的生命美学为发端，西方美学从模仿美学转向体验美学，美学研究的注意力从审美对象转移到审美主体，移情说、直觉说、距离说、内模仿说等等推波助澜，使意象走向了显学。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揭示了意象产生的心理机制；苏珊•朗格的《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提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是“与情感和生命的形式相一致”的“有意味的形式”；20世纪初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正式提出“意象是主客观‘熔化’、‘转化’契合的过程，给外部的事物以意象的形式”。虽然“意象”诞生于西方的逻各斯与科学心理学文化土壤中，但是，意象作为艺术表意范式的功能机制，却获得了东西方美学的共识。“意象”是立足与主客、心物交感来完成审美及信息传受的。任何艺术品都是由“意”和“象”两者交融而成，艺术品通过符合美的形式规律的“象”，表达人对存在的感受与反思相关的“意”。由于人类生存感受的共通性，“意象”便具备了揭示意识及一切现象并构成世界的秩序的“符号”能力。作为符号的意象，必须能为某一“类”事物或某一类力的作用方式赋予具体的形式。艺术中的意象本身就是陈述，它包含并展示出它想要陈述的意义，因此它的可见形式与它要表达的内涵息息相关。艺术“意象”是艺术存在的根据，人们因为它们而确信艺术品、艺术意味、艺术价值的存在，并运用意象建立所谓第三秩序。意象离不开客观物象，但它又是“意”中之象，传统艺术中意象的接受与感知，是建立在人的体验、情感、想象之上的，是审美主体精神操作的结果，是审美主体的内在心象。因为它在意与象上体现了双重的“真”，因而“最大程度地拥有了对象的全部内容，保全了对象的气足神完”。

二、仿像：西方艺术表意范式理论的新变

“仿像”概念来自希腊文，其原意一方面表示图像，另一方面又表示模拟。早在公元前460年左右，原子论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就已经使用eidolon表示物质世界的形式复本以及由我们的感官所接受的某种知觉形式，柏拉图将这一观念用于他对世界的阐述，认为理念是世界的原本，现实世界是理念的摹本，而艺术是摹本的摹本。艺术摹本的意义在于，它是人们对天国的回忆，是天国在灵魂中的痕迹的外化，它召唤人们回归理念世界的秩序。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人对自然的模仿，认为艺术仿本的意义是以与自然同构的秩序彰显自然的本质。千载而下，西方文论在模仿说的基础上，一直标榜艺术的模仿、再现特征。某种意义上说，“仿像”在西方文论中，一直在与真、自然的二元关系中被作为“假象”，其本身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波德里亚第一个对其进行了本体研究，以Simula-tion（仿像）替换了eikon，创立了“仿像”理论。他认为，与摹本的区别是，仿像无“客观本源”。波德里亚特别强调仿像的虚幻性，“人类建构的各种巨大仿像从自然法则的世界，走到力量和强力的世界，今天又走向心象与物象二项对立的世界。存在和表象的形而上学之后，然后是能量和确定性的形而上学之后，然后是非决定论和符码的形而上学。自动控制模式生成、差异调制、反馈、问答等等：这就是新的操作形态”，波德里亚用“符码”翻译了仿像的整个历史秩序。在波德里亚的语境里，符码意味着所生产的客体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摹本，在那里，摹本就是源头的、自然的、客体的摹本。可见“仿像”与“摹本”的不同就在于，“仿像”不是对现实世界秩序的描摹，其本身就是一种秩序、一个世界。

三、计算艺术“仿像”的新格局

如果说波德里亚是以电视媒介文化为本体提出的批判的仿像论，他对仿像的揭示出于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忧虑，那么计算艺术则是运用了数字媒介，为艺术开创了一种新的“仿像”表意范式。计算艺术讲求的是数据处理和创造性编码。在探寻和检测“美”的过程中，运用能够刺激人类审美神经的编码排列，在大脑潜意识中形成一种直观的数学模型，我们在这模型里衡量间隔、比较比例、翻译算法，并且进行一系列的情感计算。人们常常被数字艺术的视听效果所震撼，实质上，那些令人们沉浸的意境，其本源魅力来自于“Photoshop”图像效果处理、“Shrek”3D动画此类软件深层结构的算法的美。以分形艺术为例，分形的本质就是标度变化下的不变性，分形艺术系统中的每一元素都反映和含有整个系统的性质和资讯。我们生活的世界看似纷繁复杂、毫无规则、支离破碎，分形几何提供了一种描述这种不规则复杂现象中的秩序和结构的方法，它研究无限复杂但具有一定意义下的自相似图形和结构的几何学，揭示了世界的自然原貌。如今计算机和数字技术逐渐形成了人们创作、体验和接受艺术的媒介，计算艺术与物理学、心理学、生理学相关联，追求更好地实现客观物理和主观心理之间的复杂交互。可以说，计算艺术就是物理上的深度仿真对心理上的潜层意识的映射。计算艺术提升了传统艺术意象范式的“意”与“象”转换能力、直观化了转换效果，并在此之上产生了意义的“函数”级的扩展，由于这种数字仿像的虚拟现实特征改变了意与象的格局，促成了“意象”向“仿像”的变革。审美意象的表意范式源于“象”的普遍性和“意”的独特性，就“象”能“类万物之情”而言，审美意象的产生不是仅仅借助于逼真的模仿物象就能做到，而必须把握表现在事物变化中的阴阳的结构、关系、功能和运动。意象范式中最高的美学境界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追求的是“唯变所适”的和谐之美。传统艺术的意象化表达在于具象与抽象的流转之间，是将主体的情感、认识投射到客观物象之中，并以一定的表现手段对客观物象进行主观化概括，形成一种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主观化物象空间。其“不似”指具象的形，其“似”指内在的神，形不似而神似，构成以形写神、神形兼备的意象。计算艺术的仿像化表达在于算法中规则元素的不规则运动之间。计算艺术令人可以察觉到模式化元素的运动之美，创造出一些不寻常的效果，在这种模式下，映射出人类意识流动、生命结构的艺术“仿像”能够给人带来深度的审美共鸣。如果说传统艺术中通过“意象”间接完成的“移情”，在数字艺术中变为由“仿像”直接生成的“植情”———人们不仅是将此“情”移置到对象中，而且是将此“身”移植到对象，或者就寄生于对象本身。计算艺术创造的“仿像”使意象不再停留在内心视象的精神操作，而是使主体的精神在与现实世界实现了同构关联的同时，与世界互动创化、生生不息，这是以意象为表意范式的传统艺术力所不及的。主体必须调整艺术认知思维和行为，以适应这种离散式、跨时空、可参与、互动式、直观化的，体现人类感觉的延伸和人为感觉的、艺术表意范式的新格局。

四、仿像：基于象数思维的“意象”范式的数字化表达

首先，以象数关系建构世界是人类上古时代独特的诗性思维方式。以数为本源，以数的运算为法则，以数与物象的关系秩序世界，这是东西方先哲试图表述世界的方法之一。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通过数字和图形、数字和音乐等关系的研究发现“，一切其它事物都表明,其整个的本性都是对数的模仿”，数是宇宙的本源，毕达哥拉斯认为音乐或谐音是时间之数,几何是空间之数,天文是时空之数⑩。一定的数与某些物象，由于一定的比率的关联，而产生了“可以听到，可以看到，可以触摸的宇宙，总之，具体可感的宇宙是最高的美”。宇宙内的各个天体因此处在数的和谐秩序中，这就是宇宙谐音。亚里士多德的象数关联在他逻各斯哲学思辨中的灵光一现，是他对宇宙的诗意凝望。中国先民则依象与数的关系，建立了独特的“象数”思维方式，创造了一套完备周密的象数逻辑。它融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及直觉思维方式于一体，以卦象、爻象为思维出发点和先验模式，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形成了完整的、系统的“象数”艺术思维架构輯訛輥。如果说传统艺术媒介下，象数思维的诗性表达创造了艺术的“意象”表意范式，那么计算艺术创造的“仿像”，则是象数思维“意象”的数字化表达。计算艺术理念与象数美学思维是相通的，都是由“数“的“易”衍生出“意”的“象”，“意”就是在内心中演数（度量和计算）；“象”，则是由数理关系转化而来的直观显现（形象、表象）。象数思维的实践步骤包括取象法和运数法。象数思维把物象符号化、数量化，用以推测事物关系及变化，而计算艺术的创造中，我们可以将对自然物象的捕捉理解为“取象”，把将其编程的工作理解为“运数”，就可以清晰见出其数据编码与直观呈现的对应关系。无论是象数思维还是计算艺术，其表意过程均是通过数与象的关系创造外在直观显现，计算艺术之美在于，它在虚拟与现实的中介层面，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因适度而和谐的惬意，数与象之间、算法与形式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各种形成的交换是美的基础。计算艺术将“数”转化成了“象”的存在。由此说来，“仿像”是“意象”思维的数字化表达。

第二，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宇宙可以由几组简洁的方程式所建构，以简洁与精确的方程描述世界，表征了计算艺术的诗性美。象数思维的“阴”、“阳”对立观与计算思维的“0”和“1”二进制算法同样是以简单化为诉求的计算诗性的体现。计算艺术“仿像”，可以说是意象的运演方式的数字化表达。“象数”和“算法”理解世界的出发点都是极简化的“是”与“否”抽象辩证观。《周易》认为阴阳是构成世界的基础，先人不断地使用“阴”、“阳”这两个数字单元，进行组合与再组合，由阴阳而八卦，推衍出六十四卦，并由卦爻之象来描述世界万物的变化规律。而“由于所有事物奇妙的互相联系，使得明确地用公式阐述各个事物的特征数字极为困难，”为此，莱布尼茨创造了一种精美的技巧，“通过它，确凿的诸关系可以用数字加以表达和固定，然后又能在数字计算中进一步加以确定。”輰訛輥这个技巧就是“0”和“1”逻辑原理。象数思维中的阴阳能量就像电脑中的二进制一样，真实地构筑了我们纷繁复杂的万有世界。“阴”与“阳”、“0”和“1”，就是通过数字来表征物象，通过计算来描述事物的关系，并通过给定的条件和参数模拟推衍未知事件变化的规律。这两种来自于中西方、不同时代的理论体系表明，“在追求简单美的心理驱动下，科学探索者们会从心底涌起一种渴望与冲动，这种无形的力量迫使他们这样而不是那样去衡量已有的知识和创造新的知识，从而使简单性原则具体化为思维动力”輱訛輥。世界任何复杂事物归结起来，都可以用阴或阳、“0”和“1”的进行运算组合来表述，任何事物都是数学的、可量化的、可转换的。通过这种简化原则科学计算所求得的美，便是世界与人类之间、束缚与自由之间的合适的“度”、“黄金分割点”，由此使人获得悦情、悦志、悦神的和谐之美。

第三，象数语言系统与计算语言系统都具有纵向的层级性。计算艺术“仿像”的创造与传统艺术的“意象”都是依靠其语言的层级系统来传递和接受的。《周易》推理系统包含三种语言。1、对象语言：卦象爻象，《周易》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符号推理系，它的核心部分是六十四个六爻卦；2、语法语言：例如,六、九、初、上、阳爻、阴爻、内卦、外卦、经卦、复卦、本卦、之卦、位、中、应、乘、承、据、比等等；3、自然语言：卦名、卦辞、爻辞。它们构成了一个明晰的、层级式的“象、数、辞”系统。《周易》中数、象、辞复合符号系统的操作程序是：因数定象、观象系辞、玩其象辞而定吉凶輲訛輥。计算机语言也包括三个层级：1、机器语言，是指一台计算机全部的指令集合，使用二进制数；2、汇编语言，为使计算机语言更便于使用，人们用一些简洁的英文字母、符号串来替代一个特定的指令的二进制串；3、高级语言，它接近于数学语言或人的自然语言，同时又不依赖于计算机硬件，编出的程序具备通用性，就形成了高级语言，如C++、JAVA、VB等。不难发现，象数思维和计算思维存在着相似的纵向表意系统：从对象语言的最基层编码的极简化到语法语言指令的明确化，再到自然语言使用的人性化，这是一个规划合理的由抽象向具象、由数理向艺术转化的表意过程。第三，基于象数思维的“意象”与算法思维的“仿像”都具有动态生成性。《易•系辞》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大易思想将宇宙万有理解为一个由无到有、由有到无的不断往复的循环，我们均生存在这个过程之中，宇宙总是处在推陈出新的旺盛的生命期。任何事物本身都存在矛盾，且矛盾转化的条件系统处在不断的运动发展之中，这种描述和表现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运动之美的方法，可以视为艺术的“有机的尺度”輳訛輥。因此，艺术“意象”正是人类与变动不居的大千万有互动兴会的产物。而计算艺术“仿像”更是处于一种流变、未完成的状态，其美学效果和艺术成品均取决于操作环境和操作主体，不变的只是算法的规则，这与象数思维中的“易”是同样的动态模式。“意象”是参照不同条件系统下人的情感、愿望和意向所作的价值判断，审美主体只能“观变”与“适变”，而“仿像”的动态生成性更有主体控制的特点，“仿像”变化的结果更多掌握在主体的手中。

范式范文篇5

制的陌生的东西，但现在却变成了物质的剥削，而导致剥削的原因在于优先占有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当然，这种阐释也有利于把日常实践概念从基础主义意识哲学的论证义务和方法论困境当中解脱出来。而伯格与卢克曼继承了基础主义意识哲学的论证义务和方法论困境，为此，他们把青年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晚期胡塞尔的实践概念等同起来。

然而，一旦脱离了反思哲学基础，生产范式要想承担同样的社会使命，至少会遇到三个新的问题。（1）生产范式严重束缚了实践概念，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劳动或产品制造这样具有范式意义的活动类型，与具有言说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其他一切文化形式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实际上，赫勒同样也把制度和语言表达形式看作是人的客观化。它们和严格意义上的劳动产品是一样的。（2）生产范式在一种自然主义意义上决定了实践概念，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过程中，是否还能形成一种规范内涵？赫勒断然指出，艺术家与科学家的生产活动始终都是一种有效的模式，可以创造性地打破机械的异化生活。（3）生产范式赋予实践概念以一种明确的经验意义，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劳动社会将走向终结，那么，生产范式会不会因此而失去其说服力呢？奥佛（ClausOffe）就此问题在德国社会学大会上致了开幕辞。我在这里只想探讨一下马尔库斯（G.Markus）曾经讨论过的前两个难题。

关于（1）：马尔库斯打算阐明的是，不仅工业产品——劳动过程的工具和产品，而且所有社会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甚至包括生活世界本身，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被看作是人类劳动的对象化或客观化。他分三步进行了论证。首先，马尔库斯指出，生活世界的对象因素把它们的意义不仅归因于生产的技术规则，而且归因于惯用的习俗。商品的使用价值不仅代表着消耗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和在其中运用的技能，还代表着它的使用关系和它能满足的需求。和海德格尔分析使用对象的物的特性一样，马尔库斯强调社会特性，认为这种特性是用于生产的对象所特有的，象是一种“天性”：“只有当产品与占有过程，即与个体的活动发生关系时，它才是一种对象化。在个体的这些活动中，主要的使用习惯得到了保存和内化，其中所体现的社会需求和能力再一次转化为活生生的愿望和技能”。

换句话说，不仅生产消耗的劳动力，而且消费占有的社会可能性，都在客体中获得了对象化。

第二，实践无论是把生产技术规则还是把实用性的功利规则当作取向，都是以规范为中介来分配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财富。这些行为规范确立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并为不同社会角色的履行提供动力保障。而这些社会角色反过来又决定了行为、技能和需求的满足。这样，社会实践就表现出了两面性：一方面，社会实践是生产过程和占有过程，它依据的是技术—功利规则，并标示出社会与自然的不同交换水平，即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社会实践又是一个互动过程，它由社会规范调节，并把通向权力和财富（即生产关系）的不同压力表现了出来。后一过程把实质性的内容，即一定的技能和需要，注入决定分配地位的特殊结构当中。

最后，马尔库斯认为，生产范式的关键优点在于允许人们思考“这个二元过程的统一性”，即把社会实践同时理解为“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从生产角度来看，可以“把人与人之以及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看作是同一个的过程”。这一论断是惊人的，因为马尔库斯本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明确区分生产和产品利用的技术—功利规则与社会互动的规则，所谓社会互动的规则，就是指建立在主体间相互承认基础上的社会行为规范。相应地，他还明确区分了“技术领域”和“社会领域”。他也不容人们怀疑，产品制造和自然运用意义上的实践仅仅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过程具有结构性功能。相反，以规范为主导的互动意义上的实践，就不能依据劳动力的生产消耗和使用价值的消费模式进行分析。生产只是规范调节的一个对象或一种内涵。

不过，按照马尔库斯的看法，在至今为止的历史当中，技术领域与社会领域只有通过分析才能区分开来。在经验意义上，只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为决定，那么，这两个领域就会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于是，马尔库斯绕了一个弯子，认为生产范式只适合于解释劳动，而不适合于解释互动，目的是要确定通过在制度上区分技术领域与社会领域而形成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就在于：

“它把物质生产活动还原为它的本质特征：与自然的积极而合理的交换，也就是超越一切常规和社会统治的纯粹‘技术’活动”。

关于（2）：这样我们就触及到了生产主义实践概念的规范内涵问题。如果我们把人与自然的交换过程理解为一个循环过程，其中，生产与消费相互刺激，相互促进，那么，对评价社会进化的评价就有两个标准：技术知识的增长和需求的分化与普遍化。这两个标准从功能主义角度来看可以概括为互补性的提高。然而，今天没有人会再去主张，社会共同生活必须要随着社会系统复杂性的增长而改善自己的质量。生产范式所揭示的交换模式，与取代它而出现的系统—环境模式一样缺乏规范内涵。

但是，生产范式又是如何对待反思哲学教化过程概念中所固有的自主性和自我实现呢？这些规范内涵在实践哲学中能够得到恢复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尔库斯在规范意义上区分了两种实践概念：一种由处于外部自然约束下的技术—功利规则控制，在另一种实践中，兴趣、价值取向和目的则成为了主观自然的表现形式。

作为实践目的，马尔库斯从制度上区分了技术领域和社会领域，也就是区分了外在必然性领域和最终一切“必然性”都要自己负责的领域：

“社会批判理论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它把劳动范畴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劳动范畴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获得了实践的真实性。因为只有在这里……人才凭借他自身的目的意识行为成为其自身，而且仅仅由社会客观性来加以决定。社会客观性完全是针对人的，作为自然，它揭示了人的行为的界限”。

范式范文篇6

“生态”的词源可追溯于希腊语的“house”或者“environment”，起初是指家或者人们所处的环境，后来“生态”一词发展成为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理性”是人类通过思考做出的合理行为的能力，因此，生态理性即作为有机体的人类在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下做出的符合理性的行为能力。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并非能够直接实现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尤其在心智方面还存在着短期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本性，这就直接导致了人类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往往走向暂时趋利于人类的道路，在不断的试探中总结经验调整自身的行为模式。由此看来，生态理性反映了人类的受动性和主动性在与环境的反复互动中形成的一种适应性行为能力。国外关于生态理性内涵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德雷泽克认为生态理性指人类与环境构成相互依存和协调的系统结构，并且在人类与环境的互动下使系统向低熵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高序的稳定系统结构，这种观点认为人类应该合理的控制自身行为，以可持续的方式作用于生态系统[1]。第二，以高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理性是基于生态条件的经济活动的效能限度，它反映的是生态文明时代适应环境的意识形态[2]。吉仁泽等人强调了人类的认知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得到不断发展，并且形成人类做出反馈于环境信息结构的合理行为策略[3]。第三，哈耶克和史密斯认为生态理性体现了人类在自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秩序，而这种社会秩序深深的植根于在此之中的个人，由此影响着人类对待生态系统的行为，它强调了社会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形塑作用[4]。国内关于生态理性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唐代兴指出现代人类文明所沾沾自喜的由科学理性构建出的新技术革命文化，其直接催生了全球化的生态危机。因此，要应对形势窘迫的生态危机，必须突破科学理性的瓶颈，构建生态理性[5]。种海峰认为生态理性是对人类现代性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即通过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理性思辨，将人类文明实践引向新的方向，是人类文化理性进步的体现[6]。牛庆燕认为生态理性的思维范式包含三个层面：生态理性是系统有机的思维范式，生态理性是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思维范式，生态理性是事实与价值相契合的思维范式[7]。因此，总结国内外关于生态理性的论述可以看出，生态理性是现代人在认识、完善自身与自然界的过程中形成的,规范、约束和指导自我实践活动的自觉意识,表现为对人类生存终极意义的真切眷注。这是一种追求全球生态系统安全的理性,它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智性分析与悟性体验相统一的综合性思维方式，它遵循最优化价值原则、追求限度性的和谐生活方式。生态理性会引起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广泛关注，并且引导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展开。

二、生态理性、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的逻辑关联

工业革命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但是过度追逐资本会导致工具理性的猖獗，并逐步建构成人类社会的主要理性形态，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最终引起生态问题进而引发生态危机。生态环境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的栖息、繁衍和发展的根基，人的自身发展离不开水、大气、土地等自然资源，但是部分自然资源的增长是极其漫长的过程，当这种增长速度无法满足人类发展需求时，就会反向成为人类发展的客观制约因素。应该看到，古代四大文明古国的诞生都是基于充沛的自然资源，并且因为环境危机而淘汰的人类文明也比比皆是。例如，美索不达米亚区域起始的人口膨胀导致居住环境恶化，产生土地沙漠化、森林破坏、动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进而直接使该区域的人口急剧下降。因此，和谐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当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从而让人们反思现有理性形式的可行性，以生态理性为基础思维范式建构的哲学体系推动了全新的文明形式———生态文明。首先，生态理性指导着生态哲学的思维范式，促使我们对工业文明的哲学基础进行反思。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与自然的共同演进中形成的现代化工业文明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生态理性在人类的反思与批判中应运而生，是对工业文明下人类观念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一是哲学自然观的转向，工业革命催生的人类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主从关系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转变；二是生产范式的转变，即从以现代科学为知识资源的征服性技术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向可再生环境技术转变,最终实现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三是发展理念与目标转向，生态理性下人类不再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单一效益，而是权衡经济、生态、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效益，抛弃财富至上的价值观念。因此，生态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孕育了生态哲学，促使人类通过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与反思，为文明的发展方向予以哲学思考。其次，生态哲学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之基与实践之源。生态哲学通过哲学的思辨指导绿色运动的开展，又不断的发展生态哲学自身，以至于逐渐走向成熟。从生态哲学的内核来看，它颠覆了传统主客对立的二元论，而是以人与自然共处的有机生态观作为理论核心。生态哲学的发展为我们系统地认识自然、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更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导，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德国哲学家萨克塞认为，人类在深入探究生态问题之后，逐渐跳出了追逐客观物质欲望的深渊，推动了现代社会人生意义迈向更高境界[8]。毋庸置疑，生态问题关乎人类命运的延续，面对生态问题，就是人类理性深刻思考人何以存在的问题。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对当代人类文明发展形态及其前途命运进行深刻反思，在工业文明穷途末路之际，人类必然会重新思考工具理性，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哲学的引导下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全新的实践路径。最后，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理性和生态哲学发展的价值归宿与最终目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过程也能更好地推动生态理性的扩展觉醒、生态哲学的不断完善。西方现性的精神启蒙无不散发着人类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不再是人类敬畏的对象，而是在人类通往自由彼岸必须要克服的障碍。与此同时，人类对社会文明程度的衡量标准以人类战胜自然能力的强弱为划分，在现性以从必然实现自由的思想引导下，不断刺激人类增强自身控制自然之力，并最终完全实现支配自然。因此，工业文明的思维范式就是工具理性与资本逻辑结合后的无限谋利理念，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其哲学基础的危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在生态理性思维范式引领下、在生态哲学理论指导下的生态实践行为，是生态理性觉醒和生态哲学发展的价值归宿。同时，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也能更好地完善生态理性与生态哲学的发展。因此，生态理性、生态哲学和生态文明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生态理性是思维范式先导，它的觉醒能够促使人类对传统工业文明哲学基础进行反思，构建新的哲学体系；生态哲学是理论实践基础，它是在生态理性引导下对工业文明哲学基础的反思与批判；生态文明是终极价值归宿，也是生态理性觉醒与生态哲学发展的具体实践，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也能反过来促使生态理性与生态哲学的完善。

三、探寻生态理性的实践路径，推动生态哲学与生态文明的新发展

范式范文篇7

关键词：消费研究范式；范式转向；实用性消费；体验性消费

在当代商品化社会里，消费无处不在。我们为整理文件而购买一盒燕尾夹，为消遣娱乐而花费不菲的价格购买迪士尼门票，为身份和体面而购买名牌衣服和包，为结婚而购买上好的戒指，也为好友相聚而购买可口的茶点。显然，以上这些不同的消费行为，具有不同的意义。购买燕尾夹，是为商品的功能性；迪士尼门票则是为了身心的放松、感官的享受；名牌衣服和包则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让自己显得高人一等或不那么掉价；而戒指，则是一种符号或标志，告诉别人自己已婚了；好友相聚的茶点酒品则是一种满足人的社交和交流需求的媒介，使人融入特定的团体或社区。消费研究领域已有具体概念阐释上述各类消费现象，可分别称之为实用性消费、体验性消费、区分性消费、符号消费和趣味性消费。这些不同的概念，表征着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视角理解人的消费行为，蕴含着从实用观向体验观研究范式转向的思想。本文在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践观察，试图探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回顾消费者研究领域中的实用观和体验观两种对立研究范式，探讨其哲学基础，以深入理解人的消费行为。其次，简述这种转向的历史演变以及这些趋势对当代消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本文对消费范式的梳理和述评，能帮助研究者清晰界定不同的消费理念，从不同视角理解人的消费行为，并为企业如何合理区分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提供支撑。

一、消费的实用观和体验观转向

在当代消费领域中，依据对商品的认识，存在两种对立的研究范式：一是实用观，它关注商品的工具性或实用性功能，如订书机的功能就是把文件订起来；二是体验观，它关注产品所提供的享乐、游玩、审美、刺激、象征等愉悦品质的价值，如跑车、休闲、画展、跳伞等。实用观将消费对象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强调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是主体对客体的外向性行为，以哲学中的实在论为基础，注重消费对象的实质属性。而体验消费观，则将消费目的指向人本身，愉悦人的情感，助其满足对新奇性、刺激性、情感性、回忆性以及象征性的需求。这种观点是自尼采伊始的人的转向的延续，即将关注重心回到人本身，以哲学中的意向论为基础，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人对消费对象的意义赋予和操纵。1.消费的实用观传统的实用观认为消费者对于产品价值的界定在于效用的最大化，强调产品实质属性的表现（Hirschman&Holbrook,1982），主要利用产品特性或产品效用方面的价值（Bettman,1979），认为消费者均理性地将产品作为实现其生活和工作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这种目标既可以是一些实用性目标，如填饱肚子，御寒等，也可以是一些社会性目标，如赢得他人的承认、接受或羡慕、取得社会地位等。这种研究视角以个人或家庭为研究单位，强调个体理性，认为个人或家庭行动者具有自主性，在理性算计的基础上做出消费选择。主要代表有“消费者决策过程模型”（Nicosia,1966）、“家庭决策制定模型”（Sheth,1974）、“信息处理模型”（Bettman,1979）与顾客行为模型（En-geletal.,1995）等。这些模型以系统性的观点，将消费行为视作一种解决问题的理性过程：先确认需求，接着处理信息，再评估方案，最后制定购买决策等。消费者在整个过程中均以理性人出现，将商品的有形品质及其实用性作为价值的主要形式（Hirschman&Holbrook,1982）。显然，实用观的工具理性消费范式留下了许多解释盲区（Sheth,1979），无法解释一些自目的性、满足情绪需要（emo-tionalwants）的消费现象，如各类趣味性的休闲活动、感官愉悦、白日梦、审美消费以及消费过程中想象的、情绪的和鉴赏性（appreciative）体验等；也无法解释以群体为单位的群体性、聚众性消费行动，如狂欢节、节日聚会等。为克服信息处理主导研究范式所预设的消费者工具理性的局限，在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出现了“体验的转向”（ExperientialTurn）（Jantzen,Lindberg&Østergaard,2015）。2.消费的体验观转向Kotler和Levy于其1969年的著作《拓宽营销的概念》中，将体验消费现象纳入营销范畴。此后，体验和享乐性价值不断获得消费研究学者的认可。Kotler（1972）认为，“营销人员的责任在于创造有吸引力的价值”，而“价值是完全主观的，其值如何仰赖于消费者如何理解和认知该商品”，如同产品的物质实体一样，产品的美学和无形特征也可以产生消费价值，这也正是Hirschman和Holbrook（1981）组织的“消费者美学与符号消费”第一次营销大会的主题。消费者创造消费意义和价值的主体性开始获得研究者的认可，市场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产品如肥皂、豆类罐头和刀具等，参观博物馆或歌剧欣赏、冒险、游戏等亦成为合理的研究课题。不久之后，Holbrook和Hirschman（1982）发表了他们里程碑式的文章：“消费的体验方面”。Holbrook等人从精神现象学出发，以意向性认识论为基础，提出了消费的“体验观”。他们将消费者作为商品的感知者以及思考者（Addis&Holbrook，2001），而不仅仅是使用者；认为消费是一种伴有各种象征意义、享乐回应和审美标准的主观意识状态，以满足消费者精神上的需求（Hirschman&Holbrook,1982）。相较侧重消费对象实质属性的实用观，体验观强调消费者对于消费对象的主观、个人化的体验和感受，探求消费者对产品符号、美学、意象和幻想意义的反映，注重感觉和乐趣，关注消费对象的象征性品质，而非其有形的物理构成，重视对多感官体验的研究（Addis&Holbrook，2001）。体验观认为所有商品，无论多么平凡，都可以具有符号/象征意义（Levy,1980）。所以，像骑单车和滑雪活动等，消费者均可主观施加象征品质（symbolicqualities）于其上。可见，体验观扩大和补充了以理性为基础的实用观消费模型。体验的转向表征了消费研究领域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以及研究焦点的演变，反映了对消费意涵认识上的转向。过去，消费一词一直被定义为消耗、浪费、挥霍，被理解为一种经济损失，是对物质实体的消耗。体验观的转向，大大拓展了物的本体，物不再仅仅是其实质构成，还包括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体验视阀下的消费，正如波德里亚在其《物体系》所述，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

二、消费研究范式的演变

体验的转向预示着消费研究范式的转变。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消费研究范式的转向既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当代科技快速更新的推动之功。过去300年来，人文主义主导世界，将人的生命、快乐和能力加以神圣化，将生命看作一连串的体验。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指出，18世纪时，以城市享乐生活为特征的高度世俗化的性文化在各个阶层中蔓延，追求感官享乐的奢侈之风日益昌炽，对新教主义的勤俭节约伦理发起强有力的挑战。19世纪初，建构现代教育系统的重要人物威廉•冯•洪堡（WilhelmvonHumboldt）提出，存在的目的就是“在生命最广泛的体验中，提炼出智慧”，“生命只有一座要征服的高峰——设法体验一切身为人的感觉。”人类史上，从没有任何文化如此重视人类的感受、欲望和体验，这为从旅游到艺术等许多现代工业埋下了其文化伏笔。然而，工业发展初期，物质极其匮乏，体验性、享乐性的消费只限于中上阶层。消费研究的主导范式仍为否定人的体验性、象征性和精神性需求的工具理性。二战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开始从大规模的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的后福特主义过渡，进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所谓的后工业化的丰裕社会（AffluentSocicty），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心逐步从生产转向消费，开始走向以消费为中心的时代，为体验经济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与此同时，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关注生活世界和情感需要，希望将人类从理性和技术中解放出来，重新审视消费和消费者的作用。与之相呼应，“消费文化亦不断从前现代的崇尚节俭、现代社会的注重享乐，向后现代的审美和个性化过渡，消费的地位越来越被强化（杨魁，董雅丽，2003）”。AlivinToffler于1970年即预言体验经济即将到来。体验时代，非物质形态商品在消费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地位，符号体系和视觉形象的生产对于控制和操纵消费趣味与消费时尚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Harvey,1989），消费意涵亦经历着从功能性到作为交流体系的嬗变（夏莹，2009）。Maffesoli（1996）以后现代部落主义范式对主流的个体主义、工具主义和理性主义范式提出挑战，强调社会团结、群体生活的自目的性和集体生活的非理性（不是无理性）。Cheetham和McEachern（2013）揭示的人与宠物间的互惠性，挑战了包括人类主体在内的所有事物的本质实在论，预示着对人与消费对象之间关系的认识，向着关系本体论的方向转变。体验消费、趣味性消费、认同性消费以及区分性消费等概念的涌现，无不标志着消费范式从个人工具理性向自目的性、情感性、符号性，从一维至多维，从本质主义到关系主义本体论的转变。

三、物的象征性

随着消费研究范式的转向，学者们愈来愈强调“物”在消费过程中所扮演的象征性作用（Thompsonetal.,1990）。消费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获取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更关注物品的符号价值。个体在一个意义和符号构成的世界中不断发展，其核心就是消费者从物品所携带的意义中，取悦自我，建构认同，确认归属（Holt,1995）。正如波德里亚所言，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不再是一种被动的吸收过程，而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这种关系不仅体现了人与物品间的相互作用，而且也体现了人和集体以及世界之间的联系。消费范式的转向让我们认识到，一件物品绝不只是具有交换价值，也绝不只是从物质上生产出来满足某种需要的物件，它同时也是铭刻某种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的东西，不仅具有经济生命，也具有社会和文化生命。消费的实质功能在于它有意义。这使得企业必须关注和强调其产品的非物质层面或文化意义，关注消费者如何通过物的使用来确定意义，并根据消费者的意义需求和意义实践，设计针对性的产品和体验。企业或组织可通过讲故事或叙事的方式为企业品牌或产品创造消费者所认同的价值。早在1999年，未来学家罗尔夫•詹森就做出预测，21世纪，一家企业应具有的最重要的技能就是创造和叙述故事的能力。Godin（2005）亦指出，任何形态的企业，不管是生产必需品还是奢侈品，或是提供服务，都必须创造出产品背后的故事。

范式范文篇8

相反，早期马尔库塞和晚期萨特则更新了已经失去活力的生产范式，为此，他们根据胡塞尔的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并阐述了实践概念的规范内涵，而且，他们没有为此而诉诸于合理性概念。只有在完成从生产活动向交往行为的范式转型，而且，交往理论还要完成对生活世界概念（自从马尔库塞讨论哲学劳动概念的文章发表之后，生活世界概念就不断重新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重建之后，上述两个传统才能汇合到一起。这就是说，交往行为理论在实践和合理性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内在联系。它所研究的是日常交往行为实践的合理性假设，并用交往理性的概念探讨了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的规范内涵。这种范式转型的动因主要在于，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不能单纯依靠某一个传统。我在其他地方已经了韦伯式马克思主义的困境。现在，我想讨论一种试图根据现象学来更新生产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困境。为此，我选择了布达佩斯学派的两个代表人物作为讨论对象。具有反讽意义的是，晚期卢卡奇还曾为人类学转向和复兴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实践概念铺平了道路。

胡塞尔在分析生活世界时引入了实践这一建构性的概念。但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原始问题。这一点在以下例子中反映得非常清楚：由伯格（Berger）和卢克曼（Luckmann）（在舒茨的基础上）和海勒（Heller）（在卢卡奇的基础上）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生活世界理论，显示出了惊人的相似性。两种理论的核心范畴都是客观化概念：“人的表达具有客观化的能力。也就是说，人的表达表现在人类活动的产物当中，无论是对于劳动者，还是对于作为共同世界组成要素的其他人而言，这种产物都是可以把握住的”。

“人的表达”用英文来说是“humanexpressivity”，所涉及到的是被泰勒追溯到赫尔德的关于创造和教化的表现主义模式，这种模式通过黑格尔、浪漫派当然还有费尔巴哈一直传续到了马克思。这种本质力量的外化和占有模式，一方面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形式概念的动态化——个体通过他自身的生产活动展示出他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又得益于反思哲学对于亚里士多德主义形式概念与审美形式概念的调和——主体性外化自身的对象化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和一种无意识的教化过程的符号表达。因此，艺术天才的创造性堪称这样一种活动的典范，在这样活动当中，自主性和自我实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让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无论在面对外在自然或内在自然时都失去了暴力特征。伯格和卢克曼把这一观念和胡塞尔超验意识建立世界观的创造性结合了起来，而且，根据以下模式来把握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人类活动外化的产品获得客观性的过程，……就是客观化的过程”。但对象化表明的只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客观化、占有和再生产这一循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在这个循环过程当中，创造性活动和社会化主体的教化过程是融为一体的：“社会是人的活动的产物；社会是一种客观现实性。人是一种社会的产物”。

由于这种生活世界的实践在意识哲学当中仍然被解释为一种先验主体性的劳动，所以，它的内部仍然包含着自我反思的规范性。在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在结构上就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可能性：把自身的劳动具体化为一种自在（An-Sich）。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康德的先验表象批判一样，晚期胡塞尔在他的科学批判中也运用了这种思想框架。所以，伯格和卢克曼才顺利地把胡塞尔的客观主义概念与物化概念联系起来：

“物化是关于人的产物的观念，仿佛它们不是人的产物，而是其他什么东西：自然决定性、宇宙法则的结果或神圣意志的启示。物化暗示着人会忘记他自己才是人类世界的起源，而人对他作为生产者与产品之间的辨证法也失去了意识。按照定义，物化的世界就是一个非人化的世界。人把这个世界体验为陌生的事实，一个人无法驾驭的异化产物。人没有把这个世界体验为自身生产活动的先验产物”。

表现主义模式的规范内涵就表现在物化概念当中：我们不能再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产物来加以感知的东西，限制了我们自身的生产率，同时也约束了人的自主性和自我实现，并使主体同世界和自身出现了疏离。一旦关于世界形成或构成的唯心主义思想被唯物主义理解为生产过程，那么，实践哲学就可以直接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对这些反思哲学的定义进行转换。在这个意义上，A?赫勒把日常生活明确为“个体的总体化生产活动：它始终为社会再生产创造了可能性”。在唯物主义对于唯心主义的实践结构概念（胡塞尔最后做了阐述）的解释当中，“生产”变成了劳动力的消耗，“客体化”变成了劳动力的对象化，对产品的占有变成了物质需求的满足，即消费。“物化”阻止生产者把外化的本质力量当作失去控制的陌生的东西，但现在却变成了物质的剥削，而导致剥削的原因在于优先占有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当然，这种阐释也有利于把日常实践概念从基础主义意识哲学的论证义务和方法论困境当中解脱出来。而伯格与卢克曼继承了基础主义意识哲学的论证义务和方法论困境，为此，他们把青年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和晚期胡塞尔的实践概念等同起来。

然而，一旦脱离了反思哲学基础，生产范式要想承担同样的社会使命，至少会遇到三个新的问题。（1）生产范式严重束缚了实践概念，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劳动或产品制造这样具有范式意义的活动类型，与具有言说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其他一切文化形式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实际上，赫勒同样也把制度和语言表达形式看作是人的客观化。它们和严格意义上的劳动产品是一样的。（2）生产范式在一种自然主义意义上决定了实践概念，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过程中，是否还能形成一种规范内涵？赫勒断然指出，艺术家与科学家的生产活动始终都是一种有效的模式，可以创造性地打破机械的异化生活。（3）生产范式赋予实践概念以一种明确的经验意义，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劳动社会将走向终结，那么，生产范式会不会因此而失去其说服力呢？奥佛（ClausOffe）就此问题在德国社会学大会上致了开幕辞。我在这里只想探讨一下马尔库斯（G.Markus）曾经讨论过的前两个难题。

关于（1）：马尔库斯打算阐明的是，不仅工业产品——劳动过程的工具和产品，而且所有社会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甚至包括生活世界本身，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被看作是人类劳动的对象化或客观化。他分三步进行了论证。首先，马尔库斯指出，生活世界的对象因素把它们的意义不仅归因于生产的技术规则，而且归因于惯用的习俗。商品的使用价值不仅代表着消耗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和在其中运用的技能，还代表着它的使用关系和它能满足的需求。和海德格尔分析使用对象的物的特性一样，马尔库斯强调社会特性，认为这种特性是用于生产的对象所特有的，象是一种“天性”：“只有当产品与占有过程，即与个体的活动发生关系时，它才是一种对象化。在个体的这些活动中，主要的使用习惯得到了保存和内化，其中所体现的社会需求和能力再一次转化为活生生的愿望和技能”。

换句话说，不仅生产消耗的劳动力，而且消费占有的社会可能性，都在客体中获得了对象化。

第二，实践无论是把生产技术规则还是把实用性的功利规则当作取向，都是以规范为中介来分配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财富。这些行为规范确立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并为不同社会角色的履行提供动力保障。而这些社会角色反过来又决定了行为、技能和需求的满足。这样，社会实践就表现出了两面性：一方面，社会实践是生产过程和占有过程，它依据的是技术—功利规则，并标示出社会与自然的不同交换水平，即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社会实践又是一个互动过程，它由社会规范调节，并把通向权力和财富（即生产关系）的不同压力表现了出来。后一过程把实质性的内容，即一定的技能和需要，注入决定分配地位的特殊结构当中。

最后，马尔库斯认为，生产范式的关键优点在于允许人们思考“这个二元过程的统一性”，即把社会实践同时理解为“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从生产角度来看，可以“把人与人之以及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看作是同一个的过程”。这一论断是惊人的，因为马尔库斯本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明确区分生产和产品利用的技术—功利规则与社会互动的规则，所谓社会互动的规则，就是指建立在主体间相互承认基础上的社会行为规范。相应地，他还明确区分了“技术领域”和“社会领域”。他也不容人们怀疑，产品制造和自然运用意义上的实践仅仅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换过程具有结构性功能。相反，以规范为主导的互动意义上的实践，就不能依据劳动力的生产消耗和使用价值的消费模式进行分析。生产只是规范调节的一个对象或一种内涵。

不过，按照马尔库斯的看法，在至今为止的历史当中，技术领域与社会领域只有通过分析才能区分开来。在经验意义上，只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为决定，那么，这两个领域就会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于是，马尔库斯绕了一个弯子，认为生产范式只适合于解释劳动，而不适合于解释互动，目的是要确定通过在制度上区分技术领域与社会领域而形成的社会形态。也就是说，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就在于：

“它把物质生产活动还原为它的本质特征：与自然的积极而合理的交换，也就是超越一切常规和社会统治的纯粹‘技术’活动”。

关于（2）：这样我们就触及到了生产主义实践概念的规范内涵问题。如果我们把人与自然的交换过程理解为一个循环过程，其中，生产与消费相互刺激，相互促进，那么，对评价社会进化的评价就有两个标准：技术知识的增长和需求的分化与普遍化。这两个标准从功能主义角度来看可以概括为互补性的提高。然而，今天没有人会再去主张，社会共同生活必须要随着社会系统复杂性的增长而改善自己的质量。生产范式所揭示的交换模式，与取代它而出现的系统—环境模式一样缺乏规范内涵。

但是，生产范式又是如何对待反思哲学教化过程概念中所固有的自主性和自我实现呢？这些规范内涵在实践哲学中能够得到恢复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尔库斯在规范意义上区分了两种实践概念：一种由处于外部自然约束下的技术—功利规则控制，在另一种实践中，兴趣、价值取向和目的则成为了主观自然的表现形式。

作为实践目的，马尔库斯从制度上区分了技术领域和社会领域，也就是区分了外在必然性领域和最终一切“必然性”都要自己负责的领域：

“社会批判理论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同，它把劳动范畴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劳动范畴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获得了实践的真实性。因为只有在这里……人才凭借他自身的目的意识行为成为其自身，而且仅仅由社会客观性来加以决定。社会客观性完全是针对人的，作为自然，它揭示了人的行为的界限”。

这段话还没有十分清楚地说明，解放视角不是源于生产范式，而是源于交往行为范式。如果我们在实践中想要搞清楚一个社会的成员在各自环境中所能想要得到的和为了他们共同利益而应当作出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这种互动过程的形式。下面这一段话说得就清楚多了：“只有当人们意识到他们生存环境的局限和束缚，并通过表达，比如关于他们需求的对话，来决定他们行为所具有的共同的社会目标和社会价值时，他们的生活才是合理性的”。

不过，这种理性观念如何才能作为一种交往关系中实际存在而且在实践中得到把握的观念，这是一种单纯诉诸于生产范式的理论所无法回答的。【注释】

1H.Brunkhorst，《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核心和理论动力》（ParadigmakernundTheoriedynamikderKritischenTheoriederGesellschaft），载：《社会世界》（SozialeWelt），1983，25ff.。

2J.Habermas，《交往行为理论》（TheoriedeskommunikativenHandelns），FrankfurtamMain，1981。

3G.Lukacs，《社会存在本体论》（ZurOntologiedesgesellschaftlichenSeins），三卷本，Neuwied，1971ff.。

4P.Berger，Th.Luckmann，《现实的社会结构》（DiegesellschaftlicheKonstruktionderWirklichkeit），FrankfurtamMain，1966，36。

5Ch.Taylor，Hegel，Cambridge，1975，13ff.，76ff.，80ff.。

6Berger，Luckmann，1966，65。

7同上。

8Berger，Luckmann，1966，95。

9A.Heller，《日常生活论》（DasAlltagsleben），FrankfurtamMain，1978，及其《日常生活与历史》（AlltagundGeschichte），Neuwied，1970。

10A.Heller，1978，182ff.。

11A.Heller，1970，25ff.。

12C.Offe，《劳动作为社会学的核心范畴？》（ArbeitalssoziologischeSchlüsselkategorie?）载：J.Matthes（Hg.），《劳动社会的危机》（KrisederArbeitsgesellschaft），FrankfurtamMain，1983，38ff.。

13G.Markus，《人的对象世界》（DieWeltmenschlicherObjekte），载：A.Honneth，U.Jaeggi（Hg.），《劳动、行为与规范性》（Arbeit，Handlung，Normalit?t），FrankfurtamMain，1980，12ff.。G.Markus，Languageetproduction，Paris，1982。

14Markus，1980，28。

15Markus，1980，36。

16Markus，1980，74。

17Markus，1980，51。

范式范文篇9

外部根据、等级性以及循环一般而言，欧美各国的现代法治秩序（特别是宪政体制）主要是以普世不朽的“自然法”观念为价值根源的。自然法被理解为存在于国家法的外部作为检验国家法是否符合正义的尺度。在这里，正义带有神圣色彩，是一种超越于此世的理想。虽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把正义界定为一国人民相互间的纽带，强调合法正义的重要性，至少把正义的某种形式与群众的多样化状况和存在条件联系在一起，但他最大的贡献却被认为是提出了作为“超越成文法律的正义”的衡平概念。

外在的自然法与国家法内部之间当然需要有连接点，这就是社会契约的假定及其现实的表现形态-宪法，因而具体法律规范的正当性判断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被转换成合宪性判断，外部根据与内部根据在这个顶点上合而为一了。其结果，现代法治的构成原理似乎是以效力的等级性为基础的，呈现出凯尔森（HansKelsen）所描述的那样的以宪法为顶点的“金字塔”型结构。从宪政设计的角度来看，上述表面上的特征也不妨概括为“国家权力结构多元化，法律规范体系一元化”的公式。

从外观上稍加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的传统恰恰相反：权力结构是高度集中的，而规范体系的形态则与家喻户晓的阴阳两仪“太极图”颇类似，在德与刑、礼仪与律令、政策与法规以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解决方式之间，始终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动态，公共秩序的构成原理是以周而复始、物极必反的循环性为基础的。作为正当性判断标准的“道”，不是国家法之外的超越力量，而是体现为内部循环运动中的“非常道”-“反者道之动”这一句话就把道与自然法之间的本质差异表述得淋漓尽致。在《老子》的思想中，道意味着“上德”、“无为”，往往表现为以物极必反的转折点、个别性承认的累积以及社会舆论鼎沸等方式对国家的强制力进行限制。

清末的宪政运动由于对上述等级性与循环性之间的区别缺乏透彻的理解，导致人们大都没有真正跳出中国传统的“权力一元化，规范多元化”思路，也未能发现在既定条件与改革的目标模式之间进行结构性连接和转换的可能性，结果不是盲目地接受“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语出一九0六年九月一日预备立宪诏）即为宪政的官方定义，就是激进地号召立即改换统治者，以直接民选的总统来代替君主行使统一的实权。当时的朝野各派都忽视了宪法的本质在于一种特殊的规范结构（constitution）和公正程序，而不仅仅是个强权归谁、舆论倾向哪一方的问题。即使民国前期的“五五宪草”（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也是名为权能分治，实则“以党治国”、“万能政府”、总统****，宪法的最高效力以及规范体系的整合性始终没有获得必要的保障。这样的概念误解以及其他前提条件注定了中国在二十世纪立宪和行宪以失败而告终的结局。在今天我们重新考虑推行宪政之际，有必要对中国与欧美之间在国家、社会以及法律制度方面的阴错阳差进行重新认识，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反思需要指出，把“金字塔”与“太极图‘’所隐喻的关于法治秩序的不同范式揭示出来

之后，也许会给中国法学界造成更大的困惑、更多的烦恼。既然两者之间在构成原理上存在着这么大的悬殊，如果不彻底改造其中的一方甚或双方，要推行宪政岂非缘木求鱼？！针对这样的疑虑，我们不妨以根本规范的根据为线索，重新认识现代法治秩序的本质以及中国社会结构转换的可能性，寻找宪政体制与文化传统的适当结合点。

在宣扬宪法尊严的时候应该充分留意到，宪政的灵魂其实并非依附在单纯的强制力上，而是寄宿在正当化机制之中。因此，不能五条件地强调宪法的最高效力和强制作用。根本规范之所以成其为根本规范，必须具有一定的正当性根据，自然法以及能够表现为个人诉求的自然权（人权）就是这种根据。然而，从自然法到自然权，中间发生了思维方式上的微妙变化。在自然法时代，存在着一个默示的假设，这就是对造物主或者上帝第一推动力的承认，能从外部观察世界的只有诸神。但到了自然权（或者笛卡儿之后的自然法）时代，个人作为自律的主体而重新定位，一方面仍然属于此世秩序，另一方面却俨然是诸神共同体的成员，也能够把此世秩序作为观察的对象-虽然未必人人都一身二任，但具备认知能力而从事外部观察者实际上也就享有替天行道的特权。

因此，在法学世界观取代神学世界观之后，特别是被隐蔽的特权地位也动摇之后，当为（sollen）与实存（sein）、规范问题与事实问题的严格区分以及社会功能的分化就具有更关键性的意义。凯尔森正是以这样的二项对立图式为前提，把复杂的现象以及无序化的各种契机排除在规范世界之外，把观察和理解的作业排斥在规范和价值判断之外，确立了法律体系的封闭型等级结构的。但是，这样的区分却并没有充分解释作为一种事实而存在的法律现象本身的认知性以及适当性等方面的问题，不能适当处理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

卢曼（NiklasLuhmann）在凯尔森的思路上继续前进，似乎发现了在规范与事实的边缘上存在的“曲径通幽”的门扇，即法律体系的自我指涉、自我塑造式的反思机制。在他看来，法固然呈现出封闭型等级结构，但却有启阖自如的灵巧之处，即具有以封闭结构为前提的开放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规范层次是封闭的，在认知层面是开放的”。也就是通过理性来正确把握外部环境的事实性变化及其影响，并把这些认识都被转化成系统内部的因素并对变化了的规范关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根据我的理解，在事实问题与规范问题之间的反思化过程不断反复，当为／实存的二项对立就会化解到无限循环的回路之中，并表现为法律规范的根据就是把法律作为规范的根据这样的循环论证过程，其结果，封闭型等级结构被转化成似乎没有顶点和层次的、“反者道之动”那样的流体。因此，卢曼的法社会学理论其实可以被看做“金字塔”与“太极图”的媒介或中转站，能够提供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秩序构成原理之间互相沟通的线索和桥梁。

宪政的本质是试错的制度化以反思机制为基础而形成的循环式构成原理意味着规范的正确性和妥当性是由试行过程决定的，是暂时的、可变的……因而卢曼把正义的概念表述为“法律系统的适当的复杂性（adequatecomplexity）”，颇有那么一点儿“道法自然”、“维恍维惚”、“非常道”的趣味。与此相关，

法律是否符合正义也需要在社会实践中根据事实反复进行检验和调整，这样的思维模式显然与牛顿力学、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的决定论以及公理体系大异其趣。问题是这种循环的秩序观能否与宪政设计相洽？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有一定的保留条件。

虽然从规范效力等级的外观上看，宪政和法治的体制好像一座巍然耸立的金字塔。但它其实是

或者说可以转化成一个动态系统。正如宪法学家卡尔。路易温斯坦（KarlLoewenstein）在《比较宪法学说绪论》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宪政民主对人类最终状态（应该包括历史终结、终极真理之类的神话在内-笔者注）持怀疑态度，而力图在不断的社会经济实验中通过试错过程来发现法治以及保障人权的更好的方式方法。因此，在宪政拥护者们看来，制度安排归根结底是具有暂行性的，始终存在着改善的余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路易温斯坦否定宪法的刚性和安定性，提倡某种朝令夕改的任意态度。他要强调的是立宪没有尽善尽美的目标模式，行宪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宪法文本不仅是可以修改的，而且也应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修改。在这层意义上，宪政体制在本质上也处于不断生成和重构的循环性动态之中。与中国传统的“太极图”式秩序观或者现代的法律试行制度或多或少有些相通之处。

但是，从这样的动态观点来理解宪政，必须把程序公正作为构成原理的基础，即采取新程序主义宪政观-这就是我的保留条件。如果说在自然法的时代，规范的正当化是把上帝、造物主或者诸神共同体作为以不变应万变的原点（theunmovingmover）或终极价值，那么也不妨认为进入自然权时代之后，特别是在社会变迁日益加速的当今世界，程序（更准确地说是把个人按照一定的角色定义进行编排以便进行合理而公正的选择的法律程序系统）逐步取代上帝成为对法律的正确性进行判断的根据。如果说自然法是外部根据，那么程序就是具有反思性、超越性的内部根据。这一点可以从现代社会的改宪动议能否通过完全取决于程序安排、根本规范的效力由违宪审查程序来保障等现象上看得很清楚。改宪动议-议决规则-规则合宪性的审查-司法规则-司法规则遵从立法-立法遵从议决规则-改宪动议，如此等等周而复始，这显然是一种循环动态。也不妨直说，程序的结构性特征就是“圜道”。

固然，提供了审议和决定的程序性条件并没有解决实质内容的问题，作为结果的法律判断还有赖于某种共同体或者民族国家的一般性合意或者历史传统，所以程序不是万能的。但程序越来越成为最基本的价值根据并反过来对实质内容本身也施加深远的影响，这确实是当代世界具有普遍性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比其他社会具有更迫切的需求。

宪法解释和宪法改正的区别从周而复始的动态的角度来理解宪政体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研究宪法和行政法的著名学者美浓部达吉对耶利内克（G.Jellineck）的“宪法变迁”概念的再定义。他修正了耶利内克在政治与法律之间关系方面的悲观论，反过来积极肯定国家权力的非正式行为在一定条件下的法源性以及宪法解释的正当性，提出了宪法规范更新和发展的三阶段公式，即：（一）宪法条文丧失实效；（二）宪法规范力发生异常（该条文以外的事实具有实效）；（三）宪法变迁，包括在现行文本框架内的解释以及突破条文的宪法修正案这两种方法。人们通常所说的宪法变迁主要是通过宪法解释（包括判例宗旨的阐述评论在内）的变化来实现的，只有在这样的微调机制不能解决问题的场合，才不得不以改变成文的方式来修正宪法的条款。一方面，从宪法解释的角度来看，宪政是生生不息的；另

一方面，从宪法文本改订的角度来看，宪政应该更具有稳定性、恒久性-正是在这一动一静之间、暂行与持续的交替过程中社会渐臻大治。

但当前，根据现行制度，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级人民法院均无权解释宪法，惟有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才享有宪法的解释权。立法机关只有采取补充或改变宪法文本的抽方式来行使宪法解释权。所以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基本上没有区分，至少很难在两者当中划出明确的界限。因而想通过宪法解释来推动宪法变迁也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

既然宪法只剩下修改这一条路，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难免会在文本与修正案频仍之间进退失据，修宪成习而流于轻率也就带有一定的必然性。由此可见，即使仅仅为了满足具体落实宪法内容的要求，也有必要承认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解释宪法、运用宪法的权力，进而可以推论司法审查制度的关键性。对于缺乏外部根据和“金字塔”式法律观的中国社会，司法性机构对法规进行违宪审查的程序更是推行宪政的首要条件。

从矛盾论到法治对抗轴从反思和程序的角度来理解宪政体制，就会发现秩序构成原理上的等级性与循环性之间的区别是可以扬弃的，按照新程序主义的宪法学范式在中国建构民主法治国并非痴人说梦。尽管如此，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的循环动态之间的差异以及相互转化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的<矛盾论》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里所表述的政治哲理是对传统的“太极图”以及阴阳互动的思维方式的批判性继承和发挥，实际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可以使科层制和规范体系增加许多横向互动、讨价还价以及阶级斗争的变数，把循环性编织到等级性之中。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进行宪政改革，能否找到若干有力的杠杆可资利用？回答是肯定的。例如矛盾的普遍性和相互转化的命题可以通过批判和重新诠释，为民主宪政中所需要的对抗轴的设置提供某种有利的契机。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对抗轴是社会运动的推进装置，舍此不能进行真正的竞选和投票，人治以及其他制度上的惰性和缺陷就难以克服或纠正。因而要在政治改革中为意见竞争、集团竞争确立对抗轴，不妨把这项制度创新作业与的两种不同性质矛盾的命题以及施米特（CarlSchmitt）所说的区分敌友的公式等结合起来。相应地，从宪法学的角度来看，对抗轴主要体现为法治精神与公民抵抗权之间的张力，如果没有类似的张力，如果缺乏抵抗性的前提条件，法治秩序就无从建构、也难以维持下去。

一般而言，在宪政体制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假定状态下，公民抵抗权是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发生的。承认抵抗权就等于承认宪政体制本身并非终极真理，只有通过试错过程逐步改进之，而违背行为可以成为宪政自我革新的参照指标和驱动装置。在这个意义上，抵抗权的存在不仅不是对宪政的否定，恰恰相反，是宪政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表现。其实也只有宪政体制才能从抵抗权的高度来承认并发挥公民异议和不服从运动的积极作用。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抵抗权或者类似的在一定限度内许可异议和违背的制度性装置，法律规范体系的反思机制以及在生生不息的循环性动态中维持正义的安排就势必分崩离析。

围绕抵抗权的程序安排抵抗权思想的萌芽早在孟子革命论、萨里斯伯利（John.fSalisbury）的基督教反暴政论、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等经典性文献中就已经出现了。但宪法学的主流过去始终认为人民对暴政和恶法的斗争只是一种极端的自卫手段，是一种不能制度化的超国家性权利。在承认外部根据的欧美思想传统中，这样的理解和宪政设计并无大碍。然而，随着正当性判断的立足点从彼世转向此世，如何为国家体制和法治秩序设定妥当而有效的内部根据就是题中应有之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对纳粹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的批判和否定提供了转折的契机，导致超越性抵抗权的制度化、实定化，成为法律规范体系的内部根据。有的国家（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开始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抵抗权，而更多的国家制定了具备足以抗衡立法权的效力的人权法典，或者加

入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在其他部门法

领域中则表现为刑法上的正当防卫权和拒绝作证权、民法和家族法上的自我决定权、劳动法上的团结权、集体交涉权、罢工权等等。抵抗权的发展轨迹是：从自然法意义上的外部根据演变成在自然权意义上的作为主权者的个人诉求的机会，再转化为法律体系内部的一般性规范，进而逐步发展成一套可以援用法律条文来主张和行使的基本人权或者政治性权利。

显而易见，这样的制度安排是包含着矛盾、张力甚至自我否定契机的。按照法治的精神，任何个人和团体都必须遵循国家的实在法规范，但抵抗权思想却承认公民个人在确信法律或者政府的命令、政策有违社会共有的正义价值时可以有权拒绝服从并要求变更有关的规则。在个人行为的层面，这意味着少数者或者弱势群体对多数者或者强势群体的正式决定的挑战。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抵抗权也可能造成在投票结果安定化和内在化方面的两难困境。当这种少数者或弱势群体的异议表达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形成相当规模的群众抵抗运动时，对社会秩序和现行体制当然是会构成威胁的。

范式范文篇10

【关键词】儿科护理管理；风险防范式护理；护理效果；纠纷事件

儿科是医院中非常重要的科室之一，是一个预防与治疗，并保证儿童身体和心理正常发育的综合学科[1]。儿科护理工作具有风险大、难度大，极易出现纠纷和投诉事件。本研究主要以96例患儿为研究对象，分析对其实施风险防范式护理管理的临床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患儿资料。选取本科室儿科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收治的98例患儿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护理组和常规组，各48例，常规组患儿男女比例为25:23，年龄范围在1至1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36±3.22）岁，主要患病类型为消化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及呼吸系统疾病，患病人数分别为18例、16例和14例；护理组患儿男女比例为25:23，年龄范围在1至1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15±3.48）岁，主要患病类型为消化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及呼吸系统疾病，患病人数分别为17例、14例和17例。对比2组患儿基本资料，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2护理方法。对照组采取传统护理管理模式,未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评估。研究组开展风险防范式护理干预,具体方法如下。1.2.1护理风险评估。组建护理防范小组,组员将循证医学作为工作基础,通过查阅资料结合临床的方式评估儿科常见的风险问题,组内讨论后进行总结。本次评估发现,儿科护理事件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1)医嘱执行风险;(2)技术操作风险;(3)患儿自身潜在风险。针对上述风险因素,制定出针对性的预防措施,以便降低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1.2.2护理风险管理的实施方法。医嘱执行风险:强化医生、患儿家属与护士间的沟通,及时将患儿的监护情况向医生报告;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指导患儿家属积极配合医疗操作,以便保证医嘱执行的质量,降低护理纠纷;在执行医嘱的过程中,若遇到疑问应在认真分析的同时及时与医生沟通,以便提高医嘱执行的安全。技术操作风险:严格落实三查八对,通过自查、责任护士、办公护士查对的方式强化护理质量。护士长定期对护士的业务操作能力进行考核,对其中存在的隐患及时纠正,并分析操作失误的原因,提出处理方案。患儿自身潜在风险:(1)多形式风险教育。将护理风险及其预防内容设计成图文并茂的画册、卡片,发放到患儿家属手中,同时辅以口头宣教,以强化患儿家属对风险事件的印象,提高配合度。(2)护理风险管理的实践要点。宣教材料与口头宣教时应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为原则,以便患儿家属可以理解与接受。例如:宣教材料中可多加入温馨的漫画内容,直观展示出风险问题与注意事项,提高宣教质量。(3)心理健康指导。护理人员在患儿入院与出院时,对其家属实施全方位的心理健康指导,举成功案例以强化他们对患儿治疗的信心,以积极的态度配合风险健康宣教与相关护理工作。1.3观察方法。观察两组患儿护理风险与护患纠纷的发生率。1.4统计学意义。本次研究中所有数据信息均使用SPSS20.0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表示，通过x2进行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通过x2进行检验计数资料，使用P值进行判定，P＜0.05时则说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对比2组患儿护理期间风险事件的发生情况结果表明，常规组患儿共出现4例风险事件，发生率为8.33%，2例为跌倒摔伤，1例为烫伤，1例为坠床；干预组患儿共出现1例风险事件，为跌倒，发生率为2.088%，组间比较（x2=15.293，P＜0.05）,有统计学意义。2.2对比2组患儿纠纷事件的发生情况结果表明，常规组共出现2例纠纷事件，发生率为4.17%，而干预组无纠纷事件发生，发生率为0，组间比较（x2=11.427，P＜0.05）,有统计学意义。

3讨论

风险防范式护理干预措施是一种新型的风险管理模式,在实践过程中通过评估风险因素,设计预防性的管理措施,有效降低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2]。研究认为,预防性管理措施可以降低医疗风险事件的发生率,将医疗性损伤降至最低[3]。风险防范式护理是一种新型的护理风险管理措施,它将患者作为护理中心,通过总结与分析风险问题来有效处理护理风险事件。本文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护理风险事件与护患纠纷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风险防范式护理有效提高了护理人员对工作的风险意识与责任意识,不断完善护理技能,强化了患儿家属对医疗服务的信赖度。此外,风险防范式护理要求护理人员在实践过程中灵活掌握干预方法,采用具有人文精神的方法与患儿家属进行沟通与交流,使其感受到关怀与关爱,继而提高了护理满意度。研究组患儿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90.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综上,风险防范式护理在儿科护理管理中应用效果显著,保证了患儿的就医质量,适于临床推广应用。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本研究时间尚短,对于风险防范式护理在儿科护理管理中的长期应用优势与可持续性改进对策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曾倩,刘经飘,曾秋月,等.风险防范式护理在儿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观察[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6,37(27):3471-3473.

[2]许辉,李晓光,陈艳妮,等.护理风险管理在心血管呼吸内科护理中的应用及效果分析[J].河北医药,2017,39(13):2055-2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