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原则范文10篇

一、反倾销法的价值取向及其局限

反倾销法是为维护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对出口贸易中的倾销行为和进口国所采取的反倾销措施进行限制和调整的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的总称。保护国内产业免遭倾销损害是反倾销法的最直接目的。但随着近年来国际上反倾销案件的增多，其使用频率日益提高，适用范围日益扩大，其合理性却越来越令人怀疑。因为它在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同时，却可能损害了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和与被控倾销出口商品所在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这就有必要探讨反倾销法的价值取向。

法律的价值在于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对不同人需求的不同程度的满足或拒绝承认即为法律的价值取向。一种法律制度能否为人们带来利益和为哪些人带来利益，是判断其价值的出发点。对于国家来说，在创设每一项法律制度的时候，都必须考虑到各方面的社会利益的平衡，而当两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无法协调时，它就必须做出取舍，这就表现出一项立法的价值取向。在决定是否采取反倾销措施时，相关国内产业的保护与消费者及下游企业的利益就是一对矛盾。国家既需要消除国外倾销这种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不利影响，以便为国内产业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又有为国内居民提供良好社会福利的责任。国外产品在本国的倾销可使国内的消费者及下游企业获利，但也会使本国的相关产业受到损害；而阻止国外产品倾销可使本国的相关产业得到保护，但本国的消费者及下游企业却要为此付出代价。在这二者之间国家必须择其一。

鉴于国外产品倾销不但会直接损害国内的相关产业，而且从长远来看也会损害本国消费者及下游企业的利益，故多数国家选择了以反倾销法对本国的相关产业提供保护。尽管采取反倾销措施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但国内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与这种利益的短暂缺失相比是更迫切、更重要的需要，因而也是公平的。因为反倾销法价值取向的选择不在于考虑对单个个体是否公平，而在于考虑满足哪些人的需要才更为公平。由此可见，反倾销法的价值取向在于抵制国外产品的低价销售对本国相关产业所带来的损害。反倾销法选择的是保护相关国内产业，其优先考虑的是国内产业的利益，放弃了消费者及下游企业的利益。而这正是反倾销法的局限之所在。

二、反倾销法中确立公共利益原则的必要性

反倾销法的最初目的是保护国内受损产业的利益，维护公平贸易。然而，反倾销的滥用给各国经济和社会福利带来的消极影响更令人深思。许多国家认识到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效果并不是孤立的，尽管本国的相关产业利益得到了保护，但同时，包括消费者、下游企业等在内的社会其他各方面利益却被忽略了。因此，如果在采取反倾销措施前能充分考虑各利害关系方的利益，经过综合权衡之后再作出决定，一方面可以使反倾销措施更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有利于进口国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各国对于采取反倾销措施的考量更加谨慎，一定程度上减少滥用反倾销措施进行贸易保护的情况。

【摘要】

在民事审判中曾经出现用公共利益原则判案的情况，公共利益是个不确定的概念，实际操作比较难。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加以探究，从而达成法律共同体的一些最基本的认识，以指导对公共利益的司法审查。

一、导论

在我国民事审判中，曾经出现过用公共利益原则判案的情况，如曾经的“包二奶”案，社会影响很大，人们对此的争议也颇大。由于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复杂性，而立法的智慧也是有限的，所以，需要“公共利益”这样一些不确定的概念作为一种兜底条款，让法有相对的伸缩空间，操作起来更具有灵活性。这本身也符合合同法的基本规律和现代立法的基本趋势，使法律的生命力和活力更强。

但应当看到的是，“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是非常不确定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究公共利益的内涵，以指导涉及公共利益的司法审查。

二、对公共利益的追溯和理解

【摘要】

在民事审判中曾经出现用公共利益原则判案的情况，公共利益是个不确定的概念，实际操作比较难。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加以探究，从而达成法律共同体的一些最基本的认识，以指导对公共利益的司法审查。

一、导论

在我国民事审判中，曾经出现过用公共利益原则判案的情况，如曾经的“包二奶”案，社会影响很大，人们对此的争议也颇大。由于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复杂性，而立法的智慧也是有限的，所以，需要“公共利益”这样一些不确定的概念作为一种兜底条款，让法有相对的伸缩空间，操作起来更具有灵活性。这本身也符合合同法的基本规律和现代立法的基本趋势，使法律的生命力和活力更强。

但应当看到的是，“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是非常不确定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究公共利益的内涵，以指导涉及公共利益的司法审查。

二、对公共利益的追溯和理解

关于公共利益，确实没有特别严格的界定。刘曙光先生三论私权优先原则一文指出，一切没有边界的存在都是不合法的存在。公共利益的合法性边界取决于三个条件规定：内容的公共性、范围的确定性、程序的正当性。公共利益相对于私权优先，是可以，不是必须。事实上，该文不仅没有解决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制造了一个新的问题。

所以说没有解决问题，那就是曙光先生提出所谓“内容的公共性”概念。事实上，公共利益的核心就在于内容的公共性，如果能够“知道”什么是具有“公共性”的“公共利益”的话，就没必要来确定公共利益的边界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公共性。

所以说制造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说，曙光先生指出公共利益相对于私权，是可以，不是必须的问题。公共利益相对于私权不是必须吗？曙光先生如何能证明这一论题？

曙光先生认为，“但自从维护公共利益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之后，也就是国家机器产生之后，统治者为了说明其统治的合法性，为了说明其特权的合法性，将本来源自个人利益、服务于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无限拔高，直到被描述成为个人利益的源泉和目的（正好颠倒过来了）。”，且不论这句话本身的毛病（先说公共利益成为职业，后有说为了说明统治合法性），统治集团之所以成为必要，本身就是以公共利益作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公共利益，统治集团和国家机器没有存在的必要，也不会发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统治者为了说明起统治的合法性（合法性是变动不居的意识形态），问题的关键是统治集团一旦独立于社会，就会产生其特殊利益。而这个特殊利益一方面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例如维系统治所必须的资源，另一方面，这个特殊利益往往超出所“必须”的限度。这个超出“必要”部分的限度才是应该受到限制的所谓的“公共利益”。

讨论公共利益首先要建立在现代社会、或者说具体到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正当性”意识形的基础上。任何超出这个意识形态而对“公共利益”的讨论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指出曙光先生的一个判断错误。曙光先生认为：“人类个体对整体的依赖程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成反比的。人类文明程度越高，个体对整体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存在的方式也会相应发生改变。”而事实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个体必然越来越依赖于公共社会，这不仅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结果，也是知识膨胀和信息化的必然结果。随着知识的积累，人作为个体只能投入到过细的分工中去才能获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因为一个人已经不具备掌握所有或者大部分知识的能力，同时，他也不具备对社会生产资料的支配能力。所以，这就要求每个人必须依赖于其他人才能生存。随着社会信息化，每个人又必须在和别人（通过公共网络系统）的信息交流中才能生存，离开这个信息网络，必然失去生存的基础。这也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本性决定的。

内容摘要：黄金高事件及其报道的探讨在新闻实践和学理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不必等到事物完全清晰才报道，借助权威新闻源，在事物发展进程中报道事物和披露本质，符合新闻时效性原则的要求。在深层次方面，黄金高事件涉及到传播文明建设和公共利益原则的引入。公共利益原则是媒体披露某些信息的抗辩理由，公开传播是维护公众利益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是反腐败的重要方式。政治系统应成为开放的系统，积极、主动地与外界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传播文明就是构建信息互动、循环的网络，形成政治系统与社会互动、反馈的良性传播生态。传播文明的建设将丰富和强化当前的反腐败体系。

关键词：公共利益传播文明政治文明公开传播

[Abstract]AdiscussiononHuangJin-gaocaseitselfandaprobeintoitsrelatedreportwillbringaboutacertainpracticaleffectbothonjournalisticpracticeand,onthestudyofjournalism.Asfarasthejournalistsareconcerned,itmeetstherequirementsoftheprinciplesof“timelyreporting”toreporteventsbeforeeverythingisrevealedwiththehelpofauthoritativenewssource,tellinguswhat’sgoingonandwhatislikelytobethetruthduringthechangingprocess.Inthedeeperlayer,HuangJin-gaocasehasbeinginvolvedintheconstructionofcommunicationcivilizationandtheintroduceofpublicinterestsprincipals.Thepublicinterestprincipleisthecrucialdemurreasonswhenthemediarevealsomesensitiveinformation,andexotericcommunicationisthebestwaytosafeguardthepublicinterestsandmeanwhileactsasanimportantmannerofanti-municationcivilizationaimstobuildaninformation-interactiveandcirculatingnetwork,formingapositivecommunicationecosystemforthepoliticalsystemtointeractwiththesocietyandtofeedbackwitheachother.Theconstructionofcommunicationcivilizationwillenrichandreinforcethecurrentanti-corruptionsystem.

[Keywords]:publicinterestcommunicationcivilizationpoliticscivilizationexotericcommunication

黄金高事件该不该报道，从浅层次上来谈，涉及到一般的新闻理论与业务问题；从深层次来谈，涉及到公众利益原则在政治文明与传播文明中的地位的问题。本文准备在这两个层次上讨论黄金高事件的报道，但主要是由此探讨公众利益原则与传播文明这个在新时期日显重要的问题，因为确认公众利益原则在新闻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会把我国传播文明推向更高的水平。

一、黄金高事件报道引发的思考

【摘要】

在民事审判中曾经出现用公共利益原则判案的情况，公共利益是个不确定的概念，实际操作比较难。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加以探究，从而达成法律共同体的一些最基本的认识，以指导对公共利益的司法审查。

一、导论

在我国民事审判中，曾经出现过用公共利益原则判案的情况，如曾经的“包二奶”案，社会影响很大，人们对此的争议也颇大。由于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复杂性，而立法的智慧也是有限的，所以，需要“公共利益”这样一些不确定的概念作为一种兜底条款，让法有相对的伸缩空间，操作起来更具有灵活性。这本身也符合合同法的基本规律和现代立法的基本趋势，使法律的生命力和活力更强。

但应当看到的是，“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是非常不确定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究公共利益的内涵，以指导涉及公共利益的司法审查。

二、对公共利益的追溯和理解

内容摘要：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如何在两者的冲突中寻求合理的平衡，实现国家、社会与个人共同利益是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公共利益价值的合理认定首先应回归到宪法文本，从文本的角度提供解释公共利益的价值基础、基本原则与具体规则，使公共利益的实现获得宪法基础，避免对公共利益理解上的随意性与主观性。

关键词：宪法，公共利益，宪法文本，宪法价值

一、宪法文本中公共利益的表述

在各国的宪法文本和学术研究中，对公共利益的表述是不尽相同的。如经常出现的表述有“公共利益”、“公共福祉”、“公共福利”、“公共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国家利益”等。如韩国宪法第37条规定：“国民的一切自由和权利，只有在需要保障国家安全、维持秩序及维护公共福利的情况下，由法律进行限制。即使在法律进行限制的情况下，仍不得损害自由和权利的本质内容”。尼泊尔宪法第17条规定，为了公共的利益，可以制定法律对本章规定的基本权利的行使加以限制或控制。日本国宪法第29条规定：“财产权不得侵犯，财产权内容应符合公共福利”。泰国宪法第34条规定，人人享有言论、著作、出版和宣传的自由，只有根据维护安全的需要，保护他人的自由权利、荣誉和声誉，或为维护社会秩序或人民的优良道德，或为了防止人民在精神或健康方面的堕落而制定的专门法律规定，才能限制上述自由。印度宪法第31条在规定财产权的宪法界限时使用了“公共利益”概念，规定：“国家出于公共利益或为使财产得到适善管理，在一定期限内接管财产的管理权”。德国宪法第14条同时使用了“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概念，第14条第2款规定：财产应负义务，财产的使用也应为社会福利服务。第3款规定：——这种赔偿取决于建立公共利益和有关人的利益之间的公正平衡。2004年颁布的阿富汗宪法第40条规定：个人财产之获得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在我国的宪法文本中公共利益是比较固定的词汇。1954年宪法文本中三个条文直接涉及公共利益问题。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禁止资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一切非法行动。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第14条规定：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在1954年宪法中还出现了“公共秩序”、社会公德等词汇。1975年宪法第8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公共利益。1978年宪法第8条采用了“公共财产”和公共利益的概念，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并在8条第2款中规定：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侵吞、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危害公共利益。1982年宪法以不同条文表述了公共利益。第1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同时在宪法第28条中使用“社会秩序”、第40条中使用“国家安全”、第51条使用“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第54条使用“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宪法修正案第20条中采用“公共利益”的表述方法。

从上述列举的一些国家宪法文本对公共利益的表述中，可以发现以下特点：一是公共利益表述方式的多样性，其词汇反映了本国宪法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制度的需要；二是同一种宪法文本中同时使用不同的概念表述公共利益的内涵，文本的形式意义与实质意义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三是各国通常在规定基本权利限制界限时作为一项原则来使用公共利益概念；四是宪法文本中出现的公共利益是不确定的概念表述，它既表述一种价值形态，同时也描述一种事实状态，经常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2].由于宪法文本中的公共利益概念存在不确定性，容易在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形成利益冲突与矛盾，特别是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时，其标准缺乏统一性、明确性与具体性，容易侵犯社会个体的合法利益。因此，在比较宪法文本的公共利益表述方式后，我们有必要对其宪法内涵、判断标准与程序等问题进行探讨。

摘要:信赖利益保护已成为西方国家行政法治的重要原则并越来越被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虽然2004年实施的《行政许可法》首次明确规定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标志着我国行政法治化建设的发展，对当前我国构建诚信政府、提高公信力、维护社会安定具有重要意义。但信赖利益保护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仍存在不足，其所适用的实体规范以及制度规范仍需进一步明确。本文在阐述信赖利益原则的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许可法中的具体运用，提出完善信赖保护制度的具体建议。

关键词:信赖利益保护;合理信赖;正当性

一、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内涵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最早源自于德国的行政法院的判例，是德国行政法院基于法律的安定性以及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而确立起来的一项行政法原则。关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内涵，我国学术界具有不同的理解与定义，至今也尚未能对该原则的界定形成统一的阐述。我国学者大都从其中一个侧重点出发，比如从行政机关的职能要求、信赖利益的主体、行政管理的目的性等为切入点予以界定其内涵。笔者认为，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指行政相对方因合理信赖行政主体所作出的生效行政行为而产生信赖利益，且这种信赖利益具备正当性且应当得到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撤销该生效行政行为，即使行政机关符合法定条件需要改变或者撤销该行政行为，也必须对行政相对人进行补偿。

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一)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狭小

一、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本位观念的确立“法本位”(或称“法律本位”)作为一个原创命题,我国学者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提出,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法本位”的概念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有的学者认为,“法律本位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必须首先确立的法律的基本目的、基本任务和基本功能,它反映了法律的基本观念和价值取向。”[1](P292-305)有的学者则认为,“所谓法律本位问题,其实是指法律的直接依据,即立法理由:法律根据何种理由而立,或者说由何种观念派生?”[2]

对于相对年轻的经济法而言,合理确定经济法的法律本位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经过学界的不断探索与努力,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念得以逐步确立,并日益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所谓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简而言之,就是指经济法要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己任。经济法社会本位观念的确立,有助于其与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民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行政法区别开来。但是经济法社会本位观念的确立也并非十全十美,因为社会具有高度抽象性,“也许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的东西”;同时,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也易混淆经济法和社会法之间的界限,可能会使经济法再次坠入与社会法进行长期争论的泥淖之中。因而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应该将社会公共利益确立为经济法的本位[3](P107-119)。笔者也赞同将社会公共利益确立为经济法本位的观点,因为这不仅有利于理清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以及社会法等其他相关部门法之间的界限,而且符合经济法的根本性质。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本位观念的确立不是主观臆造,而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是为经济法的客观发展史所证明的。

二、“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社会公共利益本位确立的依据

通过对经济法发展史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从“重商主义理论”、“重农学派”、“历史学派”、“凯恩斯主义”、“供应学派”再到“新制度学派”,从“战争统制经济法”到“危机管制经济法”,通篇经济法的发展史都是国家与市场互动互抑的关系史,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法关注的焦点问题[4](P23-27)。

(一)市场失灵: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悖离

所谓市场失灵,是相对于完美的市场机制理论而言的,一般认为,是指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而造成的市场机制不能自我调节的情形,是指由于一定的因素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呈现低效率运行的一种非理想状态[5](P70)。市场失灵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的外部性问题。

摘要：权力因素与契约精神的并存是否构成悖论，本文以此为契入点，着力分析对行政契约中行政主体特权的再认识。从权力因素契约精神良性互动的视角分析行政特权存在的应然性，从确定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外部限制、内部限制几个层面寻求对权力因素的限制，进而真正实现行政契约的生命要义！

关键词：权力因素；契约精神；公共利益；判断标准；外部限制；内部限制

距离的两端各有其独立的价值，问题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距离，而是能明了正视这种距离。——楔子

时下，伴随福利国家的兴起，行政的理念由国家行政向公共行政变迁，行政民主化的倾向与日俱增，非权力行政方式兴起，行政行为的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1].在此背景下：契约由私法范畴跨入公法领域[2]，行政契约[3]日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应当说行政性与契约性的并存是行政契约的生命要义所在。然权力因素、契约精神的并存是否构成悖论？权力因素是否存在限度？本文将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为切入点，着力分析对行政契约中行政主体特权的再认识。因而它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在一个集行政性、契约性于一身的行政契约中，对所谓行政主体的特权我们应该秉持何种态度？如果说公共利益的保护是其存在的必要，那么其是否存在一个限度？如果存在，其边界又在何处？

长期以来，对行政契约中行政主体的特权，学界渐趋达成共识：行政主体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享有行政特权，这是行政契约的行政性的重要体现，也是行政契约的生命支点之一。在我看来，行政契约中的权力因素与契约精神并非构成悖论；我们在想当然认为行政主体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在行政契约中享有行政特权时，首先应该反思的是此种认识的前提价值判断是否是一个真命题，其价值判断的参照对象是否具有当然的普适性，这种思考问题的理论模式是否存在局限性？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将使我们更加理性的看待行政契约中行政主体的特权。

一、权力因素与契约精神并非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