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系范文10篇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领域纷纷步入新常态。在此情境下，公共管理功能、体系需要被重新定位。徐双敏主编、科学出版社2021年2月出版的《公共管理学》一书，从理论、主体、职能、人力资源、政策、绩效、危机等多个维度对公共管理展开全面论述，构建出较为系统的公共管理基本框架，为审视当下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优化公共管理体系提供了参考。

该书共包括十章。第一章在明确公共管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公共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程。第二章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相关职能，并紧密结合新时代背景，具体论述了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第三章从行政组织、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三个方面对公共管理主体展开相应讨论。第四章详细论述了公共管理主体间的关系，其中主要包括政府组织间关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关系两个方面。第五章聚焦公共组织中的领导，分析了领导的个体素质与群体结构，并对行政组织与非政府公共组织中的领导职能展开具体论述。第六章对不同主体结构下的人力资源管理展开详细论述，其中包括政府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及社会组织中志愿者管理等内容。第七章从公共政策视角出发，论述了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监控等内容。第八章从财政管理视角出发，对公共预算管理、收入管理及支出管理等内容展开论述。第九章结合公共管理实践，具体分析了公共管理的方法，其中涉及绩效管理、信息化管理及应急管理等内容。第十章以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为核心，探讨了新时期公共管理的改革方向。

新形势下，我国公共管理的工作内容、条件、阻碍等因素都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在此情境下加强公共管理，可以视为以问题为导向对我国公共管理体系进行优化与完善，这是提升我国公共管理质量、健全我国公共管理机制、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重要举措。同时，紧密结合新形势，以社会发展现实需求为导向，有方向性地加强、完善公共管理，有利于提升公共管理效度，提升公共管理缓解社会矛盾的精准度，为持续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保障。

结合《公共管理学》一书，可从组织、人才与技术三个层面分析公共管理体系的优化途径。首先，在组织层面进行优化。传统公共管理制度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即组织结构的单向性。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官僚等级明显，非政府管理主体的公共管理功能被严重忽视，由此造成公共管理相关政策、工作主要是从上到下单向作用，严重影响了公共管理的活性。立足新形势，我国应引入新公共管理理念，积极吸收基层社会力量，构建基层管理组织，推动公共管理相关信息由下向上作用，以此与传统公共管理体系形成互补，实现公共管理能量的环形对接，保障公共管理的持续、有效作用。其次，在人才层面进行优化。在新形势下，以人为本成为社会各领域改革与优化的重要理念，对于公共管理体系的优化而言，应将个体能力的提升作为重要内容。

结合当下公共管理人才队伍现状，可采取以下举措：一是加强组织培训，针对性提升相关人员的公共管理能力素养。二是健全激励机制，在现有薪酬机制的基础上加强薪酬机制与培训、人员考核、晋升等机制的结合，构建立体化激励机制，既发挥对人才的物质激励作用，也为人才发展进步提供保障和服务。再次，在技术层面进行优化。紧抓信息化时代机遇，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优化公共管理体系，利用大数据技术推动公共管理信息化发展。相较于传统公共管理方式，依托于信息化技术的公共管理体系，可以更加及时、精准地对公共管理信息进行处理，由此大幅提升公共管理效率，优化公共管理质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电子政务系统日趋完善，并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为公共管理信息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孙宇彤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当下中国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为西方话语所覆盖，构建中国话语是学界重要使命之一。传统行政管理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粹，理应得到接续与传承。特别是在当下计量方法与标杆管理过于弥散的状况下，通过思想文化的参照和介入，在研究路径上以追循意义或价值为主导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并重。将中国行政管理思想史纳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以期增加中国元素，构建中国话语。

关键词：中国话语；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公共管理知识体系；定性研究；定量研究

严格而论，当代公共管理知识体系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四十年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基本是以西方话语为主导。2000年世纪之交，有厦门大学朱仁显教授大作《中国传统行政思想》问世，开创了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研究之先河，却也声息微弱，“其言似不足者”，最终在计量研究的沙尘暴中湮没①。因而，挖掘和传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与智慧，以构建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中的中国话语，应当是21世纪中国学术现代化的重要使命。我以为懂得中国才能真正懂得管理，为此略抒拙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懂得中国才懂得管理

传统管理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对于这一文化传承的定位不能局限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体系的视角，而是要置放在中华历史与文化的宏大视域中审读。（一）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的历史定位。近年来，在很多场合我都发表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特色”的表现之一是中国文化具有特殊性。从政治文化的层面看，主要表现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培育出来一个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对上是权力基础，对下是民间领袖，成为维系社会与政治“结构性稳定”的中坚力量。中国古代社会有分合治乱，统一王朝除了元朝九十余年，其余差不多都是三百年左右。其中，两汉最长，达四百年。君主政治时代行政手段十分落后，对于全社会的掌控能力也很低下，却何以能使一代王朝周期维持在三百年左右，而中央集权君主政治体制直贯两千年？原因甚多。从思想文化的视角看，关键有二：一是儒学成为官学，二是文官制度。关于一，西汉初年，儒学从民间学术上升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影响政治文化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由此达成两个效果。其一，一种思想培育出来一个士人阶层。这个阶层凭借儒学政治特权的优势，得以通过察举或科举介入体制，居官为宦。士人群体作为官僚集团的后备资源，构成君主政治的权力基础。同时，相对天下士子而言，能够介入体制的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士人考取功名，虽然未能入仕，但也有了不同于黎民百姓的特殊身份。依据功名的等级类分，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如免除本人徭役、见官无需跪拜等。加上“致仕”回乡的官员，他们称为士绅或乡绅，从而得以号召乡里，领袖地方。士人阶层对上是权力基础，对下是民间领袖，实质上构成君主政治时代的社会中坚力量。不论王朝危机、天下大乱或王朝重建，必然有士人环绕其间，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历史上，出身豪族或平民者都能做皇帝，在前朝的废墟上重建帝国，就在于有士人的帮衬。其二，形成阳儒阴法治国方略。儒家的治国理念以德治仁政教化为主，在战乱频仍的春秋战国时代无助于一统天下，故而秦的统一实是法家思想在百家争鸣中的胜出，但是秦统治者的强制管理和暴力统治致使强秦二世而亡，于是汉代统治者以秦为镜鉴，转换战略思维，以儒为主，法治为辅，“本以霸王道杂之”，谓之“汉家制度”。这一治国方略注重调节，倡导惠民仁政，有利于缓和社会冲突。同时以法制为底线，守住治国根基。软硬两手相辅相成，形成政策原则，天下得治。关于二，与西方中世纪贵族制君主政治相较，中国古代社会是“官僚制中央集权君主政治”。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制体现了高度政治理性与相对完备的管理、组织技能，为世界之最，而且影响了18世纪欧洲官僚制的形成［1］。士人是官僚队伍的主要构成，当然其中不乏贪腐之辈，但历代总有些清官、贤臣、循吏在国家治理、王朝兴盛中起到重要作用，得以名垂青史，教化后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相较，古代中国的君主政治延续时间最长，天下或有分合，统一是主线。促成这一发展趋势有多种因素，其中重要一项便是缘于士大夫阶层的相对稳定，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坚定不移的认同。史实表明，即便面临其他古代民族及其文化的强行介入，也能运用中国文化特有的政治智慧化解之，融合之，并用确凿史实验证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社会运作客观规律之一：征服者被征服①。“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经济的发展，摧毁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2］。这恰恰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内含高层次的文明以及政治理性与智慧，这才是中国文化真正特殊之所在。要言之，中国古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家在治国理政方面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有比较稳定的社会中坚力量为作为社会基础；二是有高度理性的制度支撑；三是有符合历史进程和实际社会政治状况的政策原则保障。历史经验表明，这三点是国家稳定、发展与繁荣的基本条件。构建这些条件的是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以及成为其载体的士人阶层作为社会中坚。士人阶层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介入政治，覆盖社会，他们传承、积累政治经验，也能或多或少地有所创新。这一阶层的精英群体接续和积淀的政治理性与智慧汇聚为行政管理思想，凝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这正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的历史定位。（二）走出标杆管理的刻板思维。依照我的治学理念，多年来学习和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就是要从传统的政治理性与智慧中有所收获，以参照并作用于当代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这个学科很兴旺，进入90年代，逐渐式微。这当然也影响中国行政管理思想研究的发展。事实上，在中国学界，行政管理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渐次从政治学学科独立出来，其知识体系和理论架构基本是西方即美国的。标杆管理既称标杆分析法（benchmarking），即“重定向自标杆管理”，也称作基准化分析法。这是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的企业管理方法，嗣后为行政管理学科所借鉴。将管理目标基准量化，强行提升政府管理效率，并作为基本方法论纳入新公共管理知识体系。21世纪以来，标杆管理风靡中国行政管理学界，风尚弥久，已然近乎刻板思维而影响全局。标杆分析法作为现代学科研究方法，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完全西学化的知识体系与方法论能否真正解读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却颇可怀疑。政治学的基础学科谓之“两史一论”，即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学说史和中外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这一学科的基础知识，行政学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学科中，则没有这样的设置。据我了解，当代中国不少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计划视野褊狭，过于实用，连“政治学原理”这样的基础课程也被取消，以为学之无用，遑论中国行政管理思想史！有个别院校在行政管理专业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基本都是近代部分。而且往往难以持续，随着教学改革的阶段性深入，渐至取消。兹非固陋而何哉！《论语•子罕》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非唯学子，师者尤甚乎。事实上，如前所述，中国古代社会积累了丰厚的政治经验，其中包括丰富且实用的行政管理经验和理论。平心而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文化涉及诸如国体、政体这样的理论问题，如墨子的自下而上，层级上（尚）同思想；孟子引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见《孟子•万章上》）；韩非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见《韩非子•扬权》）；贾谊的“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见贾谊的《新书•阶级》）等，但他们并没有展开讨论。在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及其思想家、政论家们看来，国体、政体类的问题已经解决，就是中央集权君主政治，无须讨论。他们更为关注的是施行何种政策，建立何种规制，如何才能达成某家天下的长治久安。于是，治理、管理就成为论争的核心问题，德治、法治、人治、礼治、教化，以及刑名之术、南面之术、德主刑辅等论题成为热议，恒久不衰。“唯与二千石治天下”“明主治吏不治民”“汉以孝治天下”则被奉为得以治理成功的至理名言。事实上，古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也充分说明了传统管理思想及其制度化业已取得成功。如果说，无论古今，人类的智慧总有其相通、相近之处，那么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内含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当然会有其比照和借鉴的意义。其中有些段落，譬如“官箴”“政书”蕴含的管理经验与智慧，“中国特色”至为鲜明，很有价值，作为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优秀构成，值得今人了解、借鉴与传承。从另一个角度看，与古代中国相较，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行政制度和管理方式经历重大变革，但是作为制度文化的传承，其中仍然含有传统文化的因子。要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器物、制度还是思想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中断过。这种文化的长期延续，遭遇近代的狂风暴雨，酿成剧变。其中变化的深刻程度，显然是器物、制度和思想的依次排列。也就是说，作为历史文化的积淀，当以思想文化的传续、存留和影响最为深刻。从表象看，近代以来思想文化的变革也是天翻地覆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内里，从政治价值及其观念的视角来看，其传续的坚韧度，着实令人吃惊。关于这一点，我们瞥一眼当下国人的权力崇拜、官本位和身份等级观念等现象，即可明了，这里无赘言。因之，从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的层面考察、研究中国公共管理的特点与路径，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认知参照。唯有走出标杆管理的刻板思维，才能融汇古今中外相关认知而构建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中的中国元素。一言以蔽之，懂得中国才懂得管理。

二、两种研究方法并重

【摘要】本文首先从课程普及率低、脱离专业课程两个方面分析了应用型学院创新创业课程体系中的不足，然后阐述了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构建的综合性、信息化、多样化准则。最后提出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构建的举措，包括创新创业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借助信息化技术扩展公共管理专业教育模式、构建创新创业课程实践基地。

【关键词】应用型学院;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构建

公共管理专业是学院的重要专业，担负着培养高素质公共管理人才的责任。但是，因为应用型学院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创新创业时间短，各项制度不完善，创新创业体系构建有着数量与结构等问题，阻碍了学院创新创业课程体系的构建。各学院应积极探究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构建对策。

一应用型学院创新创业课程体系中的不足

第一，课程普及率低。如今，部分应用型学院创新创业课程基本是照顾少数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具有一定的精英化特点。一些应用型学院虽设置了创业机构，可是主要针对学院一些成绩优异的学生，而忽略了绝大部分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在这样的条件下，大部分学生无法接收到创新创业教育，从而影响了学生创新能力与创业精神的培养。部分学院在创业比赛的时候关注的重心也是优秀的学生，忽略了普通学生的创业比赛。第二，脱离了公共管理专业课程。目前，教育部门对创新创业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认识，没有把创新创业课程融入专业教育体系，造成专业课程和创新创业课程脱离。多数应用型学院的创新创业课程是比较独立的，且课程内容多以理论为基础，较少有关于公共管理专业知识方面的创新创业实践知识，直接影响了创新创业质量。除此以外，一些高校并未在公共管理专业知识教学之中渗入创新创业教育，而是将重点放在增加学院学生销售层面的创新创业知识，忽略了学院学生的专业背景。

二应用型学院创新创业课程体系构建的基本准则

摘要：大数据已经全面嵌入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之中，大数据作为一种技术和理念正在对政府治理理念、治理内容、治理手段等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体系并没做出响应。本文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专业为例，探讨了现有培养体系存在的不适应，并对其改进和优化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大数据；公共管理；培养体系

近年来，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据海量增长。2012年，联合国白皮书指出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将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深刻影响。对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来说，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是结构复杂、类型多样的海量数据无论是对学生基础知识的掌握、基本技能的习得，还是认知、合作与创新等能力的培养都提供极大的便捷；挑战是对教师的知识结构与能力、学生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的适应性调整以及实验教学条件和设施的改善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大数据时代及其特征

大数据时代是建立在互联网、物联网基础上，数据收集存储、价值提炼、智能处理的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大数据成为现实世界镜式反射。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就能够获得人们生活方式变化的有价值的信息。大数据的核心是数据，而数据是统计研究的对象，从大数据中寻找有价值信息的关键在于对数据进行正确的统计分析。与传统数据相比，大数据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①数据量巨大，大数据的起始计量单位至少是PB（1024TB）级。随着高度发达的网络技术和承载数据资料技术的快速升级，数据资料的来源范围在不断拓展，存量数据的规模也几何级数增长。此外，数据量大不仅包括数据多，还包括数据全，与传统计量统计数据不一样，它们通常不是数据样本，而是全体数据。②多样性。大数据的类型繁多，既包括时间数据，也包括空间数据；既包括以文本资料为主的结构化数据，还包括音频、视频等半结构或非结构化的数据；属性数据、行为数据和时空数据在大数据环境中得到融合。（3）数据价值密度低，但总体价值巨大。大数据虽然因信息超大规模和庞杂而导致关注度降低，但是，大数据信息流传和更新速度极快，单个数据和短时间数据的价值低，但总体样本和长时间数据价值大。③数据处理速度快，大数据技术使大规模时间序列数据的实时获取成为可能。因此，在海量的数据面前，如何通过强大的机器算法更迅速高效地完成数据的价值提取就是数据处理的生命力所在。

二、大数据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摘要】正如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福利会导致绝对的崩溃，长期以来学界有一种错误的观点，即西方福利经济体系是社会制度优越的体现。本文就针对西方高福利公共管理体系所带来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解释了高福利经济在危机面前如何面临崩溃的危险，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高福利;福利经济;公共管理;社保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用于经济学原理上再适用不过了，因为高福利的安乐经济必然会导致最后的崩溃。不幸的是西方有些经济学家并不明白这一点，长期以来西方有些政客为了赢得选票，大肆许诺推行高福利经济体系，严重降低了国民经济效率，透支了国民信用。在危机来临之前，他们浑然不觉，而在危机过去之后，他们又不知悔改。现代社会必须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公平正义，但是如果一个制度发展到“躺着数钱”，那么终有一天这个国家会永远躺下，再也站不起来，这是自然规律，任何人都不能逆转。从希腊主权危机到英国脱欧，高福利经济公共管理体系的危机只是冰山一角，高福利带来的高税收必然会降低经济效率，而绝对高福利最后带来的就是在危机面前的崩溃。

一、欧洲典型福利国家的问题

（一）德国高福利带来的问题。德国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在中国GDP超德赶日之前，德国一直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从而1958年到1968年，西德一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德国国土狭小，强敌环绕，能够建成如此的经济奇迹是因为先进的教育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科学技术造就了顶尖的工业。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俾斯麦一手推动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工伤、疾病及养老三大保险法案。二战以后，西德经济腾飞，1963年公共社会支出已占到GDP的17.1%，90年代左右经济高度发达的德国社会因为高福利经济陷入困境，因为高福利经济造成了“不工作的人比努力工作的人拿到的钱还要多”。面对金融危机的风险施罗德采取了以下改革措施：鼓励就业，减少“躺在救济金上的懒汉”的数量：将失业保险与社会救济金合二为一，同时要求失业者必须有合理理由拒绝工作，否则就会减少保险金。其它几项改革措施都是致力于降低企业人工成本，减小企业解雇员工的难度，减低医保水平。同时由于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困境，德国不得不把退休年龄从65岁推迟到67岁，并且还准备继续推迟到69岁。虽然施罗德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但他还是因为这项改革而下台了。（二）希腊高福利带来的问题。希腊政府没有德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又推行高福利政策，最终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德国等几个欧盟国家队希腊进行了援助，并且要求希腊政府在做出如下改革：减薪、削减支出、加税、国营单位私有化等。但是希腊积弊太深，首先希腊没有的德国发达的经济效率，财政不足以支撑高福利；其次希腊的福利结构严重畸形，公务员享受高于普通雇员一倍的福利，希腊没有补贴穷人，实际上是在补贴富人。希腊的退休年龄是58岁，加之养懒汉的政策让生产效率严重降低。没到大选，既得利益者都会选出那些反对消减福利的政客，所以希腊政府只能靠债台高筑来维持高福利。希腊高福利的另一个缺点是收入越高福利补贴越高，低收入群体补贴最少，这反而违背了公平原则。而同时，丰富的福利制度让人们可以安乐地“躺在家里数钱”，这造成了人们宁可参加罢工游行，也不愿意去工作。

二、高福利带来的问题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认真组织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工作；努力加强我系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制度建设；认真开展纪检监察日常性工作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认真组织全系党员领导干部及广大党员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细致组织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认真组织参加学校的廉政建设教育系列活动、认真履行系党总支纪律检查的工作职能，定期检查总结我系纪检监察工作情况，讨论研究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落实中纪委《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精神，不断完善惩治与有效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系党政领导均与学校签订廉政任务书、认真执行学校包括财经制度在内的各种廉政规章制度情况，强化部门规范管理、进一步落实系务、党务公开制度，拓展师生员工参与职工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有效途径，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与要求，使得广大群众提高监督党风建设和反对腐败的意识和能力，提高群众监督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积极参与党风廉政建设、积极参加学校纪检监察各项业务培训，努力提高纪检监察工作业务水平、配合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认真完成各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2009年是我校全面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一年，公共管理系党总支按照学校的工作要点和具体要求，认真做好纪检监察工作，主要内容如下。

一、认真组织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工作

1、认真组织全系党员领导干部及广大党员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大精神。重点贯彻落实十七届四中全会和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精神，努力提高我系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及广大党员对反腐败斗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坚定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的信心，为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建设奠定坚定的思想基础。

2、深入细致组织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宣传教育工作。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长期性、艰巨性等特点，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探索创新和拓展宣传教育方式，将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活动相结合，开展形式多样的警示教育和激励教育。我们注意及时向全系职工传达党中央、中纪委以及纪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部署要求，使职工及时了解反腐倡廉工作任务和加强勤政建设工作的精神。

3、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按照纪委大力加强党员领导干部勤政作风建设的具体部署要求，结合我系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实际状况，我系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民主生活会制度和党政联席会议等科学民主决策机制，按时召开系务委员会会议和全体教师大会，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积极塑造团结协作、和谐进取的优良作风，系部工作不断取得实效。

摘要：湖南农业大学瞄准卓越农村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目标，紧跟“三农”发展新形势和新任务，以“五优五强”为追求确立课程目标，以专业能力培养为核心优化课程结构，以学科建设为基础更新课程内容，以教学方式创新为重点改进课程实施，对公共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进行了探索性建设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效果。

关键词：高等农业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卓越

农村公共管理人才；课程体系建设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如何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人才已成为高校改革发展的主要议题，受到国家和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需要从各个方面和环节上下工夫，但归根结底要落实到课程体系改革与建设上来。课程体系不仅是高等学校开展教育教学的主要载体，而且是高等学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桥梁。湖南农业大学现有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等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长期以来以培养卓越农村公共管理人才为目标，紧跟“三农”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按照公共管理大类招生的基本要求，对公共管理类专业的课程目标、结构、内容、实施等要素进行创新与重构，在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中取得突出成效，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一、以“五优五强”为追求确立课程目标

作为国家教育目标以及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在教育教学中的具体化，课程目标是课程体系的灵魂。高校各专业课程目标设立是以人才培养目标科学合理确定为前提和基础[1]。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即“高教30条”）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各高校必须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依据自身优势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确定特色鲜明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规格，实施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新时期，高等农业院校发展公共管理类专业同样需要确定特色鲜明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瞄准服务“三农”的卓越农村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目标，并将人才培养目标科学合理、准确有效地转化为具体的课程目标。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许多高等农业院校在确定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其转化为课程目标时，往往模仿综合性大学，以他们为“样板”，自身特色定位不突出，有的虽然将“‘三农’特色”写进了培养计划，但并未有效落实，未能成为广大师生的共识。如果连课程目标都没有形成共识，又何谈课程要求是否合理、教学方法是否恰当、评价学生的方式是否合适[2]。因而，如何积极凝练人才培养特色和科学确定课程目标是高等农业院校确保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成效的基本前提。当前，我国“三农”发展已进入新时代和新阶段，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公共管理人才队伍，以肩负起“三农”发展的新使命。湖南农业大学在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中，始终主动适应“三农”发展新形势和新需求，发挥着自身优势，强化专业特色，走质量至上的道路，认真研究“三农”公共管理人才在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的培养要求，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不断总结和提炼，最终确立了“五优五强”课程目标。“五优”是帮助学生具备信念坚定、品德优秀、责任心强、知识丰富、能力突出五种优秀素质；“五强”是指帮助学生在服务“三农”中具有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带得动五种超强本领[3]。围绕“五优五强”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目标，湖南农业大学在课程教学中特别注意协调专业知识与技能、学习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念等方面之间的关系，统筹传授学生扎实的公共管理专业知识与丰富的“三农”知识，统筹提升学生的公共管理专业理论水平和解决“三农”公共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统筹学生的公共管理专业情感和献身“三农”事业的伟大使命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知识丰富、意识强烈、能力突出、素质全面的卓越农村公共管理人才，深受基层用人单位的赞誉。

二、以专业能力培养为核心优化课程结构

摘要: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的研究近年来成为热点。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话语构建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本文主要综述并分析公共管理中国话语构建的三个维度，即构建融入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话语体系，构建本土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和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并尝试提出今后的研究展望。

关键词: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传统文化;本土化;学科体系

一、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问题的提出

中国历史上对于行政管理的研究，古代称之为“行使政治权力”，其核心内容是管理国家和使用国家权力。古往今来，帝王术、资治通鉴等记录下来的大量行政经验，再加上儒家文化的道统思想和教导，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国家管理的思维和话语体系。中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行政改革和管理制度建设同步发展，引进了大量现代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思想、方法及话语体系，经历了重建、引进、迅速发展的阶段，已在两百多个高校建立了公共管理系、所或者学院，全国五百多家高等学校中都建立了公共管理类本科，为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良好平台。话语体系，是对某一思维进行表达和诠释的一种语言系统，由于后现代思潮在西方社会的兴盛，近年来对话语体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广泛，其目的是在现代社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突破固有思维体系和制度构建，重构思想语言的基本单元，解放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以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从而突破至更高层次的自由。如“现代”(modernity)“后现代”(post－modern)“重构”(re－construct)，“解构”(decon-struct)”“话语体系”(narrative)”“权利要求”(claim－smak-ing)“权威表述”(authenticdiscourse)“多中心”(multiplecenters)等都是后现代思潮的关键词语，它将追求层级更深、范围更广的民意民主决策和民生的权利作为核心目标，而这也是思想家探索如何突破现代模式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路径之一。关于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知名学者们对其有着不同的见解:前MPA教指委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朱立言教授认为实践是理论的唯一源泉，公共管理知识的生产应当更紧密地与实践相结合，紧跟实践的步伐，创造出能够切实解决中国所存在的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著名公共管理学者蓝志勇教授立足于哲学的层面和跨文化的视角，认为公共管理学的建设不仅要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传承，而且要能够与世界文明有效沟通，提炼出包容的话语体系。在清华大学薛澜教授眼中，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实际上包含着两个相互促进的方面:一是非西方语境下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重新定位;二是我国公共行政话语体系的本土化与发展。中山大学王乐夫教授认为公共不按理取代公共行政成为新的有效的公共部门管理理念，并把公共管理划分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在此基础上来建构公共管理学科。厦门大学的陈振明教授则认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立足点是顺应新时期国家的发展需求，顺应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增强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影响力，以完善的理论体系来引导国家和地方的创新发展。山东大学葛荃教授认为当代公共管理学不仅要反思和质疑当前现有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同时要与世界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交流和融通，将中国行政管理思想史纳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以期增加中国元素，构建中国话语。广州大学王枫云教授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就可以提炼出丰硕的管理经验，道家、儒家、法家的政策观都可以作为政策科学本土化和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构建的源泉。关于中国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研究，将部分学术界以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为核心的介绍型研究剔除后，可将其余的公共管理中国话语研究归纳为三个维度:一是将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和文化纳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构建具有丰富中国元素的中国话语;二是重视中国公共管理实践问题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公共管理话语体系;三是兼顾借鉴与创新，构建学科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

二、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的三维度

(一)构建融入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话语体系。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是唯一一个古代文明从未终止过的现代民族国家，多数时间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历史上曾经开创过多个“盛世”，其治国思想、行政思想、行政实践历史渊源流长。现代中国公共管理知识体系被西方话语体系覆盖严重，因此，传统行政管理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将其纳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中对于增加中国元素，构建中国话语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场合都会提到“中国特色”，这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表现，基于政治文化层面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士大夫阶层，对上是权力基础，对下是民间领袖，体现为维系社会与政治“结构性稳定”的中坚力量，儒家的治国理念核心是以德治仁政教化，而秦在统一时采用的是法家思想，秦统一时的暴力手段与统一后的强制管理使秦二世而亡，因而汉代统治者以此为戒转换战略思维，以儒为主，以法治为辅，“本以霸王道杂之”，谓之“汉家制度”。在这一治国策略中以调节为主，倡导惠民仁政，可解决社会冲突，再结合法制，可守住治国根基，软硬结合，得以治天下。古代统治者和思想家对于治国理政方面，解决的问题有两个，第一需要具备稳定的社会中坚力量为社会基础，第二是需要有高度理性的制度为支撑。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体现出精英群体接续和积淀的政治理性与智慧汇聚为行政管理思想，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而这便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的历史定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政管理知识体系和理论架构均源于西方，然而纯西学化的知识体系与中国的管理问题存在很大的水土不服。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这一学科的基础知识，但从研究根本上看，当代中国许多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培养计划都不够全面，过于偏重实用性，甚至取消了“政治学原理”基础课程。非唯学子，师者尤甚乎。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公共管理语言体系的构建研究较多，但被人接受的只有计量研究和田野调查。这种研究趋势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学术界深刻反思了在此之前教条化、僵化的理论和思维方式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点是国内学界在国际交流和对话中，体现出的传统研究方法落后国际学术界的现实，难以实现对话。通过以上分析，将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增加到现代基本西学化的公共管理学中，对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具有以下优势:其一，汲取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将中国元素添加到现代公共管理知识体系中，提升对当代中国公共管理话语的解释能力;其二，重新认识公共管理研究的现实意义和正当性考量，促使量化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相互融合，增强现代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研究的“反思、批判”和“精准描述”能力，推动社会政治的改革，加快政治管理的科学进步和公共管理的社会实践;其三，加快现代西学意义上的公共管理理论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政治文化积淀的融合，与中国当代社会政治实践的融合，推动公共管理学术视域的中国话语的形成。(二)构建本土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本土化”是指中国的公共管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公共管理面对的对象，且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理论支持也存在很大不同，因此公共管理学只能是一种国别性的存在，本土性表现得非常突出，而这便是本土化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存在的最合理解释。著名公共管理学者蓝志勇在相关领域研究中提到，“中国正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本土走向国际，让国际了解本土的时代。”中国公共管理本土化是走向国际化的必然选择，它使中国更有效的与国际沟通，并从国外先进的公共管理文化中汲取精华。然而，公共管理学在学科属性上并不属于自然科学，而是人文社会科学，而公共管理活动作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活动，并非客观的自然现象。无论是哪个国家，其公共管理的政治性、民族性都非常鲜明，并与本国的经济社会情况、历史文化、政治体系相连，而这也是公共管理活动存在国别差异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公共管理针对的除公共管理活动之外，还在于可以为公共管理实践提供路径与方向上的借鉴，中国的公共管理对象与其他国家不同，因此在理论支持上也同样存在差异，而这便是本土化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存在的合理性。本土化并非掩盖公共管理学的普遍性，中国的公共管理学也必须体现出活动自身的规定性。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在诞生时、成长中都存在一定缺失，这是由于西方理论的影响，但应该明确的是，西方理论不但无法回应中国问题，还会给出错误的方向，仅依靠西方理论下的公共管理学的中国转化，并不能塑造带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话语体系，它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历史流传下来的文化精髓，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学发展的独特道路。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及思想的汲取和采纳，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而不是一味地“盲目追随”或简单地“按部就班”。判断西方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能否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相适应，要考虑它能否与中国主流的价值观念相一致并准确反映时代的精神;能否与我们的传统管理思想体系进行有效的对话，并能够以此为契机衍生出新的思想、观念和话语。“本土化”强调的是中国自己的公共管理学，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的话语体系，若偏离这一核心，无异于缘木求鱼。据此，基于本土化的公共管理学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关键在于以下几点:第一，明确中国的表达方式，即需要以中国的汉语作为表达工具，这是让中国公共管理学走出国门、获取国际话语权的必要道路，且汉语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精神气质和价值观念;第二，强调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正面直视鲜活的中国公共管理现实，构建反映中国实践的话语体系，西学理论下的话语体系不仅会对中国公共管理学产生损害，同时也会为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指偏方向，只有本土化的公共管理实践构建的话语体系，才是具有穿透力的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第三，明确中国的经验总结，即以往西方理论侵入严重，导致我们忽视了本国的经验，若依然用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来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是无法改变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跟班”地位，只有真正立足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总结中国公共管理经验，才是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正确道路;第四，明确中国的文化根基，即中国公共管理学是指具有中国文化的公共管理学，因而源于中国文化情境的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才具有指导性，这也是构建基于中国文化根基的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原因。(三)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在西方国家，公共管理也称“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即从传统行政学重视“公平、正义”等行政价值转向20世纪80年的重视“工具和效率”。公共管理阶段主张B途径，即向企业学习、市场化改革、放松规制、提高管理效率等。当新公共管理传入中国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传统行政学科的面貌，形成强势的公共管理学科，包括行政管理、社会保障、公共财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专业。21世纪初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学习榜样，全国拥有公共管理学科的大学的相应学院多数更名为公共管理学院，这是最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中国公共管理话语学科化，指的是在公共管理学话语表达中，强调逻辑性和体系性的严密，在固有的观念或者理论基础上，对公共管理问题进行深度分析，尝试在公共管理学的多个概念之间形成逻辑关联。任何一门学科都具有独特的话语体系，且一般情况下一门学科的话语体系的功能表现在两点，即理论交流和理论指导实践，然而，当前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并未体现出这两点功能。非学科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是以话语主体个人的观察、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主体对公共管理活动的思考，主体的特色不同也造就了语言表达的行政理想和价值取向的不同特征，如孟子的治国理念通常以鲜明的对比、生动的用词、灵活的问句、整齐的对偶等形式来表现;又如孔子的为政主张是以大量匀称和对立的范畴来表示，如“性”与“命”、“智”与“愚”、“善”与“恶”、“学”与“思”等等，都体现出孔子行政思想的深奥，展现出其高超的语言表达艺术。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化最初是源于西方，自20世纪初，国内学者对国外有关行政学著作进行了翻译，如美国的《行政纲目》、日本的《行政学总论》等，从此中国公共管理学形成。基于学科化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偏离了公共管理实践。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很强，但当前却存在忽视现实问题的学术旨趣、偏于研究西方理论的缺陷和问题，而学科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语言体系的构建必须将其特点考虑进去，思考公共管理实践与经验，才能提炼出话语体系。第二，回应系统化的公共管理实践。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与实践是相互的，但当前却依旧存在试图以某种固有的观念或理论框架为入手点，对公共管理活动进行分析并引导实践的实际情况，消磨了公共管理实践的丰富性。第三，反映话语体系的去价值化，基于学科化的公共管理中国话语体系，无论是从思维层面，还是方法、文字的表达上，都更加注重理性主义，看似体现的客观、理性，但实际上却失去了话语体系的价值判断和实践关照。不仅如此，由于工具主义观念，公共管理活动愈发完整就越被认为是由孤立存在的单独要素构成，逐步瓦解了公共管理的有机统一。面对这种现状，基于学科化的中国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注重这三点:首先，融入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即注重“感性的整体体悟”，这与西方强调的“严格的理性检验”是不同的，在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中的作用巨大，更是营养基础;其次，重视中国公共管理实践，实践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密切，话语来源于实践，实践依靠话语表达，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在不断创新，在实践中必须不断总结更新的范畴、概念及表述，让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与时俱进;最后，对西方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保持批判和借鉴，汲取有用的理论，不可盲目追随。

摘要：如何在和谐社会下构建公共管理体系并加以应用，是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这个问题出发，提出构建多元化主体管理，实施政企合作管理，控制管理成本投入，发挥事业单位在其中的作用，以便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管理体系；构建

公共管理体系作为政府管理公共事务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是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和谐社会中，如何构建公共管理体系是政府部门所需要深思的问题。和谐社会需要哪种公共管理模式，是服务型的，还是管理型的，这就需要政府根据时展，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将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公民权益分开对待，识别何时公权力为重，何时私权利为重，避免公民权益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相冲突，才能更好地维持社会良性运作。

一、公共管理体系中还存在的问题

在公共管理体系中比较常见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上，分别为：问题一，管理方式生硬化问题。政府部门在社会管理上过于强势，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存在，部分公职人员认为为官就是高人一等，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对于百姓事务不主动、不热情。换言之，管理体系体现的是“管理”，而没有“服务”。问题二，管理主体单一化问题。在现有的管理体系中，仍是以政府作为管理主体，管理主体单一，非政府组织难以参与。随着时展，这种情况得到很大的改善，政企合作模式、企业合作模式等将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问题三，成本核算的不合理问题。这种不合理最为突出的就是“监守自盗”问题，为此需要立足于实践构建社会监督机制、自我监督机制等，保证成本投入的合理科学。问题四，事业单位附属性问题。事业单位一直以来是依附政府单位进行各项工作的，虽然是与政府同等待遇制度，但是却受到政府部门监管，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其原有的社会作用。

二、和谐社会下的公共管理体系构建对策

摘要：实践教学是培养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公共管理能力的有效手段，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当前我国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着培养目标模糊、体系不完整、手段方法陈旧、师资力量薄弱、组织实施难度大等问题。可以从认识实践体系、实验教学体系、社会调查体系和毕业实习实践体系四个方面重构完善的公共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关键词：实践教学；公共管理；体系

公共管理类专业所要研究的是政府和非政府公共部门为实现公共利益，针对公共事务而开展的管理活动，公共管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通过构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切实提高学生公共管理专业技能，培养和锻炼学生公共管理能力。近年来，公共管理类专业发展很快，但是，该专业的实践教学环节普遍较为薄弱，实践教学体系不完善。探索建立完善的公共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提升实践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我国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1.培养目标模糊，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随着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社会管理任务日趋繁重，对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即从学术型（理论型）转变为应用型（务实型）。这就要求高校在培养公共管理类人才时必须高度重视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但是，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许多高校过分重视理论教学而忽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错误地将实践教学看作理论教学的一部分，认为其可有可无。这种观点直接导致高校培养的公共管理人才综合实践能力薄弱，难以满足社会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