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行政范文10篇

服务行政范文篇1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政府迫于发展经济的压力，同时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开始变革其公共行政。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盖·彼得斯先生在《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新思维》一文中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不适应性和未来公共行政模式的发展两个方面作了全面分析（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P1—38，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3月版。）。

彼得斯认为，传统的公务员制度和在政府管理过程中起作用的一些基本原则，明显不像过去那样具有传统的权威性了。面对形势的发展，传统公共行政赖以生存的基础正在受到挑战。

1.政治／行政二分法及与其紧密联系的公务员政治中立之主张落伍了。因为公务员在当今多数政府中发挥着重要的政策制定功能，且其整体作用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

2.以等级结构和规章制度为金科玉律的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经典的韦伯管理模式——显得过时了。因为公共部门权力和权威来源正在不断扩散，如市场成为检验政府绩效的标准之一。

3.公共组织的常设性和公务员职业的终身性受到挑战——公共官僚机构在当代环境中运转失灵。因为非常设机构甚至临时机构正在进入政府管理过程，如特设工作组、跨部门委员会以及其它类似的组织结构和根据工作量增加或减少雇员的人事措施已被一些政府采纳。

4.职业文官完全服从政务官意志的原则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公务员的进取精神和自主性的发挥正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效能。

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在当代环境中运行的有效性已经降低，人们开始关注未来的政府模式。彼得斯分析了四种模式，并从组织结构、人事管理、政策制定和公共利益等诸方面阐述了每种模式对政府管理的影响。

1.市场模式（市场政府）。中心论点是政府管理要以市场价值为取向，同时用工商管理的技术手段改造传统的公共行政。其理论基础为：（1）公共选择理论，（2）通用管理理论及其同盟新公共管理学。市场模式主张重组公共服务机构并在公共服务机构之间制造竞争、公务员实行功绩工资制、政策制定的基层化和低成本提供公共服务。

2.参与模式（授权政府）。中心论点是政府在其管理过程中要赋予低层官僚更大程度的自主权，并让公共行政的服务对象参与部分管理过程。其理论基础为：（1）行为科学，（2）更高层次的“理性的民主分析”学说。参与模式主张赋予基层官僚和服务对象更大的决策参与权、在管理过程中将社会利益包括进来、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的管理决策过程和通过公务员与公民的直接对话机制实现公共利益。

3.灵活模式（灵活政府）。灵活模式针对的是政府机构的常设性和文官的终身性。它认为临时机构和临时雇员可以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并使政府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其理论基础为：（1）新公共管理学，（2）劳动力市场理论。灵活模式主张在政府内部实行一套新的非常设的灵活组织结构、根据公众服务量调节雇员数和机构数、高级公务员影响政策的制定和通过降低政府开支实现公共利益。

4.非管制模式（解除管制政府）。非管制模式针对的是政治家和繁杂的规章制度及条例对公共行政的管制。它认为解除管制，释放活力，可以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其理论基础为：行为科学。非管制模式主张政府运用自身的技能和资源来实现公共目标，支持官僚机构的高层决策者来调动整个机构的行动，赋予官僚机构更多的决策权和公共利益通过更少束缚的政府机构得以实现。

彼得斯认为上述四种模式在具有英美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已初露端倪，有的已经付诸实施，有的尚处形成时期，但都处于探索阶段。每一种发展模式像传统行政模式一样利弊同在，要在政治上或实际操作上为政治家和国民接受，仍有漫长道路要走。同时上述几种模式都有使政府空虚的效果。对原有的传统模式进行变革，也许对于更多的政治家来说仍然是管理政府的最好方法。

二

彼得斯对西方传统公共行政基本原则不适应当代环境的分析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基本原因在于中西方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差异。第一，在中国，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政治和行政从未实现完全分离，基本上是一体化的。公务员也不须遵守政治中立原则。第二，等级结构和规章制度仍是中国公共部门的唯一权力来源。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公共行政模式就是经典的韦伯管理模式，而且恰恰相反，现实模式与理想的科层制差距甚大。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采取的政企分开、公务员考试录用和健全法制等措施都是向韦伯模式迈进的必要手段。中国在公共行政领域不是规章制度多到足以束缚公务员的手脚，而是有许多“空白地带”无法可依，以致造成公务员某些行政行为的完全随意性。第三，中国行政机构的常设性和公务员职业的终身性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环境挑战。这是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双重改革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但用临时机构和临时雇员来履行某些公共行政职能仍未能得到政府的认可。第四，四项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等仍是中国公务员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外公共行政模式变革的动因分析不完全适合于中国。但是，中外政府管理为适应当代环境的变化而主动寻求变革和发展则是一致的。况且，改革开放的中国会坚定不移地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的行政管理理论和技术。鉴于此，彼得斯剖析的公共行政发展的四种模式值得中国在公共行政改革中予以借鉴。

中国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是政治、经济和行政长期一体化的结果，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产生的。政府管理是以权力为中心的，故作者称与此相关的公共行政模式为权力行政模式。本文通过特征描述来刻划权力行政模式。

1、命令行政。中国公共行政依靠的是一套精密的等级组织结构和一套完整的行政权力体系运行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完全依赖于权力的运作。政府是整个社会的中心，也是全社会的权力中心。政府机器乃至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依赖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正在逐渐成为微观经济领域的权力主体，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其它领域的权力也将会从政府权力体系中剥离出来。（注：刘俊生《中国走向管理时代》，载于《转型时期的中国问题研究》，P194—209，改革出版社，1999年1月版。）命令行政有所弱化。尽管如此，政府权力的自动扩张机制（注：周耕妥《论政府权力扩张的形成原因》，载于《江西行政学院学报》，1999.1，P15—22。）和强大的政府“权力惯性”仍使当前的政府管理表现出命令行政的基本特征。

2、人情行政（非制度化行政）。中国公共行政的人情化在政府管理过程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如果说命令是政府管理的第一润滑剂的话，那么人情就是政府管理的第二润滑剂。一方面，政府管理的某些领域制度不健全，致使公务员在这些领域的行政行为无法可依；另一方面，在制度健全的政府管理领域，公务员由于自身利益的驱动或外部因素的干扰而不能依法行政。以上两方面因素生成了人情行政。人情行政导致公共行政理性化程度降低，由此制约着公共利益目标的达成。

3、经验行政（非技术行政）。官僚队伍的非技术化和政府管理的非专业化，决定着公共行政只能是经验行政。在实行公务员制度以前，行政干部的准入资格、晋升资格和交流范围一直没有规定技术能力和学历等限制因素，且空缺职位的人选尤其是中高级空缺职位的人选不是通过竞争机制而是采用直接委任方式确定的，职位管理没有采用国际上通行的依工作性质为标准的科学分类制度，由此产生的“万金油”干部（业务非技术化和行政管理非专业化干部）队伍势必使政府管理只能在经验行政层面上进行。

4、多层行政。围绕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形成了政府集权等级体系，由此产生了多层行政的组织模式。政府管理必须经过层层行政组织的努力才能达到公民和社会组织层面。即使这样，政府决策也未必能够落实下来。因为各种基层社会单位也都承担着某些公共行政职能（作者不认为这是公共行政服务对象参与政府管理的方式）。可以说，当今政府庞大的多层行政组织如果离开了各种基层社会单位的帮助就不能有效地完成其公共行政任务。

5、受控行政（计划行政）。全国政策的一统化决定着各级行政组织只能按命令和计划进行。中央政府的政策、命令、指示和决定等在全国范围内有效，中央政府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各部门都必须遵照执行。各级地方政府行政命令的贯彻也是如此。虽然各级政府都强调贯彻上级政策应结合本地实际，但变更上级政策是不允许的。由此形成受控行政这一客观状态。

6、身份行政。中国长期以来实行一种不成文的身份制度，将就业人员分为三种身份：干部、工人和农民。这种身份划分融入了政府管理过程。政府人事行政就是一种身份行政，对内身份等级明确（行政机关的内部管理就是以这种身份等级为基础的），对外整体上处于身份上的优势地位（行政机关对外部实施的公共管理常常是借助于这种优势地位得以实现的）。

三

中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改革开放，经过十年多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之后，中共中央最终于1992年在十四大报告中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模式。但从完全的计划经济体系过渡到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时期的渐进过程。在转型期内，随着改革的深入，法制逐渐健全，市场逐渐完善，政府处于“再造”过程。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公共行政模式也必将随之发生改变。从世界角度看，全球化问题——大气污染、森林损毁、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物种灭绝、粮食短缺、吸毒走私和黑社会等已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威胁，公共行政的国际化趋势在所难免。这给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带来巨大的外部压力，唯通过变革适应环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尚处于前韦伯主义阶段，全球问题的形成，造成了公共行政现代化与现代性趋避机制之间深刻的矛盾冲突，其直接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公共行政现代化改革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都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过渡性。”（注：陈周旺《全球问题视角下的公共行政改革》，载于《东方文化》，1999.2，P25。）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内改革和参与解决全球问题的双重压力，给公共行政带来根本性的挑战。权力行政模式难以适应二十一世纪的政府管理。以承诺行政、制度行政、技术行政、参与行政、自主行政和契约行政为基本特征的服务行政模式是未来政府管理可选择的理想公共行政模式。但在转型时期，政府管理只能采用具有过渡性质的权力——服务混合模式。

1、命令行政与承诺行政并存。命令行政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衍生物，承诺行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必然产物。转型期有计划经济的成分和市场经济的成分，所以，政府管理必然是命令行政和承诺行政并存的局面。1997年烟台市政府在某些公共行政领域中推出的“承诺服务”行政方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这是承诺行政的曙光，可惜未能在全国各地各级政府中推广开来。可见，承诺行政的观念和技术仍不为政府和公务员所接受，命令行政仍主导着政府管理。究其根源，一是因为命令行政观念根深蒂固，政府和公务员的责任取向是对上级负责，且命令行政简单易行。二是因为承诺行政是责任行政，政府和公务员的责任取向是对公民和社会组织负责，且承诺行政需要新观念和新技术。一句话，命令行政概由政府和公务员自身利益所驱动，忘记了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它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承诺行政的背后是政府的市场价值取向。在发达国家承诺行政已成为政府管理的发展趋势，如英国的“公民宪章”、加拿大的“2000年公共服务”计划和马来西亚的“顾客章程”等都是承诺行政的具体规划。

2、人情行政与制度行政并存。人情行政是公务员将个人的私情因素融于政府管理过程，使政府管理行为缺乏理性的行政。它的极端化就是以权谋私。制度的不完备和有法不依是人情行政的根本原因，它是国家在治理社会过程中政府处于法制化程度较低阶段的必然产物。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一再强调法制建设的重要性。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提出的如何避免类似“”那样的错误问题时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P307，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在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加快了立法的步伐。六届、七届、八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任期内（1983年—1998年）审议通过的法律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分别为63个、87个和118个，期间颁布的法律总数为192部。（注：1998年5月26日《北京青年报》。）初步建立了中国的法律体系框架。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作为宪法基本原则确立下来。制度行政是依法治国思想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实现方式。从政府的视角看，加强立法意味着中国正在逐渐迈向制度行政。但客观地讲，行政领域的法制化建设不如经济领域进展的迅速，有些方面仍无法可依，如中国没有“行政程序法”，没有“编制法”等等。转型期内应加快行政立法的步伐，为制度行政准备前提与基础。除此以外，政府与公务员都应转变传统的人情行政观念，树立依法行政观念。只有坚持制度行政方能提高公共行政的理性程度，减少公务员的个人私情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总之，行政立法的缓慢和人情行政的自动生成机制决定着转型期的政府管理必然是人情行政和制度行政并存的局面。

3、经验行政与技术行政并存。在古今中外的政府管理中，经验行政是不可避免的。在政府职能简单和管理方式几十年如一日的时代，经验行政足以维持政府的运转。问题在于，当代政府职能的多样化和公共行政科学技术含量的提高，仅靠经验行政就远远不够了。转型时期，政府转换职能，且其管理方式剧烈变化，承诺行政和制度行政不断地得以强化，加之公共行政的国际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要求政府管理和公务员行政行为的科学化。因此必须造就一批懂科学、懂专业的技术官僚以适应新的政府管理。技术行政的实现在于行政管理的专业化、职业化和公务员队伍的知识化。这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行政职位规范化。对于每个行政职位除传统的职责规范外，还要明确职位的技术规范——履行职务所需要的技能、知识和专业要求，以作为任用的一个必要条件。（2）公务员知识化。对在岗公务员进行公共管理知识和业务技术的培训。（3）考任管理科学化。改革现行的考任制度，按照不同的岗位类别设计不同的考试内容，采用完全竞争的方式选拔社会优秀人才进入政府系统，逐渐造就一支技术型（包括管理技术和业务技术）的公务员队伍。现有公务员队伍的整体非技术性和政府培训能力的有限性决定着以经验行政为主的公共行政仍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4、多层行政与参与行政并存。多层行政是由传统金字塔式的科层等级结构决定的，也是行政集权化的结果。多层行政导致公务员，特别是中高级公务员，远离服务对象，政府管理过程成为僵化的自上而下的垂直命令执行过程，民众难以参与政府管理。长期以来，“政治应该民主化，行政必须集权化”的传统理论一直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政府不能容忍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政府管理过程。随着各国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和民主范围的扩大，20世纪后半叶民主行政得以逐渐发展，参与行政由此产生。1998年9月7日—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24届国际行政科学大会以“公民与公共行政”为主题进行研讨，充分显示了民主行政的世界发展趋势。各国与会代表讨论了政府管理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公民和公共服务供应、公民保护形式和公共行政、公民与超国家行政、非公民和公共行政等问题。（注：宋德慈、高小平《参加国际行政科学学会第24届代表大会情况》，载于《中国行政管理》，1998.12，P103—104。）中国近几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以及北京市等地方政府在确定居民水电价格时采用听证制度等，作者认为这是中国在民主行政建设方面取得的一些新进展。参与行政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已在一些国家发展成熟的有：（1）听证制度，即政府控制或指导的公共服务行业为服务对象提供参与决策的机会，让其表达自己的意愿。如美国的“规制谈判”制度就是一种不仅具有行政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的听证制度。（2）公共质询制度，即公民行使行政知情权的一种方式。公民和社会组织可以就某些公共行政问题质询政府，增加公共行政的公开性和透明度。（3）行政公决制度，即公民直接行使行政决策权决定某些公共行政问题。这是参与行政的一种极端形式。有学者认为，行政民主化应成为政府改革的目标。“当代行政民主化的实质是大力发展直接民主；公民参与不仅仅是重塑政府的动力，也是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取决于公民参与和实现行政民主化的程度。”（注：杜钢建《公民参与在重塑政府中的作用》，载于《新东方》，1999.1，P64。）中国传统的参与行政方式一般表现为群众通过行政部门召开座谈会，就某些公共问题发表意见——比较单一。在转型期，随着经济、政治和行政等方面改革的不断深入，参与行政会逐渐受到政府和民众的重视，公共行政将呈现多层行政和参与行政并存局面。

5、受控行政与自主行政并存。受控行政就是在政府管理过程中，下级（包括行政组织和公务员个人）必须严格执行上级命令和决定，不得擅自变更和修改上级指示。受控行政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行政模式，它在形成政府管理统一化的同时，也使得行政组织缺乏活力和公务员的公共利益责任感降低。为克服弊端，各国政府在行政改革进程中下放了部分行政权力，使各级政府面向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基层部门和公务员取得更多的行政决策自主权，同时加大其责任，形成自主行政模式。自主行政模式典型特点是有关公共问题的日常行政决策由传统的自上而下变为自下而上的程序。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受到公民的欢迎。在自主行政模式渐进形成的过程中，行政组织由传统金字塔式结构重组为平板式结构，以适应新的模式。自主行政模式还要求公务员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并培养高度的责任感。中国公共行政长期是计划行政，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唯开发自主行政方能与经济发展相匹配。但传统行政的惯性和现代行政的吸引力构成一对矛盾，决定着在转型期的公共行政将呈现受控行政和自主行政并存的局面。

6、身份行政与契约行政并存。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法制化建设的进展，由身份行政向契约行政发展成为一种必然。在转型期内这种必然趋势会造成中国公共行政的身份行政和契约行政并存的局面。契约行政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公务员与政府关系的契约化，消除身份制。这是整个社会人事管理契约化发展趋势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公共事务管理的契约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体制改革业已启动，政府向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迈进，原有政府管理范围将大大缩小，许多公共服务项目将实行合同化服务，即政府通过合同的形式将这些项目转交给中介机构、民营部门或私有机构承担。如法国采用“计划合同”管理某些公共事务取得了明显效果。契约行政在中国仍是新生事物，在身份行政的环境中推行契约行政，其难度可想而知，这需要转变行政观念和契而不舍的改革精神。

服务行政范文篇2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突出经济保增长、突出创新增活力、突出民生促和谐”主题，结合我市“重大项目攻坚年”活动和“中心”全年重点工作，进一步强化“中心”作风建设，全面提升服务水准和服务效能。

二、工作目标

以简化审批手续、减少审批环节、优化审批流程、缩短审批时间、规范和完善服务机制为重点，突出“服务经济、方便群众、提高效率、塑好形象”的宗旨，积极探索服务机制和服务方式的创新，稳步有效的从被动服务转变为主动服务，通过部门窗口服务功能的整合和服务流程的再造，放大“中心”对我市的服务功效，全面提升“中心”服务水准。

三、活动内容

（一）积极创新，做好四轮审改与职权公开的检查工作。

“中心”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四轮审改和职权公开方案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围绕各单位职权公开方案中编制的与行政审批有关的职权目录和服务流程图，与四轮审改方案比较，确保在政府网站上公布的两个方案一致，检点防止审改方案和职权公开情况与实际工作中不到位的现象。一是取消的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是否落实到位；二是确定进“中心”的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及服务项目是否全部进“中心”办理；三是优化再造的办事流程是否落实，被确定为即办件的项目和承诺件的控制时限是否能兑现；四是建立的相关审批服务制度是否落实到位。

（二）优化流程，着力推进行政审批服务优质、快速。

一是规范优化审批流程，对每个审批服务事项进行再梳理、再简化，做到办事环节最少，办事时间最短，办事流程最优，办事态度最好；二是实行首席代表制，与相关部门沟通，把事项办理的审批权充分授权到窗口，授权到具体人员，事项办理中的重要流程要能在窗口完成，使窗口负责人拥有受理权、即办权和协调权；三是积极实施建设项目竣工联合验收制度。对工业建设项目和第三产业建设项目竣工均实行联合验收，由“中心”牵头组织涉及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的相关单位按照统一时间、前往统一地点进行验收，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减轻企业负担；四是在窗口服务流程中要做到“五个一”，即：“一表制”联合登记、“一车式”联合踏勘、“一站式”联合服务、“一次性”联合验收、“一票制”扎口收费。

（三）全面深入开展党员志愿者活动。中心将在20*年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党员志愿者队伍的服务触角，将服务对象扩展至基层和企业，队伍成员由各部门窗口骨干组成，活动由中心党工委统一部署，党员志愿者队伍将利用节假日时间上门走访，了解基层和企业的需求，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使基层和企业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到窗口服务的便捷和高效，使“中心”实现与企业、群众服务零距离。

（四）高效服务，着力创优我市经济发展软环境。

要以一流的服务，创一流的环境，促一流的发展，把“中心”建成收费最低、办事最快、流程最短、服务最优的市政府对外办事机构。一是完善重大项目服务机制，在为企业提供预约服务、上门服务、延时服务、跟踪服务等特色服务的基础上，做到四个结合，即超前服务与跟踪服务相结合、预约服务与及时服务相结合、协调服务与解难服务相结合、回访服务与按需服务相结合；二是按照四轮审改确定的事项办理依据、办理程序、办理时限等“六公开”内容，编印好服务指南和办事须知；三是严格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要按照上级调整的收费项目，根据市政府要求加以落实，要会同财政、物价等部门对窗口收费进行不定期检查。要严格按收费标准进行收费，收费标准有弹性的，要按照下限进行收缴，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帮助企业共渡难关；四是强化岗位责任制。要在实施“阳光工资”制度之后，结合内部管理需要和考核制度，进一步完善“中心”管理层岗位责任制和窗口岗位责任制，使岗位责任制更具有可操作性，严格进行考核，切实做到以制度来管理人，以制度来管理事；五是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服务承诺制等制度，窗口服务中力求咨询解答快、联络协调快、处理问题快、办事速度快。

（五）加强管理，着力规范行政服务行为。

一是建立网上电子监察系统，对办理事项从受理、审查、决定、办结各个环节进行全过程监督，及时发现窗口服务中存在的问题；二是组织实施好绩效考评制度。把红旗窗口评选和绩效考评制度的实施结合起来，要通过绩效考评制度的实施，有效地促进各窗口及部门（单位）不断改进服务工作，进一步强化“部门围绕窗口转、窗口围绕群众转”的动力和机制，更好地调动大家搞好窗口服务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做到真情对待群众，感情服务企业，激情促进工作；三是协助市优化办对全市中介服务机构进行清理整顿。为保证清理整顿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心”主要领导将在近期前往吴江等先进地区走访考察，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方案，预计此项工作将从下半年启动，届时将从相关部门抽调专业人员，与优化办和“中心”协同做好清理整顿工作；四是配合有关部门规范镇、村便服务中心（室）建设。进一步深入各镇、村对便民服务中心（室）建设进行业务指导，从办理事项、服务流程、承诺时限、收费标准等方面进行规范；五是完善评议机制。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中心”窗口进行监督，并听取他们对“中心”建设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除继续开展“千名群众、百家企业”评“中心”外，积极开展网上评议活动，开展好电话回访活动。进一步完善“一事一评”制度，使群众评议工作更快捷、更真实、更有效。对企业、群众投诉反映的问题进行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在规定时限内反馈给当事人。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中心”将建立健全“主要领导统一指挥、分管领导齐抓共管、全体人员积极参与、社会各界共同监督”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严格按照活动方案的计划和要求，有序高效的完成相关工作。

服务行政范文篇3

关键词:基层党建;基层党组织;党员管理

创新,是我们党的各项事业进步的不竭动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生活、社会活动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基层党组织所处的环境、担负的任务、工作的条件以及自身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的形势下,基层党建工作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创新是应对时代变革,搞好党建工作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必须在创新上大胆实践,推动党的基层组织在创新中发展、在创新中完善,以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下面笔者就基层党建工作创新谈一些粗浅认识。

一、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必须把握好四个原则

(一)以服务为中心的原则

党建工作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服务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能否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检验党建工作创新实际价值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判断标准。坚持“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基本思路,把握基层党建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创新重在创出实效。首要的一条,就是要破除错误的“纯党建”思想,关键的一条,就是要找准切合点。这既是新形势、新情况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广大党务工作者在当前和今后做好党建工作,特别是创新工作的方向。能否找得到切合点,切合点找得准不准,这不仅是对党务工作者的能力要求,更直接的要求就是,党务工作者一定要深入实践、深入基层,深入到问题本身当中去调查去研究,探索和总结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的新路子、新途径。

(二)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

一方面要具体分析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因素,剖析问题的各个层面,拿出符合实际、切实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另一方面,要注意研究事物的规律,善于从基层创新的个别实践中概括出一般性的东西,挖掘出带有普遍性问题的本质,把点上的经验上升到面上的做法,扩大基层创新成果的运用与转化,从而推动整个面上的工作。

(三)维护、发展好人民群众利益的原则

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承担的历史责任。把它维护好、发展好,更是党的奋斗目标。党建工作要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根本目的就是要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四)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的原则

一段时期以来,基层党建工作在围绕中心、发挥核心作用方面探索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些有效的做法和经验,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新的结果,必须坚持下去。

二、加强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的有效途径

(一)观念创新是推荐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的前提

1.要树立党员有利益需求的理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个人的合理利益无法得到实现时,人的思想就会失衡,直接影响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因此,树立新的个人利益理念就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党员有合理个人利益需求和实利益需求的权力,党组织有保护党员个人利益的责任。只要党员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群众利益、国家利益不矛盾,就不能要求党员放弃个人利益,就不应当被视为思想落后。党组织只有承认党员有追求和实现个人合理利益需求的权利,才能主动研究和解决党员的个人需求,消除党组织和党员之间的距离感。

2.要树立正确的党员个人价值理念。长期以来,我们从宣传教育到社会实践,党组织要求党员做“革命的螺丝钉”,却忽视了研究如何把“革命的螺丝钉”拧在最适当的位置,发挥最大的功效,把个人价值的追求与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划了等号。树立新的个人价值理念,就要认识到党员追求个人价值实现不仅是党员个人发展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将个人的知识、能力应用于工作,服务于社会,作用于发展。要把党员追求个人价值实现的过程,变成党员提高自身素质,增强为人民服务本领的过程,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3.要树立科学的党员先进性评判理念。过去评判党员的先进性习惯以“思想好、干劲足、肯吃苦”为标准。新时期,先进性被赋予了新的含意,强调党员敬业精神、工作能力、工作绩效的统一。党员的先进性不仅要重态度、重精神,更要注重实际能力和工作绩效;不仅要有老黄牛精神,还要勇于开拓创新,能够成为工作骨干和业务能手。特别是对于工作在不同岗位、处于不同环境下的党员,除党章规定的先进性共同标准外,要更注重研究和确定各自的先进性具体要求,并把它作为衡量党员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准,使党员的教育管理更符合客观实际。

4.树立积极的基层党组织服务理念。党章规定,严格管理党员是维护党的利益和党员个人利益,同时党组织也要为党员提供各方面的服务,维护党员的政治、工作、生活的权利,使党员更好地发挥先进性。多年来,我们强调党员尽义务多,落实权利少;强调教育管理多,关心爱护少;要求履行职责多,提供服务少。新形势下,要充分调动并发挥好党员的先进性,基层党组织必须转变服务理念,积极主动的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协调好党员与组织之间、党员和党员之间、党员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营造关心帮助、互助互爱、和谐的环境氛围,寓教育管理于服务之中,营造出良好的人文环境,使集体更具凝聚力。

(二)机制创新是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保证自身工作机制的创新,切实体现党的政治优势,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经济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通过目标机制、决策机制、组织机制、联动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实现工作机制的不断创新,这是实现进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保证。

(三)功能创新是基层党建创新的主要内容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实现、维护、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凝聚群众共同奋斗是基层党建创新的核心,也是我们党先进性的生动体现。实践证明,实现上述目标必须以增强服务功能为切入点,具体讲就是做好四个服务。

1.服务基层。在制定工作目标、工作计划时,首先要从基层的实际出发,要建立和实施联系基层制度,工作调研制度,及时了解、掌握基层工作状况,想基层所想,急基层所急,千方百计帮助基层解决困难,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的决定、决议在基层贯彻落实。

2.服务党员。结合党员的思想工作实际,为党员提供学习教育的机会和实现价值的舞台。利用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党员培训、走访慰问老党员和一线党员、评优创先等多种形式,为党员提供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服务,达到了启发觉悟、提高素质、凝聚人心的目的。

3.服务群众。健全群众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机制,拓宽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途径和方法。如:坚持三级谈心制度,即领导班子成员之间、领导班子成员和分管单位的干部职工之间、党员干部同群众之间广泛开展谈心。建立困难职工档案和帮扶基金,坚持领导干部联系困难群众,成立青年志愿者服务小组,为年老体弱、子女不在身边的老同志上门服务。同时,开展献爱心、送温暖活动和各种扶贫帮困活动等等,用维权服务的真情温暖人心,使党群、干群之间更融洽、和谐,党组织更具战斗力、凝聚力和影响力,赢得群众的信赖与支持。

4.服务中心。正确处理党务工作与业务工作的关系,找准结合点,把党务工作融合于中心工作中。真正做到“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任务上同担”。围绕发展,开展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利用相关媒体,大力宣传中心工作和身边的先进典型,开展各种争优创先等各种竞赛。大力倡导争创学习型组织、学习个人,发动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坚持在本岗位建功立业成才,争创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省市级劳动模范,为加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人才支撑。

(四)创新党员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

在教育活动中坚持“三个结合”,即思想教育与新形势、新任务相结合,与本单位的中心工作、干部职工的思想实际相结合,与提高班子成员思想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相结合。改进传统的教育模式,创造符合时代特点和党员需求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例如邀请专家、教授做辅导报告,组织一些不同内容的专题讲座,召开学习交流会和论文交流会,组织参观活动、典型宣讲活动和主题党日活动等,把严肃的政治教育寓于生动的形式和载体中。使广大党员在参与中受到教育,在教育中得到启迪,进一步增强党员的宗旨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

服务行政范文篇4

【关键词】行政管理/服务/衡量尺度

21世纪，以服务为方向的中国政府职能选择将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政府将按照企业化的方式努力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并自觉把“效率”和“效益”作为自身服务水平的内在评判尺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外在的评判尺度。

一、服务：21世纪中国行政管理的职能设计

管理在本质上就是服务，服务理所当然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21世纪中国政府必然也应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行政理念，进行职能的再设计。

1.管理就是服务管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本质上管理与服务是统一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体产生分化，并逐步形成群众组织（包括国家），各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各组织成员为避免无谓的消耗，以最少成本换取最大利益，相互订立契约，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利让渡出来，形成公共权力，由全体成员选举的少数代表掌握。掌握权力的少数人根据其成员的要求，管理公共事务，维护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同时，各组织之间也基于同样原因签订盟约，把部分权力交给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组织（国家政府），管理全体社会的公共事务，维护社会秩序，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管理的实质，就是利用组织及其成员赋予的权力为公众利益服务。因此，从本质上讲，管理就是服务。

2.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政府是公民间契约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为公民和社会共同利益服务的组织。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日益脱离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这种服务性质不可能改变，只不过是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已。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政府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种，也是为社会需要而存在，为社会利益而存在。因而，它必须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服务，而不是相反。政府行政在理论上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制行政，而应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服务的行政。服务是政府的首要职能。现代西方各国政府的职能再设计也正是出于这种选择。

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行政管理陷入信任危机，引起了国际性的公共管理改革，要求政府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和设计。西方各国通过多方面探索，最终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中国的行政管理，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何况中国政府本身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方向性选择，就成为一种必需和必然。

3.转变观念：“小政府”与“大服务”服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成为政府职能的必然取舍。但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各级领导行政人员及公民本身还没有意识到政府就是服务机关，政府的职能就是为公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我们的政府仍然习惯于“全能”角色，不该管的也要管，结果什么都管不好。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习惯于政府的全面干预和行政控制，不仅不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对政府过分依赖。公民更是“势单力薄”，一味指望政府能“为民作主”。一方面权力主体没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自然也不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另一方面，政府最大限度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忽视了权力主体的权力。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要求政府树立新的行政理念，从制度和体制及运作机制上，使行政管理为公共利益服务。其次，还要求权力主体观念也要有所转变，要认识自己的权力，争取自己的权力，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动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最终实现“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

二、政府该为谁服务

既然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那么，政府到底该为谁服务呢？

1.为公民服务从政治学角度理解：“契约理论”认为，政府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公民之间的政治契约的基础上的，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之间的契约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权能委托，政府应保护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维护和平的社会秩序，充当公民的忠实“奴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公民有权收回委托之权能，选举出新的政府。众所周知，政府机关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运转和活动靠公民所交纳的赋税支持，公职人员靠纳税人来供养，公民是公职人员的“衣食父母”。政府为公民服务，反映公民的意愿，为公民利益尽心工作，完全是应有之义，应有之举，而非政府单方面的“恩赐”。

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理解模式。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管理过程就是基础设施、治安、政策、法律等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而公民则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以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服务争取消费者的支持［1］。按照这种理解，政府不仅要为公民服务，而且要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否则，就难以赢得公众的支持，从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各种理论虽然理解的角度不同，但它们都证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政府必须为公民服务。

2.为国家服务行政管理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它通过自身的管理活动来发挥、实现国家的职能，执行国家的意志。它不可能脱离国家而独立存在。任何行政管理活动都服从于国家、服务于统治阶级。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代表并为国家的利益开展活动。

任何国家都有安全的需要［2］，从内外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内部安全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政权丧失，保持国内稳定。政府为实现内部安全，维护统治，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用暴力工具强制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则采取改善福利等措施协调和缓解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保护内部的安全和稳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外部安全就是要保证主权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它国侵犯，维护国家的尊严。政府代表国家通过外交、战争等方式实现国家的这种安全需要。

在内外安全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统治阶级还要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事务，以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执行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为国家经济文化等发展服务。当然，政府代表国家与它国开展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竞争，进行综合国力的较量，也是政府为国家服务的应有之义。

3.为社会服务政府职能除了为国家服务和具有强制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为社会服务的非强制性的一面，这是由国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专制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对社会超常控制。现代民主社会，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按照社会的指意运作的内在涵义。国家与社会的这种关系“具体化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权组织与社会、国家机构与社会民众的关系。一句话，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关系”［3］，所以，国家要为社会服务。政府则代表国家执行这种服务职能，这种服务具体表现为政府为市场服务，如“培育市场体系、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克服市场缺陷”等；为企业服务，即“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检查监督”；为社会良性行为服务，如：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制定法律和制度、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公民服务，如提供公共产品、保障公民权益。

三、21世纪中国政府：掌舵而非划桨

“今天我们政府失败的主要之处，不在目的而在手段”［4］。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何种方式提供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必须思考的关键问题。

1.掌舵与划桨现代国家的政府，既具有决策与指挥的职责，又具有执行和操作的职责。如果把决策、指挥比作“掌舵”的话，那么具体的服务执行就是“划桨”。掌舵是一种方向性、目标性的引导，而划桨则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从另一方面来理解，“掌舵”是政府方针政策等宏观方面的服务，而“划桨”则是具体的服务。

2.掌舵而非划桨彼得·德鲁克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和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需要一个能够以治理而实行治理的政府。这不是一个‘实干’的政府，不是一个‘执行’的政府，这是一个‘治理’的政府”［4］（P25）。当代管理者也认为：“任何想要把治理和‘实干’大规模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只会严重削弱决策的能力。任何想要决策机构亲自去‘实干’的做法也意味着‘干’蠢事，决策机构并不具有那样的能力，从根本上说那也不是它的事。”［4］（P64）政府不是“实干”的机构，而是“决策机构”。因为“政府并不善于划桨”［4］（P32），政府的职责只能是“掌舵（决策）”而非“划桨（实干）”。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

3.满足公众的需要政府是决策机构，如何掌舵，即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并不能由政府自身说了算，而要根据服务对象，尤其是政府服务的直接受益人——公众的要求而确定。

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为公众服务，理应“以顾客为中心”，按照公众的要求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就是说政府的服务要面向公众，而不是面向权力；政府对公众的利益、需要和要求应具有灵敏的反应能力；政府的一切活动要围绕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树立“公众至上”意识，一切以服务对象的满意为标准。

4.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工作中去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其收益高于成本才是合理的。因此政府服务也存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要求。在政府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把竞争注入到政府服务工作当中将有助于实现政府服务“低成本、高收益”的预期。同时，这也是满足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打破政府垄断的有效途径。

政府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竞争。在政府同类部门中政府雇员以及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如印刷、会计、采办、通讯数据处理，车队、修理等之间开展竞争，可以解开官僚主义的死结。二是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竞争。在一些由政府垄断的服务中，如交通、电信、邮政、水电等引入竞争机制，打破政府垄断，给政府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服务质量的提高。三是私营部门之间的竞争，把一些政府可以撤手不管的服务，诸如清除垃圾、城市环卫、医疗卫生、职业培训等通过招标方式出租或承包给私营部门，实行“有偿服务”，由市场来完成，可减轻政府负担，以便政府更好地“掌舵”。

竞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至少能使我们的政府服务质量有所改观。

四、效率与效益：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

行政效率与效益是行政服务的核心问题，贯穿于行政服务的各个环节，是全部行政活动追求的目标，也是检查政府工作质量的客观标准，政府服务的好坏都要经过效率与效益这一对价值判断标准的检验。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是良好行政服务追求的目标。

1.效率与效益的可比性广义的行政效率是质与量的统一，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数量上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总产出与总投入的比率，即所谓狭义“效率”；质的规定性，是指行政服务的社会和政治价值，看其是否达到了有益于社会，能够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既定价值目标，即“效益”，这是对行政效率的社会性评价。

“效率”（狭义）与“效益”虽同为行政服务的价值评判标准，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某些可比性。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二者的一致，却忽略了它们的区别。“效率等于效益，效率越高，效益越高”，这话包含了部分真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从效率中获取相应的效益，二者成正比。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如果行政服务活动远离了原定目标，或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其效率越高，结果就越糟。这表明，效率越高，效益也可能越低，甚至成为负值，在一定条件下，两者成反比。只有当两者以最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并产生最佳值，效率与效益才可兼得。否则，为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行政目标的正确与否，会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公务员之家

2.短期与长期的统一性衡量行政工作的真正效率与效益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有些行政活动刚开始，效率或者很差，效益很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日趋成熟，效率会逐步提高，效益也会日益明显，并最终变得极为可观。因此，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不能只看眼前，仅在短期效率和效益上作文章，还要顾及长远利益，更不应为片面追求短期的效率和效益而损害长期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放弃长远效率和效益的行政行为，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行政服务的高效率和高效益。所以，对效率和效益的考察，既要看到眼前，又要防止急功近利。在相当多的行政服务领域，例如环境保护等，更应把眼光放长远些，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实现行政服务的短期与长期效率和效益的统一。

3.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以“人民满意”为尺度效率和效益的统一及二者长期性的统一，都只是政府服务的价值评判原则问题。对于政府来说，终极目的是要实现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究竟什么样的服务才是高效率基础上的高效益，则有一套客观的判断标准和尺度：就是看政府服务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进行衡量。

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需要”，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现实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语）。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切工作是非得失都要根据“三个有利于”标准进行判断。我国的政府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根本任务的，其服务质量的优劣，服务效益的高低，最终也要看是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增强了综合国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是一种实践标准。政府的服务是否达到了这一标准，最终要依据“人民是否满意”这个尺度来衡量。政府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否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真正的好处……都主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是对政府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服务的最具权威性和决定性的价值评判。

【参考文献】

［1］何小随．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处理的基本关系［J］．地方政府管理，1998（10）．

［2］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服务行政范文篇5

行政权力能否合法、适当、有效地运行，直接关系着政府职能的发挥，对于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理应受到宪法的调整。宪法不仅确认行政权力存在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而且提供行政权力运行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则。我国宪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这从根本上确立了我国服务行政模式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诉求。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地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为此，要求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服务意识，简化公共服务程序，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行政相对人，逐步建立统一、公开、公平、公正的现代公共服务体制。[①]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服务行政的理念，建构服务行政法的法制体系，已经成为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

二、政府职能的发展与服务行政模式的出现

政府职能是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社会环境的需求而履行的职责和功能，它反映政府的实质与政府活动的方向。政府职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在性质、内容、手段、价值取向等方面都会发生相应变化。

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从巩固政权的目的出发，强调个性自由。对国家权力的恐惧是自由主义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为防止国家权力过分扩张造成对个人权利的侵害，自由主义对国家职能进行了严格限定，主要有国防、社会治安、税收等，另外还包括某些最低限度的公共机关和公共设施的维护（这被戏称为只需要三个官-军官、警官、税务官-的国家）。自由主义认为，应该将国家职能局限于维护个人自由所必不可少的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强调“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政府仅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自由主义法治时期，这种传统行政模式都是公共行政的主要类型。所以有人对此形容道：“直到1914年8月，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可以度过他的一生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②]在这种古典自由主义的理念下，所谓行政主要指“公共权力”的行使，体现为国家为了保障公共秩序而对个人自由所加的限制，国家的任务是保证公民社会的自由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秩序的维护。因此这一时期的国家行政模式也被称为“秩序行政”、“管制行政”，单方性、命令性和强制性是其主要特征。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也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一部分人连生存都遇到极大困难。一些国家的宪法逐步引进并确立了“社会国家”（也称为“福利国家”）的理念，强调“使每一个人都过上人一样的生活”。在立法和制度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对社会经济强者的经济自由权的积极限制和对社会经济弱者的“社会权”的保障。如《魏玛宪法》第151条第1款就规定：“经济生活的秩序，以确保每个人过着真正人的生活为目的，必须适用正义的原则。每个人经济上的自由在此界限内受到保障。”

与这种社会国家的理念相适应，人们对行政和行政运行模式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法国著名学者狄骥就认为：“这种公共权力绝不能因为它的起源而被认为合法，而只能因为它依照法律规则所作的服务而被认为合法。”[③]学者的论述中开始出现“服务行政”理念雏形。但正式提出“服务行政”概念与理论的是厄斯特。福斯多夫（Ernstforsthoff）。福斯多夫于1938年发表《当成是服务主体的行政》一文，明确提出了“服务行政”概念，认为生存照顾乃是现代行政的任务。[④]自此，服务行政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其内涵也获得极大的丰富。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掀起一股行政改革浪潮，形成了一场持续至今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重要价值导向之一是实现由‘以政府为中心’的重管制模式向‘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模式转变。有专家对其意义作出高度评价认为：“服务行政是人类行政模式的一种人性回归，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⑤]

历史上这种由“秩序行政”向“服务行政”模式的转变不是偶然的，除了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原因之外，从行政自身的因素考察，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行政民主化的支撑。在传统的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相对人只是作为单纯的行政管理对象，扮演非常被动的角色，没有积极参与管理过程的任何权利和权力可言，没有（似乎也无需）体现民主权利和权力制约的行政管理制度安排和法律制度选择。随着20世纪下半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一波民主潮流及其对各领域的影响，现代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实践中越来越多地增加了民主因素，特别是直接民主因素，公民参与行政成为新的制度价值追求和民主判断标准。公民不仅成为行政管理的客体（对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行政管理的主体，即可以通过行政民主的方式在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过程中使公民的意志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可以得到行政机关更优质的服务，甚至可以主动要求行政机关提供某种服务。这与管制行政时期公民仅仅作为完全被动的管理对象，已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角度而言，服务行政的实质就是民主行政。

这种世界范围内行政权力运行模式的转变，对我国行政管理实务与理论也发生了深刻影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潮流之中。我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由于国家特别是行政机关对可支配资源的垄断性占有，行政运行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管制行政。行政权力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政府职能的发挥出现了严重的异化。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政府逐渐从管不了也管不好的领域退了出来，行政管理更多地强调社会公众的意志，政府行为更有效地回应公民的需求和利益，并对社会公众负责，逐步形成“服务行政”的管理模式。通过经济、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强调社会调节机能的发挥，将一部分政府职能转移给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去行使，力图改变原来政府机关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混乱局面，行政权力的运行立足于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服务上。

笔者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力运行应符合适度、柔软、弹性、协调的要求。所谓“适度”，要求政府在发挥职能过程中既不越位也不缺位，不侵入社会自主调整的领域，同时要完成本身的应有职能，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所谓“柔软”，要求尽可能多采用一些非强制性的行政管理方式，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引导作用，调动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所谓“弹性”，要求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灵活性和积极性，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更好的服务；所谓“协调”，要求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尽可能征求和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让行政相对人尽可能参与到行政管理过程中来，并促使行政相对人主动配合行政机关的行为，提高行政效率。一句话，这就促使正义不仅成为正义，而且成为一种看得见的正义。

三、服务行政法的价值定位与制度框架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法治社会，引导人们行为模式的规范是国家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根据法律保留的原则，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行政管理需要法律的保障和调整。根据哲学的一般原理，法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必然且必须反映客观存在的经济基础。与历史上的“秩序行政”向“服务行政”的变迁相对应，行政法也开始了转型发展。

传统的行政法，以行政机关的权力为本位，以秩序行政为中心来构建，其核心内容围绕着行政行为展开，所关注的是国家强制力的直接应用，所强调的是行政机关对公民的管理和公民对行政权力的服从。这样的行政法被称之为管制行政法（或称管理行政法）。

服务行政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内容，不可避免地引起行政法内容的重大变化：一是行政法的价值取向更加强调行政的公共服务职能，弱化行政权力的管制职能，提倡行政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日益广泛地采用一些非强制性的行政管理行为方式；二是由原来的权力本位转变权力与权利平衡基础上的权利本位，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人权，重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呈现出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的民主化发展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服务行政法也就是民主行政法，行政民主是服务行政法的核心价值所在。

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本源。根据现代国家的宪政理念，国家的一切权力皆来自于人民的授予，人民授予的权力应该服从于、服务于人民权利；但在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公民以个体的形式面对强大的行政权力，处于弱势地位，首先必须通过法律的规定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从而有效保护公民权利，因此“行政法就是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法”，这是西方控权论的主要观点。然而，服务行政法不仅仅是控权法，它更强调人的本位，注重公民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民主参与。从国外行政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在行政民主理念的引导下，直接体现现代参与民主精神的行政法律制度不断出现，如：立法参与，执法参与，审议会，陈述申辩，听证，民意测验……不难看到，这一系列民主化跃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行政程序和权利救济程序方面的制度创新。[⑥]这也是走向法治政府的必由之路和重要举措。

服务行政法的价值理念与我国宪法确立的人民政府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通过2004修宪使得“人权入宪”以后[⑦]，我国行政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救济过程将会更加重视行政民主的价值追求和制度创新，更加注重公民的民主参与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而行政法的这种民主化进程也是服务行政法逐步确立、逐步取代管制行政法的过程。因此，“行政法的民主化进程”也可转述为“行政法的专制主义缓和与退缩进程”。

近些年来我国行政法民主化发展的制度表现丰富多彩，可以视为行政民主性逐步增强的成果，例如：被授权组织、受委托组织、特邀监察员等主体制度的发展；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行为制度的发展；告知、听证、证据、公民参与等程序制度的发展；代表评议、行政申诉[⑧]、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监督与救济制度的发展。这些制度或者直接赋予和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与其他合法权利，或者通过制约行政权力从而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与其他合法权利。这些行政法民主化进程的成果均为服务行政法提供了具体的制度支撑。显然，以行政民主化为基础的服务行政法，完全契合了加强人权保障的历史潮流和现实需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协调和统一，可谓“行政法的未来是强烈的服务化的未来”。[⑨]

服务行政法的制度架构也是建立在行政民主化的基础之上的，“行政民主”和“民主行政”是服务行政法律制度建构的最基本的价值内核，公民在行政过程中的广泛民主参与是服务行政法律制度建构的主线。从宏观的层面上来讲，服务行政法的制度架构主要包括如下要素：民主化基础上的行政立法制度；民主化基础上的行政执法制度；民主化基础上的行政司法制度；民主化基础上的监督救济制度。目前在这四个方面，我国行政法已出现并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制度创新，逐步深入地体现了服务行政法的理念。例如在行政立法中的听证、广泛听取意见制度；行政执法中的听证制度、申辩制度等，行政管理过程中还出现了许多作为替代、补充和高效手段的其他柔软灵活的行政方式，如行政指导、行政契约、非拘束性行政计划等非权力强制性的行政管理方式和手段；行政司法中简化程序、减免制度等许多方便和服务于公民的措施；监督救济中的申告处理、复议申请和公开接受公民监督的举措等等。

四、服务行政法的现实课题与发展趋势

（一）我国服务行政法的发展面临的现实课题

虽然我国行政法初步确立了服务行政法的理念，在制度建设上也有所体现，初步建立起以民主行政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建构和实施乃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过程，要使服务行政的理念在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得以充分落实，需要法律制度、法律环境、法律文化等各方面协调配合、共同作用。如果仅有制度的规定，而没有其他方面的共同的作用，则“徒法不足以自行”，只能算是“形式意义上”的服务行政法，我国要真正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服务行政法，尚需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也是经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加快步伐的行政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是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奋斗目标。具体而言，摆在我们面前亟需认真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是：

1.行政主体和行政公务人员必须切实树立服务行政理念。行政法制确立后，大量的规范和制度是通过行政主体和行政公务人员去具体实现的，因此行政主体和行政公务人员是否具有服务行政理念尤显重要。行政公务人员应当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顺应由管理行政、秩序行政、指令行政转向服务行政、发展行政、指导行政这一时代潮流，积极向行政相对人提供信息、政策、专业技术等方面的指导帮助以及各种公共服务。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诸环节已经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行政民主的要求和规范，例如行政立法过程中的座谈会、论证会，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听证会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申辩理由，行政相对人评议行政机关与行政首长，采取具有协商性和可选择性的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柔软灵活的方式实施行政管理等等，行政公务人员对此应当充分了解并积极推行。

2.通过加强立法和行政立法来推进服务行政法律制度创新。社会关系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法律制度必须回应、适应这一变化，否则就会落后于现实。当下我国行政法律制度中虽然有了一些体现服务行政的具体制度，但仍然有一些不符合现实需要的具体制度和做法未得到及时清理和调整，甚至有些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创设的具有行政专制倾向的具体做法还存在于行政实务之中。及时废止滞后的法律规范，推动服务行政立法，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客观要求。

3.进一步完善和切实遵守服务行政的具体制度。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些服务行政的制度，但还不够完备，例如行政公开制度只是在部分法律法规中有所规定，行政公开的范围、方式等还没有在法律层面进行集中整合的系统规定；有些已经建立的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修改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呼声已经引起了学界和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已经建立的制度要切实得到遵守，还需要完善违反制度规定的监督和责任机制，督促行政主体和行政公务人员必须依法办事。

4.营造服务行政的良好社会环境。行政主体的行政管理活动不是孤立的行为，必须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制约，特别是各类民主监督制度。各级党委和人大对于行政机关的服务行政行为要给予理解和支持，对于违法行政行为要通过适当的方式督促纠正。公民对于行政机关的服务行政行为应予配合，在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互动过程中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矛盾，通过相互协商和理解达成行政两造的一致。

5.重定政府角色，调整政企关系，实现政企分开。服务行政法的发展也对政府职能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既要成为管理者又要成为服务者，政府在这双重角色中要恰当定位，实现政府职能的科学调整转变。这就难免涉及到与旧体制、旧机制的冲突，而此类冲突的解决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的目标，使政府成为行政法治意义上的管理者和服务者，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秩序和环境。为此，《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强调提出：要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理顺，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基本到位”；“要进一步转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方式，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要进一步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加快思想文化变革，使行政主体和行政公务人员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树立自觉配合服务、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二）我国服务行政法的发展趋势展望

从行政法律制度建设的角度看，21世纪前中期我国行政法在增强民主性和服务性方面会发生一系列深刻持久的变化：（1）基础理论方面：行政民主论有可能成为21世纪我国行政法学的基础理论之一而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2）主体论方面：表现为多元化、分散化、社会化，例如行政审议会的建立和发展，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完善，第三者角色和行为效力的发展；（3）行为论方面：表现为行为方式的多样化、柔软化、简便化、参与化、规范化和高效化，例如行政指导行为、行政合同行为的积极运用和规范化；（4）监督救济论方面：表现为多元化、多样化、系统化、民主化和便民化，例如规范化的行政怨情处理制度，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和抽象行为司法审查制度，更加便民的行政赔偿制度和行政补偿制度，等等。

参考文献：

[①]参见该文件第3条、第5条、第6条的规定。

[②]A.J.P.Taylor，EnglishHistory，1914－1945，1.转见[英]威廉。韦德著，徐炳等译：《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3页。

[③][法]狄骥著，钱克新译：《宪法论》，商务印书馆出版，1962年版。转引自陈俊著：《中关村科技园区立法之“服务行政”要论》，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④]参见陈新民著：《公法学札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48页。

[⑤]沈荣华著：《论服务行政的法治架构》，载《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1期。

[⑥]例如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许可法》，就通过许多行政程序和权利救济制度设计强调了服务、便民、参与、救济与效能的统一，这也是现代行政法对服务行政模式发展的回应。

[⑦]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权入宪”，是特指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相应的重要原则（例如为了公共利益征收征用土地和私有财产应给予补偿的原则）载入宪法，进一步体现了在宪法层次为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提供更全面、更明确、更有力的制定法依据这一重要修宪目标，这对于我国人权法制和行政法制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服务行政范文篇6

行政权力能否合法、适当、有效地运行，直接关系着政府职能的发挥，对于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理应受到宪法的调整。宪法不仅确认行政权力存在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而且提供行政权力运行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则。我国宪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这从根本上确立了我国服务行政模式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诉求。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地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为此，要求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服务意识，简化公共服务程序，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行政相对人，逐步建立统一、公开、公平、公正的现代公共服务体制。[①]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服务行政的理念，建构服务行政法的法制体系，已经成为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

二、政府职能的发展与服务行政模式的出现

政府职能是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社会环境的需求而履行的职责和功能，它反映政府的实质与政府活动的方向。政府职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在性质、内容、手段、价值取向等方面都会发生相应变化。

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从巩固政权的目的出发，强调个性自由。对国家权力的恐惧是自由主义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为防止国家权力过分扩张造成对个人权利的侵害，自由主义对国家职能进行了严格限定，主要有国防、社会治安、税收等，另外还包括某些最低限度的公共机关和公共设施的维护（这被戏称为只需要三个官-军官、警官、税务官-的国家）。自由主义认为，应该将国家职能局限于维护个人自由所必不可少的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强调“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政府仅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自由主义法治时期，这种传统行政模式都是公共行政的主要类型。所以有人对此形容道：“直到1914年8月，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可以度过他的一生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②]在这种古典自由主义的理念下，所谓行政主要指“公共权力”的行使，体现为国家为了保障公共秩序而对个人自由所加的限制，国家的任务是保证公民社会的自由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秩序的维护。因此这一时期的国家行政模式也被称为“秩序行政”、“管制行政”，单方性、命令性和强制性是其主要特征。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也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一部分人连生存都遇到极大困难。一些国家的宪法逐步引进并确立了“社会国家”（也称为“福利国家”）的理念，强调“使每一个人都过上人一样的生活”。在立法和制度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对社会经济强者的经济自由权的积极限制和对社会经济弱者的“社会权”的保障。如《魏玛宪法》第151条第1款就规定：“经济生活的秩序，以确保每个人过着真正人的生活为目的，必须适用正义的原则。每个人经济上的自由在此界限内受到保障。”

与这种社会国家的理念相适应，人们对行政和行政运行模式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法国著名学者狄骥就认为：“这种公共权力绝不能因为它的起源而被认为合法，而只能因为它依照法律规则所作的服务而被认为合法。”[③]学者的论述中开始出现“服务行政”理念雏形。但正式提出“服务行政”概念与理论的是厄斯特。福斯多夫（Ernstforsthoff）。福斯多夫于1938年发表《当成是服务主体的行政》一文，明确提出了“服务行政”概念，认为生存照顾乃是现代行政的任务。[④]自此，服务行政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其内涵也获得极大的丰富。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掀起一股行政改革浪潮，形成了一场持续至今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重要价值导向之一是实现由‘以政府为中心’的重管制模式向‘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模式转变。有专家对其意义作出高度评价认为：“服务行政是人类行政模式的一种人性回归，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⑤]

历史上这种由“秩序行政”向“服务行政”模式的转变不是偶然的，除了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原因之外，从行政自身的因素考察，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行政民主化的支撑。在传统的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相对人只是作为单纯的行政管理对象，扮演非常被动的角色，没有积极参与管理过程的任何权利和权力可言，没有（似乎也无需）体现民主权利和权力制约的行政管理制度安排和法律制度选择。随着20世纪下半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一波民主潮流及其对各领域的影响，现代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实践中越来越多地增加了民主因素，特别是直接民主因素，公民参与行政成为新的制度价值追求和民主判断标准。公民不仅成为行政管理的客体（对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行政管理的主体，即可以通过行政民主的方式在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过程中使公民的意志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可以得到行政机关更优质的服务，甚至可以主动要求行政机关提供某种服务。这与管制行政时期公民仅仅作为完全被动的管理对象，已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角度而言，服务行政的实质就是民主行政。

这种世界范围内行政权力运行模式的转变，对我国行政管理实务与理论也发生了深刻影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潮流之中。我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由于国家特别是行政机关对可支配资源的垄断性占有，行政运行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管制行政。行政权力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政府职能的发挥出现了严重的异化。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政府逐渐从管不了也管不好的领域退了出来，行政管理更多地强调社会公众的意志，政府行为更有效地回应公民的需求和利益，并对社会公众负责，逐步形成“服务行政”的管理模式。通过经济、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强调社会调节机能的发挥，将一部分政府职能转移给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去行使，力图改变原来政府机关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混乱局面，行政权力的运行立足于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服务上。

笔者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力运行应符合适度、柔软、弹性、协调的要求。所谓“适度”，要求政府在发挥职能过程中既不越位也不缺位，不侵入社会自主调整的领域，同时要完成本身的应有职能，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所谓“柔软”，要求尽可能多采用一些非强制性的行政管理方式，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引导作用，调动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所谓“弹性”，要求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灵活性和积极性，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更好的服务；所谓“协调”，要求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尽可能征求和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让行政相对人尽可能参与到行政管理过程中来，并促使行政相对人主动配合行政机关的行为，提高行政效率。一句话，这就促使正义不仅成为正义，而且成为一种看得见的正义。

三、服务行政法的价值定位与制度框架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法治社会，引导人们行为模式的规范是国家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根据法律保留的原则，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行政管理需要法律的保障和调整。根据哲学的一般原理，法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必然且必须反映客观存在的经济基础。与历史上的“秩序行政”向“服务行政”的变迁相对应，行政法也开始了转型发展。

传统的行政法，以行政机关的权力为本位，以秩序行政为中心来构建，其核心内容围绕着行政行为展开，所关注的是国家强制力的直接应用，所强调的是行政机关对公民的管理和公民对行政权力的服从。这样的行政法被称之为管制行政法（或称管理行政法）。

服务行政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内容，不可避免地引起行政法内容的重大变化：一是行政法的价值取向更加强调行政的公共服务职能，弱化行政权力的管制职能，提倡行政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日益广泛地采用一些非强制性的行政管理行为方式；二是由原来的权力本位转变权力与权利平衡基础上的权利本位，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人权，重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呈现出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的民主化发展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服务行政法也就是民主行政法，行政民主是服务行政法的核心价值所在。

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本源。根据现代国家的宪政理念，国家的一切权力皆来自于人民的授予，人民授予的权力应该服从于、服务于人民权利；但在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公民以个体的形式面对强大的行政权力，处于弱势地位，首先必须通过法律的规定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从而有效保护公民权利，因此“行政法就是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法”，这是西方控权论的主要观点。然而，服务行政法不仅仅是控权法，它更强调人的本位，注重公民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民主参与。从国外行政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在行政民主理念的引导下，直接体现现代参与民主精神的行政法律制度不断出现，如：立法参与，执法参与，审议会，陈述申辩，听证，民意测验……不难看到，这一系列民主化跃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行政程序和权利救济程序方面的制度创新。[⑥]这也是走向法治政府的必由之路和重要举措。

服务行政法的价值理念与我国宪法确立的人民政府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通过2004修宪使得“人权入宪”以后[⑦]，我国行政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救济过程将会更加重视行政民主的价值追求和制度创新，更加注重公民的民主参与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而行政法的这种民主化进程也是服务行政法逐步确立、逐步取代管制行政法的过程。因此，“行政法的民主化进程”也可转述为“行政法的专制主义缓和与退缩进程”。

近些年来我国行政法民主化发展的制度表现丰富多彩，可以视为行政民主性逐步增强的成果，例如：被授权组织、受委托组织、特邀监察员等主体制度的发展；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行为制度的发展；告知、听证、证据、公民参与等程序制度的发展；代表评议、行政申诉[⑧]、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监督与救济制度的发展。这些制度或者直接赋予和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与其他合法权利，或者通过制约行政权力从而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与其他合法权利。这些行政法民主化进程的成果均为服务行政法提供了具体的制度支撑。显然，以行政民主化为基础的服务行政法，完全契合了加强人权保障的历史潮流和现实需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协调和统一，可谓“行政法的未来是强烈的服务化的未来”。[⑨]

服务行政法的制度架构也是建立在行政民主化的基础之上的，“行政民主”和“民主行政”是服务行政法律制度建构的最基本的价值内核，公民在行政过程中的广泛民主参与是服务行政法律制度建构的主线。从宏观的层面上来讲，服务行政法的制度架构主要包括如下要素：民主化基础上的行政立法制度；民主化基础上的行政执法制度；民主化基础上的行政司法制度；民主化基础上的监督救济制度。目前在这四个方面，我国行政法已出现并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制度创新，逐步深入地体现了服务行政法的理念。例如在行政立法中的听证、广泛听取意见制度；行政执法中的听证制度、申辩制度等，行政管理过程中还出现了许多作为替代、补充和高效手段的其他柔软灵活的行政方式，如行政指导、行政契约、非拘束性行政计划等非权力强制性的行政管理方式和手段；行政司法中简化程序、减免制度等许多方便和服务于公民的措施；监督救济中的申告处理、复议申请和公开接受公民监督的举措等等。

四、服务行政法的现实课题与发展趋势

（一）我国服务行政法的发展面临的现实课题

虽然我国行政法初步确立了服务行政法的理念，在制度建设上也有所体现，初步建立起以民主行政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建构和实施乃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过程，要使服务行政的理念在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得以充分落实，需要法律制度、法律环境、法律文化等各方面协调配合、共同作用。如果仅有制度的规定，而没有其他方面的共同的作用，则“徒法不足以自行”，只能算是“形式意义上”的服务行政法，我国要真正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服务行政法，尚需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也是经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加快步伐的行政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是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奋斗目标。具体而言，摆在我们面前亟需认真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是：

1.行政主体和行政公务人员必须切实树立服务行政理念。行政法制确立后，大量的规范和制度是通过行政主体和行政公务人员去具体实现的，因此行政主体和行政公务人员是否具有服务行政理念尤显重要。行政公务人员应当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顺应由管理行政、秩序行政、指令行政转向服务行政、发展行政、指导行政这一时代潮流，积极向行政相对人提供信息、政策、专业技术等方面的指导帮助以及各种公共服务。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诸环节已经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行政民主的要求和规范，例如行政立法过程中的座谈会、论证会，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听证会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申辩理由，行政相对人评议行政机关与行政首长，采取具有协商性和可选择性的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柔软灵活的方式实施行政管理等等，行政公务人员对此应当充分了解并积极推行。

2.通过加强立法和行政立法来推进服务行政法律制度创新。社会关系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法律制度必须回应、适应这一变化，否则就会落后于现实。当下我国行政法律制度中虽然有了一些体现服务行政的具体制度，但仍然有一些不符合现实需要的具体制度和做法未得到及时清理和调整，甚至有些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创设的具有行政专制倾向的具体做法还存在于行政实务之中。及时废止滞后的法律规范，推动服务行政立法，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客观要求。

3.进一步完善和切实遵守服务行政的具体制度。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些服务行政的制度，但还不够完备，例如行政公开制度只是在部分法律法规中有所规定，行政公开的范围、方式等还没有在法律层面进行集中整合的系统规定；有些已经建立的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修改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呼声已经引起了学界和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已经建立的制度要切实得到遵守，还需要完善违反制度规定的监督和责任机制，督促行政主体和行政公务人员必须依法办事。

4.营造服务行政的良好社会环境。行政主体的行政管理活动不是孤立的行为，必须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制约，特别是各类民主监督制度。各级党委和人大对于行政机关的服务行政行为要给予理解和支持，对于违法行政行为要通过适当的方式督促纠正。公民对于行政机关的服务行政行为应予配合，在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互动过程中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矛盾，通过相互协商和理解达成行政两造的一致。

5.重定政府角色，调整政企关系，实现政企分开。服务行政法的发展也对政府职能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既要成为管理者又要成为服务者，政府在这双重角色中要恰当定位，实现政府职能的科学调整转变。这就难免涉及到与旧体制、旧机制的冲突，而此类冲突的解决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的目标，使政府成为行政法治意义上的管理者和服务者，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秩序和环境。为此，《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强调提出：要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理顺，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基本到位”；“要进一步转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方式，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要进一步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加快思想文化变革，使行政主体和行政公务人员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树立自觉配合服务、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二）我国服务行政法的发展趋势展望

从行政法律制度建设的角度看，21世纪前中期我国行政法在增强民主性和服务性方面会发生一系列深刻持久的变化：（1）基础理论方面：行政民主论有可能成为21世纪我国行政法学的基础理论之一而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2）主体论方面：表现为多元化、分散化、社会化，例如行政审议会的建立和发展，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完善，第三者角色和行为效力的发展；（3）行为论方面：表现为行为方式的多样化、柔软化、简便化、参与化、规范化和高效化，例如行政指导行为、行政合同行为的积极运用和规范化；（4）监督救济论方面：表现为多元化、多样化、系统化、民主化和便民化，例如规范化的行政怨情处理制度，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和抽象行为司法审查制度，更加便民的行政赔偿制度和行政补偿制度，等等。

参考文献：

[①]参见该文件第3条、第5条、第6条的规定。

[②]A.J.P.Taylor，EnglishHistory，1914－1945，1.转见[英]威廉。韦德著，徐炳等译：《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3页。

[③][法]狄骥著，钱克新译：《宪法论》，商务印书馆出版，1962年版。转引自陈俊著：《中关村科技园区立法之“服务行政”要论》，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④]参见陈新民著：《公法学札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48页。

[⑤]沈荣华著：《论服务行政的法治架构》，载《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1期。

[⑥]例如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许可法》，就通过许多行政程序和权利救济制度设计强调了服务、便民、参与、救济与效能的统一，这也是现代行政法对服务行政模式发展的回应。

[⑦]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权入宪”，是特指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相应的重要原则（例如为了公共利益征收征用土地和私有财产应给予补偿的原则）载入宪法，进一步体现了在宪法层次为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提供更全面、更明确、更有力的制定法依据这一重要修宪目标，这对于我国人权法制和行政法制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服务行政范文篇7

论文摘要：和传统行政模式相比,服务行政对公务员的能力要求更加全面。基层公务员直接面向群众,其能力素质要求则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当前,要从改革录用、考核、培训等制度着手,加强基层公务员能力建设。

一、服务行政的内涵与特征

1.服务行政的内涵。

所谓服务行政,是相对于统治行政、管理行政而言的,指政府把服务者的角色作为自身基本定位,将服务社会和公众当作核心的价值追求,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的一种新型政府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与社会、与公众的关系由治理者与被治理者转变为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服务行政强调社会责任和民主价值,将社会和公众的需求作为政府存在、发展的前提。

服务行政理念来源于新公共服务理论。从观念上讲,服务行政以社会和公众的需求为出发点,以社会和公众的意志为政府行政的导向,把政府行政从政府本位、权力本位向社会和公民本位、责任本位转变,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社会和公众负责的局面。从功能上讲,服务行政强调政府要进行职能转换,从管理向管理与服务并重,在履行管理职责、维护政治统治的同时,向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同时,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能过分强调政府自身的意志,而要以社会和公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最高标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本质上讲,服务行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理顺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系,强调公众在行政过程中的参与,修正过去以行政计划替代公众意愿,以精英设计替代公众参与,忽视公众需求和偏好的行政模式,在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充分发挥公众的主体作用,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2.服务行政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种新的行政模式,服务行政是对传统行政模式、行政理念、行政职能的颠覆,有许多鲜明的特征。

一是强回应性。回应性是指公民偏好与需求和实际政策及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一致性。当代公共行政能够实现高效运作并不仅仅依赖于其行动方案是否合乎技术理性的要求,关键还要看其是否为公众中的大多数人所认同和接受,因此,在服务行政环境中,政府要对为谁服务有清醒的认识,树立顾客导向,关注社会和公众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价值偏好,敏锐地觉察公众偏好和社会问题,并能迅速对社会要求作出反应。强回应性是服务行政的本质特征。

二是高效。在传统的行政模式中,政府工作人员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在为社会和公众服务,重视投入、过程而往往轻视、忽视甚至漠视结果,所谓出发点往往比结果重要得多。而服务行政则强调结果,以行政行为的实际效率和效益作为工作的重心,并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行政管理体制。行政行为的高效要求政府组织结构科学合理,技术手段先进,人员能力素质高超。

三是责任。传统行政模式提供的政治责任间接而无法令人满意,从结果来看,传统模式的管理责任也相当差。服务行政则强调政府直接对社会、对公众负责,在行政过程中按照“公民——顾客”的服务宗旨行事,政府行驶公共权力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和为公众谋福利,而不是像传统行政那样对社会和公众实行高高在上的管理,成为一种统治社会的异已力量。

四是公众参与。服务行政与传统行政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它的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服务行政不再是“官本位”下的“为民作主”,而是公民本位与社会本位下的公民自己作主,因此服务行政抛弃了精英治国论和技术统治主义的行政原则,是公民决策参与式的行政,保证政府行政行为沿着“民意”的方向发展。

二、服务行政视野中基层公务员的能力要求

1.公共服务能力。

在服务行政中,服务是政府全部职能的本质,“顾客导向”是服务型政府的服务模式。我国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是公共服务过程的主导性因素。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而基层公务员直接面对群众,归根到底政府的公共服务很大程度上要靠基层公务员来承担,服务质量的好坏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公务员,因此,对基层公务员而言,首要的是要具备高超的公共服务能力。

2.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当前,我国的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各类群体性、突发性事件不断涌现,对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对基层公务员的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面对复杂局面,基层公务员必须对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鉴别力,处变不惊、从容应对。

3.调查研究能力。

基层公务员既是国家政策法规的实施者、执行者,又是国家机关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承担着民意表达和综合的职能。双重角色要求基层公务员具备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一方面就政策法规的实施效果进行调查研究,为政策措施的调整和完善建言献策;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上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公众需求和社会发展态势,以便及时作出回应,增强政府与公众的互动。

4.创新能力。

从传统行政模式向服务行政转型,其实质是政府公共管理的创新,所依托的是政府公共管理主体即广大公务员的创新能力。和机关公务员相对单调的程式化的事务性工作不同,基层公务员所面对的多是新情况,要解决的多是新问题,因而需要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思维寻找政府与外界互动的资源,实现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工作模式的创新。

5.依法行政的能力。

服务行政的政治基础是依法行政,依法是服务行政的根本方式。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是公务员进行管理活动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依据。基层公务员身处执法第一线,只有具备了与其法律地位、职权相应的依法行政能力,依法治国才具备了最基本的条件,依法行政也才能落到实处;只有具备了依法行政能力,才能产生示范效应,促进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提高,推动法治环境的形成;也只有具备了依法行政能力,提升适用法律的能力与水平,才能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6.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服务行政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行政,要求公务员具备相应的市场经济知识,具备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基层公务员特别是乡镇公务员,不仅需要掌握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具备统筹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而且在面对市场经济意识淡薄的群众时,还要向他们传授市场经济知识,帮助他们掌握市场经济规律,真正当好帮助和引领群众致富的导航员。7.学习的能力。

公务员作为政府职能的执行主体,其素质高低直接决定着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水平与效率。作为政府公务员“金字塔”的底层基石,基层公务员肩负着改革基层政府管理、提高基层政府行政效率的重任。为适应这种任务的要求,基层公务员必须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另一方面,在整个公务员序列中,基层公务员整体素质相对偏低,加强学习、提升能力的压力较大。在这个意义上,学习能力对基层公务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服务行政视野中基层公务员能力建设对策

加强基层公务员能力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加强制度建设,以刚性的制度安排推动基层公务员能力的不断提高,满足服务行政的要求。

1.改革基层公务员录用制度。

改革录用制度,是提高基层公务员整体能力的基础。当前,基层公务员录用制度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录用形式单一,过分依靠委任制、选任制、考任制等形式,最能体现基层特点的聘任制比较少见;录用标准偏颇,学历上的要求更甚于能力上的要求;录用范围狭窄,一些地区干脆在大中专毕业生中定向录用等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许多新录用基层公务员并不适应基层工作,考用脱节现象比比皆是。因此,要改革基层公务员录用制度,充分考虑基层工作对公务员的特殊能力要求。一是在基层公务员录用中推广聘任制,根据基层工作的特点、重点和阶段性目标,招聘急需的专业性人才,明确其与基层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确保进入基层公务员队伍的人确实都是服务行政需要的紧缺、急需人才。二是制定务实的录用标准。基层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现行公务员招录的通用标准并不完全适合基层,因此基层公务员录用要转变指导思想,适当放宽年龄、学历、身份等的限制,加大基层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的权重,根据岗位定标准,促进基层政府人与事的有效对接。三是扩大基层公务员录用的范围,加大从农民、村干部、普通市民、个体工商户等群体中的录用力度,把那些热心基层工作、有基层锻炼经历或经受过市场洗礼、能帮助群众创业致富的优秀人才补充进来,促进基层公务员队伍能力结构的优化。

2.健全基层公务员考核制度。

健全考核制度,是激发基层公务员主动提升能力的关键。要针对目前基层公务员考核中存在的考核内容不明确、指标不科学、程序不规范、方式单一、流于形式等问题,健全考核制度。一是明确考核内容。一方面,基层公务员考核要以德、能、勤、绩、廉为基础,进一步拓展考核范围,细化考核内容,保证考核的全面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考核要突出重点,针对不同部门、不同层级,考核内容要有侧重,突出考核对基层公务员能力建设的导向作用。二是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基层政府面向广大群众,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种类繁多,不同的职位,性质差异较大,对基层公务员的业绩、能力、素质等要求的标准也应该有所不同。要加强职位分析,对各类公务员所从事工作的内容、性质、责任、环境以及完成这些工作所应具备的条件进行研究和分析,以此为基础构建基层公务员考核指标体系。三是改进考核方法。开展基层公务员考核,要充分运用现代绩效考核的研究成果,多角度、多渠道、多层次进行。要根据权变理论,把定性考核和定量考核相结合,年终考核和平时考核相结合,领导考核和群众考核相结合,保证考核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对不同岗位的公务员,要灵活适用不同的考核方法;对平时考核和年终考核,也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增强考核的针对性。四是合理运用考核结果。要及时反馈考核结果,提高考核结果的透明度,发挥考核对基层公务员行为的引导作用。要把考核结果与基层公务员的奖惩、培训和晋升紧密结合起来,发挥考核对基层公务员能力建设自觉性的促进作用。

服务行政范文篇8

一、高校构建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的理论与实践背景

学术界有关“服务行政”和“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的理论探讨、各级政府机构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探索以及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为高校构建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1.关于“服务行政”的理论探讨

“服务行政”一词最早见于德国行政法学家厄斯特·福斯多夫（ErnstForsthoff）发表于1938年的代表作《当成是服务主体的行政》一文[1]。在国内，“服务行政”思想的提出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台湾学者陈新民在《公法学札记》一书及其他一些相关文章中对福斯多夫提出的“服务行政”概念进行了介绍与解读[2]。此时，大陆的一些学者也开始意识到建立服务行政的必要性。郭道晖指出，在市场经济中，最好的政府应是以行政权力为人民权利服务的政府[3]。陶学荣认为，要不断创新行政体制，增强其适应性，使之适应人民群众、社会组织和企业单位不断增多的对政府行政服务功能的需要[4]。张成福认为，“管制行政”与“服务行政”的冲突是公共行政与经济社会发展冲突的主要表现之一。在他看来，应当要使公共行政由国家权力的载体过渡为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实体[5]。崔卓兰也提出要将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融为一体，树立“管理即是服务”的思维模式[6]。张康之则把历史上的行政分为三种模式:统治行政、管理行政和服务行政[7]。在他看来，人类社会行政模式经历了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服务行政”的演进过程，建构“服务行政模式”是人类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势。马敬仁也明确指出，“服务行政”将是我国政府、企业和社会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8]。从此，公共行政将走向服务行政逐步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对“服务行政”的内涵与特征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沈荣华指出，可以从观念、功能、本质这三维角度来考察服务行政的内涵结构。从观念上讲，服务行政应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出发点，确立亲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从功能上讲，服务行政就是要转变政府的角色，使政府成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要以出于公心、服从民意、设身处地为人民着想、努力提高服务质量为己任;从本质上讲，服务行政应以人民为主体，使政府充分发挥社会公共事务的服务性功能[9]。

学者张康之在不同的文章中对服务行政模式的特征做了深入的探讨。在张康之看来，在社会主义公共行政模式中，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是一种行政观念，而且是通过立法的形式被确立下来的一种制度。首先，服务行政是服务本位的行政。服务行政必然会继承管理行政中的全部社会管理职能，但服务行政的管理是建立在为社会服务的原则基础上的，管理是手段，服务是目的[10]。其次，服务行政是公民本位的行政。服务型政府将彻底抛弃旧的治民观念或“为民作主”的观念，而确立为民服务和“人民作主”的理念，“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上，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宗旨”[11]；第三，服务行政是社会本位的行政，“服务型政府坚持以社会为本位，在市场经济条件和民主政治的实践中培育社会自主运行的健全机制，扩大社会自治的范围，即使存在着对社会的控制和干预也是从属于服务的目的[11]；第四，服务行政是公正的行政。张康之认为，统治行政中不存在公正，管理行政中的公正也只是一种虚假的公正，而服务行政“要求行政人员的被授权完全用来为行政客体的服务上，不允许行政主体的个人私利渗入其中，整个社会的任何一种力量，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团体，作为行政客体，都是服务的对象，行政人员平等地对待一切服务对象，所以就能够实现公正行政”[7]。

2.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探索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渐成为世界性的热点问题。虽然不同国家在政府改革理念上各有各的侧重点，但提高公众服务质量是各国政府共同追求的改革目标。由管理行政转向服务行政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趋势。在这一趋势的影响下，我国政府也明确提出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2004年2月21日，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2007年10月15日，总书记在中国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明确提出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事实上，在中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之前，部分地方政府就已经开始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探索。例如，早在2002年初，南京市政府就提出要建设规范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2003年2月，南京市政府颁布了《关于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并从建立民主科学的公共决策机制、推行行政法定化、提高公共服务效能、建立新的社会评价系统等方面着手进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12]。重庆市政府也于2003年8月颁布了《关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工作意见》，并从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推进行政法治化、建设优良的市场经济环境等方面提出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安排。此后，尤其是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目标之后，许多地方政府也陆续推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措施。构建服务型政府，加强公共服务职能成为我国政府管理模式变革的重要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提升服务水平也开始成为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

3.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研究进展

高校行政管理体系作为整个社会行政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理念和管理制度必然受到社会行政管理思想变革的深刻影响。有关“服务行政”的理论探讨，为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目标的提出，则直接推动了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的研究和探索。

尽管在学术界明确提出“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概念之前，已有部分研究者提出建立服务型人才培养模式、服务型就业指导中心、服务型学生工作模式等设想[13]，但对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进行系统思考却是始于2006年。2006年，林则田、曹发军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打造高校服务型机关》一文中提出构建“高校服务型机关”的问题[14]。从文献检索情况来看，这可能是国内首次明确提出建设高校服务型机关。

此后，陆续有学者开始对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的涵义与特征进行探讨。黄崴等人将“服务型学校管理”定义为“学校平等地对待师生，关心、尊重和爱护师生，建立学校与教师、学生、家长、社区之间的合作机制，重视师生、家长和社区对学校的决策与管理参与，为师生营造和谐的教育环境，以促使学生身心得到全面发展”，并提出服务型学校管理模式的核心价值是服务本位、平等与尊重、合作与参与[15]。林则田等人认为，高校服务型机关要遵循“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基本要求[14]。

关于服务型管理体系的建构，不同研究者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各自的方案。总的来看，主要是从管理理念、管理职能、体制机制、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等方面提出相关主张。（1）管理理念方面，林龙海提出要树立以人为本、管理就是服务的观念[16]，代飚认为要树立亲师生、为教学、为服务的理念[17]。（2）管理职能方面，代飚提出要实现从权力型机关向责任型机关转变[17]；林龙海认为要高度重视行政管理中的服务职能，要摒弃行政本位，转而以教学科研为中心[16]。（3）体制机制方面，林龙海认为要简政放权，推进管理重心下移，要实行岗位责任制和问责制[16]；黄崴等人提出要建立参与式、民主化、决策过程规范化和专业化的决策机制[15]。（4）组织结构方面，黄崴认为要形成扁平化组织结构，建立弹性化运行机制，使组织成员职业化[15]。（5）管理方式方面，黄崴提出要改变领导对教师、教师对学生以及学校对家长的管理方式[15]；代飚认为要从封闭式机关转向透明式机关，确保行政活动的公开、公平和公正[17]。

4.服务型行政与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试点、全面改革和不断深化三个主要阶段，改革内容主要围绕高校自主权下放、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人事与分配制度改革、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健全与完善、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等主题而展开[18]。经过30年的发展，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开始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其中，加强高校行政部门的服务职能成为改革的重要方向。

首先，提高教育质量要求高校行政部门必须加强为教学和学生服务的职能。自1999年扩招开始，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至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但是，与此同时规模与质量的矛盾日益凸显，提高教育质量开始成为高校发展的重中之重。这就要求高校行政部门必须以提高教育质量为中心，不断强化为教学和学生服务的职能，推动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其次，学术权力的发展要求高校行政部门必须加强自身服务学术研究的职能。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是高校内部管理中相互制衡的三大基本权力。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一直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由此导致的学术决策行政化、学术研究质量下降等问题日益凸显。此外，我国高校普遍开始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而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教授治学”。因此，学术权力的回归已成为高校内部权力结构变迁的重要趋势。有学者指出，目前高校中学术权力已处于上升态势，今后将形成“品”状组合的权力结构，即学术权力置于顶端，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构成底部支撑[18]，因此，学术权力的日益发展无疑要求行政机构必须加强自身服务学术的职能。

第三，高校服务社会功能的凸显要求高校行政部门必须加强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国内一些地方政府和高校提出建设“服务型高校”[19]的目标，强调高校要主动承担推动国家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使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必须适应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联系日益紧密的状况，使内部管理体制更好地适应服务社会的要求。

总之，高等院校所承担的基本功能和我国高等教育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都要求高校行政工作必须以“服务”为中心，行政部门应不断强化服务职能，提高自身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高校实行服务型管理，也是整个社会行政管理思想变革趋势的必然要求。

二、“服务型高校行政管理模式”的内涵与特征

高校构建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首先要准确把握服务型高校行政管理模式的内涵及特点。

1.“服务型高校行政管理模式”的内涵

笔者认为，可以从管理观念、管理职能、管理方式、服务对象等角度考察“服务型高校行政管理模式”的内涵。从管理观念上看，管理者将自身定位在服务者的角色上，普遍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具备较强的服务意识，把为广大师生员工和其他相关利益者服务视为行政机构的基本宗旨；从管理职能上看，为师生员工等相关利益者服务成为行政部门的首要职能，行政机构根据相关需求提供全面而周到的服务，并重视提高服务质量；从管理方式上看，管理部门改变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式，尊重广大师生员工和其他相关利益者，重视其需求和意见，以平等的姿态为相关方面提供服务；从服务对象上看，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这也就决定了高校行政部门基本的服务对象是学生、教研人员以及与学校合作的相关社会机构，他们的愿望和需求构成了学校行政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和归结点。

由此，我们认为，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指的是高校行政部门以师生员工等相关利益者的需求为导向，以提供优质服务为首要职能，通过完善的服务制度和服务体系为师生员工及其他相关利益者提供高质量服务的一种管理模式。

2.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模式的特征

服务型行政管理是一种不同于以往行政模式的新型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具有如下特征：

服务本位。以“服务”为导向的学校管理模式强调把服务作为核心价值观和行政管理机构的首要职责。坚持“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的原则，把为师生服务作为学校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为师生的工作、学习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优质的服务，为相关合作者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

尊重与平等。服务型高校管理模式倡导并实践尊重与平等的伦理观，尊重每个个体，强调人人平等，努力使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形成一种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的和谐关系。行政部门在管理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并积极维护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尊重他们的意愿，努力使人人平等地享有学校发展的成果。

高参与性。服务型行政注重提高相关利益者在学校管理和决策活动中的参与程度，让其广泛参与到学校发展与建设中来。学校决策活动不再仅仅由少数领导干部把持，而是广泛听取教师、学生、家长及其他相关利益者的意见与建议，让其充分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相关利益者代表不仅拥有管理建议权，而且真正享有表决权。

强回应性。服务型高校行政管理体系具有科学有效的沟通回应机制，学校行政部门与师生员工及社会服务对象之间能够保持畅通无阻的有效沟通与交流，行政机构能够及时掌握服务对象的需求、愿望和意见，并及时、主动地作出反应，有效地解决服务对象提出的各种问题。

公开与公正。在服务型行政管理体制下，学校行政部门应该及时向师生员工、家长及其他相关利益者公布相关工作信息，使决策和管理活动更加透明和公正。师生、家长等相关利益者有权对学校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如果服务没有达到标准，有权提起申诉。

三、高校构建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的基本路径

构建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是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同时也是一项涉及管理理念、体制机制、组织机构等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笔者认为，应当着重从理念、制度、组织和保障措施四个方面着手，推动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1.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观念体系建设

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的构建，要求对以往行政本位的管理理念进行变革，培育并形成以服务为核心的管理理念。

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的原则，把师生员工的全面发展作为学校发展的核心目标，尊重和依靠广大师生员工，充分激发和调动师生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其次，要强化“管理即是服务”的意识。把服务视为管理的核心要素，把为师生员工和其他相关利益者服务作为学校的首要工作来做，将服务水平作为评价学校管理水平的核心指标。

第三，要树立“管理意味着责任”的观念。高校行政部门的首要职能是服务，服务就意味着要对服务对象负责。因此，要大力加强管理者的责任意识，努力构建责任型高校行政管理机构。行政管理人员要主动关注师生员工的利益诉求，对师生员工、家长和其他相关利益者负责。

2.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制度体系建设

高校建立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应大力推进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建立服务型的行政管理制度，推动服务行为制度化。

第一，完善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不断完善重大事项集体决策、专家咨询、决策评估等制度，使决策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涉及学校发展重大问题和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决策，应充分听取广大师生干部、家长及其他相关利益者的意见与建议，坚持问计于师生，提高相关利益者的参与度，接受相关人员与组织的监督；建立健全决策后评价、反馈纠偏和问责等制度，及时发现并解决决策中存在的问题，减少决策失误。

第二，建立和完善沟通与回应机制。建立和完善学校行政机构与师生员工、家长及相关合作者对话的沟通机制，确保双向沟通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使学校行政部门能够准确了解师生、家长等相关利益者的愿望和需求。建立科学有效的回应机制，积极主动地回应相关利益者的诉求，确保其合理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其反应的问题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通过网络等技术手段搭建沟通与回应平台，提高沟通和回应的质量与效率。

第三，建立健全服务评价和监督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服务评价制度，对行政部门的服务内容、质量与方式进行有效监督和控制。加强内部监督，健全监督制度，使行政管理工作在有效监督下开展。重视师生及家长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

第四，推进校务公开制度建设。推行阳光行政，努力建设透明式机关。凡涉及师生员工切身利益、需要师生员工广泛知晓的事项以及相关规章制度规定需要公开的其他事项，均应通过学校网站、校报、校务公开栏等方式，及时、准确地向相关利益者公开。既要公开工作结果，又要公开工作过程。要大力推进校务公开信息化建设，提高校务公开的信度和效度。

3.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组织体系建设

高校服务型管理组织体系有3个核心要素：扁平化的学校组织结构；弹性化的学校组织运行机制；专业化的组织成员[31]。构建服务型学校管理模式要求进行组织体系的变革，建立简约化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形成弹性化的运行机制，同时要加强管理人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一要建设简约化和扁平式的组织结构。扁平化组织具有管理层次少、管理费用低、信息传递速度快、信息失真率低、管理跨度大等特点，既能提高组织工作效率和应变能力，又能激发和调动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应调整组织结构设计方案，改变传统多层级的直线式组织结构，减少过多的中间层机构和中层行政职位，使行政组织实现简约化和扁平化。同时，适当增设综合性服务机构，设计并建立科学合理的横向组织框架，不断完善横向组织机构。

二要建立弹性化的运行机制。弹性化的运行机制能够有效提高行政部门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从而更好地处理突发事件，完成特定的服务目标。为此，可考虑实行弹性化的项目管理机制，即围绕相关工作任务，集合在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知识和技能的工作人员，形成目标明确、结构合理、协调一致的专门任务团体或日常工作团队，共同完成相关工作，待任务结束后团体成员各回各处。

三要加强管理人员队伍专业化建设。服务型管理强调学校行政部门要向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为教师和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教学科研服务，并不断推动学校的社会服务工作，这就要求学校管理人员要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因此，要大力推进管理人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确保其能够提供专业化、高质量的管理服务。

4.高校服务型行政管理保障体系建设

服务型行政管理体系的建设，要求学校具备良好的保障条件，如充足的办学资金、良好的管理运行条件等。一是完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不断拓宽办学资金来源，大力增加办学资金，为服务型行政管理提供良好的资金基础；二是加强数字化校园建设，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改善学校管理运行条件，提高服务效率；三是建设“一站式服务大厅”，为广大师生员工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参考文献：

[1]张书克.“服务行政”理论批判[J].行政法学研究，2002（2）.

[2]程倩.“服务行政”：从概念到模式———考察当代中国“服务行政”理论的源头[J].行政学研究，2005（5）.

[3]本刊.市场经济与行政法———本刊主办研讨会发言提要[J].行政法学研究，1993（1）.

[4]陶学荣.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体制的思考[J].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

[5]张成福，党秀云.中国公共行政的现代化———发展与变革[J].行政论坛，1995（4）.

服务行政范文篇9

近年来，为加强和改进法律服务工作，省厅先后在全省开展了律师队伍集中教育整顿、公证队伍教育规范树形象、律师事务所规范建设年、公证岗位培训、基层法律服务队伍集中教育整顿等活动，对于提高法律服务队伍整体素质，规范法律服务管理，改进法律服务行业风气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次在全省开展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是省厅着眼于新形势对法律服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着眼于法律服务工作自身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推进我省法律服务业又好又快发展、并逐步走向良性发展轨道的重要举措。加强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发展和谐的法律服务关系，更好地服务于安徽跨越式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法律服务行风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法律服务工作是司法行政工作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发挥好法律服务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作用，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不懈地加强法律服务行风建设，规范法律服务管理和法律服务执业行为，提高法律服务队伍整体素质，不断增强法律服务工作服务经济建设的能力、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保障司法公正的能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物质基础、夯实法治基础、加强司法保障、创新管理体制、培育文化基础。

（二）加强法律服务行风建设，是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保证法律服务工作正确方向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包括司法行政工作在内的整个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毫无疑问也是法律服务工作的指导思想。其所涵盖的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内容，反映了社会主义法律服务工作的本质属性，深刻揭示了法律服务工作的特点。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必须大力加强法律服务行风建设，教育、引导广大法律服务工作者和法律服务工作管理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执业理念和管理观念，切实纠正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相适应的观念和行为，坚定理想信念，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法律服务工作中的指导地位，保证法律服务工作正确的发展方向。

（三）加强法律服务行风建设，是发展和谐的法律服务关系，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法律服务需求的现实需要。法律服务工作是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政治性、社会性、群众性和专业性，直接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服务。法律服务行风的好坏，不仅影响到法律服务队伍的形象，而且影响到司法行政全局工作的成效，甚至影响到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任。要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行政机关、对法治的信任感，就必须从加强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入手，通过加强教育、完善制度、强化监督等多种手段，进一步增强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为民的坚定性和主动性，自觉地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法律服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拓展业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

（四）加强法律服务行风建设，是加强司法行政机关效能建设，提高法律服务管理水平的具体举措。管理法律服务工作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这次开展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规范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服务工作的行政管理。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以这次活动为载体，通过加强法律服务行风建设，进一步更新管理理念，改进工作作风，忠实履行法律赋予的管理职责，认真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努力提高管理效能和为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服务人员服务的水平。同时要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认真分析、研究法律服务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积极探索新思路、新举措，逐步建立起加强法律服务管理的长效机制，推进法律服务工作健康快速发展。

二、把握重点，明确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的目标任务和主要内容

（一）要把握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的目标任务

年初“三长”会上，孙厅长在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的主题是“规范管理、诚信执业”。围绕这个主题，省厅印发的实施方案确定这次行风建设年活动的目标任务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完善法律服务诚信体系。诚信，是法律服务行业立业之基、兴业之道。完善法律服务诚信体系，目的就是加强对法律服务行业的社会监督，提高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的失信成本，即如果失信，不仅会受到主管机关和行业协会的处罚，也会因此失掉客户，失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要通过开展此次活动，使法律服务诚信信息系统得到广泛应用，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诚信信息得以及时、准确、全面地向社会公布。深入开展法律服务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法律服务诚信监管机制，努力使法律服务机构和法律服务人员诚信执业意识明显增强。

二是进一步规范法律服务管理。法律服务行风存在的问题多数是与管理不规范、管理不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改进法律服务行风，必须要规范法律服务管理，包括规范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规范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和规范法律服务机构的内部管理。要通过开展此次活动，切实把司法行政机关对法律服务的行政管理各项制度落到实处，进一步提高管理效能，使管理越位、缺位、错位等现象得到根本扭转。同时，进一步完善和强化法律服务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进一步加强法律服务机构内部管理。

三是进一步规范法律服务人员执业行为。法律服务人员执业行为不规范，是法律服务行风不正的突出表现，也是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服务行业反映强烈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法律服务行风建设中，必须加强对法律服务队伍的监督，规范其执业行为。要通过开展此次活动，进一步提高法律服务人员政治、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增强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意识，使违规违纪执业行为明显减少，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基本杜绝，人民群众对法律服务行业行风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四是进一步改善法律服务执业环境。拓展和规范法律服务，一方面取决于法律服务行业内部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整个社会是否具有适合的、能够促进法律服务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加强法律服务行风建设，既要加强和规范管理，也要积极为法律服务机构执业做好服务工作，为法律服务业的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有利条件。要通过开展此次活动，不断加大法律服务工作宣传力度，使法律服务行业的社会认知度和社会影响力有明显的提高，使法律服务市场更加规范有序，法律服务执业中面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二）要把握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的重点内容

司法行政机关、行业协会和法律服务各个行业要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行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重点是要解决：不依法履行法律服务管理职责，管理越位、缺位、错位特别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管理制度不健全或制度不落实的问题；行业管理规范不具体、针对性不强的问题。律师行业重点是要解决：律师事务所自律性基础管理缺失，人员管理松散，制度约束混乱，对律师的执业行为、办案质量放任不管，放弃监督的问题；律师执业指导思想不端正，诚信服务意识淡薄，收费不服务或者服务不尽责、漠视当事人利益的问题；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压价争揽案源、不按规定项目收费或私自收案收费的问题；律师向司法人员请客送礼甚至行贿，办“关系案”、“金钱案”的问题；律师参与、酗酒等不健康娱乐活动的问题。公证行业重点是要解决：公证处内部管理不规范，管理制度不健全或不落实的问题；不按标准收费，压价争揽业务、给付或变相给付回扣等不正当竞争的问题；超越业务范围、超越管辖办证的问题；随意简化办证程序、不注重办证质量的问题；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将公证员收入单纯与业务创收挂钩的问题。基层法律服务行业重点是要解决：基层法律服务所内部管理不规范，违反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及财务专人管理制度，收费项目不公开，不按标准收费的问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私自收案收费、冒用律师名义办案，超越业务范围、执业区域办案，压价收费、搞不正当竞争，办案中诚信缺失、服务不尽责的问题。司法鉴定行业重点是要解决：收费行为不规范的问题；严重违反鉴定程序的问题；鉴定人违反法律规定、拒不出庭履行作证义务的问题；鉴定人私自接受委托、接受当事人吃请、违反保密和回避规定、不配合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检查等违反司法鉴定执业规则、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问题。

三、扎实推进，认真抓好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各个阶段的工作

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从3月份开始，到今年年底结束，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是动员部署阶段，时间是3月上旬和中旬。以这次动员大会为标志，正式启动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会后，各市司法局要及时做好本次会议精神的学习传达工作，通过广泛、深入的思想发动，使广大法律服务工作者和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及行业协会法律服务管理人员深刻领会加强法律服务行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明确此次活动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重点内容和具体任务，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省厅开展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的部署上来，增强参加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二阶段是对照检查阶段，从3月下旬开始，到4月下旬结束。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行业协会和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服务人员要对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结合所在岗位工作情况，认真查找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执业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要坚持开门评议，采取聘请法律服务行风监督员等形式，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特别是要重视发挥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和公、检、法机关的监督作用。

第三阶段是集中整改阶段，从5月上旬开始，到11月中旬结束。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针对对照检查阶段清理和查摆出来的问题，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行业协会和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服务人员要认真进行汇总、分析，深刻剖析原因，并逐一制定整改措施，切实有效地加以解决。要将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建立行风建设长效机制结合起来，结合集中整改，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法律服务行风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

第四阶段是考核验收阶段，从11月下旬开始，到12月上旬结束。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并组织考核验收。各市司法局要按照要求，认真总结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开展情况，并形成书面报告于11月底前上报省厅。省厅将组织考核验收组，对各市行风建设年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对于在法律服务行政执法质量被考核评议为不合格的市司法局，按照省厅有关规定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当年评优受奖资格，并予以通报批评。为加大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力度，省厅决定将开展行风建设年活动开展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效，列入市司法局局长2007年度重要工作报告的内容，进行重点考核评议。

四、强化措施，确保把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抓紧抓好抓出实效

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是今年省厅部署的一项重要工作，涉及到司法行政机关多个部门和相关行业协会以及全省1700多个法律服务机构、9000多名法律服务人员，涉及面广，持续时间一年；而且，法律服务行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加强教育、规范管理、强化监督、完善制度、创新机制、改善环境等多个方面入手，工作任务比较重。近几年，司法部、省委省政府以及省厅相继开展了多次专项活动，有关法律服务工作的专项活动也开展了数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坚决克服厌战情绪和疲沓心理，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切实加强对行风建设年活动的领导，精心安排，周密部署，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抓出实效。

一是要加强领导。要把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作为今年全局性的重要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主要领导要亲自抓，亲自过问法律服务行风建设有关重大问题；分管领导要具体抓，加强指导、督促，抓好落实。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经常听取法律服务管理部门工作汇报，深入分析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认真研究解决的具体措施。法律服务管理部门、行业协会要坚持业务工作与行风建设并重，在管理工作中做到同研究、同部署、同指导、同检查、同落实。

二是要加强督查。省厅将建立厅领导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联系和督导制度，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也要建立相应的联系和督导制度，加强对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的每个阶段、每个环节的指导、监督和检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要对行风建设工作加强经常性的监督、检查，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及时组织专项检查，做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

三是要强化责任。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明确和落实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工作的责任。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对本地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工作负有组织、领导的责任，法律服务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所管理的法律服务行业行风建设工作负有指导、督查的责任，法律服务机构主要负责人对本机构行风建设工作负有直接管理、监督的责任。行业协会按照行业管理的职责，承担对所属会员的管理责任。对在法律服务行风方面出现问题并造成严重后果或不良社会影响的，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相关行业协会要依法严肃处理。

服务行政范文篇10

公共行政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专制国家时期，公共行政被视为君主之私器，一切行政职能都属于君主的私人事务，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了“警察国家”时期，{①}国家在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之外，还增加了谋求人民福利和社会进步的任务，出现了所谓“福利国家”（wohlfahrtsstaat）的倾向。但此时的公共行政仍然只是作为主权者的君主的私人事务，国家所提供的福利更是君主对其子民的恩赐。{②}

18世纪以后，西方主要国家进入了所谓形式法治国时期，意识形态上奉行自由主义，经济上奉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政治上三权分立制度得以确立，同时法治理念也日趋成熟。出于对国家权力的警惕，人们在赋予国家一定职能的同时，又对国家职能进行严格限定，防止国家权力的过分扩张造成对个人权利的侵害。这一时期，行政权的行使主要体现为“秩序行政”，即国家运用公权力来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以达到维持社会秩序、国家安全和排除对人民及社会危害之目的。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所谓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而人们间的社会生产关系也随之日趋复杂化，各种以前所不曾出现的社会矛盾开始涌现。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公共行政理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狄骥这样论述道：“今天，作为某种复杂变革的一个结果，一方面归因于知识进步，另一方面归因于经济与工业的发展，政府的事务已经超出提供司法、警察和战争防御的范围，人们要求它履行各种各样的职能”。并且，“随着文明的发展，与公共需要相关的政府活动呈数量上升趋势，而这样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公共服务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1]也就是说，公共行政已经不能再局限于秩序的维护领域，而必须将比此前更多的精力与关注投入到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

政府所承担的这种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行政方式，就是服务行政。详言之，服务行政是政府以维持人们生活、增进人民福利和促进社会运转与发展为目的，直接或间接向公民提供公民个人与市场机制所不能自行提供的公共服务，保障公民基本生活的一种行政方式。

二、服务行政的性质

（一）作为恩赐的服务行政

在中国历史上，政府从事赈济灾民、兴修水利等事务是素有的传统，各个朝代莫不如此。但对于老百姓来说，国家的公共服务是来自君主的额外恩赐，体现的是皇恩之浩荡、圣上之仁慈，而并非国民份内所应得的，更说不上什么权利。

在德国，谋求人民福利和社会进步早在警察国时期即成了国家理念之一，但当时所谓的“福利国家”亦非人们的固有权利，而仅仅是作为主权者的君主的恩赐。[2]

在英国，政府的公共服务以历史悠久的济贫活动为典型。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颁布了《济贫法》，规定全国普遍设立济贫院。1834年，维多利亚女王颁布了新《济贫法》，加强了对贫民的控制。从英国济贫制度的历史发展看，济贫在性质上并非是政府的法律义务，接受救济更不是贫困者的法律权利，相反，济贫从一开始就带有对贫困者的羞辱与惩戒性质，[3]即使政府在客观上提供的帮助，也仅仅是政府对贫困者的恩赐。

总而言之，在二十世纪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服务行政都是以政府（君主）的恩赐面目出现的事物，提供服务不是政府的法定义务，获取服务也不是公民的法定权利。

（二）服务行政从恩赐到权利的发展

十九世纪后期，欧洲各国的经济急剧发展，由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势在必行。正是在这一时期以后，服务行政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政府的恩赐而成为公民的权利──提供公共服务成了政府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1871年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序言明确将“促进德国人民的福利”作为国家的目的。此后，德意志帝国议会在1883—1889年间相继通过了《健康保险计划》、《工伤事故保险计划》和《退休金保险计划》三项社会保险立法，首开现代社会保障服务之先河。1919年《魏玛宪法》规定，经济生活之组织，应与公平之原则及人类生存维持之目的相适应。{③}这一时期服务行政的发展，最大特点也在于国家承担的服务职责加大，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福斯多夫认为，“生存照顾应该视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而与所谓的’济助’并不相同，所谓的济助，系指对陷于困境的人施予救济。值得吾人注意的是生存照顾诚然可包括济助，但生存照顾概念却非导源于济助”。[4]也就是说，“生存照顾”在性质上已迥然不同于过去的作为国家恩赐性质的“济助”，而成为公民的权利。

在英国，Rowntree教授于1899年在调查约克城贫民状况后，提出“贫穷文化”的理论，认为贫穷的原因不在于其个人或家庭，而在于社会，济贫并非是一种施舍、慈善或恩惠，而是国家的责任，应当由政府来办理济贫工作。1908年，英国国会通过了《养老金法》，对70岁以上的老人实施免费养老金制；1911年颁布的《国民保险法》，规定工人患病、失业时可以获得安全保障；1925年颁布的《地方政府法》，把社会救助和福利事业视为地方行政，由地方政府负责主持。这样，作为服务行政重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也从过去的政府恩赐性质而转向公民的法定权利性质。[5]

服务行政由政府恩赐而向公民权利的转变至今尚在进行之中。在美国，基于权利（right）与特权（privilege）的区分，当事人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利益是否享有“权利”的待遇还是一个在变动中的问题，有时是作为权利而受正当法律程序保护，有时是作为特权而不能受到正当法律程序保护。如1966年法院以福利受领者没有“权利”而驳回相关案件。[6]到1970年代以后，法院的态度有了改变，开始放弃“权利─特权”的区分，将某些原来属于“特权”的利益承认为权利，例如工作和就业，社会福利等。[7]在1970年的Goldbergv.Kelly一案中，最高法院第一次提出政府通过制定法而赋予公民的社会福利是一种“财产”，应当受到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④}

三、服务行政的类型

（一）金钱、实物给付型服务与设施、组织提供型服务

根据服务的内容与方式，服务行政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类是金钱或实物给付型服务。这一类型的服务行政首先体现为服务主体向相对人提供一定的金钱与实物，如政府向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居民给付的生活保障金。此外，还可体现为免除相对人的一定义务，从而使相对人的财产得到消极增加，如根据《残疾人保障法》的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学生免收学费。第二类是通过一定的设施、组织提供的服务。在这一类服务行政中，政府不是将一定数额的金钱或实物给付于相对人，而是先设立一定的组织或设施，进而通过该组织，或允许相对人使用、利用设施而提供服务。如政府通过建立学校、医院、图书馆等设施，以及煤气、自来水、公共交通系统等设施，为公民提供服务。[8]

（二）维持型服务与发展型服务

这是根据服务行政的层次标准进行的分类。维持型服务指该类服务的目的在于维持人们的基本生活，或者说，若离开这些服务，人们的生活将难以为继。如电力、煤气与自来水的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给付，灾区民众的食品、衣物、住所救济等都基于维持人们的基本生活，因而属于维持型服务。发展型服务则是指人们基本生活得以维持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民众福利与生活水平而提供的服务，如提供图书馆、博物馆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提供体育馆、休息设施以促进人们的身体健康与休闲娱乐等。

（三）收费服务与免费服务

这是根据服务行政是否直接向接受服务者收取费用进行的分类。收费服务指接受该服务的每一位公民，都须向服务提供者交纳一定的费用，否则即不能得到这些服务。典型的收费服务如城市公共交通服务、供水、供电服务等等。免费服务则指公民在接受服务时并不需交纳费用的服务，如城市道路的使用、接受政府的救济、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使用免费图书馆与博物馆等等。服务行政的收费与否，并没有一个依服务的性质而截然分开的界限，很多时候它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的政策，如博物馆收费与否、城市公共交通收费与否、高速公路收费与否等等。当然，任何服务总是要耗费一定的财力，所谓的免费服务仅仅指其经费全部来自于公共资金，而不象收费服务那样至少部分经费来自于使用者。

四、服务行政的范围

汉斯·j·沃尔夫等人认为，行政的范围受到人民的生活条件、国家权力和行政权力、被统治者的愿望、共同体和国家目的、科技的发展程度、行政的效率等因素的影响。[9]具体到服务行政的范围，从该理论的首倡者福斯多夫开始，一直不曾有人作出过明确详尽的论述。

诚然，生活于现代社会的人不可能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有尊严地生存，而同时需要依赖他人、社会以及国家（政府）。但当市场经济决定了个人、市场与政府都对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承担义务的时候，同样作为外在的力量，政府应该在哪些范围内向已经融入市场的个人提供服务？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职能范围如何确定？对此，法学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而经济学中的公共产品理论则在一定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工具。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提供给许多人享用，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着享用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的产品。与私人产品相比较，公共产品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三大特征。[10]通常，公共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进行消费，而不需要他人许可，从而出现了“搭便车”现象。与此同时，经济学理论还证明，由作为公共机构而组织起来的政府提供私人产品，是缺乏效率的。这样，行政的范围似乎可从经济的角度推出：政府应该并且只应该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而不需要也不应该涉足私人物品的生产。{⑤}

然而，公共产品理论只能一定程度上用以指导确定行政作用的范围，而不能明确界定服务行政的范围。首先，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并不都是服务性的，一些传统的公共产品如国防的安全、治安的维护等等须运用行政权力通过秩序行政来完成，并不在服务行政范围之内。其次，某些公共产品的提供，可能在结果上属于服务行政，但在手段上却属于秩序行政。如建设一处水利设施属于提供服务，但在手段上可能需要强制搬迁一些居民，又属于秩序行政。再次，公共产品理论是与市场的提供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一些政府必须提供的服务可能很难与市场联系起来，却又不得不由政府来提供。可见，尽管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服务行政的范围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中除秩序行政以外的、满足公民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尤其是物质方面需要的公共产品。但欲明确界定服务行政具体包括哪些内容，还需进一步的论证。

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方式，服务行政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不受重视到受到高度重视、从政府的额外职责到政府的重要职责甚至主要职责的历程，目前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因此，考察服务行政的范围，须考虑到以下因素：1、服务行政的范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2、必须考虑到一定的时代背景中一项服务对公民的重要性；3、必须考虑市场的可满足性；4、必须考虑对工商业自由的保护；{⑥}5、必须考虑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即服务行政的范围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而扩展。

在上述考虑之下，可以认为，服务行政的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其内容繁多，分类繁杂，欲对其一一列举，实际上也难以做到。目前来看，至少以下事项可纳入服务行政的范围：交通方面：市内公共交通、铁路系统、公路系统等；基本生活设施方面：供水、供电、供气系统等；卫生方面：基本医疗系统、疾病预防体系等；教育方面：各类大中小学校，幼儿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等；社会保障方面：最低生活保障、基本住房保障、养老院、福利院、救灾赈灾体系等；文化设施方面：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生活环境方面：环卫设施、清扫队等。但须注意的是，为推行经济政策而从事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不应属于服务行政范围。

五、服务行政的方式与途径

（一）行政机关直接提供

由行政机关直接提供是指国家通过行政机关和人员，直接向公民提供相关服务。它以行政机关为服务的具体承担者，人们接受服务时需要与行政机关打交道，感受到的是某一服务直接来自某一具体的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往往是单方性的服务，主要是金钱或实物给付型服务。这是由这一类型的公共服务适宜由行政机关直接提供的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实物与金钱给付型服务形式较为简单，由行政机关直接提供也不涉及相对于其它机构的效率问题，因而没必要再经过其它环节。

（二）通过公共设施提供

通过公共设施提供服务指政府投资建造公共设施，公民则自由免费使用该公共设施。这一提供方式的特征是：首先，公共设施由政府直接投资建造，至于建造过程中如何发包、如何建造等等则在所不问。其次，公民对该公共设施的使用是免费的。再次，公民直接任意使用政府建造的公共设施，使用之时不须与任何主体打交道，既不须与行政机关打交道，也不须与管理该设施的组织打交道。公民在接受这一形式的服务时，由于其不经过任何环节，因而所感受到的仅仅是在直接利用国家已经提供的服务，而不会感觉得在接受某一具体机关或组织提供的服务。因此，这种形式的服务不同于行政机关直接提供的服务，也不同于政府通过其他主体间接提供的服务。

（三）通过公务法人提供

公务法人原是法国行政法上的概念，是国家或地方团体认为某种公务的管理需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灵活性，由行政机关直接管理不妥当时，为增加管理机构的自主能力而创设的一种法人。公务法人是公法上的机构，其设立和运行规则不受规范私法人的法律如公司法的规范，而有其独特的规则。[11]

在中国，公务法人还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而仅仅是学理上的概念，学者们将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定位为公务法人，认为公务法人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也存在行政法律关系。公务法人与利用者、使用者发生行政性纠纷后，应通过行政诉讼途径来解决。[12]

通过公务法人提供公共服务是服务行政的重要方式，如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等都是通过公务法人提供的。在公务法人的意义上考虑服务行政的提供问题，就不能不考察我国的事业单位现象。1984年《关于国务院各部门直属事业单位编制管理的试行方法（讨论稿）》规定，“凡是为国家创造或改善生产条件，从事为国民经济、人民文化生活、增进社会福利等服务活动，不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为直接目的的单位，可定为事业单位”。随着改革的深入与经济的发展，事业单位性质与表现形态已经变得复杂，一些名义上的事业单位实际从事的是经营性事务，在性质和功能上已经向企业转变，从名称着眼，我们已经难以将事业单位和服务行政直接联系起来。但若从“为国家创造或改善生产条件，从事为国民经济、人民文化生活、增进社会福利等服务活动”这一要求着眼，事业单位与公务法人仍有着密切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公共服务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作为公务法人的事业单位提供的。

（四）通过公共企业提供

公共企业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的的企业。它以服务公共利益为存立基础，在设立、运营等方面遵循一定的公法规则，但总体而言，其在运行上却按作为私法主体的企业的逻辑与规则进行运作，是企业与公共服务目标的结合。公共企业都由政府投资设立，有时由某一行政机关具体负责，但每一家公共企业在法律上都是独立主体，而不从属于特定的行政机关。通过公共企业提供公共服务是服务行政的重要方式之一，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一些基本服务通常由公共企业提供的，如煤气、电力、自来水都来自公共企业。

与一般的企业相比，公共企业往往在某一区域内实行垄断，但同时也受到更为严格的管制，如价格上可能完全由政府定价，产品提供方式和标准上也受到严格控制。而与同为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的竞争性国有企业相比，公共企业最大的特点在于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直接目的，而后者则以营利为直接目的。与事业单位相比，公共企业的特点在于运行规则的不同，它在提供服务时，需要按企业的模式，出售产品并收取费用，而事业单位尽管也可能实行收费服务，但所收费用的标准却不是象公共企业那样直接取决于所提供的产品。

（五）通过特许由私法主体提供

服务行政是政府的职责，一般情况下，公共服务都由政府组织直接提供或通过公共性质的组织提供。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行政有时不再由国家或公共组织提供，而是通过国家特许的方式，由以营利为目的的私法主体在政府的规制下提供。比如政府通过BOT方式，由私人企业建立并在一定期间内经营高速公路。在通过私法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下，私法主体是完全以商业企业的身份，在法律规定和特许合同约定范围内，按商业逻辑提供某一服务。事实上，从服务行政的过程来看，大部分公共服务都曾经在某一个或几个阶段是由私法主体负责的，如免费提供的公共设施在建造之时由某一私营企业承包等等。

【注释】

[1][法]狄骥.公法的变迁[M].郑戈.沈阳：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50-53.

[2]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M].台北：三民书局，1997.13.

[3][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斯林.法律与行政[M].杨伟东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5.

[4]陈新民.“服务行政”与“生存照顾”概念的原始面貌[A].陈新民：公法学札记[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5]张守文.社会法论略[J].中外法学，1996，（6）.8-14.

[6]BernardSchwartz.AdministrativeLaw[M]，3rdedition.Boston：Little，BrownandCompany，1991.252.

[7]王锡锌.正当法律程序与“最低限度的公正”——从行政程序角度的考察[J].法学评论，2002，（2）.23-29.

[8]刘井玉.行政公务研究[A].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6.

[9][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M].高家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7.

[10]丁冰.现代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23.

[11]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49.

[12]马怀德.公务法人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02，（4）.40-47.

【参考文献】

{①}“警察国家”是18世纪欧洲的一种国家形态，是由专制国家过渡到宪政（法治）国家的中间阶段。关于警察国家的进一步论述，可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三民书局1997年修订6版。

{②}有关这一时期的“福利国家”与二十世纪以来盛行的“福利国家”理念的区别，可参见［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下）》，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9页。

{③}参见《魏玛宪法》第151条。

{④}Goldbergv.Kelly，397U.S.254，262（1970）。

{⑤}当然，由于公共产品本身的多样性及其它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也使得公共产品并不仅仅由政府提供，其它相关机构甚至私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提供公共产品。

{⑥}工商业自由是现代社会中人们最重要的自由之一，各国法律对此多有规定。如法国在1791年大革命期间就通过法律规定，“从即将到来的4月1日开始，任何人都能够自由地从事商业以及从事他所选择的职业和工艺”，这一规定至今有效。法国宪法委员会在1982年的一个判决中认定，工商业自由具有宪法规定的意义，只能由法律进行限制，地方团体的公务不能侵犯工商业自由。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