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范文10篇

非营利范文篇1

1、官办的机构多，民办的机构少。这种状况不仅使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居高不下，而且容易使非营利组织过分依赖政府，独立性较差。2、学术性的机构居多，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性的机构较少，大多数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服务能力和社会支持能力低下。3、政府行政干预过多，专业化的管理能力较低。4、政府的扶持政策不一，致使官办的和民间的非营利组织无法平等地竞争。5、普遍存在着专业化程度低、服务水平低和自治自律水平低的问题。

要用改革的精神，按照“政社分离”的原则，从制度上明确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事务方面的职能和权限。这样，政府不仅可以降低社会管理过程中居高不下的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道德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更重要的还在于，藉此可以有效地创造有利于社会发育和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制度性环境。

要大力实施政府购买服务的理念，重点鼓励公益性、福利性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政府购买服务理念的实施，意味着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开始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意味着社会服务性事务不再由政府包办代替或直接操办，而是通过资金的提供交由各类社会服务组织来办理。不仅如此，在政策导向上，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的“卖主”重点应是公益性、福利性的非赢利组织，特别是民办的非营利组织。这样，政府购买服务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成为推动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过程。

非营利范文篇2

2014年是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举办的第五个年头，从最初2010年第一届4部话剧18场演出发展到如今61部国内外优秀剧目、二百余场演出亮相，2014年“升级”后的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南锣鼓巷戏剧节五年的发展历程可谓在坎坷中令人看到了民间戏剧节的希望和戏剧的生命力。首届戏剧节由北京蓬蒿剧场的创办人王翔发起，北京东城区文化局主办并提供了五万元的资金支持。京城戏剧圈内人士大多都了解，王翔是一名痴迷戏剧的牙医，自创办蓬蒿剧场起，王翔不断将诊所的收入填补到蓬蒿剧场的每天运营支出，“始终坚持剧场的公益性原则，不走商业路线、不走技术路线，以纯文学为根本，重文学、重理性、重灵魂、重灵性”。[1]说其以一己之力撑起了蓬蒿剧场和南锣鼓巷戏剧节的今天也并不为过。2010年第一届南锣鼓巷戏剧节就体现了相较于国内其他戏剧节的鲜明特征，与蓬蒿剧场不谋而合，戏剧节以推出戏剧文学原创剧本为主，支持学院派作品和引进外国优秀经典剧目，不仅提高了南锣鼓巷戏剧节的艺术质量，而且直接促进了国内外戏剧作品、戏剧家的交流。在第一届戏剧节的作品中，由蓬蒿剧场出品、童道明担任编剧的《塞纳河上少女的面膜》是一部直接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经历的戏剧，从剧本朗读会到剧目正式公演，由蓬蒿剧场打造出品亮相南锣鼓巷戏剧节。此后连续三年童道明编剧的作品《秋天的忧郁》《我是海鸥》《歌声从哪里来》都是由南锣鼓巷戏剧节资助上演。首度尝试即获得不少的赞誉，令王翔为之一振。继续举办戏剧节在他看来都是份内的事。此时，北京东城区政府也看到其带来的戏剧魅力，从该区的戏剧发展“公益补贴资金”和“产业引导发展资金”两项政策中拨款80万元，因此第二届戏剧节由北京市东城区戏剧建设促进委员会主办，东城区文委、东城区文联等多家单位联合承担，而王翔的蓬蒿剧场负责执行承办。相比于第一届，第二届戏剧节在剧目和场次上达到了一个戏剧节的规模，40部国内外优秀剧目包括19部邀请参演剧目和21部加盟剧目分别在蓬蒿剧场、国话先锋剧场等13个剧场演出。戏剧节共计参与人数逾十万人，创作团队和观众的影响辐射到全国各地。本届戏剧节带有较浓的“政府搭台，民间唱戏”特色，公益演出场次达11场，除专门的公益演出场次外，其他演出场次每场均设有30%以上的公益演出票；在总计1.2万的观演人次中，虽然票价低廉亲民（成人票60元，学生票30元），但受大多公益票的影响，真正观众自己购票的观众仅有两千余人。由于本届戏剧节有政府的支持推动，在资金方面有一定的支配性，开幕剧目为《哥本哈根》；邀约演出的5部台湾及国际剧目，艺术内容上乘且分量厚重，因而得到业内专业人士的认可。第三届戏剧节在前两届的基础上无论在剧目的质量还是戏剧节内容组成上都有较大提升。香港导演邓树荣带来的莎士比亚的《泰特斯2.0》，令人耳目一新。该剧是香港唯一的一部参加2012年在英国举办的“世界莎士比亚戏剧节”的作品；同时，在延续第二届演出与交流相结合的基础上，增加了剧本朗读的环节，使得戏剧节规模日趋成熟和规范。第三届戏剧还有一大亮点，即东城区所属国有企业“东方文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蓬蒿剧场签约，就举办“南锣鼓巷戏剧节”及常年剧目演出、开发、推广等一系列内容签订合作协议，并给予资金支持，使蓬蒿剧场这样的公益性文化组织得到支持，为全社会如何支持民间非营利文化机构提供了一条探索之路。[2]这一举动在当时为非营利型剧场的运营发展如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北京东城区政府做出了资助戏剧的表率，2012年相继成立的“东城区戏剧建设促进委员会”、“东城区戏剧联盟”似乎让非营利戏剧机构找到了“组织”。然而，好景不长，在经过2013年被王翔定义为“收获和回归”的一年戏剧节后，南大学生作品《蒋公的面子》、实验京剧《情叹》、以色列剧团的《大嘴＋协方差》，瑞典的《朱丽小姐》等多部有影响力的海内外剧目上演后，转眼到2014年戏剧节遭遇到了资金的巨大缺口。前四届的主办单位“北京市东城区戏剧建设促进委员会”不再“主办”，改为“支持”。面临这种突发状况，王翔戏剧界的好朋友用个人积蓄为戏剧节捐款十万；而后，王翔以“不行就卖房”的口号在网上发起了艺术众筹，13天筹集到了232,836元，超额完成了预计的目标。但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王翔对众筹到的资金做了解释：“众筹是要回报以戏票的，筹到23万，扣除票房，只剩10万。”[3]在政府减少了资金支持的情况下，通过“艺术众筹”的方式使得戏剧节获得“重生”的希望，顺利举办了第五届戏剧节，这也是国内戏剧节首次以网络“艺术众筹”的方式获得资助。第五届南锣鼓巷戏剧节周期跨越较长，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有8个单元48台艺术作品，其中34台原创戏剧作品。众多演出和工作坊中，最吸引眼球的无疑是首次来华的英国戏剧大师爱德华•邦德、日本第三代戏剧领军人物平田织佐和日本前卫小剧场运动先锋人物佐藤信的工作坊及讲座；在多台演出作品中，来自顾雷导演的《顾不上》、孙晓星导演的纪录剧场《群众》、上海草台班创作《世界工厂》等9位青年导演回应社会当下现实的剧作相继亮相成为本届戏剧节又一大看点。升级为演出季的第五届南锣鼓巷戏剧节在解决资金缺口的问题后，戏剧大师的亲临和青年戏剧导演的成长使得第五届南锣鼓巷戏剧节依然不失亮色。

二、非营利戏剧节特征与品牌营销

下文将主要以这两个方向为依据分析南锣鼓巷戏剧节在资金筹措遇到的问题，及走品牌营销道路的必然趋势。“迄今为止，政府、学术界对演艺机构产权性质和运营性质的不同组合尚缺乏系统的管理，而政府对演艺宏观管理政策的合理制定和科学实施，恰恰要建立在这种系统的理解与梳理之上。”[5]P97这是导致目前非营利性质的机构没有完善的配套资助优惠体系的原因，也是南锣鼓巷等非营利运营机构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稳定因素的潜在威胁。著名的鲍莫尔定律证明“根据演出艺术生产效率效益的弱小倾向，亏损是持久的，演出艺术和生命中注定地依赖于一些外部财源的投入，主要采用公立和私人资助的形式（补助、基金、赞助等）”。[6]P402鲍莫尔定律已经论证了各类形式资助对于艺术演出的必要性，非营利性演出更不可或缺。在美国注册为非营利性艺术表演团体和非营利性演出公司后，可享有免税、政府津贴、社会赞助等众多优惠待遇。纳税人给非营利性演出团体的捐款，能抵减一定税款；此外还给予非营利性演出公司及所属演出团体廉价邮费、广告费、购物等方面的优惠。[7]P108戏剧需要资助，这是一个国家文化政策法规设置中包括的内容，并且应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不说欧美我们来看近邻韩国，韩国大学城有小剧场一百多个，大部分是实验剧场，座位都不超过三百个。每卖出一张票，国家文化部门会通过四个艺术基金会给予剧场这张票价的三分之一作为补贴。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日本四季剧团已经形成成熟的巡回演出和企业化经营的模式，由剧团演职人员组成“动员委员会”推广宣传剧目的身影出现在四季剧团专用剧场的大街小巷；和大企业合作及“发展基金会”的支持则解决了四季剧团剧场的建设问题。四季剧团的成功离不开创始人浅利庆太和他的团队的坚持和创新，同时没有政府和基金会的资助也无法成就如今的发展水平。非营利戏剧节的票房是基础，但不是目的。美国非营利职业戏剧季票订购制度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把这个演出季的戏票预先出售给观众，这是季票订购制度的核心环节。如果没有稳定的票房收入，非营利职业戏剧的运作同样不能持久。捐赠和票房都是南锣鼓巷戏剧节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所有非营利演出机构在发展过程中相伴随而存在的难题。没有针对非营利艺术机构成熟的资助优惠体系，同时又需要获得相应的票房保证。那么民间非营利戏剧节必须要“自力更生”。树立品牌营销的意识，走营销推广的道路是南锣鼓巷戏剧节等诸多非营利性质的机构的第一选择。“基于定期换演制度的美国非营利职业戏剧特有的季票订购的营销方式，体现了美国非营利职业剧院和观众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剧院的社区性和地区性特征。”[8]P85季票订购的这种营销手段，南锣鼓巷戏剧节也有类似的尝试。南锣鼓巷戏剧节从2011年第二届就推出了套票，但由于公益票和赠票现象，票房收入为11万；第三届南锣鼓巷戏剧节依旧走低价亲民路线，并推出五剧联票260元和工作坊通票500元的优惠政策,但票房收入并不理想。王翔在第二届戏剧节的总结稿中特意提到：“一次购买了戏剧节全部19场演出的门票的观众，并把它们拍成照片，在网上展示。”仅仅是提到一位观众购买了所有的演出门票，说明戏剧节的忠诚观众只是零星少数。作为一个民营的非营利戏剧节，在打造品牌的过程中，培养戏剧观众，尤其是属于自己的忠诚观众是保证票房的根本。这一点，季票订购理念的传播者美国芝加哥抒情歌剧院公关经理丹尼•纽曼就有着独到的观众营销哲学，他认为与其辛辛苦苦地卖给多变的单票购买者，还不如提前把整个演出季套票卖给忠实的季票订购者。我们与美国非营利职业戏剧成熟的季票订购制度有着较大的距离。“季票订购的观念，是把去剧院看戏变成订购报纸那样的一种日常行为。对于观众而言，是个挑战、困惑、惊讶，并逐渐参与艺术的发展、探索的过程，本身便是快乐的源泉，而且也应该是艺术团体在其观众发展哲学上的目标。”[9]P164培养观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南锣鼓巷戏剧节应努力打造自身的品牌，优化戏剧环境，以优质剧目吸引观众，进而步步培养观众、影响观众。品牌在今天已成为区别不同产品的最大标识，无论是商品还是文化产品。一个戏剧节的品牌建立、维护和推广同样不可忽视。每个事物的品牌在建立形成过程中都有不同的主导因素,作为非营利戏剧节，观众自然成为形成品牌的重要区隔点。“以观众为核心，戏剧品牌的营销应通过激发戏剧演出内在的文化属性，构筑品牌的亲和力和感召力。戏剧演出在满足消费者物质需求的同时，也应注重精神文化的需求。初次消费的观众一般是物质需求者，多次消费的观众则更追求精神文化的需求。”[10]从对戏剧节的品牌营销进一步细分到观众营销是民间非营利戏剧节更应考虑的方向，戏剧节只有赢得了忠诚观众的支持，通过观众口碑的积累、完善戏剧节品牌，这也才符合营销大师科特勒对于一个戏剧节的定位。他认为，“戏剧节，可以说是戏剧迷的节日。他们经常会置身市场之外，推出深奥的作品，使一般观众根本无法参与，并将组织的失败归咎于观众太过无知和缺乏激情，以至于他们无法使目标观众克服止步不前的惰性。”[11]P33南锣鼓巷是国内唯一以胡同命名的戏剧节，本身就带有亲民的特质，就更应围绕观众需求展开营销宣传。同时，南锣鼓巷地处北京东城区，周边剧场环绕，是北京剧场最密集和集中的区域；且东城区具备良好的戏剧文化环境，本身拥有一定的观众基础，利用这批观众基础延伸宣传，这是南锣鼓巷戏剧节可以将地理优势转化为忠诚观众基础的可靠资源保证。以观众为营销核心的同时，营销视角也可以围绕戏剧节作品展开，推出戏剧节主要宣传作品，即戏剧节的“内容营销”。2014年第二届乌镇戏剧节以田沁鑫导演作品《青蛇》为开幕演出，美国剧作家顾德曼剧场作品《白蛇》为压轴大戏，格瓦拉票务网站专门为乌镇戏剧节设计营销策略，最终达到了两部主要作品在戏剧节开幕前演出票全部售空的良好效果。南锣鼓巷与乌镇戏剧节定位不同，虽不可完全同类比较，但尝试吸收有益经验也对其运营发展有长效的帮助。内容营销不仅是针对戏剧作品本身展开，也包括戏剧作品的导演、编剧、剧团等相关联的营销点；对于初次观众来说戏剧作品所附带的任何一吸引点都完全有可能成为形成观众购买的营销点，所以内容营销应该有针对性的根据观众层次、购买能力进一步细分。已运营三年的爱丁堡前沿剧展通过引进外国优秀剧目基本实现票房和口碑的双赢，对观众营销和内容营销均做到了平衡和侧重是爱丁堡前沿剧展收获双赢的重要原因。据策划人水晶介绍“,爱丁堡前沿戏剧展引进的外国剧团，有的会去申请本国资金支持，有的没有。我们按正常的商业规则做，卖票拿票房，维持盈亏。票价低，但上座率高，所以收入也不差。”这也证实了前文所说水晶做前沿剧展的初衷，“不以赚钱为目的才是非营利”。“爱丁堡前沿剧展单个戏演出的成本在4万到5万，票房收入单场约6到7万元。全年爱丁堡前沿戏剧展120场次，扣除票务公司费以及各项税，毛利36万左右。这36万，除去行政成本，留给前沿剧展组织者的盈利大概是五万块———微乎其微，但是是正循环”。[3]正循环的取得也不是一蹴而就，它来自爱丁堡前沿剧展团队的不懈努力。他们通过新媒体微博营销和微信公众平台结合的方式建立新媒体公共品牌，爱丁堡前沿剧展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在每一部戏演出后都会集中网友观演心得和剧评，与观众建立互动机制，并形成观众效应。文艺批评家李静在评论文章《戏剧2014：多元的世界初体验》中写道，“全国巡演的‘爱丁堡前沿剧展’已成为国内爱剧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飨宴。其审美眼光独到细致，引进剧目轻盈灵动、雅俗共赏，对于涵养公众的戏剧审美趣味，功不可没”。爱丁堡前沿剧展得到了业内相关人士的肯定。台湾广艺基金会执行长杨忠衡认为“营销是一部戏能否成功的关键环节之一，所以不要因为经费问题而忽视对戏剧的宣传推广。我们知道社交网络的传播功能很强，比如微博等。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充分发挥社群网站传播功能的时候。以我的经验来看，如果我们用心经营，只要的讯息是有效可靠的，就能产生不错的效果。”[12]杨忠衡的观点与爱丁堡前沿剧展的营销理念不谋而合，也是对南锣鼓巷的启示。在过往五年的戏剧节中，南锣鼓巷戏剧节使用最多的新媒体营销是新浪微博的“蓬蒿剧场”账号和新浪王翔个人微博账号宣传，较为分散和单一的宣传方式是其没有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的原因之一。与爱丁堡前沿剧展相比，南锣鼓巷戏剧节无论是在前期推广、举办过程中的信息推送，还是结束后的总结都没有形成品牌营销规模的持续性，因而失去了公众对戏剧节的完整感官印象。改变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立足新媒体平台，形成品牌营销的持久性，保证新媒体平台线上线下的互动性，并扩展南锣鼓巷品牌的深度和广度。实现这一目标，南锣鼓巷戏剧节目前最急迫解决的是人员问题。五年来南锣鼓巷戏剧节依靠王翔及蓬蒿剧场的几名员工组成团队。第二届戏剧节只有三个人，他们承担起戏剧节最主要的剧目邀演、审核、组织统筹、宣传、服务接待工作。接下来几届戏剧节凭借良好的声誉吸引了不少戏剧爱好者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运营团队，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组织一支稳固专业的运营团队、保证戏剧节管理的专业性是品牌营销基础。而对于政府资金扶持、基金会资助、出台系列法律和政策等措施已经是众所周知的话题了，不可否认，这一直是我们缺失的部分。2012年，在《对北京戏剧文化发展的思考和建议及蓬蒿剧场介绍》中，王翔就公益剧场的非营利组织认定、资金扶持与剧场建设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建议。[13]但也一直停留在纸面文章，北京市东城区相较于其他省市在政府扶持力度方面虽已走在了前列，但受各方限制影响，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稳定常态，因此，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也使非营利机构在运营发展的道路中困难重重。南锣鼓巷戏剧节的问题是非营利艺术机构普遍需要解决的，单薄的组织机构，没有能力再营销戏剧节的周边，这也是我们不成熟的戏剧市场和缺乏配套的资助政策造成的结果。

三、结语

非营利范文篇3

平衡计分卡体系是当今世界最成熟的战略管理工具，是对传统的单一财务指标衡量的完善补充，也是强化医院整体战略执行力的有效管理工具。在应用平衡计分卡实施医院财务战略的过程中，需要在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学习和成长四个层面组织相关目标，衡量财务战略的实施及执行能否有效改善医院的经营成果。医院平衡计分卡在财务层面的业绩指标能够反映医院的财务战略和实施是否可以有效改善医院的盈利状况，医院财务目标的设置通常跟其盈利能力有关系，一般来讲相应的衡量指标有营业收入、经济增加值以及资本报酬率等，或者是营业额的提高以及现金流量的提升等。

二、非营利医院财务战略目标及规划分析

非营利医院在制定财务战略时需要结合医院实际情况，将战略从两个层面进行合理规划，即确定医院的财务战略目标并科学编制医院战略规划。这两个层面并不是独立的，两者在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方面医院的财务战略目标是单位实现科学的财务战略规划、制定并有效实施财务战略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另一方面科学合理的财务战略规划也是医院组织和实现财务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因此，在非营利医院的实际管理过程中，需要将财务战略目标跟财务战略规划有效结合，财务战略的目标和规划需要有效结合医院的实际发展需要和发展阶段，明确医院在运营过程中的市场风险、技术风险以及市场需求等关键因素，做到战略规划的切实有效，保证医院的长期、中期及短期财务战略规划都能满足医院的实际管理要求。

三、非营利医院实施财务战略实施要点

（一）医院财务战略思维应当积极适应非营利医院管理体制

科学合理的财务战略不仅仅是对于战略规划者及战略实施者的要求，同时也是财务战略决策者的要求。基于此，医院的财务战略应当积极结合医院实际和管理要求，实现财务战略思维在管理模式及思维定位上与医院体制相协调，围绕医院发展目标、职能需要以及总的战略目标来实施和规划，避免医院的财务战略目标与实际情况相脱轨。

（二）医院的财务管理职能也应当积极适应财务战略管理的要求

对医院来讲，财务管理战略是医院日常管理和运营的指南及行动纲领，管理层在实施财务管理战略时应当积极运用理性思维科学规划及设计医院未来的财务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发展途径及发展策略等。当前情况下，大多数医院的财务管理工作及职能仍然在日常的会计核算及理财等方面停留，因此医院财务所提供的信息在科学性、全面性及有效性等多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及不足。因此有必要解决财务信息在需求以及供给方面的不对称，避免财务管理职能过多关注日常会计核算的现象，实现财务管理职能与财务管理战略要求的统一，将财务管理职能逐步向战略管理方向迈进和发展。

（三）医院财务战略应当积极适应信息化管理要求，提升管理效率和效益

当前，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信息系统在越来越多的医院管理中普及，医院的信息化水平正逐步提高。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医院日常管理带来了新的手段和方法，对于提升企业财务战略实施及控制的效率及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医院通过建立健全信息管理系统能够有效整合生产经营信息，实现信息数据的有效整合，并提升医院资金流、物流的周转速度，提升管理效率。通过信息化建设，可以有效转换日常生产经营环境，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医院的财务战略需要跟信息化浪潮有机结合。

（四）医院财务战略的实施需要业绩评价来保障实施效益

业绩评价是医院财务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医院业绩评价的科学性对于保障财务管理战略的效率和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医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金流量是医院业绩评价中的重要考虑因素和考量指标。现金流量的安全直接关系着医院能否健康有序发展。在评价分析医院财务管理战略实施效益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基于医院现金流量的业绩评价体系设计，这就要求将现金流量指标纳入到医院业绩评价体系中，主要包括基于现金流量的医院收益能力分析评价、基于现金流量的医院偿债能力分析评价以及基于现金流量的医院发展能力分析评价等几个方面。

非营利范文篇4

我国非营利体育组织提供体育公共产品的必然性

非营利组织以其独特的性质和优势，可以弥补在社会运行中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体制缺乏公平和政府主导资源配置体制缺乏效率的缺陷，具体到体育领域，我国非营利体育组织逐渐参与到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有其必然性。顺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趋势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所带来的政府职能转变，需要非营利体育组织承担部分体育公共服务活动，从而为非营利体育组织供给体育公共产品留下了大量的制度空间。一方面政府开始逐步下放社会资源的支配权，体育资源也开始向民间流动转移，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使在社会领域出现了大量游离于政府和体育事业单位之外，并具有稳固物质基础的多元化利益主体。资源的流动和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造就了我国公共体育产品供给模式也开始从单一主体模式向多主体模式转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单项运动协会的渐进实体化，到体育健身娱乐业的形成，以及体育中介培训业的兴起，使非营利体育组织发挥了应有的社会服务职能，调动了大量能有效提供体育公共产品的资源，有力的提升了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水平和层次。因此，非营利体育组织可以有效的缓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带来的矛盾，在政府和市场都不能有效提供体育公共产品的领域，非营利体育组织却能够发挥作用并提高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非营利体育组织提供体育公共产品也就成了必然选择。弥补政府能力的不足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公共产品的外延被无限地扩大”［2］，政府成为了公共产品供给的唯一主体，反映到体育方面，体育是作为一项福利由政府向社会和个人进行提供。由于长期以来认为我国的体育事业是一项纯公益性的福利事业，具有纯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是体育公共产品的唯一供给主体，但实际情况是其自身能力所限，致使政府越来越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的体育需求。以政府体育财政投入为例，我国的体育经费只占财政支出的4．5%，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045%，而西方国家政府仅大众体育的投人一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2%－0.61%［3］。而我国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经费投人比例:国家投人竞技体育相当于人均100元，而投人群众体育人均1元［4］。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严重滞后，体育公共资源无法满足公众最基本的体育需求，政府财政资源分配比例明显向竞技体育的倾斜，致使我国的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存在严重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非营利体育组织则可以在群众体育诉求表达强烈而政府又无法有效的满足其需求的体育公共产品领域，发挥自身特点，利用资金动员，项目合作、志愿服务等方式缓解政府在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压力，从而弥补政府提供体育公共产品能力的不足。适应新形势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要求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倒逼社会管理创新，这使大量的非营利组织利用自身特点，进入公共管理领域，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在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一方面非营利体育组织不仅可以满足社会的多元体育需求，并且能够推动运动竞赛、社区体育、健身娱乐等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中阶层的非均衡化发展状态明显，在政府供给体育公共产品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大量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使其体育公共产品的需求就可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而在这些领域，非营利体育组织恰好能够发挥自身的价值与作用，在政府供给公共产品不足的情况下，为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的体育公共产品。

我国非营利体育组织提供体育公共产品的模式

非营利范文篇5

1.1财务管理的目的不同

非营利医院财务管理需要以社会效益为中心，要坚持对政府医疗政策的坚决服从，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更不能进行无序或恶性的医疗市场竞争。而企业财务管理要以市场化为核心，要实现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在目的上与非营利医院财务管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1.2财务管理的深度不同

非营利医院财务管理对于现代化手段和管理方式应用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特别是在结账和报账上还存在时候监管的实际，这显然与企业财务管理工作和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异，企业财务管理已经进入到电子化和网络化的时代，ERP方式的财务管理已经在企业广泛应用，这就形成了在管理深度上的差异。

1.3成本核算不同

非营利医院财务管理在进行成本核算时更注重非价值补偿性，特别在非营利医院财务的成本和费用计算上存在着与企业财务管理的方法上的差异，优势是非营利医院成本核算对象与方法上有不同的定义，导致非营利医院和企业财务管理具有很大的差别。

2非营利医院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2.1非营利医院财务管理工作缺乏执行力

非营利医院财务管理的管理制度和规范的完整性较差，很多非营利医院财务管理措施没有执行力确保落实到位，这导致非营利医院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多多，不能为非营利医院的发展提供应有的基础。

2.2非营利医院的筹资渠道狭窄

非营利医院的资金来源过于狭窄，如果没有政府和职能部门的投入，单单依靠非营利医院的医疗收入和药品收入无疑将会给非营利医院带来资金上的缺口,会给非营利医院带来财务上的风险。

2.3非营利医院财务预算存在问题

当前非营利医院财务预算存在着编制方法不科学，执行财务预算过程不合理的问题，在财务预算没有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计算，导致非营利医院财务预算不够而出现医院财务管理失控的问题。

3新式非营利医院做好财务管理的措施

3.1明确非营利医院财务管理的目标

非营利性医院要明确自身的财务管理目标，要在讲求社会效益的同时必须加强财务管理。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保证医院稳健生存的基础上，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用现有的医疗资源提供最优的医疗服务。

3.2扩大非营利医院的筹资渠道

非营利医院应该出台措施吸引社会上的闲置资金到医院中来，在有效控制筹资所占的比例的基础上，合理确定非营利医院的资本结构，以使筹资风险和筹资成本相配合，避免陷入财务危机。

3.3制定科学的财务预算

要发挥财务预算的控制和调节作用，使非营利医院财务预算工作能在事中起到控制的作用。在期末要进行财务分析，通过财务分析，决策者能够了解医院过去的经营业绩，衡量现在的经营状况，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3.4提高非营利医院财务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

新时期要将提高非营利医院财务管理人员的素质和业务能力列为首要的目标，要将非营利医院财务管理人员的发展看作是医院现在和未来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各级医院的院长或负责人应该重视医院财务管理人员业务水平和专业素质的提升，要改变以往“重医疗，轻财务”的管理观念，赋予财务工作者一定的管权限，让他们冲破单纯的“记账、报账”工作的局限，参与到医院管理的领域中来，使其能真正发挥决策和管理的作用。这是确保非营利医院财务管理水平提高的基础。

4结语

非营利范文篇6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自主意识的提高，社会越来越倡导“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模式，提供公共物品的非营利组织成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织之一，但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面临着严重的公信力不足，本文在对我国非营利组织公信力不足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加强政府的监管力度，建立行业自律，设立专业化的评估机构，发动全社会监督，提高组织自身能力，以提高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政府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统包一切社会经济事物，到由市场去配置资源，协调经济的发展，但随之人们发现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的繁荣，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如贫富悬殊拉大，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这些社会问题不可能通过市场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也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政府当然也不是万能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自主意识的提高，人们更多的想通过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就使得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作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得以迅速地发展壮大。据民政部的最新统计，截止2005年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有32万个，其中社会团体17.1万个，基金会975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4.8万个，这说明我国的民间组织已初具规模。然而随着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的迅速发展，一些负面的新闻纷纷出现。例如轰动一时的“中国妈妈”胡曼莉等事件的报道使得人们对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因此，当前，分析公信力缺乏的根源并给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治理措施与政策建议，不仅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而且对我们整个社会建立信用制度都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旨在对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存在的公信力这一问题做出探索性建议。

一、我国非营利组织公信力危机

《南方周末》曾经有这样一篇报道：上海一家企业老总通过慈善机构对贫困山区的25名失学儿童进行了捐助，但在回信时老总发现，有7个孩子的笔迹完全一样，都是于2001年7月30日8时寄自同一邮局。后经证实，这些信全是假的，这七名孩子根本没有得到捐款。此时引起了舆论界哗然，后经调查，其乡办的一名干部私吞了这七名孩子的救助金。

2002年6月，媒体报道了山东菏泽市一民办孤儿院院长萤玉阁因涉嫌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11年，这一被誉为“慈善典型”的女性沦为罪人。

公信力是非营利组织的生命线，是社会对非营利组织的认可和信任，体现了非营利组织的诚信度，是其筹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非营利组织不同于政府，也不同于企业，政府依靠权利而存在；企业依靠盈利而存在；而非营利组织依靠使命，依靠其崇高的组织理念而存在，但目前有些非营利组织打着解决人民疾苦，为人民谋福利的幌子，骗取了人们的信任，谋取个人利益，这更加容易引起公众的不满，因而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建设迫在眉睫。

二、分析我国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缺乏的原因

201我国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缺乏的内部因素

第一组织自身缺乏服务的理念和使命感，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认为，第三部门是使命感，责任感最强的组织，它们以“点化人类”和“改变社会大众”为目的，以使命为先，没有理念就没有第三部门。当前我国的许多非营利组织并不是基于这一理念而成立，许多都是由原来的政府或国有企业脱换而来，组织成员也不是基于这一理念而加入，组织成员中的许多来自于政府部门，而只是将其作为赚钱，谋生的手段。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组织的官僚气息严重，成员丧失工作动力，对组织的发展毫不关心，工作散漫，态度恶劣，严重的违背了非营利组织在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形象。

第二组织是政府的附属机关，缺乏自治能力，由于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的特殊转变，因此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同国外的非营利组织(从草根组织发展而来)不同。中国的慈善组织从出生起就不是来自民间，而是源于政府的推动，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这些最主要的慈善组织，其最高管理者至今都是由政府官员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佩云，全国政协常委范宝俊则担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甚至还具有行政级别，人员属于公务员编制，本身没有独立的人事权。因而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财政上主要依靠政府拨款，组织中的重大决策也带有很强的官僚色彩；并且由于目前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实行的是“双重管理”体制，因此，无论是从登记管理，人员组成还是日常运作上都是政府一手包办的，充当的是政府的附属机关的角色。这一特性使得人们对非营利组织的能力产生怀疑，组织自身的发展都要听从政府的安排，又如何能担当起“点化人类。改变社会大众”的神圣使命呢?

第三组织的信息不透明，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普遍存在信息不透明，尤其是财务信息。对于一些企业捐赠的大的款项，企业有要求用于指定用途的，企业可以同非营利组织签订协议，这可以达到专款专用，但是对于公众捐款呢?在中国。大多数慈善组织目前只通过年报来做信息披露。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副研究员葛道顺表示：“年报对于善款收支情况的说明只是一个总数，可用于专业审计查帐，对于公众没有任何意义，公众依然不清楚善款具体使用。

第四组织内部管理存在问题，一方面缺乏民主，组织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不是基于全体成员的共同认可，理事会应该是决策机构。但很多非营利组织内部没有设立理事会或成立理事会是基于组织成立时机构设置的要求，没有真正起到真正民主，公开决策的作用，真正的决策权利落到少数人手里，理事会形同虚设。另一方面，组织内部缺乏绩效考评机制，非营利组织的绩效考评不同于企业，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数量很难量化，因而在提供服务时，就会存在“免费搭车”的现象，造成潜在资源流失严重，因此尽快建立非营利组织的绩效考评机制是当务之急。202我国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缺乏的外部因素

第一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是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和对其进行有效监管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真正的关于非营利组织的法案，在非营利组织的登记管理，公益捐赠免税，组织员工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规政策也还是欠缺的，使得一些非营利组织受到腐败思想的侵袭，假借非营利之名，谋取个人利益，挪用慈善捐款，前面的两个案例正反映了这一点；还有的企业为了逃避税收。将自己伪装成非营利组织，严重地损害了非营利组织的形象。

第二政府的监督不力，目前我国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实行的是双重管理体制，即对非营利组织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监管的原则。但实际上两个部门都不能对其起到有效监管的作用。登记管理机关本身，监督和评估能力差，导致工作的重点主要停留在登记阶段，重登记而不注重管理；而业务主管部门，由于对非营利组织的不了解，不愿承担责任，因而对其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审计部门每年对其的审计也是流于形式。这也是使其丧失公信力的原因之一。

第三缺少专业化的评估机构，对非营利组织评估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美国，英国，日本，菲律宾，印度等国家，先后建立了许多半官方或民间的中介性或学术性的评估机构。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指标体系，定期或不定期对非营利组织进行包括绩效，项目，组织管理和综合能力等在内的各种评估。但我国目前缺少专业化的评估机构，人们不敢肯定善款是否用于公益事业，在这次5.12地震的救灾援助中，许多人避开慈善组织，前往灾区送钱送物，这也就反映了民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不信任，因而尽快建立专业化的评估机构是当务之急。

三、对公信力建设的探索性建议

第一加强政府监管力度，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监管首先体现在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尽快颁布《非营利组织的慈善捐赠法》，出台关于非营利组织在登记管理，公益捐赠免税，组织员工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规政策，为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提供良好的法律法规环境；其次，政府要改变目前的“双重管理”体制中，重审批而不重视监督的模式，对违规的非营利组织实行惩罚，像美国所采取的措施一样对违规的慈善机构处以罚金或者取消其免税资格，从而达到规范非营利组织行为的目的。

第二建立行业自律，美国慈善组织自发地联合组成了全国性机构，如美国慈善信息局，它制定了衡量基金会好坏的9条标准，每年分4次公布对全国几百家基金会的测评结果。公众往往根据它的公报来决定给哪个基金会组织捐款。在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菲律宾，加拿大也都有自己的行业自律机构。而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一家行业自律的机构，行业间的自律会比政府的监督起到更好的作用，政府通常只是提供低的准入标准，而自律协会会通过制定一些高标准从而鼓励非营利组织加入，以便为他们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从而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

第三设立专业化的评估机构，实际上，我国已经有一些评估机构，如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挂靠中国红十字会、由李连杰发起的壹基金的每一季度，每一年的善款的使用实行全程审计，从而达到收支完全公开透明。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借鉴外国的经验，培养专业化的社会监督机构，使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活动，财务等状况达到公开。透明。从而达到提高非营利组织自身公信力的目的。

第四发动全社会的监督，一方面组织建立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制度，将非营利组织运营状况的主要信息，如所提供服务状况，筹资进展，财务与投资报告，治理结构变动，年度重大事项等信息，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向出资人，政府，受益人及其他利害相关者予以公开；另一方面，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规范非营利组织的行为；第三方面，组织建立问责制度，使得捐赠者从企业到个人都可以在及时的，便捷的，低成本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过网络，电话等通讯方式查询到善款的流向和使用情况。

第五提高组织自身能力，一方面，提高其自治能力，非营利组织自身要有自治的独立意识，理顺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合作伙伴关系，而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它们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自身要认识到只有强化了其自主能力，才能获得与政府处于平等的沟通交流的资格。另一方面，培养专业化的组织队伍，对志愿者是否具有服务的理念和使命感至关重要，在这次5.12大地震后，前期有许多的志愿者们奔往灾区，为的就是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但热情过后，目前，灾区面临着大量的灾后重建工作，这时除了一些国际上的专业志愿者队伍继续坚守在阵地上以外，国内的志愿者的数量严重不足，因此对志愿人员的聘请一定要要求具备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为实现其理想而长期奋斗之外，组织还应注重学历层次，招收高素质人才并其定期进行专业化的培训。

非营利范文篇7

关键词:非营利性;监事制度;构建

新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要求民办学校必须“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在这里并没有区分营利性民办院校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可见，不管是营利性民办院校，还是非营利性民办学校，都应当建立相应的监督机构。在实践中，有部分民办学校打着非营利的旗号，享受着国家的财政扶持待遇，却变相从事着营利的活动，因此，非常有必要在非营利民办学校内部设立监督机构，以解决其内部监督缺失的问题，促进其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促使其内部管理逐步走向法制化和制度化，进而保证我国民办教育能够获得健康、持续发展。但是非营利性民办院校的监事制度如何设立，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本文研究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院校监事制度设立的现状

通过调研，我国除极个别非营利性民办院校设立了监事制度，绝大多数非营利性民办院校并没有设立监事制度。以陕西省为例，全省18所民办普通高校只有1所设立了监事会，其他17所学校均没有设立监事会。在全国少数几个设立了监事制度的非营利性民办院校中，其监事会大都依附于董事会，监督效果并不理想。这反映了我国民办院校的内部管理机制还不够健全，主管部门和民办院校的举办者以及社会各界对于民办高校的内部治理还重视不够，迫切需要加强与完善。

二、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院校监事制度设立的必要性

(一)法律要求新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要求民办学校必须“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在这里并没有区分营利性民办院校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可见，不管是营利性民办院校，还是非营利性民办学校，都应当建立相应的监督机构。对法律这一强制性规定，任何民办院校都必须遵守。

(二)实践需要在实践中，有部分民办学校打着非营利的旗号，享受着国家的财政扶持待遇，但却变相从事着营利的活动，严重违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办学宗旨。因此，非常有必要在非营利民办院校内部设立监督机构。

三、非营利性民办院校监事制度设立的他国经验

与营利性民办学校不同，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监督，主要体现在外部监督。在大陆法系国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监事会，在非营利法人的治理结构中并不是是法定的必设机关。在监事会的权力配置上，因各国公权力对非营利法人介入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通常，如果外部监督比较严密，则监事会的权限较小，否则会对董事会及其执行机构权力的行使造成很大的束缚。反之，则监事会的权限就较大，必须达到对董事会及其执行机构的权力行使起到有效制约的作用。［1］在英美法国家，则没有监事会的设置，对非营利性法人的监督主要是依靠其他制度因素来实现，如美国依靠严格的会计准则、全面的信息强制披露制度、禁止内幕交易制度、鼓励成员诉讼的程序规则以及发达的新闻监督制度等。此外，捐助人、受益人和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也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监督作用。

四、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院校监事制度的构建

(一)监事会的人数、人员构成参照我国《公司法》及国外的相关规定，非营利性民办院校设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3人。规模较小的，可以设1－2名监事，不设监事会。监事会设主席1人，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主席负责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如果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会议。对于监事会的人员构成，由于其监督的对象是董事会和校(院)长及整个行政团队。因此，董事会成员、校(院)长以及各职能处(室)的正副负责人都不宜进入监事会。考虑到利益相关者权益的维护，监事会成员应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一是主管教育部门指派的代表;二是学校党委监察人员代表;三是出资人代表，但担任董事、校(院)长以及各职能部门的正副负责人的除外。四是教职工代表，由单位教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五是学生或家长代表，由学校学生代表大会或者家长委员会选举产生;六是熟悉财务、会计、审计、法律工作的社会热心人士。同时，应规定与被监督者具有具有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不得担任监事。

(二)监事的任期限制以及工作报酬对于监事的任期，应规定与董事会任期相同，每届5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为了达到监督效果，必须对监事给予相应的工作报酬。报酬的数额由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结合当地的物价水平确定。另外，为了能充分调动监事的履职积极性，要对监事建立考核机制，其报酬要与年终的考核相挂钩，要根据其履职的情况进行动态浮动。为保证监督的独立性，该报酬的经费来源应该由教育主管部门予以保障。

(三)监事会的负责对象根据公司治理的理念，设立监事会的目的就是对董事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监督，以达到保护股东利益的目的。因此，规定监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而我国目前非营利性民办院校很少设立有股东会，而只有董事会。并且现实情况是，我国绝大多数民办学校的举办者都是通过控制董事会来控制学校的。如果让监事会向董事会负责，那么监事会就会沦落为董事会进一步控制学校的工具，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因此，建议组建由政府、举办者、教师代表、学生及其家长代表等组成的社员代表大会作为学校的权力机关，由监事会对社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四)监事会的职权对于监事会的职权，为了更好的体现非营利性民办院校的办学宗旨和监事会存在的价值，有必要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私立学校法》中有关监察人发现可疑事实有权向主管官署报告的规定，可以规定监事(会)如果发现董事会及其执行机构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要求其限期整改。如果对方拒不改正，监事(会)可以向主管教育部门报告。因此，建议监事会的职权包括:1．列席董事会会议，对董事会决议有权提出质疑。2．检查学校的教学管理、财务管理情况，对违法违规行为有权要求其限期整改;3．维护学校教职工和学生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当董事、校(院)长以及各职能部门的正副负责人的行为损害学校或教职工、学生的利益时，有权要求纠正，必要时可以单独或协助相关当事人对被监督者提起诉讼;4．监督董事会和行政机构成员的履职情况，对被监督者在执行职务时的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学校章程行为有权进行监督、批评和责令整改，必要时可向主管教育部门报告;5．必要时，有权提议召开临时董事会;6．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五、结语

在非营利性民办院校内部设立监事制度，是对非营利性民办院校进行监督的关键环节，但这并不能取代其他渠道的监督。监事制度能否有效、客观、公正的运行，一方面取决于民办院校的举办者、董事会成员、校长等能否具有长远眼光和海纳百川是胸怀，能否认识到监事会制度的设立对学校长远发展的重要性，能否自觉的接受监督。另一方面还有赖于相应的配套制度，要实现对其有效监督，必须多管齐下，必须努力建立健全教育行政部门的年度检查制度、信息的公开与披露制度、资产与财务的审计制度等以及来自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的行业监督和新闻媒体、普通公民的社会监督等。只有这样全方位、多渠道的监督，才能达到监督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董圣足．浅论民办高校监督制度的构建［J］．教育与职业，2010(2)．

非营利范文篇8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我国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筹资的比较分析，为我国非营利组织寻找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渠道提供参考。

非营利组织的筹资是根据非营利组织的特点和对资源的需求，通过可能渠道依法筹措非营利组织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资金，从而使非营利组织完成某一社会使命的行为。而营利组织的筹资是根据营利组织的特点和对资源的需求，通过可能渠道依法筹措营利组织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资金，从而使营利组织实现营利目的。尽管许多非营利组织正在逐渐扩大收费产品和服务的范围，但是它们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来自多方面的筹资（包括政府拨款）。因此，如何有效的筹资是非营利组织的重要任务，也是非营利组织面临的一大难题。

一、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筹资的区别

（一）筹资目的不同

营利组织（如企业）筹资目标具有单一化，筹资的目的就是营利。企业筹资是通过满足四个方面达到营利的目的：一是实现企业资金流量的增加；二是实现企业扩张；三是调整资本结构；四是保持营利的控制权。无论怎样，营利组织的筹资都是要满足企业的生存、发展和营利。而非营利组织筹资追求的是多种目标，谋求组织自身和组织的利益，增加收入，使组织发展壮大，满足群体利益，最终目标与任务在于造福整个社会。其筹资第一个目的是保证组织的基本运作是非营利组织筹资的最低额度。非营利组织的设立、生存需要资金额度是非营利组织筹资需达到的第一个目标，也是实现筹资第二个目标的基础。筹资第二个目的是实现非营利组织的社会任务。社会使命的完成与否是非营利组织筹资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两个筹资目的归结点是实现非营利组织的社会使命。

（二）筹资手段不同

营利组织的筹资渠道和方式主要有：向政府引入投资或股权筹资，向其他组织和个人除引入投资或股权筹资外、还进行负债性筹资，包括：借款、发行债券、租赁、商业信用筹资等。营利组织向政府、其他组织和个人进行筹资具有有偿性，需用未来的现金或劳务进行偿还，并给付一定资金成本。而非营利组织的筹资渠道和方式主要有：向政府申请财政拨款和补贴，申请项目支持和政策支持。向其他组织和个人收取会费，吸收捐赠，或个别进行负债筹资，挖掘自身潜力，利用组织资源进行合法运营，进行收益性筹资。非营利组织除负债性筹资外，向政府、其他组织和个人进行筹资具有非偿还性的特点。通过对资金等财产物资的使用达到资金提供者的除资金以外的某种目的。

（三）筹资绩效考核指标不同

营利组织筹资目的就是营利，对其筹资绩效考核指标可以通过利润指标进行考核，利润指标对营利组织筹资的及时性、足额性提供量化分析依据，也便于不同组织之间进行比较。而非营利组织筹资的目的是实现其社会使命，社会使命最终要达到什么程度，在实现目标的各个阶段需要多少资金，什么时候筹集资金成本最低，筹集到的资金进入组织后能产生多大的效益，能在多在程度上帮助组织实现自己的目标等没有一个具体衡量标准，使筹资人员履行职责情况难于考核评价，因而筹资各部门责、权、利无法十分明确。因此，没有完善筹资绩效考核指标是非营利组织筹资困难的原因之一。

（四）筹资对政府依赖程度不同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政企分开后，营利组织（如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在筹资方面很难再得到政府的资助和补贴，在向金融机构融入资金时也难得到政府的担保，营利组织需要获得资金，只能走入市场，通过借贷有偿使用资金等方式或通过销售产品、提供服务从而取得收入。如果产品不适销，不能满足市场需要，那么营利组织会出现入不敷出，严重的只能以破产而告终。而非营利组织筹资的主要依赖政府。特别是由政府机构演变产生的组织或在社会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从政府手中获得各种拨款、补贴、项目支持、特许权。非营利组织筹资依赖政府的原因是因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有共同使命，都是服务大众，为大众提供公共物品。

二、非营利组织筹资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要明确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益使命并在活动中贯彻执行

非营利组织和其他许多组织一样，都是为了完成某一具体的社会使命而存在，而不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存在，但与其他一些组织不同的是，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产品有着自身的特性和本质，这一特质就是公益。这是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的根本区别的标志。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精辟地指出，非营利产品“是改善人类生活和生命品质的一种无形的东西——使人获得新知，使空虚无主的人获得充实与自在，使天真无邪的儿童长成有自尊、有自信的青年，使有伤痛的患者获得痊愈……因此，经营非营利事业应以‘使命’为重，不能像商界那样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只在乎商品的‘卖与买’的交易，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创造出价位、视野、观念、设想和服务来点化人类，改善环境与社会。它的精神是仁爱的、利他的、为公众利益着想的，作法应是兼具系统化、持续性和前瞻性的”。

任何一个非营利组织，如果无法实现其具体的社会使命，那么该组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更不用说发展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使命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命脉。因此，非营利组织只有在其具体社会使命为社会所认同时才能筹集到实现使命所需的资金。而为社会所认同的社会使命必须是解决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的、紧迫的现实问题。也就是说，该组织要解决直接影响社会整体利益的某个特定群体的需要，就必须体现出真正的社会公益性，为社会公益服务。但同时，公益使命还应当基于实践，具有可操作性，并能够在实践中长期坚持下去。因此，非营利组织的使命应当从该组织自身的基本性质即非营利性和公益性出发，结合组织工作的基本特点去设计。正如希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所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永远是中国青基会机构文化的灵魂，并体现在中国青基会的各项机构行动之中”。

（二）要灵活运用多种筹资方法，积极探索多样化的筹资渠道

非营利组织要灵活运用多种筹资方法，如利用义卖、义演、广告劝募、传媒报道劝募、电视劝募、上街劝募、开会劝募、写信劝募、还有专业筹资、分成筹资、举办营利事业但不以营利为目的进行筹资，利用市场筹资以及提供服务收取合理费用等，这些都为人们所熟知。此外，还可以进行联合筹资和协同筹资。协同筹资是以非营利组织为主体，选择社区亟需资助的项目，协同当地政府、企业、媒体和公众，集中资金、物资和人力资源共同推动这一项目。同时，非营利组织的筹资目标和方式方法应随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有所变化，因为经济社会在发展，人们思想和意识也在变化，如何适应并推陈出新地创造和借鉴新的筹资模式，使人们不产生厌倦情绪，取得新的筹资效果，是摆在非营利组织面前的重要课题。

非营利组织应当积极探索多样化的资金来源渠道，而不应当仅被动地依靠来自政府的补助和社会自发志愿捐赠。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时代，非营利组织也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求其拓展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利用一切方法来筹集资金。以上海慈善基金会为例，上海慈善基金会这几年陆续推出了“娱乐慈善”、“快乐慈善”、“消费慈善”、“体育慈善”、“文化慈善”、“科普慈善”等概念，让人们看一场，听一场音乐会，看一场体育比赛，参加一次舞会，都是一种参与慈善活动的形式。只有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创新组织的筹资渠道，才能保证组织在不断变化和充满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健康发展。

（三）要加强非营利组织成本效益和绩效管理的研究与运用

第一，在成本管理方面，非营利组织主要通过预测、决策、计划、控制和分析来降低成本或者耗用水平。首先建立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发挥预算在机构运行计划、控制和评价中的独特作用，而且要加强对财务预算的跟踪分析，这样才能看到预算是否合理，是否需要改进，通过提出调整方案、改变资源分配的决策方式和资金使用的管理办法，使财务管理更加规范、有效，使组织在不降低服务质量的前提下降低成本。因此，我国非营利组织要严格控制机构开支，压缩行政管理费用。同时要动员志愿者参与非营利组织活动，利用社会资源解决公益问题、降低组织成本。第二，在效益管理方面，效率在营利组织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但对非营利组织而言，公平原则显得更为重要。非营利组织在制定战略时，往往会首先考虑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委托人而宁愿牺牲效率。非营利组织如果对资源的管理与运用效率太差，将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不当，降低整体福利水平。第三，在绩效管理方面，非营利组织要想更好地发展必须进行绩效管理，尤其是成本、支出、耗费的控制。由于非营利组织财务特征之一是不存在利润指标，这也就导致它的评价方法不同于典型的营利性企业，不能根据工作量评价，也算不出个人创造的价值。

（四）要注意处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和营利组织的关系

1、要处理好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我国，如何处理好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非营利组织在宗旨上与政府的目标是相似或相近的，因此，它在争取政府支持方面具有优势。我国的《公益事业捐赠法》也明文规定国家鼓励公益事业的发展，对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给予扶持和优待。但作为非营利组织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既要取得政府的支持但又不能依赖于政府。因此，如何确定与政府的合作关系，做政府的“伙伴”，而不是做政府的“对立者”或“人”，是非营利组织发展中的一个长期的重要问题。

2、要注意处理好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的关系。营利组织是非营利组织最大的潜在投资者和捐助者。营利组织除向非营利组织注入资金、承购债券外，还有产品、劳务、设施、技术等。处理好营利组织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首先要分析营利组织参与非营利组织的目的，针对各种目的，结合组织自身情况进行创新，提供服务。其次分清主次，重点突破，要分析容易获得筹资的营利组织，重点处理好与这些组织的关系。对想利用非营利组织网络，获得长远回报的营利组织，可利用非营利组织的政府背景、自身品牌在与营利组织合作中各取所需，为筹资垫定基础。对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树立企业形象的营利组织，可采用出让“冠名权”等方式筹资。非营利组织在组织各项公益活动时，也可冠以营利组织单位名称或商品名称，吸引营利组织进行筹资。也可针对各个非营利组织自身的特色，开展一些影响较大的活动，以吸引营利组织对冠名赞助的积极性。对需要改善周边与内部环境的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可与之结成“伙伴关系”。非营利组织帮助营利组织管好治安、管好周边环境、做好职工培训、职工就业安置等工作，让营利组织主动拨款，形成非营利组织固定的资金来源，从而达到双赢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王名,刘国翰,何建宇.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Weisbrod,Burton.TowardaTheoryoftheVoluntaryNonprofitSectorinThreeSectorEconomy.InE.Phelp（eds）.AltruismMoralityandEconomicTheory.NewYork:RusselSage,1974.

3、王文红.非营利组织筹资策略与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浅论[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6(12).

4、张纯.非营利组织理财[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非营利范文篇9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政府权力;监督;公众参与

非营利组织,英文全称是Non-ProfitableOrganization(简称NPO),或者是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简称NGO),也叫ThirdSector(非营利组织)。就是我们日常所称的“民间组织”或“社会团体”。它指的是那些具有组织性、非政党性、民间性、非营利性、志愿性、自治性的致力于公益事业的社会中介组织,是介于政府组织与经济组织之外的非政治组织形态。

国际社会对非营利组织的概念界定有多种不同的方式,从结构运作上界定、从法律法规上界定、从特殊目的上界定、从子类构成上界定,等等。对NPO的各种概念界定,由于其所观察的角度及侧重点不同,可能会导致其所涵概的内容相差较大,那么对NPO认识上的差异就更是在所难免了。综合学术界的各种不同界定,笔者认为非营利组织就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它的目标通常是支持或处理个人关心或者公众关注的议题或事件。非营利组织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从艺术、慈善、教育、政治、宗教、学术等等。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形成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中诞生的新生事物。它们是在我国由命令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向以市场导向为主的混合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在由单一的集权式治理方式向民主化实践的方式过渡的过程中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政府依法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反过来非营利组织又有监督政府的权利,对政府行为进行约束。这种监督方式完善了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政府权力的功能性分析

1、促进了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非营利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利益组织,它存在的基本价值之一是促进其成员的公共利益。参与党政机关的决策,尽可能地影响党政机关的政策,使之有利于自己的组织和成员,是达到这一价值的重要手段。非营利组织在对行政权力监督的过程中,代表所在的组织或行业向决策部门反映问题、提出要求,促使权力机关制定相应的政策或措施,应决策机关的请求,对某些专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表意见,而有一些党政机关在制定和实施某些政策时,通常也会向相关的非营利组织进行政策咨询,听取其意见,对政策作出修改或调整。例如,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一次会议在修改宪法之前,因为修改条款中涉及到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定性问题,各级商会十分积极地认真地对相关条款进行了研究和商讨,并通过种种途径向人大和党政权力机关表示修改宪法和相关经济政策以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强烈愿望。

2、对政府行为构成了有力的制约

非营利组织的有效监督使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受到了一定的制约。改革开放前,对政府行为和权力的制约主要来自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外部监督非常薄弱,随着非营利组织的大量生长、规模的日益扩大,政府开始受到来自外部的制约。一些非营利组织在发现本地或本部门的政策明显不合理或违反国家法律后,有组织地抵制这些政策,在许多情况下政府迫于非营利组织的压力往往能够改变原来的政策。非营利组织越是强大的地方,政府的压力就愈大。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村民委员会十分健全和有力的村,乡镇干部违法乱纪的现象就要比其他村少得多。

3、提高了整个社会的政治沟通能力

善治的实质在于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但这种合作并不总是直接的,相反常常需要一个中介组织的协调,非营利组织就是这样一个中介。非营利组织在实施监督的过程中,一方及时把其成员对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转达其成员。非营利组织在这一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过程中,推动了政府与公民的合作,促进了善治。作为中国农民最重要的非营利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其主要的职责之一,便是通过各种方法,动员其成员参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的选举和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政府权力的改革既需要内部的动力,更需要外部的动力。在推动政府改革的外部动力中既有来自公民个人的,也有来自非营利组织的,而且后者通常要比前者更强大。

二、我国非营利组织对政府权力监督的主要方式

1、新闻媒体监督。新闻媒介的监督是非营利组织对政府权力监督的重要工具,其监督方式主要有报道、评论和调查,对有损人民利益的决策或事件进行曝光。西方许多政治家认为,舆论自由的存在和舆论工具的多样化将会增加对自由的捍卫,公共讨论本身就是对政府专横地使用权力的最好制约。虽然新闻监督本身并不具有制裁力,但却具有动员群众的实际能力。1999年,汕尾市市长徐尚武向广东省农电检查组这样郑重表示:到年底一定要把3.8元的电价降到1元以下。引人关注的是,为使这个目标得以实现,汕尾在全省首次提出了搞新闻“曝光”的办法,为农电价格下调保驾护航。国家、地方、集体及个人皆有投资,价格高、产权复杂的汕尾市农电网,一直是全省农电“两改一同价”工作的难点,但这次汕尾动起了真格,全市各新闻单位都开设了专栏,对农电改革工作进行跟踪报道。汕尾市一位负责人说:“新闻监督是无所不在的,下面的县、区想打马虎眼也不行!”

2、质询、调查、投不信任票等方式。非营利组织对政府某项决策,以个人或集体名义,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向政府部门主要官员提出询问和质问,要求即席或书面答复,防止政府官员运用权力进行非法或错误的决策行为。2004年,针对怒江大坝工程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众多环保组织对中央政府提出质询,最核心的力量是北京的“绿家园”和“云南大众流域”这两个民间环保组织,这些非营利组织的呼吁和推动,中央领导人批示,暂时搁置了一度如箭在弦的怒江大坝工程。非营利组织的活动和声音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甚至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3、代表特定群体公众与政府进行交涉。非营利组织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他们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站在人民的最前面对政府进行监督,政府有损群众利益的任何决策或滥用手中的权力进行危害人民利益的任一行为,都能激起非营利组织及人民群众的抗议性举动,这样会迫使政府改变决策,从而有效地进行监督。2004年由于认为规费等营运成本太高,成都市青白江的112辆出租车司机要求相关部门尽快提高出租车价格。在与当地政府交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结果后,百余辆出租车停止营运,聚集在青白江区新广场,当地交通局表示,相关部门的领导已与出租车司机代表就涨价一事进行协商。

4、听证会。我国非营利组织中的一些组织能参与政府的政策决定,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重要的意见向政府进行反映,使其成为立法的根据,维护人民利益的同时又能对政府决策实施监督。《立法法》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的过程中,应当广泛地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参加与本行业有关的立法听证是行业组织参与政府决策的主要方式。光明日报北京2003年7月15日电,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价格听证会,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及专家学者代表对《民航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的意见。来自全国各地的15名代表们陆续提出了很有分量的质询。一些代表认为,现在民航社会平均成本中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国内航油价格每吨高出国际800元到1000元,机票销售费用过高等。他们的建议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三、完善我国非营利组织对政府权力监督的机制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非营利组织的独立性

对中国的政治传统来说,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从来没有公域与私域明确划分的实践和观念。从现代的政治实践来看,对人民生活、社会正常运行的过多干预等众多弊病,都是因为二者的范围没有明确界定,但在一个现代性的政治生活中,这两个领域的明确区分不仅是一国公共领域现代性的标志,更是一国公共权力理性而科学地活动的基础。只有从权力和职能上明确限定政府,减少其直接管理和微观管理职能,推进权力社会向能力社会的转变,从单向控制的行政体制向协商合作管理机制转变,将行业性、社会性和公益性事务尽可能交给非营利组织,才能一方面强化政府自身的宏观调控,维护社会公平和公正;另一方面让非营利组织独立发展,完善其自身建设,使得非营利组织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机制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空间,从而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力度。

2、提高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意识

我国目前非营利组织的内部发展严重不成熟,与政府之间的隐性关系使成员的监督意识不强。非营利组织应大力加强其自身管理。非营利组织必须充分发挥作用,有所为才能有所发展,应与时俱进,尽快塑造成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的民间组织并能真正发挥实际作用的民间组织,提高成员的自我能力,加强对政府权力监督的强化意识。大多数非营利组织及其领导人在处理与政府关系的过程中,应把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作为自己工作中的—项内容,而不是更多地强调争取政府的支持,与政府进行合作,甚至将自己直接看作政府的附属体和延伸物,过分强调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保持一致,协助政府进行管理,不能给政府添乱子、找麻烦,要充分认识它本身所应具有的独立地位以及对政府权力所具有的监督作用,在这种正确观念支配下,非营利组织对政府的监督制约关系将会日见成熟。

3、加强非营利组织的自身建设,增强其监督能力

协助非营利组织建立健全自律机制,规范非营利组织行为。建立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我服务的自律机制是非营利组织管理工作走向成熟的标志。政府在有计划有目的的培育和发展非营利组织的同时,还要指导非营利组织逐步建立自律机制。通过建立非营利组织章程审核制度,规范章程,帮助非营利组织建立和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同时,通过政府的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新闻舆论,规范非营利组织的行为,促进非营利组织走向成熟,以确保非营利组织对政府权力的反监督能力的加强。

4、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权利

要加大法制建设力度,完善管理非营利组织的法律体系。首先要针对非营利组织进行专门立法,将非营利组织纳入法制轨道,满足发展的合法性和持续性要求,其次要从法律上确认非营利组织的公益地位,明确其公益责任,保障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权利,还要从法律上对非营利组织的不规范行为进行制裁,以维护非营利组织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公正形象,提高人们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从而确保非营利组织实行监督的顺利进行,权利得到保障。从监督权力配置上来看,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关于非营利组织对政府监督制约的权力的规定应相应扩大,操作性需要加强,应给予非营利组织实质性的权力来实现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总之,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对我国政府权力的监督也在初步实行,但仍处于起步阶段,自身发展的缺陷导致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存在严重的不足。随着我国政治改革的推进,带来了社会力量的不断壮大,权力的天平不断向社会领域倾斜,非营利组织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力要素,再者经济生活的市场化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制度空间,我国非营利组织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体制将会越加成熟。

参考文献:

[1]王名等:中国社团的兴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萧新煌:非营利部门组织与运作，台北，巨流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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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珍刚:当代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非营利范文篇10

1非营利组织经营的含义、经营形式

1.1非营利组织经营的含义

按照一般商法理论,经营活动是指以赢利为目的的持续性业务活动。非营利组织经营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解决自身发展经费问题,以市场为基础,由传统的依靠拨款和捐赠转向自营创收,其运作方式向商业企业靠拢,在组织内引入商业精神和商业企业的管理运作模式,具有以赢利为目的和持续性经营等特征。

1.2非营利组织经营的形式

非营利组织经营有着多种形式,大体包括以下四种:

第一,核心项目商业化。每个组织都有其赖以完成使命的核心项目,过去非营利组织依靠捐款和拨款,向受益人免费提供这些核心项目。而现在他们使这些项目更多地依靠收费和合同。

第二,销售相关产品。非营利组织自己发展产品,销售给组织的会员、参与者或是社会大众,这些产品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同,同时获得完成组织任务和赚取收入的结果。

第三,建立商业性附属公司。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非营利组织经营活动的总体倾向是允许其设立经营实体从事经营活动,但不允许其自身从事经营活动。许多非营利组织正在建立商业性附属企业以完成自己的任务。

第四,与企业建立联盟。非营利组织与企业之间的联盟发展迅猛,是一个双赢的策略。企业将营销理念和经营模式带入公益领域,提升了社会知名度;而非营利组织也获得了新的资金来源。

2非营利组织经营的风险

非营利组织与企业在经营上存在很大区别,在自营创收的这条道路上会遇到各种风险。可能出现的风险有以下五种:

2.1经营风险

非营利组织的经营活动有赢利的希望,但也有亏损的可能,虽然其在商业市场上竞争时具有一些优势,其中包括税收优惠、志愿者提供的劳动,还可以使用拨款或捐赠的资金帮助弥补启动成本和资本投资,但仅凭这些还不能保证产生利润。如果非营利组织经营活动失败,它不仅要愧对捐赠者和志愿工作者等相关人员,还会使该组织名誉扫地,也可能使得非营利组织失去民间的信任,后果将十分严重。

2.2事业关联营销带来的风险

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建立战略联盟,实行事业关联营销,对双方都是双赢的交易。然而,非营利组织应该警惕这种合作可能带来如下一些风险:①联盟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质次价高,或者商业行为与组织的宗旨完全背道而驰,这样会损害公益活动的声誉,使非营利组织的形象受损。②建立一个公益事业的营销联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这个项目失败,所投入的大量人力和物力就会付诸东流,拖累组织的其他活动。③与非营利组织联盟的公司可能对该组织采取限制性措施,或者过多的干预组织的活动,使组织失去自主性。

2.3文化风险

非营利组织通常被认为是公益慈善的场所,一旦施行商业化经营,这就使得商业文化与公益文化之间产生严重的冲突。许多在非营利组织工作的人对于营利组织习以为常的经营风格极不认同,在非营利组织中任职的专业人士在被要求采取更加商业化的经营手段时,都会表现得犹豫不决,甚至抵制;而雇佣商业中具有管理经验和有市场头脑的人有可能遭到同事的排挤。尽管商业化并不意味着必须排除慈善活动,但这两种动机是很难平衡的。组织必须培育出一种新的文化,使组织能够接纳和支持新的活动,能够融合新职员的技能和价值。

2.4政治风险

当非营利组织变得更加商业化,政府无法掌握其经营的真实情况,或者引进的商业化项目偏离了组织的使命,影响了组织的形象时,它们有可能违背公共价值,受到政治方面的抵制。例如,河南的一家商会为了规范和整顿市场,防止恶意竞争,在其会员单位内统一提高产品包装档次,统一规定产品价格。但这种行为遭到了工商部门的抵制,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哄抬价格,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2.5形象风险

非营利组织在商业化运作过程当中可能因举办活动而引发形象风险。非营利组织因为有营利行为,通常会引起社会公众的反感,民众不会同情非营利组织不得已赢利的苦衷,总是无法接受此种改变。同时,采取商业化经营的非营利组织,也会引起营利组织的反感。它们认为,非营利组织在税收优惠、低劳动成本等方面占据了优势,是不公平竞争。如果竞争持续升温,营利组织竞争对手将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它重新考虑非营利组织享有的免税优惠。

3非营利组织经营风险的控制对策

非营利组织经营不是任何项目都可以做的,必须要遵循以下原则: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不违背组织的宗旨和使命、不做风险过大的项目。非营利组织经营的成功,必须依靠各方力量共同努力,采取如下措施可以加强对风险的控制。

3.1建立高效商业机制

如果非营利组织要高效率地开辟新业务,它们就必须接受商界的工作方式,建立高效商业机制。首先,要为商业化项目设立目标,而且要将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操作和考核标准,对非营利组织内的管理人员下达分目标任务,并依据目标完成情况对管理人员进行考核,这样能够在组织内树立起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其次,要吸引高素质的商业人才。这需要非营利组织加强自身的建设和对外宣传交流。同时,需要政府、大学、企业等的合作和支持,才能协助非营利组织减少经营人才困扰。

3.2积极应对合作关系

非营利组织要想与营利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必须采取积极的策略。首先,非营利组织要对组织自身的实力和不足加以评估,进而挑选出那些适合的公司,向它们说明达成合作关系如何有助于公司的长期战略。其次,列出一些潜在企业伙伴,并开始逐一进行调查。调查必须全面仔细,明确组织的公益事业营销行为是否与公司的目标相辅相成。最后,建立一个互利的联盟,需要双方开诚布公地交流,言明各自的目标和期望。

3.3培育新的组织文化

如果非营利组织想开拓商机,就需要培育新的组织文化,把商业价值和慈善准则合二为一。非营利组织管理者需要引导雇佣的商业人才,使他们把商业框架和组织的宗旨结合起来,使他们了解商业化以及商业化进程过快对非营利组织的危险。同时,在组织普通员工中培育市场意识,使他们认识到商业化经营是为了谋求更多的资金实现组织的宗旨。驾驭一种新的文化绝不能求简单、图快捷,提高内部专业水平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战略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3.4与利益相关者协作

非营利组织在推出商业化项目时,要与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协作,取得他们对商业性活动的支持。非营利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社会公众。下面就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分别说明:一方面,政府。在我国,非营利组织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否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对于其今后的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非营利组织既不能完全地脱离政府控制,又不能完全依靠官方投入。而要尽可能地结合政府的资源优势来发展自己,谋求更为有利的支持。另一方面,社会公众。面对社会公众对非营利组织商业化的质疑以及对营利组织竞争者的抵制,非营利组织应该进行开诚布公地交流,取得他们对商业性活动的理解和支持,也要提交充分的证据,说明其组织是在为公益服务,这样才有理由继续享受税收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