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学范文10篇

法律学范文篇1

刑事责任的法律学根据是从法律学的角度说明“犯罪应负刑事责任”这一法律原则的理由，以揭示刑事责任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刑事责任的法律学根据问题上，前苏联著名刑法学家特拉伊宁在其名著《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曾指出:“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这一论断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我国的刑法学界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尽管如此，但并不是说大家在这一间题上都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不存在分歧和异议。实际上，针对上述命题，前苏联刑法学界曾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关于刑事责任根据的观点。例如，杜尔曼诺夫认为，“犯罪构成是一个抽象的利学概念，而抽象的利学概念不能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一①近年来，随着洲事责任根据间题的探入研究，我国不少学者也!这一命题提出了质疑，并就刑事责任的根据问题提出了多种主张.将前苏联学者和我国学者针对这一命题提出的主张加以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种:①犯罪根据说。认为“犯罪是刑事责任的根据。行为人只有犯罪才应负刑事责任，没有犯罪的人不能负刑事责任。因此，犯罪是负刑事责任的前提，负刑事责任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刑事责任离不开犯罪，只要犯罪就应当负刑事责任。犯罪行为根据说。前苏联有的刑法学教科书提出:刑事责任的根据不是犯罪构成，而是犯罪行为本身。③我国有的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罪构成不是刑事责任的根据”，“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就是某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④“犯罪行为是刑事责任的根据。”⑤③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根据说。认为“犯罪构成是指法律所规定的抽象的犯罪行为的类型，它本身只是法律上的一种假设，一种可能性，它只是对判断一定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以及如何成立犯罪提供了一个法定的标准。只有当这种假设或可能变成了现实，抽象的犯罪类型就由具体的犯罪行为所现实地表现出来。这种具体的犯罪行为的事实与抽象的犯罪行为类型相符，正是法律假设一定的法律后果(通常表现为刑罚处罚)，即刑事责任发生的前提。所以，刑事责任的根据并不是犯罪构成这一法定的抽象的犯罪行为的类型本身，而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这一具体的法律事实。社会危害性根据说。认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征，是衡量刑事责任的法律标准，因此“社会危害性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⑦，或者“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只能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⑧⑤罪过根据说。前苏联有的学者曾提出，刑事责任的根据不剥已罪构成，’而是罪过。⑨我国有的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主观罪过支配着行为人，并指使行为人实施这样或那样的犯罪行为。任何一个具有刑法意义的行为，都只是在认识和意志的支配下的行为，没有主观罪过，无论是行为或行为人，都将是无辜的。

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意义，惩罚只是手段，改造才是目的。因此，“罪过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⑩⑥事实总和根据说。该说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决定刑事责任质和量的一系列事实的总和。具体包括三个方面:(i)犯罪构成事实。这是刑事责任最主要最基本的根据，是决定某种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事实。犯罪构成以外的其他案件事实，如犯罪动机、手段、时间、地点、环境、条件.象、损害程度、犯罪人身份、犯罪人生理上特殊情况等。这些虽对刑事责任的存在和性质没有决定作用，但对于全面衡量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解决刑事责任的一些具体问题有着重要意义。(3)案件以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刑事责任的主客观事实，主要包括犯罪前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和社会治安形势。这些事实对于确定刑事责任的程度有着一定的影响和作用。三个方面有机结合，共同说明和解决有关刑事责任的一系列问题。这既体现刑事政策精神，又符合刑事法律的规定，也是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⑧还有的学者对构成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的事实进行了层次的划分，认为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包括两个层次的法律事实，即“决定刑事责任有无的法律事实”和“决定刑事责任程度的法律事实。”。

二、刑事贵任的法律学根据

上述观点大多只是从某一方面而不是从多个方面探求刑事责任的法律学根据，因此，难以获得对刑事责任法律学根据的全面性认识。刑事责任法律学根据的多方面性表现在，它既有实质根据，又有法律根据与事实根据。

为什么刑事责任的法律学根据会有诸种表现呢?这是因为刑事责任是由犯罪发生的客观事实引起的，没有犯罪发生的客观事实也就谈不上追究刑事责任。追究刑事责任要有事实根据。但是，仅有事实是否能成立犯罪呢?

显然不那么简单。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客观存在的事实必须与法律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特征相符合，才能成立犯罪，也才能追究刑事责任，这就出现了法律根据间题。

我们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为追究犯罪的一项基本原则道理也就在这里。为什么某种事实、法律能成为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法律根据呢?这就必然牵涉到刑事责任法律学根据的深层次问题—实质根据问题。那么，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法律根据和实质根据又分别确指什么呢?下面将一一阐释。

(一)事实根据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是指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质及其程度的主、客观事实总和。如果从质和量上划分，它可以分为决定刑事责任存在(有无)的根据(质)和决定刑事责任大小的根据(量)这两个方面。决定刑事责任存在的根据实际上等同于认定犯罪根据。那么，决定刑事责任存在的根据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犯罪构成事实，或曰现实的犯罪构成，而不能笼统地说是犯罪构成。关于犯罪构成是不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问题，无论在前苏联，还是在我国都曾引起过长期而激烈的争论。经过争论，人们发现:“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这个曾在前苏联刑法学界得到最广泛承认，在我国刑法学界也具有权威性的传统命题本身可能具有几种含义，而且有不明确、不妥当之处。至此，前苏联和我国刑法学界出现了一个惊人相似的地方，即对犯罪构成的认识开始分化:一派认为具僻4EW构成仅是理论范畴;另一派认为犯罪构成是个法律概念、法律模式，提出犯罪行为是刑事责任的事实根，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法律依;⑩第三派认为犯罪构成是法律事实，等同于具体的犯罪行为。现在看来，这一传统命题的主要缺陷是没有把法定犯罪构成即概念上的犯罪构成与符合法定犯罪构成概念的客观事实即现实的犯罪构成(犯罪构成事实)严格加以区别，因而导致了理论上的混乱。实际上，在讲到犯罪构成概念时，有两种意义上的犯罪构成，一种是刑法所规定的法定的犯罪构成，一种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犯罪构成。二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刑法上关于各种犯罪构成的规定，只不过是以概念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犯罪构成事实。将刑法上规定的犯罪构成与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犯罪构成严格加以区别是非常必要的。我国许多刑法论著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结果导致了不必要的争论和理论上的混乱。西方刑法学者早就认iy倒这种区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系统的犯罪构成理论的开创者、德国著名的刑法学家贝林格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区分概念性的构成要件与具体的构成要件。梅耶尔也认为要区别法律性的构成要件与事实性的构成要件。总之，作为决定刑事责任存在的事实根据的犯罪构成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犯罪构成，即犯罪构成事实，而不是刑法所规定的法定的犯罪构成。刑事责任的产生与存在，是由现实的犯罪构成所决定的;作为抽象的法律规定本身，法定的犯罪构成并不能直接成为刑事责任发生的根据，它本身只是法律上的一种假设、一种可能性，只是为确定这种根据提供了一个法定的标准，因为“只有这些规定遭到破坏时，责任法才发生效力”。⑧“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撂，这一命题，由于既没有又梢B罪构成作法定的犯罪构成和现实的犯罪构成之分，又没有对刑事责任的根据作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区别，故难免受到人们的非议。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不仅指决定刑事责任存在的根据，它还包括决定刑事责任大小的根据，因为如果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仅指刑事责任存在的根据，而不反映责任的量，就无法表现刑事责任的后果刑罚或其他刑罚外处分。犯罪构成事实是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最主要的根据，它决定着刑事责任的基本的量。除此之外，影响刑事责任大小的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即犯罪构成事实以外的其他反映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事实。这些事实虽然不决定刑事责任的存在与否，但却对刑事责任的量的增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事实主要包括:①法定的从轻、减轻、免除或从重处罚的情节事实。如:自首、累犯、主犯、从犯、胁从犯、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教唆不满is周岁的人犯罪的等等。②司法中的酌定情节事实。如:犯罪的动机、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x1象、后果等。最后说明两点:一是虽然在刑事案件中，除了犯罪构成事实外还有大量事实，但并不是一切事实都影响刑事责任的程度，只有那些与案件有联系，能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包括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事实，才能起到作为刑事责任根据的作用。二是如犯罪构成事实以外的影响刑事责任程度的因素太多，刑法不可能一一加以抽象并规定其中，而只能将常见的、主要的因素如累犯、自首等事实进行抽象并加以规定。为更准确地反映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程度，以更好地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我国刑法典为解决这一问题采取了下述办法:即在刑法分则中对每一犯罪规定了相XtA定的法定刑，以体现犯罪构成事实以外的因素对刑事责任的影响，使司法机关能够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行使裁量权。此外，刑法典第63条第2款还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刑法典允许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刑事责任的程度。可以这样说，刑法典关于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及第63条的规定，实际上为犯罪构成事实以外的因素作为确定刑事责任大小的根据，提供了间接的法律依据。

(二)法律根据对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可作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是追究或承担刑事责任所应遵守的各种法律规范。在我国，主要是指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监狱法等等。

首先，刑事责任是实施违反刑法规范的行为人应当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而国家审判机关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就必须先得查明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刑法规范规定的、构成某种犯罪必备的要件，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并依据刑法作出分析判断。因此，刑法就成为刑事责任的一个法律依据。具体说来，刑法既包括刑法典，也包括刑法典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系列修改、补充刑法的规定或决定，以及国家颁布的民事、经济、行政等法律、法规中的刑法规范，即附属刑法。

其次，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还要通过一定的刑事诉讼活动来完成，这就要求必须有诉讼法上的依据。因此，刑诉法便成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又一法律依据。

再次，刑事责任的追究，不仅仅是确认刑事责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实现刑事责任的间题，而刑事责任的实现同样要“有法可依”。监狱法及其他关于罪犯改造的法律规定便是我国实现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它们具体规定了实现刑事责任过程中国家与犯罪人的各项权利与义务，规定了实现刑事责任的根本措施与方法。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刑法、刑诉法、监狱法的司法解释也是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之一。我们研究刑事责任根据的根本目的，是要具体地而不是泛泛地说明行为人应否负刑事责任以及负多大刑事责任，因此需要对刑事责任的法律根进行“微观”上的探查，狭义上的研究。狭义上的刑事责任法律根是指与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相应的决定刑事责任有无及大小的法律根据。

先看决定刑事责任有无的法律根据。笔者认为，决定刑事责任有无的法律根据是刑法规定的法定的犯罪构成。这里涉及两个间题:一个是犯罪构成的性质问题，即它到底是不是法律规定?另一个问题是犯罪构成能否作为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

关于犯罪构成的性质，我国刑法学界主要有理论说、法律说和折衷说之争。理论说认为，犯罪构成是根据刑法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对法律条文所作的解释，因而是一个理论概念。法律说认为，犯罪构成是刑法所规定的主客观要件的总和，因而是一个法律范畴。折衷说则认为，犯罪构成既是一种理论又是法律规定，两者是统一的。鉴于上述争议，笔者认为，应当将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理论加以区别。犯罪构成本身是法律规定，因而具有法定性。我国刑事法律中虽然只规定了犯罪的一般概念而没有规定与之相对应的犯罪构成的一般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犯罪构成没有法律依据，不具有法定性:①从根本上说，犯罪构成只不过是从另一角度即从犯罪自身的结构与性能来阐明犯罪的概念。因此，犯罪构成是以刑法规定的犯罪概念为其法律依据的。无论是犯罪构成的一般概念或者是各个具体犯罪构成的概念都是如此。②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都是由我国刑法加以规定的，即众多的事实特征，必须经由法律的选择，由我国刑法加以规定，才能成为犯罪构成的要件，而不是由哪个刑法学家或者哪个审判人员随意确定的。③犯罪构成要件的法定性与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是完全一致的，具备犯罪构成就具备了犯罪的法律属性即刑事违法性;不具备犯罪构成则不具有刑事违法性。根据犯罪构成追究刑事责任，与根据刑法规范追究刑事责任并没有质的区别，二者是完全一致的。何谓犯罪构成理论呢?服胃犯罪构成理论是以刑事法律规定的犯罪构成作为研vt象而形成的有系统的结论，是5(li去律上的犯罪构成进行利学研究的成果。

由于理论上的犯罪构成并不是刑法的规定，因而它本身并没有法律效力，也不能成为刑事责任的根据。

刑事责任产生于犯罪，而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基本的特征和属性，没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就没有犯罪，也不会发生刑事责任问题。但社会危害性是一个非常抽象和宽泛的概念，它只有获得法律上的表现才能成为衡量刑事责任存在与否的标准，这既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要求，也是司法实践的需要。这个法律上的表现便是刑法规定的法定犯罪构成。为什么犯罪构成能够体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呢?这是因为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是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具有决定意义，并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那些事实特征进行抽象概括的结果。不是任何犯罪事实都可以成为法定犯罪构成要件的抽象对象，只有那些决定犯罪本质特征即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事实，才能成为法定犯罪构成要件的抽象对象。因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构成的基本属性。

根据犯罪构成所认定的犯罪，必然具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刑法规定的法定犯罪构成是决定刑事责任有无的法律根据。

决定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是法定的犯罪构成，那么，决定刑事贵任量的法律根据是什么呢?由于犯罪构成事实不仅决定着刑事责任的质，而且决定着刑事责任的基本量，因此，决定刑事责任质的法律根据也便是决定刑事责任量的主要的法律根据。除此以外，其它决定刑事责任量的法律根据有:有关法定从轻、减轻、免除或从重处罚情节的法律规定。另外，刑法典关于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及第63条规定，实际上为犯罪构成以外的因素作为刑事责任大小的根据，提供了间接的法律依据。

(三)实质根据刑事责任法律学意义上的实质根据是从法律学的学科角度说明，罪应负刑事责任”这一法律原则的根本理由。笔者认为，刑事责任法律学意义上的实质根据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第一，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它决定着刑事责任的产生。犯罪和刑事责任具有前因后果的关系。犯罪是刑事责任产生的前提;刑事责任是发生犯罪后的法律后果，是国家又梢已罪所作出的否定性法律评价。

而国家之所以对犯罪作出否定性的法律评价，是因为犯罪具有这样一个本质属性，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是犯罪的实质内容和最基本的特征.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视为刑事责任的实质根据，充分体现了刑法的阶级本质。

为适应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需要适时地将一些原来不认为是犯罪的有害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进而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把一些原属犯罪的行为视为无罪从而使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这都是由刑事责任的实质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所具有的历史易变性决定的。

第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衡量行为人应否负刑事责任以及负多大刑事责任的实质尺度。刑法规定了犯罪的实质性概念，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作为本质特征，进而对刑事责任的有无作出实质性的衡量。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不仅要指明其行为违反了刑法规范而构成了犯罪，而且还要确定其行为是构成重罪还是轻罪，应负多大的刑事责任以及给予何种及什么程度的刑事制裁。所有这些，仍需要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为尺度作出评判。

以上我们讨论了刑事责任法律学意义上的根。从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上述三种根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矛盾的，三者是辩证的统一关系。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既包含了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也包含了刑事责任的实质根据。

第二，刑事责任的根据显然有着与民事责任根据不同的特点。在民法上，虽然自罗马法以来世界各国立法多以过失责任原则为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也就是说，民事责任的根据也要求行为人有违法行为、损害结果，而且要具有故意或过失，但到上一世纪，又出现了无过失责任、公平责任等作为特殊侵权行为民事责任所适用的原则与之并存，也即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具有故意与过失，根据法律规定也要承担民事责任。而且，民法上xf#意与过失的区分并不象刑法上那样对责任的承担者具有非常严格的意义。刑事责任的目的主要在遥比你招日罪人的惩罚，以预防和做戒将来，因而过错程度不但关乎犯罪人的受刑，而且关乎对他的改造。而民事责任的目的主要在拐寸已经造成的权利损害或财产损失给予填补和补救，使其恢复原状，因而过错程度对于受损害的一方当事人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由此可见，刑事责任的根据是主客观统一的;而民事责任的根据基本上是客观的。

三、学术观点评析

关于“犯罪根据说”。从广义上讲，这种说法并无不当。我国刑法总则第二章第一节“犯罪和刑事责任”，就是解决刑事责任根据间题的。从这一节的规定中，我们不难看出，刑法第13条犯罪概念的规定，是从总体上解决刑事责任根据。也就是说，只有符合刑法第13条的犯罪行为，才是刑事责任的根据。但这种说法只是说明了犯罪与刑事责任之间的最基本的关系。而我们研究刑事责任根据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说明刑事责任与犯罪之间的基本关系，而是要进一步具体说明行为人应否负刑事责任，以及负多大刑事责任的基础、依据问题，说到底是要说明行为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程度的犯罪的基础、依据问题。这样看来，将刑事责任的根据笼统地归结为犯罪，就显得过于抽象。这无论对于刑事立法，还是对于司法实践均无多大实际意义。

关于，罪行为根据说”。这种提法也欠妥当。因为砂林胃“犯罪行为”的提法，其词意是含混的，人们一般从两种意义上加以理解，一种理解是，罪行为是一切犯罪的共同要件，并在犯罪中居于首要地位一、种意义上的犯罪行为只是暂时排除行为主体与行为意识之后，呈现的纯客观的身体外部动作，它只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件之一，因而不能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否则就是“客观归罪”。对“犯罪行为”一词的另一种理解是:“根据刑法第13条的规定，犯罪行为就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卿的行为”，⑩这里肺胃犯罪行为实际上等同于犯罪本身，因为刑法第13条并没有使用“犯罪行为”一词，而是使用的“犯罪”一词。显然，第二种意义上的犯罪行为是指符合犯罪构成诸要件而成立的犯罪行为。不过，这种意义上的犯罪行为与犯罪概念一样，实际上是包含丰富内容同时又非常抽象的概念。因此，用它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仍然无助于刑事责任问题的具体解决。

关于“罪过根据说”。在主张该说的前苏联学者那里，“罪过”一词有广狭之分。狭义的罪过是故意和过失的类概念;广义的罪过是作为刑事责任的一般根据的罪过，它“本身也包括作为犯罪主观方面的罪过，但它还包括其他许多内容”，⑧即不仅包括犯罪的主观方面，而且也包括对行为的评价等客观内容。笔者认为，前苏联学者把广义的罪过作为刑事责任的根据是不妥的。根据通行的解释，刑法学中所说的罪过就是指故意与过失。将罪过的概念作广狭之分，把罪过的概念搞得过大振佳以令人接受的。再说，这种分为二种罪过的做法，根据何在也并不明确。再者，广义的罪过到底包括R陛内容，也难于理解，正如前苏联有的刑法学者指出的那样:“鸟捷夫斯基所理解的作为刑事责任一般根据的罪过，成了一个相当含糊不清的概念。，，⑧我国学者在主张罪过根据说时，并没有对“罪过”一词作超出通行意义的扩张解释。但他们所主张的罪过根据说同样是不合理的。纵然罪过是犯罪构成的要件之一，但只有罪过而不具有犯罪构成的其他要件，并不能成立犯罪。犯罪构成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要件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件，其他因素就不再起作用。因此，把罪过作为刑事责任根据显然是不妥的。这种做法实在是有“主观归罪”之嫌。

关于“社会危害性根据说”。前面我们讲过，刑事责任的法律学根据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范畴。从刑事责任的实质根据角度讲，“社会危害性是刑事责任的根据”这一提法并无不妥。然而，学者们所主张的社会危害性根据说并不是从实质意义上讲的，而是从事实根据的角度观察问题的，这就值得商榷了。诚然，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属性，某种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关系到行为人负刑事责任与否。但是，仅有社会危害性，并不能说明某一行为就是犯罪。对于犯罪来说，作为其本质属性的社会危害性根本离不开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确实具有客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这利冲士会危害性如果不经由立法者的评价，便不可能构成犯罪，形成刑法规范，以规范人们的行为或指导司法实践。因此，撇开刑事违法性而仅仅将抽象的社会危害性作为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

法律学范文篇2

那么，作为一般法律人，作为整个法律共同体的人，他们通常具备或者说应该具备什么共同的品性呢？我想了想，作为一般法律人，首先恐怕是相对于政治人（政治家与政治学者等）而言，其次是相对于经济人（企业家与经济学者等）而言，再次也是相对于哲学人、文学人、科学人等而言。有了这么一个思路，我脑子里就开始有了法律人品性的的概念。于是，我对记者说，法律人的品性主要有三：信仰法律、追求正义、崇尚秩序。

信仰法律。法律人信仰法律就像政治人信仰权力、经济人信仰利润、科学人信仰真理一样。他们往往以法律为标准和尺度来衡量各种事物的是非曲直，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法律：先是考察本国的现行法律----哪部法律的第几条第几款第几目是怎么规定的，该条款应如何如何解释，相应问题是否应适用该条款，等等；后是考察本国以往的法律；再是考察国外境外的法律，等等。法律虽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法律人总是会选择法律，至少是首先选择法律去解决问题。而不会如同政治人、经济人一样，首先选择政治交易或金钱交易途径去解决问题。

追求正义。法律人虽然也追求效率，但法律人第一追求的是正义。公正优先而不是效率优先，这是法律人品性与经济人品性最重要的区别。为追求正义，法律人特别讲究程序，讲究公开、公正、公平。正义包括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法律人不仅重视实质正义，也重视，甚至更重视程序正义。因为程序正义不仅是实质正义的保障，而且其本身所体现的彰显人格尊严的价值尤为法律人所看重。

崇尚秩序。法律人通常被认为比较保守，因为法治要求遵循先例，给予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以维护现行秩序。法律人并不一味地反对变革现实，但是对改革和变革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不到非改不可的程度，法律人一般主张维持现有的法律和法律秩序。对于现行秩序的不公正，法律人可以通过运用其精密、灵巧的法律技术去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使不公正归于公正，以维护社会的有序运行。法律人特别注意诚信和信赖保护，过去制定的规则，说过的话，给过相对人的承诺，现在实行起来即使对自己不利，也不能以“改革”、“发展”或“公共利益”需要之名而随意推翻，除非通过法定程序修改规则或通过与相对人协商变更承诺。

以上是我对一般法律人品性的认知。我是一个法律学人，法律学人虽然与法律实务人同为法律人，具有一般法律人共同的品性。但法律学人毕竟不同于法律实务人。那么，法律学人相较于法律实务人，具有什么特殊的品性呢？接受完记者的采访后，我自己向自己提出了问题，对此问题我似乎没有多想，脑子里很快就有了答案。法律学人的特殊品性有三：信仰法律，更执著于批判法律；追求正义，更执著于思考正义；崇尚秩序，更执著于创新秩序。

信仰法律，更执著于批判法律。法律人信仰法律是指信仰法治，信仰法对人权的保障和对公权力的制约，信仰法在人们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和功效。但是法要真正发挥此种作用和功效，值得人们信仰，值得一代一代的人信仰，法本身就要尽可能的真善美。然而任何现实的法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不要说恶法，就是良法，也会有很多漏洞、瑕疵。所以法律学人的使命就是不断地批判现行法律，分析和揭露现行法律的瑕疵和漏洞，以警示和促使法律实务人（其使命更多地是宣传现行法，执行现行法）去修补或避开现行法的瑕疵和漏洞，使现行法不断地向真善美接近。

法律学范文篇3

那么，作为一般法律人，作为整个法律共同体的人，他们通常具备或者说应该具备什么共同的品性呢？我想了想，作为一般法律人，首先恐怕是相对于政治人（政治家与政治学者等）而言，其次是相对于经济人（企业家与经济学者等）而言，再次也是相对于哲学人、文学人、科学人等而言。有了这么一个思路，我脑子里就开始有了法律人品性的的概念。于是，我对记者说，法律人的品性主要有三：信仰法律、追求正义、崇尚秩序。

信仰法律。法律人信仰法律就像政治人信仰权力、经济人信仰利润、科学人信仰真理一样。他们往往以法律为标准和尺度来衡量各种事物的是非曲直，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法律：先是考察本国的现行法律----哪部法律的第几条第几款第几目是怎么规定的，该条款应如何如何解释，相应问题是否应适用该条款，等等；后是考察本国以往的法律；再是考察国外境外的法律，等等。法律虽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法律人总是会选择法律，至少是首先选择法律去解决问题。而不会如同政治人、经济人一样，首先选择政治交易或金钱交易途径去解决问题。

追求正义。法律人虽然也追求效率，但法律人第一追求的是正义。公正优先而不是效率优先，这是法律人品性与经济人品性最重要的区别。为追求正义，法律人特别讲究程序，讲究公开、公正、公平。正义包括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法律人不仅重视实质正义，也重视，甚至更重视程序正义。因为程序正义不仅是实质正义的保障，而且其本身所体现的彰显人格尊严的价值尤为法律人所看重。

崇尚秩序。法律人通常被认为比较保守，因为法治要求遵循先例，给予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以维护现行秩序。法律人并不一味地反对变革现实，但是对改革和变革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不到非改不可的程度，法律人一般主张维持现有的法律和法律秩序。对于现行秩序的不公正，法律人可以通过运用其精密、灵巧的法律技术去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使不公正归于公正，以维护社会的有序运行。法律人特别注意诚信和信赖保护，过去制定的规则，说过的话，给过相对人的承诺，现在实行起来即使对自己不利，也不能以“改革”、“发展”或“公共利益”需要之名而随意推翻，除非通过法定程序修改规则或通过与相对人协商变更承诺。

以上是我对一般法律人品性的认知。我是一个法律学人，法律学人虽然与法律实务人同为法律人，具有一般法律人共同的品性。但法律学人毕竟不同于法律实务人。那么，法律学人相较于法律实务人，具有什么特殊的品性呢？接受完记者的采访后，我自己向自己提出了问题，对此问题我似乎没有多想，脑子里很快就有了答案。法律学人的特殊品性有三：信仰法律，更执著于批判法律；追求正义，更执著于思考正义；崇尚秩序，更执著于创新秩序。

信仰法律，更执著于批判法律。法律人信仰法律是指信仰法治，信仰法对人权的保障和对公权力的制约，信仰法在人们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和功效。但是法要真正发挥此种作用和功效，值得人们信仰，值得一代一代的人信仰，法本身就要尽可能的真善美。然而任何现实的法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不要说恶法，就是良法，也会有很多漏洞、瑕疵。所以法律学人的使命就是不断地批判现行法律，分析和揭露现行法律的瑕疵和漏洞，以警示和促使法律实务人（其使命更多地是宣传现行法，执行现行法）去修补或避开现行法的瑕疵和漏洞，使现行法不断地向真善美接近。

法律学范文篇4

为了深入贯彻依法治国方略，落实《杭州市**─2010年普法教育依法治市规划》、《杭州市公务员培训“十一五”规划》和下城区“五五”普法规划，使公务员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扎实持久有效地开展下去，全面提高公务员的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水平，推进“法治萧山”建设进程，现就**─2010年全区机关公务员法律学习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行政培训相结合，坚持法律知识学习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坚持增强公务员法治意识和提高依法行政能力相结合，推进政府工作的规范化、法制化，努力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培养一支具有较高法律素养的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

二、对象

全区各级机关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三、内容

公务员法律学习内容分通用法律知识和专门法律知识两大部分。通用法律知识主要包括：邓小平行政法制理论；依法行政的基本原理；宪法和规范我国公共行政管理的法律，包括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物权法，以及公务员法和相关配套法规等。专门法律知识主要是与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专门法律法规知识。

通用法律知识的基本教材为区依普办发放的全国统编教材《五五普法干部读本》、《“法治浙江”干部读本》，专业法律知识的基本教材以本系统（行业）制定的学法年度计划规定的内容为主。

四、主要措施

采取自学与集中培训相结合，以自学为主的形式。各单位可以采取脱产办班、专题辅导、讲座、研讨会、交流会等形式组织学习。公务员学法课时每年不少于40学时。具体采取以下四项措施：

（一）建立公务员学法日制度。将全国人大通过《公务员法》的日期4月27日定为全区公务员学法日，由各单位组织相关的法律知识学习活动，将其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去。

（二）完善公务员自学法律制度。全区各级公务员要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和特点，处理好工学矛盾，自觉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与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做到持之以恒，注重实效。区人事局和区依普办将根据不同阶段国家法治的重点和全区公务员学法的情况，分阶段对全区公务员学法重点作出安排。

（三）实行公务员旁听行政案件审理制度。各单位应根据工作实际组织公务员旁听行政案件法庭审理；涉及本单位的行政案件，必须组织本单位公务员旁听；有条件的单位应注意收集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典型案例，组织案例分析或模拟庭审。

五、考试考核

各单位应将公务员学法情况作为年度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定期检查。区委组织部、区人事局、区依普办对此项工作定期进行考核：一是检查各单位学法作业完成情况和专业法律知识的组织学习情况；二是在每年适当时候组织全区公务员通用法律知识的统一考试；三是在年底目标考核时，抽取考核单位一定比例的公务员进行学法情况的书面测试。考试成绩登记在《公务员培训证书》上，作为年度考核、任职、定级和晋升职务的重要依据。考试不合格者，当年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秀等次。

六、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公务员学法用法作为“五五”普法的重点之一，各部门、各单位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将其作为本部门、本单位落实“五五”普法规划和依法治区规划的重要举措，抓紧抓好。

（二）明确职责分工。公务员学法用法工作由区委组织部、区人事局、区司法局、区依普办分工负责组织实施。区委组织部、区人事局负责全区公务员通用法律知识培训考试的计划并组织实施；区司法局、区依普办负责师资队伍建设、教材、作业本的发放及参与试卷命题、阅卷和有关工作的协调等。专门法律知识的培训考核由各单位自行组织。

法律学范文篇5

法律的阶级性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属性，是偏向统治阶级利益的特质，是法律建立的基本属性。法律具有阶级性的同时还具备有一定社会性，法律阶级性和社会性两者之间的相互渗透，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进而表现出法律阶级性的整体阶级性特征。法律阶级性作为马克思法律学的基本命题，曾是引起诸多关注的法律学问题，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在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环境影响下，适应和促进发展经济的法律观点也逐渐凸显出来，法律阶级性多被认为没有太大研究价值，正逐渐从社会发展中淡去。这样虽然有利于法律的集中研究思路，但在某种程度上缺少了法律的宏观观照，缺失法律的根基性。

2阶级性

阶级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概念，所以法律的阶级性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动态性。阶级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一定的经济性底蕴。在原始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不存在剥削和私有制问题，人和人之间没有差别，没有等级划分，自然也不可能存在阶级。生产力有了发展以后，出现了剩余产品，物质资源的具体分配就有了等级差分，成为阶级产生和形成的物资前提。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不断扩大以及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财富分配等级差化越来越明显，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此时就出现了财产的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占有者通过自己的资源优势以暴力形式保障自己对财富的占据，对无法对抗组织性暴力的孤立个人进行压制，从而就形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极承认和被动接受，阶级自然而然也就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必然事实。阶级性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意识组成和政治结构以及维护有着自身利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行为的倾向性。对于阶级的定义问题，列宁指出，在历史上社会生产体系中处于不同层次和地位的集团有着不同的生产资料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因此财富的具体分配方式和财富分配数量也就不相同，阶级也就是这些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由于各个集团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处的地位不同，一个集团的劳动可以被另一个集团占有和控制。阶级都产生于社会之中，是属于社会的阶级，因此阶级存在着一定的社会性。社会是构成社会活动的基础，是人类生活的公共团体，用于承载阶级统治的各种法律手段不仅要有一定的阶级性，同时还要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这就是社会性。

3法律阶级性

法律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是存在着内在联系，要对法律阶级性有一个正确认识就需要了解法律阶级性的来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阶级的产生，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私有观念的不断发展促使私人占有理念和私人占有行为在大家的共同默许和共同约定下发展成为一种习惯，促使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最终形成，并以此作为人们相关行为的基础。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建立是通过社会众人共同承认的生产力发展演变结果，当然其中存在着积极和消极两种态度。社会结构中阶级的出现，为了更好的满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规则需要，就出现了法律。

4法律的整体阶级性

由上文论述可以认识到，法律存在着强烈的阶级性，法律的阶级性是形成和实现于社会历史形态当中的，因此法律在具备一定的阶级统治功能的同时还要存在社会功能，在一定的范围和条件下最大程度的对社会上各种利益需求进行整合。法律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是法律的本质，各种社会法律都需要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属性，两者是以辩证统一的关系存在的，而不是完全对立的。法律要有一定的社会公共职能，不能把某个集团作为出发点，而是要从社会的整体方面去考虑，进而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如果法律的建立只是考虑到某个阶级集团的利益，一定会引起其他阶级集团的共同反对，这样只会使统治成本增大，因此，这对于统治阶级来讲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如果统治阶级只考虑自身阶级利益而对其他阶级集团的生存需要置之不理，最终会导致社会结构断裂，统治阶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秩序也会被毁灭。法律的社会性是法律阶级性的基础，法律虽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但同时也是历史性社会关系的反映，因此表达不是任意的。对某种职能的执行是政治统治的基础，同时也是政治统治的持续存在的条件，所以法律具有一定的整体阶级性。.

5结语

法律学范文篇6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市政府关于2011年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市工作要点，结合“六五”普法工作目标任务，加强城管执法的法律法规知识学习，全面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业务水平，努力打造一支素质高、业务精、能力强的城管执法队伍。

二、学习培训内容

(一)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关于加强法制政府建设的意见》。

(二)行政法基本知识以及《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常用法律知识及相关司法解释。

(三)城管执法基础常识、执法技巧及《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城乡规划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常用法律知识和其他与城管执法相关的法律法规。

(四)我大队编制的《城管执法职责与城管执法常见违法行为适用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小册子。

(五)行政处罚、行政许可案卷的制作及归档管理等。

(六)规范性文件的制定、通告、协议书及便民提示的拟定等内容。

三、培训形式

(一)坚持自学。以个人能够熟悉及熟练运用为目标，抓紧抓好对城管行政执法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以《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省城镇容貌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安排好个人学习。

(二)中队组织。以中队、科室自行组织、自学为主的形式，了解并掌握国务院关于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相关意见、市政府关于依法治市、“法治”建设的工作思路及“六五”普法工作的目标任务，全面加强我大队法制建设。

(三)执法培训。由法制科组织，大队领导及其他中队、科室负责人参加授课，讲解相关执法知识、执法行为、执法技巧，以此提高执法效果。

(四)集中授课。定期邀请部分法律专家专题授课，讲解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五)座谈交流。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适时组织中队、科室负责人及业务骨干针对城管执法工作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工作经验、执法案例以及队伍建设中好的经验和做法进行讨论，加强沟通、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六)定期考试。针对学习及培训情况，结合执法工作实际，定期组织集中闭卷考试或开卷考试，以此提高学习培训效果。

四、具体要求

1、加强日常学习和法律法规培训是提高执法效能、推进城管执法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有效途径和重要保障，各中队、科室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充分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大张旗鼓的开展学习培训活动，在大队上下营造讲学习、爱学习、都学习的浓厚氛围，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风气，全力打造“书香机关”品牌。

2、各中队、科室要制定学习计划，合理安排学习时间，确保学习质量，要建立个人学习笔记和学习档案，法制科将定期对各中队、科室的学习情况进行抽查或检查，对敷衍了事、弄虚作假和学习记录不全的中队、科室，将根据考核实施细则酌情扣分。

法律学范文篇7

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促进“依法治乡”、“以德治乡”的实施，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根据团县委、县司法局、县教育局、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县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等五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创建青少年法律学校活动的通知要求，乡党委、政府决定，在全乡开展创建青少年法律学校活动。

一、活动目的

创办青少年法律学校是贯彻落实“四五”普法规划，构建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有形载体。青少年法律学校立足基层，贴近青少年，通过开展多种形势的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帮助青少年学法、懂法、守法和用法，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二、活动内容

（一）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广泛创办青少年法律学校

创办青少年法律学校，主要在青少年相对集中乡镇政府所在地展开，并逐步向有条件的乡村延伸。青少年法律学校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要有场地。可以利用乡青少年文化站、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及争创单位场地、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及其他场所、中小学校假期和晚上的闲置教室。二是要有师资。志愿讲师或辅导员由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及争创单位专业人员、现有的各中小学校法制副校长、本地区有专业知识的青年志愿者、从事法律工作的离退休老同志组成。三是要有宣传教育材料。要根据青少年的需要，选用适合青少年特点的宣传教育材料，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法律教育活动。、教育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共同组织编写的《青少年法制教育读本》应作为青少年法律学校的推荐读物。四是要有规范的培训方法。要制定明确具体的培训计划，既要加大对青少年法律知识的教育培训，又要加强对教师和辅导员的培训。 （二）依托青少年法律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律宣传教育活动

根据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以青少年法律学校为阵地，大力开展各种法律宣传教育和法律实践活动。

1、以自我互动教育为形式，开展生动活泼的法律学习活动。要组织青少年开展适合他们年龄特点的互动式法律学习活动，通过讲法律故事，举办法律讨论会、案例分析会、法律知识竞赛等主题活动，调动青少年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帮助青少年增强法律意识，掌握基本法律常识。

2、以体验教育为形式，开展多种类型的法律实践活动。要组织青少年积极参与法律实践，通过到少年法庭、律师事务所、看守所、戒毒所等单位观摩体验，组织罪错青少年进行现身说法，组织青少年开展模拟法庭、情景训练等活动，帮助青少年深刻理解法律，促使法制观念入心入脑。

3、以亲子双向教育为形式，开展潜移默化的家庭法律教育活动。要动员家长参与到法律学习教育中来，通过以家庭为单位，围绕法律与文化、法律与道德、法律与社会，举办重大法律事件讲座、组织讨论等多种形式的法律教育活动，使父母与子女共同建立起一种内在的法律信念，从内心的深层情感上自觉接受法律，树立法律信仰，促进整个家庭法律素质的提高。

4、以集中授课为主要形式，开展法律基础知识教育。要聘请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及争创单位的法律专业人员、中小学法制副校长和其他法律志愿者，重点对闲散青少年、外来务工青年和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宣讲活动，帮助他们掌握与自己学习、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

（三）依托青少年法律学校，为青少年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

1、建立有效的法律服务设施。要依托当地的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及争创单位在青少年法律学校建立起方便有效的法律服务设施。在社区设立“青少年维权岗”服务站，设置维权信箱，建立专业人员定期值班制度，形成为青少年提供帮助的区域性维权网络。

2、开展经常性的法律咨询。要组织政法系统的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及争创单位的法律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员，定期到青少年法律学校开展法律咨询活动，为青少年解答学习、工作、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要建立固定的专家咨询队伍，对青少年经常面临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对咨询过程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问题，要及时总结。

3、提供便捷的维权服务。要组织相关系统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及争创单位，到青少年法律学校，为青少年提供多种类型的维权服务。通过区域性的维权服务网络，经常了解本地区青少年的权益保护状况，为权益受到侵害的青少年及时提供法律帮助和法律援助，严厉打击侵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三、活动要求

创建青少年法律学校是一项长期活动，各单位要在共青团、司法行政、教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等县直部门的领导下，精心组织实施。

（一）青少年法律学校的创办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要认真总结经验，在全乡范围内创办青少年法律学校；要突出青少年特点，办出自己特色；要注重探索创新，讲求工作实效。

（二）青少年法律学校要和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有机结合起来

要按照“四五”普法教育规划的要求，把青少年法律学校和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活动、中小学聘请法制副校长工作、青年文明社区创建活动、基层团建工作、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要将青少年法律学校的工作情况作为申报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和青年文明单位的重要标准，严格考评。

（三）青少年法律学校要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中小学法制副校长要在青少年法律学校发挥重要作用，协调各个方面，把校内教育和校外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积极组织辖区内的中小学生参与法律学校的学习、实践活动。青少年法律学校教学内容要丰富多彩，形式要灵活多样，要注意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衔接，通过亲子双向、法制副校长、青少年法律学校等方式的教育，三方面相互补充，使青少年多方面接受法制观念，全面提高青少年法律素质。

法律学范文篇8

[关键词]法律方法法律解释关系论法律议论

一、引子：个案的启示

2002年发生在四川泸州的一起遗赠纠纷案，因其受赠人张学英为婚姻第三人这一敏感的身份（民间称为二奶，第三者），引发了广泛关注，并被称为自2001年《婚姻法》实施以来"公序良俗"第一案。（注：如中央电视台2001年11月27日《今日说法》："遗嘱算不算数"；《第三者是否有权遗赠》，载《青年报》2001年11月20日；《二奶与情人的遗产》，载《法律与生活》2002年第2期；《二奶持遗嘱要分遗产引用道德断案的界限在哪里？》，载《中国青年报》2002年1月18日。）有学者点评此案为法治过渡期道德伦理干扰法律的读本，很多法学界人士评价为"道德与法"的冲突，藉由法律优位于道德的原则和道德与法律的基本关系（注：如著名民法学者杨立新教授认为："判决黄某立遗嘱的行为是违反公序良俗和法律的行为是经不起推敲的，将自己的一部分遗产遗赠给与自己同居的人，完全是对自己私权的处理，完全是依照法律进行的民事行为……法院维护的应当是法律，而不是道德。"《2001年热点民事案件点评》，载《检察日报》2002年1月4日。）一再诘问法院的判决。本文的结果发现，法官的裁判远非停留于法律与道德孰轻孰重的简单层面，也非道德人治插足法治的遗风。在舍弃法律与道德这种宏大的价值叙事，专注于该案中法律方法的运用和法律解释的特有逻辑，对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方法进行理论抽象和解读，以期揭示该案在法律方法论层次上的独特启喻。

首先回溯这起纠纷案。黄永彬和蒋伦芳同是四川泸州某厂职工，1963年结婚，婚后不育，有一养子，现已成家。1994年黄与小自己22岁的女子张学英认识，于次年以"夫妻"名义租房同居，蒋多次劝阻无效。2001年黄患肝癌住院，张学英以妻子的身份一直陪伴照顾直到4月黄病逝。在住院期间，黄曾写下遗嘱并委托律师进行公证，是将个人财产6万元赠送张学英，后事与骨灰由张学英负责处理并安葬。待黄后事完毕，张学英持遗嘱要求蒋伦芳执行，被蒋断然拒绝。张学英遂诉至泸州市纳溪区法院，请求依据《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判令蒋伦芳执行遗嘱。

纳溪区人民法院经过两年多（超审限）的艰难审理认定，根据《继承法》第16条的规定（注："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黄的遗嘱是遗赠人真实意思的反映；但黄把遗产赠与"第三者"的行为，违犯了《民法通则》第七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的规定，也违犯了《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所以他将财产赠与张学英的遗嘱行为违反社会公德，遗嘱无效。据此，判决原告张学英的诉求不予支持。纳溪区法院的公开解释是：司法机关不能机械地执行法律，而应该在领会立法精神或目的的前提下执行法律。本案中，法院没有优先适用作为特别法的《继承法》的具体法律规范，而是直接援用了作为一般法的《民法通则》和另一特别法《婚姻法》中的基本原则。法官的理由是，如果优先适用《继承法》裁判本案，则结果是张学英胜诉，这会助长"第三者"等不良社会风气。

本案的判决引领着我们去查寻法官在裁判中运用的法律方法：首先，本案法官所援引的法律规范主要有两部分：一是《继承法》的规定，一是《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的规定。就《继承法》的适用而言，黄的遗嘱完全符合有效遗嘱的构成要件：有遗嘱人完全的意思表示，有立遗嘱的行为，且遗嘱经过公证具有较高的法律公信力。如果仅按此一部分法条（《继承法》）进行韦伯所谓自动售货机式的判决，遗嘱有效，张学英定胜诉无疑。然而法官并没有就此止步，他继续援引了第二部分的法条，就是《民法通则》第七条的规定和《婚姻法》规定。他先是从"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根据反关系推理[1]（第76页），推导出"不遵守社会公德的民事活动无效"的类推规范，将之作为大前提，并将赠与婚姻第三人张氏的财产遗嘱确认为违犯社会公德的民事活动，从而确立了小前提，根据规范主义三段论的逻辑必然得出遗赠遗嘱无效的结论。显然这两部分法律经过援引后得出的结论刚刚相反--一个是遗嘱有效，一个是无效，所以判决结论必定只能在相反的两个结论中取其一。法官再依据法律规范效力层级的规定--《民法通则》的效力等级显然要高于《继承法》，必然得出遗嘱无效的最终结论，于是张学英败诉。单从本案逻辑形式和法律推理方法上看（不考虑实体的适用和推理前提），本案判决无懈可击，既运用了推理逻辑和三段论，也符合规范法学效力层级的学说，一个严格适用法律的法官形象跃然而出。可为什么本案判决还遭到了法学家的质疑和诘问，被指责为破坏法律严肃性的读本呢？

其实法学家所反对的并非推理逻辑和三段论等法律形式逻辑的方法，而是一个事实的认定。法律事实并非客观事实，而是经证据公文支持并经合法程序质证和确认，由法官依法律规范确认的事实。[2]（第235-237页）法律事实的认定是一个多方博弈和法官主观分类加工的过程，其中三段论中小前提的确认就是指的这个过程。波斯纳将三段论看成"箱子"的隐喻其意义即表明：三段论中的大前提是一个个贴着标签的"箱子"规范，而小前提就是将事实"格式化"并按图索骥的装箱的过程。[3]（第49页）如果对事实的格式化和归类错误，或强行将事实削足适履式的格式化，法律上的三段论推论必定会发生对实质正义的扭曲。就本案而言，对其判决的批评集中在对援引《民法通则》第七条的理解上。法官认为将财产赠与婚姻第三人本身是违反社会公德的，而多数法学家却认为这种行为违反公德，但不违法，法律是最低层次的道德，法官是在用法律进行裁判，而非道学家以道德调整。因此在批评者看来，援引《民法通则》第七条时，其小前提即将遗赠第三者财产的遗嘱视为非道德的论断就欠推敲与斟酌，而如果小前提不能被认定，前述援引民法通则涉及公序良俗的第七条条款也就不能依靠三段式的推理得出遗嘱无效的结论。于是仅存在第一部分相关《继承法》的法条可以继续援引，依此得出的结论当然是遗嘱有效，而与判决的结论反向。

我们看到的是在同样法律神圣的逻辑前提下，面对相同的规范文本体系和逻辑原理，法官和批判者各自持有不同的结论和逻辑（注：有人认为法官运用的是道德逻辑而非法律。但是前述分析已清晰地表明了法官判决的法律逻辑，即法官如何判案都不能脱离民法规范体系而率性而为，即使法官在这里做了一个道德判断，但是他的判决最终要落实到法律规范上，也就是说，这个道德判断也是法律允许或要求他做出的，而不是他自由可将道德来贬损法律。）。该案遗嘱效力的决定因素不是规范文本和法律推理规则，而是法官和批评者的某些主观因素（在本案中就是一个道德事实之认定）；案件事实及围绕其产生的争论所体现的，恰恰不是如规范法学派所主张的那样以严密的规范体系和逻辑规则消减并掌控主观任意、体现法律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而是这些主观因素掌控了法律文本的采用和逻辑的隐现。这时正如费希所言，法律命题并不产生它们被用来证成的结果，但它们的确是司法判决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它们不是判决结果的渊源，却是法官取用的资源。对于法官和律师来说，与其说法律命题和法律话语是规范性的（即它们明示如何解答这个问题），勿宁称其为修辞学性的（即是你可以利用它们来说服别人相信你所提出的答案是对的）。[4]费希的话并非将法律置于精英手中的玩偶，也不是消解法律的稳定价值，而仅仅是指出：作为正义代表的法律，其稳定客观性不是绝对的，其中不可避免地存有杂质。绝对的法律正义只是一种理想。

这一论断暗示，法官/法律人思维的尚有其他动因（注：本案争论的相关人一方面是法官，一方面是法学学者，是典型的法律人内部的争论，他们的争论对法律方法思维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看来，法律文本和推理逻辑规律只是判决表面的、非决定性的"外套"，而被掩遮起来的法官/法律人个人的某些主观因素，可能就是决定裁判的操控因素，果真如此，则可以断定：法官/法律人的主观思维方法就是法律/司法方法的决定因素。进而继续在法官/法律人看似笼统的主观法律思维中寻找到某种规律，也就可能找到了法律/司法方法的路向。

二、法律方法的探知

法官/法律人的思维活动是否有径可察，隐含某种规律？对此，法律现实主义已泼过冷水。从卢埃林到弗兰克，再到批判法学和后现代主义，法官被描述成口含天宪、名实不符的权力角斗士，以法律之名行自我任意之实，这种任意受到了法官个人因素、宗教信仰和理念，甚至偏好、性情习惯的影响。在法律现实主义者看来，司法判决实际上也必然会变动不居，具有任意性，法律之外的多种因素借法官的主观判断吞噬着依法审判的净土，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就是一种法律的制造和改变，法条主义不过是幻想。

不可否认，法律现实主义的观点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的裂变中，以稳定性自居的实证法律体系疲态尽显，就连基本的事实认定都出现了困难，不得不靠司法的"创造性解释"和法官亦步亦趋的实践思维得以为继。正如吉尔茨所说："事实的爆炸，对事实的恐惧以及作为对这种爆炸和恐惧的回应而产生的对事实的蔑视，都日益混淆了法律的实践与对这种实践的反思。……法律之手正失去对各种事件的控制。"[5]（第78-79页）在这种背景下怀疑法律的现实主义观点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但是还应看到法官在审判中虽然应该破除法律万能的不败金身，但并非松解规范的缰绳由判决之驹自由驰飞。今天的法律仍以其在多元变动中求大同的顽强稳定性维护其可预测性的立身之本，法律作为公正的标尺，仍担纲维护秩序、防止权利受侵的基本规范作用。法官/法律人的任务仍然是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通过司法判决给当事人以稳定的预期。也就是说，法律体系在如今司法实践中虽然只是一个供随手取阅的书架，但它昭示人们所能获取的正义资源的范围，而且，只要按照书架使用说明（法条），就能够找到可供取阅的书籍（正义判决）。

法官主观思维活动的径路，即法律解释的稳定性何在呢？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主要面对两种对象物，一是法律文本，一是相关当事人和外部社会之力，主要是指舆论和利益集团。法官的活动主要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制肘。有关法律/司法方法的观点也主要涉及法官和这两方面因素的关系。其中法律解释论主要是指法官面对法律规范文本时候进行的活动；而法律议论和交往理论主要是指法官与当事人及团体间的互动关系。当然，二者的区分也不绝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证据博弈、舆论的张力都会作用于法官对法律事实的认定和法律规范的适用。如在遗赠案中社会舆论始终与婚姻配偶蒋氏共鸣，迫使法官不得不顾及伦理因素而舍《继承法》，径行援用《民法通则》就是明证。本文欲考察在上述两种因素的互动中，法官/法律人的法律方法异化了哪些法律逻辑的标准。

（一）法官与法律文本：法律学的解释学

就法官与法律规范文本的关系而言，法界对此问题共有三大流派：客观主义、主观主义和关系论。客观主义或规范主义的观点认为法律体系是一个包罗万象、疏而不漏的社会规范整体，[6]司法只是对法律机械的适用，法官审判只是法律的拟人化，文本即是权威，作为法律文本的权威诠释者--法官应把对文本的顶礼膜拜和概念作为行为原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严格的规范主义支撑着法学和法律实践，被奉为实现法治理想的圭臬。从奥斯汀开始，法理学就是靠规范主义走上了独立。直到现代，传统的法律客观主义观念漏洞百出时，德沃金仍试图将法律决定论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将原理、政策等整合成统一的法律秩序，认为司法判断就是与既存的法律文本整合。

其实，客观主义是建立在自启蒙就大力倡扬的理性主义传统的基础之上，这种传统相信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逻辑上，人的理性就是人的法，而支配人们行为的法律只能也必须是理性的体现和指示，所以法律可以高于事实而以理性的面貌出现。然而理性主义对人类智识过分的满足也使法律万能主义在现实中尝尽了苦头。法律和规范主义在面对复杂现实时的穷于应付，必然影响其确定性，进而危害法律的可预期性，使人们对法律产生怀疑。于是主观主义作为对法律客观性的一种反动而出现。前述的法律现实主义即是这种主观主义比较极端的表现之一。主观主义认为法律文本不仅丧失对法官的权威，而且沦落为法律解释者的工具，仅靠文本是无法得知法官的判决结果。法律适用于个案时，在适用者（法官）的主观上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源于法官的个性、话语的不确定性、社会经验、个体景况等因素。如果说规范主义是过分相信理性的理想主义者，主观主义就走向了悲观主义的另一个极端。主观主义是现代社会的"杞人"，总是忧虑法律体系的"天"会崩塌。然而正如本文在讨论法律现实主义时候所论及，现实并不似主观主义所担心的那么耸人听闻，客观法律体系并不是一夜即成，其本身是一个恢弘的复杂体系，具有相当的弹性和适应性；法官是经过系统法律训练的知识精英，会本守对法律的理想而维护法治，毕竟法治也是该阶层的立身之本和利益之源。所以即使在现代社会中，法律仍然以其稳定性成为最优的社会治理方略。

既然如此，那么有没有一种比较客观地表达文本与法官/法律人之间关系的妥当模式呢？对关系论进行一番考察或许能有所发现。关系论在很大程度上受胎于解释学，所以可以称之为法律学的解释学，[7]（第87-144页）它首先在批驳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二分法图式的基础上谋求超越："我们的思考阻止我们用解释者的主观性和要解释的意义的客观性去划分诠释学的问题。这样一种划分办法来自一种错误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是不能通过承认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辩证关系而被消除的。在规范功能和认识的功能之间做出区分，就是分割那种显然是一体的东西。法律在其规范中所表现的意义，从根本上说，无非只是事实在本文理解中所表现的意义"。[8]（第670页）关系论的一个优点是摆脱了主客观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中的重点论"，而是以解释学的方法专注于法官与法律文本之间互动过程的分析。如果视法律文本为被理解的对象，法官为理解者，哲学解释学这样破译了法官理解法律文本的过程："理解者和他要理解的对象都各有自己的视界。理解从一开始，理解者的视界进入了它要理解的那个视界。我们在同过去相接触，试图理解传统时，总是同时也检验我们的成见，我们的视界是同过去的视界相接触而不断形成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视界与传统的视界不断融合的过程，哲学解释学的创始人伽达默尔称之为’高界融合’"。[7]（第271页）在此背景下，法不再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是在理解中而存在，打上了理解者的主观烙印；法官也绝非任意的专断者，其要受到文本视界的制约。对法官来说，解释法律文本而判决的过程，就是将自己的视界与法律文本的视界相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法官可以允许自己的视界进入法律文本的视界（意义）中，但不能脱离法律文本的（意义）视界，也即"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两个视界限定了法官随心所欲的"矩"（界限）。在第三者遗赠一案中，一方面，法官如何判案都不能脱离民法规范体系率性而为，即使法官在这里完成了一个道德判断，但该判决最终要落实到法律规范上，也就是说，这个道德判断也是法律允许的范围，而不是法官任意地以道德来贬损法律；另一方面，民法规范作为一个原则加规则的体系，具有抽象性，如果法官认为遗赠第三者非属道德问题，也就不会援引民法通则，也就是说民法通则的相关规范在本案中的功能受法官的主观判断的影响。而遗赠第三者是否为道德问题，受法官/法律人自身视界的控制，法官和批判者对此问题前见的不同便形成了不兼容的判决结果。因而要想进一步的深入讨论就应在法律文本意义固定的前提下，将法官/法律人的前见进行分析，看看哪些因素可能影响法官和批评者的视界。

第一，伽达默尔认为人的理解具有性，"我们始终处于传统之中，而且传统也是我们的一部分"。[9]（第209页）历史是前见的一部分，对法官/法律人也无例外。法官的思维首先受到历史的影响。就本案而言，这种对法官前见的传统影响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是典型的伦理社会，伦理藉由国家强制力，对社会具有强大的钳制作用。伦理对社会的影响无限空远。即使在现今社会，伦理对社会的规范虽然较法律式微，但由于历史的连续性仍然在人的内心层面起着强烈的制约力。"二奶"在道德评判体系中居于恶之位级。即使在信奉法律的法官心中，"第三者"也是非道德的，送给"二奶"遗产更是违犯伦常。某种藉由伦理刺激的道义感加上社会舆论的火上添薪，如果判令"二奶"胜诉将使法官难以面对内心的自责。于是为迎合内心的道德基本需求而求助法律就顺理成章。这是历史在每个人的前见上留下的烙印。

第二，法官的前见也与文化或地缘有关。伦理社会的传统既是历史的，也是文化的。伦理文化也是影响本案法官判决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地缘中的熟人社会中，伦理的维系也是社会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官是本地的，当事人是本地的，所以判决是一定的熟人社会中的判决。如果伦理得不到维护，法官的威信将在本地受到贬损。而法官本身也对伦理抱有亲和的心理倾向，尽管契约的意思自治提示他要尊重经过公证的遗嘱，但法官会在不逾越法律的框架内尽力张扬本土的道德文化。就本案伦理特点而言，可以看到伦理文化传统的因素依旧在转型期的熟人社会中担任无以替代的要职。

第三，法官的判决也糅合进了一定的考量。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将人看成效用最大化者，他会依据自身的目的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这里的效用显然决不仅仅指经济利益，名声和精神需求都是衡量其大小的函数。法官作为理性人，也是效用最大化者，也受经济考量的影响。法官会衡量其判决的效用因素，一方面是判决的示范效应，判决是否满足了多数人心理上的正义需求；另一方面是判决的远期效应，即判决结果能否实现，是否利于执行，是否能最终化解纠纷冲突。在本案中，判决遗嘱的无效还是有效，显然选择前者的经济效用更大。因为如果判令遗嘱有效，一方面，本土文化环境对第三者的鄙视，则偏离关注此案的多数者心目中的正义标准，信守中立的法院在相当程度内失却公信力；另一方面，会使判决结果难以实现，增加执行障碍。基于上述两因素的考量，经济上效用最大化因素也使法官选择了遗嘱无效的判决。

但是，法官的裁决的前见无论是受限于历史、文化还是经济，终究还得在法律的限度内，不可脱离裁量的法律文本，法官判决和司法解释附属于法律文本。

（二）法官与司法参与者：法律议论（注：该概念源于季卫东的《法律解释的真谛--探索实用法学的第三条道路》一文。）

法官的裁判活动除法律文本外，还要受到法律议论的相关规则的制约。法律议论着眼于法律事件的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力求在交涉合意中求大同。[7]（第87页-144页）哈贝马斯认为规范有真理性，只要经过严密的理性程序和严格的理由论证，就能得出基于实践理性的相互主观合意的真理性规范。哈贝马斯通过理性交涉理论为我们展现了另一种主观判决合理性，但是他并没有考虑现实司法实践中的某些问题：一是法官和当事人在交涉过程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法官是居中裁判者，掌控司法裁量权，当事人无力与之抗衡，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司法判断的正当化；二是如何能保证多元化的价值观下能趋近真理性意见；三是哈贝马斯忽略了法律文本作为真理性规范蓝本的基础地位。我们力主引入"合理性"的范畴，也许可以弥补以上不足。

合理性（legitimacy，一译"合法性"，此处的法非法条之法，而更接近于自然法之意，为免于误解，本文称合理性），按哈贝马斯的说法是"一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10]，应用于司法中，直接指涉法官判决的最终基础，类似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论证程序，表明法官裁判权的最终来源于民众对国家垄断司法衡量的授权，如果判决违背合理性原则，法官的判决便无基本的公信力，丧失其判决的权源。而这种司法合理性源于法律议论的另一种模式，法官与代表合理性的舆论、集团之间的关系。合理性是司法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民众抵制司法任意的最后防线，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合理性是制衡司法是否正当与正义的刻度。其次，合理性本身就是一种交涉的逻辑产物，它代表了一种统一的结论，否则，社会就无法构筑政治法律这种复杂存在体，当然前提是这种合理性必须经由合理的程序的通道而生，这种合理程序要为少数者留下争辩反驳的空间，也就是哈贝马斯所提及的"严格的理由论证"。最后，合理性与合法性非属冲突概念，而是用以修复合法性的缺陷、监督合法性的机械僵硬，因此它并不恫吓法律文本的存在，而恰恰要重视法律文本的存在，因为法律文本依据经典的社会契约理论本身就是合理性的体现。

以上分析揭示出了法官的思维运行轨迹，它涉及法官与法律（规范）文本、法官与当事人和社会族群，以及上述两重关系之间微妙复杂的互动关系，法官的司法解释体现出了多维因素的互动与合作，在这个复合向度的多维体中，简单的线型三段论的逻辑也好，平面化的法律解释关系论也罢，都无力包容该多维体、穷于描述其交互关系。一个法条的适用与否并不以事实的小前提是否成立，在它的背后是法官与文本解释性的互动以及法官与当事人及合理性集团博弈的结果，其中有机的融入文化、政治、价值等种种曾令规范主义鄙视的法外之物。

三、结语

张学英一案，其标本意义在于它演示了现实的法律运行逻辑有别于传统理性司法的三段论推理，尽管表面上两者似乎合致。曾几何时，简单明快的理性法律和逻辑智识曾被法治体系设计师们引以为傲，是法律理性主义者心目中达致正义的唯一通道。但是现实的司法实践明显越出了人的主观理性的预想空间。在经历智识的局限、法律的不能、客观主义的幻灭和主观主义的失望之后，法官探知到了一条通往"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径路，上面标有如何保有理性逻辑下应付复杂现实的路向灯。看来，法治之所以为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所青睐，原因概在于此。正如哈耶克所言，我们无法以唯理主义的态度来预测法治和法律方法的。但理性源于知识的积累和智识系统的努力，（注：哈耶克认为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是无法以唯理主义的态度来预测的，但是他又主张文明是人行动的产物，理性来源于知识的积累和智识系统的努力，这也说明我们面对文化融合并非手足无措。）而法律方法和司法理念的更新正是维护和实现理性法治的重要努力之一。

注释：

[1]何雪勤.形式逻辑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2]苏力.送法下乡--基层司法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3][美]波斯纳.法[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陈弘毅.当代西方解释学初探[J].中国法学，1997，（3）：33-38.

[5][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A].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6]陈金钊.法律解释学的转向和实用法学的第三条道路（上）[J].法学评论，2002，（1）：24-28.

[7]季卫东.法律解释的真谛--探索实用法学的第三条道路[A].季卫东.法治秩序的构建[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8][德]伽达默尔.真理与[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法律学范文篇9

一、爱岗敬业，乐于奉献

爱岗敬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更是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基石。一位老师只有具备了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才会在教育实践中，全身心地投入，潜心钻研业务，努力掌握现代科学理论知识，广泛搜集最新教育信息，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我想，既然我选择了教育事业，那就要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无私奉献。因此，在工作中，我力求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尽职尽责地完成每一项学校安排的工作，不求最好，但求更好，不断地挑战自己，超越自己。

人们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要有一桶水。”诚然，在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今天，我认为“一桶水”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是“源头活水”，如果你经常计较个人利益，把教书当成一种索取，就难以引导学生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对此，我始终把无私奉献融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作为一种崇高的信念，自参加工作以来，从没因事耽误学生一节课，认真备好上好每一节课，并且每节课都进行检查，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认真分析学生不足的原因，及时查找在备课和上课中的不足，反思自己的教学。八年教学教育工作，虽不算很长，但我知道对于一个深爱自己事业的人来说，必须把学生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事业放在第一位，时时刻刻为自己的事业奉献着。八年来，每每想到一批批学子成长进步，我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真正体验到人生的价值，奉献的可贵。

二、爱上学生，安于教学

有句俗话说：“谁爱孩子，孩子就爱他，只有爱孩子的人，他才能教育孩子。”因此，教师应用自己博大的爱去温暖每一位学生。教师只有热爱学生、尊重学生，才能去精心地培养学生，只有爱得深，才能更认真、更耐心、更细心地对学生进行教育。

教育学生，最重要的是要倾注爱心。教师没有深切的爱就难以收到理想的教育效果。用爱心架起师生心灵的桥梁，注意寻找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及时给予表扬，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心。热爱学生、关心学生的生活，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及时排解学生的思想困惑，公平地处理学生之间的矛盾纠纷。理解“差生”，从不冷嘲热讽，而是耐心地帮助他们找差距，给他们安排适当的角色，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对于他们的一点点进步及时给予鼓励，使他们感到自信。

三、爱生上进，严于律己

“教师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要成为一条常流常新的小溪。”这就向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师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完善自己，以求教好每一位学生。于是我不断勤奋学习《新课程标准》及新理论，积极参加各种学习培训和听课、讲座等活动，与同组老师们共同探讨教学中的每一个困惑，结合本组的实际情况认真钻研教材，备好每一堂课，尽量做到理论和实践互动，努力成为一名乐学善思的学习型老师。

法律学范文篇10

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必然是它的反映。在国际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其主体的活动和关系总是要涉及到各个方面和各种法律体系，在客观上形成种种相互交错的关系，引起各种跨国性的法律问题，绝对会沿着法学家人为的分科界限去发展。这些跨越国境而发现的种种法律关系，广泛涉及到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的各个部门，作为综合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而形成有机联系的统一法律体制，有其本身的独立性和特点，正是跨国经济关系多样性、复杂性的客观反映，不是人为的揉合，从而以国际经济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经济法学也具有其自身特点和独立性。它既不同于仅以研究国家（及国防组织）间关系为对象的国际法学，也不同于以研究涉外民事关系中冲突规范为对象的国际私法学，有其本学科固有的科学规定性，不是出于法学家人为的设计。如果忽视这点，拘泥传统观点，把国际经济法纳入国际法或国内法某一法学分科，是无异把本来属于统一的国际经济关系，人为地加以割裂，必将导致理论上的混乱和法律适用上的困难。因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首先要问的是，客观现实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法是什么？”“法从何所出？”只有立足于这一基点，运用综合的方式，着重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相互联系，去探索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问题，才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拘束，面对现实，解放思想，扩大视野，在广度和深度上开拓这一新兴法学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

再证之科学发展的历史，几种相关学科交叉而综合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或称边缘学科，或称交叉学科甚至称为综合学科者，其例并非鲜见。在自然科学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也不断出现新的突破，终至形成各种跨学科的新兴学科者，有物理化学、仿生学、生物化学、生态学、生物物理学等等。在法学中也不乏先例，如国际海商法学又是在长期实践中，随着海商事业的发展，综合国际海商和条约及各国海惯例商法而形成一支独立的法学分科。所以，国际经济综合国际法和国内法两种规范发展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科，又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国际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范围，广泛包括国际有关商品与资本流通的各种法规、法制及有关的法律问题，还可细分为关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货币、国际技术转让、国际税收、国际劳务协作乃至国际经济组织等的法规及法制的问题。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的法学学科，在研究方法上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理论联系实际。这是研究一切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国际经济法是法学领域中一门实用学科。国际经济交往中要涉及到各国政策和利益，而由于各国利益不一致，诸多矛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其情况尤为严重，因而，使国际经济关系中出现的法律问题极为复杂，难于解决。研究国际经济法，必须避免就法论法，或流于纯法理的探讨，要面对现实，从实际出发，坚持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精神，运用科学方法，去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找出主要矛盾之所在、问题的实质所在，并联系国内外司法、立法实践，用国际经济的基本理论，去解决矛盾，解决问题。特别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发展国际经济关系，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研究国际经济法，应立足本国，联系我国涉外经济司法实践及我国在对外经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使研究工作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及社会主义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