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完善范文10篇

法律完善范文篇1

关键词：公司法；公司瑕疵设立；瑕疵设立效力；瑕疵矫正制度

一、公司瑕疵设立概念

当今社会，公司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承载了个人、集体、社会等多方面主体的利益。公司最为特殊的一点是其拥有“法人性”，赋予公司拟制的法律人格，是社会进步的一大壮举。由于公司具有法人人格，它就和公司成员的人格独立开来，自己独立的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因此，想要成立公司，就需要公司的设立符合法律规定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然而，在社会实践中，一方面，由于人具有本能的趋利避害的心理，投资人在利益的驱使下会存在投机心理，使公司的设立不满足实体条件或程序条件，以降低公司设立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商法的立法价值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相较于公平便处于首位，盈利又是投资人追求的主要目的，在违反公司设立条件取得法人资格的惩罚措施略显单薄的情况下，设立条件往往不被设立人遵守。所以，如果公司在设立的过程中，没有完全遵守法律规定的条件，却获得了公司登记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则称其为公司设立瑕疵或公司瑕疵设立。

二、我国公司瑕疵设立的立法不足

（一）公司瑕疵设立的事由范围过于狭窄

上述部分，笔者阐述了公司瑕疵设立存在行为人主观上的原因，也存在客观上的原因。根据主客观标准对公司瑕疵类型进行划分的话，公司瑕疵类型有譬如发起人存在行为能力，或者意思表示缺陷的设立人资格瑕疵、发起人出资不到位的出资瑕疵等主观瑕疵；有发起人人数不足的设立人人数瑕疵、章程必须记载事项欠缺或违法的章程瑕疵、设立程序不符合规定的程序瑕疵等客观瑕疵。因此，公司设立瑕疵类型多种多样，然而，我国公司法立法仅仅对出资瑕疵、虚报注册资本、提供虚假材料和隐瞒重大事项等有限的瑕疵类型作了界定，对于设立公司同样重要的设立人人数、章程等问题如果出现了瑕疵，公司法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也没有对这些类型的瑕疵作何种处理加以规定。立法本源上存在缺陷，司法实践就无法对于实践中出现的复杂的公司瑕疵问题做出全面的回复。

（二）公司瑕疵设立救济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公司法》在出资瑕疵中，规定了未完全出资的出资义务人的补足出资矫正义务，这是对于出资瑕疵的一种救济方法；除此而外是《公司法》198条对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事项的行政处罚规定，除了上诉两种规定，别无其他规定，更别说是对于公司设立瑕疵的法律效果的规定了。众所周知，法律规定公司瑕疵设立的效果至关重要，因为这表明了法律对于存有瑕疵的公司的态度，是宣告无效还是可撤销，抑或是承认瑕疵公司的法律人格，将其看成是健全的公司？只有当法律态度明了了，商业实践和司法实践才能在相关活动中有所遵循，否则，十分影响商业交往秩序。另外，每一个交易相对人都希望与法律人格健全的公司交往，因为交易安全是商业交易重要的考虑目标，如果公司存在瑕疵，法律还没有成文的规定去解决公司瑕疵问题，恐怕商事交易安全问题令人尤为担心。

三、境外对公司设立瑕疵的处理模式

现代社会，在现有的公司设立的制度架构里，公司设立瑕疵无可避免，而上述谈到我国对于公司瑕疵设立的立法理念模糊，没有建立完善的公司瑕疵设立处理制度，那么我们将视角转向域外，看一看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的国家，对于公司设立瑕疵的处理方式值不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

（一）英美法系国家对公司设立瑕疵的处理模式

英国的公司法认为，如果公司获得了公司注册机关颁发的设立证书,那么，即便公司在设立的过程中存在违反公司法规定的情形，公司仍然具有法人人格，公司有效存在。这是公司设立证书的公信力理论，又称为“结论性证书规则”，其源自于1862年的英国《公司法》，在经过此后几次的公司法修订后，“结论性证书规则”逐渐成为英国公司法上的重要原则。只要公司登记机关对公司颁发了设立证书，该公司则被认为有效设立。除非公司设立严重违法，才不承认公司法人人格。对于美国而言，美国起初只是个别承认有瑕疵公司的法律人格，即只承认既成事实公司、法律上的公司，对于其他大部分存有瑕疵的公司，都是采取否定其法律人格的态度。然而，这一处理模式过于强调例外情况承认公司的法人人格，加上法官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容易破坏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因此，美国也逐渐认同了英国的做法，逐渐采用“结论性证书规则”，原则承认瑕疵公司的有效成立。

（二）大陆法系国家对公司设立瑕疵的处理模式

大陆法系的国家根据民法上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理论，认为公司设立也是一种法律行为，如果该法律行为不符合法律规范，就应该被宣布无效或者撤销。所以大陆法系的国家采纳的是公司瑕疵设立原则否认主义。例如日本，既规定了公司瑕疵设立无效制度，又规定了公司瑕疵设立撤销制度；法国则规定了公司瑕疵设立无效制度然而，不论是无效制度还是撤销制度，从其法律效果来看，都会导致否认公司的法人人格，而公司作为多重主体利益的集中点，被否定法人人格会影响交易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因而，大陆法系的国家在宣告公司无效或撤销前，都采取了各式各样的具体的公司瑕疵设立的补正制度，允许公司补正瑕疵以维持公司的法人人格，尽量减少公司被宣告无效或撤销的情形出现。

四、我国公司瑕疵设立的立法完善

纵观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于公司瑕疵设立的处理方法，我们不难发现，即便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对待公司瑕疵设立的具体制度上有不同设计的思路，但是其理念是相通的，都是尽可能地去维持公司的存在。这体现了现代商法中，日益重要的企业维持原则。针对我国暂时还没有完善的公司瑕疵设立的制度构建和借鉴学习域外对于公司瑕疵设立的处理模式，笔者提出三点建议：

（一）确立公司瑕疵设立的一般有效性原则

我国公司法在公司瑕疵设立的效力上没有给予回应。从《公司法》第30条、第93条的规定可以看出，不否认公司瑕疵设立的有效性。因此，笔者认为，不如直接从正面回应，在立法上确认公司瑕疵设立的有效性，并将其作为商法的一般性原则加以看待，对于公司的瑕疵，责令相关责任人补正。笔者认为，公司设立存在的瑕疵并不影响公司的有效性，其理论根据在于，公司作为商事组织的基础和核心，它是社会商事交易的结点，企业员工、公司高管、公司投资人、交易相对于的利益都汇聚于此，如果宣告公司无效，一切回到原点，那以此为结点的众多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都被损害，严重破坏了商事交易的秩序，也严重损害了社会群众的财产安全。若是咬文嚼字的话，我们知道“瑕疵”的汉语解释是“小的缺点”，对于公司设立中众多的程序要件和实体要件，仅仅有一些设立瑕疵就要否认公司设立的有效性，未免太大材小用。所以，从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角度出发，采取公司瑕疵设立一般有效性原则，只要公司获得了公司登记机构颁发的营业执照，即便公司在设立过程中不完全符合公司法要求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公司仍然有效存在。那为什么不选择大陆法系国家的无效或者可撤销制度，原因在于，采用了无效或者撤销制度，由于公司有效存在涉及大多数人的利益，涉及社会公共安全，要贯彻企业维持原则，还是需要通过具体的瑕疵补正制度剔除瑕疵，使公司具有法人人格。尤其是不能向日本那样根据公司的类型，既设立无效制度又设立撤销制度，这是人为的使立法复杂化。所以，简单明了地规定瑕疵设立原则有效即可，只不过需要通过详细的制度设立去矫正公司瑕疵。

（二）确立公司瑕疵矫正制度

之所以要确立公司瑕疵矫正制度，是因为虽然公司瑕疵设立不影响公司法人格的获得，但是公司设立瑕疵的行为仍然是违反《公司法》或其他制定法的行为，公司法人格的维持并没有使公司违法行为合法化。只有通过设立瑕疵矫正制度,公司在设立过程中的瑕疵才能消除，公司才能从违法公司变为完全合法的公司。目前，我国《公司法》在出资瑕疵中规定了未完全出资的出资义务人的补足出资矫正义务，但矫正义务没有形成一个制度体系。笔者认为应当规定一般化的公司瑕疵设立矫正制度，并且瑕疵矫正制度应该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以供司法审判机关有法可循。譬如规定瑕疵的类型和各类型瑕疵矫正的主体、瑕疵矫正的期限。尤其要规定瑕疵矫消除主体的法律责任，因为没有法律后果的法律规定，像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没有威慑力。

（三）规定瑕疵制造者的法律责任

目前，我国公司设立瑕疵的责任方式主要是行政罚款，民事责任仅仅针对发起人出资瑕疵时的违约责任、补充责任及连带出资责任。为了减少公司瑕疵设立的情形，应当构建瑕疵制造者的法律责任体系，明确其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再从事前、事中、事后规制全面对其进行威慑，责令瑕疵制造者严格遵守法律规定设立公司。正如英美法系国家，他们没有无效或可撤销的公司瑕疵设立制度，但瑕疵设立并没有恣意妄为，正是因为其对于瑕疵制造者有体系化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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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完善范文篇2

原“统编教材”所持的观点，受到以后许多学者的批评。这种批评在1997年召开的全国劳动法学会年会上仍在延续。侯文学在所提交的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法律关系客体新探》中指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什么？在劳动法学研究上，曾一度有一种令人不解的现象：即在劳动法学教科书中一般只讲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内容，而对客体问题只字不谈。究其原因，在于法律关系客体问题在整个法学界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劳动法学界对劳动法律关系客体也未必能讲清楚。但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既然大家公认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法律关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就应研究它，讲解它。否则，劳动法律关系的理论就不完整。

这一批评显然有一个理论前提：法律关系“三要素”理论是各个部门法学的通用件。某一个部门法的法律关系没有“客体”，该部门法的法律关系理论就不完整。依笔者看法，以“三要素”理论来说明一切法律关系的观点本身是值得探讨的。

有关法律关系的理论最初是在西方民法中产生的，后来在前苏联法学中得到发展，并引申成了法律关系构成的“三要素”理论。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国内外法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下是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各种法律关系都无不例外地存在“三要素”，即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客体。我国学者基本上都接受了这种观点。

张文显认为，从语义上，“客体”与“主体”相对，指的是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所指向、影响、作用的客观对象。它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任何一种关系都需要中介，关系通过中介而发生，又通过中介而构成。按照这种观点，法律关系的具体客体是无限多样的，把它们抽象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七类：（1）国家权力，（2）人身、人格，（3）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4）法人，（5）物，（6）精神产品（包括知识产品和道德产品），（7）信息。这七类客体可以进一步抽象为“利益”或“利益载体”等更一般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说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定的利益。（注：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179页。）

在人身法律关系的客体上，我国民法学者以“三要素”理论为基础，形成了“身体说”、（注：参见郑新剑：《“人身”不能作为民事权利的客体吗？》，《法学评论》1986年第6期。）“精神利益说”、（注：参见郑立：《关于人身权概念的思考》，《法律学习与研究》1990年第2期。）“无形利益说”（注：参见王利明主编：《人格权法新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三种观点。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为了给人身法律关系找客体，民法学者们已经突破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为物、行为、非物质财富的观点，将“身体”、“利益”引入客体的范畴。

第二种观点认为，并不是每种法律关系都存在着客体，只有与物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才存在着客体问题。

周沂林、孙皓晖等人对“三要素”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所谓法律关系三要素构成说是一种杜撰。法律关系就是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它根本不是什么缺一不可的三要素构成的。所谓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从对财产法律关系的研究中引申出的非一般概念。全部混乱来自于这种无根据的引申。”他们认为，在财产法律关系中，人与人的法律关系是就某一财产而发生的，如所有权关系，人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占有、使用、处分该财产以及相应的他人的抑制行为构成法律关系的内容。对于这样的关系，之所以能够提出而且也有必要提出客体问题是因为在现实的经济关系中，财产物本身的性质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对某项消费品拥有的所有权与对某项不动产拥有的所有权在自由处置上要受到完全不同的限制。前者限制很少，后者限制很多。可见物本身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要影响到权利义务的实质内容。只有与物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才存在着客体问题。在财产法律关系中，人与人是就某一财产而发生的，财产物则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但是这样一种结构并不具备一般意义。（注：参见周沂林等：《经济法导论》，未来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245页。）

笔者认为，把“三要素”理论不加限制地引申到一切法律关系中，断言一切法律关系的构成都包含客体要素是不恰当的。其结果是法律关系客体外延全面且又广泛，而内涵却丧失了任何规定性。这种法学理论对于我国的立法并无指导意义。

法律关系是法律从静态向动态转化，从宏观向微观转化的重要环节。它是特定主体之间依据法律而产生的一种非常具体的联系。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应是法律关系主体所能直接控制的东西，而不应该将其说得过于玄乎。对于有些法律关系，如某些行政法律关系，法律只要明确行政机构的行政职责以及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即可，并无必要再确定一个所谓的客体。

将人身法律关系的客体概括为“无形利益”、“精神利益”，按这一思路，财产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可以说成是“物质利益”、“有形利益”，所有的客体都可以归结为利益。法律关系归根到底总是一种利益关系。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各类利益的人格化，法律关系的内容是主体利益的规范化，权利乃是法律保障的利益。可以说，利益是基础性的内容，而法律关系相对说来是一种表象性的内容。将基础性的内容直接引入表象的层次，不能不说是一种理论上的混乱。

但据此而主张“只有与物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才存在着客体问题”的看法未免矫枉过正。它忽视了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判断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客体的标准应当是两类：一是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客观上存在着共同指向的对象；二是这种对象化的情况是否会反作用于主体双方具体的权利义务，从而对法律关系的内容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只要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就有必要将客体独立出来加以关注。反之，则并无必要给其硬安上一个客体。

就劳动法律关系而言，劳动力正是劳动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劳动力的不同类型，显然也直接影响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的实质内容。例如，有劳动能力、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脑力劳动能力、体力劳动能力等受到的限制完全不同，在劳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也不相同。劳动法律关系和其他财产法律关系的重要区别也是客体不同。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在法律关系的研究中，“三要素”论未必具有普遍意义，但劳动法律关系还是应由“三要素”构成。认识这一点，对于正确认识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很有意义的。

二、我国从事劳动法学研究的绝大部分同志，在“三要素”理论的基础上，为劳动法律关系寻找“客体”，并形成了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法律关系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这种观点可称之为“多样说”。在较早的著作中，有的学者将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概括为：（1）实现劳动过程的劳动行为，如实施劳动的行为；（2）与劳动行为有关的其他行为，如民主管理行为；（3）物，在劳动保险待遇和集体福利事业方面，客体是货币、疗养院、托儿所等设施；（4）人，如在职工调动方面，调入方与调出方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客体是职工。这种观点将一些不属于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包括进来，错误比较明显。如职工调动中调入方与调出方是两个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并不是劳动法律关系。随意扩大劳动法律关系的范围，就会使劳动法律关系因丧失特性而难以深入研究。

“多样说”的观点在以后的论述中，逐渐演变为一种空泛议论。一些著作只是重复民法教材中的表达，笼统地指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物、非物质财富、行为。（注：参见史探径：《劳动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这种观点忽视了劳动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区别。民事法律关系是一类概念的统称。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笼统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只有具体的购销合同关系、加工承揽关系、损害侵权关系等等。各类民事法律关系完全是独立的。如果我们不是断言一切法律关系的构成都包含客体要素的话，未必每一个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都存在着客体；就是在存在客体的情况下，各类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也不相同。民法学的重点应在于研究各类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区别。如果当我们说到每类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时，只是简单重复“物、非物质财富、行为”，就毫无意义。劳动法律关系是具有多项内容的整体，是带有综合性的法律关系，如劳动者的劳动权、休息权、劳动安全卫生权、劳动报酬权、民主管理权；用人单位的招工权、用人权、奖惩权、辞退权、分配权。这是每一劳动法律关系都包含的内容。当我们说，这种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物、非物质财富、行为”时，由于外延的无限扩大，而使内涵丧失了任何规定性，成为一种无意义的理论演绎。

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法律关系具有单一性的特征，这种观点可称之为“单一说”。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劳动法律关系之所以缔结，是因为劳动者一方需通过劳动法律关系提供自己的劳动，并通过提供劳动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实现自己一定的物质利益；用人单位一方则通过劳动法律关系获得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并通过使用众多劳动者提供的总体劳动创造社会财富，实现国家的利益。这是劳动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劳动过程中其他具体的权利义务都由劳动所派生，都不可能离开劳动而独立存在。所以，“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活动，或劳动行为”。（注：吴超民：《劳动法通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与前一种观点相比，这种观点对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的概括更为明确，故为大部分劳动法研究者所赞同。（注：参见龚建礼、吴思、李琪：《劳动法教程》，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李景森主编：《劳动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我国学者对劳动行为的理解只限于“劳动者的行为”。而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注意到劳动法律关系还应包括集团劳动法律关系的学者，多少对这种观点有了修正。劳动行为“既指雇员的履行劳动行为，也指雇主的管理劳动行为，在集体劳动法律关系中，还指雇员组织的集体劳动行为”。（注：杨体仁主编：《劳动法学》，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5页。）从这一修正可以看出，持“单一说”的学者已经多少意识到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涵盖性不够。但将劳动行为扩大为管理劳动行为和集体劳动行为，已经有些牵强，尽管如此，仍不够完整。劳动行为只是说劳动力的使用，而劳动法律关系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劳动力的保护，如休息权、劳动安全卫生权等等。

第三种观点认为，劳动法律关系客体具有主从性的特征，这种观点可称之为“主从说”。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劳动法律关系客体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态是复杂多样的，视其在劳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可分为基本客体（或称主客体）和辅助客体（或称从客体）。基本客体是劳动行为，即劳动者为完成用人单位安排的任务而支出劳动力的活动。它作为被支出和使用的劳动力的外在形态，在劳动法律关系存续期间连续存在于劳动过程之中，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关系中主要承载或体现用人单位的利益。辅助客体是劳动待遇和劳动条件，即劳动者因实施劳动行为而有权获得的、用人单位因支配劳动行为而有义务提供的各种待遇和条件。后一类客体的特征在于：一是从属和受制于劳动行为，二是主要承载体现劳动者的利益。（注：王全兴、吴超民、张国文：《中国劳动法新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主从说”综合了“多样说”和“单一说”的优点，将对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的认识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无论是上述的哪一种观点，都主张将“劳动行为”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这就无法回避一个逻辑上的混乱：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也体现为主体的劳动行为。以守纪义务为例，无非是要求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和企业规章制度进行的劳动行为，也被我们归为劳动者的劳动义务。把同一行为既称作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的内容），又称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无论如何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

这种理论混乱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劳动法学的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是法律关系的客体。有的学者否认行为是法律关系的客体（权利客体）。照此理解，劳务合同中雇主的权利，在家庭关系中子女得到‘抚养教育’的权利、父母得到‘赡养扶助’的权利，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互不受虐待或歧视的权利等等权利所指向的对象，就无法解释。这类权利所指的对象正是对方的行为。”（注：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这种论证恰恰说明只要从“法律关系必须存在三要素”这一前提出发，为了给每个法律关系都找到客体，就只能容忍将同一行为既称作法律关系的内容，又称作法律关系的客体这样的混乱。否则，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权利所指向的对象，就无法解释。”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一定要承认“法律关系必须存在三要素”这一前提？笔者认为，这一前提本身是一种虚构，也没有必要容忍由这一前提必然带来的理论混乱。

当我们要消除这种理论混乱时，就可以发现以上“多样说”、“单一说”、“主从说”均不能成立。对以上各种观点更深一步的研究，还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关于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的认识，除了满足“三要素”理论的范畴体系的自身需要外，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的叙述都只局限于总论部分，而一旦进入具体制度的介绍，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基本上不再提及。这还是一种比较表面的认识。为了推动劳动法学的深化，就有必要进一步创新。

三、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指向的对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种对象是劳动力。马克思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0页。）劳动法律关系是因劳动者有偿让渡劳动力使用权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劳动者作为劳动力所有权者有偿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力，用人单位则通过支配、使用劳动力来创造社会财富，双方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就是那种蕴含在劳动者体内，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才会发挥出作用的劳动力。

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劳动力具有如下特征：（1）劳动力存在的人身性。劳动力存在于劳动者身体内，劳动力的消耗过程亦即劳动者生命的实现过程。这使劳动法律关系成为一种人身关系。（2）劳动力形成的长期性。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周期比较长，一般至少需要16年，有些能力的形成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形成体力和脑力的劳动能力需要大量的投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部分投资主要是劳动者个人负担的。（3）劳动力存续的时间性。劳动能力一旦形成是无法储存的，而过了一定时间又会自然丧失。（4）劳动力使用的条件性。劳动力仅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只有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劳动力的这些特征要求国家对劳动力的使用采取一些特殊的保障措施，既能使劳动能力得以发挥，又能使劳动者不受伤害。

明确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力，将对劳动法学体系的建立产生积极的影响。劳动者是主体，而劳动力是客体，正是劳动力与其所有人在经济意义上分离决定了劳动法律关系是具有私法因素的契约关系；而劳动力与其物质载体-劳动者在自然状态上的不可分，即劳动力的人身性，又决定了劳动法律关系在运行过程中须以国家干预为特征，具有公法因素。

明确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力，通过恰当的分类，有利于劳动法的制度建设。劳动法律关系的各项权利义务都是紧紧围绕着劳动力展开的，大体可分为劳动力的让渡、劳动力的作用、劳动力的保护，这些关系在客体上有区别。

劳动力的让渡关系。在劳动者择业和用人单位招工的关系中，劳动者和劳动力使用者旨在建立劳动力让渡关系，随着劳动合同的普遍推行，劳动力的让渡条件和形式将由合同约定。作为客体的劳动力是一种潜在的形态的劳动力，亦即劳动能力，招工的程序实际上是考察这种潜在劳动力的程序。以潜在的劳动力为依据，还可将劳动力进一步分类。从体力方面常分为有劳动能力、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从智力方面往往根据教育程度、任职资格等进行分类。

劳动力的使用关系。在劳动报酬权和企业用人权的关系中，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是使用中的劳动力。潜在的劳动能力是一种非对象化的东西，无法精确计量，难以直接成为劳动报酬权的客体。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集体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个人的行为往往是溶合于整体劳动中，通过执行劳动纪律使劳动者的行为符合企业的整体要求。劳动者有偿地让渡劳动力的使用权，具体化为劳动者按用人单位的要求进行劳动，用人单位按劳动量进行分配这样一种劳动力的使用关系，以运动形式的劳动力为客体。以使用的劳动力为依据，也可将劳动分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本职劳动、兼职劳动等等。

劳动力的保护关系。劳动力与它的物质载体-劳动者的身体密不可分。在休息权和劳动安全卫生权关系中，是以劳动力的物质载体为保护对象的。我国的工时制度、休假制度、劳动安全卫生制度是为保障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得到安全和健康而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其目的是使劳动者的人身受到保护，从而保护劳动力。以劳动力的物质载体为依据，常以男、女、老、中、青、成年、未成年来分类。

四、笔者在1994年出版的几部教材中将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概括为“劳动力”，（注：参见董保华主编：《劳动法教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8～60页；董保华主编：《劳动法与劳动争议实用手册》，中国检察出版社1994年版，第70～71页。）近年来在其他学者的著作和文章中也看到了一些比较接近的提法。（注：参见许建宇：《劳动法新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8页。）但是，均未充分展开论证。要确立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力的观点，还须对有关的批评作回答。在我国曾作过较为系统批评的当推史探径同志。

他认为，劳动力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奴隶社会，奴隶不能充当权利主体，只能充当权利客体，他是奴隶主所有的财产，当然谈不上他的劳动力另外有什么性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先是承袭罗马法的旧观念。在1804年公布的《法国民法典把雇佣劳动力当作租赁关系，直到1900年《德国民法典》才专门规定了雇佣一节。不论《法国民法典》，还是《德国民法典》，虽把劳动者当作主体，却把劳动力当作权利客体，劳动力与其持有人分开。20世纪以来，劳动法成为独立的部门法以后，情况才根本改变。劳动法要促进劳动人格的实现，使劳动力完全人格化，劳动力与持有者合一，由客体转为主体，其目的是促使对劳动者的完全保护。劳动契约中规定，雇主并非单纯地有偿接受受雇人的劳动行为，而且要对受雇人在劳动中的安全和健康以及保险、福利等全面负起责任。（注：参见史探径：《劳动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80页。）笔者对这一结论不敢苟同。

奴隶社会存在人身所有关系，不仅生产资料成为私有物，劳动力也被视为私有物。“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人变为奴隶，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2页。）劳动者成为侵略战争的掠夺对象，成为债务的抵押品，成为商品的一个品种。奴隶主占有了奴隶的人身，也就占有了其藏于躯体内的劳动力。这时成为奴隶主财产权客体的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者。封建社会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中世纪在权利问题上采用了一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它把个人及其权利都归结为“身份”，身份关系决定一切，从而使权利成为极少数封建主的权利，权利是作为一种特权而存在，这时劳动者只是作为一种义务主体而存在。可见，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劳动力的所有与劳动力的使用完全统一，并不存在两者的分离。

资本主义社会既不存在奴隶社会那种人身所有关系，也没有封建社会那种人身依附关系。资本主义制度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使劳动者（工人）完全失去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另一方面却也使劳动者在法律上获得了完全的人身自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所有与使用必然在经济意义上分离。这种分离是作为一种历史的进步而出现的。我国的经济曾向自然经济的方向演变，这正是回避劳动力有偿转让这一事实的客观基础。实际上，当劳动力完全由劳动者自行支配时，就不存在现代意义上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分别为当事人的劳动关系，也不存在调整这种劳动关系的劳动法。

法律完善范文篇3

论文摘要：金融立法既是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主体和金融业务法律关系的规范和调整，也是对金融监督管理者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和约束。金融法律制度的最根本目的就是防范金融风险，规范和调整金融监督管理者、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客户之间的法律关系，强调对金融机构客户合法权益的保护，通过在政府失灵的领域强化监督管理，发挥市场在金融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实现金融管制与市场自律之间的平衡和协调发展。

有市场就会有风险，有金融市场就会有金融风险。因此，金融立法的主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金融监督管理者可容忍的范围和金融机构可承受的区间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金融风险的防范、控制和化解离不开金融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有效执行。

一、中国目前的金融风险状况

金融风险作为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变化、市场波动、汇率变动、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管理不善等诸多原因，存在着在资金、财产和信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近几年我国金融风险呈整体下降趋势，但潜在的风险仍然较大，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些风险不容乐观。目前中国金融体系中有三类风险比较突出。

1．信用风险仍然是中国金融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贷款和投资是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活动。贷款和投资活动要求金融机构对借款人和投资对象的信用水平做出判断。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金融机构的这些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借款人和投资对象的信用水平也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下降。因此，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个主要风险就是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即信用风险。

在经营过程中，如果金融机构不能及时界定发生问题的金融资产、未能建立专项准备金注销不良资产，并且未及时停止计提利息收入，这些都将给金融机构带来严重的问题。除银行类金融机构面临很高的信用风险外，近几年我国证券类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也口益突出，相当部分证券公司的资产质量低下。所以，信用风险仍然是目前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

2．操作风险多发是我国金融业风险中的一个突出特征。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界定，金融机构面临的操作风险：一方面来自信息技术系统的重大失效或各种灾难事件而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源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金融机构对各种失误、欺诈、越权或职业不道德行为，未能及时做出反应而遭受的损失。从近几年我国金融业暴露出的有关操作方面的问题看，源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机制失效而引发的操作风险占了主体，成为我国金融业面临风险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不断暴露出的操作风险，不仅使金融机构遭受了巨大财产损失，而且也严重损害了我国金融机构的信誉。这与我国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战略目标极不相符。

3．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正成为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新的不稳定因素。近两年，随着金融业并购重组活动的逐渐增多以及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模式在实践中逐步被突破，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正成为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新的因素。目前跨市场、跨行业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目前已经出现了多种金融控股公司组织模式，既有中信公司这一类的以事业部制为特征的模式，也有银行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基金管理机构这一类的以金融机构为母公司的模式，还有以实业公司为母公司下属金融性公司的模式。另一方面，银行、信托、证券、保险机构在突破分业经营模式过程中，不断推出的各种横跨货币、资本等多个市场的金融产品或工具隐含的风险。如银行推出集合委托贷款业务和各类客户理财计划等等。

实践表明，跨市场金融风险有上升趋势，尤其表现在以实业公司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金融控股公司或准金融控股公司所实施的资本运作方面。由于横跨产业和金融两个领域，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多个金融部门，资本运作形成了“融资一购并一上市一再购并一再融资”的资金循环链条，运营中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由于起点和终点都是金融部门的融资，一旦资金链条断裂，各金融机构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

二、从金融法制的角度看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

我国金融体系中各种高风险是多年积累起来的，是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环境的变化，金融体制的不适应，监管手段的落后，以及金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等，都是造成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高风险的原因。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一些高风险尤其比较突出的三类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法律制度的缺失或不协调有关。具体表现在：

1．有关征信管理法规的缺失，影响了征信业的发展和金融机构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通俗地讲，征信就是收集、评估和出售市场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征信体系是为解决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而建立的制度。近几年，我国现信体系的建设开始起步。对企业和个人的征信，由于直接涉及公民隐私和企业商业秘密等问题，是一项法律性很强的工作。但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由于尚没有一项法律或法规为征信活动提供直接的依据，由此造成了征信机构在信息采集、信息披露等关键环节上无法可依，征信当事人的权益难以保障，严重影响了征信业的健康发展，进而造成我国金融机构对借款人信用状况的评估处于较低水平。企业或个人在金融交易活动中存在多头骗款、资产重复抵押、关联担保等违规行为，未能被相关金融机构及时识别而导致资产损失，与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滞后有很大关系。

2．现行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严重滞后，非常不利于金融机构保全资产。企业破产法律框架下对金融机构债权人的保护程度，直接关系到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状况。当前有关企业破产的法律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对债权人的保护。就破产法中的制度构建而言，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破产管理人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现行破产法律规定的清算制度弊病很多，在清算中往往漠视债权人的利益；就程序而言，现行破产法律在破产案件的管辖与受理、债权人会议、监督制度等方面的规定不很健全，这也进一步削弱了法律对破产债权人保护的力度。作为金融机构债权保护最后手段的破产法律未能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这就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不断形成和累积，面临的信用风险增大。

3．金融诈骗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行为刑事责任追究法律制度的缺陷，不利于防范金融机构在操作经营环节出现的风险。操作风险多发是目前我国金融业风险中的一个突特点。这其中又以金融诈骗行为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行为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损失最大。当前我国金融诈骗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提供虚假信息而进行的金融诈骗。例如信用证诈骗、票据诈骗等。二是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通过有意提供虚假财务资料为企业的利益骗取资金。目前涉及金融机构的欺诈大部分是第二类。我国《刑法》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有明确规定，但对上述第二类欺诈行为，《刑法》中并没有明确，对此只能通过《合同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责任。

4相关金融主体和金融业务法律制度的缺失，放大了金融体系中的一些潜在风险。前面曾提到，目前跨市场的金融风险的增加正成为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新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缺乏对这些新的金融主体和金融业务，从法律制度方面及时进行规范有关。在金融业务方面，对最为活跃的跨市场金融产品——各种委托理财产品，目前银行、证监、保险监管部¨各自按照自己的标准分别进行监管，但缺乏统一的监管法律制度。由于现有的法律制度无法解决与金融控股公司有关的法律问题，金融机构开拓的新业务缺乏严格的法律界定，潜在的金融风险必然要加大，并容易在不同金融市场之间传播扩散。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定义，日前我国金融机构承受的这种跨市场风险，实际是一种法律风险。公务员之家

当前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和发展正向前加速推进，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艰巨。从长远看，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既要在金融立法方面下功夫，也要在金融执法方面强化执法的严肃性，真正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就金融立法而言，我认为核心的问题是要树立科学的立法价值取向。现阶段的金融立法价值取向应当是：以“二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体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把金融立法工作的重点放在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规范金融创新法律关系、提高金融监督管理的协调性和有效性以及充分利用市场自律监管上来。具体而言：

1．金融立法要有统筹、科学和全局的眼光，日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都已经进入了改革攻阶段，原来采取的单独推进的改革策略已经难以适直当前改革开放的需要。金融立法也应当围绕这一转变，确立统筹规划、科学立法的思向。保护金融机构存款人、金融品投资人的利益永远是维护金融机构信誉的重要因素。当前应当强调对于基础金融法律关系的研究，同时做好金融创新产品的法律关系的规范，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在许可金融机构推出创新产品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对于投资者知情权、收益权等合法权益的保护。

2．金融立法要坚持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取向。在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立法方面，要强化商业银行、券商和上市公司等经济主体在建立完善的、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的机制，强调金融机构的自律作用，保障金融机构在经营中的自主权，并注意为金融机构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

法律完善范文篇4

摘要：近年来商标侵权犯罪案件日益增多，而目前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侵犯注册商标犯罪方面的规定不够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假冒注册商标罪时对于“明知”、“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等的判断标准不一致。应该完善关于商标犯罪的法律规定，实现与有关注册商标、商品分类等方面的法律规定的衔接，正确理解“明知”、“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的含义．从而正确区分商标侵权行为中犯罪与行政违法、民事侵权的界限。

关键词：商标侵权；注册商标；商标标识

近年来随着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成本的低廉，我国成为越来越多国际商品的原产地，许多企业的主要业务是接受外贸定单．为境外公司定牌加工完商品后再出口到世界各地。因商标侵权而被移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也日益增多。

而商标的可转让性、商标所涉及法律之外的专业知识．给刑事司法人员准确判断商标侵权案件中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问题增加了难度。本文拟对处理商标犯罪案件中经常发生争议的法律问题，谈谈笔者的认识。

一、关于商标侵权案件的主观方面的认定问题

根据《刑法》规定，侵犯注册商标权犯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过失的商标侵权行为只承担行政处罚与民事赔偿的法律后果的．不能认定为犯罪。

构成故意犯罪的前提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对商标犯罪来说，就是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所实施的是商标侵权行为。侵犯注册商标权犯罪的故意，在认识因素上要求行为人必须对犯罪对象的性质有所认识，必须对自己行为的性质有所认识。在意志因素上要求行为人积极追求违法所得的利益。由于我国刑法对“明知”的含义未予阐明，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认和断定“明知”，便成了极为复杂的问题。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4年l2月22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中第9条第2款规定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属于刑法第214条规定的‘明知’：(一)知道自己销售的商品上的注册商标被涂改、调换或者覆盖的：(二)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者承担过民事责任、又销售同一种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三)伪造、涂改商标注册人授权文件或者知道该文件被伪造、涂改的；(四)其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形。笔者认为．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曾被告知所销售的是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或者根据行为人本人的经验和知识。知道自己销售的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也可推定行为人明知。”《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确定了认定“明知”与否的标准，为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认定提供了标准。但是，《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解释》所解决的“明知”问题仅限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主观故意中的“明知”．并不能成为衡量假冒注册商标罪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主观故意中“明知”的标准．没有完全解决实践中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的难题。还有待最高司法机关作出进一步的界定。

实践中比较难判断的是接受委托定牌加工商品中发生的商标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受委托定牌加工是指：接受他人的委托。根据委托方要求加工生产某种牌号的商品．自己并没有这种牌号商品的生产销售权的行为。合法的受委托定牌加工的企业在生产定牌的商品时．又时常要转委托其他企业生产配件或者印制外包装．如发生商标侵权．定牌加工中的受托人与自己擅自生产并出售标有他人注册商标商品的行为人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明知自己没有注册商标的专用权．所以其主观方面就是直接故意。然而．由于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人可以将商标的使用权许可给他人使用．商标的合法使用权人并不一定是商标的专用权人。因此，在受托定牌加工行为中．只有委托方才会明知自己是否有注册商标的使用权。对受托方而言，除非有证据证明委托方明确告知受托方。定牌加工的是假冒的注册商标，才能认定受托定牌加工的企业在主观上具有故意。否则．受托方没有履行法定义务，没有要求委托人提供合法的商标证明的而发生商标侵权后果时，受托人的主观心态也只能认定为过失。目前司法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但凡被许可使用商标的人没有要求委托人提供商标证、委托书，而发生商标侵权后果时。就应认定被许可人具有侵权的故意。笔者认为该观点是不正确的，商标法及实施细则仅规定了商标的注册人许可他人使用其商标时．负有签订许可合同并将合同副本交工商机关存查．报送商标局备案的义务。但出现转委托行为时．第二受托人有何种审查义务，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以印刷企业为例，对印刷企业而言。虽然《商标印制管理办法》规定印刷企业负有审查委托人的商标证或者商标所有权人的授权证明的义务。但如果因双方有长期业务往来．轻信对方而没有审查相关证明：或者因急于拉业务而疏忽大意忘了审查时。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会发生侵权后果。在此情况下．只能推定受托人主观上具有“应当知道”没有审查有可能造成侵权的后果的过失心态，而不能推定受托人具有“明知”的故意。因为此时故意的心态只是违反义务的故意．而对于侵权结果的出现则是过失的。根据我国刑法第l4条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犯罪故意的内容不仅包括对行为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还包括对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心理态度。

因此。在受托定牌加工的情况下。除了有证据能证明受托方事先被告知所生产的是假冒注册商标，或者委托人委托制造的是驰名商标的商品。而依行业经验完全有理由推定委托人不可能有驰名商标的合法使用权的情况外．受托人被委托人欺骗．或者受托人没有尽到审查义务而产生侵权后果时，只能认定为过失。依法不构成犯罪。

二、对“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认定

(一)关于“同一种商品”的判断标准

除了主观心态与经营数额高低的区别．假冒注册商标的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只要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的就构成行政违法：而只有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行为。才有可能构成犯罪。

在日常生活中．“同一种商品”通常是指原料与功能基本一致的商品．比如工业生产所用的胶水与家庭所用的胶水．在原料上区别不大。在功能上都是一样的．都可以称为“胶水”或者“粘合剂”，在生活中将两者认定为“同一种商品”不会有问题．但如果在商标法或者刑法意义上也将两者认定为“同一种商品”就会发生错误。商标法意义上的“同一种商品”是指与商标所有人所申请的商品类别相同的商品．即商品的性能、用途和原料等都相同的商品。

从商标法第19至21条的规定来看，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申请商标注册的，应当按规定的商品分类表填报使用商标的商品类别和商品名称。商标注册申请人在不同类别的商品上申请注册同一商标的。应当按商品分类表提出注册申请。注册商标需要在同一类的其他商品上使用的．应当另行提出注册申请。因此。商标法第21条规定的“商品分类表”才是判断两件商品是否是“同一类”或者“同一种商品”的法定标准。关于商品分类表。商标法实施细则第48条第3款规定．“商标注册的商品分类表，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关于实行商标注册用商品国际分类的通知》中“决定于1988年l1月1日起，实行商标注册用商品国际分类”并将“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作为该文件的附件另外国家工商总局还颁布了更详细的《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根据上述文件的规定。从1988年l1月1日起任何人申请商标的注册．都应根据“商标注册的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规定的商品分类进行申请。比如．根据“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同样是胶水。工业用胶的法定商品名称是“工业用粘合剂”属于商品国际分类第一类：而家用胶水的法定商品名称是“文具用或者家用粘合剂”属于商品国际分类第十六类．两者连“同一类商品”都不是。就更不用说是“同一种商品”而刑法第213条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规定．完全来源于商标法第59条的规定，因此。刑法上的“同一种商品”与商标法规定的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同一种商品”的内涵是一致的。因此．判断两件商品是否同一种。只能以“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中的商品分类为标准．而不能以日常生活经验为标准。

(二)对“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中的“相同的商标”的理解

判断两个近似的商标是否相同．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人们均是以注册商标为参照物．对涉嫌侵权的商标通过目测，进行主观判断。理论上对“相同的商标”的含义存在两种不同的见解：第一种观点认为，“相同”是指两个商标的内容和形式的完全相同。如果假冒的是文字商标．则假冒商标和注册商标的文字完全相同：假冒的图形商标和注册商标的图形完全一样；假冒组合商标的和注册商标的文字和图形的结合体完全相同。这种观点可以称为狭义说。第二种观点为广义说．认为“相同”除了指两个商标完全相同之外。还包括“基本相同”的情形。

《解释》第八条规定：“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相同的商标’。是指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完全相同．或者与被假冒的注册商标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的商标”。基本上采用了广义说的观点。在“相同”的认定中。“完全相同”的情形。笔者认为并非指两个商标在客观存在上的完全相同．应该是指公众在认识上的相同因为在客观上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物体．即便是商标注册人自己在同一台机器上作出的两个注册商标．要达到完全一致也是不可能的。只能说区别非常小。肉眼无法区分。而且。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不可能携带真正的注册商标去进行比较．他只能凭记忆或者印象选购商品。对于“基本相同”，笔者认为。合理界定“基本相同”的含义。需要从注册商标的功用，以及刑法设立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目的作解释注册商标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有利消费者作出抉择；另一方面在于维护商品生产、销售者的产品声誉；刑法设置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目的．在于惩治严重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因此。这里的“基本相同”应理解为：两个商标在读音、外形。意义方面基本相同。因此。对于认定注册商标是否“基本相同”。只能以消费者的通常识别能力为准：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容易发生混淆、产生误导的，就可以认定为与注册商标“基本相同”

三、印刷有商标的外包装盒。能否认定为“商标标识”

《刑法》第215条规定了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该罪的犯罪对象是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所谓商标标识是指“使用文字、图形或其组合而成的有显著特征的识别标记．它既是商标专用权的标记．也是商品质量和信誉的标志，是一种无形财产”哟。在行为人为他人印刷商品外包装而涉及商标侵权时．印刷标有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外包装，能否认为是“非法制造、销售注册商标标识罪”中的“商标标识”?非法制造、销售注册商标标识是否要以“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为前提．实践中认识也不一致。

法律完善范文篇5

关键词:校园暴力;治理;法律规制;司法应对

一、校园暴力的概念

校园暴力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和政策中，“校园暴力”一词没有作为专门的术语出现，理论上对它的概念界定也不统一。（一）校园范围的理解。目前有校园中心主义视角、对象中心主义视角等不同界定方式。前者主要强调发生空间必须以校园为中心，其中又有校园内、校园及其周边两种空间区分，如李大鹏、朱作鑫等学者的观点。后者则更强调校园暴力对象特定，即加害者或者被害者必须来自学生或师生这类特殊群体，如雷衡生、严静等学者的观点。当然无论采取哪种主要视角，大部分学者在界定概念时，都将空间和对象作为基本要素予以兼顾。（二）暴力的涵义。暴力是一种强制的力量。在校园暴力的语境中，究竟是指身体暴力、精神暴力等对人的暴力行为，还是也包括对物的暴力行为，学者们此理解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太过宽泛或限缩的解释都不利于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和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因此本文的校园暴力是指出于恃强凌弱、打击报复或者破坏校园教学管理秩序的目的，主要发生在校园及校园周边，以强制力量侵害学生、教职员工人身、财产权利的违法行为。

二、当前校园暴力治理之法律问题

（一）法律规制不足。一是缺少专门立法。目前校园暴力行为主要受《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调整规制，但这些基本是调整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对以未成年人为主要对象的校园暴力行为，并不完全兼容。二是现有法律缺乏操作性。即便是针对未成年人创设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缺少法律责任方面的细化规定，特别是缺乏对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处罚规定。三是立法不平衡导致保护方向偏差。现行的司法制度和执法理念都侧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关注和保护，对被害人的保护则相对薄弱。这一点在校园暴力案件中特别明显。（二）刑事责任年龄争议。在校园暴力案件中，更多争议的是犯罪者的刑事责任年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对重大、恶性犯罪追究的弱化。我国《刑法》规定未满十四周岁不负刑事责任，14-16周岁只对犯八种重罪负刑事责任。但是这种将刑事责任年龄与刑事法律责任简单对接的方式，也受到一些质疑和批评。因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认识能力、受教育程度、知识阅历的累积都得到快速提高和发展，生理、智力的成熟速度比父辈们快速提前。恶性犯罪的未成年人受刑事责任年龄保护不受刑法规制，导致“犯罪成本较低，刑法的惩戒和警示作用弱化，使得处于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处在法律制裁的真空地带”。更有一些心智早熟并带有反社会人格的未成年人把年龄当作刑责的挡箭牌，公然无视法律，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人群。由此产生了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三）未成年人轻刑化的限度受到质疑。《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体现了对未成年人轻刑化的政策导向。但是轻刑化政策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轻重刑罚如何界定、从轻到什么幅度、非监禁化是否需要规定适用条件以及需要何种适用条件，这些都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地方法治发展水平、社会支持体系发展程度、个人执法理念和能力水平。这也造成相似的案件在不同地域、不同司法人员手中会有不同的处理结果。（四）刑罚之外替代措施不到位导致处理宽严不一。姚建龙教授指出，对严重行为不良和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我国目前除了刑罚之外主要采取以下四种手段：一是行政处罚措施，主要包括警告、罚款、拘留。二是主要以刑法为依据的非刑罚处置。即《刑法》第37条规定的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三是工读教育。四是感化性教育行政措施，即收容教养。但司法实践中，行政处罚措施流于形式，非刑罚处置措施举步维艰，无法切实起到教育矫治违法未成年人的作用，处理起来也是宽严不一。

三、以完善刑事司法为重点加强对校园暴力治理的法律完善

法律完善范文篇6

一、会计法律监督的重要性

第一，有效的会计监督可促进公平竞争。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各种形式的会计违法违规行为也不断增加，如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粉饰企业经营业绩，从而获得融资机会等案例已不鲜见。如此作法造成不公平竞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因此，有必要加强会计法律监督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引导企业经营合法合规。

第二，加强会计法律监督有利于企业健康成长。完善的会计法律监督可促使企业提供合法、真实、完整的会计信息，而真实的会计信息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管理及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决策依据，还可促进企业诚信经营、提高知明度。同时，真实的会计信息还能让社会公众（潜在投资者）发现其价值所在，使企业优先获得融资机会，为企业的长足发展提供合理保证。

第三，通过会计法律监督可以有效缓解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矛盾。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相分离，他们之间实质上形成一种利益竞争关系。在管理者利益与企业所有者的利益相茅盾时，管理者常常要面对维护自身利益和所有者利益的两难选择，可能因此而损害所有者的的利益。所以，必须通过会计监督促使管理者依法履行职责，既维护管理者自身的利益也能有效保护企业利益。

二、会计法律监督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一，会计人员的监督权受到严重制约，无力履行监督职能。现行会计管理体制赋予会计人员双重身份，即会计人员作为企业员工要维护企业的利益，同时又要代表国家利益监督企业的财务收支，这种监督权本身就有缺陷。另外，会计人员要在企业管理层的授权范围内开展工作，只能服从和维护管理当局的利益，会计人员的会计独立性因此丧失，会计监督职能即被严重削弱。

第二，以财政、审计、税务等为主的国家监督多采用事后监督的形式，缺乏必要的过程控制。另外，由于各监管部门之间存在权利重叠和功能交叉，缺乏信息沟通，常常使得会计监督流于形式。如有业内人士称对央企的审计多是离任审计，任期中很少进行，有时审计仅仅是例行公事，一般查不出太多问题，即使查出了问题怎么处理也有顾虑；最终的审计报告要提交国资委，相关方面要对审计的结果怎样定性、怎样披露等进行一定的沟通后才向社会公开，这样的方式会出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情形，而且对已发生的损失大多无法挽回。因此，政府应改变过去以事后监督为主的方式，要重抓事前、事中监督，从源头上作好会计监督工作。

第三，内部控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实施内部控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管理的核心，它能深入到企业生产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企业内部控制是否有效，直接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我国一些企业由于受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对建立内部控制重视不够、意识淡薄。有的企业内部控制虽然定了，但却不能有效执行，如企业虽然设立了内部审计机构，但该机构的工作常受到管理层的限制，而不能真正发挥内部监督作用。

第四，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无法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就实际情况来看，问题主要体现在企业缺少必要的问责制度、内部授权不当、越权决策等。在国有企业里，由政府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企业负责人不是资产所有者，他们大权独揽，缺乏外部监督和约束机制；由于所有者的缺位，法人治理结构中的相互制衡机制随之失效，给管理层的造假行为提供了条件。在监督缺失的情况下，管理层很容易根据自身的利益偏好来提供不真实的会计信息报告。

三、完善会计法律监督的措施

第一，完善法制建设，建立科学的监督体系。科学的会计法律监督体系，能够充分发挥各监管部门的职能作用，积极调动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的力量，提高会计监督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首先，国家立法从全局利益出发，采取统一的立法原则和基础，明确各监管主体的执法职责和权限，清晰各自的监管内容，理顺相互间的关系。其次，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实施细则，加快完善会计法律监督体系建设的步伐，真正做到会计监督有法可依。再次，要加大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和处罚力度，对违反会计法律法规的企业单位和主要负责人要予以公开披露和惩处，做到违法必究，以发挥社会警示作用。最后，正确引导和完善社会监督机制，保障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权利，维护监督者的利益，使会计监督透明化和科学化。

第二，改变监督方式，发挥政府监督的作用。我国政府享有对会计工作和会计人员直接管理权，这一管理模式忽视了会计行业社会化管理在会计监督中的作用，导致会计监督工作的僵化、低效率。笔者认为改变政府监督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政府作为管理机关，要严格规范会计监督管理相关职能部门的职权范围，协调各部门科学合理分工、各负其责、信息共享，有效避免重复监督带来的资源浪费和损失，降低政府监督的成本，提高政府监督的质量和效率。二是通过制度设计和体制创新，建立可操作性强的政府会计监督长效机制，使监督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如可以通过体制改革赋予会计行业组织（如会计协会）部份管理权，利用行业自律管理来有效发挥会计监督的作用。三是建立信息时时共享制度，使财政、审计、税务、工商、银行监管和证券监管等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能通过授权及时查询和共享，这样既可以降低获取信息的成本，也可提高会计监督的信息化水平。

法律完善范文篇7

关键词:经济法;电子商务;刷单行为;法律规制

近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各种高新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人们生活生产中的各个方面，同时较多互联网网站开始兴起。如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2018年1月31日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现阶段我国网民规模已高达7.72亿，人们的生活与互联网息息相关。在多种网购平台中，人们感受到了互联网科技带来的优惠与便利，网购的存在提高了买卖双方之间的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以及交易的成本。但人们在享受网购带来的便捷和优惠的同时也很容易掉进不法分子设计的圈套。刷单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其对社会信用建设以及电子商务交易健康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不利于网络社会的健康正常发展。就目前而言，对刷单行为的相关法律制度还存在较多问题，没有对其形成相应的限制和监管作用，使其造成的危害愈演愈烈。基于此现实情况，需要通过合理的法律规制对刷单行为形成打击，保证网络社会的良好发展。

一、刷单行为的概念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电子商务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各种电商平台的规模不断扩大，比如淘宝和京东等商城，这也是目前人们网上购物的主要平台。各种电商平台都有大量的卖家，并且卖家增速较快，与实体店一样，各卖家店铺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对于卖家而言，评价好以及销量高的商品能够在第一时间被消费者关注了解，对消费者具有较高的吸引力，而销量低以及评价差的商品则不被消费者接受，长久如此定不能在交易过程中牟利，甚至还会出现亏损现象。基于此背景，部分商家开始了刷单行为，刷单是一种不存在交易，商家可以利用刷单行为伪造出较高的商品好评率以及销售量，帮助商品获得更高热度而增加交易量，以此来实现自身牟利。一般来说，一个完整的刷单流程包括有刷单组织者、商家、刷单人员以及相应的快递企业，其中商家一般是通过刷单中介代为任务，而后由发单中介提供账号进行各种虚假交易行为。

二、网络刷单行为的模式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网络刷单行为衍生出来的模式种类较多，现将其模式大致分为两大类。（一）刷单行为的目的影响商家声誉。该模式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商家自身通过雇佣相应的刷单人员，来增加自身商品的好评率以及销售量，以便能够成为更多消费者的第一选择，从而增加营业额。另一种是商家雇佣刷单人员对存在竞争关系的其它商家进行恶意抹黑，刷差评来降低商品的声誉。但总的来说，这种模式不会对消费者产生直接的影响，不会减少其钱财，但不等于说这其中不涉及钱财的交易，只是方式不明显。（二）刷单行为的目的涉及对钱财的欺诈。该模式根据欺诈钱财的所属主体不同，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网络商家为受害方，具体是不法分子在商家进行相关奖励活动时，通过制造虚假的交易订单来骗取商家钱财。另一种情况是普通人为受害方，一般是指希望能够通过网络兼职来赚取利益的人，方式为被要求交付定金，或者是财富软件被诱骗等[1]。

三、网络刷单行为的类型

（一）信用单和流量单。信用单主要是指商家通过刷单行为来提高店铺商品销售、评价以及整体信用，于短时间内将店铺打造成火爆商铺。流量单主要是指商家通过刷单行为来全面提高店铺的整体流量，从而提高店铺各种商品转化率。（二）话费单和礼品单。其中话费单主要是指刷单人员在帮助商家完成相应的刷单交易后，告知商家自己的手机号，有商家为其充值话费来代替工资。礼品单是指刷单人员在完成相应的交易后，店家发放相应的礼品给刷手，以此来代替工资。

四、刷单行为产生的原因

（一）搜索排名规则。搜索排名是指消费者在各网购平台搜索商品时，网购平台会根据商品的好评率、销售量以及所属店铺的信誉等因素对各商品给予不同权重，让商品能首先映入消费者眼帘。这样不仅能够节省消费者的搜索购物时间，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对商品的好感度，有利于商品的销售。同时这也使得不法商家为了提高店铺商品的排名而进行刷单行为。（二）刷单行为成本低并且见效快，收益相对稳定刷单行为的成本与付费流量相比更低，能够最大化提高商家收益。付费流量是指商家为了增加自身店铺以及商品的热度和曝光度，选择给予相应平台一定的金钱，让平台宣传和推广自身店铺。该行为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店铺商品的曝光率，能够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往往需要花费较多的推广费，同时还不能保证推广效果，因此与刷单行为相比，后者效果更好，其所具备的成本低、见效快等优点能够满足大部分商家的需求。（三）电商平台对于促销活动设置门槛较高。电商平台会定期组织一些促销活动，在此活动中商家可以推销自身商品，提高商品曝光率，进而能够提高店铺销售量，赚取利润。但实际情况是，在多数电商平台组织开展的促销活动中，对参加报名的商家有相关要求和限制，一般是需要店铺商品达到一定的销售量同时达到规定的好评率。这一硬性要求对于多数刚刚起步的商家来说，显然是巨大难题，而为了能够参加促销活动，刷单行为就成了这些商家的必要选择。（四）电商平台默认纵容。就目前现实情况而言，刷单行为在电商平台中已经成为了潜规则。在一个电商平台中，商家越多就意味着流量越大，这对自身平台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这也就导致新入驻的商家为了提高销售量和提高店铺信誉而进行的刷单行为被平台所忽视，商家为了站稳脚跟，平台为了吸引流量，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刷单行为的产生。五、刷单行为法律界定。对于刷单行为的法律界定可以从刷单行为的主体、目的以及所侵犯的客体三个方面分析其构成要素。首先是刷单行为的主体，其主体一般是指各种刷单行为的经营者，同时包括提供相应刷单服务的中介和刷单人员。目的是获取高额的经济利润，其具体需要提高商品销售额以及好评率，以此来吸引消费者。同时根据刷单行为的主观恶意程度可以分为单纯刷单行为以及瑕疵货物刷单行为。前者具体是指刷单行为所涉及的店铺商品，其质量完好无瑕疵，符合相关生产检验要求，刷单行为仅仅是为了提升店铺销售量和信用值，以此来吸引消费者进行消费。而后者是指刷单行为所涉及的店铺商品质量具有明显瑕疵，是为了欺诈消费者而进行刷单行为[2]。

六、当前刷单行为法律规制存在的不足

（一）法律位阶过低，不能取得有效的规制效果。目前法律认为，刷单行为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这就为刷单行为的衍生提供了基础，为其进行法律规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在实际法律法规中，难以找到针对刷单行为的法律条文。我国于2014年和2015年分别出台过对刷单行为的规章制度，但其是由部门规章，法律位阶相对较低，以致没有对刷单行为形成严厉的威慑力，从而使刷单行为普遍存在。尽管在当前，刷单行为有了刑法上的明确规定，但其是一种经济行为。（二）行业立法相对落后，法律体系尚未建立。对刷单行为进行规制，不仅需要对目前已经存在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修改和完善，更重要的是需要结合电子商务立法特点做好相应的法律规制。由于刷单行为存在的普遍性，如果不对其进行专门立法，构建电子商务法律体系，则很难彻底解决电子商务发展中遇到的刷单问题。但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对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的建立还处于初级阶段，对其认知不够完善。尽管目前已经制定了一些法律规定，但大都散见于各种规章制度中，不方便管理。（三）执法层面的缺失。作为一种新型经济违法行为，对刷单行为的处置仅靠一个部门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存在多个执法部门没有形成统一处理方案的情况。刷单行为涉及领域较为广泛，具体包括公安、工商以及税务等，如果各部门没有团结一致共同协作的实际行为，则很难对刷单行为进行严格合理的监督，甚至会出现互相推卸责任的现象。出现这些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政府部门的不作为，进而使得对刷单行为的执法工作难以进行[3]。

七、完善刷单行为法律规制的措施

（一）正确使用刑法。刷单行为大多数时候属于经济方面或者破坏社会管理秩序方面的犯罪行为，在对进行专业评价和分析时，往往需要涵盖和涉及到较为专业的知识。将刷单行为归属为刑法范围的重要一点是判断其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同时需要严格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对其进行正确犯罪性质的判罚。另外，现今网络发达，各种信息传播速度较快，要避免网民对事实进行扭曲，在刑法的适用中应依照科学的标准进行。（二）加快行业立法。需要加快行业立法对刷单行为进行规制，目前我国法律规制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基于此，需要加大立法强度，完善电子商务相关法律体系。我国虽然已经正式开始了对电子商务的立法工作，但并没有真正颁布相关文件。而电子商务法是促进其行业未来良好发展所必须遵守的规范准则。需要将刷单行为纳入电子商务相关法律中，从而根据法律规定对刷单行为进行严格规制，也可以通过专业的行业手段对刷单行为进行相应规制。（三）罪名选择需坚持主客观统一。损害商业信誉罪以及破坏生产经营罪体现在两种危害结果的并存：反向刷单行为在损害受害一方的声誉的同时，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经营活动。司法实践区分两种罪名时，需要结合相关人员的主要目的和具体情节进行正确的判断。刷单行为制造的虚假交易，限制了商家的经营活动，会间接影响其声誉，可将其定位生产经营破坏罪。而损害商业信誉罪的评断标准可以是恶意捏造差评，最终抹黑商家信誉。因此，在实际的定罪过程中，需根据刷单行为的初始目的以及造成的实际影响来决定[4]。

八、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促进了电子商务行业的良好发展，网络刷单行为是应电子商务发展而诞生的犯罪行为，是一种带有欺骗色彩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正常消费，阻碍了电子商务行业的健康发展。就目前而言，我国对于刷单行为的法律规章制度还不够健全，没能对刷单行为造成严厉的威慑和打击。基于此，需要国家和相关部门对有关的刷单行为的法律规制进行完善，做到在对其进行打击时有据可依，同时需要各部门共同协作，加强执法力度、维护市场秩序、净化网购平台，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刷单行为的良好抑制，才能保证电子商务行业的长久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杨．论网络“刷单”的法律规制[J]．法制博览，2018:19-20．

[2]刘紫怡，杨帆．网络刷单行为性质和法律规制研究[J]．政法研究，2018:124-126．

[3]杨筠桦．经济法视角下刷单行为的法律规制[J]．辽宁经济，2018,409(4):52-55．

法律完善范文篇8

社区自治的全称是社区居民自治，其来源于早期的居民自治形式——居民委员会。1950年，xx市成立我国第一个城市居民委员会。之后，武汉、成都市也相继成立了居民委员会。1951年，上海市将2000多具有自治性质的联防服务队改为居民委员会，并明确居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1953年，彭真向中央提交《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组织和经费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建立城市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自治性组织的必要性。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颁布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明确了居民委员会的法律性质，即群众性的居民组织。1954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的颁布对推进我国居民自治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到1958年，基本上每个城市都建立了居民委员会。

但是，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制度在期间荡然无存，许多居民委员会被改名为“革命居民委员会”，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违背了居民自治的原则。这一状况在结束之后得到纠正。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公布了1954年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1982年《宪法》正式在国家根本大法的层面上确定了居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此我国社区居民自治的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社区居民自治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

二、社区自治法律基础的重要性

社区自治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在强调社区自治的同时，不能忽视社区法治。社区“依法自治”的概念已经为我国政府所采纳，并被写入民政部《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示范活动指导纲要》（2001年7月27日）的附件《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城基本标准》之中。社区自治与社区法治的关系是：社区自治与社区法治同时并存，社区自治必须建立在社区法治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社区法治才能最终达到社区（依法）自治的目标。社区自治作为基层民主的表现形式，同样适用于民主与法治的关系，社区法治是实现社区自治的手段和保障。如果不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社区自治的目标，则社区自治仅限于空洞的口号；如果不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社区自治的具体内容，则社区自治必然缺乏必要的手段和资源。本文重点研究我国社区自治的法律基础，并对现行社区法律中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必须指出的是，社区自治的法律基础并不是社区法治的全部内涵，而仅仅是社区法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区法治的起点。

社区自治的发展必须以法律作为基础和保障，虽然其最初的诞生是自发性的，但是如果没有法律的支持，这一自治组织将缺少立法的保护，其组织形式、组织结构、运作程序、工作经费等都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从世界其它国家的经验来看，依法保障自治权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依法保障社区自治权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基本方面。

三、社区自治法律基础的现状

本文按照法律效力等级，逐一研究我国现行有效的关于居民自治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笔者认为，从效力等级上看，包含居民自治内容的法律依次为：《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订）、国务院的有关行政法规（条例）、全国性的其它规范性文件、地区性的规范性文件，共五个等级。

1.《宪法》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共颁布四部宪法，分别是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现行的宪法是1982年《宪法》。在前三部《宪法》中没有规定居民委员会及居民自治的内容。居民自治在当时没有被列入国家根本大法之中。为了适应新时期发展基层群众自治的需要，1982年《宪法》第111条规定了居民委员会的自治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说，居民自治已经获得《宪法》的认可，社区居民自治具有《宪法》的法律保障。

2.《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这一性质决定了《宪法》的条文比较原则，即法理上所谓的宪法规范的原则性和概括性。《宪法》不可能详细规定居民委员会的具体运作内容，这就需要另行制订法律法规来规范居民自治。同时，根据《宪法》第111条的规定，居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关系由“法律”另行规定。笔者认为，这里的“法律”，应该是狭义上的法律概念，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订的法律。

1989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自1990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取代了1954年《居民委员会民组织条例》。《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确定居民委员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性质，并提出“三自”，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该法第6条至15条是关于居民委员会的设立和组织结构。第16条、17条是关于居民委员会的费用来源及办公用房来源。第19条规定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组织与所在地居民委员会的关系。第20条规定政府有关部门与居民委员会的关系。

3.国务院的有关行政法规

根据《居民委员会民组织法》第13条的规定，居民委员会可以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1989年国务院《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国务院第37号令），该《条例》第2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工作”。由此可见，人民调解委员会也是群众性组织，是基层居民行使自治权自我解决民间纠纷的一种方式。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该条例早于1954年《居民委员会民组织条例》，所以没有规定居民委员会可以设治安保卫委员会。然而在实践中，居民委员会普遍设有治安保卫委员会，同时1982年《宪法》第111条第二款、1989年《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3条均规定居民委员会设立治安保卫委员会。在新的行政法规出台前，1952年《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仍然适用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治安保卫工作。

4.全国性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0〕第23号文件）。该《通知》的核心内容是：《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民政部意见》）已经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同意，要求各地区、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从《通知》的内容上看，贯彻执行《民政部意见》是各地区、部门的义务，而义务是规范性文件的本质特征，所以，从法律性质上分析，《通知》所转发《民政部意见》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意见，而是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指导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规范性文件。

《民政部意见》对“社区”、“社区建设”下了定义，指出了社区建设的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居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组织”一词频繁出现于《民政部意见》之中。值得强调的是，《民政部意见》对社区自治组织的建设做出了新规定，以“社区居民委员会”取代了传统的“居民委员会”。

5.地方性的规范性文件

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在我国社区居民自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2条，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根据该法制定实施方法。据统计，全国有25个省市制定了适用于本省市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实施办法。这些实施办法一方面重复《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内容，另一方面在某些环节制订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地方性规范性文件还包括各省市颁布的一些“意见”，例如，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苏办发〔2001〕15号文件），继而，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宁委办发〔2002〕20号文件）。这些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在《民政部意见》的基础上，针对本地方制订了一些具体的规定。

四、社区自治法律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笔者认为，虽然我国社区自治的法律已经构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较为完整的框架，对我国社区建设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从狭义的法律层面上看，1989年《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条文仅有23条，条文偏少，内容比较简单、笼统，虽然确定了居民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框架结构，但是缺乏具体的规定，不易操作和实施。

第二，在行政法规的层面上，1952年《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的某些条文已经非常陈旧，应当做出适当修改。例如，根据《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第6条，治安保卫委员会的职权主要针对“反革命分子”，但是1979年《刑法》中规定的“反革命罪”已经在1997年被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1997年《刑法》第102条至113条），所谓“反革命分子”这一概念已经不再是一个有效的法律概念，《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应该根据1997年《刑法》做出相应修改。

第三，对于全国性的其他规范性文件，问题主要集中在《民政部意见》上。《民政部意见》实际上修改了1989年《居民委员会民组织法》。从法律修改的角度分析，民政部（甚至国务院）无权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订的法律，严格地说，民政部对“居民委员会”名称的“修改”行为是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更进一步说，由于《宪法》第111条采用的名称也是“居民委员会”，民政部将其修改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行为，是不符合《宪法》的行为。当然必须承认，社区自治是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在《宪法》制订的时期（1982年）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制订的时期（1989年），中国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没有达到现在的程度，社区的概念和地位还没有引起立法者的重视，所以《宪法》没有出现社区一词，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仅仅在第4条出现了“社区”一词，即“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这也说明《宪法》有关条款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应当做出相应的修改。然而，众所周知，修改法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修改《宪法》更是难上加难，而社区建设不可能坐等法律修改之后才能进行，所以《民政部意见》其实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策，其中涉及的一些内容虽然与现行法律相冲突，但是是可以理解的。从短期来看，《民政部意见》是合理的，但是民政部规定不能长期与现行法律相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最佳途径是将《民政部意见》中的合理部分上升为法律。

第四，地方性规范性文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的《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规定，调整后的社区规模一般在1000户到3000户。这一标准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6条规定的100户到700户大相径庭。从表面上看，江苏省的文件违反《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但是却符合现实社区规模的基本状况，这进一步反映了《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一些规定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应当修改。

此外，江苏省的《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还规定，要建立“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社区群众性民主决策机构，社区居民委员会对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负责。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任期与居民委员会的任期相同，也是3年。“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制度”是一个新的提法，在《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没有出现，《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9条、第10条只规定了“居民会议”，该“居民会议”既可能是“全体18周岁以上的居民”参加，也可以是“每户派代表”参加，还可以是“每个居民小组选举代表”参加。由此可见，《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居民会议”并不等同于“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前者既包括居民代表大会，也包括全体居民会议，而后者仅仅是居民代表大会。所以，江苏省《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不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市《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也采取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的提法（宁委办发〔2002〕20号文件，第三节第1条第（2）款），可以说，如果按照江苏省和南京市的《意见》，“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将取代《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居民大会”。可见，《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在事实上被民政部、各省市的规范性文件“修改”了，尽管这些“修改”本身违反法律程序。

上述社区自治法律中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法律的滞后性所带来的问题。社区自治的法律已经落后于社区自治的发展，如果不及时修改，必将阻碍社区自治的进一步发展。

五、完善社区自治法律基础的建议

笔者认为，完善社区自治法律基础的关键在于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一方面的原因是，《宪法》第111条关于居民委员会的规定非常原则，即使修改，也不可能有详细的可操作性的规定，而且《宪法》的修改程序漫长，牵涉面广，短期之内，不易完成。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各部门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各地方的规范性文件，虽然修改或者制订起来相对容易，但是其法律位阶相对较低，严格地说，不能与高位阶的法律相抵触。如果不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而仅仅依赖于修改或者制订一些《条例》、《意见》或者《通知》，将使社区建设和社区自治长期处于“违法”的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已经落伍的1989年《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以“社区居民委员会”取代“居民委员会”，这是社区自治组织形式在名称上的变更，应该通过名称的修改来反映社区建设的潮流，同时促进社区概念在我国城市基层民主建设中的普及。

第二，确定划分社区区域的标准，同时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6条中的100户至700户的标准，按照当今城市发展的规模，制订较为合理的标准。可以授权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当地情况适当调整。

第三，确立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法人地位。现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虽然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没有进一步规定其法人地位，这使得其在行使各项民事权利时缺少民法的保护。根据《民法通则》第三章的规定，法人包括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联营法人。社区居民委员会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这使得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民事法律地位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社区居民委员会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是否能够享有民法上的物权、债权的保护？更进一步说，社区居民委员会能否与其它民事主体签订有效的民事合同？居民委员会能够成为民事诉讼的主体？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49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2年）第40条规定，所谓“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这似乎包括社区居民委员会，但是第40条规定了9类“其他组织”，从中找不到社区居民委员会，唯一可能套上的是第9类，即“符合本条规定条件的其他组织”。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社区居民委员会不确定的民事法律地位，必须在《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其法人地位。鉴于《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属于公法性质，所以从法理上分析，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法人，应当归类于“公法人”，而非“私法人”。

第四，赋予外国国籍人士社区“居民”地位。现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规定“居民”的范围。笔者认为，“居民”不同于“公民”，我国公民必须具有中国国籍，而“居民”则没有必要一定具有中国国籍。换言之，合法居住在我国某一社区内的外国人士，也属于该社区的“居民”，具有参见居民会议或者社区代表大会的权力，对社区事务有投票权。《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规定，年满18周岁的本居住地区居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该条没有提到“国籍”，这是《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一个漏洞。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交往日益深入，外国人在中国合法居住的情况将日益普遍，我国社区法律应当考虑到这些人的社区利益和权利，不应当将他们拒之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门外。

第五，增加《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条款的数量，制订更多可操作性的条款，尤其重要的是，将社区居民委员会与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的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明确规定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独立性，从法律上排除前者对后者进行控制或者干预的可能性。同时，对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费用和用房，制订详细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例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7条第二款仅就居民委员会的“办公用房”做出规定，而没有考虑到社区建设中的其他用房问题，为此，笔者建议将该款修改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办公及其他用房，由当地人民政府统筹解决。”

总而言之，通过对我国社区自治法律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社区自治法律的基本框架；第二，现行社区自治法律存在许多问题，核心问题是法律滞后于社区自治的发展和要求；第三，完善社区自治法律的关键是修改《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六、建邺区在完善社区法律基础中的角色

笔者认为，我国社区法律基础的完善虽然关键在于修改全国层面的《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但是这并不等于其仅仅与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关。法律的修改和完善，正确的途径应当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基层的意见和建议应当是修改社区自治法律的基础，这样才能符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针。针对我国社区自治的法律和问题，结合建邺区社区法治建设的实践，笔者认为，建邺区在完善我国社区法律基础中可以而且应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首先，建邺区的社区建设工作必须遵守国家、江苏省、南京市的社区自治法律和规范性文件，这是建邺区依法治区的基本要求。

其次，建邺区可以根据本区社区建设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订适用于本区的社区建设的规范性文件。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法律完善范文篇9

纵观世界来看，基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差异，导致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行政程序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大陆法系国家比较注重行政程序的效率以及行政权力范围的限定，但应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实现行政作用则不关心。而英美法系国家则关注行政程序的公正性，“自然公正”、“正当法律程序”是它们行政程序的核心，并以此来保障公民的权利。就我国而言，在经过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后又迎来了新的社会转型期。行政权力则在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又是一面“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快速推动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另一方面则有可能在此过程中侵犯到公民的权益。因此，我们必须设计一套科学的行政程序，以此来推动现代法治的发展。

一、我国现有行政程序制度的缺陷

由于我国行政程序法治起步较晚，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还不太充分。因此，出现了影响我国行政程序法治化的种种障碍，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行政行为的程序性规范不足。目前我国行政行为中还存在完全缺乏程序规范的行政行为，如行政调查和行政强制措施的运用；行政检查也是无程序可循；行政强制执行更为混乱，在采取执行措施时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甚至有的先执行后办手续；有的为了强制执行的顺利进行而对被执行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还有的在执行查封、扣押、冻结、没收时不制作清单等等。第二，行政程序的公开性不足、透明度低。公开、透明的行政程序已成为世界潮流，更是作为一个先进国家的重要特征。行政程序的透明度越高，则意味着其受公众监督的程度越高，更加意味着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享受民主权利的程度高。行政程序的透明度要求行政机关在执法时必须依照公开的程序，严格遵守信息公开制度、听证制度、说明理由制度等，而不能发生违反程序规定或者改变、增减程序规则的情况。然而，目前我国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体现公开原则的制度，再加上已有的大多数规定都是行政机关自己制定的，因此缺乏可操作性。种种现实的原因导致了执法人员滥用不公开的程序规则做出对当事人不利的结果，或者出现不了解程序规则及其变化的行政相对人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第三，行政程序中法律责任的追究不明确。行政法制要求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义务且违反了法定程序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行政处罚法》的颁布将行政机关违反程序规则做出的行政处罚行为给以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我国行政程序法律责任长期处于不明确状态，以至于人们很难对政府实施监督，从而使行政机关屡屡对行政相对人给以程序侵犯。因此，尽管《行政诉讼法》已将程序问题提升到了证据、法律依据同样的高度，但是，面对不明确的违反行政程序的法律责任，也只有极少数当事人敢以程序不合法的理由向法院起诉。第四，行政程序中时效性的缺乏。首先，行政主体在实践中并不遵守时效规定，如：未按照法律规定给予当事人答辩和出席陈述的期限；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做出裁决；追诉时效已过后仍对相对人的法律责任给以追究等等。这种违反时效规定的行为极容易损害当事人的权益，由此而引起的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更是会损害行政效率。其次，对时效的规定不统一。针对某一具体行政行为有的规定为30天，有的则规定为一个月，这种差异对行政主体的执法以及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都有危害。再次，对违反时效的法律后果规定不明确。这样就容易导致时效制度的形同虚设。

二、我国行政程序缺失的原因

其一，顽固的传统观念还未彻底改变。长期以来，我国行政立法的重点集中在制定实体法上，没有足够地重视程序法的制定，导致规定行政程序的法律数量极少。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行政程序法数量虽逐渐增多，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在行政程序立法方面还存在着一系列错误的陈旧观念，如“长官意志”、“权大于法”等；行政机关中存在的“有程序规定不照办，无程序规定更好办”的盛行风气，暗箱操作、不平等对待、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现象依然存在；而在法院办案来讲，官官相护、变相调解、久拖不结、有案不受等现象也普遍地存在着。这些顽固的观念都在严重制约着我国行政程序的良好发展。其二，缺乏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程序法规范中，除了行政复议、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有统一的程序法规定外，其他行政行为的程序规范都是零散的，都是针对特定问题或特定事项所规定的特别程序。由于缺乏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使各个行政部门为了自身利益争相行使立法权，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以立法的形式扩大自己的权力，忽视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维护。导致了设置的行政程序既不科学也不统一，并且造成权限的交叉、重复，以及繁琐的程序影响到行政效率等一系列后果。其三，行政人员缺乏行政程序的法律意识。要适应我国民主化建设的依法行政的发展要求，除了要在行政立法方面加以完善，更加需要作为执行机关的各个行政部门遵守程序规则。作为行政管理的直接操作者，行政人员不仅可以轻易地控制行政程序的各个步骤、环节，也可以采取行动来直接影响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便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危害公民自由的可能性。近些年来，我国行政人员因缺失程序法律意识而引发的纠纷逐年增多，主要是由于行政人员自身的程序意识较淡薄，以及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对相对方应有的程序性权利加以抵制，这些现象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行政程序的法治化建设。

法律完善范文篇10

全面完成我市在十二五”规划期间省委省人民政府提出的法律援助“应援尽援”目标任务，为了充分发挥法律援助服务常德经济发展、服务困难群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职能作用。根据《中共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办〔〕10号）精神，现就切实加强和改进我市法律援助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增强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法律援助是中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近年来，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司法行政机关的努力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法律援助工作机构得到进一步建立健全，法律援助的形式和方法不断创新，法律援助受援和受益人群不断扩大，法律援助协助党和政府解决了一大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而又急需解决的难题，促进我市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市正处于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随着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各种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一些新矛盾随之产生，一些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显现，群众利益法律诉求不断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要看到做好这项工作是保障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贯彻落实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决策部署的基本要求，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建设“现代常德、幸福家园”提供良好法治环境的具体体现。各区县（市）党委、政府和司法行政机关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新形势下法律援助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采取有力措施，推动我市法律援助工作实现新发展。

二、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目标任务

以“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为主线，以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总揽。大力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体系建设、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能力建设、法律援助保障能力建设和法律援助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实现法律援助机构职能进一步增强，法律援助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法律援助服务和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法律援助质量进一步提高，法律援助社会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效果进一步显现，十二五”规划期间，全面完成省委省人民政府提出的法律援助各项工作任务。

三、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主要内容

一）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

要密切联系我市实际，严格按照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的法律援助对象和事项范围内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同时。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现实需要，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努力实现“应援尽援”把与人民群众紧密相关的医疗事故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假冒伪劣农业生产资料纠纷和假冒伪劣生活消费品责任事故纠纷，以及农村土地、养殖水域、林地经营权纠纷纳入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同时把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的涉法信访案件和涉法群体性事件纳入法律援助事项范围。进一步降低对经济困难群众和残疾人、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门槛。对农民和农民工提出的法律范围内的法律援助事项一律予以援助。

二）着力完善法律援助便民措施

完善法律援助便民措施。一是完善法律援助接待设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要在方便的地点设立专门咨询接待场所，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积极创造条件。安排专人负责接待；醒目位置设立便民指示牌，统一服务标识；设立公示栏，公开法律援助条件、申请程序、事项范围、监督投诉电话等；完善无障碍配套服务设施，为残疾人、老年人等提供方便。二是扩大法律援助机构网络。法律援助机构要依托乡镇、街道司法所和其他社会组织广泛设立工作站，村（居）民委员会设立联络点；建立全市法律援助志愿服务机制，动员社会有能力有爱心的人员参与法律援助行动，壮大法律援助服务队伍。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在本地外出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的外省、市、县设立工作站、点。三是拓宽法律援助申请渠道。做好当面申请的同时，积极推行电话申请、邮寄申请、网上申请和上门受理等服务方式。四是简化受理审查程序。法律援助机构对低保人群、零就业家庭和有特殊困难的残疾人、老年人，以及涉及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纠纷农民工的法律援助申请，应免除经济状况审查。对情况紧急或即将超过法定时效的法律援助案件，可先行受理，后补办手续。对当事人的当面申请，尽量当场做出是否予以援助的决定。

三）全面落实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

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人、财、物的支持，要全面落实好法律援助的政府责任。进一步增强法律援助提供能力，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一是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管理。要进一步理顺法律援助工作管理体制，加强法律援助机构建设，解决好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编制问题，配齐配强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充分调动广大法律援助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二是推动法律援助机构的业务用房、办案设施和法律援助专线等基础设施建设。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政策规定，把法律援助机构业务用房统一纳入政法机关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同时解决法律援助办案设备紧缺问题。改造市法律援助中心“12348法律援助服务热线为法律援助自动化服务平台，完善功能，为群众法律援助咨询和涉法重大事件的处置提供便利。三是提高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水平。要根据本地每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数量及办案补贴标准等因素，安排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经费并列入同级财政预算。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法律援助志愿者给予必要的物质帮助和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