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路径范文10篇

法律路径范文篇1

【关键词】法学教育;法律思维;培养困境;优化路径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培养优秀的法学专业人才，对推进我国社会法制现代化进程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各高校不断扩招，法学专业的学生不断增多，为法治现代化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法学人才，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然后从现代阶段我国法学教育现状来看，对法学思维培养不够，学生缺少敏锐的法律思维能力，不利于学生个人成长，对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也产生了一定阻碍。对此应提出相应的措施，不断提高法学教育水平，培养更多具有法律思维能力合格的法学人才。

一、法学教育中法律思维的培养困境

思维决定行为，法治有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才会在思考问题时，主动的遵循法治理念，并产生相应的法治行为方式。所以法律思维是法治建设的核心，在法学教育过程中，必须重视学生法学思维的培养，提高学生思维运用能力，提升学生法学素养。但是实际法学教育过程中，却忽略了法学思维的培养，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法学教育目的偏离。法学教育目的直接影响法学教育效果。法学教育不仅要丰富学生法律知识，同时学生还应具备法律思维，能够运用法律思维思考问题、推理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实质上是促进学生法律知识的内化，只有学生具备“法律头脑”，才能产生相关法治的实践行为。所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比丰富学生法律知识更加重要。因此缺少法律思维，就不会将人头脑中的法学知识输出，不能转化为推动法治发展的力量。所以应将培养学生法律思维方式作为法学教育的终极目标，将其作为法学教育的核心任务。但是目前我国法学教育过于注重对学生法学知识的传授，不重视对学生法律思维以及法律实践能力的培养，这对学生走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2.法学教育方法单一。法学教育方法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法学教育的效果。随着我国教育教学的发展，法学教育方法有所改善，但是仍然有部分教师采用传统填鸭式教学方式，课堂教学主要以教师讲解为主，学生学习较为被动，而法学知识中的概念、原理以及法律条文都是枯燥的文字，所以造成课堂教学氛围过于沉闷，学生缺少学习兴趣，学习效果不理想。这种传统教学模式注重法律理论的传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丰富学生的理论知识，加强法学理论知识的系统性以及完整性。其主要弊端忽视了学生法律思维的培养，不重视法学知识运用能力。目前在法学教育中，案例教学法应用的较为广泛，案例教学法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然而，一些教师将案例作为解释和印证学习的理论或法律条件，没有充分发挥案例教学法在法律教育中的作用。3.教育实习的形式化。法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所以在法学教育过程中，也比较重视法学实践，学校经常组织学生进行教育实习，其主要方式是学校与当地的律师事务所、法院、检察院合作，学生完成课程学习后，学生会到这些地方进行实习，但是这种教育实习方式没有获得实效。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部分学生选择考研，会将主要精力放在考研的相关事务上，一部分学生选择参加工作，会将主要精力放在找工作上。所以学生对待学校安排的教育实习往往是应付了事，使得教育实习形式化。而对于接收实习生的法院、检察院或者律师事务所，更不会将重要的法律事务交给实习生，所以一般学生去实习，主要是见习或者打杂。而法律思维的培养是在不断的实践中训练形成的，如果脱离于法律实践，学生就无法形成法律思维。所以如此形式化的教育实习无法实现培养学生法律思维的这一目标。

二、法学教育中法律思维的培养的优化路径

1.明确法学教育目标。法律是国家强制力的重要武器，如果出现错误的法律思维，会严重危害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以及社会利益。所以与其它学科相比，对法学这一学科的逻辑性和严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在法学教育下，不能将知识灌输作为法律教育的主要目标，而重视法律思维的培养，并将其纳入到法学教育核心任务中，应将法律思维融入到具体的法学教育中，将培养学生法律思维作为最终的目标，使得学生能够形成正确的法律思维，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的运用能力。法律思维的培养关键在于学生对法学这一学科的价值认同，只要具有统一的价值追求，才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即使学习都是文字的法律条文，也不会感到枯燥，从而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2.合理运用案例教学法。作为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要有丰富的法律知识以及较高的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所以在培养学生法律思维时，应以法律知识为基础，既要不断丰富学生的法律思维，同时还要加强学生对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这就要求应改善传统的法学教育方法，应正确合理的运用案例教学法，应将培养学生法律思维作为核心理念。因此在具体法学教育过程中，教师应结合法学教育内容，基于提高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科学、合理的设计案例，组织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对案例进行分析探讨，教师应明确学生讨论规则，学生在分析案例时，应充分发挥学生的引导作用，应适时的参与到学生的交流讨论中，适当的为学生提供思路，指导学生运用法律思维以及法律知识来解决问题。教师在指导学生时，应避免表露自己的观点，否则对学生的思维会产生束缚。学生交流讨论之后，小组选择一名学生作为代表，阐述自己的观点，学生阐述时，教师应观察学生逻辑思维是否严谨、叙述是否准确，加强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培养。3.开展法律实践活动。在法学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离不开实践活动，所以法学教育中，不能仅限于课堂教学，还应加强法律实践活动的开展，使得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增长法律知识，形成正确的法律思维，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所以教师可以建立模拟法庭，并还原典型的案例，让学生在法庭中演绎被告、原告、律师、检察官、公诉人、公安局侦查人员等等，开展法庭辩论、最后申述、法庭调解等环节，在这些实践环节中，能够实现理论知识的运用，并在反复训练过程中得到强化。另外教师还应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等实践活动，在这些实践活动，增长知识与见识，促进学生法律思维的提升。

总之，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是法学教育的重要目标。所以在法学教育过程中，教师应明确以培养学生法律思维的教学目标，并改善传统的教学方式，加强案例教学法在法学教育中的运用，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加强对法律知识的运用，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得法律思维成为一种思维习惯，不断增强学生的法律素养，从而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才，为社会法治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参考文献：

法律路径范文篇2

一、名家荟萃，多维探索法学教育创新发展路径

本书整体结构上以论文集的形式呈现，依据探讨法律主题的不同，主要分成理论探讨、教学研究、比较研究、教育法制、法务反哺等几个版块，呈现出较为合理的结构划分。这些版块中的内容由不同法律领域专业学者的论文组成，他们多数在各自领域有着丰富的法律从业和研究经验，出版了不少法律著述，因此本书论文中所呈现观点的合理性和权威性有基本保障。从内容来看，本书名为“法学教育研究”，但并不直接、单纯从高等教育角度谈法学教育，而是将眼光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法律实践中，将高校法律教育创新改革与社会法律体系运转和法律实践动态密切结合，从法律的实践运动中汲取法学教育革新灵感，使本书的框架结构和策略建议的可操作性有了保障。这种社会实践探索和校园教育的融合维度是多元的，涉及了各项热点、冷门法律领域，融合了国内国外的比较分析，兼顾课程改革与师资培养，体现出较强的完整性、系统性。

二、注重创新，以新兴技术推动实践教学发展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虚拟技术等新兴技术应用领域和应用深度的不断拓展，法学教育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从教学内容、教学理念到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新兴技术的诞生发展为其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发展空间，法学教育摆脱了一板一眼的传统课堂教学的束缚，向着更加便捷、更加新颖、趣味性更强、效率更高的现代化法学教育路径飞奔。本书提倡积极利用新兴技术来实现法学教育的创新，尤其是推动实践教学发展。例如在“人工智能在法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一文中，作者先对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现状作了总结，之后对人工智能在法学教育实践教学中可能的运用领域和运用方式作了专业分析，提出了颇具前瞻性和创新性的实践方法，最后对当前信息化法学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进行了分析，整体行文体现出较高的创造性和实践研究倾向。

三、问题意识，注重解决当前法学教育突出问题

法律路径范文篇3

关键词：卓越涉外法律人才；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价值；障碍；突破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外来日益频繁，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需求不断增强，参与和主动制定规则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对熟悉国际规则的法律人才特别是具有高外语水平、具有优良专业素质和国际化视野的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需求十分的迫切。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就成为全球各国法学院重视和参与的国际赛事。而竞赛成绩既成为衡量个法学院竞争实力的标准之一，也成为培养国际化涉外法律人才的重要路径。

一、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对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价值

（一）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重要路径

目前，我国整体法学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还存在定位不准、水平较低、目标不明确等问题，特别是当前对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还十分欠缺。针对我国现阶段对高层次法律人才的需要和法律人才教育培养的现状，我国启动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其中之一是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在培养国际化法律人才方面，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对学生的专业知识能力和法庭辩论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成为国际化法律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当前，全球已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赛事。主要有世界人权模拟法庭竞赛、红十字会国际人道法庭模拟法庭竞赛、国际刑事法院模拟审判赛、杰赛普国际模拟法庭大赛、亚洲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威廉•维斯贸仲杯”国际商事模拟仲裁庭辩论赛等。而我国高校在最近几年也逐渐注重参与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最近几年参加杰赛普国际模拟法庭大赛的队员，多数毕业后都就职于国际组织、跨国律师事务所或出国深造。并且这些国际模拟法庭竞赛日益受到众多跨国公司和世界著名律所的关注，甚至在比赛结束后直接向队员发出就职邀请。可以说，从今年来我国高校的一些具体实践来看，对于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参与，已经成为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重要路径。

（二）培养国际化师资队伍的重要途径

国际化的师资队伍是培养高质量涉外法律人才的重要保障，也是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最重要的软件条件，需要从体系上来加以考量。要成为国际模拟法庭大赛的指导教师，必须具备以下素质：其一，国际视野和全球化思维。眼界不能局限于当下和眼前，必须要有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具有国际化的视角和眼界。其二，外语水平高。除了能够具有流利的基本外语水平外，还应当具有相当的专业外语水平，能在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场外开展诸多工作，如与主办方、裁判团、国内外媒体或其他各国团队沟通和交流。其三，优秀的专业素养。能够对国际法体系有深厚的理论知识，对国际法发展的趋势有自己敏锐的判断，对国际法律实务有娴熟的应对技能和实战经验。国际模拟法庭竞赛是一项国际赛事，作为指导教师，需要有为学生提供足够的知识储备和技能技巧的实际指导，也能够从模拟模拟法庭竞赛的角度进行体系化的训练，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模拟法庭竞赛是培养国际化教师队伍的重要途径。

（三）卓越涉外法律人才教学改革的重要推力

国际模拟法庭竞赛除了具备普通模拟法庭的基本特点外，还具有相关案例的国际化，竞赛语言的国际化，参赛队伍的国际化。因此，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就要求除了普通的模拟法庭的一般程序特点外，还要求教学模式的多向性，教学程序的诉讼性，案例分析和法规解释的实践性，充分体现了教学的实践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这就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国内高等法学院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此外，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培养过程，必须是更多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启动学生的国际化思维模式和国际化的视野训练，注重国家法律知识的实战与运用。这样不仅让学生能够学到扎实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模式都发生巨大的变化，成为一种新的培养模式。这会对我国高等法学院校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产生示范效应，使国际模拟法庭竞赛成为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教学改革的重要推力。

二、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在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中面临的障碍

（一）法学教育目标和课程设置的限制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的基本定位主要在两个方面：学术研究和技能培训。要求所培养的法学专业的学生既具有较为扎实的法学理论基础和理论素养，又要求学生能够从事相关的法律实务。但现实课程设置和教学中，基本都是更加注重理论的讲解和传授，培养学生的事务能力在整个大学四年的培养中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课程或实战锻炼。只有少数学校开设了一些诸如“法律诊所”、“模拟法庭”的实践课程，并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但从整体上来看，传统的理论教学还是占据了上风，这种传统的培养体系极大的制约了国际模拟法庭竞赛队伍的建设和培养。如果在目前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中很难打造出出色的国际模拟法庭竞赛队伍，也就很难通过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这个平台来培养更多的卓越涉外法律人才。

（二）总体关注与投入不足

尽管国内几乎所有的法学院系都对培养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的意义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但在现实的教学和培养课程设置中，能够实实在在的进行常态化的实战演练或能够进行相应资源的配置的法学院系是少之又少。目前，全国有少数法学院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进行了一些实践课程的设置，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效果，但总体而言，多数法学院对实践性教学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对于像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这样需要大量投入和关注的赛事，很多法学院感觉太过遥远，特别是在办学层次不高的学校，要集中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来建设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参赛队伍，打造国际化的培养模式，是一种十分艰难的选择。特别是有的法学院的目标并没有放在对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方面，而是将培养的目标放在了满足国内或本地域的实惠现实需求方面，对法学教育的未来发展和要求没有更对的考虑和认识，对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重要作用更是没有明确的认识，也没有动力来考虑。但是，时展的潮流决定我们面对国际化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已经不再是要不要做，而是要怎样去做的问题。

（三）缺乏理论研究成果的指导

当前，对于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路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并且也有部分法学院开始探索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国内一些比较有名的法学院开始尝试进行了“法律诊所”式教学、“电影与法律”教学模式和模拟法庭的课程，并且已经获得了较大成效，并对实践性课程设置和建设展开了较有深度的理论探索。但所有有关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都没有系统的从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角度来展开，更没有从具体赛事的不同分类、发展历史、未来趋势等视角来进行系统的分析与研究，这就导致目前国内对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理论研究与国际法学教育的发展需要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会是我国的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研究和实际发展遇到很大的瓶颈。总之，目前国内高等法学院系在运用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方面，一方面要加强对国际模拟法庭禁赛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的体系化。

三、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在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中的突破方向

（一）加强系统化的理论研究

教学的具体实践和教学理论是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的，要发挥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在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方面的作用，必须强化对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理论研究，以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指导。首先，要通过理论研究系统化的研究和挖掘出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对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以及未来法学教育发展趋势的具体价值，在理论上解决当前法学教育对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冷淡态度，提升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在未来国际化法学教育者的地位与作用。其次，加强对当前主要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深入研究，包括它们的历史、发展过程与不断演变的动因、赛制与规则的演变历程和未来发展趋势等。最后，在理论上梳理和总结过往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案例，研究和提炼赛事的材料，形成系统化的研究案例和技巧应对。

（二）明确培训课程的设置和目标定位

要发挥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在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方面的作用，必须要从教师和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两个角度入手，通过明确和具体的课程设置为师生找到培养国际化培养路径的课程体系。为此，可以考虑对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专门设置系统化的培训课程，通过多角度的考虑，来选择部分学生进入培训课程，进行有层次有梯队的培训，形成体系化建设和体系化的培训课程，可以打造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赛事建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可以通过整合各种学校的教学资源来吸引更多学生积极参与选拔、培训和竞赛。同时，通过系统课程化的方式和提供其他更具有事的资源吸引更多的优秀教师参与其中。另外，对培训课程的设置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不能够过于求大求全，不加区分的将很多相关的课程都安排进来，要分清主次和明确具体的培养目标，做到培训课程的设置要有的放矢。

（三）加大资金投入和培养师资

法律路径范文篇4

关键词：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现状；创新

农村合作金融是指农村弱势者为改善其生产生活条件，自愿入股，民主管理，通过资金互助和联合增信从事货币信用活动，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互助性、非营利性的金融组织形式和资金融通方式的总称。农村合作金融天然具有普惠制的金融道德理性，是实现农村普惠金融建设目标的基本途径。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49.68%，农村人口是50.32%。我国人口仍有半数为农村户口，农村金融的发展自然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一个不可避开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在政府引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当前经济形势快速变化、社会经济环境愈加复杂与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如何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是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鲜明提出的国家政策。自1848年德国成立世界上第一家合作金融组织———拉夫森（FriedrichRaif-feisen）信用合作社以来，合作金融经历了150多年的发展历史，而且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合作金融组织都广泛存在。目前，以信用合作社（CreditCooperative）、合作银行（CooperativeBank）或信用合作社联盟（CreditUnion）等为主要形式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金融制度虽起源于西方，但在东方文化中也显现出较好的成长性，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建立起了较成功的合作金融机构和组织体系〔1〕。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出现与兴起，填补了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空缺，也完善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合作性金融不以盈利为目的，其主要目的是满足社员的信贷需求和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这就为我们发展农村金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路。为了保障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健康、稳定发展，制定相关法律是一个不能避开的问题。

一、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现状

（一）农村信用合作社法律制度。农村信用合作社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农村金融的基础力量。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始于20世纪50年代。作为农村地区的正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领域的重要性毋容置疑。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金融的供给与金融需求的矛盾逐渐加深，农民作为农村金融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他们的金融利益相比城市居民却更难以得到同等的保障。为了支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制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自2007年开始实施，农信社在实际操作中也能适用《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相关法律。但反观其立法体系，我国专门的、独立的农村合作金融法仍然缺失，相关法律法规也依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之处。如法律体系不完善，规范效力低下，不同法律之间甚至存在冲突，监管措施不到位立法规范无法落到实处等种种问题，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法律制度现状较为严峻。2012年3月5日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再次提议制定专门的《农村合作金融法》，专门的信用社立法迫在眉睫〔2〕。（二）农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农村资金互助社是指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由村民和农村小企业自愿入股组成，专门为出资社员提供信贷服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国银监会于2007年制定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农村资金互助社在我国的合法地位。农村资金互助社，顾名思义强调的是合作互助，其活动前提是主体自觉将资金、劳动力或是其他生产资料作为股份入股并且在活动过程实行民主管理，其自由程度较大，参与主体自主劳动，自主经营，能够充分发挥参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自个体到整体实现较大的收益。目前，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制度存在着容易出现信用风险、外部内部监管不完善易出现腐败等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我国可以考虑尝试参考发达国家所具有的完备法律法规体系规制合作金融组织，结合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现状，吸取国内金融改革的教训，借鉴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从而构建农村资金互助社监管制度安排以及法律框架〔3〕。而信用制度的建设也会涉及其他如银行贷款等金融活动，建立相关信用制度势在必行。（三）农村合作性民间金融法律制度。自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地位在我国得以确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蒸蒸日上，近年来，我国民间金融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然而自古以来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较其他产业来说所得效益与投资成本的投入之比较低，且周期长、风险较高，因此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市场资金长期缺乏。而农村合作性民间金融恰好能够弥补农村金融活动中资金的缺位，其主要表现形式在于资金在提供者与需求者之间直接完成流通或是由资金需求者通过民间金融中介机构与资金提供者间接完成资金转移。众所周知，民间金融完全建立在“以信为本”的基础上，民间金融市场安全形势仍然不乐观。目前我国对民间金融采取严格打击政策，制定了《关于严禁擅自批设金融机构、非法办理金融业务的紧急通知》、《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规，不承认其合法地位。因此，我国规范合作性民间金融的法律法规依然处于缺失状态，立法方面的不严格已经影响到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各类非法集资、地下钱庄洗钱犯罪案件层出不穷，甚至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金融秩序。由此，农村合作性民间金融法律制度存在的空缺亟待填补。

二、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存在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而社会和谐离不开广阔农村地区的社会和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发展是我国目前发展农村地区绕不开的话题。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比商业金融机构拥有覆盖网点广、服务群体稳定、规避风险能力强等优点，能够更加切切合保障农民金融利益。然而目前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依然存在问题影响其功能发挥。（一）指导理念滞后。在农村合作信用社创立初期，我国的经济相对而言较为落后，当我们谈及农村地区时尤其如此。在以前农村经济不发达，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农村合作信用社即以“三农”作为服务对象，以服务广大农民为经营理念，使许多农村居民体会到了贴心的金融服务同时也收获了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这其中，规范农村合作信用社的相关法律法规起到了莫大作用。然而在九十年代末期，农村合作基金会被整顿，甚至有人在理论上牵扯及农村合作信用社，自此许多人开始对农村合作金融的生存基础产生了质疑。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增长导致原有的法律法规落后于时代。规范农村合作金融的法律法规在指导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同时却未能及时更新其指导理念，缺乏对参与新型的农村合作金融的农民主体保护与约束。目前许多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层出不穷，同时也有许多旧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向着商业金融组织转换。在这转换的过程中，因相关法律制度的指导理念未能与时俱进，不能有效的指导农村合作金融向前发展，落后于时代要求，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徒增了阻力。（二）立法不完善。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响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我国展开了了一系列的立法活动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自从我们现实生活中许多方面都实现了有法可依。然而，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已有超过八十年的发展，但至今仍然没有一部完整规范了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地位法律地位、组织制度、管理原则等做出明确规定的专门法律，而整个立法体系也尚未完善。这必然制约了农村合作金融的顺利发展。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农村合作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虽然目前我国已经有专门规范农村合作社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到现在，我国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合作金融法”来规范整体的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仅有的一些调整合作金融的规范性文件，多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分别关于各类合作社组织改革的决定，这些规范性文件基本上已经不适应现代农村社会的现实情况〔4〕。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目前尚未有一部真正的专门法律法规来约束，只有一些规范效力层次低的相关法规来规制约束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在此同时，又因为其法律效力层次低，从而导致相关规定在农村合作金融的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与严格的实施。而且部分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临时性特征，不能够长远的约束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平稳发展，影响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积极性。总的来说，制定高层次的，专门约束农村合作金融的法律规范对于推动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十分必要。（三）制度体系不完善。1.农村合作金融的概念模糊不清。有关于金融合作社的运行与管理，从涉及农村金融合作社的法律法规以及行政法规来看都没有看出对“合作社”准确的定义，而是将其笼统的划作集体经济的一部分。这种不明确的界限与模糊的划分方法，阻碍了我们正确认识、了解、参与农村合作金融，更是阻碍了农村合作金融的进一步发展。2.产权制度不完善。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施的对某种经济物品多种用途的利用进行选择的权利，是指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或法律赋予人们对于某种财产拥有和可以实施的一定权利〔5〕。农村合作信用社是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以农村合作信用社为例，农村合作信用社的股金是其经营的资本。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信用社却并没有对其社员进行分红付息，虽然经历了数次扩股，但分红付息的环节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从而导致了目前信用社的资产部分产权不明晰，出现混乱的现象。农村合作信用社名义上从属集体，然而集体所指代的主体在实践操作中也是模糊不清的。因此产权问题的规定混乱导致了农村合作信用社的筹设成本增加，进而损害了群众的根本利益，也难以发挥合作金融实现金融合作最基本的功能与职能。3.监督制度完善。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这几十年间，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在立法层面存在着空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监督体系一直处于不完善的状态，这就导致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之中。在之前，农村合作信用社的管理监督是与其他金融组织的管理监督相互独立的，之后经历了由农业银行领导、农业银行分支机构管理到现在由人民银行来管理。然而，在没有立法保护的前提下，这样的管理监督机制依然是无比脆弱的。在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内部，也应设立管理监督分支，而实际上，因为没有相关法律为此提供保障，内部监督极易出现贪污腐败现象。外部监督由人民银行负责，而人民银行和农村金融合作组织的利益目标可能并不一致，难以代表广大农民的真实利益。内部监督的不到位以及外部监督的不确定性，导致目前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监督体系存在着种种不完善。

三、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的创新路径

农村合作金融作为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在农村金融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稳步扎实的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进步。为此，探索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的创新路径更是显得无比重要。（一）革新指导理念考虑到农村合作金融与农民的利益紧密相关，我们更是要注重其立法对农民的保护。目前，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有关法规并没有突出对农民的保护，更多的显示出了一种对民间金融发展的制约。这种理念急需革新。利益，是人们为满足生产和发展而产生的对一定对象的客观要求〔6〕。法律要求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防止和消除经济失衡等方面保障经济安全，以实现主体利益的协调发展。进而推进农村合作金融的规范与发展，保护农民社员的金融利益〔7〕。（二）健全农村合作金融立法作为合作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农村合作金融立法应该参考已有的相关法律，健全农村合作金融立法体系。我国已经具备了较为充足的金融立法经验和较为完备的金融立法体系，这为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立法提供了大量参考。目前，我国已经针对农民合作社制定了一部专门的法律———《农民专用合作社法》，这部法律切身保护到了农民，保障了农民在参与农村合作社活动的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但是该法的适用范围却并不包括农村信用社这一范畴，目前依然没有一部专门法律对农民参与农村合作金融活动有所保障，农村合作金融立法体系正处于不完善的状态。最突出的一点便是要制定专门的法律，进而逐步完善覆盖农村各类生产经营主体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且适时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这也是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所强调的。法律本身就具有滞后性，若不与时俱进，及时完善法律法规，法律便很难对出现的新局势加以约束，甚至会成为农村合作金融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三）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农村合作金融问题不仅是一个金融问题，在当前“三农”问题情势严峻，农民增收难得情况下，农村合作金融问题更是事关民生、社会稳定的大问题。立法是一件严肃而谨慎的事，立法者必须深入的了解当前农村合作金融的实际现状，同时也要深入研究相关学理理论，不得有半点马虎。在当前现实生活中，农民参与合作金融时依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对之立法加以保护，完善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体系迫在眉睫：1.明确农村合作组织的合作性质。1995年国际合作联盟对合作制确定了七条原则：自愿开放的原则；民主管理，一人一票的原则；社员入股，按交易量分配的原则；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我原则；教育、培训的原则；合作社间的合作原则；关心社区发展的原则；我国合作金融的立法切忌违背这七条原则，应该以法律的形式将农村合作金融这一形式正式确定下来，从而更合理的保护参与合作金融过程中农民的利益。2.完善农村合作金融准入制度。适度放宽对农村合作金融业务市场准入限制，使农村合作金融的服务对象、服务项目、服务手段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并推进多元化的农村合作金融市场退出的方式，使得相关已落后于时代的合作金融组织及时转型。农村合作金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农民，广大农民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但在放低门槛的同时，政府的适度干预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建设一个好的外部环境，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加强对农村合作金融的监管，维护农民的利益。这也是国际劳工组织在《合作社促进建议书》中第四条明确规定的，这两种方式的协调规范既满足了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内部性的要求，又规范了其外部环境，也促进相关法律的实施与合作金融组织的健康发展〔8〕。3.规范农村合作金融内部治理结构制度。合作金融组织的机构设置，各组织机构间的权责分配以及相互制衡关系的制度安排。尽可能保障参与合作金融的农民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制约其经营控制权，从而提高机构运作效率。政府部门也应该在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特殊支持，以扶持其健康、平稳的发展。4.完善农村合作金融的监管制度。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监管可以从三个方面分别进行，在组织内部，增设内部监督管理组织，对组织内可能出现的贪腐现象、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存款等金融犯罪加以实时关注，从内部打破。在外部，政府成立相关特别部门，专门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加以监管，以公权力来威慑可能会从事破坏农村合作金融的活动的，潜在的犯罪分子。而农村合作金融行业内部也可以设立一系列的监管条例，通过行业标准来约束参与农村合作金融的各方主体。从三个方面下手，进而全方面、高效率的监管农村合作金融，保障金融制度的健全稳定。

〔参考文献〕

〔1〕汪小亚.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J〕.中国金融，2014，（05）.

〔2〕徐菁.我国农村信用社发展的现状分析〔N〕.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9，（06）.

〔3〕刘照勇.农村资金互助社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11.

〔4〕张燕,潘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创新的法律困境与发展路径〔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7.

〔5〕王继权.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创新研究〔J〕.西南财经大学学报，2004，（05）.

〔6〕张玉堂.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的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法律路径范文篇5

关键词:领导干部;法律信仰;培育

同志曾说：“党的路线方针确立之后，领导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1]领导干部在我国各项事业中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情况深深地影响着我国各项事业的进展。当前，我国正在全力以赴地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缺失，不利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我们必须要把培育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这项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并且把它做好。

一、法律信仰的含义

经过查阅《现代汉语词典》，信仰是指“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2]因此，法律信仰的含义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内心上相信和尊敬法律，二是行动上要以法律为准绳，做到遵纪守法。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学法，懂法，是内心上相信和尊重法律，拥有法律知识的表现；用法，守法，是行为上以法律为准绳，遵纪守法的表现。通俗地讲，法律信仰是指对法律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培育领导干部法律信仰的重要性

（一）领导干部信仰法律对民众信仰法律起示范性作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全体民众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仰，没有全体民众的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只能成为空谈。领导干部不仅在我国各项事业中起着组织、协调、指挥等重要的作用，同时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对民众也产生很大的影响。领导干部不仅有责任组织民众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同时更应该起到示范性的作用，带头学法、懂法、用法、守法，牢固树立对法律的信仰。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只有这样，在推动全体民众信仰法律的过程中，才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够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干部说一套做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做法，是做不好工作的，一方面要求民众遵纪守法，一方面自己又违法乱纪，这样子不仅让自己走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同时对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只能起到阻碍的作用。（二）领导干部信仰法律，是政治合格的基本要求。明确提出：“在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方面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3]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就是要求领导干部讲政治，政治上要过硬，政治要合格。领导干部政治合格的基本要求就是信仰法律。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集中体现党和人民的意志，同时，党和人民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领导干部信仰法律，学法、知法、用法、守法，是讲政治，政治上过硬，政治合格的具体体现。同时，领导干部信仰法律也是在思想上行动上向党中央看齐的生动体现。领导干部信仰法律，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严肃性和权威性，是领导政治合格的基本要求。（三）领导干部信仰法律，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有效方法。忠诚、干净、担当，是新时代对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廉洁从政是对领导干部最起码的要求。腐败问题是人民最痛心疾首的问题，腐败问题解决得好，党和政府就赢得老百姓的支持与信任；腐败问题解决得不好，党和政府只能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老百姓心目中失去威信。领导干部由于手中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如果信仰法律，心存敬畏之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党和人民来说就是福；如果目空一切，任意妄为，对党和人民来说便是伤害。走上腐败道路的领导干部，对自己而言，不仅让自己身败名裂，前途尽毁，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同时更是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伤害，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这是一种无法估量的损失。心中树立起法律的信仰，心存敬畏，常怀感恩之心，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够不走上违法乱纪的道路，才能够实现自己人生的精彩。

三、培育领导干部法律信仰的路径

（一）继续加强立法工作，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至2011年，我国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是，实践是永无止境的，随着实践的深入开展，必然会伴随着新问题的出现，原有的法律不一定总是能够很好的解决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继续加强立法工作，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随时随地解决新问题。在立法过程中，要积极调动各方因素，倾听不同的声音，要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反复论证，确保法律能够真真正正地解决新问题。法律的内容，要清楚的体现出，领导干部也是普通民众，领导干部不能超越法律，领导干部也没有不受法律保护的，领导干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要学会拿起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用手中的权力维护自己的权利，在运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方面起到榜样的作用。法律不仅用在别人身上，同时也用在领导干部身上。领导干部宪法和法律用多了，让宪法和法律与自己的生活、工作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多了，就可以慢慢培养起对法律的信仰。（二）丰富法治教育内容，增强领导干部法律信仰。开展法治教育，不仅要让领导干部学习、熟记基本的法律条文，同时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丰富法治教育内容，增强领导干部法律信仰。比如，2017年，嘉兴市市长亲自带队领导班子成员旁听法院审理案件。市长希望领导干部把这一次旁听法院审理案件当成是课堂，在课堂上要学会对宪法和法律心存敬畏，一言一行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规定范围之内，不能突破宪法和法律的底线。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要明白，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如果任意妄为，人民同样可以收回去，宪法和法律同样可以收回去，所以，领导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捍卫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严肃性和权威性，领导干部要真正做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做好“关键少数”的角色，发挥好带头作用的模范。通过实实在在的实践，领导干部们切身感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严肃性和权威性，这对领导干部的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三）强化执法监督机制和纠错问责机制，树立起。宪法和法律尊严、严肃性和权威性依法行政和依法决策是宪法和法律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但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还是有部分领导干部达不到这一基本的要求。表现为部分领导干部没有行政为民、决策为民，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利，任人唯亲，用人失误失察，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存在违法乱纪的行为。尽管我国已经建立起执法监督机制和纠错问责机制，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极大程度上解决了部分领导干部违法乱纪的行为，领导干部谨慎用权，决策为民、行政为民的意识明显增强。但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强化执法监督机制和纠错问责机制，探讨解决好领导干部违法乱纪这一问题，“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于严格依法为民、依法决策的领导干部，对其进行表扬，积极宣传，让其他领导干部有榜样可学；对于违法乱纪的领导干部要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同时要把反面教材用足用好，要做到对其他领导干部起到警示的作用。赏罚严明，打造出忠诚、干净、担当的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牢固树立起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严肃性和权威性。（四）领导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奋斗。在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和领导干部是主人与公仆的关系，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领导干部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领导干部要时时刻刻明确自己手中的一切权力都是来自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主体，领导干部是权力的行使者。领导干部如果不能代表人民行使好手中的权力，人民随时可以收回去。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对人民负责，并且要无条件的接受人民的监督，做好人民公仆的角色。作为领导干部，要摒弃官本位的思想，不断加强学习，向书本学习，向人民学习，向实践学习，改造自己，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珍惜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代表人民行使好手中的权力，维护好人民的利益，不辜负人民的期待。只有这样，才不失去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才不会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领导干部信仰法律最生动的诠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奋斗。领导干部法律信仰的培育不是一件简单的、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一时的工作，不是某个阶段的工作，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工作。只有通过长时间的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才能够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仰。因此，我们必须要下大力气把这项工作做好。如果做不好这项工作，领导干部法律信仰缺失，领导干部就会把法律当成是一纸空文，进而违法乱纪。这样的结果，只能让法律在人民心目中失去尊严、严肃性和权威性，让领导干部在人民心目中失去威信，这不利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实施，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所以领导干部必须长期坚持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带头树立坚定的法律信仰，给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榜样，努力成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实施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2]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286．

法律路径范文篇6

【关键词】法律；教师；高职院校；学生；法律课程

建设法治国家，实现依法治国，是我国一直以来都在实践的治国方针，任何社会要想实现公平、安全、和谐的环境都离不开法律。我国历来都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在学生全面发展里面“德”居首位，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道德教化一直是规范人们行为举止的方式。而这种方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构建和全球一体化的快速进程，在某些方面对人们的约束就比较薄弱了。我们看到很多高职院校学生对品德的理解都大同小异，这与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可往往他们口中说的与具体行为并不一致，这就是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常常面临的尴尬，道理都懂就是不做。这实际上是我国在法律教育方面普及不够造成的，也就是学生们法律意识淡薄，道德教化里更多的强调的是如何做更好地向圣人迈进，而法律则规定了做人的底线。对于很多高职院校学生来说，被教化着如何做圣人，不如严格规定哪些行为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更实际也更容易执行。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让学生对法律心生敬畏，是校方的责任与义务，因此提升法律课程的教学效率势在必行。各个高校一直以来都设有专门的法律课程，不过在很多学校都是作为一种形式而存在，特别是以培养专业技能为主的高职院校，这一门课程更是成了学生逃课、睡觉的场所，校方的重视度也不够，因此要想提高法律课程的教学效率，首先要做出改变的就是高职院校自身。

一、实现依法治校，创建法制校园文化

依法治校是创建和谐校园的基础保障，是学校管理的重要内容。高职院校的依法治校就是要在法制观念下指导各方面的工作。这首先体现在学校对校内教职员工、教师及学生的管理上，如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其与国家的法律法规一致，在这些制度面前全体教职工与学生都是平等的，保障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对教师的资格认定、职称评定、职务聘任等问题采用公开公正的方针；学代会专项制度，学习管理制度，学生校内申诉制度和听证制度等保证学生享有的权利。然后就是对校规校纪的全面落实，不管是什么人触犯了校规校纪都要依照规定解决，在学生中树立“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形象，为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提供有利的环境。最后学校要加强法制宣传，使高职院校学生养成在法律意识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依法治校”、“以法育人”校规校纪教育下，创建良好的“法制校园”，对不良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同时开展多形式的法制教育活动，让学生在实践模拟中充分感知认识法律，增强法律意识，形成法制校园文化，与校园其它文化相融合，共同构成和谐校园的组成部分。

二、完善法律课程教学内容

有了良好的环境就为法律课程的效率提升提供了有力的后盾，使法律课程的重要性得以凸显，赢得学生对课程的重视。接下来就是完善法律课程的教学内容，当前高职院校的法律课程主要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法律的部分，涵盖的法律知识内容较多，涉及面也比较庞杂，虽然对于学生了解各项法律知识很有帮助，但是对于以专业技能学习为主的院校来说，学校教学中能够留给法律部分教学的课时有限，教师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让学生把所有的法律知识都学习到的。因此，在学生掌握基础法律知识的前提下，学校在教学内容的设定上要有针对性。根据高职院校自身的特点及学生的实际情况来优化整合教学内容，不同年级的学生学习法律的侧重点不同，低年级以理论知识为主，高年级则可以开展更多的实践课程；根据专业不同，各个专业设计与专业相关的法律知识学习，让学生在学习技能的同时也了解到相应的法律规定，成为更专业的优秀人才；高职院校在选择法律教材时还要根据院校所处的层级，学生的平均水平与接受能力来选择适合的法律知识，使法律更贴近学生的生活，让学生了解到法律就在自己身边。

三、改进教学方法

国家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目标是从认知到接受，再到消化，直至信仰。使每一位从高校走出来的大学生不仅是守法的高级专业人才，同时也是国家法律制度的维护者和宣传者，始终怀有对法律的尊重和敬畏。这靠的不是空洞的口号宣传，而是靠法律的实际运作让大学生们感受到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优势，切身地体会到信仰法律带来的安全与公正。对于高职院校学生来说，接受法律教育的过程相对较慢，这与他们自身的文化素养、学习习惯、注意力集中程度等有关，传统的说教式教学方法很难打动学生，这也是高职院校很多学生不喜欢上法律课程的原因之一，课堂太枯燥，教师在前面讲课像念经，学生不是昏昏欲睡就是低头玩游戏，或者干脆逃课。无法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学习效果没有保障，是促使法律课程教学效率低的根本原因，因此，改进教学方法是最重要的途径。（一）运用多媒体，以情节曲折的案件吸引学生。多媒体教学以生动的影像形式将理论内容化繁为简，成为学生最喜欢的教学形式之一，在高职院校的法律课堂上，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一点，很多的基础法律知识可通过多媒体的形式呈现出来，在视觉上吸引学生。法律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我们掌握法律知识更多的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因此用案例来教学是最合适不过了，这也是法律教学的常用形式。教师在案例选取时要注意选择与学生生活贴近的案例，学生在课堂上可以分组讨论，交流案例中每一个人的情况，教师在这其中做出补充说明与正向引导。这样的形式会让学生感觉更像是在参与一个故事，作为旁观者做品评，学生们的积极性提高了，教师也在这个过程中穿插着将法律知识普及了。（二）法庭模拟。这种形式类似于表演，教师提出一项法律法规，学生们组织成为一个小法庭，每个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大家站在各自角色立场上对同一件案例进行分析、交流、辩论，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了相关的法律知识，更了解到了面对类似事件的最佳解决方案，教师不仅是教育者和引导者，也是单次案件的参与者和帮助者。这样的课堂形式也有利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建立更加融洽的关系。（三）法律知识竞赛。这种教学方法适用于理论性较强的法律知识，高职院校学生正处于青春期，竞争意识强烈，在班级内采用分组竞赛的形式，可以激发学生的斗志，将法律知识融入到竞赛题目中，教师在竞赛过程中也不断总结和讲解，对于促进学生学习法律的主动性很有帮助，进一步强化了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四）采用先学后教的方法。教师在课前给学生布置任务，在课上请学生首先讲解自己对这部分知识的理解，对案例的看法和解决方案；或者是通过课前资料查找，让学生组织一次活动。这时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教师成为引导者。在学生进行讨论和观点阐述时，教师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及可能性，引导着学生进行深入思考，更好地理解材料与相关法律的关联，寻找最佳解决方案。教师甚至可以根据身边发生的实例来组织学生自己编写案例，这样的教学方法更能提升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对法律知识的掌握也会更深入。

四、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

教师的水平是高职院校法律课程效率提升的关键所在，教师不仅要掌握高职院校教育的技巧及方法，了解此阶段学生的身体心理发展规律，还要有全面而系统的法律知识及法律意识。当前高职院校的法律课程教材就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要在这里面实现对学生法律意识、法律知识的双重培养，对教师的要求是很高的。因此高职院校法律课程教师要接受更多的培训，教学技巧与专业知识的培训，还有当前学生的兴趣点、行为习惯的培训。学校还可以引进在法律一线工作的专业人员来校进行最新法律知识普及或者劳教所等机构服役的人员来讲解违法乱纪的危害，既是对学生的现身说法，也为教师教学提供资料和案例。

总之法律课程教学效率的提升路径有很多，关键是院校和教师需要长期坚持，对学生付出足够的耐心与细心，及时关注学生的思想变化，是每一位高职院校学生都能够在法律意识的思维下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1］张丽．中职《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改革探析［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8（12）：165-166．

［2］王军梅．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有效性研究［D］．2006．5．

法律路径范文篇7

作为二元结构的国家，我国既存在二元社会结构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是新一轮的制度变迁，是要打破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必须要了解二元结构制度变迁的深层次原因，惟其如此才能为城乡统筹的制度创新提供指导。

一、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原因

1．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是我国工业化战略选择的必然结果。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政府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目标。二元社会保障体系正是为适应工业化的要求而推出的举措之一。经过常年的战乱，新中国建立时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和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济基础相当薄弱。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争取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依靠工业化实现了经济上的赶超。对于急于实现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苏联的样板具有强烈吸引力，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决定了我国只能通过以牺牲农民部分利益为代价的二元社会制度，解决工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2．我国的二元社会结构决定了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建国初期，为适应当时的工业化路线配套出台了一系列城乡分割的社会政策。在户口政策方面，1957年12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通过严格的户口管理，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户籍管理以户为基本单位，1977年11月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提出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原则:“从农村迁往市、镇(含矿区、林区等，下同)，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从其它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要严加控制。从镇迁往市，从小市迁往大市，从一般农村迁往市郊、镇郊农村或国营农场、疏菜队、经济作物区的，应适当控制。从市、镇迁往农村，从市迁往镇，从大市迁往小市的，以及同等市之间、镇之间、农村之间的迁移，理由正当的，应准予落户。农村人口之间的通婚，对有女无儿的户，应准许男到女家落户”，至此城乡二元基本社会结构基本成形。在劳动就业制度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公布的数字，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最高是在1952年为13.2%。当时我国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口(过去称待业人口)为376.6万人。由于农村人口盲目向城市流动，会进一步增加城市的就业压力，1957年7月25日政务院第146次政务会议通过的《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大力说服农民，以克服农民盲目地向城市流动的情绪。《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城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招用临时工必须尽量在当地城市中招用，不足的时候才可以从农村中招用。另外，在农村建立起制度，三项制度相互配合导致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3．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是当时政策选择的必然结果，实行城乡分化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建国后，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中央政府选择了前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城市和农村作为社会经济的两大门类的相对稳定，这是城乡壁垒的经济根源。由于实行以重工业优先的计划经济，社会结构使二元没有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由二元经济向一元化现代经济的转变，反而促使城乡壁垒固化起来。从工业化国家社会保障的发展历程来看，一般社会保障都先对城市企业雇佣劳动者实行，而后是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以后，才有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并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国家，到1920年，农民占55.5%，1965年降到24.6%，1975年降低到13.9%。1811年英国农业从业人员比例为35%，1901年已下降到8.9%，1975年进一步下降至4.2%［1］。因此，先进工业化国家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都间隔了较长的一段时期(见表1)［2］。在建国初期，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使国家以较低的成本，通过集体保障、土地保障以及“五保供养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救济制度”等，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避免了我国农民盲目流入城市而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同时，农业又源源不断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和原料，从而促进了工业的快速发展。所以，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促进了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当前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要求。首先，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不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不符合公平的原则，也不符合人权的要求。其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不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由于进城农民不能为相应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所吸收，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由此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再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业已存在的差距。由于在户口、就业、福利等方面的城乡差别对待的制度性安排，工农业产品之间存在严重的剪刀差，加之农民有各种税费负担，我国城乡劳动者的收入差别一直就存在，二元社会保障的长期存在又加大了两者之间的差距(见表2)。最后，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限制和阻碍了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不利于全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已不能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要求，必须进行改革。

二、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统筹的实现条件

1．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依据。从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来看，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宣言中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成为世界各国关于基本人权的参照，《世界人权宣言》中肯定了社会保障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2001年2月28日决定批准我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家公约》第9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第11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第12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我国加入条约就意味着要受条约的约束。而公约中的有权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既包括城市公民，又包括农村公民，都有权享受社会保障。2004年3月，宪法修正案将第14条增加一款，作为第4款，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我国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宪法依据，也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最高依据。这也要求要求政府应当履行上述宪法条款设定的国家义务，及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现行宪法第45条进一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等也对社会保障作了原则规定。可见，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具有宪法和国际法依据。2．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34050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为9.1%［5］。我国财政收入由1998年的9853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68476.88亿元，增长了6.95倍，其中中央财政收入由1998年的5483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35896.14亿元，增长了6.55倍;地方财政收入由1998年的8291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61202.04亿元，增长了7.38倍［6］。与农民收入增长相比，我国财政收入增长更快。农民收入也有较大增长2009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剔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实际增长9.8%［7］。目前，我国政府正在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支出将由重视对经济领域的支出转到对社会公共服务的支出。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不只是支出结构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公共财政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问题，这些都为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持。3．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基础。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制度在城市已经普遍建立。虽然我国的城乡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城乡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运行的条件，管理上存在着差异，但是城镇和农村在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性质、具体内容、运行机制上均应当是一致的。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过程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对进一步发展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价值。建国以来，我国在农村曾经建立的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包括社会救济制度、“五保户”养老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都曾发挥积极的作用。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尤其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都已经实现了广覆盖，为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民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经过摸索、试验和创新，已经建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社区保障制度，这些有益的实践为其他地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推行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到2009年底，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8691万人，比2008年末增加了3096万人;全年共有1556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比2008年增加1044万人;全年共支付养老金76亿元，比2008年增加33.8%［8］。截至2009年底，全国已有2291.7万户、4760.0万人得到了农村低保，比2008年同期增加454.5万人，增长了10.6%。全年共发放农村低保资金363.0亿元，比2008年增长58.7%，其中中央补助资金255.1亿元，占全国支出资金的70.4%。2009年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100.84元/人、月，比2008年同期提高了18.54元，增长了22.5%。全国农村低保月人均保障水平68元，比上年提高34.9%［9］。

法律路径范文篇8

概括抽象的法律只有经过解释才能成为具体行为的规范标准。在司法裁判中进行法律解释的必要性：第一，法官解释法律比立法者解释法律更具合理性。法律要素内涵的相对不确定性、法律漏洞、权力分立的要求使审判解释成为必要，同时审判解释是由法官的职责所决定。由于分权理论的存在，法官只有忠于法律文本，才能在制度环境中获得正当性，进而方可谋求解释结果的妥当性。法官总是希望被看成是适用而不是创造法律，由于法官绝对承认制定法的权威并在形式上忠于制定法，因此法官对法律解释有更高的积极性；法官以解决个案为己任，立法者将对某些问题进行价值判断的权力留给司法裁判，对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制定法来说，当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第二，证明裁判正当性。法律解释内在地包含于司法裁判当中，并作为裁判结果正当性的证明表现在裁判文书上公布于众，法律解释可以提供对司法裁判正当性的证明，并据以保障诉讼体制的良性运行。第三，解决案件实体问题，救济个案当事人。司法裁判必须通过法律解释方能进行，从而实现解决纠纷的诉讼目的。在诸如显失公平之类的情况下，法官须依一定解释规则进行个别衡平，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

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对法律解释的不当制约：第一，观念上的制约：概念法学。概念法学强调法律的逻辑自足，崇拜法典，轻视司法，主张法官机械适用法律，否认司法的能动性。其影响主要有立法至上、司法不独立、审判功能残缺，法官非职业化，在实践层面上忽视法律解释；第二，技术上的制约：法律解释方法有限。在我国司法裁判当中，能够运用的法律解释方法相当有限，能得到普遍认可的仅有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及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价值补充，对于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反对解释、法意解释、目的解释、对概括条款的价值补充及类推适用，实践中少有所运用。至于当然解释、比较解释、合宪解释及漏洞补充之诸方法，则更少运用。这样的情况极大地制约了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进而妨碍了司法目标的实现。第三，传统上的制约：简单归摄模式。简单归摄模式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对解释的详尽程度的制约，在简单归摄模式基础上形成的裁判文书样式及不完全公开理由的传统作风，则将法官对法律的解释限制在更狭窄的范围内。

二不当制约的解除

在法律解释的实际操作中只有将这些不当制约有针对性的一一加以解除，代之以合理的制约，才能在充分考虑个案正义的同时，又防止司法专横。

1消除概念法学在司法实务中的影响

概念法学在我国不仅是观念上的影响，而且很多不合理的制度都是以概念法学为理念基础形成的，因此须自制度入手。第一，适当承认判例的法律渊源地位。承认判例可作为制定法的补充，在不与制定法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作为法律渊源，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可援引判例作为裁判依据。对于以成文法为主的中国来说，如何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科学合理地引进判例制度，逐步提升判例的地位和作用，是摆在中国司法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第二，提高法院地位，保障司法独立。概念法学对法典的崇拜，在我国进而衍变成对司法的轻视。要达到真正的审判独立，排除行政权力等的影响就必须切实提高法院地位，做到至少与同级政府平级，使法院在人事财务上能摆脱政府控制，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充分实现司法中立。第三，法官专业化。法律从人皆可知的习惯规则上升为实证规范后，就日益专业化，非经专业训练不可能胜任法官职业。要保障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或保障法律正义，就必须通过强化法官教育和资格制度，普遍提高法官素质（法律正义感和法学方法），亦即所谓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终保障；我国已经实行了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将法官任职条件与司法考试挂钩，设置了法官职业准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法官专业化的需要。但是还应完善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提高法律职业标准的认可程度，健全法官的逐级和公开遴选机制、依法聘任机制。第四，在实践中充分重视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概念法学主张法典至上，法官只能机械适用法律，司法中遇有疑难，只能求诸立法。在新问题层出不穷的当代，这种做法只能导致法律修改频繁，损害制定法权威。应当重视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才能增强法律对社会发展的适应。

2允许法官使用多样化的解释方法

要保障审判独立就必须大力提高法官运用法律方法的能力，熟练掌握解释、适用法律的方法、规则和理论，方可真正将实质正义落到实处。对于已获普遍认可的解释方法，自当保持发扬；对于尚存争议的解释方法，实践中既有运用，应予坚持；对于漏洞补充、当然解释比较解释、合宪解释，除漏洞补充中的创造性补充已同于法律创制，不应认可外，其余各种解释方法，基于法官本来应有的职责，应允许法官在司法裁判中根据具体案情斟酌适用。

应当让法官秉承追求正义的理念，灵活运用各种解释方法，在具体案件的背景下谋求法律的确定性与妥当性之间相对合理的平衡。

3通过改革现行裁判文书样式来改变证明模式

古代中国虽有庞大的制定法体系，但法官的审判可以不受制定法的约束，裁判文书的制作也十分自由。当代对裁判文书格式有了严格的要求，但规范化的同时也牺牲了个性与文采，而且片面追求效率和操作性，对详尽程度未能予以充分注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各种裁判文书样式中，法院的意见即“本院认为”部分，均作为一个段落来写，一般不太认可分段的写法，这从结构上限制了法律解释的详尽程度，因为一个段落不可能写得很长。详尽程度与我国采用简单归摄的证明模式有关。简单归摄模式在我国自有其合理性，但也应看到目前各国法院均倾向于制作较为复杂的裁判文书，一些采用简单归摄模式的国家，如瑞典。芬兰等逐渐转向了复杂归摄模式。理由很简单，不论何种证明模式，目的在于解释法律以证明司法裁判的正当性，而复杂归摄模式能提供比简单归摄模式更有说服力的正当性证明。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在简单归摄模式的基础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不断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和公开性，通过说理部分的复杂化逐渐过渡到复杂归摄模式。

三合理制约的构建

不当制约的解除并不意味着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可以成为“任意”解释。法律解释固然与法官本人的学识、品格、价值取向等主观因素有关，但它不应成为少数法官在司法裁判中恣意擅断的工具。法律解释以承认法律文本的权威为前提，其结果不应超出实证法的范围，因此对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应有合理的规制。

1制定法原则的扩展与概念的明晰

立法者虽不适于解释法律，但可以通过立法技术来完善法律文本的内容，对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进行有效的规制，同时也有利于法官得出较为确定的解释结果。按照英美法系的理论，任何语言都不是精密的表意工具，法律语言亦然。“任何选择用来传递行为标准的工具——判例或立法，无论它们怎样顺利地适用于大多数普通案件，都会在某一点上发生适用上的问题，将表现出不确定性，它们将具有人们称之为空缺结构的特征。”由于这种空缺结构，以自然语言表达出来的法律，其可确定性是十分有限的。一定的词语和命题在其核心范围内可能是无可置疑的，将其适用于具体案件就有较高的可预测性，但由于立法语言的空缺结构，在某些范围内法律会遭遇难以确定的情况，此时立法上应尽量克服语言空缺结构的负面影响，通过列举、概括等技术明晰法律规范的含义，扩大法律用语的核心范围，使法官在人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文义解释来贯彻规范意旨。此外还应当适当扩展有关法律原则的适用范围，一般来说法律规范总会遗漏某种类型的法律关系，但法律原则却能贯穿法律规范而涵盖一切事实。当法律出现漏洞时，“法官们不能叉起手来责备起草人，他必须开始完成找出国会意图的建设性的任务。他不仅必须从制定法的语言方面去做这项工作，而且要从考虑产生它的社会条件和通过它要去除的危害方面去做这项工作。”适当扩展有关法律原则的适用范围，使法官能以价值补充的解释方法来进行裁判，对及时有效地解决诉讼纠纷，保护和实现有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达到司法孜孜以求的正义目标等方面来说，不无裨益。

2解释规则

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至少应遵循以下两条规则：第一，依附于制定法。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不应超越制定法原本可能的含义，只能依附于制定法，具体来说，法律解释须援引制定法，在过程中不脱离制定法，其解释结果不得与制定法之语义相反；第二，不得创制抽象规则。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应以具体解释为限，即结合案情，就事论事，以解决个案为目标；若为抽象解释，创制出一般规范，则超越法官职责，已嫌欠妥，应予禁止。此外，在运用各种解释方法时，还应注意各种方法本身的规则，避免错用。例如反对解释的运用有一定条件，即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之间有内涵的包含关系或外延重合，才可为反对解释；在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之间为外延的包含关系时，不可为反对解释。诸如此类事项，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应予足够注意。

3当事人充分参与诉讼程序

程序参与原则是司法公正的标准之一。这种参与不仅应当是自愿的而且应当是有效的，当事人在诉讼中的法律解释虽为任意解释，但其对法官的法律解释应当具有程序法上的拘束力，亦即裁判的对象仅限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法官不能以自己的内心信念代替当事人的主张。法官为法律解释的结果，除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事项外，应达到当事人一方的诉讼请求，如果解释结果与当事人各方都不同，应作出不利于控诉一方的判决或裁定。因此，法官须保障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积极进行法庭辩论，充分发表意见，才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兼听则明”，从而做到正确解释和适用法律。

4裁判理由的公开及不同意见的展示

能够成为裁判依据的因素很多，可以是制定法上的依据，也可以是人情事理上的依据。在我国法律从来不曾与政治、道德相分离，当对制定法存在复数的解释时，用以支持其中某一种解释的往往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政治、政策、道德、伦理。法外因素成为裁判理由，只要有制定法上的依据，并无可指摘之处；但应当将其在裁判文书上公开展示，以教育和说服当事人。对于合议庭及审判委员会中的不同意见，也应在裁判文书中载明，以便充分贯彻审判公开的原则，保障司法公正。审判公开包括审理和宣判的公开，其中宣判公开既应当包括公开宣布裁判结果，也应当包括公开宣布裁判理由，以防止少数法官司法专横、主观臆断，增强司法过程的民主与坦诚，避免当事人因对裁判过程心存误解而求诸不必要的上诉和申诉。

5法官自我约束

法律路径范文篇9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且复杂多样，业已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最大障碍。人类对资源环境的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人类为此不合理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又造成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尤其是沿海国家的海洋生态环境状况令人担忧。与此类比，在环南海各国加快开发南海资源步伐的情况下，除引发南海主权纠纷问题之外，南海海洋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也相当严重。为此，我国作为南海主权的拥有者，在诸多国家随意开发南海资源并造成南海生态破坏的现实情况中，在坚决捍卫南海主权的同时，运用法律手段，建立南海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消除南海海洋生态补偿在实践中的不连续与不规范性，对维护南海生态环境平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海洋生态补偿与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法律现状

生态补偿是当今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对其实践运用也越来越广泛。正如其它热点问题一样，学术界对于生态补偿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能达成规范统一。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本学科的需要，对生态补偿从各学科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和定义，法学家也是如此。例如李文华将生态补偿归纳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生态补偿包括污染环境的补偿和生态功能的补偿，即对损坏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对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以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狭义的生态补偿是指生态功能的补偿，即通过制度创新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好生态产品这一特殊公共产品消费中的“搭便车”现象，激励公共产品的足额供应；通过制度变迁解决好生态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激励人们从事生态保护投资，并使生态资本增值的一种经济制度。又如费世民等人则认为生态效益补偿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即为了控制生态破坏、遏制资源衰竭而征收的费用以及类似生态效益补偿的资源补偿费。由此可见，法学意义上的生态补偿，它并不是通常人们理解的一种为保护资源环境而调动生态建设积极性、促进环境保护的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等经济手段，而可被认为是国家或社会主体之间的一项约定、并通过此项约定实施的补偿性措施，运用一定的法律手段来惩罚生态环境破坏者，通过对环境破坏者收取一定的费用给予保护生态环境者一定的补偿，从而体现生态责任和生态利益的公平分配，实现生态正义，并达到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性的目的。为此，所谓生态补偿是指自然资源使用人或受益人在合法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人或对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其目的是支持和鼓励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而非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同理之下，海洋生态补偿，则指“海洋使用人或受益人在合法利用海洋资源过程中，对海洋资源的所有权人或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其目的是支持与鼓励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行而不是一味地向海洋索取经济利益”[1]。由生态补偿在法律界产生的是生态补偿法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国家为了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公平正义，实现世代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依照生态规律，通过法律法规建立起来的，对人们在生态补偿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要包括国家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及其他政策倾斜制度、生态审计制度、生态税制度、生态补偿基金制度、生态补偿费制度以及生态补偿的责任制度等，是环境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我国引进生态补偿尤其是生态补偿法律等概念时间较晚，虽然现在全国统一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尚未能够建立起来，但对制定生态补偿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尝试发展迅速。我国在1996年8月的《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建立并完善有偿使用自然资源和恢复生态环境的经济补偿机制”，并确定了“利用者补偿”的生态补偿原则。随后在《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修订制定中在各自领域对生态补偿问题作了一些规定。特别是在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等关系中国未来环境与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文件中,都明确提出要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这为生态补偿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除此之外，有些省份也对此进行一些探索。例如江西在2005年颁布了《东江源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实施方案》,海南在2008年出台了《关于建立完善中部山区生态补偿机制的试行办法》。但从这些相关的文法中发现的问题是，现有的生态补偿实践主要集中于陆地以及河湖等淡水水域,对海洋生态补偿涉及较少，主要集中在渔业资源管理和海洋生态保护领域。例如《渔业法》规定可以向受益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专门用于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具体到南海海洋生态保护方面,主要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海沿岸各省区开始了人工增殖渔业资源和进行人工鱼礁建设。海南省自1999年提出生态省建设规划,到2006年,投入财政资金达120多亿元用于退耕还林、水土流失、采空矿区生态恢复和海洋生态保护等方面,近几年又从财政拨出专项资金,实现全省海防林断带合拢、窄带加宽、残带增强,全面恢复海防林的生态功能[3]。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建立南海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南海是亚洲三大边缘海之一，北接中国广东、广西，属中国海南省管辖。南缘曾母暗沙，为中国领土的最南端。东面和南面分别隔菲律宾群岛和大巽他群岛，与太平洋、印度洋为邻，西临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为面积3,500,000平方公里（1,351,350平方哩）的深海盆。当前，由于南海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丰厚的资源，环南海各国争相掠夺南海资源，南海生态环境破坏十分严重。因此，建立南海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具有重要的紧迫性。具体表现为：首先，南海海域地理位置显著，资源丰富。南海是中国最深、最大的海，也是仅次于珊瑚海和阿拉伯海的世界第三大陆缘海。南海位居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航运要冲，在经济、国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南海位于中国大陆的南方。南海北边是中国广东、广西、福建和台湾四省，东南边至菲律宾群岛，西南边至越南和马来半岛，最南边的曾母暗沙靠近加里曼丹岛。浩瀚的南海，通过巴士海峡、苏禄海和马六甲海峡等，与太平洋和印度洋相连。南海蕴藏丰富的资源。数据显示，南海海域有含油气构造200多个，油气田大约有180个，大概在230亿至300亿吨之间，相当于全球储量的12%，约占中国石油总资源量的三分之一，有“第二个大庆”之称。仅仅在南海的曾母盆地、沙巴盆地和万安盆地的石油总储量，就将近200亿吨。这个区域里边一半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分布在中国所主张管辖的海域之内。同样，西沙群岛、中沙群岛的水下阶地也有上千米的新生代沉积物披复，这些沉积物与我国北部湾、海南岛的新生代沉积物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也是大有希望的海底石油和天然气产地。海底资源还包括有各种金属矿产资源，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海洋开发的深入，西南中沙群岛海底资源有着非常广阔的开发前景和巨大的利用价值。西南中沙群岛岛礁上绮丽的热带海岛环境和海域中波澜壮阔的自然景色是开发海洋旅游的潜在资源。现代科学还发现海洋蕴藏巨大的潮汐能、波能、温差能、密度差能、压力差能等海洋动力资源，若能科学地加以利用，其社会和经济效益将不可估量。其次，南海海洋环境损害严重。随着海洋开发活动的纵深发展,人类利用海洋的能力与日俱增，环南海各国都加快了对南海的开发,导致了南海海洋环境的恶化。目前南海的环境污染主要包括三种:一是环南海周边各国陆源污染,即各国排入南海的废物、废水等；二是在开发南海海洋资源的过程中引起的环境污染如各国对海底油气、矿产资源的开发所造成的污染；三是48大量的航行于南海的船舶所造成的污染。南海海洋环境恶化的制度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首先,从国际而言,目前环南海周边各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南海开发、保护机制,对各种开发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各国都是开发利用得多,保护得少。其次,从国内而言,环南海周边各国的环境保护措施大都还停留在排污收费等传统惩罚性措施上,而对生态补偿等正面激励措施的运用还很有限,无法有效解决海洋环境保护的公共性和外部性问题,因而保护效果不够理想。因此,解决南海海洋环境问题,一方面有赖于环南海周边各国建立统一的南海开发、保护机制,约束各国开发利用南海的行为；另一方面有赖于环南海周边各国内部建立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实现南海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南海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缺失。海洋生态补偿的立法几乎空白,仅有些地方性法规对此有一些模糊规定。比如《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建人工鱼礁保护海洋资源环境的决议》、《广西壮族自治区渔业管理实施办法》中有关建立人工鱼礁、人工增殖放流苗种各级人民政府应在资金、技术和物资上给予支持的规定、《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海南省珊瑚礁保护规定》对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保护珊瑚礁等行为做出显著成就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的规定等等。《渔业法》中规定可以向受益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相比其它领域，这一简单规定已经落在了后面。生态补偿涉及不同主体、不同区域间的广度利益协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需要多方的协调、监管，因而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保障。

法律路径范文篇10

一、技师院校系统法律教学改革的背景与理念

当今中国，青少年的法治教育正受到高度关注，并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进行系统化构建与谋划。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思想要求,同时提出了全民守法的理念。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的《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2015年制定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2016年提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意见。由此可见，当下中国对法治教育与国民教育相关性的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由于学制和社会就业压力等多种因素，技师院校以学生就业为导向，学生在学校修完专业课程后步入社会，大多成为生产一线的劳动者。使技师院校学生践行法治理念，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对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减少劳动纠纷、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我们临海相望的日本，二战以后，为了使国内经济快速发展，曾忽视专业技能以外的法治教育，一度导致较为普遍地出现打架斗殴、敲诈勒索、绑架、杀人等校内暴力以及网络犯罪现象。在经过一系列极端的管理甚至体罚方法，造成了教育的极端僵化，反而阻碍了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形成了恶性循环。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进行了两次大规模青少年法治教育改革，效果显著。日本学校将“培养适应自由公正社会的法律观点”作为法律教育的根本目标，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学校和学生互动的改革思路。一方面，就行政机构而言，主管教育的文部省和主管法律的法务省相互配合，共同承担改革任务。文部省于2007年、2014年先后两次对2002年4月实施的《学习指导要领》进行修订，提倡“期望在学校教育中充实有关司法的学习机会”。法务省先后成立了法务省法律教育研究会、法律教育推进协议会，对学校法治教育进行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就社会角色互动而言，法学家、教育家、法律实务人士也群策群力，为日本青少年法律教育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技师院校法律教学现状分析

（一）技师院校学生学习积极性有待提高。技师院校的学生可塑性强，活泼好动，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很强。但是，学生的入学成绩相对较低，甚至没有成绩，大部分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欠缺，自我约束力较差。学生对于理论课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缺乏依法规范自身行为、分辨是非、运用法律方法维护自身权益、通过法律途径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和能力。（二）技师院校法律教学师资队伍建设有待提高。目前技师院校的法律专业教师较少甚至没有，而仅有的法律专业教师基本都是应届毕业生直接进入学校参加工作，因为缺乏相关培训和实践经验，无法切实提高法治教育的质量和实效。有的学生在毕业之后竟不知道如何签订自己的劳动合同，还有的连“五险一金”是什么都不清楚。（三）技师院校法律教学方法有待拓宽。目前大多数技师院校的法律教学工作，教学地点仅仅局限于课堂，主要采用的授课方式还是教师为主导的理论传授模式，或辅之以举例方式。在书籍缺乏的年代里，这种传统理论的讲授课方式曾经风光无限，教师通过念讲稿传授知识。但在21世纪计算机互联网普及的今天，采用单一的“课前知识点提问→新课讲授→穿插案例→教师提问→知识点总结→布置作业”的教学流程，很难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积极性。学生们间隙屡有玩手机、睡觉的现象发生，课堂气氛平淡，课后学生只是注重概念和原理的记忆，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低，教学效果不明显。一堂法律课学习下来，学生就像在走流程一样，根本达不到应用于实践的目的，更无法使学生理解、认同法律背后的价值、宗旨，亦无法培养法治意识。

三、探寻技师院校系统法律教学改革出路

由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明确指出：“开展青少年法治教育，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宪法教育为核心，把法治教育融入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全面提高青少年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青少年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基于该指导思想，结合目前技师院校法律教学现状，大胆提出技师院校系统法律教学改革方案。（一）技师院校系统法律教学改革方案整体框架。众所周知，法律教学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不仅是系统工程，还是素质教育，更是规则教育。所以在此打破原有法律教学模式，将技师院校系统法律教学改革方案整体框架构建。（见图1）（二）技师院校系统法律教学改革方案。1.教师重新设计课程体系，采用专题授课法。鉴于技师院校法律教学的系统性，法律专业教师应着力于改变教学思路，充分重视备课环节，改变传统法律教学法中的备课方式，应用系统法律教学方法进行备课。在此，教师必须研读多本教材，形成一个初步的技师院校法律教学体系框架，继而与学生的各个专业的教研室主任和任课老师进行讨论沟通。比如任课学生为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法律专业教师应该首先和电子商务专业教研室主任沟通，确定该专业学生的教学计划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并与任课教师沟通，将法律教学内容落实到各专业学科课程的教育目标之中，尽最大可能挖掘该专业学科的法律教学因素；与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辅导员进行讨论，深入了解该专业学生的特点，深入思考一、二、三年级学生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法律教学；认真听取专职律师的教学意见，可以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地将法律教学落到实处，方便实践教学。最后构建法律教学专题。（见图2）综上，一年级上学期，主要使技师院校学生掌握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专题。一年级下学期，使学生掌握自己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专题。二年级上学期，使学生掌握行政法、婚姻家庭和继承法、劳动法等专题。二年级下学期，使学生掌握顶岗实习的法律法规、合同法、社会福利等专题。教师采用专题授课法，不拘泥于课本，要将安全教育、廉政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国防教育、交通安全教育、禁毒教育等专题教育，与法治教育内容相整合，一体化设计教学方案。保证学生踏入工作实习岗位之时，能够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在三年级这一年的技师院校学生实习顶岗期间，可以设置每学期不少于8课时的法律课程，由法律教师陪同专业教师一起走访在企业见习的学生，满足技师院校的学生运用法律提高自身生存能力的要求。2.教学场所多样化。技师院校法律教学不应仅仅局限于教室，教师要大胆带领学生走出去，教学场所可以是校园，利用主题教育、校园文化、党团队活动、学生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多种载体，全面开展技师院校法律教学工作。3.从根本上改变学生学习方式。打破传统法律学生学习方式单一的瓶颈，应用系统法律教学法，分两步走改革学生法律学习方式。第一步，使学生通过故事教学、情境模拟(如法庭模拟)、角色扮演、案例研讨、法治辩论、价值辨析等多种学习方法，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将多种法治教育资源、形式予以整合、提升，形成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环境。在技师院校系统法律教学改革进程中，要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要根据技师院校学生实际，引导、支持学生自主制定规则、公约等，逐步培养学生参与群体生活、自主管理、民主协商的能力，养成按规则办事的习惯，引导学生在学校生活的实践中感受法治力量，培养法治观念。并积极支持学生组建法治兴趣小组、法治实践社团等，加以正确引导，使学生以适当方式研究法治问题、参与法治实践。第二步，达到自主学习的目标后，培养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鼓励学生制作自己的人生生涯法律手册。4.考评变为双边考评。一方面，将学生的期末考试改为综合考评，以实践考评（以学生自主制作的人生生涯法律手册为主）与笔试考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尤其要强调的是，在实践考评环节中，之所以把学生自主制作的人生生涯法律手册作为主要参评因素，是因为该手册并不是由简单的理论摘抄而成，而是教师应用系统法律教学法后，通过故事教学、情境模拟(如法庭模拟)、角色扮演、案例研讨、法治辩论、价值辨析等多种教学方法，学生自主制作的人生生涯法律手册。另一方面，不能仅仅考评学生，必须为教师提供培训考评的机会，每学年都必须保证技师院校的法律专业教师到律师事务所所实习培训一段时间，并由专职律师进行考评。从而使技师院校的法律专业教师可以充分挖掘各学科教学内容的法治内涵，提升技师院校教师群体的法治意识。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