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后果范文10篇

法律后果范文篇1

关键词：财政违法行为；责任；法律后果

Abstract:Thisarticlehasevaluatednewreleasing"FinancialIllegalactivityPunishmentPunishmentRule"inthefinancialillegalactivityresponsibilityandthelegalconsequencesaspectstipulation,throughwith"theStateCouncilaboutViolatesFinancialLawsandregulationsPunishmentTemporaryprovisions"thecomparison,pointedoutthatnew"Rule"inresponsibilitywayclassification,legalconsequencesaspectscienceadjustment,simultaneouslyhasalsoanalyzedtheneglectthirdpersonofbenefitquestionwhich"Rule"exists.

keyword:Financialillegalactivity;Responsibility;Legalconsequences

一、引言

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已于2004年11月公布，并即将于2005年2月1日开始施行，1987年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将同时废止。《条例》对《暂行规定》在财政违法行为的范围、内容、执法机关、审查程序等方面都作了较大调整。而作为对行政处罚、行政处分进行规范的法律文件，《条例》与《暂行规定》的核心即在于对作出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责任与违法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规范。本文将集中分析、比较《条例》与《暂行规定》对于财政违法行为的责任与法律后果的规定，讨论其思路与依据，并指出《条例》存在的一些问题。

二、财政违法行为的责任

法律责任主要由两方面要素构成，即责任主体与责任方式，也就是由什么主体来承担责任、如何承担。

与《暂行规定》相类似，〈条例〉中规定的责任主体主要是两类，即实施了财政违法行为的“单位”及其“责任人员”。由单位和个人作为承担违法行为责任的主体，首先源于财政违法行为本身的特性。财政行为的作出大多以国家公权力为基础，从广义上来说属于国家行为，因而财政违法行为通常是以代表公权力的国家机关的名义作出的，如财政收入执收单位、国库机构、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等，这决定了这些单位是承担违法行为责任的主体。另外，《条例》中将企业、事业单位的某些行为也归入调整范围，但同样这些行为也是以法人的名义作出的，单位自身应当是责任主体的一部分。

但同时，尽管我国立法实务中采用法人的独立人格论，认定法人可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行政处罚、处分的性质与普通的债务、侵权责任等民事责任不同。民事责任基于主体之间的平等，以对价或补偿损失为原则，目的在于实现对等的利益或恢复原状，责任的承担方式最终归于财产；而违法行为的责任则带有追究性质，以惩罚、警诫为目的，责任的承担不仅以财产为基础，更重要的是精神的惩戒。因而民事责任可以由单位独立承担，而行政处罚、处分的责任则要归于以单位名义作出违法行为的个人。

但具体分析，《条例》对责任主体的规定与《暂行规定》又有着根本的变化。《暂行规定》中认定的财政违法行为基本上均属于国家行为，除公务员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一项外，均为特别的国家财政机关才能实施的行为。而《条例》中则增加了很多普通企业、事业单位的也可能从事违反国家财政法律法规的行为。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第十七条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违反财务管理的规定，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的”，即所谓的“小金库”问题，另外还有企事业单位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骗取财政资金、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等行为。应当说，将这些行为一并规定在《条例》中，适用同样的审计、监察制度，对于加强对此类的行为的监察强度有相当的益处。

对于承担责任的方式，《条例》和《暂行规定》均混合使用了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两种手段。具体说来，《条例》较《暂行规定》在单位的在单位的责任方面基本一致，行政处分主要是警告或通报批评，行政处罚为罚款；而对个人则很大的转变。《暂行规定》对个人的行政处分分为记过以下处分和记过以上处分，分别适用于同类违法行为的不同严重程度，同时处以相当于若干月工资的行政罚款。而《条例》则将个人的违法财政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国家机关作出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这一类个人由于并不直接从违法行为中获利，因而只处以行政处分，通常规定为“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另一类则是在企业、事业单位从事违法行为或个人从违法行为中获利的，对这一类个人则只处以行政处罚并直接规定罚幅，如果同时是公务员则并处行政处分。这样的区分显然比《暂行条例》要明晰科学，尽管国家公务员以国家机关名义从事财政违法行为必然是为获得某种利益，但毕竟不是通过其行为本身直接获得而是通过其他途经收受非法财产，应当以其他规范公务员行为的法律法规加以调整，而不应与财政违法行为混淆处理。

三、财政违法行位的法律后果

《暂行规定》的一个严重漏洞在于，只规定了财政违法行为的责任而没有规定这种行为导致怎样的法律后果，也就说，规定了如何处罚违法者而没有考虑如何处理违法行为造成的问题。

《条例》在这一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补充，对于各项财政违法行为均规定了事后处理的方法。如对于违反国家财政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之一的，要“责令改正，补收应当收取的财政收入，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对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之一的，要“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有关财政资金，限期退还违法所得”，违反有关投资建设项目规定的，要“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被截留、挪用、骗取的国家建设资金，没收违法所得，核减或者停止拨付工程投资”等。

尽管《条例》对每项违法行为均作出了规定，相对《暂行规定》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条例》的规定还是存在重要的弊端。问题在于，《条例》只规定了追回、退还国家被非法侵占、使用的财产，而没有考虑这些财产于发现违法行为时所处的状态，更进一步说，考虑了违法行违法者与国家两方的问题，而没有考虑潜在的第三人。例如，《条例》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擅自占有、使用、处置国有资产的”，要“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和被侵占的国有资产”，却没有考虑，如果已经有第三人善意的取得了该“被侵占的国有资产”又该如何处理？国家或者该违法行为人是否有权向第三人主张该财产的返还？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如何得到保障？又如《条例》第十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擅自提供担保的”，要“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却没有规定该担保是否有效？现实中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案例，企业出于对政府信用的信任才接受其担保作出投资决定，事后发现该担保行为属超越职权，投资的企业利益得不到保障。行政法强调信赖保护原则，政府作出的行为即使存在错误也不能轻易改变，即使因重大的公共利益而改变也要给予相对人以合理补偿。而由于法律法规往往有意无意忽视第三人这个重要的问题，只规定国家追回财产的绝对的权力，而不规定对第三人的补偿方法，实际上造成第三人因政府的过错行为而遭受损害却又无法通过复议、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法律后果范文篇2

【关键词】财政违法行为，责任，法律后果

一、引言

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已于2004年11月公布，并即将于2005年2月1日开始施行，1987年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将同时废止。《条例》对《暂行规定》在财政违法行为的范围、内容、执法机关、审查程序等方面都作了较大调整。而作为对行政处罚、行政处分进行规范的法律文件，《条例》与《暂行规定》的核心即在于对作出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责任与违法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的规范。本文将集中分析、比较《条例》与《暂行规定》对于财政违法行为的责任与法律后果的规定，讨论其思路与依据，并指出《条例》存在的一些问题。

二、财政违法行为的责任

法律责任主要由两方面要素构成，即责任主体与责任方式，也就是由什么主体来承担责任、如何承担。

与《暂行规定》相类似，〈条例〉中规定的责任主体主要是两类，即实施了财政违法行为的“单位”及其“责任人员”。由单位和个人作为承担违法行为责任的主体，首先源于财政违法行为本身的特性。财政行为的作出大多以国家公权力为基础，从广义上来说属于国家行为，因而财政违法行为通常是以代表公权力的国家机关的名义作出的，如财政收入执收单位、国库机构、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等，这决定了这些单位是承担违法行为责任的主体。另外，《条例》中将企业、事业单位的某些行为也归入调整范围，但同样这些行为也是以法人的名义作出的，单位自身应当是责任主体的一部分。

但同时，尽管我国立法实务中采用法人的独立人格论，认定法人可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行政处罚、处分的性质与普通的债务、侵权责任等民事责任不同。民事责任基于主体之间的平等，以对价或补偿损失为原则，目的在于实现对等的利益或恢复原状，责任的承担方式最终归于财产；而违法行为的责任则带有追究性质，以惩罚、警诫为目的，责任的承担不仅以财产为基础，更重要的是精神的惩戒。因而民事责任可以由单位独立承担，而行政处罚、处分的责任则要归于以单位名义作出违法行为的个人。

但具体分析，《条例》对责任主体的规定与《暂行规定》又有着根本的变化。《暂行规定》中认定的财政违法行为基本上均属于国家行为，除公务员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一项外，均为特别的国家财政机关才能实施的行为。而《条例》中则增加了很多普通企业、事业单位的也可能从事违反国家财政法律法规的行为。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第十七条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违反财务管理的规定，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的”，即所谓的“小金库”问题，另外还有企事业单位不缴或者少缴财政收入、骗取财政资金、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等行为。应当说，将这些行为一并规定在《条例》中，适用同样的审计、监察制度，对于加强对此类的行为的监察强度有相当的益处。

对于承担责任的方式，《条例》和《暂行规定》均混合使用了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两种手段。具体说来，《条例》较《暂行规定》在单位的在单位的责任方面基本一致，行政处分主要是警告或通报批评，行政处罚为罚款；而对个人则很大的转变。《暂行规定》对个人的行政处分分为记过以下处分和记过以上处分，分别适用于同类违法行为的不同严重程度，同时处以相当于若干月工资的行政罚款。而《条例》则将个人的违法财政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国家机关作出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这一类个人由于并不直接从违法行为中获利，因而只处以行政处分，通常规定为“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另一类则是在企业、事业单位从事违法行为或个人从违法行为中获利的，对这一类个人则只处以行政处罚并直接规定罚幅，如果同时是公务员则并处行政处分。这样的区分显然比《暂行条例》要明晰科学，尽管国家公务员以国家机关名义从事财政违法行为必然是为获得某种利益，但毕竟不是通过其行为本身直接获得而是通过其他途经收受非法财产，应当以其他规范公务员行为的法律法规加以调整，而不应与财政违法行为混淆处理。

三、财政违法行位的法律后果

《暂行规定》的一个严重漏洞在于，只规定了财政违法行为的责任而没有规定这种行为导致怎样的法律后果，也就说，规定了如何处罚违法者而没有考虑如何处理违法行为造成的问题。

《条例》在这一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补充，对于各项财政违法行为均规定了事后处理的方法。如对于违反国家财政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之一的，要“责令改正，补收应当收取的财政收入，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对违反规定使用、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之一的，要“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有关财政资金，限期退还违法所得”，违反有关投资建设项目规定的，要“责令改正，调整有关会计账目，追回被截留、挪用、骗取的国家建设资金，没收违法所得，核减或者停止拨付工程投资”等。

尽管《条例》对每项违法行为均作出了规定，相对《暂行规定》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条例》的规定还是存在重要的弊端。问题在于，《条例》只规定了追回、退还国家被非法侵占、使用的财产，而没有考虑这些财产于发现违法行为时所处的状态，更进一步说，考虑了违法行违法者与国家两方的问题，而没有考虑潜在的第三人。例如，《条例》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擅自占有、使用、处置国有资产的”，要“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和被侵占的国有资产”，却没有考虑，如果已经有第三人善意的取得了该“被侵占的国有资产”又该如何处理？国家或者该违法行为人是否有权向第三人主张该财产的返还？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如何得到保障？又如《条例》第十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擅自提供担保的”，要“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却没有规定该担保是否有效？现实中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案例，企业出于对政府信用的信任才接受其担保作出投资决定，事后发现该担保行为属超越职权，投资的企业利益得不到保障。行政法强调信赖保护原则，政府作出的行为即使存在错误也不能轻易改变，即使因重大的公共利益而改变也要给予相对人以合理补偿。而由于法律法规往往有意无意忽视第三人这个重要的问题，只规定国家追回财产的绝对的权力，而不规定对第三人的补偿方法，实际上造成第三人因政府的过错行为而遭受损害却又无法通过复议、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法律后果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利润分配法律责任

公司利润分配是在平衡公司内、外部主体之间利益的基础上，对净利润在提取了各种公积金后如何进行分配而采取的基本态度和法律政策。山于公司利润分配与公司、股东、债权人的利益直接相关，所以要在法律层面卜具体的规定公司违法分配利润的法律后果。公司的违法分配利润包括公司利润分配错误、公司长年有盈余但仍不分配或分配很少的利润等情况，公司利润分配错误主要是公司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或公司总资产小于总负债及股东优先权所需要的金额之和不能进行分配等情况，此时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润，就要追究公司违法分配的法律责仟。对于公司长年有盈余但仍小分配或分配很少的利润等情况追究责任主要是为了保护公司小股东的利益。由于利润分配的多少与公司的经营J情况直接相关，这就使得对公司违法分配利润的法律责任追究存在着很大的难度

一、比较法视角下对公司违法分配利润法律责任的审视

(一)追究相关董事责任

对于股份公司而言，各国的公司法中普遍都规定了当出现公司违法分配利润时山相关董事的责任的情形。日本、德国、美国对董事责任的规定各[r1不同，其中，德国和美国规定的比较相似，都规定了对违法分配议案赞成或同意的股东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德国股份公司法第93条规定，如果董事会成员违反了下列规定，应负责赔偿损失;将资木偿还给股东:违法付给股东利息和红利:违法分配公司财产;在公司已经发生无支付能力或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仍然支付款项。美国标准公司法8.33节规定:当分配金额超过分配的金额时，对此分配投赞成票或同意的董事对于超额部分应向公司负个人责任。同时两个国家也都提出了董事的免责事山及相应的时效，在具体规定上存在着一些差异。在德国，董事免责为违法分配利润是按照股东大会的合法决议进行的，并且规定未得到清偿的公司债权人代公司提出赔偿要求时，不能因股东大会的同意而兔责时效五年。在美国，董事的免责为其行为符合营业判断规则，营业判断规则由法院判断，般法院只在公司管理层有滥用职权的行为时刁能判断出董事的行为不符合营业判断规则，并规定此类诉讼的时效为两年。日本的规定比较特殊，规定山提案董事或业务执行董事承担责任，最新日本公司法中第459-462条规定了股份公司违法分配利润的后果，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分红方案，大会议案提案董事承担责任或由董事会决定时，对董事会议提案董事负责。另外，如果利润分配由股东大会决定，向股东支付的金钱等总额超过可分配额时，执行了有关该行为职务的业主执行董事也要承担。

(二)追究相关股东承担责任

在追究相关股东的责任力一面，!」本、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立法都有所规定，对于股份公司而言，三个国家规定的相似，都规定了当公司出现违法分配利润时，善意股东免责的条款。在日本，利润分配如果是由股东大会决定，分配错误时接受了金钱等的股东承担相应责任，但如果股东接受违法分配的利润时是善意的，则该股东免责，债权人可以要求恶意的股东支付与接受的交付的金钱等相当的金钱;美国标准公司法规定明知违法分配而接受的股东返还违法分配的利润。德国股份公司法62条规定股东在接受禁卜支付时，股东应向公司偿还其违反该法规定从公司那里接受的支付款项，如果他们获得的款项是作为红利而得到的，那么只有在他们知道或由于疏忽不知道他们无权获得这些款项时，上述义务才成立。时效五年。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0条规定，领受人的领受出于善意，则只可在为偿付公司债权人所必需的范围内要求归还。如果不能从领受人处取得归还款，则在为偿付公司债权人所必需的范围内，由其余股东按其股份比例对应当归还的款项承担责任。从个别股东处无法取得的款项，由其他股东按_L述比例分摊。公司的请求权时效为五年，如果支付义务人为恶意，则不适用时效制度。通过卜述的分析可以得出，可以看出追回公司违法利润分配的主体三个国家规定的不尽相同，在日本及德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明确指出债权人享有此权利;而德国的股份公司法、美国标准法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得出这两个国家有权返还非法红利的主体为公司、债权人(如果公司的债权人没有从公司那里得到补偿，那么公司的要求也可以由债权人提出)、破产管理人(如果关于公司财产的破产已经开始，那么在此期间破产管理人对股东行使公司债权人的权利)。

二、我国公司利润违法分配法律后果的分析

我国公司法在规定公司违法分配利润方面主要体现在公司法第113条、第167条中，其中追究董事责任方面我国的规定与日本、美国、德国比较接近，规定了没有在董事会卜提出异议的股东将要承担责任，此项规定包含着两个含义:第一，董事应该对莆事会的违法分配利润决议承担责任;第二，董事的免责条件为董事在董事会会议上对违法利润分配决议提出了异议。但在追究股东责任方面，我国规定的相对简单，仅规定了股东的返还违法分配利润责f千，没有进具体情况进行规定，这是我们国家公司法在公司违法分配利润法律后果承担方面的不足之处，

(一)、可以请求股东返还公司违法分配利润的主体

1、利益受到损害的公司债权人

当公司存在违法分配的情形，公司的资产减少，偿还债务的担保能力也同时减少，所以，债权人可以成为请求返还公司违法分配利润的主体，但并不是任何时刻、任何债权人都有此权利，因为债权人行使该项请求权的基础是民法中的代位权及撤销权理论，所以债权人在行使请求股东返还违法分配利润的请求必须符合民法中的代位权及撤销权的条件，根据《合同法》第73条、74条的规定，公司未依照《公司法》第167条第4款的规定向股东主张返还所接受的利润分配时，公司债权人可以行使代位权和撤销权。代位权和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而且必须是在债务得不到满足时才可以提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承担。税务机关在征税过程中也可以作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撤销权。

2、违法分配利润的公司

公司违法分配利润的直接损害主体就是公司，所以公司当然的享有请求权，请求权来源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股东因为公司违法分配获得的利益为不当得利，要返还给公司。当然，根据目前各国的公司法规定，并不是所有股东获得的违法分配利润都要返还给公司，这里也存在着对于更高利益的保护，保证交易秩序的合理发展。

3违法分配利润公司的破产管理人

如果关于公司财产的破产已经3砂台，那么在此期间破产管理人对股东行使公司债权人的权利，所以破产管理人也可以追究公司违法分配利润的责任。

(二)对董事责任的追究

我国的公司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违法分配利润追究董事责任，但根据第113条、第167条可以推出我国《公司法》也有对相关董事追究责任的规定。《公司法》第1l3条第下款规定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而第167条第一至四款规定了分配顺序，如果公司分配利润过程中违背了第167条的规定，没有在董事会仁提出异议的股东将要承担责任。至于承担责任的方式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方法，如认为承担的责任应该补充责任，当存在部分股东无法返还违法分配所得的利润时，由董事承担补充责任;另外一种理解就是认为董事承担的是连带责任，当存在部分无法返还违法分配所得的利润时，由董事与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在此，我认为由董事承担连带责任的作法更为合理，第一，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是由董事会提出的，董事参与了方案的制定，董事会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才能到股东会(股东大会)进行审议，为了促进董事的勤勉义务，有必要增加董事的责任;第二，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最后是由股东会(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对于进行审议的恶意股东使得公司、债权人等利益受到了侵害，而董事一般都是公司的股东，所以董事要承担与其他恶意股东一样的责任。基于上述两点，可以看出没有提出异议的董事要对没有返还违法利润的部分承担补充责任。返还违法分配的利润从如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违法分配利润中追究董事的责任与德国、美国相近，但对免责条款及时效制度的规定存在一定的差异，我国只要董事在董事会上提出异议即可，没有采用德国的执行股东大会的决定或者美国的营业判断标准的作法。

(三)对股东责任的追究

法律后果范文篇4

关键词：通知义务；通知迟延；法律后果；22条的完善

1出险时的通知义务

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根据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出险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通知义务，这个规定的目的一是为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可以及时参加调查，以便确认损害范围及责任范围，为日后的理赔工作做好铺垫；二是使保险人在出险时可以及时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损失的扩大。

从保险的一般原理而言，通知义务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强的，并不属于法律强制性条款，即使出险时通知迟延也远达不到足以使保险人免责的程度。然而，在现实的保险合同中关于出险时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格式条款却得不到有效的规制，这与我国现行保险法未对通知迟延法律后果做出具体规定不无关系。

2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立法缺失

现实生活中由于车主没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而遭到拒付的争议时有发生。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有及时通知保险人的义务。但是，现行《保险法》并没有规定，“假如被保险人没有及时报案，保险人是否应当赔付的问题。”既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现实中保险公司往往利用格式条款解决这一问题，而作为弱势一方的投保人很难有和保险人讨价还价的余地。保险公司则可凭借这一漏洞在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发生保险事故后，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保险人，那么由此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予赔偿。类似条款的存在使保险人能够轻易的找到理由拒赔，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可见，法律条文的缺失给了保险人在合同自由的面罩下利用自身强势“压榨”处于劣势的投保方的机会，导致合同实质上的不公平，通知义务这一条款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法律的强制性条款，投保人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履行通知义务则保险人就可以拒赔显然是不合理的。法律不应对此视而不见。

3明确规定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必要性

首先，我国《保险法》对通知迟延做出明确规定，有利于规制保险人单方面制订的免责条款。“现行《保险法》没有对出险后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具体规定，造成的后果是给予保险人过多的主动权，不利于相对方权益的保护，现代社会中，作为强势的一方，保险人为了简便、效率等目的，一般将投保单及正式保单等保险合同单据进行格式化，即由保险人事先将合同条款订好，另一方当事人只要‘接受或拒绝’两种选择。”如果我国《保险法》已经明确规定通知迟延的法律后果那么就不会给保险人以此制订免责条款的可乘之机，达到减少纠纷发生、维护合同双方利益的目的。

其次，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则更有利于引导人们的行为，降低社会成本,对于保险法规而言，亦无例外。我国现行《保险法》增加关于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规定，改变现存的关于该法律后果的任意性规定，将会增强法律条文的严谨性和规则的确定性，不仅可以规范保险人的行为，也可以达到督促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及时的作为，减少因此事项而发生的保险纠纷的目的。

第三，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保险法规的相关规定对于增强我国保险业竞争力十分重要。

我们先来看看德国保险法的规定。《德国保险契约法》第33条原则上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负有立即通知保险人的义务，如果投保人未及时履行这一通知义务，则保险人可以拒赔，但同时规定如果保险人已通过其他方式及时获知了保险事故，就不可以主张免除赔付义务。也就是说，德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违反事故通知义务，保险人可以拒绝赔付。与此同时《德国保险契约法》第6条第3款对保险人因此情形而拒赔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即以投保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为拒赔理由的，则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是投保人不是因为故意或重大过失而违反了通知义务。即使是因为重大过失违反了通知义务，如果不影响保险事故和保险人责任范围的认定，保险人也有赔付的义务。可见，按照德国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因为一般过失而违反了及时通知的义务，保险公司不能拒绝赔付。因重大过失未及时向保险公司履行通知义务，除非没有及时报案影响了保险公司认定责任或责任范围，否则保险公司亦应当赔付。

《韩国商法典》第657条第1款关于这一问题的规定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知道事故发生时，应毫不迟延地通知保险人。如果因为没有履行及时通知义务而使损害增加时，则保险人不承担因此而增加的损害的赔付责任。

再来了解一下我国澳门地区有关投保人通知义务的规定。“《澳门商法典》第983条第4款规定：“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履行将保险事故或事件做出通知之义务，保险人有权按所受之损害减少应作之给付，但彼等证明保险人于第1款及第二款所规定之期限内以其他方式知悉保险事故和事件者除外”。

认真分析和解读以上国家和地区关于保险事故通知义务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当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保险法都没有直接规定保险人可以免除赔付义务，而是把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害分成了两个部分即原始损害和增加损害。对于原始损害部分，即使被保险人违背了及时通知义务，保险人一般也应当赔付；对于增加损害的部分，如果是由于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而造成损害增加的部分，保险人则可以免除赔付责任。

通过以上分析以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规定，本文认为应当完善我国《保险法》关于通知义务的规定，可以在第2条增加一款规定：“由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而造成增加的损害，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马原,保险法条文精辟[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2]李建国,曹叠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3]贾林春,陈晨.保险合同案例解析[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法律后果范文篇5

保险合同的无效是指因法定原因或约定原因使业已成立的保险合同在法律上全部或部分不产生法律效力。由于实践中保险合同无效大多是以全部自始无效的形式出现，本文所探讨的无效保险合同仅指因为法定的原因导致保险合同自始、全部、确定地无效。

根据《保险法》、《合同法》及《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下列保险合同无效：

1．保险合同的主体不合格的；

2．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无保险利益的；

3．死亡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的；

4．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并损害国家利益的；

5．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6．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7．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8．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还有一些情形，如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的部分无效；父母为子女投保死亡保险超限额的，超过的部分无效等，只是某个条款无效，而不是保险合同全部无效，故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之内。

无效保险合同不会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然而，作为一项法律事实，无效合同还是会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没有规定，2009年对《保险法》的最新修改也没有涉及。根据法理，《保险法》与《合同法》之间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当《保险法》无特别规定时，应适用《合同法)之规定。因此，对无效保险合同应适用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时的处理方法。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到无效的保险合同，对该条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的损失包括哪些损失存在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是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是否包括在损失之内，以及保费如何处理等问题。对保险合同无效引起的诉讼，各地法院的判决也常常大相径庭，这严重的损害了司法的公平与公正，也不利于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本文拟对实务中常见的做法加以评析，从中寻求出正确的处理方式，以期对司法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无效保险合同的处理方式及评析

(一)合同无效没有发生保险事故时此种情况一般是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由保险人退回所收取的保险费，但这种做法可能会让投保人钻空子，对保险人不利。投保人可以订立无效的保险合同或在发现合同无效后不声张，等到合同快到期时主张合同无效，拿回保险费。而一旦发生保险事故，根据有些法院的判决，却可以获得一定的保险赔偿。尽管目前由于投保人法律知识的普遍欠缺，合同无效大都是在发生保险事故要求赔偿时才被提出来，但如果类似的判决多了，就会纵容投保人订立无效的保险合同，或对合同是否有效持无所谓的态度。

从法律的角度看，不管谁的过错导致合同无效，一律退回保费，实际上是全部由保险人承担缔约过失的损失。这也是违反《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的，对保险人也不公平。实务中，这种情况诉诸法院的比较少，因为如果没有发生保险事故，当事人一般不会关注合同的效力；即使提出合同无效，由于保费一般较少，保险人从自身的商誉及业务发展等方面考虑，往往愿意息事宁人，退回保费了事。也有诉诸法院的案例[2]2鸵，该案中的保险合同含有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条款，但合同未经被保险人签名并认可保险金额。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合同无效，保险公司退还全部保费，二审考虑到投保人缔约时也有过错，调解结案，保险公司退回保费的809／6。在实务中，保险公司一般采取退保的方式，退保导致的投保人的保费损失，保险公司要求该项保险的业务员补足，这种做法在表面上掩盖了很多无效保险合同被记录在案。

(二)合同无效发生了保险事故时

1．退回保费，不承担赔偿责任这种处理方式在实践中很常见，早期有学者撰文支持这种做法。但存在以下问题：

从公平的角度看，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明显不公平，对保险人很有利。由于保险合同的射幸性特征，即投保人交付保费是确定的，而保险人是否支付保险赔偿是不确定的。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可以确定的获取保费收入，保险人如果提出合同无效就可能失去保费，少数情况下发生了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又可以主张合同无效只需退回保费，但不承担赔偿责任，即保险人可以不承担风险而通过无效的保险合同来获取大量的保费收人。

这对广大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非常不公平的。由于保险合同基本上都是保险人在合同生效前就收取了保费，即使合同无效，如果没有发生保险事故，投保人一般不会再去关注合同的效力，保险营销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愿告知投保人相关规定，甚至纵容投保人订立无效的保险合同；而保险公司在审核保险合同时，受利益的驱动，对合同是否有效也可能持漠不关心甚至默许的态度。这是导致实务中经常出现因为代签名而导致保险合同无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法律的角度看，合同无效并非只是返还财产，有过错的一方还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如果合同无效而发生了保险事故时，不分哪一方的过错及过错大小，一律不赔偿对方的损失，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2．退回保费，承担赔偿责任由于以上做法存在的问题，近年来，某些法院采取了判决保险人退回保费同时承担赔偿责任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1条也规定：保险人违反保险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超出核定的业务范围从事保险业务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事故发生前，保险人应当退还保险费及相应的利息；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除退还收取的保险费外，还应当在保险金额范围内赔偿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可得利益的损失；或者在非人寿保险的保险金额范围内赔偿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

从公平角度看，按照这种处理办法，投保人完全可以签订一个无效的保险合同。在保险期间快要结束时，如果没有发生保险事故，投保人此时提出合同无效，要求退回保费，保险人只得退回保费，白白地承担风险。而一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既要退费又要赔偿，对保险人显失公平；而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来说，可能获得超过合同有效时的履行利益，从而变相鼓励投保人签订无效的保险合同。

从法律角度看，合同无效退回保费符合法律的规定，但还应当根据过错大小分担损失，保险人也有信赖利益的损失，如果不问过错大小，都由保险人全部承担也是错误的。

3．不退回保费，根据在缔约时过错的大小判定承担赔偿责任有些法院采取了这种处理方式，这种根据过错大小承担责任的做法考虑到了合同当事人利益的平衡，值得肯定。但合同无效保险人收取保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且保险的种类多种多样，储蓄型、投资型的保险保费很高，一律不退还也是不公平的，在保费数额比较大而赔偿数额较低时，不退回保费也是不公平的。

4．不退回保费，将保费与保险人应当承担的保险赔偿一起作为信赖利益的损失，当事人按照缔约过失责任中过错的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刘锦龙诉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淮阴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中，E5]法院采取了这种处理方式，由于该案的代表性，下文将对该案做进一步评析。

三、无效保险合同法律后果的实证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保险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主要涉及保费如何处理及如何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一)保费的处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保险公司只有根据有效的合同才有权收取保费，合同无效时，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就失去了法律基础，因此保费依法应当全部退还。

针对上文中分析的全部退回保费对保险人不公平的问题，保险人可以就失去的保费提出信赖利益的赔偿。保险合同有效时，无论是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都可以获得保费收入，这是由保险合同的射幸性决定的。但合同无效，保险人失去了保费，因此失去的保费就是保险人信赖利益的损失，但失去的保费不能是全部保费，只能是从合同成立至合同被确认无效这段期间保险人本可以收取。但由于合同无效无法收取的这部分保费才是保险人信赖利益的损失，这部分保费的大小根据保险合同是很容易计算出来的。

(二)保险合同无效时的赔偿责任首先，必须分清此处的赔偿责任是合同无效时的赔偿责任，与保险合同有效时的赔偿责任是不同的。实务中，常常把合同有效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承担的责任也称为赔偿责任，实际上这种赔偿责任是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赔偿义务。而保险合同无效时的赔偿责任依据通说是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的是信赖利益的损失。其次，关于保险合同无效时的信赖利益损失，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保险人的保费损失、被保险人不能获得保险赔偿的损失和其他损失，保费损失是指保险人无法收取的保费，被保险人的损失是指被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本应该可以获得的赔偿，但由于合同无效导致的不能获得赔偿的损失，其他损失主要是缔约费用等损失。

最后，与合同有效时保险人收取保费并承担保险责任不同，这些损失应当按照合同当事人在缔约时的过错大小分担。

另外要注意的是，从诉讼程序上来说，发生保险事故后，如果因为合同是否有效发生争议，被保险人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有效并赔偿损失，如果通过庭审，有可能确认合同无效，法官应当行使释名权，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转为追究对方的缔约过失责任。

(三)案例分析主要案情：原告刘锦龙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淮阴支公司签订了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

该合同规定：投保人为刘锦龙，被保险人为刘锦龙雇佣的汽车司机郑某，受益人为刘锦龙和郑某之妻李某。刘、郑的收益份额为各占5O；保险金额为人身意外伤害死亡赔付金50000元，意外伤害医疗费2000元；保险费为100元。原告刘锦龙在保险单的投保人栏中签了名，并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员金某在场的情况下，在被保险人栏中签上了郑某的名字。后郑某在保险期问内因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保险公司对刘锦龙的赔偿请求予以拒绝，为此刘锦龙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给付保险赔偿。

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法中规定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合同，该合同只有在郑某同意的条件下才能生效。由于本案中的原告刘锦龙未能提供郑某同意以自己作为被保险人的证据，故该保险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同时，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采取不作为的方式，未尽提醒义务，致使保险合同无效。

被告违反了先合同义务，损害了原告刘锦龙的信赖利益，被告对合同无效应负主要责任。原告刘锦龙未能提供郑某同意的证据而代郑某签名，对合同无效也有一定的责任。鉴于原、被告双方的缔约过错，被告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在本案中，直接损失为保险费的金额即100元，问接损失为保险合同有效可获得的保险金额。该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为50000元，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受益人为刘锦龙和郑某之妻李某，原告刘锦龙享有的份额为25000元，因此本案的损失数额为25i00元。法院将保险公司承担的责任认定为主要责任，份额为8O，因此被告人应当向原告赔偿损失25100元的8O，计20080元。

该案首先将由于合同无效不能获得的保险赔偿作为信赖利益的损失，平衡了合同双方的利益。刘锦龙为其雇佣的汽车司机郑某购买保险的目的是，如果郑某意外死亡，作为雇主的刘锦龙要承担责任，因而想通过保险的方式减少自己的赔偿数额，所以才愿意为他购买保险，并指定自己作为受益人之一。

法律后果范文篇6

关键词：通知义务；通知迟延；法律后果；22条的完善

1出险时的通知义务

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根据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出险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通知义务，这个规定的目的一是为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可以及时参加调查，以便确认损害范围及责任范围，为日后的理赔工作做好铺垫；二是使保险人在出险时可以及时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损失的扩大。

从保险的一般原理而言，通知义务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强的，并不属于法律强制性条款，即使出险时通知迟延也远达不到足以使保险人免责的程度。然而，在现实的保险合同中关于出险时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格式条款却得不到有效的规制，这与我国现行保险法未对通知迟延法律后果做出具体规定不无关系。

2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立法缺失

现实生活中由于车主没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而遭到拒付的争议时有发生。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有及时通知保险人的义务。但是，现行《保险法》并没有规定，“假如被保险人没有及时报案，保险人是否应当赔付的问题。”既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现实中保险公司往往利用格式条款解决这一问题，而作为弱势一方的投保人很难有和保险人讨价还价的余地。保险公司则可凭借这一漏洞在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发生保险事故后，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保险人，那么由此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予赔偿。类似条款的存在使保险人能够轻易的找到理由拒赔，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可见，法律条文的缺失给了保险人在合同自由的面罩下利用自身强势“压榨”处于劣势的投保方的机会，导致合同实质上的不公平，通知义务这一条款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法律的强制性条款，投保人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履行通知义务则保险人就可以拒赔显然是不合理的。法律不应对此视而不见。

3明确规定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必要性

首先，我国《保险法》对通知迟延做出明确规定，有利于规制保险人单方面制订的免责条款。“现行《保险法》没有对出险后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具体规定，造成的后果是给予保险人过多的主动权，不利于相对方权益的保护，现代社会中，作为强势的一方，保险人为了简便、效率等目的，一般将投保单及正式保单等保险合同单据进行格式化，即由保险人事先将合同条款订好，另一方当事人只要‘接受或拒绝’两种选择。”如果我国《保险法》已经明确规定通知迟延的法律后果那么就不会给保险人以此制订免责条款的可乘之机，达到减少纠纷发生、维护合同双方利益的目的。

其次，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则更有利于引导人们的行为，降低社会成本,对于保险法规而言，亦无例外。我国现行《保险法》增加关于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规定，改变现存的关于该法律后果的任意性规定，将会增强法律条文的严谨性和规则的确定性，不仅可以规范保险人的行为，也可以达到督促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及时的作为，减少因此事项而发生的保险纠纷的目的。

第三，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保险法规的相关规定对于增强我国保险业竞争力十分重要。

我们先来看看德国保险法的规定。《德国保险契约法》第33条原则上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负有立即通知保险人的义务，如果投保人未及时履行这一通知义务，则保险人可以拒赔，但同时规定如果保险人已通过其他方式及时获知了保险事故，就不可以主张免除赔付义务。也就是说，德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违反事故通知义务，保险人可以拒绝赔付。与此同时《德国保险契约法》第6条第3款对保险人因此情形而拒赔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即以投保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为拒赔理由的，则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是投保人不是因为故意或重大过失而违反了通知义务。即使是因为重大过失违反了通知义务，如果不影响保险事故和保险人责任范围的认定，保险人也有赔付的义务。可见，按照德国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因为一般过失而违反了及时通知的义务，保险公司不能拒绝赔付。因重大过失未及时向保险公司履行通知义务，除非没有及时报案影响了保险公司认定责任或责任范围，否则保险公司亦应当赔付。

《韩国商法典》第657条第1款关于这一问题的规定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知道事故发生时，应毫不迟延地通知保险人。如果因为没有履行及时通知义务而使损害增加时，则保险人不承担因此而增加的损害的赔付责任。

再来了解一下我国澳门地区有关投保人通知义务的规定。“《澳门商法典》第983条第4款规定：“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履行将保险事故或事件做出通知之义务，保险人有权按所受之损害减少应作之给付，但彼等证明保险人于第1款及第二款所规定之期限内以其他方式知悉保险事故和事件者除外”。

认真分析和解读以上国家和地区关于保险事故通知义务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当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保险法都没有直接规定保险人可以免除赔付义务，而是把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害分成了两个部分即原始损害和增加损害。对于原始损害部分，即使被保险人违背了及时通知义务，保险人一般也应当赔付；对于增加损害的部分，如果是由于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而造成损害增加的部分，保险人则可以免除赔付责任。

通过以上分析以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规定，本文认为应当完善我国《保险法》关于通知义务的规定，可以在第2条增加一款规定：“由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而造成增加的损害，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马原,保险法条文精辟[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法律后果范文篇7

【关键词】破产；申报期限；补充申报；法律后果

一、问题的提出破产法

①的制定宗旨是规范企业的破产程序，公平清理债权债务，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债权人应当及时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除依照破产法规定不必申报的职工债权，其余均需向管理人申报债权。根据破产法第五十六条，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申报期内申报债权，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破产程序行使权利，因此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自然是不能通过破产程序进行清偿的。那债权人未在人民法院规定的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的，将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

二、补充申报的最后时限

（一）债权申报期限是否为除斥期间。根据破产法第四十五条，申报债权的期限由法院确定，起算时间为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范围为三十日到三个月。该段期限的性质是什么呢？能否视为法律规定的除斥期间呢？旧破产法第九条第二款②规定，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旧破产法对逾期申报债权作出了否定性评价。王欣新教授认为旧破产法对逾期申报的法律后果之规定是不妥的，此项规定虽是为了保障破产程序能顺利快速地进行，不会因为无限期等待债权人申报债权而耽误债权债务关系的清理，却损害了债权人利益。破产法未规定逾期未申报债权视为自动放弃债权，同时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因此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并非除斥期间，期限届满后实体权利并不当然灭失，债权申报期限届满后可补充申报。（二）补充申报的最后时限。根据破产法第五十六条，债权人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破产法的这一规定，改变了旧破产法“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放弃债权”的立法模式，确立的债权补充申报制度有利于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破产程序作为概括性的集体清偿程序，破产程序终结后，未受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鉴于法律后果如此严重，对于那些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没能在人民法院确定的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新旧破产法在申报期间上作出了较大的转变，给予了债权人补充申报的权利。虽然申报期限并非除斥期间，申报期间届满后可以补充申报，但是并不可能无限期等待债权人申报债权。如何理解“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则是确定补充申报最后期限的关键。关于“破产财产”，根据破产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债务人称为破产人，债务人财产称为破产财产。关于“最后分配前”，法律并未明确具体截止日，实践中也诸多争议，值得注意的几个特殊时间点：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日、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表决通过日、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法院裁定认可日、破产财产实际分配开始日、破产财产实际分配结束日。通过检索，深圳中院作出的规范性文件——《破产案件债权审核认定指引》可作为参考，该文件第八十二条规定，债权人未在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法院裁定认可最后分配方案之前补充申报。如此规定，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如果将“最后分配前”理解为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日、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表决通过日，那对于未获通过和通过但未获法院裁定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其提交日、表决通过日均无法律意义，完全可以将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日、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表决通过日之前申报的债权纳入方案，重新制作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或表决。其次，如果将“最后分配前”理解为破产财产实际分配开始日、破产财产实际分配结束日，那么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法院裁定认可日之后申报的债权就势必会改变破产财产实际分配方案，然而破产程序是不可逆的，那么就会与原先经法院裁定认可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相冲突。因此，将“最后分配前”理解为“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法院裁定认可日”比较合理，能保证人民法院的裁定以及财产分配方案具有确定性。

三、补充申报的法律后果

破产法规定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申报期内申报债权，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破产程序行使权利。因此，补充申报相较于申报期内的正常申报在权利行使上会有一些限制。（一）截至补充申报最后时限仍未申报的法律后果。破产程序的目的是公平地清理债权债务，债权人参加破产程序行使权利的基础是依法申报债权。债权人参加债权人会议、对相关议案的表决权，管理人制定重整计划、和解协议、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均是以已申报的债权作为前提。债权人如果在补充申报最后时限仍申报，便不能在破产程序中行使权利。（二）承担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根据破产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在人民法院确定的时间内申报债权的，审查和确认债权所需的费用属于破产程序所必须的费用，应当属于破产费用，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未在人民法院确定的时间内申报债权而作补充申报的，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的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自己承担。如此规定的原因在于，破产费用是为保障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和全体债权人的利益而必须支出的“成本性”费用。债权人补充申报，存在一定的过失，为确认和审查其补充申报的债权的费用是为了个别债权人的利益，这笔费用不应由全体债权人承担，不能纳入破产费用的范围。向补充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收取一定的审查和确认债权的费用具有正当性，但是对于这笔费用收取的标准却不明确，导致在适用该条规定时因无法确定收取费用的标准而无法适用。通过检索，《上海高院破产审判工作规范指引》以及《江苏高院民二庭破产案件审理指南规定（修订版）》规定，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收取的费用可以综合审查确认债权难易程度、逾期时间、逾期申报对破产工作的影响等因素加以确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工作规范》规定，管理人可以要求债权人承担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必要合理费用。（三）此前的债权人会议决议对补充申报的债权人有效。1．一个假设的案例如果现在有一债权人A，其补充申报的债权并未在召开债权人会议前申报或确认（除非向法院申请了临时表决权，否则该债权人不能对债权人会议相关议案进行表决），债权人会议上某议案通过了表决，形成了债权人会议决议；这时债权人A补充申报的债权得到了法院的确认，债权人A对决议有异议的。如果该决议在异议期内，其是否可以提出异议？如果异议期已过，其是否可以提出异议？或者要求将其否定意见纳入投票结果（如果将其意见纳入投票表决会导致原先的决议不能通过表决）？2．对其结果的分析根据破产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会议的决议，对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我们如何理解“全体债权人”，是只包括了投票的债权人还是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不论其是否申报债权）？如果将“全体债权人”理解为只包括出席债权人会议并投票或者放弃投票的债权人、未出席债权人会议的债权人，那么上诉案例中，该债权人会议决议对债权人A就没有约束力。如果将其否定性意见纳入投票表决，该就决议不能通过。由于谁也不能保证债权人均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这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即使是当时债权人会议已经通过，并且该决议已经经过了异议期并得到了法院的认可裁定，也会由于以后补充申报的债权人意见而处于变动中，造成决议的不确定性。如果将“全体债权人”理解为包括出席债权人会议但投反对或者弃权票的债权人、未出席债权人会议的债权人和以后补充申报的债权人。那么上诉案例中，该债权人会议决议对债权人A就有约束力，该决议就具有确定性。3．对法条的逻辑分析在破产程序中，对债权人影响最大的事项，包括重整计划、和解协议、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举重以明轻，我们先来分析已通过债权人表决的重整计划、和解协议、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对于补充申报债权人的影响。破产法第九十二条③规定，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补充申报债权的债权人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破产法第一百条规定，和解债权人未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在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和解协议规定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根据破产法这三条规定，已经通过债权人表决的重整计划、和解协议、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对补充申报的债权人有效。因为重整计划、和解协议执行后，债务人主体还在，可以按照重整计划、和解协议中的条件行使权利。破产清算程序结束，债务人主体就需要注销了，已经分配的财产不可能再分配，如果已经分配完了，自然就得不到任何清偿。4．结论：此前的债权人会议决议对补充申报的债权人有效通过对以上案例及法条设置逻辑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债权人会议的决议，对于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全体债权人包括以后补充申报的债权人。（四）三种不同破产程中，补充申报债权的法律后果分析。1．重整程序中的具体法律后果分析。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在重整程序中，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因此，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如果债权人在重整计划通过裁定前仍未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的，不能行使表决权；如果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补充申报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等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进行清偿（相当于延后清偿）。如果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债权人才申报债权的，能否补充申报？能否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清偿条件进行清偿？法律并未作具体规定。通过检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工作规范》第六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债权人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补充申报债权的，管理人不再接受申报。深圳中院的规定具有一定的道理，首先债权申报时属于破产程序中的特有环节，如果重整计划已经执行完毕，那么破产程序就会终结，既然破产程序已经终结，债权人就不可能再通过破产程序来行使权利，管理人也就不能再接受申报。根据上述分析，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债权人申报债权将不被受理，也不能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进行清偿。2．和解程序中的具体法律后果分析。破产法第一百条第三款规定，和解债权人未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在和解协议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可按照和解协议规定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因此，在和解程序中，如果债权人在和解协议通过裁定前仍未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的，不能行使表决权；如果在和解协议执行期间补充申报的，在和解协议执行期间不能行使权利，在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和解协议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进行清偿（相当于延后清偿）。法律并对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情形，并未作出具体规定。通过检索，深圳中院作出的《破产案件债权审核认定指引》第八十条第三款规定，债权人未在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债权，在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补充申报债权的，管理人不再受理申报。参考该规定，和解协议执行完毕后，债权人申报债权管理人不再受理，不能按照和解协议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进行清偿。3．清算程序中的具体法律后果分析。如果破产清算程序已经终结，则债务人已无财产可供分配，债权人未申报的债权，不可能再得到清偿。因此，在财产分配协议通过裁定后，申报的债权将不会被受理，该债权不能通过清算程序进行清偿。

四、结语

法律后果范文篇8

虽然目前法律没有给电子合同的做出明确定义，但网易和网民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电子合同"。这一点是我们进行讨论的前提，也是网易扣取网民信息费的前提。基于以上前提，我想引入"电子错误"的法律概念，并对事件的性质以及法律后果展开讨论。

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第214条(a)款规定："电子错误指如(商家)没有提供检测并纠正或避免错误的合理方法，消费者在使用一个信息处理系统时产生的电子讯息中的错误"。这里的"信息处理系统"指的是交易的商家提供的交易平台，而不是指电脑终端用户自己的信息处理系统。构成"电子错误"应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一、电子错误是由于系统本身的程序缺陷导致消费者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

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而言，我没有选择"非常男女"这个收费信息服务，但是系统认定我作出了这项选择，即便我立即取消了这项服务(前后间隔不超过30秒)。在我和系统之间，就产生了错误的意思表示，我的意思表示不真实。而产生这种错误意思表示的原因不在于我，而是在于系统本身的程序设计。

二、消费者出错的原因在于商家没有提供检测并纠正或避免错误的合理方法。这是电子商务合同的提供方在程序设计上的两点要求：

(一)商家提供的程序必须包括消费者检测错误的合理方法。就我亲身经历而言，即便我由于错误选择了某收费项目，但程序应该提醒我，否则我无法知道我做了选择以及我的选择是否正确。说白了，网易应该在决定收取我的信息费之前，不管用什么方式一定要明确地告诉我，我选择了某项收费项目。而且，网易的通知不应是事先的通知，而是选择后的通知。对于网易的"你选择了下一步就视为同意"条款，这一条款姑且不论是否显失公平，由于该告知是选择前的告知，而非选择后的告知，因此不属于提供了消费者检测错误的方法。

(二)商家的系统不仅要提供检测错误的方法，而且要提供纠正或避免错误的合理方法。就我亲身经历而言，即便我作出了错误选择，我选择了"非常男女"，系统应当提供一次机会允许纠正我作出的错误选择。实际上，系统给了我取消"非常男女"的选择机会，但是我取消的效力产生在24小时之后。很显然，这个程序是存在明显的人为的设计缺陷。合理的设计应该是选择"非常男女"的效力产生时间一定要比取消该服务的效力产生时间短。正是由于网易这种设计上的缺陷，才产生了我没有享受任何服务，网易却收取了费用。

网易很可能抗辩说，你选择了这项服务，我们就可以提供这项服务，消费者在选择以后又取消的责任不在网易。这种讲法是一种强盗逻辑。网易可以提供这项服务，不等于网易提供了这项服务。任何国家的消费权益保护法都不允许"强买强卖"。

网易很可能抗辩说，这种程序本身的缺陷，不是网易的人为错误。虽我不精通电脑技术，但网易既然能够设计出取消的效力产生在24小时后，当然能够设计出选择的效力应当在明确提供网民，且征得网民的明确确认以后。这种"你选择了下一步就视为同意"的条款不应是网易设计能力的原因，只能解释为"有意为之"。

再举一例：我在杭州西湖法律书店订购一本书，在输入数字时错误将"1"本输入成了"11"本。如果按照网易的做法，那么我只能够支付11本的钱买同样一本书。而杭州西湖书店肯定给我一次看购物栏和确认支付的机会。

诚然，对于高科技企业，我们应该扶持她，让她尽快成长起来。这是我以及中国的网民对于中国互联网业的态度。但我们同样不允许"强取豪夺"，不允许"坑蒙拐骗"，不允许耍"小聪明"。对于电子交易，消费者应该有一次选择服务项目的机会，还有一次对自己信息确认的机会。这应该成为电子交易的商业习惯。

在网易事件中，消费者由于无意的操作而选择了相关收费短信服务，并因此遭受了扣除相应费用的损失。虽然消费者在发现自己选择了本来不愿意选择的项目后及时删除了相关服务，但相关费用已经被扣除。这里实际上存在消费者的抗辩权问题。本文试着讨论消费者是否有权要求退还相关费用的问题，笔者借用普通法系国家“衡平法”和“普通法”的不同理论基础进行分析。

普通法认为，“避免错误的发生不能成为废除合同的一项权利或理由”。网民点击相关收费项目并确认该选择，在商家没有欺诈的情况下，确认行为在到达商家的系统以后，在网民和商家之间就建立了电子合同关系，即所谓的“访问和同”。结合电子合同的相关判例，“访问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按照商家提供的合同条款，消费者选择了“下一步”就视为对“上一步”的确认，这样一来，商家有权通过移动通信公司扣除消费者的信息费。很显然，消费者在电子交易中的抗辩权无从得以体现。衡平法认为，如果一方当事人的错误对另一方还没有造成损害，且该方当事人还没有从另一方处获取利益，从公平的角度应当允许错误方改正其错误以避免错误方遭受不利的后果。

我国合同法规定了三种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由于网易系先收取费用后提供服务，因此消费者无法引用上述规定获得法律保护。按照电子交易的特点，结合衡平法的理论，法律应当创设消费者的抗辩权。

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第214条（英文本附后）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的抗辩权：在自动交易中，对于消费者无意接受且由于电子错误产生的电子讯息，消费者有条件地享受抗辩权。消费者享有抗辩权基于如下两个条件：

一、消费者在发现错误的第一时间将错误通知另一方，同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自己不使用或者可能使用商家提供的服务。

二、消费者没有开始使用该信息，且没有从该信息中获取任何利益，也没有让任何第三方使用或者享受该信息。

法律后果范文篇9

在行政法上，违法行政行为区分为无效行政行为与可撤销行政行为，其区别标准包括“瑕疵重大明显”与“欠缺主要法律要素”。显然，龙岗警方悬挂横幅属于有“瑕疵”的可撤消的行政行为。但对“瑕疵”和“明显的”范围和幅度的界定，国内外行政法学界没有统一的标准。在笔者看来，瑕疵即至少是任何人对该瑕疵的存在都不需要特别的调查，一见便能识别的情形，以及行政机关在进行特别的行政处分时，未尽到其职务上当然应该尽到的调查义务，并且，该调查义务的履行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即行政机关所作的行政行为在普通人依据一般常识就可以轻易地认为是不合理的；对行政机关而言，因没有履行最低限度的合理注意义务从而使其行为违反重要的要件，并且达到了在谁看来都是明白的错误程度。龙岗派出所依法打击辖区内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是其法定职责，但在履行这一职责时没有任何必要将犯罪团伙的地域性作为唯一特征单独强调。因为某种犯罪团伙的根本特征在于所从事违法活动的类型和手段等因素，而且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任何人违法都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无论他们是由河南人组成还是深圳人组成。但是该派出所悬挂出的横幅上的“河南籍”字样让人一目了然，虽然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来自某一地区的团伙单在本地作案造成的后果，并且主观上是为了当地人民群众便于识别这些团伙，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分子的活动，从而达到破获这类在当地已经造成严重社会治安案件的目的，但是，就横幅上的字样来讲，其行为是有“瑕疵”且很“明显”的，它至少可能对在本地区或者经过本地区的普通某个地区人心里不愉快、心情不舒服的感受，所以才受到包括河南籍公民在内的众多人的质疑甚至反对。

事后龙岗警方主动“道歉”的行为，法律意义在于对其行政行为瑕疵的补救和完善。目前，我国《行政程序法》尚未出台，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对此种行为的规定还不甚清楚（公安机关执法主要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国外行政法实践较为成熟的国家对可撤消行政行为和无效行政行为的处理主要有补正、追认和转换三种形式。所谓补正，是指对程序或形式违法但轻微的行政行为，通过事后补正剔除其违法性，使之成为合法的行为，即只要行政行为的瑕疵并不会完全导致该行为给相对人权益和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与其撤销而作出同样的处分，倒不如将存在的瑕疵积极消除，维持当初的行政行为的效力，这于保证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和行政效率都是有益的。因此，龙岗分局在删除横幅上的“河南籍”字样后，完全可以继续悬挂出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横幅，继续对举报者予以奖励，以便履行保护公共安全的法定职责。事实表明，龙岗分局道歉后，有些先前感到“气愤”的河南籍公民，表示“理解和接受”，更令人鼓舞的是，在深圳的河南老乡还“签名誓树好形象。”从此中不难发现，行政机关对执法活动中的瑕疵，如果能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并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甚至消除由于瑕疵行政行为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这兴许是“道歉”之举留给我们的首要思考之处。

其次，行政执法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将法律条文适用于立法者事先设计好的某种确定的情境的活动，而是执法人员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因素时，正确执行实施法律的一项复杂的创造性劳动。这就要求执法人员必需提高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增强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更好地依法行政，合理行政。但是，行政机关对社会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的对某个地区文化的偏见，或者妖魔化的宣传，而要选择使用这个地区的特定词汇作为实现某个行政目的，必须格外注意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因素也可以构成相关因素。就此而言，横幅事件以具体案件的方式为行政程序理论，瑕疵行政行为的补救，合理行政，比例行政，平等原则等，都提出了研究的新领域。

法律后果范文篇10

暴力行为是设法想要羞辱受害者,而且大部分的施暴者明白自己的动机。但是,有相当多施暴者并不明白自己给别人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或许只是一味跟着别人起哄,或说些具杀伤力的话,但却没有经过大脑思考;也有些可能是因为害怕不跟着一起施暴,自己将成为下一位受害者;还有些是因为无聊而已。不管原因是什么,对受害者而言,都是件不幸的事,而且会造成终生的痛苦。试婚期间发生的类家庭暴力行为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是身体暴力。主要包括所有对身体的攻击行为,比如:殴打、推搡、打耳光、脚踢、使用工具进行攻击……二是语言暴力。主要表现为:以语言威胁恐吓、恶意诽谤、辱骂、使用伤害自尊的言语,从而达到伤害他人的目的。三是性暴力。主要表现为:故意攻击性器官、强迫发生性行为、性接触……试婚期间发生的这些类家庭暴力行为,因为试婚没有进行合法登记,不受法律保护,其所导致他人受到伤害的行为,根据其伤害程序不同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中保护公民人身权益不受侵犯的条款,对其暴力行为进行处罚。

二、试婚产生的父(母)子(女)关系

试婚期间所产生的父(母)子(女)关系,受法律保护,所生子女属非婚生子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25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父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这些条款同样适用试婚产生的父(母)子(女)关系相关权利与义务的调整。

三、试婚期间的财产及债权债务关系

试婚期间发生的财产关系,按照协议优先的原则进行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8条及《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8条至第92条之规定,双方在试婚期间取得、形成的财产,若双方之间有协议的,按协议约定处理。没有协议约定的,能够证明属个人所有的,归其本人所有,否则归双方共有。不能证明财产是按份共有的,应当认定为共同共有。试而结婚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解释一第4条规定,婚前共同财产在双方具备结婚实质要件时即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前个人财产没有约定变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仍属一方个人财产。试而不婚者,在其分手时,没有财产约定协议的,一方个人财产自行处理;试婚期间形成的共有财产,不能证明是按份共有的,按共同共有进行分割,按等分原则处理,且考虑一方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共有财产是特定物,而且不能分割或者分割有损其价值的,可以折价处理。分割后,一方出卖自己分得的财产时,如果出卖的财产与另一方分得的财产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另一方有权主张优先购买权。试婚期间形成的债权按照上述财产问题处理。试婚期间形成的债务,一般由欠债方单独偿还;有证据证明属共同债务的,由双方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以偿清全部债务的,各方对债权人负连带偿还责任,多承担偿还责任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追偿。

参考文献:

[1]杨大文.婚姻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薛宁兰.共同关切的话题──“《婚姻法》修改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研讨会”综述.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2001(1).

[3]尚晨光.婚姻法司法解释(二)法理与适用.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