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制范文10篇

现代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生态环境破坏、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力加大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出现，使得人类遗传基因的变异、疾病的滋生趋势也愈演愈烈。近些年来，不孕症的患病率逐年攀高，这俨然成为世界性的突出问题。代孕技术的出现，为诸多不孕不育者、高龄失独夫妇带来了福音，促进了生命科学的壮大；但不可否认的是，代孕技术具有“双刃剑”的性质。

一、代孕的界定及我国的代孕立法现状

（一）代孕的概念和分类。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露易丝•布朗在英国诞生，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轰动。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医疗水平的快速发展，代孕技术应运而生。代孕，原是一个专业医学概念，是指运用现代医疗技术，将委托夫妇中丈夫一方的精子或者人工培育成功的受精卵、胚胎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内，待代孕子女出生后由该委托夫妇取得亲权的一种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根据代孕子女与代孕母亲之间是否具有血缘关系为依据，可分为完全代孕、捐胚型代孕和局部代孕。完全代孕另称“妊娠型代孕”（FullSurrogacy)，是指将委托夫妇中丈夫的精子与妻子的卵子或者其中一方的卵子、精子与捐献的精子、卵子，通过人工授精方式将精子与卵子结合，再将受精卵移植入代孕母亲子宫而使其怀孕生子；捐胚型代孕另称为“捐精捐卵代孕”（DonatedEmbryosSurrogacy），是指将他方捐献的精子与捐献的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后移植入代孕母亲子宫而使其怀孕生子；局部代孕另称“基因型代孕”（GeneticSurrogacy），是指将委托方中丈夫的精子或者捐献的精子与代孕母亲的卵子相结合，并使代孕母亲怀孕生子。（二）我国的代孕立法现状。近几年，代孕在我国发展较为迅速，成为一个暴利的黑色产业[1]。由于当前我国需借助代孕技术求子的群体规模日益庞大、代孕市场日益火爆，加上代孕技术的愈发成熟完善，这就催生出一系列代孕公司、代孕网站。甚至在微博、抖音等影响力强的自媒体平台上，也不乏代孕广告的传播。我国当前对于代孕行为的立法规制仍是一片空白。到目前为止，我国只颁布了两部关于代孕行为的行政规章。2001年卫生部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3条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第22条中规定了对上述两种禁止性行为的违反处罚。2003年卫生部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准则和伦理原则》，其中明确规定了禁止代孕技术的实施，并明确规定了对违反规定实施代孕技术的医疗机构予以处罚的具体条款。从上述两处行政规章的有关条款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在21世纪初对于任何形式的代孕行为，持有的都是绝对禁止的一刀切态度。

二、我国立法规制代孕行为的必要性

其一，我国的代孕市场庞大且杂乱。根据国家计生委、中国人口协会联合公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我国的不孕不育率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2.5%~3%攀升到12.5%~15%左右。中国人口协会在2013年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的不孕不育患者总量已超过4000万。代孕这一辅助生殖方式让众多求子心切的家庭，以违背国家行政规章的规定为代价，不惜重金、铤而走险去寻求代孕。当前社会，不乏一些公众人物例如荧屏上活跃的女星、运动员等为保持维持个人的良好形象，也开始寻求代孕方式来实现自己做母亲的愿望。还有一些新富女性、部分高龄失独夫妇、同性恋者，也是代孕市场的主顾。面对如此杂乱的代孕市场，我国立法却仍置若罔闻，这是极为不妥当的。其二，在法律规制下，代孕技术的运用可以缓解中国老龄化社会的趋势。中国如今已步入人口发展的深度转型期。伴随二胎时代的到来，我国的代孕是否合法之争再掀高潮[2]。2017年在《人民日报》刊发的“二孩政策一年追踪”系列报道中的第三期，其焦点就披露了当今社会热议的不孕不育与代孕问题。虽然从总量上看我国人口仍会长期保持在13.5亿以上，但人口增速已放缓，出生人口呈现下行趋势。代孕技术的应用，不仅可以满足不孕不育夫妇、高龄失独夫妇迫切的求子需求，也会提高我国新生儿的出生率，缓解我国现阶段人口结构的矛盾。因此，应从立法上对这一技术的应用进行合理规制，使其从大局上服务于我国当前人口战略的发展。其三，必须通过立法对非法代孕机构进行严厉打击。非法代孕机构近几年愈发猖獗，媒体对形形色色的代孕报道可谓是屡见不鲜。由于代孕行业的暴利，代孕市场在暗地赖以滋生。代孕机构良莠不齐，一条代孕灰色产业链已经生成。在四川省法治与社会治理研究会主办的关于“代孕与道德和法律的理性思考”的高峰论坛上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全国从事代孕行业的中介机构已达到400多家。我国现行关于代孕立法的欠缺，是导致我国代孕行业发展不规范的重要原因。其四，代孕行为引发的法律挑战亟待立法解决。（1）代孕行为引发抚养权争议。代孕子女的抚养权应归属于哪一方？这一法律问题自代孕技术应用以来，便一直争议至今。司法实践中涉及的抚养权争议案件仍不在少数。（2）代孕技术的应用会涉及到委托方夫妇的生育权以及代孕母亲身体权的合法支配问题。公民的生育权是一项与生俱来的基本人权。[3]生育权其内涵是不断发展、充实的。但伴随着代孕技术的出现和应用，生育决定权的内容是否可以再扩展到委托他人代为生育，也是一直以来争议的话题。（3）代孕协议的合法性。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以及学术界，关于代孕协议的效力问题一直是论而未决的。代孕协议是联系两方或者三方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纽带，它是实施代孕行为的前置程序[4]。我国对于代孕协议尚没有专门的立法规制。

三、域外代孕立法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现阶段，由于网络游戏与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部分青少年变得越来越暴力化，各类校园霸凌事件越来越多。这不但损害了在校学生的身心健康，也影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为此，本文在概述校园霸凌概念与界定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我国在反校园霸凌法律规制方面的不足，同时提出了有效的反校园霸凌法律规制措施，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关键词:校园霸凌;概念;界定;反校园霸凌;法律规制;不足;措施

近些年来，校园霸凌事件的发生率越来越高，屡屡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而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反校园霸凌法制法规，如何依法有效地防止校园霸凌事件，正确惩治校园霸凌行为人，确保在校学生的人身安全与心理健康，成为我国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校园霸凌的概念与界定

“霸凌”一词最早是由英文中的“Bullying”音译而来的，在我国又通常称作“欺凌”。而校园霸凌一般是指学生个体长期反复地处于其它学生主导的各种负面行为状态中。校园霸凌一般表现出言语霸凌、社交霸凌、肢体霸凌以及性霸凌等多种形式。而无论哪种形式的霸凌行为，均表现出意图性、长期性和反复性特征。这三个特性既是界定校园霸凌行为最主要的依据，也是校园霸凌行为区别于学生间偶然冲突行为的主要特点［1］。

二、我国在反校园霸凌法律规制方面的不足

一、国外电信资费法律规制

在垄断时期，西方国家的电信资费政策由有关电信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决定。这些立法构成主管部门对电信资费进行管制的主要依据，在美国，有关电信资费管制的联邦立法有两个：一个是《1934年电信法》，另一个是对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简称FCC)进行管制授权的《FCC法》联邦立法确定了资费的定价原则、基本定价办法、管制的目的、管制机构的构成、进行管制的权力范围及行使权力的方式、程序等。除《1934年电信法》和《FCC法》两部专门电信立法外，其他立法也可对电信资费管制发生法律效力如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在这些立法中，消费者在接受电信服务时，享有和接受其他服务同样受保护的权利。

引入竞争前西欧、日本、澳大利亚电信的经营管理体制虽然和和美国有很大不同,但在资费政策决定上，这些国家和美国大同小异，资费政策的基本内容也由国家立法明确规定，主要电信业务资费调整要报国会审批。以英国为例。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开放电信市场的国家，其电信市场从完全垄断逐步走向完全开放。英国电信业改革的历程和中国的情况十分类似，经历了寡头垄断时期、双寡头垄断时期，然后逐步开放。2003年7月17日，英国议会批准了新的《通信法》草案，从而2003年《通信法》取代1984年《电信法》成为英国电信规制的根本性法律文件。这是英国依据欧盟的新规制框架和有关电信规制研究领域内的最新进展，并结合全球电信规制成果和英国自身的经验对英国电信规制进行的重大改革。英国2003年《通信法》的颁布旨在进一步完善市场规范，建立更高效的监管体系。下表列出了《通信法》与电信资费相关的改革前后对比及其启示(参见表1)。

表1英国2003年《通信法》与资费相关改革及启示

措施改革前改革后启示

上限规制

在当今社会经济生活和市场交易中，各种各样的格式合同随处可见。特别是在自然垄断型的公用企业，以及维修、旅店、餐饮和其他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型行业中，格式合同的使用已司空见惯。

一、格式合同的种类及普遍性

何谓格式合同?格式合同，又称标准化合同或者定型化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好签约条款、形成一种固定的合同形式、可以向任何同类的交易对方提供并经某一特定的交易相对人签字即可生效的合同。格式合同的特点是极为突出的:(l)合同的内容和形式由当事人一方预先拟定。在交易相对人签字之前，业已存在预先拟定好了的合同文本，而一经对方签字，合同即告成立，此间提供格式合同的当事人通常不允许对方对合同条款讨价还价，只希望并要求其“签字画押”。或者，要么全盘接受，要么不与其交易。即使允许对方提出修改意见，这种修改往往是个别的内容，不会改变基本内容。(2)格式合同是固定化了的，即这种预先拟定好了的合同文本不是仅仅针对某个特定交易对方的，而是针对所有的同一类的交易相对人，提供格式合同的当事人对同类的交易相对人均一视同仁地使用这种格式合同。(3)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往往具有优势地位，这在公用企业(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通讯、交通)中尤为明显，即人们对这种企业往往是离不开而又惹不起，即使所提供的格式合同不合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极不平等，也别无选择，不能不接受。(4)格式合同一经制定，可以在相当长的期限内使用，具有固定性和连续性。法律之所以对格式合同进行干预，主要是由于格式合同具有以上特点。

我国法律对格式合同进行规制首见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即其第2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其实，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也是经营者单方作出的以为对方设定义务、为自己减免责任等为内容、并认为只要对方与自己进行交易即视为接受这些交易条件的意思表示，因此，本质上属于格式合同的一种特殊形式。当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只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格式合同。相比较而言，由于经营者之间的格式合同对抗性较强，一般均注竟权利与义务的平等，再由于国家工商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多年来单独或全冈有关卞管部门连续了一批经济合同示范文本，所以，这种合同存在的问题不如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格式合同突出。

二、利弊对策:允许存在、必须规制

从世界范围看，格式合同是在市场经济到了较为发达的阶段才流行起来的，时间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自由放任居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初期，契约自由原则被绝对化地奉为神圣，当事人在签约时有着选择对方当事人、确定合同的内容与形式等方面的完全自由，有碍契约自由的格式合同当然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所不容。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发达，格式合同应运而生，并逐渐广为流行。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

〔摘要〕共享房屋具有较大的外部性影响，其占据社区公共资源，不安全因素较多;尚不健全的信息信用体系影响他人选择;冲击传统市场，影响社会公平;平台性质的认定带来税收监管问题。把握对其规制时应秉持公平和鼓励的原则，探讨应限制房屋共享时间，弥补公共设施损失;加强平台信息信用建设，提升不同主体间的信任;促进平台与原企业正当竞争，完善社会公平机制以及强化税收规定，对其进行税收，以此提高共享房屋领域的外部认可度。

〔关键词〕房屋共享;外部性影响;法律规制

1978年，MarcusFelson和JoeL．spaeth在《美国行为科学家》杂志中首次提到的“合作消费”的新理念被认为是共享经济的雏形。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崛起，共享经济逐步从理论变为实践。2011年，美国《时代周刊》称共享经济模式将成为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创意之一。

一、房屋共享的现状及特点

(一)房屋共享的现状。共享经济中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房屋、空间以及车辆领域正方兴未艾。自2014年来，政府不断推行“互联网+”战略。基于共享房屋具有刺激经济增长的优势，在政策上更是秉持“创新友好”的理念，大力支持发展。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首次放宽了在线度假租赁等新业态的经营许可。同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农家乐、民宿、长短租公寓等新型的旅游形态，以满足消费者对于旅行的多式多样的需求。2016年3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十部委出台《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看重共享房屋的“绿色”形态。2017年10月，国家旅游局出台了《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对民宿的规范、等级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鼓励创新、包容审慎”成为主基调。2017年共享住宿交易规模约145亿元，比上年增长70.6%，参与者人数约为7800万人，房客达到7600万人。然而根据《中国共享住宿发展报告2018》，通过平台共享的房源仅占我国空置房源的4%左右，共享房屋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待挖掘。(二)房屋共享的特点。1．房屋式体验，满足多样化需求。不同于酒店、宾馆格式化的房屋摆设，共享房屋体现为“千房千样”。中国产业调研信息网显示国内短租仍以公寓需求为主，占整个短租市场产品结构的51.5%。公寓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想要体验做饭、洗衣等多样化消费的需求。其次消费者可以选择不同风格的房屋，提高出行质量。共享房屋的房东一般都为8090后，提供的房屋也更容易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2．房屋共享的供给主体更为多元化。“共享房屋”利用的是闲置资源，个人提供房源占据了较大份额，而酒店宾馆提供的房间多为目的性建造。多源的房屋供给主体，不仅缓和了旅游旺季淡季的季节性影响，而且还很好地利用闲置资源，从而拉动个人收入，以促进经济增长。3．消费方式多样化，满足不同价位与情感需求。共享房屋按照住宿方式可分为合租模式与整租模式，合租模式适应了低层消费者的旅行需求。其对房屋质量的要求不是很高，并且借鉴青年旅舍的发展理念，更好地适应爱好交流、体验民俗的消费者的需求。整租模式对于更享受私密独处的家庭、朋友更为适用，并且相较昂贵的酒店套间更具有人情味，成为人们出行的另一选择。

二、房屋共享外部性影响引起的法律问题

摘要:代孕行为的客观存在已成为我国突出的婚姻夫妻领域的社会问题之一。因不孕不育群体的生育需求及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为我国代孕立法提供了可能性；又因我国现有的代孕法规规制的对象只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并没有对代孕主体及相关法律后果作出规定，且效力等级较低，无法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代孕纠纷，且代孕立法态势是从禁止到规范，表明我国代孕立法具有必要性。

关键词:代孕行为;立法;可能性;必要性;法律规制

由于环境的恶化，工作的压力，不孕不育症已经成为我国突出的婚姻夫妻领域的社会问题之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给不孕症夫妻繁衍后代带来了希望，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如代孕富商生下八胞胎，代孕宝宝的抚养权争议，这些都是代孕现象因缺乏法律规制造成的负面后果。目前我国虽有法规对代孕技术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其规范的对象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并没有法律法规对代孕主体及相关法律后果作出规定。立法的滞后性，导致不能对目前的代孕行为进行有效的引导，用法律手段来规范代孕行为有其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代孕是指具有生育能力的成年女性通过签订代孕委托合同，利用人工生殖技术为他人生育孩子的行为。一般而言，代孕类型可依据代孕所生子女的遗传特征划分为生殖型、基因型两种。生殖型代孕是指由委托方夫妻提供生殖细胞，借助代孕母亲的子宫进行怀胎生育的行为，所生子女与代孕母亲没有遗传特征上的联系。基因型代孕是由代孕母亲提供卵子，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形成受精卵，再植入代孕母亲体内进行生育的行为，所生子女具有代孕母亲的遗传特征。目前，纵观各国关于代孕的立法模式有三种：一是绝对禁止代孕。许多欧洲国家明确禁止代孕，例如法国，瑞士、德国绝对禁止代孕。二是相对禁止代孕。如英国不限制自愿的无偿的代孕。三是开放代孕行为。例如俄罗斯对代孕委托方和代孕母的相关权利义务通过法律进行明确保护。目前我国采取的是第一种立法模式，但是全盘禁止代孕对社会上已经出现的旺盛的代孕现象缺乏正面的法律回应，代孕事实的发生并不会因为法律没有规范、或禁止就不会发生。因此，提出该命题，并对代孕立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分析，进而对代孕行为的法律规制提出自己的建议，以期将代孕行为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满足不孕夫妇拥有自己孩子的愿望。

二、我国代孕立法的可能性分析

【摘要】“普惠金融”这一概念已于2005年在国际小额信贷年会上，由联合国提出。经过12年的发展，普惠金融已经初步得到了全球各个国家的认可并实施推广。本文从普惠金融概念定义入手，主要介绍农村普惠金融的国际发展经验以及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分析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并从法律角度提出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普惠金融;传统金融机构;小额信贷;法律规制

一、引言

关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领域，这么多年来，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进行过分析研究。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主体研究方面，李苍舒[1]（2015）认为，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应当具有引领作用，应当尽快推出一系列适合农民群体的新型金融产品，给予农村、农民更多的普惠服务；杨雯[2]（2017）认为，城市大银行应当贯彻落实普惠金融理念，带领小银行以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农村金融机构更多服务农民；刘成玉、黎贤强、王焕印[3]（2011）从社会资本和农村信贷风险控制两个方面，讲述银行信贷在农村的巨大作用以及积极意义，同时认为社会资本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意义；周孟亮、李明贤[4]（2015）将普惠金融理念与国家顶层设计结合考虑，认为普惠金融与“中国梦”的理念息息相关，对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农村普惠金融立法规制方面，马建霞[5]（2012）基于银行信贷服务角度出发，进行法律规制研究，认为在农村促进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对银行信贷进行立法规制具有积极意义；李慧玲[6]（2016）从普惠金融法律制度建设角度入手，给予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立法规制对策建议，并认为做好征信体系的建设是农村信贷服务推广的关键；陆岷峰、沈黎怡[7]（2016）从立法及目前法律存在的问题方面，分析我国普惠金融目前存在的立法漏洞以及监管缺失；郑晓栩[8]（2015）研究了西部贫困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现状，结合地区特点和发展现状，针对目前西部地区普惠金融法律不健全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导向。

二、农村普惠金融的国际发展经验

农村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中一大特别需要关注的部分，近几年在国际上得到了众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推广进程不断加快，推出了诸多符合本国国情的普惠金融服务模式。典型的成功案例是孟加拉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①。格莱珉银行着眼于最贫困的农户，并将贫困家庭中的妇女作为主要目标客户，根据女性特征推出适合其的金融服务；给予客户群小额短期贷款，考虑到其收入、财富等诸多因素，推出按周期还款，贷整还零，也给予时限宽限，这是该乡村银行模式的关键之处；贷款无须抵押担保人，按五人小组联保形式，相互监督，形成内部约束监督机制，并按比例收取部分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保障金，这是该模式的创新之处。如今，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已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效益最好、运作最成功的普惠金融机构，在国际上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模仿或借鉴。

［摘要］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互联网产业应运而生，互联网产业在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动力与变革时，也深刻改变着劳资关系。目前我国一些互联网企业盛行的“996”工时制实质上是违法的强制加班现象。结合当前国内外相关法律规制，通过Nvivo12整理分析51名18～30岁上海互联网企业员工的访谈记录，可以将“996”强制加班现象概括为加班时长的溢出与加班工资的滥用。解决此类现象，需要在立法、执法等不同环节共同努力。

［关键词］“996”;强制加班;法律规制

1“996”强制加班现象概述

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与进步使互联网行业有着快速迭代与变革的特质。不同于传统企业的特点，互联网公司往往内部与外部竞争激烈，其对于员工的工作时间的需求也区别于传统行业，具有灵活性、随机性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一些互联网公司的加班行为，“996”工作制常态化、普遍化，甚至形成了“加班文化”。根据我国《劳动法》相关条例，“996”工时制其月加班时间总计超过108小时，远高于法定加班时间每月36小时，是法定加班时长的3倍以上。这不仅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侵害了劳动者应享有的休息休假的权利，并且不利于职工的身心健康与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强制加班现象，其本质是对《劳动法》的严重违反，是互联网企业对于雇员的合法劳动者权益的剥夺。从立法角度上来说，已经突破了季节、突发情况、客户需要等传统加班立法假定，普遍突破了标准工时制“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的要求。

2现阶段国内外延长工时立法情况

2.1我国立法情况。目前我国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促进就业法》等，《劳动法》中也对加班情况做了较为规范完备的法律安排。如此规定，目的是保护员工经济利益，规避企业滥用加班制度的行为。首先，法律对加班程序进行了严格限制，企业安排员工进行加班，必须要与员工与工会进行协商，员工必须是为了劳动报酬愿意加班而自愿延长工作时间，并且只要工会不同意，则企业无法安排员工进行加班。其次，关于加班报酬方面，《劳动法》对于加班规定了高额的工资补助，平常加班需按150%支付报酬，休息日加班按200%支付报酬，节假日加班按300%支付报酬。再次，关于加班时长方面，每天加班时长不得超过1小时，特殊情况下不超过3小时，每月总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6小时。最后，若企业拒付加班工资，则企业必须按照应付金额的50%以上100%以下标准向员工加付赔偿金。2.2国际立法情况。纵观各国加班现象，韩国与日本相比于中国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统计，韩国是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长时间工作的压力使得韩国人的自杀率升高，同时韩国的出生率也一直突破新低。而日本则更是加班文化盛行的国家，“过劳死”在日本首先引起人们关注。针对加班现象，各个国家目前所呈现的立法趋势都是为劳动者争取更多权益，严格限制最高工时。日本在2018年6月底通过的《劳动方式改革相关法案》规定加班上限为每月45小时，每年360小时，一年最高加班时间不得超过720小时，单月不得超过100小时。韩国在2018年7月修订的《劳动标准法》也将每周工作时间上限从68小时调制52小时，违法雇主可能面临两年的监禁。而据欧盟统计局统计，欧洲国家每周平均工作时长接近40小时，德国人加班时间位居欧盟前列，但每周工作时间也不超过41小时。在与别国进行针对加班现象的立法比较中，可以发现我国对于保障劳动者工时方面立法规范较为明确，立法内容也具有清楚指向性，加班时长上限也低于别国，在国际中处于立法前列位置。但仍需反思的是，在我国相对较为完备的加班法律体系背后，为何“996”加班文化仍日益盛行?员工的加班是否出于自愿?雇主的用工是否合理?以上需要进一步探讨。

[内容提要]商号是商人用于表彰自己的标记，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商号具有财产权的性质，商人可将自己的商号转让给他人而获得经济利益，从而法律应对商号的转让进行具体严格的法律规制，否则将造成商号的混淆，不利于保护市场经济的安全与交易的秩序。本人首先对世界各国商号转让的法律规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认为我国法律对商号的转让应允许其单独转让，亦可同营业一起转让；且受让人应承担一定的竞业禁止的义务；商号转让须履行登记手续，才能生效，始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关键字]商号权商号转让法律规制可单独转让主义

一、商号及商号权

商号又称商事名称，商业名称，商人名称，是指商事主体在从事商行为时所使用的名称。商号被商事主体用在营业中表彰自己，以区分不同的市场交易主体，从而使市场主体人格化，特定化。[1]商号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完全一致的解释，我国现行商事法律和商事理论关于商号的界定也不十分清晰，字号，商号，厂商名称，企业名称等各种称呼混杂在一起。《民法通则》对个体工商户和个人合伙的商事名称成为“字号”，而《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条例》对工商企业的名称成为“企业名称”，商号使企业名称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以此同时，该规定第七条中将字号等同于商号。有些学者认为，商号名称，字号，商号，厂商名字，企业名称属于同一概念。[2]

商号权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的法律中也有着不完全一致的解释，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商号的外延有着不同的认识。从商号的发展来看，商号最终是商主体用于表示其营业的名称，部分国家的商法典或者民法典均在商主体的名称意义上界定商号的含义。如《德国民法典》第17条第1款明确规定：“商人的商号是指商人进行营业经营和进行签名的名称。”日本，意大利等国也在商主体名称意义上使用商号的概念。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编撰的《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示范条款及其注释》中，对商号的注释是：“商号的作用是识别企业及其商业活动，并将其与其他企业及其营业活动区分开来。”也有国家从广义上理解商号的概念，即不将商号的含义限定在企业名称范畴内，而将商号等同于商业名称，是商号的概念泛化产品的名称等具有商业价值的名称。[3]总的来说，商号因商业的不断发达及商业制度的不断发展而发达起来，使用商号是商人的特权。商人通过商号来表征自己，商人行使其特权而使用商号时，则产生了商号权。商号是商事主体经营活动的代表，是商事主体产品服务的代表，是他们信誉的标志。法律赋予商事主体对其所享有的商号的排他专有使用权。但对于商号的性质，学理上一直存在着争议，主要有三种学说：[4]

（1）人格权说.根据人格权说的观点，商号是公民姓名权在商人领域的延伸，其权力属于人格权的一种。认为商号权同商事主体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商事主体在营业商用于表彰自己的名称。商号与商事主体的存在相始终，商业名称一经取得即在一定区域内排斥其他商事主体使用相同或相类似的商号，与财产无关，这些特点符合人格权的一些基本要求，所以商号本质上一种人格权。

摘要:互联网消费金融呈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消费金融产品迅速发展，金融脱媒现象愈发显著，互联网消费信贷成为民众日常经济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市场的不稳定性以及经济主体的市场盲目性、自发性导致消费信贷出现诸多经济与法律风险，其中套现问题是最为隐蔽且难以打击的漏洞。互联网消费信贷套现是否可以类推适用传统银行信贷套现相关法律，如何通过多方联动规避这一风险?本文将从互联网消费信贷套现的背景、市场风险以及法律风险等角度进行分析。

关键词:互联网消费信贷;套现;消费金融

一、概念界定

本文认为消费信贷套现是指在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提供的信贷服务中，消费者与交易对手或第三方通过虚假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商品转卖等方式将授信资金通过交易对手或第三方变现的情形。与传统信贷套现相比，互联网消费信贷套现具有虚拟性、简便性、隐蔽性、额度低等显著特征。

二、研究背景

(一)消费金融产品迅猛增长。随着我国对于拉动内需、消费促进经济进一步增长政策的进一步落地，国家对于消费金融持鼓励态度。2014年，国家对于消费金融公司开始采取试点。2016年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落地，行业逐步完善。2017年全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指出，要推动实现消费金融公司设立实现常态化。截止目前，各大电商平台基本都推出了自己的消费金融产品。此外，各大银行也推出了消费金融服务。(二)金融产品脱离原有媒介。近年来，中国深入金融改革、金融市场快速发展，金融脱媒现象已经发生。投资者脱离银行等金融媒介，将资金直接投入市场，这部分资金成为企业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消费金融公司和消费金融产品的运行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三)个人征信体系尚不健全。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提高。但是各大消费金融产品各自为战，但目前未能形成以央行征信信息为核心的个人征信体系，现有信息亦无法覆盖整个金融系统，导致消费信贷产品对于用户的评定出现偏差。随着共享经济模式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对于个人征信信息的共享、与共享同步的个人信息保护都成为了推动金融行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四)法律地位暂未明确界定。我国关于套现行为的法律规制目前主要停留在传统信用卡套现层面上，以非法经营罪和信用卡诈骗罪分别定罪量刑。对于目前出现的互联网消费信贷套现行为尚缺乏明确的相关法律法规或法律解释，缺乏相关规制办法。(五)行业标准难以达成一致。目前提供消费信贷产品的主体主要有以蚂蚁金服为代表的各大消费信贷平台，推出消费信贷产品的商业银行、国有银行，以及提供消费金融服务的各消费金融公司。主体类型不一、各个类型主体之间存在产品竞争状态，导致行业内对于套现的容忍程度不同，管理办法和具体操作不同，难以统一。(六)消费信贷套现屡禁不止。面对互联网消费金融相关业务的快速发展，央行已经出台多部相关办法。各大消费信贷平台也给出了自身防套现机制体系。但套现消费者和套现商家仍能通过其他渠道进行隐蔽的联络沟通，进行套现交易，消费信贷套现现象屡禁不止。(七)穿透式监管法有待发展。互联网消费信贷套现在当今以越来越多的方式呈现在社会大众面前。面对行业的复杂化，每一监管部门的监管权限、范围、尺度、方式等更亟需明确。消费信贷套现规制出现监管空白、重复监管等现象。央行在2016年明确了穿透式监管在互联网金融监管中的重要地位，但这一监管方式尚未完全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