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学论文范文10篇

法律法学论文范文篇1

Thisthesisstartsatgivinganevaluationtothe“NewLegalRealism”oftheUnitedStates，andanalyzedtherealismpositionandempiricalresearchmethodofthe“LawandSociety”studying，andit‘sdevelopingandmeaninginthescopeofworld.Basisonthatstudying，thisthesisthenanalyzedtheproblemsinsidetheideasofruleoflawandjurisprudenceofcontemporaryChina，inordertopromoteakindofrealismresearchapproachandpositionwhichbasesontheempiricalresearchmethod，studyingfactsandconcreteproblems，anditstargetistosolvingactualityproblem.

关键词：法律现实主义法与社会研究中国法学

从法学与法治理念的关联上看，当代中国法学的问题不仅关乎其学术价值和品位，也关系到我国法律制度的建构、实践和改革以及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的方向。在学派林立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无论是作为指导理念或是学术立场，对待各种学说、流派和方法论，均不能只执一端，不及其余，因而多元化的标准显然最为合理。然而，在基本理念的把握上，这些方法之间毕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冲突和选择，不仅很难不偏不倚地将其加以中和，而且每一种方法也只有在坚守其本质的前提下才能体现其价值所在。本文在不否定其他法学方法的基本价值的同时，着重评介美国新法律现实主义及其背景，倡导法律现实主义的立场和经验性的研究方法，并据此对中国法学进行反思，以确立一种分析、研究和建构中国法学的理论框架。

一、美国“新法律现实主义”辨析

从2003年开始，一个称之为“新法律现实主义”的法学流派从美国法与社会研究阵营中祭起了他们的旗帜，[1]2005年，该学派的一次高峰专题研讨会和一个网站相继登场[2]，这个学派的领军人物麦考利教授则发表了一篇堪称宣言的重要论文。[3]2006年伊始，在美国法学院协会盛大的年会上，麦考利教授又对此进一步进行了详细的论证。[4]众所周知，20世纪前期曾在美国风光一时的法律现实主义似已成为明日黄花，[5]那么“新法律现实主义”与原有的“法律现实主义”流派有何渊源？其勃兴的背景何在？

从名称上可以看出，“新法律现实主义”并不讳言其与老一代法律现实主义之间的渊源与联系。[6]法律现实主义从庞德的法社会学理念出发，强调充分认识“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LawinAction）之间的差距，主张通过司法实践认识法与社会及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倡导直接通过司法能动主义“释放法律的能量”，并彻底粉碎了传统法学精心构筑的关于法治与民主的神话。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法律现实主义既是对传统法学原理的解构，又充满了能动主义的创造性。继法律现实主义之后，批判主义法学、种族主义和女权主义法学乃至经济分析法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其解构性、批判性传统，而法与社会研究则将研究“行动中的法”的道路坚持到底。[7]毫不夸张地说，法律现实主义已经彻底改变了现代法学乃至司法理念。[8]乃至于今天，客观地评价法律自身的功能与局限已经不再成为法学界的禁忌，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环境和氛围已经形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法律现实主义”才可能以否定之否定的姿态亮相。“新法律现实主义”并非老调重弹，它显示出深厚的历史与现实的积淀，笔者试将二者的联系与差异归纳如下：[9]

首先，法律现实主义的基点都是强调法律与社会的现实的关联，把法视为一种与社会相关的因变量（dependentvariable），即依社会条件而变化的因素。然而，传统法律现实主义尽管明确承认法与社会的差距，但实际上主要立足于司法金字塔的上层，即将关注的焦点置于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上诉法院，除少数现实主义者如弗兰克所做的关于初审法院的研究外，大多数研究都注目于一些“伟大”或经典的上诉判例及上诉法官的行为，也即采用了一种精英主义的立场。“法学界有一种倾向，常常忽略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除非这些问题在上诉案件中受到关注、从而进入法律体系的上层。很明显，很多重要问题永远也不会进入法院或行政机构。当一个问题从社会民众经由律师、起诉立案、审判，最终进入各种上诉程序时，在这一过程中，问题与事实二者往往都发生了变化。”[10]而新法律现实主义则倡导一种“自下而上”（Bottom-up）的经验性研究，主张从社会基层和未经法院及法律职业染指的社会生活事实着手，探讨秩序形成、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各种形式的“活法”或社会规范和社会权力，从而更为客观地评价和发挥法的作用。经过法与社会研究数十年的积累，越来越多的法学家认识到，仅仅关注正式的法律规则、司法制度和上诉案例已远远不足以解释法律的真实运作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从社会秩序和纠纷解决的原貌出发，就成为一种必需的选择。不言而喻，当法学家从法律启蒙者转向以社会现实为师之时，也就必然失去其高高在上的精英与社会制度建构者的偶像地位。需要指出的是，自下而上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上层”的意义，严格地说是寻求“上下贯通（bottom-to-top）”。[11]

其次，与老一代现实主义同样，新法律现实主义与传统的法律意识形态、以及那些从抽象理念出发的法律迷信和制度迷信完全对立，并以改造法学、改革法律教育、重构法律理念为根本目标。早期的现实主义者出于其政治目标和理念，借助一些经验事实对传统法学原理发动攻击，因而激起了法律职业集团的强烈反对。然而，一方面，由于其研究的出发点与其政治目标直接相连，势必削弱研究的科学性和中立性并导致结论失之于偏颇。例如，他们强调政策、目的对法律的影响，认为法官实际上是在根据政策和标准价值观创造法律，据此，对法律的解释可能会因人而异。这种对法律与政策的混淆可能会导致过分强调政治对法律的作用，最终导向放弃法治。[12]另一方面，目的和结论先行的研究方法也难以避免偏激、片面和失误，甚至由此掩盖了其自身价值及其发现。与之相比，新法律现实主义自始就强调其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基本定位和不与任何政治倾向结盟的立场。对于社会改革，“新法律现实主义应该在什么程度上做出这种回应，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有些研究将会是相对中立的，会将重点放在对法律制度的功能进行客观描述上；有些研究将完成对律师进行培训的任务，以发挥他们的其他社会作用。此外，有时新法律现实主义并不能主张追求一种利益无涉的、中立和无偏向的事实。自下而上地考察法律，经常会发现法律并非大多数人希望的那样。无论研究者的动机如何，有些研究事实上可能会起到揭丑的作用；一些最好的研究甚至可能导致引火烧身。”[13]有时一些经验性研究发现的事实可能是令人不快的，也“可能支持某些相当受保守派欢迎的结论”。[14]尽管这种立场可能招致来自左右两方面的不满，但新法律现实主义将坚持探寻那些掩藏在各种偏见性解释阴云背后的事实，相信事实自己会说话。新法律现实主义坚持进行动态和发展的观察，并不认为法律只能是对习惯的确认，承认当事实本身足以证明社会的某种发展趋势和需求时，通过法律规则和制度的建构能够起到推动引导社会发展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任何社会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或出发点，将经验实证研究作为最基本的方法。[15]

第三，传统法律现实主义尽管强调经验性研究的重要性并开此先河，但事实上他们多数人却很少真正实行，[16]而新法律现实主义则将经验性研究作为其基本进路，并以此鲜明特色区别于传统法学和其他法学流派。例如，尽管与法经济学、批判主义法学[17]、乃至其他后现代流派[18]对法以及具体制度和事实上的认识可能是相似或相同的，但是，新法律现实主义对于通过数学模式、逻辑推理、自上而下的判例推定乃至于根据灵感和直觉的研究结论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坚持在未经验证之前，理论模式尽管有其价值和意义，但并不能因其逻辑的严谨而自我证成为真理，最多只是一种合理的假设或预期。[19]这意味着，新法律现实主义不承认任何根据传统法律意识形态和抽象理念推演出的“颠扑不破”或普适性的规律，也并不是以结论和政治立场作为其学派的旗帜，而是倡导一种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态度，用以检讨各种法律理念和制度，揭示以往被法律意识形态和形式主义掩盖或模糊化的事实，建立科学的前提与起点。同样以这种方法为纽带，新法律现实主义又能够将不同的研究者积聚到一个阵营。[20]

第四，新老现实主义对于司法的态度不同。老一代法律现实主义本质上是法律中心主义，具有鲜明的司法能动主义指向；尽管他们承认“书本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存在着差距，但是仍期待通过国家的正式司法制度（尤其是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上诉法院）推动法律与社会的进步与改革，其关注点是国家权力、法律制度和规则，依靠的则是法律精英和司法权——通过他们施放法律的能量。可以说，老一代的法律现实主义是司法能动主义的始作俑者，他们击破了美国人对于民主与自由的理想或神话，却又将新的迷信寄托于以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为代表的司法系统（主要是各种上诉法院）之上。与之相比，新法律现实主义更具多元化倾向，他们并不否认法的作用和法治的价值，但是基于“法与社会”40余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性知识，他们不再认为法律在现代社会（即法治社会，至少是美国社会）起着绝对的中心作用，直言不讳地指出法律的局限性及其在社会治理和现实生活的有限作用，并与批判法学、经济分析法学共同宣告了法律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死亡。[21]麦考利教授反复重申，他尊重法治原则和法律的作用，但必须承认，事实证明，法律在社会治理中仅能起到一种边缘性的作用，这里所说的法律既包括成文法律规则和判例，也包括正式的司法诉讼制度。真正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往往是社会关系自身根据需要产生的规则和制裁机制，以及道德等辅助机制，法律仅仅是通过强制力设定基本框架和边界而已。如果前一套机制无效或低效，法律往往也很难促其发挥作用。继1960年表成名作《企业的非合同行为》之后，麦考利教授检讨了吉尔默、麦克尼尔及其他学者的合同法理论，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持续的经验性研究，他认为，美国的合同行为正在进一步远离合同法的制约，走向更大的自由。[22]从研究成果及结论上看，新现实主义在对司法和法律之功能的保守评价上与传统现实主义者迥然相异。

最后，在方法上强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整合。法律现实主义本质上并不是一个阵营绝对清晰的法学家团体，而是一种主张将社会科学方法引进法学的基本立场或方法，新法律现实主义则将这一立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法学界中的社会科学兴趣日益增长，但是迄今法学界并没有建立一种能将多元化的社会科学学科和方法加以整合的组织化的研究范式……进行上下贯通（bottom-to-top）的法律分析要求一种能整合在各种层次上的经验性研究的模式，使用一种能够整体性地理解法律的潜力及其问题的范式。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还需要一种整体性的方法，以整合那些人种（类）学和许多社会学大量调查的发现和细致的研究成果。……这显然需要关注法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流互动过程。也需要一种能够整合各种社会科学学科的模式”。[23]新法律现实主义首先在理念上统合了德国法学家埃利希的“活法（livinglaw）”和美国法社会学家庞德的“行动中的法（lawinaction）”的概念，将欧洲大陆的法社会学传统（包括历史法学、法社会学和现实主义）与美国法学的实用主义精神融为一体；其次，以经验性研究方法统合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括社会学、人类学、人种学、行为科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于统计学等等；最后，以尊重事实的立场开放性地接受一切能为经验和实践检验和证明的政策提案和立法目标，包括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协调，国家权力与民间自治的互动，裁决机制与协商调解程序的相互作用，激进的改革与守成之间的博弈，等等。

二、法律现实主义的现代土壤及社会背景

沿着美国新法律现实主义发生的轨迹，可以看到法与社会研究产生与发展的现代土壤和社会背景，其具体特点是：

首先，如前所述，从法学乃至与法治自身的发展看，现代初期开始树立的理想主义神话确实在逐渐破灭，现实主义的理念和对客观事实的认知开始从边缘走向法学界的主流。早期现实主义以“离经叛道”的方式道出的事实和预测，在今天已经不再令人感到惊异；相反，今天已经没有哪个法学院还在固守着亚理士多德时代的法治理念。这种思想解放已经从早期现实主义者的政治目的转变为一种普遍的科学立场，并逐步成为美国乃至于当代世界各国法学研究的基调。

其次，新法律现实主义建立在法与社会研究及其他法学流派研究成果的深厚积累之上。时至今日，法与社会研究早已超越了基础理论的奠基时代，产出了卷帙浩繁的经验性研究成果。这些发现不断验证和补充着早期的一些预测和猜想；而新现实主义阶段的到来，则表明这种积累将会是永无穷尽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早期的结论同样需要重新验证、补充、更新和发展。因此，对于法与社会研究而言，理论模式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正是持续不断的经验性的研究方法及其发现赋予了其永久的生命力。1984年，麦考利教授在纽约州立大学发表了纪念法与社会研究协会成立20年的Michhell演讲，他在总结这一运动的成就时提出了著名的七个命题：

1、法律不是自由的（Lawisnotfree是双关语，也可理解为法律不是免费的）。

2、法律是通过一些代表自身利益、占有有限资源的角色在其所能充分掌控的场景中表现出来的。

3、很多通常被视为法律的功能实际上是由替代性机制承担的，在我们称之为“公”和“私”的因素之间，很大程度上是相互贯通的。

4、人，无论是单独或是集体行动，都不能期待他们在面对法律时被动地遵守。

5、律师除了在法庭进行对抗之外，还能发挥更多的作用。

6、我们的社会以多种方式处理纠纷，而放弃（忍让）和回避也是其中重要的方式。

7、尽管法律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其影响往往是间接、微妙和模棱两可的。[24]

该演讲发表以来，麦考利教授一直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补充和修正这七个命题。一些研究者响应了这一期待；而今天这些当初被视为“七宗罪”的命题已不再令人感到新奇了。[25]事实上，法与社会研究和新现实主义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方法，它不会提供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也不会给出一成不变的答案，例如，法治与社会协调的最佳程度，正式的法律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最佳结合点，纠纷解决与权利实现的最佳方式和模式等等。因为这些概念和标准都是相对的、因社会的环境、文化等多种因素而迥然各异的，所以，对每个国家或社会的研究、结论、政策目标和方案必然是具体的，并且是可以通过经验事实验证的。

第三，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相互渗透。在1920年代，法学还是一个由法学家垄断的封闭体系，这一方面是由法律职业的垄断性、历史延续性及其利益需要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法律自治及法律思维逻辑的限制。然而，法律的发展证明其自治性并不能阻隔社会的批判和影响，现实主义理念打开了法学封闭的大门，从此，法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结合与渗透已不可逆转。社会科学方法的导入给法学带来了新的思维和发展动力，开始重新检验法学据以自洽的前提，推翻了一些神话、修正了一些前提，也描画出了法律的真实作用及其限度。借助社会科学乃至某些自然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可以更准确和全面地发现和界定事实；而借助人文科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的研究思路，则可以对法律现象乃至规则提供更加开放和现实的解释。[26]

第四，法律家共同体的社会回归。最初，法律现实主义的出现是为了支持一种政治改革，它大胆地揭露了法律自治理念和法律职业集团竭力掩藏的事实，揭开了蒙在美国人眼前的纱幕。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的传统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生产和延续着正义，同时也维护着这个职业对于纠纷解决和法律事务的垄断和法律话语权，长久以来，这种垄断给社会带来的并非都是好处。“历史说明，如果谁侮辱了传统的法学教授和法律职业，他们就可能成为强大的敌人向你进行报复。”[27]然而，一旦这种批判和反思从外部引发了来自内部的呼应，就是法律重归社会的开始。ADR运动、对民间社会力量及其规范的重视以及法律教育改革，[28]无不反映出一种新的开放理念和法律家回应社会的积极态度，而法与社会研究以及新法律现实主义则是这种社会回归的旗帜和先导。只有具备了这种勇气和态度，法律家才可能在社会治理和法律实践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29]

最后，当代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及司法危机。当代法与社会研究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种法律多元的理念，而这实质上是对社会自身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回应。[30]面对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多元化的价值观与规则体系，单一化的法治思路和制度远远不能解释和应对。在长期的实践和尝试之后，人们发现，如果仅依靠国家权力、法律及正式机制，是远远无法满足社会治理需要的。以社会自治和自律机制补充法律调整，以协商和解替代诉讼对抗，以宽容和协调、长久的合作关系辅助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以实际可行性和社会效果评价法律的必要、成本和运作方式，以多元化的价值和动态的方式应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在和谐与效益的统一中推动社会发展，这些理念都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并逐步形成为公共政策和价值观。即使是最高司法机关的违宪审查的正当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多元化理念的挑战，开始颠覆某些传统法律文化、原理和法律思维。另一方面，曾被推崇备至的司法机制在现实中已日益暴露出种种局限或弊端，被称之为司法的危机。这种事实进一步从外至内地加快了对司法迷信和传统法理的颠覆，并推动了司法改革。[31]

三、当代世界法律现实主义传统及发展

实际上，无论是关注法与社会之联系的法社会学，还是从事实和实际需要出发的法律现实主义思想都并非美国的专利。美国新法律现实主义在回顾其思想渊源时，不仅将其归功于欧洲的法社会学思想家，而且高度评价法人类学对其发展的巨大贡献。[32]在欧洲大陆，从历史法学派、马克思、埃利希、杜尔凯姆到卢曼等人为代表的法社会学（及法人类学）传统，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学派的现实主义理念，不仅对其法律制度及社会制度的建构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在比较法研究中也体现出一种实证主义风格。[33]

不可否认，现实主义的立场和研究方法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法律现实主义”流派，但在法社会学的研究中又确实贯通着一种共同的基本精神，并在当代不同国家的法学界中产生了共鸣。可以说，现实主义法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亦有着深厚的基础。继受西方法学的日本法学家综合欧洲和美国的学术传统，很早就开拓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法社会学研究和现实主义方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学家目光向下，深入实际进行实证调研，进一步推动了法与社会的有机协调与互动。日本的法意识论、法文化论和法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及研究成果对当代法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34]法人类学则将法律多元理论阐发得更具解释性；[35]而在实证研究方面，东亚学者同样成果卓著，无论是法史学、纠纷解决研究或部门法学，乃至理论法学很多都以鲜明的现实性课题和实证性研究方法构成其研究特色。[36]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东亚国家对于法与社会及全球化的关系普遍给予关注。已经有许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关联性的研究。例如，2002年在日本国立九州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为期十天的国际研讨项目：“亚洲——开放的社会与法”（LawandtheOpenSocietyinAsia），与会者一个共同的问题意识是，在法制化的进程中必须积极面对法与社会互动这个课题，一方面实现法与社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要处理好本土社会的文化、传统与法制的协调，同时还必须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37]近年来，东亚法律多元的思潮影响日增，例如，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安田信之所提出的法律多元的解释框架作为一种方法论或认识论，得到了许多法学家的认同。[38]这种认识框架强调，在非西方国家的法治与社会发展中，除了认识过国家权力与法律的作用外，更需要尊重经济和市场规律，同时需要提高其文化自觉和对社会基础的维护。而法学家则应该放弃对形式主义、法律意识形态和法律家共同体利益的片面追求，以现实主义的态度面对社会的客观事实，客观评价法律规则与制度的实际作用和效果，准确把握法律与社会关系的实际状况，这就需要对法的实际运行进行自下而上的经验性研究，需要对法律制度建构及发展战略提出符合实际的提案，并进而在社会转型、制度建构和社会治理方面做出积极应对。

在中国，尽管面对着法律意识形态和普适主义的强大抵制，但现实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仍以本土化、实证研究等理念和方法显示出其力量，并直接与法律移植和制度建构、法律改革等现实议题紧密相关。不容否认，目前中国大陆的法学家也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自下而上的实证研究，大量涉及法制本土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问世；非正式制度、调解乃至私力救济的意义逐步被法律界所承认，民间法也成为热门话题。[39]学者倡导的现实主义和实证研究方法不仅有利于法学自身的改善，也会极大地影响到司法实务界。2004年初，笔者在一篇探讨中国法院诉讼调解的论文中指出，法院调解政策的变化，预示着“司法政策和改革重新回归到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础上”。[40]同年10月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题为“中国司法：挑战与改革”的演讲时提出：在中国目前的法院审判中，对正义执著追求的“理想主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让位于解决纠纷的“现实主义”。[41]毫无疑问，这种提法并不意味着法律界已经放弃了对法律教义（或形式）主义和法律意识形态的追求，也很难与传统的实用主义立场完全区别开来，但至少可以说明，中国法律界也开始接受现实主义的理念，与世界性的法律现实主义思潮殊途同归。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和法学界已经开始脱离了法律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支配，但可以预见，今后的“司法改革”和司法实践必然是教条主义与现实主义重复博弈的过程，政策的反复在所难免，但单一化的法律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将难以再成为唯一的主宰。

四、反思中国法学与法治

新法律现实主义理念既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令我们反思法学理论存在的问题，又可藉此思考中国法治理念的转型和建构。诚如许多学者所言，中国目前的法学研究基本上建立在一种现代性情结或范式之上，[42]而中国的法治建构则与法律移植的主题息息相关。在法制现代化运动中，法律移植主要是指通过引进外国法，制定和建立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尽管关于法治本身以及继受西方法的必要性已成为一种社会的基本共识，其趋势不可逆转；然而，其真正走向及具体的制度建构仍充满了变数。迄今为止，处于法律移植情境中的法学反映出的问题主要是：

首先，法律移植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各国法律继受的初期，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由法律精英（特别是法学家）设计并操作，即使在今天，法律移植的主导权、决策权也仍是掌握在一些政治精英和法律精英手中[43].当代中国的法律移植已渗透在日常的立法或“改革”活动中，然而，尽管立法与决策的参与者范围扩大了，但就其整体而言，与当年沈家本等先人对国外法律与中国社会实际的认识及其慎重态度几乎不可同日而语。法律规则和制度的设计者与决定者除热衷于对国外“先进经验”进行考察外，很少在本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对所谓法系、历史渊源、形式、成本等问题也很少展开过认真论证，遑论慎思民族习惯和传统文化。多数立法未经过全民参与的社会论证就迅速完成。[44]严格地说，这种选择和移植中并没有开通真正表达民众和社会需求的渠道。在移植过程中，立法者和法学精英自身知识的不足、利益与价值观的左右，论证中对事实的裁剪、信息高度不对称，以及媒体舆论（同样主要代表社会精英）的操作等因素相互纠葛，加之民众对立法的陌生和疏远以及参与的困难，即使采用了某种公开的形式或程序，民主选择的功能也难以实现。

其次，法律移植通常采用的是国家权力和“法律中心”的单一视角，旨在将现代的法律规则、制度、形式、程序从西方法治国家移植到本国，体现着国家或政府以法律为工具实现社会治理的强烈需求和期待。随着制度和规则的移植，法律教育制度、法律职业群体和法学研究亦在以的方式日益扩大，不断壮大的法律职业集团在为社会带来福祉和正义的同时，也在试图建立对司法活动乃至纠纷解决过程的垄断，并通过争取参与决策的机会扩大自己的利益及影响。国家权力与法学家之间的博弈很容易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上达到一致，并以法律全球化和与国际接轨的名义助长一些轻率的移植。毫不奇怪，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使得其成为移植目标的首选，目前美国对中国法律制度、教育和文化的渗透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45]然而，这种偏好和选择由于往往并非是对其制度的优劣、可行性、移植成本和理念进行详细考察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常常是不考虑与原有制度的衔接，舍近求远，徒增许多混乱。有时一个制度的引进近乎于草率，乃至于或成为具文、或与原有的体系发生无法释解的冲突[46].

第三，法律中心论与法律形式主义构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占据着主流，把持着话语权并对法学和立法产生着极大的影响，[47]这种意识形态最大的特点就是仅仅以一些现念或概念（例如人权、隐私权、知情权、自由权等等）作为立法的出发点和价值取向，而不问这些概念背后的利益和条件究竟是什么，不关心社会环境和基本事实，更不关心法律的道德基础。而当制度与规则的运行及其效果不尽如人意时，法学家提出的“法律信仰”、[48]“法律家共同体”等理念亦无法解决这些困境。而司法机关推行的种种改革和政策，同样受到这些理念支配，乃至经常遭遇到现实的嘲弄。[49]

最后，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尽管“国情”、民意和承受力等概念经常成为立法中某项制度或规则能否成立的重要理由，但是就整体而言，依然主要是基于利益平衡和成本方面的考量，立法者、法学家及主流社会舆论在立法过程中的文化自觉非常低，无论是《婚姻法》、《物权法》的制定修改或是民法典的编纂，以传统文化、社会道德、伦理习惯等为理由的意见和建议不仅鲜有考虑，也很难被法律所吸收。[50]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相比较而言，[51]中国大陆法律移植和建构中的文化自觉和传统维系意识最弱，法的实施效果也最差——各种非正式救济机制往往受到国家和法律的打压；[52]民间社会规范在正式的司法活动中原则上不被承认。[53]

在我国，现实主义的理念尽管已经出现，但相对于主流的法律意识形态，其声音和影响还非常微弱。然而，以这种立场或方法反思中国大陆的法律移植以及法学研究，确实非常必要，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首先，需要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和经验实证方法研究解决中国问题、改造中国法学、为中国的法治进程提供合理可行的政策和方案。诚然，中国的法治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进程，法律精英在制度建构中确实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法学研究和制度建构可以仅从原理和理念出发。事实证明，精英主导的政策、立法和改革许多不过是某种利益的体现，有些则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应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及可能采取的最佳方式，为了减少错误信息和对公众的误导，法学家应尽可能基于第一手资料和真正的事实展开其研究和论证，既不是仅仅依据法律条文，也不是仅仅根据一些被媒体剪裁和炒作过的“案例”材料[54]坐而论道。经验性研究本身存在着固有局限性，并且极大地依赖于研究者拥有的资源、科学精神及诚信，以及能力和技术。[55]而且，其研究发现常常因为不合时宜而受到冷遇。然而，只有经验性研究才能使我们接近于法律和社会的真实，而如果没有真实的前提，任何制度建构和设计都不可能是合理的。经验性研究的目标应该是通过大量事实证据（包括实况调研、数据、统计等等）揭示社会和法律运行的真实状况和客观需求，发现问题，探讨分析制度建构的一切必须条件和成本收益。总之，应以一套科学的方法、尽可能接近客观真实，使法学、立法和对法治的期待到回归到现实的基础上。[56]

其次，应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检讨中国法治发展之路，破除所谓法律信仰的虚假命题，客观地认识法律的作用及其局限性，[57]保证法与社会的协调，平稳地实现社会转型。现实主义并非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以事实为出发点的研究方法，它摈弃超验的法律意识形态、形式主义和唯原理主义（普适主义），能够融会贯通各种多元化的视角和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学、法文化论、公共管理以及其他学派的方法和研究成果。现实主义的方法和立场可以将现代性的问题与后现代的问题同时放在中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客观考量，将具体制度的建构建立在实证和经验性的考察分析之上，兼顾可行性、现实性和成本效益分析，其具体结论则应该是开放的。在我国自上而下地推行现代法治的过程中，现实主义主张循序渐进的发展进路，避免通过盲目推进法律制度迅速摧毁原有的社会秩序、道德和价值观，造成传统的失落和社会失范，并在数代人中出现连续性的不可逆转的效应——社会的精神生活贫乏、信仰缺失、道德失范以及社会凝聚力和自治力丧失等等。“”以来，我们在推进科学与民主的同时，忽略了现代西方文明中多元化的因素、尤其是宗教信仰及传统文化的重要社会功能，在破旧立新的发展中对基层秩序、社会共同体以及道德等机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而近年来以“”的方式推进法治的结果，尽管起到了社会启蒙的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法律职业扩张权力与利益争夺的契机，对法律的权威与正当性造成了一定损害。在这种背景下，当务之急、并且可能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最艰难的使命，是重建社会的道德与精神信仰，培养全社会的诚信、责任和主流文化。[58]正如西方学者裴文睿（RandyPeerenboom）指出的：“法治并不总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在有些情况下，依靠市场或政治渠道，而不是依靠正式的法律，可能是约束当事方或解决纠纷的更有效的方法。而且，只有在与文化价值、非正式惯例和制度及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相适应的情况下，法律才是最有效的。……在没有其他制度、经济政策和文化习俗相应变革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地进行法律体制改革，会使改革的效力受到限制”。[59]

第三，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不是仅热衷于通过宪政以及正式的法律制度和规则实现社会治理，而是更注重通过法的实施与纠纷解决的实际，了解社会的实际需求，寻找解决问题的合理途径。尤其是应重视社会基础、文化传统、人民的生活行为习惯和社会成本。从中国目前的实际而言，在法典编纂和法律制定中，已不大可能再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收集民间习惯等方式缩小法与社会之间的差距，因为社会转型与变动的速度是惊人的，传统习惯已经迅速嬗变，而新的习俗和行为规范无时不在形成变化中，期待以类似法国或德国民法典的模式建立无所不包的民事秩序，由以解决所有民事纠纷，本身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因此，毋宁将民法典设定为一种基本框架、原则和规则，减少对它的理想主义期待，同时尊重社会机制自身的调节规律，借助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社会规范（socialnorm），提倡当事人和社会成员以协商、和平（非对抗）、经济、灵活的方式，在法律的框架下（intheshadowoflaw）争取双赢或多赢的解决。[60]

第四，科学合理地进行法律移植、制度建构和路径选择。仅仅发现法与社会的差距是不够的，还应由此探索合理的发展战略，建立符合实际的政策和目标。现实主义的态度认同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价值，认为在制度建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成本、效益和现实可能性。一方面，应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机制，国家规制与社会自治的协调，尽可能地通过既有制度的转型发挥现代功能，减少大规模解构与频繁变动带来的动荡与风险；另一方面，在一些基本法律制度和程序方面应继续坚持现代化目标，促进社会逐步向这一目标迈进。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国家（立法者）对于文化的态度往往会决定不同的继受模式和结果，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向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增加文化认同意识，确立多元化模式和路径，建立更多的替代性机制。

最后，以经验性研究方法整合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借鉴各种社会科学方法提高法学的科学性。在经验性实证研究的价值得到社会和法律界的认同之时，最重要的是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方法自身的局限。“今天，新法律现实主义可能会面临着基于社会科学立场的批评，甚至包括一些基于资料数据的研究者对其发动的挑战。然而，只要双方都忠实地遵守科学游戏规则，就都会做出有益的贡献”。[61]最易给现实主义研究方法造成致命伤害的，是伪实证主义的方法，即以实证研究为标榜的非科学方法，目前这种情况已屡见不鲜，主要包括：先入为主地提出论断或主观臆测，以零星获得的所谓实证资料或媒体上的案例进行填充；对科学方法和技术的无知导致的对资料数据的误读或误用；个别或少数第一手资料的过度使用；缺乏对资料数据局限性的认识；个案及田野调查的局限；证据不足的结论，事实资料的虚假处理、剪裁或缺乏说明，等等。有时，由于训练不足，或受主观先见的支配，调研者即使亲自进入基层和实践，也未必能够获得第一手资料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同样，缺乏对以往研究资料的全面把握和同类研究之间的交流互动，也会导致实证研究停留在肤浅的观察之上，难以做出更有价值的分析。[62]正因为存在这些问题，麦考利教授告诫我们：即使有些社会科学研究看起来能支持我们偏好的观点，但只要我们关心的是事情的发展而不是为了寻求支持自己观点的权威修辞，就必须以怀疑和谨慎的目光去加以审视。[63]同样，对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及方法，不仅需要相互借鉴，也需要通过经验性方法和客观的态度进行交叉验证。[64]实证研究的最终目标就是尽可能发现事实或提供最充分的证据，以将结论或制度建构建立在扎实的前提或基础之上，当不同调研获得的事实及分析能够相互印证时，应该说这种实证研究就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接近了相对客观的事实或真相。[65]

总之，新法律现实主义是对传统法学方法的反思，但并非后现代主义，这种立场并不否定法治的价值和功能，但不认为法治是唯一和万能的；同样，它并不主张以非正式制度和非法律方法替代法制，而是寻求多元化的路径。现实主义强调以经验实证性方法发现事实，在此基础上科学地设计制度、分析其利弊和成本，选择现实可行、成本与风险较低的道路；其研究强调立场的客观和中立，但不排除支持一些相对保守的观点和做法。对于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和法律移植而言，法律现实主义的口号应该是法制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66]对于中国法学而言，法律现实主义代表着一种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一种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法，其本质上是一种态度和起点，而不是一种结论和意识形态。

本文刊载于《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

*在构思本文时，笔者正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麦迪逊）作访问学者。本文的写作得到了该校StewartMacaulay教授极大的启迪和帮助，笔者通过电子邮件与其进行了十余次较长的笔谈，教授不仅提供了大量参考文献，并欣然同意笔者将其介绍新法律现实主义的论文翻译成中文，还将他刚刚完成、准备在2006年1月学会发表的最新论文提供给我作参考。教授平易近人、睿智渊博的风范和魅力与他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犀利的论证一样，令人难忘。Macaulay教授在国内有多种中文译名，如马考利、麦考莱等，笔者根据商务印书馆《英语姓名译名手册》的标准译法，译为麦考利。

[1]新法律现实主义由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首倡，2003年该校首先组织了有关新法律现实主义的研讨会（The‘WisconsinTradition’andthe‘NewLegalRealism’）；2004年5月美国法与社会协会（LSA）成立40周年纪念年会主题为：LawonBooksandLawinAction–LegalRealism，NewFormalism，andTheNewLegalRealim；相关资料及网站参见LawandSocietyAssociationHomePage.由美国律师协会基金和维斯康星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所共同资助的“新法律现实主义项目”，旨在发展一种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关于法律的经验性研究（empiricalresearch）范式（paradigm）。/events.php：TheNewLegalRealismProject.访问日期，访问日期：2005-11-10.经验性研究，即实证性研究，是社会学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法、实验法、统计分析法、数学模型法、问卷调查法、个案分析法等，重在通过事实资料和证据的收集提出并验证各种理论设想和制度设计模式，以追求研究和制度建构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效益性。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目前冠之实证研究的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借助第二手资料或统计数字进行的，甚至借助媒体报道的个别案例展开，这类实证研究的事实前提往往存在许多不真实或不准确之处，并极易以讹传讹，导致较大的误解和误用。因此，笔者在本文中有时直接采用经验性研究的概念，强调通过研究者的观察和调研获取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方法。

[2]/events.php：TheNewLegalRealismProject.

[3]TheNewVersusTheOldLegalRealism：“ThingsAin‘tWhatTheyUsedToBe”，WisconsinLawReview，Volume2005，Number2，pp365—403.笔者已将全文译出，《政法论坛》近期即将发表。此外，在此前的一系列论文和教材中，作为新法律现实主义的成果还可参见：“FreedomfromContract：SolutionsinSearchofaProblem？”，WisconsinLawReview，Volume2004.StewartMacaulay，JohnKidwell，WilliamWhitfor，Contracts：LawinAction，2nded.，VolumeI，TheIntroductoryCourse，LexisNexis，2003.

[4]StewartMacaulay，Contracts，NewLegalRealismandImprovingtheNavigationofTheYellowSubmarine，DRAFTattheAssociationofAmericanLawSchoolsmeetingin12-15-2005.麦考利教授向笔者提供了这篇尚未正式发表的手稿，该文将在年内（2006年）在TulaneLawReview发表。论文进一步阐述了新现实主义理念和经验性（实证）研究方法的问题。

[5]法律现实主义是指美国1920——30年代兴盛一时的法学流派，尽管它给美国传统法学和美国人的法律信念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并推动了司法能动主义和法律乃至社会改革运动，但是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方法或法学，它却似乎已一度淡出乃至销声匿迹。美国学者Schlegel指出：现实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死亡，其原因是：（1）其产生的制度化环境是暂时性的；（2）这一运动的领袖人物的个人特质；（3）推动这样一种与时俱进的社会科学研究本身的困难。（JohnHenrySchlege，AmericanLegalRealismandEmpiricalSocialScience：FromtheYaleExperince，28BUFF.L.REV.（1979），转引自前引麦考利论文。）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学术氛围下，现实主义的法学理论被视为离经叛道之说，受到了传统法学阵营坚决的抵制和联合打压。JohnHenrySchlege，AmericanLegalRealismandEmpiricalSocialScience：FromtheYaleExperince，28BUFF.L.REV.459，521（1979）。转引自前引麦考利论文。

[6]“我们将采用一种集经验性研究的复合考察、法律问题和政策问题为一体的三维方法（tripartiteapproach）——这正是”老“现实主义者所倡导的，然而经过数代人的新思维，这些领域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前引注2）。

[7]法与社会研究正是新法律现实主义的直接渊源，参见：StewartMacaulay，LawrenceM.Friedman，JohnStookeyed.LawSociety，ReadingsontheSocialStudyofLaw，W.W.NortonCompany，NewYork，London，1995.LawrenceM.Friedman，TheLawandSocietyMovement，38STAN.L.Rev.763（1986）；BryantGarthJoyceSterling，FromLegalRealismtoLawandSociety：ReshapingLawfortheLastStagesoftheSocialActivistState，32LawSOC.YRev.409（1998）；FeliceV.Levine，GooseBumpsand“TheSearchforSignsofIntelligentLife”inSociolegalStudies：AfterTwenty-FiveYears，24LawSOC.YRev.7（1990）；DavidM.TrubekJohnEsser，“CriticalEmpiricism”inAmericanLegalStudies：Paradax，Program，orPandora‘sBox？，14LawSOC.Inquiry3（1989）。

[8]“正如Friedman指出的：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法律现实主义在终结时几乎打败了其所有的敌人。今天，如果你告诉一个法律家群体，你认为政治对法律制度起着重要的影响，法治并非像表面上的那样确定而是相当灵活的；你相信法律不是也不可能是中立的，以及诸如此类的观点，他们可能会哈欠连天并表示同意……至于他们是否据此陈词滥调行事，则是另一回事”。麦考利，前引注3.

[9]麦考利教授前引注3论文从学说史的角度分析了与前辈的异同，以下诸点为笔者参考该论文及其他文献的内容，根据自己的理解归纳分析而成。

[10]WilliamL.F.Felstineretal.，TheEmergenceandTransformationofDisputes：Naming，Blaming，Claiming……，15LawSOC.‘YRev.631（1980-1981）。转引自前引注3论文。

[11]新现实主义宣称：我们延续了法社会学在近几十年的发展道路，强调自下而上（BottomUp）对法的作用进行更多的经验性研究。这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要求更多地关注数据资料的收集，以保证更准确地理解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法及其实践。这种自下而上（BottomUp）的关注也会推向政策领域，在此我们同样希望植根于“民主”，关注人民日常生活环境中的法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必须研究处于上层“top”的法律精英及机构，以便更加彻底深入地理解法律过程（legalprocesses）。前引注2.

[12]StewartMacaulay，JohnKidwell，WilliamWhitford：Contracts：Lawinaction，2ndedition，LexisNexisMatthewBender，2003.pp6-7.

[13]前引注3.

[14]例如，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的诉讼高潮（爆炸）一直被一些理想主义法学家描述为带来了公民权利的扩张和社会进步，但是，近期的经验（实证）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至少证据不足以证明这些论断。这对于热衷于权利扩张和诉讼的法律家而言无疑是一种不受欢迎的研究发现。参见前引3论文集所列举文献。亦可参见范愉：《集团诉讼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有关美国集团诉讼的资料。

[15]这种法学研究为现实的社会发展服务的精神，即产生于20年代初的“威斯康星理念”的主旨。

[16]霍姆斯大法官尽管承认经验性研究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却对这类研究方法和成果不以为然；而除了弗兰克和卢埃林的少量研究外，现实主义法学家的经验性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17]参见朱景文主编：《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美国批判法律研究运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

[18]参见朱景文主编：《当代西方后现代法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

[19]笔者曾与麦考利教授讨论过经验性研究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包括各种社会科学方法）的异同，并以布莱克（DonaldBlack）、埃克里森（RobertC.Ellickson，OrderWithoutLaw：HowNeighborsSettleDisputes）和埃里克？波斯纳（EricA.Posner，LawandSocialNorms）为例，说明其间的差异。麦考利教授认为，布莱克和埃里克森属于经验性研究，但是埃里克？波斯纳的研究则不属于此。其中埃里克森的经验性研究非常出色，但其最后的理论分析模式借助了博弈论的假设，布莱克的经验性研究及其理论抽象都是非常经典的，但是他将法律界定为政府的控制，这是许多研究行动中的法和法律多元论的法社会学家所不能接受的。埃里克？波斯纳的方法不属于经验性研究，甚至像是一种思想实验，但是他对社会规范的关注却是绝大多数法社会学家和现实主义者所认同的，是一个很好的视点（实际上也借助了经验的证明）。麦考利教授认为，博弈论或经济分析法学的许多理论模式和预设，在没有获得经验性资料之前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这些方法既不能取代经验性资料的验证，也不能因其精致而证明自身的正确。“所有应用于法律的社会科学方法都存在缺点。我们不能像自然科学家发现水分子公式那样，寻求一种能够以同样方式证明的确定无疑的真理”。（引自麦考利教授的电子邮件）。

[20]新法律现实主义的积极参与者中既有法与经济分析学派、又有不少批判法学的急先锋，但是，其基本立场是反对从原理和逻辑出发的。事实上，凡是严格恪守经验实证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在有关法律的作用和对具体的制度的态度上往往较容易达成一致，至少能够站在同一起点上对话和交流。他们的共同对手则是那些传统的法律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然而，新法律现实主义并非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犬儒主义者，而是从质疑先验原理出发，走向科学的实证研究，并试图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建构，以达到法律与社会的协调。

[21]GrantGilmore教授说：“天堂没有法律，在那里狮子与绵羊能和睦相处；……越是糟糕的社会，法律越多。在地狱里除了法律什么也没有，并且严格地遵守程序公正。”GrantGilmore，TheAgesOfAmericanLaw111（1977）。转引自麦考利。此说或许过于偏激，但是相对于传统法学对法律和程序正义的理想主义描述，也许是一剂良药。麦考利教授也对那些试图通过诉讼解决所有社会纷争的空想提出过讽刺，他说“我曾经开玩笑说，往冲突中的坦克车上扔一本法律书是一个很糟糕的主意”（引自麦考利教授的电子邮件）。

[22]“FreedomfromContract：SolutionsinSearchofaProblem？”in2004WisconsinLawReview.该论文指出美国目前合同纠纷诉讼正逐步减少，法院的主要功能已不再是解决纠纷，通过对各种新合同理论的分析和综述性研究，其结论认为，从行动中的法的角度看，人们确实是正在从合同中获得自由，也就是说，市场开始超越合同法的约束，传统的合同理论和合同义务已经越来越多地被长期合作的利益关系、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和灵活选择所取代。合同的责任和义务也在发生改变。参照：StewartMacaulay，JohnKidwell，WilliamWhitfor，Contracts：LawinAction，2nded.，VolumeI，TheIntroductoryCourse，LexisNexis，2003.新法律现实主义项目追求发展一种包括人类的法律实践在内的更多方面的解释模式。也就是说，除了理性的选择之外，人和机构时常还会受到文化、社会结构、情绪或其他因素的影响——有时他们是无法选择的。为了分析法律的影响，我们必须研究在他或她参与其中、并必然能够理解的“复合型从属（多元依附）的社会关系。参见前引注2.

[23]TheNewLegalRealismProject.前引注2.

[24]StewartMacaulay，LawandtheBehavioralSciences：IsThereAnyThereThere？，6LawPOL‘Y149，182（1984）。

[25]1998年，FrankMunger教授对这七个命题进行了评论，并增加了一些反映更新的法与社会文化的内容；他还从法与社会的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关于正当性（legality）的视点：（1）法是日常生活的社会结构的一种要素；（2）法律的内容和意义是由一群自成一体、各有独自的经历、却在同一历史场景中出现的行为主体所赋予的；（3）在研究中一个日益受到质疑的问题是，如何继续维持法律中立的神话和法的自治；（4）法律家创造文化，但受其在政治和经济机制中的作用所限定。Munger总结说：我强调，所谓“新”批判经验主义的发现以及我们对法与社会领域的洞察与麦考利教授所总结的早期经验性成果高度一致，然而，我们已不再理解早期成果中用以描述法律的远大理想与其实际成就之间的“差距”一词的意义。FrankMunger，MappingLawandSociety，inCrossingBoundarless：TraditionAndTransformationInLawAndSocietyResearch21，42-55（AustinSaratetal.eds.，1998）。转引自前引注3论文。

[26]事实上，不断援引法外因素（包括道德、习惯、文化、政治目标、价值观和社会利益权衡等等）对法律规则及原则进行解释已成为法律实践中不言而喻的准则，所谓有职业法律家从法律规则、逻辑和原理出发根据法律思维进行的推理、解释和法律适用的技术和过程已经无法在司法实践中严格遵循。制度建构中道德、传统文化、成本效益等因素更是不得不考虑的基本要素。

[27]前引注3论文。

[28]例如，美国的诊所式教育（ClinicLegalEducation）就是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为了改造传统法学院脱离社会实际的教育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ADR是诊所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在美国的考察中发现并得到证实的是：诊所教育的教师群体较之正式的法学教授而言，对现行法律制度更具有批判性，更重视实际操作性，也更少对法律制度和规则的迷信。

[29]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的合同法课程以教授“行动中的法”为宗旨，笔者围绕这种教学方式与麦考利教授进行了讨论，笔者谈到：在中国，我们经常为法学教育的目标感到困惑，人们希望对法律学生进行法律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培养，一方面使他们具有法律“信仰”，将法律奉作至尊；另一方面希望使他们获得法律的操作技能——法律解释、举证、辩论、法律规则援引适用等等，这些技能使他们区别于普通的民众，成为法律规则的运作者。而法与社会的研究则告诉他们规则以外的秩序、非法律合作的意义，以及法律的局限性等等，这对于那些期待从法学院获得法律“信仰”、技术和操作性知识的学生而言，是否会影响他们对法律的权威、功能以及对法律技术的尊重和掌握？更进一步地说，“行动中的法”学说是否会动摇社会对法治的信念？麦考利教授认为：如果只以理想化或意识形态的方式看待法制，那么这种法的理论，就会远远脱离律师和社会成员的实践经验，那么，又怎能期待人们严肃地对待我们的理论？我认为，显然我们的方法有助于培养训练那些希望成为律师的人——如果行动中的制度涉及和解和谈判，如果（通过诉讼）主张权利需要较高成本（包括诉讼费用以及对有价值的关系造成的损害），而且，如果我们的法律规则体系本身存在矛盾——那么，律师必须能够对付这些问题。但是理论家也面临一些挑战。我不认为法律与社会研究方法意味着否定法律的运作及需要。法律有影响和作用，但是它不是无所不能的。而且，我们有许多诉讼的替代方式，而律师应该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合理的选择。理论家也必须如此。如果一种理论只适用于所有的交易中的一个非常有限的微小类型，这是什么样的理论？我时常说，我们教育的使命是要使学生成为敢于怀疑的人、但不是犬儒学者（愤世嫉俗）——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引自本人与麦考利教授的电子邮件通信）。

[30]这种多元化理论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将自然法学、规范分析法学和法社会学三种方法进行调和或综合，而属于法社会学的一种基本立场。其主旨是在尊重传统法学流派及其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坚持以实证方法对考察和验证那些未经证实的或需要验证、发现的事实，用事实证明、证伪或补充、修正各种理论假说或已经过时的理论、制度及观念。

[31]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析及资料参见范愉：诉讼的价值、运行机制与社会效应，《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1辑（1998年2月）；浅谈当代“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发展及其趋势，《比较法研究》2003年4期；《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二章2节。以及（英）朱克曼主编，傅郁林等译：《危机中的民事司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32]麦考利教授指出：我们使用“行动中的法”这一概念描述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事业，但同时也非常明确地考虑到了埃利希的理念。实际上，我们受到的埃利希理念的影响可能比对庞德思想的意识更多。……此外，我还从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教授的《初民社会的犯罪与习惯（CrimeandCustominSavageSociety）》中获益甚多。参见前引注3论文。

[33]因篇幅所限，不得不略去这一段重要的学说史的追溯。

[34]参见何勤华：《当代日本法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一、四章；陈根法：《论日本法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五、七章，以及国内已经译出的川岛武宜和大木雅夫等人的著作。

[35]例如，千叶正士著，强世功等译：《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36]例如，日本法理学年会每年的主题都是实践性的，例如，医学伦理的挑战、所有权的发展及理论更新、司法改革等等，而选择纯粹理论研究的法理学家则比较罕见，很多参加法理学年的会员都同时是部门法的专家，而重要的法与社会课题的研究往往都是跨学科的。同样，诸如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等传统法学领域的社会学研究和比较研究都具有很强的实证指向。

[37]这一项目由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属于亚洲科学研讨系列项目的组成部分。研讨会共有来自中国大陆及香港、日本、韩国、泰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50余名代表参加。研讨会分为9个专题：法律文化与法律意识，法律与宗教，亚洲宪法与社会重构；亚洲合同法与所有权法，公司法、贸易法和投资法，刑法的发展与犯罪问题，纠纷解决、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国际法与亚洲国际法律支援，亚洲国家的法律资源共享及数据库建设等。不过，中国与其他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显然存在许多重要的不同，包括制度建构的方式、政治体制和社会自然条件等诸多的差异，甚至法学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也有明显的差距——中国法学家普遍更关心的是建立规则体系（立法）和制度改革问题，但对法律文化以及法与社会的互动问题关心不足。

[38]Yasuda，Nobuyuki：HowCanLawInteractWithTheSociety？—ANoteonRecentLawReformMovementinAsia，安田教授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昂格尔的三种法的类型的理论模式上的重构。笔者有关这一理论模式的评介和对中国法制的思考，见范愉：从司法实践视角看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法制建设的关系，收入《比较法在中国》（2005年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简略版载《法律科学》2005年1期。在2006年3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东亚法哲学研讨会（台湾大学）上，安田信之教授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这一理论。参见该研讨会网站：www.law.ntu.edu.tw/east-asia2006/EA-HOME/EA-Home.html.

[39]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已经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目前中国的学术界，“引证率”并不足以作为一种证明某种学说或学者影响力的科学依据。因为，只有在一个完全遵守科学规范的环境中，引用率才能显示其功能。当前的问题时，首先，在中国学术界和实务界撰写的“论著”中，相当多的剽窃、变相抄袭和不规范使用，无疑是不会标注原作者的姓名的，剽窃与引用成反比，越是专门的研究，此类情形越严重。其次，引用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引证权威的层次，正像以前将马恩列斯语录作为不证自明的逻辑前提一样，目前许多研究中这种引证情况还相当普遍，反映了学术界的偶像崇拜和一种非科学的风气，而一些对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媒体法学家”，无非是借助了传播的话语权，同样并不代表其学术威望。第三，目前中国书籍文献出版量与速度与读者实际获得和阅读的文献不成比例。研究者没有形成在著述之前首先检索和穷尽已有资料的学术习惯，加之学风不正，评论界存在趋炎附势、弄虚作假和炒作之风，因此，实际上仅有少量文献和书籍会引起关注和引用。最后，很多法律实务界以论文作为业绩评价标准，经常举办各种论文比赛、评奖等活动，在选题确定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集中的批量生产，集中引用、重复引用、非规范引用的情况极为普遍。总之，目前我国法学界以引用率判断学术成就和影响是不够科学的、至少是不充分的。

[40]范愉：“调解的重构”（下），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3期（91页）。

[41]颜茂昆：“肖扬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演讲”，载《人民法院报》2004-10-12.

[42]邓正来教授认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1至4期，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邓教授对中国法学乃至中国学术界的批判是深刻和极具建设性的，但是笔者对于中国法学家是否能够或有必要建立一种“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表示疑问，因为理想和理念本身是无法证明自身的科学性或合理性的，而学者本身更是难以具有这样的能力。

[43]参见刘星：《重新理解法律移植——从“历史”到“当下”》，《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该论文对此有较深刻的批评。

[44]在某些原本并无既有制度的领域，如股票、期货和一些现代金融制度，尚可容忍反复试错，但也同样存在着与既有制度衔接的问题。而在涉及民生和社会基础的诸法领域，如民法及民事诉讼，移植而来的制度与现实社会治理需求与效果的差距则根本无法消弭。而理念方面的冲突同样在所难免，从《物权法》制定中的问题和波折就可略见一斑。

[45]法律输出乃至法律帝国主义的一条捷径就是通过法律家的教育对一个国家的法律文化进行渗透，在这种渗透中，法律家起到了最积极和忠实的中介和推动作用。当代中国法律教育和培训中，美国法律教育和法学的影响已占压倒优势，乃至于一些基层法院的法官也被送到美国培训。美国法学译著在中国出版的种类和数量非常惊人，不过，这个进程未必是美国法学家的自觉意识。美国许多在1960年代曾参与法律与发展运动的老一代法学家后来在实践中深刻反思，批判和否定了法律输出和法律帝国主义。而在我国，那些对美国法治持批评态度的“法与社会”研究、批判主义法学等学派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往往被视为后现代主义而有意识地被加以筛除或不受欢迎。

[46]例如有关引进美国集团诉讼问题的讨论。参见笔者：《集团诉讼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7]强世功认为：当代法理学成功地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法律观，即倡导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或者说是一种没有政治的法律观。……从形式上说，这种法律观体现了一种“法制主义”（legalism），即从形式合理性、普遍适用性、程序正义和法律的内在道德性等这些法律规则本身的内在特征入手来理解法律；从实质上说，这种法律观体现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即把自然权利作为思考法律内容的出发点。“法理学可能由此变成法律人的意识形态，丧失作为一门科学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发展可能性，逐渐沦为一种新的教条。今天，法学研究中的教条化倾向已经初见端倪。”强世功：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性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实际上法学家偶像化也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的现象，激进法律理想主义往往借助媒体，压倒不同声音和反对意见，加剧非理性情绪。

[48]在当代中国，“法律信仰”问题已经从一种似是而非的误解发展为一种思想体系，尽管其中不乏积极意义（参见许章润等著：《法律信仰——中国语境及其意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以及收入该文集的笔者论文：法律怎样被信仰）。所谓信仰并非信念或信心，通常是指宗教及其他非理性的超验信念。实际上，所谓法律信仰的命题本身是对西方某些法学思想的误读，没有任何经验性的依据。在三大法学流派的思想中都不能推断出对法律规则和制度信仰的命题，如果是指对自然法学中崇尚的正义价值观等的信仰的话，那么在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存在这样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律文化同样如此。能够成立的命题是“法”的信仰，即对法律规则和制度之上或背后的价值——正义、公平、真善美和道德的信仰，法律只有借助这些力量才能提高其正当性和权威，从而有效地实施，而不是仅依靠国家权力和对法律规则的迷信。

[49]法院在司法改革中曾以“司法能动主义”为其最高理想，以程序公正为基本理念，但前一个时期的许多司法改革措施均已告失败或受挫。尽管法院在事实面前不得不调整政策，宣称应以现实主义为基点，但是从其推行的改革规划看，很难说现实主义已成为法院的主导理念，毋宁说仍处在多种理念的博弈过程中。

[50]近年来法学界虽然不断强调本土化主张，但在具体立法和制度设计中，这种文化自觉却始终并不明显，或停留在一些大而空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类的标榜和纯精神层面的道德（德治）宣传。2000年《婚姻法》修改过程中曾提出有关禁止姻亲之间婚姻的问题，招致法学界和社会学界精英的激烈反对，迅即被摒弃于修改案之外。

[51]以日本和韩国为例，两国的法律乃至于宪法中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精神，无论是日本的“和”或集体主义的理念，还是韩国人刚柔相济的精神，在其法律规则及其实施中都可以明显地体现出来，而关乎民生和家庭的民法中更是渗透了对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尊重与延续。

[52]近年来，随着一些提倡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声音和实践中的需求，对于制度化的人民调解已经开始进行重构，但相当多的意见倾向于将其正规化、法制化，与此同时，民间私力救济正在活跃地发展，有可能占领非正式救济的广阔空间。

[53]只有在实践问题积重难返时，才可能由司法解释文件加以协调。例如最高法院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中关于彩礼问题的处理意见。目前一些基层法院和法庭已开始承认甚至强调民间社会规范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但是就整体发展趋势而言，这不可能成为法院和司法活动的主流。

[54]以2005年在各种媒体上炒作的王斌余案为例，法院认定的事实与媒体报道大相径庭，一个身携上千元现金、刚刚自愿接受了劳动部门的调解、5天之内就能够结清欠薪的人，因一时激愤杀害了几个并非其雇主的无辜者（包括妇女）。而在媒体的报道下，学者们将其描述为一个“身无分文”、“投诉无门”，在走投无路的境况下杀害恶老板的“弱势群体”代表。微妙的事实改变就这样成为一些学者立论的基础。参见：王斌余故意杀人案二审宣判，《人民法院报》2005-19-20；要新闻事实还是法律事实？王斌余案真相还原，《检察日报》2005-09-21.

[55]麦考利教授指出：经常，我们最多只能提供一些临时性的和量化的描述，最多做出一些猜测，这些猜想是每个人在做了我们的考察之后都能够发现的。然而，我们的研究是由规范的立场所支撑的，而不是依赖于那些奇闻轶事、都市传说、或我们自己想要相信的自说自话，因为有太多的法学教授专门研究了一两个事例，就断言这是一个必须引起关注的相当典型的或重要的现象。前引注3论文。

[56]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也需要对国外的经验和教训有客观真实的了解，在比较法研究方面，同样需要依赖经验性的资料及分析。

[57]有人可能认为这样会鼓励国人“不把法律当回事”的态度，实际上，法社会学的大量研究证明，法律的实施程度及效果与意识形态基本无关，而是与法律主体的利益、守法的道德意识及执法成本成正比（参见朱景文：《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法制化、本土化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536页以下，第二节、人们遵守法律的原因）。为了使法律能有效实施，首先考虑的是法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利益与价值取向，及其与社会道德的同向性（也包括与传统和习惯的同向性），其次是能否承担必需的成本（同向性越高则成本越低，反之亦然）。确立法律权威需要守法的道德信念和执法成本，而民众对法律认知及情感的提高并不会因法律信仰和法律意识形态的宣传而促成。在这个意义上，“不把法律当回事”是中国的一种事实，需要的不是否定这一事实的存在，而是如何面对这种现象逐步确立法律的权威。

[58]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否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从本质上而言，法治的建立与实施，是与民主政治不可分的。然而，即使是宪政，如果制定得尽善尽美，但无法实施，最终不过是理想而已。事实上，目前我们尽管已有认识甚至呼吁，但实际上对于精神与道德的重建几乎束手无策。

[59]裴文睿（RandyPeerenboom）：中国的法治与经济发展，载《洪范评论》第1卷第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60]一个由中美学者联合进行的对北京市民在纠纷解决方式选择方面的调研，采用了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同样的问卷和方式，调研结果表明：“当在中国观察纠纷行为的时候，很多西方的观察者都倾向于寻找（希望有）大众对正式法律动员的信心和支持。……笔者对这种强大的美国意识形态的动机、功用和经验基础有所怀疑。笔者觉得没有必然的理由认为正式的法律比其他已有的选择要好。（美）麦宜生著、王平译：市民生活中的法律，收入郭星华、陆益龙等著：法律与社会——社会学和法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01—102页。同时，研究也显示出，中国民众对于实质（结果）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区别比较淡漠，一般而言更关注结果的公正而不是过程或程序。

[61]ButseeElizabethWarren，TheMarketforData：TheChangingRoleofSocialSciences，2002Wis.L.Rev.1.转引自前引注3.

[62]麦考利教授已故的妻子JackieMacaulay是一位卓越的律师和编辑，同时具有良好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她在一篇论文中将法学界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列举为：（1）急功近利的短视观点；（2）样本偏差及对第二手报告缺少足以识别的标识；（3）对样本提供者的定位、识别的偏差；（4）对研究进行所处的环境定义不完整；（5）没有数据的细节（例如，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研究穷人的特点并假定其他人必然与之不同）；（6）无效的因果推论；（7）外在世界的偏差（影响到所收集的社会统计资料）；（8）具有“意义”的相同性与差异性（不详）；（9）理论、概念和方法不充分的问题，包括：（a）虚假的二分法；（b）可疑的对称；（c）结果未定的循环；（d）缺少替代物；（e）带有贬义的标签和证据不足的臆测；（f）理论与操作中的变数不一致；（g）过于简单的模式和无批判的变动；（10）由于学术规范和学术成功道路造成的问题。（JackieMacaulay，SomeBarrierstoDrawingConclusionsfromSocialScienceResearch（1979），）

[63]前注3论文。

[64]例如，近年来某些社会学研究，也失去了其应有的实证特性，简单地将西方实证研究的二手资料或某一些学者的观点作为论证的基础，借助媒体的炒作，将某些性学、同性恋、女权问题等研究引上了歧途，同时产生了非常消极的社会效果。而不少社会科学研究对法的理解往往也是从原理出发的。

法律法学论文范文篇2

第一法科论文的写作价值目标从立法建议导向到司法适用导向。所谓立法建议导向指论文的论述结论是建议法律的立改废。由于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法律体系基本完备，法律研究的主要问题已经从研究法律的立改废进入研究法律的解释适用规律应法建议导向的论文写作，难有价值。第二法科论文的训练能力目标从训练学生的理论思辨能力到训练学生的法律适用方法。从培养法律适用能力导向上看，司法适用中找法、解释法律、事实辨认和法律说服能力等才是学生最为急缺进行系统训练的能力。第三法科论文的成果形式从著书立说到案例研判。要求仅仅进行了四年法学初步训练的法学本科生进行著书立说式的论文写作不仅高估了学生的写作能力更低估了法学研究的专业性和严肃性。要求学生进行案例研析式的写作才更加符合法学本科毕业生的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

二、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步骤

本文主张的案例研析型学术论文写作训练，是大陆法系法科学生的传统做法德国、日本、韩国的法学本科教育中教授将具体案例交给学生由学生根据该案例写出分析报告报告要求学生找法准确、解释合理、论证深入、符合司法习惯并且要考虑案件解决的其他社会影响因素。因此，论文写作不仅要求学生翻阅查找大量法律法规、学术文献，还要求学生根据本案调查法官和律师的司法心理和判决习惯。本文主张在我国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训练中引入这种培养方式并就该方式具体的运作流程设计如下。

1.第一个环节案例材料的选取。

案例材料应该尽量遵循实例原则在教师自己从业的判例中选取适例为佳，因为这种案例第一手材料最为丰富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案件的基本经过池能为学生提供案件的各种证据和诉讼文书肩利于训练学生从最原始的材料中认定事实发现问题查找证据等能力。

2.第二个环节论文题目的确定。

案例研析型论文并非简单的案例研析。而是要在案例中选取案例所体现的重要争议点在此基础上论证。所以在选取案例之后还要选取与研判案例中的争议点并且确定论文写作的立场(控方、辩方还是裁方)这都需要指导教师的指导与分工。另外还要注意判断学生选题的题目的大小与难易。不宜选取太大或太难的题目。

3.第三个环节法律、相关案例与学术成果的获得。

这是一个广义“找法”的过程，司法实践中加何获得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包括现行法、相关判例以及权威学者的学术成果至关重要。需要指导学生熟练运用各种工具和方法。第四个环节对司法习惯和案外因素的调研。影响案件判决的绝不仅仅是法律、判例和学者论著法官判决中的司法习惯和判决心理以及其他案外因素，都会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识别池会影响法官对法律解释的立场进而影响最终判决。一篇有价值的案例研析型论文不仅要通过文献资料法搜集法律、判例和学者论著还要通过调研的方法搜集司法习惯和案外影响因素。并评价其影响的方式(影响事实认定还是影响法律解释，抑或影响量刑或赔偿数额的量定)程度和合理性。第五个环节论文写作与修改。这是最基本的环节这个环节中训练最基本的谋篇布局、论证方法和语言运用能力等。

三、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训练目标和评价标准

案例研析型论文应该遵守其特定的符合司法实践标准的论文评价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案件事实类型化准确。即对案件争议问题性质的归纳准确能够明确属于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属于民事案件的是侵权还是违约浸犯哪种权利刑事案件的属于哪个罪名范围的问题。

2.找法全面、准确。能够查找到全部现行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能够查找到最高院以及本省级高院的相关权威判例加果没有上述两种依据的能够找到其他省份的判例或者找到多名权威学者的论著。

3.解释合理对所找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能够正确运用法的解释方法了冶当处理法律中的模糊冲突与空白，能够有理有据地选取合理的解释结论。

4.理论论证充分:理论点选取、论证充分同法判例选取充分、准确理论与司法判例运用恰当。

5.案件攻防点选择合理:能够从同一案件的不同立场思考选取控辩双方可能最为关注的焦点选取本方最有利的攻击点，并能够充分准备好对方最为薄弱的防卫点的防卫。攻防点选择符合法官接受程度、符合司法习惯和社会接受能力。

6.论证推导逻辑严谨征据链条、法解释、逻辑判断过程严密能够得出唯一的结论不存在漏洞。

7.术语运用标准、体例规范，法言法语运用得当龙文体例符合学术标准。

法律法学论文范文篇3

要实行法学的素质化教育，法学学位论文的写作训练是检验这种教育成功与否的最好的标志。以下笔者从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法学论文写作的重要性和意义、法学论文的作用，以及如何完善我国现有的法学学位论文制度等方面入手探讨法学学位论文在法学本科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

综观我国高等法学本科教育的发展历程，走过了一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常规发展到跨越式大发展的道路。在艰辛曲折的发展历程中，法学本科教育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培养了大批的法律人才，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传统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模式单一，培养口径过窄，培养目标趋向“专才”，而且在人才服务方面仅仅定位于法律实务部门。当然，单一的专业性法律人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21世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这种人才培养目标已经很难适应法律全球化、技术化、信息化和法律服务市场的要求。因此，法学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的更新已迫在眉睫，单一专业性人才向通用复合型、应用性人才培养转变已成为时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许多法学界学者和教育家的共同呼声。[3]

对法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认识，是进行法学高等教育的起点，也是开展法学学位论文写作工作的前提。众所周知，在我国现阶段的教育模式中，法学本科教育的对象主要是没有社会工作经验的青年学生，这些学生刚刚结束高中阶段的教育来到大学校园，初次接触专门化的法律知识的教育，面对这样的青年学生群体，我们该如何树立本科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呢？进一步说，我们该如何定位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呢？法学本科教育是法学研究生教育和法学职业继续教育的基础，法学本科毕业生也是组成未来我国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法律服务等各个法律职业部门的基本力量。因此，对于法学本科教育阶段培养目标的定位不仅关系到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受到四年的法学本科教育以后对实际法律问题的处理能力，而且也关系到改革目前法学本科教育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完善法学本科教育制度的成败。从法学教育的整体方面来看，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定位在满足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满足我国高等教育的既定方针政策的要求。进入21世纪，我国的法学教育肩负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实践“依法治国”方略的双重历史使命，这就对法学本科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4条明确规定我国的高等教育方针是“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法学本科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必须贯彻落实我国的高等教育方针政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观大背景以及国家既定的教育方针都要求我们的法学本科毕业生需要具备扎实的基础、全面的专业知识、良好的法律人素质等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据此，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在培养具有综合性、高素质的专门法律人才上。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在本世纪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社会的整体目标仍然是建设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建设依然是我们整个工作的重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那么，法学教育就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服务。随着学校招生规模的持续扩大，本科法学专业人数也不断增加。面对目前的发展形势，在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上应该充分考虑我国目前的国情和法学教育的实际状况，而不能盲目照抄照搬外国的模式。在我国法学教育资源还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将素质教育、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各种教育的优点有机地结合起来，培养出既掌握全面的法律理论知识，又熟练掌握法律的实践技能及操作技巧，能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的综合性法律人才。法学本科教育要使法学专业的学生不但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了解中外法律思想家的各种法律理论，还要熟悉中外法律制度的概况，精通各种法律实用技术，更要培养学生的政治觉悟和忠于法律、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因此，法学本科教育应当把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始终放在首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综合素质为基础，专业素质为重点，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加强对法学本科学位论文写作的训练，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得到落实。

二、法学本科生学位论文写作的意义

法学论文写作在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方案中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撰写法学论文对于检验学生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效果和利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这两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法学论文的写作，一方面可以检验学生了解、掌握基本的法律理论知识的程度；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引导学生形成一定的法律实践能力，从法律人的角度看待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并用课堂中学到的法律理论知识去分析现实的法律问题。通过对法学专业的学生进行法学论文写作的训练，能很客观地反映教学在学生掌握法律知识过程中的实际效果，这也是改进和完善法学本科教育培养方案的重要手段。

众所周知，写作是文科学生必须掌握的重要能力之一，而法学作为一门典型的文科专业，法学论文写作对于培养法科学生的写作能力是必不可少的课程。尽管很多高校都开设了包括写作在内的大学语文课程或相似的公共必修课，但法学论文作为论说文，其写作同一般的论说文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法学有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法言法语”，这就决定了法学论文的写作是比较独特的。大学生要在以往论说文的基础上实现向法学论文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否完成，就需要一个考核指标。法学论文的写作是很好且非常有效的考核方法。[4]

另外，法学论文始终是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着的，不能空对空的脱离实际。无论是理论法学方面的论文还是部门法学方面的论文，其实都应当是为实践服务的，至多在服务实践上的程度有所区别而已。作为法学本科学生，他们所学习的法律知识其实都是比较基础的，在这个阶段，学生所学到的主要是“法律是什么”，而不是一些高深层次的研究性知识。但在法学论文特别是法学本科学位论文的写作中，就要更加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寻找具有实际运用价值的论题，做更深层次的理论性探讨，从“法律是为什么”的角度对现实问题提出有价值的观点，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是法学论文写作目的。

三、法学学位论文的性质

本科学位论文是对大学本科生专业知识掌握的程度、科学研究的能力和独立工作的能力等方面的全面考查，通过学位论文的写作可以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检验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科学位论文写作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必须重视这一重要的教学环节。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法学本科学位论文是本科学位论文的一种类型，本质上看既是学术论文，又是学位论文，所以它既具有一般学术论文的共性，又具有与一般学术论文不同的学位论文的特性。

1.法学学位论文首先是学位论文

一般说来，学位论文是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对所学专业知识的总结，是学生为获得学位而撰写和提交的总结性论文。学位论文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进行科研工作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学位论文的写作可以衡量出学生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综合性素质。与一般的学术论文相比，学位论文有其自己的特点：第一，学位论文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学位论文的选题往往密切结合现实，注意学科的最新发展动向，收集本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往往代表了本学科当前发展方向。选题的新颖性是学位论文选题的一个基本的标准，因此其研究成果也显示了相应的新颖内容和独创的观点。比如那些补白性的选题、开拓性的选题往往会成为学位论文选题的热点，即使是提出问题性的选题，也是这一课题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提出问题本身就具有价值。[5]

第二，学位论文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学生在确定选题和撰写论文的过程中，需要广泛搜索和查阅大量的材料，开展调查研究，这对于当前选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资料，而且学位论文所附的参考文献也是对本选题研究资料的总结，对本选题后续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三，学位论文与一般的学术论文相比，思想更成熟，论证更严密，研究成果更具有普遍性。学位论文的写作周期较长，一般的本科学位论文的写作往往需要半年的时间，更不用说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学位论文与一般学术论文相比，质量更高，学术价值更大，因为它是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为获得学位，经过写作前的开题论证，写作过程中的反复修改，以及答辩前的论文评审和答辩中有关专家学者的层层审查把关最后而形成的论文。这些环节保证了学位论文比一般的学术论文在撰写和评审程序上更为严格，其研究成果更具有价值。第四，学位论文不公开发表或出版。学位论文往往只收藏在学位授予单位，一般不公开发表或出版，仅供内部查阅，所以学位论文不易获取。这是因为学位论文的目的是学生为了申请学位而撰写的学术论文，作为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学位而提交的学位论文，它本身应当能够表明申请者已经达到学位授予的相关要求和标准。这样的要求和标准一般是由国家的教育法律法规进行了明确规定。学生只有撰写了学位论文，并且通过了学位论文的答辩程序，才被授予相应的学位。

2.法学学位论文其次是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的重要目的，可以概括为：一是为了科学积累；二是为了学术交流，特别是网络技术发达的时代，交流是迅速和广泛的；三是为了明确考核的标准。[6]

一定的学术研究除了最终受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决定影响作用之外，还要受到上层建筑各部门的影响，而其自身又有内部发展规律。学术研究不可能凭空进行，必须根据经济基础的需要，在继承前代学术研究的遗产和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学术研究就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地向前发展。而“学术论文是科研成果的一种文字表述形式，是通过对某一课题进行专深而系统的研究，从而发表足以独立支撑有存在价值的观点的系统论述。学术论文必须具有学术性，具体表现为科学性、创新性、实践性和规范性”。[7]

由此可见，学术研究与学术论文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学术研究是学术论文的来源和方式，学术论文是学术研究的总结和完成，没有学术研究就没有学术论文。

具体到法学本科学位论文来说，它是法学本科学生为申请法学学位而撰写和提交的学术论文，是法学本科学生在校学习法律知识的系统性总结，也为以后从事法学学术研究或司法实践工作准备了最基本的知识基础和实践能力，是对整个四年的法学本科学习的总结。法学本科的大学生甚至可以在后续的法学研究生学习阶段中以自己的法学本科学位论文的选题为突破口继续加深和拓宽对法学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本科学位论文的双重性特点使法学本科学位论文具有学术论文内在的规律，而这样的一篇学位论文也是在此基础上广泛地吸收前辈学人在法学学术研究上的思想、经验、方法，培养自己在面对法学理论问题上的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在法律实践问题上的分析能力和解决能力。

四、完善现有法学学位论文制度

本科学位论文工作是对高等学校教学水平高低的一次综合性检验，也是对学生是否在本科学习阶段掌握了专业知识的一次综合性评估。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学位论文制度，发挥学位论文在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中的重要作用，是完善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客观需要。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学本科学位论文制度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为：

第一，学位论文的学术创新性不够。如上所述，学位论文需要有一定的新颖性，按照教育法的要求，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但在一些法学本科学位论文中，体现出本科学生在法律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方法上都有欠缺的地方，学位论文仅仅停留在对大量资料的堆积上。对文章中相关的论点、引用的数据都缺乏深入系统的总结、分析和研究，缺乏本科学生应有的理论深度和创新性。还有些学位论文甚至在资料的收集上都很欠缺，只是单纯对相关法条进行罗列，根本不能体现出对法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方法的掌握。

第二，学位论文选题不当。本科学位论文选题最易犯的一个错误是选题过大，而且还常常出现雷同的现象。一些法学本科学位论文的选题研究范围过于宽泛，往往选择对某一法律制度或者某一法学基本问题进行全面的研究，这不是一篇本科法学学位论文所能完成的选题。以这种选题为论文题目，显然不切实际。学生只能泛泛而谈，不得要领。

第三，整篇论文结构框架或层次之间的条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不强，研究结论缺乏具体的论证过程，或者相关的数据支持。法学论文对论文的条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要求比其他一般的论文要高，并且十分注重论证过程，只有建立在严密的论文基础上才能得出牢固的研究结论，这是法学论文的一个特点。如果在系统性和逻辑性方面不能连贯一致，就暴露了学生在基础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的掌握上不够扎实。第四，法学学位论文在形式上的一些问题，比如文字表达不够流畅，没有用“法言法语”阐明问题，一些专业术语的使用欠妥当，英文摘要写作能力欠佳，外文文献的翻译存在很大的问题，注释、参考文献引用不规范等。

针对以上在法学本科学位论文写作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我们采取相应的对策，完善现有的法学学位论文制度，笔者认为应着重从完善现有的学位论文制度入手，在对现有的学位论文制度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显示法学学位论文的特殊性。

（一）结合法学学位论文的特点，切实加强学位论文的写作指导

学位论文的写作指导是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由指导教师对学生的学位论文从选题、资料的搜集整理、写作一直到完成学位论文的整个过程进行指导和帮助。针对目前法学本科论文指导上的现状，本科学位论文的指导应该要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环节：

第一，写作态度上的指导。要教育学生端正写作态度，严肃、认真地对待学位论文的写作，杜绝抄袭现象，培养良好的学风。

第二，选题上的指导。对法学本科学生学位论文选题上的指导，关键看所选的课题是否合适本科生的能力，不能以硕士生甚至是博士生的要求来要求本科生。本科学位论文的选题应当有一定的新颖性，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法学学位论文的选题还要求政治方向正确，论文的选题要突出论文所产生的社会价值，密切结合我国法制建设中的现实问题。鼓励学生从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案例入手选取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研究题目，通过写作学位论文，培养自己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为当前的法制建设服务。

第三，写作中的指导。指导教师在学生写作学位论文的过程中，要注意对学生的写作从宏观上给予指导，特别是方法论上的指导，但不是越俎代庖，事事干预。由于法学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学科，这个特点要求对学生在法律思维能力的运用上加强培养和辅导，指导学生理清法学论文的逻辑关系，结构层次，教会学生用法律人的观点去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二）发挥师生互动性，提高本科学位论文质量

我国古代就提出了“教学相长”的思想，意即师生之间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师生互动是师生双方在毕业设计和学位论文写作完成过程中相互交流、影响的一种不断相互作用的状态。在毕业设计和学位论文写作完成过程中，学生是毕业设计和学位论文写作的主体，师生互动的实质是一个矛盾统一与协调的过程。如果教师具有科学的指导方法，具有民主的观念，把学生看作与自己具有平等地位的人，以学生指导者、顾问和朋友的身份与学生共同讨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使之做出正确的判断，把教师的目的转化为了学生自己的需要，即把施加的影响根植于师生情感交流之中，将会产生积极、主动、有效的互动，从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8]

师生互动也是法学学位论文写作的要求，一方面不能“放羊式”地对学生的论文写作放任自流，不加管束，另一方面也不能在学生写作论文的过程中处处干预，用自己的思路代替学生的思路，强制要求学生按照教师的思路进行写作，只有在法学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发扬民主的作风，才能把现代的民主、法治的理念贯彻到法学学位论文中。

（三）改进传统的论文指导方法，开设法学学位论文写作课程，系统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面对近几年来法学专业学生人数的增加，教学方案却相对陈旧，缺少相关论文写作课程指导法学本科毕业生进行学位论文的写作，可把学位论文写作纳入到学科教学的相关课程中进行。专门开设学位论文写作课程，重点讲授论文的写作程序、方法、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指导学生获取和掌握资料，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分析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和过程。选题立意是一篇论文成功的关键，尤其要加强对学位论文在选题立意上的指导，让学生了解开题论证的重要性，因此学位论文写作的课程要针对学生写作毕业论文的程序安排教学大纲，目标十分明确。在这方面，宁波大学法学院的教学实践很有成效。法学院在大学三年级开设了法学论文写作的专业选修课，从论文的选题立意到形成一篇法学论文的整个过程对学生进行了全面的讲授，并且结合法学院毕业论文的工作流程，重点讲授法学学位论文的写作，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规范意识，为以后大学四年级学生进行学位论文的写作做好铺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四）科学合理地安排毕业实习，把毕业实习与学位论文的写作结合起来在现有本科教育体制下，毕业实习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目前本科学生毕业实习的发展趋势来看，实习方式日益多样化。总体来说，毕业实习主要有与科研项目结合的实习、集中实习、学生自主选择三种实习方式。[9]

进行毕业实习也是法学本科教育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法学本科学生进行的毕业实习主要是涉及法律事务方面的实习。除了法科学生进入到司法部门实习以外，还包括进入到其他政府、企事业单位实习，另外还包括校内准司法模拟环境，因此学生不论是接触的环境，还是接触的人、事、物都比较全面系统，另外学生作为准司法工作人员、律师、文职人员等身份就可以从各个角度来分析看待相关的人和事物，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学习各种不同的知识和技巧。[10]

法律法学论文范文篇4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是检索国际法学教材和专著的很好的平台，目前自建数字资源内容涉及中文电子图书、博士论文、期刊、报纸、音像资源等，包括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类型。我们可以在线检索相关的国际法学资源。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检索文献资料，只需要在线注册申请就可以分享海量的资料。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检索国际法学教材和专著，在进入首页后点击“图书”的标签，其首页显示“图书.数据库”的标签，点击进入到“馆藏中文图书”的界面，在其界面选择“D政治、法律”的标签，只需要所知道的信息就可以在线阅读该数目。

二、检索国内国际法学期刊论文的数据库

中国知网是全球领先的数字出版平台，是国家知识基础设施的概念，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发起。中国知网是集期刊、博硕士论文、报纸、外文文献、年鉴等于一身的广大的数据库，但是对我们最有作用的是其海量的期刊论文。中国知网的期刊论文全面、更新快。在该数据库检索期刊论文，你只需输入关键字就可以检索到你需要的论文，你可以筛选出最符合要求的论文进行下载。以检索“国际能源合作”为例，登陆中国知网，键入“国际能源合作”点击“文献搜索”就会出现于关键词相关的期刊论文。

三、检索国际法学外文文献的数据库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为法律研究提供全文检索的联机服务系统之一，现在的信息资料已经包括：第一，原始法律文献信息主要有美国联邦和各州的判例法、美国联邦和各州的立法和法律法规。第二，全球性二次法律文献信息主要有约900种法律期刊评论、法律专业书籍和法律百科全书、辞典。在登陆后，点击进入“首页”，进入“legal”主页。该主页的文件夹包括：其一，二次法律文献，在此文件夹内我们可以检索到法律评论、期刊论文、法律书籍等各类专家学者著述资料；其二，美国案例,该文件夹包含所有案例、联邦案例、最高法院案例等资源分类，我们可以更方便的确定检索的案例的范围。其三，美国联邦法律包含了美国法典、联邦法规、美国法律公报等各类信息，检索国会立法或政府法规规章一般在此项目下寻找资源。其四，美国各州法律在各州的目录下，我们可以根据分类找到所需的资源作为检索的范围。在中，除了想上述通过文件夹一级一级的检索到相关的资源外，还可以通过直接检索的方式来找到所需的文献资源。在主页中点击“Findasource”的标签，在“option1”中输入你所需要查找的关键词，点击“Find”进行检索。你就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文献资料。SSRN拥有海量的外文期刊论文，而且SSRN较之好操作，在检索国外期刊论文时，使用SSRN比较方便。

四、检索国际条约的数据库

联合国条约库是比较权威而全面的条约数据库。联合国秘书处将登记的条约汇编成册予以公布，并制成了电子数据库联合国条约库。联合国条约库主页Frequentlyaccessed一栏中包含二个重要的子数据库，它们是向秘书长交存的多边条约数据库以及联合国条约系列数据库。多边条约数据库包含了已经向秘书长交存的500余件主要的多边条约信息。这些条约依其内容被分列到29个主题下，例如人权类、裁军类、环境保护类、难民类、海洋类等等。我们可以在某一项主题下查询到所有相关的多边条约。点击进入某件具体的条约，我们可以找到与该条约有关的信息，包括条约全称、缔结或通过的时间和地点、生效情况、条约登记日期及编号、签署国数目及缔约方数目、载有条约文本的文件号、按缔约方名称字母顺序排列的缔约方参约活动详表、缔约方声明、保留或反对意见及具体内容。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美国国家组织的官方网站检索所有美国地区国际法主体间缔结的多边条约，欧洲理事会条约办公室的网址检索所有欧洲理事会条约的文本。

五、检索国际法学综合性文献资料的数据库

法律法学论文范文篇5

主要从四个方面报告：

一、立足岗位，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概要有以下三点：

1、认真开展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随着《监督法》和江苏省人大相关法规的出台，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工作已成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社会事业委员会工作期间，自2008年以来，每年或多或少都会面临这样的审查工作。每次在接受审查工作任务后，我都认真研读相关法律法规（有时一次就涉及十几部法律法规），对照政府出台的文件，查找问题。有时还前往有关政府部门共同研究，向市、省乃至中央机关咨询有关情况，请求相关解释和具体说明，以期求得更为准确的理解和深刻的把握，收到更好的审查效果。前年在政法大学学习之际，还利用学余时间，前往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就法规提请审查，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领导称为“中国人大系统内人士提请审查第一例”。此外，我还结合《选举法》、《预算法》等多年实施的存在的问题，积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

2、力求提供较为优质的文字服务。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最经常的工作。纵观这些文字主要有三方面：即为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有效运转提供的文字、对外扩大人大宣传提供的文字，以及为进一步做好今后工作开展研究、探讨的文字。应该说，这些年撰写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和大家一起较好地完成了科室和个人的文字任务。其中，许多文章被市、省乃至部级报刊等录用。由于时间关系，这里仅摘要说几篇：《请听这日益走近的民主脚步声》被《中国人大》杂志两个整版刊载；7000字左右的理论文章《对提高人代会审议质量的思考》被《人大研究》杂志刊载；《依法治市重在严格执法》等两篇6000—7000字左右的文章分别获得市地方人大工作两年度年会文章一等奖；10000多字的理论文章《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决定权的问题和对策》被《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领导者》杂志官方网站《共识网》等录用；近8000字的理论文章《进一步提升人大依法履职水平》被《海南人大》网站录用等，其他不少理论、调研、通讯文章（诸如：《运用多种方式，加大法律监督力度》、《对产生新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思考》、《浅谈人大工作的与时俱进》、《略论向监督方式要效益》等）也分别被市、省级报刊刊载或获奖。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结合自己多年人大工作实践和在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在法学博士班宪法和行政法专业的学习研究，撰写了5万字左右的论文——《论人大选举制度的革新》。

3、协助做好来信来访工作。信访工作是由其他人员负责的。我只是在其外出等情况下，临时予以协助。工作中，我努力做到热情接待、认真受理、及时交办、跟踪督办、狠抓反馈和落实。

二、加强锤炼，坚持与宪法法律保持一致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多年的人大机关工作经历坚定了我对人大制度力量的崇拜。我深知：作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最根本的素质和最重要的品德，就是必须牢固确立国家意识和公仆意识，始终忠诚于宪法和法律。这是国家公职人员的灵魂所在，也是《公务员法》的明确要求。秉承这一理念，无论在办理公务、处理私务的过程中，我注重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将自己的行为约束在宪法法律的框架内，努力追求过有价值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我反复告诫自己：只有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才会有真正的出路。在锻炼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的同时，我还注重恪守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关注社会公益事业。

三、恪守法纪，清正廉洁

我始终坚持用法纪调整关系，规范行为，努力保持和维护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坚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坚守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始终坚持做到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去，不该收的钱物坚决不收，坚持不用公款支付私人吃喝，坚持私事不用公车。大家都知道，这几年我家庭连续出现3个癌症患者，有的需要多次外出治疗，有几位领导也主动提出用公车接送一下，但每次都被我婉然谢绝。（在廉洁从政方面，我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几近苛刻，有时甚至让人产生“不近人情”的感觉。）

四、勤奋学习，勤勉敬业

“勤能补拙”是中国的古训，我一直铭记在心。

1、勤勉敬业。平素工作中，我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特别是在综合科长期间，面临人少事多的情况下，为适应工作需要，和同志们一起经常放弃节假日休息，加班加点，较好完成了任务。

2、勤奋学习。在日新月异、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知识更新的周期大大缩短，如不及时补充“营养”，必将出现知识恐慌和本领危机。多年来，我坚持把学习放在首位（1995至1997年底中央党校党政管理专业不脱产学习；1999年底参加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考研培训；2004.1～2005.2经组织批准离岗工作，其间参加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法学“四校”名师讲授课程；2005—2007年底参加机关组织的南京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课程不脱产学习；2009年5月南京大学法学院自学考试法律本科毕业；现即将完成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在职法学博士班宪法和行政法专业学习）。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培训，使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增强了依法履职的本领。

缺点方面：

我认为主要有两点：

1、在运用法律知识解决丰富复杂的具体社会问题中，有时显得原则有余，灵活不足；2、与领导、同志们沟通交流不够多。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这里，我对那些多年来给予我的关爱和工作支持表示诚挚感谢！借此机会，我作如下表态：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但千变万变，我对国家进步、民族振兴的赤诚之心永远不变！千变万变，我对政治文明的执着追求、对民主法治事业的坚定立场和坚贞信仰永远不变！

法律法学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圆桌”教学法;实践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

就业难问题是这些年高校教育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法学专业更是如此。一方面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市场有选择的需要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外加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优胜劣汰成为自然。而另一方面传统的、单一的教学模式又极大的削减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单向的理论灌输忽视了对学生综合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从传统课堂走出来的法学专业学生根本无法适应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法律实务，甚至其竞争力远不如一些职业技术类院校学生。最终导致毕业即失业，大学生这些曾经的天之骄子而今却大打折扣，成为舆论所调侃的对象。因此高校教育也再次置于风口浪尖，我们需要反思如何突破现有的传统法学教育模式，摆脱线性理论教育的桎梏，面向司法实践，培养理论型、应用型“双料”法学人才。

一、法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陈旧、狭窄

基于法学专业本身的特点，使得既定的法律法规与实际生活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法学专业本身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从目前法学教学方式来看，我们大多是紧紧围绕法学教材和法律法规展开，而忽视了这种法律的滞后性和实践性，割断了教学和现实一脉相承的联系，使得课堂教学显得陈旧而狭窄，教学严重落后于司法实践。我们总是习惯于用陈旧的案例对应僵化的法条，忽视法律应植根于现实的精神，忽略了培养法学专业学生最应倚重的，用法律思维方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教学方式单一、落后

传统的法学教育方式更偏重于对学生进行法学知识的系统传授，教师主导整个教学活动，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双方角色固定，关系单一。逐渐地学生丧失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只是被动的接受一些法律概念、特征、法律关系、价值，这种中国教育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只能练就学生死记硬背的能力和千篇一律的思维方式。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老师始终扮演权威的角色，僵化的、程序化的灌输法学理论知识，追求唯一的正确答案，没有平等和探讨，学生不会发问，不会思考，只会考试。长此以往，学生不但没有了学习的热情和兴趣，更不会在复杂的法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当学生从课堂走向社会时，才会问题百出。

二、建立多元化教学模式

1．“圆桌”教学法

所谓圆桌教学法，应该说其本身涵盖了案例分析教学法、发问式、讨论式教学法和系统归纳教学法。圆桌教学法灵感来源于英国的圆桌会议，圆桌没有主席位置，也没有随从位置，人人平等，各抒己见，意在强调平等交流和意见开放。而圆桌教学法首先即意味着转变教学地位，转化单一的教学方式，由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单向理论灌输法拆解为多元的教学模式。由过去的过于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而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改变为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为学生提供案例，让学生主动进入角色，承担起人、律师、法官的职责，站在法律人的角度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老师则充当着导演的角色，负责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引导和点评，最后归纳知识点，构建知识体系。其中，案例分析教学法和发问式、讨论式教学法是相辅相成，一体化的。传统的法学教学方式总是首先对学生进行直接的法律规范及法学理论的讲解，或者辅之以案例分析，但由于未能转换教学观念，教师始终占据主体地位、无法调动学生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具有绝对权威，学生很少去质疑和发问，只是简单的记忆背诵和对一些陈旧案例的僵化、程序化分析，追求结论的唯一性、正确性，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当学生面对鲜活的案例时，往往无迹可寻，无法下手，造成了纸上谈兵的尴尬局面，根本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而通过案例教学法和发问式、讨论式教学法的结合，我们在课程的开课之初，可以由学生自己或老师提供身边的真实案例或经典案例为引子，首先启发学生提出问题。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案例中，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带着问题去思考、讨论和研究，寻找最佳解决方案。其次从人、律师的身份出发为当事人提供最切实可行的法律意见和建议，通过小组讨论分析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处境和优劣，为当事人分析法律关系，分析诉讼利益的得失，为当事人做最有力的辩护，最大化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后，站在法官的角度，把控全局，综合分析案情、讨论案情，提炼法律关系，利用法学理论和法律逻辑去解决实际问题，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完美结合。当然，针对个别重点章节，我们甚至可以在课时允许的条件下，模拟案例，重现案件场景，进行角色模拟，庭审模拟，由学生分别扮演当事人、人、法官，亲身体验，设身处地的去感知法律，运用法学，摒弃旁观者的地位，以当事人、法律人的身份去理解和运用法学基础理论知识。通过这种全新的、启发式的、体验式的法学教学方法，学生置身真实案例中去体验、感受和理解，主动的发现和探索，利用法律思维和法学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和实践能力得到了提高，所学知识和技能因此才更加深刻和牢固，这更有利于治愈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严重脱节的顽疾。同时，通过这种发问、讨论、分析，既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培养了一种良好的学习方法和习惯，也使得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分析判断能力以及实际办案能力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和提升，这更加符合培养复合型法治人才的需求。法学专业基于其实践性的特点，如果仍然仅仅采用的是传统的、封闭式的教学体制，学生无法直接设身处地的进入社会角色，自然也就不能真实的体会所学知识，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深入的思考问题，利用法学理论和法学思维去解决实际的法律问题。因此通过针对个案的学习、研究、分析、讨论的过程中，不同的学生会就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角度下，往往会给出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在大家各抒己见，针锋相对的辩论和对抗中，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才愈加明确。其实，当我们突破传统的课堂灌输，给学生提供一个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的平台，学生在此过程中恰恰可以达到对法律知识的梳理和巩固，发现自己知识的盲区和漏洞，进而去更好的修正和完善。当然，圆桌式教学法本身就是一种多元的教学方式，我们在提出案例分析法和提问式、讨论式教学法的同时，也不应彻底摒弃传统法学教学方法，而是重新调整和整合，完善教学体系，保障法学教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通过案例分析、提问和讨论，学生可就其体验和感受，以及疑点和难点问题进行反馈，由老师逐一进行解答，归纳本章或本节内容的知识点，梳理知识体系。针对学生集中反映的问题以及学生在互动教学过程中的不足，灵活调整教学大纲和内容，并进行有的放矢的讲解、分析和专题讲座，从而实现由传统理论性、被动性教学方式向实践性、互动性教学方式的转化。

2．实践教学法

法学专业就业难现象归根结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现在的大学生普遍缺乏社会实践经验，从小到大在封闭式课堂中成长起来的学生，也许是各类司法考试、竞赛的高手，但却未必是一个合格的法律实务工作者。法律应植根于现实，法学教育必须依靠社会实践的支撑。在教学大纲的制定和课时的安排中我们应加大实践教学的比例，为学生积极安排专家讲座、社会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法律咨询等方式让学生深入社会，发现社会实践中的法律问题，如城市农民工儿童的保护现状，家庭暴力情况的调查，培养学生理论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法律正义感，拓宽他们的视线，借此机会也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素材，确立学习的兴趣和方向，学以致用。另外通过法院旁听，律师事务所、法院、法务部门的实习，使学生能边学边用，活学活用，让学生能及时了解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实际问题，身处实实在在的法律部门，直面问题、带着问题、解决问题，将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相结合，向资深法律工作者学习办案的方法和技巧。通过这样一种传统的“师徒式”的教学方式，可以有力的解决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差的症结，培养和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达到复合型人才的目标。传统的法学教学方式中也有实践性教学环节，但往往流于形式，如同彩排一般，只是走个过场而已。要真正在法学教育中贯彻实践教学环节，必须和当地的律师事务所、法院、法务部门、妇联、未成年人保护协会等相关部门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定期让学生深入学习和体会，这既为学生提供了接触司法实践，锻炼和学习的机会，也可以一定程度上通过学生的加入，让学生从事一些辅助性工作，缓解相关部门工作量大、工作强度高的问题，一举两得。另外为了防止实践教学流于形式，我们不妨进行不定时追踪信息交流和反馈，在学生、老师和“师傅”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和互动，不定期通过视频、邮件或者组织见面的形式进行沟通。学生可以充分的表达自己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难点和困惑，“师傅”则侧重分析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表现，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方面有哪些长处和不足，指出问题的症结，并在“双师”的指导下有针对性的查漏补缺，完善法律实务综合能力。

3．多媒体教学法

教师在高校教育中普遍面临的问题之一即授课时间与教学容量之间的严重冲突，这一方面有赖于加强和引导学生逐渐重视对课前相关知识的预习和了解，包括法学教材、参考文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相关立法背景。另一方面即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可以有效的节约传统教学方式板书中所浪费的时间，从而大大提高课堂讲解的效率。而且通过多媒体教学，图画、动画、视频、数字等方式可以更加生动、直观的对法学知识点进行展示和学习，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尤其是鉴于法学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通过播放一些最新的案例视频、法治节目，如今日说法、庭审现场等，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启发学生发现社会现象中的法律问题并进行法律思考。只有在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望的引导下，学生的学习才能更加主动和积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教学方式的弊端。近期在网上热播的BBC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意在反映中英基础教育的差异。窥一斑而知全豹，传统的中式教育不仅体现在义务教育，高中教育中，高校教育亦是如此。中式传统教育往往是单向的线性理论灌输，讲究理论传授，迷恋权威，忽视对学生的启发和调动，学生被动的死记硬背，不能激发学习的兴趣和创造力，自然也没有实践的热情，理论与实践无法对号入座，导致学生一旦进入社会，往往捉襟见肘、束手无策。所以法学教学应走出传统中式教育的迷途，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经验，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式，除了对学生进行法律法规、法学理论的基础讲授外，更应引导学生像真正的法律人一样去发现问题和思考问题，掌握复杂的法律论证和推理演绎的艺术，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拓宽学生的视眼，培养复合型、应用型法治人才。

作者:李婉秋 单位:榆林学院

参考文献:

［1］李楚群．试论模拟教学法的特点［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10)．

［2］李傲．互动教学法———诊所式法律教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李学兰．法学模拟教学方法之理论与实践［J］．中国成人教育，2003(4)．

法律法学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国际法；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

翻开任何一份国际法领域的科研项目申报书，在“研究方法”这一栏几乎都能见到这样的方法罗列：比较研究、文献研究、实证研究。以上三种方法是在国际法学学科的问题研究中，甚至是整个法学领域的科学研究中，都是得到广泛接受和运用的主流研究方法。虽然是老生常谈，写各种报告、申请时总挂在嘴边、写在纸上，但是对于这三种常用的研究方法的真正内涵和实际使用，事实上还存在一定的误区和盲区。本文旨趣在于在笔者日常的研究学习的体会之基础上，讨论国际法学问题研究中常用的三种方法———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在研究及写作过程中的运用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误区，并探究是否还有新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引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

一、三种传统方法在运用中可能存在的误区和盲区

（一）比较研究。典型的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过程大致如下：在某一具体问题上，在两类国家中分别选取几个样本与我国进行对比。一类是相对比较有经验的国家（大部分情况下在英美、欧盟、德国、日本等国中选取），另一类是和中国类似的起步较晚、国情相近的国家（大部分情况下在印度、韩国等国中选取），有时还会选取在这一问题上未有动作的国家作为比较对象（如在自贸区战略研究中，选取未发展自贸区战略的国家）。通过对比分析其他国家相关问题的实践和研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分析中国的实践存在的问题，借鉴他国的长处，整理出可取的发展经验。1.比较研究方法的优点比较研究方法在近些年的法学研究，尤其是国际法学研究中被越来越多的运用。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国际法律关系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1]的内涵有着不可分割的重要联系，但与此同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科研论文撰写中，因其所具有的以下两大优点而受到作者欢迎。首先，充实文章内容。对于同一法律问题，不同的国家与地区的做法即使在大方向上遵循相似的解决思路，但在具体实践中必定有其特色所在。因此，无论想写多长篇幅的文章，亦无论作者在能力上对于每一种实践能做到多详细的分析，只要选取足够数量的样本，总是能够在字数上达到要求。其次，丰富表现形式。两方或多方经一番比较之后，在小结部分列出一张表格，既梳理了前文的论证成果，又给文章增添了图表的表现形式，使得文章不只是密密麻麻的方块，表达方式上有所变化。2.比较研究方法使用中的问题从以上对比较研究方法的优点的描述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中可能存在这样的误区：选取的对象缺乏代表性，或者，为了凑字数而选取多个雷同的研究对象，从而导致某一部分的比较研究缺乏学术价值。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比较研究被普遍当做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在选取比较对象的时候，想当然地直接投向英美德日等传统上认为法律制度更先进的国家的怀抱；殊不知比较研究的基础应该是广泛的阅读和收集，继而在大量比对的基础上，最终选取一个或几个对象。另外，在选取了合适的比较对象之后，更重要的是将二者之间的比较分析做得透彻。目前大量的比较分析都停留在表层的现象面，比如将美国的规定与中国的规定分别罗列，篇幅长者可能再附上一两个案例，之后总结美国与中国有什么不同、中国应当向美国多多学习，最后收尾完篇。然而，现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中国在立法时为什么没有借鉴美国的立法模式，这与中国现今的社会条件、经济政治环境、民众接受程度都分别有哪些关系，对以上的问题均缺乏分析和解答。因此，比较研究方法虽然在国际法学论文写作中的出镜率颇高，但真正对其运用的效果并不理想。比较研究方法不应当只是作为拼凑字数的法宝被使用，广泛的阅读、涉猎才是支撑比较研究的坚实基础。（二）实证研究。1.所谓“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在近年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是一个日渐受到关注的新热点，众多教授学者也一再强调其重要性。宋连斌教授指出，脱离了实证研究的国际法学研究存在两大弊端：其一，模糊了国际法之法学性质，而更偏向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其二，没有实证研究作为支撑，使得研究成果之说服力欠佳[2]。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学研究中开始出现实证研究的影子。为什么说是实证研究的“影子”？我们来看国际法学科研项目申报书中在研究方法一栏关于“实证研究”的常见阐述：在现状解读、困境分析、对策思考的多个层面上，注意结合各国的典型案例，并收集近期发生的最新案例，从实践角度发现问题、着手研究、解决问题。这一思路在精神上的确与实证研究致力于回答“实际是什么”的精神是一致的，重点落在对案例的收集和分析上，可以说事实上是将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一种方法。不可否认，这的确也是一种实证研究，但这种研究方法更偏向于定性研究，在观察、描述的基础上对现象尝试进行解剖和分析，从纸面上来到纸面上去，缺乏数据和图表的支持。2.对白建军教授实证研究的分析学习如果拜读国内法学界致力于实证研究的白建军教授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作品，便不难发现，一份扎实的实证研究需要大量的样本数据及多角度的数据分析统计结果支持，质言之，实证研究中定量分析不可缺位。以白建军教授的《法学博士论文选题创新性实证分析》[3]一文为例，白建军教授以刑法学的学术论文选题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中国大陆1987—2005年的全部刑法学、犯罪学的博士论文共351篇作为研究的数据样本，探讨的主题是论文选题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在一般的统计学意义上，样本数量大于30即可被视为“大样本”[4]；白建军教授所选取的样本数量已达到351个，且限制在了同一学科同一地区内在连续一段时间内取样，可以说取样过程考虑了多个因素，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性和周延性。但在文章的第一章，白建军教授仍旧不厌其烦地从多个方面论证了这一取样的科学性：（1）能否用论文题目代替选题；（2）博士论文能否作为整个学术科研界的代表；（3）对刑法学、犯罪学论文选题的研究结论，能否推广至法学其他学科、甚至于整个社会科学。在对样本的数据分析中，白建军教授首先从问题类型、学科领域、问题容量三个角度对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再将三个角度两两组合，排列出三个新的角度再进行分类统计及排序；在基础数据分析之后，白建军教授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从文章所想要探究的选题与创新性的关系这一主题出发，从研究倾向和出新模式两个角度引入新的变量，对样本数据再次进行分割和统计。暂且撇去文章的具体分析与结论不看，单就这一步一步对一个较为庞大数量的样本的逐步切割、分类和统计而言，白建军教授的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将定量分析作为一个分析方法，而事实上是将定量分析作为了整篇文章的最重要的部分，定量分析才是文章的主体，也是结论最重要的论据和论证。这可能与我们惯常的对法学论文的印象大相径庭，但这才是实证研究应该学习和前进的方向。（三）文献研究。无论是以上提及的比较分析、实证研究两种研究方法，还是其他的案例分析、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事实上都必须建立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说，文献研究是国际法学研究、甚至于法学学科和整个社会科学学科最重要的研究基石。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文献研究所给予的关注是少之又少的。毕竟，在大多数人眼里，所谓“文献研究”等同于“阅读文献”；而“阅读”这件事对于做研究的学者、研究生而言已经做了十几甚至几十年，又有何特别值得讨论之处呢？首先应当明确，“文献研究”不等于“阅读文献”，或者说，“文献研究”之范畴应当远远大于“阅读文献”。“文献研究”这一研究方法，事实上涵盖了从检索文献、搜集资料开始，至阅读文献、摘抄笔记，再到整理汇总、提炼升华的整个过程。这一误区导致了两个盲区：在以往的文献研究过程中，我们将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阅读”上，而忽视了在检索搜集和汇总梳理这两个环节。也正是因为这两个环节被忽视，才更有可能导致了前文所述的两个问题：（1）在比较研究中，比较研究的对象选取不当，因为部分可能更适合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文献资料并没有被搜集整理；（2）在实证研究中缺乏定量分析，因为一方面缺乏定量分析的基础———大量的数据，另一方面缺乏对数据的归纳、分类和总结。由此可见，文献研究不仅是其他研究方法实施的重要基础，在日常的学习和科研写作中，也是对作者搜集整理资料、归纳汇总能力的训练和提升；而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者而言，由于文献资料常以外文形式存在，对我们的检索能力、语言运用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都更具考验。

二、新方法引入之讨论

在第一部分中的实证研究方法的探讨中，笔者谈到白建军教授的《法学博士论文选题创新性实证分析》一文的行文思路与传统的法学论文似乎不相一致。事实上，其实证研究大量借鉴了法社会学的研究思路，而法社会学本身就是一门交叉学科。从法学角度阐述，法社会学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研究法学问题的综合性学科[5]。有鉴于此，是否存在借鉴其他相近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思路的可能性呢？笔者的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方向。国际经济法本身就是“调整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即调整国际经济交往中关于商品、技术、资本、服务在流通结算、信贷、税收等领域跨越国境流通中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总称”[6]，在其立法目的上，也强调促进货物、服务、技术、资本的流通，保证交易安全，从而鼓励贸易、促进全球经济发展。而从立法过程上看，国际经济法的几大重要渊源：国际条约、多边、双边协定、国际组织决议，其制定的过程牵涉到多方的利益，需要两国、整个地区、甚至全球的参与，因此立法过程格外漫长。换言之，国际法相对于国内法而言，其立法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但是从立法效果来看，某一项国际条约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成型，可是缔约国却寥寥无几，这种情况可谓屡见不鲜。针对这一问题，是否能够引入一种新的评估方法，在立法前的这一阶段，预先就立法效果进行评估，以求尽量避免立法成本远高于立法收益这样的结果出现？这一问题可能可以由法经济学来尝试提供解决方案，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影响评估分析等方法都值得尝试。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监管型国家的兴起，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追求监管的有效性，而管制影响分析以及成本收益分析成为了重要的政策依据。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政府监管的出发点在于平衡“效率”和“公平”二者的关系，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趋利避害性，可能被利益集团裹挟，造成“监管俘获”，最终导致制度模糊的“框架式”立法，为法律解释留下较大的空间，也给之后的司法执法带来难度。本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而引入的政府监管，再次因为“监管俘获”而造成“政府失灵”，究其根源，正是缘于缺乏系统而有效的监管绩效评估手段和办法。自里根政府开始，美国开始尝试放松政府监管的力度，改变政府监管的方式，并对政府的监管进行评估。在此过程中，影响评估分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进入新千年后，欧盟政府也开始借鉴使用这一工具，并在其基础上修改、制定了新的评估指引文件，在2009年重新颁布《影响评估指南》。如今，国内学者对管制影响分析以及相关工具的分析研究不断增多。席涛教授通过对管制的历史分析发现，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将管制成本和收益信息透明化，解决了监管俘获的问题，也解释了监管对社会福利的增进与损失。他介绍了美国的立法程序，并在对管制的成本收益分析做了详尽的探讨[7]，后指出，“由于中国框架式的立法缺乏对经济、社会以及相关环境的影响评估和法律法规的成本收益分析，所以形成了法律的‘一法四配套’的特征。”[8]这样的做法不仅削弱了法律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也促长了政府的行政主导权和自由裁量权。从以上最基础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发展来看，简单而言，其原则是整个监管过程所支出的成本应大于收益，其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社会福利是否能够最大化；以定性、定量等分析方式，评估立法或政策制定将要施加的影响，探讨其如何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作用。目前，国内法学界对于这一工具的主要运用还是在于立法后效果的评估，而且主要运用于行政法领域[9]，但也有国际法学学者开始尝试在国际法学研究中运用这一研究方法[10]。笔者曾尝试在对《2006海事劳工公约》的分析中，专门选取公约对于船员提供的社会保障的部分作为研究对象，以影响评估分析为工具，对我国在履约后在船员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将完成的立法修改对航运业的三大重要角色———船务公司、船员服务机构、船员以及政府所产生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判断可能出现的问题。分析中主要遇到的问题，如前所述，还是只能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定量分析囿于资料和数据所限，难以展开。这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面对确实缺乏数据材料的研究对象，调研访谈固然能够收集部分数据，但难以代替能够直观反映问题的基本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定量分析如何实现？这一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三、结论

在国际法学的研究中，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二者均需基于扎实的文献研究的基础。只有在做好资料搜集、归纳整理的前提下，才能选取合适的比较研究对象及作为实证研究定量分析的重要素材的数据样本。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也颇具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周忠海.国际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1.

[2]宋连斌.国际法应注重实证[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51-52.

[3]白建军.法学博士论文选题创新性实证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101-109.

[4]曾五一.统计学：中国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9.

[5]托马斯•莱塞尔.法社会学导论（第6版）[M].高旭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0.

[6]王传丽.国际经济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9.

[7]席涛.美国管制：从命令-控制到收益-成本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95-110.

[8]席涛.我们知道的法律和不知道的法律———法律经济学的一个分析框架[J].政法论坛，2010，（1）：3-18.

[9]刘权.作为规制工具的成本收益分析———以美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例[J].行政法学研究，2015，（1）：135-144.

[10]赵雷.行政立法评估之成本收益分析———美国经验与中国实践[J].环球法律评论，2013，（6）：132-145.

法律法学论文范文篇8

川有峨眉山，巍峨磅礴;鄂有神农架，钟灵毓秀。2017年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年会暨“灵秀湖北与生态刑法”学术研讨会于8月10日———12日在湖北省神农架林区木鱼镇召开。本届年会由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主办，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人民检察院和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人民法院联合承办。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由此，中央层面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还相继制定了相关文件，进一步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以及落实新的“绿色化发展”的前进道路。在系列国家政策的宏观指导下，自1979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制定了32部有关环境资源的法律。201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更是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新《环境保护法》，不但使这部法律更具可操作性，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环境违法成本低，难以发挥阻遏破坏生态的环境犯罪的作用以及容易逃避法律制裁尤其是刑事处罚的问题。2016年12月，最高法、最高检了新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加强了对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在环境检测数据上弄虚作假、无证排污行为的打击力度。2017年1月，环境保护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办法》，为进一步有效解决有案不立、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等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大难题提供了合法依据。但如何加强立法与实务的对接，消解理论与实务的隔阂，夯平理论与实务的鸿沟，使理论研讨适用新形势和新要求，使两者在防控与打击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犯罪上协同并进、齐心一致，仍旧是刑事理论界与实务界探究的重点，也是本次刑法学研究会年会探讨的核心。

“灵秀湖北”的诞生始于2009年湖北省旅游局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旅游形象主题口号、形象标识的过程，并最终于2011年由省政府审定通过成形。“灵秀”二字，取自“钟灵毓秀”，寓涵“灵韵雅致，山明水秀，人杰地灵、德才兼具、学养深厚”之境意，又有“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般行云如水，浑然天成”之美意。如明朝张居正的《宫殿纪》:“二大都在寰宇间，皆据百二之雄胜，萃岳渎之灵秀，鸿图华构，鼎峙於南北。”又如清朝陆以湉的《冷庐杂识?神缸》:“天台为仙境，为佛地，无怪钟灵毓秀，甲於他邑。”“灵秀湖北”，山川秀美之湖北，鸾翔凤集之湖北，含义隽永，言简意赅，既有对湖北自然山水的赞美(如三峡人家、清江画廊、武汉东湖、神农架、西陵峡口等景区，富有地域特色)，也有人文历史的含量(因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架木为梯，采尝百草，救民疾夭，教民稼穑的神农架;荆州古城三国时期的楚文王、屈原等。古隆中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和刘备;因苏轼《赤壁赋》而得名的文赤壁和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的武赤壁。元末明初，开创成为我国中华武术流派之一的武当派道人张三丰;近现代的才人有李先念、董必武等)，可以说是对湖北多姿多彩旅游产品的点睛之笔。“生态”一词，现在通常是指生物的生活状态，也包括它们之间以及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事物，如健康的、美的、和谐的等事物均可冠以“生态”修饰。“生态犯罪”是指违反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侵犯生态环境法益，其行为导致生态环境受损或者陷入受损之风险，严重危害生态安全的行为。生态犯罪的本质是行为人侵害了生态环境利益，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性。作为对生态犯罪认识升华的“生态刑法”，它是指保护生态法益的罪刑规范。广义的生态刑法不仅包括刑法典中保护生态法益的法律规范，而且包括行政法律法规中保护生态法益的罪刑规范。狭义的生态刑法，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刑法典中保护生态法益的罪刑规范，另一种是特别生态刑法。随着人类对生活品质高标准的追求，绿色化发展的生态观也逐渐成为了普遍共识，在刑事法律上，就要求刑法“生态化”。“刑法生态化”，是按照21世纪环境时代的要求，逐渐将生态原理引入刑事立法领域，对现行刑法进行全方位的调整、改进和创新。其具体途径是重新界定环境犯罪，完善相应的刑事处置措施，使刑事立法更加符合生态规律的要求。刑法生态化以“实现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的目标、在法律上充分体现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为立法原则。这既是符合生态学的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循环性、生态平衡性的基本原则和原理，也是体现了将环境保护思想和可持续发展观融入刑法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使刑法制度朝着环境友好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改革的环境时代客观要求。

神农架林区，197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制，直属湖北省管辖，是中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县级行政区。林区内生物矿产土地资源极为丰富，自然景观密集且秀丽多奇可观性极强，更具有许多林区独特的动植物品种，因此，林区享有最美中国目的地景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等多个部级品牌称号，还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成员、亚洲生物多样性永久性示范基地、世界地质公园、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等多个世界级品牌称号，更是在创建“全域旅游”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湖北“一元多层次”战略和林区“一园一地一区”战略发展中具有重要政治经济地位。由于在对林区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原生态环境的保护不足，林区内的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动植物物种种类的减少;林区内的香溪河、沿渡河、南河、堵河四大主要河流有不同程度的污染，鱼类明显减少，对居民饮用水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交通等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小水电过度开发、矿山大量开采、旅游开发，造成大量植被被破坏，地质灾害时有发生，存在严重的隐患;日常生活垃圾也影响整个生态环境质量。再加上态保护资金投入少与投入渠道单一，科研力量有限导致生态保护能力建设滞后，生态监测处于起步阶段导致信息不足，渠道不畅，这些都是林区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现实重大威胁。所以，以保护环境优化的经济增长模式，充分发挥“环境保护”参与宏观调控的倒逼先导作用;加强宣传教育，扩大公民环境权利，建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新机制;建立政府监管与引导居民清洁公共空间环境的长效机制;完善刑事立法与实务在防控与打进生态犯罪上的有效对接等举措，应是有效解决包括林区在内的生态环境破坏与污染的较好路径。本届年会主题定为“灵秀湖北与生态刑法”，并拟定四个子题，即“生态刑法的一般问题”、“生态刑法中的具体个罪制度”、“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中的“两法”衔接问题”以及““一圈两带”与神农架生态、安全与反恐之刑法规制问题”。按照年会的惯例在会前进行了论文征集。截止2017年7月20日，会议共收到投稿论文150余篇，经论文集编委会多次研究讨论，最终审议决定编辑收录论文140篇，分为上下两册印行发送读者。古有西晋文学家左思《三都赋》之千古佳作的“洛阳纸贵”，今有湖北省刑法学年会《会议集》之“班马文章”的“争相传阅”。在不胜枚举与浩如烟海的学术机构中，在汗牛充栋，左图右史的世界书库中，湖北省刑法学年会及其文集的弦歌不辍与薪火相传，无不是“不积跬步，不至千里;不积小流，不成江海;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全心致力于刑事理论与实务研究的治学格物精神的硕果。《尚书?大禹谟》有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是危险难测的，道心是幽微难明的，只有自己一心一意，精诚恳切的秉行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那么，在通过刑法的律法之治规范民众的言行，惩治犯罪行为，以助力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之时，求真务实，不偏不倚，公正廉明，允执厥中亦是诸位法律人员的座右铭。

作者:康均心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律法学论文范文篇9

法学派———体育法方法论的向度研究

法学派———“部门法问题中心”下的向度研究法学派研究体育法多以规范分析为路径，以三段论(大前提—规范、小前提—事实、结论)的逻辑推演进行所谓的法规范分析，这样的研究被界定为规范法学下的方法论研究，其诸多流派中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麦考密克等人构建的分析法学奠定了规范法分析的根基。其中，以凯尔森的最为极端、最为“纯粹”。其理论核心最具特色的是“提出的一般理论旨在从结构上去分析实在法，而不是从心理上或经济上去理解它的条件，或从道德上或政治上对它的目的进行评价。”［3］概言之，凯尔森的纯粹法以法规范为前提，是从规范到规范的分析，仅在规范内部进行逻辑循环论证，是一个封闭、自洽的内部循环论证构造。我国法律体系自清末民初学习借鉴大陆法系成文法以来，基本的法律体系框架属于大陆法系一派，而大陆成文法系学术研究注重概念的界定，逻辑的推演，从法条出发，逐一对法条进行解释，力图构筑逻辑严谨，体系完整，内容自洽的法体系。以我国法的体系为例，“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主要的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律部门、民事法律部门、行政法法律部门、经济法法律部门、社会法法律部门、刑法法律部门、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法律部门。”［4］同时，在这些部门法之下还可以根据调整内容的不同再具体进行划分。我国体育法学研究较多受到这种研究路径的影响，诸多学者以成文法学术路径构建体育法的学科体系，一系列典型代表著作开始形成，例如董小龙、郭春玲《体育法学》、张厚福《体育法理》、闫旭峰《体育法学与法理基础》、韩勇《体育法的理论与实践》、张扬《体育法学概论》、汤卫东《体育法学》等著作。其中董著与韩著参照部门法的法律体系划分模式进行体育法体系构筑，张厚福等四位学者以传统的“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三分法为路径，以体育分类理论划分体育法学学科体系，并依照1995年颁布的《体育法》的逻辑结构进行路径研究。董著与张著为代表的两种体系模式，虽然在分类框架下存在不同，但研究的手段和方法，并无实质差异，都是采以“逻辑”为中心的法规范分析为进路。受此进路影响，我国学术论文的撰写也多采用用此种模式，例如周青山《体育法的概念与范围》、童宪明《体育法学的学科研究》等论文。部门法与三分法模式的比较分析对比两种模式，笔者认为以部门法问题中心为进路划分体育法学学科体系是一个不错的研究进路，但相较而言，体育理论三分法的“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模式(以下称三分法)则更为有利于学科体系的定位与发展。原因有三:第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文本来看，体育法立法设置为七章五十六条(现为五十五条)，其主体结构是以体育分类理论进行的法条归类。因此，以三分法的模式研究体育法，相较之下更为符合体育法研究的文本逻辑。再者，关于相关配套立法的研究，也多采用体育三分法为中心进行的相关立法。我国体育法著名学者于善旭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配套立法的研究》中，对体育法的学科体系有过精深的论述，其提出“以《体育法》为核心，建立体育法规体系，并将体育法规体系划分为两个层次10个部门法规的内容结构。［5］第二，从体育行政管理机构设置看，体育部门基本是以三分法进行的行政机构划分，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其行政行为中，可能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等问题，但其发生的领域仍在社会、学校、竞技这一场域之内，仍为该场域的主管机关负责协调处理。第三，体育法是体育共同体的法，制定体育法的目的是为体育共同体服务。体育社会领域内的规范对体育共同体最为有效力，相对而言，三分法的领域划分是已然事实层面的问题，部门问题中心主义却是应然层面的理论构想。从实践角度而言，“部门法问题中心”路径研究，是法学派围绕“法律定性”所设计的运行机制。申言之，是法官对于发生的案件，做法律性质的诊断，属于法律的“先决问题”，即属于民事、行政亦或是刑事哪一类的问题。经过定性后，再从事“找法”的工作。然而，法律定性的“先决问题”，仅仅是法官处理案件时遵循的逻辑推理和分类处理的思维进路，对于体育实践问题并无多大的实质意义。反观“体育三分法”的路径研究，从形式来看其也为一种归类研究，但三分法是以领域属性为“先决问题”的研究路径，而不存在法律定性问题，其制度设计主旨在于体育实践问题的分类管理，所处理之问题即便存在法律适用的情形，其首先做的也是一种直接“找法”的工作，即从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领域找具体法律规定的思维路径。就此而言，以体育领域问题为中心，无论从实然层面和应然层面，还是从实践操作角度而言，其都更为有利于体育法的学术研究。“部门法”模式与“体育实践”模式的体系差异就目前体育法的学术研究来看，利用法理论移植来观照体育实践问题之研究，现是学术研究的主要阶段。从1995年体育法颁布后，围绕体育法条文的法解释，到法学部门理论的全盘移植，被认为是体育法的实质所在。周青山在其博士论文《体育领域反歧视法律问题研究》中说到“我们要让体育法更像”法。［6］言下之意，现在的体育法还不能称作法，还缺少法学理论的根基，而这个根基可能指的就是上文所分析的“规范法学”方法论。周青山在其硕士论文《体育法的概念与范围》中，富有前瞻性的以“部门法问题”为中心，构建体育法研究的范畴，其主旨以体育与部门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等)展开问题研究［7］。简言之，如果体育领域内涉及到民事法律部门问题，就应适用民法及相关理论进行规范分析，对于体育特殊性的问题，可以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以此来丰富法学理论，但体育法涉及的民事问题，仅是特殊主体产生的民事问题，总体而言仍是民事问题，其他部门法问题以此类推。如按其构建的“体育实体法与程序法”模式，实践中起主要规范作用的体育规则，则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即否定体育规则的法意义，但实践中真正起到法规范作用的却又是这些体育规则，周著等于将体育规则排除在了“体育法”之外，但颇为有意思的是周著对于体育法的定义则采多元化、广义性的定义，由此来看周著划分的体育法体系与其定义的体育法概念实质是一个二律背反的伪命题，其所讨论的体育法仅是国家制定之法，排除了体育规则的存在。学者韩勇在其《体育法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也以“问题中心”为走向，对体育法的学术进路做出了富有建树的探讨，但该文的“问题中心”不是部门法问题中心，而是以“体育实践问题”为中心，例如书的构架“体育与侵权、知识产权、伤害、纠纷解决等”［8］。其进路恰好与周青山相反，韩勇以“体育实践问题”为中心，不以部门法为前提，探讨具体问题中可能会涉及某一部门领域的法律问题，但不对问题框定范围。韩勇的“体育实践问题”为中心的进路，同时在法律技术层面上解决了周青山构建的“体育实体法与程序法”命题困境，即体育规则的法律性问题。如果按照“部门法问题”中心的模式，其前提必然是部门法内的制定法，这样做的后果使许多真正起到规范体育秩序的“体育规则”无法涵盖在其之列。因为体育规则不具有法的形式特征，不能称其为法，所以自然也就排除在体育法之外。而韩勇以广义的体育法为前提，认为“体育法既包括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体育法律规则，又包括体育各项目长期形成的规则(包括项目的竞赛规则、技术规则、管理规则、处罚规则);既包括成文的规则，又包括不成文的规则;既包括各国国内的体育规则，又包括国际体育规则;既包括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则，又包括依靠行业自律行使的规则”［9］。关于体育法的广义定义，学者郭树理在对体育规则与法律规则进行比较后，总结认为应采取广义、多元的“体育法”概念。其将体育法界定为“由体育运动的当事人自己创造的用以调整他们彼此之间的体育关系的习惯和惯例的总称，这类规则具有自治性、专业性、国际性、文化性、传统性以及非公力强制性的特点，但其中的一部分经过国家的体育立法程序，成为国家体育法律法规的一部分，则具有了公力强制力。”［10］韩勇采用的大体育法的定义，涵摄基本的研究范畴，其不同于以“部门法”为前提的体育法研究进路。应该说，韩勇的大体育法是一个涵盖范围更广，涉及内容更全面的定义。就体育法的研究内容来看，狭义的制定法并非是体育法研究的主要内容所在，反观体育项目长期形成的规则，由于对体育领域的影响力和实际规范效力，其则才是实然意义上真正的“体育法”。“体育实践问题”为中心，以“规范－规则”的二元路径，很好的解决了体育规则的属性问题，更有利于体育法学的学科发展。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荷兰ASEER国际体育法研究中心曾专门进行“Haguejointproposalonthedefinitionofsportslaw”学术主题研讨会。对于体育法上的“法”，国际体育法学界从公法(publiclaw)与私法(privatelaw)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认为体育法的研究兼具公私两面性，公法部分涉及与国家和国际立法相关的部分，包括法律、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决定、习惯法、判例法等。私法部分涉及国家和国际体育组织制定的规则、规章、体育习惯、体育纪律处罚、体育仲裁等内容。［11］我国学者贾文彤也提出“我国体育法体系应该包括软法和硬法两大板块，它们按照法规范的公共性高低和刚性强弱顺序排列进行组合，实质上形成了一个谱系结构。［12］学者谭小勇、姜熙在《全球体育法引论》中也提出了法的多元创制催生全球体育法，并引证尤根•埃利希的“活法”来论证全球法的合理性。［13］2法学派———“普通法”判例问题中心下的向度研究普通法是指发源于英格兰，由拥有高级裁判权的王室法院依据古老的地方习惯或是理性、自然公正、常理、公共政策等原则，通过“遵循先例”的司法原则，在不同时期的判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具备司法连贯性特征并在一定的司法共同体内普遍适用的各种原则、规则的总称。［14］其与大陆法的主要不同是大陆法主要是由大学教授完成的，“professor－made－law”(法学家法)，而普通法则是从法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所作的一系列判决中不间断地抽出的“judge－made－law”(法官法)。［15］体育法的方法论研究受到判例法问题中心的较大影响。以郭树理和黄世席两位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两位学者以“国际体育仲裁”研究为视角，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利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即将举办北京奥运会遇到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法律实证研究。郭树理在其著作《体育纠纷的多元化救济机制探讨———比较法与国际法的视野》内，对一个个鲜活的司法案件进行解读和分析，不断归纳出体育法所具有的独特原则，以此在“体育实践”问题中涵盖体育法的研究内容和体系范围。［16］黄世席在其著作《国际体育争议解决机制研究》中，对国际体育仲裁院的多个代表性经典案例进行归纳分析，也对体育法的基本原则、体育法的学科性质等问题，从比较法的层面给予了一定的分析。［17］两位学者的研究，具备一定的高度和水准，丰富和开阔了学术研究的视野。他们的著作让我们了解到体育法的形成、成长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让我们清楚的在具体鲜活的案例里，了解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的仲裁员在无先例可供选择而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时，是以什么原则指导其对处理案件的原则进行的选择，是什么力量迫使仲裁员必须遵循先例。具体来看，两者的研究是从案件事实出发，以问题为中心，利用案例、判决书、统计数据、体育机构政策的改革和效果等事实进行分析，有别于大陆法系，从“法条”出发，以概念为前提，进行法体系内部逻辑的推演。相较部门法问题中心的大陆法研究路径，判例法问题中心的研究更具体、更真实，更有利于体育法的现实发展。

体育学派———体育法方法论的向度研究

体育学科是一个综合研究学科。其涉及到运动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等自然学科的内容，也涉及体育管理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法学等人文社科的研究内容。体育法学作为体育人文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使用法律的手段调整和规制体育，从法规范的严格意义上说，应从学校体育说起。如果从韩勇的大体育法来看，则从体育规则的起源就可以算起，但笔者这里主要拟从规范的法沿革算起。体育领域为何会出现使用法律作为调整的现象出现，而且直至今日已成为主要的手段，这与体育运动的发展密不可分。体育理念———发展与变迁的历史沿革我们知道体育运动经历了几次大的发展。从顾拜旦到罗格为首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变迁，让我们认识了不一样的体育，例如体育的军事说、教育说、社会说、娱乐健身说、文化说等体育理念的认识变化。我们对体育的本质认识逐渐发生着改变。有如学者熊欢所言，“可以说体育是从身体的运动到社会的运动之嬗变，在这一变化中我们看到了体育，不仅从教育的角度所具备的功能论，还可以从体育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体育是一种政治制度，体育是一种经济现象，体育是一种传媒方式，体育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折射，体育是一种全球一体化的当代人类实践活动等，所显示出的体育作用论。”［18］从功能论到作用论，折射体育的发展变迁。而对于体育法的研究来说，在体育法的本体“体育”的变化下，体育法的学科研究也从学校体育法令走向社会体育法令与竞技体育法令之场域变迁，体育功能的扩大使得体育法的研究主体和范围也扩大。认识体育的本质，是认识和研究体育法研究的逻辑起点，因为，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因体育而生之法，而不是制定体育之法。现许多法学派研究学者，在未认清体育发展之本质时，便从先验之形而上开始以“法本位”构造体育法，规范体育法，这种不以体育问题为中心的“先验概念”主义研究，往往导致理论研究与实践相脱节。因为，再完美的理论也是要为实践服务的，否则其永远也只是空洞的“教条”。当下我国体育法的尴尬境地，其本本的纸面法，鲜有落地转化为实践法的现状，可能就在于未能立足于实际问题，以至于被学界长期诟病。体育毕竟是一种身体社会实践活动，一切法律应来自体育实践活动的需要，这才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理念提出的真实要义，而不是概念之下的问题中心。体育学派———体育法方法论的向度研究体育法的发展在体育领域内，不能逾越一个藩篱，即体育法是体育所生之法。体育问题是体育法的前提所在，没有体育问题的法，就不是体育法，仅是臆造法。体育法应以体育问题为中心，构造体育法。体育现象是体育问题的征表，以经验事实为出发点，对体育现象进行实证的分析是体育学派的主要研究方法。体育学派学者研究的方法注重对现象、成因、对策的分析，喜欢对历史沿革、体育体制、成因、对策进行论证，但如此的研究，多少给人有缺乏理论逻辑分析的空洞性感觉。这种研究方法到最后，逐渐演变成了学者们倚重的价值、伦理、心理的应然分析，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体育学内常常有学者在论文中高频率地使用“应该”二字。这种研究方法并非不可取，而是要在分析的过程中，以具体的经验观察和分析，实证研究主要依靠的就是经验分析，研究不能仅现象探讨，在现象背后更需要做的是本质的分析和理论的归纳。法学研究也注重现象、成因等问题的探讨。例如从法学流派的研究来看，存在自然法学派、法社会学派、历史法学派等诸多学派的学术进路研究，这些研究为丰富和提升法学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围绕法的解释提供诸多有价值的素材，各派研究之间仅存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不同，但都是研究法的生成条件、法的起源、法的变迁、法的功能、目标。法学研究在注重现象、成因的分析下，更注重现象背后的理论构造，不论英美法系以“判例”为逻辑起点，亦或大陆法系以“法规范”的法条为起点的逻辑构造，两派都非常注重现象背后的理论构造。以纯粹法学派的凯尔森最为突出，其研究注重规范体系内逻辑自洽的推理，强调体系性的构建。从这点来看，其对体育法理论的未来研究，有较大的指引和借鉴价值。

法律法学论文范文篇10

1、法律人才的培养与现实社会需求脱节我国高校现在培养出来的法学人才，普通存在一个弊病，实践能力不强。我国法律专业的人才，从90年代后期，得到快速发展，99年开始各个高校都在扩大招生，学生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增多，但教学环境，师资很多学校没有跟上，导致培养学生的素质不高，扩招生源质量也有所下降，实验实训条件不足，导致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不强，与企业需求的人才差距比较大，因此高校教学模式必须改革，以满足企业对法律高级人才的需求。

2、课堂教学方式和效果不佳在高校法律专业传统的教学模式就是讲授教学，很多课程都是大班课程，教师用心的讲，学生拼命记笔记。一般情况下，教师讲完课就走，教师与学生很少沟通，有的学生教师都可能不认识，课堂的效果不好。法律是一些按法律法规的课程，教师的讲解最后应该通过案例教学，让学生积极参与，学生成为课堂主体，师生之间多互动，提高学生的积极性，锻炼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创新能力。

3、考试方式单一传统的教学模式，考试就是笔试，期末以卷子的成绩为依据，这种考试模式严重阻碍教学改革，法律课程不应该以笔试浅析高校法学教学改革白化秋哈尔滨金融学院摘要：在高校教学中，法学是一门基础课，当代大学生都要懂得一些法律基础知识，现在社会非常重视高校法律课程，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社会对法律方面人才的需求，要想培养社会需要的法律人才，教学模式必须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社会培养需求的法律高级人才。关键词：高校法学教学改革改革构思成绩为主，考试方式应该多元化，以多元方式考核学生，才能公平、公正的对待一名学生，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法学教学改革的构想

法学教学模式的改革，改革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素质，如何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如何提高学生学习法学知识的技能，如何通过基础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培养学生独立自主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增强职业能力培养，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提高。

1、把素质教育作为法学教学的目标定位作为一种教育模式,素质教育包括的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既涉及学科课程体系和内容的设计安排,涉及思想品德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和身心素质等方面的内容,也涉及教学的方法和手段。但法学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或核心要素,仍在于法律职业品质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基础扎实、专业面宽、心理素质高和适应能力强的能够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实际工作和具有法学研究的初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2、改变教学方式以增强教学效果在现在教学过程中，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利用现在科学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法律课程的积极性。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了，积极主动性就有了，知识才能会融会贯通。现在法律课程的教学方式，比较有典型的，效果比较好的，就是案例教学，教师通过多媒体计算机，播放一段案例视频，通过视频让学生发现，视频中的主人公，都违法了那些法律，在我国法律条文中，是第几条等。通过这类实例教学，学生能很快记住法律的一些条文，通过案例教学，学生能复习基础知识，同时能对基础知识的应用，提高了学生实践能力，实践能力的提高，增强了基础知识的应用灵活性，对整个法律知识能起到一个融会贯通的作用。整体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能成为课堂的主体，教师搭建好平台，学生能演好各个角色，提高了学生实践能力，同时能为企业培养合格的法律高级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