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范文10篇

罚范文篇1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部小说的作者，他于1821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医生家庭，一声充满传奇，是一名激进的农奴解放运动的支持者。28岁时因参与农奴解放运动被沙皇判绞刑，临刑前一刻钟被改判到西伯利亚服刑。出狱后，他重返文坛继续写作，被人们公认为时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并驾齐驱的俄国文学巨匠。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和主人公相似的经历，才写出了如此感人至深。

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

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就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作者刻画最细致最成功的人物形象。拉斯柯尼科夫是一名善良穷苦的大学生。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他好不容易弄来的一点钱，当他得知穷苦的人因没有钱而痛不欲生时，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钱悄无声息地放在了穷人家的窗台上。他救助穷困的索妮娅一家，不息一切为妹妹，母亲着想。我们不禁要问如此善良的拉斯柯尼科夫为何要杀人呢。原来他经常受到伊万诺夫老板娘的盘剥，而被害的人不仅有拉斯柯尼科夫，还有许许多多穷苦的人们，他在痛恨老板娘之余，听到了人人都在骂她，于是他就萌发出了，“大家都正在盼望着一个高尚的人伸张正义，一个勇敢的人去杀死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念头。在除恶以后，他错就错在有把无意中看到这一切的老板娘的妹妹杀掉。但这个故事情节，让我们读者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真是的心里反映。杀人以后，拉斯柯尼科夫饱受了心里的折磨，他生重病，精神崩溃，甚至是失魂落魄，恶梦连连。幸好他遇到了善良的警察官，让他有了自首的机会；改变他一生的女孩索妮娅，给了他无限的爱；爱他，鼓励他的妹妹，让他自首。作者对拉斯柯尼科夫的刻画，正是在告诉我们，人世间需要爱，人世间充满爱，爱能感化一切，爱会拯救一切。也证明一个不变的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一个善良的人，老天爷会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的。

索妮娅

索妮娅这个形象并不是一开始就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拉斯柯尼科夫在无意中认识了索妮娅的父亲，并一直帮助他们一家。索妮娅的父亲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由此主人公也就认识了索妮娅。索妮娅是个善良大方，纯朴温柔的女孩，由于家境很穷，她被服装店的老班刁难，失了业，为了家中的三个弟妹，找不到工作的父亲和身患肺病的母亲。她无奈之下做了妓女。索妮娅为了家庭受尽了屈辱，可街坊邻居们不理解她。人们说她玷污了大家的名声，非要把她赶走，她只好一个人生活。索妮娅遇到拉斯柯尼科夫，发现他是个不错的人，两人一见钟情。在拉斯柯尼科夫落魄的时候，是索妮娅给了他帮助和安慰，最后也是在拉斯柯尼科夫面对生死两难的时候，鼓励他去自首，并且在拉斯柯尼科夫被判8年流刑后，毅然陪着他。这时一场曲折、坚固的爱情，经住了一切考验。我们相信8年以后，拉斯柯尼科夫和索妮娅热切盼望崭新的生活会真正到来！

罚范文篇2

拉斯柯尔尼科夫，似游离在两个人之间一样，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同时，他也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好像在他身上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在交替变化，对于这个有天赋、有正义感的青年来说，他正在忍受冰火两重天的折磨。

罪

拉斯柯尔尼科夫原来只是一个贫穷的大学生，但不愿像马尔美拉陀夫那样任人宰割，他想变为“不平凡”的人。离他住处不远的当铺中的老板娘是个高利贷者，心狠手辣，于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在一天晚上杀害了他，因为恐惧，他也杀死了老板娘的异母妹妹。内心的极度恐惧漫上了了他的心头，在这之后，他的内心都很惶恐不安，内心的煎熬，使他紧张得昏厥过去，在他的心里，罪恶感如同藤蔓一样，缠住他的血液，缠住他的心灵。这就是罪。

罚

罚范文篇3

关键词:不抵触原则;违法行为;行政处罚

一、问题的提出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构成我国法律体系的整理框架，从整体来看，讲整体比作一个金字塔，处于金字塔塔尖的就是宪法，宪法是我国的母法，所有法律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不能与宪法、法律相违背，以此类推，这就是法律位阶原则。法律位阶原则是立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否则无效。对于地方性法规来说，地方性法规也不能与宪法、法律、行政性法规相抵触，对于法律、行政性法规未作出规定的，地方性法规应遵守立法权限，不能超越权限，对于法律、行政法规已经作出规定的，地方性法规所规定事项不能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具体化，如果所规定事项与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事项冲突，则以上位法所规定为准，视地方性法规无效。那么，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取决于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主体的立法权的范围，具体的范围不是地方自己说了算，是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虽然作出规定，但是规定的比较模糊，提到了不抵触原则，即在不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但这个原则具体如何没有规定。同时，行政处罚领域是最需要贯彻落实“不抵触”原则的，因为涉及公民人身权、财产权，有关机关所做出的行政处罚必须具有合法性，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行政主体依据地方性法规作出行政处罚，但是该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相突，也不能认为其行政行为是合法有效的。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已经作出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进行具体规定的，不能超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这款规定是行政处罚层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二条的细化，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没有对“不抵触原则”作出更加具体的解释和规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也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曾谈到：《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它的立法原意是如果法律、行政法规已经进行规定的，地方性法规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进行具体化，但是必须遵循不抵触原则，也就是必须在行为、种类、幅度的框架内进行。这是我国在进行地方立法时的一条重要指导方针。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以及新鲜事物的不断出现，原有的规则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如果仍然遵循之前的规定，难免是不合时宜的，会对经济或者社会发展产生很大的束缚。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法律规定，使得相关部门在应用时束手束脚，突破界限也是在所难免了。地方立法在很多方面已经突破了“不抵触原则”，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使用最频繁的制裁手段，地方立法中涉罚制度的制定是前提和基础，地方立法中法律调整手段维度的大小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在地方立法中平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关系亟需探讨分析。接下来将通过阐述具体的冲突类型，对陕西省法规、陕西省规章进行研究分析，以新的视角对“不抵触原则”作出诠释，探析地方立法中涉罚制度的前路。

二、地方立法中涉罚制度与上位法冲突的原因

（一）上位法自身之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地方在立法过程中不能突破上位法关于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以及违法行为。根据对陕西省法规和西安市法规的研究分析，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突破现象比较少，问题主要集中在突破行政处罚行为的限制，具体包括前文中所述的七种冲突类型。为什么种类、幅度突破现象较少而处罚行为的突破却如此普遍，需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进行分析。违法行为多种多样，法律、行政法规不可能把所有五花八门的违法行为收入囊中，加之新出现的违法行为也不可能被当时的立法机关预示到，上位法只能进行抽象规定，不可能事无巨细地进行规定，出现地方立法突破立法权限的情况也就存在了，也就出现了上述文章所提到的对这款规定不同的认识，因而造成地方立法与上位法之间的冲突问题。（二）地方性法规制定在前，上位法制定在后。有些地区出现新的情况，会对这种新情况进行规制，当时并没有对应的上位法，地方立法制定的时间比上位法早，这样就造成一种情况，地方立法已经对这种情况进行规定，等上位法进行规定时情况已经发生变化，造成地方立法与上位法规定产生差别。（三）上位法制定在前，在实施过程中出现新情况，地方性法规增加规定。新的管理制度造成这点原因的主要方面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些法律规定明显落后，难以对新事物、管理的新需求及时作出回应，而如果一味根据旧的法律规定，难以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地方性法规增加规定新的管理制度以更好管理社会秩序。（四）“平均规范标准”难免顾此失彼。我国国土面积大，东西、南北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而法律规定是适应全国范围的，难以兼顾到全国范围，如果规定的水平较低，明显不适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如果规定的水平较高，又难以对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产生有效的约束。因此，法律、行政法规的“平均规范标准”很难做到均衡。这样，就难免地方立法会突破上位法的标准和原则。（五）地方立法对上位法随意的突破。这种情况属于少数，地方立法过程中，没有严肃对待上位法的相关规定，任由其是。对于这种情况，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做好备案审查，不仅在形式上进行审查，更要进行实质性审查，维护中央立法权威。

三、地方立法中涉罚制度的前路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赋予地方必要的立法空间已经是不可回避的命题，加上我国地广物博，“平均规范标准”难免会顾此失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适合我们国家的实情。对“突破”问题的解决之道不是对规定的死磕和更加严格，而应该有针对性地有的放矢，这才是处理问题的根本。（一）在法律层面赋予地方必要的立法权限。1.明晰地方立法权限“不抵触原则”是立法法对地方性立法的规定，从正面来说是给予的权限，但从另外一面来看，恰恰是给地方立法权限套上了枷锁，因为没有对“不抵触”的明确规定，导致地方立法畏手畏脚，看似规定很多却达不到治理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队地方立法权限有所规定，因此可以认为它是地方立法权限之源，想要扩大地方必要的立法权限，就需要从根源入手，建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进行必要的修改，对根本问题进行明确的解释，如什么叫“不抵触原则”，说明什么情况是地方立法对上位法的抵触，地方立法的权限究竟可以扩大到什么程度，有了明确的规定，相信地方在立法过程中也不用畏手畏脚或者随意突破了。如《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这类统一标准不能很好适用全国各地区的法律，可以授权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增加其他的管理制度，或者直接授权地方就某些特定事项进行规定的权限，允许地方可以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2.《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推陈出新前文已述，关于《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不明确性导致不同的观点，有人建议修改行政处罚法，删去“行为”，只保留“种类和幅度”，当然这是比较激进的看法，如果取消对行为的规定，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地方立法中对处罚的行为规定绝对是五花八门的，更加荒诞的处罚行为也不是不会出现的，因此，不妨对《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适当的修改，这种修改更加符合实际如：当上位法有规定则从其规定，应该看具体的法律有没有赋予地方立法权限，再根据立法目的、宗旨进行具体的理解。（二）制定配套的法律解释。法律具有稳定性，不会频繁地进行立改废，法律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滞后性，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步伐，因此，我们需要在稳定性与滞后性之间寻求平衡，既不能一味追求稳定性而忽略滞后性，也不能只着重如何解决滞后性而不关注法律该有的稳定性。比较好的做法就是制定配套的法律解释，法律解释制定的程序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也更详细，就可以弥补这些空缺。（三）地方性事务的具体范围划定。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对具体事务进行规定，究竟哪些才算是地方性事务，还需要地方在立法过程中进行探索，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兴事务层出不穷，各种新现象、新行为也对地方立法提出了不同的挑战，即使法律为地方立法权限提供了足够的权限，也预料不到层不不穷的新现象，对于这一问题，地方立法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探索。

四、结语

地方立法中涉罚制度的规定，是地方立法权限的难题之一，既不能超越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也得依照立法法给予的相关权限，加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很难制定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去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但如果因为这个情况而随意放宽界限，则是对公民财产权、人身权极大的伤害，法律此时也不再是一部良法了，这个时候的法治建设又有何意义而言呢？在法律层面适当地放宽地方立法权限，让地方在立法过程中不至于畏手畏脚，同时相关法律的配套解释也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对有多解释的地方进行详细的解释，同时将地方性事物的具体范围进行划定，相信会减少涉罚制度的“抵触”问题，不断增加地方立法的合法性与科学性。

参考文献：

[1]孙波．地方立法“不抵触”原则探析——兼论日本“法律先占”理论．政治与法律．2013（6）．

[2]屈茂辉．我国上位法与下位法内容相关性实证分析．中国法学．2014（2）．

[3]郑泰安、郑文馨．地方立法需求与社会经济变迁——兼论设区的市立法权限范围．法学．2017（2）．

[4]向力立．地方立法发展的权限困境与出路试探．政治与法律．2015（1）．

[5]汤善鹏、严海良．地方立法不必要重复的认定与应对——以七个地方固废法规文本为例．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4）．

罚范文篇4

(一)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的例外说。所谓例外模式，即实行行为与责任能力同时存在原则的例外。此观点认为，原因自由行为的处罚，是依据习惯法或法感情的作用，而成为责任主义规定适用的例外情况，即将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视为无责任能力规定之例外。1．责任修正说。该说认为，责任主义原则避免了客观归罪和刑罚权滥用，但特殊情况下允许存在例外。这种观点避免了传统刑法理论严格的“实行行为与责任能力同时存在”原则与原因自由行为的矛盾，以刑事政策功能性之发挥和刑法理论之协调为目的，使得原因自由行为作为一种例外而应由刑法调整。但其论证理由仅为习惯法上承认的例外，似乎有规避矛盾之嫌。并且此说认为意志自由状态下的原因行为，具有主观责任和客观行为，才是责任主义原则规范的对象;而结果行为是在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的，此时不能适用责任主义原则。2．意思决定说。该说认为，行为人在设定原因行为时具有意思决定自由，在具有自由意思决定下，依然决意实施，相对于法的规范作用而言，存在对法益的积极背反态度，自然不能以无责任能力作为抗辩理由。因此从法规范的角度修正了责任与行为同在原则。同时该说认为结果行为即现实的引起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行为本身才是实行行为。(二)构成要件模式。这一学说是在现行理论框架内寻找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的根据，优点是坚持了责任主义和罪刑法定的原则，认为原因自由行为之可罚性并不是来自无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的结果行为，因为此时缺乏有刑事责任能力这个归责必要性要件。可罚性而应是在完全责任能力状态支配下的原因行为。这样表面来看有效的协调了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与责任主义原则的矛盾，即行为人在原因行为时同时存在行为和责任能力。1．间接正犯类似说。此观点认为:正如间接正犯利用他人作为工具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比较之下，原因自由行为就是他本人故意或过失导致无责任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并且实施一定行为，引起一定结果。因为是行为人在自由意志选择的基础上决意陷入无责任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并且有意利用自己此状态实施法益侵害行为，该行为具有构成要件定型性和违法性。2．统一行为说。这种观点表明，行为人在无责任能力状态下所实现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结果，不应从刑法角度独立评价，需要与原因设定行为进行统一观察。有学者认为间接正犯说是出于坚持责任原则的规定，即在实行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的框架内来思考的。而实行行为和责任能力同时存在是可以通过行为和意思的内在一贯性来调整的。把行为作为统一整体来看，即将行为视为一个意思实现的过程，此行为又是在一个贯穿始终的意思决定的，则在最终意思决定时，对于行为全体具有责任能力即可。3．原因行为时责任说。此观点认为原因行为时点由于具有危害行为和责任能力，原因行为才是否定性评价的对象，原因行为如果合乎一般生活规律的引起结果行为和法益侵害结果，即若能肯定相当因果关系的存在，对原因自由行为便可以追究刑事责任。有责任能力时的原因行为导致自陷于无责任状态，并导致法益侵害或危险，把原因行为作为实行行为，行为人在无责任或限制责任状态下造成的结果，只是有责任时行为的自然延伸。

二、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之评价

(一)原因自由行为具有可罚性。首先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具有结果预见可能性和期待可能性，反映出行为人的反社会性格。在明知自己陷入精神障碍状态会导致法益侵害结果的情况下，仍故意或过失的使自己陷入，其行为存在主观恶性和非难可能性，违反社会伦理道德，具有行为无价值。其次，原因自由行为造成法益侵害或侵害的危险，客观上侵害了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使得具有结果无价值。因此，无论是立论于行为无价值还是结果无价值，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都是可以确定的。最后从政策必要性来看，对原因自由行为进行处罚，符合刑法正义的要求，具有法益侵害的防范必要性和社会防卫的必要性。(二)例外模式的合理之处。例外模式并非是对责任主义的否定，只是对于责任主义中存在实行行为与责任能力暂时性分离的情形，并且仍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调和途径。具体而言，在行为人故意或过失的陷入无或限制责任状态中，而实施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定型性行为，并且在行为时具有结果预见可能性和期待可能性的，在自由意志支配下，在能够选择回避结果发生的合法行为时，实施了刑法禁止的行为，造成了法益侵害或侵害的危险。此时主观上具有非难可能性，客观上具有法益侵害性，符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强调了结果预见可能性及期待可能性，表明此学说是在坚持责任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推论的。(三)意思决定说的合理之处。该学说符合实行行为与责任主义同时存在原则，同时，惹起结果发生之结果行为本身具有构成要件的定型性，又原因行为之意思决定贯穿于结果行为中，此即为原因自由行为与责任主义之契合点。设定原因行为时既然具有意思决定自由，在具有自由意思决定下，依然决意实施，相对于法的规范作用而言，自然不得以无责任能力作为抗辩理由。因此从法规范角度修正了责任与行为同在原则。实行行为是指具有侵害法益或威胁法益之紧迫现实危险的行为，意思决定说认为导致结果发生的行为整体是基于一个意思决定，即使惹起结果的行为时丧失责任能力，但贯穿始终的一个犯意，不妨碍追究其责任。原因设定行为虽然造成精神障碍状态，但它本身没有造成法益侵害危险，处于远离构成要件结果实现的时点，不应成为处罚对象;结果行为惹起危害后果，但犯罪应当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此时的精神障碍状态成为责任阻却事由。从时间空间密切相接的这两个行为过程来看，其主观上贯穿始终的意思决定，客观行为的密切相接，使得原因自由行为成为一个抽象统一的行为整体，因此，避免了如间接正犯说的缺陷。

三、原因自由行为的立法借鉴

之所以会出现原因自由行为的犯罪构造难题，最为直接的原因在于这一问题很难在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原则之下作出合理的逻辑解释。我国刑法对醉酒的人犯罪规定为应当负刑事责任。此规定过于有所粗疏，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要求。现行刑法关于醉酒人责任的规定，在实践中会造成刑事责任的不当扩大，并且不利于发挥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功能。笔者认为，刑法修改时可以采取总则和分则结合起来的立法模式，即在刑法总则中增加原因自由行为的总则性规定，在刑法分则中增加一个独立的罪名。具体分析为:当行为人自陷于心神耗弱状态时，依现行刑法必须对其减轻处罚，而不合理之处仅在于此，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处于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但此状态是行为人自招的，不应适用此规定。因此可以在总则中规定自陷于心神耗弱状态，不得减免其处罚;对于自陷于无责任能力时，可以在分则中设立独立的罪名予以处罚。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立法模式，是符合中国罪刑法定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选择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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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瑜．德国刑法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研究［J］．华商，2008(3):75．

罚范文篇5

(一)罪数划分标准及数罪性质规定不明确

罪数形态历来是刑法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行为人的行为究竟是一罪还是数罪？是否需要并罚？这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而在理论上又常常让人感到困惑。理论上一般认为解决罪数形态问题不仅有利于对行为人的行为准确定罪，也有利于对行为人的合理量刑。

要适用数罪并罚制度，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首先要符合的条件就是行为人的行为必须构成数罪。但目前对犯罪个数的确定标准，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观点。其中犯罪构成标准说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但是这一观点仍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主要障碍在于这一观点不能说明罪数中的一些情况。如惯犯、牵连犯、吸收犯、连续犯是符合多个犯罪构成的，但是在量刑时并不数罪并罚。还有对于一些复杂的现象，仅靠犯罪构成标准说这一唯一标准，不能很好地解决，需要考虑刑法的特殊规定，因此这些方面存在一些不足。

（二）不同刑种数罪怎样并罚规定不明确

对于同种有期自由刑的合并处罚，刑法第六十九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如果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

这一点在理论上、实践中没有不同的认识。但对于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如一人犯数罪时，同时判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个不同种的自由刑时，如何合并处罚决定执行的刑期，刑法未做规定，因而有不同的看法，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也不一致。有必要从理论的角度加以研究和完善。

(三)关于数罪并罚原则中限制加重原则最高期限的规定不当

我国刑法第六十九条但书中的规定，体现了刑罚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在立法者的主观意愿中，是要通过一定期限的教育改造，使犯罪分子转化为守法公民，这从某种角度上说，是对犯罪分子的一种保护。但是，“一人犯有数罪决定应当执行的刑罚，这关系到正确适用刑罚，预防和打击犯罪问题。”作者认为，对数罪并罚规定刑罚的上限，存在诸多弊端，试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

1.规定数罪并罚的最高期限，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和刑法原则

如王某、李某共同犯抢劫罪和故意伤害罪，王某又犯盗窃罪和寻衅滋事罪，其中王某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十年，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李某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该案中，王某除与李某共同犯抢劫罪和故意伤害罪外，又犯盗窃罪和寻衅滋事罪，其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显然较李某严重，但因为数罪并罚规定了最高期限，其实际受到的刑罚则与李某相同，这就造成了适用法律的实际不平等。

2.规定数罪并罚的最高期限，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我国刑法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该与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但是，规定了数罪并罚的最高期限，就极有可能造成重罪轻判，甚至是有罪不罚。如上述案件中的王某，其所犯的抢劫罪和故意伤害罪就足以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其最终承受的刑罚也只有二十年，如此一来，其所犯的盗窃罪和寻衅滋事罪岂非没受到处罚，这有悖于刑法的罚当其罪的原则。

3.规定数罪并罚的最高期限，使刑罚的判断功能模糊不清

国家对各种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程度所作的判断，就表现在所规定的轻重不同的刑罚上。刑罚是犯罪的法律结果。刑罚的轻重，是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做出的判断，规定数罪并罚的最高期限，使得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程度在刑罚中不能体现出来，刑罚的判断功能丧失。另外，规定数罪并罚的最高期限，不符合国际上的通常做法.

（四）同种附加刑的数罪并罚规定过于简单笼统

在审判实践中发现,由于刑法对附加刑数罪并罚问题规定过于简单笼统,导致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主要存在问题是剥夺政治权利的数罪并罚问题。

对于数个剥夺政治权利,其中一个为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按照重罪吸收轻罪原则在决定执行时只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即可。但是，如果一人犯数罪，数个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均为有期刑，那么在决定应执行的刑罚时，是对数个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简单相加，还是在数个剥夺政治权利刑中最高刑期以上，总和刑期以下决定执行，刑法的规定不明确。再者，对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外，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的最高期限也未明确。

二、完善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建议

（一）对于罪数划分标准及数罪性质规定不明确的完善

1．罪数划分标准对定罪量刑及数罪并罚制度适用的意义

（1）罪数形态研究及划分标准对定罪的意义

定罪是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依据刑事法律，确定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构成何种犯罪。而要确定一个人的行为构成何种犯罪，首先就要明确一个人的行为构成的犯罪个数。罪数形态的研究，就是为了正确区分一罪与数罪的问题。可见，罪数形态的研究有利于正确定罪。

（2）罪数形态研究及划分标准对量刑的意义

量刑，即刑罚的量定或刑罚裁量。量刑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罪数中的许多问题都与量刑有关，都能对量刑产生影响。首先，罪数问题涉及一罚与数罚的问题。罪数解决的是一罪与数罪的问题，如是数罪，是按一罪进行处罚还是按数罪进行处罚。如果定数罪，是一罚还是数罚，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刑罚的量定。其次，罪数的处罚原则也会直接影响量刑。不同的罪数形态刑法的处断原则各不相同。如数罪问题中，有的是从一重罪处罚，有的是从一重罪从重处罚，还有的则是数罪并罚。这些不同的处断原则，将直接影响量刑。

2.建议在立法中对数罪并罚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完善

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标准说这一观点仍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主要的障碍在于这一观点不能说明罪数中的一些情况。如惯犯，很明显，惯犯是符合多个犯罪构成的，但是在量刑时并不数罪并罚，而是根据惯犯的处罚原则进行惩处。因此，作者认为，确定罪数的标准应当以犯罪构成为主，兼顾罪数论中的一些特殊情况。

在一些国家的刑法典中，对一些特殊罪数形态的处罚原则做了明确规定，如日本刑法典第五十四条规定：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二个以上的罪名，或者作为犯罪的手段或者结果行为触犯其他罪名的，按照其最重的刑罚处断。这些规定值得我国刑法借鉴，我国刑法可以明确规定继续犯、想象竟合犯、惯犯、结合犯、牵连犯、吸收犯以及结果加重犯等特殊罪数形态的处罚原则，以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符合多个犯罪构成的要件，也不能进行数罪并罚。

（二）对于不同刑种数罪怎样并罚规定不明确的建议

1．对于不同刑种数罪并罚规定，有以下几种主张：

第一种为折算说或折抵说。该说主张首先将不同种有期自由刑折算为同一种较重的刑种，即将管制、拘役折算为有期徒刑或者将管制折算为拘役，然后根据限制加重原则决定应当执行的刑期，其折算的办法根据刑法关于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日期折抵刑期的规定推算而来：管制二日折算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日，拘役一日折算有期徒刑一日。

第二种观点为吸收说。该说主张对不同种有期自由刑的合并处罚，采取重刑吸收轻刑的原则，决定应执行的刑期，即有期徒刑吸收拘役或管制，只执行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吸收管制，只执行拘役。

第三种观点为分别执行说。该说主张对判决宣告的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应当先执行较重的刑种，再执行较轻的刑种，即先执行有期徒刑，再执行拘役、管制；或者先执行拘役，再执行管制。

第四种观点为按比例分别执行部分刑期说。该说主张对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应从重到轻分别予以执行，但并非分别执行不同种有期自由刑的全部刑期，而是分别执行不同种有期自由刑的一定比例的部分刑期，不同刑种在并罚时的执行比例由刑法规定。

第五种观点为有限制酌情分别执行说。该说主张对不同种有期自由刑，仍应采用体现限制加重原则的方法予以并罚，即在不同种有期自由刑的总和刑以下、最高刑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罚，其结果或仅执行其中一种最高刑的刑期，或酌情分别执行不同种的自由刑。

2．对不同刑种数罪并罚完善的具体做法

分析上述所列举的观点，折算说其合理性值得推敲；吸收说和分别执行说违背了对有期自由刑使用限制加重原则；而按比例分别执行说主要在于克服分别执行说的缺陷，但并未真正避免分别执行说的主要不足；有限制酌情分别执行说试图以限制加重原则为基础解决不同种有期自由刑的并罚难题，但仍然具有分别执行说的特点，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作者认为，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必须考虑到我国刑罚的目的和数罪并罚的原则以及从中体现出的精神。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数罪并罚对有期自由刑并罚的基本原则是限制加重原则，而且从中体现了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认可。因此，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做法是：最后决定的刑罚可以处以所判数刑中最重的刑罚，并在此基础上加重刑罚。这种做法可以视为体现了限制加重原则，当然，也有论者认为这体现了吸收原则，但吸收原则并不在吸收的刑罚基础上加重处罚，所以，作者认为这还是体现了限制加重原则。如何加重处罚，加重处罚的力度有多大，这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所决定的，这从一方面也体现了数罪并罚原则的精神。当然在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之前，还需要按照司法解释的精神，按照分别执行说的观点来执行刑罚。

对此，国外有的刑法作了明确的规定，值得我国在修订刑法时借鉴。如德国刑法典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总和刑由提高所判处的最高刑构成，刑罚种类不同的，由提高其最重刑构成。审判时应综合考虑犯罪人人身和各罪的情况。”

(三)对于数罪并罚的限制加重原则中最高期限规定不当的完善

我国的法律体系，是由罗马法系（大陆法系）发展变化而来的，并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因此具有中国特色。但是，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刑罚除终身监禁外，其有期徒刑（包括数罪并罚）不设上限，有的案例甚至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百余年，这反映的是一个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法律原则问题。

当然，在遵循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础上，还应遵循教育改造和惩罚相结合的原则，对于那些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严重的犯罪分子，在被判处长期的有期徒刑后确有悔改表现及符合其他法定条件，可以采用减刑或假释的方法给其以重新做人的机会，以体现我国法律政策的宽大。

总之，鉴于规定数罪并罚最高期限存在以上诸多弊端，建议取消数罪并罚的最高期限。

(四)对于同种附加刑的数罪并罚规定过于简单笼统的完善

罚范文篇6

数罪并罚是我国刑法适用基本制度之一，其对遏制犯罪现象的发生，创建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以下将分析数罪并罚原则，浅谈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的几个热点难点问题：

数罪并罚原则是指对一人所犯数罪进行合并处罚的原则，其功能在于确定对于赎罪如何实行并罚，数罪并罚的原则是数罪并罚的核心和灵魂，它一方面体现着一国刑法所奉行的刑事政策的性质和特征，另一方面从根本上制约着该国数罪并罚制度的具体内容及其适用效果。

关键词：数罪并罚数罪并罚的原则数罪折中原则合并原则

数罪并罚是我国刑法适用基本制度之一，其对遏制犯罪现象的发生，创建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以下将分析数罪并罚原则，浅谈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的几个热点难点问题：

数罪并罚原则是指对一人所犯数罪进行合并处罚的原则，其功能在于确定对于赎罪如何实行并罚，数罪并罚的原则是数罪并罚的核心和灵魂，它一方面体现着一国刑法所奉行的刑事政策的性质和特征，另一方面从根本上制约着该国数罪并罚制度的具体内容及其适用效果。各国所采用的数罪并罚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吸收原则。即对数罪采取重刑吸收轻刑的处罚原则，在对各罪分别宣告的刑罚中，选择最重的一种刑罚作为应执行的刑罚，其余较轻的刑罚被最重的刑罚吸收，不予执行。采用这一原则对于某些刑种如死刑、无期徒刑是适宜的，且适用颇为明显，因为其违背了甼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有重罪轻罚之嫌，致使在犯数罪和犯一重罪承担相同刑事责任的条件下无疑等于鼓励犯罪人或潜在犯罪人实施一重罪后，志实施更多的同等或较轻的罪，所以单纯采用吸收原则是不科学的。

（二）合并原则指数罪分别宣告刑罚。这一原则来源于“一罪一罚”“数罪数罚”的思想，但实际弊端甚多，如对有期徒刑而言，采用绝对相加的方法决定执行的刑罚期限，往往超过犯罪人的生命极限，与无期徒刑的效果并无二致。已丧失有期徒刑的意义，再如数罪中若有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者，则受刑种的限制药厂，根本无法采取绝对相加的原则予以执行，并且逐一执行所判数人无期徒刑或死刑，也是极端荒诞之举。所以，合并原则作为单纯的适用的数罪并罚原则实际上既难以执行，且无必要，亦过于严酷，有悖于当代刑罚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性质精神，采取单纯合并的原则也不科学。

（三）限制加重原则。指对数罪分别定罪量刑，然后以其中最重的刑罚为基础，再加重一定程度的刑罚，作为应执行的刑罚。或者在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数刑相加的总和刑期一定的情况决定执行的刑罚，法律同时规定决定刑罚的最高不得超过的限度，克服了吸收原则和合并原则的弊端，既使得数罪并罚制度贯彻了有罪必罚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又采取了较为灵活，合乎情理的合并处罚；但该原则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如对死刑无期徒刑根本无法采用。因而当然不能作为普遍适用于各种不期而遇鹷的并罚原则。

（四）折衷原则。指对一人所犯数罪的合并处罚不是单一的采取吸收原则，合并原则，合并原则或限制加重原则，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兼采上述原则，以分别适用于不同刑种和宣告刑成结构的合并处罚原则。我国现行刑罚采取的正是这种原则，因其取长补短，针对性强，灵活性强，适用面广。

一数罪中既有判处有期徒刑的，又有判处拘役或者管制的，即不同种类的有期自由刑之间应如何并罚？

对于这个问题，刑法上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有几种常用的解决办法，一是吸收说，主张对不同种有期自由刑的合并处罚，采用重刑吸收轻刑的规则决定执行的刑期，即有期徒刑吸收拘役或者管制只执行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吸收管制药厂，只执行拘役其主要理由是这种方法既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又符合并罚的原则，且简便易行。二是分别执行说，主张对判决宣告的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应先执行较重的刑种再律诗行较轻的刑种。既先执行有期徒刑，再执行拘役、管制或者先执行拘役再执行管制药厂。这一思想实质上是加重了被告人的刑罚。这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是相违背的。三是有限酌情分别执行说。主张对于不同种有期自由刑仍应采用体现限制加重原则的方法予以并罚。即在不同种有期自由刑的总和刑期以下，最高刑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罚。其结果是或仅执行其中一种最高刑的刑期或酌情分别执行不同刑种自由刑。四是按照比例分别执行部分刑期说。主张对于不同种有期自由刑，应从重到轻分别予以执行，但并非分别执行不同有期自由刑的全部刑期，而是分别执行不同种有期自由刑的一定比例的部分刑期。五是折算说主张首先将不同种有期自由刑折算为同一种较重同的刑种，即将管制、拘役折算为有期徒刑或者将管制折算为拘役，而后按限制加重原则决定执行的刑期，折算的方法是据以一日折算有期徒刑一日，管制一日折算有期徒刑一日，管制二日拍片有期徒刑、拘役一日，本人认为欣欣向荣说是合理科学的行为，因为吸收说主张仅仅决定执行数刑中的最高刑，违背了有罪必罚的刑罚原则，势必会轻纵犯罪，体现不出数罪从重处罚的原则，分别执行所体现的只是对犯罪人的惩罚，与我国对犯罪适用刑罚的改造目的不相符合，不利于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就罪犯改造的实况看，在执行有期徒刑、尤其是刑期较长的有期徒刑之后，再执行拘役或者管制，并无太大实际必要，同时采用合并原则，对犯罪人也过于苛严，与数罪并罚的基本原则不相适应，因此说是不可取的，至于有限酌情，分别执行说和按比例分别执行部分刑期说，由于执行起来比较困难，复杂且随意性比较大，已经不在刑法学界和司法界的考虑之列，相比较而言，折算说虽然自身也有不足之处，但权衡利弊，利明显大于弊，这是因为，限制加重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有期自由刑并罚的基本原则，采取折算的方法解决不同种类有期自由刑之间的并罚，是适用限制加重原则的必然要求。

其一，按限制加重原则决定执行的刑罚，其必要前提是对各有关刑罚进行折抵换算，否则既不能确定数刑中的最高刑期，也不能计算出总和刑期，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也就无从谈起。

其二，只有对数罪所判处的不同种类的自由刑进行折算，才能做到既符合以对同一犯罪人只能决定执行一种主刑的一般原则，又体现了对数罪的从重处罚，同时，采取折算的方法，解决不同种类自由刑之间的并罚问题，也具有可操作的可行性，首先现行弄潮不仅允许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三者之间相互折抵，而且为这种折抵规定了明确的折抵标准。其次，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三者之间的差异只是量的不同，即犯罪人人身自由权利丧失程度的不同和刑期长短、轻重程度的不同，其本质则是相同的，者属于以甼犯的人身自由为内容的刑罚方法，并且都是有期限的，因而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折抵换算。至于如何折抵换算，可以按照拘役一日折算有期徒刑一日；管制二日折算有期徒刑、拘役一日的方法来操作。

一、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并罚。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并且数罪均已被发现时，根据刑法第69条的规定的数罪并罚的原则予以并罚，根据刑法理论的通说，对于同种数罪一般不并罚，而以一罪论处；但如果以一罪论处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则宜实行并罚。这种情况是最常见的，也最容易解决。

二、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漏罪的并罚。

刑法第70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的刑期以内。

三、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又犯新罪的并罚。

刑法第71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后，刑法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应当对新犯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四、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又犯新罪，并且发现其在原判决宣告以前还有漏罪的并罚。

这种情况则先将漏罪与原判决的罪，根据刑法第70条规定的先并后减的方法进行并罚；再将新罪的刑罚与前一并罚后的刑罚还没有执行的刑期，根据刑法第71条规定的先减后并的方法进行并罚。例如，犯罪人所犯甲罪已被人民法院判处8年有期徒刑，执行5年后，犯罪人又犯乙罪，人民法院判处9年有期徒刑，对所发现的原判决宣告以前的漏罪判处6年有期徒刑。于是，先将漏罪的6年有期徒刑与甲罪的8年有期徒刑实行并罚，在8年以上14年以下决定应当执行的刑罚，如果决定执行12年有期徒刑，则犯罪人还需执行7年有期徒刑。然后，再将乙罪的9年有期徒刑与没有执行的7年，实行并罚，在9年以上16年以下决定应当执行的刑罚，如果决定执行11年，在犯罪人实际上执行16年。

五、刑罚执行期间既发现漏罪犯有新罪的应如何并罚？

关于这个问题，现行刑法没有做明确规定，刑法界存在着较大的意见分歧，有的认为应先对发现的漏罪做出判决，与原判刑罚按照刑法原则确定，应执行的刑罚，然后对新犯之罪分别定罪量刑，将两罪所判处的刑罚，按照刑法的情况决定，执行的刑罚，然后以此判决作为一个新判决。与原判决所判处的刑罚并罚，按照刑法原则酌情决定应执行的刑罚，再减去已执行的刑罚，从而确定应继续执行的刑罚。还有人认为应先对漏罪和新犯之甼分别判刑，然后把原判刑罚和漏罪所判处的刑罚，按照刑法酌情决定应执行的刑罚，在减去原判刑中已执行的刑罚，即为应继续执行的刑罚。

六、判决后发现同种漏罪应如何处理？

我国《刑法》也有所规定，首先根据法律规定数罪并罚的前提须是行为人犯有数罪即同一行为人犯有实质的数罪或独立数罪，如果漏罪与前罪是同一种罪，应当认定为连续犯，按一罪处罚。而不应数罪并罚，其次，从司法实践看，对同种漏罪数罪并罚，会出现罪刑不相适应的情况。第一，若前罪和漏罪属同种罪，数罪并罚，其法定刑将相应提高。第二，若前罪和漏罪属同种罪，且为分档量刑之罪时，就会出现放纵犯罪的情况。

七、对刑罚执行完结后又犯新罪，发现被告人有前罪判决前，或者在前罪刑罚执行期间犯有其他罪没有处理应如何处理？

有的人认为应按前罪的刑罚尚未执行完结以前的情况处理，实行并罚，有的认为将新罪与发现的漏罪进行并罚即可，基于前面的论述，笔者认为：如果漏罪与新罪分属于不同种犯罪与刑满彩旗后又犯的新罪，分别定罪量刑，并依照刑法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如果漏罪与新罪属于同一种罪，可以判处一罪，从重处罚；不必实行数罪并罚。

在数罪并罚中入入还常存在几个误区如将限制加重原则理解为也可以将数刑合并执行或者只执行数刑中的最高刑。根据我国刑法第九十九条，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的规定，刑法第六十九条所规定的应当和“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中的“以下”包括总和刑期；“以上”包括数刑中的最高刑期。故此，有人以为，数罪并罚时也可以直接以数刑中的总和刑期（以不超过二十年为前提）或数刑中的最高刑期末作为数罪并罚的应执行刑期，如一人犯甲乙丙三罪，甲罪判八年有期徒刑，乙罪判六年有期徒刑，丙罪判三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是十七年有期徒刑，数刑中的最高刑期是八年有期徒刑。有人认为并罚后的应执行刑期可以定为十七年有期徒刑。也可以定为八年有期徒刑。本人认为，并罚后的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虽然是从“以上、以下”的解释不一致，但都不违背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限制加重原则的基本精神，若将“限制加重原则中的“以上以下”理解为包括本数；虽然与刑法第九十九条关于“以上”“以下”的解释相一致但都严重违背刑法第六十九条关于了如指掌制加重原则的基本精神。在这两个以矛盾中，与“以下、以下”的矛盾是次要的，非根本性，而与限制加重原则必须坚持这就是对刑法的解释，不能与刑法的规定相矛盾。刑法的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不论哪一种解释，都不能与立法本身相矛盾。刑法第九十九条虽然也是刑法正式条文，但该条文属于解释性条文，不属于实体性条文，因此，它不能与第六十九条的裸体性规定相矛盾，如果出现矛盾，只能以实体性条文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为准。而不能以解释条文第九十九条的条文为准。因此，本人认为，司法实践中只能在总和刑期与数刑中的最高刑期之间决定执行的刑期；而不能直接以总和刑期或最高刑期作为执行的刑期。

还有常用字将数罪并罚“有期徒刑不能超过二十年”错误地理解总和刑期不能超为二十年，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数罪并罚时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这里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比往往有人将其理解为总和刑期不能超过二十年。本人认为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有期徒刑不能超过二十年”是指最后决定的执行刑期不能超过二十年，不是指决定执行刑期之前的总和刑期不能超过二十年，虽然计算时的总和刑期超过二十年，但最后决定出的执行刑期未超过二十年，就是合法的。如有些人认为在如被告人犯三个罪，所判处的刑罚分别为十年、八年、六年，总和刑期是十十四年，最高刑期为十年，但法律规定数罪并罚时有期徒刑不得超过二十年，故只能在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下决定执行的刑期；本人认为：“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的有期徒刑不能超过二十年”是对的；该案应当在十年以上十十年以下决定执行的刑期；最后决定出的应执行刑期不超过二十年。而不能理解为在“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下”决定应执行的刑期。后边的这种理解，既不符合弄潮的规定，而且容易导致最后决定执行的刑期偏轻。当然如果决定以二十年为执行的刑期，就不存在偏轻问题。但司法实践中，在十年至二十年之间决定执行的刑期时，极少会执行二十年，一般都是在高于十年低于二十年之间决定执行的刑期。况且如前文所说，直接执行二十年不符合限制加重的基本原则；这样一来将总和刑期限定为二十年，在决定执行的刑期时，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偏轻现象。比如，以取中间数为例（取中间数，是指数罪并罚取数罪中最高刑期之外的其他刑期之和的中间数。公式为总和刑期减去最高刑期再除以二。在没有其他特殊的从重、从轻情节的情节的情况，可以采用取中间数的方法决定执行的刑期，公式为：应执行刑期=最高刑期十（总和刑期—最高刑期）除以二）在十至二十年间决定，决定出的执行刑期是十七年；在十至二十年之间决定，决定出的执行刑期是十五年，可见上述理解会导致量的偏轻。

当然，在刑罚的具体运用中，要从根本上解决数罪并罚这一重要制度中的问题，不仅有待理论进一步探讨，还需要将来立法上予以明确规定。

参考文献：

罚范文篇7

法律的存在肯定有违法行为的存在，而对应到行政法上则是产生了行政处罚这种行政制裁活动，一事不再罚原则正是为了规范行政处罚而显得特别重要。一事不再罚原则源于古罗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法院实行一审终审制，与此相联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一事不再理原则，它指对于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不得再行起诉和处理。而在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原则主要是在行政处罚法总则规定中的第二十四条，正确认识一事不再罚原则至关重要。

一．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含义

（一）关于此含义的观点

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含义在理论界还是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概括来说，理论界对于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

1．认为一事不再罚系指对于个人或组织的某一违法行为，只能依法给予一次处罚，不能处罚两次或多次。对于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已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不再予以处罚。

2．认为一事不再罚系指同一行政机关（含共同行政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只能实施一次处罚，不得重复处罚。即一事不再罚原则只禁止同一行政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两次以上的处罚，如果同一行政机关遇有行为人两个以上违法行为的，可以处罚两次或者两次以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触犯多种行政法律规范的，可以给予不同的处罚；某一违法行为触犯刑法而受刑罚处罚并不排除违法者还应承担行政处罚的法律责任。

3．认为一事不再罚系指对相对人的一个违法事实只作一次行政处罚，已作过行政处罚的，不应再实施处罚。一个违法事实分别触犯了几个行政法规范，构成了几种违法名称，可以分别由几个行政机关来处罚，其中一个行政机关先行处罚了，别的行政机关不应再处罚，即“先罚有效，后罚无效。

4．认为一事不再罚系指行政相对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了一种行政法规范时，只能由一个行政机关作出一次处罚。它要求，已受处罚的某一违法行为不能以同样的事实和理由，依同样的法律规范再受处罚。

观点1认为行政罚和刑罚不能够同时存在，这与行政处罚法中的第七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的规定是相违背的，可以说是不太合理的。观点2认为行政处罚可以反复的适用，但违法行为人毕竟只作了一次行为，因此，不管几个法律规范对同一违法行为规定了多少不同的处罚，违法行为人只能受一次处罚。而观点四则对一事不再罚规定的过于简单。本文认为基本赞同第三种观点，但除例外的情况外。

（二）同一违法行为的认识和违反行政法规的三种情况

本文赞同，同一个违法行为指当事人实施了一个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行为或者说一个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当事人在客观上仅有一个独立完整的违法事实。这意味着：第一，同一个违法行为是指一个独立的违法行为，而非一类违法行为。第二，从主体而言，实施违法行为的是同一违法行为人。第三，同一个违法行为是指一个违法事实而非一次违法事件［2］。同一个违法行为对行政法规范的违反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同一行为违反了一个行政法律规范，受一个行政主体管辖，这种情况比较普遍；第二，同一行为违反一个行政法律规范，由两个以上行政主体管辖。第三，一个行为违反了两个以上行政法律规范，依法分别由两个以上行政主体管辖，即所谓“竞合违法”或“规范竞合行为”。［3］可见，同一个违法行为也并非是违反一个法律规范或一个行政管理关系的行为。［4］

二、一事不再罚原则存在的合理性

从法理上说，一事不再罚存在的主要理由如下：第一，行政法是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而制定和实施的。实体正义的实现固然是行政处罚的价值之一，但此价值并不是绝对的首位价值。为了在实体上对违法相对人进行相当的制裁而不断开启处罚程序必然导致民众对法行为可预测性的丧失，导致行政法安定生活的恐惧，导致公众丧失对国家决定权威的尊重和服从，所以，一事不再罚原则在及时终结程序方面存在非常积极的意义。第二，效率和代价的比例关系。相对人基于违法的行为已受国家处罚相当于个人为自身错误已经付出代价，可以说行政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为了追求绝对的效率而片面的牺牲公民的权益是不可取的。国家不应再次启动处罚程序，否则个人必成为国家权力鱼肉的客体，现代法治推崇的人权必遭至蹂躏。第三，诚实信用和信赖保护的需要。诚实信用原为私法领域的一项道德性准则，它以多数人主观形成的客观善意为基准，在当事人利益不均衡时发挥衡平作用。民众与国家间实质上也是一种契约关系，所以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法领域也有存在空间，一事不再罚原则真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另外，已受行政处罚相对人相信国家不会再就同一违法再受追究仍属人之常情的期待，国家本为民众而生，民众如此纯真、自然的期待即信赖的保证实为文明国家的必然态度。第四，公民权利保障的需要。在行政处罚当中特别是涉及到人身罚等严重影响相对人利益的处罚活动时，任意的开启行政处罚必然会导致公民权益的损害。

从现实生活中，上述法理求证也包含着一事不再罚原则存在合理性。首先，诉讼制度的存在是一事不再罚原则存在的推理性前提，因为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事情必须以诉讼为最终解决原则，不能的任意启动行政处罚活动。其次，由于法院是唯一的裁判者，它比较容易运用综合技术贯彻一事不再罚原则；行政处罚不同，由于行政主体间有不同的行政任务，实施不同主体的二次处罚会侵犯相对人的权益，不利于改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第四，由于社会的蓬勃发展，行政机关管理的事物越来越复杂，相对应的行政权力也越来越大，而现在的行政权力滥用，越权情况已经十分的严重，如果再一位地赋予行政机关处罚的任意实施，可想而知，公民的权益是得不到保障的。

三、一事不再罚之我见及其完善的若干建议

（一）一事不再罚之我见

从上面的概念以及存在的合理性当中，结合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本文对一事不再罚原则有如下认识：

1．对符合一个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对相对人一次处罚成立后，任何行政主体不得对相对人再行处罚。即使原处罚是一个无效的行政行为，也必须经法定程序对其效力予以否定后方能对相对人重新处罚，除非具体法律另有规定；

2．一次处罚原则上只能给予一种处罚，除非具体法律另有规定；

3．作为例外，已经一次处罚，他行政主体仍可依不同法律规定之性质不同的处罚种类甚至同一种类在合理限度内为第二次处罚；

4．行为人的一个行为违反了一个法律、法规规定的，但该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可以给予不同种类的处罚的，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并处；

5．对同一个违法行为，罚款这种行政处罚只能适用一次；

（二）一事不再罚原则适用的例外

一事不再罚原则在上述的阐述中确实是有存在的必要，但是社会事物纷繁复杂，机械地，绝对地实施也可能与社会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必须坚持联系实际情况的发生而具体的实施，此原则适用例外情况主要有以下的几种：

1．违法者在受到行政处罚后又实施了同样的违法的行为，行政机关可以对这一违法行为再行处罚，这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5］因为这样的话，行为人的行为已经特别严重，类似与刑法当中的累犯性质，属于特殊情况，无需遵循一般原则；

2．重新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如行政机关认为原行政处罚不当，撤销了原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被上的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撤销并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主体据此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不违反一事不再罚；

3．行政处罚的并处。比如，根据《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1987年8月5日国务院）第19条和第22条规定，个体工商户生产或者销售假商品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有权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责令停止营业、扣缴或吊销营业执照（可以并处）的处罚;

4．行为人与行政机关恶意串通以逃避更为严重的行政处罚。如果一个行政机关与违法的当事人共谋，以达到逃避另一个行政机关可能实施较重罚款的目的，而抢先予以罚款。［6］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可以认定行为人和先予处罚的行政机关的故意违反行政法规，而且性质恶劣，可以不适用一般原则；

5．执行罚与行政处罚的并处。执行罚是对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人，由主管行政主体采取连续罚款的方式促使其履行义务的一种强制手段。这时的罚款是一种强制执行的方式，目的在于促使义务人履行义务，不在于惩罚违法者，可以与对违法者的行政处罚一并适用，而是这种罚款还可以连续多次适用，直到义务人履行义务为止。

6．行政处罚中的专属管辖。行政处罚中的有些处罚种类专属于某特定行政主体，如吊销企业执照专属于工商部门，行政拘留专属于公安部门，则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在有关部门处理后，还需要作出专属于特定行政主体的行政处罚种类的，则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由享有专属管辖权的行政主体再次处罚。

7．一个行为同时违反了行政法规范和其他法律规范的，如行政处罚法中的第七条的规定，不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

（三）管辖冲突及解决方法

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启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机关之间的管辖冲突而导致。在理论上，行政管辖是指行政主体在受理行政处罚案件方面的权限分工.《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管辖问题实际上只规定了一个基本原则（第20条、第21条）。由于行政处罚的规范对象之间在多样性和差异性上较诉讼法的规范对象显著，外加行政执法主体及其职能纷繁复杂，所以因行政管辖引起的再罚极易发生，所以，有必要研究管辖冲突及其解决规则。通常，法学理论都把管辖分为职能、地域和层级（级别）管辖三类。解决管辖冲突也应该从这三方面着手。

1.职能管辖是指拥有不同行政职能的行政主体之间在受理行政处罚案件时的权限分工。对此，《行政处罚法》第15条规定，行政处罚由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实施。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同法第21条规定“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至于具体行政机关享有何种行政职权需仰仗具体法律的规定。如果遇到对某一违法行为不同职能的行政主体均有管辖权时，除特殊情况下的适用外，应该先处罚者有效。

2.地域管辖是指同类行政主体在受理行政处罚案件时的权限分工。对于因地域管辖引起的冲突，《行政处罚法》原则规定为：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对管辖权有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由于违法行为发生地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可能引起不同的解释，外加行为发生地可能不在同一区域，行政区域在划分上有交叉、模糊地带等，相当容易引起管辖冲突。对此，部分法规、规章规定了处理规则。例如：《渔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6条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适用谁查处、谁处理的原则：1、违法行为发生在共管区、叠管区的；2、违法行为发生在管辖处不明确或有争议的水域的；3、违法行为发生地与查获地不一致的。再如：《林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8条规定：几个同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都有管辖权的林业行政处罚案件，由最初受理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处理；主要违法行为地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更为适宜的，可以移送主要违法行为地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处理。除法律有规定外，地域管辖冲突的解决方案应坚持谁先查处谁处罚原则。由最先查处者负责处罚符合行政经济原理。

罚范文篇8

「关键词」德日刑法/可罚性/客观的处罚条件/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

「正文」

犯罪是被科处刑罚的行为，“值得科处刑罚”这种属性就是“可罚性”，确定可罚性的范围乃是犯罪论的重要任务。“可罚性”在犯罪论中具有独立的地位，客观的处罚条件和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是可罚性的要素，虽然客观的处罚条件是一般地发生作用，而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只对具体的行为人有效，但是，它们都与故意或者过失无关，重要的只是其客观存在。

一、可罚性的涵义和地位

（一）可罚性的涵义

在刑法学上，“可罚性”（Strafbarkeit）一词具有多种涵义。

第一，“可罚性”被用来单纯指某行为是“处罚的对象”这种事实。例如，当人们说“行为在现行法上不具有可罚性”时，实际是说行为不是现行法的处罚对象。这种意义上的“可罚性”，被称为“形式意义中的可罚性”。

第二，“可罚性”被用来指行为“值得处罚”这种实质的评价。“值得处罚”这种实质评价意义上的“可罚性”，被称为“实质意义中的可罚性”。“实质意义中的可罚性”是“形式意义中的可罚性”的前提和根据，是立法论中进行犯罪化或者非犯罪化的标准。

第三，“可罚性”被用来指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即把“可罚性”评价视为犯罪论体系上的一个评价阶段。作为独立的犯罪成立要件的“可罚性”，被称为“作为体系范畴的可罚性”。而且，作为包含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的全体的可罚性，被称为“广义的可罚性”；作为体系范畴的可罚性，被称为“狭义的可罚性”［1］。

本文中所论及的“可罚性”是作为犯罪成立要件的可罚性，即“作为体系范畴的可罚性”，它是在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之外，对行为进行的“值得处罚”这种实质的评价。“可罚性”属于实体刑法的范畴，与“诉追可能性”（Verfolgbarkeit）不同。诉讼前提（如刑事告诉）和诉讼障碍（如赦免）这些决定诉追可能性的要素，只影响诉讼程序的进行，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对其存否无需进行实体的裁判［2］。

（二）可罚性的地位

“可罚性”在犯罪论体系上具有怎样的地位？对此，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的看法。

1.刑罚处罚阻却事由说。该说认为，狭义的可罚性不是犯罪的成立要件，客观的处罚条件和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这些决定可罚性的要素只具有阻却刑罚处罚的性质。日本刑法学家团藤重光指出：“观念刑罚权原则上与犯罪的成立同时发生。但是，作为例外，有时进而以其他事由为条件。这种条件称为处罚条件（客观的处罚条件objektiveBedingungderStrafbarkeit；condicionobjetivadepunibilidad；condizioneobiettivadipunibilita）。例如，破产犯罪中破产宣告的确定（破产法第374条至第376条、第378条）、诈欺更生罪中更生程序开始决定的确定（公司更生法第290条、第291条）、事前收贿罪中成为公务员、仲裁人（刑法第197条第2项）等即是。根据情形，一定事由的不存在被规定为处罚条件。这种事由称为处罚阻却原由（Strafausschiessungsgruende）

。例如，亲族间的赃物罪中近亲的身分即是（第257条）。这样，处罚阻却原由通常是行为人的身分。这称为人的（一身的）处罚阻却原由。因为处罚条件、处罚阻却原由是从某种政策的理由被承认的，它与对行为及行为人的规范性评价无关，同犯罪的成立没有关系。因而，（1）不具备处罚条件，或者存在处罚阻却原由，其行为是违法的。所以，例如在近亲相盗（第244条第1项前段）的情形中，可以对其进行正当防卫和成立共犯。而且，（2）行为人是否表象相当于处罚条件和处罚阻却原由的事实，与故意的成立没有关系。”［3］

日本刑法学者板仓宏把广义的可罚性区分为当罚性和要罚性，并且认为，当罚性（Strafwuerdigkeit）是实质的可罚性，它说明行为本身受处罚是相当的（处罚相当性）；要罚性（Strafbeduerftigkeit）基于刑事制裁的补充性要求，说明为了实现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目的刑罚是有效的并且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当罚性，犯罪不成立；没有要罚性，刑罚被阻却。“虽然这种要罚性以当罚性为前提，但是，实质上是与当罚性不同的概念。对在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这种传统的犯罪成立要件、进而具备实质的可罚性的意义上不能否定当罚性的行为，也因为不存在要罚性，而开辟了处罚阻却的途径。另外，与犯罪行为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和犯罪后的事后事情等不能左右犯罪成立的事情也是判断要罚性的资料。为了将不能否定具备传统的犯罪成立要件的行为尽管如此也要从刑罚中解放出来，要罚性是具有实益的概念。”［4］

2.犯罪成立要件还原说。该说认为，客观的处罚条件和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不是与犯罪的成立与否无关的处罚条件，而是决定行为的犯罪性的条件，但是，可罚性不是犯罪成立的独立要件，而应该在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这种传统的犯罪成立要件的内部论述可罚性，通过提出“可罚的违法”和“可罚的责任”这些观念，把“可罚性”还原到“违法性”和“责任”之中。日本刑法学家佐伯千仞指出：“刑法上的责任是引起刑罚这种国家的目的意识性活动的要件，因此，其内容不可避免地带有刑罚目的的色彩或者规定。恰如刑法上的违法性特别作为可罚的违法被特殊化一样，为了使责任也具有刑法上的意义（是刑事责任），需要作为可罚的责任来特殊化。可罚的责任的特征，不只是指尽管行为人能够理解法规范的命令、禁止并根据它来行为却没有那样行为，进而是指这种行为人的非难性强烈到特别需要刑罚这一强力手段的程度，并且是适宜于接受刑罚这种性质的东西。”［5］

3.犯罪成立独立要件说。该说认为，客观的处罚条件和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不仅是决定行为的犯罪性的条件，而且，“可罚性”不属于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这种传统的犯罪成立要件的内容，应该在犯罪论内部确立“可罚性”独立的体系地位，“可罚性”是继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责任之后的第四个犯罪成立要件［1］（P8）。日本刑法学家宫本英修早就提出：“某行为为了成为犯罪，首先要在法律上一般规范地被评价为违法，进而需要在刑法上被判断为可罚的”［6］，“可罚类型性”是“犯罪的最后的一般要件”。［7］关于犯罪概念与可罚性的关系，日本刑法学家庄子邦雄作了明确的阐述：“通说把犯罪定义为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而且有责的行为，认为行为外的要素是与犯罪的成立要件相分离的可罚性的要素。即认为客观的处罚条件或者人的处罚阻却事由是存在于犯罪这一实体的要素之外的为了发动刑罚的实体的要素。”［8］但是，“应该与刑罚权的发动密切相联来考虑‘犯罪’的实质，在刑罚权发动时才认为成立‘犯罪’。”［8］（P65）即，“站在应该使行为与行为人有机地联系以决定作为整体的‘刑事责任’的立场来考察，在减轻、免除刑罚的情况下自不待言，在没有进行刑罚量定的刑罚权发动的抽象可能性的阶段，也不斟酌行为外的要素就造出‘犯罪’这一实体，必须说是明显无视了‘犯罪’的实体。”［8］（P71）应该作这样的定义：“‘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和有责的行为，并且是具备可罚性的行为。”［8］（P71）

在关于“可罚性”的体系地位的上述三种学说中，笔者赞同犯罪成立独立要件说。

罚范文篇9

行政处罚是国家特定行政机关依法惩戒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个人、组织的一种行政行为，属行政制裁范畴。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法律制裁，是对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政相对人的一种惩戒、教育手段。目的是使相对人今后不再重犯同一违法行为。

因为行政处罚本身所具有的强制力、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对相对人的声誉、财产、行为甚至人身自由产生不利后果的特点，使得行政处罚必须严格依法设定、执行、监督与救济，并遵守法定的行政处罚原则与适用原则。笔者在本文中想予以讨论的，就是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一事不再罚”是行政法学界对行政处罚适用原则之一的一个概括性表述，其具体内涵、定义依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为“对违法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行政罚款的行政处罚”。这一原则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处罚机关滥用职权对相对人同一违法行为以同一事实理由处以几次行政处罚，以获得不当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保障处于被管理地位的相对人法定的合法权益不受违法的行政侵犯，使一定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与一定的法律责任相互确定挂钩，进而体现法律制度与行政管理的可预见性与稳定性价值。

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处于管理地位的行政主体拥有以国家名义出现的行政管理权，具先定力、执行力与强制力。尤其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行政日益深入到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对行政权这一管理优益权规范的必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并逐渐突出。而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一方，由于与行政主体的地位的不对等性，其合法权益在国家公权力的冲突中便显得尤为渺小。行政相对人即使是违反了一定的行政管理法规，受到一定的行政处罚，其作为一般公民的另一身份属性的合法权益的保障与事后救济与保障是现代行政的价值理念之一。“一事不再罚”原则的背后所体现的，就是这种法理价值理念的追求。将其通俗化来表述，便是犯错一次就只能、只需承担一次行政处罚，且这种处罚必须是先有的、法定的。

“一事不再罚”原则在我国理论研究与立法实践中尚有未得以充分明晰之处，导致了行政管理实践中的一些混乱、相悖状态。以下笔者试述之：

一、《行政处罚法》对“一事不再罚”处罚主体的表述欠缺唯一的确定性。对几个机关都有管辖权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该由哪个行政机关进行处罚没有明确的规定。例如有的规章法规规定对某一违法行为，可以由几个机关去处理，与此同时，无论是出于现实还是法理都不允许相对人对处罚的主体进行选择。因此，由于部门利益、权责划分不清，机关间协调不尽充分等原因，在实践中产生了由不同行政机关分别进行一次行政处罚而在事实上产生“一事多次罚”的形式上合乎法律原则但却悖离原则的内在价值要求的合法、矛盾现象。笔者暂称为行政处罚主体的竞合。这无疑是不符合行政统一性、行政法治、行政管理价值的追求的。

二、《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对适用法规时的冲突没有提供合适的冲突适用规则。随着行政法制的发展与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对社会关系调整、保障的日益细化，一个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侵犯了不同社会利益客体的后果，这时就可能会出现保护不同利益客体的特别法都对该行为竞相适用，而同时产生几个不同的法律责任、法律后果的现象。笔者称之为法律法规适用的竞合。而此时如果对相对人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做出几个不同的处罚决定，就明显违反“一个行为，不得两次以上处罚（此处亦可表现为几份处罚，但处罚之间肯定会出现时间上的先后、客观上的表现也是次序不同）”的原则。而如果只做出一项处罚决定，往往会面临一般法与一般法之间、特别法与特别法之间互无优位难以决定选择适用的难为局面。这种情况给行政主体的处罚管理提出了行政执法实践上的难题。

三、《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对都有处罚权、相同行政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由谁处罚、是否排斥相同的处罚无提供法定指引。笔者认为这是行政处罚主体竞合的另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由于市场经济的发达，物流、人流、资金流与智力成果大流通在全国范围内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出现，一个违法行为在一地已被一个行政主体处罚后，是否还应承担另一地另一相同职能但主体资格不同的行政主体以相同理由、依据而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呢？例如司机王某运送西瓜由A省到C省，途中被A省道路行政管理部门认定车辆超载并处以罚金。后途经B省又被当地路政管理部门以超载为由处以罚金。最后进入C省境内再次受到C省路政管理部门的相同理由依据的第三次处罚。王某若以《行政处罚法》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抗辩之，达到的答辩可能是“他主体的处罚并不代表本主体的处罚。本主体只要不对你进行第二次处罚便不违犯该原则。”确实，我国《宪法》与《行政组织法》都授权有关行政部门与行政主体资格与相应的处罚权限。他们均以行政主体身份进行行政规制、行政管理。其主体资格是法定的。以“一主体没有实施两次处罚，他主体并不代表本主体”的理由进行抗辩似乎有其逻辑、法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种现象在现实行政管理处罚中广泛的存在。“一事不再罚”原则对此似乎显得无能为力。我们先且不论该抗辩理由是否成立，但单凭“一事不再罚”似乎无法判定其违法性与无效性。

出现这三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尚未充分完善、立法技术不够成熟、行政理论研究还不够细致等客观因素，也有争夺部门利益方面的主观因素，笔者在此试结合法理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一般理论、原则提出解决办法。

一、对于前述第一项“一事不再罚”原则缺乏处罚主体法定唯一性的缺漏，首先应该在立法上引起重视，进而规范立法行为，减少不必要的“一权多授”、“多部门授权”，从而在立法设计上防止、杜绝此种不符合立法科学的缺陷。而在立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可以依照以下三个原则来解决。

1、专职部门优于一般职能部门进行管理、处罚的原则。这是考虑到现代行政的复杂性、专门性、技术性特点。由专门的职能部门管理、处罚更有利于行为性质的认定、违法行为后果的确认与处罚幅度的统一性与科学性。

2、层级低的部门优于层级高的部门进行管理、处罚的原则。这是考虑到基层行政管理部门的分布面较广，更有利于及时发现、处理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也便利于当事人依事后救济程序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管辖、处理与裁判。

3、通过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将法律法规中所有出现几个行政处罚主体竞合的情形都整理规范归结到由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几个机关组成的联合执法机构以共同名义做出处罚决定。此方法可以作为上述两个原则的补充。适用解决几个专门职能部门之间、几个一般职能部门之间、几个同级行政机关之间的管理权确定的问题。但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是现实中较难操作，要将法律法规中所有出现此种冲突的情形一一整理规范、再由法律规定授权联合执法机构处理，实践中将会导致增加立法整理的工作负担与行政人员编制膨胀等弊端，所以只仅仅应局限作为上述1、2两个原则的补充。

行政法学界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重新定义“一事不再罚”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其提出的定义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违法行为罚两次或两次以上”，但笔者认为这种表述在处罚主体的唯一性确定上还存有欠缺。而容易被默认理解为“同一行政主体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违法行为出罚两次或两次以上”，而“由不同行政主体‘依法’同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同一违法行为的处罚”则是符合“一事不再罚”的形式合法、实质不合法现象，这就成了规避这一原则的“合法”情形。因此笔者认为此种表述也不是十分严密的。

二、对于前述第二项“一事不再罚”原则对适用法律法规过程中的法律法规适用竞合冲突未能提供合适的冲突规则的问题。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之所以会有两个以上法规、规章对同一行为从不同角度规定处罚，这是立法者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的结果。并不是这一行为变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如果一个行为可按不同法规、规章规定处罚两次以上，随着我国法规、规章的日益增加、规定日益细密，这一行为被处罚的次数将不断增加，其后果不堪设想(引用1)。”这种几个法律法规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规制的情形似乎已超出“一事不再罚”的要求，但行政处罚所体现的是行政相对人在违反了行政管理法规后所应依法承担对己不利的法律责任，是一种对国家的责任、义务。这不同于有的刑事犯罪中还需负担民事方面的赔偿责任。既然只是一种责任形式，那就必须只能承担一种责任后果。如果按照某些学者的意见认为可以同时处以几个不同的行政处罚，这无疑就给相对人设定了过重的不合理的法律责任负担；与此同时，法律的行为规范指引性与责任后果的唯一确定性将被牺牲，稳定性的存亡也会取决于执法主体的意念之间。这就明显是有悖于行政法治的行为规范、可预见性、稳定性等基本价值要求的。所以这个法律法规适用竞合的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加以解决。在此，笔者试给出几个冲突规则：

1、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一般法）的原则。这是法理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采用这一原则的原因与意义笔者在此不加累述。

2、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这是因为行政管理面对的是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新法往往更能体现立法者对现实生活、社会现象的把握、定性、调整的立法意图与对社会关系的调整理念。从而实现行政管理与时俱进的科学性与积极性，也有利于相对人对处罚理由、处罚依据、处罚方式与责任形式的接受与认识，避免出现使用过时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而导致相对人的逆反心理，导致降低行政效率与增加行政成本负担。

3、对相对人处罚程度较轻的形式优于对相对人处罚程度较重的形式的原则。这是因为行政处罚只是实现一定行政管理目的的具有教育、惩戒两重性的手段，处罚不是目的，令相对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也不是目的。站在受处罚的相对人的角度而言，受到行政处罚本身在精神上已是一种不利的后果，责任形式、法律后果的轻重、制裁幅度的大小往往会影响、关系到相对人的认识程度、重视程度与接受程度。所以，刻意地加重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处罚负担并不见得是绝对必要的。而站在行政处罚主体的角度而言，对相对人有意识、有选择地适用制裁后果较轻的行政处罚形式，将无疑更能体现行政执法、行政法治中“寓情于治”的成熟管理技巧，将会更容易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管理--反馈与意见的传达与接受，有利于相对人对行政处罚行为的接受与理解，从而有助行政管理的顺畅运行与整体行政效率的提高。

4、绝对禁止同时对一行为适用多法、多种处罚的原则。同时适用多法、给予多种行政处罚的不利后果、于法于理的不成立前面已有论述。必须在行政处罚制度中强调这一原则，以免因为行政主体故意或过失导致此种情形的出现。

值得在此提出的是，在适用上述三项冲突规则对相对人进行处罚后，行政主体应有义务对相对人进行告知教育，使相对人了解自己的行为对社会关系造成的多种危害与在法律上的多种不利后果。从而在今后的行为中能提起应有的注意，不致再违反他法而再受他种处罚。

三、对于《行政处罚法》的“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对相同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该由谁来处罚，是否排斥相同处罚无提供法定指引该如何处理。

笔者认为在此之前还有个法理问题需要明晰。举上述王某运输西瓜的案例。对其进行处罚的A、B、C三省路政管理部门都是合法、有权的、互无隶属关系的三个独立行政主体。他们三者的处罚行为似乎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因为他们均以自己的主体名义做出了“合法”的“一次”处罚，虽然理由依据是一样的。然而这样真的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吗？笔者认为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三个互不隶属的不同行政主体他们行政权均是来自于国家的授权，也就是说他们的权力均源属于一个根本的主体--国家，而他们都只是国家设立在不同地区进行行政管理的代表机构。因此，这三个形似独立的主体其实质是一体的。

从法制的角度来考察，他们适用的是相同的法律法规，而正是这套法律法规的原则要求他们“一事不再罚”。也就是说，相对人如果因违法行为被适用这套法律法规承担了行政处罚不利后果，他们从法制统一的要求出发均应予以确认与保护，而不能无视其他行政主体据此做出的处罚决定而冒违反“一事不再罚”之大不韪再次进行处罚。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与背离行政法制统一性要求的。

从相对人的角度来考察，行政机关依法适用法律法规对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是有绝对义务接受的，因为这种处罚是一种国家行为，反映的是国家对公共秩序的一种要求与调整，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与体现，是由处罚机关代表国家意志做出的规制性的国家行为。而如果允许相同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对同一行为进行多次处罚，就会使相对人产生“究竟哪一个处罚机关才代表国家？是不是一个处罚机关代表一个‘国家’？各个处罚机关是否各自代表‘各自’的‘国家’？”的疑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疑问是对国家主权（对外最高代表权、对内最高统治权）、行政权统一的疑问，其政治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会造成相对人对国家概念的理解、国家权力的行使、国家代表的唯一性等问题的认识混乱，甚至会让相对人产生国家主权对内表现形式之一的统一行政权被行政执法机关故意割裂的认识，这对国家主权的统一、行政法制的统一、行政法制建设的破坏性无疑是致命的。

行政实践中出现这种现象大多是因为地方利益主义、部门利益主义在作祟，行政管理不是一种获利机制，我们更不能认同“雁过拔毛”的合理性。行政管理是一个国家对公共秩序的要求、调整、规范，而不是某些人、某些机关牟利的机制。处理这个《行政处罚法》对相同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该由谁来处罚，是否排斥相同处罚无提供法定指引的问题，不是应该设计出什么解决原则、方法机制的问题，基于上述这个问题的重大危害性，应该在《行政处罚法》中予以明令禁止，只一律承认肯定首次处罚的唯一合法性并赋予相对人对二次处罚的积极抗辩权，以维护主权法制的整体统一性，制止滥用权力、争夺利益乱法的不正常现象。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一事不再罚”原则是必要与科学的，是反映自然公正、法治等价值理念追求的。但在理论与实践中，我们还须进一步深入细致研究，以期尽识其真义，从而使其真正完备起来，为行政执法、行政处罚实践提供更全面的理论指导与更强的依据性、可操作性。

（引用1）《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5-206页

主要参考书目：1、《行政法学》罗豪才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第一版

2、《行政法学》王连昌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版

罚范文篇10

人物：

朱狗蛋――破烂王，老头（简称＂朱＂）

城管队员甲――城管队员（简称＂甲＂）

城管队员乙――城管队员（简称＂乙＂）

焦克明――市城管局局长（简称＂焦＂）

刘立――桥西区城管大队长（简称＂刘＂）

其余四个城管大队长，分别为新华区，裕华区，桥东区，长安区城管大队长．

地点：友谊大街仓安路口

［置景：城市大街交叉路口，高楼林立，人声喧哗］

（朱推车上，车上可装一车厢大小纸盒，用布蒙上，放好车子，点头哈腰向观众抱拳，可说方言，如：河南，河北，山东，东北方言均可）

朱：各位，过年好过年好，各位佳宾，各位领导，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男朋女朋友（贯口）过年好，过年好啊！（向台下听一下）啥？你大声点！噢――，你问我是谁？（从车上取下拔浪鼓摇几下）我呀，告诉你吧，俗话说：小鼓一响，顶个市长，饥了就吃，累了一躺，我的工作就是――［稍顷］破烂王．不过呢，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我这个市长也不好当喽！赞助单位越来越少了，主管单位越来越多了．什么工商局，税务局，回收公司派出所，主管单位一个接一个，唯一不管我们的所级单位就一个，那就近是――厕所！（傻笑）你说我这老头子说话咋一套一套的呢？哈哈！咱练的就是嘴皮子上的功夫，见人说好话，逢人就递烟，只要功夫深，保证有财源．这不是吗，（傻笑）现在呀，我是啥证都有，手续齐全，啥单位都不怕，就怕城管．你问为啥？城管城管，啥事都管，见人扣车，逮人要烟，意思意思，五十块钱．这不，刚出门，钱没多挣就遇上了三拔城管，意思了一百三，没有罚款单．干嘛？给弟兄们闹两盒烟；这大年三十的老整这事你看．再遇一拨，八成我这把老骨头就要玩完，哎哟我的娘呀，怕啥来啥，说着说这就来了，我还是躲躲吧．

甲乙：（骑摩托车上）哎――，老头，停下，停下！

朱：哎，哎我没动长官，啊不老总――

甲：哎我说老头，你叫我们什么？长官，老总？你把我们当成国民党的队伍啦？

朱：哎呀不对不对，太君，你的，好人地大大地有，我们良民的干活，我闪开路开路的有？

乙：（一拂袖子）哎我说老家伙，你身上是不是痒了？你当我们是日本鬼子进村哪，告诉你，这是公然侮辱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吗？！

朱：哎呀我说太……啊不对，小伙子，你看我这嘴也老了，见了领导了，不知说啥好了，你们千万别跟我老头子一般见识。娘啊，给我扣这么大一帽子，我不成反革命了吗。

甲：（对乙）兄弟，别别别，你一拳下去，老家伙往地上一躺就麻烦了。

乙：好了，咱们来个“文明执法”老头，车上拉的是什么？

朱：破烂。

甲：把证件拿来，检查一下

朱：好好好，（掏证）给你们，都在这儿。

甲乙：（小声）咦？有证？

[稍顷]

甲：这样不行，影响市容。

朱：小伙子，咱这不是用布蒙上了嘛。

乙：（绕三轮车转一圈，用手z揸量车子的长宽高）你这车子超宽超高，哎我说伙计，看看他超重了没有？

甲：好嘞。（从腰里摘下一只小弹簧称，挂住车往上拉）严重超重。

乙：你这车超宽超高超重，严重违反了交通法规，按规定……

朱：小伙了，别说了，我知道，按规定应该没收三轮车，拘留15天，罚款二百，看你这么大年纪照顾你，给弟兄们整五十块钱烟钱得了。

甲：咦？你怎么知道？

朱：刚才查我的那三拨城管全是这么说的，这词早背熟了。（笑）

乙：算你明白，拿钱吧，你交钱我们走人，两清。

朱：小伙子，这事儿可不能这么办呀！你们是城管，按说该管好这个城市，可这么不整乱套了吗？

甲：好了好了，什么也别说了，拿钱吧。

朱：小伙子，你看我做小买卖容易吗？起早贪黑的一出门碰三拨城管，钱没挣，倒先搭了一百多块钱，再拿，本钱就没了。

乙：什么？你不容易，我们容易吗？管理不好挨批，市容差了挨批。为追你们这号人，满大街乱转，要不图点什么，还不如回家睡大觉呢！怎么着是拿钱，还是拖走车？

朱：呵！今儿个我老头子就犟上了，也不拿钱，你也拖不走车！

甲：干嘛？耍赖呀你？我们就不怕这个？

朱：你们别走，等着，我这就给你们局长打电话。

乙：呵呵呵，老头，看不出你还挺能耐呢！给局长打电话，我们等你，你打呀你！

朱：小伙子，你说这大过年的，我看咱们都别找麻烦了吧。

甲：不敢了吧！

朱：你……！（掏出手机打电话）喂，是克明吗？哦我，我是狗蛋……哦啥事？没事了咱们哥俩唠唠呗。啥？你很忙，等下了班？哎你别挂，说真格的。我还真有点事，没有比较大的困难我不会这时侯找你，啥事？哎，我说你们城管局怎么回事？怎么穷得孩子们连烟都吸不起了？啥？你看看，正在满大街的要烟呢，叫我说呀，就你们这个单位丢人了，你给他每人一人发几条烟不得了嘛！啥？不街道我在说啥？今儿个我刚出门就碰上了三拨城管，卡住就要烟钱，这不出了一百三十多块钱了，又给第四拨逮住了，还有完没完？啊？我在哪？在友谊大街仓安路口，什么？大红膺算了吧，拿过来叫孩子们吸吧。省给我老头子找麻烦了，好好我等你五分钟，快点。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乙：（撇着嘴）老爷子够能耐的，行啊你，挺亲热拨号了吗你！

朱：（笑）嘿嘿等一下，你们局长就把大红鹰拿来了，到时侯你们好好吸吸。

焦：（便装上）哟，老哥呀，真对不起，实在太忙了，早就想找你聊聊了，就是腾不开（握手）

朱：呀我说老弟，别先客气，大红膺带来了吗？快给两个小伙子吧。

甲：呵！从哪找了个糟老头子，敢冒充我们局长！

焦：（对甲乙）同志，怎么回事？

乙：一边凉快去！我们在执法，你少管闲事儿，想冒充我们局长，我们局长能长你这德行吗？

焦：同志，我们执法要依法办事，文明执法，可不能这么办呀！

甲：你怎么这么爱管闲事！

焦：这闲事我老头子管定了，（取出手机打电话）喂，黄秘书吗？哦是我，老焦，马上通知市内五城区城管大队长，放下一切工作，十分钟赶到友谊大街仓安路口开个现场会！

甲乙：你……真是？

焦：（不理甲乙，只顾和和朱聊天）

刘：哎呀，焦局，啥事这么急？

焦：老刘，你看看，这都成什么样子了，等一下到齐了再说吧。

其他四人：（上）（轮流）焦局，我们来了。

焦：好，同志们，大家都到齐了，现在开个现场会。

甲乙：（问刘）刘队，他……他真是局长？

刘：局长还能有假吗？

甲乙：（目瞪口呆）啊……？

焦：同志们，今天他大家叫来，在这里开现场会，主要就一个问题。这一年来，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市容市貌有了很大的改观，这一切和同志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今天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但是随着工作成绩的提高，也反映出了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工作中吃拿卡要现象，尤其是临近年关，几乎成了普遍性问题，看来我们的队伍确实该整顿一下了。这两个小伙子就是一个例子，让他们介绍一下自己的英雄事迹吧。

甲乙：这，这……局长，大队长，我们错了。

刘：你们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甲：这……，这不是天快中午了吗，我们哥俩想闹顿饭吃，这不就，就卡住了这们大爷，向他要五十块烟钱。

刘：你……！你们太丢人了！

乙：队长，这也不怪我们，别人也是这么查的，……

刘：等着回去受处分吧你们。

朱：同志，人们也别太难为孩子们，说两句就算了。年轻，免不了犯点儿错误，知道了，改了还是好同志。

刘：老人家，我们太对不起您了。

焦：（拉过朱）同志们，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

众：这是……

焦：他不是别人，是去年被评为劳动模范的朱狗蛋同志，是我北京参加劳模会上认识的。咱们全省唯一的全国劳模！老爷子无儿无女，每天起早贪黑在垃圾里扒来扒去。省吃俭用，用多年的积蓄收养了四个孤儿，还资助七个贫困大学生完成了学业。去年南方闹水灾，他把仅有的五万块钱都给了灾区！[稍顷]同志们，我们做些工作，都觉得自已辛苦了，可这老爷子图的是什么？

朱：哎呀老弟，就这么点破事儿，全叫你给抖出来了。

焦（对朱）老哥，把手伸出来！

朱：老弟，伸手干啥呀？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焦：（抓住拉的手，举到众人面前，又展示给观众）同志们你们看看这手，[《爱的奉献》主题音乐响起]

朱：哎，劳动人民的手，没啥好看的。

焦：（激动地）同志们，就是这双饱经风霜的手，从垃圾里一分一分地把钱扒出来，还是这双粗糙的手。又把钱一把一把地捐献出去，你们说，容易吗！（哽咽）[少顷]同志们要记住，我们的责任是保护这个城市，我们不能玷污了自己的形象呀！

众：……

焦：（对朱）老哥，把你的钱拿出来，看他们谁敢要！

朱：这……老弟，算了吧。

焦：（激动地）拿出来（说着从朱包里抽出几张纸币拿到几个大队长及甲乙面前）同志们，你们看，这钱上是什么？

众：（看，异口同声地）啊，血？！

朱：（苦笑）实在不好意思，满手是裂口，风一吹就流血，把钱弄脏了。

焦：（情绪激昂地）对，是血！[《爱的奉献》乐声渐大逐渐响彻剧场]（焦陷入回忆）有一次，我们老哥俩在一块吃完饭，老爷子争着付钱，可一见这带血的钱，我心酸呀，这可是一个劳动者的血汗钱哪，同志们！（哽咽）你们想想，当你们坐在大饭店嚅，用这样的钱结帐时，你们心安理得吗？[乐曲《爱的奉献》推向高潮]

众：……

朱：（含泪拍拍焦）老弟，啥也别说了。

焦：老哥，你这一生的心血，都无私地奉献给了社会，我代表市城管局全体职工，真诚地向您说声对不起（鞠躬）

众：（纷纷长时间敬礼，直到乐曲《爱的奉献》奏完）[乐曲终]

朱：哎呀，同志们你们这是干啥？我这老头子担不起呀！

刘：（对甲乙）你们两个小子，看回去怎么处分你们！

焦：（拍拍刘肩头）同志，别说了，今天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同志们也辛苦一年了，我不希望大家过个不愉快的春节。整顿队伍不是一阵风的事，这两个孩子，你们也别当典型来抓

刘：是，局长。

焦：首先，我这个局长作一下自我检讨，向大家说声对不起了，平时我关心大家不够，请多原谅，（对朱）老哥，今天到我家过年去，同志们，今天都到我家吃年夜饭去，就算我给你们赔礼了。

朱：哎呀，不行不行，你看我这身脏衣服，太影响市容了。

焦：老哥，你客气什么，衣服好坏，不能代表人的美丑，劳动人民最美！（对台下）你们说是吗？

甲乙：局长，我们可以走了吗？

焦：别，小伙子，一起去，我不希望你们受到什么处分，但希望你们永远记住这沾满鲜血的钱！

甲乙：是，局长我们永远也忘不了。

朱：小伙子，这我就放心了，我相信你们会给城市站好岗的，在这里，我只说一句话，就是——城管居民齐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