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罚款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1 12:18:40

罚款范文篇1

向企业进行行政事业性收费，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收费依据和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使用由省财政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监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专用票据或者经国家财政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当地财政行政管理部门验证的全国统一专用票据，按照有关规定在企业持有的企业负担登记卡中予以登记，并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的规定。

省价格行政管理部门、省财政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涉及企业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应当会同省人民政府企业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共同进行。

二、对企业罚款，必须以法律、法规、规章为依据，必须公开、公正，必须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禁止违法设置罚款项目、超出法定幅度罚款、重复罚款等乱罚款行为。

对企业罚款，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和罚缴分离制度，使用省人民政府统一监制的罚款收据。罚款必须全部上交国库，禁止任何形式的罚款收入提留分成。

三、禁止下列各种摊派等增加企业负担的行为：

（一）对企业进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明文规定之外的集资；

（二）强行要求企业提供赞助、捐献；

（三）强行要求企业提供担保；

（四）强行要求企业参加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社会团体和与企业无关的会议；

（五）强行要求企业参加无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培训、技术考核等；

（六）强行要求企业刊登广告、订购书报刊物及音像制品；

（七）强行要求企业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指定服务或者为企业指定施工单位；

（八）要求企业报销各种费用；

（九）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要求企业无偿提供劳务或将公益性义务劳动变为向企业摊派财物；

（十）占用或变相占用企业的房产、汽车等财物；

（十一）非法增加企业负担的其他行为。

四、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进一步清理向企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集资及其他增加企业负担的项目。对不符合规定的项目必须坚决取消，并向社会公布；保留下来的项目，标准过高的，应当把标准降低。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审批手续，减轻企业负担。

五、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不得下达罚没指标，不得以任何理由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

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划清部门之间、部门上下级之间的管理权限，防止有关部门重复收费和重复罚款。

六、行政机关对企业实施经济检查，必须严格按照国务院关于控制对企业进行经济检查的规定和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不得重复检查，不得违规收取任何费用，不得接受任何馈赠，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非法增加企业负担。

七、对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及其他非法增加企业负担的行为，企业有权抵制；可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企业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投诉、举报，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

被投诉、举报的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对投诉、举报人或者抵制其违法行为的企业进行打击报复。

八、接受投诉、举报的部门，对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事项，应当在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不得超过六十日。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事项，应当自收到投诉、举报之日起七日内转送有管辖权的国家机关处理，并书面告知投诉、举报人。受理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为投诉、举报人的姓名、住址等保密。

罚款范文篇2

瑞士：扔错垃圾要被罚款

瑞士是一个以干净著称的国家，甚至有人说，在瑞士随便什么地方，往地上铺张报纸就能野餐。日内瓦全市分为7个大的垃圾堆放站，实行站长负责制，每周进行检查。一旦发现某站连续出现卫生问题，环卫所将通过市警察局出面进行罚款。居民清理垃圾时也有严格规定，比如食用油不能直接倒入下水道；废油瓶不能直接投入回收瓶子的铁柜；日常垃圾最好使用统一的黑色垃圾袋，以方便装运等。如果居民不按规定乱扔垃圾的话，一旦被查到，也将被处以罚款。

英国：阳光可做“清洁剂”

英国诺丁汉大学开发出一种清除微污染物的新方法，他们利用阳光和一种无害的化学物质钛白清除水中的微污染物，取得了良好效果。科学家新开发的这种称为光催化喷泉反应器的设备，能有效地将杀虫剂或其他残存的农药分子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其主要过程为，使受污染的水通过一个特殊设计的喷嘴，然后，在水中加入钛白粉，让阳光或人工紫外线从喷嘴产生伞状的喷泉顶端照下。这样，光催化剂充分吸收太阳辐射后，便能有效地使污染物分解。经过净化的水将注入一个沉淀池中，以便水中的钛白粉沉淀后重新利用。用这一技术处理生活污水或工业废水，不会对环境造成危害，是一种环保型清污新技术。

罚款范文篇3

第二条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或依法受行政机关委托实施行政处罚的组织（以下简称行政机关），实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的，其罚款的收缴，适用本办法。

行政机关按法律规定实行当场收缴罚款的，其罚款的收缴，不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罚款代收机构

第三条海关、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依法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所处的罚款，由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代收。国有商业银行代收有困难的，经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协商确定，委托其他商业银行代收。

第四条依法具有行政处罚权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处以的罚款，由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代收。

第五条具有行政处罚权的地方行政机关所处的罚款，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本级财政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和依法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共同研究，统一确定代收机构。

第三章罚款收据

第六条代收机构代收罚款，必须使用全国统一格式的“代收罚款收据”。

第七条“代收罚款收据”一式四联（每联规格：9．5公分×17．5公分，具体格式附后）：

第一联，收据（白纸黑油墨），由代收机构收款盖章后退缴款人。

第二联，存根（白纸红油墨），由代收机构收款盖章后作收入凭证留存。

第三联，回执（白纸绿油墨），代收机构收款盖章后退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

第四联，报查（白纸紫油墨），代收机构收款盖章后，随一般缴款书的第五联（报查联）送国库，国库收款后送财政部门。

第八条“代收罚款收据”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按统一格式指定企业印制，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

“代收罚款收据”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组织发放。财政部门必须保证供应，并不得向领取收据的单位收取费用。

第四章罚款收缴

第九条代收机构应根据与行政机关签订的代收罚款协议，严格履行代收代缴罚款义务，加强对罚款代收工作的管理。经办人对单位和个人缴纳罚款，应认真办理，不得拒收罚款。

第十条代收机构应根据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的罚款数额收取罚款。对逾期缴纳罚款的单位和个人，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需要加处罚款的，根据逾期天数加收罚款。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明确需要加处罚款的，代收机构不得自行加收罚款。

第十一条代收机构代收的罚款，应统一使用“待结算财政款项”科目的“待报解预算收入（罚款收入）”专户核算，并于当日办理缴库；当日来不及办理的，应于次日（节假日顺延）办理，不得占压、挪用。

代收机构不参加票据交换、罚款不能直接缴入当地国库的，代收机构应于当日将代收的罚款（附“代收罚款收据”三、四联）上划管辖行。管辖行对上划的罚款，应于当日或次日（节假日顺延）办理缴库。

第十二条代收机构代收的罚款和代收机构管辖行收到上划的罚款，应按行政机关的隶属关系和罚款收入的预算科目、预算级次就地缴入中央国库和地方国库。代收机构或管辖行在办理缴库时，应填写“一般缴款书”，其中，“缴款单位”一栏，“全称”按行政机关全称填写，其他各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要求填写。

缴款书第一联，代收机构盖章后连同代收罚款收据第三联送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第二联，代收机构留作付款凭证。第三--五联（附“代收罚款收据”第四联），由代收机构或管辖行通过票据交换，送当地国库。国库收款盖章后，第三联留存作收入凭证；第四、五联（附代收罚款收据第四联）按预算级次分送财政部门：属于中央的罚款收入，退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属于地方的罚款收入，退同级财政部门；属于中央与地方分成的罚款收入，代收罚款收据第四联和缴款书第五联退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缴款书第四联退地方同级财政部门。

第十三条代收机构只办理罚款的代收与缴库。凡错缴和多缴的罚款，以及经行政机关复议后不应处罚的罚款须办理退付的，应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报经同级财政部门（缴入中央国库的，报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审查批准后，由财政部门开具收入退还书，分别从中央国库和地方国库退付。代收机构不得从罚款收入中冲退。

第五章代收手续费

第十四条财政部门按代收机构管辖行缴入国库罚款总额0．5％的比例，按季支付手续费。其中，缴入中央国库的，手续费由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支付，缴入地方国库的，由地方同级财政部门支付。

第十五条代收机构应于每季终了后3日内，将上季代收并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的各项罚款分别汇总，填写罚款汇总表（格式附后），分送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和地方财政部门、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核对。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和地方财政部门收到代收机构报送的罚款汇总表，应与国库转来的缴款书及所附“代收罚款收据”进行核对，审核完毕按实际入库数支付上季手续费。

第六章监督

第十六条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财务部门应按月与委托的代收机构就罚款收入的代收情况进行对帐，对未到指定代收机构缴纳罚款的，应责成被处罚单位和个人缴纳并加处罚款。

第十七条各级财政部门应按月与国库、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就罚款收入的收缴情况进行对账检查，对账中发现的问题，应通知有关单位及时纠正。

第十八条各级国库有权对代收机构代收罚款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拒收和占压、挪用代收罚款收入的，应依法进行处理。

第十九条各级财政部门对同级行政机关罚款的收缴情况，有权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拒不执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规定，截留、挪用应缴罚款收入的，应按《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予以处理。

罚款范文篇4

第二条对统计违法行为人，应当处以罚款的，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指的罚款，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照规定程序实施。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对统计违法行为人实施行政罚款时，应当同时责令其限期改正统计违法行为。

除对利用统计调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进行欺诈活动的统计违法行为人，按本规定第九条处罚外，对其他统计违法行为人按规定应当处以罚款的，均应依法与警告的行政处罚一并实施。

第四条对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违法行为之一，应当处以罚款的，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违法数额占应报数额10％以下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100元以上800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法数额占应报数额10％以上20％以下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8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法数额占应报数额20％以上或者违法数额占应报数额20％以下，但违法数额较大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30000元以上至50000元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3000元以上至10000元的罚款。

（四）两年内再次发生或者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35000元以上至50000元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5000元以上至10000元的罚款。

（五）影响恶劣、违法数额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在接受统计检查时，拒绝提供情况、提供虚假情况或者转移、隐匿、毁弃原始统计记录、统计台账、统计报表以及与统计有关的其他资料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40000元以上至50000元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8000元以上至10000元的罚款。

第五条对拒报统计资料、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违法行为之一，应当处以罚款的，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超过《统计调查表催报单》、《统计检查查询书》规定期限第1日报送统计资料或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100元以上800元以下的罚款；

（二）超过《统计调查表催报单》、《统计检查查询书》规定期限第2日报送统计资料或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8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超过《统计调查表催报单》、《统计检查查询书》规定的期限3日以上报送统计资料或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20000元以上至50000元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3000元以上至10000元的罚款。

（四）两年内再次发生拒报统计资料，或者拒报统计资料影响恶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在接受统计检查时，拒绝提供情况、提供虚假情况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40000元以上至50000元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8000元以上至10000元的罚款。

第六条对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违法行为，应当处以罚款的，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2年内发生3次以上迟报统计资料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100元以上800元以下的罚款；

（二）1年内发生3次以上迟报统计资料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影响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20000元以上至50000元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3000元以上至10000元的罚款。

第七条对未按规定设置原始统计记录或者统计台账的违法行为，应当处以罚款的，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第一次被查证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3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50元以上300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或者两年内再次发生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2000元以上至3000元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300元以上至500元的罚款；

（三）影响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2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4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条对自行变更统计方法报送统计资料的违法行为，应当处以罚款的，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自行变更统计方法报送一种统计调查表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3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50元以上300元以下的罚款；

（二）自行变更统计方法报送两种以上统计调查表的，对企业事业组织处2000元以上至3000元的罚款，对个体工商户处300元以上至500元的罚款。

第九条单位或者个人有利用统计调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进行欺诈活动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3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统计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罚款：

（一）违法数额较小,社会危害程度较低的；

（二）主动配合执法机关查处统计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纠正统计违法行为的；

（四）主动消除、减轻统计违法行为危害后果或者影响的；

（五）其他应当依法从轻罚款的。

第十一条统计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减轻罚款：

（一）受他人胁迫实施统计违法行为的；

（二）揭发、检举他人统计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的；

（三）其他应当依法减轻罚款的。

第十二条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应报数额"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认定的数额。

（二）"违法数额"是指统计违法行为人违反统计制度的规定向有关部门报送的数据与应报数额的差额。

（三）"自行变更统计方法"是指未按统计制度的规定，擅自变更指标涵义、调查范围、分类目录、计算方法的行为。

罚款范文篇5

《票据法》第八十八条规定：“支票的出票人所签发的支票金额不得超过其付款时在付款人处实有的存款金额。出票人签发的支票金额超过其付款时在付款人处实有的存款金额的，为空头支票。”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出票人签发空头支票……，银行应预以退票，并按票面金额处以百分之五但不低于1千元的罚款……。”那么，商业银行有罚款权吗？

一、罚款的法律含义

罚款是行政处罚的一种，属于行政处罚中的财产罚。行政处罚是指国家机关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法规但尚未构成犯罪的行政违法行为依法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行政执法行为。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执法行为，要保证其自身的合法性，就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第一，处罚的机关要合法。根据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制度的要求，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应该是依法成立的并且具有行政处罚权的机关。《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也就是说，行政处罚的决定只能由国家特定的行政机关作出，其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是没有行处政处罚权的。不过，《行政处罚法》第十七条又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也就是说，原本没有行政处罚权的、但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主管行政机关的授权下也可以行使行政处罚权。所以，商业银行作为企业法人，不仅它本身是没有行政处罚权的，而且，又因为它不是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所以，中国人民银行也不能将行政处罚权授予商业银行行使。

第二，处罚的机关必须具有处罚权。即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或者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的，应由其上级主管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还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由此可以看出，并非所有的行政机关都有行政处罚权（如内部行政管理机关无权对行政机关相对方进行处罚），而有行政处罚权的机关也并非能对所有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如中国人民银行无权对违章驾驶行为进行处罚）。对于那些被委托授权了的、可以具体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组织而言也是如此，他们同样要在主管行政机关委托授权的范围内进行活动，超出了行政机关的委托范围行使处罚权的，应当认定其处罚决定无效。

第三，行政机关相对方当事人的行为具有行政违法性。即具有相应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的行政相对人必须因为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实施了违法行为，侵犯了行政管理法规所保护的国家行政管理秩序。所以，中国人民银行也只能对确实触犯了法律法规所保护的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第四，行政处罚的种类和程度必须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罚则之内。任何一个有行政处罚权的单位和个人（包括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事业单位）都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行使行政处罚权，任何人都不得随意创设和运用法律法规规定以外的行政处罚种类。

第五，行政处罚的程序必须合法。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依次为：受理立案、调查、审查和听证、裁决等四个步骤。另外，依据《处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对“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即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不管行政机关是使用哪种程序做出罚款决定的，都应当向被处罚人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载明被处罚人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若不服行政处罚决定去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综上所述，只有符合上述五个条件的行政处罚行为才是合法有效的。如果不符合其中的任何一个要素，不论是没有法定依据还是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该项行政处罚都不能发生法律效力。在所有的行政处罚中，罚款是最常见的一种，它是行政机关对违反法律法规、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当事人所做出的一种财产罚。由于罚款既能起到惩戒行政违法行行为的作用，同时又不影响被处罚人的人身自由及其他合法的活动，因而在行政处罚中应用得最广，几乎在行政管理的各个领域，都有罚款的规定。

二、签发空头支票的行为本质是违约

客户在商业银行开立活期账户并申请支票结算服务，当客户出票后，该银行就应当见票无条件付款。但是，如果客户开出的支票上所记载的金额大于其活动账户中实有的资金数额，即透支，银行还要对该支票五条件付款吗？《票据法》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结算办法》都规定得很明确；对客户签发的空头支票，银行可以拒付。那么，这样规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首先，应当界定商业银行在支票结算过程中的法律地位。在支票结算中，商业银行要与两个当事人发生法律关系：一个是支票的申请人，也就是出票人；一个是请求付款人，也就是持票人。而这两个法律关系是不一样的。商业银行与出票人的法律关系包括两种：一种是在客户申请在开立活期账户时，与商业银行之间形成的是存款合同法律关系，商业银行在存款期间享有对活期账户资金的占有权和支配权，客户则享有要求商业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支付本金和利息以及应自己的要求随时将账户上剩余资金予以返还的权利。第二种是当客户申请支票结算服务时，商业银行与该客户之间又多了一层民法中的委托关系，在此关系中，银行享有支付了支票款项（实际是在客户履行民事债务）后，向客户收取一定数额手续费（费）的权利，负有见票五条件付款的义务；客户则享有要求开户银行见票天冬件材款，以保证自己对收款人（持票人）在一般的民事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原因关系或称基础关系）中不会出现违约阶情况，以及负有按照《票据法》的规定依法出票的义务。由此可见，虽然《票据法》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结算办法》都认定出票人的开户银行在支票结算中的身份是付款人，但实际上，银行与持票人之间是没有任何民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的，银行只是为了赚取手续费而接受出票人的委托向持票人负有《票据法》上的付款义务而己。所以，这种所谓的“无条件付款”其实是有条件的（此处暂不讨论《票据法》中所要求的持票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即并非只要是活期账户的所有人申请签发的支票，商业银行都要按票据上记载的金额予以兑付，因为商业银行基于存款合同和委托合同的约定，只对在存款余额内签发的支票承担付款责任，一旦客户的出票金额超出了存款余额，该出票行为实际就是一种违约，商业银行是无义务对违约出票的支票垫付款项的。因此，在支票透支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当然可以拒付。

其次，商业银行对空头支票的拒付是符合《票据法》的基本立法精神的。拒付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是对善意持票人违约，违反了商业银行开办支票业务时对善意持票人做出的“见票无条件付款”的承诺，但实际上，拒付是在从根本上对签发空头支票的行为进行制裁。根据《票据法》的规定，商业银行对票据付款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票据是真实的。此真实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求票据本身是真实的，即票据在制作款式、填写内容、签字或印鉴上都是真实的；另一方面，要求出票的原因关系要真实，即出票人与收款人之间要有真实合法的商品交易关系。而签发空头支票恰恰是违反了第二个“真实合法”的要求：出票人要么在主观上存在欺诈收款人的故意，以空头支票骗取收款人的货物或服务，这当属违约（法）；要么有将商业银行的利益和信誉置之不理的过失或故意，使商业银行无法对持票人兑现“见票无备件付款”的承诺。对商业银行而言，出票人签发空头支票的行为既违背了双方在签订支票委托付款合同同时约定的诚实信用的义务，又影响了商业银行正常的经营管理秩序，破坏了国家辛苦建立起来的支票信用体系，也当属违约（法）。所以，对一张表面看来没有什么毛病但实际上却违约违法的票据，商业银行当然可以予以拒付。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可以使签发空头支票的出票人信誉扫地，让他人警醒不再与之有经济上的交往，使其今后在社会中寸步难行，杀一做百，同时也对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起到的很好的促进和净化作用。

三、中国人民银行对签发空头支票的出票人有罚款的权利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从民法和票据法的角度来看，商业银行是完全有权利可以对签发空头支票的行为采取拒付的方式来处理的。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为了进一步制止这种违约违法行为还可以对出票人处以行政上的罚款呢？

我们说，签发空头支票的行为不仅仅是一种民法上或票据法上的违约行为，而且也是一种严重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行政甚至是刑事违法行为；它侵害的不仅仅是善意持票人的经济利益，而且也扰乱了整个国家的金融秩序；它对社会经济生活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不仅仅会使广大的市场主体对支票失去信任，而且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信用体系的建设。因此，对这种违法行为，除了要在民法上予以制裁外，还要在行政上和刑事上也予以严厉的处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根本上杜绝此类违法行为的再发生。那么，中国人民银行自己有没有权利对这种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呢？

《行政处罚法》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十二条规定：“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个体规定。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在《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中要求：“国务院各部门制定的规章对非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设定罚款不得超过一千元。”所以，只要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有“可以对这种签发空头支票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规定的，中国人民银行就可以在国务院行政法规届定的范围内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而在国务院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相应的行政法规加以规定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也是有权利在行政规章中对签发空头支票的行为作出“是否予以罚款以及罚多少款（限额在一千元以内）”的规定的。而且，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在其颁布实施的行政规章——《支付结算办法》里，于第一百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了：“出票人签发空头支票……，银行应……按票面金额处以百分之五但不低于一千元的罚款；……。”那么，中国人民银行有权作出这个规定是否就意味着这个规定的内容一定是合法的呢？或者说，中国人民银行有没有权利授权商业银行对这种行为处以罚款呢？

四、商业银行没有罚款的权利

《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指出：“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而第十九条规定的受委托组织必须是“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所以，中国人民银行在自己不方便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情况下，是可以委托其他组织来具体行使的。但是，不是任何一个单位和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受委托组织”的，它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才行，也就是必须是“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才有资格成为这个“受委托组织”。而《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是企业法人”。所以，商业银行并不具备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因此，它也就不能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委托成为行政处罚的具体执行者。

商业银行因其自身并没有行政罚款权，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就往往会拿出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结算办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来，以此作为自己有权对签发空头支票的出票人处以罚款的法律依据。那么，这种做法合法吗？即《支付结算办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授权性规定是否可以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对所有的商业银行行使罚款权的行为进行了一次合法的和具有普遍意义的授权”呢？我们认为这是不行的。根据我们前面对行政处罚行为合法性的分析，可以知道，原本没有行政处罚权的组织只有经过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单位的授权委托后才能拥有行政处罚权，而这个“授权”程序及被授权人的资格条件决不是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行政规章中的一个授权性规范所能够跨越的。从法律效力层次上讲，《行政处罚法》的效力层次要比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结算办法》高，若《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与《行政处罚法》的要求不相符的，则该规定无效。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授权性规范的内容是违法的；或者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授权性规范并没有为该规定中的法律关系“主体”（即商业银行）为某种“法律行为（即实施罚款权）”提供法律上和现实上的“通行证”。若要使该授权性规范中的主体能真正拥有罚款的权利，该主体（即被授权组织）就必须要满足相关法律规定的条件——即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必须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所以，中国人民银行要想对签发空头支票的出票人进行罚款，要么亲自为之，要么委托他人为之。而若要委托他人为之，首先就要选对授权的对象。否则，任何组织（包括商业银行）的罚款决定都是属无效的。而从另一角度来讲，中国人民银行若要更好地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就应当积极主动地向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进行行政处罚的授权。而在商业银行没有受权资格却取得授权的情况下，要求其对违反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行使行政处罚权就是强人所难。若中国人民银行对本不能成为具体实施罚款权的商业银行追究其不对扰乱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如签发空头支票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的失职责任的，显然也是很不公平很不恰当的。

五、商业银行“行使”罚款权时的问题及对策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商业银行对签发空头支票的行为是无权处以罚款的，这也就使得商业银行在“行使”罚款权时出现了很多问题：

首先，在实际工作中，商业银行在“行使”罚款权时，其行使程序也大多不合法。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主体为行政处罚行为前必须先立案，再调查取证，在经过审理和听证程序后，最后作出裁决并通知行政相对人。就算是采用简易程序进行行政处罚的，也要在裁决中要向被处罚人说明行政处罚的原因和理由，要求其在规定的时间内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并告知其不服裁决可以申请复议或向法院起诉的权利。而实际工作中，商业银行的做法往往是：一旦发现了空头支票，先对持票人拒付，再就立即从出票人的账上扣划罚款。而《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除当场收缴的罚款外，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只有对“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才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第三十三条）。“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一）依法给予二十元以下的罚款的；（二）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第四十七条）。”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第四十九条、第五十六条）。“很显然，商业银行在”行使“罚款权时，有以下违法情形：一是如果空头支票上记载的金额较大（空头支票的金额一般都很大，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空头支票），罚款数额超过第三十三条规定的限额的，商业银行就不具备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资格；二是签发空头支票的出票人一般不会是该支票的持票人。而且，出票人在商业银行开有活期账户，一般不属于”不当场收缴事后就难以执行“的情况，所以商业银行无法对出票人作出当场收缴罚款的处理；三是商业银行一面自己作出罚款的决定，另一方面又自己亲自扣收罚款的作法完全违背了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相分离的制度；四是商业银行在扣收了罚款后大多数时候都只是向出票人出具一份对账单据而不是法律规定的罚款收据，这显然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而行政机关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单据的，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是应当对使用的非法单据予以收缴销毁的，并应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五是程序的忽略往往就会导致事实与外在表象的出入，从而引起被处罚人的不服，诉讼也就因此产生。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类似这样的案件已经出现了很多，商业银行也往往因为不具备被中国人民银行授权行政行政处罚的资格以及行政处罚程序不合法而被法院判决罚款行为无效。这不能不引起商业银行的重视。

第二，商业银行对罚没的款项处理不当。罚款是行政机关为对扰乱国家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的相对人实施的一种行政上的财产处罚措施，所以，《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罚款……，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政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商业银行往往把罚款像扣收违约金一样地收取，完全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一项收入来对待，罚没的款项一律归入本银行的收益账户，并不上缴给中国人民银行，这样做完全抹杀了罚款是行政处罚中的财产罚的性质，是对国家利益的侵犯。所以，《行政处罚法》就对这种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制裁措施，其中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将罚款……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予以追缴，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商业银行本来就不应该有罚款权，再把非法罚没的款项私自侵占，其行为的违法性不言而喻。其实，商业银行完全可以换一种思维来处理这个问题。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支票的申请人与商业银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委托的合同关系，所以，在商业银行无权取得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授权委托时，可以根据《合同法》第四条“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的规定所体现出来的“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可以在合同中自由约定权利义务条款”的基本立法精神，以及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的规定，在不违反《票据法》的禁止性规定的条件下，在与支票申请人签订支票委托付款协议时约定：“出票人不得签发空头支票，否则，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数额为空头支票票面额的5%但不得超过1000元，商业银行可以直接从出票人的活期账户中扣收。”双方签订了这样条款后，只要出现出票人签发空头支票阶情形，商业银行对出票人直接扣罚违约金的行为不仅有了合法的依据，而且可以光明正大地将处罚的款项当成自己的收入。

罚款范文篇6

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安全生产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规程的违法行为（以下简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依法实施罚款，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安全生产监督罚款实行处罚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罚款，开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处罚人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开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到指定的代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缴纳罚款。罚款代收银行的确定以及会计科目的使用应严格按照财政部《罚款代收代缴管理办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办理。代收银行的代收手续费按照《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代收罚款手续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罚款票据使用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款收据，并由代收银行负责管理。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领取小额罚款票据，并负责管理。罚没款票据的使用，应当符合罚款票据管理暂行规定。尚未实行银行代收的罚款，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统一向同级财政部门购领罚款票据，并负责本单位罚款票据的管理。

第五条安全生产监督罚款收入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罚款缴库时间按照当地财政部门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定期到代收银行索取缴款票据，据以登记统计，并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核对。

各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于每季度终了后7日内将罚款统计表（格式附后）逐级上报。各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于每半年（年）终了后15日内将罚款统计表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第七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罚款收入的缴库情况,应接受同级财政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罚款范文篇7

「关键词」行政罚款，确定标准，过罚相当，汉德公式，侵权法，效率，实用主义

在我国，有关的政府机构在确定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时，一般仅使用“过罚相当”这一原则；专家学者在被问及行政罚款所应遵循的思路时，所能表述的一般也仅是“过罚相当”。作为我国行政处罚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明确地代表了这一思路；该法在其总则中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2]这一思路和原则虽然不无道理，但在至少下述两个方面存在着缺陷和不足。

一、“过罚相当”原则的缺陷与不足

首先，“过罚相当”似乎更适于作为在民事诉讼（如侵权案件）中确定民事赔偿数额的指导原则，对于行政罚款的确定则缺少明确的指导作用。如果以环境污染为例，假定工厂甲因排放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造成河水污染，导致农民乙在河里圈养的鱼苗大量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乙就其所受损害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要求甲做出赔偿，“过罚相当”是可以作为一项指导原则的。[3]具体做法可以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如甲能否及时清除它所造成的污染），在裁决中使甲对乙承担的赔偿等于乙所遭受的相应的损失。

但是，相比之下，“过罚相当”原则对如何确定有关行政机构对违法违规者应当处以的行政罚款则无法提供明确的指导。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过罚相当”所能顾及的主要是过错和/或损失已经发生的情形，对于行政机构通常需要处理的大量的过错和/或损失尚未发生（如工厂甲虽然已污染河水，但尚未给任何人带来实际损害）的情形，由于缺少有关过错和/或损失的具体数据，笼统地要求“过罚相当”并不能帮助有关行政机构确定应向违法违规者课取多大数额的罚款。而除“过罚相当”原则外，《行政处罚法》并未对行政罚款的额度提供任何具体指导。依据该法公布或修正[4]的大量法律法规通常仅笼统规定有关罚款的大致范围，经常——在严格意义上——存在较大的任意性。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5]及其《实施细则》[6]规定：向水体排放剧毒废液，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向水体排放酸、碱液或其他废水，则可减半处以5万元以下罚款；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有毒污染物的容器，则只可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7]再如，根据《北京市防火安全工作管理规定》[8]，对未在规定期限内消除公安消防机构指出的火灾隐患的单位，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则可处以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9]上述法律法规为不同（但相近）的违法行为设定的罚款数额彼此差别巨大（如10万元：5万元：1万元），而为同一违法行为设定的罚款范围又有较大跨度（如1元－10万元、3，000元－3万元）。因此，执法人员必然在执行中诉诸较多的自由裁量，导致执法的任意性。[10]

其次，与其上述缺陷相关，“过罚相当”原则的另一个、更加严重的缺陷是：应用于公法领域，“过罚相当”对于行政罚款应有的功能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如上所述，“过罚相当”主要适用于过错和/或损失已经发生的情形，其着眼点在于事后的“处罚”或——更确定地说——赔偿。但是，行政机构通过罚款所应达到的主要目的应是事前的遏止（deterrence），而不是事后的赔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罚款也有通过国家或其行政机构赔偿多位受害人的功能[11]）；行政罚款的接受人是国家和/或其相应的行政机构，而不是单独的受害人。以“过罚相当”作为确定行政罚款的唯一原则不仅不利于充分实现行政罚款的事前遏止作用（如，上述法律法规对罚款数额的规定[12]很可能无法遏止有关违法违规行为[13]），并且也实际阻碍了我国有关部门对行政罚款这一首要目的的充分认识和重视。

“过罚相当”原则的这些缺陷或许多少与它直接取自刑法中的“罪罚相当”原则有关。但是，提倡这一原则的学者也许未能充分认识到：刑法所面对的通常是已经造成严重实际损害、且其损害已无法改正的犯罪（最典型的例子是故意杀人、过失杀人、强奸，等等），所以重在对犯罪行为进行事后的惩罚（虽然该惩罚对未来的犯罪人可能有警示、遏止作用，对犯罪人本身却主要是实施惩罚）。与此相较，行政罚款制度则主要指向尚未造成实际损害、或其损害可被改正的违法违规者（例如上文提到的向河中排放废水但尚未给他人带来损害的工厂、违章超载运输的货车司机，等等），所以重在对有关损害的事前遏止。适用于刑法领域的原则未必能同样适用于行政罚款领域。

除“过罚相当”原则之外，可以说，我国的行政罚款基本上处于一种“无章可循”的状态。由于“过罚相当”这一思路的偏差，在实践中，有相当多的行政执法部门对行政罚款应用于遏止有关损害发生这一目的和功能未能正确理解或不予理会，而是错误地将收取行政罚款作为单位“创收”的一种手段，如此等等。因此，预定罚款指标[14]、在收取罚款后便对违法违规行为听之任之[15]等荒谬做法比比皆是；[16]作为规范社会行为的一种重要机制，行政罚款远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鉴于“过罚相当”原则的上述缺陷，本文试图寻求一种更适合处理行政罚款问题的新的思路，以利于更充分地实现行政罚款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使行政罚款在我国更加有章可循、合理有效。这一思路所借鉴的主要是最初在美国侵权法领域由著名的勒尼德？汉德法官[17]所提出的判断过失有无的计算公式。虽然，迄今为止，这一公式主要被局限于美国侵权法领域的过失侵权制度，并未被系统地应用于其他相关领域（包括行政法领域）（因此，本文在行政罚款方面应用该公式的思路无论在美国法还是中国法领域都是一种新的尝试），著者认为，该公式可以被用来确定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为我们更合理地管制有关的生产和社会活动、遏止有关损害的发生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与理论指导。

二、汉德公式：来源与背景

汉德公式（TheHandFormula）由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庭著名法官勒尼德？汉德在1947年美利坚合众国诉卡洛尔拖船公司[18]（以下简称卡洛尔案）一案中正式提出，因此有时也被称作卡洛尔学说或卡洛尔公式（TheCarrollTowingDoctrineorCarrollTowingFormula）。[19]卡洛尔案所涉及的是某驳船因拴系不牢，在脱锚后碰撞、损坏码头中其他船只的情形；案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定该船船主有无过失。汉德法官就此提出了以下见解：

由于任何船只都有脱锚的可能，并在脱锚后对附近的船只构成威胁，一位船主防止此类事件发生的义务应由三个变量来决定：（1）、该船脱锚的可能性（probability，简称P）；（2）、该船脱锚后将给其他船只造成的损害（loss或injury，简称L）；（3）、对此采取足够预防措施将给该船主带来的负担（burden，简称B）。如果B小于P与L的乘积（B

汉德法官所提出的上述公式（因其所涉及的B、P、L变量，又称BPL公式）随后成为美国各级法院在侵权案件中经常使用的判定过失有无的标准。[20]根据汉德公式的表述，法院经常以B、P、L来计算当事人应当采取的对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合理关注”（reasonablecare）。如果采取足够预防措施（如，在上述河水污染的例子中，对将被排放的废水做充分的净化）将给当事人带来的负担（B）大于造成有关损害的概率（P）与有关损害（L）的乘积，当事人便不必采取预防措施，因为由法律要求当事人这样做（花费较多的费用，如1，000美元，以杜绝较少的概率损失[即P与L的乘积；而不是单纯的L]，如900美元）从经济上讲是不合理、无效率的，超出了“合理关注”的范围。但是，倘若B小于或等于P与L的乘积（如可用900美元的代价来防止1，000美元的概率损失），而当事人却未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该当事人将被认定存在过失。

汉德公式的理论前提是，如上所述，经济效率[21]和实用主义（utilitarianism）。但这一公式更富有启发性的实际上是它隐含的社会观（viewofsociety）。汉德公式——在某种意义上——把一个侵权案件中的原、被告当成了一个整体：正如同要求原告本身用1，000美元的花费去消除原告本身900美元的概率损失无疑是不合理的，汉德认为，要求被告用1，000美元的花费去消除原告900美元的概率损失也同样是不合理的，因为两者最终招致的同样是100美元（1，000美元-900美元）的净损失。这无形中把原、被告看作了一个整体，“统一结算”；也进而把社会看成了一个整体，不再要求社会——经由法律——对被告施加过失责任（因为倘若如此，便是给社会造成100美元的净损失）。

不过，虽然汉德公式在理论上颇具说服力，在实际应用时，该公式经常遇到B、P、L无法真正量化的问题。以P和L为例，人们通常很难确切地计算出某一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以及该事故将造成的损失。实际上，一起事故所能造成的损失很可能轻重不一；而造成不同损失的可能性又会随损失的轻重不同而不同。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因而增加了人们在实践中应用汉德公式或其他类似标准的难度。

三、如何在行政罚款中借用汉德公式

虽然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上述公式仍只被局限于侵权法领域的过失侵权制度，著者认为，该公式可以被引申、借用到我国的行政法领域，对行政罚款的确定提供重要、有效的指导。具体说来，在确定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时，我国的有关机构可以参照汉德公式的做法，针对一件行政罚款案，对其所涉及的B（即预防有关损害发生所需要的费用）、P（有关损害发生的概率）、L（有关损害）这三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做出认定，在此基础上选择、确定应收取罚款的具体数额。通过集中考虑这三个变量，行政罚款将获得比“过罚相当”原则所能提供的更扎实、更合理的依据，而不再是“无章可循”。

之所以选择汉德公式来协助改进我国的行政罚款制度，是因为——在著者看来——行政罚款的理论前提恰巧与汉德公式所隐含的社会观（如上所述）彼此相容。不论其目前的实行状况如何，著者以为，行政罚款的理论前提都应是以政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和委托管理者，统筹考虑，理性地消除或减少——根据社会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对社会有害的违法违规行为。因此，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行政罚款的首要目的是在有关损害实际发生前，对可造成该损害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事前的遏止；而当损害一旦发生，则应主要由侵权法来确定事后的法律责任、赔偿数额等一系列事宜。[22]对有关个人和组织处以罚款的目的，应是促使他们对自己有可能损害他人的行为做出恰当的成本效益分析，杜绝对自己也对他人不利的有害行为。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的确定，应以此为出发点。

汉德公式虽然出自侵权法，却意在裁定在有关损害发生前，被告是否本应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该损害的发生。因此，汉德公式选取的时间框架恰巧是行政罚款所面对的时间框架。该公式所考虑的变量P与L的乘积（本文称作概率损失，见上文第二部分的有关表述）也正是为行政罚款所关注、由违法违规行为造成的实际危险；而变量B则是政府代表社会决定是否消除或减少某一危险时必须考虑的成本因素。所以，在明确行政罚款的首要目的的前提下，对B、P、L三个变量的掌握应能帮助有关机构在实施行政罚款时更精确地裁定罚款数额，使行政罚款更有效地实现其目的和功能。

具体来讲，有关机构可以采用下列程序来确定其罚款数额：

（一）、确定变量B、P、L的数值。行政机构（或有关立法部门）应通过各种方法确定B、P、L的数值。如上所述，变量B所代表的是预防有关损害发生所需要的费用。有关B的数据通常可以由相关的行业组织或科研单位提供。以上述河水污染的情形为例，B的数值将是对工厂甲所需排放废水事先进行充分净化所需的购买、安装和使用相应设备的费用（包括相关的人工费）等。这一数据通常可由化工部门和/或对口的科研机构、行业组织提供、论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做到较为具体、精确。有关废水的安全排放标准——以及某些其他可罚款事项的相应标准——可遵循现有和将适时制定的国家标准和/或适用的地方标准。[23]

相比之下，对变量P和L数值的计算可能会相对复杂。[24]有关P和L数据的一个主要来源是法院等对以往类似损害的处理。对绝大多数损害类型来讲，法院等部门对以往案件的审理应已包含足够的有关数据；有关部门可据此对同类损害的平均发生概率、程度和范围等做出相当可靠的估计，从而计算出概率损失的数值。譬如，在上述河水污染的例子中，以往污染给有关动植物（如鱼苗等）甚至人类带来的损害及其发生频率应能对类似损害在将来的发生概率等提供较为可靠的线索。此外，由具体部门（如当地环境保护局）和/或科研单位等对有关废水的生化检验也应能提供重要的相关数据（如一定量的废水可致多少鱼苗死亡等等）。

在确定B、P、L三个变量的数值时，有关部门应通过调查研究、听证等形式充分地听取有关各方（如行业主管部门、科研单位、专家、从事有关损害预防的企业或个人、所涉及的两方或多方当事人——包括将要受罚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有可能受害的单位和个人）的意见和论证，并对各方的意见和论证做充分的比较与权衡，[25]以期做出尽量准确、合理、通常适用于同一种类的多个个案（而不是仅仅针对一个孤立个案——否则将增加资源浪费和不可行性）的计算。

（二）、根据以上对B、P、L数值的计算，确定行政罚款的具体数额。以上对B、P、L数值的计算可以被行政机构（或有关立法部门）直接用来确定有关行政罚款的数额。根据社会（经由政府）对概率损失所要达到的遏止程度，以B、P、L来确定行政罚款的数额可以大致分为三种情形。

为实现行政罚款事先遏止有关损害这一首要目的，有关机构需要确定其对概率损失所要达到的遏止程度。在这一方面，有关机构主要面对以下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促使当事人不惜任何代价来防止一切损害的发生；第二种选择是只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小于或等于概率损失（即B≤PL）的情况下才促使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即允许有效率的损失或损害（efficientlossorinjury）；[26]除此之外，有关机构也可以设计出某种折衷方案，例如要求当事人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大于概率损失的情况下也要防止损害的发生，但对该代价与该概率损失之间的比率加以某种限定（如在该代价超出该概率损失两倍的情况下，即B>2PL时，便不再要求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有关机构应考虑以上述第二种选择作为其政策取向，即：只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小于或等于概率损失的情况下才促使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经济效益、理性地消除或减少损害的发生。在防止损害的成本小于概率损失（如B=9，000元，PL=10，000元）时，免除损害的发生可使社会在总体上得到正面的经济效益（PL-B=10，000元-9，000元=1，000元）。在防止损害的成本等于概率损失（如B=10，000元，PL=10，000元）时，虽然免除该损害不能带来正面的经济效益（PL-B=10，000元-10，000元=0元），但是，由于这样做可以——在不浪费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同时减轻或消除人们对损害发生的担忧等负面情绪，从而实现额外的社会效益，所以要求当事人免除该损害的发生仍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社会道德观念、公众要求等因素，有关部门也可以不排除采用上述其他两种（尤其是第三种）做法，即：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大于概率损失的情况下同样要求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但是，在采取这种做法之前，有关部门必须认识到：在通常情况下，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最终都是由公众、由社会来承担的（例如，在上述河水污染的例子中，对工厂甲的罚款将不可避免地作为其生产成本的一部分，相应地提高其产品的价格，从而被转嫁到其用户或消费者身上）。所以，严格地讲，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远大于概率损失的情形下（如B≥2PL时），仍要求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将很少能给社会带来正面的效益。

如以B、P、L来表示，在上述三种情形下，对有关行政罚款的确定应分别依照以下公式进行：

1、如要促使当事人不惜任何代价来防止一切损害的发生：无论B与PL的相互关系如何（即：无论B<、=或者>PL），对未能采取措施、防止有关损害发生的当事人均应处以罚款，罚款额应略大于B，使其等于B加上因实施行政罚款而产生的相应的行政开支（如上述为取得有关B、P、L的数据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和听证的费用，以及下文将要提到的招标的费用等）。

如对某一可罚款事项采用这一政策，有关部门将只需取得有关B的数据，对P与L将无须理会。但是，如上所述，这种做法至少在B远大于PL的情形下会给当事人乃至公众造成不合理、无效率的负担，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并不是一种正确的政策选择。

2、如只在B小于或等于概率损失的情况下才促使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行政机构应只在B≤PL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罚款额应略大于B，使其等于B加上因实施行政罚款而产生的相应的行政开支（见上文第1小节的说明）。[27]B>PL的情形应在实际损害发生后，由法院、仲裁委员会等诉讼机构按照侵权法等适用法律法规处理或者——这可能也是更合理、更有效率的做法——由相应的社会保险机制处理。

3、如采用上述的某种折衷方案（如在B超出概率损失1.5倍的情况下便不再要求当事人防止损害发生）：有关机构应只在规定的情形下（如B≤1.5PL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罚款额应略大于B，使其等于B加上因实施行政罚款而产生的相应的行政开支（见上文第1小节的说明）。B>1.5PL的情形应在实际损害发生后由法院、仲裁委员会等按照侵权法等适用法律法规处理或由相应的社会保险机制处理。

根据可罚款事项的不同，有关政府机构显然可以对不同事项采取不同的遏止政策：如对绝大多数事项采取上述第2种政策；对少数事项采取第3种政策；但也不排除对极个别事项（如可导致某种严重传染病流行的违法违规行为）采取第1种政策，不惜一切代价尽力杜绝。

四、其他相关的讨论

以上述方式确定的行政罚款应能有效地促使当事人采取充分、合理的预防措施来防止有关损害的发生。在通常情况下，当事人是否花费额外的费用来预防某种损害的发生将主要取决于他在有意或无意之中对此做出的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以上述河水污染的情形为例，如果工厂甲明知它能以9，000元的代价（B）来消除10，000元的概率损失（PL），否则它将被处以超过9，000元的罚款（B＋相应的行政开支，如9，500元；参见上文第三部分第（二）节第1小节的说明），工厂甲和处在类似情形下的其他当事人通常都会选择主动去防止损害的发生，而不会自愿选择被罚款（从而给自己造成500元「9，500元－9，000元＝500元」的净损失）。

倘若选择得当，行政罚款因此可以实质性地影响——甚至完全改变——当事人是否采取措施，预防有关损害的发生。出于其自身利益，当事人通常不会主动预防损害的发生，因为这样非但不会给他带来效益（防止损害发生只会给本来可能受害的他人带来效益），反而会使他承担预防的费用（净损失）；虽然从事生产等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可以，如前文所述，通过提高其产品价格等方式将该费用转嫁给用户或消费者，但是，作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该费用将相应减少他本来可以获得的利润；同时，提高其产品价格也将不利于他在市场上的竞争。行政罚款的存在可以帮助矫正这种偏向，因为对可能受罚的当事人来讲，通过预防损害来避免罚款已构成他的效益。

在现实生活中，当事人对概率损失（PL）及其预防措施（B）的估算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误差，从而——在罚款数额未被正确设立的情况下——妨碍他做出正确的决策。[28]通常，当事人不会掌握有关政府机构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听证等方式才可能掌握的数据，因此可能低估损害发生的概率、程度和范围。譬如，在河水污染的例子中，工厂甲对概率损失的估计可能仅仅是9，000元，而不是行政机构通过充分论证计算出的10，000元。但是，只要罚款数额是有关机构根据其正确的BPL数据确定的，行政罚款的存在仍能促使工厂甲主动预防损害的发生。这是因为，由于行政罚款的存在，工厂甲实际上并不是在对自己所估算的B（9，000元）与自己所估算的PL（9，000元）做比较，而是在对自己所估算的B（9，000元）与行政罚款（9，500元）做比较。工厂甲在计算PL时出现的误差因此被抵销；在其成本效益分析中实际起作用的是有关机构所确定的BPL与罚款数额。

由于同样的原因，当事人也可能过高地估计采取预防措施的费用。例如，工厂甲可能认为消除河水污染的费用不是9，000元，而是10，000元。在这种情况下，工厂甲在对自己所估算的B（10，000元）与行政罚款（9，500元）做比较（参见上一段的讨论）时，有可能选择接受行政罚款，而不愿多花500元（B-行政罚款=10，000元-9，500元=500元）去主动消除对河水的污染。但是，只要行政罚款的依据是行政机构根据上述方法所确定的BPL数值，有关损害仍能得到有效的预防。这是因为，行政机构可以——并且应该——使用在此类及其他情形下所收取的行政罚款来防止有关损害的发生。

我国在这方面的一个严重偏差是：行政部门通常是把罚款作为国家和/或该部门的一种经济收入，而不是作为消除有关损害发生危险的经费。[29]当然，在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完成，损害发生的危险因此已不再存在的情况下（如汽车驾驶员违章闯过红灯，但并未引起任何交通事故），对当事人的罚款只能作为国家和/或有关地方政府（而不是有关行政执法机构及其人员）的收入，而无法（也无需）对已完成的违法违规行为施加任何影响（虽然该罚款对日后的类似行为无疑将有更加可信的遏止作用）。[30]但是，在损害发生的危险仍然存在的众多情况下，有关机构只有积极地将所收取的罚款用于消除这些危险，才能充分地实现行政罚款的价值与目的。

在这方面较为可行的一个做法是：通过招标，挑选能最快、最有效地消除损害发生危险的公司或个人；将所收取的罚款中相当于预防费用（B）的部分作为报酬，雇用中标方来防止有关损害的发生。招标的具体方式可以是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31]招标可以由行政机构亲自主持，也可以委托合适的中介组织代为主持。[32]与招标有关的费用可以事先加入应收取的罚款数额中（超出预防费用B的部分）。[33]倘能运用得当，这一机制应能进一步保证有关损害危险得到合理的预防和控制，并能鼓励和支持以预防损害发生为其主、副业的企业和个人，激励其技术革新与进步。这些企业和个人，如专以处理工业废水为其服务项目的工厂，对减少有关损害在我国的发生应能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

但是，如果罚款数额未被正确设立，则（无论当事人对概率损失PL及预防费用B的估算是否存在误差）无法对有关损害进行应有的预防和治理。例如，在河水污染的例子中，执法人员可能在《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所规定的罚款范围内“正确地”对工厂甲处以5，000元的罚款。[34]由于该数额低于工厂甲正确估算的B（9，000元）（或高估的10，000元），它将不会承受4，000元（9，000元－5，000元）甚或5，000元（10，000元－5，000元）的净损失去主动消除污染。同样，北京的某非经营性单位可能因它只面对1，000元的罚款（《北京市防火安全工作管理规定》所设立的最高罚款额[35]）但通过更新其供暖设施消除火灾隐患却需要2，000元（或高估的3，000元），而不去消除该隐患。此类罚款数额远低于预防费用的情形也将使有关部门无法采用上述招标等方式，雇用他人来消除有关损害，从而使许多隐患汜滥成灾。相比之下，罚款数额远高于预防费用的情形虽能遏止损害发生，却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对当事人财产的不合理剥夺。

由于现有法律法规所设立的罚款数额较为任意及其执行上的任意性[36]，如以本文提出的BPL思路加以衡量，上述偏差似应相当常见。例如，在上文所引（以及在其他法律法规中随处可见）的最高罚款限额，因立法者并未有意识地考虑BPL及有关数据，很难保证适当高于防止有关损害所必需的费用（B）。[37]可在此类限额之下“依法”裁定的较低数额，如上所述，则更难保证不低于有关预防费用。此外，现有法律法规中也不乏妨碍实现行政罚款所应有的遏止作用的规定。例如，根据《行政处罚法》，不满十四周岁的违法违规者免于行政处罚；[38]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者从轻处罚；[39]无法辨认或控制其行为的精神病人也同样免于处罚。[40]实际上，有关部门应考虑在行政罚款制度下，将未成年人和有心智缺陷者（如精神病人）视同正常成年人，对其违法违规行为（如破坏市容和公共卫生、损坏公共设施等）处以同样的罚款。[41]这样可以，一方面，取得消除其行为后果的必要费用（如清洁和修理费用），另一方面，促使其监护人加强对他们的管教和监督，从而遏止类似行为的发生。

应当指出，采用本文所提出的思路以实现行政罚款的应有目的和功能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行政机构、法院等有关系统在其运作和执行上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这主要包括：行政机构能够将其有关罚款的明确规定事先公告各方（因为只有足够明确和为人所知，该规定才能被纳入其成本效益分析，对其产生遏止作用）；在检查当事人的预防措施和预防效果时能够实事求是、公正不倚；在对当事人处以罚款时能够严谨执法、言出必行；法院系统能够——在有关损害发生后——根据侵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作出正确、及时的裁决，使当事人对其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承担充分的责任；法院所裁定的赔偿数额或其他补救措施充分、合理，并能得到忠实的执行；侵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已达到足够的质量要求，等。只有行政机构和/或法院严格执法、司法，正确设立的行政罚款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依据本文的思路设立正确的罚款数额具有充足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是因为，虽然在某些情形下，获得精确的P、L数值将有较大的难度，[42]但是，这一思路所要求的只是关于P、L的可靠数据，而不是极其精确的数值。何况，与P、L相比，该思路更多依赖的是预防费用B的数据，而这一数据较P、L更易得到。此外，为取得此类数据所做出的事前调查和论证不应给有关机构带来实质性的额外负担，因为，一方面，有关部门通常也必须——根据《行政处罚法》[43]和其他适用法律法规[44]——就罚款进行听证和/或行政复议；如能依据本文的思路在事前确立更准确、更有合理依据的罚款数额，此类听证和/或行政复议可望得到减少（从而节省其时间和其他资源的投入）。在另一方面，如上所述，进行此类调查和论证的经费可由适当计入罚款数额的行政开支[45]支付。

但是，不言而喻，为使行政罚款发挥其应有作用，行政执法中的现有问题需尽快得以纠正。例如，将行政罚款作为单位经济收入的行为从根本上背离了行政罚款须用于治理有关损害危险的原则，必须及早杜绝。（我们期望，中央政府就此全面采取的“罚缴分离”、“收支两条线”等措施[46]能够取得实质的成效。）再如，在收取行政罚款后便对违法违规行为听之任之的做法显然也不利于消除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这一做法实际上是把罚款当成了税收，反而会在许多情形下激励当事人继续其受罚行为，以弥补其因罚款而遭受的损失。[47]此外，许多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执法随意的现象[48]也需要由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认真对待、尽早加以缓解和最终解决。

结语

出于其各自利益，一个社会的各种成员（包括公民、企业和其他组织）可能随时做出对他人构成损害危险的种种违法违规行为。要应对这一广泛存在的道德风险（moralhazard），必须由能够超越个人和单个组织、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政府承担起社会管理者的责任。行政罚款制度可以作为应对这一问题的有效机制。遵循本文所提出的思路，有关政府机构可以通过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听证等方式正确地设立行政罚款数额，促使当事人做出合理的成本效益分析，实现以行政罚款遏止有关损害危险的目的和功能。倘若运用得当，这种行政罚款制度可使社会生活中的多种违法违规行为及其所造成的损害危险得到合理、理性的防治。

「注释」

[1]1996年3月17日通过，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该法将行政罚款设定为行政处罚的一个重要种类，见其第八条第（二）款。

[2]见《行政处罚法》，第四条。

[3]当然，在民法领域中，“罚”或“处罚”等提法将是不恰当的，因为私法/民法的目的与功能在于迫使加害人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在此之外，不应再有惩罚的目的。惩罚的目的和功能是应由公法（如行政法规——本文所探讨的对象——和刑法）来实现的。我国《民法通则》和有些民法学者曾在多处混淆了这一区别；详细的讨论可参见拙文，“中国侵权法现状：考察与评论”，《政法论坛》，2002年第1期。

[4]《行政处罚法》在其第九、第十和第十一条中分别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可以设定相应的行政处罚。

[5]1984年5月11日通过，1996年5月15日修正，自1984年11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

[6]2000年3月20日，自即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7]见《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及《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第（一）－（三）款。

[8]2000年3月13日，自2000年5月1日起施行。

[9]见该规定第八条及第五条第（五）款。比较《上海市消防条例》（1995年10月27日，2000年1月25日第二次修正，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逾期未消除公安消防机构指出的重大火灾隐患的单位可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者可处以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10]据某些省市的调查，有些部门在执法时任意降低或提高处罚额度，执法随意性较大；参见“[山东省]胶州市对全市行政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载2002年8月20日《青岛政府法制网》。此外，在执法中也时常出现执法人员与违法违规者就罚款数额讨价还价的情况；参见“不掏钱不放行，交警检查点成罚款点”，载2003年1月15日《华商报》（某货车司机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私装挡板而被交警罚款；经过讨价还价，交警将罚款由规定的1，000元减至500元）：“山西省偏关县截罚邮车只因罚款任务没完成”，载2001年12月18日《新华网》（在截罚某邮车时，执法人员声称由他办理罚款只需4万元，如交别人则需8万元）。

[11]参见下文第四部分的有关讨论。

[12]见注2－7及其相关正文。

[13]详见下文第三部分的有关解释。

[14]参见“四川省人大法制委建议整顿违规执法，行政罚款不准下指标”，载2002年1月18日《天府早报》（据四川省人大法制委调查，该省某些行政机关将执法与执法者自身的经济利益挂钩，把行政处罚当作创收）：“山西省偏关县截罚邮车只因罚款任务没完成”，载2001年12月18日《新华网》：“当罚款成为目的……”，载2003年3月2日《人民网。海南视窗》（海口市某些交通协管员每天须承担一定的罚款任务）。

[15]参见“不掏钱不放行，交警检查点成罚款点”，载2003年1月15日《华商报》（设于312国道的某检查站对违规超载运货或私装挡板的司机进行罚款，但未按规定责令其当场卸载或劝返，或要求其当场或随后拆除挡扳。高额罚款并未使司机减少违章：在这段国道上，几乎所有货车都超载运输或加装挡板，而因此引起的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交了罚款超载放行，这个停车场光罚款不卸货”，载2002年11月29日《燕赵都市报》（河北省保定市某停车场交警在向违章超载的司机收取罚款后，即允许其超载运输）：“交了罚款就可以销售禁止上市的非”B瓶“包装啤酒？”，载2002年4月24日《河北日报》（河北省承德县执法部门对可能爆炸伤人的非“B瓶”包装啤酒实行罚款，但在经销商交付罚款后便允许其继续销售）。

严格来讲，上述执法行为已违反《行政处罚法》；见该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16]据悉，从2003年起，中央政府已开始对罚款收入全面实行“罚缴分离”，将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从原来的“坐收坐支”改为“收支两条线”管理；见“收费罚款今年起统交国库，‘预算外收入’终结”，载2003年1月4日《财经时报》。这意味着行政执法部门将负责开具罚款单，但无权收缴罚款，罚款多少也将与执法部门的收入没有直接联系。但这一改革措施究竟会有多大成效将取决于各有关部门是否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这一决策（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毕竟，《行政处罚法》早在1996年便已做出类似规定（见其第四十六、五十三、六十三条）；而各地也不乏此类试点，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实施方案》（2000年3月制定）第三部分第（六）条第3款（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杜绝以罚款……作为工作经费和人员福利待遇来源）。

[17]LearnedHand，生于1872年，卒于1961年；担任美国联邦法官42年；历任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纽约南区法庭法官（1909-1924），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庭法官（1924-1948）、首席法官（1948-1951）。

[18]UnitedStatesv.CarrollTowingCo.，159F.2d169（2dCir.1947）。

[19]其实，在汉德之前，已有若干法官表述了与汉德公式颇为相近的观点，参见1902年Chicago，BurlingtonandQuincyRailroadv.Krayenbuhl（65Neb.889，91N.W.880）一案的法官判词。不过，由于汉德公式的简洁明了（汉德是最早采用下述BPL这种代数形式的人），与相近的表述相比，它在美国法律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因而也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

[20]参见Davisv.ConsolidatedRailCorp.，788F.2d1260（7thCir.1986）（由著名法官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Posner]裁定），I&MRailLink，LLCv.NorthstarNavigation，Inc.，198F.3d1012（7thCir.2000），以及RichardCrossv.BergLumberCompany，7P.3d922（SupremeCourtofWyoming2000）。

[21]参见波斯纳、基多·凯勒布瑞兹（GuidoCalabresi）、斯蒂文·沙维尔（StevenShavell）等人的相关分析：RichardPosner，EconomicAnalysisofLaw，5thed.，NewYork，NY：AspenPublishers（1998）；GuidoCalabresi，TheCostsofAccidents：ALegalandEconomicAnalysis，NewHaven，CT：YaleUniversityPress（1970）；StevenShavell，EconomicAnalysisofAccidentLaw，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7）。

[22]参见上文第一部分第三段的讨论。当然，通过合理地确定法律责任和赔偿数额，侵权法对未来的侵权行为也会有一定的遏止作用；参见拙文“中国侵权法现状：考察与评论”（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1期）中的有关讨论。但这并不影响此处的基本判断，即：行政罚款主要应用于损害实际发生前，而侵权法主要应用于损害实际发生后。

[23]目前，定义废水安全指标的国家标准主要是《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以及适用于具体行业的相应标准（如《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6-92）》、《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8-92）》等）。涉及其他可罚款事项的标准有，例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90）》等。

[24]参见上文第二部分最后一段的讨论。

[25]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当地政府已在试图建立类似的法律决策分析和论证制度，对涉及当地城市建设、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重要决策进行分析、论证；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实施方案》（2000年3月制定），第三部分第（一）条第2款。但这些分析和论证通常仍只局限于所谓的“重要决策”和少数专家顾问的参与，所以仍需较大的改进。

[26]这一思路与英美合同法中允许有效率的违约（efficientbreach）的做法有相近之处，同为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所支持。

[27]在少数情形下，为实现行政罚款的遏止作用，也不排除将罚款数额确定为B的数倍甚或数十倍。例如，虽然随地吐痰和乱吐口香糖可造成严重污染市容、传播流行病菌等后果，清除此类污染的成本却相对较小：如据有关部门计算，清除一块口香糖残迹的成本约为1.1元（见“天安门管理委员会：清除一块糖成本1.1元”，载2002年10月16日《北京青年报》）；清除痰迹的成本应该更低。如按该成本（加上相应的行政开支）实行罚款，将很难遏止此类行为。因此，可考虑使罚款数额数倍或数十倍于该成本。这样，对此类行为的罚款将更与其有关危害（PL）相称。另一方面，由于执法人员必定无法抓获所有此类违规者并处以罚款，相应增加罚款数额（使被罚款的违规者分担未被罚款的违规者的罚款数额）可保证有关机构获得清除此类所有污染的经费（参见下文第四部分的有关讨论）。

[28]有关罚款数额未被正确设立的情形，请见下文的讨论。

[29]见上文第一部分第五段的讨论。这种混淆不仅存在于具体的行政执法部门，也存在于地方人大等核心政府机构。参见“[辽宁省]葫芦岛市人大常委会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执法检查效果明显”，载2002年11月1日《人民网？中国人大新闻》（称“收费和罚款，对地方财力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重点号系著者所加））。政府机构无疑需要从社会取得足够多的收入，用以支付其人员工资、日常工作开支等等。但是，取得该收入的正确途径应是税收和/或有关收费（如服务性收费和阶段性收费），而不应是罚款。

[30]在这些情况下，已收取的罚款实际上应等同于违法违规者对社会——在某种意义上——的相应补偿，并应因此用于适当的公益事业。参见第2页注8及其相关正文。

[31]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年8月30日颁布，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第十条。

[32]见《招标投标法》，第十二条。

[33]参见上文第三部分第（二）节第1小节的讨论。

[34]见第2页注4及其相关正文。

[35]见第2页注5、6及其相关正文。

[36]参见上文第一部分第二段的有关讨论。

[37]这方面的另一个例证，是《北京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定》（2002年12月31日，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根据该规定的第二十八条，违反该规定，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应当追回而不追回的，由卫生、工商行政管理或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处5，000元以下罚款。可以想见，对于已经售出、价值在5，000元以上的食品，当事人将不会有动力积极追回，因为这样只会造成当事人的净损失（例如，6，000元食品售价－5，000元罚款＝1，000元净损失）。

[38]见《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五条。

[39]同上注。

[40]见《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六条。

[41]这样做，并不是苛责未成年人和有心智缺陷者。与重在责罚的其他法律制度相比，现代行政罚款制度实际上更象一种财政制度；它重在采用经济手段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事前遏止和——在遏止失败后——取得治理有关行为的费用。

[42]见上文第二部分最后一段的讨论。

[43]如《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被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听证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第六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罚不服，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等。

[44]例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听证暂行规则》（1996年10月17日，自即日起施行）第六条第（三）款、第四十二条等；《建设部实施行政处罚工作规程》（2002年3月5日，自即日起施行）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等；国土资源部《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2003年1月2日，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九条等；《北京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1996年9月23日，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二条、第十二条等。

[45]参见上文第三部分第（二）节第1小节的讨论。

[46]见第3页注3。

罚款范文篇8

第二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单位（以下简称事故发生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等有关责任人员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适用本规定。

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处罚的种类、幅度和决定机关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事故发生单位是指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

本规定所称主要负责人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厂长、经理、局长、矿长（含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

第四条本规定所称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上一年年收入，属于国有生产经营单位的，是指该单位上级主管部门所确定的上一年年收入总额；属于非国有生产经营单位的，是指经财务、税务部门核定的上一年年收入总额。

第五条《条例》所称的迟报、漏报、谎报和瞒报，依照下列情形认定：

（一）报告事故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属于迟报；

（二）因过失对应当上报的事故或者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别、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等内容遗漏未报的，属于漏报；

（三）故意不如实报告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别、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等有关内容的，属于谎报；

（四）故意隐瞒已经发生的事故，并经有关部门查证属实的，属于瞒报。

第六条对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依照下列规定决定：

（一）对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决定；

（二）对发生重大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省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

（三）对发生较大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

（四）对发生一般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决定。

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指定下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实施行政处罚。

第七条对煤矿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依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对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煤矿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决定；

（二）对发生重大事故和较大事故的煤矿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决定；

（三）对发生一般事故的煤矿及其有关责任人员罚款的行政处罚，由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所属分局决定。

上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可以指定下一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实施行政处罚。

第八条特别重大事故以下等级事故，事故发生地与事故发生单位所在地不在同一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由事故发生地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照本规定第六条或者第七条规定的权限实施行政处罚。

第九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依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规定的程序执行。

第十条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一条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有《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事故发生后不立即组织事故抢救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的罚款；

（二）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迟报或者漏报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至60％的罚款；

（三）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80％的罚款。

第十二条事故发生单位有《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没有贻误事故抢救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的，处20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手段恶劣，情节严重的，处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三条事故发生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谎报、瞒报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80％的罚款；

（二）伪造、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或者转移、隐匿资金、财产、销毁有关证据、资料，或者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或者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至90％的罚款；

（三）事故发生后逃匿的，处上一年年收入100％的罚款。

第十四条事故发生单位对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3人以上1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3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负有责任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五条事故发生单位对较大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造成3人以上6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3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10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2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造成6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3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3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3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六条事故发生单位对重大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造成10人以上15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7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5000万元以上7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造成15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7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者7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七条事故发生单位对特别重大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30％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的罚款；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的罚款。

第十九条法律、行政法规对发生事故的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规定的罚款幅度与本规定不同的，按照较高的幅度处以罚款，但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重复罚款。

第二十条违反《条例》和本规定，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有两种以上应当处以罚款的行为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分别裁量，合并作出处罚决定。

第二十一条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其他单位及其有关责任人员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实施。

罚款范文篇9

一、我县查车站点设置情况

目前，我县除交警部门以外，能够在路上设置站点对车辆进行检查、罚款的部门主要是公路局和交通局。全县共设有四处检查点：

1、公路局检查站点：

⑴超限检测站，位于县境内，省道路北侧，是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一处固定超限检测点。

⑵镇高速路口超限检测站，位于县镇高速路出口。

2、交通局检查站点：

⑴大山临时治超检测站，是年经省交通厅批准设置，地处省道与路交汇处西1000米路南。

⑵县交通稽查站，是根据省人民政府政发号文件精神批准设置，位于国道与路口北1000米205国道路东。

二、调查了解基本情况县优化办分别到县经济开发区、高新区、工业园、企业集团等园区和企业了解了我县目前的道路环境情况。通过和各园区、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进行沟通，具体情况如下：

1、公路执法环境总体情况较好。通过多年的努力，我县公路“三乱”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多家上路、多头执法、以权谋私、以罚代纠等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问题明显减少；道路检查站点设置进一步规范合理；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意识不断增强，公路执法行为也得到了进一步规范。

2、高额扣罚现象时有发生。虽然我县道路环境不断得到优化，但是有些职能部门对为县内企业运送货物车辆的查扣和罚款现象时有发生，而且罚款数额巨大，不少企业负责人对此表示不满。例如：年12月，集团运送货物车辆在路和路交汇处附近被有关部门以超高为由查扣罚款10万元（经协调，放行）。面对这种情况，各园区经常出面和县有关部门进行协调，经协调，多数情况下能够少罚、不罚并放行；有时协调沟通比较困难，令各园区比较为难，企业也不甚满意。

3、企业对罚款金额过高不满。相关职能部门的部分查扣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令某些企业不满，但是绝大多数查扣行为是符合规定的，有些运输车辆也确实存在手续证件不全违规上路和超高、超宽、超重现象，只是在执行的时候往往按处罚标准的较高额处罚，企业多因罚款金额过高而感到不满。

三、对策和建议

1、积极主动，切实为全县发展大局服务。公路执法部门要进一步提高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的意识，制定符合全县发展大局的各项制度、规定、承诺，并予以公布，切实做到主动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在涉及查车、罚款等方面，在符合法律、法规、条例等规定的前提下，凡是为我县内企业运送货物的车辆，违反超高、超限等相关规定情节较轻的，应予批评教育免予处罚，并予尽快放行；情节较重的，一律在处罚权限的下线按最低标准处罚。

罚款范文篇10

Thesystemofadministrativefinesisanimportantdevicefordeterringillicitbehaviorandtherisksassociatedtherewith.YetinChina,administrativefinesarewithoutanymeaningful,principledguidance.Thisarticleprovidesacritiqueofthecurrentproblemsinthisareaand,basedontheHandformulafromAmericantortlaw,proposesanewandmoresuitablewayforhandlingadministrativefinessothattheybecomemorerationalandeffective,andbetterrealizetheirproperfunctions.

关键词：行政罚款确定标准过罚相当汉德公式侵权法效率实用主义

一、“过罚相当”原则的缺陷与不足

但是，相比之下，“过罚相当”原则对如何确定有关行政机构对违法违规者应当处以的行政罚款则无法提供明确的指导。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过罚相当”所能顾及的主要是过错和/或损失已经发生的情形，对于行政机构通常需要处理的大量的过错和/或损失尚未发生（如工厂甲虽然已污染河水，但尚未给任何人带来实际损害）的情形，由于缺少有关过错和/或损失的具体数据，笼统地要求“过罚相当”并不能帮助有关行政机构确定应向违法违规者课取多大数额的罚款。而除“过罚相当”原则外，《行政处罚法》并未对行政罚款的额度提供任何具体指导。依据该法公布或修正[4]的大量法律法规通常仅笼统规定有关罚款的大致范围,经常－－在严格意义上－－存在较大的任意性。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5]及其《实施细则》[6]规定：向水体排放剧毒废液，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向水体排放酸、碱液或其他废水，则可减半处以5万元以下罚款；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有毒污染物的容器，则只可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7]再如，根据《北京市防火安全工作管理规定》[8]，对未在规定期限内消除公安消防机构指出的火灾隐患的单位，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则可处以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9]上述法律法规为不同（但相近）的违法行为设定的罚款数额彼此差别巨大（如10万元：5万元：1万元），而为同一违法行为设定的罚款范围又有较大跨度（如1元－10万元、3,000元－3万元）。因此，执法人员必然在执行中诉诸较多的自由裁量，导致执法的任意性。[10]

其次，与其上述缺陷相关，“过罚相当”原则的另一个、更加严重的缺陷是：应用于公法领域，“过罚相当”对于行政罚款应有的功能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如上所述，“过罚相当”主要适用于过错和/或损失已经发生的情形，其着眼点在于事后的“处罚”或－－更确定地说－－赔偿。但是，行政机构通过罚款所应达到的主要目的应是事前的遏止（deterrence），而不是事后的赔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罚款也有通过国家或其行政机构赔偿多位受害人的功能[11]）；行政罚款的接受人是国家和/或其相应的行政机构，而不是单独的受害人。以“过罚相当”作为确定行政罚款的唯一原则不仅不利于充分实现行政罚款的事前遏止作用（如，上述法律法规对罚款数额的规定[12]很可能无法遏止有关违法违规行为[13]），并且也实际阻碍了我国有关部门对行政罚款这一首要目的的充分认识和重视。

“过罚相当”原则的这些缺陷或许多少与它直接取自刑法中的“罪罚相当“原则有关。但是，提倡这一原则的学者也许未能充分认识到：刑法所面对的通常是已经造成严重实际损害、且其损害已无法改正的犯罪（最典型的例子是故意杀人、过失杀人、强奸，等等），所以重在对犯罪行为进行事后的惩罚（虽然该惩罚对未来的犯罪人可能有警示、遏止作用，对犯罪人本身却主要是实施惩罚）。与此相较，行政罚款制度则主要指向尚未造成实际损害、或其损害可被改正的违法违规者（例如上文提到的向河中排放废水但尚未给他人带来损害的工厂、违章超载运输的货车司机，等等），所以重在对有关损害的事前遏止。适用于刑法领域的原则未必能同样适用于行政罚款领域。

法比比皆是；[16]作为规范社会行为的一种重要机制，行政罚款远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鉴于“过罚相当”原则的上述缺陷，本文试图寻求一种更适合处理行政罚款问题的新的思路，以利于更充分地实现行政罚款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使行政罚款在我国更加有章可循、合理有效。这一思路所借鉴的主要是最初在美国侵权法领域由著名的勒尼德∙汉德法官[17]所提出的判断过失有无的计算公式。虽然，迄今为止，这一公式主要被局限于美国侵权法领域的过失侵权制度，并未被系统地应用于其他相关领域（包括行政法领域）（因此，本文在行政罚款方面应用该公式的思路无论在美国法还是中国法领域都是一种新的尝试），著者认为，该公式可以被用来确定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为我们更合理地管制有关的生产和社会活动、遏止有关损害的发生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与理论指导。

二、汉德公式：来源与背景

汉德公式（TheHandFormula）由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庭著名法官勒尼德∙汉德在1947年美利坚合众国诉卡洛尔拖船公司[18]（以下简称卡洛尔案）一案中正式提出，因此有时也被称作卡洛尔学说或卡洛尔公式（TheCarrollTowingDoctrineorCarrollTowingFormula）。[19]卡洛尔案所涉及的是某驳船因拴系不牢，在脱锚后碰撞、损坏码头中其他船只的情形；案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定该船船主有无过失。汉德法官就此提出了以下见解：

汉德法官所提出的上述公式（因其所涉及的B、P、L变量，又称BPL公式）随后成为美国各级法院在侵权案件中经常使用的判定过失有无的标准。[20]根据汉德公式的表述，法院经常以B、P、L来计算当事人应当采取的对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合理关注”（reasonablecare）。如果采取足够预防措施（如，在上述河水污染的例子中，对将被排放的废水做充分的净化）将给当事人带来的负担（B）大于造成有关损害的概率（P）与有关损害（L）的乘积，当事人便不必采取预防措施，因为由法律要求当事人这样做（花费较多的费用，如1,000美元，以杜绝较少的概率损失[即P与L的乘积；而不是单纯的L]，如900美元）从经济上讲是不合理、无效率的，超出了“合理关注”的范围。但是，倘若B小于或等于P与L的乘积（如可用900美元的代价来防止1,000美元的概率损失），而当事人却未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该当事人将被认定存在过失。

汉德公式的理论前提是，如上所述，经济效率[21]和实用主义（utilitarianism）。但这一公式更富有启发性的实际上是它隐含的社会观（viewofsociety）。汉德公式－－在某种意义上－－把一个侵权案件中的原、被告当成了一个整体：正如同要求原告本身用1,000美元的花费去消除原告本身900美元的概率损失无疑是不合理的，汉德认为，要求被告用1,000美元的花费去消除原告900美元的概率损失也同样是不合理的，因为两者最终招致的同样是100美元（1,000美元-900美元）的净损失。这无形中把原、被告看作了一个整体，“统一结算”；也进而把社会看成了一个整体，不再要求社会－－经由法律－－对被告施加过失责任（因为倘若如此，便是给社会造成100美元的净损失）。

三、如何在行政罚款中借用汉德公式

之所以选择汉德公式来协助改进我国的行政罚款制度，是因为－－在著者看来－－行政罚款的理论前提恰巧与汉德公式所隐含的社会观（如上所述）彼此相容。不论其目前的实行状况如何，著者以为，行政罚款的理论前提都应是以政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和委托管理者，统筹考虑，理性地消除或减少－－根据社会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对社会有害的违法违规行为。因此，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行政罚款的首要目的是在有关损害实际发生前，对可造成该损害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事前的遏止；而当损害一旦发生，则应主要由侵权法来确定事后的法律责任、赔偿数额等一系列事宜。[22]对有关个人和组织处以罚款的目的，应是促使他们对自己有可能损害他人的行为做出恰当的成本效益分析，杜绝对自己也对他人不利的有害行为。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的确定，应以此为出发点。

具体来讲，有关机构可以采用下列程序来确定其罚款数额：

（一）、确定变量B、P、L的数值。行政机构（或有关立法部门）应通过各种方法确定B、P、L的数值。如上所述，变量B所代表的是预防有关损害发生所需要的费用。有关B的数据通常可以由相关的行业组织或科研单位提供。以上述河水污染的情形为例，B的数值将是对工厂甲所需排放废水事先进行充分净化所需的购买、安装和使用相应设备的费用（包括相关的人工费）等。这一数据通常可由化工部门和/或对口的科研机构、行业组织提供、论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做到较为具体、精确。有关废水的安全排放标准－－以及某些其他可罚款事项的相应标准－－可遵循现有和将适时制定的国家标准和/或适用的地方标准。[23]

在确定B、P、L三个变量的数值时，有关部门应通过调查研究、听证等形式充分地听取有关各方（如行业主管部门、科研单位、专家、从事有关损害预防的企业或个人、所涉及的两方或多方当事人－－包括将要受罚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有可能受害的单位和个人）的意见和论证，并对各方的意见和论证做充分的比较与权衡，[25]以期做出尽量准确、合理、通常适用于同一种类的多个个案（而不是仅仅针对一个孤立个案－－否则将增加资源浪费和不可行性）的计算。

为实现行政罚款事先遏止有关损害这一首要目的，有关机构需要确定其对概率损失所要达到的遏止程度。在这一方面，有关机构主要面对以下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促使当事人不惜任何代价来防止一切损害的发生；第二种选择是只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小于或等于概率损失（即B≤PL）的情况下才促使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即允许有效率的损失或损害（efficientlossorinjury)；[26]除此之外，有关机构也可以设计出某种折衷方案，例如要求当事人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大于概率损失的情况下也要防止损害的发生，但对该代价与该概率损失之间的比率加以某种限定（如在该代价超出该概率损失两倍的情况下，即B>2PL时，便不再要求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有关机构应考虑以上述第二种选择作为其政策取向，即：只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小于或等于概率损失的情况下才促使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经济效益、理性地消除或减少损害的发生。在防止损害的成本小于概率损失（如B=9,000元，PL=10,000元）时，免除损害的发生可使社会在总体上得到正面的经济效益（PL-B=10,000元-9,000元=1,000元）。在防止损害的成本等于概率损失（如B=10,000元，PL=10,000元）时，虽然免除该损害不能带来正面的经济效益（PL-B=10,000元-10,000元=0元），但是，由于这样做可以－－在不浪费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同时减轻或消除人们对损害发生的担忧等负面情绪，从而实现额外的社会效益，所以要求当事人免除该损害的发生仍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如以B、P、L来表示，在上述三种情形下，对有关行政罚款的确定应分别依照以下公式进行：

2、如只在B小于或等于概率损失的情况下才促使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行政机构应只在B≤PL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罚款额应略大于B，使其等于B加上因实施行政罚款而产生的相应的行政开支（见上文第1小节的说明）。[27]B>PL的情形应在实际损害发生后，由法院、仲裁委员会等诉讼机构按照侵权法等适用法律法规处理或者－－这可能也是更合理、更有效率的做法－－由相应的社会保险机制处理。

四、其他相关的讨论

以上述方式确定的行政罚款应能有效地促使当事人采取充分、合理的预防措施来防止有关损害的发生。在通常情况下，当事人是否花费额外的费用来预防某种损害的发生将主要取决于他在有意或无意之中对此做出的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以上述河水污染的情形为例，如果工厂甲明知它能以9,000元的代价（B）来消除10,000元的概率损失（PL），否则它将被处以超过9,000元的罚款（B＋相应的行政开支，如9,500元；参见上文第三部分第（二）节第1小节的说明），工厂甲和处在类似情形下的其他当事人通常都会选择主动去防止损害的发生，而不会自愿选择被罚款（从而给自己造成500元【9,500元－9,000元＝500元】的净损失）。

倘若选择得当，行政罚款因此可以实质性地影响－－甚至完全改变－－当事人是否采取措施，预防有关损害的发生。出于其自身利益，当事人通常不会主动预防损害的发生，因为这样非但不会给他带来效益（防止损害发生只会给本来可能受害的他人带来效益），反而会使他承担预防的费用（净损失）；虽然从事生产等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可以，如前文所述，通过提高其产品价格等方式将该费用转嫁给用户或消费者，但是，作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该费用将相应减少他本来可以获得的利润；同时，提高其产品价格也将不利于他在市场上的竞争。行政罚款的存在可以帮助矫正这种偏向，因为对可能受罚的当事人来讲，通过预防损害来避免罚款已构成他的效益。

在现实生活中，当事人对概率损失（PL）及其预防措施（B）的估算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误差，从而－－在罚款数额未被正确设立的情况下－－妨碍他做出正确的决策。[28]通常，当事人不会掌握有关政府机构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听证等方式才可能掌握的数据，因此可能低估损害发生的概率、程度和范围。譬如，在河水污染的例子中，工厂甲对概率损失的估计可能仅仅是9,000元，而不是行政机构通过充分论证计算出的10,000元。但是，只要罚款数额是有关机构根据其正确的BPL数据确定的，行政罚款的存在仍能促使工厂甲主动预防损害的发生。这是因为，由于行政罚款的存在，工厂甲实际上并不是在对自己所估算的B（9,000元）与自己所估算的PL（9,000元）做比较，而是在对自己所估算的B（9,000元）与行政罚款（9,500元）做比较。工厂甲在计算PL时出现的误差因此被抵销；在其成本效益分析中实际起作用的是有关机构所确定的BPL与罚款数额。

由于同样的原因，当事人也可能过高地估计采取预防措施的费用。例如，工厂甲可能认为消除河水污染的费用不是9,000元，而是10,000元。在这种情况下，工厂甲在对自己所估算的B（10,000元）与行政罚款（9,500元）做比较（参见上一段的讨论）时，有可能选择接受行政罚款，而不愿多花500元（B-行政罚款=10,000元-9,500元=500元）去主动消除对河水的污染。但是，只要行政罚款的依据是行政机构根据上述方法所确定的BPL数值，有关损害仍能得到有效的预防。这是因为，行政机构可以－－并且应该－－使用在此类及其他情形下所收取的行政罚款来防止有关损害的发生。

但是，如果罚款数额未被正确设立，则（无论当事人对概率损失PL及预防费用B的估算是否存在误差）无法对有关损害进行应有的预防和治理。例如，在河水污染的例子中，执法人员可能在《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所规定的罚款范围内“正确地”对工厂甲处以5,000元的罚款。[34]由于该数额低于工厂甲正确估算的B（9,000元）（或高估的10,000元），它将不会承受4,000元（9,000元－5,000元）甚或5,000元（10,000元－5,000元）的净损失去主动消除污染。同样，北京的某非经营性单位可能因它只面对1,000元的罚款（《北京市防火安全工作管理规定》所设立的最高罚款额[35]）但通过更新其供暖设施消除火灾隐患却需要2,000元（或高估的3,000元），而不去消除该隐患。此类罚款数额远低于预防费用的情形也将使有关部门无法采用上述招标等方式，雇用他人来消除有关损害，从而使许多隐患汜滥成灾。相比之下，罚款数额远高于预防费用的情形虽能遏止损害发生，却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对当事人财产的不合理剥夺。

应当指出，采用本文所提出的思路以实现行政罚款的应有目的和功能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行政机构、法院等有关系统在其运作和执行上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这主要包括：行政机构能够将其有关罚款的明确规定事先公告各方（因为只有足够明确和为人所知，该规定才能被纳入其成本效益分析，对其产生遏止作用）；在检查当事人的预防措施和预防效果时能够实事求是、公正不倚；在对当事人处以罚款时能够严谨执法、言出必行；法院系统能够－－在有关损害发生后－－根据侵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作出正确、及时的裁决，使当事人对其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承担充分的责任；法院所裁定的赔偿数额或其他补救措施充分、合理，并能得到忠实的执行；侵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已达到足够的质量要求，等。只有行政机构和/或法院严格执法、司法，正确设立的行政罚款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依据本文的思路设立正确的罚款数额具有充足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是因为，虽然在某些情形下，获得精确的P、L数值将有较大的难度，[42]但是，这一思路所要求的只是关于P、L的可靠数据，而不是极其精确的数值。何况，与P、L相比，该思路更多依赖的是预防费用B的数据，而这一数据较P、L更易得到。此外，为取得此类数据所做出的事前调查和论证不应给有关机构带来实质性的额外负担，因为，一方面，有关部门通常也必须－－根据《行政处罚法》[43]和其他适用法律法规[44]－－就罚款进行听证和/或行政复议；如能依据本文的思路在事前确立更准确、更有合理依据的罚款数额，此类听证和/或行政复议可望得到减少（从而节省其时间和其他资源的投入）。在另一方面，如上所述，进行此类调查和论证的经费可由适当计入罚款数额的行政开支[45]支付。

结语

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第3－12页

作者系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研究员；《美国比较法学刊》(AmericanJournalofComparativeLaw)编委。哈佛大学法博士（J.D.）；耶鲁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与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访问学者孙潮教授和石宏先生的讨论，谨此致谢。

[1]1996年3月17日通过，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该法将行政罚款设定为行政处罚的一个重要种类，见其第八条第（二）款。

[2]见《行政处罚法》，第四条。

[3]当然，在民法领域中，“罚”或“处罚”等提法将是不恰当的，因为私法/民法的目的与功能在于迫使加害人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在此之外，不应再有惩罚的目的。惩罚的目的和功能是应由公法（如行政法规－－本文所探讨的对象－－和刑法）来实现的。我国《民法通则》和有些民法学者曾在多处混淆了这一区别；详细的讨论可参见拙文，“中国侵权法现状：考察与评论”，《政法论坛》，2002年第1期。

[4]《行政处罚法》在其第九、第十和第十一条中分别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可以设定相应的行政处罚。

[5]1984年5月11日通过，1996年5月15日修正，自1984年11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

[6]2000年3月20日，自即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7]见《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及《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第(一)－(三)款。

[8]2000年3月13日，自2000年5月1日起施行。

[9]见该规定第八条及第五条第(五)款。比较《上海市消防条例》（1995年10月27日，2000年1月25日第二次修正，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逾期未消除公安消防机构指出的重大火灾隐患的单位可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者可处以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10]据某些省市的调查，有些部门在执法时任意降低或提高处罚额度，执法随意性较大；参见”[山东省]胶州市对全市行政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载2002年8月20日《青岛政府法制网》。此外，在执法中也时常出现执法人员与违法违规者就罚款数额讨价还价的情况；参见“不掏钱不放行，交警检查点成罚款点”，载2003年1月15日《华商报》（某货车司机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私装挡板而被交警罚款；经过讨价还价，交警将罚款由规定的1,000元减至500元）；“山西省偏关县截罚邮车只因罚款任务没完成”，载2001年12月18日《新华网》（在截罚某邮车时，执法人员声称由他办理罚款只需4万元，如交别人则需8万元）。

[11]参见下文第四部分的有关讨论。

[12]见注2－7及其相关正文。

[13]详见下文第三部分的有关解释。

[14]参见“四川省人大法制委建议整顿违规执法，行政罚款不准下指标”，载2002年1月18日《天府早报》（据四川省人大法制委调查，该省某些行政机关将执法与执法者自身的经济利益挂钩，把行政处罚当作创收）；“山西省偏关县截罚邮车只因罚款任务没完成”，载2001年12月18日《新华网》；“当罚款成为目的……”，载2003年3月2日《人民网·海南视窗》（海口市某些交通协管员每天须承担一定的罚款任务）。

[15]参见“不掏钱不放行，交警检查点成罚款点”，载2003年1月15日《华商报》（设于312国道的某检查站对违规超载运货或私装挡板的司机进行罚款，但未按规定责令其当场卸载或劝返，或要求其当场或随后拆除挡扳。高额罚款并未使司机减少违章：在这段国道上，几乎所有货车都超载运输或加装挡板，而因此引起的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交了罚款超载放行，这个停车场光罚款不卸货”，载2002年11月29日《燕赵都市报》（河北省保定市某停车场交警在向违章超载的司机收取罚款后，即允许其超载运输）；“交了罚款就可以销售禁止上市的非“B瓶”包装啤酒?”，载2002年4月24日《河北日报》（河北省承德县执法部门对可能爆炸伤人的非“B瓶”包装啤酒实行罚款，但在经销商交付罚款后便允许其继续销售）。

严格来讲，上述执法行为已违反《行政处罚法》；见该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16]据悉，从2003年起，中央政府已开始对罚款收入全面实行“罚缴分离”，将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从原来的“坐收坐支”改为“收支两条线”管理；见“收费罚款今年起统交国库，‘预算外收入’终结“，载2003年1月4日《财经时报》。这意味着行政执法部门将负责开具罚款单，但无权收缴罚款，罚款多少也将与执法部门的收入没有直接联系。但这一改革措施究竟会有多大成效将取决于各有关部门是否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这一决策（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毕竟，《行政处罚法》早在1996年便已做出类似规定（见其第四十六、五十三、六十三条）；而各地也不乏此类试点，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实施方案》（2000年3月制定）第三部分第(六)条第3款（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杜绝以罚款……作为工作经费和人员福利待遇来源）。

[18]UnitedStatesv.CarrollTowingCo.,159F.2d169(2dCir.1947).

[19]其实，在汉德之前，已有若干法官表述了与汉德公式颇为相近的观点，参见1902年Chicago,BurlingtonandQuincyRailroadv.Krayenbuhl（65Neb.889,91N.W.880）一案的法官判词。不过，由于汉德公式的简洁明了（汉德是最早采用下述BPL这种代数形式的人），与相近的表述相比，它在美国法律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因而也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

[20]参见Davisv.ConsolidatedRailCorp.,788F.2d1260(7thCir.1986)（由著名法官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Posner]裁定），I&MRailLink,LLCv.NorthstarNavigation,Inc.,198F.3d1012（7thCir.2000），以及RichardCrossv.BergLumberCompany,7P.3d922(SupremeCourtofWyoming2000）。

[21]参见波斯纳、基多·凯勒布瑞兹（GuidoCalabresi）、斯蒂文·沙维尔（StevenShavell）等人的相关分析：RichardPosner,EconomicAnalysisofLaw,5thed.,NewYork,NY:AspenPublishers(1998);GuidoCalabresi,TheCostsofAccidents:ALegalandEconomicAnalysis,NewHaven,CT:YaleUniversityPress(1970);StevenShavell,EconomicAnalysisofAccidentLaw,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7).

[23]目前，定义废水安全指标的国家标准主要是《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以及适用于具体行业的相应标准（如《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6-92)》、《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8-92)》等）。涉及其他可罚款事项的标准有，例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90）》等。

[24]参见上文第二部分最后一段的讨论。

[25]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当地政府已在试图建立类似的法律决策分析和论证制度，对涉及当地城市建设、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重要决策进行分析、论证；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实施方案》（2000年3月制定），第三部分第(一)条第2款。但这些分析和论证通常仍只局限于所谓的“重要决策”和少数专家顾问的参与，所以仍需较大的改进。

[26]这一思路与英美合同法中允许有效率的违约（efficientbreach）的做法有相近之处，同为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所支持。

[28]有关罚款数额未被正确设立的情形，请见下文的讨论。

[29]见上文第一部分第五段的讨论。这种混淆不仅存在于具体的行政执法部门，也存在于地方人大等核心政府机构。参见“[辽宁省]葫芦岛市人大常委会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执法检查效果明显”，载2002年11月1日《人民网•中国人大新闻》（称“收费和罚款，对地方财力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重点号系著者所加））。政府机构无疑需要从社会取得足够多的收入，用以支付其人员工资、日常工作开支等等。但是，取得该收入的正确途径应是税收和/或有关收费（如服务性收费和阶段性收费），而不应是罚款。

[30]在这些情况下，已收取的罚款实际上应等同于违法违规者对社会－－在某种意义上－－的相应补偿，并应因此用于适当的公益事业。参见第2页注8及其相关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