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款考核方案十篇

罚款考核方案篇1

为进一步加强矿区治安保卫工作，维护我矿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充分调动广大治安保卫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为矿区创造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为深化企业改革保驾护航，经矿研究同意制定本合同。

一、承包方式：集体承包。责任人：保卫科科长。

二、承包时间：2008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

三、承包内容：

1、认真贯彻执行《国有企业治安保卫工作暂行条例》，尽职尽责做好矿区治安保卫工作，防止和杜绝治安案件、发生及练习者并且达到“六不准”。

2、杜绝各类重大刑事案件的发生，协助上级和地方治安管理部门维护好矿区治安秩序。

3、加强生产、生活治安保卫工作，保证企业财产不受损失，保护职工人身安全，保护企业领导人的安全。

4、加强治安巡逻管理，防止重大盗窃案件和重大治安灾害（火灾）事故发生。

5、定人员**人；包费用指标全年**万元。

四、甲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承包内容完成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考核。

2、甲方有权监督乙方贯彻执行国家和上级以及本矿规定的治安保卫指示精神。

3、有为乙方因公负伤或因公和不违规情况下出现的意外事故，支付有关的经济费用。

4、有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办公场所，通讯器材，交通工具和按规定配备警械、服装条件的义务。（费用按规定划分）

5、乙方不能履行合同时，有终止合同或解聘更换承包人的权利。

五、乙方的权利、义务

1、根据合同规定乙方有内部劳动组织管理权、对内部人员有考核奖惩和经济分配权。

2、在职责范围内有权对违反矿区治安保卫管理规定的人员进行教育、罚款的权利。

3、甲方不能履行合同时，有权提出变更或终止合同。

4、有完成合同规定的内容、维护矿区生产、生活稳定的义务。

5、有加强治安保卫管理，保证企业财产不受损失和职工人身安全的义务。

6、有全面完成承包合同内容，接受甲方监督、检查考核的义务。

六、考核

1、承包单位必须完成费用指标，节超按100%奖惩兑现。

2、承包期内全面完成承包合同规定的内容，矿（甲方）按照乙方工资总额的5%进行奖励，去消其他单项奖励，半年预兑现，全年总兑现。受到泰安市及以上公安部门的嘉奖，矿再给予奖励。

3、因管理不善、工作不到位，发生，影响正常的生产、办公秩序，或造成较坏影响的，扣罚承包单位费用500~2000元，对承包责任人罚款100~500元。

4、发生一般刑事案件，对承包单位罚款100~500元；发生重大治安刑事案件，对承包单位扣罚1000~3000元，去消按5%提取的奖励，对承包责任人罚款200~500元。

5、发生重大盗窃案件和重大治安灾害（火灾）事件（非管理原因和不可抗拒的意外事故除外），承包期内未能侦破的按矿核定的损失金额的60%扣罚承包单位的费用，对责任人罚款100~500元。

6、凡属本矿内部报案的，结案应达到90%，每降低1%罚款200元，依次累加。超过90%，每提高1%，奖励200元,依次累加，由矿分管领导考核。

7、本合同规定的各种奖罚，副职均按责任人的90%执行。

8、承包单位在承包期内所有罚款必须交矿财务科，罚款必须向被罚者出具正规单据，罚款标准按《矿规公约》和有关治安处罚条例执行。凡发现或有举报罚款不出单据者，罚承包单位每次100~300元。罚款的支付使用由承包单位向矿分管领导申请办理。必须实行收、支两条线严禁坐支。

9、承包期内除承包合同规定的费用外，矿不再支付任何费用，超支自负。凡遇政策性工资调整或矿统一安排增加人员，按实际增支情况适当调整费用指标。服装配备按规定3年更换一次，由矿审批费用单列，因人员变动或不到规定年限增加的服装费承包单位自负。承包单位人员享有全矿一次利，但遇有以下情况时，不再享受：

①发生，造成较坏影响的；

②发生重大治安刑事案件的；

③发生重大盗窃案件或重大治安灾害事件的。

七、其他

1、承包单位必须制订内部岗位责任制及考核奖惩办法，以及经济分配制度。

2、本承包合同的考核，由经考办牵头、财务、监察、审计共同负责，每季考核一次，半年一次兑现，年终总考核兑现。

3、本承包合同经矿领导与承包单位责任人签字后生效。

罚款考核方案篇2

关键词：控制；成本；运用车；燃油；临修率

从乌鲁木齐铁路局的实际运作看，通过运输系统组织，可有效控制的运输成本支出部分，主要包括货车使用费、机车使用费及其他运输设备的使用费支出等。由于其他运输设备的使用费支出涉及范围广、复杂，可操作性差，因此仅从货车使用费、机车使用费这两个方面的控制办法提出考核方案设想。

1、货车使用费的考核方案

铁路货车使用费现行的收取方法是铁道部以各局18：00结存的部属现在车，扣除部属检修车和口岸备用基数为工作量（即货车使用车），按单价（2002年为64元／辆。日）收取。目前，铁路局是以货物发送量、接运量及运用车年计划为基础，由财务部门制定货车使用费支出计划，进行考核。仅在铁路局及分局的调度人员承包奖中进行考核，尚未考核至站段一级，这就造成上、下级步调不一致，考核及控制力度不足的问题。因此，提出铁路局至站段均参与的考核方案。

（1）考核对象：路局总调度室，分局调度所，独立核算站及车务段。

（2）考核工作量：路局总调度室和分局调度所以货车使用辆数、货物周转量、企业自备运用车保有量利用率为考核工作量。

企业自备运用车保有量利用率=自备车装车数／自备运用车保有量独立站以货车使用辆数、企业自备运用车保有量为工作量。

车务段由于其管辖线路长、大小车站多，故以货车使用辆数（按分局货车使用车总数减去各独立站货车使用车数）与货运收入的比值为考核工作量。

（3）考核工作量的基数定标：各项指标均以上年实际完成为基数，或参考上月实际完成情况，以体现逐渐压缩运输成本支出的目的。

（4）考核方式

①路局总调度室和各分局调度所：

货物周转量单价=上年货车使用辆数／上年货物周转量

目标货车使用辆数=货物周转量单价×实际货物周转量

节约货车使用辆数=目标货车使用辆数-实际货车使用辆数

货车使用辆数以目标货车使用辆数为基数，按比例节奖超罚。采取与货物周转量挂钩的方式，能够充分体现量增价升、量减价降的概念。

同时，以企业自备运用车保有量利用率作为节约货车使用费的调节系数。奖励时，利用率超过基数，提成系数增加比例，低于基数，提成系数降低比例；罚款时，利用率超过基数，罚款系数降低比例，低于基数，罚款系数增加比例。对企业自备车纳入考核，主要考虑全局中、停、周时的计算，与企业自备车有关，而中、停、周时的好坏与成本支出密切相关。考核必须有法必依，不讲人情，否则，难以激发职工斗志。

奖罚举例（数据均为假定）：货车使用辆数按目标货车使用辆数节约100辆，乘以单价64元／辆。日，节约货车使用费6400元，按2％提奖128元，同时，利用率按基数每超1％，提成系数增加至2.1％，即提奖134.4元；每下降1％，提成系数减少至1.9％，即提奖121.6元。超支100辆，罚款128元，同时，利用率按基数每超1％，罚款系数减少至1.9％，即罚款121.6元；每下降1％，罚款系数增加至2.1％，即罚款134.4元。

②独立站：按使用车基数每超1辆或每压缩1辆，相应提取货车使用费比例的罚金或奖励。

③车务段：以上年货车使用辆数占货运收入的百分比为基数，按基数超过部分，扣除清算工资的比例作为罚款；压缩部分，增加清算工资的比例作为奖励。

（5）经济相互补偿：在日常组织中，存在着一些不可控因素，故制定下列经济相互补偿措施。 

①自然灾害、上级指令性车流调整等因素造成的使用费超支，可向上级申请，经审核予以减免。

②各铁路分局间及分局与各站段间，对于日班计划及修正计划以外的到达列数（不包括单机挂车），由于增加使用费支出，可在18：00前拒绝接车。但对于经双方协商同意接车造成的支出增加不予减免。

③对本铁路分局施工，影响邻分局经分界口按日班计划少交列车，增加使用费支出部分由本分局承担，反之由邻分局承担。

铁路分局管内由于编组晚点，机车、车辆、线路、电务故障，机车出库晚点等原因，造成分界口按日班计划少交列车产生的使用费支出增加部分，由责任单位承担，向铁路分局补偿。

由于机车、车辆、线路、电务故障，机车出库晚点，列车技检等原因，造成车站按日班计划少发列车产生的使用费支出增加部分，由责任单位承担，向车站补偿。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车站按日班计划少接列车，使车务段产生的使用费支出增加部分，由责任单位承担，向车务段补偿。

④对于途中保留列车，上行由各发站所属铁路分局与保留车所在铁路分局均摊，下行由各到站铁路分局与保留车所在铁路分局均摊，对于备用车辆各铁路分局凭部令、局令予以减免。

⑤利益捆绑关系：独立站、车务段使用费奖罚的一部分由分局调度所承担，各分局调度所使用费奖罚的一部分由路局总调度室承担。

2、机车使用费的考核方案

机车使用费主要分为设备和运行支出两部分。设备主要包括大、中、小、临修，材料、折旧等，其中大、中、小修，折旧费相对固定，临修具有一定的可控性，临修次数越多，成本支出越多，甚至影响列车开行。机车运行需要燃油消耗，这与机车乘务员的操作水平、调度员指挥水平密切相关。比如，频繁的加减速、单机率增加、牵引率下降、空率增加，均会造成燃油消耗的浪费。减少站停、减少单机和空车走行公里，均可有效控制燃油消耗。因此，提出围绕燃油消耗、降低临修率的控制方案。

（1）考核对象：路局总调度室，分局调度所，机务段，配属专用调车机的车站。

（2）考核工作量

路局总调度室和各分局调度所均以全局货运机车牵引总重吨公里、燃油消耗量、机车台日、单机率、牵引率、空率为考核工作量。版权所有

单机率=单机走行公里／本务机车走行公里×100％

牵引率=列车总重吨公里／机车牵引定数吨公里×100％

空率=空车走行公里／重车走行公里×100％

机务段以本段担当牵引总重吨公里、燃油消耗量、临修率为考核工作量。

临修率=临修机车台数／支配机车台数×100％

配属专用调车机的车站以调车钩数、换算走行公里为考核工作量。换算走行公里按每小时10km计。

（3）考核工作量的基数定标：与货车使用辆数相同，各项指标均以上年实际完成为基数。

（4）考核方式

①路局总调度室和分局调度所：

机车日产量=上年牵引总重吨公里／上年机车台日

目标机车台日数=实际牵引总重吨公里／机车日产量

节约机车台日数=目标机车台日数—实际机车台日数

机车单价=上年货运机车燃油消耗费用／上年货运机车台日数

节约机车费用=节约机车台日数×机车单价

机车费用也实行节奖超罚。同时，把牵引率、单机率、空率做为奖罚调节系数，三率按基数增减，奖罚费用的提成或罚款比例相应增减。奖罚举例（数据均为假定）：每节约1万元，按2.5％提奖250元，同时牵引率超基数1％，单机率、空率各压缩1％，则按2.8％提奖280元；超支罚款比例与此相同。

机务段：

目标每万牵引总重吨公里消耗油量=上年燃油消耗量／上年牵引总重吨公里

实际每万牵引总重吨公里消耗油量=实际燃油消耗量／实际牵引总重吨公里

节约费用=（目标-实际）×实际牵引总重吨公里×油价（时价）

每节约或超支1t，按油价的比例提成或罚款；同时，把临修率作为调节系数，按基数增减，奖罚费用的提成或罚款比例相应增减。

②配属专用调车机的车站：

每换算走行公里完成的调车钩数=调车钩数／换算走行公里

按基数超欠1钩的奖罚金额由各铁路分局根据实际情况自定，机车乘务员和车站调车人员均执行上述奖罚办法。该部分专为提高调车效率而设，因为这是实现快装、快卸、快编组的重要保证。

（5）经济相互补偿

①在现行体制下，调车机车乘务员定编属机务段，对提高调车效率、加强配合方面属不利因素。因此，建议将机车乘务员定编划归车站，工资总额拨车站。调车机采用租赁性质，费用按上年每台调车机平均使用费拨车站管理，由车站向机务段支付租赁费。由于机车故障大、中、小、临修给车站造成的损失由机务段按内容、程度赔偿。

②在分局间，过轨机车产生的奖罚费用，考核使用机车的分局；但在考核各机务段时，仍以机务段为单位。例如，了墩一鄯善间货运机车由哈密机务段担当，对乌分局调度所进行考核时，包括了墩一鄯善间；对哈密机务段考核时，以该段机车运行范围进行考核。

③对于其他因素造成的机车费用浪费，由责任单位支付赔偿。

④利益捆绑：各段奖罚金额的一部分由分局调度所承担，分局调度所奖罚金额的一部分由路局总调度室承担。

3、实施考核的要求

（1）独立站、车务段、机务段将上述方案细化到车间、班组。

（2）铁路分局及站段对于奖罚办法不得随意改动，奖罚比例可自定，但必须体现重奖重罚的原则。

（3）凡纳入方案的各级单位必须依据考核办法，在运输组织方面制定出细化组织方案。

罚款考核方案篇3

一、收费公示制，坚持“阳光”执收。“两费”取消后，该局有些基层分局（所），嫌麻烦、怕花钱，没有及时更换收费公示牌，为此，该局统一制作了*块公示牌，将原公示牌全部更换，将现有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收费标准在各服务大厅进行公示，自觉依法执收和接收社会监督。

二、责权划分制，坚持“法定”执收。为保证依法执收，该局制定了“二定”、“三严禁”措施。“两定”即：一是界定执收、执罚权限。对现有行政性收费项目，基层分局（所）只准收取个体登记费（含变更收费）和企业年审费，涉企其他收费项目一律由该局注册局统一收取；二是界定执收、执罚责任人。各单位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对没有代收银行，不能实行收、罚缴分离的，由各单位报账员或指定人员统一收取。“三严禁”即：一是严禁违反执罚程序。无论是一般程序案件还是简易程序案件，无论是以县局名义做出的处罚决定，还是以分局（所）名义做出的处罚决定，也无论被处罚当事人是否愿意提前缴纳，任何办案机构和办案人员都不得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被处罚当事人之前，收取部分或全部罚没款。二是严禁越权扣押涉嫌违法当事人资金。法律法规未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使监督检查授予法定职权的，任何办案机构和办案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超越法定职权扣押涉嫌违法当事人的资金。三是严禁违规使用票据。办案机构和办案人员，在开具《*省代收罚没款票据》（包括《*市工商局罚没款缴款通知单》）时，必须将时间、执法行政机关，交款单位，处罚决定书文号、收款人等内容填写完整规范，不得简化或省略。以县局名义做出的处罚决定，各办案机构在向被处罚当事人送达处罚决定书后，收取罚没款时到法规股开具《*市工商局罚没款通知单》（专业市场分局受县局委托审核的案件除外），由被处罚当事人或案件办理人员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没款；以分局（所）名义做出的处罚决定，在向当事人送达处罚决定书后，收取罚没款时，由所在单位报帐员报请分管公平交易工作的领导同意并在《*市工商局罚没款通知单》“备注”栏签字后，方可开具《*省代收罚没款票据》。

三、业务量化制，预算科学分解。“两费”取消后，保障单位正常运转的资金主要来自财政拨款和财政下达的非税收入预算。为了既保障经费支出需要，同时又避免将非税收入同个人收入和单位业务经费挂钩考核，该局将财务收入和业务工作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以业务工作促征收，以监管促征收。今年初，该局将个体发展、企业发展、企业年检等各项业务工作进行细化分解，通过考核、通报，奖惩带动预算收入实现。元至六月，个体发展*户，个体登记收入*.*万元（含换照）；企业发展*户，年审*户，收取登记和年审费*.*万元；办结各类经济案件*件，罚没收入*.*万元。

罚款考核方案篇4

内容提要: 酌定减轻处罚权的适用经历了1979年《刑法》中的滥用和1997年《刑法》中的萎缩两个极端，立法上的不成熟是这两种偏差的主要原因。应对其加以修订，以发挥其柔化罪刑法定原则、激活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刑罚个别化等积极价值。从实体上看，“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不应成为适用这一制度的前提条件，对“案件的特殊情况”应作广义理解；从程序上看，现行核准条件过于严苛，宜改为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经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核准。

 

 

    一、问题的缘起

我国现行《刑法》第63条第1款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该条第2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是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减轻处罚情节的规定，其中第1款是法定减轻处罚，第2款为酌定减轻处罚。酌定减轻处罚作为与法定减轻处罚并列的一项有利于被告人的制度，对于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案件的个案公正、缓解情与法的紧张关系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但因上述规定在实体条件方面较为模糊、在程序条件方面过于严苛，导致在理论研究和司法适用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和争议，因而很有深入研究和进行改进的必要。

在国家立法工作机关主持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研拟过程中，曾经考虑过对酌定减轻处罚权进行修改的方案；针对现有的一些弊端，也有学者提出过修法的建言，如明确其适用的实体条件、将核准权下放到高级人民法院或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一同行使等。虽然于2010年8月23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随后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因故并未采纳修改酌定减轻处罚权的建议，但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探讨并未就此停止，如最高人民法院就仍持修改酌定减轻处罚权的积极主张。笔者认为，酌定减轻处罚权本身具有极其丰富的价值内涵，在我国当前正紧锣密鼓进行刑法改革的背景下，应着力使这一制度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功效。基于此，本文即以酌定减轻制度的发展脉络为线索，发掘其价值所在，并结合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争议问题，探讨对这一制度的理解，进而提出相应的立法完善建言。

二、酌定减轻处罚权的发展脉络和适用情况

（一）酌定减轻处罚权的发展脉络

1.1979年《刑法》第59条第2款之酝酿与创制。早在新中国建国之初，由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于1950年7月25日拟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第27条规定：“犯罪人社会危险性不大，或因其他特殊情形，法院认为依法从重或从轻处罚，嫌其过重者，得于法定刑范围之外减轻处罚之，但必须于判决书中说明减轻之理由。”[1]可以说，这是我国1979年《刑法》第59条第2款之初始萌芽。该条不仅规定了减轻处罚的实体条件（即犯罪人社会危险性不大或其他特殊情形，但法院认为依法处罚仍嫌过重），同时也规定了减轻处罚的程序条件（即由各级法院自行适用，并需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

其后在国家立法工作机关起草的多部刑法草案中，对本条修订较大的有如下几稿： 1956年11月12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13稿第64条规定：“根据案件的特殊情节，对于犯罪分子从轻判处法定刑的最低限度仍嫌过重的时候，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但是应当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2]这是我国刑法草案中首次关于酌定减轻处罚的规定。较之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的前述规定，该稿增加了可以免除处罚的规定。1963年2月27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30稿第63条第2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如果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判处法定的最低刑还是过重的，经过上级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3]该条对酌定减轻处罚权的适用规定了更为严格的程序，即需要“经过上级人民法院核准”，同时把“案件的特殊情节”改为“案件的特殊情况”。1979年《刑法》蓝本的第33稿草案也采用了第30稿的上述规定。[4]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历程，刑法草案的研拟也随之在沉寂了15年之后重新上马，几个稿本相继问世。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3月31日的“刑法草案”第36稿删去了酌定减轻需要“经过上级人民法院核准”的程序性规定，也将“案件的特殊情况”改为“案件的具体情况”。1979年5月12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37稿中，增加了适用酌定减轻需要“经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的程序性规定，并为同年6月30日的第38稿沿袭，成为1979年《刑法》第59条第2款：“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如果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处法定刑的最低刑还是过重的，经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2.1997年《刑法》第63条第2款之修订。对1979年《刑法》的修订自1982年起就开始了筹备。1988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邀请相关单位和专家学者参与研讨的基础上，拟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稿）”，其第59条第2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如果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处法定刑的最低刑还是过重的，经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也可以低于法定刑判处刑罚。”[5]该条仅将1979年《刑法》第59条第2款的“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修改为“低于法定刑判处刑罚”，试图消除“以下包含本数”的规定带来的判处最低刑也属于减轻处罚的矛盾局面。

其后相关修法内容变化较大的是1996年8月8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修改稿）”和1996年8月31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草稿）”。由于考虑到实践滥用而导致刑罚适用不均衡，这两个稿本均删去了1979年《刑法》第59条第2款的规定；[6]1996年10月10日发给有关方面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又提供了删除和保留两种方案。[7]1996年12月中旬拟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第65条第2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如果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判处法定刑的最低刑还是过重的，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8]将最终的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此稿后于1996年12月20日提交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在1997年3月13日提交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最终获得通过的最后一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中，将“如果”改为“但是”，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核准”改为“最高人民法院核准”，[9]此即1997年《刑法》第63条第2款的最终规定。

3．新旧《刑法》对酌定减轻处罚权的具体变化。1997年修订通过的新《刑法》（即现行《刑法》）第63条第2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相对于1979年《刑法》而言，1997年《刑法》的相关变化主要有以下两处：(1)实体条件的变化。《刑法》将“具体情况”改为“特殊情况”，并删除了“判处法定刑的最低刑还是过重的”这一表述。(2)核准程序的变化。《刑法》将酌定减轻处罚和核准权由各级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改为“最高人民法院”。

从上述立法过程来看，这一规定其实是在该款修订的过程中，存废两派相互争论、妥协而形成的结果。废除论者认为，“这一规定损害了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许多应当判刑的经济犯罪，因适用这一款而被免予刑罚或判缓刑，同时，也容易滋长审判人员徇私枉法的现象。”[10]“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原则，为司法侵犯立法权开了口子，变相剥夺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11]保留论者认为，这一规定“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滥用这一条款的情况，不带有普遍性，可以在程序上加以严格限制，使这一规定更加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不能绝对化。各国刑法关于刑事法律溯及力的规定，就有罪刑法定原则的例外情况”，[12]因而主张保留这一规定并在程序上严格限制。立法者最终采取了后者的主张，既保留了法官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裁量权，又对该权力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以防止其被滥用。

（二）酌定减轻处罚权的适用情况

酌定减轻处罚权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但由于各种因素，这一制度自产生之初，其适用情况即不尽如人意。纵观1979年《刑法》该制度的诞生和1997年《刑法》中的相应修订，这一制度的适用经历了从滥用到萎缩的两个极端。

1.1979年《刑法》中的滥用。在1979年《刑法》的立法背景下，为了迅速解决无法可依的局面，对于法条的设定大多较为粗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以较少的法条应对较多的案件，以便宜司法适用和有效处理案件。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1979年《刑法》对酌定减轻处罚制度规定了极为简便的程序条件，即“经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因此，任何级别的法院都有权适用这一制度。应当承认，1979年《刑法》的这种规定利弊参半：对于仅有192个法条的《刑法》来说，法定量刑情节的规定本就难以全面完备，为酌定情节的存在和适用留有很大的空间，对于处理纷繁复杂的案件有积极作用。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司法制度不甚健全，案例情况层出不穷，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对酌定减轻处罚权的滥用。如“许多应当判刑的经济犯罪，因适用这一款而被免于刑罚或者判处缓刑”，[13]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适用，而且主要集中在贪污贿赂案件中”，[14]导致刑罚适用的不均衡和不平等，给判决结果带来了负面的社会效应，并直接引发了对本款的存废之争。

2.1997年《刑法》中的萎缩。在1997年《刑法》的修订过程中，出于对滥用现象的纠偏，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都对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做了改动，导致本款的适用率极低，几乎处于被搁置的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实体条件上，未能明确界定何谓“案件的特殊情况”，立法的笼统造成了理论上的分歧和实践中的困惑，很多法官宁可消极不适用，也不愿因认识偏差而导致司法误判；[15]二是在程序方面，将最终的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各级法院适用时需逐级上报。这一严苛的程序性规定，固然可以使各级法院对酌定减轻处罚权的启动更加谨慎，减少滥用，但确有矫枉过正之嫌，这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助长了司法惰性，而且导致了本款适用上的急剧萎缩，乃至名存实亡。

三、酌定减轻处罚权的价值体现

酌定减轻处罚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缓解有限的法律与无穷的案情之间的矛盾、适度激活与利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现刑法谦抑性和刑罚个别化等方面，均有重要的价值。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柔化和法官自由裁量的激活

虽然现行立法保留了酌定减轻处罚制度，但学界对这一制度的批判从未停止过，最为严重的批判就是认为其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存在冲突。如有的学者认为，这一制度牺牲了法的安定性，为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侵犯保留了制度空间，是罪刑法定理念的破坏，应当废除。[16]

从表面上来看，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刑罚的设置必须具备明确性的特点，对犯罪人的减轻处罚也应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超出这一规定范围之外的自由裁量，都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冲突与破坏。然而，这是对在现代刑事法治理念下罪刑法定原则的误解。不可否认，罪刑法定原则在诞生之初，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其主要功能是反对以罪刑擅断为最大特点的封建刑法，因此，限制国家司法权的发动成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主旨所在。时展至今天，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与要求也随之发生变化。“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共同主题，国家与公众之间的亲和程度日益提高，……成文刑法在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与国民在刑事领域的社会契约”。[17]当国民不触犯刑律时，国家不得启动刑法；国民一旦触犯刑律，国家就应动用之。正如早期严格僵硬的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禁止溯及既往发展成为禁止重法溯及既往一样，出于有利于被告人角度的考虑，刑罚的明确性也应当发展成为：不利于被告人的刑罚应当明确，而不完全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换言之，罪刑法定原则的主要功能应是限制法外入罪、禁止法外重刑，而非限制出罪、禁止轻刑。这样的理解既不违背其诞生的历史意义，也符合现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功能。

况且，罪刑法定原则并未排斥自由裁量权。一方面，语言的模糊性要求刑法法规必然需要解释，贝卡里亚甚至认为，刑法规定应当明确到不允许解释的程度。[18]这固然是最理想的，但只是一种幻想，任何刑法都有解释的必要。[19]对法条的理解和解释本身就体现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我国重刑主义的现行刑法结构决定了司法权尤其应当保持一定的能动性，以合理地缓和并柔化“厉而不严”的刑法结构。在坚持不非法入罪、不非法适用重刑的前提下，将部分行为出罪、在一定程度上适用轻刑，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刑事诉讼中也有相关规定能够印证这一做法，如酌定不起诉制度，就赋予了检察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见，“罪刑法定与司法官员的自由裁量功能互补，罪刑法定并未堵塞司法自由裁量权空间，甚至可以认为罪刑法定本身就要求司法裁量。司法能动机制是罪刑法定原则得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双优的方法和过程”。[20]也正因为如此，在许霆案终审判决后，很多学者从酌定减轻处罚权的角度对二审的刑罚裁量进行分析，认为适用《刑法》第63条第2款“既不突破现行法律的规定，又能做到兼顾情理与法理，得出令人信服的判决。……最高人民法院也应该借助许霆案这样的一个鲜活的标本使刑法第63条第2款‘活’起来”。[21]

（二）谦抑性原则的要求和轻刑化机制的实现

刑法的谦抑性精神要求限制刑法应当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适用刑法的必要性，强调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在适用刑罚的过程中，谦抑性原则体现在能不适用刑罚的就坚决不适用刑罚，能不适用重刑的就坚决不适用重刑。酌定减轻处罚权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适当减少刑罚的适用量，不仅符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而且减少了刑法这柄双刃利剑自身所有的负面作用。

我国现行刑法属于重刑结构，在社会文明发展和人权保障的大背景下，需要尽量弥补和缓和“厉而不严”的刑法结构。量刑中的从轻、减轻、免除处罚，行刑中的减刑、假释、赦免等制度，都是实现刑事法治轻刑化的有效途径。相对于法定减轻情节而言，酌定减轻处罚更能全面地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尤其是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情况，为在合理范围内实现刑法的轻刑化提供了可能。

（三）刑罚个别化的要求和个案公正的实现

“法有限而情无穷”的矛盾，要求用有限的法律规定去解决无穷的具体案情。如果说具体案件更容易被准确定性的话，则个案的刑罚裁量更大程度上会受到具体案情的影响。如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罪前一贯品行、有无前科、罪后有无自首或悔罪等—虽然对其行为定性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但对刑罚的适用则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而这些因素在法定量刑情节中不可能被列举穷尽，相对法定刑的规定“原则上仅能因应常态性、典型性的犯罪行为。若遇有客观上之犯罪情状有可悯恕的事实，尽管只科处法定刑之最低刑度仍嫌过重的情形，此际法官对该法定刑之最低刑度规定，如未有修正权，则法律恐将去人情于不仁，形成苛律，而与现代刑法的刑事政策指导原理亦有未合”。[22]酌定减轻处罚制度的存在正好为司法人员提供了考虑这些因素的空间和平台，为实现刑罚个别化提供了可能。

在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中，民众对量刑的敏感性要远远高于对行为定性的敏感性。这是因为后者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而前者更多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法感情，而正是这种法感情构成了民众认同刑法的基础，构成了刑法正义的基础。[23]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个案的公正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量刑表现出来的。酌定情节的存在正好为民意的表达和发挥提供了一个合理宣泄的出口，个案的公正也在此过程中得以实现。

四、酌定减轻处罚权的实体条件

如前所述，1997年《刑法》对1979年《刑法》中酌定减轻处罚权的修订，在实体方面最重要的是将“案件的具体情况”改为“案件的特殊情况”，进而对“特殊情况”的界定产生了模糊理解。而对于实体条件的讨论和争议，并不限于此。

（一）对“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理解

这一规定是否属于适用酌定减轻处罚权的实体条件？换言之，具有法定的减轻处罚情节时，是否仍可适用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多数专家和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一规定是适用该款的实体条件，即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时，不得再适用酌定减轻处罚权。[24]但鲜有详细论证，似乎是当然解释能够得出的结论。也有学者认为是否具有法定减轻情节并不影响酌定减轻情节的适用，“刑法第63条第2款只是告诉我们，在‘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时可以适用酌定减轻，并非是说在‘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时不可以适用酌定减轻。因此无论犯罪分子是否‘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只要案件的情况特殊，都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25]

我们认为，《刑法》第63条第2款的规定不应成为适用酌定减轻处罚权的实体条件。

一方面，从逻辑学的角度看，“虽然”带有一种假设的意味，它要表达的是“假如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如何处理的问题”，而不是将这种假设的条件作为适用这一规则的必要前提。将其与第63条第1款规定作对比则更能表明这种差异：第1款规定的“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是典型的“……的，处……”的立法模式，与“条件＋结果”的法条规范模式完全吻合，因而“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毫无疑问成为“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条件。只有把第2款的规定调整为“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才可以作同样的理解。

另一方面，法定减轻处罚是否具有程度上的限制需要讨论。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立法并没有设定减轻处罚的具体限度，“在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刑罚只有一个量刑幅度的情况下，减轻处罚就是判处低于该条文规定的该量刑幅度最低刑的刑罚；在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刑罚有几个量刑幅度的情况下，减轻处罚就是判处低于与犯罪人所犯之罪具体相对应的该条文规定的量刑幅度最低刑的刑罚”。[26]至于减轻到何种程度，法条本身和理论通说并未明确。根据前述通说，当犯罪分子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时，对其减轻处罚的程度并无限制，因此，即使同时存在酌定减轻情节，也没有适用的必要。这种观点其实以法定减轻处罚没有限制为论据，如原判刑期为无期徒刑的，经过法定减轻处罚的，可以减至有期徒刑的较低刑。而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9月13日颁布、同年10月1日生效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规定，“量刑时要充分考虑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根据案件的全部犯罪事实以及量刑情节的不同情形，依法确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及其调节比例”，并详细规定了数种常见罪名在减轻处罚时所应考虑的具体比例，如“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60%；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50%”。因此，法定减轻情节的适用并非没有程度上的限制。如果案件同时具有酌定减轻情节，而减轻的程度又有下降的空间，则不能完全排除酌定情节的适用。

（二）对“案件的特殊情况”的理解

该款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如何理解“案件的特殊情况”，对此刑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均没有明确的界定，理论界争论不止，实务界也无所适从。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狭义的角度作出解释，认为现行《刑法》将1979年《刑法》中的“具体情况”改为“特殊情况”，意在强调其案情的“特殊”之处，即涉及政治、外交、国防、宗教、民族、统战等国家利益的情况；二是从广义的角度所作的理解，主张除上述国家利益外，还包括对个案量刑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情况。[27]如犯罪的手段、犯罪的时空及环境条件、犯罪的对象、犯罪造成的结果、犯罪的动机、犯罪后的态度、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等，均可以成为考虑因素。相比较而言，狭义说着眼于立法进程，着重考虑立法当时反映出的立法原意；而广义说则着眼于现实需要，认为应当对立法原意作出新的、符合实践需要的理解。

我们认为，在现有法律条件下，应当对“案件的特殊情况”作广义的理解，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广义说并不超越法条词语本身的范围。国家利益说出于立法原意的考察，将案件的特殊情况限制在涉及国家利益或政治性因素等的范围内，从表面来看并无不妥之处。但从前述的立法过程和立法资料来看，该款的适用并未明确局限于有关国家利益的案件，立法者在当时考虑的只是酌定减轻处罚的规定“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从国家利益考虑，也是外交、国防、统战、民族、宗教等工作的客观需要，实践中有些较特殊的案件，在法定刑以下判处，正是体现党的政策，收到良好的效果”。[28]即便承认狭义说就是当时的立法原意，也需要认识到，成文法的特点就在于“书写的文字留下了，说话的声音飞走了”，立法原意必定通过一定的文字表现并固定下来，一旦固定下来，法律规范本身就有了独立性。要使稳定的刑法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生活，可以不局限于立法最初的考虑。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对法条的理解应该做到与时俱进。

其二，从实践的判决结果看，广义说已经被广泛接受。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对程乃伟绑架案[29]、徐钦朋非法买卖爆炸物案[30]、洪志宁故意伤害案[31]等并不涉及政治、外交、民族、宗教等因素的案件，都核准适用了酌定减轻制度，这说明，在最高人民法院看来，案件的特殊情况并不局限于国家利益。即使在此之前也有为数不少的经济犯罪、财产犯罪类案件适用了这一内容，也说明了长期以来司法机关的适用范围以广义说为依据。

其三，从反面看，如果仍将特殊情况理解为有关国家利益的特殊情况，则会导致其成为少数人独享的特权，有违平等适用刑法原则。同时，如果只针对这部分案件适用酌定减轻，而对其他案件的特殊情况应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却无涉国家利益的情形不予适用的话，难免对类似的案件做了不同的处理，造成罪责刑不相适应。

（三）对“法定刑以下”的理解

1997年《刑法》删去了1979年《刑法》中“判处法定刑的最低刑还是过重的”规定，由此引发了对“法定刑以下”究竟应如何理解的争论。通说认为，“法定刑以下”应指在法定最低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与1979年《刑法》中的规定一致。但也有观点认为，既然1997年《刑法》删去了前述规定，对其理解也应有所变化，如果坚持认为法定刑的含义是法定最低刑，会出现管制难以减轻的难题，而主张将法定刑理解为法定最高刑，这一难题则不会出现，在进行司法适用时也更为合理。[32]

我们认为，相比较而言，通说的观点更具科学性。从1979年《刑法》的立法例来看，明确了“判处法定刑的最低刑还是过重”这一实体性适用条件，也正因为如此，该法才规定“需要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里所指的“法定刑”毋庸置疑应当是“法定刑的最低刑”。如果因为1997年《刑法》的删除而将其理解为法定刑的最高刑，则会导致在法定最高刑以下判处刑罚也属于减轻处罚，致使从轻处罚与减轻处罚的无限重叠，其界限将变得模糊不清。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如何理解“法定刑以下”的限度问题，即酌定减轻处罚有无量刑的幅度限制。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存在限度和存在限度两种观点，还有的学者就后者提出了具体的“格的设定”，如认为原判为无期徒刑的，可以减为10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不能过轻。我们认为，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不应有“降一格”的限制。依照《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精神，法定减轻情节的适用具有程度的限制，而酌定减轻情节正是为了缓和或弥补法定情节的这一程度限制而设定的，如果酌定减轻也被限定了程度，则这一制度的作用将难以有效发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酌定减轻可以无限制地减轻，但“降一格”的做法的确失之刻板，难以应对各种复杂的案件。借鉴前述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将各种情况可以减轻的幅度给予明确百分比的设定，应当是一种稳妥可行的做法。

（四）立法建言

从上述分析可知，“案件的特殊情况”是实体条件中最为模糊之处。同时，对于酌定减轻条件与法定减轻条件的关系、法定刑的理解、减轻的程度等，均有一定争议。我们建议：可以将“案件的特殊情况”加以明确；为了进一步厘清酌定减轻处罚与法定减轻处罚的关系，可以考虑增设1979年《刑法》中“判处法定最低刑还是过重，需要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规定；对于减轻处罚的具体幅度，则可以在司法解释中分情况予以明确和限定。

五、酌定减轻处罚权的程序条件

（一）现行核准程序及其弊端

依照现行《刑法》规定，对适用酌定减轻处罚的案件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是1997年《刑法》对1979年《刑法》该款最本质的改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8条对其具体程序有明确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被告人不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提出抗诉的，在上诉、抗诉期满后三日内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复核。上一级人民法院同意原判的，应当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上一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原判的，应当裁定发回重新审判或者改变管辖，按照第一审程序重新审理。原判是由基层人民法院作出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中级人民法院按照第一审程序重新审理；（二）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应当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上诉或者抗诉无理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并按照本条第（一）项规定的程序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上诉或者抗诉有理的，应当依法改判。改判后仍判决在法定刑以下处以刑罚的，按照本条第（一）项规定的程序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一严格程序设定的初衷是防止酌定减轻处罚权的滥用，但不幸的是它却成为一种因噎废食的做法，由此造成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其一，审判时间旷日持久，极大地浪费了司法资源。从理论上看，任何级别的法院都有权适用酌定减轻处罚权，基层或中级人民法院逐级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核准时，必定耗时极大。实践中需要适用酌定减轻的案件中轻罪居多，经过逐级上报后，被告人被羁押的时间可能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减轻后的刑罚期限。而最高人民法院也会面临业务量剧增的状况，在从实质上分析案情、核准案件方面力不从心，为宽严无度埋下了伏笔。

其二，造成司法适用中的惰性，法条规定被人为闲置，造成了立法资源的浪费。从实践中看，1997年《刑法》颁行后真正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核准的酌定减轻处罚案件并非如我们预料的那么多。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官在面对必然会出现的复杂漫长的报请程序和可能会发生的不被核准的业务上的否定时，不由自主地回避了酌定减轻制度的适用。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立法者设置这道暗门的意义在于：它赋予机械的法律规则以血肉，使得法官在面对纷繁芜杂的案件时，可以运用良知与社会经验来应对特殊情况，使个案正义也能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但是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衙门式思维中，这扇暗门已经尘封许久，锈迹斑斑”。[33]似乎只有在案件引发了极大民愤或舆论关注时，法官才会被迫选择这样一条漫漫长路，而在这些特殊的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也早已通过媒体宣传等多种途径了解了案情，对其的实质核准未免因诸多因素而流于形式，许霆案两审的不同量刑正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问题。[34]

其三，导致量刑失轻或量刑失重。为了规避过于繁琐的报请程序，法官可能作出两种不同倾向的处理结论。一方面，《刑法》第37条规定了免予刑事处罚制度：“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从法条描述来看，免予刑事处罚并无程序或审级上的特别要求，各级法院、任何判案的法官都可以按照规定来适用。这便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酌定减轻处罚的优待程度不及免予刑事处罚，但却设定了比后者更为严格的程序。两相对比，法官更倾向于适用程序简便、没有风险的免予处罚制度，导致量刑失轻。另一方面，由于免予刑事处罚需要案件有更大程度上的从宽情节，因此，也有法官选择既不适用酌定减轻处罚，也不适用免予刑事处罚，而是对案件的特定情节不予考虑，直接适用具体罪名中的法定刑，最终导致量刑失重。这两种倾向无疑都有损于量刑的公正，同时也影响酌定减轻处罚制度的适用效果。

其四，与死刑复核程序严格程度相当。根据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制度安排，自2007年1月1日起，所有判处死刑的案件不再以地域或案由等为区分因素，而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最终核准权。对剥夺犯罪人生命的极刑来说，在核准程序的设定上无论多么严格都不为过，多一道程序就意味着多一道保障。而酌定减轻处罚制度也设定了与死刑复核相同的程序．，未免失之过严。对于一项旨在对犯罪人从宽处罚的制度而言，应以有利于被告人的立场，在适用条件上应着重研究其能够适用的情形，同时也应设置能够有利于这一制度适用的程序。从宽处罚的程序设定与死刑复核权程序的严格程度相当，不利于这一制度的有效实施。

（二）立法建言

鉴于上述弊端，我国刑法学界提出了若干改革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意见：第一，回到1979年《刑法》的规定，赋予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以酌定减轻处罚权的适用和复核权；[35]第二，将酌定减轻处罚的复核权归到上级人民法院；第三，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共同行使酌定减轻处罚权；[36]第四，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酌定减轻处罚权。[37]第一种意见无疑会导致1979年《刑法》下的酌定减轻权滥用状况的重现，因而不足取；第二种意见则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可以核准下级人民法院报请的酌情减轻案件，而对自己审判的案件则分别要报请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究竟是对上级法院业务能力的肯定还是怀疑呢？同时可以预见，中级人民法院的核准权也有被滥用之隐患；第三种意见语焉不详，只提出了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共同行使酌定减轻处罚权，但对于具体的权限划分并不明确；第四种观点则从理论上架空了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这一权力的可能性，同样也是不科学的。

我们主张，对于酌定减轻处罚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经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核准。这一程序设定有如下优点：首先，平衡了案件的复杂多样和最高人民法院业务量之间的矛盾，权衡了“统和收”的关系，避免了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乱象。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条的规定，高级人民法院一审管辖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的重大刑事案件，此外主要负责对全省审判工作的指导。以中国之省域划分，高级人民法院负责本域内的核准工作，既不会由于级别过低而使酌定减轻处罚权的司法公信力打上折扣，也不会造成最高人民法院不堪重负而力不从心的状况。其次，从现有的核准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来看，多为基层人民法院一审，案件本身的疑难复杂程度有限，由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核准，完全可以满足案件审判质量的需要。从基层人民法院到高级人民法院需经历三级法院，这样的核准过程对于双方都还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之内：基层人民法院既不会由于漫长的核准周期而规避适用这一制度，造成量刑上的失重或者失轻；由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进行核准，对于此类案件也能够确保裁判质量。再次，均衡了相关法条之间的宽严尺度。死刑作为剥夺犯罪人生命的极刑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核准权，酌定减轻处罚作为有利于被告人的从宽处罚政策由高级人民法院依授权行使核准权，不会导致对从宽处罚的极严限制，从而实现法条之间的均衡。

六、结语

酌定减轻处罚作为一项能够缓和情与法的冲突、彰显刑法的人道和谦抑的制度，时刻考验着立法者和司法者的智慧。多种因素的叠加，导致其自诞生之日起就没有被恰当、充分地运用。除了司法实践中难以避免的各种因素外，立法的不成熟应当为这一现状负主要责任。因此，我们建议，在对刑法进行修订时，可以将《刑法》第63条第2款修改为：“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判处法定最低刑还是过重，需要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经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核准。”同时在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中对其现行适用程序进行相应的修订。

 

【注释】

[1]高铭暄、赵秉志编：《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精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206页。

[2]高铭暄、赵秉志编：《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3]同上注，第319页。

[4]同前注[1]，高铭暄、赵秉志编书，第284页。

[5]同前注[2]，高铭暄、赵秉志编书，第840页。

[6]同上注，第1152页、第1227页。

[7]同前注[1]，高铭暄、赵秉志编书，第540页。

[8]同上注，第614页。

[9]同前注[2]，高铭暄、赵秉志编书，第1850页。

[10]《中央有关部门、地方对刑法修订草案的意见》，载高铭暄、赵秉志编：《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览（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7～2208页。

[11]同上注，第2644页。

[12]同上注，第2158页。

[13]同前注[10]，高铭暄、赵秉志编书，第2208页。

[14]张军、姜伟、郎胜：《量刑中的酌定减轻处罚》，载张军等：《刑法纵横谈（总则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0页。

[15]参见冯卫国：《论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及其完善》，《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2期。

[16]参见蒋熙辉：《论特别减轻制度》，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17]储槐植：《现在的罪刑法定》，《人民检察》2007年第11期。

[18]参见[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19]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20]同前注[17]，储槐植文。

[21]付立庆：《许霆案背后的几点反思》，《法制日报》2008年1月20日第14版。

[22]苏俊雄：《刑法总论ⅲ》,2000年4月作者自版，第439页。

[23]参见徐立、胡剑波：《“许霆案”减轻处罚的根据与幅度分析》，《法商研究》2009年第5期。

[24]如王作富主编：《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页；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史明武、王辉：《论我国的法官酌定减轻处罚裁量权》，《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胡学相：《论量刑中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的适用》，《人民司法》2004年第8期。

[25]张永红、孙涛：《酌定减轻处罚刍议》，《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26]同前注[24]，王作富主编书，第211页。

[27]参见李玉萍：《适用酌定减轻处罚的几个问题》，《人民法院报》2009年6月10日第6版。

[28]同前注[10]，高铭暄、赵秉志编书，第2158页。

[2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刑事审判参考》2002年第3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5～50页。

[3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2005年第5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5～18页。

[3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2006年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1页。

[32]参见张波：《减轻处罚之“法定刑”含义新探》，《法治论丛》2003年第6期。

[33]楚望台：《许霆案改判，开启个案正义的暗门》，《新快报》2008年4月1日。转引自赵秉志、彭新林：《关于许霆案的法理问题思考》，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79页。

[34]2007年11月3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08年3月31日一审重审判决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同年5月23日二审裁定维持原判；同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二审裁定。参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96号刑事判决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穗中法刑二重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粤高法刑一终字第170号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08)刑核字第18号刑事裁定书。而早在一审重审判决出台之前的2008年3月10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在接受采访时即表示：“从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明显过重。”参见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 - 03/11/content-7762083.htm,2010年5月5日访问。

[35]参见张永红、孙涛：《酌定减轻处罚刍议》，《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罚款考核方案篇5

为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提高全员的安全意识，确保安全生产，现将安全工作奖罚规定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附：《公司安全工作奖罚规定》

主题词：安全奖罚规定通知

报：省公司

抄送：党委委员，公司领导，安环办⑵，存档。

公司综合管理部2005年3月23日印发

公司安全工作奖罚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强化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工作，杜绝死亡、重伤事故及各类重大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一般性事故，确保安全生产、社区稳定，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依照《安全生产法》及上级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坚持重奖重罚。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根据考核目标实现后给予重奖；对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单位和个人，无论造成事故与否均给予重罚及行政处分。

第三条根据上级下达年度轻伤控制指标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按风险程度分配到所属单位，作为单位年度轻伤控制目标值，实行月度考核，季度兑现。见附表一。

第二章奖励

第四条当季全公司无死亡事故、无各类重大事故，经理、党委书记、主管副经理各奖励2000元，其他公司领导、安环办正副主任（含主任助理及专职安全人员）各奖励1500元；对直接参加安全管理的安委会成员及安委办成员奖励1000～1300元。

第五条按季考核兑现单位对实现安环目标的领导及安全员给予奖励，标准见表二。

（一）当季未发生死亡、重伤及各类重大事故的单位及治安案件，并达到表一所列考核指标的，则按表二的奖励数额兑现。

（二）表一各项考核未实现的，每项扣个人当月奖金15～20%。

第六条在生产、工作或公益事业中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奖励600元以上。

（一）突发性事故（事件）发生后，积极进行抢救，减少事故（事件）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有功人员；

（二）及时发现和消除各类事故隐患，避免重大事故发生的有功人员；

（三）积极提出安防环保合理化建议，经采用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四）在工业卫生，职业病防治和管理、环境保护、治安管理、安全培训及教育方面有显著成绩者。

第七条单位年内无死亡事故、无重伤各类重大事故，轻伤事故低于控制指标，安全、文明生产，环境保护工作成绩显著，单位以及有关部门和人员年终给予1～2倍季度奖励。

第八条公司不定期开展安环活动，在活动中取得名次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适当的奖励。

第三章处罚

第九条年内死亡或重伤事故每超过控制指标一人次，经理、党委书记、主管副经理各罚款2000元；其他公司领导、安环办正副主任（含主任助理、专职安全人员）各罚款1500元；同时取消年度评先资格；安委会及安委办成员各罚款1000元（重伤人次减半处罚）。

第十条年度超过轻伤控制指标1人次的单位罚款1000元；季度超过轻伤控制指标1人次对单位罚款600元。对责任人罚款300～600元。

第十一条公司所属各单位若发生重伤以上伤亡事故（含治安案件），取消当季奖励资格，并取消年度评先资格。发生死亡（以人次计算）按表三的数额对责任单位和个人处罚。发生重伤（以人次计算），按表三的1/2对责任单位及个人罚款。同时承担地方政府的罚款。

第十二条重大交通事故、设备事故、质量事故、火灾事故、环境污染、爆炸、医疗、治安等事故发生后，根据责任轻重，具体按表四处罚。

第十三条凡是下列情形之一者，对单位或个人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制定安全生产考核及奖罚细则的，不按期进行安全检查或不按规定进行安全教育的。

（二）无正当理由不执行或拖延执行隐患整改通知书和安全指令书的。

（三）发生事故后（含各类重大未遂事故及治安案件）不积极配合调查的单位及个人，或隐瞒不报，或不及时组织分析处理上报的。

（四）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

（五）每发现一次采购及发放不合格劳动保护用品，或不按规定发放劳动保护用品的单位和个人。

（六）未经许可擅自拆除，无故停运职业安全设施和环保设施的（同时承担地方政府罚款）。

（七）不按规定进行劳动卫生和环境监测的。

第十四条对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有关人员，不虚心按受批评教育和处罚，且态度不好者，除按本规定相应条款处罚外，并责令停工5天进行安全教育，停工期间每天发生活费20元。对拒不参加学习的，年内累计二次以上违规人员责令解聘。

第四章执行

第十五条按季考核兑现控制指标之内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按以下条款执行：

（一）附表二所列单位按季填报安全考核申报表报生产自救办审核。

（二）安环办会同有关部门考核后，报主管副经理审定，由安环办下达奖励通知单，经人力资源部核准后，随同当月工资一并发放。

（三）公司领导及有关人员的奖励兑现，由安环办造表，经经理或主管副经理审批后发放。

第十六条对单位和个人罚款（含地方政府的罚款）由安环办下达罚款通知单并负责催交。被罚单位和个人收到罚款通知单一星期内将罚金交到财务部入帐，再将财务凭证交安环办备案。

第十七条对第十二条所列事故和第十三条所列处罚内容须由相应的主管部门作出处罚决定报主管领导同意，由安环办依照第十六条规定办理。

第十八条各单位应根据本规定制定相应的奖罚实施细则，报安环办备案；各单位对班组或个人罚款全额上交公司财务，单独列帐，所交罚款可作为单位安全活动经费，由单位安全主管领导掌握使用，但要将罚款数额和使用情况报安环办备案。

第五章附则

第十九条本规定与上级相应规定不相符时以上级的规定为准。

第二十条本规定自2005年元月1日起执行。由安环办负责解释。

附表1

单位

轻伤人数

安环设施运行率%

劳动条件合格率%

季安全检查次数

设备完好率%

一般交通事故次数

一般治安案件

备注

一公司

100

95

≥4

95

二公司

100

95

≥3

95

其它单位

100

95

≥3

95

各单位均不能发生重伤、死亡事故；其它各类重大事故为零（含重大以上交通、设备、质量、火灾、爆炸、中毒、灾害、环境污染、医疗、治安等事故）。

注：年度轻伤控制指标：一公司1人次；二公司1人次；其他单位0人次。

表2

安全生产季奖金标准

单位：元

单位

一公司

二公司

其他单位

备注

行政正职、主管副职

1200

1150

1120

书记、安全主管

1150

1120

1100

其他领导

1120

1100

180

专职安全员

1100

180

160

表3

事故单位、人员罚款标准

单位：元

单位

一公司

二公司

其他单位

备注

集体

人均130

人均150

人均170

在岗人数

行政正职、主管副职

1200

1150

1120

书记、安全主管

1150

1120

1100

其他领导

1120

1100

180

专职安全员

1100

180

160

主要责任人

否决两个月浮动工资

次要责任人

1150

1200

1220

含一定责任人

表4

事故处罚规定细则

1）、按责任及损失价值对个人经济处罚如下：（交通事故以事故结案书为准，其它以事故调查分析报告为准）

事故性质

处罚比例%

最大限额（元）

备注

次要责任

1～3

1200

同等责任

4～5

1400

主要责任

6～7

1800

全部责任

8～10

3000

注：（1）重大未遂事故及典型事故参照次要责任处罚。

（2）其它事故负一定责任者，按同等责任处罚。

（3）情节严重者，可突破最大限额。

2）、对责任者纪律处分

经济损失

处分类别

并处运用

责任划分档次

备注

0.5万以下

通报、警告

吊扣驾照1～3个月

次要责任

含0.5万元

0.5～1万元

警告、记过

吊扣驾照3～6个月

同等责任

1～2万元以下

记过、记大过

吊扣驾照6～9个月

主要责任

2万元以上

记大过、留察

吊扣驾照9～12个月

全部责任

注：情节特别严重的、损失特别巨大的可加重处罚。

3）、对交通事故单位的经济处罚

事故性质

处罚比例%

最大限额（元）

备注

次要责任

1～5

2000

同等责任

6～10

4000

主要责任

11～15

5000

全部责任

16～20

罚款考核方案篇6

案件数量指标分值为40分，占卫生行政处罚指标的40%。深圳市卫生监督局按各业务科室(行政许可科除外)持有行政执法证人员每人每年完成4宗卫生行政处罚案件或督办案件为达标。2012年上半年，完成的卫生行政处罚案件数量已超过2010年、2011年全年完成的数量。2012年上半年案件总数比2011年全年案件总数增长了107.7%，一般程序案件增长227.3%，简易程序案件增长60.7%，其中单纯警告类案件增长78.1%。(详见图表1)

2处罚力度的变化

2012年上半年，深圳市卫生监督局办理的行政处罚案件的罚没款金额比2011年高85.9%，但案件平均罚没款金额和2011年相比降低了18.6%、比2010年减少了52.2%。(详见图表2)

3案由专业分布情况

在制定的《2012年全市卫生行政处罚绩效评价指标(试行)》中，对案由的数量和使用情况也进行了规定。2012年上半年，市级卫生行政处罚使用的案由18个，按案由专业分类来看，医疗卫生类10个、公共场所卫生类3个、放射卫生类3个、传染病防治类1个、学校卫生类1个。从数量上来看，在市级卫生行政处罚案件(按案由计算)的172宗里，医疗卫生类案件为79宗、公共场所卫生类案件45宗、传染病防治类案件28宗、放射卫生类案件19宗、学校卫生类案件1宗。(详见图表2)。从数据上显示市局在处罚种类上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加强处罚监管力度和强度。

4常用案由情况分析

深圳市卫生监督局卫生行政处罚案件使用的常见案由。(见图表3)医疗卫生类10个、公共场所卫生类3个、放射卫生类3个、传染病防治类1个、学校卫生类1个。从显示数据上，市局行政处罚案件的常用案由较集中在个别案由，案由使用情况较为单一。

5案件来源分布

2012年上半年行政处罚案件来源为是两类，投诉举报97宗、日常监督发现65宗。不难看出我们卫生监督员在2012年加大了日常监督的力度，但主要案件来源还是投诉举报，今后仍需加强日常监督执法力度。

6拓宽思路，继续加大执法力度

从2012年上半年的处罚数据来看，深圳市卫生行政处罚专业类别主要以医疗卫生和公共场所卫生为主，两类案件的数量占到了72.1%。处罚案由也较为集中，在《卫生行政处罚立案证据标准与法律适用》中共收录了13个专业214个案由中，市级卫生行政部门仅使用了8.5%的案由，案由使用率偏低。同时，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处罚的案件数量占到了55.5%，处罚力度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在加大处罚力度的同时，建议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医疗机构违法成本以解决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问题。

7公平合理，规范自由裁量权的使用

在个案分析比较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深圳市目前在卫生行政执法方面，存在相同案由的处罚案件处罚幅度大不相同的现象，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存在较大差别，给予偏高或偏低处罚额度时缺少必要说明。考虑到企业规模、违反程度等多种不同的因素，卫生行政处罚形式以及罚款额度往往是靠卫生执法人员本身经验及素质来判定的，另外相关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幅度较宽，如《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对非法行医的处罚幅度为10万元，所以在执法过程中难以避免产生处罚裁量度的差异。为了公正行使行政处罚权，执法人员应以公平、合理为自由裁量的标准，规范行使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危害程度确定处罚额度。

8加强监管，切实履行职业卫生监管职能

由于职业卫生法修改，在2012年上半年面临职业卫生监管主体不适格、无法进行职业卫生行政处罚的困境，因此职业卫生专业处罚案件数处于停滞状态。2012年8月1日，深圳市政府《深圳市职业卫生监督管理主体公告》，明确了深圳市市、区卫生人口计生部门为深圳市职业卫生监督管理主体。目前执法主体问题已经明确，全市卫生人口计生部门将加强对职业卫生的监管力度，切实履行监管职责，以保障职业卫生健康、安全发展。

9巩固成果，继续在卫生行政处罚中实施绩效考核制度

罚款考核方案篇7

一是健全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政务公开内容细。该局在局机关设置有多媒体信息触摸查询系统，该系统内设“机构职能、法律法规、执法依据、政务公开、办事指南、12315”等8个总栏目50个子栏目，内容详细涵盖了600多部工商法规、330种执法行为依据、62种申请事项办事指南等，来办事的人员，只要轻轻一点，所需查询的信息便一目了然。该局还在每个工商所服务大厅都挂有执法岗位职责分解图，在每一名工作人员办公桌上都摆放有岗位职责公示牌，做到了办事权限公示、办事程序公示、工作时限公示、工作标准和质量公示、违法责任追究公示、社会监督渠道公示。

二是建立案件主办人制度，办案责任划分细。该局在全市工商系统率先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实行了以“职责清晰、奖罚分明”为主要内容的案件主办人制度。查办案件首先由办案机构确定一名案件主办人和一名或多名案件协办人，案件主办人是相对独立行使办案职权，对办理的案件负主要责任，其它协办人协助主办人工作，负相应责任。案件主办人制度实行以来，改变了以往办案中主次不分、职责不清、责任不明、互相推诿的问题，大大提高了案件主办人的责任心，促进了案件质量的提高。

三是实行行政处罚预警制、约谈制和回访制，办案工作作风细。为了预防和化解执法部门与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着力解决好工商行政执法中可能发生的重检查、轻整改，重处罚、轻教育，重治标、轻治本的现象。该局对行政处罚案件实行了事前预警、事中约谈、事后回访三项制度，让和谐理念融入行政执法工作，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了行政处罚争议的发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上半年该局查办案件295件，没有一件引起行政诉讼，罚没款到位率达90%以上。

四是推行说理式行政执法文书，说理说法细。该局在全市工商系统率先采用说理式行政处罚文书，通过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讲事理、论法理、说情理，使行政相对人知情、知理，消除执法阻力。该局第一份“说理式行政处罚决定书”就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案件当事人原本对处罚不理解，还聘请了律师并申请了听证，然而却在接到说理式处罚决定书的第八天就主动将全部3万元罚款汇到了指定银行。

今年该局在总结以前推行经验的基础上，又下发了《说理式行政处罚文书操作指导意见》，并对写作方法进行了培训。说理式行政处罚文书的推行，提升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说服力和公信力，提升了案件办理的质量和透明度，进一步实现了“三个认可”（政府认可、司法机关认可、被处罚当事人认可）、“三个突破”（执法队伍自身建设新突破，执法理念、方式新突破，科学执法、和谐执法新突破），从而打造了以人为本、和谐执法的新形象。

此外该局还相继出台了《执法监督制度》、《规范性文件制定审查备案制度》、《立销案备案制度》、《强制措施备案制度》、《处罚决定备案制度》、《案件核审制度》、《暂扣、罚没财物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执法工作制度，对行政执法及执法监督的各个环节进行细化，从而为依法行政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统一思想认识，坚持一个“高”字

一是认识高。该局先后多次组织全系统干部认真学习《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全面深刻地领会加强法制建设，依法行政的重大意义，并以“*奶粉”和“*奶粉”事件为案例展开讨论，一致形成了“是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生命线”的思想认识，并将这种思想认识体现为具体工作要求：照不能乱发、案不能乱办、费不能乱收。

二是标准高。该局对承担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梳理，制定了《行政执法标准》，提出三个100%：在登记注册方面，要求名称核准正确率、限时办结率、登记资料齐全规范率、信息录入同步率均达100%；在执法办案方面，要求案件查处正确率、结案率、罚没款入库率、备案率、案卷材料完整率均达100%；在食品等重要商品安全监管方面，要求经营主体合法率、索证索票率、台帐填写完整率、不合格商品下架退市率均达100%。

三、落实执法责任，坚持一个“明”字

该局根据工商部门行政管理职能，建立了《行政执法岗位责任制度》、《行政执法事项责任分解意见》，完善了工商行政执法部门内部以行政首长责任为核心的执法责任体系，并把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工商行政执法机构内部各部门、各层级的各个执法人员，做到三个明确。

一是执法依据明确。我们把与工商行政管理执法工作有关的458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按照单一主管、协同管理的类别逐一进行梳理，进一步理顺了执法关系，明确了执法依据，确定了法定职责。

二是执法主体明确。我们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执法的法律、法规、规章按不同的内容分类列出名目，根据不同的管理职能，分别由局机关相关股室和各工商所执行，确定了各执法机构所承担的执法任务。

三是执法责任明确。我们将执法责任分解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局领导的执法责任分解，局长是全局实施执法责任制的第一责任人；第二层次是各执法机构的执法责任分解，对我局注册股、监督股等执法股室和工商所、经检大队进行了执法责任范围、执法职责、执法权限、执法目标分解；第三层次是各执法岗位（人员）的执法责任分解，以岗定责，确定了每个执法岗位的执法责任。做到执法责任明确到人、落实到人、追究到人，确保执法到位不缺位。

四、加强执法监督，坚持一个“严”字

该局按照省局提出的大法制的指导思想，把“法制工作全局化，全局工作法治化”作为目标，把法制监督延伸到行政处罚行为、行政许可行为、行政不作为行为等方面，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综合性的监督。

一是严格行政处罚案件监督。针对执法中普遍存在的随意立案、随意销案、滥用强制措施、随意减免罚没款和罚没物资管理混乱等问题，以“四备案”制度为切入点，建立了行政强制措施、立案、处罚决定、执行结果四个方面的备案制度。将行政处罚案件的立案、销案、强制措施、告知、听证、罚没款缴纳、罚没物资处理、强制执行等环节全部置于法制监督之下。

二是严格行政许可行为监督。我局实行了以执法检查为主要形式的执法监督，监督的主要内容是各类行政许可行为的合法性、程序的规范性、材料的齐全性等；监督的形式采取不定期的现场检查、对当事人进行现场调查或事后回访、对行政许可档案材料进行不定期的重点抽查以及全面执法检查等；对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许可，经局长批准后发出《行政执法纠正通知书》限期纠正。对行政许可行为的监督，不仅进一步完善了监督制约机制，而且填补了执法监督的空缺，真正实现了大法制的要求。

三是严格行政执法评议考核。该局针对每年工作重点，不断对《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实施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制定出当年《行政执法评议考核评分标准》，认真开展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工作。在考核标准上，把“诉讼无败诉、复议无撤销、检查无错案”作为依法行政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量化目标。在考评范围上，广泛涵盖了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许可、行政确认、和行政不作为等各类具体行政行为。在考评方法上，实行定期考核与动态考核相结合。在考核结果上，把依法行政工作的考核评价纳入股、所领导的考核内容，其结果作为衡量工作实绩的重要依据，也是单位年度评先、公务员考核的重要依据。对依法行政工作考核评价优秀的予以专项表彰，对考核结果不合格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当年所有评先资格。

罚款考核方案篇8

1、每月20日前完成公司劳资报表，迟报一天罚款五元；

2、每月10日前办理好退休送报手续，漏报一人罚款十元；

3、每月5日前审查完成各部门车间考勤表，迟一天罚款五元；

4、每月8日前审核完成车间计件工资表并送财务，迟一天罚款五元；

5、每月养老金对帐一次，未及时办理增减手续一人次罚款五元；

6、每月医保金对帐一次，未及时办理增减手续一人次罚款五元；

7、每月住房公积金对帐一次，未及时办理增减手续一人次罚款五元；

8、每月5日前完成上月考勤机数据统计，推迟一天罚款五元；

9、每月30日前完成计件车间工资核算，推迟一天罚款五元；10、每月8日前将公司内工资异动单送财务，推迟一天罚款五元；

11、按照年度计划进行培训，全年少一次罚款二十元；

12、每年3月前完成养老金基数调整，未按时完成罚款一百元；

13、每年3月前完成医保金基数调整，未按时完成罚款一百元；

14、每年3月前完成住房公积金基数调整，未按时完成罚款一百元；

15、每年3月前完成工伤保险金基数调整，未按时完成罚款一百元；

16、在公司招聘员工中，按时办理试用和转正手续，未按时办理一人次罚款二十元；

17、年终未制订下年度工作计划，罚款一百元；

18、年终未按规定时间上报社保局和统计局的《劳资报表》，罚款一百元；

19、未按规定完成GMP档案的整理，罚款五十元；20、发扬团队精神，积极做好部门间的协作工作，在协作工作中因我方原因造成失误，每次罚款五十至二百元。

以上部份工作需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才能完成，否则其责任由相关部门承担。

罚款考核方案篇9

关键词:职工档案 违法行为 法理

面对档案违法行为的隐蔽性、违法后果显露的滞后性以及发现违法行为难度较大的实际困难,北京市档案局(以下简称市档案局)近年来把发现和查处档案违法行为作为当前档案行政执法的重点来抓,先后对四起档案违法行为实施了行政处罚。

为了促进档案行政执法工作的发展,现将近期市档案局行政执法人员在查处丢失职工档案违法行为中遇到的问题及自己的思考介绍如下,同大家研讨交流。

一、案件查处情况

2008年12月1日,市档案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本市某企业存在故意藏匿、销毁职工档案的违法行为。市档案局执法人员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查明举报人原系本市某企业职工,1995年12月8日,该企业将举报人予以除名并将其职工档案从本单位转出。由于举报人的职工档案至今下落不明,该企业又不能提供确凿证据证明本单位已将举报人的职工档案转往其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劳动部门,客观上造成职工档案丢失的危害后果。

我们认为此行为违反了《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规定》第十八条“企业职工调动、辞职、解除劳动合同或被开除、辞退等,应由职工所在单位在1个月内将其档案转交其新的工作单位或其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劳动(组织人事)部门”和该规定第十九条“接收单位收到档案经核对无误后,应在回执上签名盖章,并将回执立即退回。逾期1个月转出单位未收到回执应及时催问,以防丢失”以及《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以下简称《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第三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等规定,属于丢失档案的违法行为。

根据《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规定》第十五条“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要依法处理”以及《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第三十五条“有本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行为的,由市或者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和数量,对责任单位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档案损失的,由市或者区、县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根据损失档案的价值,责令赔偿损失”的规定,市档案局于2009年3月6日对本市某企业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规定,市档案局责令该企业认真整改,切实保障职工档案的安全。

2009年3月11日,市档案局收到被处罚企业报送的整改报告。该企业表示服从市档案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吸取教训,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职工档案的管理,杜绝再次发生类似违法行为。

二、相关法理问题的思考

在查处丢失职工档案违法行为过程中,有以下四个法理问题需要认真梳理、形成共识:

(一)对职工档案国家所有权的辨析

根据《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只有发生“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违法行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才能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显而易见,职工档案是否属于国有档案,是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能否查处职工档案管理中发生的档案违法行为的首要问题。

人事档案是组织、人事管理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在人事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关于个人经历和德才表现,并以个人为单位集中保存起来以备查考的人事材料。可划分为学生档案、工人档案、干部档案、军人档案四个部分①。《企业职工档案管理工作规定》第二条“企业职工档案是企业劳动、组织、人事等部门在招用、调配、培训、考核、奖惩、选拔和任用等工作中形成的有关职工个人经历、政治思想、业务技术水平、工作表现以及工作变动等情况的文件材料。是历史地、全面地考察职工的依据,是国家档案的组成部分。”2006年国家档案局在就人事档案丢失诉讼对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中指出“人事档案是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属归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人事档案均无随意处置的权利。单位对人事档案负有保管义务”②。由此可见,从档案所有权的角度来看,作为人事档案重要组成部分的职工档案,属于国有档案的范畴。丢失职工档案属于“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违法行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予以查处。

由于人事档案事关公民个人的切身利益,公民向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举报、要求查处人事档案管理中的违法行为的愿望尤为强烈。在当前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履行行政处罚职责缺乏案件线索的情况下,应当对公民举报的涉及人事档案的违法行为予以高度关注,从中发现有价值的案件线索。

(二)对丢失档案违法行为发生时间的确定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的规定,确定丢失职工档案的时间是否距发现之日起不超过两年,是能否给予行政处罚的关键因素。

本市某企业1995年把举报人除名后,认为本单位已根据有关规定将其职工档案提请其户口所在地的某区劳动行政部门审核后转交某街道劳动部门保存,而某区劳动行政部门及某街道劳动部门均否认曾经接收和保存过举报人的职工档案,举报人据此认为本市某企业并未将其职工档案转出。也就是说,1995年本市某企业转交举报人的职工档案以来,有关当事各方均认为该档案有着确切的下落,不存在丢失档案的情况。只有在2008年市档案局接到举报、进行调查取证后,才彻底查清了举报人的职工档案下落不明,最终确定了该档案已经丢失的事实。鉴于本市某企业只能提供证据证明已转出举报人的职工档案而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已将档案转交其户口所在地的某街道劳动部门保存,举报人的职工档案下落不明显然与本市某企业履行转交职工档案的法定责任不到位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市档案局据此认定该企业应当对丢失职工档案的违法行为承担必要的法律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举报人的职工档案从本市某企业转出后下落不明,只是表明该档案脱离了有关单位的有效管理。由于存在将来重新发现该档案下落的可能性,因此档案下落不明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已经丢失。由于下落不明的档案一旦被认定为丢失就构成了档案违法行为,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为人民法院针对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限的公民设定判决宣告死亡的特别程序,公民在被法院判决宣告死亡后,其原有的婚姻关系随之消灭,继承由此开始的规定③,对于下落不明的档案能否确认其已经丢失,我们认为应当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经由调查核实的特定程序来予以最终确认。借鉴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被宣告死亡的人,判决宣告之日为其死亡的日期”的规定,我们认为丢失档案违法行为发生时间应当推定以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经过调查取证,最终确认本市某企业存在丢失职工档案违法行为之时起算。

(三)查处档案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

由于《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档案法实施办法》)和《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对行政处罚都作了相应的具体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在查处档案违法行为时,究竟是适用作为上位法的《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还是作为下位法的《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要看这三部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之间是否存在相互抵触的情况。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权是1996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档案法》赋予的。由于这是在1996年3月全国人大制定《行政处罚法》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予以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国家把行政处罚权赋予一个以前没有此项权力的行政管理部门的第一部法律,因此《档案法》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权的范围予以了严格的限制。根据《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只有“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这一有限范围内发生“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涂改、伪造档案的”三种档案违法行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才能对违法者给予行政处罚。由于在现实工作中,档案违法行为大多发生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这一特定领域之外,为了有效制裁档案违法行为,切实保障档案安全,《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第三十五条突破了《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限制,授权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发生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之外的上述三种档案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对《档案法》、《档案法实施办法》和《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进行比较,《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授权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涂改、伪造档案的;擅自出卖或者转让国家所有的档案及集体所有、个人所有的以及其他不属于国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的;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的”五种档案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运用“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三种行政处罚种类,罚款幅度为“对责任单位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责任人员可以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的规定,这与其上位法《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符合《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第二款“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的要求。

有鉴于此,《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在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三个方面严格遵照其上位法《档案法》和《档案法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这三部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行政处罚的规定方面并没有相互抵触之处。对于本市某企业丢失档案的违法行为,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完全可以根据《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四)对行使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考量

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法定档案行政处罚权限范围内,对档案违法行为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给予何种行政处罚和给予何种幅度行政处罚的自主决定权。根据《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和《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对于丢失档案违法行为的责任者,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并可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档案损失的,还可责令赔偿损失。

为了进一步做好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根据2007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北京市关于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若干规定》④第六条“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选择行政处罚种类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明确适用不同种类行政处罚的具体条件;(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选择行政处罚幅度的,行政执法部门应当根据涉案标的、过错、违法手段、社会危害等情节划分明确、具体的等级”的规定,按照《档案法实施办法》和《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关于罚款数额“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和数量”予以确定的要求,2008年市档案局制定的《北京市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应用标准》⑤以“涉案标的”作为规范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基本标准,把涉案标的价值以“保管期限”为标准具体细分为“永久”和“定期”两个档次,把涉案标的数量以纸质档案为标准(其他载体档案参照执行)在“永久”和“定期”两个档次内再进行具体的划分。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五条“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的规定,在“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三种档案行政处罚种类中,《北京市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应用标准》高度重视档案行政处罚的教育功能,倡导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大多数轻微档案违法行为适用“警告”的行政处罚。考虑到普通的职工档案其价值和数量都较为有限的实际情况,根据《北京市档案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应用标准》关于“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违法行为,涉案标的为1页-50页以下的永久保管档案、1页-250页以下的定期保管档案,行政处罚种类适用“警告”的规定,市档案局决定对丢失举报人职工档案的企业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七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七)赔偿损失”的规定,考虑到2008年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已经认定该企业对丢失职工档案负有过错、判决其赔偿举报人人民币六万元的情况,市档案局决定不再对该企业造成档案损失的过错作出责令赔偿损失的处理。

以上是我们对参与查处丢失职工档案违法行为的情况介绍及其法理分析。徒法不足以自行,查处档案违法行为是提高社会档案意识和档案法制观念最有效的途径和手段。我们相信,在广大档案行政执法人员的辛勤努力下,随着档案行政执法尤其是档案行政处罚工作的深入开展,必将为档案事业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注释:

① 王英玮.专门档案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p84.

② 《国家档案局办公室关于人事档案丢失诉讼有关问题的答复》(档办〔2006〕54号)

③ 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p285.

罚款考核方案篇10

“三查四术”考核指标

1、“三查四术”以计生报表的实际数据为依据考核到驻村干部和管片村干部。各村村干部“三查”实行管片考核责任到人，季度“三查”到位率（对象违约金处罚到位也算作到位率）达93%以上按排名先后前6名予以通报表彰，季度“三查”到位率排名后6名给予通报批评；前6名各奖100元/人，后6名各罚100元/人。到季度验收时，凡缺一例引产对象，统计时计5例三查尾欠；缺一例结扎对象，计4例三查尾欠；缺一例人流对象，计3例三查尾欠；缺一例上环对象，计2例三查尾欠。驻村镇干部与管片村干部实行同奖同罚，从季度返组经费中兑现奖罚。

2、“四术”重点考核到农村作业组及各村（居）委会，各村（居）干部应积极为农业组提供情况配合、支持、督促对象到位。①对农村作业组的考核，凡结扎每到位一例奖100元，每缺一例罚100元，其中纯二女户每到位一例奖600元，每缺一例罚400元，上环每到位一例奖30元，每缺一例罚30元；人流每到位一例奖100元，每缺一例罚100元，引产每到位一例奖600元，每缺一例罚400元，从每季度返组经费中兑现奖罚。②对村（居）“四术”的考核，按计生办分配给各村（居）的指标数予以考核，凡在季度“四术”统计中排名后三名的村（居）委支部书记、主任参加全镇的计生工作形势分析会。

社会抚养费

1、社会抚养费征收分配任务完成率100%，各农业组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解满季度任务数，其中期内违法生育对象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率达80%以上。

2、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为上年度人均纯收入2—6倍即（12424元—37272元）/例，低于13000元的对象各农业不予开票，情况特殊者，违法对象须本人申请报党委书记批准后按分期缴纳的政策执行，但第一次缴纳不得低于7000元标准，13000元以上（含13000元）给予各农业组40%的计生工作经费，农业组完成全年任务30万元（其中农业二组完成35万元）按45%返到各农业组，13000元以上（含13000元）给予各村10%的计生工作经费，低于13000元的标准，只给予村5%的计生经费。同时对各村（居）委会社会抚养费征收，按标准结案的个案为依据，作为村（居）委会支部书记、主任的年终政绩考核。

3、每季度各农业组计生违约金任务为1万元以上，“三查”每次处罚标准统一为300—500元，“四术”处罚标准每次统一为500—1000元，违约金40%返回给村作为工作经费，60%返回给农业组作为下乡伙食费、车费等工作费用。如果发现社会抚养费作违约金开票，罚组上3000元每次。

村级阵地建设

1、村计生专干、组指导员漏报、错报计内计外出生各罚款50元/次，月报表未及时上报的，组指导员药具未及时领取发放到位每例罚款5元；村务公开栏每月未及时更新数据的村计生专干，每月每项罚款10元，从年度报表费中扣除，由计生专干、分管领导负责考核。

2、各村计生“三位一体”阵地要按月及时更新内容，该上墙的要按时上墙，该完善的要完善好资料，并按年度及时归档，保持阵地整洁，随时准备接受省、市、县、镇的不定时抽查验收。

3、村级计生协会：村级计生协会工作组织机构健全，活动扎实有效开展，会员联系户制度和“三结合”项目内容实在。

4、村、支两委每月召开一次专题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村民自治工作有序开展并逐年推进。

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工作职责

1、制定明确的工作任务和目标。做到工作范围确定，任务明确，同时要按要求做好这项工作的量化目标。

2、建立问题处理反馈制度。在工作中，组指导员漏报流动人口每例罚款5元，拒不登记、办证的应向村计生专干反映，村计生专干不能及时处理时向镇计生办汇报，镇计生办接到通知后应迅速调查处理，并且与其户口居住地取得联系，掌握情况，按政策予以处理。

3、建立严格的考核奖惩制度。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站要建立科学合理且便于操作的考核奖惩制度，加强管理考核。考核奖惩制度要注重考核工作实效，要立足激发信息员和驻村干部的工作积极和主观创造性。

考核奖惩

1、镇党委、政府年终将根据县人口与计划生育抽样调查评估排队结果，进入一类的村级按排名先后，设一等奖1个，二等奖2个，余下的设为三等奖；一、二、三等奖的奖金分别为300元、200元和100元。

2、凡在省、市级抽查中为镇计划生育工作作出贡献的村给予2000元的奖励，凡在县级抽查中进入季度前五名的样本点村每次奖500元，进入季度预否决的，给予样本点村每次处罚500元，连续二个季度进入预否决或被县计生领导小组确定为重管村，实行“一票否决”，并处2000元的罚金。

3、凡是被县计生领导小组确定为重管村的村支部书记、主任、计生专干、驻村干部各收取200元责任金，并取消该村本年度评先评优资格，凡被列入重管村的，任职时间超过10个月的村支书、主任、计生专干按照县委有关文件规定给予组织处理。

4、省市抽查顺利过关，样本点村村干部、驻村干部奖200元/人，中心户长奖100元/人，季度进入县前三名的奖励驻村干部100元/人，进入后三名的驻村干部处同等金额的罚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