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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6 07:23:35

遏制范文篇1

一、遏制腐败是保持党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的底线

腐败现象不仅与党的先进性相背，也有悖于一般社会道德，遏制腐败是维护党的先进性、保持党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的底线。

第一、实践“三个代表”，密切联系群众，必须遏制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决遏制腐败，是维护人民利益的重要措施和政治保证。反腐倡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风不好，消极腐败，自然损害党的形象，必然脱离群众。同时，反腐倡廉又是创造廉政文化，推进先进文化的重大工程。廉政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它有利于纯洁队伍，维护党的光辉形象；有利于净化思想，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有利于密切党群干部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第二、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必须遏制腐败。腐败给国家、社会、人民造成的危害是全方位的。首先，从政治上讲，腐败亵渎国家权力，损害人民权益，引起人民普遍反对，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其二，从思想文化上讲，腐败引起社会道德的沦丧，制约文明水准的提高，腐蚀党的肌体，使一些党员和干部失去先进性，蜕化变质为腐败分子，制约党的执政能力。其三，从经济上讲，腐败侵吞国家利益动摇国本，破坏分配公平，影响市场竞争，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冲击党的执政地位。

第三、维护党的形象，必须遏制腐败。反腐倡廉旨在消除腐败，转变党的作风，提高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遏制腐败是保持党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的底线。政风廉洁从来是赢得民心，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繁荣的重要一环。“去腐鲜肌”是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使党的细胞充满活力的关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就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

二、惩防并举，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第一、注重教育，筑牢“不愿腐败”的思想防线，以自律遏制腐败。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建设廉政文化是从主观上解决“不愿腐败”的基础性工作。首先，要加强学习教育，构筑廉洁自律的思想道德防线。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提高党性修养和道德修养，增强自律意识，自觉抵制腐败。要加强学习教育，构筑遵纪守法的党纪国法防线。党纪国法的内容是对是与非的界定，加强法纪警示教育，增强法纪观念，就能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自觉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遏制范文篇2

关键词刑讯逼供危害遏制对策

5月13日上午,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被宣告无罪释放的河南省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村民赵作海收到赔偿义务机关代表——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宋海萍院长亲手交付的人民币65万元。至此,因“故意杀人罪”而冤狱11年的赵作海申请国家赔偿案终结。

从去年年初的“躲猫猫”开始,“喝开水死”、“摔跤死”、“做梦死”……接连发生的涉案人员因刑讯逼供非正常死亡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使执法机关的公信力受损,成为社会的不和谐之音。

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

刑讯逼供不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危害巨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屡禁不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一)思想意识因素。

1、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有罪推定,即: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有罪或作为犯罪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能够将刑事被告宣告有罪,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而设的。我国现阶段有些司法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抱着“被讯问者就是罪犯”的心理态度,仍奉行有罪推定之实,实施刑讯逼供。

2、封建权力本位思想的影响。在封建社会,君权和特权至上,没有人权的概念。我国现在实行职权主义的刑事诉讼体制,以惩罚犯罪为主,兼顾保障人权。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就使得我国刑事诉讼目的更加偏重惩罚犯罪。有些刑事侦查人员认为自己有权力,便可对犯罪嫌疑人随心所欲,刑讯逼供在所难免。

(二)法律制度因素。

邓小平同志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则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1、我国一直不承认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即:个人在没有被依法证实有罪以前,应推定为无罪。

2、我国一直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询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如实回答”的法定义务,就使犯罪嫌疑人丧失了沉默的权利,同时也给了侦查人员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权力。

3、我国证据制度很不完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口供的严重依赖,部分执法人员把口供视为最重要、最简便、最有效的证据,甚至奉为“证据之王”,非法证据排除不彻底。我国《刑讯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对于威胁、引诱、欺骗获取的言词证据加以排除,这一规定过于含糊过于简单,虽然最高院在对《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中第61条规定对非法采集的言词证据不予采纳,但是对通过非法言词证据取得的其他证据能否使用也没有规定,实践中也就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即所谓的“毒树之果”理论。这无疑会促使刑讯逼供的发生。

4、刑讯逼供是我国典型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产物。我国典型的以线性结构为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其内在要求之一就是“司法一体化”,“侦、诉、审三机关虽然职能不同,但目标一致彼此合作甚至合为一体”。具体表现为“警检关系密切化”,“诉、审关系接近化”。在这个意义上追诉刑讯逼供犯罪实际上是自我追诉。我国刑法虽然对刑讯逼供犯罪作了相当严厉的规定,但司法并未严格依法,这不仅使刑讯逼供者侥幸心理强化,也使有意控告刑讯逼供犯罪的受害人望而却步。

5、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刑讯逼供案仍然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举证责任由主张的“被刑讯人”承担。然而刑讯逼供一般是在被刑讯者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除非刑讯行为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显著伤痕、残疾甚至死亡,其他一般情况由于他们对在其身上留下的伤痕等各种证据无法及时固定,从而无法向检察机关控告,所以举证已成为一个艰难的过程。

6、讯问规则不完善。目前,在我国讯问规则中,讯问人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并不允许包括辩护人在内的第三方在场。此外,讯问的地点大多设在司法机关内部的特定场所,不可能实现讯问过程的群众监督,这就使得刑讯逼供处于较为隐蔽的位置,刑讯逼供的产生也就在所难免,由此被讯问人是否受到刑讯逼供,受到刑讯逼供的手段如何,程度如何都无从认定。

7、缺乏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但是,人民检察院只有对公安机关侦破的重大案件才有派员到场监督的义务,而对于大多数案件的监督只有依靠诉讼参与人的指控或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公安机关呈递的案件材料时才能发现,而这些都属事后监督,需要提供证明,所以也很不现实。另外,基于机构设置、工作场所的安排,职业利益的“一体均沾”,即使是对于公安机关的程序违法行为,检察机关也很难做到完全有效的监督。因此,目前的监督机制和监督途径以及监督手段,决定了监督的实际效果是极其有限的。

8、程序违法的惩罚制度缺乏效力。目前对侦查阶段发生的程序违法的制裁和惩罚制度不合理、不严厉,对于刑讯逼供以及其他程序性违法,显然无法奏效。

(三)现实因素。

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总体水平低,经济落后,司法投入普遍不足,设备陈旧,科技含量低。这一方面降低了破案率,挫伤了侦查人员的办案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侦查人员对口供的依赖性。另外,部分侦查人员素质低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四)政治因素。

公安工作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机制,其方方面面难以避免地受到外界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近几年来的执法工作考评,往往过分注重数量指标,片面强调破案率,命案必破,限期突破,加上领导指示、民众期望、舆论炒作等缺乏科学性、合理性的因素,给执法人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公安机关一旦面临破案压力,往往急于求成,从而导致刑讯逼供的发生。

二、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措施

刑事诉讼法尽管明确提出严禁刑讯逼供,但相关的具体制度跟不上,不足以遏制刑讯逼供,从刑讯逼供的存在原因出发进行分析,得出遏制刑讯逼供行为切实可行的措施有:

(一)完善我国现行的讯问制度。

1、建立并落实侦押分离制度——侦查权的内部制约。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逮捕后即被羁押在看守所直至法院作出判决。尽管在公安机关内部,侦查部门和羁押部门有着不同的职责分工,但二者同属于公安机关,有着统一的领导。而且,立法和司法实践均不强调二者之间的监督和制约,而是强调二者之间应紧密配合,以共同实现打击犯罪的任务。这种形式分立而实质合一的设置体制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刑讯逼供或其他违法行为的发生。因此我国应尽快建立并实施侦押分离制度,以监督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

2、赋予律师在场权和实行同步录音录像措施——侦查权的外部监督。

律师在讯问过程中的在场权是律师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一项强有力的制约措施,是防止刑讯逼供的有效手段。凡在拘留、逮捕后进行的讯问均应允许律师在场,以监督可能出现的非法行为。而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有利于固定证据和监督警察的讯问过程,通过讯问过程的公开化,还能够制约警察的讯问行为从而遏制刑讯逼供。

(二)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

1、应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严禁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而并未规定对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是否予以排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仅规定对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但未规定对实物证据予以排除,这就需要在以后的程序立法中明确规定对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都予以排除。

2、确立沉默权制度。沉默权是“告诉办案人员在审理任何被刑事指控的人时,对被指控者不得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他承认犯罪。”在刑事诉讼中,由享有控诉权的检察机关负责收集证据,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自证其罪。因为他们本身在诉讼中就处于弱势,这样更有利于他们权益的维护。

3、对刑讯逼供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由侦查机关负举证责任。

(三)加大司法投入,提升办案科技水平。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犯罪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高智能、高科技的犯罪大幅提高,如果仅仅依靠旧有落后设备,必然造成侦查工作的被动,诱发刑讯逼供。加大司法投入,保障正常的经费运转,可大大提高侦查人员的积极性,进而强化侦查手段,减少或消除刑讯逼供存在。

(四)开展教育培训,提高办案人员素质。

任何制度无论制定的如何完善,如果执行、实施的人员不愿或者根本不想按照该制度去执行,效果就可想而之了。因此,应该加强办案人员的思想教育、业务技能和法律知识培训,从而有效预防刑讯逼供的发生。

(五)严格刑讯逼供司法人员的法律责任。

对犯有刑讯逼供一般违法行为的,查清后及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严重违法行为构成刑讯逼供罪的,应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而对于重大的刑讯逼供案件,不仅应查处直接责任人员,对那些纵容,包庇、失职的单位领导,也要追究相应的行政责任。

三、结语

法律面前,人人都应享有平等的尊严。公民追求幸福和尊严,需要法律来保驾护航。给涉案人员以公正的审判、人道的待遇,彻底终结非正常死亡现象,既是对公民生命尊严的尊重,也是对中国法治尊严的尊重。刑讯逼供的彻底根除已迫在眉睫,我们期待刑讯逼供消失的那天,我们向往法制建设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刘兰.从“佘祥林案”看我国的刑讯逼供.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2)

[2]何雷.对遏制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新思考.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09.

[3]贾晋江.遏制我国刑讯逼供问题的对策探讨.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9.

[4]张娜,王昭.论我国刑讯逼供遏制机制的完善.法制与社会-法制园地,2010.

[5]贾艳芳.刑讯逼供案件的热问题与冷思考.法制与社会—司法天地,2010.

[6]赵勇.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及对策.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

遏制范文篇3

关键词：危害性文化建设

一、乡村：一个不可小觑的农村社会问题

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严重的社会腐蚀剂和犯罪滋生源。1997年我国修订的《刑法》载明，“是指用斗牌、掷般子等形式，靠机运和侥幸拿钱财作注比输赢的行为”。其中，“以营利为目的，聚众、开设或者以为业”的属罪。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活动，不以罪论处”。《解释》的出台，一方面有利于集中焦点打击犯罪，划清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农村群众特别是基层干部对《解释》中小额活动(即群众日常所说的“小赌，，)的理解不够全面、准确，忽视了小额活动的危害性。以至近年来，乡村在小赌“合法化”的影响下呈蔓延之势，并成为新的犯罪滋生源。鉴于此，本文所研究的乡村即指非罪性的小额现象。毋庸置疑，对于犯罪活动，必须依靠法律手段严厉打击。但也应看到，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积淀的社会亚文化现象，对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有着特殊的渗透力和影响力。面对当前乡村大量存在的非罪性的小赌现象，单纯的法律手段往往难以奏效，需要寻找切实可行的治理与疏导之策。

二、乡村：新农村建设的绊脚石

乡村赌风的盛行无疑是新农村建设的绊脚石，赌风的蔓延不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不利于乡风文明的建设，也不利于新型农民的培养。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乡村赌风蔓延对个人和家庭产生的负面影响，极易成为影响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腐蚀剂。

(一)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自古以来都是对正常的生产劳动具有破坏作用的经济活动，目前中国农村的活动就严重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首先，虽然单个村民在小额过程中赌资不大，但若从全村、全市以至全省来看，每天滞留在赌桌上的赌资相当惊人。笔者为此做了一个调查并进行了大致的估算：以安徽某村为例，该村参赌人员的平均比例为73.7%,现有村民1898人，那么全村大约有1400人参赌，而在这些参赌人员中，如果按照其所在镇几乎天天去参赌的7.1%的平均比例推算，那么一天中就至少有100人左右参赌，而以.安徽平均每天50元赌资计算，其参赌人员的平均比例是59.5%，几乎天天去参赌的比例是6.7%，以安徽全省3750万农村人口为例按照以上方法推算气那么全省平均每天就有7500多万元滞留在赌桌上。这些原本可以用于生产的资金现在只能在赌桌上流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产资金的流失，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

除了资金的流失，农村劳动力资源的荒废也是赌风蔓延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倘若大量的劳动力把原先用于生产、劳动的时间都投入到活动中，就会使得大量劳动力资源荒废。笔者为此也作了一个估算：仍以安徽某村为例，在几乎天天都参赌的人员中，如果平均每人每天有4个小时花在上，那么该村平均每天至少又将损失400个小时的劳动力资源。以安徽全省为例，按照上述方法推算，那平均每天至少有高达600万小时的劳动力资源的损失。显而易见，这对于全省经济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

(二)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农村的稳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提，日渐蔓延的活动破坏了乡风文明，正成为农村不稳定的重要根源。首先，盛行破坏家庭关系的和谐。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在中国农村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成为引起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另外，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行为常常在潜移默化中对孩子产生影响。父母长期沉浸在之中，不仅会疏忽对于孩子的教育，更会对孩子的道德规范与行为模式产生不良的教化作用，从而对作为新农村建设未来主力军的青少年的成长产生了消极影响。其次，盛行容易破坏农村的邻里关系和社会风气，使得农村社会凝聚力减弱。在正视乡村所具有的联络感情的功能外，更应该注意到活动的蔓延对于邻里关系的破坏作用。倘若乡村活动盛行，使得熟人社会中传统的乡邻关系日益蒙上一层经济利益，交往过程变得经济化，村民往往会重利轻义，重钱轻德。而由于引起的纠纷、矛盾更是严重影响了乡村社会中良好的社会风气。

(三)不利于新型农民的培养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文明、守法制的新型农民是促进农村‘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基础”。只有不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才能全方位拓展增收的渠道，引导村村谋发展、户户思创业，不断提高经营现代农业的水平。而当前日趋盛行的乡村现象正逐步侵蚀着农民的发展意识、效率意识和竟争意识，农民的综合素质难以提高。首先，小额活动对于农民个性发展极为不利。一方面，小赌行为容易使参赌人员受到输赢的困忧，而产生心理失衡，带来失落、自卑感等一系列不良反应。另一方面，由于极具刺激性，容易导致参赌人员沉酒于活动中，从而精神空虚，不思进取。其次，行为不利于农民培养正确的致富观念。随着改革号角在我国农村社会的吹响，致富己成为农村居民所追寻的生活目标，大部分朴素的农民想方设法通过生产劳动去挣钱。但由于农业生产经济效益差，在有些地区光靠种地是不能致富的，还必须有其他的门路。然而由于一些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建诊相对滞后，农村厂矿企业较少，农民增收渠道非常有限，于是可毋不劳而获的就成了某些人的“致富门路”。具有的刺橄性、侥幸性和营利性特点，极易刺激参赌者不劳而获的投机心理。对危害性的错误认识和赌风弥漫的氛围，更易导致农民的致富观念扭曲和是非界限的模糊。

三、乡村文化建设与治理新路径

在中国历史上，无一朝不赌，无一朝不禁赌，然而仍是屡赞不止。究其原因，既有宏观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也有参赌者个体心理、家庭等微观因素。以目前乡村蔓延的现状而言，除了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的转变以及农村基层控制力削弱、社会道德失范等因素以外，从治理的实践看，以往卯治理工作往往偏重于强制性的法律治理手段，忽视了行为所具有的社会亚文化特征，因而治标不治本，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文化治赌的意义与价值

乡村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乡村文化治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作为一种农村社会亚文化，农村现象对于农民本身，家庭以及整个农村社会都有着很深的消极影响，农村赌风治理刻不容缓。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塞缪尔·亨廷顿等，2002)等社会学家看来，作为一种社会不良风气，赌风蔓延的主要原因在于有害的文化氛围。以目前乡村赌风蔓延的现状而言，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许多农村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正在消失，使得当前农村地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传统将失，现代文化又无法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农村缺乏一种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而具有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在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基础，也就成为不少农村居民在文化饥饿、精神空虚的情况下的被动选择。由此而言；对于乡村这一社会亚文化现象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除了强制性的法律手段外，也需要通过文化建设的方式加以解决。通过文化熏陶，引导村民树立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积极推进新农村文化的建设，重构文明健康的乡村文化氛围，以此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的看法。

(二)以文化建设治理乡村赌风的对策和建议

1，重视赌风蔓延的危害，改变传统赌风治理思路

首先地方政府和乡村基层干部要在思想观念上高度重视赌风蔓延的危害性。地方政府和乡村基层组织对于问题绝不能坐视不管，任其蔓延。同时应改变以往传统的赌风治理思路，在坚决打击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同时，重视文化价值意义，重构健康向上的乡村文化氛围，树立科学、健康、文明的价值取向，从源头上遏制赌风蔓延。其次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整合社会法规。而乡村基层干部应把文化建设看作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大事来抓，努力为村里文化活动的开展创造相应的条件，将文化建设的任务落到实处，使得村民能真正从中受益。

2.加大文化设施的投入，为治理赌风建立物质平台

开展乡村文化建设，引导农民远离是需要有相应的文化设施和物质条件支撑的。这就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动员社会各种力量的参与，多方筹集资金，加大文化设施的投入，为治理赌风建立物质平台，为健康娱乐活动的开展提供物质基础。首先，政府的投入应该是主导性的，但同时要充分调动企业和其他社会资金的积极性，还要注意发挥村里民间组织的力量，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其次，在基础文化娱乐设施的建设中要因地制宜，从硬件设施上保障群众闲暇娱乐有地方可去，有设施可用，同时要保证已建成的设施得到充分利用。在建设文化娱乐设施的时候，各地应当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量力而行，稳步推进乡村闲暇娱乐的硬件设施和软件建设。

3.培育农村特色文化，增强乡村文化活动的吸引力

在乡村文化活动的设计与安排上，要以贴近村民需要为出发点，开展形式多样、喜闻乐见、具有吸引力的活动形式，从而提高健康文化活动对活动的替代能力。具体说来，一是可以以“小型、方便、多样、普及、经常”为原则，组织开展适合本村的文化活动。二是考虑培育具有地方特色、有独特内涵的农村文化，注重兼容并蓄。例如，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有自己的一些文化传统资源和文化因子，如安徽的黄梅戏，浙江的越剧等，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可以注重传统文化在当地的自我造血功能。在此基础上，注意吸收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兼容并蓄，以吸引老中青各层次的群众参与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公务员之家

遏制范文篇4

摘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决定》，是一项反腐倡廉的战略性措施，对于遏制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从根本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假如说，过去的党风靡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纪检、监察、政法等执纪执法部门孤军作战的话，那么，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则是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和腐败行为作斗争。特别重要的是，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赋予了党政“一把手”经济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一肩挑”的重大责任。这对提高反腐败斗争的工作地位、工作力量上和工作效果。都具有重要作用。如能按照中央的要求，切实贯彻落实好这一制度，必将使当前不容乐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出现新的转机。笔者认为，要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必须把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关键词：党风廉政责任制思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决定》，是一项反腐倡廉的战略性措施，对于遏制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从根本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赋予了党政“一把手”经济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一肩挑”的任务。这对提高反腐败斗争的工作地位、工作力度和工作效果，都具有重要作用。我认为，要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必须抓好以下三个环节的工作。

一、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实施细则，要具体明确

明确责任，是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的首要环节和基础。因此，在制定责任制的时候，必须按照各单位的实际，紧紧围绕着“谁该承担责任、在哪些问题上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提出明确具体的实施细则。

首先要明确责任的主体。中央明确规定，“一把手”要生产经营和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一肩挑”。“一把手”能否把“两付担子”一起挑起来，做到“两手抓”、“两手都不放松”，对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制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时，除了要明确领导班子的责任外，应把重点放在领导干部个人的责任上。应根据职权和任务的不同，规定不同的责任。要对“一把手”的责任提出明确的要求。

此外，要着重抓好管理人、财、物的部门领导的责任制建立。近年来的情况表明，腐败现象的多发点也是权力监督制约的“空白点”。这些部门假如治理薄弱，很容易导致问题的发生。明确规定这些部门的领导和职工的廉政责任，加强对这些部门的监督制约，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要明确责任的具体内容。不仅要明确党风廉政责任的重点人员和重点部门，更要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准做什么，违反了要怎么样”。应根据各单位的工作实际，按照每个领导、部门的职责、权利和任务特点，以及在廉政方面容易出现的问题，制定出针对性较强的责任条款，必须具体实在。凡是可能出现问题的方面，都要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并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的方式，按干部管理权限，由上级党政领导与下属分级签订，层层抓落实。

二、考核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情况，要功过分明

责任制度，只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基础，而严格、科学地进行考核，则是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要环节。责任制的考核工作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双重作用。一是能准确地评价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情况；二是能使干部职工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有威慑感和信任感。党风廉政建设的考核工作，一定要认真细致、要严格准确、要善始善终，切忌走过场、搞形式，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考核的目的。

考核工作要改变思路。传统的考核方法往往“以肯定成绩为主”。肯定成绩往往有许多是客套话，这样做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更主要的是淡化了对存在问题的重视，使被考核单位轻易产生“自我感觉良好”，不利于对问题的重视和整改。因此，考核、检查工作应该改变思路，以发现问题为主。

考核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一个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搞得好不好，干部是否廉洁，这个单位的群众最有发言权。腐败最怕群众，群众的监督最有力，应加大群众的监督力度。

三、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制，要赏罚分明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制是一项具有强制性、威慑性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措施。对考核结果能否做到赏罚分明，敢不敢对分管的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能否真正得到加强的问题。假如有规不执行，违规不究，或者是重违轻罚，势必造成制度荒废，法纪松驰。现在有许多问题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行法纪不严。因此，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得到很好落实，就必须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

责任追究条款要尽可能的具体明确。责任追究的依据是责任条款，没有明确的责任追究条款，责任追究就难以执行。因此，责任条款除了要明确规定党风廉政建设“要怎么办、不准怎么办”外，还应该规定“违反了哪条规定、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要受到什么样的处分或处理”。只有这样，对于考核结果才能有依据地、准确地进行奖惩。有了这样的规定，不仅对考核结果能把握奖惩的“度”，更重要的是对容易出现的问题起到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把防腐拒变的关口前移，这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落实责任追究制重要的是要敢于动真格。因为，责任追究不同于一般的纪律处分。纪律处分的对象是直接的违纪者，而责任追究的对象是没有履行好领导责任而导致分管的单位、人员违法违纪的责任人。对这种追究责任者的处理要困难得多，实际工作中往往以经济处罚为主，逃避党纪追究；或者以集体决策失误为由，逃避个人责任。使责任追究难以落实，特别是对“一把手”的责任追究更难落实。

对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追究，必须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工作中，决不能简单地仅凭违法违纪腐败案件的有无、多少来评价这个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好与差，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分析，区别对待。

遏制范文篇5

关键词:校园欺凌;法制;刑事责任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然而，近年来网络频频曝光的校园欺凌事件凸显校园欺凌问题的形势严峻性和治理紧迫性，校园欺凌带来的危害触目惊心，在最初苗头的时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带来的可能是被欺凌者继续被欺凌，或者以暴制暴，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愈演愈烈的校园欺凌现象，不仅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而且威胁校园秩序和社会稳定，校园欺凌现象亟待全社会关注，特别需要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

一、校园欺凌的现状

校园欺凌广泛出现在世界各国，是全球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它不同于青少年之间偶发的打架等冲突，它的社会危害性更强。我国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对校园欺凌作出明确的定义，在2017年12月27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中，对中小学生欺凌作出以下定义:发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内外、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1］说明欺凌包含发生的单次或者多次、主观上的故意、表现的多种形式、损害的多个方面等四个要素，学生欺凌与学生之间的打闹嬉戏存在根本区别。(一)校园欺凌的突出特点。1．低龄化趋势明显，据调查研究显示，小学生和初中生比高中生遭遇更高频率的欺凌。［2］在教育部2015至2016年度的统计数字中显示，中小学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约七百多宗。校园欺凌低龄化上升趋势越来越明显。2．欺凌发生相对隐秘性，肢体欺凌多发生在校园的厕所、宿舍、角落及学生回家的偏僻路上，负责校园安全的管理人员很难第一时间发现;被欺凌者受到伤害后，很多选择忍气吞声，或因心有恐惧或因害怕丢脸，而不敢告诉家长或老师，造成很多欺凌事件不被家长和老师知道。3．欺凌双方强弱关系不对等，欺凌现象大部分是由高年级学生欺凌低年级学生，多人欺凌一人，或是一方有一定“权力”的人欺负无权力的人，被欺凌者往往是一些弱势群体，使得他们当时无法反抗。4．施暴者的欺凌行为具有长期性。我们见诸网络报纸的欺凌现象大多不是发生一次两次的，而是长期存在的。据央视新闻报道的案例，一名安徽怀远县的小学副班长，以检查别人作业、学习进度为由，逼迫其他学生吃屎喝尿，收受其他学生“贿赂”几万元，一名女生甚至给的总额达到一万元，被欺凌时间长达五年。施暴者的行为大多具有长期反复性。5．校园欺凌形式多样。据调查，在各种校园欺凌中，言语欺凌的发生率最高:有49．6%的初中生遭受过言语欺凌，37．7%的初中生遭受过社交欺凌，19．1%的初中生遭受过身体上的暴力伤害。14．5%的初中生遭受过网络欺凌。［3］校园欺凌的形式多样，有些施暴手段残忍，已刺痛社会公众的敏感神经。(二)校园欺凌的危害。1．校园欺凌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与身心健康校园欺凌发生肢体冲突直接影响被欺凌对象的身体健康，言语欺凌、网络欺凌对被欺凌者的心理影响极大。2017年教育蓝皮书指出被欺凌经历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学生的非认知能力，不利于其人格的健全发展。部分未成年人因为无法忍受欺凌而自杀自残，青少年时期遭受欺凌的人，将影响其以后的人生态度，会变得更为内向、悲观、无助，成年以后，患抑郁症的概率是普通人的4．8倍。［4］2．校园欺凌扰乱教学秩序遭受校园欺凌的学生对学习兴趣减低，有些甚至惧怕进入学校，不利于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有些发生在校园的群体性欺凌事件严重干扰教学秩序，影响教学活动的开展。3．校园欺凌危害社会安定和谐有专家指出，在校园欺凌事件中，施暴者和被欺凌领者其实都是受害人，施暴者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形成暴力习惯，有盲目的优越感，缺乏理智，很可能成为“问题少年”和“不良少年”，有的会诱发犯罪，影响社会稳定;被欺凌者的身心受到伤害，长期的压抑与焦虑影响其性格形成，严重的会产生自杀和报复社会的倾向。

二、校园欺凌现象的法制归因

校园欺凌频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青少年自身心理发育不成熟的内因，也与家庭成长环境、社会不良影响等外因分不开，但法制方面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法律制度不完善。国际上对校园欺凌方面立法较早，美国1994年通过《学校安全法案》，英国2011年通过《反欺凌行动法案》，日本2013年通过《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关于校园安全和校园暴力犯罪方面的立法，应对校园欺凌的法律条款散见于《侵权责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相关的法律规范及司法解释之中，但这些法律规范对校园欺凌的具体界定和处罚没有做明确规定，相关条款之间缺乏体系性和系统性，不可避免存在漏洞，已经难以适应现实校园欺凌案件的具体量刑，造成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二)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的追责偏轻。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我国刑法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目前校园欺凌低龄化趋势明显，大多数施暴者不满十四周岁，相关执法机关只能批评教育，或勒令学生家长赔偿，施暴的学生在根本上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助长了施暴者的嚣张气焰。司法机关在处理欺凌案件时，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一般从轻处罚，威慑力度不够。(三)学生守法意识淡薄。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校园法制宣传，很多城市的小学设有法制副校长，由法官或检察官担任，普及法律知识，但在校园欺凌方面的宣传在地域的广度和内容的深度上还是不够到位，好多同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甚至以为不满十四周岁不用负刑事责任而可以肆意妄为。

三、遏制校园欺凌现象的法律对策

(一)制定针对校园欺凌的专门法律。制定校园欺凌的专门法律是构建应对校园欺凌长效机制的必然要求，同时是治理校园欺凌的基础工程。2016年4月26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11月17日教育部等九部门了《关于防治中小学欺凌与暴力的指导意见》，强调了司法机关的介入。最高检察院针对严重危害学生身心健康的欺凌和暴力问题，与中央综治办等共同指导意见，推进综合治理、保障校园安全。《通知》与《指导意见》的惩戒手段有限，法律效力不强，校园欺凌并没有得到很好遏制。要加快制定《反校园欺凌法》，法律条文尽量具体、详实，细化校园安全管理的义务责任，加强对施暴方家长监护责任的问责，在挽救教育未成年人的同时，适当增加惩处措施，让惩治校园欺凌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二)加强执法和司法的力度。公安机关要强化对校园及其周边环境的治安巡逻，必要时设置警务室，发生校园欺凌事件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对施暴者进行控制，对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立案，以免事态恶化，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要加强批评教育，要求学校和家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教育和处罚。［5］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犯罪时要严格且毫无偏袒地使用法律赋予的权力，在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同时，也应该树立“惩罚也是一种教育”的理念，必要的惩罚对教育效果的释放是一种促进。［6］对那些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的未成年人犯罪可追究刑事责任，加大对施暴者民事赔偿责任的追究，同时积极请未成年人犯罪研究专家、青少年心理专家等广泛参与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过程，在惩戒未成年人犯罪时恰当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三)让守法意识深入人心。2017年11月2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一起校园欺凌案进行宣判，五名犯罪时未满十八岁的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或有期徒刑11个月。这一司法判决体现了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同时说明未成年人实施暴力伤害，同样不能逃避刑法的制裁，具有鲜明的司法示范意义。［7］要加强此类案件的宣传，注重在留守儿童多、欺凌频发的学校进行宣传，对学生真正起到警示教育意义，从思想源头上杜绝暴力行为的发生，让他们做守法的好公民。同时，积极宣传法律理论和知识，让学生用法律知识武装自己，一旦遇到校园欺凌，寻求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党的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教育工作的重大战略定位。治理好校园欺凌，才能算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齐抓共管，强化校园欺凌行为的立法、预防、司法审判、刑罚执行等机制，多管齐下预防和解决校园欺凌，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

［参考文献］

［1］学生欺凌有了明确定义:语言欺凌网络欺凌都算欺凌［EB/OL］．新华网，2017－12－28．

［2］校园欺凌调查:46．2%的北京中小学生被故意冲撞［EB/OL］．央视网，2017－4－18．

［3］刘义杰．防治校园欺凌当是系统工程［J］．中国教育报，2018－5－4．

［4］张素华，孙畅．校园欺凌法律规制比较研究［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7，7(4)(总第181期)．

［5］邹开亮，刘佳明．中学生校园暴力现象法制归因与对策［J］．三明学院学报，2017，10，34(5)．

［6］刘寅，姜远亮．校园欺凌的涵义及防治的法治化路径探析［J］．现代教育论丛，2017(5)(总第217期)．

遏制范文篇6

近期，全市违法违规用地案件有上升之势，为有效遏制土地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和合理开发利用国土资源战略目标落到实处，进一步规范全市国土资源管理秩序，促进全市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认真分析研判，清醒认识国土资源管理面临的严峻形势

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关于国计民生。在近一段时期，一些地方和单位没有正确处理好保护资源与保障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出现了以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招商引资、新农村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等为名，非法侵占集体土地，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破坏耕地、随意扩大规划用地范围等严重问题。其主要呈现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是“以租”。主要集中在乡镇，特别在村一级组织表现尤为突出，无视土地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以不惜牺牲土地资源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利益，采取“以租”的方式，私自与其他的经济组织和个人签订土地出租合同，变相买卖集体土地进行经营性项目开发与建设；有些地方曲解党和政府的一系列惠民政策，简单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建新房”，可以随意占地，不进行合法规划，盲目地占用耕地，形成新一轮的大量违法占地，引发了农民上访频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二是边报边用。主要集中在地方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上，错误的认为土地违法是因公违法，是因发展违法，责任应该不会太大，致使一些地方违法占用耕地占用新增建设用地的比例一度居高不下，超出了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联合下发的《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的处分办法》（以下简称15号令）15%的问责硬性规定。

三是批少占多。主要集中在一些重点项目建设上，虽有客观原因，但更主要是地方主动作为不够，认为重点项目是国家的，办不办用地手续无所谓，也不积极向上反映、汇报，落实用地计划，任其占用土地，这类违法占用土地占全市违法用地的80%以上。

四是未报即用。主要集中在一些工业园区，在用地手续未办理到位的情况下，擅自圈地，平整场地建设，造成严重的违法占用土地现象，也为以后完善合法用地手续增加了难度，拉高了全市违法占用土地的比例。

五是未供即用。有些项目农地转用手续已审批，建设单位项目也已开工，甚至项目已经建成，也迟迟不向政府和相关部门申报供地，我行我素，蓄意违法占地。

这些违法违规用地行为的产生，不仅导致了全市违法用地数量、面积及违法占用耕地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全口径比例在全省排名靠前，而且侵害了群众合法利益，违反了全市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严重影响了城市、集镇用地管理秩序，干扰了全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并且成为当前社会安全稳定的一大隐患，阻碍了全市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步伐。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不公、败坏社会风气、激化社会矛盾和滋生渎职腐败等危害极大的问题，如果不严厉遏制土地违法违规行为，任其发展蔓延，代价将十分沉重。一是有些政府主要领导及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就会面临着15号令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中办发〔〕25号）问责、约谈和追究行政责任的风险；二是全市将面临着被省政府停供建设用地指标和停批农地转征用计划的严重后果。为此，全市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年8月23日、9月2日总书记、总理对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清本辖区内土地违法违规的严峻形势，下决心，出重拳惩治违法违规用地行为，切实履行好《土地管理法》赋予的法定职责，优化本辖区国土资源管理环境，为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保障。

二、果断采取措施，严厉整治和打击各类土地违法违规行为

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要正确处理好部门与全局关系，近期与长远关系，高度警觉土地违法违规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性，毫不犹豫地采取断然措施，坚决遏制土地违法违规上升的态势。

一是各级政府要组织相关部门对在建项目的用地情况进行“回头看”，认真开展清查工作，发现带有苗头性、倾向性土地违法违规问题，立即坚决予以制止和查处。

二是从年度开始，全市土地违法违规用地全口径比例坚决控制在10%以内，不得突破这一底线。

三是对土地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比例超过15%的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上级纪检监察部门会同国土部门按照15号令实施约谈、问责，并核减或停供当地建设用地指标，停止农地转征用手续的审核报批，待限期查处整改验收合格后，方可启动下达建设用地指标、农地转征用审核报批。

四是对国土资源管理秩序混乱，土地违法违规问题瞒案不报、压案不查造成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的，要按照中办发〔〕25号文件规定，追究有关领导及责任人失职渎职责任。凡被国土资源部、国家督察武汉局、省国土资源厅立案查处或被省级以上新闻媒体连续曝光的，一律从严追究责任。

五是对违法占用土地，已平整场地，尚未建筑物的，一律停止施工，该复垦的复垦，该复绿的复绿，还耕于民。

六是对占用基本农田、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出租或买卖农村土地等重大违法违规用地案件，要坚决依法查处，对责任主体实施问责，触犯刑法的，必须坚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七是对部级重点项目用地，各级政府要督促项目主体单位依法办理用地手续，相关职能部门要主动跟进服务，积极完善重点项目用地的合法性，同时对农地转征用手续已办理到位的，建设单位要尽早向政府及有关部门申请办理供地审批，完善用地手续。

八是对农村个人建房和扶贫搬迁建房用地，必须符合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建设，集中上楼，严禁乡镇政府及相关部门不经有审批权限的人民政府批准擅自对个人建房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核、审批，划地建设。

三、进一步建立健全遏制土地违法违规行为长效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党委、政府耕地保护领导责任考核体系，全面落实国土资源管理和耕地保护首长负责制，对土地违法违规，特别是乱占耕地行为不制止、不查处以及违法批地的，要严格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和对政府主要领导离任审计制度，一律取消其评先、评优及升迁任用资格。

二是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国土资源管理共同责任机制。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加强协调配合，共同遏制土地违法违规用地势头。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国土资源利用的监管及违法违规用地查处工作；监察部门要对国土部门移送的案件和提请的处分建议作进一步审查，按干部管理权限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公安部门要对国土部门依法执行公务时受到阻挠、妨碍的行为进行制止和排除，并对国土部门移送涉嫌范围的违法用地案件进行立案侦查；规划部门对辖区违法违规用地的建设项目，在违法行为处理完毕前，不得办理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或规划竣工验收等业务；环保部门不得对违法违规项目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对已核发证照的，应依法吊销；城管部门在对不符合城乡规划的违法建设项目的巡查、监控、调查取证以及拆除等工作过程中，发现涉及违法用地的，要及时告知规划、国土资源部门；发改部门对涉嫌违法违规用地的建设项目不得办理立项批准或核准手续，对已经办理的应依法予以撤销；住建部门不得对违法违规用地案件涉及工程项目的施工许可进行办理，对其中已经办理了施工许可的，依法予以撤销；水电部门对违法违规用地案件涉及工程项目不予办理供水供电审批或报装手续。

三是各级政府要尽快建立项目准入评审机制。建立在政府统一领导下，国土、城乡建设、规划、发改、经信、环保、财政、税务、工商、交通、商务、科技、招商等部门组成的项目准入评审机构，根据各自的职能、职责和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对拟准入的项目主体资格以及项目的可行性、合法性等进行认定，由招商部门汇总并牵头有关部门按照预审、评审、注册、用地、建设、核查六个程序，对拟引进落户本地区各类项目进行认定评审，评审通过后报政府审批，方可办理项目用地。

四是对工业项目用地，原则上一律进驻工业园区，严格依照城市规划确定的用途进行管制。各地要严格按照市政府《关于加强市城区工业项目建设用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十政规〔〕1号）要求，加强对工业项目用地实施情况的监督管理，对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建设用地审批图件，定期进行监督检查。项目未经国土资源部门检查验收，或者检查验收未达到投资强度和税收指标等要求，或未履行合同约定条件的，不得通过竣工验收。工业用地改变为经营性用地的，依照有关规定，解除土地出让合同，由市政府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后，进行公开出让。

五是要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政发〔〕27号）要求，建立公安、纪检、土地执法监察联合办案机制，加大案件查处力度，既查事，又查人，对重大违法违规案件不仅要追究行政责任，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增强警醒和震慑效果。

遏制范文篇7

关键词：现代社会迷信现象科学反思

近年来，在一些乡村或城市迷信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这些迷信活动中，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是一些借弘扬民族文化的幌子，制造并宣扬新的有神论，借科学的旗号把伪科学和新鬼神说结合在一起的现代迷信现象。这种现象与我国现代文明的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严重危害。

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是人的思想的现代化。现代迷信，是人的思想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莠子，是一种消极的社会现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看似偶然，但又有一定的必然性根据，都可以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找到其产生的渊源。

一、现代迷信思想源于原始宗教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神灵崇拜，这些在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现象，在当代仍以信仰形式普遍存在。

氏族社会解体以后，中国形成了以男性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社会，它不仅有效利用了氏族社会原有的氏族血缘关系，而且天然地利用了其原始宗教的思想资源，来巩固宗法等级社会，并与君主专制制度相结合，形成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基础性信仰，并使其成为当时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国在学习西方科学的过程中，注重功利性，多从技术层面入手，因而使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出现了偏颇。

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对西方科学的考察，始终离不开中国如何求生存的目的，所谓“师夷之技以制夷”，这当然不是其个人的过错，而是时代使然。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功利的需求，他们在探索西方科学精神的真谛时，往往又忽视科学寻求智慧、追求真理的层面。比如西方实证的科学方法，原本属于科学的精神传统，是现代科学的基础之一，可是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最终使其变异为与枪炮车船一样的技术手段。作为现代科学的基础，科学的精神传统与技术传统本应是两条平行的轨道，可是铺设这两条轨道的思想家们最终却将它们合而为一。科学一旦失去精神传统，就只能沿着技术传统这条轨迹滑向它的极端。

三、当人们对某种力量捉摸不透，在某种力量面前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时候，这种力量就会在人们头脑中幻化为支配自己命运的神秘力量。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利益分配原则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人们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的低层次的形式上的平等，让位于目前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的有差距的平等。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特点之一是市场犹如一只“无形的手”，它使人们面临着种种不确定性的风险，它可以使人一夜暴富，也可使人瞬间一贫如洗。尽管这种差距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对眼前暂时的困难和问题会产生不平衡的心理，并陷入困惑和迷茫之中，在市场力量的面前，人们感到它是那么捉摸不定，难以预料，于是就要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幻想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是现代迷信产生的社会现实原因。

迷信的实质是迷信精神的产物，在现实生活中，迷信现象表现为追求一种以超自然的力量实现对现实事物的预测和控制的思想和活动。生活中人们总会有许多的愿望和设想，这些愿望和设想本是自然的、感性的生活状态，需要经过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才能实现。但迷信活动使它们仿佛受制于一种超自然、超感性的对象。一般来说，现代迷信的目的是现实的利益和现世的安乐，这和宗教追求终极的人生价值和人生关怀不同。因此，现代迷信的态度是功利的和非理性的，总是把有限的、相对的东西(人或物)无限化、绝对化，并对之顶礼膜拜，痴迷盲信。

人们常说，科学是迷信的天敌。和迷信相反，科学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形成的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系统知识体系。科学对所认定的事实和规律是通过人类的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验等实践活动获得的，它具有两个显著特点：可检验性和可重复性。科学检验能够被许多相互无关的人所重复。在检验的过程中，错误的认识被排除。科学正是通过反复检验不断修正错误而一步一步发展的。

科学和迷信即是相互对立又是相辅相成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把握不好两者的界限，而从科学走向迷信。一般情况下，科学代表人类在面对自然时的强势的精神状态，而迷信则代表了人类面对自然时的弱势精神状态。譬如当人们对自然界或整体社会力量感到困惑或压力巨大时，就容易产生弱势心态或恐惧心理，迷信精神就容易趁虚而入。就一般社会现象来看，弱势原因表现为:文化知识相对不足、性格柔弱、年老体衰、遭受重大灾害或伤害、心灵出现空虚无以依托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现代迷信的人群中文化低的多于文化高的，女性多于男性；体衰的、家中发生重大事故的、或心灵空虚的人更容易迷信。当然所有这些都是相对而言的。在正常社会下，迷信是会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于社会尚无大碍。但是一旦由于某种文化、精神或物质的需求缺失，不能协调跟进，出现了真空地带，就会导致迷信在某一点上大面积泛滥。现阶段现代迷信的泛滥现象也表明当代人群精神文化的匮乏，在物质文明相对发展的今天，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尽如人意，这是今后相当长时期里的一个艰巨任务。

遏制范文篇8

各级领导班子中的主要负责人，在班子中处于核心地位，对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我从事检察工作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面对社会上许多“一把手”由于经不起考验，抗不住诱惑纷纷落马的现实，聆听着人民群众强烈的加强对“一把手”监督的呼声，直面党纪国法对“一把手”监督力度的日益加强。我始终坚信，以健全、规范的制度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有效开展，是遏止腐败的最佳办法，而加大对“一把手”的监督力度，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法制社会的必由之路，是势在必行之举。

一、当前“一把手”腐败现象的典型特征。

特征一：财务“一支笔”。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的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自称是“党内个体户”，市委常委会他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政府年度计划、财政收支情况、城建计划等，他不在市委常委会上作详细报告，工作部署模糊不清。重大项目以及大块土地批租，都由他自作主张，土地出让金说免就免。

特征二：用人“一言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经常把主管人事工作的负责人找来，当场口述干部任命名单，并安排作为组织部意见提供给书记办公会。1998年12月，王怀忠一次提出75名干部的任命意见，让组织部长作为组织部的意见向书记办公会汇报，对有争议或考察明显不合格的干部，仍强行安排。阜阳市原来两个干部因和王怀忠个人关系密切，王力排众议，安排他们任副市长，后来两人均因受贿被立案查处。而被称为“河北第一秘”的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竟然能“让谁当厅级干部，写个条子就能解决；让谁当处长，打个电话就行”。李真在国税局作风霸道，为了表明不同一般，他为自己配备了3个秘书、两个女服务员和一名在部队服役的警卫人员；他每天上下班，一部电梯不准别人用，只供自己专用；副局长及其以下人员要向李真汇报工作得提前预约，否则，不得进入他的办公室。

特征三：大权“一把抓”。鞍山一名叫周伟的干部向沈阳市市长慕绥新行贿后，慕便力主举荐他到沈阳任烟草局副局长、局长。在要求省烟草局吸收周当党组成员遭拒绝时，慕狂妄地表示：不给这个职务就不交税。仅此一项给国家造成税收损失高达上亿元。沈阳市物价局新建办公大楼时不成立基建办，不公开招标，一切都由局长王秀珍和原办公室主任暗箱操作。新楼施工质量差，群众议论纷纷，王勃然大怒：“谁再敢议论，就把他调出去。”而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阜阳任职期间，直接干预土地批租和出让事务，造成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据有关部门调查，1993年～1999年，阜阳城区共出让国有土地179宗，其中王怀忠利用职务便利，批条子，开协调会，直接插手干预79宗土地出让事务，造成损失上亿元。

二、“一把手”腐败现象的主客观原因。

高检院一位反贪专家面对当前“一把手”腐败现象曾直言不讳地说：这些腐败“一把手”，用人事权来扶持自己的党羽，且深谙舆论的力量，往往千方百计地“包装”自己，头上耀眼的光环越来越亮，官帽越戴越高，他也就越来越不可一世。人到了这样的程度，再想去监督，也就更难了。这些“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到的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受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不送则办不成事”的怪圈。据此分析当前“一把手”腐败现象的主客观原因不外乎有三：

一、位置重要，身份特殊。“一把手”是谋划一方发展的过程中，对大政方针的决策起着关键作用。但他们不是恪尽职守，励精图治，带领广大群众努力奋斗，而是凭借“一把手”的特殊位置追名逐利，弄虚作假，搞假繁荣，假政绩，突出表现自己，并以此为敲门砖，图谋个人私利。尤具特色的是，这些身居要害部门的“一把手”，任何一个单位、地区都有一整套规章制度，但往往又都是“贴在墙上，说在嘴上，做做样子，搞搞形式”。如沈阳市物价局共制定出各种规章制度49项计150多条，分别以《加强机关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和《沈阳市物价局管理制度》汇编成册，并人手一份。然而，这些制度只能约束副局长以下的机关干部，惟独约束不了原“一把手”王秀珍，用物价局机关干部的话说，“各项规章制度对王秀珍仅是一纸空文”而已。正是手中权力的无限制扩张，导致其游离于监督之外，随意侵占和挪用公款，最终成为“阶下囚”。可见，监督必须以权力、权威为后盾，否则对权力监督就是一句空话。毕竟班子成员、下级和党员群众拥有的权力和权威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格局下是不足以制约“一把手”的权力的。

二、权力集中，监督乏力。国家行政学院杜钢建教授说，全国省部级干部有2000多人。但迄今为止，对省部级干部的监管却一直是一个令决策层头疼的问题，很多对下级官员行之有效的监督体制到省一级就失效了，省内的人大、纪检都无法对省部级干部形成有效的监督。

我国现在领导班子结构均是“金字塔”型，位于塔尖上的“一把手”位高权重，长官意志强，一些副职干部习惯于“一把手”拍板，真有意见也不敢提，一怕伤了和气，二怕打击报复对自己前途不利。原本行使监督职能的一些“要害部门”如纪律检查部门、人事组织部门的领导，大多由“一把手”提拔任用，不听话的就频繁“调动”，“要害部门”很快“清一色”地与“一把手”绝对保持一致，致使领导班子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如从阜阳市的基层干部一路升到副省长的王怀忠，平均每两年就加官晋级一次。对王怀忠的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群众早有反映。当地还有句民谣：“只要反腐不放松，迟早抓住王怀忠！”然而，王怀忠就是在群众的质疑声中一路高升。一位曾参与考察王怀忠升迁的干部反映，早前就耳闻了对王怀忠的诸多不良评价。但当考察组前去征求意见时，听到的全是对王怀忠的赞誉；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和群众根本不敢或者没有机会向考察组反映问题。

一些党建专家认为，理论上中国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机制是健全的，但实践中却经常遇到问题。对“一把手”权力监督，对他们是“管得着的不了解，了解的管不着”，同级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难度较大，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又无法监督，人大监督则隔着一层皮，群众监督更是无能为力。更何况在“一把手”集人、财、物支配权于一身之际，发生诸如违规操作，办事不按程序，决策主观臆断，用人不讲原则，以权谋私，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私有财产，独断专行，为所欲为，把权力商品化、私有化、资本化，不受监督、逃避监督、干扰监督，甚至赤裸裸地反对监督，使权力得不到相应的制衡的情况时，腐败也就自然产生了。

三、违规界限模糊，出现问题查处难。一个单位里，自主决策、指挥有力与独断专行、滥用职权有时很难划清，有些“一把手”往往打着自主决策的旗号而贪求个人私利。为满足个人私欲，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财产，从而走上犯罪道路。有专业学者曾指出：党内监督在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进展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监督机制不顺畅，纪委权力来源于、依附于同级党委，很难履行对同级党委及其领导成员的监督制约，同级监督难以取得明显效果；监督重点不明确，多为对下级监督，没有形成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监督机制；党的民主生活会制度不能坚持，没有形成有效的上下结合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

综上可见，当前导致“一把手”腐化堕落的主客观原因已呈多样性，即：在思想道德上，一些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化；在权力运行上，民主机制不完善，法律体制缺失；在法制建设上，规章制度不完善，法律体制不健全；在惩治腐败上，查处力度偏小，腐败风险系数低；在社会环境上，各种面向领导干部的公关活动时有发生。

三、遏制“一把手”腐败的对策。

近年来，中央及地方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完善的遏制“一把手”腐败的监督措施，如民主生活会制度、述职述廉制度、纪委负责人同下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谈话制度、诫勉谈话制度、巡视制度、政务公开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一系列的制约措施，抓住了要害，体现了反腐战略的重大转变。强调了主要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不能成为特殊党员，更不能成为“党内个体户”。

1．充分发挥现有监督机构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具体负责反腐倡廉的机构主要是党的纪委、行政监察部门和检察机关。这些机构相互分立，工作各有侧重，在反腐倡廉工作中负有重要职责、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种机构设置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机构分散、性质不一，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难以配合协调，影响整体监督效能。其次是难以对各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有效监督。纪委，行政监察部门分别受同级党委、同级政府的全面领导，人事任免、人员编制、经费均受其辖制。这就使得纪委、行政监察部门对同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其主要领导难以进行真正的监督。检察机关因未能真正实现检察独立，同样也难以在此方面有大的作为。要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理顺监督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格局。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注意通过专门立法，明确划分不同种类、不同层次机构的职责权限，并对其进行统一协调。要通过制度的创新解决难以监督“一把手”的问题，如将纪检机关、监察机关、检察机关的反腐败职能划为一体，成立单独的反腐败机构，这一反腐败机构实行上下垂直领导，不受同级党委的领导，避免行政干预，防止司法权地方化。应强调检察机关优先受理原则，进一步健全案件受理、移送制度。

2、建立高效的防范体系，使腐败行为“不能为”。“一把手”之所以能够利用职务进行犯罪，是因为具有犯罪的环境条件，有可乘之机，也就有空可钻。因此，必须通过对一个时期以来的腐败案件的发案原因、特点和规律进行认真的分析，在行业和部门的管理流程上找出存在的漏洞，建立和完善严格的管理制度和防范体系，堵塞漏洞，使腐败行为没有产生和环境和土壤。一是建立行为规范。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借助于社会舆论、自身的理想信念、社会习俗等来调整“一把手”的思想和言行，使其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珍惜自己的职业。二是强化对“一把手”行为的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腐败的本质就是权力的失控，是权力拥有者超越授权的范围和程序进行的活动。要通过内部监督，把问题和错误解决在萌芽状态。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作用，将“一把手”所有的行为都置于监督之下，努力做到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就实行到哪里。

3、注重现行制度执行的实效。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即使是建立得最完美的制度，如果未能被严格执行，就不能作用于现实生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反腐倡廉视制度建设为关键环节，就是要经健全制度的充分实施，规范社会行为，发挥制度廉政的优越性。在制度建设中，不仅要求制度本身对其执行作出具体规定，而且各级监督机构要严格执法执纪，各部门“一把手”在制度面前要令行禁止。其中，司法公正非常重要，因为查处构成犯罪的严重腐败行为是司法机关的职责，惩治腐败最能体现制度的强制性，事关制度建设的成果，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因而只有司法公正才能确保重要廉政制度的严格执行。为此，要从机构设置、人员任免、经费保障、队伍素质等方面着手，保证司法独立，提高执法水平，使廉政制度得到严格执行。

4、进一步加大打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力度。要通过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以权谋私、严重渎职等行为的查处，追究权力行使者的责任，以打促防，给腐败分子以威慑。一是建立健全“一把手”腐败现象的发现机制。采取多种有效形式进行法制宣传，让全社会都了解腐败现象的特征、危害和查处的管辖机关，使人们知道到哪里举报、怎样举报、举报后的查办结果等，扩大对腐败现象进行揭露的信息网络，完善对腐败现象举报渠道。二是提高对“一把手”腐败案件的查处技能。查处腐败现象时要不为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要抓住最本质的东西，在错综复杂的案件线索处理和查办过程中，善于审时度势，随时解决实际问题。检察机关要找准立足点以及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结合点，选取腐败现象严重，党和人民群众关注的领域作为主攻方向。对重大疑难案件要争取党委、人大的支持，统一协调，统一指挥，集中优势力量进行突破。要提高办案质量，把每一件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铁案，让党和人民满意、放心。

5、健全“一把手”廉洁自律制度。要反腐倡廉，必须使“一把手”摆脱非法物质利诱，自觉廉洁自律。在制度建设上，要健全以防止经济领域腐败为核心的“一把手”廉洁自律制度。首先是实现工资福利、离职后待遇的规范化、制度化，奠定廉洁奉公的物质基础。低薪和对生活保障的担忧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因素，在国力许可的条件下，改善“一把手”的经济条件，能使“一把手”自觉权衡得失，抵制非法的物质利诱。其次，要健全廉洁自律的各项具体制度，通过制度建设为“一把手”的廉洁自律提供外部环境。“一把手”要在指定的日期内通过一定的方式将财产情况公之于众，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公民有权查阅“一把手”的财产与纳税情况；建立和完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述职述廉制度、接受质询制度；建立和完善金融实名制度，存款用实名，清查匿名，打击各种形式的洗钱活动；建立独立审计制度，审计部门与党政系统脱钩，独立行使职权；改革现行行政审批制度，建立和完善招标投标制度，分解重要岗位公务人员的权力，切实保证权力运行透明；建立和完善有关领导干部晋升、管理和法律制度，政治透明制度，民主评议、民主选举、弹劾制度，以及组织监督、司法监督、立法监督、内部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制度等。坚持制度建设和创新，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从根本上消除腐败。

遏制范文篇9

这一信息首先显示，全社会重点关注的反腐败工作将获得新的法律支持。遏制贪污、贿赂及形形色色腐败犯罪高发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任务，腐败犯罪与洗钱存在直接联系。近年来，国内有多少赃款赃物被“漂白”难以计数。舆论一再聚焦贪官外逃所裹挟的巨额资金，事实上，在国内就地改头换面的犯罪所得比例更高。一些人采用“洗钱”一词的“词源”方式(上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黑社会分子开设洗衣店，把贩毒所得现金转化为合法经营收入)，通过办企业“漂白”赃款；更方便的则是与证券、期货、保险等金融机构内部人员勾结，以“伪造交易”的办法，达到洗钱目的。由于反洗钱法制建设严重滞后，至今刑法仅规定贩毒、走私、恐怖活动、黑社会组织4种犯罪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造成腐败犯罪于反洗钱这一关键环节逃脱打击。上游犯罪的列举范围囊括贪污、贿赂的反洗钱法如得以尽快出台，有望填补法律空子，为依法惩治腐败提供有效工具。

其次，它提示，在法律体系的协调与相互促进、具体实施方面，反洗钱法立法工作的推进势必促进刑法等相关法律修改；与此同时，推动行政法规如国务院颁布的《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以及部门规章——如央行颁布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的修订完善与效力提升。逐步认识到反洗钱的重要性之后，近年国家行政部门主要针对银行类金融机构出台了初步监管要求，在银行业建立了反洗钱报告和信息监督基本框架。但由于法律规定滞后，法规与规章“单兵突进”面临障碍。

实际运作中，自去年3月施行报告“大额和可疑交易”制度以来，银行机构“机械”上报的信息占绝大多数，带分析意见上报“可疑交易”的案例罕见。一个浮在表层而全国城乡屡见不鲜的现象是，“存款实名制”要求开户人持有本人身份证，而银行业务人员在做大业务的动机驱动下，对身份证是否与开户人相符视而不见。惟有以反洗钱法的形式明确规定金融机构所承担的反洗钱法律责任，一旦违法依据条文追究，才能促使金融机构及从业人员逐步养成反洗钱责任意识，落实、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与规章要求。

央行反洗钱局负责人同时透露，年内将规定证券、保险业报告可疑信息的义务，以后还会规定非金融行业如房地产、、珠宝、贵金属经营业，以及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反洗钱义务。显而易见，如果这些行业都分别承担起反洗钱功能，洗钱空间将大为缩小。不过，要让相关机构与个人切实履行“义务”，必须做出相应惩罚性规定———这也是反洗钱立法需要把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