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社会范文10篇

多元社会范文篇1

一、文学创作与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关系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从科学的角度全面地阐明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它认为主观与客观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客观决定主观，主观是客观的反映，客观不依赖主观而独立存在;另一方面，主观能动地反映客观并对客观事物的发展产生促进或阻碍的反作用。

(一)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属于主观意识，是对文学作品的反映，同时也对文学创作产生反作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发展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社会组织、分配关系等日趋多元化;政治上，表现为行政公开化、参政议政形式多样化;文化价值形态上，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开放文化与西方文化包容并存;思想观念上，既有积极向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如平等意识、创新精神、开放意识、民主法制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独立自主意识、助人为乐意识)，同时也有消极落后的思想意识(如利己主义、小团体主义、享乐主义、急功近利主义、极端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等)。不能否认，我国公民当前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正从单一走向多样，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落后走向先进，其中有对优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对西方国家先进思想的吸收，也有一些外来的糟粕，但文化的多元化我们必须承认，它是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一种永恒价值，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是对当前中国客观发展在思想层次的反映。而文学作品也属于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因此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属于主观意识，是对文学作品的反映。

(二)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是文学作品的主观能动反映，同时又对文学创作产生反作用，主要体现为促进或妨碍作用文学作品属于客观的物质层面，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属于主观意识方面，主观反映客观众所周知，不必赘述。但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反作用在当今社会也多有体现。如，当前社会价值体系中重视经济发展和个人财富增长，于是市面上有许多类似于股票投资的书籍热卖;当前国人价值观中的急功近利，使得类似《杜拉拉升职记》《如何成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等书籍的流行;当前国人的道德沦陷使得类似张悟本等人大行其道，其所作书籍也被追捧。当前网络的流行也使得以网络为载体的新的文学形式得以发展，网络文学的勃起，是对传统文化格局的根本性颠覆，怀揣文学梦想的每一个人都能将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通过网络展现在公众面前。正因为网络文学创作的准入机制取消和门槛低，使得网络文学创作中存在大量鱼目混珠、良莠不齐的文学作品。还有当前公众的审美疲劳导致类似芙蓉姐姐、凤姐等人物的流行，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也各式各样，等等。由此可见，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是文学作品的主观能动反映，同时又对文学创作产生反作用，主要体现为促进或妨碍作用。

二、当代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

在当代文学中的体现社会价值观念是对主观意识的一种反映，主观意识又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客观事物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社会思想价值观念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而个人的所作所为又会受到个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则表现为作家价值观念对作品的影响。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开放与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则呈现出一种多元化。

(一)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内涵文化的多元化包含多层含义，它既指在全球范围内各个民族文化间的兼容并蓄，也指在一个民族国家中传承文化及主流社会价值观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包容和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吸收。因此，文化的多元化在思维领域体现为价值的多元化和思想意识的多元化，具体反映为从单一思维模式到多元思维模式的转变，从绝对论向相对论的转变。多元化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是指作家对自己文学价值观和美学观多样性的体现。但这种界定只是就整个宏观层面上当代作家文学创作的整体定义。具体到每个作家的创作个性来说又会表现出某种相同的特性。

(二)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加剧，文化的多元化使得社会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表现为传统社会价值与现代社会价值甚至后现代社会价值并存的局面，即在社会关系结构分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和丰富性的社会价值观念。

1．文学创作指导思想的发展历程为了对历史发展进程中特殊的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影响下的当代文学创作有更深入透彻地了解，有必要对文学创作历史进行回顾。中国灿烂的文学创作史上，两大主流命题“诗以载道”以及“诗缘情而绮靡”指导下的文学创作价值观向来都有明确的主题思想。即追求在文学的现实社会功能和文学本身的美学范畴内达到一种平衡，以寻求“文学”的价值意义。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对这种文学创作观的一种体现。比如，在文学创作价值观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学运动领袖们强调“人的文学”“文学为人生”等核心命题在文学创作中的运用，突出体现文学的现实社会功能。当时推崇的“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的宣言，可以解读为对当时代思想价值观念中强调文学创作重视社会功能的体现。进入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进程中，对现实功利性创作风格的推崇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如从鲁迅、巴金、茅盾、孙犁、胡适的文学活动，再到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派的文学创作、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中推崇的文学实践及其文艺创作政策，再到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文学创作，直到“改革文学”“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的兴起，在文学创作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作家强烈的入世意识始露锋芒。这段时期的文学创作是对当时社会价值思潮的一种反映，对人民思想解放和国家民族的独立、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以现实功利性特征为重点的文学创作中，20世纪的中国作家们尝试了多种文学载体，如白话文、散文等在新文学的美学品性中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作家在创作中加入了白话美文的元素，新月派、创造社等作家所做的文学创作尝试，以及后来的朦胧派诗人在现代新诗创作领域中的尝试和突破，甚至海派文学和20世纪80年代一些先锋作家在文学创作革新方面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归纳为在对文学本身的美学价值欣赏的基础上的深层次认识。因此，即使当时思想创作流派分为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但作家们在文学价值的认识上却呈现出一种统一的趋势。

2．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从上述的文学创作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文学价值观念是人们对文学提出的不同价值标准。如果纯粹地从一两个作家的文学创作风格中来寻求他们呈现的时代的同一性是不可能的，而在当今社会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也将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倾向。这一倾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与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及社会管理方式改变而产生的。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的推动下使得社会成员思维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也呈现出多元化。简而言之，当代文学价值多元的根源在于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此外，当代文学创作的另一个现象是网络文学的出现和蓬勃发展。网络文学的兴起是计算机技术与文学创作的有益结合，网络文学的存在方式、文学机制和创作范式都是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影响下的文学创作的新趋势。

多元社会范文篇2

中国当下正处于改革转型期，价值多元化是这个时期最鲜明的特征，不同的价值选择都获得了被尊重的道德空间。多元的价值一方面扩展了国人的选择自由，很多人都可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而无需背负很大的思想压力；一方面也在价值折中和多元妥协中模糊了一些基本的道德判断。许多主流价值被遮蔽和消解，绝对价值被相对主义所颠覆，基本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被杂乱无章的多元价值混淆了，社会在很多方面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基本的荣辱感。

比如，艰苦奋斗曾是国人引以为豪的一种品质，可这种品质正被一种蔓延的骄奢淫逸之风所稀释，人们介绍自己“是靠艰苦奋斗而取得某种成绩”时(本文权属文秘家园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查看)不再像过去那么充满自豪感；见义勇为、舍己为人、无私奉献、劳动光荣、谦虚谨慎等价值观也是如此，“纯”和“正”的价值形象不断被功利价值观消解，“另类”的价值形象则不断得到强化；雷锋精神在不少地方被娱乐化和边缘化，英雄人物甚至受到嘲笑与曲解。

比如，官员公款吃喝为何难以根治？正在于用公款大吃大喝已经畸变成一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炫耀，在不少人眼里是一种能力和特权的象征———没有权势的人才掏自己的腰包吃喝———是非感在这里就完全颠倒了。还有包养二奶、公车私用、政绩造假、受贿行贿等，都存在着荣辱颠倒的反道德倾向。

还有，文化中流行着那种消解主流、娱乐至上、玩世不恭的轻佻作风；那种讥讽主流价值、颠覆传统道德、戏谑民族英雄的论调常能博得掌声；那种油腔滑调的无厘头在众声喧哗中被高高地捧上了精英的地位。许多承载着正面道德教育的传统教材被改编得面目全非，卖火柴的小女孩成为促销女郎，《背影》中父亲大耍双截棍，闰土摇身一变成为古惑仔，《沙家浜》中智勇双全的阿庆嫂成了胡传魁的姘头，种种粗痞化的改编与戏说严重混淆了青少年的荣辱观。

这种背景下，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论述，精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和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是对被多元化模糊的主流价值的一种重申，也是对多元化的一种价值整合。无论你追求何种生存方式，只要你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八荣八耻”是一种最基本的价值共识，应以“八荣八耻”来区分最基本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

也就是说，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在程度上的差别，可能属于多元价值“见仁见智”的判断范畴，但判断的界限应以“八荣八耻”为标准。某个东西有多好有多坏，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某个东西是好是坏是善是恶，应该有明确的主流价值取向。“八荣八耻”就给我们提供了这种知荣明耻、褒荣贬耻、扬荣抑耻的根本准则。在是与非的价值判断上没有主流价值的导向(本文权属文秘家园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查看)，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态上就会陷入一盘散沙、一片沙漠。考察整个国际社会可以看到，即使那些宣称自身“最自由、最个人主义、最能容忍多元主义”的国家，也有着根深蒂固的主流道德价值观念。一旦主流和传统道德被边缘化，社会就会陷入价值失调和道德焦虑，就难以凝聚起亿万民众的力量，更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多元社会范文篇3

1.直面多元现实，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适应性与有效性

只有顺应多元社会的现实，主动应对，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解决学生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适应性与有效性。

（1）增强开放性、提倡多样化。改革开放在实现了我国社会结构开放的同时，也使中国更进一步地融入了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之中。在广泛的世界交往和合作中，各种文化、思潮、价值观念纷沓而至。因此，在愈加开放的全球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应该接受开放的理念，去正确解读不同主体的价值观念和其它民族的精神产品，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价值，引导学生拓展视野，使之在接触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中，经风雨、见世面，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

（2）关注民主化、强调平等性。民主与平等是学校教育中一直不断追求和完善的原则。在一元社会背景下，受教育者作为既定的接受者和遵从者，很少有“民主”可言。在多元开放的信息社会境遇下，传统的强制式的权威思想政治教育观念显然已不合时代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确立民主平等的理念，宽容和尊重不同受教育者的文化与价值取向的差别，并在教育过程中教会受教育者对待多元文化与价值的正确态度。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与市场经济下的独立意识、民主意识相适应。

（3）重视主体性，培养辨别力。培养具有主体性的人是时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方向。同样，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要注重个体主体化的发展，承认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尊重个体的自我成长需要，教育的社会要求才能更好地被理解和内化。同时，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在以席卷全球的文化产品和强势网络语言为载体的西方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冲击和渗透下，还必须要高度重视主体辨别力的培养，受教育者只有具有良好的辨别能力，才能适应未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多元复杂变化,成为21世纪社会生活的主体。

（4）加强活动实践，力求贴近性。唯物史观认为，活动对于人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应当破除传统的以知识和学科为本位的应试教育理念，牢固树立实践活动意识与以人的成长和全面发展为本位的理念，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实践，变单纯的灌输式教育为体验式教育。要实现这一点，在活动内容和载体的选择上，必须突出贴近性。注意遵循学生的成长和成才规律，研究教育内容与学生的相关性，善于从活动中挖掘新内容、吸收新思想、解决新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方能深入心灵，落地生根。

（5）优化教育环境、突出社会化。“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可以说一切社会关系就是人思想的来源和形成条件，其逻辑结果只能规定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社会化事业，“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不仅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趋势”。[4]因而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回避多元社会发展进程中带来的各种冲击和影响，必须要从学校教育的自我封闭中解放出来，主动接触社会，积极借助家庭、大众传媒和各种团体等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优化的社会育人环境，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与时俱进。

2.形成共识，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凝聚力和整合力

在正视多元化的同时，必须重视社会共识和共享价值的构建和宣传，以实现社会价值观念的正确导向，确保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和多元社会的健康发展。

（1）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导向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是价值观教育。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系列价值观构成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是社会主义基本价值思想、价值理想、价值精神和价值观念构成的整体，不但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且强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求同存异、团结友爱，是引领社会思想政治道德建设的一面旗帜；是全民族团结和睦、奋发向上的精神纽带，为多元社会的整合提供了所需要的政治、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坚定政治立场，坚持意识形态的导向性，把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引导学生培养正确的思想政治品德，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增强自身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从而为成为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奠定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2）加强民主和法制教育，注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建设。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整合力，不仅需要相应的主导价值共识，也需要相应的各种社会规范。民主和法制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最基本规范。它通过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获得所有社会成员的认可和遵循，并通过国家权力的强制力保障实施，是一种把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加以制度化的制度，因而能有效地帮助一个现代多元社会维持自由、稳定和统一，为依此制度而产生的政府提供制度和法理上的依据，为冲突的解决提供规则和程序，为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提供保障，是社会整合的基本方式。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要加强对学生进行法制和民主教育，确立宪法的至高无上性和法律的不可触犯性。使学生深知生活方式和价值的追求可以多样，但遵守的规则却是共同的，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惟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树立这种意识和理念，强化个体对国家共同体的义务信念，才能实现每个个体的自由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的凝聚和整合提供制度上的保证，为未来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

（3）倡导宽容和商谈，确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教育原则。多元社会作为一种“异质社会”，在很多问题上，人不能达成绝对的同一，并会因观点不同而产生对立和冲突。在此，宽容和商谈是解决问题的一项基本原则。“宽容使得差异性存在，差异性使得宽容成为必要”。[5]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倡导宽容精神和商谈理念，既要容纳不同的观点和价值取向，又要寻求共享价值、寻求由对抗向对话的转变来解决冲突。增强学生的对话意识，允许学生发出不同的声音，使学生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营造一种宽松的环境，进而引导学生通过商谈和对话，学会在价值的“交叠共识”和妥协中逐步达成共识或相互认同的结果，实现多元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主体的互惠共享和相互依存。

3.在指导思想和实践中，超越价值绝对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的二元对立

多元社会范文篇4

关键词：多元社会教师德育工作

身在教育工作一线的教师体会是最深的：现在的学生，一届比一届难教了。教师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作为中学的班主任，压力则会更大。其中最大的压力就是来自学生的德育工作。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的个性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了，不仅仅是普通中学的教师有此感受，一级重点高中的老师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同样的困惑。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同一个社会背景下同一个年龄阶段的学生群体，他们他们虽然在个人素质和学习能力上有着不同大小的差异，但是生活背景是相同的，因此，也有着独特社会背景下的独特共性。

我所面对的是浙江省二级重点高中的学生，这个群体比起一级重高的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主动性要差一些，但是比普高和职高的学生又要强一点，因此也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但作为仍然以高考为评价标准的高中教师，我在工作中最大的困惑并不是来自教学，而是来自作为班主任的德育工作。我觉得，德育问题是作为我们现在面对的这群学生的最大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教师的最大的职责所在。因为，我们的工作将会直接影响着我们社会、我们国家的不远的未来，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素质与价值观。知识是可以不断学习的，但个人素质和价值观、民族素质和民族的价值观却是难以再塑造的。

高中阶段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关键时期，也是最难调理的时期。

从我所接触的这群学生来分析，更带有普遍性。这群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问题，不仅仅是他们年龄上所反映出来的阶段性特征的问题，还是跟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的。

首先，从年龄上来看，高中阶段，他们都在16到18岁之间，正是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对自己的定位最为模糊的时期，生理上的成熟与心理上的不成熟构成了矛盾，使他们自己也处在成熟与幼稚之间徘徊，叛逆性极强。很多时候，尤其是在面对社会规范的要求或师长的教育时，他们会表现出明显的反感倾向，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成熟了，已经懂事了，不希望大人还把他们当孩子一样看待，也不想受到来自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各项规章的制约，这就给老师、尤其是班主任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其实，他们这种希望得到社会认可、希望得到家长和老师尊重的心理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在尊重他们的意见的同时，也应该看清楚他们的个性特征的另一面，就是不成熟的一面。如果真的以为他们已经成熟了，对他们听之任之、把事情完全交给他们去处理而不过问，肯定是通不过的，而在错误面前，他们又往往会希望我们把他们当孩子一样来呵护和宠爱，不是当大人一样去批评与苛求。在这时，你会看到他们很不成熟的一面，很多事情面前，甚至连基本的是非观都还不成熟。这就是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所反映出来的特殊的生理特征。而在这个阶段与之接触最多的老师，则无疑是要面对他们这种叛逆性心理的直接对象。而这个阶段在孩子的发育成长过程中是不可跳跃的，也正是他们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作为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老师，则更应该倾注最多的精力来对之教育引导。这也便成了教师德育工作中最为棘手的一个阶段了。

其次，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也是造成我们这群老师德育工作困难的重要因素。当然，每个人所面对的家庭环境都是不相同的，所以他们的性格特征也不会相同，但是，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讲都有着共同的背景，就是他们都出生在独生子女家庭，无疑都是家庭中的绝对重心。而现在中国家庭中对孩子的过分关注也正造成这些孩子性格成长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弱点：其一，他们都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凡事都是以“我”为中心，而总是会忽视周围他人的感受和对他人所造成的影响；其二，不会关心、帮助和理解他人，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比较淡漠；其三，无感恩之心，对自己的父母、老师、以及社会给予自己的关心与帮助都视为理所当然，视接受关爱位自然、应该之事，不会感恩，也不知回报；其四，劳动观念较差，长期以来在家庭中有父母为之安排好一切的习惯养成他们对劳动毫无意识的心理。这些都是现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孩子的带有共性的特征，而我们现在的教师需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孩子，为了对社会的未来负责，作为今天的中学教师，尤其是对这群孩子们的道德行为负直接责任的班主任，这种德育工作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此外，教师德育工作中的困惑，也跟我们今天所处的多元社会环境对这群孩子的性格影响有关。我们今天的社会，正处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时期，来自东西方各方面的新的诱惑太多，老的传统的价值观正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而新的价值观尚未成型，这就很难对这群正在成长中的中学生形成具有说服力的价值引导趋向。尤其是我们现有的教育体制的改革与我们目前教育评价机制的改革是不同步的，这种教育评价机制改革的滞后性，是造成今天新的教育理念新的社会环境下中学教师德育工作困惑的最根本的原因了。公务员之家

多元社会范文篇5

一、多元社会保险模式存在的客观事实

社会保险，是以国家为主体，在劳动者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或在丧失生活来源的情况下，通过立法手段，运用社会力量，给予劳动者一定程度的补偿，使之能继续享有基本生活水平，从而保证劳动力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正常运行，保证社会安定的一种制度。社会保险由国家立法推行，参加者定期缴纳保险费，建立社会保险基金，具有权利和义务相统一、风险分担、和衷共济的特点。多元社会保险模式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客观事实。多元化主要体现在：一是社会保险项目的多元化，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二是不同项目的保险还包括多种类型，如基本养老保险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三是不同地区计算社会保险待遇的多样性，如基本养老保险计算退休待遇时，使用的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多样性，又比如医疗保险存在住院结算起付标准的不同和报销比例的差异。多元社会保险模式是在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保险的建立和完善，基本实现了现阶段劳动者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底线需求：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有所助、伤有所扶、困有所帮。但必须清醒认识到，现阶段的多元社会保险模式，依然是以发挥保障劳动者的最基本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实现目标，具有典型的“兜底线、广覆盖、建机制”特点。正是基于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社会保险模式的差异，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内的不同类型组织之间的人才流动，总是受制于不同的社会保险模式的限制。多元社会保险模式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发达阶段的过渡选择。现行社会保险模式，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过不断改革与完善建立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保障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受城乡二元社会模式、机关事业企业组织模式、国有外资合资私营企业多元样式、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等影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伊始，就走了一条循序渐进的路子。以养老保险改革为例，基于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现状，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创新是围绕适应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进行的，改变过去单一层次的国家层面的养老保险制度，各省市积极着手建立以企业自愿为原则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即鼓励建立企业年金，鼓励个人自愿为原则的个人补充养老保险，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对社会保险的补充作用。

二、人才流动中的社会保险价值考量

多元社会保险模式对不同地区之间的人才流动影响较大。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人才流动整体呈现“高走”和“东南飞”的大趋势，一是农村流向城市，县城流向地市，地市流向省会，省会流向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二是大的风向就是“西北风”，人才向东向南集聚。当然，吸引人才“高走”和“东南飞”的首要因素绝非是当地的社会保险及其体现的价值。但是，在人才的回流过程中，作为人才的个体自然会掂量，以东南相对发达地区为基准参照物，与中西部老家所在城市进行方方面面的比较。此时，两地之间差异化的社会保险便成为考量因素之一，以养老保险为例，基本养老金水平有差异，保障程度有差别，天平再一次倾斜，心理上的落差和实际的差距，客观成为影响人才回流的一种阻碍。多元社会保险模式对同一地区不同类型社会保险模式之间的人才流动影响明显。同一地区内人才在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人才流动，社会保险的价值考量和权重对比，就现阶段而言，具有相对较高比重。以人才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流动为例，倘若是从企业流向机关事业单位，一般较少考虑社会保险问题；如若是从机关事业单位流向企业，对于个人而言，考虑社会保险问题较多，养老保险方面，企业是否有企业年金；医疗保险方面，是否有补充医疗保险。出现此类情况，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实施了不同的社会保险模式，且存在价值差异。多元社会保险模式对不同年龄结构的人才流动影响不同。对社会保险因素重视程度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年龄层次越轻的人才没有家庭负担或相对较轻，而且有更多的职业晋升和向上发展机会，在职业流动时更多倾向于选择薪酬水平高、岗位锻炼多、晋升机会大，而较少考虑社会保险因素。而年龄较大的人才流动时，“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负重会使其更多考虑社会保险因素，而对工作晋升和岗位锻炼考虑相对较少。

三、展望与建议

多元社会范文篇6

摘要：阶层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为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和视野，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本文从政治权力的认识出发，结合中国阶层研究的成果，分析了现今中国社会阶层在政治权力配置和运行中的影响和作用，并指出多元阶层的形成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阶层、政治权力、政治文化、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社会学者从事了大量的社会分层研究和调查，李培林、孙立平、李强、边燕杰、陆学艺等等社会学的学者对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理解，认识到了中国存在了大量的具有根本特性的群体，这些群体在经济诉求、政治地位、文化层次和价值追求上，都有较为类似的主张，这些群体通过各种形式的参与行为和利益表达、协商、妥协和整合，在某种程度具有了一致性，同时更将这种一致性分享，浸润成为内化的价值体系。最终形成了与其他群体具有鲜明区别的群体，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阶层，形成了社会阶层这个理论认识。①社会阶层所有己知的社会都有几种层级系统，它们代表着社会内部地位、名望、资产、特权及权势的等级秩序。社会阶层是相对接近的类群，同一社会阶层中的个体在社会层级系统中享有同等的地位和资产。

大量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出台，多方位、深层次、广调查和重数据的阐述了中国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中的社会转型期间，打破了原有中国社会的面貌，弱化了原有社会主义体系中阶级的认同，造就和型塑了大量的社会阶层。

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通过财富收入、财富和社会声望等等维度来认识社会阶层，是史无前例的，更是开创性的。她宣誓了中国社会由原来的工人、农民阶级二元阶级社会，在社会转型时期分化为各种不同的阶层，这个维度更加深刻和详备的诠释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新时期的特点和韵味。这个远远超越了所有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原有范畴，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视野，产生了全新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中国的政治现状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政策，同时也促使了执政党在具体的执政过程和中国各级政府具体政治政策，做出及时回应。这种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的研究态度，更是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背景中的和谐社会的构建不谋而合。

一、政治学对政治权力的认识

社会分层已经存在，政治学就应该认真地利用和凭借这个角度，来研究一些中国政治中出现的新问题，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就是在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坚持下来后，中国出现社会转型，整个社会出现了若干种社会阶层，不管是陆学艺提出的十个阶层还是孙立平提出的七个阶层，②这些阶层对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制会产生什么影响，就成了研究的当务之急。

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政治权力作为一个合集，到底涵括了那些成分。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联邦当人等等经典作家开始，政治学就对政治权力构成形成了诸多阐述。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权分立学说，奠定了政治权力的基本外延，三权分立、制约平衡成为政治权力运行体系的最为基本的规则。

作为政治学的黄金法则，三权分立、制约平衡是保持一个政体成为正态政体的前提，是维持民主、法治的重要基石。存在了政治权力，而且政治权力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和斗争的集合体，因此必然会涉及到运行的机制和规则。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就重视各个阶层之间的权力制约和权力之间的平衡、阶层内独享，中世纪更是产生了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力之间的牵制；到了启蒙运动高涨时期，不丹、洛克、孟德斯鸠那里明确的提出了三权分立，制约平衡，以权力制约权力；到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到来之后，美国、法国等先后建立共和国，联邦党人更是以非天使原则来论证权力分置的合理性；达尔在《民主的理论前沿》中总结了从权力制约权力的历史进程，提出了以社会制约权力的学说。

在西方的政治权力运行和配置的政治实践和经验中，社会各个阶层存在，通过各自的利益集团将本阶层的利益通过各种渠道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体系中进行利益表达、协调、整合、实现。这个是西方社会阶层对政治权力在法治、民主社会影响的借鉴。

二、阶层对中国政治权力机制的影响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面临这个全新的问题，社会阶层对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制有何影响，必须认真对待。从政治学的角度，来重新阐述。

（一）和谐社会下的阶层对政治权力的配置

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打破工人-农民二分，产生多个社会阶层的现状的实际中提出的。中国原有社会是单纯的存在工人、农民两个阶级，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照顾到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但是随着社会分化加剧，社会流动增速，个人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地位差异明显，中国社会在转型期间就显得格外复杂。这样中国共产党既定的执政方式和公共政策没有改变，一个群体在没有利益代言的前提下，利益表达、主张、整合与实现都如同无源之水，必然忽视了很多群体的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很容易被漠视。正是中央考虑到了阶层多元化的现状，就明确在执政方式中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具体展现和理内涵升华，更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综合反映。

在这个逻辑上，阶层的出现对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制在最深层次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中，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对于行政权力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通过公共政策来进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总理撰文《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③这样必然促使政府的行政权在各种行政行为重点照顾到社会中的各个群体。在权力配置上第一次出现了对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兑现的过程，在行政权力的涉及范围内，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领域，进行多元化处理。因此，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对中国政治权力配置中行政权力来说，就要对弱势群体和弱势阶层的利益进行倾斜和关注。从现在政治现实来说，免除西部地区的义务教育的费用，减免收了上千年的农民头上的重负——农业税，加大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针对下岗职工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等民生政策，无不反映了社会阶层的出现对行政权力的影响。

其次，社会阶层的出现，对中国立法权力的影响也是相当的巨大。一个现代的民主、法治社会，必然是一个民意得到表达和主张的社会。人民的意志，通过立法机关的各种形式的形式上升为法律意志和国家意志。不管是直接民主制还是间接民主制，都是要对选民的利益、主张和要求进行认真的反映。因此，在代议制的代表本身的组成上和代表的代议行为上，都要体现将不同的阶层的利益和主张在立法机关进行表达和整合。阶层的多元化出现，使得在立法机构中各种声音出现得以可能，也是各种声音在制度的渠道内进行对话、交流、整合、妥协，最终在一定的基石上达成一致。

这种方式的演进，必然使得中国政治体系中的代议制度更加落到实处，原有的选举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将实体化、真实化。从最近的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的实践中可以发现，作为独立候选人的选举主体不断出现，这些特殊的候选人通过一定的选举方式，结合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群体，进行选举攻势，在某个特定纽带的连接下，组成一个稳固的选举机构，往往在最近的人大代表选举中，毫无悬念的胜出。而且越来越多的阶层在涌现自己的阶层在体制内的利益代表者，为其合法利益进行声张。最近召开的两会中明确指出，在十一届人大代表中，存在农民工的代表，也是表明了社会阶层的存在，对最高国家权力体制中的要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进行保护和表达。这样，以社会阶层为经度，以地域和民族为纬度的中国人大代表的构成方式，使得中国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表性和综合性不断增强。从制度性安排上面，开始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逐渐向各个阶层的实体利益倾斜，而且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不断的强化这种倾向。这种现象的必然结果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真正作用和意义得到实现，各个阶层可以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将自身的利益进行博弈，最终将所有的群体的利益进行妥协保护。这样，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增强各个阶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供了可能性。

第三，虽然中国政治体系中明显不是三权分立的政治权利安排，也不是西方的民主法治的政治权利体系，但是司法权力还是在社会中广泛存在，而且作为一种底线的救济制度，在社会中扮演了不可获取的角色。中国社会阶层的存在，改变了原来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二元划分，司法权力的工作中心就原来的专政机构转变为一个维护司法秩序、提供司法救济、缓解社会内部矛盾的主要手段，为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最后的一道保险和屏障。

这种转变，使得原有的司法权力的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原来最为专政机构的性质而进行运转的司法机构逐渐淡化，甚至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专政的作用相对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司法权处理更多的阶层之间的民事纠纷和经济事务。如此的变化，整个司法机构的内部分工和设置都会发生彻底性的改变，立足点就必然转移到对各个阶层的利益的平衡和裁判上来。

司法权作为最后的司法救济和公平正义的底线，在各个阶层之间纵横捭阖之间，觥筹交错的把各个阶层的张力和冲突缓解在制度性框架之内，追求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解体在司法规范内，也使上访制度缓和为一种良性的制度内的司法程序。此外，通过司法救济把弱势群体的利益声张、维护和巩固起来，这样使不同阶层在对话的过程中，建构起一种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在法律、规范和社会制度中凝塑一种和谐的精神砥砺。

（二）政治文化下阶层政治权力的运行

如此诸种，都是在表面的器物层面来表明阶层的出现对政治权力运行机制的影响。中国社会阶层的出现，还在深层次的制度上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权力运行机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社会存在多个社会阶层并承认这些社会阶层的存在，而且在政治权力实际的运行中开始照顾到了这个现象，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中努力践行这个愿景，由此观之，社会阶层存在已经在默认的话语下获取了合法性。这样的结果必然是阶层的出现带动了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形成和提升。

因为只有社会各个阶层自己组织起来，还能把自己的利益、要求进行主张和表达，而且只有集体的反应，才能发出一种阶层的最强音。个人自由对自己利益最为清楚、关心也最为深切，不管是政治学还是经济学，个体性的存在还是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假设，这个假设在阶层分析中也仍然成立，最为真切的个体利益需要通过阶层力量表达出来，这样必然会形成一种稳固的阶层势力在政治行为中显现本阶层的诉求和力量。这种过程又慢慢的强化了自组织能力和结社的生活经验，作为一种常态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价值，社会自组织逐渐取代了政治强制的组织方式，这样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在其权力生长点上就开始改变了割裂传统的传统，建立起科学、良性的政治生态起始点。这样就形成了社会制约权力的基本生活方式，使得原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权力运行体制更加完备和强势。

以阶层形式反映到利益集团参与政治的方式，改变了原有政治权力运行从上到下的政府、政党推动型，形成了一种新式的从下往上的草根自发型。从现有社会现状来说，平民化、草根性的活动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生活习性之一，通俗音乐、流行歌曲、超级女生等等，都是在普通的视域中存在一个美的享受，这样必然改变原有等级差距和身份意识为现有的平等、平民的生活方式。这种平等的意识，会消磨权威的社会角色的功能，把等级身份逐渐玉润为一种“去魅”的大众文化。在不断的社会生活进程中，中国政治权力体系传统的运行机制就会成为锈迹斑斑的老火车头，失去了继续前行的动力，必然要转换牵引的大动力、新燃料的引擎，才能继续拖动中国这两大火车在历史的轨道上一往无前的攀登新的世界高峰。

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平等意识，促使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系，彻底打破了原有的运动式，动员型的共产党行政主导的体制。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现代化的政治要求，迫使其淡化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导，改变恩赐、给与的官僚主义情节，在一种真正的公务员的服务的精神的指导下，建立起公共政府的特性。

问题的关键是能够发挥重要影响的是阶层分化带来的社会冲突和张力的明显，确证了中国是一个利益多元的国家，利益多元就要求政治权力多元，这样权力制约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和维护。同时这种多元的背后就是出现了宽容、妥协等民主法治的精神内核，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演绎了这种生活方式，尊重了这些价值观。此些宝贵的精神和生活，都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所不能或却得政治实践和经验。

其次，对中国政治体系划分来说，阶层出现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林登提出了无缝隙政府，奥斯特罗姆认为要建立多中心治理，④这些学说本身背后都是对政治体系划分的认识。各个阶层出现，高度集中政治权力体系必然受到挑战，继续坚持这种权力配置体系，必然会忽视大多数阶层的利益，这样执政的合法性和政府的公共性就受损。因此，阶层多元化要求政治权力的中心也不断展开，向下发展，符合无缝隙、多中心的这种思想实质。在中国就是打破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和绝对控制，在保障中央政府的政治汲取力的前提，不仅仅是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性和支配性，在公共服务方面，最为最为基本力量，来展现政治权力的客观存在。因此，我们必然看到中国由于阶层的出现，政治权力中心的下移，而且如果要重视这个现象，确保主导价值理念——公平、正义得到实现，整个政治权力体系就要在政治结构上发生改变，就可以很好的调和利益冲突和阶层张力，重新在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量度来平衡现在的社会收入差距。

总之，从现实分析和长远发展来看，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多元对中国政治权力的配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政治权力体制的变革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不管是表面上的政治权力运行体制中权力配置，还是长远的深层次政治权力运行体制构建与生成，创造一种制度的表达、整合机制作为最关键和最重要的途径⑤，提供了一种动力和全新的政治、公民文化以及社会制约权力的经验，开辟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新的政治权力运行体制的先河。

特别是在当下的复杂的社会转型期间，通过阶层在权力运行和配置的比对，找到阶层的自身历史定位，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型期不仅要强大的国家，还要有强大的人民权利。在民主和共和的政治光谱中间，通过阶层的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的对立、冲突和整合过程中，能够在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我们发现了结果是逐渐出现一个多元阶层的公共空间，使用多元阶层的公共话语来进行一种利益的交换和妥协，即在权力配置中出现应有的制约平衡机制，逐渐的在和谐社会的建构中推进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

注释：

①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边燕杰：《市场转轨与权力持续：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的变迁》，《美国社会学评论》，1996年61期；李路路：《论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著：《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以上著作都对阶层的划分标准、划分阶层、存在问题、讨论等都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②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多元社会范文篇7

迈向一种新社会公共性

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政府管理社会的一元化模式，这个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社会传统上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而形成的“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是“差序格局”的交往纽带。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人们主要关心的是血亲关系网络，而对于血亲之外的社会公共领域内的事情缺少足够的参与。但是，一个社会的构建最需要的恰恰是这种超越了简单血亲关系的交往格局，政府便承担起了维系社会生活公共领域的职责，即政府是社会公共性的最重要的承担者。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成为了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领域的唯一承担者。一方面，政府财政面临巨大的压力，使得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改革面临经费不足，管理缺位等诸多难题；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些领域获得了过多的控制权，不利于相关社会组织群体充分发挥能动性，参与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降低了管理的效率和针对性，甚至造成了一种政府管理越位的情况。种种情况汇集到一起，就构成了现实中不和谐的情况。

因此，和谐社会建设必须打破原有的社会一元治理模式，打破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性唯一承担者的地位，广泛吸收社会群体参与社会公共性建设，充分发挥各群体的积极潜能，使得社会公共性的主体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具体事务中，政府要主动的、有选择地逐步退出一些领域，引导相关的社会群体积极地进行自我治理。

具体而言，新公共性有以下基本的内涵：1、公共性是一种描述现代政府活动基本性质的重要分析工具。政府作为人民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权力的执行者，应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2、公共性是一种现代行政公共精神。它包括民主的精神、法的精神、公正的精神、公共服务的精神四个方面。3、公共性是一种现代价值理念。它强调了政务公开和公民参与，强调公共部门运作要体现人民主权和政府行为合法性，克服追求私人利益和部门利益，强调政府行为的制度公正性。4、公共性是一种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理想。它要求政府尽量响应公众要求，负有社会责任感，让公民有平等的参与权与机会，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5、公共性代表着一种社会理性与法制。把公共性作为一种理性和道德，强调公共舆论的监督和批判作用。

可见，新公共性建设的核心要求是政府对自身进行准确定位，建立一种新的“政府—社会”关系格局。政府不能直接掌控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利益和命运，要进行合理放权。在财政权、人事权、决策权等方面给予社会更高的主体地位，政府更多的是承担起服务保障的职责，将目标集中在公共服务和社会基本建设等方面，破除原有的政治统治模式，全力打造新型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

强而小的政府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有一个重要的基本经验：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对于提高改革效率、抵御改革带来的风险、维护社会公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东欧国家在转轨过程中曾经出现了经济发展的严重滑坡，在社会领域也导致了民众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东欧国家所实施的“休克疗法”严重损害了政府在改革中的地位，造成了社会公共性的真空，从而影响了改革的稳定进行。而中国在改革的过程中，在面对诸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SARS等突发事件等各种危机的挑战过程中，政府从操作层面予以强有力地了回应。而政府回应危机的最重要手段就是传统的“国家—社会”动员模式。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的行政系统被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另一方面,作为国家与国民之间的最重要的连接点——单位社会更是发挥了关键作用，所有的单位都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共同应对危机给社会整体稳定和发展带来冲击。

在一个更长远的框架内来看，中国社会传统上是一种“政—商—学”一体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制度框架内，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导者，拥有调动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组织资源的权力；商界是社会经济事务的行为者，为社会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维护了政治统治的稳定性；而学界则以一种入世参与的姿态成为了社会思想的源泉，同时学者还在一定程度保持了和“政—商”进行角色身份转化的通道。三者的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并通过引导民众而对社会发展方向产生了明显的主导作用。可以说，这样的制度框架是中国社会保持稳定与发展的基本结构之一，因此，建设和谐社会的多元治理结构仍然需要在一定程度内保持这个框架的延续性。而且，建设和谐社会的多元治理结构仍然需要维持一个强有力的主导型政府。

尤其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建立起主导型的强政府模式并不意味着恢复原有的政府一元化治理结构。实际上，在“十一五”期间，中国政治改革最重要的方向就是要努力建立起“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政治改革框架。一方面，政府要回归公共职能本位，即全力实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社会服务”等四大职能；另一方面，要提升社会的主体地位，强调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义。在全球化、信息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政府主动寻求自身改革的突破，显示了政府的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放弃原有的那种政府统治的传统思维模式，寻求一种具备高度灵活性又能够保证稳定性和效率的新管理方式。

小政府的改革进程实际上早已启动，在经济改革领域所出现的企业股份制改革等现象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是一个“国退民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已经放弃了全权管理的大政府思维模式，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市场调节的意义，实际上就是一个建设经济领域的“小政府—大市场”过程。如今，这样的过程扩展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改革等多领域都开始出现了改革的迹象。这样，势必会使得整个社会的治理结构发生一次深刻的改变，即由一元化治理模式转变为多元化治理模式。

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必须拥有强政府的支持，以政府为主导，调动社会群体和个人的主动参与，这样才能建立起多元化的社会治理结构。在这样的背景下，强政府和小政府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强政府要求改革同原有的政治传统保持必要的连贯性，小政府要求改革具有足够的灵活性甚至必要的突破。

权利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

围绕和谐社会建设打造一个强而小的政府，凸显社会自我管理的地位，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而又艰难的管理挑战。这需要我们从更本质的层面理解和谐社会，理解多元社会治理结构的根本意义。

多元社会治理结构最根本的意义是调整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在传统的一元化社会治理结构中，政府拥有的公权力完全控制了社会领域中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取向，最终变成了一种僵化的社会控制方式，失去了必要的灵活性。而在多元化社会治理结构下，政府充分尊重社会团体和个人所拥有各项合法权利，利用社会法的约束和道德自律完成社会的基础性整合，禁止公权力侵犯私权利领域，保护社会不同主体的合法行为。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整体的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实现社会最多数成员的自由和人权。

实现多元的社会治理结构要完成两个重要的工作。

第一，完善社会三大部门的平衡发展。三大部门包括：1、政府组织，此为第一部门，又被称作公共权力领域、政治领域；2、市场或赢利组织，这是第二部门，也叫私人领域、经济领域；3、社会公益组织或非赢利性组织是第三部门，也称社会组织、公共组织。建立多元化社会治理结构就是在政府部门外，大力发展作为市场领域的第二部门和作为狭义社会群体的第三部门，如NGO、NPO等社会组织，提高其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机制和能力。

多元社会范文篇8

1．1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多元化发展态势的形成。1．1．1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从一元发展至多元1994年6月，我国正式颁布并实施《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该制度第13条规定：“社会体育员的指导方式有四种，即义务社会体育指导、社会体育指导有偿服务、经营性社会体育指导、应聘到单位的社会体育指导。”［1］起初政府部门未设立专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具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的行政人员往往从事社会体育管理工作，实际参与群众体育技术指导服务的人员较少。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基本上由业余、兼职和离退休人员组成，他们从事志愿、义务、无偿（少部分有偿）服务工作，表现为兼职无偿形式。实际上，此阶段呈现为事实上的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一元化态势。为满足人们日益多元化、专业化的体育需求，提高广大社会体育指导员尤其是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积极性和指导效率，国家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尝试采用多种激励机制，比如设立专职岗位（有岗）或给予报酬补助（有偿）。比如，一些农村地区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推行大学生村官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充分利用大学生村官在体育文化知识方面的优势，拓宽大学生村官的工作职责，加强大学生村官服务基层群众体育生活的能力。城市社区为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设立专门的岗位，使之专职从事社会体育指导工作；为加强残疾人体育活动而设立残疾人体育指导专干，拓展现有人员工作岗位的职责内容［2］。大学生村官作为国家选派的“村级组织特设岗位”，享有公务员管理性质的人事与待遇，专职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包括志愿型兼职社会体育指导员享有一定的薪酬待遇，他们都得到了政府和社会一定形式上的资助。因此，该类型的社会指导员已超越了志愿无偿形式，而表现为专职（或兼职）有岗有偿的形态。1．1．2职业性和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并立随着我国社会体育的发展，专门从事有偿体育服务的职业体育指导员开始出现。2001年8月，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首次对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予以法律上的承认。2005年底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培训和认证工作正式启动，标志着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迈入职业化进程阶段。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两种性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双轨”“并轨”和“重点发展模式”论调，2005年国家体育总局制定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意见》，指出公益和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都是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将在并存发展和相互促进中以各自的工作方式共同为全民健身事业作出贡献［3］。其中，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面对群众体育进行无偿服务，一般不专设特定工作岗位。而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则主要从事有偿群众体育服务，或者在体育健身俱乐部等场所有偿从事体育技术指导工作。他们具有专门的劳动岗位，主要表现为专职有偿形式。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在管理制度上形成了“分类管理，并行发展”的双轨态势，服务形式日渐多元化、复杂化。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人员结构日益优化。截至2015年底，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注册人数为182万，全国有19个省份社会体育指导员比例达到1．5‰［4］。社会体育指导员由最初主要来源于业余、兼职、离退休人员拓展到专业运动员、医务工作者、高校教师、毕业大学生等更广泛的职业领域，年龄构成由主要是老年人扩展到老、中、青等各年龄段，学历也由低学历、低职称为主扩展到高学历、高职称，男女比例也逐渐趋于合理。综上，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已经由志愿无偿形式逐渐延伸至多种有偿服务形式，由无岗非职业形式拓展到有岗专职形式，社会体育指导服务的领域大幅扩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也带动了服务质量的提升。1．2主要问题分析。截止到2015年，我国经常参加锻炼人数达3．6亿，预计到2020年和2030年分别会达到4．35亿和5．3亿［5］。体育活动主体逐渐覆盖各年龄段和各社会阶层，群众的体育运动需求日益表现出个性和多元的趋势，如强身健体、休闲娱乐、美体塑形、康复医疗、比赛竞技等。群众个性化的体育需求必然要求多元化、专业化的体育服务，这无疑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专业素质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人均指导员比例较低，城乡或区域发展不均衡，体育社会指导员学历和年龄结构不合理，专业指导和现场实际指导能力薄弱，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难以满足特殊人群（老年人、残疾人、妇女、慢性病患者等）的体育运动需求。社会体育指导员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技术技能和服务水平，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体育多元发展的需求。在管理体制上，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实行分类管理制度。为满足市场化需求，我国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采用分层级＋分类别的认证管理制度。目前我国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共设47个工种，涵盖游泳、健美操、滑雪等项目。对各项目的职业社会指导员均进行不同的层级认证。而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仅采用分层级不分类别的管理，分为三级、二级、一级和部级4个级别。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我国社会体育服务的主体，但由于不同体育项目的技术特点差异较大，且需要一定的专业性，只有层级而无类别的技术认证制度已难以满足群众体育的差别化需求。因此，应在科学分类基础上尽快建立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多元认证制度。

2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建议

体育管理体制是体育管理的机构设置、权限划分、运行机制和制度的总称［6］，是体育领域内权力及利益分配的组织基础和制度保障。随着我国多元社会治理的发展和深化，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的部门归属、培训和资格认证及资金筹措等方面日益趋向多元化。2．1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体制的多元化。我国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起初具有明显的政府一元特征。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负责全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按照其要求各级地方体育部门主要负责开展本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和监督工作。此外，各级行业体育协会和单项体育协会负责管理、规划、监督、审核本级或下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具体工作［7］。上述各主体或是政府直接设立的管理部门，或是人事、财务、业务等依附于政府部门的非实体性质的体育协会，而非官方的社会力量较少介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逐渐呈现出由政府主导向社会分权的趋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改革总目标，以及“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社会治理基本方略，进一步激发了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相继成立，体育社团、体育俱乐部及公民个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体育中来，社会体育治理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化，社会体育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因应这种社会变化，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体制也做出了相应调整。在管理机构和职能划分上，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主要进行宏观调控、规划和监管，社会体育指导管理中心和体育行业职业鉴定中心（政府派出的事业机构）实施规范和推动，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进行具体管理和执行，社会体育管办分离的格局已然形成［8］。政府机构应进一步向社会多元主体下放权限，创新体制机制，通过合理的行政手段、市场契约机制及相应的法规政策途径，鼓励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体育管理服务中来，努力协调和理顺政府、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企业、个人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大力推动建设公正、公平、竞争、有序的社会体育市场，形成健康、多元、高效、和谐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体制。2．2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认证及培训制度的多元化。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以志愿无偿方式参与群众体育管理和指导工作，具有明显的公益性特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对其技术等级制度作出规定：“各级体育主管部门或经批准的协会按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标准，批准授予相应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称号：县级体育主管部门批准授予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地（市）级体育主管部门或经批准的省级协会批准授予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省级体育主管部门或经批准的全国性协会批准授予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授予部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9］由于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教育费用由各级体育主管部门或经批准的协会承担，因此更多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是指在营利性体育场所的劳动岗位从事运动技能传授、体育健身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他们有偿参与社会体育服务工作，商业性特征明显［10］。根据《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规定，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现设游泳、健美操、滑雪等47个工种，每个工种都分为4个层级，即初级、中级、高级和指导师级。他们自费参加培训和资格认证，由国家体育总局对鉴定考核合格人员颁发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因而更多带有“市场经济”的特征。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采用线下集中培训的模式。培训内容注重理论教学，实践性技能培训内容较为单一，针对性和专业性不强，难以适应广大群众对健身项目多样化和指导水平专业化的要求。培训方式因其性质和等级不同而异，一般采用讲座、多媒体教授和指导模拟训练等方法，并依据大纲进行统一等级考试，对合格者颁发相应的等级证书。这种培训模式往往重理论轻技能、重培训轻实效、重认证轻监管、重初评轻再评，由此造成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技能水平和指导效果不尽如人意。为此，要针对培训中的问题认真总结积极整改，建立以群众体育需求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需求为导向的征询机制，不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应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网络平台建设，完善在线培训和考核方面的功能模块，及时回答用户咨询，社会体育培训、资格认证、人员招聘、行业发展动态等信息，利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通过线上、线下及线上＋线下等多种途径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学习提供支持。2．3社会体育指导员经费筹措机制的多元化。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经费筹措，也经历了一个由政府单一支持向政府、社会和个体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支持转变的过程。1995年6月《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之初，囿于当时的国情，我国绝大部分体育资源（包括人、财、物、政策等）高度集中于政府手中，社会占有的体育资源极少，政府成为主导群众体育发展的第一责任人和投资主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参与体育健身的热情与日俱增，社会体育规模逐步扩大，个性化、规模化的社会体育需求呼唤更多元、更专业、更优质的社会体育指导服务，政府财力、精力和能力的有限性使政府的传统管理方式面临巨大挑战。为适应新形势下社会体育的发展要求，国务院于2014年10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有效扩大体育产业规模，使体育成为新的国民经济增长点，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积极扩大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体育产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9］2016年6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指出要建立多元化资金筹集机制，优化投融资引导政策，推动落实财税改革等各项优惠政策［11］。在促进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经费筹措机制多元化发展方面，考虑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政府仍应将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应进一步加大政府投融资力度，科学规划和充分利用全民健身专项经费和公益基金，建立增量式投资机制，积极培育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组织，拓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健身指导活动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坚持公益性原则，大力倡导和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全民健身事业和社会体育指导服务活动中来；坚持市场化原则，拓展政府和各社会主体参与多种形式的投融资活动，通过多种合作模式（PPP、BOT、BOO等）购买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和体育指导服务，使各社会主体（包括各级体育协会、社会体育俱乐部、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个体等）承担起全民健身、社会培训和指导等具体事务性工作，从而逐步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社会和个人三位一体的社会体育公共服务模式［12］。做到各项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利之于民，从而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多渠道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经费筹措机制。

3结语

多元社会范文篇9

关键词多元社会教师德育工作

身在教育工作一线的教师体会是最深的：现在的学生，一届比一届难教了。教师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作为中学的班主任，压力则会更大。其中最大的压力就是来自学生的德育工作。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的个性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了，不仅仅是普通中学的教师有此感受，一级重点高中的老师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同样的困惑。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同一个社会背景下同一个年龄阶段的学生群体，他们他们虽然在个人素质和学习能力上有着不同大小的差异，但是生活背景是相同的，因此，也有着独特社会背景下的独特共性。

我所面对的是浙江省二级重点高中的学生，这个群体比起一级重高的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主动性要差一些，但是比普高和职高的学生又要强一点，因此也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但作为仍然以高考为评价标准的高中教师，我在工作中最大的困惑并不是来自教学，而是来自作为班主任的德育工作。我觉得，德育问题是作为我们现在面对的这群学生的最大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教师的最大的职责所在。因为，我们的工作将会直接影响着我们社会、我们国家的不远的未来，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素质与价值观。知识是可以不断学习的，但个人素质和价值观、民族素质和民族的价值观却是难以再塑造的。高中阶段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关键时期，也是最难调理的时期。

从我所接触的这群学生来分析，更带有普遍性。这群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问题，不仅仅是他们年龄上所反映出来的阶段性特征的问题，还是跟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的。

首先，从年龄上来看，高中阶段，他们都在16到18岁之间，正是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对自己的定位最为模糊的时期，生理上的成熟与心理上的不成熟构成了矛盾，使他们自己也处在成熟与幼稚之间徘徊，叛逆性极强。很多时候，尤其是在面对社会规范的要求或师长的教育时，他们会表现出明显的反感倾向，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成熟了，已经懂事了，不希望大人还把他们当孩子一样看待，也不想受到来自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各项规章的制约，这就给老师、尤其是班主任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其实，他们这种希望得到社会认可、希望得到家长和老师尊重的心理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在尊重他们的意见的同时，也应该看清楚他们的个性特征的另一面，就是不成熟的一面。如果真的以为他们已经成熟了，对他们听之任之、把事情完全交给他们去处理而不过问，肯定是通不过的，而在错误面前，他们又往往会希望我们把他们当孩子一样来呵护和宠爱，不是当大人一样去批评与苛求。在这时，你会看到他们很不成熟的一面，很多事情面前，甚至连基本的是非观都还不成熟。这就是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所反映出来的特殊的生理特征。而在这个阶段与之接触最多的老师，则无疑是要面对他们这种叛逆性心理的直接对象。而这个阶段在孩子的发育成长过程中是不可跳跃的，也正是他们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作为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老师，则更应该倾注最多的精力来对之教育引导。这也便成了教师德育工作中最为棘手的一个阶段了。

其次，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也是造成我们这群老师德育工作困难的重要因素。当然，每个人所面对的家庭环境都是不相同的，所以他们的性格特征也不会相同，但是，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讲都有着共同的背景，就是他们都出生在独生子女家庭，无疑都是家庭中的绝对重心。而现在中国家庭中对孩子的过分关注也正造成这些孩子性格成长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弱点：其一，他们都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凡事都是以“我”为中心，而总是会忽视周围他人的感受和对他人所造成的影响；其二，不会关心、帮助和理解他人，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比较淡漠；其三，无感恩之心，对自己的父母、老师、以及社会给予自己的关心与帮助都视为理所当然，视接受关爱位自然、应该之事，不会感恩，也不知回报；其四，劳动观念较差，长期以来在家庭中有父母为之安排好一切的习惯养成他们对劳动毫无意识的心理。这些都是现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孩子的带有共性的特征，而我们现在的教师需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孩子，为了对社会的未来负责，作为今天的中学教师，尤其是对这群孩子们的道德行为负直接责任的班主任，这种德育工作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此外，教师德育工作中的困惑，也跟我们今天所处的多元社会环境对这群孩子的性格影响有关。我们今天的社会，正处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时期，来自东西方各方面的新的诱惑太多，老的传统的价值观正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而新的价值观尚未成型，这就很难对这群正在成长中的中学生形成具有说服力的价值引导趋向。尤其是我们现有的教育体制的改革与我们目前教育评价机制的改革是不同步的，这种教育评价机制改革的滞后性，是造成今天新的教育理念新的社会环境下中学教师德育工作困惑的最根本的原因了。公务员之家

多元社会范文篇10

关键词：电视媒体社会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社会学认为，社会纠纷是各种利益关系之间直接的和公开的旨在遏制各自对手并实现自己月的的互动。在社会生活中，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异以及利益的复杂性，人们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奉十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冲突。而社会秩序正是在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冲突、角色冲交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社会纠纷就会存在。

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有许多关于社会纠纷及其解决的记载与评述。中国历史上有息讼观念的盛行，因此很多社会纠纷是通过封建家长出面协调，邻里地甲调解等方式解决的。学术界对此的认识最早可见于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在研究纠纷解决方面，就日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仍是法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经济法学等)与社会学(包括政治社会学)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法学界大多从法学的层面、政治学的层面，从法治的精神与角度提出问题与分析问题。而大众媒介在社会纠纷解决过程中是否能发挥作用，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学者们还鲜有论及。

国外学者的“社会冲突论”、“政治参与论”、“集体行动理论”、“博弈论”等，均对社会纠纷的机理及其解决有所涉及与论述。其中引人注月的是“社会冲突论”与“博奔论”。“社会冲突论”重点研究社会冲突(纠纷)的起因、形式、制约因素及影响，分析了其机能，并指出这些机能的实现，能使社会整体的整合度和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得到提高和加强。“博弈论”研究互动决策，其对于博弈要素、博弈类型的描述恰可分析各种纠纷的缘起与解决。而关于社会纠纷的解决实践，在人类社会早期，往往依靠的是决定于人们力量对比的私力救济。随着公共机构的出现与强大，私力救济逐渐被以国家、法庭、监狱等为表征的公力救济所取代，建立起了以司法为中心的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动作协调系统。有学者分析说。其实质是将国家通过法院所垄断的纠纷懈决权逐步向社会回归，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从国家到社会的总体演变，在法院的周嗣组织培植多种形态的纠纷解决机制，构造出一套“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共同构成了纠纷解决方式的可选择性。20世纪6()年代，ADR概念在美国兴起。ADR，即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又称之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或代替性、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这样在一个社会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彰显司法的尊崇与权威，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以协商、调解、仲裁等达到和解的目的。

当各种庞杂行政与法律的手段，让人们疲惫不堪之时，大众传媒开始被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中电视终结者模式(TVtroubleshooter)充分展现了传媒的威力。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在其《传播生态学》一书中，对其运作方式作了如下的归纳：电视秀倾向于曝光并把个人的争端转换为能被观众认识的广泛的“争端”类别的一个案例，而观众指望能反过来把自己的申诉写信告诉TvT，从面延续这个循环(即把个人的争端曝光一转换为公众关注的问题一引发更多的个人申诉一再曝光……)。TvT的成功在于推动了纠纷快速和公平的解决，其示范作用使得通过大众媒介解决纠纷的方式为许多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共同倡导。

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观念和利益关系的调整期。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纠纷。同时，由于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以及客观上存在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使得很多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生存质量降低，生存难度加大，极易导致社会纠纷。以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来看，和谐与冲突、贫穷与富裕等矛盾总是相依共生、互相转化的，和谐与冲突并不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存在社会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纠纷产生以后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回避社会纠纷，而是积极主动应对纠纷和解决纠纷。社会纠纷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必须要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视角来理解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即在充分考虑社会纠纷发生、发展规律以及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在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提供多种可以选择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社会救济机制。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是各圜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普遍特征。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了包括和解、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申诉、信访、诉讼等各种方式在内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由于当前我国礼会纠纷总量较大，纠纷处理难度不断加大，现有的机构及力量不足以应对社会纠纷的解决。很多社会纠纷的解决存在着随意性大、解决方式不够系统科学、解决程序不够稳定合理等问题，社会纠纷解决的效果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如何整合社会力量和资源，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活而不乱，活而有序的社会秩序，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命题。在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电视媒体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电视用声波和光波信号直接刺激人们的感官和心理，以取得受众感知经验上的认同，忠实再现讯息的形态，对受众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凯尔纳曾经这样表述电视对社会的影响：“当今，电视是文化象征的主要表现者。电视上的图像既是主观规范性的又是客观描述性的。它不仅用图画展示社会上的新鲜事，而且还引导人们怎样去适应社会秩序。在实践中，电视媒体以报道社会纠纷为己任，参与纠纷的调解、促成纠纷的解决，在考虑收视率等经济利益因素的同时，也展现出了电视媒体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由此观之，电视媒体在化解社会纠纷、减少社会冲突对立、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信息传播的方式、途径以及大众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以正面宣传为主和强调大众媒介宣传教化功能为核心的社会纠纷传播理念，已经很难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说：“社会科学当前最明显的缺点是缺乏时问元，缺乏深度，这种深度不可能产生于对社会作静止的研究。只有研究社会不断的变化中呈现自己的各种力量的动态格局才有可能达到一定的深度。…‘看电视，还要用电视”，央视经济频道改版后这句响亮的广告语。更是恰如其分地道出了电视媒体介入社会纠纷解决的价值与意义。

社会纠纷发生以后，最初是被限制在相对的社会主体之间，可以通过法律规范加以调整。但是，当社会纠纷进一步发展后就可能演变成破坏现有生存秩序的冲突。电视媒体在社会冲突的发生、演变、调合的过程中，既可以帮助释放社会大众的情绪和意见，对相关社会机构形成解决纠纷的舆论压力，也可以通过公开讨论等途径使纠纷得以解决。具体来说，电视媒体在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可以发挥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社会整合。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说，在外界环境发生变动时。“传播”能联系协同社会各部分成员以应对环境变化。媒体是公众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通道，媒体提供的全面、系统、确切的信息能帮助人们准确认识社会纠纷的本质及发展趋势。电视媒体主要通过提供信息服务和公共话语平台，调度信息，服务公众，有时甚至直接参与讨论，通过影响公众的思想和行为，进而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促进社会秩序的建立和优化。从社会和公众的层面看。每当社会纠纷发生后，人们首先会评估自己与事件的关系，其中的利益相关者需要持续的信息决定如何行动。政府和社会机构职能部门也迫切需要相关信息来部署行动。

在社会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信息传播既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同时叉可以发挥积极的社会动员作用。电视媒体在这方面具有形象直观的优势，2008年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中，重庆市委书记与出租车司机、市民代表座谈，电视媒体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电视直播，开国内电视媒体参与社会纠纷懈决的先河。由于直播形式的新颖性，人们把焦点从罢运转移到政府对问题解决的每一进程，媒体成为政府活动的舞台，媒体的报道也一步步改变着受众对政府的看法、态度。这一社会纠纷解决的过程中，电视媒体的社会整合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化解矛盾。白岩松曾经就中国电视的功能，给出过“解密、解闷、解读、解气、解决”的定义。其中最后“两解”是新时期社会赋予电视媒体的新责任。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电视媒体的功能日益丰富多彩。新涌现的电视节目既有解闷型的，也有解密型的，但是社会影响最大的当属“民生投诉”、“民生调解”、“民生帮忙”等寻求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节目。这一现象表明：

首先，大量的民事纠纷、社会矛盾需要公正公平、快捷的解决平台。通过法院解决纠纷的成本过高，使得老百姓渴望找到一条更快捷的解决机制。于是，不找法院找记者成为许多普通群众解决纠纷时的首选。其次，我国司法制度素来倡导以调解方式化解矛盾，这为媒体参与调解，化解社会纠纷提供了空间。电视媒体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可以集中优质资源，集结社会智慧，搭建公平公正的快速调解平台；最后，公众普遍认识到媒体的力量，看到了媒体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上述种种现象表明电视媒体在承担调解民事纠纷、化解社会矛盾这一社会功能时，不仅有社会需求、还有形象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三舆论引导。哈贝马斯认为一个社会中理想的情况是在相对于国家政权之外的公民社会中，各种利益团体、政党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就关乎自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的政治辩论和交流，从而影响政治进程。尽管我国的大众媒体仍然隶属于政治权力领域，但传媒的信息组织属性和利益组织属性已充分凸现出来。不仅如此，我国传媒还己开始具有了评判和制约的功能，在很多问题上也开始反映普通公众的呼声。“社会纠纷导致的公共危机往往起于谣言和小道消息，盛于社会恐慌，终于信息的公开、透明。信息越公开、越充分、越及时越好，越有利于减少社会恐慌和消灭谣言，越有利于尽快妥善解决纠纷。舆论一方面把真实信息在第一时问以最快速度传播给人们，同时也把社会舆情真实、客观、全面及时地反映到决策部门；另一方面，舆论也将政府决策部门已经做出的决策及决策的有关法律法规依据快速地传递给人们。及时动员和约束人们执行和遵守。

舆论就是意见，是集合性的、规模化的、群体性的意见；而只要是意见，是看法，就可能似是而非，就会有正确和错误。舆论是有方向的，舆论中包含着明确的或者隐蔽的价值指向，不管是方向还是指向，并不都是合理的、应当的。因此，舆论引导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引导舆论的主体很多，引导舆论的方式也很多。但通过新闻媒体进行舆论引导，也许是最有效的方式。“”电视媒体不只是通报信息和报道新闻，它还有更为重要的责任，这就是理直气壮地坚持正确的舆沦引导。

在社会纠纷发生时，媒体往往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其观点与态度直接影响着公众的认知和情绪，此时的媒体舆论所产生的作用就举足轻重。电视媒体需要正确地解读事件，恰当地发表评论，促成上下左有的有效信息沟通、意见对话、情感交流，就是最好的舆论引导。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政府、媒体和公众是大众传播系统的三个基本角色，媒体在公众与政府之间，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以及在不同的媒体之间，能够建构起信息沟通、意见对话、情感交流的中介平台，是实现舆论引导的基本方式，也是正确方式。方式正确了，结果才有可能正确。

第四，舆论监督。社会纠纷既是社会存在的常态也是社会存在的非常态表现。之所以说它是常态是因为任何社会形态都无法避免社会纠纷的存在，所谓非常态在于几乎所有的社会纠纷都与不当或者错误言行有关。社会纠纷的非常态是由不正常的常态累积而成的，是不正常的常态的积淀爆发。因此，社会纠纷的背后总是会隐藏着一些阴暗的甚至是丑恶的元素。电视媒体只有敢于直面丑恶，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