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范文10篇

对外直接投资范文篇1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www.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www.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www.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www.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性服务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谋求战略技术联盟及并购其他企业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和技术开发力量。不断地大量增加研究开发投入进行研究开发不仅风险大、周期长，而且研究开发所需的巨额资金即使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难以承担。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更多地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和并购（包括跨国并购）相关企业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战略技术联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外直接投资范文篇2

(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显著决定因素，这一结论在实证研究中比较一致。20世纪90年代一些研究者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真实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市场规模的变量是FDI的显著决定因素。朱津津(2001)认为，GDP总量的规模较大，反映地区消费市场容量较大，就是市场需求较大。项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接受投资的东道国GDP是显著负相关关系。

(二)双边贸易联系。出口是一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FDI与出口之间被认为存在一种因果关系，企业最初的外国市场联系是从偶然的、零星的产品出口开始。随着出口活动的增加，母公司决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产品销售子公司。最后，当市场条件成熟后，母公司开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东道国市场的一个间接指示器。因此，用对东道国的出口作为反映双边贸易联系和经济联系的变量，反映了产品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力，是FDI的决定因素之一。

(三)东道国的汇率水平。国际投资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货币相对弱势国家，主要因为强势货币具有购买力的优势，可以在货币相对弱势的国家获得较低的资本成本。在一个低资本成本的东道国，外国公司能够以一个比其母国国内公司低的贴现率来资本化其在外国市场上的未来收益，这样就刺激相对强势货币国家的公司更多地对外直接投资。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东道国货币相对于母国价值越高，那么母国货币在东道国的购买力越弱，从而对其直接投资越少；反之，则投资越多。

(四)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将税收作为FDI的决定因素，理论上，高公司税减少了公司净收益，从而阻碍FDI。实证结果却表现为两种倾向：一部分研究并没有发现东道国公司税对FDI有显著影响。Mutti＆Grubert(2002)的实证研究发现对出口市场的投资对当地的税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证明母国的公司税将促进其对外投资，东道国公司税的保留则与母国对其直接投资有消极影响。

(五)投资环境。一个国家的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环境。一个国家的治理基础形成其投资环境，从而为其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环境。因此，投资环境建设对FDI流入与流出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里，一国投资环境的好坏主要体现为产业增长潜力的大小和一国综合治理基础的高低。我们考虑用工业生产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来合成该变量。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建立

本文对相关变量的选择具有可计量性的特点，以便引入后来的计量模型。参考国内外实证研究规范，本研究主要考察东道国市场规模、中国对东道国出口、东道国汇率和东道国的投资环境等宏观经济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OFDI表示中国外向的对外直接投资，GDP指接受中国投资的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代表东道国的市场规模；EXPO指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量，是中国与东道国双边贸易联系的变量；EXCH表示东道国货币兑人民币的汇率；IE代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即考察以上四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本研究使用的是时间序列的横截面数据，因此用合成数据(Paneldata)的估计方法是合适的。合成数据(Paneldata)是指不同时刻对截面个体做连续观测所得到的多维时间序列数据，能够综合利用样本信息，使研究更深入，同时减少多重共线性带来的问题。模型假定时间序列参数齐性，参数值不随时间的不同而变化。使用变截距模型，将斜率系数假定为个体和时期恒量，也就是因变量对自变量的相关系数在时期和截面上一致。(二)回归检验

本研究选择了接受中国投资的17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样本期为2004年和2005年。样本国家每个样本的被解释变量为2004年和2005年中国对给定东道国的FDI年度流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6年版，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GDP使用17个东道国2004年和2005年的真实GDP，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IMF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EXPO为中国对该17个东道国的年度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6年版，单位为亿美元。解释变量EXCH，本文使用各东道国货币相对于美元的汇率作为变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Unit-edNationsDatabase)。解释变量IE代表的是一国投资环境情况，我们采用工业生产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加权(各占50％)来做变量。工业生产指数体现了按美元不变价计算的主要产业增加值的变化，代表了一国主要产业的发展趋势。人类发展指数是人类发展的一项综合指标，用以上两个指标合成可以代表一国的投资环境。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2006年版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2006年版。

三、结论

从以上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如下：

第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各国的GDP显著负相关，说明接受投资的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越大，我国对其直接投资越少。由此可以得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非市场导向型，东道国所具有的大的市场规模对我国的投资并无吸引力。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不足，理论也不成熟，因此我国企业不太愿意进入发达国家的大市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小市场，由于竞争压力相对较小，有些国家经济及技术发展水平还不及中国，中国企业进入后会拥有相对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因此会被其市场吸引。

第二，对东道国的出口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正的显著的决定因素，且边际影响程度较大我国对某个东道国的出口越多，对其直接投资也越大。从这一结论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导向不明显，更可能是出口导向型。由于先期对某个东道国的出口，使我国的企业在该东道国市场积累了更多地经营及管理经验，对该东道国市场及相关经济政策更了解，由于熟悉程度的增加从而降低了投资的风险，因此更愿意对其进行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范文篇3

近年来，中国对欧洲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2013年起中国对欧直接投资高速增长，每年投资企业都超过100家，2016年直接投资总额超过350亿欧元，同比增长高达77%。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使南欧国家显著受益。2016年，希腊议会批准了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与希腊政府签订的收购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口管理局多数股权的协议。该协议金额高达43亿欧元，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重要经济成果，是迄今为止中国在欧洲进行的最大一笔对外直接投资项目。2011年，中国三峡集团以26.9亿欧元的价格购买葡萄牙电力公司21.35%股权，为进一步开拓南欧新能源市场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做出巨大贡献。2014年，国家电网公司以21亿欧元收购意大利能源网公司35%股权，成为意大利输电网和天然气输气网市场的重要力量。这三项具有代表性的项目表明我国企业对南欧能源市场的重视。中国已成为对地中海沿线国家的跨境投资强国。目前，关于中国对南欧国家能源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及策略的相关问题仍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我们选取南欧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四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一方面，南欧四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目的国，具有代表性意义;另一方面，四国数据资料较为完整，有利于对我国向南欧的资本输出策略进行全面比较研究。本文通过收集国内外数据资料，尝试从南欧主要发达国家入手，分析中国对南欧能源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影响和差异化投资策略，以期为中国企业拓展南欧能源市场提供有益对策建议。

二、中国对南欧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及成因

中国对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21世纪初。相关数据表明2008年之前，中国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非常有限。南欧国家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是造成这一时期中国在该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2008年以前，南欧大多数国家被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划分为“随和的重商主义”国家，与我国的经济交往相对较为保守。(一)中国企业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南欧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对我国企业保持市场开放政策，为中国企业在南欧投资提供更多优惠。其中，意大利和希腊两国在2008年前后的政策变化最为明显。意大利在2008年率先从我国对世界混凝土机械公司三巨头之一意大利西法公司2.2亿欧元的并购投资项目中获益。同年11月，我国中远集团完成45亿欧元的希腊港口投资项目。中国联通对西班牙电讯的投资也使西班牙成为我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国。2011年，中国对葡萄牙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金额高达30亿欧元。南欧四国成为中国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中国对南欧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尽管起步晚，但过去五年增长稳健。我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占中国对欧洲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增长迅速，由2009年的8%快速增至2014年的33%。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同期我国对欧盟投资的23.5%。近年来中国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也帮助南欧发达国家跃居欧盟资本输入大国的行列。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欧盟成员国中接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0强国家。希腊的名次也升至欧盟第15位。近两年中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表明，未来几年四国的地位还将继续上升。(二)中国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成因。中国近年来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是内外两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我国对欧直接投资的内部因素看，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等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政策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南欧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经营活动的重要助推因素。中国对欧盟和南欧的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动力中，来自欧盟方面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投资接收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对外开放度和自然资源禀赋、双边贸易关系以及南欧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尽管中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普遍呈现高速增长趋势，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方向在四国间也表现出差异化特征。十四年来，我国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差异明显。第一，中国对希腊和意大利的对外直接投资虽然都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业，但中国对希腊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占比高达95%，而对意大利的投资则更多元化，包括能源、科技等行业。第二，我国对葡萄牙投资一直以来主要集中在能源业，但近几年也呈多元化趋势。2014后中国对葡萄牙投资转向金融业、医疗服务业和生物科技。从行业分布看，中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主要分布在四大领域:交通运输、能源、科技和金融。这一战略投向与我国对欧盟整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向有一定差异。中国企业对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行业分别是:能源、汽车与交通运输、农业、房地产。中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运输、金融与及商业服务领域对欧盟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放缓。中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与欧盟整体形式差异较小。国有企业仍是中国在南欧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总体而言，在我国对南欧的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中，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量超过以并购方式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主要是由于南欧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较低，更易于我国企业采用设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但中国企业对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三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与对欧盟的整体直接投资形式一致，并购方式均多于设立境外企业方式。四国中，我国企业只有对希腊的直接投资项目采用设立企业的形式多于并购形式。

三、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差异化策略分析

(一)对传统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与欧洲其他国家类似，南欧四国的能源业也表现出“三高两低”的特点。南欧传统能源行业的国有化程度高，政府管控度高、外资准入门槛高。这些特点进一步造成南欧国家能源市场效率低，国际化程度低。欧盟的成立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扭转了这种局面，推动南欧能源业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进程。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决定于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第一，多数南欧国家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后开始改革包括能源市场在内的国有资产结构和管理方式。其中，希腊和葡萄牙先后出台市场化改革政策规定，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南欧能源市场的竞争。第二，南欧市场形势的变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调整相适应。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引发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我国开始调整自21世纪初实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更加强调海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回报率更高的项目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首选。中国积极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对国有和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给予鼓励和支持。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以来，南欧工业化国家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受益更多。我国能源企业通过投资南欧寻找更广阔的机遇，融入国际能源市场，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对南欧能源市场的直接投资活动表明，我国对南欧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具有差异化的特点。这种差异化战略源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形成机制广泛性，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格局涉及多部门、多产业、多区域的参与。多方面的共同利益联合促进了我国能源企业对南欧能源业投资的蓬勃发展。第三，中国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促进了企业对海外绿色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中国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日益重视，逐步摆脱对传统高污染能源和传统能源供应渠道的依赖。我国能源战略的“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到全球能源市场，给南欧等经济发达区域能源产业的转型带来挑战和机遇。早在2009年年末我国就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海外投资国，2014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高达833亿美元，远远超过以383亿美元排在第2位的美国。我国公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和《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将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国内外投资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可再生能源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我国中长期发展规划。以上因素为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将南欧四国发展成为我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接收国。我国的投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其中战略投资占主导地位。尽管近年来我国在南欧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投资仍较为分散，总体战略趋势较弱。此外，我国民营企业在该区域的战略投资有限。中国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主要以开拓市场和寻求高价值资产为目标。我国企业近年来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直接投资体现出这种战略目标。对意大利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企业开拓地中海区域市场，而能否进入西班牙市场也间接为拓展拉丁美洲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多数集中在南欧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区域，而投资于不同行业也体现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的差异化特点。中国对南欧能源业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接收国是葡萄牙和意大利。对两国能源业的直接投资超过对南欧区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95%。我国对葡萄牙的直接投资占葡萄牙能源业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高达90%。除上述三个决定因素外，葡萄牙加速国有资产重组和私有化过程也是我国对葡萄牙能源业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私有化后葡萄牙能源网公司的股价下降，为2012年国家电网并购其25%的股份创造了有利条件。(二)可再生能源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分析。中国对南欧可再生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不同的趋势。对意大利和西班牙可再生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我国对欧盟可再生能源业投资的12%，两国成为我国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在南欧地区的最大对外直接投资国。相反，我国企业对希腊和葡萄牙两国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相对滞后。中国对意大利、西班牙两国可再生能源对外直接投资几乎全部集中在太阳能产业。对西班牙的太阳能产业投资更突出，包括金科、正泰等多家企业。相比之下，由我国华锐风电等企业投资的西班牙风能市场上投资项目较少，规模有限。投资意大利太阳能产业的企业包括赛维、尚德、英利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太阳能产业主要是由于我国企业有倾向于太阳能产业的投资传统，与风能相比，企业更熟悉太阳能市场。同时，意大利、西班牙两国相继出台的对太阳能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宽松和优惠政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希腊、葡萄牙两国也为投资于本国可再生能源业的外国资本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投资相对较少。多数投资都集中于风能产业，如华锐风电投资希腊PPC公司项目、三峡集团投资葡萄牙电力风能项目等。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业方面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投资水平明显高于对希腊和葡萄牙两国的投资，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希腊、葡萄牙两国国有资产的私有化重组的时机和速度都落后于意大利、西班牙两国，这是造成中国对新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在南欧四国间的这种分化的主要原因。直到近两年，希腊、葡萄牙两国的新能源市场始终把持在垄断势力较大的几家国有和混合所有制企业手中，造成外资进入阻碍重重。第二，葡萄牙自身的风能产业在发展程度上和体量两个方面都远远优于太阳能产业，这种自身条件限制了我国优势太阳能企业对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造成整体投资水平较低的局面。第三，中国风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式方法较为保守。我国风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采用的是投资合作建厂的传统方式，这种投资方式的项目规模较小，发展速度缓慢。对于太阳能产业发展滞后只能在风能领域吸引外资的希腊、葡萄牙两国，降低了我国资本的进入规模和速度。中国在传统能源业和可再生能源业方面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分布不均衡，在主要投资形式上也存在差异。中国在意大利和葡萄牙两国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采用并购的方式，较少采用设立境外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相比而言，对希腊和西班牙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则更多采用设立境外企业的投资方式。这种在投资形式上的分化是由于中国对四国投资领域的不同造成的。传统能源业的投资形式一般多采用并购，而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形式更多采用成本较低的设立境外企业的投资方式。中国企业对意大利、葡萄牙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多集中在传统能源业，而对希腊、西班牙两国的投资则主要集中在可再生能源业，从而造成我国在四国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上出现的分化。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中国对南欧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过去几年里取得了长足发展。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对意大利和葡萄牙传统能源业投资超过25亿欧元。比较而言，我国企业对希腊和西班牙能源业投资规模有限。同时，中国对意大利、西班牙两国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产业的投资显著增长;对葡萄牙、希腊两国可再生能源业投资较少，主要集中在风能领域。我国企业对该地区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未表现出鲜明的发展规律特征。虽然中国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上具有一定相似性，但总体上并未形成统一的投资战略模式，投资策略差异化特点突出。中国企业在南欧对外直接投资中实行的差异化战略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企业对传统能源业的投资以寻求战略性资产为投资战略重点，扩大能源供给及保障能源安全仅是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性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对可再生资源产业的投资采用了更复杂的投资策略，投资更注重项目选择，而不以投资规模为重点。这种针对南欧不同能源市场的差异化投资策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第一，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推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为国有企业海外战略性资产投资和民营企业高技术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第二，南欧四国在私有化程度和市场环境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如四国政府不同的政策规定、各国间存在的文化差异等;第三，中国与欧盟之间尚未达成全面的投资协议，无法为企业在欧洲的投资提供具有一致性的法律支持。同时，中国对南欧能源业直接投资也不同程度上受到相关双边协议的制约，双边协议的国别差异也造成我国企业投资策略上的国别差异。(二)推动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建议。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南欧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拓展区域。结合以上分析，我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完善对南欧市场的对外直接投资格局建设，深入挖掘内外潜力，推动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全面发展。第一，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契机，加速我国能源企业在南欧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持。现阶段，“一带一路”国际能源合作将重点聚焦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技术合作，特别是新能源、新产业技术合作方面。我国传统能源企业和可再生能源等新技术企业都可以充分把握重要历史机遇，利用“一带一路”国际能源合作框架，推动我国企业向南欧能源市场深入拓展。第二，加大对民营能源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民企参与南欧市场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国政府日渐重视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推动新能源国际合作将成为我国能源发展的重点。可再生能源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民营企业由于其特有的技术和市场适应力，已经成为我国新能源领域的主要力量。各级政府应结合南欧国家的实际，利用南欧及地中海地区国家对吸引我国资本的相关鼓励政策，出台差别化的扶持政策，在融资、商务促进、欧洲资本市场推介等方面为民企提供开拓南欧新能源市场的便利条件。第三，开展多边和双边谈判，推进中欧及中国与南欧国家签订投资协议，为我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以来，中国先后和沿线国家签订了近50份政府间合作协议以及70多份与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在内的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议，为我国能源企业推进南欧对外直接投资开辟了道路。通过与南欧国家签订多种投资合作协议将为我国能源企业对南欧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更多机遇，极大地降低能源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第四，以创新驱动引领中国对南欧新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民营企业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加快推进能源技术研发和重大能源装备与示范项目建设，集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优势，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建设能源技术装备强国。与传统的欧洲能源强国相比，南欧国家能源技术发展相对滞后。我国企业应大力发展先进的清洁能源生产技术和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技术，加速形成新能源装备自主配套能力，为中国向南欧能源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GippnerO，TorneyD.ShiftingPolicyPrioritiesinEU-ChinaEnergyRelations:ImplicationsforChineseEnergyInvestmentsinEurope［J］.EnergyPolicy，2016，101.

［2］XueY.TheGlobalEnergyGovernanceStructureandChina-EuropeEnergyRelations［M］//China-EURelations.SpringerSingapore，2017.

［3］刘坚、任东明:《欧盟能源转型的路径及对我国的启示》，载于《中国能源》2013年第12期，第8～11页。

［4］张默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趋势与政策变迁》，载于《经济研究参考》2014年第64期，第60～65页。

对外直接投资范文篇4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我国对外贸易的经济行为大多还停留在货物出口和技术引进方面。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国际资本和外商对于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以及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形势。我国企业和资本需要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对外贸易的途径。为此，在资本流通的动因上，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发展对外投资的前期条件。

1、我国货币的稳定和升值在美国信贷危机对国际市场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以后，国际市场内的原有投资者的投资能力出现了问题。而我国人民币在货币稳定和升值上的潜力被许多金融运作者所相中。随着人民币的稳步升值，对我国外贸投资产生了巨大的动力。由于美元在国际市场当中稳定货币的地位下降。使得在国际市场当中人民币的购买力和储藏价值稳步上升。而我国货币的升值带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流通的价值也就随之上升了。总金额为我国对外投资提供相当良好的环境。

2、我国工业化生产的需求随着我国工业化事业的逐步发展，工业生产对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也在不断的增加。而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对于扩大我国国内能源开采的行为不予提倡。这时，投资国外能源产业，特别是国际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产业对于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和进程都有着很好的经济效益。同样的，通过对外投资专业我国国内多余产业的重复建设与优化我国产业链条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3、贸易摩擦。近些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的摩擦在不断上升。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开放，我国特色企业在国际市场当中出色的竞争实力被各国所关注。这导致近几年来国际市场当中对于我国的贸易壁垒逐渐增多。如何减少对外贸易当中摩擦，将产业生产转移到国外进行是良好的方式。不仅能够保证我国贸易出口产业的良好发展，同时也能够为国内市场创造更为开放和先进的竞争环境，保证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当中的稳步发展。

二、对外投资的弊端

在国际市场总体萧条的前提下，对外投资是我国开发国际市场并逐步扩大市场份额的良好时机。同时人民币的升值和我国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都为我国对外投资创造了很好的机会。但是，资本运作不存在完全安全的经济行为，无论当前国际市场的状况如何，我国对外投资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风险。要清楚机遇和挑战是共存的。为此，在进行对外投资的规划上，我们要辩证的认识当前对外投资的风险，并研究改良和回避的方式。

1、我国对外投资的混乱我国市场经济还处在逐步开放的进程当中，目前为止，我国市场当中的信息流通还很闭塞，对于国际市场的具体环境还缺乏直观可靠的认识。同时我国对外投资没有一个良好的渠道，这导致我国对外投资的行为混乱无序。完善对外投资的信息采集和流通，加强我国国内企业对于国际市场的了解和国际信息的获得渠道。加强我国对于对外投资的监管力度，减少重复投资和贸易欺诈现象的发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方法。

2、风险回避和预防的缺失国内投资者对于国际市场的总体走向和时事变化缺乏及时的信息和全面的认识，对于在投资过程中分辨资本投入的效益没有清晰的认识。同时我国对于对外投资行为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这导致在进行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我国投资者承担了大量的贸易风险。

3、缺乏战略意识我国对外投资的形式还很混乱，同时对外投资的方向同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存在着偏差，相当多的投资者缺乏长远的视野和投资意识。为此，在发展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国家要加强对于战略投资行为的支持。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

对外直接投资范文篇5

如今各国都已意识到不能只依靠本国的资金、资源、技术和市场来谋求发展,而应理性选择扶持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取相应的市场效应、资源效应、出口效应和国际收支效应,提高本国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说来,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给一国带来如下的效应:

(一)有利于投资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是从边际产业(即在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进行,通过这种方式将国内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样,一方面,投资国减少边际产业的生产,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扩大比较优势产业的生产和出口,使投资国的产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另一方面,投资国利用投资获利来补充、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能实现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都会遇到资源约束问题。世界经济一体化要求各国立足全球,把国内外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经济管理、人才等有机结合起来,而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利用本国和他国不同资源与要素优势、在国际间实现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与合理流动、获得更高利益的极其有效的途径。

(三)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利用外资。无论是政府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是企业或私人的对外直接投资,均起到了“杠杆”作用,以少量的国内资本来获得更大数量的国际资本。一国企业到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使用的资金,除了本国的外汇资金和设备外,还包括在东道国资本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筹措的资金,特别是可以利用东道国的优惠政策进行融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利用外资,是一条新的融资渠道,是在国际市场上主动寻求与外资的结合,是利用外资的深化,所不同的是利用外资的场所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

(四)有利于锻炼和培养一批跨国经营的专门人才。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的关键之一,是需要足够数量的精通外语、熟悉法律、财会、金融等业务的国际化投资管理人才,而管理人才的培养有多种途径,如利用高等院校和有关培训机构培养及培训专业管理人才、吸引留学人才和聘请国外专业管理人才等,但最有效的途径是投资企业派出人员到国外培训和直接参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五)对外投资有利于促进投资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近年来,随着国际市场的日趋饱和,反倾销、技术性壁垒和关税的提高,已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出口的主要障碍,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更是减少进口,而把需求更多转移到国内。在此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不失为一条带动出口的有效途径。对外直接投资首先可以绕过对方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等贸易壁垒,就地生产和销售;其次,可以带动投资国的机器设备、中间产品和技术等的出口;另外,到国外投资办厂,能够快速、准确地了解国际市场行情,及时反馈信息到国内,减少出口的盲目性,及时输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对外直接投资在给一国带来产业结构升级及其他众多正效应的同时,也可能使该国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所谓产业空心化,主要是指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国内产品竞争力下降,进口品涌入排挤国内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国内生产由进口代替;第二,出口不如海外生产合算,生产基地移往海外或增加海外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出口生产由海外生产所替代;第三,上述国内生产由进口和海外生产所替代,从而缩小了国内的制造业生产,国内生产资源配置由制造业向非制造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业被非制造业所替代。上述三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指制造业的空心化,而实际上空心化不仅包括制造业的空心化,金融业、服务业都可能出现空心化。空心化使国内投资不断萎缩,就业机会大幅减少,失业问题日益严重。

总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给投资母国带来正的效应,只要投资母国能够把握度,防止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就可以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自上世纪改革开放后开始起步,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开始加快,尤其是1998年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盲目进行,而应有选择性,以便带来最大效应,并避免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根据我国的各行业发展状况以及效应最大化目标,我们主要应在如下行业加大对外直接投资:(一)资源开发业。中国对外投资的首选行业领域应是资源开发。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资源导向型投资占有较大比重,且中国较大的海外投资企业的主要投资额也集中在资源开发行业。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比较低,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许多重要自然资源的短缺现象日趋严重,供求缺口不断扩大,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进口依存度迅速增大。因此,利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源优势,以重要资源开发为导向的对外投资应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对我国来说,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是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矿、林业等。通过对外投资建立资源稳定的供应基地,可降低通过市场转移资源的交易成本,有利于规避世界市场资源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也可防止受制于他人的被动局面。

(二)加工装配型的制造业。制造业是目前国际投资的重要部门,同时也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产业。我国的家用电器、摩托车、金属制品、家用机械等加工装配型制造业规模都比较大,这些产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稳定,相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而言,具有比较优势。经过长时间高速增长,国内市场供过于求,竞争激烈,依赖出口发展贸易又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限制。因此,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使制造业走向国际市场,对利用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减少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贯彻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三)服装纺织业。服装纺织业是我国传统的优势产业,技术水平先进,产品质量好,信誉高,是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之一。长期以来,我国服装纺织品的市场份额都非常高,竞争优势明显。目前,国内生产、销售明显过剩,竞争激烈,效益下滑,传统的依赖出口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欧美等国种种非关税壁垒的阻击,困难重重。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不但可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和我国先进的技术,同时可绕过各种非关税壁垒,把我国剩余的国内生产能力转移出去。虽然2005年配额取消将为中国纺织服装出口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从现实反映看,配额取消后纺织服装贸易的摩擦可能进一步升级。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已失去纺织服装生产的比较优势,但为保护国内的就业,必然会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从我国的纺织服装进口。作为应对措施,我国的服装纺织企业可选择对外直接投资。

(四)服务业、金融房地产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当前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重点大都落在了第三产业上。虽然我国在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具竞争优势,但从发展战略角度看,我国应抓住在第三产业某些领域的优势,结合第三产业行业多、范围广、投资大小不限、经济规模不限等特点,积极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要积极发展房地产、金融业的投资。对发达国家的房地产、金融业进行投资不受技术限制,有利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开展,且能掌握有关方面的知识,对中国国内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也会有一定帮助。

(五)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产业。我国国内产业结构层次比较低,可逐步借助对外直接投资推进产业层次高级化。在发达国家进行高科技直接投资,有助于打破这些国家在高技术方面的限制与封锁,有助于吸收世界上高新技术和其他先进技术,同时也可使我国企业管理人员学到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经验。我国的企业与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仍有较大的研发能力差距。因此,到国外技术资源与智力资源密集的地方设立研发机构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是较快提高研发能力的有效途径。现在,中国许多企业开始在国外发达国家组建高科技新产品开发公司,将开发的新产品交由国内企业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国外。同时国内的高科技企业开始走向国际市场,进行对外投资,扩大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实现科技产品的国际化。

为鼓励我国上述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应当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配套政策服务。首先,应从企业需要出发,改善现有的投资、外汇和人员出入境审批制度。海外投资是一项风险大且具挑战性的投资活动,政府不应该对企业的投资活动过度干预。其次,应当加大税收、融资等政策支持力度。针对一般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对于符合国家战略利益的项目,政府更应给予积极的财政补贴。最后,政府应鼓励商业银行参与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解决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融资难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结构升级

论文摘要: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日益成为各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有力工具。本文在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用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应有选择性地进行各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1]马帮龙,吕虎晓.我国对外投资现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1)

[2]董会琳,黄少达.浅析扩大对外投资对就业的影响[J].财经科学,2001增刊

对外直接投资范文篇6

关键词：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府职能;风险管理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国有企业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黄金时期”，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国有企业抓住时机，扩大投资规模，改善投资结构。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不断加快“走出去”步伐的同时，在海外频繁遭遇各种阻力和限制，常被质疑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有强烈政治目的。面对指责和质疑，我们应当做的是进行理性的分析。因此，本文以我国的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国有企业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知识，着重研究国有企业在外现状和制约因素，并给出相关的建议，为以后的企业在外进行投资提供经验。

一、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21世纪以来，以我国国有企业为主导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的特点。如今，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拥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个别企业在某些方面也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象征。(一)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成绩。如果说1992年的改革开放使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2001年加入WTO使中国走进了世界。那2013年的“一带一路”战略无疑使中国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目光，2013年~2016年中国对世界的直接投资净额明显呈上升趋势；对亚洲、北美洲的投资净额增加；由于非洲战乱频发，近年来减少了对非洲的境外直接投资，说明了我国已经有意识到境外安全对投资的重要性了。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深化，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大致呈上升趋势，对外合作金额和完成营业额逐年上升，说明，我国很多企业已经适应了境外的投资环境，同时能很好地完成承包工程业务，为企业带来了经济效益。同时，劳务合作派出人数几年来一直呈稳定趋势，这也增加了我国的就业机会。(二)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问题。虽然我国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没有全面考虑境外投资安全。一个境外的投资项目，最关键的就在于投资国能否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而中国目前在对外投资承包工程上的主要市场如中东、北非地区局势依旧动荡，这些地区的不稳定因素给我国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其次，没有考虑一些能源项目发展对投资国环境的不良影响。由于我国多数的国有企业大多数以资源类企业为主，这就使企业在对外投资建设中往往忽略能源资源利用等对投资国环境的影响。部分国家为了防止境外投资对本国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在环保、属地化经营、市场准入等方面对外国投资项目和企业的要求和限制日益增多。如：文莱能源部要求外国石油公司更多通过本国公司进行采购和维护，同时要求中国企业增加对本国的就业贡献。最后，部分国家受到“中国威胁论”影响。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部分国家对华政策开始发生转变，他们认为中国如今的快速崛起会对本国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常以保护本国命脉产业为由，出台各项法律并在各个层面设置多种审查，企图阻断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而这些不利的源头莫过于“中国威胁论”。部分外媒恶意诋毁中国制造，对中国商品进行各种猜忌，惧怕市场竞争。构筑各种贸易壁垒阻止中国商品进入该国市场。可是他们却忽略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个国家在商品制造过程中互利互惠的事实。

二、制约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主要原因

虽然，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存在问题的原因具体可以从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两个角度分析。(一)制约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外部原因。1. 国有企业投向国的政权不稳定。一方面，由于非洲的政治动乱问题，我国在非洲的一些投资项目被迫停掉，而这些项目给我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另一方面，政治危机会对我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产生了严重影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不断发生。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出口的商品质量越来越高，这就使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市场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商品的抵制力度。同时，特朗普的上台也给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一定的影响。美国时间2018年3月22日下午，特朗普正式宣布将对中国的多项产品征收关税，其中主要针对智能科技和通信产品，以及其他涉及知识产权纠纷的领域。特朗普宣布征收关税将涉及到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这是现代历史上美国总统对中国开出最大的一笔“罚单”，这也标志着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正式打响！特朗普这一举动为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后果。2. 投向国经济环境危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经济基础脆弱。在东南亚，尤其是泰国，由于本国经济实力不强，无法抵挡过高的利率，从而使本国的经济项目上长期存在着逆差，本国自己无法调节汇率。同时，由于1997年的房地产的泡沫问题，泰国的一些金融机构还未从阴影中走出。由于受到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泰国的金融体系更加脆弱。3. 舆论效应。我国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中往往忽略了与当地民众、媒体的沟通。这就可能会使某些当地激进组织或者敌对势力利用这个问题给我国投资项目上带来一些不良影响。如中国在参与缅甸最大的水电项目时就曾遭到恐吓。这就严重损坏了我国企业在国外的利益。不仅如此，由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多是矿产、能源等方面，许多投资国政党为了迎合当地选民，不惜一切地推出保护本国资源的条令，这也给中国的对外投资扩张带来了不利影响。(二)制约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内部原因。1. 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单一。随着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愈演愈烈，各个国家的对外投资方式也逐渐多元化。但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仍然以跨国并购、追求独立或控股为主。可是实际上对于股权来说，现在大部分的国际企业的股权由于上市，基金投资参与等原因非常分散，所以我们只要能拥有对公司的控制管理权就可以。如果担心未来会发生恶意收购的局面，大可以和公司其他股东进行协同效应，或者寻求专业的金融机构进行股权保护。因此，应尽力做到对外投资方式的多元化。2. 国有企业在外投资的管理不完善。我国国有企业在境外投资时往往忽略了整合之后的企业管理。基本都是从人才角度出发，仅保留原来的高层或者直接吞并整个团队并进行垂直化管理，这就忽略掉了企业的管理制度、规模、结构等，只一味地照搬照抄国内企业制度或者一些跨国企业公司制度，没有从实际出发，没有考虑投资国当地的投资环境。3. 企业缺乏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清晰认识对外直接投资是否适合企业的发展、企业有没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国市场如何、应采用哪种方式进行投资等，这些问题都决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因此，我国企业在投资前应全面地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因素，努力提高自身的风险防范能力，从而提高竞争优势。

三、积极促进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一个企业想要发展壮大，都必须适应企业所在国的实际国情。可以说，企业的外在发展离不开政府，这就需要政府能够发挥好自己的职能。同时企业自身也应该明确自己的位置。(一)灵活运用经济手段。在经济运行上，可以说政府的一些行为直接影响经济领域和市场空间，政府需在领导时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准备，给予企业的相关经济扶持。财政上应扩大财政方面的支持，加大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财政预算，根据一定需要，通过财政转移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对国有企业实行财政补助；税收上应完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管理，逐步实行合理的优惠政策。如：关税优惠政策、所得税减免政策等。还要加强投资保险，进行定期评估、调整、完善、扩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信用保险额度。(二)完善政府监管职能。在政府体制上，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投资环境，我国政府应该建立一部适合我国实际情况同时又能与国际接轨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该法能给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主体、财政财务等进行明确的规定与要求，能更好地保证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另外，政府需在原有的管理体制上作出相应的改变，在执行相关职能时应更多地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同时积极引导企业，给予企业相关的政策扶持。(三)提升企业自身实力。企业在进行境外投资时，必须熟悉投资国的环境，遵守投资国的金融规则和法律法规，同投资国的人力资源与营销舆论网络进行友好的合作，尽力争取到当地政府的支持，较好地利用当地政府给予外来企业的优惠政策。另外，在进行投资活动时，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因地制宜，找到一条适合自己企业发展的道路。(四)完善境外安全预警机制。在风险预警上，由于当前世界战争动乱与政治阻碍频有发生，谁也无法保证企业投资国境内会发生哪些威胁。为此我国应建立健全的风险预警控制体系，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管理，以保障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利益。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各类的管理人员、技术人才等都陆续外派出国，如何保护这些外派人员的人身安全就成了重中之重。因此，我国应做好境外的人员安全管理，加强对境外的安全预警与防范，完善好各类应急处理工作。

【参考文献】

[1]綦建红.国际投资学教程[D].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2]董瑾,彭红斌.跨国公司概论[D].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3]张建红,周朝鸿.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制度障碍研究[J].经济研究,2010(06).

[4]裴长洪,樊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特定优势[J].中国工业经济,2010(07).

对外直接投资范文篇7

20世纪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科技日新月异，经济快速发展，国际环境日益稳定，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迅速发展起来。

一、世界直接投资的现状

进入21世纪后，FDI继续发展，2007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达到18333.24亿美元，远远高于2000年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平。

2007年发达国家的流入量达到12476.35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了32%，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欧盟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最大的地区，几乎占发达国家总流入量的三分之二。

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量在2007年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4997.47亿美元，具体来看，所有发展中地区的FDI流入流量几乎均有所上升。

二、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分析

FDI有两种进入方式：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科技进步加快和各国经济自由化加强，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存量和流量规模日趋庞大，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00年，全球跨国并购总价值达到1.1万亿美元，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超过五分之四。一般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较容易受跨国并购的影响，因此，这段时期跨国并购比新建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得更多。

2003年跨国的企业购并投资件数4500多起，在发达国家方面，美国是首位的跨国企业并购投资对象国。而在发展中国家方面，中国列首位，但在全世界则列于第四位。2003年跨国企业并购投资额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私有化进程的延缓或终结。

2005年跨国并购的交易额和交易量均有所增加:金额增至7160亿美元；交易量增至6134宗，已接近1999年跨国并购达到第一次高峰时的水平。这样高水平的并购尽管是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结果，但也确实受到全球证券市场复苏的推动。

2006年，并购仍在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中占很高比例，但绿地投资也有所增长，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由于公司盈利的增长，利润再投资已成为内向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大约占2006年全世界外资流入总量的30%，单在发展中国家就占到了一半。

2007年，跨国并购交易的金额达到1.637万亿美元，比2000年创记录的水平增长了21%。因此，从整体上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2007年全球跨国并购没有产生明显影响。

三、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启示

1、中国应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水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也相当丰富，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增加跨国并购，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年在世界范围内，跨国并购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中国要进一步发展本国经济，就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采取并购的方式可以利用别人原有的销售渠道，与新建相比，节约成本。

2、培养跨国管理人才。从整体上看，我国派往境外企业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较低，缺少从事跨国经营所必备的，既有专门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又通晓国际商务惯例，国际营销知识和外语水平的跨国经营的高级管理人才。我国企业缺乏一整套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许多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现代人力资本观念，对人才资源管理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人事制度管理的层次上，导致外派人员专业能力和积极性都不高，远远不能适应跨国经营对人才需求的竞争需要。因此，我国要大力开发和培养符合国际化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在目前国内比较缺乏熟悉国际规则和东道国的市场法律的人才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招聘优秀的国际人才来弥补靠自身培养的不足。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通过公开招募人才、建立培训中心或者委托专业机构从事相关活动等方式，加强对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1]李东阳,对外直接投资的实现途径及其选择[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2,(06).

对外直接投资范文篇8

[关键词]对外投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汇率；劳动力成本；税收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中国各省市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日益繁荣。这意味着中国对外投资者迎来了更为稳定、开放的投资环境。在这样的投资环境下，我国在对外进行投资活动的投资壁垒逐渐被打破。如2007年底至2009年底，中国向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总额从39.5亿美元增至95.7亿美元，短短两年时间，迅速增长了142％。由此可见，中国投资者的对外投资热点逐步增大。目前，关于中国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研究较多，但范围偏大。随着中国自贸区的形成，研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因素应该成为热点问题之一。但是，极少文献致力于全面地阐述中国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因此，本文的目标是系统地梳理现有文献，提取中国对各国开展直接投资活动时所需考虑的主要因素，进而为我国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提供有益的参考。

1.对外直接投资与实证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较丰富，但对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文献的实证研究重点集中在两个模型，分别是IDP理论模型的拓展、引力模型，利用面板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李辉（2007）通过增加相关变量对IDP模型进行改进，并将数据范围拓展到55个国家和地区，利用面板数据对扩展后的新模型进行了估计。程惠芳和阮翔（2004）使用引力模型来分析中国在其他32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活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总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双边贸易量与两国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水平越相似，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越大。邱立成、王凤丽（2008）以我国的对外贸易、资源需求、工资水平为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宏观解释变量，利用1993-2006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对外贸易、资源需求、工资水平因素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张新乐等（2007）利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四个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实证过程中，得出结论，认为接受投资的国家（以下简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出口、汇率和工资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然而，时间序列短，样本量小。

2.主要影响因素的梳理

本文认为，在考虑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时，需要分别对其加以梳理。同时，以中国对某国的直接投资作为因变量。

2.1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

一些理论研究表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是影响投资国对其进行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如Nigh（1986）在研究美国FDI时认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导致美国FDI流出的显著因素；Hennart和Park（1994）研究日本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市场规模庞大的美国产品市场对日本跨国公司极具吸引力。数据显示，2006年，商品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等市场依赖型产业占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近70%。由此可见，市场规模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重要性。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在考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问题上，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不可或缺。

2.2对外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关系

总体上来说，双边贸易量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替代、相互互补的（方齐云和项本武，2005）。FDI和贸易量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企业国际化的持续过程（Johansonandvahnle,1997)。张如庆（2005）利用1982-2002年的相关数据，运用granger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协整理论等研究方法，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与进出口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进出口与FDI分别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出口与FDI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在研究中国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时，有必要考虑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

2.3对外直接投资与汇率

最早研究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是美国学者Cushman（1985），他从国家层面入手，利用美国与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等国家16年的汇率与对外投资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货币的升值有利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一方面，汇率的不稳定将会增加跨国公司的选择机会，但另一方面，汇率的不稳定会使当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减少（Campa，1993）。毫无疑问，在研究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离不开对汇率的分析。

2.4对外直接投资与劳动力成本

区位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劳动工资差异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Weber，1929）。研究表明，东道国国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推动对方国家直接投资的动力（Vernon，1966）。Dunning的折中理论也指出，区位优势也包含着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因此，当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于投资国的相应指标时，投资国有产生对该国直接投资的动机。

2.5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状况

中国企业向各国进行投资，是为了顺利进行生产、购买、运输、销售。波特（1990）认为，一国的基础设施状况对投资国的FDI具有重要意义。投资国企业的销售、运输、生产和采购日益依赖东道国的水电供应、信息、运输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由此可见，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状况已成为影响FDI的重要因素。而东道国基础设施状况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出于数据来源的便利性角度，本文建议以TELE（拥有电话数/千人）指标来代表该国的基础设施状况。

2.6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税收

投资国在进行投资时，必然会考虑当地的税收问题，以此作为投资成本的一部分。理论上，如Dunning（1996）认为税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因为高公司税会增加投资成本，从而减少了公司的净收益，进而阻碍投资国的投资支出。大多数实证研究表明，税收是FDI的重要决定因素。在20世纪后期，Guisinger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税率是FDI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本文提出，可将GR作为政府税收的变量，即计算东道国年度政府收入占GDP的比率（GR)。

3.结语

对外直接投资范文篇9

台湾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1959年台湾出现第一宗对外直接投资案。三年之后，即1962年才出现第二宗对外直接投资案，发展之缓慢可见一斑。直到1973年，投资论文台湾对外直接投资案仅增加到72项，这一状况反映出工业化初期的台湾，经济实力并不强大。

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台湾经济稳步发展，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台湾当局改变对外投资政策，规定：“海外投资申请，凡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之一者，皆可获得批准，一是投资项目有助于资源匮乏的台湾获得所必需的原料；二是投资项目有利于台湾出口商品占领或保护海外销售市场。”由于政策的驱动作用，台湾对外投资趋于活跃，对外投资项目增加到142件，相当于前一阶段的两倍，投资金额也达到1.98亿美元。期间，仅1981和1982两年的对外投资，就超过整个70年代的对外投资总额。

80年代中期以后，岛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台湾经济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在经济方面，出于对美贸易的巨额顺差迫使新台币大幅升值；金融市场的动荡导致投资环境恶化；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下降；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台湾出口产品备受狙击。在政治方面，虽然军事戒严令的解除使得台海两岸出现互动，但李登辉大搞分裂主义活动———不但想分裂祖国，也想分化国民党；陈水扁上台以后，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两岸关系变得更为紧张；岛内政治经济环境日趋恶化，政治风险进一步加大。

为了摆脱政治经济因境和空前孤立的外交困境，扩大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80年代后期以来，台湾当局一再放宽台商对外投资的限制，甚至提出“南向政策”，鼓励台商向东南亚投资。广大台商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也乘势扩大对外投资，不过不是向南投向东南亚，而是向西投进祖国大陆。2000年，台湾对外投资总额达76.8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尤其是对祖国大陆的投资更呈现出不可遏止之势。2001和2002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台湾对外投资总额略有下降，但对大陆投资却继续增长。特别是2002年，对大陆投资大幅增加，达到67.23亿美元，占当年台湾对外投资总额的66.6%。2003年春夏之间，虽然受到“非典”的影响，台商前来大陆投资的热情依然非常旺盛。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台湾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是起步比较早，但初期的发展较为缓慢；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呈现出高潮迭起的发展态势；三是台湾作为海岛型与外向型的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受到其自身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制约，也深受国际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不仅受到各种内外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各种非经济因素尤其是岛内外政治局势发展变化的影响。

目前，台湾岛内政治不稳，经济低迷，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期间内将难以改变；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仍需假以时日；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影响也将不断加深。所以，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台湾对外直接投资势头将不会减弱，而且还会继续加强。

二、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台湾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至今，已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积累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经验，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既表现其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上，也反映在其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以及对外投资的策略考虑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是多种多样的。

1、台湾是个海岛，资源贫乏，早期发展加工制造业需要大量原材料，于是当局鼓励厂商对外投资，以获取丰富而廉价的海外自然资源即原材料。但效果并不显著，一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措施保护本国的自然资源；二是70年代经历了两次国际石油危机；三是台湾产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还采取各种节能措施，从而使资源开发型对外投资日渐式微。

2、台湾岛内市场狭小，其产品对海外市场存在高度依赖性。20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曾高达97%，90年代以后略有下降，但仍维持在75%以上。台湾的海外市场又高度集中在美国，最高时曾占台湾出口产品的50%左右，通常也保持在40%以上。美国经济一有风吹草动，必然波及台湾。80年代中期，经济不景气的美国，竭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使台湾深受打击。台湾厂商先是向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投资，后转赴越南和中国大陆投资，以利用美国提供给这些国家的进口配额，将台湾在第三国(地区)生产的产品销往美国。这样，既绕过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又维护以至扩大了其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占有率。

3、随着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台湾劳动力的短缺也日趋严重。其他生产要素，如厂房、土地价格也逐步上升。为了寻找更为低廉的生产要素，节约或降低生产成本，维护台湾产品的竞争优势，台湾厂商也纷纷对外投资。

4、80年代以后，台湾高科技工业突飞猛进。1984年台湾电子电器产品，首次超过纺织品成为最大宗出口产业。2000年，电子电器产品出口已占出口总额的55%，电子资讯产品中有14项产品产值名列世界首位。至今，台民营企业数额在2亿新台币以上的重大投资案中，有六成以上投向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必须依靠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的支撑。台湾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使人才奇缺更为突出。据有关调查，到2002年止，台湾缺乏高科技人才5.7万多人，2001至2006年间短缺高级管理人才2.1万人。其中高科技人才若依靠台湾自身培养，在未来10年也无法解决。为突破人才瓶颈，台商只好向岛外人才比较集中和充裕的国家和地区投资，以获得人力资源或生产技术。

5、世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也给台湾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和原有的国际分工模式带来压力和挑战。为了紧跟时代潮流，台湾必须重新安排其生产布局，调整固有的国际分工模式，即既要向发达国家投资开展高科技产业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水平分工；又要凭借自身优势，由台湾接定单，经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大陆加工装配再出口第三地(主要是发达国家)，从而形成国际垂直分工态势；使台湾在当今国际经济环境变换中变被动为主动。

6、在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中，最具有台湾特色的是，为了维持“中心卫星厂制度”而进行的对外投资。所谓“中心卫星厂制度”，是台湾传统产业中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为了共同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一种民间性质的非紧密型的合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往往以一家大型企业作为核心(即中心厂家)，周围环绕着一批中小企业(即卫星厂家)。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中心厂家与卫星厂家在经营、管理和生产过程中相互连结，在同一产业的上、中、下游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产销体系。在这个体系之内，大中小企业之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依存关系与互动关系。这种网络体系，不仅在岛内生产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在对外投资中也起了重要促进作用。一旦中心厂家向岛外投资，常常会带动其中下游大批卫星厂家外移；同样，一旦中下游的卫星厂家群对外迁移，也会促使其上游中心厂家联袂行动，一起对外投资。比如宏基电脑到广东投资，中华汽车到福州投资等，都带动了大批配套卫星厂家前往投资。这种群体效应，对于受资地，显然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

7、在台湾对外直接投资中，还有两个与政治有关的动因：—个是为了扩大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另一个是为了分散政治风险。所谓为了扩大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基本上是一种行政行为：即由台湾当局制定有关导向性的政策措施，有目的地指引工商界向有关国家或地区投资。从李登辉到陈水扁，都曾一再推行“南向政策”，鼓动台商向东南亚地区投资。其目的，不仅是想利用台湾与东南亚的地缘、人缘关系拓展对外经贸关系，改变台湾“国际孤儿”的形象；而且还想利用经贸合作，在中国大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打进楔子；同时，还起到阻挠台商向西———到中国大陆投资的作用。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大多数前往东南亚投资的台资企业，受到严重冲击甚至搭上了血本。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用行政手段来左右企业的对外投资，如果不是完全徒劳，也是事倍功半。

其一涉及政治动因的对外投资，是所谓的分散政治风险。

80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解除军事戒严令，两岸关系出现转机，经贸合作有所发展，势头看好。李登辉对此极度恐慌，抛出“戒急用忍”的杀手锏，妄图扼杀刚刚启动的两岸经贸合作。此举遭到两岸的强烈反对，广大台商尤其不满。陈水扁上台后，将其改头换面，以所谓“灵活运用，有效管理”，对付“入世”后两岸更加密切的经贸关系，阻止台商赴大陆投资创业。李登辉、陈水扁均极力否认“九二共识”，拒绝接受“一中原则”，鼓吹“七块论”、“两国论”与“一边一国论”等，极力制造“一台—中”谬论，不断激化两岸矛盾，使两岸关系不时出现紧张状态。在这种氛围下，台湾政局不稳，人心动荡，工商界面临的政治风险日趋严重，整个投资环境急剧恶化。为了规避政治风险，分散政治风险，台商不断加快对外投资步伐。目前，台湾当局在“台独”路上正愈走愈远，台湾内部的政治风险仍在不断增大，台商为分散和回避政治风险对外投资的步伐不但不会停止，而且还将日益加快。

其二，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和区位选择既务实又富有弹性。

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基本上是两种：一是防御型投资，即由于台湾的总体投资环境的恶化，而促使企业对外投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散投资风险和降低生产成本，以力保其竞争力。二是扩张型投资，即为了赢得更加有利的生存发展空间，而积极开展对外投资；根本目的，是为了排除贸易障碍、拓宽海外市场和获得先进的技术和提高管理水平。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台商对外投资主要以防御型投资为主。80年代中期以后，则在继续加强防御型投资的同时，开始重视扩张型投资。

其三，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既富多样性又能因时因地制宜。

台湾对外直接投资所采取的策略涵盖了方方面面，包括进入方式、股权比重、出资与筹资形式、产品销售、产业布局、技术选择、研究与开发、经营手法，等等。在所有这些方面，台湾对外投资企业都能够因时因地制宜，形成各种各样的策略，使对外投资立于不败之地。

以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而言，其策略就包含了以下三种选择：一是以个人名义或家族名义直接投资；二是借助跨国公司联手对外投资；三是对投资东道国企业进行兼并收购。这几种策略均因台湾企业的不同投资目的或选择不同区位的投资而有所不同。

关于经营手法，台湾采取的策略可用“三低一高”来加以概括。所谓“三低”，一是低经营成本。有关调查显示，关于产品广告费占销售总额的比重，台湾企业与东道国持平，均为3%，而发达国家则为8%。与此相联系，广告费在总销售费用中所占比重，台湾企业为5%，东道国为9%，发达国家为14%。

对外直接投资范文篇10

多年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截至2006年底，我国实际吸收利用外资累计达8776亿美元，其中2006年实际利用外资684亿美元，2007年1—10月实际利用外资539亿美元。外资的涌人大大推动了我国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使我国许多城市和地区真正实现“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宏伟发展目标。随着我国综合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关注的一片投资热土，越来越多的外商将中国列为其投资的首选地之一，现在已经有来自全球108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我国累计设立了数十多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家著名跨国公司正不断地将其投资项目和地区总部放在中国大陆，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集聚地。

外资在我国的投资基本上涵盖了汽车、通信、钢铁、石化和精细化工、家电、电站设备等工业支柱产业和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三大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普遍具有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强、出口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特点。对我国的产业机构调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为我国的企业做大做强自身，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和挑战。

吸引和利用外资，是促进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的结构升级和国内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但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必然，“引进来”与“走出去”两者资金流向截然相反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达到科学发展的具体表现。从相互促进关系、资源配置效率和适应国际发展新趋势等方面来看，吸引和利用外资和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即所谓“引进来”和“走出去”在深层次上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近年来，我国企业逐步走向世界，实现对外投资，跨国经营。2006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达161亿美元，2007年上半年对外投资达78亿美元。截至2006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累计达733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累计10000多家，投资目的地多达167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涉及海外的资源、能源、制造、家电、餐饮、酒店等多个领域。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地对外投资，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不断地做大做强了自己。例如：海尔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生产基地1999年4月30日奠基，2000年3月建成投产，设计年产能力为50万台，在美国冰箱企业中排名第六。由此，标志着海尔集团第一个“三位一体本土化”的海外海尔诞生。随后海尔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伊朗等国家建厂，生产海尔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目前，已建成的海外工厂有13个，贸易中心18个。海尔产品已达96大门类15100多个规格的产品群，并出口到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但是，根据商务部公开的统计资料，我们汇总比较后感觉到：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发展空间还十分广阔。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其对外投资额与吸收外资额的规模一般应保持在1：1.1左右的水平。这样有利于国际资本的双向流动，有利于形成资本流入与流出的动态平衡，有利于经济体纳入资本全球化的潮流。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有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与我国的实际利用外资势头相比，特别是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投资规模，投资力度相比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

我国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的比较大的问题是：1.很少形成投资规模，投资力度不大。这与跨国公司在我国，在我国的投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缺乏具有技术创新、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项目，产品或行业多数仍处于初级业态或单纯性服务。如贸易、建材、农牧、远洋捕捞、旅游、咨询服务等行业很难做大做强自身。

3.主流投资设立的生产加工型企业，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亚一带。这直观反映出我们对东南亚、南亚在制造业企业上的设备、技术、管理等几个方面存在着比较优势。但是那里一些国家的劳动力素质较差，责任意识不强。例如在泰国和柬埔寨的工厂经常面临工人缺岗，直接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转。另外，一些国家假期时间过长。例如柬埔寨一年当中假期就占六、七十天，企业根本承担不起停工的成本损失。还有些国家政府腐败，官员贪污受贿盛行，导致境外企业经常要支付大量的关系疏通费，才能保证企业正常投资、运行。

4.生产等运转过程中缺乏复合型的涉外经济人才。境外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拥有通晓国际经济运行知识、懂技术、会外语、精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那些对生产经营尤其是生产工艺、技术设施、质量控制等非常熟悉的，而外语基础又好的国内企业员工，但是由于国内企业复合型人才十分短缺，甚至根本无人可派，严重制约了境外企业的发展壮大。

此外，还有支持政策还不够完善，保障措施落实不够以及报批水平审批手续不及时等问题。

三、解决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思路

综观国际上在东道国具有投资力度，能够形成投资规模都是跨国公司所为。我国企业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形成投资规模，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我国有一些工业的传统的制造业发展基地，历史形成了其在我国工业发展中的不可动摇的地位。为此，我们应该在国家政策的积极扶持下，在外资积极引人的作用下，不断地调整其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和生产能力，在能源、汽车、通信、钢铁、石化和精细化工、家电、电站设备支柱产业内精心地培育一批跨国公司。具体做法可以是：首先，以行业内某一技术领先，效益良好的企业为龙头(最好是上市公司)，重组或整合行业内外其他或相关的公司(如：纵横向都能形成产业链的公司和一些关联公司)形成一定规模的集团公司。其次，集团可以从国内外引进投资和战略投资人(上市公司可以尽可能的实现整体上市)。这样既可以实现股权多元化(但必须自己控股)，减少风险，又能够融到投资所必须的资金。而一旦引人了国外的战略投资人，企业在资金有了一定的来源的同时，还会有一定的技术，管理的支持，还会有一定的拓展渠道的支持。企业的国际知名度也会提升。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国外的战略投资人的选择应该是谨慎认真的，应该是以降低企业生产发展的非系统风险为前提的。其三，投资目的历来是企业投资方向的主题。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技术，管理等方面应该说存在着比较优势的限制，因此在对外投资初期应该以境外的市场，以获得境外的资源能源、销售渠道为方向，以境外现有的市场资源，在时间上，空间上以最短的距离推广自己的品牌。收购和控股境外企业的方法是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

一个时期以来国际上企业并购之风风起云涌。不管这种并购出于何种目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并购可以使企业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风险和交易成本，可以变依赖市场为内部交易甚至控制，特别是在企业的资源利用上。如：作为中国第三大石油企业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海油)，近几年频频在国际市场实现成功收购，逐渐成为国际一流的综合型能源公司。自2001年上市以来，短短的二三年间，中海油海外油气产量的比重就从不足3%锐升至近25%，奠定了其国际能源公司的地位。2005年中海油斥资12.3亿美元成功地完成了三宗大的跨国油气并购，在海外与BP、壳牌等世界顶尖级石油公司一道成为资源国的油气开发者。目前，他们已同18个国家和地区的71家公司签订了160多个石油合同和协议。2006年其海外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已达1/5以上。

国有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资源企业是现行体制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我国经济安全的重要保证。他们积极对外投资的经营战略，无疑对我国每年需要依赖大量进口的限制，对我国的能源工业资源工业的发展，对正在积极稳妥实施的战略储备工程，避免我国的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意义是深远的。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海默就提出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在于其比较优势。这种优势集中表现之一就是：企业拥有专利和专有技术等在产品或要素市场上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垄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以“市场换技术”，引进了大量的外资，外资进来以后获得了市场，但对他们自己的核心技术却保护的相当有效。我们的企业很难“换”得真正的技术，更不用谈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了。一些国企老总曾不无感慨地说：“事实证明：由外商控股的核心技术我们是学不到的。”因此，我国企业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必须指出：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是全面的，包括整个生产领域的，高科技领域的产品也是多样化的如信息技术、生物制药、新材料工艺等。我国企业的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形成优势，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采取的方法由：其一，企业要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加强与科技部门的协作，努力在产品、工艺上寻求创新，开发具有时代意义的新产品。例如：上世纪60年代后，世界能源危机日本开发了节能型汽车，树立起了日本汽车工业在世界的地位。当今环境保护问题日益突出，我们的汽车行业完全应该在这一方面加大投入，研发新型的环保节能型汽车，千万不要因小而不为，更不要因难而不为。产品、工艺上的寻求创新，本来就是长期而艰苦的工作。据悉，我国一些高校在环保节能型汽车的研发上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其二，我国企业应该发挥制造业的优势，打破地域界限，开展省市合作，将我国传统的，具有影响和比较优势的产品与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和生物制药技术对接。形成批量的，规模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的生产。如中医药、保健品、瓷器工艺、园林建筑、生物酿造技术，生物制药技术等。这些产品在一些国家有着很深，很广的影响，一旦形成规模必定会使企业的投资扩大。其三，我国企业应该先将自己已经发展起来的，成熟的生产技术和产品如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等生产工艺与技术作为投资项目，利用WTO的规则，寻找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的产业结构“间隙”，大胆地在东道国进行风险投资(独资、合资、合作、并购等方式都可以)，站稳脚跟后再进行设计、生产、营销三位一体的本土化策略，开发地方元素、中国元素与东道国元素相结合的、具有我们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营过程中，缺乏高素质的复合型的涉外经济人才几乎是所有企业的通病。这是我们几年来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的失误。境外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拥有通晓国际经济运行知识、懂技术、会外语、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那些对生产经营尤其是生产工艺、技术设施、质量控制等非常熟悉人才。这些实际上企业需要的能够直接面对生产的初、中级管理人员。对此我们可以学习国外的经验：由企业自己建立“企业大学”培养企业各个专业岗位需要的各类人才和熟练工人，也可以由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高校之间联合办学(不是实际由企业出钱冠名某个学校或学院的校企联合)，这样企业可以获得自己需要的人才，学校可以直接面临市场进行科技研发获得实际成果。欧洲的一些企业曾经投入500欧元实行这项培训计划，结果产生了5亿美元的利润。当然这是一个长远规划需要企业的智慧和决策，也需要有关部门的统一协调。短期内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上述的专门人才可以通过这样招聘方法解决急需：在我国一些地区，特别是大城市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曾经在企业里做过技术工人，有的甚至是企业的技术骨干，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国内曾经受高等教育。上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他们以留学等各种名义出国打工，现在多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们有国外生活经验，能吃苦，有文化(没有学历、没有学位)，有很好的外语交流能力，有的甚至在国外的大企业中工作过，而且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国内生活稳定，年龄大多都在45至52岁之间。这样的人才企业完全可以使用，而且是非常实用的。只要稍加以培训他们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适应对外投资企业的需要。

此外，政策上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加强决策的科学性，要为企业保证资金同时，要加强行业之间，行业内部的管理。反对地方保护，共同寻求发展，要对内形成面，理顺关系有序竞争，对外形成拳，把握机会联合竞争。使企业对外综合竞争能力和投资能力得到实质的加强。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规模较大的投资和跨国经营。

要加强监管体系和保障体系，有效防止国有资产和外汇流失的同时，对财政、金融、外汇、税收等符合国际通行做法要深入了解。在境外资源开发方面，对企业的非经营性风险，要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投资风险补偿机制。要有充分的资金支持手段。对企业的外汇实行适度控制，允许企业适当独立在海外运作外汇资金。但是必须加强制度监管，以防止“中航油事件”的发生。

要建立建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力求在制度上保证和完善好企业的对外投资。最近，发改委会同商务部、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等部门联合起草了关于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指导意见并且正在形成过程中。其中包括一些扶持性的政策，比如说结合投资体制改革，将放宽企业走出去用汇的限制，放宽企业走出去的审批和简化程序等。同时，诸如《海外投资法》、《海外投资保险法》等相关法律也要尽快出台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王志乐.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2]冯赫.中国各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业绩指数与潜力指数比较分析[J].国际贸易，2003，(11).

[3]王其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特点与问题[J].国际经济合作，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