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传播论文十篇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1

诚然，中国在实施对外汉语教学中不断的文化因素的融入，客观上生成了民族软实力构建的一条路径，但这条路径的实质性建树，还有待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现实若干文化传播困境的突破。这些困境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文化教学目标遭遇困境。回顾对外汉语教学的三个发展阶段，虽然文化因素被不断引入，也有学者呼吁对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双重重视，但在具体的教学中，主要目标依然主要着眼语言的工具性。建国初期到1978年时期旨在培养学生的读写听说语言技能，这是单一的语言培训；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期旨在培养学生的汉语交际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了影响语言使用的文化背景；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旨在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主要是为了解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语境中的交互能力。由此可见，所有时期的着眼点依旧是语言，即便人们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这种文化不是游离于语言教学的总目的———交际，了解和熟悉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目的在于更顺畅地进行交际，而非其他。”事实上，将文化教学限定在训练语言技能的范畴之内，固然可以培养学生的汉语运用能力，然而若仅仅出于工具理性的实用思考，不仅会削弱语言教学所应具备的人文关怀教学功能，而且无法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更会在今天的国际背景中丧失以语言推广承载文化传播的战略意义。

第二，文化教学表述遭遇困境。由于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化因素才真正被较为主动地导入对外汉语教学，因此，就面对涉及语言交际中文化影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而言，人们因其诞生时间过短而来不及基于充足经验清晰界定应突出的表述内容，即人们无法较好地给跨文化交际能力下定义，无法较好确认其内涵，无法较好明晰其培养要求，其“本身具有多学科性质，没有一套一成不变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相关的文化教学表述更多只能作为一个新观念停留于模糊的理论层面。而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文化竞争日益白热以及对中国威胁忧心忡忡的国际形势，外国媒体便可借中国“文化教学表述不清”之题发挥，有意指责中国的真实目的仅仅在于文化扩张，从而在抵制中国对外传播文化操作上“师出有名”。

二、基于中华民族软实力构建的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对策

第一，以对外汉语教学双重目标突破现有的单一目标。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传播”和“文化传播”并重的双重目标，强调对外汉语工作者既要注意语言本身的教授，更要着眼隐藏在语言教学背后的文化价值。当前的对外汉语教学过于重视语言的工具属性，而未来的对外汉语教学应在以培养语言能力为基础的同时，凸显其促进文化交流的深层内涵。一方面，文化传播的目的性（人类的文化传播是在一定意识支配下的有目的活动）、媒介性（文化传播需要通过某种媒介）、交互性（主体与客体之间通过交流共享信息）、创造性（在文化传播过程中通过信息加工处理进行创新）、永恒性（文化传播跨域时间、空间界限）这五大属性决定了语言作为其不可分离的媒介和符号。另一方面，作为产生教学的原动力的文化传承需要，决定了教学的根本目的便是执行文化推广的任务，具体就对外汉语教学而言，对外汉语工作者需要自觉并自信地透过教学手段推广中国文化，从而最终促进中国软实力的增强。

第二，以清晰的文化教学表述突破“文化霸权论”以及“文化”。“文化霸权论是后殖民理论中的一支，有两种情况：一是在被殖民国家取得独立后，原宗主国试图在文化上对原被殖民国家施加影响和控制。二是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原宗主国试图将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对方。”对于“文化霸权论”的警惕主要存在于曾遭受过殖民的众多发展中国家，这也便决定了它们对于外来文化存在着一种本能的排斥。具体就中国而言，因为曾经作为东亚朝贡体系核心而无法否认中华文化强烈的影响能力，中国今天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播便可能被理解为一种文化霸权，因此便更需要在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清晰表明我们的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提升中国形象而非意图在文化上统治别国。另一方面，面对部分“中国崛起威胁世界”西方理论相伴生的“中国文化”，我们需要在以大国心态从容平和应对的同时，尽可能通过明晰文化教学表述来削弱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疑虑，进而避免越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却越引起世界警惕中国的本末倒置现象。

第三，以明晰的文化内容定位和新颖的教学手段应用促进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类似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汇、汉字、语法等语言要素，文化要素也应该确立相应具体的内容定位。具体就内容选择而言，“首先应基于教育哲学视角，选定的课程资源要有利于实现教育的理想和办学的宗旨，反映社会的发展需要和进步方向；其次应基于学习理论的视角，让选定的课程资源与学生学习的内部条件相一致，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发展要求；最后应基于教学理论视角，让选定的课程资源与教师教育教学修养的显示水平相适应”。进一步而言，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客观选取有价值性的多元文化，例如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反映中国国情的特色艺术文化、影响语言运用的文化。与此同时，就教学手段的创新而言，我们应该采用有利于强调文化感悟的体验式教学、有利于文化间平等交流的对话教学、有利于缩小不同文化间差异的对比教学等模式，让文化教学更为有趣的同时也更容易达到传播的目标。

第四，以“全球地方化”的理论逻辑指定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战略。“全球地方化”理论由罗伯森教授提出，该理论认为“全球”与“地方”不断互动，“地方”并非一味被“全球”同化，二者处于彼此互补、相互合作、交叉渗透的状态，该思想最早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动画产业的外销出口，而若从文化层面来思考日本动漫企业的营销策略，便可得出唯有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与地方环境相契合才能具有强劲生命力的结论。基于上述理论逻辑，中国在推行对外汉语教育时，亦应以更加自信的文化风貌在理解异质教育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其他国家的相关成功经验，改革和塑造我们自己的对外教育体系，具体而言便是需要基于一种让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讲好别人愿意接受甚至认同的“中国好文化”。

三、结语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2

关键词：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传播

当今时代，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条件。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产业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当今信息社会，经济的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范围，而越来越倚重于知识、无形价值和创新能力。经济日益全球化，技术进步和创新已经占据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国家、地区和城市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体现为其学习、创新和知识生产的能力。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文化变得越来越重要。

一、国际对外文化交流与文化贸易概况

当今世界已经全面迈人了全球化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人，不同地域和民族间的文化交往日益广泛，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也日益重要。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出版了《世界文化报告：文化、创造性与市场》和《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这两份文件都特别强调了文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传播政策中，虽然没有声明要重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但作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却是非常明确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国内的文化产业政策基本上是越来越放松管制，其理论基础是市场理论和多样化原则。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非政府部门的文化企业为巨额利润所驱动而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到政府的支持，尤其在对外宣传方面已与美国外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英国政府为扶植文化产业发展，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英国政府认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市场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因此，完善自我，抓住机遇，扩展国内外市场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日本经济长期低速徘徊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开始把文化和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方略；2001年，日本开始全力打造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明确提出10年内把日本建成世界第一知识产权国；2003年，又制定了观光立国战略，计划到2010年让到日本旅游的外国客人达到1000万人，比2001年提高1倍。为把文化立国战略落到实处，日本政府还通过设立战略会议、恳谈会、幕僚会议、审议会等形式，研究商讨具体对策，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制定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将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最终目标是把韩国建设成为21世纪的文化大国和知识经济强国。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强了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历时两年的中法文化年在中国圆满闭幕，在美国举办的“中国文化节”、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天津周”和在荷兰举办的“中国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对外文化活动，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中法文化年影响巨大，盛况空前，全面提升了两国的政经关系，把中法以至中国与欧盟的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示范作用，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希腊等国已相继提出要与中国举办文化年。中国在对外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同时，“十一五”规划还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对外文化产业贸易，复兴民族文化，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在文化贸易方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20年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一直在持续增长。从1980年到1998年间，印刷品、文学作品、音乐、视觉艺术、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等文化贸易的年贸易额从953亿美元猛增到了3879亿美元。但是，这些贸易绝大部分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进行。1990年，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贸易出口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出口额的55.4%，而化贸易的进口额也高度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占全球当年文化贸易进口额的47%。跨人21世纪以后，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大国排序有所更替，然而总体格局并没有变化。这些国家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产品进口国，2002年其进口额高达153亿美元；英国是第二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为78亿美元；德国是世界第三大文化产品进口国，其进口额为41亿美元。

二、对外贸易中文化交流的方式

1.媒体作用

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媒体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这为媒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中国加人WTO后，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需要世界信息，世界也需要中国信息，双向选择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超过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媒体、媒介成为中国对世界宣扬中华文化，加大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重要手段。但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一10倍的数字来显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一15倍。因此中国媒体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专家预计，中国媒体要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要很长时间，甚至10一20年。媒体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肩负着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普及汉语文化，发扬宣传中华文化的艰巨任务。

2.政府作用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市场经济体系转型的过程中，政府担负着提供文化服务的职能。界定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角色，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一背景下考虑。十六届五中全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提案就是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提法表明了在“十一五”期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们以前涉及政府职能经常从经济角度考虑，许多地方政府把GDP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唯一标准，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把重点放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解决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次，政府具有制定文化战略的职能。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总的来说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文化产品的冲击。因为外国文化产品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贸易市场上具有比较大的优势，我国加人WTO承诺文化市场的开放，首先面临占有国际优势地位的文化产品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冲击。第二个是文化资本的冲击。当外国文化产品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时，他们一定会谋求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国际文化资本进人中国参与整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的生产，采取某种本地化的生产方式，就地整合资源，就地生产、产品就地出售，这是一种跨国文化企业的比较合理的商业模式。近年来，外国文化资本进人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势头一直比较猛烈。第三个是文化价值观的冲击。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普及，它负载的是外国文化价值的内容，它一定会对我国文化消费者在文化心理、文化认同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三方面构成全球化对中国文化总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需要制定本国文化发展战略，宣扬中华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对此，日本的经验可以借鉴。学术界认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其发展的历程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军事立国”阶段。从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经济立国”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日本确立了“文化立国”阶段。之所以有这么一个发展战略的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与美国、欧盟并驾齐驱的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日本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包括环境的问题、国家形象的问题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日本适时提出了文化立国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这么一些内容：首先，要确立一个国家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创新精神的一个国度，而不仅仅是能够制造物质产品的国家。其次，要尽可能地满足公众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再次，要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环境，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文化战略是许多发达国家为促进本国可持续发展所采取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也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要发展文化产业，实际上制定文化战略也是政府应对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的挑战。

3.对外贸易自身作用

对外贸易自身作用体现在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来促进本国文化走向海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近期来看，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已经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何通过整合我国的文化资源，开发我们的文化产品，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增加我们产业附加值，无论是高技术附加值，还是高文化的附加值，目前正在成为一个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新的战略重点，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发展态势。即把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把文化产业和传统产业融为一体，把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与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业的中心这两件事也结合在一起。我们不仅要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所谓“中国制造”，而且我们要变成“中国创造”，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创新中心。

三、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贸易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渐衰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了严重的逆差。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十五”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组织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国的中国文化节，到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100多所孔子学院等，都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同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世界上的地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的主要产品，无论是文艺演出、影视作品、图书期刊、动漫产业还是语言文化等，存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人超”，处于绝对输人国地位，存在着严重的“文化赤字”。这对于一个拥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来讲，对于一个正快速发展追求民族复兴的国家来讲，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缺乏品牌文化产品

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当代中国发展面貌、当今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原创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仍停留在以展示剪纸、泥人、刺绣、大红灯笼之类的民俗作品和兵马俑以及其他出土文物等为主的阶段，在国外较有影响的戏剧歌舞和影视作品也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部，动漫产业与美国和日韩相比我们才刚刚起步。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够吸引人的、占领国际市场的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产品。而美国的品牌文化产品就遍布世界各地，如可口可乐、麦当劳以及各种美国大片等。

2.观念滞后，缺乏创意

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文化，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中国人很少想到去卖文化，这种思维方式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不少的差距。文化产品能否赢得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其所内含的文化价值、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情感因素；在于文化产品是否具有思想感染力、情感的亲和力、精神的震撼力以及生活方式的凝聚力。只有赋予文化产品这几种力量，才会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认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购买你的产品。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企业在制定贸易策略时应注意与当地文化融合，创造为当地人易于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美国人在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店里将玉米羹、汤和可乐同售；海尔在美国的成功定位等都是中美文化融合的良好开端。

3。缺乏国家战略与支持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缺乏国家战略，缺乏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扶植，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国家应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着眼长远、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循序渐进，搭建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策划组织一系列高端的中国文化产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的整体水平。

四、扩大对外贸易中的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现状是文化实力与经济大国地位严重失衡。文化的“人超”地位，客观上为西方文化提供了文化受众，强化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影响了国家的文化安全。“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目标，中国文化要繁荣振兴，要加大对外交流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国家应制定和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过程中推动文化的发

展，是国家在制定文化贸易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进行合理的干预，适当运用关税、补贴，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等战略性贸易政策措施，将会刺激和提升我国的文化产品乃至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也都采取过这样的政策。

第二，国家应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互联网的无界性，使文化传播可以突破时空界限，对全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传播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促进对外文化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阵地和窗口。建议国家专门建立一个部门，招募聚集一大批优秀外语人才和网络技术人才，负责互联网的对外文化传播与管理。

第三，加强对海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思维特性的研究，以增强针对性；善于借用西方人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例如歌剧、舞蹈、交响乐等，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加强高等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国家良好的文化形象，有创意的、高精尖的文化艺术产品，要靠优秀的、杰出的文化艺术人才去树立、去创造、去表现、去经营。国家应按时代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设置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其投人更多的资金和精力，使这样的教育和培训机构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所需杰出人才的摇篮，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力不竭的助推器。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3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文献综述；理论构建；历史发展；学科前景

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首先提出了跨文化传播（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相关概念。20世纪50年代创立了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此后，美国不少大学的传播学院系相继开设了跨文化传播学课程，也涌现出了大量经典著作，如《跨文化传播读本》（Larry A.Samovar and Richard E.Porter，1972）、《跨文化传播学》（L.S.Harms，1973）、《跨文化传播学入门》（John C.Condon and Fathi Yousef，1975）。我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跨文化传播学这一领域，早期研究重点为外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后期扩展至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在我国有关跨文化传播的著作也相继出版，如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与《国际传播学》，还有胡文仲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

本文将对2000年至2011年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进一步梳理，以理清我国跨文化传播这一学科的发展脉络并试图探寻该学科未来的发展路径。

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现状

我国跨文化传播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借鉴和初创期（1990-1995年）。这一阶段开始引入西方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理论成果，多为译著型文献，如高一虹的《文化定型与跨文化交际悖论》、刘燕南的《跨文化传播的差异分析与因应探讨》等。（2）提升和拓展期（1996-1999年），这一阶段开始对西方跨文化传播学进行拓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拓宽本土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视野。学者从偏重语言和文化层面的关系研究转向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的融合研究，代表作有胡正荣的《卫星电视的影响与控制——一种跨文化传播研究》、聂小华的《文化差异与传播规范——如何把握引进电视节目跨文化交流的特性》等。（3）深化期（2000年以后），该阶段以横向拓展与学科交叉为主，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学科构建意识，大量的学科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介入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包括新闻类、语言类、文学类、心理学、教育学等。国内研究者逐步认识到跨文化传播中具体存在的误读与障碍性问题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交流中的影响，并着重开展如何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研究。如吴予敏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与现实关切》、张咏华的《试析2005年中国大陆的国际传播研究》、刘阳的《试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建构——以2000-2008年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为背景》、姜飞的《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兼与童兵先生商榷》。

本文将以2000年以后的研究成果为分析对象，着重探讨大众传媒与跨文化传播学的交叉与融合研究，大致可以细分为以下四类：

跨文化新闻传播研究。此类研究成果主要对比中西方在新闻报道过程中的差异性特点，着重分析双方在不同语境下的新闻理念、信息解读以及写作风格等方面的不同之处，如张大卫的《比较新闻学：历史、现状与难题》、程曼丽的《将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新华社国际新闻报道的历史沿革探析》、单波的《浅议跨文化新闻传播》、张昆的《国家形象传播》、王祎的《对国家形象研究的反思》等。这些研究一致认为：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成为东西方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最主要的沟通障碍，这也是导致双方彼此误读甚至产生敌意的最根本要素。程曼丽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出，在境外创建我国新闻部门驻外分社以及提高记者的英文采编能力是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主要途径，这将有助于国际社会倾听来自西方世界以外的声音，构建一种更加客观更加平衡的信息秩序。

跨文化影视传播研究。此类研究成果包括麻争旗的《翻译二度编码论——对媒介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之思考》、尹鸿的《中国电影与国家软形象》、郭镇之的《试论改进中国电视的国际形象》、李京盛的《电视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徐明华的《跨文化传播的传媒区域化分析》等。大量文献均指出，我国影视节目的海外传播一直存在明显的“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现象，即我国文化产品内蕴含的东方审美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等文化信息难以被西方民族所理解和接受，直接导致我国影视节目在海外市场吸引力下降的结果。研究指出，若要促成我国影视节目“编码”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得到良好的“解码”过程，我国影视的海外传播必须尽量减少跨文化传播的各种影响要素，如减少文化产品中过强的本土民族意识，弱化政治意识形态，增加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亲和力，大量植入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等。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4

由于传播学进入中国学术界只有短短的30年，仍属于新兴学科，因此在我看来，跨文化传播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建立和巩固传播学的核心地位――即回归其“传播学本位”。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900多个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教学点，一批传播学博士从海外学成归国加入各大院校的新闻传播系科，再加上国家制定了国际新闻传播的总体战略，因此，我认为，在当前各种主客观条件业已成熟的情况下，“跨文化传播”的学科建设在中国实现“传播学转向”，回归其“传播学本位”，应当是下一个十年内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

具体来说，这一“传播学转向”要在以下三个层面展开：理论框架、实践和方法论。

与传播学乃至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以欧洲中心主义为主导的。为破除这一学术霸权，莫勒菲・阿桑蒂(MolefiKete Asante)和三池贤孝(YoshitakaMiike)等学者相继推出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非洲中心”范式和“亚洲中心”范式。简单来说，“人本主义”(personalism)、“精神至上主义”(spiritualism)、“物质至上主义”(materialism)分别是“非洲中心”、“亚洲中心”和“欧洲中心”三大范式的世界观来源。因此，“非洲中心”范式主张“物质”和“精神”不可分，“亚洲中心”范式主张“精神”高于“物质”，“欧洲中心”范式则主张“物质”和“经验”高于“精神”。

上述这一本质主义的概括延续了跨文化传播“西方范式”中对各种文化的二元划分：即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物质／精神、个人／集体，等等。但基于这种西方范式的理论建构(例如，Hofstede的“文化维度论”)能否解释当下更为复杂和多元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和文化身份“杂糅”(hybrid~y)的现状，这些都是学术界在进一步反思的问题。同样道理，在讨论跨文化传播的理论范式在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化问题时，我们应当避免再次陷入“中国／西方”或“中国／其他国家(地区)”的二元对立当中。目前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中国模式”为跨文化传播的“本土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中国模式”是一个跨文化传播的产物，超越了“欧洲中心”或“亚洲中心”的二元对立。尽管对“中国模式”、“通三统”等理论模式还可再做进一步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跨文化传播在中国的本土化不应限于“欧洲中心”还是“亚洲中心”的纷争，也不应当仅仅沉缅于“传统文化”或“国学”的复兴，而应当根据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探索出新的理论范式。

其次，从实践的层面来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需要来自实践的强大支撑。“二战”后的美国为了摆脱孤立主义的思维定势，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开展了“马歇尔计划”、“和平队”、“第三世界发展传播”等许多卓有成效的跨文化传播实践，这就为美国充当这一学科领域的领军角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在当前中国“大国崛起”语境下，我们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是，跨文化传播如何实现与国家、社会的需求和实践的对接?

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国家和社会需要学者做什么?学者应该做什么?后一个问题关乎学术体系的构建，前一个则是回应实践的需要。对于跨文化传播这门学科来说，更为迫切的问题是前一个，这个问题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对外传播体系，近年来又进行了令世界无比艳羡的巨大投入，但效果不明显。“三鹿奶粉”丑闻和上海襄阳路大火几乎可以抵消“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所产生的正面效应；智利成功地利用解救圣何塞铜矿39名矿工进行了一次事半功倍的“国家营销”，而山西王家岭矿难成功解救了115名矿工，却由于国内媒体的“颂圣”型报道而导致国际舆论更为负面的评价，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在我看来，恰恰与前面提到的学科定位问题不谋而合，即强调语言和文化为核心，忽视传播本位。

在这个传统思维的引领下，我们以为跨文化传播就是语言、文化、营销、广告，或者是包装，或者是形象设计，但是恰恰忽略了一个核心环节，就是新闻和舆论。我们的孔子学院宣传中国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但是外国人在新闻媒体上、在网络上获得的恰恰是相反的信息。所以，让跨文化传播在中国回归“传播学本位”，也是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变革，尤其是为国际新闻报道和对外传播事业的变革，提供更为强大的理论支撑。

从传统上看，我国的国际新闻报道和对外传播完成了“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双重使命，即向国内受众报道国际新闻，向国外受众报道中国新闻。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看还要加上一项新的使命――“向世界说明世界”――即在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和国际舆论场中获得首发权、话语权和阐释权，这就需要我们培养的新闻和外宣工作者具备跨文化传播的素养和能力。

我了解的情况是，现在全国设了这么多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教学点，但“跨文化传播”不是专业核心课，反而是外文系、国政系的学生被要求学这门课，这一方面说明，许多新闻传播专业的课程设置还缺乏全球视野，不能适应全球传播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跨文化传播的教学和研究还没有及时回应来自新闻传播实践的要求。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5

前言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席卷下，大量的外来文化涌入我国，对我国大学生造成巨大的文化冲击，而这些事件似乎在验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1]”。而文化认同，尤其是对外来文化价值的认同，足以瓦解一国的政治制度，一民族的凝聚力。因此，增强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刻不容缓。本文创新性地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对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意识降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从传播学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增强我国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认同

1.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

全球化目前有诸多定义，通常意义上的全球化是指全球联系不断增强，人类生活在全球规模的基础上发展及全球意识的崛起。文化全球化是指世界上的一切文化以各种方式，在“融合”和“互异”的同时作用下，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

2.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同经济全球化一样，是一种世界发展的趋势。文化为经济打头阵，经济为文化发展注入新动力。文化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

3.民族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民族文化认同主要是指民族成员对本民族主体文化的归属意识。而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即大学生对于本民族主体文化的归属意识，表现为大学生根据自己的内心、道德本性和特殊需要对本民族文化的群体价值进行整合的过程。

二、从传播学5w模式看中国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缺失的原因

美国学者h·拉斯维尔于1948年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论文中首次提出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并按照一定结构顺序将它们排列，形成了后来人们称之“五w[2]模式”或“拉斯维尔程式”的过程模式。这五个w分别是英语中五个疑问代词的第一个字母，即：who （谁）says what （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al （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 （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 （有什么效果）。即传播者、信息、媒介、接受者、传播效果分析。

（一）传播者：有意识地文化渗透

传播者是传播活动的起点，也是传播活动的中心之一。大众传播中传播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媒介组织。 而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外来文化的传播者主要是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他们的经济文化实力相对较强，向外文化辐射的能力也相对较强。如美国的《功夫熊猫》《泰坦尼克号》等，将美国的文化理念通过影片渗入到大学生的思想之中，造成中国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的缺失。 --！>

（二）信息：外来文化真假难辨

传播内容是传播活动的中心。它包括特定内容和传播方式两部分。传播内容是在过程中生产出来的。 信息传播的内容是决定其文化倾向和文化引导方向的最重要问题。在外来文化中，对中国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造成冲击的文化主要有影视文化、饮食文化 --！> 、节日文化 、娱乐文化和服饰文化等。

（三）媒介：媒体导向偏差

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传播行为得以实现的物质手段。媒介即中介或中介物，存在于事物的运动过程中。传播意义上的媒介是指传播信息符号的物质实体。在中国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缺失的过程中，网络是使用频率最频繁和最有效的传播媒介。 大学生的空闲时间较为充足，对于高科技的掌握能力较强，因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此，大学生是网络信息的主要受众，而当前的互联网信息真假难辨，导致大学生接受的信息中充斥着大量的外来文化，削弱了大学生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

（四）接受者：民族信仰体系不完善

接受者又称受众，是主动的信息接收者、信息再加工的传播者和传播活动的反馈源。从受众角度，即大学生的角度分析其民族文化认同感缺失的原因主要有：大学生的信仰体系还未完全形成，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高校民族文化教育的缺失；校园大众文化的兴起与盛行。

（五）传播效果：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缺失

在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和传播受众的影响下，外来文化的传播造成了我国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的缺失。

三、从传播学5w模式构建中国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

（一）传播者：增加民族文化的传播

对外来文化的传播者进行文化控制并不现实，但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为文化的传播者，尤其是自己民族的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的传播者，从源头加以控制外来不良文化。

（二）信息：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在信息传播的内容上，我们要高度重视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传播，而保护和弘扬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其中的可创新之处。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等的变化不断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创造力①。因此，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一条有效的路径。

（三）媒介：发挥正确导向作用，树立“最美”草根典型

1.媒介平台

2012年1月6日，山西卫视推出了大型真情互动节目——《最美中国人》。这是一档秉承寻找人们生活中“真善美”的全新节目，为观众提供一个可近可亲可感可学的立体最美人物形象。

2.“最美”草根典型

2011年到2012年，中国社会涌现了一大批最美人物，有“最美妈妈”吴菊萍，有“最美女教师”张丽莉，更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采取安全停车措施保住公车上24名乘客生命的“最美司机”吴斌。这些“最美”人物都是出身“草根”的“草根典型”，容易引起大学生的共鸣。

（四）接受者：培养“舆论领袖”，引导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

舆论领袖是指能够非正式地影响别人的态度或者一定程度上改变别人行为的个人，是一个告知者、说服者和证实者。与社会正规组织的领导人物不一样，舆论领袖是非正式的领导，给人出谋划策，其影响力常常比大众传媒更大[4]。培养“舆论领袖”，可以在引导大学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方面发挥重大的作用。

（五）传播效果：促进大学生文化意识的觉醒，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六、结语

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了构建我国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问题，创新之处在于：一是探讨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二是此探讨基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三是本文从传播学的5w模式入手，分别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分析了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缺失的原因，并从五个方面提出了一定的措施，四是充分运用所学知识，结合作者文化产业的专业背景，综合运用文化学、传播学和人类学的知识来分析当今的热点问题。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6

[摘要]：本文以国外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作为视角，考察了欧美传播理论话语在 中国 的诠释和变异，研究了西方客观经验主义的大众传播理论如何被潜移默化地等同于传播学的过程，同时以《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为例，对我国目前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应该进一步开阔视野、注重研究范式、重新思考传播理论的教学与应用。

陈丹青的《退步集》中用了一幅赵卫东拍摄的肖像照：一个穿着皱巴巴不合体西装的 农村 青年站在土墙边，正凝视着镜头，墙上挂着一张刘德华八十年代拍摄的海报。精彩的是下边的评注：“他所仿效的不是真的香港人或西方人，而是本村第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人”。[1]沃尔特•李普曼生造了“假（拟态）环境”（psedo-enviroment）这个概念，追溯这种被中介的经验的来源。这是自信能够判断真假的传统经验主义者的见解，但从现象学的和诠释学的角度来看，其实这种经验并不假，它们同样也是社会实在的重要组成部分。换个角度来看，它们就是中国特色，或者是“自主创新”。

中国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也也是在这种想像中起步的。按照吉登斯的说法，社会理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双重诠释”（double-hermeneutic）[2]，社会理论会被行动者用来反作用于社会（比如“主权”概念的效应），我们所研究的个体有能动性，他们会根据理论作出改变。被中介的传播学也对当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冲击，不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开始运用这种被中介的传播学考虑和处理问题（比如我们的政府发言人制度和最近通过的应急预案），“大众传播”“媒体”等成为流行词汇。133229.coM被中介的传播学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管理社会信息的行动。问题变得越加复杂：传播学在中国学界的诠释是第一层中介，社会行动者从学界那里获得的对传播学的理解是第二层中介，具体到中国具体国情下的操作是第三层中介，最后，对使用经验的感知才能成为“传播学”在中国应用的社会实在。

“传播学”翻译中的断裂

要理解传播学在中国或者中国的传播学，我们要从理解传播学在中国的译介开始。库恩主义认为，教材是一个范式确立的重要标志[3]，因此，考察教材的移译是研究此问题的捷径之一。

首先不能不提到施拉姆著、余也鲁译述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78）。余也鲁是施拉姆的弟子，他对许多概念的翻译对后来者的解释影响深远。比如此书的 英文 名为“men, message and media: a look at human communication”(1973)，余也鲁先生它译成了“传学概论”，“传播”成为了“学”。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即有学者开始介绍传播学，[4]但是直到 1982年北京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后，“传播学”这一命名才算是正式合法地进入大陆语言系统。1983年由原中国社会 科学 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小册子中明确使用了“传播学”这个概念。1985年陈韵昭在翻译werner j. severn和james w. tankard, jr.所著的“communication theories: origins, methods and uses in the mass media”时，将其名译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施拉姆上书的新版“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 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1982，加上了另一作者william e. porter）再次被译为中文，但这次英文名称有所变化，女性主义的影响微妙地显示在标题中，但是中文却是波澜不惊的《传播学概论》。

在看似一致的译名背后，是中介与诠释过程中的变异。首先，“传播理论”和“传播学”被划上了等号。上面提及的施拉姆的书是一本普及介绍传播研究的入门书，以理论为主，几乎没有涉及应用层面，甚至未提及研究方法。而severn和tankard, jr.的书名则明确说明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为理论。

其次，大众传播理论与传播理论被划上了等号。虽然施拉姆在论述传播符号时涉及到了人际传播的内容，但是该书大部分谈的是大众传播。由郭镇之主译的severn和tankard, jr.的《传播理论》第4版2000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虽然书名改回了《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但是原文中“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被省略为“应用”。

第三，（以美国为主的）传播实证研究和传播研究被划上了等号。近年来虽然传播批判学派的译介逐渐增加，但从教材上来看，仍是实证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当然，这也和其他研究范式缺乏内部规范，无法形成自己的标准教材有关，比如洛厄里和德弗勒就曾用讽刺地语气说：“选择文化批判观点的研究者所取得的成绩还远远谈不上明晰。要文化批判学者们以本书这种叙述方式来 总结 其观点或许还为时尚早。”[5]但是，标准化也许并不是我们对“文化批判”理论的期待，我们更期待的是灵活而深刻的见解和获得另一种选择。此外，像符号学、修辞学、文化研究、质化的实证研究引介，传播研究领域做得仍然不够。

当然，我们对传播学的理解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此外，从个人层面来讲，学术的兴趣和选择的自由 自然 无可厚非，但是传播学教材的译介与创作整体的同质化现象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从大众传播理论到“传播学”的中介转换，使在国外原本松散模糊的传播研究被限制和规定（discipline）在一个较狭窄的区域内，在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具有明确研究对象与统一性的学科（discipline）。[6]

语言的背后是世界观，就像梁漱溟提到中国人对西方“自由”“民主”概念的翻译一样，用旧的语言去想像一个汉语中本不具有的观念，往往意味着长期的误读。[7]用“传播学”这样一个概念来指代关于大众传播的客观经验主义的理论，就像用“传播”来翻译“communication”[8]、“群众思想 交通 ”来理解“大众传播”[9]、用“公众通讯工具”“宣传工具”来理解“传播媒体”[10]、用“舆论”来代替“民意”[11]一样，令我们的思维过程出现一些觉察不到的偏执和盲点。比如，因为成为了和新闻学（理论）一样的“学”[12]，所以传播学在中国变成了纯理论，虽然我们撷取了客观经验主义范式，但是却弱化了其实证主义的特征，研究方法被忽视，只留下一些脱离具体环境的理论空壳，成为摆设，或被削足适履地论证一些与之缺乏必然联系的结论；[13]另一方面，传播学作为既有的新闻学的补充与对立面，形成了一系列二元对立，比如本土的-西方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实用-虚文的对立，有明确就业方向的-没有明确就业方向的对立……这些刻板印象把传播学放在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位置，也赋予了新闻学某些可疑的特征，这既不利于传播学的 发展 ，同时也不利于新闻学的发展。

除了对概念的诠释与中介外，国外（主要是美国）传播理论教材的引进也反映了我们对“传播学”的独特诠释，同时也影响了我们对“传播学”的理解。接下来就具体结合我国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和这本《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谈谈它们带来的启示。

传播理论教材移译中的盲点

就笔者接触到的有限的以“传播理论”为名教材来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 论文 的选集或文摘（reader），比如james curran和michael gurevitch编的《大众媒体与社会》（mass media and society）、jennings bryant和 dolf zillmann主编的《媒体效果：理论和研究的进展》（media effects :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oliver boyd-barrett和chris newbold主编的《媒体研究的进路》（approaches to media : a reader）。第一本有 台湾 译本，最后一本有大陆译本，第二本据说也在翻译之中。这种教材单篇文章字数较少，角度多元，适合教学，但由于作者和文本来源不同，体例与思路难免不统一，缺乏理论体系。

另一类是自成成体系的传播理论教材，数量较多。从内容上来看，又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大众传播理论教材，比如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melvin l. defleur和和sandra ball-rokeach的《大众传播学诸论》（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台湾译为《大众传播学理论》），还有前面提到曾译过两个版本的severn和tankard, jr.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及在大众传播中的应用》，还有出了5版的dennis mcquail的《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据说也在翻译之中。这类教材引进得较早，虽然近年来，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的教材的译介开始起步，但大众传播理论一直是我国传播学研究与教学的主要 参考 材料。

第二类是传播理论教材，例如stephen w. littlejohn的《人类传播理论》（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和emory a.griffin的《初识传播理论》（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这类教材的编写者多来自人际传播或群体（组织）传播的领域。littlejohn的《人类传播理论》2003年已经出到第7版，在短短几年内，也已经有了两个中文译本，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我国大众传播理论教材一统天下的格局。该书视野广阔，理论性强，论述深入，让大家看到了不少“新鲜”的理论。但是由于是研究生用教材，如果缺乏一定知识储备，难以全面理解。此外，该书重视梳理理论间的关系，而对单个理论的介绍则显得简略，例证也较少，对于本科生来说稍难了一些。相比之下，emory a.griffin的《初识传播理论》则专为本科生准备，该书把传播理论分为7个传统（控制论、修辞学、符号学、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现象学）、4个部分（人际传播、群体和公众传播、大众传播、跨文化传播），每个理论一章，介绍了31个理论。该书通俗易懂，个性化的论述风趣幽默，覆盖面广，从1991年问世到2000年已经出到第4版。现在手边这本richard west和lynn h. turner所著的《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introduc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14]借鉴了《初识传播理论》的体例，精选出了25个理论，分成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公众传播（修辞学）、大众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五类加以详细介绍。该书深入浅出，单个理论的论述比前书更为详细全面，同时注重应用，实例丰富，2000年问世后又于2004年又出版了第2版，是一本适合本科学生全面了解传播理论的入门教材。

第三类是选取一个独特角度论述传播理论的教材，这类书不像前两种追求面面俱到，而注重某个问题的阐述。具有代表性的如shearon a. lowery和melvin l. defleur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james a. anderson的《传播理论：认识论的基础》（communication theory: epistemiological foundations）。前者史论结合，以案例研究的形式介绍了美国传播实证主义效果研究领域的14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研究，让学生在扼要的 文献 回顾和社会环境的描述中体验实证主义效果研究的精神和特征，此书已经由我及几位同事翻译成中文，同时也有原版的影印本可以对照学习。后一本书主要以研究生为对象，作者的目的是要打破一般传播理论教材的那种天启式的权威论述，以后 现代 解构主义的姿态，打破禁忌，解剖各种研究传统背后的本体论、认识论（包括方法论）、价值论和实践论，把学术研究（或者布迪厄所说的“学术场”）变成研究客体，让不同研究传统的学生能够平等地认识和比较各种研究方法的长短，宽容地对待不同的研究传统。可以说这是一本传播理论的元理论研究。此外，charles r. wright所写的《大众传播：社会学视角》（mass communication: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虽然出版时间略显早了一些，但是从传播研究案例的角度来剖析传播理论的应用是该书的独到之处。

以上的总结虽然很不全面，但是从中也能大致看出，我们的教材引进主要侧重于大众传播理论，对传播研究的其他领域（特别是人际传播、修辞学等）介绍得还不够；泛泛的概论介绍偏多，而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考察还比较少；此外，在理论范式的介绍方面也还不够开放，仍是客观经验主义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对实证研究的引进已经足够了，

《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的启示

上述问题是一个大话题，应该留给所有研究者来共同回答。这里仅以笔者刚刚翻译完成的richard west和lynn h. turner所著的《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introduc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为例，谈谈它对我们传播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一些启示。

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对众多传播语境一视同仁。由于 中国 的传播学被设置在新闻学院下面，所以对大众传播比较关注，而对人际传播、群体传播这些在 现代 生活中十分重要的领域，我们虽然很早就提到，但是真正高质量地引介与研究却很少。这与我国特殊的学科设置有着极大关系，像修辞学研究完全交给了中文专业。从本书所介绍的一些修辞理论就可以看出，这也是一个传播学者应该关注的重要领域，可能由于它是从传统的语言专业分离出来的，人文气息较浓，同时又因为我们只注重大众传播，所以除了中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曾经编译过两本修辞学的选集外，我国传播研究界很少有人关注它。其实从后现代主义修辞学的观点来看，随着现代的大部分社会现象变成符号现象，修辞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另外，本书对跨文化传播几个理论的介绍也给我们一定启示。目前的研究对跨文化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其实跨文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跨越国家疆界，在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世界里，身边就存在着众多跨文化传播现象。文化的区隔无处不在，即使是在最偏僻的乡村，跨文化传播也一直存在，在许多人类学田野调查中都可以看见这样的例子。比如在一本讲述农民上访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里就可以发现，一般农民和上访精英们的交流就是跨文化传播，特别是妇女，她们对事个事件基本处于失语状态，无法用自己的经验建立起完整的叙事，被问起时只会笑着说“不知道”、“说不清”，或者只能以“琐碎”的情节片断来诠释这个事件，就在一个小小的偏僻乡村内部就存在如此大的文化差异，更何况全球化、社会分层更明显的城市。[15]而目前我们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还集中在分析《纽约时报》和《人民日报》对国家领导人出访和重大外交事件报道的差异，以此论证中美具有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这实在是片面地理解了“跨文化”的内涵。

其次是对理论研究范式的强调。学术场也是一个众多范式竞争的场所，没有任何一个理论享有至高无上的裁判权。每个范式具有不同的前提假设，作为禁忌，它们很少被拿出来被平心静气地解剖，一般以中世纪行会式的言传身教的方式加以模仿和传承，但是随着科学 哲学 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引起的论争（比如索卡尔事件），理论和科学的元理论逐渐引起人们重视。本书在这方面做了较为清晰简洁地介绍，特别是对每个理论的前提假设都做了详细地解析。当然，尊重各种理论范式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它只是提醒我们，理论与方法不是避难所，理论的使用者要承担起责任。

不同的范式间百家争鸣，但是每一个研究范式内部却有着一以贯之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实践论，在进行理论研究时要讲求逻辑一致。有时不同范式表面上谈的是同一现象，而其后的这些基本逻辑则完全不同，如果无视范式的差异，就会得出一些不尽情理的结论。比如有的人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 工业 ”概念来指导媒介产业化，把议程设置理论等同于舆论引导；甚至有一位新闻学教授在一本批判美国新闻界（其中也包括对美国政府操控新闻的批判）的传播名著的前言中，竟然号召我们从该书中学习美国政府控制新闻的手法，不知这位美国学者对中国同行的这种“过度诠释”作何感想？

再次，本书也给我们的传播理论的教学提出了一些思考：比如，本科阶段的传播理论是介绍一些被划定为“传播学”的基本内容还是全面深入地引导学生进入传播研究的前沿课题；是侧重理论的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还是注重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新闻传播学院的本科教学以大众传播理论为主还是各领域平分秋色……当然这些问题不只是 教育 本身的问题，还和中国的人才需求、学科管理制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从此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并没有因为是本科教材而画地为牢，在他们的召唤下，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巴赫金、米德、葛兰西到当代的肯尼斯•博克、库恩、吉登斯、吉尔兹、霍尔这些大牌学术明星们悉数登场，问题不在于所讲的内容是否过于“理论化”，而在于如何恰当地使这些理论变得容易理解。正如作者一直在书中强调的，理论和理论化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传播理论的教学者也要注意这些“高深的”的传播理论在自己身上产生的“第三人效果”。马克思主义理论远比大多数传播理论高深得多，它的教学早在中学就开始了（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学生总觉得传播理论不够“高深”）。思想活跃的学子们希望听到最新的理论，理解身边光怪陆离的现象，知道那些在大众报刊中被频频提起的学者的姓名和理论倒底是什么。武断地说，大多在新闻传播实务课堂上讲的内容也都是理论——这一点只消从学生实习或工作后的巨大变化上就能证明。这里不是说我们的业务教学不过关，而是任何职业教育都不能完全模拟复杂的社会环境——因此把传播理论“神圣化”（同时也是变成无用的摆设）并和其他业务课程割裂开都是对传播理论的误解。

此外，《传播理论导引：理论与应用》在传播理论应用方面也给我们以启示。书中的大量案例与理论应用告诉我们：理论和每个人息息相关，如何理解自我、如何理解和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如何理解和处理自己在群体、组织中的身份、角色，如何行动，如何与他人（包括其他共文化的人）沟通等都离不开传播理论，传播理论不是只供 政治 、 经济 和文化精英使用的工具，每个人都应该自觉地成为传播理论的出色使用者。当然，作者也一再提醒我们，传播的阴暗面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最后，本书的特色和长处，同时也是它的不足，由于涉及领域较多，挂一漏万，难免顾此失彼，比如议程设置理论不知何故没有选入，[16]批判的和诠释学范式的理论比例仍然偏少，不过好在这方面的理论现在市面上译介也不少，学习者可以找来作为补充。同时要说明的是，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给美国大学生看的书（比如里面举的例子绝大部分来自美国），虽然美国的文化具有多样性，但是毕竟也有其特殊的一面。我们应该有人类学研究者的那种解释意识，不是学习理论本身，而是学习如何用理论解释现实的思路与方法。英国学者约翰•伯格也以桑德照片中农夫身上不合体的西装为由头说过更意味深长的话：劳动阶层在着装上对统治阶层的模仿，正体现着统治者的霸权，农夫们自以为穿上西装后提升了自己的地位，殊不知这种按照坐着的权势阶层设计的服装就像一个圈套，正暴露了他们劳动者的体型与低下的地位。所以按照想像使用的西装，穿上去怎么也不如在上等人身上看着顺眼。好在他文章的结尾还算乐观：这些农夫在到达舞会现场，在喝了一瓶啤酒、欣赏女人之后，他们也许会脱下外套，拿掉领带，或许只戴着帽子跳舞，跳到天亮或工作之前。[17]

[注释]

[1]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9页。

[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孟译，王铭铭校，三联书店，1998年。

[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7

关键词： 武术；武术传播；武术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 G 852 文章编号：1009-783X（2013）04-0301-04 文献标志码： A

武术的生命力在某种意义上即是武术的传播力。本研究将在梳理武术传播研究历程的基础上，重点述评2008—2011年的武术传播研究进展，对其作出整体分析与展望，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1 武术传播研究历程概述

尽管武术传播伴随武术的发生与发展自古已然，但学界真正开始对武术传播进行系统研究却是近些年的事情。2000年，邱丕相等首次提出“武术传播学”可作为武术学科的分支。2006年《武术传播引论》的出版，开辟并确立了武术研究的新领域。此后，“武术传播”成为国家重点培养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学6个研究分支之一，上海体育学院也分别于2006年和2013年开始招收该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该方向也获武术首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07年首届申江国际武术论坛以“武术的国际化传播：中国武术与和谐世界”为主题，加快了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进程。2008年《中国武术传播论》的出版进一步提高了“武术传播”研究的影响力。2010年，以“武术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为主题的“第10届上海国际武术博览会学术报告会暨第2届申江国际武术论坛”在上海召开，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共同完成了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中国武术研究·国际传播卷》，对于推动武术传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武术传播研究进展与述评

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武术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途径及武术国际传播等方面，以下笔者将从这4个方面分别述评。

2.1 武术传播者研究

凡是直接传播武术或是对传播武术具有指导和管理作用的个人和组织都是武术传播者[1]。武术传播者是武术传播过程中的第一环节，在整个武术传播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按照传播者是否从属于组织，可将其划分为个人传播者和组织传播者。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武术馆校、武术社团、镖局等组织传播者方面，对个人传播者和中央国术馆、精武体育会、武术协会等组织传播者的研究较少。

对于武术馆校和武术社团的研究主要体现了3大特征：一是出现了一批博、硕士学位论文，如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民办武术学校可持续发展研究》和硕士学位论文《我国优秀武术馆校发展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武术馆校师生对中国武术认知程度的调查研究》《从现代社团发展的趋势探讨武术社团的改革与发展》等。二是研究的地域性较强，主要集中在山东、安徽、北京等地。如硕士学位论文《山东省武术馆校生源现状调查与研究》《安徽省高校武术社团发展现状及其前景研究》《安徽省民办武术馆校的发展现状研究》《北京市民间武术社团组织的现状调查及发展对策研究》，以及期刊论文《山东省武术馆校现状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三是研究大多从现状和对策的角度出发，如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市高校学生武术社团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福建省普通高校学生武术社团的发展现状及其和谐管理对策的研究》，以及期刊论文《山西民间武术社团现状分析》《我国民办武术馆校办学现状的调查与分析》等。进一步研究应注意以下4方面：一是扩大研究地域的覆盖面，加强对于上海、河北、河南、广东等更多省份武术馆校和武术社团的研究；二是进一步细化研究地域，加强对于沧州、佛山、温县、郓城等武术之乡的武术馆校与武术社团的研究；三是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宏观规律与对策，指导更广范围武术馆校和社团的发展；四是研究视角不应仅限于现状与对策，而要多角度展开，如已有研究中的“清末民初中国武术社团文化研究”[2]便是较好的例子，其从清末民初武术社团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出发，以组织文化理论为依托，揭示清末民初这一特殊时期武术社团文化的本质内涵，可为当前武术社团的发展及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对于镖局的研究，主要是对华北“同兴公”镖局的产生[3]、发展、壮大[4]、衰亡[5]的历史归因及历史评价[6]的系列研究。镖局出现在明末，兴盛于清朝，历史寿命长达500余年。镖局的一系列活动，比如“亮镖”“走镖”、镖局内镖师之间的切磋交流等，对武术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有效“推动了民间武术的传承，促进了武术的交流和创新，弘扬了中华武术的武德”[7]。研究镖局，不仅有助于我们明晰武术传播史，对当代武术的传播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今后研究应注意从镖局形成的根源、发展的动力、衰亡的缘由，以及运作机制和对武术传承与传播的影响等方面入手，探寻其对当代武术发展的借鉴意义。

关于组织传播者，未来还应重点研究中央国术馆、精武体育会、武术协会、国际武术联合会等历史发展、社会价值、运作机制、管理模式等内容，当前这方面的研究极少，加强这方面研究对当前及未来武术的国内外传播均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个人传播者的已有文献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李小龙对中国武术的贡献与启示方面，如硕士学位论文《李小龙对武术发展的贡献与启示》。进一步研究应在关注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代表性武术影星的同时，注重对杨澄甫、孙禄堂等代表性武术宗师的多方面研究，并从中提炼武术影星和武术宗师们推动武术传承与传播的有益经验与策略，为打造当代武术传承与传播的代言人，更好地发挥武术明星与名家的作用服务。

2.2 武术传播内容研究

武术传播内容是武术传播的主体部分，可分为武术技术传播和武术文化传播2个大的方面。当前对武术传播内容研究较多的是武术教育及武术影视领域。关于武术教育，康戈武等研究指出当前武术教学内容以套路为主，武术的防身功能被淡化[8]。王增平通过调查指出山东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武术课程教学内容陈旧，主要以技术为主，理论教学内容不足[9]。陶志超对上海市10所普通高校的武术教师和学生进行调查，指出：上海普通高校武术选项课主要强调技术教学，忽视理论课教学；教师忽略对套路动作中招式攻防含义的解析，在教学过程中未贯彻终身体育思想；以技能为主的单一教学评价模式过于片面[10]。可见，当前武术教育领域的武术传播内容偏重武术技术，尤其是武术套路，对武术文化的关注度不够；但正如学者所言，武术传播的核心是文化传承，脱离文化传承的武术传播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1]。未来武术教育的传播内容应以文化为核心，树立“文化第一是中国武术传播的终极目的”[12]的教育理念。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武术教育的瓶颈问题是教学内容，它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武术教育的研究重点，而且在当前定性研究占主导的情况下，相关量化研究将是武术学者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式。

在武术影视领域，学者们普遍认为其传播内容过于偏重技术，从而造成了对文化的忽视。以武林大会为例，其触发了武术传播质的飞跃，使武术尤其是传统武术的部分拳种进入了主流电视媒体，但是，武林大会对于武术文化的传播却并不理想。有学者通过分析“武林大会”认为：不同传播者有不同的把关角度，但均应以传播民族传统文化为中心；电视传播的武术内容应反映武术全貌，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精髓，“文”“武”交汇融合[13]。事实上，武术电视中的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存在“二律悖论”，在传播过程中要讲求武术的“品格”和节目的“品格”[14]；但是，针对二律悖论，如何在高雅与通俗之间把握好“度”，凸显出武术的“品格”和节目的“品格”，并赢得良好收视率，从而实现武术传播与影视发展的共赢，是当前及未来武术影视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武术传播内容是武术传播始终需要关注的核心，其贯穿于每一条传播途径，内容的选择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武术传播的质量；因此，今后的武术传播内容研究有必要细化到每一条传播途径，在以文化传承传播为核心目的的前提下，依据不同传播途径的特性确定具体传播内容，并在此“个性”的基础上，提炼“共性”，以服务于宏观工作实践。

2.3 武术传播途径研究

武术传播途径是武术传播者传播武术内容给受众的渠道、路径。具体而言，现在较为常用的渠道有网络、影视、教育、赛事、杂志、舞台等。当前研究较多的是网络、影视、教育与赛事。关于武术网络传播，研究认为它可以“加快武术产业的发展，促进武术的全面推广与普及，弘扬武术文化，促进武术与国际接轨、为武术的国际化发展提供契机，但网络传播对武术的发展同样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如武术暴力、色情，网络武侠游戏成瘾，网络传播中的武术知识产权问题等”[15]；而且，从总体来看，当前的武术网站建设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武术资料重复多、实质性资料少，武术视频缺乏质和量”[16]，“内容贫乏、缺少特色，更新迟缓、信息陈旧，外文版本有待加强，高校网站亟待发展”[17]等，建议“提高对网站传播的认识，加强武术网站建设增加投入，给予政策倾向支持”[18]，“建造富有个性化、高质量的武术网站，逐步提高武术网站的知名度，诚信传播武术信息、提高网络安全系数，建立和完善武术网站自律机制，加快武术网络人才的培养”[19]。可见，武术网络传播研究大都是从网络整体的角度进行的，对单个武术网站和单一传播形式（如论坛、贴吧、博客、空间等）的具体分析极少，在时效性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下一步研究需要注意的地方。

影视作为现阶段武术传播的重要媒介，几十年来不断掀起习练武术的热潮，实现了与武术发展的共赢，但是，武术影视对武术运动的影响也具有两面性。有学者认为：武术影视孕育了武术运动的一种新型表现形式——影视武术，促进了武术运动的传播与发展，吸引了更多的武术爱好者，并有效扩大了武术人口，促进了武术运动的产业化发展；可是武术影视中电脑数码特技的过度应用，使武术变得更加神秘化、虚幻化，对武术及武术文化造成了一定的误读，部分武术影视所宣扬的“影像暴力”对观众，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建议进一步加强武术影视对武术运动宣传、推广的力度，充分发挥武术影视的优势，促进武术的传播与发展；加强影视武术及其文化的研究，大力培养影视、武术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利用武术影视产生的经济需求和产业链效应，进一步促进武术运动的产业化发展；控制好拍摄、制作过程中数码特技的应用程度，并处理好其中“影像暴力”的消极影响；加强武术影视作品的教育功能[20]。总之，武术传播者要自觉守护武术文化的精神底线，引导人们对武术的文化价值与教育价值进行正确认知，培育人们正确的武术观，使武术在引起媒体和社会关注的同时，防止武术节目的娱乐化倾向，为武术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21]。如何实现以上对策，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武术教育传播途径的研究，重点是武术传播内容，此外，武术教育的方法手段、功能价值、考评标准、师资队伍等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中尤以方法手段的研究较多。比如，有学者指出“自主学练法”在武术教学过程中能够带来较好的教学效果[22]。有学者认为多媒体技术以其自身所拥有的直观性、高效性、生动性、趣味性和对信息容纳的兼容性以及全面性特征，为教学提供直观、形象、高效的辅助手段，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教学的重点、难点，并且能够提高教师的教学技巧，更好地拓展武术教学的空间和范围[23]。其实，各种方法手段只要用得其地、用得其时，均有可能发挥较好效果；因此，关于各种教学方法手段的研究若能结合具体的教学环境进行，也许更有实践价值。

关于武术赛事的研究，需要进行个案分析与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策略。当前研究主要对“功夫王”赛事、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世界传统武术节进行了个案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策略。后续研究应继续对一些有代表性的武术赛事加强针对性分析，与国外发展较好的同类赛事项目作比较，提炼赛事发展规律与经验，不断从传播内容、传播模式、赛制规则、推广宣传等更多方面加强研究，为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武术赛事的发展提供指导，为打造品牌赛事服务。此外，武术杂志传播研究和武术舞台传播研究较少涉及，但它们在武术传播过程中却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将来同样需要加强研究。

2.4 武术国际传播研究

武术国际传播是近些年学界的研究热点。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和上海体育学院在2010年以“武术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为主题举办的“第10届上海国际武术博览会学术报告会暨第2届申江国际武术论坛”，尤其显现出了武术国际传播研究之热。虞定海等对会议论文作了综述，认为：针对当前武术国际传播中出现的问题，应大力发展奥运会之外的其他武术赛事，扩大武术在世界的影响力；平衡竞技武术套路在世界各国的发展态势，为武术进入奥运会作好准备；应努力实现武术跨国现代远程教育，提升武术对外教学质量；应大胆突破武术国际传播现状，以武术文化的传播为核心；加大武术人才的培养力度，致力于武术的长远发展[24]。由会议中的一些主要论文和易功夫网对一些武术专家的专访集结成的《中国武术研究·国际传播卷》开辟了武术乃至体育领域刊物出版的新形式，集中反映了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进展，对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在此次会议之外，关于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成果同样颇丰。学者们认为，近年来，武术国际传播虽然成效显著，但仍面临许多问题，如：武术的竞赛内容、规则不够全面、科学；传播过程中对传播内容的阐释不足，宣传上的误导致使理解上的偏差[25]；传播者数量少、观念陈旧；武术技术内容过于庞杂[26]；普及程度不均衡；推广路径单一、速度缓慢；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的发展不协调，前者不能完整呈现中国武术的内涵；武术发展中缺乏统一的规范与标准；武术理论体系不完善；武术发展受到文化差异的障碍，存在自我中心主义[27]；武术传承固守不变的理论支撑和思想[28]；武术术语翻译不规范，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空白问题[29]等。鉴于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策：从文化的角度，有学者指出武术文化的国际传播应该融合国外经典的文化元素，而且其传播圆心不一定要完全在国内，而应该是多元的，海外的传播之源可能会成为推动中国武术未来发展的核心动力[30]；从路径的角度，虞定海等认为武术进入孔子学院是重要的武术国际传播路径，并提出融合性段位制、依托型培训、松散型普及等3种推广模式[31]；从效果评价的角度，黄强等倡导积极构建武术国际传播的绩效评估框架体系[32]，并作出了初步研究；从翻译的角度，杜亚芳提出零翻译的策略，认为零翻译理论对于武术术语翻译，尤其是其中的文化空缺词翻译有着指导意义[33]。

总体来看，学界对于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较多，且较为深入，为当前的武术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参考；但是在很多领域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如武术术语的翻译问题、武术在孔子学院的传播问题、武术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安全问题、武术国际传播的绩效评估体系构建、武术教育的本土化问题等。

3 武术传播研究的整体述评与展望

2008—2011年的武术传播研究进展较大，许多成果填补了前期研究的空白，也深化了武术研究的深度，拓展了武术研究的广度，开阔了武术发展的维度，助推了武术国内外传播的进程。其中，“第10届上海国际武术博览会学术报告会暨第2届申江国际武术论坛”的召开及其论文集以及《中国武术传播论》的出版是本阶段武术传播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但是，从以上的述评中也可看到，武术传播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近几年的研究广度与深度不够，研究主要集中在武术国际传播、武术网络传播等方面。但即使在武术网络传播这样研究相对集中的领域，也仍有研究未涉及或涉及较浅的方面，而对于武术传播过程的阐释、武术传播对象、武术传播效果、武术传播环境等领域的专门研究成果同样不够丰硕，对武术传播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涉及较少。

鉴于此，总体而言，今后武术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为：1）加强武术传播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基本概念、传播模式等基础内容；2）拓展关注广度，加大研究深度，如对武术传播途径全面而深入研究，对单一拳种流派传播规律、策略的研究，对不同拳种流派之间、武术与国外武技之间的比较研究，对武术传播对象、传播效果、传播环境、传播过程的阐释的研究等；3）借鉴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创新武术传播研究的方法理论；4）树立大武术观，注重标准化研究，为武术传播提供持久动力；5）积极转化研究成果，指导武术传播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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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8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9

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医对外交流进行概括，可以提炼出中医跨文化传播的特点，包括中医传播内容逐渐体系化、中医传播进程逐渐必然化、中医传播空间逐渐扩大化、中医传播过程呈现交互性、中医传播系统呈现代表性。在总结历史上中医跨文化传播的经验与教训基础上，国内外的学者们就如何借鉴中医海外交流的历史经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毛嘉陵对中医药文化进行了思考，并从战略的高度探索了中医传播的出路；宋欣阳和徐强引入传播学理念对中医传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剖析，通过进行传播学分析，得出了中医更好地传承传播的方式；李玫姬从社会学的角度论述了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医文化的现展，主张“面对文化全球化的现实，中医文化必须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应对，必须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在保持、发扬自己的传统特色的同时，又以海纳百川之胸怀汲取世界各民族医学文化的长处”。马伯英在论述中外医学的跨文化传通时凝练了中医文化的体系特征，并指出了中医文化在传通中信息的质量、失真和变异。在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刘国伟提出了研究中医跨文化传播需要关注源文化、目标文化与传播媒介三个方面，源文化中医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为中医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可能；传播媒介的拓展提升了传播的效率；目标文化对源文化的态度制约着传播的效果，初步完成了中医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构建。

二、中医跨文化传播的实践

中医跨文化传播的实践，既有基于中医术语英文翻译的理论实践，又有中医技术传播的实际操作，二者各具特色，又融会贯通。就中医术语的英文翻译而言，有宏观层面的翻译原则、规范化标准以及方法的内容，又有微观层面中医经典著作的翻译实践以及不同英文版本的对比研究。鉴于中医英语翻译良莠不齐的现状，2004年9月初，全国科技名词术语审定委员会和中医名词术语审定委员会主持召开中医名词术语审定会议，与会专家确定了中医英语翻译应该遵循对应性、系统性、简洁性、同一性、回译性、约定俗成等原则。同时，专家学者也就促进中医药英译的标准化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在既定原则与标准化共识的前提下，近年来，新的文化传播———模因论被引入阐释中医术语所内含的文化信息，模因在传播中的复制和变异促使译者灵活地处理源语文本。在中医术语的英译中，译者可以采用表现型模因、基因型模因以及互文性来处理中医文化信息，以便中医模因能渗透到英语中医药名词术语模因库中，从而促进中医药及其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具体到中医文献的翻译，最为瞩目的当属中医经典的英译研究，如《黄帝内经》的英文翻译版本多达数十部，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黄帝内经》翻译研究的重点也从名词术语的译法发展到对书中各种修辞格的翻译和语篇的连贯性，具有代表性的是李照国与兰凤利的研究，前者重点研究了《黄帝内经》中比喻、借喻、比拟、对偶、联珠的翻译，后者则聚焦于比喻、借喻、错综、互备、和举隅的翻译，相对而言，《伤寒杂病论》《难经》与《神农本草经》的英文翻译研究与实践则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巨大的开发空间。相较于中医英译的实践，中医医术的传播实践则更为具体，因而也就更有说服力。据不完全统计，英国有中医诊所约3000家，仅在伦敦地区就有私人中医诊所近600家，每年大约有250万英国人采用中草药、按摩、针灸等传统的中医疗法，支付的医药费用达到9000多万英镑。目前，美国已经有48个州承认中医药、针灸的合法地位。在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还批准成立了美国中医药研究院与美国人体科学研究院。美国已经有超过一万名中医针灸医师，仅加州就有4000名。据统计，加拿大现有中医从业人员2000多人，在全国的10个省和3个特别行政区均有分布，但这其中多伦多就有700多人，温哥华也有500多人，其他则散居各处。自2012年7月1日起，澳大利亚开始对中医、中药师进行全国注册管理。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澳大利亚是第一个确立中医合法地位的西方国家，这无疑是中医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要事件，也充分说明了中医在澳大利亚的传播、发展状况处于西方国家的领先地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中医合法化的进程中，澳大利亚一直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三、中医跨文化传播策略与方案研究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篇10

文化外宣的传播效果分析

文化外宣以文化为主要的传播内容，其传播效果往往是隐性的和长期的。传播效果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在文化外宣的传播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环节和因素，其中每个部分都可能对文化外宣传播效果产生影响。总体而言，传播效果的产生要受到传播主体特点、传播内容特点、受众心理因素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1　文化外宣的主体与传播效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二战后“冷战”时期，“耶鲁学派”社会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针对传播效果做了一系列研究。他的学说指出，对于“谁能成为最好的传播者”这个问题，认同感是个关键因素。当传播主体被认为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可信度的同时，最大的传播效果就已经产生了。具体来说，如果受众认为传播主体在传播时并无个人倾向掺杂其中，信赖程度就会增加。

在我国，因为特殊的国情，人们通常习惯将自己的信任交给政府和“官方”的传播者，因为他们代表着信息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但作为对外传播活动，文化外宣的主体并不能以对内宣传时的同一“面孔”示人。那是因为，对外宣传中有“官方”宣传和“民间”宣传的不同，而国际社会的公众普遍倾向于认为非官方的立场才是客观的、可信的。所以，即使对外宣传的传播主体与政府有着一些联系，但在外宣过程中也往往不公开宣传这一点，而是倾向于宣传自己的非官方立场，以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

因此，在文化对外宣传和传播过程中，我们的传播主体有时候要以“非官方”的姿态出现，以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

2　文化外宣的受众与传播效果

对外传播最大的特点和最大的挑战就在于国外受众与国内受众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下的，他们有着与我国公众迥异的文化背景，使用不同的语言。因而，如何与他们进行有效沟通，达到传播效果，是对外传播工作中的重点问题。从受众心理角度分析，通常情况下，受众比较倾向或乐于接受同自己固有观念大体一致的信息，而文化则不同，中国历史悠久、与西方迥异的文化特色，其实正是抓住西方受众“眼球”的大好素材。虽然如此，对外文化传播也同样存在受众心理特点的问题，这就要求文化外宣应该特别考虑到不同文化背景下受众的接受能力，还要考虑与他们之间进行交流的有效“契合点”。

3　文化外宣的内容与传播效果

在传播活动中，对传播效果影响最大的就是传播内容。在文化外宣这一浩大的传播“工程”中，我们慢慢摸索，逐渐发现一些传播内容能引起国外受众兴趣的共性和特点：

第一，根据传播学规律，信息的接近性越大，受众的关注程度越高。这里的接近性包括时间、空间上的接近，利益(利害关系)上的接近，以及心理(思想感情)上的接近。而作为与外国文化迥异的中国特色文化，包括“人和生活”的内容往往具有心理和思想感情上最高程度的接近。几十年来，从国外受众的反应以及同外国人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们特别喜欢接触和了解普通中国人和他们的生活。

第二，在传播内容上要讲求“平衡”原则。邓小平曾针对外宣工作提出建议：“切不可过分夸张自己的成就，切不可把我们的事情说得太美满了。说得太美满，看得太简单，这一点反映到了我们的宣传工作上，就是把我们的国家描绘得如何漂亮，好像现在什么困难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享福了。”

第三，传播内容要有创新性。我们在对大量文化外宣活动的考察中发现，现今介绍中国文化的方式主要是集中在对历史悠久的文化精华的介绍，而缺少与时代的链接和文化的传承。加大对当代中国的创新文化和当代中国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应该成为文化外宣中的一个亮点。

文化外宣的传播生态环境分析

文化外宣是一个国家构建国际形象，开展国际交往的软实力，其顺利开展的保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本国的综合国力。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以及其本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就构成了该国文化外宣的传播生态环境。

近年来，中国的国家形象有所改善，但是，国际舆论环境并不尽如人意。西方“西化”、“分化”中国、改变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图谋不会轻易放弃，也会在舆论上不断攻击中国。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西方舆论又过高估计中国经济的发展，大肆宣扬所谓的“中国”。中国文化外宣面临发达国家的强大竞争，处于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与其他国家的文化外宣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和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全面分析中国文化外宣优势，力争实现新的突破。

首先，中国文化外宣具有和平政治的优势。中国的外交一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关系也随着共识的扩大、对话的深入而走向良好。这为文化外宣奠立了坚实基础。

“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和谐世界”是中国文化外宣的宗旨，也是中国文化外宣优势的根本所在。中国积极倡导多元文化，建构一种良性互动的现代文化生态环境和包容共识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国要通过对外传播为世界贡献一种新的和平文化，推进全球和国际事务决策民主化，倡导多边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国际框架，以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中国文化外宣是为了建设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国际舆论环境，更多是为宣传自己而非干涉他国。我国参与国际舆论斗争，也是为了捍卫自己而不是去颠覆他国。总体而言，我国文化外宣的目的在于促进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使得我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形象更为丰满。我国的文化外宣不同于文化渗透，我们主要是推广中国的价值观念、文化成就，与此同时十分尊重他国的文化。

其次，中国文化外宣具有经济发展的优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赢得世界赞誉。中国人口众多，需求巨大而广泛，表现出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经济活跃、繁荣。中国的持续发展，对世界的繁荣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整个社会引发巨大的发展热潮。

经济发展的这种优势对文化外宣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备受国际瞩目，对他国政府、民间有相当的吸引力。中国产品的出口，中国企业走向海外，都成为文化外宣的有益载体。

再次，中国文化外宣具有文化资源的优势。文化外宣的主要内容是文化。在文化资源上，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深厚的积淀。中国文化资源丰富，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有丰富多样的文化。而这些文化特点都成为我们进行文化外宣时可以充分加以利用的优势。

总之，中国文化外宣要善加利用和平政治优势、经济发展优势，以及文化资源优势，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外宣优势。

当前世界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各国之间的较量主要集中在“软实力”领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跨文化传播和软实力上部处于领先地位，主导着世界文化与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世界信息和文化传播中这种西强东弱的态势，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传播和文化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文化外宣的责任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