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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援助范文10篇

时间：2023-03-31 08:26:14

对外援助范文篇1

政府是对外援助的主要行为体，在对外援助工作中起着主导、管理和协调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就开始进行对外援助活动。随着对外援助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援外管理机构也几经改变，但总的来说我国对外援助的工作主要是由商务部及其前身进行管理的。从商务部机构变迁的过程就可清晰地掌握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管理机构的设置、职能的发展过程。

(一)我国对外援助管理初始阶段(1950—1960年)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开始对外提供援助，主要是物资及少量现汇和技术援助。当时，对外援助任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下达，交有关部门执行。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决定，设立对外贸易部，从此，物资援助开始由对外贸易部统一管理，组织下属各进出口总公司实施。财政部负责拨款并直接管理现汇援助。

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同年，中国开始对外提供成套项目援助，由对外贸易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归口管理，其中对外贸易部负责援助谈判和协议签订工作，国家计划委员会则按照专业分工原则将项目交国务院有关部门执行。1956年对外贸易部下设技术合作局、成套设备局和对外经济联络部等，共同负责援外工作的执行。

(二)我国对外援助管理发展阶段(1961—1982年)

1对外经济联络总局(1961—1964年)

1961年3月1日设立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下设成套设备局和经济合作局，负责全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的归口管理，将原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负责管理的成套项目援助和由财政部管理的现汇援助改由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负责管理。

2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1964—1970年)

1964年撤销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同时设立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总管对外经济技术援助。该委员会下设三局负责对社会主义国家、亚洲地区和非洲地区的援助，并成立设备材料局和技术室负责对外经援事宜。1965年3月1日在华东、华北、东北和中南等四大区成立对外经济联络局，作为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派出机构，负责组织援外材料设备、派遣专家、培训外国实习生，以及接待外国代表团等工作。

3对外经济联络部(1970年6月—1982年3月)

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受援国的数目以及援助项目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显著增加。为了强化援外业务的功能，1970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改为对外经济联络部。对外经济联络部下设办公厅、政治部和6个局，分别掌管社会主义国家、非洲国家、外国实习生、计划财务和经济合作事务等。在地方上，除了青海、宁夏和西藏外，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也都相继成立了援外管理机构，如对外经济联络局、对外经济联络办公室、援外办公室等等。

对外经济联络总局以及后来的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对外经济联络部的工作任务主要是负责我国对亚、非、拉国家的经济援助和经济技术合作工作，主要职责为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负责对亚、非、拉国家经济援助谈判工作，对外签订科技合作协定、议定书，掌握协议、议定书的执行情况，了解援外项目和科技合作项目的工作进度，办理清算手续等；安排对外援款的拨款使用计划，编制援外计划；处理列席八国经互会各常委会的工作，办理国际间有关国家的铁路、交通、民航、邮电和农林电等方面的经济技术合作工作；对外派遣技术援助专家，考察专家，推荐和派遣实习生，交换技术资料和实物样品等工作。

(三)援外管理体系化阶段(1982年至今)

我国对外援助管理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已逐渐体系化，对外援助的主要工作由主管对外经济贸易的国务院直属部门承担。

1对外经济贸易部(1982年3月—1993年3月)

1982年3月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合并，成立对外经济贸易部。对外经济贸易部归口管理我国的对外援助，其对外援助方面的主要职责为：拟定和执行对外援助的政策、规章、制度和援助方案，签署有关协议；编制和组织实施年度援助计划；监督检查对外援助项目的实施情况；管理援外经费、专项优惠贷款、专项基金等；推行援外方式改革。

2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1993年3月—2003年3月)

1993年3月16日，对外经济贸易部更名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作为中央具体负责计划和管理外援的机构，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职责之一就是归口管理对外援助，负责对外援助工作，具体包括：拟定并执行对外援助政策和方案；签署并执行对外援助计划，监督检查援外项目执行情况，管理援外资金、援外优惠贷款、援外专项基金等政府援外资金；推进援外方式改革。其下设的对外援助司是管理我国对外援助的专门机构，职能包括：拟定和执行对外援助的政策、规章、制度和援助方案；编制对外援助计划并组织；编制对外援助成套项目、一般物资、现汇援助、人才培训援助与决算，组织实施并监督检查实施情况，具体管理成套项目资金的使用；宏观监督、管理企业实施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项目，并解决政府间重大问题；牵头制订对发展中国家人才培训管理办法，会同地区司及有关单位提出年度工作方案，负责项目资金的管理和监督；推行援外方式改革。

3商务部(2003年至今)

商务部是主管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归口管理我国对外援助工作，负责对外援助工作中政府层面的事务管理和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主要负责拟定并执行对外援助政策，起草对外援助法律、法规，拟订部门规章，研究和推进对外援助方式改革，编制对外援助计划，拟订国别援助方案，确定援助项目并组织实施等。商务部援外司是国家援外工作的归口管理机构，负责拟订并执行对外援助政策和方案，签署并执行有关协议；编制并执行对外援助计划，监督检查援外项目执行情况，管理援外资金、援外优惠贷款、援外专项基金等我国政府援外资金；推进援外方式改革。

从我国对外援助管理机构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我国对外援助管理机构主要是由商务部及其前身主管的，这与其他国家对外援助主要由外交部主管有所不同。商务部及其下属的援外司在主管援外工作比较侧重对外援助的经济层面；而外交部主管则更多地考虑政治和外交利益，视援外为外交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对外援助管理体制

对外援助项目的实施涉及国内大量物资、人力、资金的筹集和组织，需要中央和地方许多部门、单位的协作配合；同时，还必须同受援国政府协调行动，密切合作。纵观五十多年来对外援助的发展，我国对外援助管理体制经历了从总交货人部制、承建部负责制到投资包干制、承包责任制、企业总承包责任制的变化历程。

(一)总交货人部制(1958年—1970年)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刚开始对外提供成套项目援助，经援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参照苏联向中国提供成套设备项目的做法。1958年，进一步确定实行总交货人部制，即为了确保援外项目的工程质量和按期完成，国家计委按援外项目的专业性质，指定中央有关部担任总交货人。总交货人部应该根据承担的项目，负责选调人员，搜集资料，勘察厂址，编制和审定设计任务书，编制援外预算，供应设备和材料，进行设备安装、调整和试运转等工作，并且负责培训受援国家的生产技术人员。中央总交货人部可以根据地方的工业特点和生产能力，委托某一个省、市、自治区负责完成援外项目的全部或者一部分任务。总交货人部和有关地区必须加强协作，共同保证任务的完成。

在总交货人部制的管理体制下，可以由总交货人部调集力量，直接组织援外项目实施；也可以由总交货人部委托下属企业、事业单位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专业厅(局)(总称为筹建单位)来执行，这些执行单位作为筹建单位，此时的总交货人部仅负责审定项目建设方案和设计，以及制定实施计划，组织协调，督促检查，指导出国考察组、专家组的工作。一些援外项目中包括的土木建筑、广播、电信、动力等工程，如果总交货人部没有这类专业单位和技术力量，则委托有关专业部门协作完成。接受协作任务的部门称为协作交货人部，它们大多也把协作任务委托其下属企业、事业单位或地方专业厅(局)(统称为协作单位)执行。

1961年以后，由对外经济联络总局(1960—1964)和后来的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1964—1970)负责协调各总交货人部和协作交货人部的工作。总交货人部制管理体制如下表所示：

50年代和60年代，对外援助的国别和经援项目由少到多，逐步增加，但总的援助规模还不大。总交货人部制基本上同当时的援外任务和国内经济体制相适应，有效地保证了经援项目建设任务的完成。

(二)承建部负责制(1971年—1980年12月)

随着受援国的增多，援外规模和数量日益扩大，五六十年代实行的总交货人部制已经不能适应对外援助工作的实际需要。1971年放弃总交货人部制，开始实行新的援外管理体制——承建部负责制。

承建部负责制的出发点是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由承建部对经援项目的实施负经济和技术责任，而项目的具体实施工作交由地方来完成。具体做法是：国家对外承担的经援项目，按行业分工，确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作为承建部。承建部根据项目要求，征得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同意后，确定项目的筹建单位、设计单位、协作单位；然后由对外经济联络部(1970—1982)代表国务院正式向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下达项目筹建(协作)任务。项目的土木建筑、广播、电信、动力等工程，仍可由承建部直接委托有关专业部门(称为协作部)负责。协作部在获得地方政府同意后，也可将协作任务委托给有关企业、事业单位或地方专业厅(局)负责完成。

承建部负责制的运作，主要依靠各承建部、协作部和各地方政府之间的互相支持，密切配合。但是这种管理体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由于这种管理体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对经援项目进行管理，因此承建部和项目实施单位在项目实施中缺乏必要的自主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项目实施单位责任不落实、经费实报实销等弊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避免承建部负责制的缺陷，对外经济联络部根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开始探索用经济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来管理经援项目。

(三)投资包干制(1980年12月—1983年12月)

1980年12月，对外经济联络部颁发了《关于对外经援项目试行投资包干制的暂行办法》。所谓的投资包干制，就是国家把实施某一经援项目的全部工作，承包给某一特定部门或地区，由其负担全面经济技术责任，并对项目实施的管理享有自主权。

(四)承包责任制(1983年12月—1993年)

经过三年的试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83年12月对外经济贸易部颁布《对外经援项目承包责任制暂行办法》，全面实行承包责任制。具体做法是将原规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作承包单位，改为由其所属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或其他具有法人地位的国营企业、事业单位作承包单位，实行政企分开，有利于真正实现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同时引入竞争机制，部分项目通过招标确定国内承包单位，使承包单位的责、权、利相结合，增强了经济核算和质量与效益观念，调动了它们完成援外任务的积极性，缩短了一些项目的建设周期。

(五)企业总承包责任制(1993年至今)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到1993年，根据政企职责分开，政府转变职能、企业转换机制的原则，援外工作由行政和事业单位分段管理的体制，改为行政部门集中行使管理职能，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政府部门运用行政规章和经济手段对援外工作实行规范化的宏观管理，同时建立企业总承包责任制，由总承包企业作为中国政府指定中方执行机构负责实施援外任务，以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援外工作的质量、效率和效益。

我国对外援助管理体制的转变折射出我国对外援助项目的具体管理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总交货人部制、承建部负责制到逐渐市场化阶段的投资包干制、承包责任制、企业总承包责任制的变化过程。建立合理的、同国内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实施对外援助的管理体制，对于保证各项对外援助任务的顺利完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当前中国的对外援助管理体系

随着我国对外援助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对外援助过程中经验的积累，我国对外援助管理体制开始形成。目前中国对外援助管理机构除主管部门商务部外，中央政府各机构和部门中，负责对外援助事务的主要有外交部、财政部等23个部委，以及地方省区商务部门、驻外使领馆等也共同参与了对外援助的管理体系。现阶段中国对外援助工作的管理机构按层级可以划分为国家归口管理机构、部门管理机构、地方管理机构和驻外管理机构四个层次。

(一)国家归口管理机构

商务部是主管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归口管理我国对外援助工作，负责对外援助工作中政府层面的事务管理和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商务部下设援外司，负责对外援助工作中政府层面的事务管理和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定。援外司的具体职能包括：拟定并执行对外援助政策，起草对外援助法律、法规，拟定部门规章，研究和推进对外援助方式改革；编制对外援助计划并组织实施，拟订国别援助方案，确定援助项目；负责政府间援助谈判，商签援助协议，处理政府间援助事务，办理援外项目对外移交，负责援外贷款偿还和债务重组工作；核准各类援外项目实施企业的投标资格，组织援外项目决标，下达援外项目任务，检查监督各类援外项目的实施；负责编报对外援助资金预决算和援外统计工作；负责使用援外经费，监督和管理援外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基金项目，并解决政府间重大问题；指导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的相关援外工作等。

2003年3月，商务部成立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援外司将原由其负责的援外项目的具体实施和管理交由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承担，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在工作中接受援外司的指导。

(二)部门管理机构

除商务部外，国务院所属各有关部委也负责承担和管理一些对外援助事务，参与对外援助工作，按行业分工负责，组织实施。各与对外援助有关的部门，一般都设有管理对外援助的机构，有的由对外联络司(局)，或外事司(局)兼管，有的专设援外办公室，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对外援助的各项工作。商务部及其下属的援外司在制定和执行具体的援外项目时，比较侧重对外援助的经济层面；外交部在制定与外援有关的政策时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外交利益的考虑，往往视援外为实现外交总体战略的一个载体，对援外的原则和导向等做出规定；财政部负责财政援助，部内财务、人事、纪检和地区司等单位与商务部、外交部以及技术专家建立了对援外项目的巡检制度；卫生部负责援外医疗队的选派和管理；商务部国际司负责国际多边组织间的援助事务；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与多边开发银行的联系；中国进出口银行负责优惠贷款项目；科技部管理中国对外科技援助工作；农业部承办政府间农业涉外事务，组织有关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教育部、全国妇联也承担部分援助事务。

(三)地方管理机构

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负责一定的对外援助的归口管理，在对外援助中发挥协调管理职能，一方面，协助商务部做好各方面工作，执行对外援助的政策、规章、制度和援助方案；另一方面对援外实施主体的监督管理、推荐属地援外企业的工作、参与与属地企业相关的援外项目管理，监督检查对外援助项目的实施情况。

(四)驻外管理机构

中国对外援助工作的驻外管理机构是驻外使馆经商处(经济参赞处或经济商务参赞处)，或中国派驻受援国的经济代表处。中国驻越南大使馆1956年5月设立的中国驻越南经济代表处，是中国第一个驻外管理对外援助的代表机构。

驻外使馆经商处是中国与受援国发展经贸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协助商务部对援外物资项目进行监督管理，并根据商务部授权处理有关的政府间事务。驻外使馆经济参赞处或经济代表处在管理中国对外援助工作方面的职责包括：执行国家援外方针政策和国务院关于援外工作的指示。重视国别研究，加强与驻在国政府有关部门的交流和沟通，疏通和拓展经济技术合作的渠道，促进双方经济技术合作关系的发展；根据国内主管部门的授权，及时办理政府间协议(包括协定、换文、会谈纪要、交接证书、账务处理细节等)的有关事宜；加强对各类援外项目的管理与协调。要将项目中方人员纳入援外人员管理，关心他们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做好对受援国的人才培训工作。及时了解对方的培训需求和对中国培训项目的反馈意见，审核受训人员，研讨新的培训方式；及时反馈受援国援助要求，如认为可行，应报国内主管部门研究；做好中国援外工作的对外宣传工作，以增进了解，扩大影响，促进双边关系和经贸合作。

经过逐步的调整和改革，中国已经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国外，从政府到企业和中介机构的援外管理网络，形成了由商务部牵头，有关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国内外相互配合的援外工作格局。2006年，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为契机，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与中央各有关部委、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了部门沟通与协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不断优化援外管理机制，提高援外管理水平。随着我国对外援助各机制的建立和强化，对外援助工作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援外管理体系总体框架基本形成。

三、对外援助执行机构

对外援助包括成套设备项目、一般物资援助、现汇援助、人才培训援助、援外合资合作、政府优惠贷款等，根据对外援助方式的不同我国对外援助的程序及执行机构也有所不同。

(一)对外援助成套项目

成套项目援助历来是我国对外援助的主要方式。受援国政府提出项目要求后，两国政府签订政府间援助协议，由中国专家组成的考察组考察受援国提出项目的可行性；若项目可行，则两国政府办理立项换文手续，选择中国国内的设计咨询机构与受援国签订设计合同，对项目进行设计；再通过招议标方式选择中国企业与受援国签订施工合同实施项目；项目完成后，由两国政府主管部门各自派专家组成项目验收组进行项目验收，并签订交接证书。

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简称中成集团)成立于1959年11月。在此后的三十四年间，公司受中国政府委托，作为我国对外援助成套项目唯一的专门执行机构，对内行使政府职能，统一组织管理我国对外援助项目的建设工作，对外作为我国援外项目的总实施单位，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组织实施了1400多个大、中型成套项目，在我国成套项目对外援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3年中成集团进行改组，改组后的中成集团在实施我国对外援助中成套设备和技术进出口中依然具有优势。

(二)技术合作项目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是在中国已在受援国援建成套项目的基础上进行的，应受援国政府请求，我国可对已援建成套项目进行技术合作。双方政府办理换文手续，对技术合作的内容、派遣人数、专业、合作费用、合作期限及提供项目所需维修零配件等加以规定，由中国商务部选派中国企业(一般为原项目实施企业)承担项目的技术合作。在项目技术合作期间，受援国政府主管部门负责提供技术援助的中方企业必要的生活条件，办理所需物资进口，派遣合格人员参加培训等。

(三)政府贴息的优惠贷款项目

政府贴息优惠贷款项目始于1995年5月，是我国对外援助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政府指定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该项贷款的唯一承贷行，负责优惠贷款的项目评审、贷款协议的签订、贷款发放、贷后管理和本息回收等工作。商务部为该项业务的政府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制订政策和计划及与受援国商签政府间框架协议，并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推荐优惠贷款项目。

“优惠贷款”主要用于我国企业与受援国企业合资合作建设、经营的生产性项目，或提供我国生产的成套设备和机电产品等。根据受援国的要求和我国的可能，我国政府同受援国政府就提供“优惠贷款”的额度、主要贷款条件、使用范围、承贷行、转贷行等签订政府间框架协议。我国企业和受援国企业在两国政府签订框架协议前可以先行探讨项目供我国向受援国提供“优惠贷款”时参考。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审核由受援国政府或两国合资企业或中国企业提出的拟使用优惠贴息贷款项目，并推荐给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同受援国政府指定银行对项目进行经济和技术可行性分析，对确有经济效益的项目，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受援国政府指定银行或政府部门签订借贷协议。在借贷协议签订后，中国进出口银行会同受援国银行选择贷款使用企业实施项目，并规定监督贷款使用，以及收回到期贷款本息。

以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形式的对外援助实施过程涉及到较多部门，商务部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是主要管理机构，财政部提供贴息资金，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督中国进出口银行业务。每年的贷款规模，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商务部、外交部、中国进出口银行提出，并报国务院批准。

政府贴息优惠贷款项目实施过程中，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起到较大作用，尤其表现在协助商务部对申请援外优惠贷款项目企业资信进行审核。而且地方商务主管部门须参加由属地企业承担实施援外成套项目的检查验收及重大援外工程联合检查。

(四)援外合资合作项目

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是用于支持我国企业利用受援国当地资源和我国设备、技术，与受援国企业在受援国经营有市场、有效益并以生产性为主的中小型合资合作项目的专项资金。

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由商务部和财政部统一实施管理。商务部负责援外合资合作项目的立项审批，对外签订协议，向财政部报送“基金”的年度使用计划和“基金”的年度决算，负责项目借款合同的签订、拨款和借款催收，并根据财政部核准的“基金”年度使用计划、决算和有关规定进行帐务处理。

国务院有关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计划单列市的外经贸厅、委对申请基金的项目进行审核，合格后转报商务部。我国各驻外使馆经商参处配合企业做好境外项目的考察和当地市场的调研工作，并根据驻在国的经济、政治情况，对项目进行审核，合格后向商务部出具项目建议书。援外司负责对项目进行审核、计财司负责审查借款单位财务状况并核定借款金额，对于借款金额超过(含)1000万元人民币或等额美元的项目，由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共同审核并确定借款金额。

(五)援外人力资源项目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援外人力资源培训得到快速发展。2002年以来，用于人力资源开发培训的援外支出增长近五倍，且培训领域和专业范围不断扩展。援外人力资源项目的实施需要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相关部委、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以及全国性行业的推荐，并由商务部最终评审确定。

2000年，我国面向非洲国家设立的“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用于帮助非洲国家培训各类管理和技术人才等，该基金的使用根据培训专业的数量和非洲国家学员报名的情况而定，不设固定限额。由商务部负责以经济管理官员研修活动、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项下的专业技术培训、双边培训、派专家“走出去”培训等方式为非洲国家进行人员培训。

(六)一般物资赠送

受援国政府提出物资赠送要求后，两国政府签订政府间协议。受援国国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所需物资清单，并与中国商务部根据协议金额确定物资的品种和数量。中国商务部选定中国企业负责物资的组货和发运，如有必要即提供售后服务，如设备安装、人员培训等。

(七)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是指在海啸、地震、飓风、旱灾等自然灾害发生后，我国政府向受灾过提供紧急救灾物资、派遣救援队和医疗队，以及现汇资金等的援助。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实施过程中涉及外交部、商务部、卫生部、国家地震局等，各部门按各自职能，协调配合，落实救援事项。

对外援助项目通过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单位的密切合作，对于保证各项对外援助任务的顺利完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法律法规建设

随着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开展，特别是1994年对外援助改革以来，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些行政法规、管理办法等，对援外活动进行协调管理，这些部门法规对援外资金使用、项目管理管理、援外人员的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相应的对外援助法律、法规。现有的对外援助工作主要是在由部门规章为主体，由一系列规范文件和部门规章构成的援外制度体系下进行的。

(一)援外资金使用

关于援外支出预算资金的使用，1998年财政部颁布了《对外援助支出预算资金管理办法》，对对外援助支出的范围、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调整、财务监督和管理做出了相对较为具体的规定。援外资金由财政部按预决算制统一管理，国务院有关主管部委根据职责分工具体管理本部门的援外资金。

关于援外专项基金的管理，1992年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多种形式援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多种形式援外专项资金”由财政部和经贸部共同管理，并对专项资金和借款单位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1998年用新的《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管理办法》代替原管理办法，加强对援外专项资金的管理，并制定《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管理办法细则》，加强对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的财务管理。

(二)援外项目管理

1998年以来，外经贸部以及后来的商务部在援外项目管理方面制定了大量的政策、法规，用以规范援外物资项目、成套设备项目、人员培训项目工作。1998年对外经贸部制定了《对外援助物资检验管理办法(试行)》、《对外援助工程质量检验评定及验收办法》、《对外援助工程施工技术资料管理办法》；1999年又颁布了《对外援助项目奖惩办法》；2004年商务部又出台了《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施工任务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办法》、《对外援助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办法》；2005年商务部全面启动各类援外项目合同标准文本的协定工作，并开始起草《援外成套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对外援助物资项目管理办法》《对外援助人力资源项目管理办法》，同时制定并了《商务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对外援助实施进度的意见》、《对外援助培训项目实施管理内部暂行规程》等规范性文件；在此基础上，2006年商务部正式颁布了《对外援助物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援外成套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同时制定了《对外援助成套项目考察设计评标办法(暂行)》和《商务部关于对外援助项目评标结果公示和质疑处理的规定(试行)》。由此逐步形成了基本完备的援外项目法规制度，明晰了援外项目的分类管理，规范了援外项目招标制度和实施企业的资格认定，并加强了对援外项目的质量和安全的监督、管理。《对外援助成套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2008年第18号令)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三)援外人员的管理

商务部于2004年颁布了《援外青年志愿者选派和管理暂行办法》，就援外青年志愿者范围、相应条件、招募方式、志愿服务期限、业绩考核和奖励、主管部门和管理机构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将援外青年志愿者服务纳入援外人员进行管理，援外青年志愿者成为援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的新方式。同时，更广泛的《援外人员的管理办法》也在制定过程中。与此同时，为了提高援外人员的素质，中国连续几年坚持举办援外管理规章培训班，对援外项目执行单位的国内负责人、技术组负责人、设计代表、监理工程师和项目质检员进行培训，切实把好援外项目质量关。以2003年为例，全年共举办5期培训班，对27个项目的近200人进行了培训。

对外援助范文篇2

(一)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对外援助是中国经济外交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对外援助思想。其中主要体现为1964年总理访问亚非14国时提出的“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切实帮助受援国自力更生；力求使受援国真正受益；尽量减轻受援国的负担；严格履行承担的义务。援外八项原则阐明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性质、宗旨，也是中国对外政策在援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这些原则确定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思想和立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推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在与发达国家交往的同时，中国仍然把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力求与发展中国家形成互利双赢的共同发展模式。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色，创造了一些更加符合经济合作规律的新的做法。

20世纪80年代，根据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我国总结了长期以来与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的经验，提出了新时期对外援助工作的基本原则：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1996年5月同志在非洲总部发表演讲时郑重宣布了与非洲国家合作的五点原则：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互惠互利，谋求共同发展；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一思想成为我国新时期对外援助的工作方针。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援外工作。近一时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和对外交往能力的提高，总书记和总理对援外未来发展方向、援外战略性任务等大政方针亲自部署、亲自决策，先后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2005年9月，主席在出席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宣布了中国政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援助五项新举措；在2006年11月份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主席提出，中国政府将采取8个方面的政策措施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其中主要内容涉及援外工作。援外工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外援助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对外援助秉承“援外八项原则”的精神，总的原则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平等相待，维护共同利益；第二，尽力而为，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第三，互利共赢，谋求共同发展。这些特点是我们过去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二)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变化

从建国初到现在，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政府对外援助政策做了一些调整，总的来说，我国对外援助政策发生了以下变化：

1.意识形态在对外援助中的作用逐渐减弱。建国伊始，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即通过援外，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促进民族解放运动，促进世界和平。此时，中国在国内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同时，仍然对第三世界特别是未独立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以至于我国不堪重负。60年代和70年代，是我国对外援助受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阶段，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被提高到了极高的地位，其对我国的外援政策的影响也逐步加深。1980年后，中国外交逐步摆脱了左倾思想的束缚，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政治上平等互信、相互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经济上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主题。

2.经济因素在对外援助中的作用不断增大。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国在处理对外援助与国内经济建设的关系时，越发侧重于经济建设的需要。一方面，中国政府认识到，对外援助应该考虑本国的国力，量力而行。1980年的全国外经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的对外援助要根据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量力而行。1983年起，中国开始减少援助的支出，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援助的规模才开始扩大。另一方面，对外援助逐渐成为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一条重要渠道。中国与受援国之间的贸易额随之增长，对外援助也将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带入了国际市场，为它们带来了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业务。对外援助与经济建设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和谐关系。

3.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加大。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特别是近两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影响力的增大，中国向遭遇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国家提供了大量人道主义援助。

2000年以来，世界各地海啸、地震、飓风、旱灾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造成受灾国家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2005年印度洋地震海啸、美国飓风灾害、巴基斯坦大地震等，以及2006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黎以爆发战争冲突、菲律宾遭受强台风袭击时，中国都快速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救援机制，在最短时间内向有关国家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中国人道主义救援力度的加大，反映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秉承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精神，愿意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创造和谐世界尽义务、做贡献。

(三)中国对外援助管理机构与管理机制

在中国对外援助思想和原则逐渐成熟，对外援助政策逐渐转变的过程中，我国也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管理机构以及管理机制的建设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1.对外援助主要管理机构与管理机制

随着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开展，我国逐步形成了由援外管理体系和援外支持体系共同组成的对外援助体系。

(1)援外管理体系

随着对外援助工作的进行，我国逐渐建立了以商务部(14个司局)、外交部和财政部三个部门为主，23个部委以及地方省区商务部门共同参与的对外援助管理体系。

2006年，以中非峰会为契机，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与中央各有关部委、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强了部门沟通与协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不断优化援外管理机制，提高援外管理水平。目前我国现有的以及正在建设的援外管理机制包括：

——商务部、外交部和财政部三部门援外工作联动机制；

——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部门和机构的减免债务工作机制；

——商务部、外交部、解放军总参谋部等部门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联动工作机制;

——23部委援外合作机制；

——商务部与地方省区商务部门的工作联系机制；

——商务部部内14个司局援外工作联系机制；

——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及部内财务、人事、纪检和地区司等单位和技术专家建立的援外项目巡检机制；

——与进出口银行优惠贷款联席会议工作机制等。

随着我国对外援助各机制的建立和强化，对外援助工作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援外管理体系总体框架基本形成。

(2)援外支持体系

除了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等国家部委和省区商务部门，援外工作的顺利开展还需要其他相关机构的支持和协助。商务部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就是两个重要的我国对外援助的协作支持机构。

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局是商务部为了更好地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依据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相对分离的精神于2003年7月份组建的。作为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辅助管理力量，主要负责我国对外援助业务的促进、服务和保障工作，并承担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业务的促进工作。

中国进出口银行是我国专门支持国际经济合作的政策性银行，成立于1994年。从1995年开始，中国进出口银行成为我国政府指定的承贷银行，负责办理援外性质的政府援外优惠贷款业务。中国政府优惠贷款的政府归口管理部门为商务部，负责制订政策和计划，签署优惠贷款框架协议，中国进出口银行负责项目评估审查、放款、贷款管理、本息回收等。每年的贷款规模，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商务部、外交部、中国进出口银行提出，并报国务院批准。

2.对外援助主要归口管理部门：商务部援外司

中国对外援助的归口单位是商务部援外司，主要负责拟定并执行对外援助政策；起草对外援助法律、法规，拟订部门规章；研究和推进对外援助方式改革；编制对外援助计划，拟订国别援助方案，确定援助项目并组织实施等。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发展，援外司逐渐加强了援外管理工作。

(1)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对外援助的法制化

1964年，总理宣布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准则”，之后，这一准则成为我国施行援外工作的唯一标准。1991年，在全国对外经贸工作会议上，专题研究了援外工作问题，会议强调了进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意义，明确规定了援外任务单位的职责，制定了加强援外物资供应和援外出国人员管理等办法。2003年，商务部条法部门会同相关司局正式启动了《中国对外援助条例》的起草工作，以加强援外工作管理，将对外援助纳入法制化管理。

但到目前为止，我国援外尚无统一的立法，现有援外制度体系主要以部门规章为主体，包括一系列规范性的文件和内部规则。

近年来，商务部援外司加强了制度建设，先后印发实施了《对外援助物资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对外援助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办法(试行)》、《对外援助成套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施工任务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办法(试行)》、《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施工任务评标原则(修订版)》等重要部门规章，制订《商务部制订和实施<对外援助物资供货指导目录>工作方案》等规范性文件，拟定实施《关于建立对外援助项目经济技术咨询服务网络的内部暂行规定》、《对外援助项目招标工作内部管理暂行规程》等一批内部工作规则。仅2006年全年制订和颁布实行的援外管理文件就达到38件，推进了援外管理的制度建设。

(2)研究和推进对外援助方式改革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国对外援助以资金和物资援助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5年以后，中国尝试了新的对外援助方式，并对已有的对外援助方式进行了改革，这其中，优惠贷款援助方式和援外项目合作方式逐渐增多，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受援国建设当地有资源、有市场的生产性项目，鼓励国内的企业到受援国进行投资建厂，将对外援助与投资、承包等项目互利合作起来。

中国政府对外优惠贷款是指中国政府指定中国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政府提供的具有政府援助性质的含有赠与成份的中长期低息贷款。1994年初，国务院决定通过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的方式对外援助。1995年7月，我国同津巴布韦签订了第一笔优惠贷款框架协议。优惠贷款改变了传统的我国对外援助资金仅仅来自于财政拨款的途径，将财政资金同金融资金结合起来，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而且，由于银行资本的介入，银行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评估、审核及监管，有助于提高对外援助的效率与效益。

援外项目合资合作是在中国政府与受援国政府原则协议的范围内，双方政府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中国企业同受援国企业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的方式实施的项目。援外项目的合资合作方式自1992年开始试行，其优点在于除了我国政府投入对外援助资金以外，企业也投入了自己的资本，因此，对外援助规模扩大了；而且，这种方式可以促进双方企业在管理、技术上长期合作，有利于培养受援国企业管理人才，帮助受援国增加收入和就业，从而提高援助的效益；同时，也能使我国企业更加顺利地开拓海外市场。

(3)建立健全援外管理机制

对外援助工作要达到预期效果，必须健全援外管理制度，加强援外项目的管理。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与改革，我国援外已基本形成了符合政治需要、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一整套援外管理机制。援外项目的考察、设计、设计审查、设计监理、招标、贯标、施工、施工监理、中期质量检查、竣工验收检查、重大工程巡检等重要环节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和管理目标。

近年来，商务部积极采取措施，加强了援外项目的主体管理以及援外人力资源项目和优惠贷款项目的管理。在援外主体管理方面，2004年以来，商务部加强了援外企业评价制度的建设工作，并准备从2007年起，构建一整套援外企业评价制度，以及配套建立的鼓励制度和严格退出机制；在援外人力资源项目管理方面，2002年以来，配合我国人力资源开发培训援外支出的增长以及培训领域和专业范围的扩展，商务部加强了援外人力资源培训的主体资格管理工作；在优惠贷款管理方面，2004年以来，针对优惠贷款迅猛发展过程中暴露的一些管理方面的问题，商务部加强了优惠贷款项目企业的资格准入制度和竞争制度。

(4)加强对外援助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大力加强援外宣传

近年来，商务部援外司加强了援外政策研究和专家队伍建设、稳步推进援外宣传等工作。一方面，商务部在重要援外政策推出之前，开始积极运用社会力量和各种专业优势资源，邀请国内主要高校和研究机构专家进行专题研究和论证，并积极与农业、卫生、教育等有关部委和银行进行沟通和交流，以加强援外政策的科学性。同时，在工作中也积极总结援外工作实践的经验，向中央和国务院呈报了大量有深度的汇报材料。另一方面，创办《援外工作通讯》、制订援外标识、编印援外大型画册、启动拍摄援外专题电视片、编制宣传手册、援外历史资料整理等工作，大力加强了援外宣传。

在增加援外政策透明度方面，尽管目前对外援助总体信息还未在公开出版物或官方网站上公开，但是已经可以在公开渠道找到一些相关的数据和资料。2005年通过新闻会公布了对外人道主义援助比较的详细数据，在商务部的年鉴上，列有对外援助项目的总体数额，商务部网站不断在对外援助项目的消息；媒体上也出现了一些援外项目的深度报道；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公开其对外信贷投资的部分统计数据。经济,政策-[飞诺网]

二、中国对外援助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

虽然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对外援助机制的建设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是，在现阶段我国的对外经济援助工作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一)对外经济援助工作缺乏完整的理论指导

改革开放以后，根据邓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和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我国的对外经济援助工作进行了合理的调整和改革。但是，我国基本还未形成对外经济援助的理论研究。我国还没有独立的类似英国ODI(海外发展研究所)的对发展援助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研究力量。整个国家对发展援助理论与政策的研究都十分薄弱。目前，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对外援助体系不甚了解，另一方面，自己也还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整，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对外援助理论体系。

(二)对外援助未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对外援助战略不清晰

在发达国家，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国家，都有对外援助法和相关法案，内容包括对外援助的原因和目的、执行机构、提案及其批准程序(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援助总额与GDP和财政收入的比例等等内容，以规范政府的对外经济援助行为，避免对外经济援助的随意性。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相应的对外援助法律、法规。现有的援外制度体系仍是由部门规章为主体，由一系列规范文件和部门规章构成的。中国的对外援助总体上透明度比较低。对于外部世界而言，我国的援外决策是怎样制定的，决策主体是谁，决策过程是怎样的等都笼罩着几分神秘的色彩，决策内容更不必要经过人大的批准，因此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随意性较大，政策变动也较多。

(三)对外援助管理机制尚未成熟

近年来，商务部虽然开始致力于建立完整、规范的对外援助管理机制，对外援助管理机构和制度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还不完善，管理机制建设可以说刚刚起步，许多方面都需要大量的工作。

首先，在项目主体管理方面，虽然2004年以来，援外管理制度建设得到有力的推进，2004年7月1日开始，援外项目实施主体开始实行资格认定制度，主体管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具体表现在主体培育方面，相当一部分新企业缺乏承担援外任务的实践经验和思想准备，对援外工作的政治性和政策性要求缺乏正确认识；在主体监管方面，适当的激励机制、必要的约束机制和刚性的退出机制还不健全；在主体选择方面，现行援外项目招投标制度在坚持“公平、公正”原则的基础上还没有根本处理好“公平”与“合理”的关系，特别在企业评价以及合理反映企业既有业绩和优势方面有待改进。

其次，优惠贷款管理方面，2004年以来，虽然优惠贷款发展迅猛，项目可行性评估工作逐步规范，但这一类项目还没有建立配套的资格准入制度和竞争制度。主体管理方面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优惠贷款的使用效果。

第三，在援外人力资源项目管理方面。随着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援外人力资源培训工作的重视，2002年以来用于人力资源开发培训的援外支出增长很快，培训领域和专业范围不断扩展。但相对于援助规模和内容的迅速发展，援外人力资源培训的主体资格管理仍相对滞后。

此外，我国援外管理工作还存在援外规章制度不健全，项目管理不规范，援外人员队伍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

(四)多边援助渠道未得到充分重视

从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向联合国提供过9笔多边援助款。80年代，我国也尝试了将对外援助同联合国的多边援助、受援国自筹部分资金、国际金融组织或第三国援助等相结合，开展对外援助工作。自1983年起，我国就开始与联合国发展机构合作，积极参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由我国实施了一批多边援助项目。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越来越注重国际形象，进一步加大了多边援助的力度，同国际组织的合作越来越频繁，合作力度也越来越大。2005年，中国政府通过联合国多边救援行动向海啸受灾国提供了2000万美元捐助。从2006年起，中国已经开始从联合国粮食计划署(WFP)的受援国转变为援助国。农业部的官员表示，中国政府重视同WFP的合作，我们愿意继续加强与WFP之间的合作。但总的来说，中国对多边渠道还未予以充分的重视，通过多边渠道的援助还比较少，援助的力度不够，涉及的范围也不广。

(五)NGO在援助中的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

在官方援助中纳入NGO的参与，可以适当缓冲和“稀释”官方援助的政治性，有时更容易被受援国国民接受。一国公民对他国的善意表达，有时候比为表达政治意愿而进行发展援助的政府有更强的感染力。近年来，国际NGO在外援机制较成熟的国家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就开始吸纳NGO参与对外人道主义援助，扩大资金来源。2004年印度洋海域发生海啸之前，中国已有民间力量参与对外人道主义援助，但是规模比较小，主要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民间团体进行。2004年东南亚海啸救灾期间，国内首次大规模的民间力量参与对外人道主义援助。中国NGO组织和中资企业开始参与到对外援助中，向当地政府提供了一些紧急的援助。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成为政府指定接收社会捐款的NGO。之后，中国扶贫基金会也跻身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组织的行列。同时，一些企业也参与到国际救援中。在印尼发生海啸灾害的时候，中国的华为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就向印尼紧急提供了无线通讯设备，金额不小；巴基斯坦发生地震之后，有十几家中资企业纷纷向巴基斯坦政府提供现金援助，最多一家达到1000万美金。但是，总的来说，中国对外援助中缺少民间参与的活力，NGO发育低下，能力不足，在外援机制中参与程度很低，在中国对外援助中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

三、中国对外援助管理机制的发展方向

对外援助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作为一个大国，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责任的上升，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援助也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在对外援助上表现得相当活跃。在新的形势下，建立系统成熟的援助机制和策略以保障援助的有效性，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关系到中国能否建立可持续地担负大国责任的形象，关系到中国对外援助的实际效果。

因此，我国应从国情实际出发，积极借鉴国际社会对外援助有益的做法，汲取先进管理经验，建立起符合国际运行规则，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管理体制。

(一)加强对外援助理论研究

对外援助是中国整体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长期的可持续的和平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内容，是中国经济外交的具体实施步骤之一。它应该有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原则、法则和措施，是一个科学决策的过程。而且，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援助课题，对外援助需要依据哪些新的原则、它与对外政策的相互关系怎样、如何使援助更加有效、如何使援助更能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摆脱困境、中国作为一个自身在许多方面需要得到援助的国家如何实现对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有力支持、援助行为如何实现互利与互助并最终达到深层次的经济合作的目的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关系到受援国的利益，也关系到中国自身的长期发展。

因此，中国应加强对外援助理论的研究，增加对外援助理性科学的成份。这方面，发达国家，特别是OECD的DAC(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在官方发展援助方面的研究比较成熟，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二)加快对外援助立法，加强制度建设

目前，我国的对外援助随意性较大，不够透明，对外援助政策不需通过人大的决议，这都是现存比较大的问题。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外交就必须向着专业化、科学化、综合化和理性化方向发展，避免由于主观臆断、感情用事而对外交和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害。对外援助的法制化就是理性外交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国应该加快对外援助立法，加强制度建设，实现援外规范管理，使对外援助成为一项有规则、有秩序、有目的的工作。

多数发达国家都有自己的援助法，或针对某一个特殊事件而出台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援助法案。这些法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起到了比较有效的作用，中国在制订对外援助的标准、法规时，可以借鉴其中部分合理成分，形成有中国特色、体现大国风范同时又具有较强指导意义的科学务实的对外援助法。

(三)建立系统成熟的援助机制

建立系统成熟的援助机制和策略关系到对外援助的实际效果，对改进对外援助工作，提升对外援助工作水平和运行效率十分重要。这方面，我国特别应注意加强国际间合作，吸取西方好的经验。

1.科学制定援助规划，提高立项工作水平。商务部在制定对外援助计划过程中，要从中国长远和整体战略利益出发，从有利于受援国发展的目标出发，统筹规划，充分论证，科学制订国别援助方案，精心选定援助项目，合理安排有限的援助资金。在继续帮助受援国建设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标志性项目、提供紧急救灾援助、搞好人才培训的同时，积极探索帮助发展中国家发挥丰富的资源优势，加快发展经济的新途径、新方式。

2.合理设置管理机构，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要根据对外援助发展的实际需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强化组织保障；同时解决援外行政管理人员不足的问题，适当增加主管部门人员编制，充实管理型、专家型人才，建立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熟练、擅长管理的复合型的援外管理干部队伍。

3.加强援外项目管理，提高援外工作效率。首先，应加强主管部门与驻外使(领)馆、国内相关单位的有效配合和相互支持，加强信息化和电子政务建设；其次，通过有效地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手段，采取先进管理方式，及时监控援外项目实施管理过程每一环节，重点对进度、质量、投资、安全等问题实施动态、精细的管理；最后，认真做好项目评估工作，确保援外项目达到预期的目的。在项目评估方面，应注意学习发达国家的项目评估经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建立项目评估与项目总结报告制度、全面统计制度和年度报告制度，规范项目评估工作，提高评估水平。

(四)加强与多边援助组织的合作

国际援助体系目前由150多个多边机构，33个双边机构[其中22个国家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的成员]，至少10个提供了大量ODA但非DAC成员的政府以及正在迅速成长的全球纵向基金会(VerticalGlobalFunds)组成。其中，双边援助机构提供了总援助支出的70%，多边援助机构提供了其余30%。

当前最主要的多边援助组织为联合国系统，主要为联合国所属的各专门机构，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粮食规划署(WFP)、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UN-Habitat)等，以及欧盟、世界银行及区域开发银行(如非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IDA)等。多边援助以优惠贷款和赠款的形式为主，其中，区域开发银行、欧盟和IDA注重经济基础结构和生产部门，而联合国则在提供粮食和其他救助品援助中占支配性地位。一般来说，多边援助组织先是向各个国家募集资金，然后将募集到的资金提供给受援国。虽然目前多边援助机构只提供了30%的官方发展援助，但是其重要作用正日渐凸现出来。中国在向多边援助组织提供援助方面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今后，中国应该更多地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向这些组织提供资金。因为，首先，这些国际组织在全球的援助上占有重要地位，向他们提供资金能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其次，这些国际组织在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时候不会带有很强的利益目的，他们更加真心地希望能改变受援国的贫困状况，因此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援助效果。

(五)逐渐发挥NGO在对外援助中的作用

发挥NGO在对外援助的作用，不仅可以提升援助的真实性和效率，还可以促进中国的国际就业与社会成熟发展。更重要的是可以使中国的救援理念及文明关爱影响传播得更广更深，并对政府的外交和国际角色起缓冲和弥补的作用。中国政府应该充分发挥NGO在对外援助中的作用。一方面，借助NGO的力量，吸取社会资源和力量参与国际援助，扩大援助的规模；另一方面，通过引导NGO平等参与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任务，而不是简单地把钱拨给受援国的政府，可以提高援助资金的利用效率，达到更好的援助效果。国际援助中，应提倡采用招投标的方式，以透明的市场化操作进行援助资金的分配。而且，NGO对国际援助的参与、意见和声音，包括批评和压力，还可以提高官方发展援助的透明度。近年来，国内的扶贫领域已经开始了政府招标采购NGO服务的尝试，以增进国内“援助”的效率和透明度。在国际援助特别是国际人道主义援助领域，政府也可从信息、提供渠道等方面对NGO进行统一的引导、组织和管理，引导我国的NGO介入到国家对外援助中。我国的NGO也应积极主动地加强国际合作，走向国际化。

对外援助范文篇3

关键词：对外援助；对外援助法；一带一路

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在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增加了中国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大多数沿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在资金、人力、技术方面的援助。但是，对外援助在政策层面的热度和在公民社会遭受的冷遇形成鲜明对比（如2018年4月教育部教育援外预算、2018年9月中非论坛宣布支持非洲600亿美元等均产生较大舆论争议），这既体现中国公民社会关于援助的基本立场，也表明我国的对外援助尚未从“政策指引”走向“法律制度指引”，援外法律制度建设仍需提速。可以说，要发挥对外援助活动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先锋、先导作用，必须借助“一带一路”东风加速援外制度发展，制定《对外援助法》，利用援外法律制度反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随着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专门负责对外援助工作，可以说我国制定《对外援助法》的机构条件已经具备。本文拟从对外援助规范体系建设、明晰援外职权界限、平息公众援外争议、推动援外管理体制改革等角度，以论证制定《对外援助法》的必要性。

一、关于制定《对外援助法》的提案与进展

早在2007年，就有提案建议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援助法”（第0389号），认为为使对外援助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外交政策，科学高效、量力而行地做好对外援助工作，就对外援助的原则、方式、规模、范围和决策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收到提案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专门就制定对外援助法的议案召开了座谈会并进行专题调研。但考虑到现实因素，我国当时并未将该议案单独列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议议程。随着国内外实际情况的变化，此后仍然有立法提案提出制定《对外援助法》。如2014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赵皖平等30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出台对外援助法的议案》(第441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工作班子进行认真审议后，认为商务部当时已起草了《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草案)》，可以通过推动制定《对外援助管理条例》等法规来解决援外工作中的问题，因而也未考虑继续推进《对外援助法》事宜①。2016年3月，骞芳莉等30名代表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再次提出制定对外援助法的建议，认为应通过援外立法明确对外援助的定位、管理体制、资金来源等问题，建立对外援助采购、资金管理、项目管理、援外项目实施任务等制度（《关于推动对外援助立法工作的议案》，第18号）。接到该提案后，全国人大赞同援外法律规范层级较低是制约我国对外援助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观点，认为仅靠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管理对外援助工作无法满足我国援外工作的现实需要；但在援外立法问题上，全国人大仍然较为保守，认为应在总结援外改革经验和部门规章实施情况、加强调研和部门协调的前提下，推动《对外援助条例》正式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②。关于制定《对外援助法》的提议再次被否定，援外专门立法的研究起草尚未提上日程。当然，为保障“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商务部近年来极力推动对外援助制度建设工作进程，出台、修订了诸多对外援助相关的规章，如《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对外援助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办法（试行）》等。这些规章制度的出台是我国对外援助制度化进程的重要体现，毫无疑问，商务部的援外规章制定工作为援外制度从部门规章走向国务院行政法规奠定了制度基础。然而，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无论是《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或是《对外援助条例》均不足以应对目前我国对外援助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我国应当尽快启动《对外援助法》的起草工作。

二、《对外援助法》是完善援外法律规范体系的重要步骤

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该《决定》指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并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中，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重要指标，某一特定领域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当由以全国人大基础性法律为纲领的法律核心规范、以国务院行政法规为补充的基础法律辅助规范和以国务院部委部门规章及地方规范性文件为操作依托的法律实施规范构成。结合我国对外援助实践及对外援助制度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随着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快速发展，对外援助相关职能部门逐渐注意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已经出台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来规制对外援助活动、提高对外援助的透明度和有效性，并形成了一定的规章制度体系，在实践中也已存在较强的可操作性。可以说，近几年商务部等部门在对外援助领域规章的立、改、废工作的开展，为我国援外制度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我国已经存在较为庞大的对外援助规范文件群，但总体上而言，我国的对外援助法律规范体系尚未形成，对外援助基础性法律的缺失至少带来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援外法律规范体系“先天不足”虽然目前的对外援助规章几乎已经涉及对外援助规制的各个方面，但是基础性法律的缺失意味着规范体系核心与纲领的缺失，也欠缺必要的规范体系宣示效应。因而，如将援外法律规范体系与对外贸易法律规范体系、外国投资法律规范体系等其他涉外法律规范体系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对外贸易法律规范体系和外国投资法律规范体系均由各自领域的基础性法律领衔（如《对外贸易法》、《外资企业法》等），并衍生出配套的行政法规体系，而由于基础性法律的缺失，导致对外援助法律规范体系缺少必要的纲领性和宣示性文件，对外援助法律规范体系的特征并不明显，规范体系的发展存在“先天不足”。（二）援外法律规范体系“发育不良”法律的制定与实施是一个由上而下、由原则到规则、由宏观到微观的过程，因而基础性法律的出台往往能够促使行政法规、规章制度的出台与体系形成。以外国投资法律规范体系为例，我国自改革开放初期便推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等外国投资基础性法律出台，为能有效实施上述法律制度，国务院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等配套行政法规，并出台了数量众多的部委规章和地方性法规、规章作为具体实施规则。外国投资法律规范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对于吸引外国投资、外国投资的行政管理与纠纷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同样，我国在出台《对外贸易法》以后，制定了包括《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等相关配套行政法规，已经基本形成了符合国际多边贸易规则、同时适应本国国情的对外贸易法律体系[1]。随着2004年、2016年《对外贸易法》的修订，我国对外贸易法律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外贸管理和竞争力也相应提升。反之，从对外援助法律规范体系目前的发展轨迹和趋势而言，似乎正在走向一条“自下而上”的道路，即按照援外规章制度（《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等）———援外行政法规（《对外援助条例》）———援外基础性法律（《对外援助法》）的模式进行发展。与“自上而下”的法律规范体系形成过程不同，这种法律规范体系形成过程缺乏必要的法律实施压力，即使规章制度的出台可能存在一定的行政与政策压力，但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部门自觉。因而这种法律规范体系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才能发展完善，规章制度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框架指引可能存在体系不强、协调性差等问题，引起“发育不良”；而《对外援助条例》及《对外援助法》的出台可能需要长达10余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必将遭遇“发育迟缓”的尴尬。对外援助法律规范体系的“发育迟缓”与“发育不良”问题不利于对外援助工作的开展，长此以往可能阻滞我国对外经济合作战略的推进。（三）援外规章内部协调差强人意除了商务部的规章制度存在较强的逻辑自洽和内部协调之外，其他援外工作相关的部委所的规章鲜见有与商务部规章进行对接，绝大部分部委尚未就自身的援外职能制定规章制度或规范性文件，加之于立法上缺乏以《对外援助法》为主的上位法进行指导、理论上欠缺对援外法律制度的研究，导致目前援外规章制度存在体系不强、协调性差等问题，最终只能依赖于行政协调。2018年4月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挂牌后，仍然存在新的援外主管部门与援外相关职能部门的职权协调与制度协调问题。援外工作是一项集战略、法律、实施于一体的综合性、多元性工作，援外工作不仅需要实施层面的制度供给，同样需要战略层面与职能协作层面的制度供给，将援外战略与援外法律进行对接形成综合性的援外制度是援外活动作用得到有效发挥的重要保障。《对外援助法》的制定有利于实现援外战略的法律化和援外法律的战略化，实现援外战略与援外法律的融合互通，确保援外战略的制度实现。当前的规章制度体系在内容上能够涵盖一部分援外战略（侧重于经济合作）以及绝大部分的援外实施工作，但对于援外工作的外交侧面较为忽视，对外援助主管部门与其他部门在援外工作实施方面的对接问题仍然需要通过《对外援助法》进行协调。因而，就对外援助法律规范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而言，对外援助基础性法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及时地研究、制定《对外援助法》，才能尽快推动对外援助法律规范体系的形成。

三、制定《对外援助法》是援外职能部门依法行政的基本前提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撇开所有技术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2]。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们逐步认识到，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权力机关的意志主要通过其所制定的法律表达出来，执行机关也是执法机关，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3]。因而，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4]。这就意味着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本质是约束行政权力，也就是说，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职能应当来源于法律的授权，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的依据是法律，在依法行政过程中，不仅要遵从法律的实体性规定，同时也要遵从法律的程序性规定，政府在不履行职能或者不适当履行职能的时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而，在“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与关键”已经达成一个普遍共识的情况下，凡是涉及到政府行政行为的事项，都必须要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下来运行，而依法行政的前提则是有法可依。国家实施的对外援助活动是一种国家对外交往行为，政府的对外援助工作是一种典型的行政行为。因而在实施对外援助时，不仅在援外机构的设置、援外机构的职能、援外程序以及援外相关法律责任上都应当有法律作为依据才能由相应行政部门开展援外活动。在本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前，无论是我国的宪法还是法律都没有关于对外援助方面的规定，同样也没有授权国务院指定或直接规定由某一部门承担对外援助职能。可喜的是，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决定”的形式组建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明确其继受原商务部有关对外援助工作职责和外交部的援外协调职责，同时规定对外援助的具体执行工作仍由有关部门按分工承担[5]。然而，除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之外，仍有其他许多部门承担对外援助职能，如教育部承担教育援外职责、科学技术部承担科技援外职责等，这些机构的援外职能并未由法律予以直接规定，甚至未在国务院办公厅的“三定规定”中检索到相应的规定。从法理上而言，为了避免部门间的职权冲突，确保援外工作顺利开展，我国应尽快推动《对外援助法》的起草，通过立法明确各个部门的援外职能。通过横向对比可以发现，新近颁布的部分法律已经在行政机关职权法定问题上有了巨大进步，由法律直接规定或授权国务院确定职能机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10条对国务院反垄断机构进行了规定，授权国务院确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修订）第5条规定：“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其职责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会同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并公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承担有关食品安全工作。”该条直接规定了《食品安全法》的执法机构，并授权国务院设立并规定食品安全委员会的职责，同时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权界限，使得各部门可以在法律的规定之下协调规制食品违法行为。因而，援外职能部门如果要实现依法行政，首先必须做到职权法定，这是援外职能部门的执法之源。在目前的情况下，《对外援助法》的缺失导致援外职能部门无法可依，这种局面在建设法治政府的大背景下应当予以改变。

四、制定《对外援助法》是援外制度普及与战略实现的最优选择

对外援助得以成为一国重要的对外战略安排，其根源也在于国家在实施对外援助过程中所能实现的政治、经济或安全目标。但是，对外援助战略的推进必须依赖于援外工作实施的效果，而援外工作的实施效果则取决于国内公众的支持与援外工作的有效落实。国家的援外资金来源于公民税收，因而国家在实施对外援助工作时需要对国内公众负责，这既是民主的体现，同样也是法治的基本内涵。如果对外援助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则必将影响到对外援助的资金供给，也势必影响到援外战略的推进。然而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国内公众对我国援外工作大多持保留态度，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由于我国在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仍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巨额援助，帮助其实现民族独立与经济发展，令人遗憾的是，大量无偿援助养成了个别受援国的依赖思想，它们无视中国遭遇巨大发展困难，对中国索要无度，甚至将援助变成为要挟中国的筹码[6]。部分国家的这种做法直接导致我国转变了援外工作的基本政策，也致使许多国内公众对援外活动持消极态度。其二是由于我国当前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中国中西部许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如果大规模的实施对外援助活动，将可能引起国内社会冲突与矛盾的加剧，使得中国援外工作的推进处于不利和被动局面。我国公众对于援外工作的态度源于其对于国际援助的本质缺乏认识。尽管我国的对外援助并不以“交换”为目的，但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对外援助从来都不是一种单向的资金流动，“发展”+“合作”导向的对外援助工作不仅能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在双方的合作过程中也必然给中国带来特定的利益回馈。此外，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后，援外工作也相应配合“一带一路”予以开展，即对外援助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发挥先锋、先导作用。因而，对外援助与对外投资、对外贸易及其他国际经济合作模式具有同等重要作用，如果社会公众认识到对外援助与其他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政治关系之间的密切联系，便能支持与理解我国对外援助工作开展的初衷。由于我国的对外援助工作长期在政策指导下开展，援外工作的透明度不高，援外工作的开展大多数是在政府层面，导致社会公众无法接触到援外工作的相关信息，也无从得知对外援助工作的作用，更无法领会我国对外援助工作的实际效用。法律的创设过程是一个民主参与的过程，法律规则本身实质上是公众参与政治决策的结果。立法阶段的讨论、法律草案的征求意见以及法案的审议，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民主决策，实现公民法治意识提升，同时收获公众对于政府决策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立法过程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法律规则的产生，同时也是法律公共化和普遍化的过程。通过法律的创制和修订，不仅可以创设或变更规制国家和公民行为的规范，同时能促进公共规则的社会认同与普及。在对外援助领域，由于政治与外交的需要，对内对外宣传上我国历来强调对外援助对其他国家的无私奉献，回避对外援助给中国带来的政治、经济利好，导致国内民众将对外援助误解为单向的援助而非合作，对我国的援外战略大都持否定态度。因而，通过援外立法过程普及援外认知，将成为公众支持援外工作的最佳选择。援外战略的推进也需要援外立法的配合，制定《对外援助法》是加强涉外法律工作的紧迫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应当加强涉外法律工作，适应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促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可以说，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已经成为贯彻落实我国对外战略、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的重要手段。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以及国际发展援助是落实我国对外战略的重要途径，对外援助是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系我国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援助已经与对外贸易、国际投资一道成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三驾马车，甚至是起到“急先锋”的角色。因而，作为我国对外战略重要组成的对外援助战略，需要相应的援外制度设计予以落实，否则难以达到良好的战略效果，当务之急便是制定《对外援助法》，以完善对外援助法律制度。

五、《对外援助法》是深化援外体制改革的需求

对外援助范文篇4

关键词：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

一、对外援助管理机构的演变

(一)我国对外援助管理初始阶段(1950—1960年)

(二)我国对外援助管理发展阶段(1961—1982年)

1对外经济联络总局(1961—1964年)

2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1964—1970年)

3对外经济联络部(1970年6月—1982年3月)

(三)援外管理体系化阶段(1982年至今)

我国对外援助管理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已逐渐体系化，对外援助的主要工作由主管对外经济贸易的国务院直属部门承担。

1对外经济贸易部(1982年3月—1993年3月)

2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1993年3月—2003年3月)

3商务部(2003年至今)

二、对外援助管理体制

(一)总交货人部制(1958年—1970年)

(二)承建部负责制(1971年—1980年12月)

(三)投资包干制(1980年12月—1983年12月)

(四)承包责任制(1983年12月—1993年)

(五)企业总承包责任制(1993年至今)

(一)国家归口管理机构

(二)部门管理机构

(三)地方管理机构

(四)驻外管理机构

三、对外援助执行机构

(一)对外援助成套项目

(二)技术合作项目

(三)政府贴息的优惠贷款项目

(四)援外合资合作项目

(五)援外人力资源项目

(六)一般物资赠送

(七)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对外援助项目通过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单位的密切合作，对于保证各项对外援助任务的顺利完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法律法规建设

(一)援外资金使用

(二)援外项目管理

(三)援外人员的管理

对外援助范文篇5

关键词:中医药;对外援助;法律制度

1963年，应阿尔及利亚请求，主席和总理决定向阿尔及利亚派出一支医疗队，并确定我国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提供医疗和药品的援助的长期战略，打开了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的新局面。从此，我国开始有规模、有计划的开展对外医疗援助。截至目前，中国参与国际医疗援助52年来，已向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大洋洲69个国家派遣了援外医疗队，共派出援外医生23000多名。①随着我国对外医疗工作的开展，不仅带去了先进的医疗技术和专业的医疗服务，还带去了中国传统医药、针灸、按摩以及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法，促进了中医药在受援国家的发展。

一、对外医疗援助中中医药援助情况

(一)中医药对外援助规模

1971年，我国派出第一支中医针灸医疗组，共计6名，援助阿尔巴尼亚。随后每2年左右均派出中医医疗组跟随医疗队开展对外医疗援助。除了援非医疗队外，还有一支庞大的志愿者力量无私奉献在医疗援助中，2005年8月，中国向非洲埃塞俄比亚派出第一支志愿者服务队，其中就有两名中医医师，以后派出的每批青年志愿者都有3名左右的中医医师。②

(二)中医药对外援助的形式

我国对外中医药援助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输出中医药相关物资、技术。向受援国家输出中医药成药物资、现代化针灸设备，并提供设备使用技术服务等。二是进行人力资源的培养。通过提供各种形式的学历学位教育、中短期研修、人员交流以及高级专家服务的项目为受援国家培养中医药方面的技术人员等。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中药研究院、北京中医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等单位长期承担中医药(针灸)领域的援外项目，为非洲医生培训基础理论，并提供临床实习。三是在受援国家以商主体的形式建立中医医院、诊疗研究中心。例如1979年，以河北省援扎伊尔医疗队14名医疗队员为骨干，聘用金丹堡医院医护工勤人员59名，构成73名建制、80张病床，建立具有针灸、内科、外科和儿科的综合性医院———“中国病房”。③

(三)中医药对外援助对中医药发展的影响

一是促进我国中医药产业及相关技术的发展与提高。中医药在对外医疗援助中被广泛应用，尤其是向受援国输出的中成药和针灸技术，疗效显著、价格低廉，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愿与中国在传统医学和药用植物的研究、开发和生产上进行合作。二是在受援国家建立了浓厚的中医药文化理念。中医药作为中国所特有的传统医药，具有极强的民族文化性，在国际服务贸易过程中，面临强大的文化壁垒。通过免费的、人道主义的对外医疗援助形式，在受援国家逐步树立和传播了中医药文化理念。三是促进受援国家中医药相关立法的发展。随着国际社会对传统医药的认可，受援国家开始加强对中医药的管理，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在中药的管理方面，很多国家允许中医药作为保健品进行销售。例如，印度尼西亚只允许持有执照的中药店进口草药，南非允许各种中草药申报登记后可合法进入市场销售。在针灸管理方面，不少国家已将针灸作为一种医疗方法，有的国家还将治疗费用纳入医疗保险，受援国家中的越南、南非等国家通过法律程序确认针灸合法地位并纳入医疗体系。④

二、中医药对外医疗援助立法现状及法律困境

(一)我国中医药对外援助立法情况

2014年以前，我国对外援助相关法规少而零散。相关立法主要有:1998年《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印发＜对外援助物资检验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1998年《关于印发＜对外援助支出预算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1999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外援助物资检验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2004年商务部《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施工任务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办法(试行)》、2007年《关于启用对外援助建筑物标识的通知》、2011年《对外援助物资项目实施企业资格管理办法》等。在总结我国援外工作60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出台了《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成为对外援助的综合性立法，确立了援外管理的基本制度框架，夯实了援外管理的法治基础。2015年修订了《对外援助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办法(试行)》、《对外援助成套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对外援助物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等配套实施办法和细则。我国对外援助立法体系呈现三个特点:一是缺少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二是现行的部门规章成为提高援助项目质量的主要法律保障;三是援助相关法律配套实施办法还不完善，对于无形服务缺少相应的规定，不利于以劳务服务为内容的医疗援助法制化、规范化。目前，部分实施办法可以对中医药对外援助提供原则性指导，但是中医药对外医疗援助相关制度依然缺位。

(二)中医药对外援助专门立法的必要性

一是中医药对外援助缺乏顶层设计和专项规划。对外援助不仅要承担着人道主义义务，还要发挥政治外交作用，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发展。由于中医药对外援助存在的主体多元、项目推进目的性较弱，缺少相关整体经济政治安排，没有规模、不成体系，因此，从当前中医药在援助国家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中医药得到了一些受援国家的认可，允许中草药作为药品自由流通，但是全面承认并放开中医药市场的国家非常有限，与西医统战全球医学市场相比相差很远。二是中医药及其服务具有特殊性，需要专门立法。一方面，中医药具有文化专属性。在我国众多的对外援助领域中，最具有民族代表性、最具有竞争力、最可能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创造价值的就是中医药对外援助;另一方面，中医药这一劳务服务具有特殊性。中医药制作工艺、成分、标准以及中医治疗的效果评估等难以量化，因此，需要专门的中医药对外援助立法切实指导中医药对外援助中合同双方在产品质量、服务质量、服务流程上的权利义务分配。三是当前国际合作发展战略形势迫切需要加强中医药援助立法。随着屠呦呦荣获2015年诺贝尔奖，以及国家“一带一路”和周边外交、经略周边等重大的战略布局的推动，一个与现代医学相互借鉴、共同补充发展的中医药国际化时代已经到来。中医药对外服务贸易发展应抓住契机，切实发挥中医药对外援助的积极性和外交效应，加快中医药对外援助法律制度建设，在法律框架和制度范围内进行推进中医药对外援助项目。

(三)中医药对外援助制度建设面临的法律困境

一方面，中医药服务标准体系不健全。中医药注重经验传承，其理论的形成主要源于自身体会，学科发展依靠长期经验积累，标准难以量化。加上我国中医药标准化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中医药标准化人才，中医药标准化进展缓慢。中医药标准体系的不健全制约了中医药对外援助法律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中医药对外援助相关制度建设没有可供借鉴的范本，创新性强、难度较大、系统复杂。国际社会中，出台对外援助法律制度的国家不多，而中医药独具特色的属性决定了几乎没有可供借鉴的模板。因此，需要建立整套法规制度确保落地，工作量相对较大。综上所述，中医药对外医疗援助虽然在我国外交历史上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至今仍然处于无法可依状态。健全中医药对外医疗法律制度，使其在中医药服务贸易中发展更多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完善中医药对外医疗援助法律制度的若干建议

(一)国际法领域

本着互惠互利原则，通过签署协定或协议，积极争取中医药发展的机会。一方面可以借助自由贸易区的特殊优势，与相关国家签署中医药自由贸易协定，为自然人流动、商业存在、境外消费提供便利条件，消除制度壁垒;另一方面，通过与受援国家签署中医药对外援助项目合作协议或者公约，积极争取中医药在受援国家的发展机会和合法地位，比如约定中医药援助物资免税政策，医疗援助人员入境居留权，通过援助资金培育当地中医药医疗保险机制建设等。

(二)国内法领域

在国内法领域，积极推进中医药对外援助专项法律制度建设，具体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尽快制定和完善中医药领域相关标准。对外援助而言，主要涉及中医医院、诊所建设配置标准，中成药生产、检验标准，中药种植培养相关标准，中医用具生产标准，中(医)药服务标准(含治疗康复、养生保健)，中医药从业人员培养考核标准等。二是出台中医药援外规划制度和实施细则。首先，制定中医药援外工作规划或指导意见，建立自上而下的中医药援外工作管理体制。其次，针对不同的项目形式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主要包括派遣中医药医疗队进行劳务服务、中医药物资援助、合作建厂建院、人才交流培养等实施办法。最后，制定对外援助协议内容指导规范。即便开展对外援助，也需要通过规范指导项目协议签署，明确约定中方实施主体与受援国家的权利义务。尤其在中外合作组织实施项目中，应明确中外双方的分工，然后由双方按照协议规定各自承担一部分的项目责任，确保援外项目顺利实施。三是注重中医药对外援助制度建设与现行法律制度的衔接。中医药对外援助制度建设既是我国对外援助制度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医药法律体系的重要部分，因此，中医药对外援助制度建设中要做到与上位法律不抵触，注意与相关法律相衔接，确保中医药对外援助制度的合法性和可行性。

作者:杨逢柱谢三影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

参考文献:

［1］中国的对外援助(2011)白皮书［EB/OL］．新华网，2014．

［2］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EB/OL］．新华网，2014．

［3］中非合作论坛相关文献报道．

［4］中国援外医疗大事记(1963．4－2012．12)［Z］．中国医疗队派遣50周年专题报道．

对外援助范文篇6

关键词:金融市场;对外援助;外国债券;国际金融中心

一、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启示

在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外需大幅度萎缩的当口,学术界提出了建立“马歇尔计划”式的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基金的命题。设想中的中国对外经济援助计划资金来自中国的巨额且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规模可达5000亿美元,主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贷款,帮助借款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以此带动我国的产品、劳务和资本输出,从而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把国内过剩的产能和资本转化为国家债权,由受援国的项目收益和国家信用等多种方式保证债务偿还。中国对外援助计划成为一举多得的共享发展计划,不啻于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长远发展构想职称论文。

中国对外援助共享发展计划借鉴美国二战后的成功经验,起源于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管理困境,着眼于舒缓产能过剩危机。但是,对于马歇尔计划成功的复杂条件和实施环节的思考过于简单化。其实马歇尔计划成功的真正原因在于当时刚刚确立的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马歇尔计划扩大了美国商品的全球市场需求,使美元成为世界货币,进而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马歇尔计划”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计划执行期间,每年经济增长率达到7%至8%。

可见,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援助问题,仅仅单纯考虑外汇储备管理而设立对外援助基金还远远不够。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也具有多种功能、多种方式,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思考,创新政府对外经济援助的模式,尤其是将对外经济援助与金融市场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联系起来。

二、国际债券市场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突破口

在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体系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既有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任务,也有金融市场相对封闭和弱小、金融市场结构单一、金融品种不够丰富等问题急待解决。这些因素纠结在一起,形成了发展瓶颈,制约了我国金融市场建设进程和路径选择。后危机时代的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着紧迫的加快建设和开放步伐的现实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国际债券(InternationalBond)市场的发展是一个优先的突破口。

国际债券市场是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定义分类,国际债券市场一般分为外国债券市场(ForeignBondMarkets)和离岸市场(OffshoreMarket;EuroMarket)。国际债券是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重要的投资工具,美国的“扬基债券(YankeeBond)”、英国“猛犬债券”(BulldogBond)和日本“武士债券(SamuraiBond)”是外国债券中最广为人知的品种;“欧洲债券(Eurobond)”则是主要的离岸品种(参见表1)。到2008年底,全球的国际债券发行总额达到23.9万亿美元,其中由发达国家发行的占91.3%,而美国、英国和日本则是主要的发行者。

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可以溯源到马歇尔计划,美元援助流入欧洲促成了欧洲美元债券的产生,美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则在上世纪60年代催生了扬基债券等外国债券市场(参见Benzie,1992)。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原先严重依赖短期外币资本借贷的亚洲国家遭受重创,为了避免这种外币+短期的“双重错配”,周边各国在重点发展国内债券市场的同时,也加强了国际合作,大力发展外国债券市场,初步形成了地区性的亚洲债券市场。其中韩国“阿里郎债券(ArirangBond)”、澳大利亚“袋鼠债券”(KangarooBond)是发展较快的外国债券市场。从经济发展最快的亚太地区到不发达的非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债券市场都在迅速发展(参见McCauley和Park,2006;Batten,etal.,2009)。

中国对国际债券并不陌生,改革开放初期,就通过国内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和企业在海外发行外国债券,筹集到了宝贵的发展资金。截至2007年底,国内各机构对外发行债券的余额达到163.4亿美元(见表3)。国内机构经过多年实践,熟悉其操作过程,拥有丰富的经验;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做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如易宪容和黄瑜琴,2005)。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开发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债券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成为金融业界发展的步骤,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呼吁尽快启动国际债券市场(如曹红辉,2003;胡军伟,2003;李建,2005)。事实上,中国在2005年已经发行过“熊猫债券”,国外开发机构获准在国内直接以人民币方式募集资金。但迄今为止,仅有世界银行下属的私营机构国际金融公司和亚洲开发银行发行过此类债券,共计30亿元人民币(合4.05亿美元)。并且按现行法规,募集资金只允许留在国内投资,这样就极大地限制了外国债券市场的发展空间。这种局面,与中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大外汇储备、客观上成为第一大资本输出国的优越条件极不相称,严重滞后于2020年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进程。

我国发展国际债券市场势在必行,必然要经历从国内市场、地区市场到全球市场的发展过程,要循序渐进地开发从本币计价的外国债券、离岸品种,再到以外币计价的国际债券。运营这些市场和工具,要求的配套条件越来越复杂,金融市场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考虑客观条件和现实进展,香港更有可能成为人民币离岸市场,上海应当大力发展外国债券,培育本币市场,成为人民币债券的主要交易市场。公务员之家

三、基于对外援助的人民币债券

尽管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现实可行性和具体实施还值得深入探讨,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对外经济援助主要针对发展中国际,属于“发展中俱乐部(DevelopingClub)”,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规模将越来越大,援助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参见杨鸿玺和陈开明,2010)。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将对外经济援助与金融市场国际化建设联系起来,开发基于对外经济援助资金项目的外国债券品种,为了反映“发展中俱乐部”这一鲜明特征,比如命名为“梅花债券”(ClubsBond),使其既区别于现有的“熊猫债券”,又成为其系列品种之一。

作为外国债券的“梅花债券”以国内资本市场为发行和交易场所,以受援助的外国政府或民间机构为发行主体,通过中国境内投资银行中介,在国内债券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供国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购买,同时也逐步引进合资格的境外投资者参与;其交易行为受中国国内法规监管,募集资金通过国家援助基金兑换成美元,提供给受援国;债券偿还由援助项目收费和国家信用等以外币形式支付,并由国家援助基金兑换为人民币向国内投资者并提供支付担保(见图1)。

将对外援助与国际债券市场联系起来,涉及对外援助管理体制的变革,甚至对对外援助的传统概念和方式(参见Radelet,2006)也有所突破,这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开发以对外援助为基础和目的的外国债券,是真正的金融工具创新,是资本市场开发新品种、培育新市场的重要举措,也为国际金融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当然这种创新并非没有先例可循,欧洲美元债券就是马歇尔计划的衍生物。这一构想,有助于解决我国外国债券市场的定位、对象和规模问题,也将有助于解决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融资问题,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这种以对外经济援助为基础的外国债券,可以做到主动权在我。从市场准入标准、市场监管法规体系、市场中介和投资者、信息与资金,到资本流动和外汇管制等重要环节,可以完全都在主权范围内主导进行。至于中介机构国际化和投资者国际化之后导致的效应问题,Djankov,etal.(2004)对全球129个国家地区的经验研究表明,不同的金融市场额融资效率差异很大,完全取决于市场建设的完善程度;Peiri(2010)的实证研究证实,国内债券市场开放,引进国外参与者,整体上并不会传递国际市场波动,不会对本国的金融和经济产生不可控制的不利影响。

发展外国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环节。发展外国债券市场需要面临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约束,债券市场对境外发行者、投资者开放,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立人民币回流机制的重要一步,也是其重要促进因素和必然结果。

以发行外国债券的形式提供对外援助是资本输出的重要形式和途径,是解决我国外汇储备、调控国内流动性的方式之一。基于对外经济援助的外国债券是一种主动权完全在我的品种,变走出去买美国债券为请进来卖梅花债券,将资本输出和外汇储备管理完全置于我方的监管之下,也为宏观调控政策选择增添新的工具,可以有效舒缓国内流动性过剩。开发外国债券市场,还可以带动国内过剩产能输出,培育新的外需增长点,对于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此一举多得的举措,何乐而不为?

另外,尽管这样使得我国的资本市场带有“穷哥们的俱乐部”的色彩,带来独特而复杂的不确定性,但这种特征正符合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中阶段、新兴市场的定位和循序渐进的策略,所带来的风险也是有能力规避化解的。反过来思考,如果金融市场建设一开始就直接面对成熟市场进行对撞式竞争,难度可想而知。而且,美欧日的资本市场的发展经验教训表明,任何一个市场都要从容纳不同层次、多种不同主体、多种金融工具开始多样化发展。

四、抓住时机加速金融市场国际化

对外援助范文篇7

关键词援助规划决策参与式管理国际公共性管理原则

规划决策是对外援助的行动指南，必须摆在政府管理的突出位置。从科学管理和责任政府角度看，我国援外决策与执行适度分离的改革探索已迈出重要步伐，为更好地实现有效援助奠定了扎实基础。随着我国对外援助规模扩大和政府管理职能结构的优化，研究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提高规划决策水平十分必要，

一、国际上发展援助的做法和经验

制度化和程序化是西方国家发展援助规划与决策的重要特点。不同国家的对外援助，都有各自的政治理念和战略目标，并配套建立了相应的法案或政策文件，为具体援助方案制定和项目决策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西方援助管理的普遍做法是，重视规划先行，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组织对外援助。制定规划和国别政策是一个复杂细致的数据资料分析和评估论证过程，既有很强的程序性，也有很强的技术性，同时还要履行透明管理责任，向社会公众展示必要的援助效果。

在国家援助规划总体格局中，国别政策注重研究受援国特殊性和援助方案操作性，在此基础上确定援助的战略性目标，一般会包括五个基本要素：

一是背景分析，即对受援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宏观经济管理、结构性改革进展、贫困情况、经济前景和外部环境等问题作出判断。

二是受援国政府的优先发展战略分析，包括受援国的中长期发展计划、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公共部门治理举措、下一步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等。

三是上一期援助战略实施进展情况和经验教训总结，其中会剖析一些具体项目案例，提出国别援助质量评价结论，分析受援国反馈意见和问题。

四是新一期国别援助的主题和框架，包括确定援助中心目标、具体目标、战略要点，比如西方对中国的援助经常会突出促进社会转型、向市场经济转轨、满足解除贫困和弱势群体需要、改善环境等符合援助者价值观的援助主题，并明确具体实现的途径。

五是制定具体的援助计划，包括援助规模，优先援助的重点，地区、行业和部门投向分布比例，项目类型，项目管理政策以及方法和工具等。

在国别援助政策文件中，一般还会就援助可能面临的风险、信誉得失、围绕成果进行管理的方式等问题提出监控要求和具体规定，并列出拟援助的项目清单。建立在理论和实践研究基础上的国别援助政策方案，不仅是针对受援国的政策阐释，也是援助项目的具体选择计划，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援助管理操作手册。

多边援助机构更为关注宏观和战略层面的研究考察与规划设计，以明确其作为援助者在援助“结果链”中所处的角色。世界银行独立评估局等机构的研究表明，有效的援助规划都具有双重特征，既要重视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要素，又要重视公众参与经济增长进程的措施；既要考察受援国政治承诺和公共机构的能力支持，又要坚持长期参与，并设定清晰的中期阶段性目标。从多边援助机构的国别政策文件中，可以发现他们的关切所在：

一是重视研究受援国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并不能保证社会公众直接受益。从减贫和改善民生角度看，必须研究援助项目同创造就业、促进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社会公众如何通过援助渠道分享成果，从而找出援助规划与受援国经济发展的契合点。

二是把合理设定目标作为有效援助的前提。对一国的援助效果不理想，往往同两个因素有关，其一是援助规划缺乏选择性，导致援助资源过于分散，出现“撤胡椒面”现象，既不能实现援助效果的正向叠加，也弱化了单个项目的影响力；其二是具体援助项目目标脱离实际，目标设定缺乏同利益相关者的一致性。有些援助规划与决策仅仅关注受援国政府甚至是个别政治家的需求和政治承诺。而忽视社会公众特别是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参与。

三是国别援助必须实现跨部门协同。重要的援助举措必然涉及其他部门，多部门策略有助于实现具体的援助目标。忽视相关部门，就会消弱援助方案或项目的影响力。一个部门管理、不同执行机构组织实施的成套项目、物资援助和贷款援助等多种援助方式的有机组合，也是一种重要的协同途径。

四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必须成为规划主线。从独立项目看，预定的援助目标实现并不困难。但综合评估对一国的援助，各类项目的集成效果往往会低于预期，原因之一在于，这些项目目标并不是在统一的框架内依据同一个战略目标分解而来，所以项目成果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关联。

研究援助的规划管理与有效决策，必须注意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特别是高质量的发展都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援助决策来说，短期见效的压力往往会导致忽视援助效果的质量。要改进援助效果，健全有利于可持续性发展的规划决策机制，必须从以下四个结构要素人手：

一是保持目标一致性。具体项目目标同国别援助政策、国家战略规划必须是内在统一的，要在援助规划总体框架下，平衡把握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

二是实现项目连续性。近年来，对国际援助界最强烈的批评之一，就是援助国包括多边援助机构频繁调整援助重点，而且经常单方面改变援助政策与援助数额，使受援国疲于应付、难以适应，这些做法都直接降低了援助的效果。

三是培育与规划决策相匹配的执行能力。一些援助项目之所以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往往是因为缺乏执行能力。正确的援助规划必须以援助授受双方的执行能力作保证。

四是增加透明度和本地控制。透明度是良好治理的基石，因为知情权可以赢得公众的信任，并促进减少管理失误以及腐败现象的发生。援助活动的本地控制方式也是多样化的，地方政府机构的权力介入、项目使用部门的直接参与、当地利益相关者的监督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此外，当前还有一种做法值得重视，就是援助方设计的社区主导型援助项目，直接将援助资金或项目实施交付给社区，这无疑是援外规划管理的一个创新。

二、认识援助规划决策的理论视角

(一)援助规划决策的参与式管理

传统的发展理论认为发展干预能否成功，取决于训练有素的专家、或精英化的政府官员是否去帮助穷人。而参与式发展理论则认为，外部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发展终究要取决于当地人在一般情况下有能力认识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是强化和提高当地人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需要促进人们自主组织起来，分担不同的责任，朝向一致的发展目标。这也是发展权概念的重要含义之一。具体应用到国际援助领域，人们认识到鼓励和倡导援助方和受援方各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援助活动中至关重要。参与式管理的基本原则包括：需要在援助项目的制定者、计划者及执行者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平等的“伙伴关系”；重视满足受援者需求，把援助受益群体当作发展的主体；尊重乡土知识、群众的技术与技能和执行者主人翁地位；强调发展过程和结果为本的统一；通过制度安排形成以人为本的机制保证。

参与式管理的相关理论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70－80年代早期在东南亚和非洲国家逐步推广和完善，并与评估技术相结合成为一种管理工具，也就是“参与式评估”，自此以后即在国际援助领域广泛使用。在不同的援助机构的规划决策过程中，利益相关者的范围界定和参与程度会有所不同，也区分了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评估、民主评估、实用性评估、赋权增能评估等多种实践方法。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使当代援助规划设计与决策过程同传统的援助专家和管理团队自上而下的决策有了本质的区别，管理者也在一定意义上演变成会议召集人、机会提供者、组织者、中介、支持者的角色，管理的职能作用发生了重要转变。

(二)对外援助的国际公共性

对外援助同稳定的货币体系、自由的贸易体系、国际安全等具有类似的性质，是主权国家提供的稀缺的国际公共物品，直接有助于国际体系稳定。一个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共物品提供者，被认为是衡量其参与国际事务水平的一个主要标准。

向国际社会提供经济援助、技术支持等行动，是大国承担国际责任的一种实现形式。有关国际层面公共性的研究认为，双边援助同多边援助之间公共性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体现了国家之间的公共性，蕴含着两国各自公共性的通约等问题；后者则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公共性，直接与整个人类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有关行动的结果影响范围明显扩大，有时还会产生更加宏观的全球性蝴蝶效应。应当认为，对外援助既是援助国和受援国各自国内的公共问题，同时也具有国际公共事务的基本属性，是一种具有广泛共识的国际公共物品。依据联合国国际开发署的文献及发展援助专家的相关研究成果，国际公共物品被定义为“具有很强跨国外部性，能使不同地区的许多国家或所有国家受益，需要全球合作才能提供的货物、服务、资源、环境、规则和体制等”。多边援助显然符合这一定义所揭示的各种特征。双边援助一般只涉及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有时不被认为是“全球事务”，但总是被置于国际公共事务管理的范畴加以研究。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援助活动所固有的公共性。当然，这种公共性也是援助国政治经济等具体利益在更大范围的延伸和深化。

因此，关于援助行为公共性的认识既要立足于援助国国内的管理，也要重视国际组织的协调和规则、惯例等重要背景。在经济层面，发展援助是为了帮助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在政治层面，发展援助包含有实现和维护和平、减少冲突和对抗的价值取向。从理论上讲，作为一种对外转移支付的过程，对外发展援助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受援国政府履行公共职责，具有非营利性、利他性、非排他性等公共物品的一般特征。非营利性直接体现在针对落后国家的基础设施、教育、健康等领域实施的援助项目中。这些援助无偿服务于社会公众，对一般投资商来说并不具有吸引力。在紧急救援或其他情况下实施的人道主义援助，则直接体现了利他性。非排他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援助项目基本立足点在于使更多的公众收益，一旦实施完成付诸运营则为公众共同拥有、共同使用；二是在实施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项目采取招标方式进行，合格厂商或承包商在理论上都拥有平等的竞争机会。

公共性在客观上要求援助规划决策的适度公开化。在现代国际援助“发源地”的美国，其援助决策始终处于国会与白宫、国务院等部门以及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牵制当中，正是因为援助是一个重要的公共问题。这意味着援助方要重视以援助的公共目标来统领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应依据责任政府的理念，在一个相对稳定、适度透明、公众有序参与的环境中实施决策，在重视规则、程序的基础上追求援助效果。另一方面，应选择运用适当的公共管理工具检验绩效，在技术和机制上保证实现预期目标，展示效果并取得公众信任和支持。

三、对我国对外援助规划决策管理的思考

发展援助固有的国际公共特性，为我们提供了正确履行规划决策等管理职责的基本立足点，实际上参与式管理理论也正是植根于此，这就要求援外管理者必须超越对于项目本身具体管理的过分倚重，实现管政策、管投入、管服务、管监督等多项职能之间的动态平衡，包括经济目标与外交目标的战略统筹、援助资源汲取与合理分配的有效协调、政策主导和项目执行的良性互动、项目管制和提供实施服务的内在统一等等，关键是当好制度保障者、规划决策者和环境缔造者。

有鉴于此，尝试提出我国援助规划决策实践中应遵循的四项管理原则：

(一)多层次参与的协同原则

对外援助的规划是国家战略，提倡协同原则，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集体决策。结合我国政府体制特点和援外管理实践，协同原则应当涵盖三个层面的参与主体：

一是相关政府部门协同。当前我国政府对外援助涉及外交、财政等二十多个中央部门或单位，在此基础上已经建立了商务部牵头的援外工作部际联系机制。这些部门实质是援外政策利益相关者。作为改进的方向，应在科学分析界定各部门职能内容的基础上，提出十分具体的职能结构优化方案，从中选择同对外援助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的一部分部门，以制度化方式确立援助规划与决策的沟通协商机制，切实避免由于相互制时可能导致的规划“割裂”现象。

二是主管部门与企业公民及外部专家的协同。近年来，适应大量援助项目有效实施的需要，主管部门重点培育了一大批援助项目实施企业。作为援助第一线的执行主体，这些企业在市场需求和项目建设领域富有经验，有必要以企业公民的身份吸收他们适度参与援助的规划决策。发挥学界独立专家的作用也十分必要，应重视在推动援外战略课题研究和专业理论人才培育的同时，推动建立由发展援助专家、项目管理专家和政府管理学者参与的咨询研究机构。

三是国别政策和项目决策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协同。最大限度地邀请受援国政府、伙伴部门、学者及公众代表参与国别方案及项目的论证是国际通行做法，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也是一种有效协同途径。我们在项目决策环节比较重视同政府部门的协商沟通，重视在项目实施环节重视同相关合作伙伴的交流，但是，远未形成稳定的协同参与机制，因此，有必要结合绩效管理体系的建立，将各方利益相关者纳入决策与实施管理的参与主体范畴。

(二)规模适度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相对充足的援助资金是有效援助的基础。“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增加我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的基本政策，关键在于如何合理确定增加的比率与额度，使我国的对外援助既保持积极扩大的态势，又控制在国家财政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提出坚持可持续性原则，主要是妥善解决四个问题：

一是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潜在而巨大的增长需求，这意味着提供援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是国情特点决定了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始终面临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主要矛盾，不能以近年来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忽视财政资源的实质性短缺。

三是对外援助这种转移性支付行为在规模上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增加容易减少难，而且由于中国援助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国际焦点，一旦因为国内发展原因减少援外支出，可能会引发诸多被动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妥善把握量入为出的尺度，避免因为规模过大、增长率过高而难以为继。

四是针对特定受援国援助政策和项目投入的连续性，防止因为项目中断而损害整体援助效果。稳妥的办法是支出标准的制度化、定量化，保持援助资金来源的稳中有升，有计划按比例地持续扩大。在当前不断蔓延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挑战面前，要更加审慎地处理满足援外战略需要与防范国家财政压力的关系。

(三)援助推动贸易与投资的利益导向原则

援助的本质是对未来的投资，更是对国家利益的直接投资。我们在解读援助为外交服务的内涵时，既要看到支持受援国发展的利他性质，也要看到内政与外交的根本一致性，只有有利服务于国内发展，才是真正服务于外交，内外联动共同增进国家利益。从长远看，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只有互利共赢，援助行为才能获得持久动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外援助已经成为援助国促进国际贸易关系、企业间合作、拉动对外投资的重要工具与合作手段。西方援助国其实并不掩饰官方援助直接为私人垄断资本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服务的性质和作用。国际组织也正在为援助推动贸易与投资搭建新的平台，应当利用这一机遇丰富援助管理原则。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援助”工作计划，使得援助本身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实现援助、贸易与投资的利益互动，起点在于规划和决策。对于我国援外工作而言，实施以互利互惠、共同发展为目标的利益导向原则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重视将贸易援助计划与实施纳入国家援助规划，利用多边和双边两个渠道将有关区域和双边贸易谈判、实施信息和援助增长需要有机融合，优选适当的项目充实调整扩大双边援助计划。

其次，要重视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以合理方式带动援助物资和成套项目建设所需的产品、设备、技术、劳务以及后续服务的出口。其中一个重要策略是将援助项目适当集中于国内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

第三，重视加强援外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基金的导向作用，让国内有条件的企业主体方便利用援款或援助项目平台开辟境外工程承包和“走出去”投资路径。

第四，善于综合运用成套项目的质量效应和技术援助、人力资源培训援助等多种方式，建立推广中国产品品牌的规则，提升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形象。

第五，依托政府主管部门和驻外经商机构的公共服务职能，建立中资机构信息共享与沟通合作机制，以整合资源促进贸易与投资的增长。

(四)全程绩效评估管理原则

对整体规划或者项目决策而言，引进科学评价方法、贯穿绩效评估主线是实现科学管理的机制保证。要遵循“结果导向的责任政府”理念，促进主管部门对援助结果负责，使援助目标同援助实际效果更加直接地联系起来。

在具体的工作中，要注意把握以下四个方面的要点：

首先，建立与援助预算规划直接相关的信息统计分析系统和历史数据库十分重要，这是规划决策的基础信息来源，也是评估援助绩效的基本依据。

其次，建立对外援助的政策评估、项目预评估、中期评估和后评估在内的全程评估管理体制，是全面掌握信息、总结经验教训、提供决策依据的有效办法。

对外援助范文篇8

1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货币国际化是指一国发行的货币可以跨出国门流通并成为国际公认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货币国际化不仅可以体现一国的综合国力，还可显著增加其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促进一国的投资与贸易，并可有效规避汇率风险。因此，随着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逐渐加深，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

1.1跨境贸易结算

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的颁布，标志着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正式启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5个城市成为首批试点城市，2010年6月扩大到20个省市，2011年8月最终推进到全国范围。由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可以降低汇率波动的风险，也越来越被周边国家所接受，与这些国家之间的人民币结算规模逐年递增，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周边国家逐步加速推进，如图1所示。我国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已经开始稳步发展，2018年5月2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二期)全面投产，截至2019年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受理范围已经覆盖167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银行法人机构，参与者达到936家(其中直接参与者33家、间接参与者903家)。

1.2双边货币互换

在我国人民币国际化推行进程中，中央银行积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合作，陆续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为我国与这些国家双边贸易提供便利，使双方在贸易中不会面临汇率波动的风险，并有利于加深双方在经济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和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28个仍然有效)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协议总金额超过3.411万亿元人民币，极大地推进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1.3“一带一路”倡议

总书记于2013年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倡议，即“一带一路”倡议，其沿线贯穿欧亚大陆，东临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合作，构建互惠互利的共赢模式。2020年前三个季度，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仍达到6.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率为4.8%，高于我国同时期的对外贸易总体增速。此外，根据商务部每年公布的数据，2014—2019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值总额累计超过44万亿元，年均增长达到6.1%。由此可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人民币的计价、交易、结算的需求也与日俱增，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如图2所示。

1.4加入SDR货币篮子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一员，标志着人民币正式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目前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排在美元和欧元之后，位列第三位，如图3所示。加入SDR货币篮子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中国正在进一步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也体现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际社会越来越希望中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目前全球已有70个国家和地区把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美元储备数量与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资产数量之比已降至60.46%，而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非美元货币储备有了逐步的增加，国际货币体系逐渐走向多元化。当然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从历史上看，绝大多数货币在其国际化进程中，都可能会面临各种问题，故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也将充满挑战和风险，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特里芬难题”。

2货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特里芬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国际上实力最为雄厚的经济大国，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协定”的确定，标志着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式建立。它的核心内容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由美元来充当唯一的国际货币。美国耶鲁大学特里芬教授在1960年指出这样一个悖论：美国需要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地位，这样美元才能源源不断地流向国际，以满足各国持有、结算的需求。但作为国际货币要维持全球对美元的信心，需要保持美元的币值稳定，这就要求美国能够持续维持经常项目的盈余，也就是贸易顺差。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成为贸易顺差国和逆差国，这一悖论就被称之为“特里芬难题”。而现实也验证了特里芬的预见，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的国际收支逐步开始恶化，美元贬值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并引发了资金外逃的狂潮。在此背景下，尼克松总统被迫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实施“新经济政策”，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此宣告正式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牙买加体系于1976年建立并一直持续至今。该体系的特点是采用国际储备多元化，美元已不再是唯一的国际货币。但这一体系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特里芬难题呢?从现实情况来看，能在国际储备中获一席之地的也只有极少数货币，其中美元依然占据绝对优势，这造成全球经济对美元的过度依赖。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进出口贸易份额明显降低，贸易地位迅速下滑，贸易逆差逐步扩大，2019年全年逆差达8532.28亿美元；而2020年前11个月，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成为影响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2007年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例子，如图4所示。此外，当前这种多元化储备制，国际清偿力的需求仍然依靠这些货币的逆差输出来满足，那就必然产生与货币稳定性需求的矛盾。由此可见“特里芬难题”并非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特有问题，而是一国货币走向国际化进程中都要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同样绕不开“特里芬难题”：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中国就需要通过贸易逆差向全球大量输出人民币，但为了维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流出境外的人民币数量又必须是有限的。针对“特里芬难题”，在保证人民币用于国际间结算、投资、储备功能的前提下，我国究竟如何才能保持人民币币值和信用的稳定呢？

3人民币国际化中“特里芬难题”的应对措施

根据以往经验来看，一国货币占国际支付交易与投资储备达到一定比例以上时，“特里芬难题”带来的影响才会更大，而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尚处于初级阶段，重点应当放在提高人民币资产的安全性方面，保持国际贸易顺差，使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人民币具有足够的信心，从而更加主动地去接受和使用人民币。但在此基础上要如何输出大量的人民币以满足国际结算、储备等需求呢？我们可以学习美国、日本等国的经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通过“马歇尔计划”赠款130多亿美元来帮助欧洲进行战后重建，这一计划当时成功地在欧洲扩大了美元的使用；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着力发展对外援助以推动日元国际化，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中国也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对外援助、投资的方式源源不断地向国外输出人民币，有效提高境外人民币的流动性。

3.1逐步扩大人民币对外援助规模

在人民币国际化推动进程中，我国一直致力于不断拓宽人民币对外输出的渠道，其中对外援助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根据财政部预算司每年的中央财政支持表中的相关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每年提供的对外援助资金规模处于稳步上升趋势，从2007年111.54亿元到2019年的215.28亿元，2020年的对外援助预算数也达到了204.76亿元人民币。虽然我国的对外援助数据最近十几年逐步稳定上升，但其占GDP的比重并不高，2019年为0.022%，而一般发达国家对外援助占GDP的比例一般在0.2%左右。要通过对外援助推动人民币在国际中的使用规模，进一步发挥其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作用，我国的对外援助规模与比例可以进一步稳定提升。

3.2积极推动人民币对外投资业务

对外投资有利于增加人民币跨境循环规模，激发境外人民币需求，并对人民币境外使用规模的扩大起到积极作用。货币国际化一定会伴随着本国对外投资的增多，以提高该货币在国际上的规模和地位。根据我国商务部每年的数据，中国对外投资一直处于稳定上升的状态，2009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全年为433亿美元，到了2019年全年为1106亿美元，2020年前十个月已经达到863.8亿美元。尽管我国对外投资额每年都在稳步提升，但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后续仍应加大对外投资力度，积极推动我国银行和企业进一步走出去，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可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3.3依托“一带一路”及亚投行的建设扩大人民币的跨境使用

要想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就要加大本国货币的贸易支付使用量，由于我国在亚洲区贸易中具有较高的主动权，并且长期处于贸易逆差，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贸易结算、项目投资、金融支持等方式提升人民币的影响力和货币公信力，从而推进人民币在亚洲区域的使用。此外使用人民币为“一带一路”相关建设项目提供流动性支持，通过成立多边金融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等)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并开发人民币融资工具，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在沿线国家的认可度，这样可以先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再逐步扩大沿线国家人民币的跨境自由使用，然后逐步扩大使用范围，最终覆盖其他国家。

3.4逐步完善国内金融市场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不够完善，金融自由化程度尚不能满足人民币实现国际化的需求。因此，要积极推进境内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不断完善我国金融市场的构建，从而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国际经济新形势。首先，金融市场的开放是大势所趋，但开放过程需有条不紊地进行，一方面鼓励符合资格的企业积极走出去，另一方面适当降低准入门槛，逐步允许符合条件的国外金融机构或企业走进来；其次，促进金融市场及各子市场协调发展，推进多元化金融产品，开发更多的货币工具品种、债券种类等；最后，逐步完善金融市场机制，提升监管水平，制定一系列有效的制度来保证市场的规范运行。

3.5进一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

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直接影响着人民币的自由流动，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必要条件，正确掌握资本项目开放的进程、程序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战略意义。当前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不断提升，但与国际相比仍有较大的推进空间。需要注意的是，资本项目的开放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推进，把握好节奏与力度，盲目地推进会给国内的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风险。我们追求的是审慎、渐进、有层次地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进而扩大境外投资者的投资品种与规模，在相关市场发展成熟、具有相应监管的前提下，进一步增加人民币境外自由流通的程度。

3.6防范人民币国际化风险

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有可能带来一些风险，如开放金融市场与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带来的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及汇率风险等，所以如何防范与化解这些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能以危害国内金融市场安全为代价，所以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调整人民币国际化的节奏，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框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渐强大，人民币国际化不仅符合我国利益，还要符合世界利益。作为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应承担更多的国际业务，承担大国责任，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设，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分担单一主权国家货币所面临的压力，缓解“特里芬难题”，为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但同时也要注意在推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要立足服务本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量力承担国际责任，只有适度的人民币国际化才可以既能避免“特里芬难题”，又符合我国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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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育龙,卢伟.“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我国对外援助和开发合作进展、问题及推进策略[J].经济研究参考,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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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冯叔君.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特里芬难题研究[J].上海商学院学报,2018(04).

对外援助范文篇9

公共外交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作用与功能

促进民间理解与国际认同，创设良好国际舆论环境公共外交可以促进民众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促进本国的价值观念被他国民众理解和认同，进而影响国际社会的舆论。谁能影响国际社会的舆论，谁就能在国际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就能够对他国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并使之朝着有利于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前进。“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情况、政策和价值观的理解，可以创造更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3］“它能突破政府对政府的僵化和民间对民间的软弱，着眼于未来，通过沟通和交流赢得外国民众的信任和承认，因而是提升一国国际形象的重要途径。”［4］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以及崛起的过程，一方面取决于我们自己，另一方面取决于国际社会对我们崛起以及崛起方式的接纳程度，这种接纳程度受国际舆论环境制约。树立国际良好形象，提高国家威望一个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是各国的战略目标和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它对国家的国际形象产生无形而强大的作用，使国际形象可以成为国家直接动用的资源，进而能够维持和增进国家对外影响力和吸引力，“对于政府来说，只引导本国的公共舆论支持其外交政策时不够的。它还必须赢得其他国家的公共舆论对其内外政策的支持。……现今国际舞台上的权力之争不仅是对军事优势的政治统治的争夺，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是对人心的争夺。这样，国家的权力不仅依赖于外交的技巧和武装力量地强大，而且依赖于它的政治哲学、政治体制和政治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5］这种强大的影响力就是国际威望，“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国际威望和所处地位如何，在由传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因素决定的同时，该国的知识潜力以及科学、教育和文化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6］提供良好国际基础，服务中国的和平崛起公共外交可以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良好的国际基础。“英国《每日镜报》的记者罗伯特•弗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富裕、强壮、性感，想想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就不寒而栗，开幕式免费发放的矿泉水的费用，就足够让英国政府破产。这样的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是有代表性的，显然这种对中国的评价所造成的影响是恐惧、压力和一种抵触心理。”［7］中国崛起所引起的“霍布斯主义的恐惧”会带来他国的误解，因此为了消除这种恐惧，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设良好的国际环境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我们应加强公共外交，发挥公共外交相对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的独特优势，通过文化的交往让他国了解中国的战略选择和政治理想，信任中国并喜爱中国。

公共外交视角下体育外交历史任务及其确定的依据

体育外交的历史任务:在政府监管下，以体育民间社团体与精英为中坚力量，以公众为基础，以体育文化交流与传播为主要内容，以体育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与国外公众进行积极的交流、对话和沟通，使外国公众了解自己的情况和政策，接受和支持双边关系，改善本国的体育形象和国际舆论环境，为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与体育战略服务以维护国家利益。具体任务及确定依据如下。促进中国和平外交理念与和平崛起方式的国际理解与国际认同，减少“中国威胁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增长迅速，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一个大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与崛起，势必会引起他国的恐慌，尽管崛起大国对他国并无伤害之意，但如果他国难以对大国崛起的方式产生理解与认同，就会对崛起理解为潜在的威胁。因为西方大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德国、英国以及亚洲的日本的崛起都是以战争和掠夺方式实现的。因此，为了减少他国这种认知上的误解，体育外交理应做出自己的贡献。因为体育外交较少受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制约，交流形式灵活，有助于不同国家寻求共同的目标和提供交流平台，“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共同期望使行为体具有高度的猜疑，使它们总是对对方做出最坏的估计，那么双方就会形成相互感到威胁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相反，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公有知识使得它们能够建立高度道德相互信任，那么它们就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这就会形成所谓的‘安全共同体’。”［8］“通过与各国的多方对话来增加相互之间的认同感与亲近感，以进一步打破各种隔阂与心理上的距离感、陌生感以及过分的防范与戒心，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减轻安全困境的束缚。”［9］表达中国“和谐世界”的政治理想并获国际认同，获取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产生可能与空间，因此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理想要为世界所认知与认同，既要靠政策的宣传，更要靠我们的实际行动，体育的交流就是最好的实际行动之一。因为相对于其他形式来说，体育交流更为直接，更为方便快捷，更易为人所接受。在体育外交中，展示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不同体育文化与体育形态，以此促进对不同体育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充分认识到多样性的文化与文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让世界人民充分认识到各种不同的体育文化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贡献，在此基础上理解各国不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社会制度与社会发展模式不是国家和民族之间交流的障碍，各国应加强包括体育在内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以互相取长补短，共同维护各种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这本身就是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的重要体现。可以说，“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理念的升华，意向世界传达一个负责任的崛起过程中大国的善意和意志，“中国是人文大国，中国人爱好和平，中国是可信赖的朋友，中国永远不会谋求世界霸权，中国向往世界民主，向往世界民主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唤起人类长远的、共有的价值和追求，给世界带来和平的信仰，为我国赢得宽松的国际环境创造最广泛的根基和最普遍的理解，取得世界的信赖。”［10］树立明确的体育外交战略目标，为加速迈进体育强国服务时下，作为体育组成部分的体育事业的国内发展和体育事业的国外发展都要统一于建设体育强国的战略框架之中，并使二者协调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要真正成为体育强国，一方面要使我们的实力真正达到体育强国的标准，另一方面要使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与体育强国的地位相符合，而要获取这样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这就需要体育外交制定相应的战略，具体来说，“深化与亚洲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体育交流与合作，务实推进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互利合作，巩固和发展与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友好关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体育援助。继续巩固和加强与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等国际体育组织的友好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体育对外交往新格局。”［11］提高中国体育文化的影响力与吸引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体育的对外交往，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体育文化，自然任重而道远:第一，肩负对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任务;第二，肩负宣扬中国文化理想的重任。可以说，如何实现将“文化中国”的形象传递给世界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为扫除“中国威胁论”做出贡献，不仅要看中国体育文化与世界体育文化交流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国体育文化的内涵与品质以及国际社会的吸引力。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交流，积极宣传中国改革开放与体育事业发展的辉煌成绩作为中国文化外交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对外交往，“不仅要展示给世人中国厚重的历史与和谐的文化，更要展示一个现代的中国，一个变化的中国，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与世界接轨的中国。”［12］

对外援助范文篇10

本文作者：张威顾学明工作单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中国和古巴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也有着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美好愿望。但从目前情况看，仍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影响着中古经贸合作的发展水平。（一）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古巴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主要取决于两个国家：即美国和委内瑞拉。半个多世纪以来，古巴受到美国的全面经济封锁，与古巴的经贸往来可能遭致美国的制裁和打击，这早已成为古巴与其他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巨大障碍。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两国之间的矛盾，例如，2011年奥巴马宣布允许美国人出于学术、教育、文化和宗教目的前往古巴旅行，允许美国公民在限定数量内向古巴公民汇款，并允许美国国际机场在限定的条件下运营飞往古巴的包租航班。但是，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古巴政策导向的根本转变，既有的风险依然存在。从委内瑞拉的情况看，古巴与委内瑞拉的关系密切，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出口对古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影响重大，一旦两国的密切关系发生变化，必将对古巴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较大的冲击，也将对中国企业与古巴的经贸合作产生不利影响。（二）内部政策因素古巴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运行由国家经济计划统一调配，市场对国内和国际开放程度都有待提高。尽管古共六大纲领致力于推动经济“更新”，确定了未来古巴经济发展模式和总体方向，实施了一系列增强经济活力的政策，包括放宽对个体工商户的限制，开放178项经济活动，允许自主经营，放宽外商投资条件等。但大部分市场经营活动仍由国家计划统一实行，对外资审批十分谨慎，政策执行层面不可预见的因素较多，投资环境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此外，古巴对外汇实行管制，本国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美元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流通，如美元商店、旅游饭店等，也可购买紧俏物资，如燃料、建材等。同时，古巴发行一种可自由兑换的比索。2003年，古巴中央银行颁布第65/2003号行令，决定加强对外汇的管制。古巴企业和单位间以美元和其他外汇结算改为用可兑换的比索结算，原在银行开立美元或其他外汇账户一律改为可兑换比索账户。古巴企业在对外交易中收到的美元由古巴商业银行自动转为可兑换比索，其美元由商业银行交中央银行。企业进口或涉外合同中所需的外汇，须经批准方可从银行购买，这大大降低了对外贸易支付能力。而这些因素也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企业与古巴企业之间的深入合作。（三）发展基础因素近年来，古巴经济总体保持持续增长势头，2009-2011年，古巴经济增速分别为1.4%、2.1%和2.7%，但与同期2.2%、3.9%和3.3%的世界经济增速相比，古巴仍处于落后水平。目前，古巴传统产业日渐萎缩，农业增长缓慢，制糖和雪茄制造业的产业优势日渐衰落，2011年，古巴糖产量降至120万吨，比1990年的800万吨下降了85%。古巴经济发展过程中，短缺经济的特征依然十分显著，居民的生活需求与有限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矛盾。总体上看，古巴经济发展基础仍比较脆弱，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中古经贸合作的增长潜力。

从中古经贸合作的前景看，货物贸易与双向投资的发展短期内难有大的改观，服务贸易领域有望成为中古经贸合作的新增长点。从货物贸易的情况看，中古双方都有进一步加强和提升经贸合作的愿望与需求，但双边贸易规模快速提升难度较大。这是由于，一方面古巴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仍保持生产生活资料配给制，且外汇紧张，短期内大量进口中国商品的可能性较小。另一方面，古巴对华出口以资源和农副产品为主，产能相对稳定，即使中国有强烈的进口需求也无法在短期内大幅提高产能，仅能保持一定增长。从双边投资的情况看，古方的政策和政策的执行情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双边投资的发展走向和规模。目前，古共六大确定的经济社会政策纲领为中古双向投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其投资环境能否得到实质改善将成为影响中国投资古巴的重要因素，在古巴关于外汇、外籍劳工等方面的限制条件得到根本改变之前，中国对古巴的投资规模恐难有大幅增长。服务贸易有望成为中古经贸合作的新增长点。这是由于，医疗服务业是古巴近年来新兴的优势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末，政府开始大力推动生物医药科学和技术发展。古巴现已建成15个生物医药科研中心和企业，拥有2400名科研人员，推出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其中包括抗癌药物、乙肝疫苗和甘蔗提取的保健品等，并成功地实现了研究成果的产业化。此外，古巴拥有285年的医疗培训经验，与90多个国家有合作关系，4万多名古巴医疗人员在全球70多个国家从事医疗服务工作，在糖尿病、癌症治疗等若干领域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中国消费者对古巴医疗服务水平也给予了高度认同。因此，若双方能够寻找到适当的合作方式，医疗服务贸易可望成为推动中古经贸合作的重要增长点。

（一）建立多层次的合作交流机制充分利用和完善中国—古巴政府间经贸混委会合作机制，加强政府间联系，探索新的合作形式和合作领域，分享经验、加强合作。推动高层互访制度化、常态化，加深了解、增进互信、扩大共识，为中古深化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环境。建立和完善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类开发区、企业、商会协会、民间团体、学界和研究机构等机构和组织积极参与的多层次合作机制，推动合作主体和合作方式多元化。（二）加强多领域的政策沟通与协调一方面要加强双边贸易政策的沟通与交流，提高对外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特别是要在双方关心的重点商品和具有发展潜力的服务贸易领域，加强合作，探索新的方式。同时，研究制定有利于扩大双边及多边贸易规模的政策措施，共同努力消除贸易障碍，充分发挥中古贸易合作的互补性，挖掘双边贸易合作潜力，防止发生贸易纠纷和贸易摩擦。此外，双方应密切配合、协调立场，积极参与多边及区域贸易谈判，确保多边贸易体制有利于中国和古巴增强竞争力，实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双向投资政策的沟通与交流，提高投资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在旅游、矿产、石油、能源（太阳能、风能等）和包装制造等古巴鼓励投资的优先领域，特别是在石油、镍矿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加强政策协调，促进中国对古巴投资发展。研究并推动完善投资促进体系和政策措施，在现行国家法律框架下相互给予优惠待遇，平等对待所有投资者，依照国际公认的规则和做法公正解决可能产生的争议，提供投资保障。（三）开展多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促进活动通过支持在对方国家设立贸易和投资促进机构，系统搜集和整理各种法律法规变化、各地方贸易与投资环境、国有企业民营化等有关情况，向企业提供贸易与投资机会和投资环境等方面的相关信息。同时，帮助企业解决在当地遇到的各种问题，协调与相关部门的联系。鼓励两国贸易与投资考察团互访，召开各种贸易或投资洽谈会，开展各种文化交流活动，鼓励两国企业积极参加广交会、京交会、高交会、哈瓦那展览会等各种展会活动。促进双方金融机构合作，为中古双边贸易与投资合作项目提供外汇、信贷、保险等支持。促进货币及清算合作，逐步推动实行本币贸易结算。推动东道国向对方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四）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古巴地处加勒比海的核心地带，在拉美地区影响较大。古巴的主要贸易伙伴除中国外，主要有委内瑞拉、西班牙和巴西等国家，古巴一半以上的对外贸易集中在美洲地区，并与玻利维亚、巴拿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国签署了贸易协定，是拉美一体化协会、加勒比国家联盟、加勒比论坛、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市场辐射范围涵盖拉丁美洲各个国家。中古间的经贸合作既要充分考虑两国间业已形成的友好关系，同时，也要客观认识古巴国内市场狭小、外汇短缺等因素。因此，通过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有望成为扩大中古经贸合作的有效途径。目前，中国对古巴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汽车、服装等领域，在中国制造业出口正日益向产业链高端延伸的背景下，抓住古共六大鼓励发展出口加工和进口替代产业的机会，发挥古巴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区域一体化组织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合资、独资、国际经济联合体合同等多种方式，在古巴投资生产中国具有优势的制造业产品，并直接出口到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这既有助于培育古巴产业基础，提升出口创汇能力，又有助于扩大中国在拉美与加勒比地区的贸易规模，提升中国品牌和标准的影响力。（五）改善贸易投资环境当前古巴贸易投资环境仍很不完善，计划经济色彩浓厚，仍基本属于“政府主导型”。因此，应积极推动古方减少对企业行为及价格等方面的控制和干预，减少对民间和市场主导的投资活动的限制和干预，努力消除影响企业投资经营活动的障碍因素，进一步简化投资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共同努力促进投资行业和区域的多样化。在改善软环境的同时，加强通信、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双方应努力构建投资企业向东道国政府反映经营障碍的有效和快捷渠道。提高通关效率，降低双边贸易交易成本。加强技术标准、认证、检验检疫等领域的合作，削减技术贸易壁垒。扩大通关领域的人员交流和信息交流，探讨消除通关障碍的解决方案，推动协调两国的通关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加强海运与空运合作，促进两国货物、人员流动的常态化、规模化和便利化。（六）发挥对外援助的积极作用双方应加强在对外援助领域的沟通与交流，使古方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和具体操作程序，充分利用中国外援来提升古巴的自主发展能力，改变以一般物资援助为主的发展现状，积极拓宽古巴利用中国对外援助的领域和方式，充分利用中国的优惠贷款资金，通过对外援助进一步带动中古经贸合作的深化发展。同时，结合古方的实际需要，加强对古巴的援外培训工作，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政府研修、学历学位教育、专业技术培训以及人员交流项目，为中古两国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为古巴经济模式更新提供人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