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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9 00:38:51

村民自治范文篇1

一、村民自治是党领导农民群众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实践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党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它的产生和发展决不是偶然的，与我们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实践密切相关，或者说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党领导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

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提供了根本基础。在我国，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基本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人民的委托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即间接民主；二是实行基层直接民主，由群众依法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这种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结合，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扩大基层民主，使人民群众直接参政议政，管理自己的事务，已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趋势。但是，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创新离不开一定的经济条件与政治环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组织形式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虽然具备高效的动员机制，即可以迅速动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但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又会造成农村基层民主的低制度化，使农民群众对民主权利的行使往往以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主体的形式表现出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经济体制的变革，理顺了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关系，使亿万农民获得了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真切地感受到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存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经济利益的具体化必然带来自主意识、民主意识的增强。在生产队实已解体的情况下，农民群众如何参与村务管理，村干部如何产生，又如何监督村干部的行为，是农村生产关系调整以后，对农村政治上层建筑提出的新课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群众创造了以村民委员会为组织依托、以村民自治为农村事务新的管理方式的基层民主制度。

我们党高度重视这一新生事物，认为这是农民群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创造，是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农村政治体制的创新。****年公布的宪法第111条明确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住地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有关文件中，又对如何建立村民委员会、村委会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等，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正式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确定了村民自治的原则及其框架。村委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亿万农民从此走上了依法自治的道路，也标志着农村基层民主开始向法制化、制度化目标迈进。经过10年的实践，1998年11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在总结村民自治经验的基础上，对村委会组织法进行了修改，使村民自治逐步走向规范和完善。

可见，我国的村民自治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党所领导的农村改革，为村民自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开拓了广阔的政治空间；党所致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村民自治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从宏观上安排了村民自治的走向。可以说，村民自治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贯彻实施的结果，是党的正确领导的结果。那种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对立起来，以村民自治来否定党的领导的观点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也是十分错误的。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村民自治的领导核心

村民自治不能排除党的领导，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对此，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都有明确规定，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动摇不得。

首先，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的。我们党是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包括农民群众在内的亿万人民的自愿选择。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组织基础和工作基础，是带领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发展基层民主，维护社会稳定的战斗堡垒。党的执政地位在农村主要体现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上，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次，党的领导是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政治保障。村民自治是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必须谨慎操作，健康运行。只有在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村民自治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才能更好地遵循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保持正确的走向。否则，将变成无序的民主，或为宗族势力和恶势力所控制，演变成破坏农村社会稳定、阻碍农村改革发展的异己力量。再次；是由我国农村现实状况决定的。我国农村社会情况复杂，传统观念、宗族血缘关系根深蒂固，既有经济工作又有政治工作，既有管理工作又有大量的群众工作，加上当前我国处在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这无疑给农村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难度。只有集中了农村优秀分子的基层党组织，才能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协调好各种关系。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其他任何力量所无法替代的。

在村民自治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应定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治领导。就是在村民自治过程中，把握好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保证村民委员会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工作。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组织和带领农民群众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从政治上领导好村民自治的根本途径，也是村民自治的根本目的。同时要积极支持村民委员会依法实行村民自治，履行好职责；对那些以发展基层民主为名，破坏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行为，要坚决斗争，依法打击，保证村民自治的社会主义方向。二是思想领导。领导好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好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占领农村阵地，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职责之一。村民自治的过程是各种文化观念冲撞的过程，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不抢占主导地位，必然为其他思想文化所占领。为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用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教育广大党员和农民，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增强其辨别是非的能力，引导他们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把村民自治与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整体素质结合起来，加大对农民社会主义理想、道德、科学文化和民主法制教育的力度，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三是在重大问题、重要环节上领导。主要是在关系农村改革发展、农民切身利益和农村稳定等问题上，切实发挥党组织的中流砥柱作用，保证村民自治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例如，在民主选举中，乡（镇）党委要把握住大局，广泛动员，周密组织，精心运作；村党支部要在上级党委领导下作好具体工作，确保民主选举依法进行，实现党委、政府和群众“三满意”。在民主决策中，党支部要对全村的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规划，提出指导性意见；要组织好村民参政议政，重大事情让群众讨论，引导群众正确决策。在民主管理中，党组织要领导村委会抓好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完善村民自治的各种规章制度，使村民自治在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上继续推进。在民主监督中，村党支部首先要强化对党员村干部的监督和考核，搞好党内监督，以此带动整个干部队伍建设；要积极推动村务公开，尤其是对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如村提留的使用、宅基地划分、计划生育指标分配、财务收支情况等，一律公开明示，给群众一个明白。

在村民自治中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原则，但这并不等于党组织可以取代村委会，包揽农村的一切事务。从党组织的性质、职能以及村民自治的基本要求出发，还应处理好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党支部和村委会性质不同、职能有别，两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必须将贯彻《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与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机结合起来，寻找各自工作的着力点，寻求双方的结合点。农村党支部既要理直气壮地开展工作，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党员在村民自治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又要积极支持村委会依法履行职责。村委会应自觉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凡属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都应向党组织报告，并取得支持，坚持党领导下的自治、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治。

三、切实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实行村民自治，尤其是村委会直选，给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对党的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和要求，既要敢于领导又要善于领导，积极改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切实转变思维方式，适时调整工作思路：即由过去习惯包揽一切转变到抓大事、抓重点上来，从具体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由过去偏重于对上负责转变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一致上来，多从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由过去注重行政命令转变到引导、教育群众上来，善于把党组织的意图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由过去单一重视发挥党支部和党员的作用转变到加强党的领导与实行村民自治同步推进上来，把党的领导与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有机结合起来。在具体工作中重点把握好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要认真抓好自身的学习和提高。着眼于农村改革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大势，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提高素质，增强驾驭全局的能力、依法行政的能力和善于组织引导群众的能力。这是发挥好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前提。

第二、抓好对农村广大党员干部的教育工作。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在客观上启迪了农民群众的自主意识、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这是当前农村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因此，要有针对性地搞好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教育，重点是抓好群众观念、民主法制观念和依法行政的教育，使其牢固树立为群众服务的意识，善于把握基层民主发展的进程，坚持依法办事。

第三、加强组织建设。要从实际出发，不断优化村级班子结构。凡是有条件的地方，应尽量实行党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一人兼。实践证明，这是最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村级组织领导体制。对村委会直选中比较年轻、素质好、得票多、群众威信高，但没进村委班子的，要纳入后备干部队伍档案，落实跟踪培养措施，一旦时机成熟，就让其挑重担。对目前还不是党员的村委会成员，要加强教育，积极引导使其自觉向党组织靠拢。对能力强、工作好、作风正的党员村委会成员，应适时充实到党支部中来。

村民自治范文篇2

**乡位于广西来宾市兴宾区东南面，政府所在地距城区48公里，全乡总面积176平方公里，共有10个村委38个自然村，总人口35000人，壮族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全乡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面积是丘陵地，甘蔗、优质谷、林业、畜牧业是全乡的支柱产业，是个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乡镇，于**年被原柳州地区行署确认为解放战争时期游击区。在来宾市兴宾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全乡**年人均收入为2406元，甘蔗种植面积达到近5万亩，进厂料蔗达到25万吨，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工作都能顺利展开。

二、**乡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乡村民自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下面的主要几个问题。

1、村委两委关系纠缠不清。跟全国一样，由于党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党政关系成为中国社会最基本、重要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必然极大地影响着村民自治机构的设置,以及职能的行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两委都是基层党政的执行机构,加之党政不分矛盾不大。但在村民自治中,两委的冲突就凸现出来了。一方面,村支书认为村民自治是在党领导下的自治,党领导一切,村上的其他组织,包括村委会在内,都要接受村支部的领导。村支书认为在村民自治机构里,支书是一把手,村委主任都得听他的。因而对村民代表会、村委会的决定、甚至日常事务的处理任意干涉。而村委会主任则认为,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委会是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合法的自治机构,因而村委会对职权内的事务有决定权。在我们**乡的部分村委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乡里面布置给村委的任务，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由于职权划分不明确，把工作一个推给一个，（有时乡里面通知开会，有些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都关机）致使工作很难完成，特别是涉及到利益方面的事情，个别村委还存在拉帮结派的问题，产生尖锐的矛盾。

2、利用存在不同，产生两级分化。村民自治是由原来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控制的模式转化而来的。在大队,支书不仅是支部的一把手,也是大队的一把手,长期控制着大队的政治、经济大权。特别是村的集体经济,包括村办企业、林场、养殖场等大都是在支部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经过本人的基层工作经验，目前我**乡十个村委由于集体经济发展不同，集体的经济利益也不同，加上部分村委干部思想上金钱主义的影响，出现部分村民自治向两级化发展。如我们**村委由于人多地少，又是本乡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人员来往复杂，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比较多，导致了许多村委干部不愿意当的现象，他们在村民代表大会上以种种理由拒绝当上村委干部，实现“无官一身轻”的想法。而古辣村委、六五村委、读村村委等村委由于集体林场多，经济效益好，每次村民换届选举特别是支部书记换届选举时，就出现拉票或是暗箱操作的现象，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3、农民的民主意识比较淡薄。如果认为只要确立了民主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在我们**乡这无疑是一种幻想。我个人认为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转不但需要民主价值的确立,而且需要农民掌握实现这种价值的操作技术。农民在历史上一直是被奴役、被愚弄的对象。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也讲到:“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在这种“温情脉脉”的礼治秩序中,是很难找到民众的自我主体价值,建立在这种思想之上的村民自治当然就千形百状了。一方面,体现在农民的参政意识不强。落后的自然经济在生产关系上是狭小的、封闭的、隔绝的,由此而产生的小农思想很难意识到别人行为对他的重要性。因此我们的农民很多都是“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所以很多村民对村民自治漠不关心。在我们**乡每次村委换届选举时时,虽然经过我们全乡干部职工的宣传工作，但仍得不到人民群众对选举的支持，表现在：（1）部分村民对选举漠不关心，他们对干部说选谁都一样，跟他们无关；（2）部分群众认为谁请我吃饭，我就选举谁，所以就产生有的候选人每人发一根高级香烟或请吃一顿饭也能买到很多选票。（3）在村民大会或代表会议上行使权利时随随便便，只是任务式的完成。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选出来的村委很难说是公正的、优秀的,而村民大会与代表会议的决策与监督也往往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在我们**乡，村民缺乏村民自治的经验,使村民自治回归到少数人说了算的境地。特别涉及到土地承包、集体林场出售等利益冲突时，就有部分群众和村委干部产生矛盾，如我乡六五村委由于村委干部与部分群众在土地承包上缺乏沟通和监督，现在发生流血冲突，给我乡政府工作及社会稳定带来许多的麻烦。

作为乡党委书记，我感到责任的重大，根据我十多年的基层经验，在村民自治的问题上我认为应该从下面几方面入手：

1、加大对村民自治条例的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参政意识。特别到选举前期，应该动员我们的干部深入村屯做宣传，以本乡的实际典型案例跟他们讲村民自治的好处，选举出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村委干部。

2、加强对村委干部的培养，提高他们为民持政理念。在**乡许多部分干部的素质是好的，是真正为民办实事的，涌现像自治区劳模柳村党总支部书记庾凤琼，来宾市劳模古辣党支部书记赵福海。但是也存在极少数干部大吃大喝不办实事的干部，如读村原党支书韦付胆连续三年没有发展一名党员。所以对他们的培养是刻不容缓，让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高他们在群众的威望。多派他们到先进发达地区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对一些不思进取的干部，根据人民的意愿，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该换的就换，决不姑息。

3、把村委干部的政绩与群众的评价结合起来。今后，我们要用群众来评价村委干部的工作好与坏，用群众监督村委干部，把村民自治落实到真正的工作上，体现村民自治的有益之处。

三、**乡社会主义新农村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根据我国国情做出了战略部署，意义是非凡的。**乡是农业大乡，农业人口占了90%以上，全乡的收入也在农业发展上。目前，我乡社会主义新农村存在以下的问题：

1、农民意识还比较淡薄。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只是形式主义，是发达地区的事情，跟我们无关。我乡正在老背巩村、新岽村进行试点工作，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进度还是比较缓慢。

2、基础设施落后。如果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要求，我乡切实存在很多的差距。全乡目前还没有一个村有水泥路，房屋建设没有统一的规划，“脏、乱、差”随处可见。

3、缺乏建设资金。如果按照上级的要求，在我们乡实行新农村建设还需要大笔的资金。

针对上面的情况，我认为应该下面的几方面如手。

1、做好本乡的试点工作，加强对新岽村、老背巩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全乡树立好的榜样，以便产生辐射作用。

2、结合城乡清洁工程，加强对全乡清洁卫生的整治力度，深入群众，做好宣传，建立城乡清洁长效机制，打造清洁、文明、和谐新**。

3、筹集资金，统筹规划。加大生产结构的调整，结合我乡的实际情况，在甘蔗、林业上大做文章，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我乡财政收入，加强我乡基础设施的建设，统一规划我乡城乡建设蓝图。

村民自治范文篇3

关键词：村民自治乡村关系偏离

随着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政社合一的体制的解体和村民自治的兴起，传统的行政命令─服从型的乡村关系为新型的“乡政村治”格局所取代，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但不直接具体管理基层社会事务；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这样，在基层农村管理体制中并存在着两个处于不同层面且相对独立的权力载体：一是代表国家自上而下行使行政管理权的乡镇政权，二是代表村民行使基层社区自治权的村民委员会①。

诚然，包括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在内的一系列成文法律都已确认了村委会的自治性质，并规定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工作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确认和维持无疑是村民自治正常、规范运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但现实中的乡镇政权与村委会的关系（简称乡村关系）又常常与成文法律所规范的存在着种种“偏离”，严重制约着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和乡镇行政职能的有效履行。本文拟在对若干乡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关系偏离的主要表现及其成因，并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一、乡村关系偏离的主要表现

乡村关系的偏离，最经常、也最突出地表现在许多乡镇仍然把村委会当作自己的行政下级或派出机构，仍然习惯于传统的命令指挥式的管理方式，对村委会从产生到日常工作进行行政干预。

村委会由村民依法直接选举产生而不受干预，这是它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必然要求，它使传统的乡村行政隶属关系丧失其合法依据。也正因为如此，不少乡镇政权总是力图通过种种手段干预、操纵选举，使他们认为“听话的”、“有能力”的人当选。当然，不同的地区，乡镇施加影响的方式与效果也有所区别。相对说来，实行直选的地区，乡镇对选举一般不定调子，不划框子。他们主要通过宣传、说服工作，在候选人资格认定，确定正式候选人等环节上做文章，其影响力依然存在，但不能完全左右选举结果。而其他地区的一些乡镇则存在直接干预甚至操纵选举的情况。我们在苏北某县调查时，就碰到一个乡的党委书记（曾任过县里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民政局副局长）以农民素质太低、该乡情况特殊为由，坚决抵制直选，并且直接操纵几个村的选举。有关研究资料和我们的调查均显示，现阶段，乡镇政权在村委会选举中大多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且这种干预一般不会激起村民与政府的冲突，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干预（如取消贿选产生的村委会）通常被认为是合法的。

在平时的村务活动中，乡镇对村委会的控制不仅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还往往运用手中的资源诱使村委会实现自己的意志。由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以及转型期社会问题复杂多变，村委会在遇到诸多棘手问题（如“钉子户”拒交公粮、提留款、计划生育问题等）时，自己实在难以解决，非得依靠乡镇帮助。同时，村委会还希望能从乡镇多得到一些拨款。因此，许多村委会便尽量地贯彻乡镇的意图，有的甚至有讨好乡镇的倾向。这样乡镇政权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村委会的权力，实现了对村委会的控制。

乡镇对村委会强有力的控制还表现在，乡镇党委(乡镇长大都任乡党委副书记)通过对村党支部的有效领导，来间接地“领导”而不仅仅是“指导”村委会。一般来说，在每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前，都要先进行村党支部的换届选举，根据《党章》的规定，村党支部一般都是通过全村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但乡镇党委不仅可以推荐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而且由乡镇党委提名的村支部书记候选人，落选的可能性很小，即使落选，乡镇党委也可以通过直接任命或通过另外推荐候选人，以保证合乎其意愿者当选。这样村党支部书记对乡镇党委有着很大的亲和力，比较自觉地贯彻乡镇党委的意图，包括对村委会的领导。笔者接触过的一些乡党委书记曾明白无误地告诉笔者：“《村组法》所说的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指导关系，实际上是领导关系，因为乡镇长同时又是党委副书记，村委会接受乡镇政府领导就是接受党的领导!”

一些乡镇还借助于“村财乡管”来强化对村委会的控制。据我们对江苏12个县40多个乡镇的调查，村财乡管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表现形式：有的是村里所有的资金、帐目都上交给乡镇的农经站和信用社管理，村里若需花钱，得事先由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拿出预算，再报经乡镇农经站审核、批准；有的地方实行“三权分立”，即资金的使用权、管理权、审批权分开：村里用钱但不允许存钱、管钱，村里存钱过多或不将多余的钱存交于乡镇，将按贪污论处。乡镇农经站能管钱、存钱但不能用钱、批钱。乡镇政府能批钱但不能管钱；还有的地方将村里的会计人员统一集中在乡镇办公，用管住会计人员的办法来管住村里的资金和其他财产。村财乡管虽然形式多样，但其基本特征是一致的：扩张乡镇的权力，通过加大乡镇对村级以财务收支为核心的经济活动监督制约的力度，以此来重新调整乡村关系。

村财乡管作为一种制度强制推行，有悖于宪法和相关法律的基本原则，有悖于村民自治的基本精神。首先，既然村民自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农村基层民主，让广大农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即么村级财务就应由村落内部自我管理。即便乡镇是本着良好的愿望，是为了管好村级财务，防止村干部不把钱用在刀刃上，防止他们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也不应采用村财乡管的方式，而应积极引导村落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通过强化广大村民对村委会的权力基督来实现。村财乡管是乡镇对村民的一种制度侵权，它以侵蚀村民自治为代价。其次，村财乡管为乡镇侵占村级财产提供了便利条件。村级财产是交上去了，可用的时候却往往很难发下来。调查中，不少村干部向我们抱怨：“村里要用钱时，还得到乡里去求爷爷拜奶奶。自己用自己的钱，还要去求人！”“我们的钱有时给乡里挪用了，我们要用钱时，很难拿到，他们反正是千年不赖，万年不还！”乡镇为监督村里的经济活动实行村财乡管，可乡镇掌握了村级财产后，谁又能对其进行监督呢？在一个权力系统内，单向度的监督极易导致监督者因不受制约而滥用权力。再次，推行村财乡管弱化了乡镇同村的新型指导关系，强化了传统的领导关系，进而不利村干部改变过去那种对上不对下的工作作风，服务群众。

就村委会而言，对规范化的乡村关系的偏离则有两种典型表现形式。一是有些村委会只是一味执行或迎合乡镇政府的要求，完全听命于乡镇政府，忙于“收粮、催款、乱官、引产”，而置村民的意见和利益于不顾，从而呈现出“附属行政化”倾向。二是单纯从本社区利益出发，往往不愿接受乡政府指导，甚至力求摆脱乡政管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村委会对乡镇政府已不再唯命是从，而是采取各种方式弱化、抵制政府的过分干预。应该说，村委会的这种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因为《村组法》已赋予了村委会自治权，乡镇政府不得对村委会随意发号施令，将其作为下属组织。但任何合理行为若超出一定限度也可能变得不合理。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有少数村委会为了自己特定的利益，有意识地强化乡镇政府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当村民责怪村委会不能维护村民利益时，村委会就将全部责任推向乡镇，而当乡镇责怪村委会协助工作不力时，它们又把责任全部推给村民②。还有个别村委会干部甚至认为：“我是本村群众选举出来的，我只对群众负责”。在他们看来，村民自治就是本村村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村委会作为村民的合法代言人和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没有必要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于是，他们对承担的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责，抱着消极、冷淡的态度，甚至与乡镇政府明争暗抗，如对本村村民的超计划生育不闻不问。从而使村委会呈现出“过度自治化”的倾向

二、乡村关系偏离的成因

造成乡村关系出现上述偏离的原因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浅层的，也有深层的，述其要者如下：

（一）现行的成文法律过于原则化

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对于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并无行政隶属关系或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二者只有工作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关系，对此，《村组法》第四条作了如下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应该说，就成文的法律制度而言，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是非常粗略和原则化的：既没有明确规定“指导、支持、帮助”的内容、方式与方法，也没有明确规定“协助”的范围和形式③。这就为乡镇政府与村委会见仁见智、各取所需提供了过大的制度空隙，由此而衍生出种种偏离现象。

当然，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迅速变迁及其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与区域特殊性，决定了国家不可能提供一个细致的整齐划一的具可操作性的成文法律，但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补充有关程序性规定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二）乡村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

村民自治中偏离现象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缘由，是一些乡镇干部作为原有乡村控制模式下既得利益者，不愿放弃手中的利益，不愿意下放权力。

我们知道，国家或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官员是活生生的人，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且也有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因此，由他们行使的国家权力除了代表公共利益以外，还有着自身的利益──“公共机构的利益”，包括公共机构的自身利益和机构之中人员自身的利益。这样，国家机构在执行法律原则时就难免出现背离之处。加之改革前中国“高度组织国家内的低度整合”的社会结构，改革中“放权让利”的基本思路，使得乡镇政权中的“干部利益群体”④经常利用对政策的变通这一方式对抗中央，截流国家下放给农村社会的权利。

改革前，国家垄断着绝大部分稀缺资源，并且为了执行国家的意志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表面上看政治机构有着强大的控制力。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如不具备有效的统计系统、发达的科层系统、完善的组织条件、良好的交通、通讯条件等），就使所设定的集权型体制原则与体制的实际运作条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张力。因此这种体制在制定政策时，一般只有笼统含糊的原则性目标，而要求各个地方和单位在执行中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加以理解和执行。在运用过程中，经常借助于党的文件、工作队、现场经验交流会乃至于政治运动等非程序化、非制度化的工作方式。这样变通便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了。所以看上去国家是高度组织化的，但是由于“政策执行变通化”，科层机构在功能上是互相分割的，在不同的层次和部门之间存在着经常的紧张状态、讨价还价和利益冲突。这就是所谓的“高度组织国家内的低度整合”，或唐尼索恩提出的“蜂窝状结构”。改革的二十年来，“放权让利”作为基本思路和核心内容，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进行：中央向地方放权；国家向社会放权。在这一进程中出现了地方化趋势、部门化趋势、单位的法团主义趋势，导致蜂窝状结构的加剧。这样，中央政府就面临着一系列拥有自主利益的主体。本来上级在“摸着石头过河”时为了鼓励下级大胆探索与试验，默许或示意下级进行变通，但下能的变通则是基于利益实体上的利益驱动。结果原来推动改革的措施，成了对抗中央政府的手段。于是我们便看到许多地方的“放权过程中的截留现象”⑤。

具体到村民自治制度上，国家并没有设计出具体、明细、严格的法律框架，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在地区非均衡的情况下，鼓励各个地区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制度创新，同时避免其它制度主体的创新积极性被扼杀，社会活力下降⑥。结果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有关法律过于相略和原则化，导致规范乡村关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空隙过大。而乡镇政权又比村民拥有多得多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他们便能较为便利、有效地利用制度空隙，成功地对村民实现制度侵权⑦。于是这种制度的空隙客观上成了基层的干部利益群体谋求自己利益的活动空间。在推行村民自治制度时，不少乡镇干部往往从自身利益考虑，总是要大打折扣，甚至以种种手段抵制。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一部分乡镇干部、村级干部、乡村先富起来的“大款”构成了乡村的权势阶层，这个阶层手中的筹码日益加重，阵容逐渐膨大，形成了独立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集团，他们不但与中央利益发生矛盾，更与当地农民利益发生冲突。在中央目前对农村的五大政策上，这个阶层采取了公开的抵制甚至对抗的态度⑧，成为农村政策在执行中的一大梗阻。

（三）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及其矛盾

乡村关系偏离的成因，既不能简单归之于一些乡镇领导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也不能完全归因于上面所说的有关法律规定的过于原则化。更关键的原因还是应该从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及其矛盾中探寻。

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和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经济社会的超常规发展或现代化目标的尽快实现，需要国家开发农村社会的创造力，培育社会自组织力量。而现代化进程又要求国家对农村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维护社会稳定，合理地抽取资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逐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农户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者地位，“政社合一”的体制开始瓦解，国家通过改变对农村的控制方式，“让渡”给农民自主谋生空间，并在组织方式、政策及宣传上宽容和鼓励乡村自行发展乡镇企业，自行积累财富。这种“放权让利”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村经济体制产生深刻的变更，形成新的经济关系格局，使农村社会的潜在能量被空前地释放出来，使农村社会财富急剧增长，国家也因此从中抽取到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也导致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导致农村政治结构、政治关系产生了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农村权力和利益日趋分化，农民处于高度分散状态：政府权力相对从农村收缩，农村正式组织也因此渐趋衰落，这使得国家的方针、路线政策难以在农村贯彻，从而影响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同时，新时期农村也出现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诸如社会治安紊乱，干群矛盾突出，农民防范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低下等。这些都影响了农村的发展和稳定。而当前国家仍需要让农村继续为城市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提供粮食作物，部分工业品和工业原料，以及限量的廉价劳动力。国家因此极其重视粮食作物生产和控制乡村人口流动问题，并且仍然通过下达计划而不是主要依靠市场价格来保证农业在农村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保障粮食生产和供应的基础，同时通过户籍制度来限制农民从职业身份改变走向摆脱区域附属关系和户籍身份。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国家必须加强在农村的影响、加强对农村的控制。那么，如何保持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如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原来的“政社合一”的体制已失去基础；把正式的政府延伸至村一级，显然又是不可能的，国家实在不堪重负。剩下的可行性选择便是实行村民自治。国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村民组织起来，由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同时，国家仍需要通过正式的政权组织渠道，特别是乡镇政权来引导和规约村民自治及其组织形式──村委会的活动。因此，村民自治是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维护农村乃至全社会的稳定，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保证能较顺利地从农村社会抽取资源，在政治上采用的一种新的控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村民自治进程中乡村关系上出现的矛盾，正是在这种控制方式下国家艰难地寻求“放权”与“控制”两者平衡的外在表现。

（四）乡镇政权的特殊功能

与上一点密切相关，乡村关系偏离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乡镇政府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及其所担负的职能。

众所周知，乡镇政府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基础和末梢地位，这决定了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计划和任务，最终都要乡镇政府加以贯彻、落实，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些目标、计划和任务是国家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由各级政府层层下达的，其完成情况是衡量乡镇领导“工作实绩”、决定其升降去留的一项主要指标。特别是目前县对乡镇领导的工作考核普遍实行“三个一票否决制”，即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信访社会治安一票否决制，发展经济一票否决制。这3项工作都被量化为一些具体指标。这些指标是自上而下制定的，指标制订后逐级分解并落实任务和责任到人，乡镇领导只能完成或超额完成，否则不仅升迁无望，还可能“乌纱”难保。这迫使乡镇领导及机关干部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指标，特别是那些直接由村民负担的任务，如计划生育、征兵、粮棉种植和订购、税款负担等等。为此，乡镇政府必然会加强对村级组织特别是村委会的渗透、影响和控制，包括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以保证上级各项任务的贯彻落实。这其中的确有少数乡镇领导干部出于自身利益而假公济私或工作方法上粗暴、简单等方面的原因，但根本上还是乡镇政府所担负的特殊角色使然。我们所走访的几十位乡镇领导在谈及对一问题的看法时，都不同程度地表示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们都声称并不是不支持村民自治，也不是不知道村民自治长远来说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但上面交付的硬性任务难以完成，因此不得不干预甚至操纵村委会的工作。有的乡镇干部坦承他们做的许多事情违反了《村组法》，但又补充道：“我们是奉上级命令行事，是奉命违法”。理由很简单，若仅仅依靠《村组法》所规定的那种指导或协商方式，是很难支配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的，更无力通过村委会对村民汲取实现目标和完成计划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应该说，这种看法在目前的乡镇干部中有相当的普遍性。在理论界也不乏回应者。如有学者曾提出“村委会准政权化”的设想，试图在保持村民自治性质不变的基础上，给予村委会一定程度的政权性质和地位，以为政府提供一个合乎法理，可灵活使用的组织形式，既保持政权的控制能力，又为村民自治留下空间⑨。而由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和湖北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课题组1995年提交的一份权威报告，甚至主张将村民委员会下沉到小范围的自然村，在自然村之上设立村公所，作为乡政府派出机构，以进一步强化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行政管理⑩。这种似乎不合时宜的主张并非空穴来风，更非无稽之谈。

（五）村委会双重角色的失衡

上述两点决定了村委会实际上扮演着双重角色，而这双重角色的相互冲突和失衡恰恰是乡村关系偏离的又一深层根源。村委会无疑是法定的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希望通过由自己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来控制社区资源，体现和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村委会由村民产生和罢免，也决定了村委会必须代表村民意愿，以为村民服务来换取村民的支持和信任。但是，这只是村委会性质和功能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乡镇的许多工作都要通过村委会在村民中得到贯彻实施，因此，村委会实际上又承担着某些行政职能，具有准政权组织的意味。许多调查显示，村委会除了完成属于自治范围的工作外，它的另一方面的工作(约占其全部工作的2/3)就是贯彻上级的方针、政策⑾。因此，村委会便居于乡镇和村民之间，扮演着既要代表乡镇政府，又要代表本村群众的“双重角色”⑿。这两种角色的最终归属应该是一致的（这是由国家政权的人民性质决定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化迅速推进的背景下，这两种角色所分别体现的村民意志与乡镇行政意志的冲突则是大量的，经常的。这是因为中国所要实现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强制的现代化，它要求村民在较短的时间内即适应并接受原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因此，在其进程中，必然会有大量不受村民欢迎的国家任务和要求，要通过乡村组织去强制执行，这当然就会发生村民意志与作为国家意志者的乡镇意志的冲突。

对这种冲突，村委会“海选”模式的首创地吉林省梨树县的一些民选的村干部可谓深有体会，他们说，“当选”比“任命”的压力更重，因为原来只有一个责任方向(上级——乡镇)，现在至少变成两个；原来对他们只有一种要求，现在变成多种要求⒀。村委会要做到两者兼顾，有一定难度。但若偏重于某一角色，就势必引发纠纷。

三、理顺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的若干对策

上述可见，乡村关系的偏离，或者说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矛盾和冲突来自于村委会(代表村民)和乡镇政府(代表国家)两方面，各有其合理性和依据，也各有其偏激之处。从总体上看，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乡镇政府，也就是说，拥有基层政权的行政权力、高度组织化的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合法权益的侵蚀，是造成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但缓解和克服矛盾的办法却不能仅仅从乡镇政府本身入手。笔者这里无意提出系统、成熟的对策，只想谈几点初步的设想。

一是将村委会与乡镇人大衔接起来。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乡镇一级的国家权力机关，是本乡镇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行使当家作主民主权利的主要形式。它在性质上虽不同于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但在功能上二者又有相通之处。笔者设想，是否可以考虑从组织上将二者衔接起来，即规定：村委会委员原则上应是乡镇人大的代表，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则是其当然代表，从而将村委会“巧妙”地纳入国家权力系统内，使之由完全的“体制外”力量变为一定程度上的“体制内”力量：一方面，作为乡镇人大代表的村委会成员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在乡镇一级国家权力机关表达和体现村民的愿望和要求，使乡镇人大通过的各项决定更充分地反映广大村民的意愿；另一方面，乡镇人大对作为人大代表的村委会成员又有一定的组织上的约束力，使之更主动、自觉、积极地协助乡镇人大的执行机关——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由此实现村委会与乡镇人大、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而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会只是以个人身份参加乡镇人大，这并不会改变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性质。

二是改革乡镇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制定制度，规范乡镇政府行为。特别是要改革那种单纯由上级制定的数字化指标考核乡镇领导的做法。上级政府在制定乡镇发展指标时，既要符合中央政策精神，又要真正做到从乡镇实际出发，充分考虑乡镇的意见和要求。由于这些考核指标，大都要落实到每个村民，因此事先应与村民委员会进行协商，广泛征求村民意见。这样制定的考核指标才易于羸得村委会和村民的理解和支持，也才切实可行。同时规范乡镇政府行为。在实际生活中，乡镇政府往往将为谋求自身利益而作出的乡镇指令也以国家任务的名义下达给村委会，要求村委会完成。这一部分指令大都与中央政策精神相违背，诸如屡减不轻的农民负担，屡禁不止的达标升级以及乡镇主要负责人为个人目标而乐此不疲的“政绩”工程等等，它们恰恰是村民最激烈反对的，是造成乡村关系冲突的重要根源，因此，应通过制度化手段将其从正常、合理的政府行为中剥离出来。

三是明确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各自的职责权限。在中国农村处于急剧社会变迁且经济社会发展地区不平衡的背景下，乡镇与村之间的利益边界及权限范围往往是模糊的，变动着的，通过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度(如《村组法》)是无法清楚界定的，而只能由各地以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据建章立制，制定出上合国家大法，下合社情民意、简单明了、便于操作的制度，对乡政府和村委会的职责权限作明确具定的规定。近年来，一些地方在贯彻《村组法》过程中，已经制定了有关乡镇政府指导村委会工作、村委会协助乡政府的规则，使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在制度规范基础上有机地衔接起来，也就使村委会的双重角色能达到大体上的平衡。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考虑“增加、补充有关法律后果的条款，明确规定无正当理由拒不完成乡镇布置的国家任务和非法干涉村内事务的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以防止村委会“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的两种不良村治倾向⒁。需要说明的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乡政与村治之间并非简单的零和博弈，二者并不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从理论上讲，二者之间形成一种优势互补的良性互动关系并非不可能，在实践中这样的成例案例也并不少见。一些地区的村委会负责人注意平衡乡镇行政与村民群体两方面的意志，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智慧来减少乡镇行政与村民群体对抗的强度，从而使村委会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平衡两方面的利益，照顾到两种功能。

四是进一步提高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素质。虽然近20年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群众政治素质的迅速提高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农村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在一些地区，村委会与乡镇政府之间的不协调，同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素质较低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表现在乡村干部中主要是不相信群众、官僚主义、人治观念、以权谋私等，表现在村民群众中，则是文化水平低，缺乏契约和合作意识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放任主义倾向。要改变这一状况，提高乡村干部和群众的素质，使之形成比较成熟的现代民主观念、法制意识和契约精神，加强对乡村干群的教育、培训固然是一个有效手段，但从根本上说，则是要在市场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乡镇民主管理和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从而为乡村干群政治素质的提高提供制度实践的课堂。

注释：

①参见徐勇：《论乡镇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衔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②参见贺雪峰：《论理想村级组织的制度基础》，《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3期。

③参见白钢：《中国村民自治法制建设平议》，《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④干部利益群体是指“在国家生产及行政管理领域享有被赋予的决策权、管理权等相应的特殊权力及其地位的领导干部这一层”。见张琢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04页。

⑤参见孙立平：《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

⑥参见贺雪峰：《论现行村级组织制度创新的策略选择》，《中州学刊》1998年第3期。

⑦参见贺雪峰：《村级组织制度安排：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及其原因》，《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

⑧林平：《农村出了一个权势阶层》，《广角镜月刊》（香港），1999年第1期。

⑨参见曾军：《村委会准政权化设想初探》，《社会主义研究》1997年第5期。

⑩参见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湖北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课题组：《村级组织建设研究》第43页。

⑾参见李连江、熊景朋：《从政府主导的村民自治迈向民主选举》，《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

⑿参见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人与当家人》，《二十一世纪》，1997年8月号。

村民自治范文篇4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依法实行村民自治，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促进本村两个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有关规定，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村委会在村党总支领导下，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范围内实施村务管理，并充分体现“四个民主”的原则，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第三条本章程在广泛征集本村村民意见的基础上由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由村委会组织实施，村民代表会议监督执行。

第二章村级重大事项听证会制度

第四条听证内容。主要是：①民主议事制度规定的11类重大事项；②村三委会拟定实施的重大事项；③村民代表10人以上联名提出的重大事项。

第五条听证对象。村民代表、村三套班子成员、镇联村干部，必要时可邀请在本村的市、镇人大代表、党代表以及与听证内容有关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六条听证程序。听证人员围绕听证内容充分发表意见建议或进行解释说明，听证会议结束后，由听证会召集人综合各方意见，提出建议方案。讨论通过后，根据方案实施。

第七条基本要求。①听证会召开之前，应事先将听证会内容、时间、地点向村民公布，村民可以参加旁听，并发表意见。②建议方案须经应到会村民代表的半数以上通过，方能有效。未获通过的，由村民代表表决决定是否进行第二次听证。

第三章村民代表会议

第八条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代表、村“三套班子”成员、村民小组长及本村的各级人大代表组成。村民代表会议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行使职权。村民代表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二次。

第四章干部管理、村民小组管理

第九条本村干部考评管理的对象包括村“三套班子”成员，工、团、妇、民兵组织负责人及村其他专职干部。

第十条建立健全有关制度，如村干部学习制度、干部会议制度、廉政勤政制度等。

第十一条本村划分为50个村民小组，各村民小组设组长1人，组长由本组村民推荐产生（组长一般应为村民代表），具体负责本组的各项事务，听取、反映本组村民的意见和建议，教育、组织、带领本组村民完成村委会布置的各项工作。

第五章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管理

第十二条村民的水费、电费、有线电视视听费按季上交，不得拖欠。

自来水管理：新安装户需交集资开户费400元。村民损坏自来水设施，必须承担一切损失。情节严重的给予相应的行政经济处罚。

用电管理：任何人用电必须向村申请，并承担规定的费用，新安装生活用电应交纳表记费，材料自理。

工业用电不能和生活用电混装，工业用电每户必须按月交纳社会公益事业基金每度0.2元，村委会委托镇供电营业所代收。

第十三条凡居住在本村的年满18至60岁的男性村民和年满18至55岁的女性村民都要负担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村民因故不能出工时，可以以资代劳，村委会用于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各项集资款的使用情况和收支帐目，向村民公布。

第六章计划生育管理

第十四条本村计划生育工作由村党总支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负总责，由村委会设立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具体组织开展工作。

第十五条凡居住本村的村民包括外来暂住人口都必须遵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服从本村计划生育各项管理。对违反计划外生育条例或不服从管理的，村两委会有权上报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按条例处罚。

第七章社会治保调解管理

第十六条为了维护本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创造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村委会设立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委员会，成立治安联防队和外来人口管理登记站，负责本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十八条子女应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照顾好老人起居，关心老人的健康，孝敬公婆，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的一种良好社会风尚。弘扬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争做文明人，争创文明户。

第十九条协助政法机关做好易燃、易爆、剧毒、枪械、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的管理，对私自制造、运输、贮藏、贩卖、使用或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报司法机关处理。

严禁，发现为提供场所、条件的，应予批评教育，不听劝阻的报司法机关处理。利用封建迷信招谣撞骗者，应予教育、劝阻或报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条爱护公物，不准损坏水利、交通、通信、供电、供水、电视、生产等公用设施，违者责令其修复或承担费用，并视情节给予处罚或送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一条严格用电用水管理，禁止偷电、偷水，不得私自铺设用电、用水管线。村分派的水、电管理员，应按月收取用户的水、电费，并上报结帐。

村民应履行村委下达的各项收费规定。各小组长配合协调工作，如发现偷水，违者视情节给予处罚现金200—2000元；偷电由镇供电营业所负责处理；水电费等拖欠拒交者或无理取闹，应采取停止供电、供水等措施。

第二十二条不得成立非法的社会团体等各种帮会组织，如有发现，责令立即解散，并对为首者报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三条加强对劳改劳教释放人员、监外执行人员、劣迹人员的管理和帮教工作，村委会指定专人对他们进行监督、教育和帮助。

第二十四条外来人员在本村居留的，应向村外来人口管理登记站登记。本村村民不得私自留宿不明身份的人员。为外来人员提供违法犯罪条件或庇护场所的，视情节按本章程由村委会给予酌情处理或报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章土地管理

第二十五条本村区域内所有的土地（包括河道）均属集体所有，由村委会统一管理，土地承包者和依法使用者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第二十六条企业单位及个人建房用地都必须遵守如下规定：

1、必须按照村镇规划许可，村民建房按照土地管理法为一户一宅。

2、必须符合村镇建设规划及审批用地所具备条件，由本人向村委会提出申请，经村委会同意后到镇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并向村委会交纳公益事业费每层每间50元。

3、建房户办齐一切用地手续后，在开建前3天向村委会上报放样，由村委领导同镇土管员到现场按审批位置、面积放线打桩后方可开建。

4、凡建房户，不按照以上规定进行私下交易、未批先建、少批多占的一经发现，一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村庄集镇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严肃处置。

附：个人住宅基建面积：（本村在册常住人口）

4—5人耕地面积110平方

6人以上耕地面积125平方

独生子女可增注册人口1个。

第二十七条(1)凡企业建设征用土地，各企业单位凭行业主管部门的项目文件，必须提出申请报告和立项报告，同时村委会按照建设需要提出安排方案和规划许可，申报上级有关部门批复，经城建规划部门批准后，办理好《建设用地许可证》，办妥一切有关审批手续后，由村委会按照村规划统一安排用地。

(2)处理好与承包户的关系、企业征地补偿费及其它一切规费等，然后方可按图施工，严禁未批先用。

第二十八条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由村经济合作社发包给本村村民承包使用，由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负责监督。

第二十九条承包者自觉交纳国家农业税，履行合同的规定交纳土地承包费，河道、土地在承包前首先预交好土地承包款，否则终止承包合同。

第九章行政事务管理

第三十条村委会在办理好本村自治事务的同时，应当积极协助镇人民政府工作，完成征兵和上级分配的各项任务。

第三十一条村委会要将各项村务定期公开，每年不少于四次，接受群众的监督。

第十章公共设施的维护管理

第三十二条为保护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的管理，自觉遵守和爱护本村的形象工程设施（路灯、花木、道路、出租房等）公共设施的良好风气，村道上不允许堆放杂物、建筑物。凡村道两侧属村公共设施规划区范围内的土地，村民不得任意占用。

第三十三条全村村民自觉遵守环境卫生人人有责的良好风尚，居民的生活垃圾必须倒入分布在全村的垃圾箱内或放到指定位置，不准向沟渠、河塘乱倒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凡损坏公共设施的行为，一经发现，除按价赔偿外，行为人必须作书面检讨和交纳保证金。

第十一章财务管理

第三十四条本村财务工作由经济合作社统一管理。

第三十五条村财务工作接受市、镇农村合作经济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接受村民的监督。

第三十六条严格执行国家财务制度，村向农户、企事业单位（包括外来务工、居住人员）收取款项做到手续完备，使用统一规定的收款凭证。

第三十七条建立和健全财务开支审批制度，村财务支出必须由经手人签字并注明事由，经分管领导签署意见后，并由经济合作社社长一支笔审批，再经村民主理财、监督小组成员审核盖章方可报销。对大额支出须经“两委会”成员集体讨论决定，对不符合上述规定开支的，出纳有权拒绝支付，并向主管领导和上级反映，村经济合作社社长应及时纠正，接受群众监督。

第三十八条加强集体资产管理，所有资产都应登记入册。

第三十九条实行民主理财制度。村成立由村民代表会议推荐产生的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和社员代表会议产生的社务监督小组，对本村财务管理情况实行监督和检查。

第四十条建立村财务审计制度，年度审计、专项审计由镇经管站负责，村民主理财小组协助，并定期向村民代表会议和社员代表会议报告。

第四十一条集体出借给企业和个人的资产和现金等，双方签订好合同，同时办好资产抵押手续。

第四十二条村级财务管理实行镇会计制，村级财务要接受镇会计站的监督和管理。

第十二章附则

第四十三条为了加强村务管理工作的透明度，广泛听取村民意见和建议，建立村务公开栏，村务公开栏的内容包括本章程贯彻执行中有关的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决定，民主理财小组的财务清查、审计结果以及村民关心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四条村“三委会”可以根据本章程有关规定制度单项的工作细则，但不得与本章程的规定相抵触。

村民自治范文篇5

人有贫富之分、男女之分、老少之分、善恶之分、利他利己之分……；一个人也许在一定的场合和时间表现出善，在另外的场合和时间表现出恶；此时此地可能表现出利己，而在彼时彼地可能表现出利他。那种动不动将一个复杂而多性的人简单地抽象成“富人与穷人”进行对立的比较是“非此即彼”的“极端思想”的反应，这样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其实是滑稽的，就像讨论是男人治村好还是女人治村有利一样的滑稽。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自己家里很穷，但把村子的公共服务搞得很好、百姓也很富的典型；我们也可以找到自己家里很富，但把村子的公共服务搞得很差、百姓也很穷的典型；村长个人家庭的贫富和村子整体的好坏有多种组合。中国村子很多，情况各不相同；中国人很多，什么样的人都要；没有哪种“理想模式”适合于千差万别的村情和人性。重要的是村子里的人能够根据具体的村情和人情，充分参与并自主、自由的行使他们的选择权利（包括罢免权）、管理权、决策权、监督权。村子里的人选择谁做村长、赋予村长多大的权利是村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做主就好。只有主权在村民，富人和穷人都可能当好公仆；如果主权不在村民，谁能保证富人和穷人都不成为恶人呢？

有人说：“富人治村”是农村的一种典型的精英型治村现象。我对此观点实在不敢认同！富人就是典型的精英？穷人就是典型的“平庸”？德国总理也相对贫穷，他是不是精英呢？中国90％以上的人都不富裕，难道90％的人都是典型的平庸吗？财富不应该是“精英”的代名词，富人更不能天然具有“治村”的优势，治家和治村（村民自治）不是一回事，认为治家行就可以治好村的观念其实就是专制思想的延续，而村民自治的头号死敌就是所谓的精英进行的“精英专制”。

二在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和村民自治环境条件中，村长不出问题就是不正常

现在村民自治制度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如：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土地村社集体所有是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吗？现在的土地是真正的村社集体所有吗？村社集体是维护农民土地产权的组织吗？在村社内部，村民的土地产权是如何实现的？如何才能保护农户的土地产权？这些很根本性的问题，在农村，特别是义乌、温州这样发达的农村基本没有与时俱进的制度规定。出现纠纷，法院和政府往往是久拖不决。再如，村主任有多大的权利？村主任应该怎么合法行使权利？村民怎么约束和罢免村主任？村主任与村内集体经济主体是什么关系？村主任与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大会、党支部、团支部、妇联会、老人协会等是什么关系？除了民主选举之外，什么叫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决策、监督的运作机制和实现形式是怎么的？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不是十分明确，最糟糕的是即使明确在纸上了，实际情况往往绝大部分村主任和村民都不清楚如何运行和实施。再如：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民主自治是以村民高度组织化为基础的，我们现在的村社内部，党支部、团支部、妇联会、老人会等等社区组织都民存实亡，没有充分组织化的民主自治，一般会容易贿选，也容易演变成少数人的专制或大家族对小家族的专制。专制一般是与腐败相连的。

现阶段，村民自治的环境和条件也是非常恶劣的。村民自治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制度，也是一个制度孤岛。我们县、乡镇党和政府领导和部门干部有几个人深入学习过《村组法》呢？又有几个县乡领导和部门干部真心实意的尊重村民和村民自治制度呢？你甚至很难感觉到村党支部是领导村民维护村民权益的力量。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的土地被转入城市国有土地，村民委员会改成居民委员会，农民的集体企业被转制为个体和独立于集体的经济主体，这样的一个进程实际上是有一种代表“现代化的先进方向”的巨大力量在消解村社和村民自治。民选的村主任不管你是打上什么符号的人物，在这样的一个进程中，代表村民的利益是十分困难的，如果有哪个民选村主任不顺从“现代化的先进方向”的力量，而坚定地代表村民的利益，他一定会遭受许多的磨难；如果他是一个“富人村长”，可能所受的磨难会更多更多。

我曾经亲历过这样的一件事情：镇政府要征用30亩地建市场，镇长将村主任找来商量，开价18000元/亩，村主任说要经过村民会议讨论才能答复。村民会议没有通过，主要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征用30亩地后，全村要重新调整土地，难度很大；二是价格太低，村民认为每亩不少于60000元（因为60000元的利息收入相当于一亩蔬菜地的种植收入）。而政府，地是要征用的，价格是不能高于28000元的，村主任是必须得想办法摆平征地之事的。此事拖了一段时间，后来镇政府将村主任的儿子安排在财政所工作，又许诺事成之后给村主任和村主任夫人买养老保险。又过了一段时间，镇长安排税务所人员查村主任兄弟家的粮油加工厂的偷漏税情况，安排派出所长调查村主任打牌等“违法乱纪”之事。村主任实在是顶不住了，30亩地涉及7户村民承包，村主任一家一户上门做工作，4户表示可以接受，但要求市场建成后安排子女管理市场；另外3户认为补偿不能低于38000元。村主任无奈，主动请求镇长对三户“不听话”的农民进行“教育”，镇长如是安排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计算”这三户农民，很快，又有两户被摆平了。对不少政府官员来说，几户普通农民“作对”根本不是问题。征地还没有办理手续，市场建设就开工。后来，“闹事”的不是那个不同意征地的承包户，而是承包地没有被征的村民。村民“闹事”的理由是镇集市边上的地可以卖到28000元，还可以安排工作，承包地分在离市场很远的地方，就卖不到钱，这个不公平。多数村民要求卖地的钱全村依照人头分配，然后再重新调整土地。多数村民的要求政府不予理睬，于是村民暴力阻止市场建设，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政府动用了特警，带头“闹事”的两个村民判了两年。后来，村民多年上访也没有结果。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官员具有一定的“合法加害权”。村民自治的力量不仅难得到地方政府和法律的保护，相反还要可能被地方政府打压。

在全国各个地方，民选村主任被打，地方政府和法院不作为的是常态；民选村主任和官商勾结损害农民利益，农民要求罢免，政府不支持的也不鲜见；民选村主任将村办企业改制成乡、县属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的非常普遍。所以，我认为像华西、南街、史庄、刘庄这样的村是非正常态，像义乌村治中出现的问题才是正常的。其实，这与富人还是穷人当村主任没有特别的关系，与村民自治的制度环境高度相关。

三村民自治不是人治

我看到的关于村民自治的文章和新闻报道很多，似乎都没有跳出一个习惯的认识：过分强调人治。“富人治村”还是“穷人治村”所表达和期待的都是“人治”，只要是“人治”，且能不出腐败。村民自治制度不是人治制度，是通过法律赋予村民“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通过建设“科学化、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自治机制管理村社事务，绝对不同于“首长负责制”和“厂长负责制”，也不是“民主集中制”。民主自治对中国所有人都是一个新东西，不因为你是富人你就天然的懂得民主自治，不因为你是穷人你就天然的喜欢专制。所以，关于是富人还是穷人治村优劣的争论，是对村民自治的无知和误解，是用专制思想解读民主政治。！其实，在中国，村民自治是最先进的政治——民主政治。

村民自治是中国5000年来最浩大的民主政治实验。可惜的是，这样浩大的实践，是在全国县级民政局的基层建设股的领导下进行的，并且是在向农村掠夺资源高速工业化、城市化的大战略背景下进行的，村民自治出现的一切问题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民主自治是一种新制度，民主自治是一种新方法，民主自治是一个新过程，民主自治需要法律制度赋权，民主自治需要高度的参与，民主自治需要持续的训练，民主自治需要全社会学习实践。如果我们党用“农业合作化”、“整党”、“社教”、“三讲”、“三个代表”“保先教育”的力度和方法，推进“村民自治”，我相信村民自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村民民主自治的水平和全党全民的民主政治水平会大大提升。

村民自治范文篇6

[关键词]村民自治必然性

全面推进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农村和谐秩序的一种尝试，是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之一，它将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引入佳境。

一、实行村民自治的必然性

1998年11月4日，《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该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符合我国的国情，得到了亿万农民群众的拥护。它对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对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乃至于中国整个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村民自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通过选举，选出人民代表组成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按照《宪法》赋予的职责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二是在基层实行直接民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就是保证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推行直接民主的一部重要法律。一方面，亿万农民群众通过村民自治这种最广泛的民主实践，学会如何行使和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提高自己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的能力，从而为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村民自治把民主的发展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既体现了民主的一般性原则．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村民自治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重大变革，使得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法制观念正被越来越多的农民所接受，这是中国农民历史性的巨大进步。农民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村中事务的管理及干部的行为方式，迫切要求参政议政，用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来保障经济上的物质利益。

（三）村民自治是解决农村社会问题、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途径。改革初期，随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我国农村出现了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如干群关系紧张，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公益事业无人关心，水利设施破坏严重，财务管理混乱等等。在诸多矛盾中，干群矛盾尤为突出。这些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收效甚微，必须依靠村民自治的方法，依靠农民群众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通过村干部群众选，村中大事群众定，日常事务群众管，理顺了群众的情绪，调动了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化解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它对村干部来说是一种最有效的“防腐剂”，对农民来说是一种无声的号角。一方面，它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农村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激发和培育广大农民群众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另一方面，它有利于基层干部博采众议，科学论证，正确决策，照章办事，创造性地做好工作。总之，实行村民自治，是我们党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正确认识新形势下的农民问题所作出的科学抉择，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对广大农村乃至全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

二、村民自治的现状

（一）取得的成绩

村民自治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表现在：

一是广大基层农村大力贯彻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努力推动村民自治。各地农村大张旗鼓宣传民主，发动群众参与竞选，民主选举村委干部，建立村里的各种办事机构、制度和村民监督组织，农民政治热情得到激发，选举意识趋于成熟。农村村民的民主竞选，其带来的震动，不亚于当年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

二是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村民自治。各县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加以贯彻实施，从是否实现“三个自我”，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是否实现“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否实现“两个公开”即财务公开、村务公开等三个核心内容上确定了考核目标和具体措施。

三是各村村委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积极落实村民自治。各村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民大会会议制度、会议记录制度等，积极主动地实行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使得干群关系好转，群众对村委干部的信任度大为提高。

这表明，村民自治这朵政治文明之蓓蕾开始纳入了法制轨道，已经根植于中国大地，并与经济发展已经显示出良性互动，为乡村提供了初步的秩序化的环境。实践证明，村民自治搞得好的地方，明显感觉到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了，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减轻了，产权关系模糊有所克服，社会交易成本下降，经济发展的速度自然提高了。它就像和煦的春风，带给人们一股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春天的气息。

（二）存在的问题

不可否认，由于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时间还不长，许多方面和当前民主政治的建设还有相当距离，具体来说，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四个民主”难落实。一方面，由于在这之前农村从未搞过广大村民对村委会的直接选举，再加上广大村民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不是很了解，民主法制意识和责任意识更是严重缺乏，农民对于村民自治体现着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基本理念，以及如何实现自己的权利还不是很清楚，使一些地方的民主选举常常受到家庭势力、民族势力和人们的亲疏关系的干扰，出现了在一个行政村谁的家族势力大，谁的亲戚朋友多谁就当选，哪个民族人数多，村委会的干部就由哪个民族的人来干的情况，致使民主选举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如在换届选举中，少数地方出现了拉票、贿选情况；另一方面，一些干部仍然视权力为己所有，不习惯也不愿意与广大村民分享权力，对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虽然定了一些制度，也定期或不定期地公布了一些经济收支情况，但基本上还是走走形式，并没有真正做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其二、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不协调。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在不少地方实际上还是无论大事小事一概由村支部或党总支说了算，而体现村民自治的村民委员会仅仅是一个摆设，作为广大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只不过是村支书或总支书记的一个副手或者助手，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具体表现为：1、支部独揽，即村党支部把党的领导绝对化，村委主任不能独立行使职权；2、村委揽政，即部分村委会事事越权，“不让管”，而党支部无原则退缩，不愿管；3、两委争政，村支书和村委主任都想把权力完全集中到自己手中。

其三、乡镇党委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难处理。对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作了明确的界定，乡镇党委和村委会的关系由过去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转变为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可是在一些地方，一方面，由于一些乡镇党委和政府已经习惯了过去的领导角色，一时难以适应或者是根本就不愿意放弃原来在农村事务中的领导权，或者是还没找到在村民自治条件下的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思路，对村委会工作基本上还是采取了过去那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工作方法，即行政命令和从头到脚的包办；另一方面由于广大农村经济还比较困难，再加上村委会干部普遍素质偏低，一时也无力独自解决农村各种复杂问题，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他们仍然要依赖乡镇党委和政府，听命于乡镇党委和政府，使村民自治难地落实。如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指挥群众，劲头很大；指导服务，没有办法”。对于村民自治中出现问题，一些干部也错误地认为农民难管了，不听话了等。

其四、村规民约制定实施不规范。在实践生活中，村规民约挑战国法的现象严重，已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工作，影响了农村的稳定。目前村规民约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家长制”严重。少数村规民约不是依照法律规定由全体村民会议讨论制定和修改，而是由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几个人私下商量制定和修改出台，搞暗箱操作。即使有些村规民约在村民会议上宣读了一下，但也没有经村民会议讨论、表决，结果使“村规民约”失去群众自觉自律的基础，而成了“个人”约“众”的手段。甚至有的“规约”没有对村干部自身方面的约束，成为少数干部的“护身符”，挫伤了群众参与自治的积极性。二是“土规定”太多。有些村规民约明显太多，偏苛失适，经不起检验。如有的规定“姑娘招婿上门需经村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发生盗窃等案件不能私自报公安机关”等，诸如此类的条文规定不仅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悖，而且助长了封建旧习和宗族观念抬头；不但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正当权利，而且容易酿成民事纠纷。三是重“罚”轻“教”现象严重。有的村规民约规定缺乏法律依据，如“不按时上缴，超时一天罚款10元”，“与人争吵罚款100元”等。有的村规民约共有20多条，罚款条文就占近20条。四是实施手段违法。有些村规民约实施中，村民委员会大都采取扣押物品的“抄家”措施，如对计划生育超生和逾期不交纳“两上缴”者，有的采取赶猪牵羊，有的扒粮拆房，有的甚至发生扣留人的事件，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既造成了干群关系紧张，影响了村内工作的开展，又阻碍了村民自治进程。

以上问题的存在，其立足点不是体现村民治理，而是治理村民；出发点不是强化民主管理和监督，而是加固少数人集权，造成多数人民主架空；着力点不是依法建制，以制治村，而是偏离法制轨道，另搞一套，自造麻烦。已经影响到了村民自治的顺利实施，降低了村民自治的质量和效果，一定程度上还严重挫伤了农村干部和群众对村民自治的信心和期望，使村民自治这样一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业在不少地方成了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三、全面推进村民自治的进程

村民自治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既有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又有人的观念和素质的问题，既有历史文化的原因，又有经济基础及其体制的原因。应当看到，实行村民自治任务还相当艰巨，把村民自治事业不断推向深入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现阶段，必须全面推进村民自治的进程：

（一）建立健全各项民主制度。制度建设是全面推进村民自治的根本，有了健全完善的制度，村民自治才有可靠的措施保证，监督、检查村民自治工作也有了标准。因此，要通过建立健全各项民主制度，把“四个民主”落到实处。目前，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建立健全选人、议事、管理、监督四项民主制度，一是由村民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直接投票选举产生村委会干部的民主选举制度，二是以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为主要形式的民主议事制度，保证村民参与村内重大事项的决策；三是以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管理制度，保证村民参与村内日常事务的管理；四是以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村干部和村委会定期报告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制度，保证村民能够真正监督村干部的行为和村委会的工作，使村民自治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二）大力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实行村民自治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推进村民自治的有效方法，是大力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其目的在于，一是摸索和积累经验。因为实行村民自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干部和群众都要有一个认识、熟悉和适应的过程。通过示范活动，可以摸索村民自治的办法和措施。二是树立和推广典型。通过示范活动，及时发现典型，推广成功的做法和经验，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生生的事实，使干部群众明白什么是村民自治，怎样实行村民自治。三是以点带面，推动工作。充分发挥典型的引路、带动和辐射作用，进一步推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贯彻落实，使村民自治循序渐进，不断提高整体水平。但在开展示范活动中，不能搞形式主义，要在落实“四个民主”上下功夫，真正树起村民自治的样板；不能忽视面上工作的推动，光树几个典型，成为摆设，会失去开展示范活动的意义；同时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发挥亿万农民的聪明才智，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

村民自治范文篇7

一、村民自治的缘起与功能

可以认为，村民自治源自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不仅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发展了农业生产，而且根本性地改变了时期形成的农民与国家关系。国家从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很容易推论出政治改革的经验，即：调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对于办任何事情都十分关键，国家在政治上的“无为”可能也如经济上一样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此种思潮与国家层面的民主化倾向相结合，就为村民自治的产生提供了政治基础。第二，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不相协调的是农村社会治安状况和公共建设事业大幅滑坡，以“政社合一”为基础的逐步空壳化，如何在政治上重组农民成为八十年代初十分紧迫的问题。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和农村社会矛盾非国家指向的特征，就使民主化的选择具有了合理性[2]。从以上意义上讲，我国选择村民自治的确具有很大的偶然性[3]。

但是，一旦村民自治作为政策选择被强制实施后，其自身被构建的合理化因素即日渐增长，正是这些因素的增长，使得当前村民自治在外部经济社会背景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择要言之，第一，转型时期，因为意识形态控制能力的弱化，乡村组织普遍出现了不良行为，并进而降低了行政效果。从村民方面讲，他们具有内在监督约束乡村组织的愿望，从国家方面来说，他们具有提高乡村组织行政效率的要求，最终，村民的愿望与国家的要求在民主化方向上不谋而合[4]；第二，乡村民主化有利于形成社区公共权威，提高社区资源动员能力[5]，降低国家与分散农户的谈判成本（如收取税费的成本）[6]。

判断当前乡村民主好坏的根本标准并非其价值取向而是其实际功用。在村民自治产生之初，因为相对较为宽松的经济社会环境，价值取向的因素容易取得主导地位。自八十年代末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形势一直较为紧张，过去孕育在乡村民主制度中的一些并不显眼的功能合理因素开始替代曾经最为引起外界（包括理论界）关注的价值合理因素。换句话说，今天的村民自治与八十年代初的村民自治之间其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已经发生了静悄悄的转换，“偶然”实行的村民自治正逐步被构建为必然性的合理存在。因此，当前判断村民自治合理性本身的依据，即是村民自治能否通过构建而形成适应当前中国转型时期和农村特殊背景的系列功能以及这些功能的实际效用。

仅就前列两大方面的功能来讲，理论上是不成问题的。真正的乡村民主必然将乡村组织置于村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乡村组织诸如暴力行政、吃喝贪占、不负责任行为等等都会受到自下而上、无所不在的约束而不至发生。相关地，乡村组织行为的合理化，可以减少村民群众的不满，密切干群关系，在此基础上，乡村干部从事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建设，也较容易赢得村民的信任。不仅如此，仅仅是通过乡村民主，特别是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即可形成一个公共权威，这种公共权威可以较为理性地认识共同利益，约束少数不顾共同利益者的违规行为，从而使得举办公共事业乃至收取税费都有可能变得容易。而就实践来说，在农村基层民主发展较好的地区，乡村组织不良行为的减少和村民自己积极举办公共事业的例子不胜枚举[7]。当然，民主功能的显现有赖于特定的民主条件和实施措施。问题并不在于当前的村民自治实践是否已经普遍具备了以上两大功能，而是村民自治可能有重大潜力来实现以上两大功能。但是，乡村民主并非没有负功能。以村民自治为例，即使村民自治可以真正表达村民群众的意愿，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认为村民群众不会以集体意愿的形式来表达出对乡镇行政的反抗呢？其实更为关键的是，当前国家总体经济形势不佳，农村社会发展乏力，农村宗族、宗教势力乃至于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势力都有可能利用村民意愿来抗拒国家的合理要求。因此，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村民有否自我组织起来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而是村民可能组织起来消极对待甚至积极抗拒国家的行政要求。这样一来，尽管单个农村社区内的抗拒力量很难相互串联起来构建成为反对国家政权的整体力量，但是，仅仅单个村庄的消极抗拒即足以使国家在农村推进现代化的努力非常困难。简言之，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失去了村级组织对国家行政要求的积极响应，国家还有何种办法来解决非办理不可的政务问题。正是村民自治本身可能具有的此种负功能，令诸多学界人士和政界官员产生了疑虑与担忧。

如何在村民自治正功能与负功能之间进行取舍，关键不在于理论争论，而在于政策设计，因为不同的政策设计，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功能效果。或者说，当前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通过具体的政策设计，来发挥乡村民主化的好处并限制其缺陷。当然，这是一个所有论者都可以认识到且希望能够有所突破的问题，然而奇怪的是，恰恰是这一重要的工作至今少有人做。

构成村民自治正功能与负功能的内在机制并不相同，即是说它们并非一块硬币的两个面，而可能是两块硬币的一正一反面，良好的政策设计有可能同时让两块硬币置于正面。有否既可以动员农村社区资源，又可以连结乡镇政权的乡村民主化之路？或者，能否设计或试验一种既可以保持民主化的好处，又可以保持国家对农村社会控制与渗透能力的村民自治形式？张静在介绍法团主义时，曾提出并介绍一种她称之为“政行合一体制”的集结了管制（控制）和政治（利益表达和争取）两种功能的“组织化”团体的运作模式[8]，王颖通过调查发现，若能得当利用传统文化与政治意识资源，就可能创造性地构建一种“利益分享合作组织”[9]，中国具有数千年传统，具有丰富的人文社会资源，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从这些方面创造性地通过设计一个智慧的政策方案，来实现村民自治正与反面双重功能的得兼呢？

笔者并不反对在村民自治框架以外讨论乡村治理问题，但是，倘若对村民自治本身没有深入的认识，或者未将村民自治本身可资利用的空间一一利用，就容易犯失之轻率的错误，此种意义上，笔者以为大多数研究依然应在村民自治的框架内进行，应先对村民自治本身的各种已经展开的实践可能性及理论可能性作充分考量。换句话说，在当前乡村政治研究领域，在当前的政策背景下，关于乡村政治讨论的主题不应该是是否实行村民自治，而应该是如何实行村民自治。

二、村民自治的主要特征

就当前已经展开的村民自治实践来说，它具有非常重要的三个特征。其中第一个特征与村民自治的缘起和功能相关联，即它是为解决社区内部事务而产生的，其功能指向具有向内的特征；第二个特征是国家主导，这是与村民自治由国家提供制度支持密切相关的。在中国缺乏民主传统，政府掌握着较村民多得多的政治经济乃至组织文化资源的背景下，国家主导为村民自治本身的发展提供了外动力；第三，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之间存在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且村民自治的正常运作以乡村干部及村民群众的传统政治认知为基础。以下讨论前两个特征，下一节讨论第三个特征。具体地说，村民自治第一个主要特征既与村民自治产生的特殊背景相关，又与村民自治正被构建的功能相关。八十年代初，在国家整个经济持续增长，农民收入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农民很少有针对国家的不满，国家也很少感到来自农村社会的压力。倒是农村社会内部，一方面，的逐步瘫痪，导致社会治安与公共建设事业出现了无序局面，广西等地率先成立村委会，即缘自处理农村社区内部事务如调解农村矛盾，建设水利设施等等；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时期，意识形态约束力的降低使乡村组织出现了行为失序的问题，特别是乡村干部吃喝贪占行为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农民由此以上访告状等形式要求对村级财务进行清理，为清理财务而吸收村民代表参加的作法，事实上也就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作了准备，也就为村民自治作了准备。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村民自治虽然因为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动而在功能构建上发生了变化，但是，试图通过村民自治形成公共权威，以公共权威来抑制少数人的违规行为的方向是不成问题的。即使如税费收取工作本身，亦可能通过由“包税制”的形式，将国家要求转换成村利益，并由村民来讨论如何分税，从而可以有效节省国家的征税成本并可以有效约束少数村民的不履约问题。而至于村民自治可能产生的针对国家的负功能（消极抵制国家的行政要求），正是在具体设计政策时所应极力避免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村民自治不仅事实上而且应该指向社区内部，而不应该成为一种压力集团，将农村基层民主化的力量指向国家。笔者以为，乡村民主不仅事实上而且必须相对脱离于全社会民主政治，而首先面向社区内部，这不仅是因为农村社区内部需要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且是因为将乡村民主指向国家，正是在当前国家与农民关系总体状况较为紧张的背景下，村民自治容易产生负功能的关键。或者说，功能向内的村民自治本身就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存在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应该正是在当前中国特定背景下发展基层民主的合理性所在。

在村民自治对国家民主化的作用方面，虽然“自下而上的演进不能代替自上而下的变革，‘非国家’层面的群众自治也不能代替国家层面的民主宪政”[10]，但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下，村民群众若能够将自治事务通过民主的办法管理好了，难道不可以训练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的民主能力，提高他们的民主素质，使他们逐步为将来的国家民主作些准备吗？如果占70％的农民没有在基层的训练，就难以想象国家层面的民主如何可以开展，国家宪政何以立基。也就是说，具有对内功能特征的村民自治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可以额外地为国家层面的民主化作些非常有益的准备工作，我想到时恐怕正是这些准备工作，可以为民主宪政的展开打下牢实的根基，此其一；其二，村民自治尽管是功能向内的，但村民自治具有功能向外的溢出效应。此种溢出效应一方面可能构成对国家行政任务的抵制（如前所述，这是应在政策设计中着力克服的），另一方面又使农民可以有力抵制与监督上级行政对农民的滥摊派与不廉洁行为，这种抵制与监督本身具有使农村民主由村级向乡镇再到县级扩展的希望。村民自治的第二个主要特征即国家在农村民主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我国实行村民自治，虽然最早来自农民的创造，但最终起作用的是农民的政治诉求与国家的想法不谋而合。从西方实行民主的历史看，其民主制度大都是民众强烈要求甚至通过人民起义来获得的。与此十分不同的是，在中国，国家试图通过发展基层民主来推进农村社会的发展，具体地说，国家试图借助来自农民组织起来的力量，遏止乡村组织中的不良势力与不良行为，以形成国家与民众联合夹击“地方”的态势[11]。从国家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的真实意图来讲，国家在选择乡村治理方式时，已经意识到民主的办法可能是治理效率最高而成本最低的一种，实行民主化的治理，不仅有利于节约国家财政资源，而且有利于遏制乡村组织不良行为，提高农村社区资源动员能力，密切干群关系。从国家主导并强力推行村民自治的实践后果来讲，村民自治训练了农民的民主能力，提高了农民的民主素质，提高了农村对国家的谈判能力，在有限的程度上减少了农民的被剥夺。而最为关键的是，无论国家主导的推进村民自治的起始目的如何，一旦基层民主得以推进，村干部本身的合法性便会自然而然地由任命向选举转换。因为农民民主意识的被唤醒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国家主导的基层民主所唤醒的民主意识将使得村干部权力的选举合法性唯一化了。进一步说，从国家民主化的顺序来讲，之所以国家首先选择且事实上已经成功实践在农村的基层民主，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前已论及的村民自治功能向内的特征，而之所以村民自治可以功能向内，又与农村地域相对分散，农民相对纯朴，他们的社会政治要求相对现实和简单密切相关。直截了当地说，因为农村地域分散和农民本身的弱组织性，农村基层民主很少有可能形成为针对国家的利益要求。村民自治不能形成对国家强大的组织压力，这就使国家在实行村民自治时，依然可以依据现代化本身的规律来主导国家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要获得足够的政治主动性，其主动的民主安排除了村民自治，其他都难以想象。也就是说，其他层面或形式的民主因为容易形成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产生强大的既得利益呼声，为了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国家不得不牺牲经济建设本身的规律，丧失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政治主动性。显然，这种情况对于急欲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领导人来讲，是他们所不愿的。归结以上讨论，笔者希望说明两点意思：第一点意思是，国家支持农村基层民主的原因是在农村民主化的进程中，国家可以起主导作用。即一方面是国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来实现对农村的有效治理，一方面是农村基层民主一般不会在政治上对国家现代化战略构成太大的压力；第二点意思是：农村基层民主本身必然彻底改造农村社会的权威基础，正是这种权威基础的改造，不仅会迫使国家进一步提高政治制度化的程度，而且会有益于国家政治渗透能力本身的改善与加强。从前面对国家在农村基层民主中的主导作用及其原因的分析来看，国家在农村基层扩大民主是一种精心安排，而并非盲目行事。也就是说，国家主导的村民自治并不排除政治制度化和国家一体化的目标，相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时期依靠行政指令手段管理农民的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基础均不存在，离开了基层民主本身的发展，政治制度化和国家一体化倒是难以想象的。这就是说，政治民主化不仅是政治现代化的指标而且是政治现代化的基础。

也许问题并非民主化本身，甚至并非政治现代化本身，而是当前的中国是否具备实现政治现代化的经济社会条件。在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试图在国家层面来作政治现代化的全面考虑，特别是盲目扩大政治参与，可能产生“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过程中，由不适当的政治改革操作失败而产生的政治改革失败”，进而可能“引发全社会的动荡”，但笔者不认为政治改革失败“最有可能发生在乡村社会”[12]的判断，而是认为只是在乡村社会，若具体措施得当，其政治参与的扩大可能带来政治制度化和国家对农村社会渗透能力增强的双重后果。换句话说，与当前国家政治现代化尚不具备条件相比，乡村社会或许可以走在前面。而无论乡村政治现代化的可能性有多大，村民政治参与扩大可以带来的好处以及国家控制这种好处的能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三、乡村民主研究中有待进一步引起注意的问题

在推进村民自治中必须充分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民主化能够解决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渗透能力吗？与此一问题密切相关的第二个问题则是，随着民主化本身的推进，无论农民还是乡村干部都会在政治认知上发现转换，这种转换既是实行民主的必然后果，也是村民自治中的不可预测因素。也即，推进农村民主化带来的政治认知变化可能使现存的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渗透与控制手段失去效用。

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必须对村民自治本身缘起的两个阶段作清晰的区分。如前所述，在农村经济社会形势较为宽松的背景下，民主化的价值取向较容易引起国家的认同。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形势的日趋严峻，以价值认同为主导的村民自治主张及措施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能否在带有浓重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农村基层民主化进程中找到可以建构的合理化因素，从而实现由价值主导向功能主导的合理性转向，成为村民自治制度能否生存下来的关键。恰恰九十年以来，在农村干群关系日趋紧张，农民负担居高不下，乡村组织吃喝贪占屡禁不绝的严峻形势下，自下而上的民主有可能成为约束乡村干部不良行为的力量，这就是国家在九十年代农村经济社会形势渐趋紧张的背景下，反而借重来自农村民间力量的原因。也就是说，国家对农村基层民主的主导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八十年代以价值合理取向为主的第一阶段和九十年代以功能合理取向为主的第二阶段。

与国家主导村民自治两个阶段的区分相关，理论界在研究村民自治的进程中，也存在着认识上的逐步深化。在九十年代以前，理论界之所以对农村基层民主寄以厚望，大都有一种强烈的价值关怀在里面，与此相关的专题研究强烈希望在推进国家层面民主的同时，推进农村基层民主，还权于民，以体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对农村基层民主的功能合理性转向，理论界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学者坚持认为基层民主的价值第一性，他们难以适应国家在民主价值取向上的实际倒退；另一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国家的功能转向，开始进而站在国家立场（中国现代化的立场）来理解国家的功能转向。但这部分学者中又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其中的一些人面对日趋严峻的农村形势，主张国家必须建立强大的行政能力，以在转型时期有效控制农村社会，事实上即是对过去民主化的方向进行批判。注意到国家功能转向的另一些学者则试图通过对农村民主制度的修补，来满足国家功能转向的需要，这种修补的实践杰作是村民代表会议与村务公开制度的全面推开。笔者以为，当前主张村民自治的学者，应尽快实现由价值合理论向功能合理论者的转向，或者说，当前乡村民主研究者中的大部分人应全力解决村民自治的负面溢出亦即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渗透能力问题。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即便在当前主张乡村民主化的功能合理论者当中，也存在对农村民主化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的问题。当前一些农村基层民主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在监督约束乡村干部和提高社区资源动员能力方面，村民自治起了相当作用，而在针对国家的抗拒方面，村民自治却较少有负面影响。与此相关，有些论者乐观地认为，当前村民自治所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听从彭真的告诫“不要给村民委员会头上压的任务太多，否则会把它压垮”[13]。这种对村民自治可能产生针对国家任务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并非没有事实依据，而的确是那些村民自治搞得好的农村普遍存在的现实。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现实？其内在依据如何？能否一直延续？显然，这些问题在相当部分站在村民自治功能合理立场上的学者中并未引起重视。展开来说，即在当前农村基层民主的法律框架下，村党支部对村委会领导的合法性及具体措施何在？乡镇行政如何可以指导村委会服从自己的行政命令？村民及村委会干部是否在将来依然认为来自乡镇的行政命令是合法的，村委会干部必须服从乡镇的命令，或者村支部书记作为“一把手”可以干预村民自治事务，并要求村委会干部依党支部的指示行事吗？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某些村民自治搞得比较好的地方，之所以可以成功地避免村民自治负面影响而得到村民自治的好处，除与一些特定的区域环境相关以外，更与当前在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中普遍存在的由遗留下来的政治认知密切相关，正是这种遗留下来的政治认知因素为当前村民自治中并无法律依据的种种非正式制度安排提供了合法性资源，以致于乡干部按照惯例去指挥村干部，村干部按照惯例去服从乡干部，而村民则对村干部执行乡干部的指令习以为常。但是，农村基层的民主化会不会破坏这种并无法律依据的惯例？人们民主意识的增强，民主能力和民主要求的提高，会不会彻底改变当前维持村民自治正常运作的传统政治认知基础这一暗含前提？而一旦遗留下来的诸多乡村干部特别是村民群众的政治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则不可逆转的权利意识就完全有可能让当前那些在乡村干部与村民群众惯习中运作正常的乡村民主构成为针对国家能力的挑战，在如此情况下，村民自治以及乡村民主还“能走多远”，就可能真正成为疑问了。构成对村民自治挑战的因素很多，在这里重点列举的当前村民自治中群众的政治认知基础，显然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但笔者竟然没有发现有人较为系统地对此一问题做过研究，仅此一点，即应引起乡村民主论者的足够重视。

因此，站在国家主义立场的乡村民主功能合理论者，必须在当前的转型时期，密切关注乡村干部特别是农民群众政治认知的变动状况与趋向，对构成当前乡村民主正常运作基础的一些因素保持足够的学术敏感性与问题意识，切切不要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而应在对事实材料有足够敏感性的基础上分析判断各种可能性。即要善于发现具体政策设计的不足并善于总结在调查中发现的有助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乡村民主制度的实践经验。

注释：

[1]参见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党国印：《“村民自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吗》，《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另见党国印：《中国乡村民主政治能走多远？》，《中国国情国力》1999年第3期。

[2]贺雪峰：《当前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与面临的挑战》，《福建论坛》1998年第9期。

[3]党国印：《中国乡村民主政治能走多远》。

[4][11]崔之元：《“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荣敬本等：《县乡两级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4期。

[5]贺雪峰：《村民参与与社区资源动员能力》，《社会科学》1998年第9期。另见王振耀等，《中国农村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

[6]徐勇：《民主自治机制：社会矛盾的缓冲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288页；王绍光：《公共财政与民主政治》，《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

[7]王振耀等，《中国农村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版。

[8]张静：《法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前记。

[9]王颖：《新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242页。

[10]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

村民自治范文篇8

[关键词]村民自治本体问题自治主体

村民自治是村民的自我治理的方式和组织以及规范的总和。西方国家制度中，农村的自治传统是其地方自治的基石和历史传承，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固有的价值追求，目前西方的村民自治已经或开始转化为乡镇、自治市、特别区、准政府组织等不同形式。今日中国，“村民”与“自治”的结合，既是一种地域的表明，1也是自治主体的宣示。前者，反应了“无区域即无自治”，2后者，则需要我们对村民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村民选举行为的性质和被选举权等关乎其本体的问题加以探讨。

一、村民自治的主体

村民自治的主体，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自治主体是村民个人，村民自治就是一个或几个自然村的村民自己组织起来，在基层人民政府的指导下，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即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群众自己的事情。第二，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的主体。第三，实行自治的“村”应当是“村民自治的主体”。大多数学者赞成第三种观点，原因在于只有如此才能解决自治主体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第二、第三两种观点有所偏差，在于将村委会的准行政管理权力视为自治权的内向，并先验地将它视为集合的村民权利的外向代表。首先，现代法律必须依托于承认、尊重和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理念核心，法以自由为目的，秩序也须以自由的实现和正义之光的闪耀为依归。自治必须体现权力控制和制衡的原则，而不能将自治权置于国家权力延伸和控制之下。其次，现代民主的三块基石——“代议制、选举制和政党制”。村民委员会到底应该是一个议政组织还是执行机构，或者两者合二为一，目前我们很难界定，但是代议和选举放置于普通村落，仍有其重要意义。通过选举昭示出村委会和普通村民之间存在一个权力来源问题，根据宪法中的人民主权原则，一切权力皆应有来自于权利拥有者通过选举权的运用来表达的明确授权，《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个体之间极为重要的一条组织原则。第三，《村委会组织法》立法目的欲以体现“草根”民主，意味着任何政府或负有执行政府委托的公共组织或团体应该是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的。自治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让我们用美国《独立宣言》的几段话来诠释，“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获得安全和幸福。”因此，村民有权改变村委会的组织架构，而不是村委会可以凌驾于村民之上，这是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必须谨记的原则。如果不将村民自治的主体定位于村民个人，再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就无此必要，势必造成“仆人”高于“主人”、“仆人”决定“主人”之局面，人为地将村委会或村这样拟制的组织的意志取代了村民个人意志，打破了村民与村委会组织的平衡关系，势必会造成掌握权力之人借“公共利益”而权力滥用、侵害村民个人合法利益的情况。如村民陷入此境地，其抗争将首先在道德上遭到“不义”之指责，继而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权利救济。村民如非自治主体，则不具备资格动议罢免，参加自治事务的讨论和决策，而仅凭民事的侵权之诉的权利保护是远远不够的。第四，我们必须澄清一个悖论，“个人是不能单独行使自治权，村民自治是一种集体的自治权。”1村民自治权的行使的确具有集体性特点，但权利只有落实到个人才有意义。如果村民个人利益遭受村组织以外的力量的侵害时，可以指望村委会代为出面以伸张正义，如果侵害者是村或村委会时，不具备自治主体资格的人尚称其为“人”乎？谁又来保护这些不是自治主体的人？村或村委会自行解决则违背了程序正义的理念，其结果难求公平；如果引入乡镇政府介入则损害自治之精神。再者村委会的组成来源于村民选举权的行使，其权力来源于村民个人意愿的外在表示，即授权。选举权是村民自治的基础，自治却不是村民个人权利的简单集合，不能因为村民自治的集体性特点而将村民的自治主体地位混淆。

因此，村民自治的主体只能是村民个人，村应该基于人的组成而是自治组织，2而村委会只能作为自治机关之一是村民运用选举权所集合的公意的结果，二者之间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这也是村民自治与选举权之间的关系所在。

二、村民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

目前，我国宪法文本中规定的主体身份有三种，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应该被视为地方性的社会团体而不是村镇的派出机关。日本地方团体以区域为组织要素，为谋公益而成立的地方团体被称为一般的地方团体，但日本的一般地方团体具有法人地位。有学者认为《村委会组织法》规定了村委会是村里的法人代表，换而言之，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是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其村委会是法人的执行机关——法定代表人。不尽然矣！

首先，社会团体和法人涵义不同。其次，《宪法》与《村委会组织法》的规范没有明确村委会的法人地位，仅仅是给自治组织确立了性质、自治功能和运作原则。第三，尽管“各政党和社会团体，这些机构和组织主体，在法学上可以笼统地称为法人”，3但是，我国法人的成立须经过成立和设立两道程序，成立阶段要满足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社团法人还应满足“自愿和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的要求。我国对社团法人的设立或采取特许设立主义，如妇女联合会、工会、团组织等，或采取行政许可主义，如各种协会、学会等。如果村民自治组织要最终成为法人，要么经过设立主义方式，要么采取特许设立方式，我国法律对此没有任何规定，实践中村委会也从未履行过登记手续，那么“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没有法人，何来法人代表？第四，法人机关一般由权力机关、执行机关和监督机关三部分构成。村委会是哪种机关，我们暂不界定，但村委会只能是法人机关之一，而不能是法人，且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执行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是经过权力机关明确授权的一个人或几个人，1因此，村委会以整体名义不能担任“村法人代表”。第五，从行政管理的令状主义角度来看，村办的公司只要合法登记都能够领有营业执照和法人证书，但“村”还没有被哪家法定机构颁发过法人证书或其他证明文件。因此，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是地方社会团体，但不具备法人资格，村委会是社会团体的机关，而非社会团体法人的机关之一，这也是村民自治组织目前所面临的“应然”和“实然”状态的矛盾。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不具备法人代表地位的村民委员又能够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代表履行维护组织自身利益的职责，比如“厦门市同安区马巷镇琼头村村民委员会不服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海地、滩涂、权属纠纷行政处理决定案”，2似乎让我们感到，既然村民自治组织不具备法人地位，村委会也不是自治机关，但社会现实中一样能起到履行维护组织公共利益的作用，因此村民自治组织有无法人资格的赋予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

其实，社会团体法人与社会团体大有不同。首先，社会团体是指自然人或法人自愿组成，为实现社会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法人。3显然，社会团体基于个体的自愿组成，我们是否可以假设，如果某个村民不愿意加入社团性的村民自治组织或者加入后执意退出，那么社团性的村民自治组织首先不能强制其加入或者不准其退出，也就不能将其他村民的共同意志强加于该村民身上，如村统筹。但是，该村民又与其他村民共同居住于一个村落，也同样享受村自治组织所给予的交通便利和环境卫生等公共设施，根据税负平等的原则，该村民是否也应该交纳公平的费用？这样不但不利于村落的管理，也违背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即“地方团体对于区域所包含之地，即为自治权所到达之地，无论团体内住民、非团体内住民均当受其支配……地方团体自治权与区域有互相存在之观念”，1这里的地方自治团体与我们说的村民自治组织概念相通，但前者具有法人地位。如果我们在上述要素之外再加上中国特色的户籍管理制度，那么原住村民将没有选择加入或退出的权利，外来居民也必须服从法人在自治范围内做的各种意思表达，如乡规民约，照章承担公共设施之公平费用等。

其次，“法人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团体”。2法人可以做出独立意思表示，具有独立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因此，法人的首要关键就在于“独立”两个字。对于社会团体，我国采取的是特许设立主义或行政许可主义，它的成立要依据国家法律和行政命令以及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因此它的政府主导色彩比较浓重，其本身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以及成立后的开展的业务很难摆脱国家的干预，事实上我国的社会团体往往承担的就是经国家授权和委托的各项行政管理任务，如妇联、工会和各种协会等，如果村民组织仅仅被视为社会团体，那么村委会将不得不以承担政府授权和委托的事务为主，而非以为村民自治服务为己任，那么乡镇政府的干涉将堂而皇之并使自治停留在纸面上。但是，村民自治组织一旦获得法人之认可后，随着它的设立不可避免地向登记主义转型，它和国家以及乡镇政府之间就有了一道“可以触摸却看不见的篱笆”，村与乡镇政府的权力分配关系也将随之明晰，迫使国家行政机关和村民自治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之下进行运作并相互制约。目前，尽管《村委会组织法》规定，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是“指导、支持和帮助，且不得干预”，但实际的操作中村委会已逐渐异化为乡政府的派出机构，肩负着乡政府所委托的任务。村民自治是国家监督下的自治，村民自治机关有义务承担由法律规定的国家任务并协助乡镇政府完成其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事务，但是乡镇所委派的各项事务究竟有多少是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近些年来，村民或村委会面对上级政府部门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乱摊派以及各种侵害其权利的事情，除了更多地采取“上访”伸冤的方式和少量的“民告官”诉讼之外，何曾有底气有胆量对利益的被践踏说一声“不”？如果自治组织成为法人，则村委会作为自治机关将可以代表村民自治组织在法律范围内做独立意思表示，包括有权拒绝执行乡镇委托的不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事务，当然这种拒绝的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国家或本地区处于紧急状态情况下。对于非法或非规定范围内或临时性的来自于县乡镇的各种税费摊派，村委会也有权拒绝，或提交村权力机关讨论。一方面，村民自治的法人地位使得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臻于完整和有效行使；另一方面，也迫使乡镇政府养成依法行政的习惯。我们总是听到村民们对乡镇干部粗犷的工作作风的无奈抱怨，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让村民们幸福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某个人或某些人个人的职业荣誉感和道德情操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坚守。这种寄望于“人治”、依赖于“人治”的思想应该被以权利对抗权力的思想取代，使“法治”的能量为村民的自由生活带来的希望。

第三，从《村委会组织法》看，村委会的地位更接近于村民的管理人和村资源的所有人和分配者，是高于村民的施教者。如果村民自治组织具有法人地位，那么基于民意授权而成立的村委会将还原于村民自治组织的执行机关，应当以服务村民、管理村民公共事务为首要，一旦其不作为，村民或村其他有权的组织可以即时诘难之，督促其改变不作为之施政形态。当前现实村民除了到换届之时有可能通过选举而除之，平时发动罢免几乎难上加难，而鲜有成功者。事实上动辄罢免极其不利于村秩序的稳定，而以日常之督促而循序渐进乃为上策，这需要制度对民意反映和作用渠道的预先设置。

综上所述，赋予村民自治组织以法人地位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同时，将村民自治组织的法人地位准确定位后，我们才能明确村委会应具有的执行机构定位和对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力架构和体系进行勾勒。

三、村民选举行为的性质和被选举资格

既然村民自治委员会的成员和权力来自于作为村民自治主体的村民个人的授权，那么，我们需要知道村民个人在村委会上的选举和被选举行为是权利行使还是一种事实行为，如果是后者，则不带来法律效力，则村委会的合法性何在？如果基于前者的考量，则面临着基本权利行使对象方面的尴尬，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明确村民选举村委会的行为的性质。

（一）性质

所谓选举权是指“选民依法选举代议机关代表和特定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权利……一是选举或被选举为代议机关代表，二是特定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即法律规定由选举而产生的公职人员。包括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及其特定范围内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1我国目前的行政区划只到达了乡镇一级，村作为自治组织显然不在选举范围之内。但是，选举制度，不一定只在政治制度下才有，尤其没必要当作选出议会议员的制度来考虑，1因此选举权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学者们认为选举是指某一社会群体中有资格的成员，按照既定的程序和方式，选择某人担任自己的代表或某一职务的行为。广义的选举不但存在于国家政治生活中，而且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组织，如政党、工会、行业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社等均可采用选举的方式产生自己的领导机构或成员。虽然宪法规定的选举对象只是狭义的范畴，但我们不能顾名思义地说，村民选举自治机构的行为就是行使宪法赋予的选举权，要将广义范畴的村民选举村委会的选举行为纳入宪法学的考察范围内，为其得到宪法保护和救济奠定理论基础，就需要进一步分析。

首先，开放性的宪法学本身为“村民选举村民委员会的选举行为是行使选举权”这一论点留有空间。就选举权与权力的关系而言，从选举权产生的过程看，选举权产生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相对性是权力的基本特征；从选举权的目的看，合理地组织权力和有效地控制权力是选举权的基本功能；从选举权产生的社会效果看，选举权直接影响社会生活；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看，强调选举权与权力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提高选民的法律地位，摆正“主仆关系”。同时，利益是选举权结构中实际存在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不能给选民带来利益的选举对选民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2村民选举村委会的行为过程赋予了村委会未来的一系列权力活动和其对村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效果的正当性，使村委会的存在目的确定为实现村民的群体目标，如共同富裕等，农村基层的权力关系也因此得以稳定。通过选举，完成了村民向村委会授权，昭示了村委会行使权力的过程和结果要受到村民监督的必然，符合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更为重要的是，村民的选举行为是围绕着自身的实际利益展开，代表着其自身的一定目的，如对脱贫致富、村务公开、抵制非法税费等的要求，这些都符合选举权的性质。

其次，从《宪法》第111条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村委会要办理本居住地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协助维护社会治安。《村委会组织法》第4条也显示了村委会有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的义务。实践中，村委会除办理村公共事务外，还必须承担相当多的由乡镇下派的各种任务，如治安、救助款、扶贫款的申请，以及“催粮、要钱、要命（计划生育）”等，其地位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保长或胥吏，实践中往往有许多人称它为一级政府组织，或称“村政府”。既然村委会承担国家意志和村公共利益的实现两个使命，那么选举其人员组成符合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

第三，村委会选举是我国参与面最广的选举，选举对象虽然不是国家代议机关代表或国家公职人员，但同样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部分，如果方法得当，其很可能成为我国权利保护瓶颈的突破口，能够为整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近年来农村选举实践中的诸多成功案例已经印证了这一判断。因此，村民选举村委会的行为是行使宪法所赋予的选举权的行为，尽管它不属于宪法学当前对选举权所下的狭义的定义范畴，但与其有着自然的相通之处，也应该被宪法学纳入考察的范围之内。这样使得《村委会组织法》第12条规定的村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与宪法学和宪法文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以统一于一个相对同质的语境当中。事实上学界也开始将其纳入我国宪法学研究的范围，“（本文）不包括基层自治组织的选举，当然它也是我国选举制度的一部分”。1也只有清楚村选举权问题，才能完整和准确地构建村民自治的权力运行体系，才能充分发挥村民的选举权利，建设和促进村民自治。

（二）被选举权

在我国，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作为同等概念来使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统一说”一直是学界之通说，与选举权相对应的被选举权也是一项基本权利而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二者共为村民自治的起点和重要保证。《村委会组织法》第11条和第12条对此作了规定。但是，基于候选人在当选后要决策和管理公共事务，其能否胜任取决于自身的才能大小，故候选人资格要件要远较选举人资格严格。对于被选举人的资格，各国都以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的形式在法律中加以规定，其中积极要件包括国籍、年龄、学历、经历等，消极要件包括能力上（如禁治产者）、道德上（如特定罪行、政治权利、特别惩戒而予以限制）、职务上等。可见，具有选举权的村民未必具有被选举人资格。综合我国《宪法》第34条，关于村民自治中的被候选人的各项资格的规定体现了平等性原则的同时基本具备了各项积极条件的规定，但在经历条件中对于在本村或本地域中的离开时间和已居住时间的条件没有规定，这样可能使已嫁出的本村女性或者外出务工时间很长又未迁出户籍的村民，在工作地不具备资格参加选举，又没有能力在原居住地参加选举，造成公民不能有效和顺利行使权利的尴尬局面；在消极条件中的个人能力方面，现有法律规定没有对禁治产者的适当限制，“有恒产者有恒心”，对此的限制其实并不违背宪法的平等性原则，这是对宪法精神的理解有误，在此不做讨论。但是，我们现行法律规定中没有对一些例外情况，如对不得兼职于上级政府或其他权力机关和回避做出规定，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如日本在市町村会之组织的选举中规定，如父兄为市参事会员，町村长或助役，子弟不得有被选举权；父子兄弟同时不得被选为议员，这样避免了“亲属间上下其手、徇私枉法、不谋公益而为其私”的弊病。当今现实，县以下往往出现村与乡镇、县在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纠葛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常常成为危害村民自治的各种行为的保护网，使得被侵害权利的普通村民的救济成为难事。如“村霸”经常有着本身担任或在村委或支部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亲属背景，村民对村干部敢怒而不敢言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家在县（乡）里有人”，且经常夹杂着宗族和黑恶势力的因素，使得村民自治成为普通村民的恶魇。因此，我们应特别重视被选举人资格的回避问题，并在未来修改《村委会组织法》时立法者应考虑并完备之。

总之，村民自治意味着村是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而村民自治的主体出于人民主权之原则而只能是村民个人，而不是村或村委会，否则授权问题无法解决；同时，村民自治组织应该被赋予法人的地位，这样才能满足自治组织独立意思表示之品格要求，才能使自治保护村民之合法利益，符合权力制约之宪法原则；再者，村民选举村委会的行为是选举权的行使，而与之相对应的被选举权理应在资格要求上较选举权更为严格，尤其是被选举人的兼职和回避问题必须得到重视。上述有关村民自治的本体问题的明确是构建村民自我治理的权力体系的基础，也是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和以自治实现村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前提。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1《宪法》第111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按居住地区设立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2[日]吉村源太郎：《地方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1陈纯柱：《村庄法人理念的确立与中国宪政制度的创新》，《河北法学》2005年第8期。

2本文对村民自治组织应是村而非村委会不做讨论。

3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1参见王利明：《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85页。

2胡锦光：《行政法案例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

3王利明：《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1[日]吉村源太郎：《地方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2王利明：《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1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页。

1[日]森口繁治，刘光华译：《选举制度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村民自治范文篇9

一、村民自治的成效

（一）、农民对村民自治及其成效趋于肯定

目前我国农村的政治文明建设是以"三个自我"、"四个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既是政治文明建设，又是法治建设。"三个自我"是在农村建立起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四个民主"是村民对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自治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新生事物，是当代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全新概念，自治权既是权力，又是职权，更是权利。村民自治，既是自治理念，又是基层制度；既是治理模式，又是活动方式。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是民主、自治、法制和党的领导。农民对村民自治的态度是趋于肯定的。之所以说"趋于肯定"而不是"绝对肯定"，是因为这种"肯定"体现了一种方向和趋势，是大部分人的肯定。肯定者对"肯定"本身也是包含着某种期待和希望。

自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村民自治在安徽省得到了较好的落实，全省绝大多数的行政村按照法律的要求选举出了村民委员会。实行自治的初衷，是把解散以后处于分散状态下的农民重新纳入国家力量的范畴，通过村民自治重建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村民自治的首要条件是民主选举。民主选举使权力的来源由上授转为下授。修改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把这种民主选举规定为直接选举。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是由村民会议或各村民小组推选产生选举委员会，主持选举；二是由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村会成员候选人，也可选民自荐、村民小组提名、党组织提名、村民代表会议提名；三是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先选出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再从中选出主任，更不是由村委员会成员选出主任、副主任。直接选举意味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撤换村委员会组成人员。四是双过半当选，即必须有过半数有选举权的村民的过半数投票，获得参加投票的村民的过半数选票始得当选。四是选举方式法律也做了规定，即差额选举、秘密写票、无计名投票、公开计票、当场公布选举结果。以这种方式选举出来的村干部基本上是得到群众的拥护的。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有79%的农民认为"当选村干部的首要条件"是"群众拥护"。有82%的农民对"村干部选举"表示了"非常关心"、"关心"和"比较关心"的态度。一件事情能否受到人们的关心和关注，取决于这件事情对人们的切身利益的影响。占82%的农民关心"村干选举"，这件事本身说明了民主选举村干部对农民利益的关联程度，说服"三个自我"、"四个民主"是符合农民利益的事情。

（二）、农民的民主、权利、程序意识趋于确定

民主是村民自治的精髓。民主原则要求村民在权利上具有平等性。只有权利主体平等，权利实现方式平等，才有真正的民主。农民也才认可这种"民主"。因此，民主、权利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程序保障。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民经过数年的民主实践，其民主、权利、程序的意识趋于确定。公平、公正、公开、平等，是农村社会最基本的民主思想，少数服从多数是农村社会最基本的民主原则，投票选举、投票表决是农民自治的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因此，村民自治是符合当前农民对民主的认识水平以及农村政治文明的发育状况的。"自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构成了"自治"的主要内容。并通过"四个民主"达到"三个自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目标。这四个民主中，民主选举是最重要的，它对后面的三个民主乃至对整个村民自治都起到一种基础性和根源性的影响。在回答"你对村干部选举工作的整体看法"的问题时，有44%的人认为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另有44%的人则分别认为"选举没有体现民主"和"选举根本不民主"。还有12%的人回答"说不清"。为什么有82%的人关心村干部选举，但却只有44%的人认为选举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呢？我们分析很可能是在选举的程序上出了问题。因为也有44%的人分别认为在村干选举中"有些程序执行得不严格"或"选举不公正，根本不按程序办"。对这种结果，我们认为：首先，无论对选举的"民主"、"公正"是否认可，都说明了农民的民主、权利、程序意识已开始确立，农民对选举"民主"和"公正"与否的评价是依据自己对民主、权利、程序的理解而做出的，而这种"理解"正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其次，程序公正与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实体公正更重要。程序公正具有吸收不满的功能，在充分保障了农民的各种权利的情况下，对于从公正的程序中引申出来的实体结果，农民往往容易接受。哪怕这种结果不合自己的意愿。反之，程序不公正具有制造不满的功能，如果在选举过程中违反公正程序，搞暗箱操作或潜规则运行，不能保障农民选举权的平等实现，那么，即使你的实体结果是公正的，给人的感觉也是不公正的。农民也会不满甚至不接受这个结果。有44%的农民否认选举的民主性，加之还有12%的人对选举民主与否的看法"说不清"，即是说有56%的农民对选举的民主性质持否定或怀疑的态度，这说明我们在村干部选举的程序上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问题。这是应当引起我们十分重视并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

（三）、"四个民主"的实现程度存在差距

村民自治的"四个民主"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关系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任何一个"民主"都不能脱离其他"民主"的内容而独立存在和单独发展，其本身也是其它"民主"存在与发展的前提。理论上"四个民主"的发展应是并驾齐驱的。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民对"民主监督"的满意度最低。它揭示了这"四个民主"在当今农村基层发育和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也指出了村民自治急待发展完善的环节。

农民对民主决策的评价是：有40%的人认为目前"村民能决定本村的重大事情"。其余的则持中性的观点，持反对意见的只占18%。对民主管理的评价是：绝大部分村民认可或初步认可民主管理，只有19%的人认为"根本没有民主管理"。也即是说，对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农民对此持否定态度，其余绝大多数则持肯定或中性的态度。而对民主监督，则满意度较低，有一半以上（52%）的农民"不知道"有对村干部进行民主评议的制度，有49%的人"从未参加过""对村干部的民主评议"。对"村务公开监督小组作用发挥得如何"的问题，只有39%的人认为"很好"或"较好"，其余则持否定或基本否定的态度。由此看来，目前"民主监督"的一些具体措施并未得到普通而有效的落实，它是村民自治的弱项，也是需要加强和改进的重点。

二、村民自治发展完善的几个问题

村民自治经过多年的发展，其总体。趋势是健康的、正常的，成效也是可喜的。但村民自治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还不足以使其完善，它还只具备雏形。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完善。安徽省一些地方对发展完善村民自治做了一些探索，很有借鉴意义。但还有些问题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弄清并在制度予以体现，以指导实践。

（一）、关于民主选举：

对村干部选举，农民和乡镇党政领导都是十分关心的。但关心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农民主要关心的是选举的民主不民主和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乡镇党政领导主要关心通过选举后的村干部听话不听话的问题。因此，乡镇党政领导在选举中就在法律认可的范围内想尽办法不让那些与政府对着干的人当选，以保证党和政府的意图实现。但这样的事情做多了，农民就会觉得这种选举不公正、不民主，又从另一方面损害了村民自治。在目前乡政村治的政治体制下，村民自治是依法进行的，乡镇作为一级政府，其管理权也是法律赋予的。如何使这种管理权与自治权统一起来，目前仍在探索中。安徽省五河县在村干选举中用"两推一选"的方式推荐候选人，即先群众推荐，再党员推荐，然后再选举。选举仍然是"海选"。但经过"两选一推"而产生的候选人的竞争能力明显超过其他候选人。这种方式既充分发扬了民主，使民主选举不走过场，又使候选人当选后容易和乡镇党政领导保持一致。还有一些地方采用"组合竞选"方式选举村干，也有推广借鉴意义。所谓组合竞选，就是各个主任候选人在委员候选人中组合竞选班子。先由村民投票差额选举村委会主任，再对当选主任所组合的班子成员进行差额选举，产生副主任和委员。"组合选举"可以有效化解地域、家族的力量，均衡各方利益，产生一个优化的班子。在实践中效果较好。

（二）、关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地方党委政府在对待民主选举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民主选举涉及的是村级权力组织有无的问题，而其他三个民主则只涉及这个组织产生后的运行和运作问题。而且由于村民自治，上级党委政府对村委会的实际运作大多限于一般性地要求村务公开、成立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务监督小组等等。但对其实际效果如何，是否真正能够做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则远不如对民主选举那样重视，其理由仍是"村民自治"。这也是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各地落实情况大不相同的原因之一。在落实后三个民主的问题上，安徽省五河县大新镇大新村首创的"民主听证质询制度"是一种制度创新。

大新村经济发达，商贸活跃，人的思想也活跃。目前推行的村务公开是一种事后的公开，但村民已不满足于这种事后的公开，希望事前介入村务。这种对村务的事前介入实质上就是一种民主决策，同时也包含了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内容。他们在自治的实践中探索采取了村务听证质询制度：每半年公开举行一次村务听证会，在听证会上村两委把半年工作、收支情况逐件逐项通报。村民可以在会上提问质询，由村干回答。重大事项要专题报告。目前正探索建立"重大村务公决制度"，以完善民主决策。与之相配套，大新村还对村务公开进行了"点题公开"的改革。村务公开栏增设一"点题栏"，由群众点题，群众点的题大多是敏感问题，但点什么题干部必须公开回答，这是制度。这种探索性的做法对后三个民主的落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大大地激发了村民参政、议政和监督的积极性。

（三）、关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问题：

村委会和支委会关系紧张，是一种较为多见的现象。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13%的人认为其所在村的两委会是"争权夺利"和"极不团结，矛盾公开化"。估计实际存在的矛盾更多。这种矛盾大体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村委会过度自治，使支委会的领导核心作用难以发挥；二是支部包办村务，使村民自治失去实质内容；三是两委互不相让，造成工作受损，甚至组织瘫痪。而上述三种情况中，又以第二种情况最普遍。"两委矛盾"在某些地方已成为影响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制度性原因。

为解决两委矛盾，有些地方搞"两委合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种"一肩挑"的模式在表面上解决了两委矛盾，但实际上强化了旧体制党政不分的弊端，与推行村民自治的初衷和建设法治国家的理念相去甚远。"一肩挑"使组织间的冲突内化为个人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间的冲突。他既是上级党委政府的人，又是村民当家人，然而两种权力来源不同，对其期盼和要求也不同。两委矛盾，本质上是权力间的矛盾。"一肩挑"可以有效地解决个人之间的矛盾，但对解决权力间的矛盾都是无效的。而且，在技术上，我们也无法保证村民选出的村主任全是党员且能被党员选入支部；党员选出的支部书记能被村民选举为村主任。因此，"一肩挑"具有过渡性而不具有可持续性和普遍性。

《村民委员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依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是处理两委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明确指出，在村民自治进程中，村党支部要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但这种"领导核心"作用不是包办代替村民自治，而是"支持"和"保障"村民自治和"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为村民自治"创造条件"和"排除障碍"就是"支持"和"保障"最主要的两点。在解决两委关系的具体做法上，两委都要由"为民做主"向"让民做主"转变，决策机制应由少数人说了算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集体决策转变，同时，要明确划分村委和支委的职责权限，减少两委争权从而产生矛盾的"冲突点"，建立合理的工作协调机制，而要做到这些，一个重要的制度载体就是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要充分发挥其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

（四）、关于村民自治组织内部的关系

鉴于现在农民的流动性大，农民难召集，安徽省各地试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有效地发挥了自治作用。于是在一个村民自治组织内有了三个自治组织：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委会。它们之间的法律关系究竟如何？如何认识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涉及村民自治能否健康正常发展的问题。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民会议和村委会之间的法律关系，但却没有关于村民代表会议的任何规定。因此，对于村民代表会议有何种社会功能，也有如下说法：一是村委会的参谋、助手和咨询机构，是村委会的智囊；二是村民会议的代议机构，其功能为"代议"；三是村中的权力机关。我认为第一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它颠倒了村民会议与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委员会的主从关系。第三种观点也不对。首先，权力尽管来源于村民，但也必须得到法律的认可。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并没有认可这种权力，因此于法无据。其次，如果村民代表会议是权力机关，那就在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村民的直接民主和自治权力，于理也无据。而第二种观点是有道理的，村民会议可以看成是一种代议机构。村民会议是决策性权力性组织，而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会议授权的范围内才能讨论和决定有关事项。村委会则是管理性、执行性机构，是处理村民自治一般事务的工作机构。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关系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关系，村民会议与村委会的关系是决策与执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五）、自治组织与乡镇党委政府的关系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和各自权限作了一般性的规定：即乡镇政府有权指导村委会工作，但不得干涉属于村治范围内的事务。由于这种规定相当原则，缺乏明确具体的可操作性。因此，在实践中往往产生两种极端：一种是乡镇政府通过自己的强势地位，变"指导"为"领导"，村级自治组织成为乡镇政府实际上的下属单位。还有一种情况，尽管目前农村基层政权结构是乡政村治，但党的关系并没有重大变化，乡镇党委政府可以通过对村党支部的有效领导来间接地领导村委会。"指导"仍变为"领导"，"服务"也变味为"命令"。另一种是村级自治组织强调自治，对乡镇的指导、指示表现为不听话，甚至"抗上"。如此一来，使我们的政权在某些地方失去了基础。乡政村治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官治和自治的矛盾。而如何解决这个，我们的相关法律还比较模糊。

自以后，国家权力从村级组织退出，乡镇政府便成为国家政权的基础和末梢，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目标、计划。最终都要乡镇政府贯彻落实。"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还有对乡镇考核实行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经济发展三个一票否决。乡镇政府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就不得不对村级组织进行权力渗透和干预。要有自己的人和自己的"腿"。说到底，是村级自治了，可是乡镇及其以上的权力结构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权力的惯性作用并未改变。而村民自治，说到底又是对国家权力的重大制衡。自治是还权利于公民，合理划分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自治就意味着某一事物按照自主、自律、自由的规则管理自身。乡政村治的矛盾是体制纵然，是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不配套使然。

解决这个矛盾，从根源上说要深化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要调整利益，精简机构。但这不是一日之功。目前可以做的是乡镇政府要改变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政府只管客观性，方向性的指导和领导，把一些不该管、不必管和管不了的事让社会去管。强化村级自治组织自主、自律和自我保护的功能，变直接干预为间接指导，变命令为协调、协商和服务。应明确规定乡镇政府在村级选举过程中的监督权、指导权。要求村级组织协助开展工作的权力等等。以制约"抗上"。还要确定村委会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乡镇政府非法干涉时的行政和法律救济权。以制约"乡政"对"村治"的违法行为。同时，改革对乡镇政府的考核内容和办法，缓解其工作压力。若指标任务最终要落实到村民，要充分考虑到自治的现实并应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得到其认可。

村民自治范文篇10

一、村民自治现状与问题

(一)村民选举普遍性低，公正性较差

调查表明，对选举持积极态度的样本仅占合格样本(指1299份村民样本，下同)的53％，参加过最近一次选举的村民也只占被调查对象的70.7％。更突出的问题是：投票方式是逐户收选票，使得这种低普遍性的村民选举带有“暗箱操作”的可能；认为选举前上级打招呼和村党支部指定候选人的样本占31.4％；认为私下做工作和贿选的样本占23.4％；认为宗族势力干扰村民选举的样本占5.1％。这些因素显然会影响村民选举的公正性，影响村民对选举的态度，从而导致村民选举的普遍性降低。

(二)村民民主监督意识不高，对村务公开的信任度低

民主监督是实行村民自治的保障，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村务公开是民主监督的唯一平台。调查显示，完全知道村务公开的样本仅占35．3％，知道一点的占39．3％，令人遗憾的是竟然还有25．4％的人不知道村务公开，这个比率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经常去看村务公开栏的被调查村民有362人，占27．9％；有34．6％的人根本不去看或根本不知道有村务公开栏。同时，被调查村民对村务公开的理解比较狭隘，虽有65.6％的村民对村务公开感兴趣，但其中的70.3％仅对“村务账目”感兴趣。对村务公开内容完全相信的样本仅22.3％，有一点相信的36.9％。

(三)村民民主决策参与意识薄弱，决策者漠视民意

被调查村民只有不到50％愿向村干部反映自己的意见，72％认为村里的事情村民没有必要介入；仅有54.5％的村民认为村里的重要事情必须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决定。调查表明，当村民意见和乡(镇)政府指示有矛盾时，有33.5％的村民样本和57.4％的村干部(村干部总样本204份，下同)认为应该按照乡(镇)政府的指示去做，74.9％的村民和78.4％的村干部样本都认为乡(镇)政府的指示应优先，而认为村民意见优先的村民样本和村干部分别只有27.6％和17.6％。另外有98.3％的村干部认为应把“完成乡政府布置的任务”放在首位，认为向乡(镇)政府反映村民意见非常重要的也只有30.4％。同时，有的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干预严重，无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随意撤换村委会干部。

二、改进我省村民自治的对策建议

为改进我省的村民自治，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改进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村务公开的操作者是村委会，到头来还是自己监督自己，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并不是最合理。为此，一方面要逐渐完善相关制度，通过制度促进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切合农村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按制度的本义进行实际操作，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村民自治改革的关联面很大，尤其会涉及到相关的经济制度的改革。所以，村民自治制度的改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与农村工作相关部门的支持与合作。公务员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