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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4 20:15:01

村民范文篇1

笔者看来，主要是做好了三个环节的工作，换届前的准备充分、具体的组织实施细致、后续工作建章立制奖励有保障。

一、方案具体，操作性强。

云县的换届工作做到了早计划、早部署、早准备，调研报告被地区转发各县。去年5月，县委组织力量到各乡镇就首届村两委选举及村民自治情况作了调研，分析了现状和存在问题，拿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突出了难点和重点村，积极探索村支书和村主任一肩挑、交叉任职等新方法和新途径及增加妇女干部的措施，并发文安排部署了换届前各村工作总结、财务清理、文书归档、村干部民主评议，结合调研实情制定了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意见、实施办法、实施方案，县乡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做到了层层有人抓、环环有人管，为选举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组织实施严谨细致，抓培训、严程序、指导细。

广播电视、报刊标语、会议进村入户，大张旗鼓宣传宪法、党章、村委会组织法、选举办法、党的基层组织选举条例等法律法规，召开各种相关会议3965场次，参会49.41万人次，入户宣传8773户65031人次，印发宣传资料6107份、《农村工作干部必读》小册子2000多册，标语3744条，宣传面达95%以上，“村民干部村民选，选好干部为村民”的观念深入人心。由于选举工作的法律性、政策性、业务性很强，云县狠抓县到乡、乡到村的业务培训，扎实业务功底，县召开了动员培训会，乡四班子有关领导、组织员、民政助理、指导组成员参培，对操作规程、政策界限及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重点讲解，随后，乡又对村指导组长、工作队员、选举委员会成员、村民代表、村民小组长培训，全县共进行乡村干部培训264期8712人次。在地区补助经费基础上，县财政又安排15万元作为乡镇经费，18万元作为县村选办经费。

工作中分类指导，严格程序，维护民主权利。县工作指导组54人进驻乡镇，乡镇又抽674人进村指导，每个村都有2名指导组成员蹲点指导，把好每一个选举环节关，在村党支部选举中，采取两推一选的方法进行，试行直接选举，对条件成熟的涌宝村、胜利村、黑马塘村、箐口村进行直接选举，全部实现了党委和党员群众的意图；进行异地交流任职，支部书记交流24人；实行一肩挑，南满村、岩子头村实现支书和主任一人担任，党支部委员中83人当选为村主任，77人当选为村副主任，156人当选为村委员。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指导各村以村民会议或村民小组推选出选委会委员，按照四登四不登做好选民登记，以海选方式等额预选村委会候选人，投票中严把两个过半。县乡巡视督查组不定时地检查，及时纠正存在问题和不足，保证了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共接来信来电来访举报29件次，涉及到13个乡镇29个村，署名14件，属实或基本属实7件，都进行了纠正和落实。

依章依法办事，保证了农民行使民主权利，保证了整个换届工作的顺利开展。严格遵守一法两办法的规定，程序不变，步骤不减，不走过场，保证质量，违法问题实行倒查制，决不护短，真正把群众拥护、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有文化、办事公正的广大村民的意中人选上村干部岗位。全县共190个村，农村党员7768人，参选率88.3%，应选实选村支书190人、支委992人，平均年龄42.36岁，连选连任115人占61%，党委考察批复的候选人当选175人占93%，大专1人，高中中专50人。应选实选村主任、委员190人、612人，应选副主任190人，实选189人，共有选民260893人，参选率91%，村主任连选连任78人占41%，村主任副主任36岁至45岁占45%，选出村民代表3718人，占选民总数1%，选出村民小组长2195人，村主任副主任中有党员229人占60%。首届村干部在届末有575人，选举中留任376人占65.4%。

三、完善制度、加强培训、奖励促进。

为进一步提高村干部水平，增强动力，制度保障，云县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首先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和管理制度，如村委会三年任期目标、工作制度、委员职责、代表会议制度、主任职责、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干部廉政制度。在选举中转发了县妇联等八个部门关于加强配套组织建设的意见，加强了配套组织建设。实行了奖励机制，增强工作动力，从5月开始，每人每月增加100元作为奖励工资，对村委会团支部书记、妇委会主任、社区工会主席及村民小组长也实行岗位补助，每人每年300元，对落选村干部每人一次性生活补助支书主任600元，副主任500元。及时派出4个教学组对公文写作、村务管理、政策法规、农村工作经验交流培训，培训村干部565人，团总支书记187人，妇委会主任184人，为新一届村干部尽快进入角色打好了基础。

通过换届，云县取得了十个提高：一是县委政府重视程度提高；二是选举方案全面性、可操作性提高；三是督查指导的严性提高；四是党组织在村委会选举中发挥作用提高；五是选举成功率提高；六是妇女当选率提高；七是村两委交叉任职人数提高；八是村民参与选举和竞争意识提高；九是村级干部待遇提高；十是村支委文化程度提高。

四、存在问题与不足

时间紧，任务重，点多面广，选举日相对集中，领导力量分散。党委意图未能很好地宣传给党员群众，部分村出现党员群众意志不统一，选票分散，导致6个村第一次支委会选不出支部书记，少部分村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出现违法现象。

家族势力和排外思想严重。部分村党员群众投票只投自己家族成员的票，部分自然村选民坚持只投本村人的票，对异地交流的支部书记，少部分村党员认为外村人不会真心为村办好事办实事，排外思想严重。

村民范文篇2

【论文摘要】村民自治实行以来,给我国农村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增强了农民的民主意识,为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进程做出了贡献。村民自治在贵州已经实行过六届了，但是到第七届选举新一届村委会成员的时候，村民对村委会的认知度还不够，出现了一些认知偏差，尽管选举前党和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动员，然而仍然有一部分村民对于选举的意义不理解，对于选举活动比较冷漠。选举后的村民自治状况不是十分令人乐观，这给笔者留下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

村民自治，简而言之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它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展于80年代，普遍推行于九十年代，伴随着体制的解体而迅速普及，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村民自治的主体是全体农村居民，而不是局限于某一阶层或某一行业的成员；自治的区域是村，即与农村居民生活联系十分紧密的社区；自治的内容为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即村务；自治的目的是使广大农村居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处理好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1）

1982年新修订的宪法第111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第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村（居）民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地位和作用。依照宪法，1987年11月24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村民自治的原则，并对相应的组织形式做出了具体的规定。（2）

贵州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在1995年8月1日贵州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从1995年起，村委会选举至今已经第七届。第七届选举在2008年展开，同年12月结束。2009年二至三月间，笔者以边缘人的角色走访了自己生长的山村——向阳村，向阳村地处台江县，台江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中部，苗领主峰雷公山北麓，清水江中游南岸，东南与剑河县交界，西南与雷山县、凯里市接壤，北邻施秉、黄平两县，史称“苗疆腹地”。距州府驻地凯里30公里，320国道和65号高速公路穿境而过。笔者走访的向阳村位于320国道旁边，交通相对方便。向阳村境内地形地貌奇特，高山、盆地、河谷错落有致，相辅相存，最高海拔1980米，最低海拔455米，平均海拔717.5米，山川秀丽，景色宜人，属中亚热带温和湿润气候区，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16.5℃，年平均降水量1801.7毫米，无霜期320天，宜农、宜林、宜畜、宜渔，农业发展条件十分优越，但是向阳村主要以种植业为主，主产量是稻谷，全村都是苗族同胞，向阳村人口大约有两千人左右，是一个形式上的行政村（1），村里由四个村民小组组成，村里虽然已经具有行政村的外壳，但是在笔者眼中还是个十足的自然村落。向阳村的主要语言为苗语，很多60岁以上的老人都不会说汉话，村里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用苗语进行交流，会说汉话的青年人大都出去务工了。笔者考虑到语言不通和文化水平不高，加之是村里人，熟悉苗语，所以没有设计调查问卷，而是选择访谈的方法调研，通过选取不同年龄层次的村民进行走访，了解他们对村治的了解程度，洞悉向阳村在村民自治中存在的问题，根据现实与理论的分析，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笔者选取向阳村五十个（3）村民作为调查对象，主要以访谈的方式进行调查。诚然，对贵州黔东南台江县向阳村的个案研究，我们很难做出普适性的阐述，但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它无疑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个缩影。在这里我们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教育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可是从村民在政治参与中的动机来看并不令人乐观，下面据此对贵州省台江县向阳村第七届村委会选举及其后村民自治制度的运作情况，从村民的认知视角作统计分析。

一、村民对村委会选举的认知

(一)村民对村委会选举的态度

向阳村的村委会选举是在2008年11月份展开的，通过村委会选举后，笔者对参加过村委会选举的村民进行初步的访谈。访谈显示：有67.4%的村民称他们直接参加了第七届村委会选举，其中有48.6%的村民“抱着很大的兴趣参加了选举”。有接近半数的以积极态度的参与者，说明选举制度已经基本上为村庄所接受。不过，近五分之一的被访者称：他们对于选举没有兴趣，也没有参加选举。其对选举的冷漠态度，特别值得注意。

村民对选举的不同态度，与其对选举组织状况的不同评价有关。近半数的村民对村委会选举给予了肯定。有46.1%的村民对选举“只是形式而已，根本不起作用”持“反对”或“完全反对”意见。不过，同时也有43.0%的村民对“村民委员会并不掌握村里的实权，所以选举也就没有多大意义”表示“说不清楚”。与此相对应的是，对“村民并不十分理解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意义”的评价，30.2%的村民表示“完全赞成”或“赞成”，26.3%的村民表示“说不清楚”。相当一部分村民对村委会选举意义的认识不到位，可能会导致其参选的盲目性。

(二)村民的参与选举和拒绝选举动机

参加选举的村民绝大部分(第一位动机中的77.7%)都是带着理性的态度，“因为选举自己的村干部”而参加选举的。值得注意的是，村干部、族中长老的劝说也在所有动机中占着较为重要的地位，说明选举动员还是需要的，反映出宗族在向阳村中有着较强的影响力（2）。

在没有参加选举的原因中，如果不考虑原因的位序问题，“干部人选事先都已定了”、“自己工作很忙”、“选谁都行”三项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第一项涉及到了对选举的评价问题，后两项反映了村民对选举活动的冷漠与无所谓态度。

(三)村民对选举标准的理解

村民以什么标准来选举村里未来的当家人？访谈结果显示：村民首要的要求是候选人“做事公正”，第二位的要求主要集中在候选人“不贪污”、“能够率领大家共同致富”两个方面。第三位的选举标准比较随意和非理性。这与排斥候选人的标准基本吻合：有52.3%的村民将“做事不公正”作为排斥候选人的第一位的标准；第二位的标准比较分散，主要集中在“有可能乱用集体资金”(25.8%)、“无法促使集体经济发展起来”(17.2%)、“没有当村干部的经验”(14.8%)；第三位的标准主要集中在“无法促使集体经济发展起来”(22.3%)、“没有当村干部的经验”(16.3%)、“在村里的人际关系不太好”(13.9%)。应该说，村民选举候选人的标准很朴素，主要关注候选人的人格问题，即是否处事公正、是否清廉。这是当选村委会成员(正常渠道、非正常渠道当选)及其所组成的村委会赢得村民信任的前提。只有在满足这一前提的基础上，村民才将关注点放在候选人的能力上，如“能够率领大家共同致富”。

(四)村民对村委会性质的看法

村委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对村委会性质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有32.5%的村民认为，当村民的意见和乡镇府的指示发生矛盾时，村委会应该尊重后者，说明有近三分之一的村民在认知上依然将村委会当作是行政层级上的组成部分。在村级组织的地位方面，有53%的村民认为村委会应该服从党支部的领导。

(五)村民对村委会选举制度的效果评价

村民对村委会选举制度的预期效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绝大部分村民认为村委会选举制度能够实现把有能力的人选举出来、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公共事业、公益事业发展、使村务工作更公平合理、促进中国基层民主建设等制度目标。虽然也有村民持反对意见，但其比例较低，均在10%之内。

对于村委会选举制度的执行效果，村民也多给予正面评价。有超出一半的村民认为最近一次选举改善了干群关系，促进了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村民对选举的关心程度、对村务的关系程度以及村民的政治意识。即使是“上访”与“宗族的影响”两个项目，也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村民认为通过最近一次选举使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二、选举后的村民自治制度运作：以村务公开为中心

村委会选举后的村民自治，主要体现在村务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其中，村务公开是“三个民主”的风向标。向阳村第七届村委会选举结束后，笔者所进行的村务公开调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村民对于村务公开的了解程度

对于村务公开，被访谈的村民中有23.4%表示“完全知道”，32.5%表示“知道一点”，26.5%表示“不太知道”，17.2%表示“根本不知道”。如果将后两项进行合并处理，则有43.7%的村民表示对村务公开“不太知道”或“根本不知道。”与上述对于村务公开的了解情况相适应，村民对于“您知道每年本村中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情况吗”、“您村中有理财小组吗”的问题，表示否定回答的比例都不低，有60.9%的村民表示对村年财政收支“一点也不知道”，38.9%的村民表示村中没有理财小组。实际上，向阳村委会选举过程中一般都直接选举产生了村理财小组。1/3强的村民表示村中没有理财小组，其可能的原因，一是村民的参与意识与参与热情不够，二是村财务公开或村理财小组的作用有限，没有引起村民的关注，或者是两者同时存在。

(二)村民对村务公开的关注程度和关注项目

村民对于村务公开普遍比较关心。有48.8%的村民对村财务公开怀有兴趣。有49.9%的村民与周边的人谈论过村务公开，而且有更高比例(58.7%)的村民关注村务公开栏。村民关注的项目，第一位的是村财务账目(54.4%)。其它关注项目较为分散，说明村民对村务公开的要求较为广泛。如果不管关注项目的重要性位序，将关注的人次数加和处理，可发现村民关注的项目主要集中这样几项：“村的财务账目”、“救济、救灾款物的分配和发放”、“计划生育指标的审批和分配”、“村集体经济的上交承包额”、“村干部的工资和补贴”、“村里集体用地”。

(三)村民对村务公开的参与方式与途径

当村民对村务公开的内容存在疑问时，首要的选择是通过村民代表或村小组长向村委会反映，这是一个制度化、规范化的问题处理机制，说明该制度已经为村民所接受，并成为日常生活中逻辑。另外，有20.5%的村民首先采取的策略是“相互之间进行议论”，这是村庄传统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有30.5%的村民不清楚村庄中的财政决策机制，而村里财政决策行为使28.5%的村民认为是村支部书记是决策主体。

(四)村民对村务公开的评价

大约40.0%的村民对于村务公开持基本肯定的评价。对于村务公开的全面性与可信性，村民对可信性的基本肯定态度比例比全面性的基本肯定态度比例稍高。尤其是当对两者的完全肯定时，其比例相距更大，对村务公开持“完全相信”的村民比例为23%，对公开内容的全面性判断持“比较全面”的村民比例为18.8%。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村民对所公开的内容比较相信，但是对公开内容的全面性表示不满意，认为所公开的内容是经过筛选的，而真正实质性的内容并没有公开，所以有10.4%的村民认为“实际上不公开”村务。

三、几点具有建设性的调查分析

(一)村民对村委会的自治组织性质有较大的认知偏差，进一步明确村委会的性质，规范农村党政关系，是促进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了村委会的自治组织性质。但在经历了七届村委会选举之后，向阳村还有相当一部分村民对于村委会的自治组织性质，没有予以认同。村民对于村委会性质的认知偏差，是多方面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地方政府的实施办法只规定了村党支部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至于如何发挥、如何实现领导核心作用，村委会应该如何配合村党支部的工作，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在实践中往往易于造成极端行为，如片面强调党支部的领导，或者片面强调村委会的自治，而忽视另外一个方面，都不利于村民对于村委会性质的正确认知。

村委会的自治组织性质需要进一步明确，并加以规范和保证。一方面，需要政府进一步放权，明确乡镇政府职能定位，确保村民自治空间，另一方面，需要规范农村党政关系，寓党治于自治之中，在保证使村民真正成为村民自治的主体的同时，增强党组织的民意基础。大力加强农村党的建设，从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制度上规范农村党政关系，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民意基础，是促进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二)村民对村民自治过程表示出不同程度的热情和冷漠，需要切实保障村民的民主权利，转变村民自治的推进策略。

经过七届村委会选举，村民对于村庄事务以及自治活动表现出了较高的热情，有48.8%的村民对村务公开感兴趣，23.6%的村民希望当村委会委员。同时也较大比例的村民对于村委会选举表示出冷漠的态度，似乎出现了“选举疲劳”。村民自治正在经历所谓“成长的烦恼”或“发展的困境”，说明它已经进入一个“瓶颈”期，需要切实保障村民的民主权利。而保障村民的民主权利，首先需要进一步明确村民的民主权利。民主权利是村民自治的基石，村民只有了解了自己的权利才能主动地参与自治活动。目前需要加强对村民的民主权利的正确引导，提倡合理合法的正当权利；其次，要拓宽权利救济渠道。制度化的权利救济渠道建设是村民进行权利维护的必要前提，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的民主权利救济制度安排极其有限，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村民对权利救济的要求；再次，要深入宣传民主权利的维护途径。

权利救济途径只有在村民了解之后才能为村民所用，也只有当村民掌握了足够的制度化的权利救济途径后才能将其维权行为纳入规范渠道之中，避免违法维权现象的出现；最后，需要注重对村民的权利救济能力的培养。这既需要村民知法用法，也需要帮助村民组织起来，以抵御侵权行为。

妥善推进村民自治，需要在切实保障村民民主权利的基础上，重点突破。在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伊始，各地无不以村委会民主选举为村民自治的重点，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在村民自治过程中过于重视选举而忽视选举后的自治活动，则易于导致村民对于村委会选举、村务公开等的不关心、不感兴趣，态度漠然。从实践来看，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农村民主选举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民主选举后的三项民主没有普遍落实，使民主建设的成效大打了折扣。在当前阶段，村民自治应以民主管理为突破重点，扩大村民的村务参与。因为民主管理包含着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因此它是民主选举后民主建设的中心环节。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像抓民主选举那样，抓农村的民主管理，对此要加强监督和检查，扭转工作中重选举轻监督的局面。要健全和落实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坚决做好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

(三)实现村民自治制度的良性运作，有赖于农民自治组织体系建设和国家公共政策的有效供给。

村委会是国家法律明确规定的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农民通过村民委员会实行自治，实际上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参与影响执掌村域公共权力的村委会活动，如村委会选举、村务决策、杜务监督，二是将村民委员会作为一个不同于县乡等地方行政区域的地域性自治平台，农民通过各种自组织开展自治活动。以往我们对村民自治的理解只限于前一方面，村民自治主要是围绕村委会组织展开，如村委会选举等。事实上，村民自治的最主要方面和有强大生命力的是后一方面。只是这一方面要依托各种自组织的产生。在现阶段，应该着手培育和建立各种切合农民实际需要的自组织，建立以村委会为中心的自治组织体系，并在村委会这一自治制度平台上开展各种自治活动，使村民自治奠定在良好的社会基础之上。

在“三农问题”的大背景下，要实现村民自治制度的良性运作，不仅有赖于农村社会自组织的发育，也有赖于制度外的国家公共政策的有效供给。部分村民对村委会选举等所表现出的冷漠，与农村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落后，农民生活的贫困等等，有着密切的关联。不改变农村的相对落后面貌，是难以唤起绝大多数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的，村民自治也是难以成为全体村民的自治的。令人鼓舞的是，2004年以后，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先后提出了逐步减免农业税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议。

2005年12月，十届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和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根据规划，国家将从教育、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方面加大向农村的投入。这必将逐步改变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树立村民自治的深厚根基，使村民自治迸发新的活力。同样，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也将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机盎然。

(四)选好带头人

搞好村民自治，要有一个好的带头人。选好带头人是村民自治能否得到落实的组织保障。带头人选得好，办事公开、公平、公正，村里纠纷就少，村民就团结，社会就稳定，经济就发展，事业就兴旺；反之，带头人选得不好，办事不公开，分配不公平，处事不公正，甚至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势必激起民愤，危害安定。在奔小康的道路上，农民群众迫切需要思想好、作风正、懂经营、善管理，既有开拓精神，又能稳扎稳打的带头人，带领大家走富裕之路。要选好带头人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严密组织，精心指导，有效监督，真正做到选举的公开、公平、公正，要教育村民摆脱宗派、帮派势力和投票贿选等不正之风的影响，按照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选人，选出公道正派、德才兼备的贤人，这对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比较利益观念的增强，有一定文化的劳动力不愿从事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农业劳动，相当一部分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村子找不到合适的基层干部，党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村长）的人选更难确定，从而导致农村中的计划生育、公益劳动、法纪教育、义务教育、治安管理等项工作难以落实，相当部分农村的基层政权近于瘫痪或解体。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留住素质较高并年富力强的年轻人，或者从已经流出的人员中召回素质较高的人，使他们成为农村基层政权、基层组织中的中流砥柱。这是发展村民自治的保证。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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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范文篇3

一、村民自治是党领导农民群众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实践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党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它的产生和发展决不是偶然的，与我们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实践密切相关，或者说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是党领导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

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提供了根本基础。在我国，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基本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人民的委托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即间接民主；二是实行基层直接民主，由群众依法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这种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结合，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扩大基层民主，使人民群众直接参政议政，管理自己的事务，已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趋势。但是，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创新离不开一定的经济条件与政治环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实行以生产队为组织形式的行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虽然具备高效的动员机制，即可以迅速动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但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又会造成农村基层民主的低制度化，使农民群众对民主权利的行使往往以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主体的形式表现出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经济体制的变革，理顺了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关系，使亿万农民获得了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真切地感受到了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存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经济利益的具体化必然带来自主意识、民主意识的增强。在生产队实已解体的情况下，农民群众如何参与村务管理，村干部如何产生，又如何监督村干部的行为，是农村生产关系调整以后，对农村政治上层建筑提出的新课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群众创造了以村民委员会为组织依托、以村民自治为农村事务新的管理方式的基层民主制度。

我们党高度重视这一新生事物，认为这是农民群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创造，是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农村政治体制的创新。****年公布的宪法第111条明确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住地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有关文件中，又对如何建立村民委员会、村委会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等，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正式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确定了村民自治的原则及其框架。村委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亿万农民从此走上了依法自治的道路，也标志着农村基层民主开始向法制化、制度化目标迈进。经过10年的实践，1998年11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在总结村民自治经验的基础上，对村委会组织法进行了修改，使村民自治逐步走向规范和完善。

可见，我国的村民自治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党所领导的农村改革，为村民自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开拓了广阔的政治空间；党所致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村民自治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从宏观上安排了村民自治的走向。可以说，村民自治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贯彻实施的结果，是党的正确领导的结果。那种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对立起来，以村民自治来否定党的领导的观点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也是十分错误的。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村民自治的领导核心

村民自治不能排除党的领导，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对此，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都有明确规定，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动摇不得。

首先，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的。我们党是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是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包括农民群众在内的亿万人民的自愿选择。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组织基础和工作基础，是带领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发展基层民主，维护社会稳定的战斗堡垒。党的执政地位在农村主要体现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上，通过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其次，党的领导是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政治保障。村民自治是当代中国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必须谨慎操作，健康运行。只有在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村民自治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才能更好地遵循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保持正确的走向。否则，将变成无序的民主，或为宗族势力和恶势力所控制，演变成破坏农村社会稳定、阻碍农村改革发展的异己力量。再次；是由我国农村现实状况决定的。我国农村社会情况复杂，传统观念、宗族血缘关系根深蒂固，既有经济工作又有政治工作，既有管理工作又有大量的群众工作，加上当前我国处在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这无疑给农村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难度。只有集中了农村优秀分子的基层党组织，才能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协调好各种关系。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其他任何力量所无法替代的。

在村民自治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应定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治领导。就是在村民自治过程中，把握好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保证村民委员会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工作。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组织和带领农民群众深化农村改革，发展农村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从政治上领导好村民自治的根本途径，也是村民自治的根本目的。同时要积极支持村民委员会依法实行村民自治，履行好职责；对那些以发展基层民主为名，破坏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行为，要坚决斗争，依法打击，保证村民自治的社会主义方向。二是思想领导。领导好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好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占领农村阵地，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职责之一。村民自治的过程是各种文化观念冲撞的过程，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不抢占主导地位，必然为其他思想文化所占领。为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用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教育广大党员和农民，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增强其辨别是非的能力，引导他们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把村民自治与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整体素质结合起来，加大对农民社会主义理想、道德、科学文化和民主法制教育的力度，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三是在重大问题、重要环节上领导。主要是在关系农村改革发展、农民切身利益和农村稳定等问题上，切实发挥党组织的中流砥柱作用，保证村民自治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例如，在民主选举中，乡（镇）党委要把握住大局，广泛动员，周密组织，精心运作；村党支部要在上级党委领导下作好具体工作，确保民主选举依法进行，实现党委、政府和群众“三满意”。在民主决策中，党支部要对全村的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规划，提出指导性意见；要组织好村民参政议政，重大事情让群众讨论，引导群众正确决策。在民主管理中，党组织要领导村委会抓好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完善村民自治的各种规章制度，使村民自治在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上继续推进。在民主监督中，村党支部首先要强化对党员村干部的监督和考核，搞好党内监督，以此带动整个干部队伍建设；要积极推动村务公开，尤其是对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如村提留的使用、宅基地划分、计划生育指标分配、财务收支情况等，一律公开明示，给群众一个明白。

在村民自治中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是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原则，但这并不等于党组织可以取代村委会，包揽农村的一切事务。从党组织的性质、职能以及村民自治的基本要求出发，还应处理好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党支部和村委会性质不同、职能有别，两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必须将贯彻《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与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机结合起来，寻找各自工作的着力点，寻求双方的结合点。农村党支部既要理直气壮地开展工作，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党员在村民自治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又要积极支持村委会依法履行职责。村委会应自觉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凡属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都应向党组织报告，并取得支持，坚持党领导下的自治、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治。

三、切实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实行村民自治，尤其是村委会直选，给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对党的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和要求，既要敢于领导又要善于领导，积极改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切实转变思维方式，适时调整工作思路：即由过去习惯包揽一切转变到抓大事、抓重点上来，从具体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由过去偏重于对上负责转变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一致上来，多从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由过去注重行政命令转变到引导、教育群众上来，善于把党组织的意图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由过去单一重视发挥党支部和党员的作用转变到加强党的领导与实行村民自治同步推进上来，把党的领导与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有机结合起来。在具体工作中重点把握好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要认真抓好自身的学习和提高。着眼于农村改革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大势，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全面提高素质，增强驾驭全局的能力、依法行政的能力和善于组织引导群众的能力。这是发挥好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前提。

第二、抓好对农村广大党员干部的教育工作。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在客观上启迪了农民群众的自主意识、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这是当前农村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因此，要有针对性地搞好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教育，重点是抓好群众观念、民主法制观念和依法行政的教育，使其牢固树立为群众服务的意识，善于把握基层民主发展的进程，坚持依法办事。

第三、加强组织建设。要从实际出发，不断优化村级班子结构。凡是有条件的地方，应尽量实行党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一人兼。实践证明，这是最符合我国农村实际的村级组织领导体制。对村委会直选中比较年轻、素质好、得票多、群众威信高，但没进村委班子的，要纳入后备干部队伍档案，落实跟踪培养措施，一旦时机成熟，就让其挑重担。对目前还不是党员的村委会成员，要加强教育，积极引导使其自觉向党组织靠拢。对能力强、工作好、作风正的党员村委会成员，应适时充实到党支部中来。

村民范文篇4

关键词：村民自治乡村关系偏离

随着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政社合一的体制的解体和村民自治的兴起，传统的行政命令─服从型的乡村关系为新型的“乡政村治”格局所取代，即在乡镇建立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但不直接具体管理基层社会事务；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这样，在基层农村管理体制中并存在着两个处于不同层面且相对独立的权力载体：一是代表国家自上而下行使行政管理权的乡镇政权，二是代表村民行使基层社区自治权的村民委员会①。

诚然，包括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在内的一系列成文法律都已确认了村委会的自治性质，并规定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工作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确认和维持无疑是村民自治正常、规范运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但现实中的乡镇政权与村委会的关系（简称乡村关系）又常常与成文法律所规范的存在着种种“偏离”，严重制约着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和乡镇行政职能的有效履行。本文拟在对若干乡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关系偏离的主要表现及其成因，并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一、乡村关系偏离的主要表现

乡村关系的偏离，最经常、也最突出地表现在许多乡镇仍然把村委会当作自己的行政下级或派出机构，仍然习惯于传统的命令指挥式的管理方式，对村委会从产生到日常工作进行行政干预。

村委会由村民依法直接选举产生而不受干预，这是它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必然要求，它使传统的乡村行政隶属关系丧失其合法依据。也正因为如此，不少乡镇政权总是力图通过种种手段干预、操纵选举，使他们认为“听话的”、“有能力”的人当选。当然，不同的地区，乡镇施加影响的方式与效果也有所区别。相对说来，实行直选的地区，乡镇对选举一般不定调子，不划框子。他们主要通过宣传、说服工作，在候选人资格认定，确定正式候选人等环节上做文章，其影响力依然存在，但不能完全左右选举结果。而其他地区的一些乡镇则存在直接干预甚至操纵选举的情况。我们在苏北某县调查时，就碰到一个乡的党委书记（曾任过县里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民政局副局长）以农民素质太低、该乡情况特殊为由，坚决抵制直选，并且直接操纵几个村的选举。有关研究资料和我们的调查均显示，现阶段，乡镇政权在村委会选举中大多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且这种干预一般不会激起村民与政府的冲突，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干预（如取消贿选产生的村委会）通常被认为是合法的。

在平时的村务活动中，乡镇对村委会的控制不仅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还往往运用手中的资源诱使村委会实现自己的意志。由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以及转型期社会问题复杂多变，村委会在遇到诸多棘手问题（如“钉子户”拒交公粮、提留款、计划生育问题等）时，自己实在难以解决，非得依靠乡镇帮助。同时，村委会还希望能从乡镇多得到一些拨款。因此，许多村委会便尽量地贯彻乡镇的意图，有的甚至有讨好乡镇的倾向。这样乡镇政权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村委会的权力，实现了对村委会的控制。

乡镇对村委会强有力的控制还表现在，乡镇党委(乡镇长大都任乡党委副书记)通过对村党支部的有效领导，来间接地“领导”而不仅仅是“指导”村委会。一般来说，在每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前，都要先进行村党支部的换届选举，根据《党章》的规定，村党支部一般都是通过全村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但乡镇党委不仅可以推荐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而且由乡镇党委提名的村支部书记候选人，落选的可能性很小，即使落选，乡镇党委也可以通过直接任命或通过另外推荐候选人，以保证合乎其意愿者当选。这样村党支部书记对乡镇党委有着很大的亲和力，比较自觉地贯彻乡镇党委的意图，包括对村委会的领导。笔者接触过的一些乡党委书记曾明白无误地告诉笔者：“《村组法》所说的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指导关系，实际上是领导关系，因为乡镇长同时又是党委副书记，村委会接受乡镇政府领导就是接受党的领导!”

一些乡镇还借助于“村财乡管”来强化对村委会的控制。据我们对江苏12个县40多个乡镇的调查，村财乡管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表现形式：有的是村里所有的资金、帐目都上交给乡镇的农经站和信用社管理，村里若需花钱，得事先由村委会和村党支部拿出预算，再报经乡镇农经站审核、批准；有的地方实行“三权分立”，即资金的使用权、管理权、审批权分开：村里用钱但不允许存钱、管钱，村里存钱过多或不将多余的钱存交于乡镇，将按贪污论处。乡镇农经站能管钱、存钱但不能用钱、批钱。乡镇政府能批钱但不能管钱；还有的地方将村里的会计人员统一集中在乡镇办公，用管住会计人员的办法来管住村里的资金和其他财产。村财乡管虽然形式多样，但其基本特征是一致的：扩张乡镇的权力，通过加大乡镇对村级以财务收支为核心的经济活动监督制约的力度，以此来重新调整乡村关系。

村财乡管作为一种制度强制推行，有悖于宪法和相关法律的基本原则，有悖于村民自治的基本精神。首先，既然村民自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农村基层民主，让广大农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即么村级财务就应由村落内部自我管理。即便乡镇是本着良好的愿望，是为了管好村级财务，防止村干部不把钱用在刀刃上，防止他们贪污腐败，以权谋私，也不应采用村财乡管的方式，而应积极引导村落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通过强化广大村民对村委会的权力基督来实现。村财乡管是乡镇对村民的一种制度侵权，它以侵蚀村民自治为代价。其次，村财乡管为乡镇侵占村级财产提供了便利条件。村级财产是交上去了，可用的时候却往往很难发下来。调查中，不少村干部向我们抱怨：“村里要用钱时，还得到乡里去求爷爷拜奶奶。自己用自己的钱，还要去求人！”“我们的钱有时给乡里挪用了，我们要用钱时，很难拿到，他们反正是千年不赖，万年不还！”乡镇为监督村里的经济活动实行村财乡管，可乡镇掌握了村级财产后，谁又能对其进行监督呢？在一个权力系统内，单向度的监督极易导致监督者因不受制约而滥用权力。再次，推行村财乡管弱化了乡镇同村的新型指导关系，强化了传统的领导关系，进而不利村干部改变过去那种对上不对下的工作作风，服务群众。

就村委会而言，对规范化的乡村关系的偏离则有两种典型表现形式。一是有些村委会只是一味执行或迎合乡镇政府的要求，完全听命于乡镇政府，忙于“收粮、催款、乱官、引产”，而置村民的意见和利益于不顾，从而呈现出“附属行政化”倾向。二是单纯从本社区利益出发，往往不愿接受乡政府指导，甚至力求摆脱乡政管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村委会对乡镇政府已不再唯命是从，而是采取各种方式弱化、抵制政府的过分干预。应该说，村委会的这种行为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因为《村组法》已赋予了村委会自治权，乡镇政府不得对村委会随意发号施令，将其作为下属组织。但任何合理行为若超出一定限度也可能变得不合理。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有少数村委会为了自己特定的利益，有意识地强化乡镇政府与村民之间的矛盾。当村民责怪村委会不能维护村民利益时，村委会就将全部责任推向乡镇，而当乡镇责怪村委会协助工作不力时，它们又把责任全部推给村民②。还有个别村委会干部甚至认为：“我是本村群众选举出来的，我只对群众负责”。在他们看来，村民自治就是本村村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村委会作为村民的合法代言人和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没有必要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于是，他们对承担的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责，抱着消极、冷淡的态度，甚至与乡镇政府明争暗抗，如对本村村民的超计划生育不闻不问。从而使村委会呈现出“过度自治化”的倾向

二、乡村关系偏离的成因

造成乡村关系出现上述偏离的原因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浅层的，也有深层的，述其要者如下：

（一）现行的成文法律过于原则化

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对于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并无行政隶属关系或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二者只有工作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关系，对此，《村组法》第四条作了如下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应该说，就成文的法律制度而言，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是非常粗略和原则化的：既没有明确规定“指导、支持、帮助”的内容、方式与方法，也没有明确规定“协助”的范围和形式③。这就为乡镇政府与村委会见仁见智、各取所需提供了过大的制度空隙，由此而衍生出种种偏离现象。

当然，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迅速变迁及其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与区域特殊性，决定了国家不可能提供一个细致的整齐划一的具可操作性的成文法律，但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补充有关程序性规定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二）乡村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

村民自治中偏离现象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缘由，是一些乡镇干部作为原有乡村控制模式下既得利益者，不愿放弃手中的利益，不愿意下放权力。

我们知道，国家或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官员是活生生的人，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且也有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因此，由他们行使的国家权力除了代表公共利益以外，还有着自身的利益──“公共机构的利益”，包括公共机构的自身利益和机构之中人员自身的利益。这样，国家机构在执行法律原则时就难免出现背离之处。加之改革前中国“高度组织国家内的低度整合”的社会结构，改革中“放权让利”的基本思路，使得乡镇政权中的“干部利益群体”④经常利用对政策的变通这一方式对抗中央，截流国家下放给农村社会的权利。

改革前，国家垄断着绝大部分稀缺资源，并且为了执行国家的意志建立了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表面上看政治机构有着强大的控制力。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如不具备有效的统计系统、发达的科层系统、完善的组织条件、良好的交通、通讯条件等），就使所设定的集权型体制原则与体制的实际运作条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张力。因此这种体制在制定政策时，一般只有笼统含糊的原则性目标，而要求各个地方和单位在执行中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加以理解和执行。在运用过程中，经常借助于党的文件、工作队、现场经验交流会乃至于政治运动等非程序化、非制度化的工作方式。这样变通便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了。所以看上去国家是高度组织化的，但是由于“政策执行变通化”，科层机构在功能上是互相分割的，在不同的层次和部门之间存在着经常的紧张状态、讨价还价和利益冲突。这就是所谓的“高度组织国家内的低度整合”，或唐尼索恩提出的“蜂窝状结构”。改革的二十年来，“放权让利”作为基本思路和核心内容，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进行：中央向地方放权；国家向社会放权。在这一进程中出现了地方化趋势、部门化趋势、单位的法团主义趋势，导致蜂窝状结构的加剧。这样，中央政府就面临着一系列拥有自主利益的主体。本来上级在“摸着石头过河”时为了鼓励下级大胆探索与试验，默许或示意下级进行变通，但下能的变通则是基于利益实体上的利益驱动。结果原来推动改革的措施，成了对抗中央政府的手段。于是我们便看到许多地方的“放权过程中的截留现象”⑤。

具体到村民自治制度上，国家并没有设计出具体、明细、严格的法律框架，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在地区非均衡的情况下，鼓励各个地区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制度创新，同时避免其它制度主体的创新积极性被扼杀，社会活力下降⑥。结果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有关法律过于相略和原则化，导致规范乡村关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空隙过大。而乡镇政权又比村民拥有多得多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他们便能较为便利、有效地利用制度空隙，成功地对村民实现制度侵权⑦。于是这种制度的空隙客观上成了基层的干部利益群体谋求自己利益的活动空间。在推行村民自治制度时，不少乡镇干部往往从自身利益考虑，总是要大打折扣，甚至以种种手段抵制。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一部分乡镇干部、村级干部、乡村先富起来的“大款”构成了乡村的权势阶层，这个阶层手中的筹码日益加重，阵容逐渐膨大，形成了独立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集团，他们不但与中央利益发生矛盾，更与当地农民利益发生冲突。在中央目前对农村的五大政策上，这个阶层采取了公开的抵制甚至对抗的态度⑧，成为农村政策在执行中的一大梗阻。

（三）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及其矛盾

乡村关系偏离的成因，既不能简单归之于一些乡镇领导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也不能完全归因于上面所说的有关法律规定的过于原则化。更关键的原因还是应该从国家的农村发展战略及其矛盾中探寻。

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和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经济社会的超常规发展或现代化目标的尽快实现，需要国家开发农村社会的创造力，培育社会自组织力量。而现代化进程又要求国家对农村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维护社会稳定，合理地抽取资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逐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农户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者地位，“政社合一”的体制开始瓦解，国家通过改变对农村的控制方式，“让渡”给农民自主谋生空间，并在组织方式、政策及宣传上宽容和鼓励乡村自行发展乡镇企业，自行积累财富。这种“放权让利”的做法，一方面使农村经济体制产生深刻的变更，形成新的经济关系格局，使农村社会的潜在能量被空前地释放出来，使农村社会财富急剧增长，国家也因此从中抽取到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也导致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导致农村政治结构、政治关系产生了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农村权力和利益日趋分化，农民处于高度分散状态：政府权力相对从农村收缩，农村正式组织也因此渐趋衰落，这使得国家的方针、路线政策难以在农村贯彻，从而影响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同时，新时期农村也出现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诸如社会治安紊乱，干群矛盾突出，农民防范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低下等。这些都影响了农村的发展和稳定。而当前国家仍需要让农村继续为城市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提供粮食作物，部分工业品和工业原料，以及限量的廉价劳动力。国家因此极其重视粮食作物生产和控制乡村人口流动问题，并且仍然通过下达计划而不是主要依靠市场价格来保证农业在农村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保障粮食生产和供应的基础，同时通过户籍制度来限制农民从职业身份改变走向摆脱区域附属关系和户籍身份。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国家必须加强在农村的影响、加强对农村的控制。那么，如何保持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如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原来的“政社合一”的体制已失去基础；把正式的政府延伸至村一级，显然又是不可能的，国家实在不堪重负。剩下的可行性选择便是实行村民自治。国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村民组织起来，由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同时，国家仍需要通过正式的政权组织渠道，特别是乡镇政权来引导和规约村民自治及其组织形式──村委会的活动。因此，村民自治是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维护农村乃至全社会的稳定，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保证能较顺利地从农村社会抽取资源，在政治上采用的一种新的控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村民自治进程中乡村关系上出现的矛盾，正是在这种控制方式下国家艰难地寻求“放权”与“控制”两者平衡的外在表现。

（四）乡镇政权的特殊功能

与上一点密切相关，乡村关系偏离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乡镇政府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及其所担负的职能。

众所周知，乡镇政府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基础和末梢地位，这决定了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计划和任务，最终都要乡镇政府加以贯彻、落实，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些目标、计划和任务是国家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由各级政府层层下达的，其完成情况是衡量乡镇领导“工作实绩”、决定其升降去留的一项主要指标。特别是目前县对乡镇领导的工作考核普遍实行“三个一票否决制”，即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信访社会治安一票否决制，发展经济一票否决制。这3项工作都被量化为一些具体指标。这些指标是自上而下制定的，指标制订后逐级分解并落实任务和责任到人，乡镇领导只能完成或超额完成，否则不仅升迁无望，还可能“乌纱”难保。这迫使乡镇领导及机关干部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指标，特别是那些直接由村民负担的任务，如计划生育、征兵、粮棉种植和订购、税款负担等等。为此，乡镇政府必然会加强对村级组织特别是村委会的渗透、影响和控制，包括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以保证上级各项任务的贯彻落实。这其中的确有少数乡镇领导干部出于自身利益而假公济私或工作方法上粗暴、简单等方面的原因，但根本上还是乡镇政府所担负的特殊角色使然。我们所走访的几十位乡镇领导在谈及对一问题的看法时，都不同程度地表示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们都声称并不是不支持村民自治，也不是不知道村民自治长远来说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但上面交付的硬性任务难以完成，因此不得不干预甚至操纵村委会的工作。有的乡镇干部坦承他们做的许多事情违反了《村组法》，但又补充道：“我们是奉上级命令行事，是奉命违法”。理由很简单，若仅仅依靠《村组法》所规定的那种指导或协商方式，是很难支配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的，更无力通过村委会对村民汲取实现目标和完成计划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应该说，这种看法在目前的乡镇干部中有相当的普遍性。在理论界也不乏回应者。如有学者曾提出“村委会准政权化”的设想，试图在保持村民自治性质不变的基础上，给予村委会一定程度的政权性质和地位，以为政府提供一个合乎法理，可灵活使用的组织形式，既保持政权的控制能力，又为村民自治留下空间⑨。而由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和湖北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课题组1995年提交的一份权威报告，甚至主张将村民委员会下沉到小范围的自然村，在自然村之上设立村公所，作为乡政府派出机构，以进一步强化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行政管理⑩。这种似乎不合时宜的主张并非空穴来风，更非无稽之谈。

（五）村委会双重角色的失衡

上述两点决定了村委会实际上扮演着双重角色，而这双重角色的相互冲突和失衡恰恰是乡村关系偏离的又一深层根源。村委会无疑是法定的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希望通过由自己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来控制社区资源，体现和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村委会由村民产生和罢免，也决定了村委会必须代表村民意愿，以为村民服务来换取村民的支持和信任。但是，这只是村委会性质和功能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乡镇的许多工作都要通过村委会在村民中得到贯彻实施，因此，村委会实际上又承担着某些行政职能，具有准政权组织的意味。许多调查显示，村委会除了完成属于自治范围的工作外，它的另一方面的工作(约占其全部工作的2/3)就是贯彻上级的方针、政策⑾。因此，村委会便居于乡镇和村民之间，扮演着既要代表乡镇政府，又要代表本村群众的“双重角色”⑿。这两种角色的最终归属应该是一致的（这是由国家政权的人民性质决定的），但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化迅速推进的背景下，这两种角色所分别体现的村民意志与乡镇行政意志的冲突则是大量的，经常的。这是因为中国所要实现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强制的现代化，它要求村民在较短的时间内即适应并接受原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因此，在其进程中，必然会有大量不受村民欢迎的国家任务和要求，要通过乡村组织去强制执行，这当然就会发生村民意志与作为国家意志者的乡镇意志的冲突。

对这种冲突，村委会“海选”模式的首创地吉林省梨树县的一些民选的村干部可谓深有体会，他们说，“当选”比“任命”的压力更重，因为原来只有一个责任方向(上级——乡镇)，现在至少变成两个；原来对他们只有一种要求，现在变成多种要求⒀。村委会要做到两者兼顾，有一定难度。但若偏重于某一角色，就势必引发纠纷。

三、理顺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关系的若干对策

上述可见，乡村关系的偏离，或者说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矛盾和冲突来自于村委会(代表村民)和乡镇政府(代表国家)两方面，各有其合理性和依据，也各有其偏激之处。从总体上看，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乡镇政府，也就是说，拥有基层政权的行政权力、高度组织化的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合法权益的侵蚀，是造成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但缓解和克服矛盾的办法却不能仅仅从乡镇政府本身入手。笔者这里无意提出系统、成熟的对策，只想谈几点初步的设想。

一是将村委会与乡镇人大衔接起来。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乡镇一级的国家权力机关，是本乡镇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行使当家作主民主权利的主要形式。它在性质上虽不同于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但在功能上二者又有相通之处。笔者设想，是否可以考虑从组织上将二者衔接起来，即规定：村委会委员原则上应是乡镇人大的代表，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则是其当然代表，从而将村委会“巧妙”地纳入国家权力系统内，使之由完全的“体制外”力量变为一定程度上的“体制内”力量：一方面，作为乡镇人大代表的村委会成员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在乡镇一级国家权力机关表达和体现村民的愿望和要求，使乡镇人大通过的各项决定更充分地反映广大村民的意愿；另一方面，乡镇人大对作为人大代表的村委会成员又有一定的组织上的约束力，使之更主动、自觉、积极地协助乡镇人大的执行机关——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由此实现村委会与乡镇人大、政府的良性互动关系。而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会只是以个人身份参加乡镇人大，这并不会改变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性质。

二是改革乡镇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制定制度，规范乡镇政府行为。特别是要改革那种单纯由上级制定的数字化指标考核乡镇领导的做法。上级政府在制定乡镇发展指标时，既要符合中央政策精神，又要真正做到从乡镇实际出发，充分考虑乡镇的意见和要求。由于这些考核指标，大都要落实到每个村民，因此事先应与村民委员会进行协商，广泛征求村民意见。这样制定的考核指标才易于羸得村委会和村民的理解和支持，也才切实可行。同时规范乡镇政府行为。在实际生活中，乡镇政府往往将为谋求自身利益而作出的乡镇指令也以国家任务的名义下达给村委会，要求村委会完成。这一部分指令大都与中央政策精神相违背，诸如屡减不轻的农民负担，屡禁不止的达标升级以及乡镇主要负责人为个人目标而乐此不疲的“政绩”工程等等，它们恰恰是村民最激烈反对的，是造成乡村关系冲突的重要根源，因此，应通过制度化手段将其从正常、合理的政府行为中剥离出来。

三是明确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各自的职责权限。在中国农村处于急剧社会变迁且经济社会发展地区不平衡的背景下，乡镇与村之间的利益边界及权限范围往往是模糊的，变动着的，通过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度(如《村组法》)是无法清楚界定的，而只能由各地以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据建章立制，制定出上合国家大法，下合社情民意、简单明了、便于操作的制度，对乡政府和村委会的职责权限作明确具定的规定。近年来，一些地方在贯彻《村组法》过程中，已经制定了有关乡镇政府指导村委会工作、村委会协助乡政府的规则，使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在制度规范基础上有机地衔接起来，也就使村委会的双重角色能达到大体上的平衡。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考虑“增加、补充有关法律后果的条款，明确规定无正当理由拒不完成乡镇布置的国家任务和非法干涉村内事务的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以防止村委会“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的两种不良村治倾向⒁。需要说明的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乡政与村治之间并非简单的零和博弈，二者并不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从理论上讲，二者之间形成一种优势互补的良性互动关系并非不可能，在实践中这样的成例案例也并不少见。一些地区的村委会负责人注意平衡乡镇行政与村民群体两方面的意志，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智慧来减少乡镇行政与村民群体对抗的强度，从而使村委会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平衡两方面的利益，照顾到两种功能。

四是进一步提高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素质。虽然近20年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群众政治素质的迅速提高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农村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在一些地区，村委会与乡镇政府之间的不协调，同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素质较低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表现在乡村干部中主要是不相信群众、官僚主义、人治观念、以权谋私等，表现在村民群众中，则是文化水平低，缺乏契约和合作意识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放任主义倾向。要改变这一状况，提高乡村干部和群众的素质，使之形成比较成熟的现代民主观念、法制意识和契约精神，加强对乡村干群的教育、培训固然是一个有效手段，但从根本上说，则是要在市场经济发展基础上实现乡镇民主管理和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从而为乡村干群政治素质的提高提供制度实践的课堂。

注释：

①参见徐勇：《论乡镇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衔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②参见贺雪峰：《论理想村级组织的制度基础》，《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3期。

③参见白钢：《中国村民自治法制建设平议》，《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④干部利益群体是指“在国家生产及行政管理领域享有被赋予的决策权、管理权等相应的特殊权力及其地位的领导干部这一层”。见张琢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04页。

⑤参见孙立平：《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

⑥参见贺雪峰：《论现行村级组织制度创新的策略选择》，《中州学刊》1998年第3期。

⑦参见贺雪峰：《村级组织制度安排：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及其原因》，《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

⑧林平：《农村出了一个权势阶层》，《广角镜月刊》（香港），1999年第1期。

⑨参见曾军：《村委会准政权化设想初探》，《社会主义研究》1997年第5期。

⑩参见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湖北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课题组：《村级组织建设研究》第43页。

⑾参见李连江、熊景朋：《从政府主导的村民自治迈向民主选举》，《二十一世纪》1998年12月号。

⑿参见徐勇：《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人与当家人》，《二十一世纪》，1997年8月号。

村民范文篇5

**乡位于广西来宾市兴宾区东南面，政府所在地距城区48公里，全乡总面积176平方公里，共有10个村委38个自然村，总人口35000人，壮族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全乡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面积是丘陵地，甘蔗、优质谷、林业、畜牧业是全乡的支柱产业，是个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乡镇，于**年被原柳州地区行署确认为解放战争时期游击区。在来宾市兴宾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全乡**年人均收入为2406元，甘蔗种植面积达到近5万亩，进厂料蔗达到25万吨，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工作都能顺利展开。

二、**乡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乡村民自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下面的主要几个问题。

1、村委两委关系纠缠不清。跟全国一样，由于党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党政关系成为中国社会最基本、重要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必然极大地影响着村民自治机构的设置,以及职能的行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两委都是基层党政的执行机构,加之党政不分矛盾不大。但在村民自治中,两委的冲突就凸现出来了。一方面,村支书认为村民自治是在党领导下的自治,党领导一切,村上的其他组织,包括村委会在内,都要接受村支部的领导。村支书认为在村民自治机构里,支书是一把手,村委主任都得听他的。因而对村民代表会、村委会的决定、甚至日常事务的处理任意干涉。而村委会主任则认为,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委会是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合法的自治机构,因而村委会对职权内的事务有决定权。在我们**乡的部分村委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乡里面布置给村委的任务，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由于职权划分不明确，把工作一个推给一个，（有时乡里面通知开会，有些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都关机）致使工作很难完成，特别是涉及到利益方面的事情，个别村委还存在拉帮结派的问题，产生尖锐的矛盾。

2、利用存在不同，产生两级分化。村民自治是由原来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控制的模式转化而来的。在大队,支书不仅是支部的一把手,也是大队的一把手,长期控制着大队的政治、经济大权。特别是村的集体经济,包括村办企业、林场、养殖场等大都是在支部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经过本人的基层工作经验，目前我**乡十个村委由于集体经济发展不同，集体的经济利益也不同，加上部分村委干部思想上金钱主义的影响，出现部分村民自治向两级化发展。如我们**村委由于人多地少，又是本乡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人员来往复杂，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比较多，导致了许多村委干部不愿意当的现象，他们在村民代表大会上以种种理由拒绝当上村委干部，实现“无官一身轻”的想法。而古辣村委、六五村委、读村村委等村委由于集体林场多，经济效益好，每次村民换届选举特别是支部书记换届选举时，就出现拉票或是暗箱操作的现象，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3、农民的民主意识比较淡薄。如果认为只要确立了民主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在我们**乡这无疑是一种幻想。我个人认为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转不但需要民主价值的确立,而且需要农民掌握实现这种价值的操作技术。农民在历史上一直是被奴役、被愚弄的对象。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也讲到:“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在这种“温情脉脉”的礼治秩序中,是很难找到民众的自我主体价值,建立在这种思想之上的村民自治当然就千形百状了。一方面,体现在农民的参政意识不强。落后的自然经济在生产关系上是狭小的、封闭的、隔绝的,由此而产生的小农思想很难意识到别人行为对他的重要性。因此我们的农民很多都是“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所以很多村民对村民自治漠不关心。在我们**乡每次村委换届选举时时,虽然经过我们全乡干部职工的宣传工作，但仍得不到人民群众对选举的支持，表现在：（1）部分村民对选举漠不关心，他们对干部说选谁都一样，跟他们无关；（2）部分群众认为谁请我吃饭，我就选举谁，所以就产生有的候选人每人发一根高级香烟或请吃一顿饭也能买到很多选票。（3）在村民大会或代表会议上行使权利时随随便便，只是任务式的完成。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选出来的村委很难说是公正的、优秀的,而村民大会与代表会议的决策与监督也往往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在我们**乡，村民缺乏村民自治的经验,使村民自治回归到少数人说了算的境地。特别涉及到土地承包、集体林场出售等利益冲突时，就有部分群众和村委干部产生矛盾，如我乡六五村委由于村委干部与部分群众在土地承包上缺乏沟通和监督，现在发生流血冲突，给我乡政府工作及社会稳定带来许多的麻烦。

作为乡党委书记，我感到责任的重大，根据我十多年的基层经验，在村民自治的问题上我认为应该从下面几方面入手：

1、加大对村民自治条例的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参政意识。特别到选举前期，应该动员我们的干部深入村屯做宣传，以本乡的实际典型案例跟他们讲村民自治的好处，选举出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村委干部。

2、加强对村委干部的培养，提高他们为民持政理念。在**乡许多部分干部的素质是好的，是真正为民办实事的，涌现像自治区劳模柳村党总支部书记庾凤琼，来宾市劳模古辣党支部书记赵福海。但是也存在极少数干部大吃大喝不办实事的干部，如读村原党支书韦付胆连续三年没有发展一名党员。所以对他们的培养是刻不容缓，让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高他们在群众的威望。多派他们到先进发达地区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对一些不思进取的干部，根据人民的意愿，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该换的就换，决不姑息。

3、把村委干部的政绩与群众的评价结合起来。今后，我们要用群众来评价村委干部的工作好与坏，用群众监督村委干部，把村民自治落实到真正的工作上，体现村民自治的有益之处。

三、**乡社会主义新农村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根据我国国情做出了战略部署，意义是非凡的。**乡是农业大乡，农业人口占了90%以上，全乡的收入也在农业发展上。目前，我乡社会主义新农村存在以下的问题：

1、农民意识还比较淡薄。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只是形式主义，是发达地区的事情，跟我们无关。我乡正在老背巩村、新岽村进行试点工作，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进度还是比较缓慢。

2、基础设施落后。如果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要求，我乡切实存在很多的差距。全乡目前还没有一个村有水泥路，房屋建设没有统一的规划，“脏、乱、差”随处可见。

3、缺乏建设资金。如果按照上级的要求，在我们乡实行新农村建设还需要大笔的资金。

针对上面的情况，我认为应该下面的几方面如手。

1、做好本乡的试点工作，加强对新岽村、老背巩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全乡树立好的榜样，以便产生辐射作用。

2、结合城乡清洁工程，加强对全乡清洁卫生的整治力度，深入群众，做好宣传，建立城乡清洁长效机制，打造清洁、文明、和谐新**。

3、筹集资金，统筹规划。加大生产结构的调整，结合我乡的实际情况，在甘蔗、林业上大做文章，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我乡财政收入，加强我乡基础设施的建设，统一规划我乡城乡建设蓝图。

村民范文篇6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依法实行村民自治，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促进本村两个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有关规定，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村委会在村党总支领导下，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范围内实施村务管理，并充分体现“四个民主”的原则，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第三条本章程在广泛征集本村村民意见的基础上由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由村委会组织实施，村民代表会议监督执行。

第二章村级重大事项听证会制度

第四条听证内容。主要是：①民主议事制度规定的11类重大事项；②村三委会拟定实施的重大事项；③村民代表10人以上联名提出的重大事项。

第五条听证对象。村民代表、村三套班子成员、镇联村干部，必要时可邀请在本村的市、镇人大代表、党代表以及与听证内容有关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六条听证程序。听证人员围绕听证内容充分发表意见建议或进行解释说明，听证会议结束后，由听证会召集人综合各方意见，提出建议方案。讨论通过后，根据方案实施。

第七条基本要求。①听证会召开之前，应事先将听证会内容、时间、地点向村民公布，村民可以参加旁听，并发表意见。②建议方案须经应到会村民代表的半数以上通过，方能有效。未获通过的，由村民代表表决决定是否进行第二次听证。

第三章村民代表会议

第八条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代表、村“三套班子”成员、村民小组长及本村的各级人大代表组成。村民代表会议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行使职权。村民代表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二次。

第四章干部管理、村民小组管理

第九条本村干部考评管理的对象包括村“三套班子”成员，工、团、妇、民兵组织负责人及村其他专职干部。

第十条建立健全有关制度，如村干部学习制度、干部会议制度、廉政勤政制度等。

第十一条本村划分为50个村民小组，各村民小组设组长1人，组长由本组村民推荐产生（组长一般应为村民代表），具体负责本组的各项事务，听取、反映本组村民的意见和建议，教育、组织、带领本组村民完成村委会布置的各项工作。

第五章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管理

第十二条村民的水费、电费、有线电视视听费按季上交，不得拖欠。

自来水管理：新安装户需交集资开户费400元。村民损坏自来水设施，必须承担一切损失。情节严重的给予相应的行政经济处罚。

用电管理：任何人用电必须向村申请，并承担规定的费用，新安装生活用电应交纳表记费，材料自理。

工业用电不能和生活用电混装，工业用电每户必须按月交纳社会公益事业基金每度0.2元，村委会委托镇供电营业所代收。

第十三条凡居住在本村的年满18至60岁的男性村民和年满18至55岁的女性村民都要负担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村民因故不能出工时，可以以资代劳，村委会用于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各项集资款的使用情况和收支帐目，向村民公布。

第六章计划生育管理

第十四条本村计划生育工作由村党总支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负总责，由村委会设立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具体组织开展工作。

第十五条凡居住本村的村民包括外来暂住人口都必须遵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服从本村计划生育各项管理。对违反计划外生育条例或不服从管理的，村两委会有权上报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按条例处罚。

第七章社会治保调解管理

第十六条为了维护本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创造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村委会设立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委员会，成立治安联防队和外来人口管理登记站，负责本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第十八条子女应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照顾好老人起居，关心老人的健康，孝敬公婆，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的一种良好社会风尚。弘扬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争做文明人，争创文明户。

第十九条协助政法机关做好易燃、易爆、剧毒、枪械、管制刀具等危险物品的管理，对私自制造、运输、贮藏、贩卖、使用或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报司法机关处理。

严禁，发现为提供场所、条件的，应予批评教育，不听劝阻的报司法机关处理。利用封建迷信招谣撞骗者，应予教育、劝阻或报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条爱护公物，不准损坏水利、交通、通信、供电、供水、电视、生产等公用设施，违者责令其修复或承担费用，并视情节给予处罚或送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一条严格用电用水管理，禁止偷电、偷水，不得私自铺设用电、用水管线。村分派的水、电管理员，应按月收取用户的水、电费，并上报结帐。

村民应履行村委下达的各项收费规定。各小组长配合协调工作，如发现偷水，违者视情节给予处罚现金200—2000元；偷电由镇供电营业所负责处理；水电费等拖欠拒交者或无理取闹，应采取停止供电、供水等措施。

第二十二条不得成立非法的社会团体等各种帮会组织，如有发现，责令立即解散，并对为首者报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三条加强对劳改劳教释放人员、监外执行人员、劣迹人员的管理和帮教工作，村委会指定专人对他们进行监督、教育和帮助。

第二十四条外来人员在本村居留的，应向村外来人口管理登记站登记。本村村民不得私自留宿不明身份的人员。为外来人员提供违法犯罪条件或庇护场所的，视情节按本章程由村委会给予酌情处理或报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章土地管理

第二十五条本村区域内所有的土地（包括河道）均属集体所有，由村委会统一管理，土地承包者和依法使用者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第二十六条企业单位及个人建房用地都必须遵守如下规定：

1、必须按照村镇规划许可，村民建房按照土地管理法为一户一宅。

2、必须符合村镇建设规划及审批用地所具备条件，由本人向村委会提出申请，经村委会同意后到镇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并向村委会交纳公益事业费每层每间50元。

3、建房户办齐一切用地手续后，在开建前3天向村委会上报放样，由村委领导同镇土管员到现场按审批位置、面积放线打桩后方可开建。

4、凡建房户，不按照以上规定进行私下交易、未批先建、少批多占的一经发现，一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村庄集镇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严肃处置。

附：个人住宅基建面积：（本村在册常住人口）

4—5人耕地面积110平方

6人以上耕地面积125平方

独生子女可增注册人口1个。

第二十七条(1)凡企业建设征用土地，各企业单位凭行业主管部门的项目文件，必须提出申请报告和立项报告，同时村委会按照建设需要提出安排方案和规划许可，申报上级有关部门批复，经城建规划部门批准后，办理好《建设用地许可证》，办妥一切有关审批手续后，由村委会按照村规划统一安排用地。

(2)处理好与承包户的关系、企业征地补偿费及其它一切规费等，然后方可按图施工，严禁未批先用。

第二十八条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由村经济合作社发包给本村村民承包使用，由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负责监督。

第二十九条承包者自觉交纳国家农业税，履行合同的规定交纳土地承包费，河道、土地在承包前首先预交好土地承包款，否则终止承包合同。

第九章行政事务管理

第三十条村委会在办理好本村自治事务的同时，应当积极协助镇人民政府工作，完成征兵和上级分配的各项任务。

第三十一条村委会要将各项村务定期公开，每年不少于四次，接受群众的监督。

第十章公共设施的维护管理

第三十二条为保护环境卫生、公共设施的管理，自觉遵守和爱护本村的形象工程设施（路灯、花木、道路、出租房等）公共设施的良好风气，村道上不允许堆放杂物、建筑物。凡村道两侧属村公共设施规划区范围内的土地，村民不得任意占用。

第三十三条全村村民自觉遵守环境卫生人人有责的良好风尚，居民的生活垃圾必须倒入分布在全村的垃圾箱内或放到指定位置，不准向沟渠、河塘乱倒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凡损坏公共设施的行为，一经发现，除按价赔偿外，行为人必须作书面检讨和交纳保证金。

第十一章财务管理

第三十四条本村财务工作由经济合作社统一管理。

第三十五条村财务工作接受市、镇农村合作经济管理部门的指导和监督，接受村民的监督。

第三十六条严格执行国家财务制度，村向农户、企事业单位（包括外来务工、居住人员）收取款项做到手续完备，使用统一规定的收款凭证。

第三十七条建立和健全财务开支审批制度，村财务支出必须由经手人签字并注明事由，经分管领导签署意见后，并由经济合作社社长一支笔审批，再经村民主理财、监督小组成员审核盖章方可报销。对大额支出须经“两委会”成员集体讨论决定，对不符合上述规定开支的，出纳有权拒绝支付，并向主管领导和上级反映，村经济合作社社长应及时纠正，接受群众监督。

第三十八条加强集体资产管理，所有资产都应登记入册。

第三十九条实行民主理财制度。村成立由村民代表会议推荐产生的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和社员代表会议产生的社务监督小组，对本村财务管理情况实行监督和检查。

第四十条建立村财务审计制度，年度审计、专项审计由镇经管站负责，村民主理财小组协助，并定期向村民代表会议和社员代表会议报告。

第四十一条集体出借给企业和个人的资产和现金等，双方签订好合同，同时办好资产抵押手续。

第四十二条村级财务管理实行镇会计制，村级财务要接受镇会计站的监督和管理。

第十二章附则

第四十三条为了加强村务管理工作的透明度，广泛听取村民意见和建议，建立村务公开栏，村务公开栏的内容包括本章程贯彻执行中有关的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决定，民主理财小组的财务清查、审计结果以及村民关心的其他事项。

第四十四条村“三委会”可以根据本章程有关规定制度单项的工作细则，但不得与本章程的规定相抵触。

村民范文篇7

一、村民监事会的组成

由党风廉政建设监督员、农村“五老”（老干部、老党员、老劳模、老教师、老军人）、人大代表和有较高威信的村民5－7人组成，成员必须经全体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民主推荐产生。但不能是村党政班子成员及其直系亲属。

二、村民监事会职责

1、审查村务公开的各项内容；

2、审议批准村委会的年度工作报告、财务收支账目凭证；

3、监督村委会及其成员对法律法规和村民自治章程及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事项的执行；

4、检查村财务收支，督促村委会财务的公开；

5、举行民主听证会，向村民通报本村重大事项，征求并反映村民对村务公开的意见和建议，对村委会研究决定的事项向群众作好宣传解释；

6、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村民大会的监督；

7、监事会有权要求监事所涉及的对象提供真实材料和有利于监事工作开展的必备条件。

村民范文篇8

(一)加强村民代表管理的背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建设农村政治文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实行村民自治的根本大法。按其规定依法召开村民大会，由村民直接选举村干部，充分体现了广大村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但是，由于村民大会规模大、参加人数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召开往往比较困难。因此，需要一种切实可行的组织形式，既能在村民大会闭会期间行使职权，保证村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又能适应新的形势和农村实际情况，便于会议灵活召开，对村务大事及时决策。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便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二）加强村民代表管理的重要意义。一是农村基层民主进程的现实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更加关注自己的政治权益，对自身权益的保障变得更为敏感，对实现民主的要求更为迫切，群众要求了解和参与村务大事决策的热情和呼声越来越高；同时，客观上村一级面临的村务大事越来越面广量大，如农业结构调整、低保、医保、农田水利建设和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等，单凭村支部、村委会还不能掌握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不利于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只有建立健全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立一支植根于广大村民之中的村民代表队伍，并加强村民代表的管理，才能够确保村级事务自治管理的顺利实施，才能使农村各项工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二是村级民主自治自我管理的需要。村级决策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全体村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关系到村级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村民代表会议设立前，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里重大事情要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因村民人数多难以议事，有的地方只好先由村委会提出意见，再交村委会和党员队组长会议表决。村民代表会议设立后，改变了以往的做法，村“两委”在决策前，通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充分发挥村民代表的监督功能和参政功能，集中广大村民的智慧，真正做到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真正发扬民主，坚持群众路线，克服现阶段民主的形式化和决策的简单化，从而保证村级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减少决策的失误，促进村内各项事业的发展。因此，加强村民代表的管理也就变得尤为重要。

二、村民代表发挥的积极作用

1、增强了村民参政议政的政治意识。长期以来，农民由于受行政命令的影响，又加上过去没有为村民创造参政议政的条件和民主决策村务的机会，村民的民主建村意识比较薄弱。村民代表制度的施行，为村民参政议政开辟了一条新路，村中的重大事项都要由村民代表讨论决定。村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实践，增强了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参政议政的意识日益增强。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真正体现了村民代表代表村民的本质，有力地保障了广大村民的民主政治权利，进一步充实了基层民主的内涵。

2、加强了对村“两委”工作的监督管理。村民代表会议建立后，村民代表们可随时对村内的重大事务和村干部的工作实行民主监督，及时纠正决策上的偏差和工作上的失误；在发现村委会成员有不称职的行为后，可以向村民会议提出撤换和补选的建议，促使村干部克服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主观独断等不良风气，发扬民主、正派、廉洁的优良作风。

3、密切了农村基层的党群干群关系。通过落实村民代表制度，充分发挥广大村民代表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能够较好地统一全村村民的意见，解决村级事务中诸如土地征用、基建投资等热点难点问题，有效地促进了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使村民真正把村级民主自治当作自己行使权利的一个载体，增强了党员干部、村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4、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实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后，村民代表大多是农村中素质相对较好、威望相对较高的精英，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运行，这些人在村民中形成正面的舆论氛围，国家的法律、政策得到了宣传，使广大群众能够更多地参与村级事务的管理，增强了村务工作的透明度，特别是村级财务状况的透明度，减少了群众对村班子在村级事务管理中的猜疑，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村民之间的矛盾，有力地维护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三、村民代表在发挥作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刚刚推动这项工作时，有的代表思想消极，认为代表只是形式化的产物，甚至有的村干部也没有真正认识到为村民代表“设岗定责”的真正意义，担心给村民代表的权利过大，降低村干部的威信，因而在村民代表的产生和管理过程中敷衍了事，消极对待，挫伤了村民代表的积极性，使村民代表的作用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

2、代表结构有待进一步改善。主要表现为“三多三少”：一是年龄老化，老龄代表多，年轻代表少；二是文化程度低，低学历代表多，中、高学历代表少；三是性别比例失衡，男性代表多，女性代表少。

3、代表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一些村民代表不能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村务民主活动，缺乏代表应有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大局观念：一是“无为”。一些村民代表因循守旧，习惯于上边咋说我咋干，上边不说我不干，对村务漠不关心，不懂得如何履行自己的民主权利，碌碌无为；二是过于热衷。一些村民代表则过分强调自己是民选代表，对村民自治的涵义认识偏面，对村民代表的权利和义务认识偏面，认为自己的权力是村里最大的，因而只讲民主，不讲原则，只要自治，不讲法制，行为处事有些过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村级各项事务的发展。

4、议事程序有待进一步规范。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要求，村民代表会议需要讨论的事项，都要由村民会议授权。但目前由于外出人口占很大的比重，一些村的村民会议根本无法召开，加上对村民代表会议的议事程序不熟悉，客观上造成了这些村的村民代表履行职责和权力的有效性和规范性未能得到保证。此外，一些应当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研究、决策的事项，村“两委”并没有征求代表的意见。而且一些村民代表会议只是搞搞形式、走走过场，仅仅停留在通知、通报的形式上，并未真正提交讨论和决策，村民代表会议未起到真正作用。

5、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创新。村民代表虽然能够为村党组织解决许多热点难点问题，但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村民代表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还有部分村民代表只讲权利，不尽义务，不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组织上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

四、加强村民代表管理的几点建议

1、代表产生要规范。选好村民代表，是建立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基础，代表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其参政议政的质量。因此，要对代表的产生加以规范。一是要坚持条件。选举产生的村民代表应是年满18周岁以上的本村村民，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参政议政能力，能够坚持原则，秉公办事，热爱集体，关心群众，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和较高的威信。二是要严格程序。在选举村民代表时，要广泛发扬民主，经充分酝酿、民主协商，由村民直接选举，得票过半数方能当选。

2、代表结构要改善。村民代表由村民小组民主推荐产生，可以对村民代表的年龄、性别、文化、职业、宗教、政治面貌等方面提出适当的要求，党支部成员、村委会成员、党员、企业家以及青年、妇女队伍中的优秀人才以及中高学历的村民要勇于当选为村民代表，村民小组长和在村的各级人大代表要占一定比例，使产生的代表尽可能的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并具备村民代表应有的政治觉悟和代表能力，从而改善代表的组成结构。

3、议事规则要健全。一要明确村民代表的权利和义务。对村民代表的权利，规定除享有公民应有的权利外，还享有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村务大事的权利。同时，对村民代表的义务也应作出相应的规定，除履行公民应履行的各项义务外，还要维护全体村民的根本利益，引导村民关心、支持和配合村委会管理村务大事，反映村民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合理建议，积极参政议政，参与民主决策。二要明确村民代表会议议事的内容。村民代表会议议事的内容范围总体应包括：财务收支、“一事一议”款项收取、生产经营、农田水利建设、计划生育、宅基地安排、社会保障和其它关系村民重大利益的事项等。三要明确村民代表会议的职能。村民代表会议具有议事的民主性、决策的权威性、监督的群众性和代表的广泛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村民代表会议的基本职能：民主讨论与村民重大利益相关的事项；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决议；对村务、财务进行监督；根据村级管理的需要，制定村规民约和相关制度。

4、运作程序要统一。在具体运作上，一是开好预备会议。村委会根据村党组织的意见，研究确定村民代表会议的议事内容、议程、时间和地点等事项。二是下发会议通知。一般应事先预告会议主题、内容，提出相应的要求，为村民代表联系村民，征求意见，留有酝酿思考的余地。三是正式召开会议。会议的主持、讨论、表决等环节都要按有关规定进行，要全面听取建议，形成统一决定，做好记录。四是公开有关事项。将村民代表会议对有关事项作出的决定，通过村务公开栏、广播等形式向全体村民公开，增加村民代表会议的透明度。

村民范文篇9

[关键词]村民自治必然性

全面推进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农村和谐秩序的一种尝试，是中国“三农”问题的焦点之一，它将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引入佳境。

一、实行村民自治的必然性

1998年11月4日，《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该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符合我国的国情，得到了亿万农民群众的拥护。它对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对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乃至于中国整个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都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村民自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通过选举，选出人民代表组成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按照《宪法》赋予的职责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二是在基层实行直接民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就是保证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推行直接民主的一部重要法律。一方面，亿万农民群众通过村民自治这种最广泛的民主实践，学会如何行使和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提高自己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的能力，从而为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村民自治把民主的发展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既体现了民主的一般性原则．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村民自治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重大变革，使得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法制观念正被越来越多的农民所接受，这是中国农民历史性的巨大进步。农民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村中事务的管理及干部的行为方式，迫切要求参政议政，用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来保障经济上的物质利益。

（三）村民自治是解决农村社会问题、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途径。改革初期，随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我国农村出现了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如干群关系紧张，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公益事业无人关心，水利设施破坏严重，财务管理混乱等等。在诸多矛盾中，干群矛盾尤为突出。这些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收效甚微，必须依靠村民自治的方法，依靠农民群众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通过村干部群众选，村中大事群众定，日常事务群众管，理顺了群众的情绪，调动了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农村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化解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密切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它对村干部来说是一种最有效的“防腐剂”，对农民来说是一种无声的号角。一方面，它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农村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激发和培育广大农民群众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另一方面，它有利于基层干部博采众议，科学论证，正确决策，照章办事，创造性地做好工作。总之，实行村民自治，是我们党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正确认识新形势下的农民问题所作出的科学抉择，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对广大农村乃至全国的稳定和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

二、村民自治的现状

（一）取得的成绩

村民自治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表现在：

一是广大基层农村大力贯彻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努力推动村民自治。各地农村大张旗鼓宣传民主，发动群众参与竞选，民主选举村委干部，建立村里的各种办事机构、制度和村民监督组织，农民政治热情得到激发，选举意识趋于成熟。农村村民的民主竞选，其带来的震动，不亚于当年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改革。

二是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村民自治。各县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加以贯彻实施，从是否实现“三个自我”，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是否实现“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否实现“两个公开”即财务公开、村务公开等三个核心内容上确定了考核目标和具体措施。

三是各村村委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积极落实村民自治。各村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民大会会议制度、会议记录制度等，积极主动地实行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使得干群关系好转，群众对村委干部的信任度大为提高。

这表明，村民自治这朵政治文明之蓓蕾开始纳入了法制轨道，已经根植于中国大地，并与经济发展已经显示出良性互动，为乡村提供了初步的秩序化的环境。实践证明，村民自治搞得好的地方，明显感觉到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了，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减轻了，产权关系模糊有所克服，社会交易成本下降，经济发展的速度自然提高了。它就像和煦的春风，带给人们一股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春天的气息。

（二）存在的问题

不可否认，由于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时间还不长，许多方面和当前民主政治的建设还有相当距离，具体来说，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四个民主”难落实。一方面，由于在这之前农村从未搞过广大村民对村委会的直接选举，再加上广大村民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不是很了解，民主法制意识和责任意识更是严重缺乏，农民对于村民自治体现着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基本理念，以及如何实现自己的权利还不是很清楚，使一些地方的民主选举常常受到家庭势力、民族势力和人们的亲疏关系的干扰，出现了在一个行政村谁的家族势力大，谁的亲戚朋友多谁就当选，哪个民族人数多，村委会的干部就由哪个民族的人来干的情况，致使民主选举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如在换届选举中，少数地方出现了拉票、贿选情况；另一方面，一些干部仍然视权力为己所有，不习惯也不愿意与广大村民分享权力，对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虽然定了一些制度，也定期或不定期地公布了一些经济收支情况，但基本上还是走走形式，并没有真正做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其二、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不协调。虽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在不少地方实际上还是无论大事小事一概由村支部或党总支说了算，而体现村民自治的村民委员会仅仅是一个摆设，作为广大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只不过是村支书或总支书记的一个副手或者助手，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具体表现为：1、支部独揽，即村党支部把党的领导绝对化，村委主任不能独立行使职权；2、村委揽政，即部分村委会事事越权，“不让管”，而党支部无原则退缩，不愿管；3、两委争政，村支书和村委主任都想把权力完全集中到自己手中。

其三、乡镇党委政府和村委会的关系难处理。对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作了明确的界定，乡镇党委和村委会的关系由过去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转变为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可是在一些地方，一方面，由于一些乡镇党委和政府已经习惯了过去的领导角色，一时难以适应或者是根本就不愿意放弃原来在农村事务中的领导权，或者是还没找到在村民自治条件下的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思路，对村委会工作基本上还是采取了过去那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工作方法，即行政命令和从头到脚的包办；另一方面由于广大农村经济还比较困难，再加上村委会干部普遍素质偏低，一时也无力独自解决农村各种复杂问题，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他们仍然要依赖乡镇党委和政府，听命于乡镇党委和政府，使村民自治难地落实。如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指挥群众，劲头很大；指导服务，没有办法”。对于村民自治中出现问题，一些干部也错误地认为农民难管了，不听话了等。

其四、村规民约制定实施不规范。在实践生活中，村规民约挑战国法的现象严重，已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工作，影响了农村的稳定。目前村规民约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家长制”严重。少数村规民约不是依照法律规定由全体村民会议讨论制定和修改，而是由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几个人私下商量制定和修改出台，搞暗箱操作。即使有些村规民约在村民会议上宣读了一下，但也没有经村民会议讨论、表决，结果使“村规民约”失去群众自觉自律的基础，而成了“个人”约“众”的手段。甚至有的“规约”没有对村干部自身方面的约束，成为少数干部的“护身符”，挫伤了群众参与自治的积极性。二是“土规定”太多。有些村规民约明显太多，偏苛失适，经不起检验。如有的规定“姑娘招婿上门需经村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发生盗窃等案件不能私自报公安机关”等，诸如此类的条文规定不仅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悖，而且助长了封建旧习和宗族观念抬头；不但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正当权利，而且容易酿成民事纠纷。三是重“罚”轻“教”现象严重。有的村规民约规定缺乏法律依据，如“不按时上缴，超时一天罚款10元”，“与人争吵罚款100元”等。有的村规民约共有20多条，罚款条文就占近20条。四是实施手段违法。有些村规民约实施中，村民委员会大都采取扣押物品的“抄家”措施，如对计划生育超生和逾期不交纳“两上缴”者，有的采取赶猪牵羊，有的扒粮拆房，有的甚至发生扣留人的事件，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既造成了干群关系紧张，影响了村内工作的开展，又阻碍了村民自治进程。

以上问题的存在，其立足点不是体现村民治理，而是治理村民；出发点不是强化民主管理和监督，而是加固少数人集权，造成多数人民主架空；着力点不是依法建制，以制治村，而是偏离法制轨道，另搞一套，自造麻烦。已经影响到了村民自治的顺利实施，降低了村民自治的质量和效果，一定程度上还严重挫伤了农村干部和群众对村民自治的信心和期望，使村民自治这样一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业在不少地方成了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三、全面推进村民自治的进程

村民自治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既有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又有人的观念和素质的问题，既有历史文化的原因，又有经济基础及其体制的原因。应当看到，实行村民自治任务还相当艰巨，把村民自治事业不断推向深入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现阶段，必须全面推进村民自治的进程：

（一）建立健全各项民主制度。制度建设是全面推进村民自治的根本，有了健全完善的制度，村民自治才有可靠的措施保证，监督、检查村民自治工作也有了标准。因此，要通过建立健全各项民主制度，把“四个民主”落到实处。目前，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建立健全选人、议事、管理、监督四项民主制度，一是由村民按照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直接投票选举产生村委会干部的民主选举制度，二是以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为主要形式的民主议事制度，保证村民参与村内重大事项的决策；三是以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管理制度，保证村民参与村内日常事务的管理；四是以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村干部和村委会定期报告工作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制度，保证村民能够真正监督村干部的行为和村委会的工作，使村民自治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二）大力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实行村民自治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推进村民自治的有效方法，是大力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其目的在于，一是摸索和积累经验。因为实行村民自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干部和群众都要有一个认识、熟悉和适应的过程。通过示范活动，可以摸索村民自治的办法和措施。二是树立和推广典型。通过示范活动，及时发现典型，推广成功的做法和经验，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生生的事实，使干部群众明白什么是村民自治，怎样实行村民自治。三是以点带面，推动工作。充分发挥典型的引路、带动和辐射作用，进一步推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贯彻落实，使村民自治循序渐进，不断提高整体水平。但在开展示范活动中，不能搞形式主义，要在落实“四个民主”上下功夫，真正树起村民自治的样板；不能忽视面上工作的推动，光树几个典型，成为摆设，会失去开展示范活动的意义；同时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发挥亿万农民的聪明才智，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

村民范文篇10

一、村民自治的成效

（一）、农民对村民自治及其成效趋于肯定

目前我国农村的政治文明建设是以"三个自我"、"四个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既是政治文明建设，又是法治建设。"三个自我"是在农村建立起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四个民主"是村民对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自治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新生事物，是当代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全新概念，自治权既是权力，又是职权，更是权利。村民自治，既是自治理念，又是基层制度；既是治理模式，又是活动方式。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是民主、自治、法制和党的领导。农民对村民自治的态度是趋于肯定的。之所以说"趋于肯定"而不是"绝对肯定"，是因为这种"肯定"体现了一种方向和趋势，是大部分人的肯定。肯定者对"肯定"本身也是包含着某种期待和希望。

自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村民自治在安徽省得到了较好的落实，全省绝大多数的行政村按照法律的要求选举出了村民委员会。实行自治的初衷，是把解散以后处于分散状态下的农民重新纳入国家力量的范畴，通过村民自治重建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村民自治的首要条件是民主选举。民主选举使权力的来源由上授转为下授。修改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把这种民主选举规定为直接选举。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是由村民会议或各村民小组推选产生选举委员会，主持选举；二是由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村会成员候选人，也可选民自荐、村民小组提名、党组织提名、村民代表会议提名；三是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不是先选出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再从中选出主任，更不是由村委员会成员选出主任、副主任。直接选举意味着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撤换村委员会组成人员。四是双过半当选，即必须有过半数有选举权的村民的过半数投票，获得参加投票的村民的过半数选票始得当选。四是选举方式法律也做了规定，即差额选举、秘密写票、无计名投票、公开计票、当场公布选举结果。以这种方式选举出来的村干部基本上是得到群众的拥护的。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有79%的农民认为"当选村干部的首要条件"是"群众拥护"。有82%的农民对"村干部选举"表示了"非常关心"、"关心"和"比较关心"的态度。一件事情能否受到人们的关心和关注，取决于这件事情对人们的切身利益的影响。占82%的农民关心"村干选举"，这件事本身说明了民主选举村干部对农民利益的关联程度，说服"三个自我"、"四个民主"是符合农民利益的事情。

（二）、农民的民主、权利、程序意识趋于确定

民主是村民自治的精髓。民主原则要求村民在权利上具有平等性。只有权利主体平等，权利实现方式平等，才有真正的民主。农民也才认可这种"民主"。因此，民主、权利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程序保障。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民经过数年的民主实践，其民主、权利、程序的意识趋于确定。公平、公正、公开、平等，是农村社会最基本的民主思想，少数服从多数是农村社会最基本的民主原则，投票选举、投票表决是农民自治的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因此，村民自治是符合当前农民对民主的认识水平以及农村政治文明的发育状况的。"自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构成了"自治"的主要内容。并通过"四个民主"达到"三个自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目标。这四个民主中，民主选举是最重要的，它对后面的三个民主乃至对整个村民自治都起到一种基础性和根源性的影响。在回答"你对村干部选举工作的整体看法"的问题时，有44%的人认为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另有44%的人则分别认为"选举没有体现民主"和"选举根本不民主"。还有12%的人回答"说不清"。为什么有82%的人关心村干部选举，但却只有44%的人认为选举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呢？我们分析很可能是在选举的程序上出了问题。因为也有44%的人分别认为在村干选举中"有些程序执行得不严格"或"选举不公正，根本不按程序办"。对这种结果，我们认为：首先，无论对选举的"民主"、"公正"是否认可，都说明了农民的民主、权利、程序意识已开始确立，农民对选举"民主"和"公正"与否的评价是依据自己对民主、权利、程序的理解而做出的，而这种"理解"正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其次，程序公正与否，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实体公正更重要。程序公正具有吸收不满的功能，在充分保障了农民的各种权利的情况下，对于从公正的程序中引申出来的实体结果，农民往往容易接受。哪怕这种结果不合自己的意愿。反之，程序不公正具有制造不满的功能，如果在选举过程中违反公正程序，搞暗箱操作或潜规则运行，不能保障农民选举权的平等实现，那么，即使你的实体结果是公正的，给人的感觉也是不公正的。农民也会不满甚至不接受这个结果。有44%的农民否认选举的民主性，加之还有12%的人对选举民主与否的看法"说不清"，即是说有56%的农民对选举的民主性质持否定或怀疑的态度，这说明我们在村干部选举的程序上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问题。这是应当引起我们十分重视并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

（三）、"四个民主"的实现程度存在差距

村民自治的"四个民主"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关系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任何一个"民主"都不能脱离其他"民主"的内容而独立存在和单独发展，其本身也是其它"民主"存在与发展的前提。理论上"四个民主"的发展应是并驾齐驱的。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民对"民主监督"的满意度最低。它揭示了这"四个民主"在当今农村基层发育和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也指出了村民自治急待发展完善的环节。

农民对民主决策的评价是：有40%的人认为目前"村民能决定本村的重大事情"。其余的则持中性的观点，持反对意见的只占18%。对民主管理的评价是：绝大部分村民认可或初步认可民主管理，只有19%的人认为"根本没有民主管理"。也即是说，对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农民对此持否定态度，其余绝大多数则持肯定或中性的态度。而对民主监督，则满意度较低，有一半以上（52%）的农民"不知道"有对村干部进行民主评议的制度，有49%的人"从未参加过""对村干部的民主评议"。对"村务公开监督小组作用发挥得如何"的问题，只有39%的人认为"很好"或"较好"，其余则持否定或基本否定的态度。由此看来，目前"民主监督"的一些具体措施并未得到普通而有效的落实，它是村民自治的弱项，也是需要加强和改进的重点。

二、村民自治发展完善的几个问题

村民自治经过多年的发展，其总体。趋势是健康的、正常的，成效也是可喜的。但村民自治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还不足以使其完善，它还只具备雏形。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完善。安徽省一些地方对发展完善村民自治做了一些探索，很有借鉴意义。但还有些问题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弄清并在制度予以体现，以指导实践。

（一）、关于民主选举：

对村干部选举，农民和乡镇党政领导都是十分关心的。但关心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农民主要关心的是选举的民主不民主和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乡镇党政领导主要关心通过选举后的村干部听话不听话的问题。因此，乡镇党政领导在选举中就在法律认可的范围内想尽办法不让那些与政府对着干的人当选，以保证党和政府的意图实现。但这样的事情做多了，农民就会觉得这种选举不公正、不民主，又从另一方面损害了村民自治。在目前乡政村治的政治体制下，村民自治是依法进行的，乡镇作为一级政府，其管理权也是法律赋予的。如何使这种管理权与自治权统一起来，目前仍在探索中。安徽省五河县在村干选举中用"两推一选"的方式推荐候选人，即先群众推荐，再党员推荐，然后再选举。选举仍然是"海选"。但经过"两选一推"而产生的候选人的竞争能力明显超过其他候选人。这种方式既充分发扬了民主，使民主选举不走过场，又使候选人当选后容易和乡镇党政领导保持一致。还有一些地方采用"组合竞选"方式选举村干，也有推广借鉴意义。所谓组合竞选，就是各个主任候选人在委员候选人中组合竞选班子。先由村民投票差额选举村委会主任，再对当选主任所组合的班子成员进行差额选举，产生副主任和委员。"组合选举"可以有效化解地域、家族的力量，均衡各方利益，产生一个优化的班子。在实践中效果较好。

（二）、关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地方党委政府在对待民主选举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民主选举涉及的是村级权力组织有无的问题，而其他三个民主则只涉及这个组织产生后的运行和运作问题。而且由于村民自治，上级党委政府对村委会的实际运作大多限于一般性地要求村务公开、成立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务监督小组等等。但对其实际效果如何，是否真正能够做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则远不如对民主选举那样重视，其理由仍是"村民自治"。这也是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各地落实情况大不相同的原因之一。在落实后三个民主的问题上，安徽省五河县大新镇大新村首创的"民主听证质询制度"是一种制度创新。

大新村经济发达，商贸活跃，人的思想也活跃。目前推行的村务公开是一种事后的公开，但村民已不满足于这种事后的公开，希望事前介入村务。这种对村务的事前介入实质上就是一种民主决策，同时也包含了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内容。他们在自治的实践中探索采取了村务听证质询制度：每半年公开举行一次村务听证会，在听证会上村两委把半年工作、收支情况逐件逐项通报。村民可以在会上提问质询，由村干回答。重大事项要专题报告。目前正探索建立"重大村务公决制度"，以完善民主决策。与之相配套，大新村还对村务公开进行了"点题公开"的改革。村务公开栏增设一"点题栏"，由群众点题，群众点的题大多是敏感问题，但点什么题干部必须公开回答，这是制度。这种探索性的做法对后三个民主的落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大大地激发了村民参政、议政和监督的积极性。

（三）、关于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问题：

村委会和支委会关系紧张，是一种较为多见的现象。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13%的人认为其所在村的两委会是"争权夺利"和"极不团结，矛盾公开化"。估计实际存在的矛盾更多。这种矛盾大体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村委会过度自治，使支委会的领导核心作用难以发挥；二是支部包办村务，使村民自治失去实质内容；三是两委互不相让，造成工作受损，甚至组织瘫痪。而上述三种情况中，又以第二种情况最普遍。"两委矛盾"在某些地方已成为影响村民自治健康发展的制度性原因。

为解决两委矛盾，有些地方搞"两委合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种"一肩挑"的模式在表面上解决了两委矛盾，但实际上强化了旧体制党政不分的弊端，与推行村民自治的初衷和建设法治国家的理念相去甚远。"一肩挑"使组织间的冲突内化为个人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间的冲突。他既是上级党委政府的人，又是村民当家人，然而两种权力来源不同，对其期盼和要求也不同。两委矛盾，本质上是权力间的矛盾。"一肩挑"可以有效地解决个人之间的矛盾，但对解决权力间的矛盾都是无效的。而且，在技术上，我们也无法保证村民选出的村主任全是党员且能被党员选入支部；党员选出的支部书记能被村民选举为村主任。因此，"一肩挑"具有过渡性而不具有可持续性和普遍性。

《村民委员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依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是处理两委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明确指出，在村民自治进程中，村党支部要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但这种"领导核心"作用不是包办代替村民自治，而是"支持"和"保障"村民自治和"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为村民自治"创造条件"和"排除障碍"就是"支持"和"保障"最主要的两点。在解决两委关系的具体做法上，两委都要由"为民做主"向"让民做主"转变，决策机制应由少数人说了算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集体决策转变，同时，要明确划分村委和支委的职责权限，减少两委争权从而产生矛盾的"冲突点"，建立合理的工作协调机制，而要做到这些，一个重要的制度载体就是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要充分发挥其在村民自治中的作用。

（四）、关于村民自治组织内部的关系

鉴于现在农民的流动性大，农民难召集，安徽省各地试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有效地发挥了自治作用。于是在一个村民自治组织内有了三个自治组织：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村委会。它们之间的法律关系究竟如何？如何认识和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涉及村民自治能否健康正常发展的问题。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民会议和村委会之间的法律关系，但却没有关于村民代表会议的任何规定。因此，对于村民代表会议有何种社会功能，也有如下说法：一是村委会的参谋、助手和咨询机构，是村委会的智囊；二是村民会议的代议机构，其功能为"代议"；三是村中的权力机关。我认为第一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它颠倒了村民会议与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委员会的主从关系。第三种观点也不对。首先，权力尽管来源于村民，但也必须得到法律的认可。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并没有认可这种权力，因此于法无据。其次，如果村民代表会议是权力机关，那就在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村民的直接民主和自治权力，于理也无据。而第二种观点是有道理的，村民会议可以看成是一种代议机构。村民会议是决策性权力性组织，而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会议授权的范围内才能讨论和决定有关事项。村委会则是管理性、执行性机构，是处理村民自治一般事务的工作机构。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关系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的关系，村民会议与村委会的关系是决策与执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五）、自治组织与乡镇党委政府的关系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和各自权限作了一般性的规定：即乡镇政府有权指导村委会工作，但不得干涉属于村治范围内的事务。由于这种规定相当原则，缺乏明确具体的可操作性。因此，在实践中往往产生两种极端：一种是乡镇政府通过自己的强势地位，变"指导"为"领导"，村级自治组织成为乡镇政府实际上的下属单位。还有一种情况，尽管目前农村基层政权结构是乡政村治，但党的关系并没有重大变化，乡镇党委政府可以通过对村党支部的有效领导来间接地领导村委会。"指导"仍变为"领导"，"服务"也变味为"命令"。另一种是村级自治组织强调自治，对乡镇的指导、指示表现为不听话，甚至"抗上"。如此一来，使我们的政权在某些地方失去了基础。乡政村治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官治和自治的矛盾。而如何解决这个，我们的相关法律还比较模糊。

自以后，国家权力从村级组织退出，乡镇政府便成为国家政权的基础和末梢，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目标、计划。最终都要乡镇政府贯彻落实。"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还有对乡镇考核实行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经济发展三个一票否决。乡镇政府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就不得不对村级组织进行权力渗透和干预。要有自己的人和自己的"腿"。说到底，是村级自治了，可是乡镇及其以上的权力结构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权力的惯性作用并未改变。而村民自治，说到底又是对国家权力的重大制衡。自治是还权利于公民，合理划分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自治就意味着某一事物按照自主、自律、自由的规则管理自身。乡政村治的矛盾是体制纵然，是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不配套使然。

解决这个矛盾，从根源上说要深化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要调整利益，精简机构。但这不是一日之功。目前可以做的是乡镇政府要改变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政府只管客观性，方向性的指导和领导，把一些不该管、不必管和管不了的事让社会去管。强化村级自治组织自主、自律和自我保护的功能，变直接干预为间接指导，变命令为协调、协商和服务。应明确规定乡镇政府在村级选举过程中的监督权、指导权。要求村级组织协助开展工作的权力等等。以制约"抗上"。还要确定村委会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乡镇政府非法干涉时的行政和法律救济权。以制约"乡政"对"村治"的违法行为。同时，改革对乡镇政府的考核内容和办法，缓解其工作压力。若指标任务最终要落实到村民，要充分考虑到自治的现实并应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得到其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