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诱惑范文10篇

传媒诱惑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传媒诱惑社会道德责任消费文化核心审美价值审美焦虑

传媒诱惑是指媒体在传播交流中主动采用引诱的策略吸引大众，以美丽迷人的影像、怪诞离奇的言说冲击大众好奇心，来吸引传统文化审美者变成现代传媒文化受众。为了能够制造更多媒体产业的顾客—受众，提升自身的产业效益，在传媒使用迷人的影像鼓动现代人急躁地追逐梦想的时候，激发了人类沉溺于个人享受的私欲，文化的雅和俗在此合流，传媒在贩卖产品的同时也贩卖了文化所有的终极意义，耗散了传统文化的核心审美价值。

一、尴尬的审美题材

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此同样地循环，平庸单调的生活方式和内容逐渐消磨了人们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压抑了对栖居环境审美的热情，如韦伯形象描述的那样，日常生活逐渐变成了一个“铁笼”。人们按规约行动，按计划办事，在物质条件不太富有的生存压力之下，生存成为第一要务，情感和灵性受到控制，个人化的欲望没有机会萌生和满足。进人现代传媒社会，当生存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人们急于想从机械刻板的传统日常生活的种种压力中解放出来，走向新意的生活，唤醒自己对生存状态的热情，改变自己对生活的感觉。信息技术革命、传媒时代的到来，应合了这种要求。

现代传媒以书籍、杂志、报刊、电影电视、网络、电话、短信等为媒介手段进行信息传输，媒介种类的繁多，媒体传输内容的复杂，行业激烈的竞争，分散的受众个体化品位，制约着传媒产品的生产。从传媒发出信息的那一刻开始，其唯一的也是终极的目标就是吸引大众的眼球，俘获受众对自己的文化产品产生偏爱之心，进而使受众成为自己生产的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但受众是具有自由意志和自由行动的精神主体，他们在不同的时空接受各种传媒信息，之后对信息进行自我判断，除了可靠来源的新闻报道，受众似乎并不轻易上传媒宣传的当。传媒文化要改变谨慎的人们旧有的生活习惯，只能从人们欣赏美接受美的人性原发性心理弱点进行突破，从人性弱点的裂缝灌注现代生活新观念。

以法制类节目播出为例，继焦点类、娱乐类节目后，法制类电视节目越来越成为最受欢迎的电视品种之一。第一，危机、纠纷、新奇、冲突事件在媒体整个播出条目中所占比例虽不呈垄断局面，但由于大众喜欢猎奇，关注生活矛盾的解决，期待惩恶扬善的司法正义实现，渴望摆脱不安，以使心里感受到一种安静和放松。因此，大众积极主动关注法治报道，提供了媒体生存的最好机遇。第二，为了在同质化行业竞争中胜出，法制电视栏目必须在素材深度挖掘和播出特色上下功夫。在文字、影像、声音配置上注重美学效果，注重法制案件深度报道的专业水准。第三，媒体是一种社会性公共资源，乃社会“公器”，是在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大背景下的一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社会公共性资源。要得到持续不断广泛的法治案件信息，需要获取司法部门的支持，就得考虑政府和司法部门对媒体的态度。媒体在报道法制信息时，虽有迎合司法意图的味道，但为了保证可持续的收视率，考虑到受众的心理期待，仍必须顾及到媒体的社会责任。由于案件信息并非政法机关所专有，行业竞争又太激烈，受众素质良芳不齐，压力之下的媒体为了留住最大多数的受众，时不时对案件进行显失公正平衡的报道，甚至对法治事件进行煽情性的热炒，报道中充斥色情、俗气和血腥味。这使法治报道的诚信度被降低，削减了“重事实”、寻求终极正义的法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尊严。

从法制类节目播出内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传媒产业化要求传媒运作首先应考虑产业自身的生存，获取最大的利润在传媒运作中成为直接目的。为了争取更多利润，必须争得更大市场和更多顾客，为了留住顾客，传媒必须启动诱惑手段，诱惑受众，让受众喜欢并不断消费传媒生产的产品。传媒通过包装传媒文化产品，培养大众情趣，生产大众欲望，刺激大众消费传媒文化产品，把大众卷人一个又一个新的更加舒适的生活意境中去。人们的一种需要如果得到了满足，就会出现另一种需要。传媒的诱惑不断，大众的欲望不止，大众貌似散沙实则凝聚眷顾在传媒创造的信息交易中出钱消费传媒文化而又心甘情愿。现代传媒诱惑与消费文化合谋，快速有效地改变了人们传统生活的内容。在告别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凝固美，作别中国田园牧歌的原生态文化生存状态后，要让人们永不厌倦、乐此不疲地生活在快意创意的生活中，引领人们不断走向新意的生活，传媒快速地颠覆着旧的生活方式和含义，拆卸了曾经引导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传统文化审美语境的美学意蕴，改变了传统文化描述的生活图像。

二、“替感觉”与皮格马力翁审美期待的对抗

个人生命经历中活生生的内心“感受”，不同于现代传媒的受众那种休闲化狂欢化的心理体验。媒体表达出的各种心理状态和情感，欣赏者也能够体会到，但那只是兴趣性趋向的认同，是认同性的情感交流而已，因为冷冰冰的媒介的隔离，受众赏美和传媒文化之美如水火不相容，受众消费传媒产品的美时，内心往往是挑剔、对抗的。荣格认为“精神活动本身都是无意识的;那些有意识的过程只不过是整个精神生活的片断和局部。用通俗的话讲，整个精神生活就像是一座海岛，意识只是露出在水面上的一小部分，无意识则是隐藏在水下，成为意识基础并决定其方向的绝大部分。死匆按照弗洛伊德最初的理解，无意识主要来自个人早期生活特别是幼年生活中那些受压抑并被遗忘的心理内容。当从纷繁复杂的传媒诱惑体验到的混乱观念刺激了受众的好奇心时，就能唤醒欣赏者的无意识。因为活生生的生命感受是真实清晰的，是刻骨铭心的基本记忆，是欣赏传媒之美的感受无法替代的。所以，一旦认同传媒的观念，受众就开始了对传媒创造的新生活图像的复制，追逐传媒描述的新生活仪式，去体验传媒设计的新意境:他们要在传媒图像的模仿中明晰传媒的观念，确定这种新观念的生命真“感受”。

传媒诱惑的艺术可以说是奇妙的，它通过影像、声音、蒙太奇等手段描摹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事物，逼真反映出人们心中观念性的存在。如果说古希腊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故事是深沉爱情的感动和回报，那么，按照李普曼的说法，后现代的人们生活在传媒制造的“虚拟环境”中，传媒催生了现代人的“替感觉”病症。传媒取悦人们的感觉器官，传媒代替人们耳闻目睹社会现象，代替人们感受生活，代替人们思考问题，传媒在发出信息之时就已经带有意义和立场，在人们可能还未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传媒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抛出、销售自己的观点，传媒代替了人们的感觉感受，传媒创造的“虚拟环境”给人们装上了感觉的假肢。传媒有长期固定的从业人员，比分散的良芬不齐的受众在控制社会新闻和舆论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现代社会人们不得不依赖于传媒提供的信息而生存。传媒改进旧的有弊端的生活方式，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和意义，为大众生产快乐、提供方便，试图提高人们的生命质量，这对于受众来说，似乎是一种福社。但另一方面，传媒为了利益采取冒险行为，利用审美手段诱惑受众上当，使受众消费不良传媒产品，这是对传媒文化性的否定。

皮格马利翁对艺术美付出的精神之爱，转换成现代传媒诱惑的生产流水线:梦工厂，造梦，策划梦产品的推销，精心打造逗引受众的推销手段，吸引受众。受众接受传媒文化产品，有的心甘清愿，有的迫于社会流俗身不由己，但都按传媒策划的路径去逐梦。华兹华斯认为强烈的情感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因为情感需要一定的沉淀、间离和淡化。皮格马利翁是以精神的付出浇灌出幸福之花，体验到的是一种内敛的个人的真正愉悦。传媒受众却是以物欲追求获得一种社会认同，体验到的是一种外在展示性的群体角色归属的社会成就感，是以物质占有和物欲消费行为为手段。传媒制造的社会影像取代了受众的个人感觉，传媒强大的专业精英集团蔑视个体受众对生活的思考创造能力，对传统文化中张扬的欣赏者个体审美自由的至高无上主体地位不予尊重，传统文化体悟说中“美在我心中”被置换成了现代传媒文化消费论“美被我消费”。传媒贩卖掉文化美的时候，也贩卖了文化所有的终极意义，耗散了传统文化的核心审美价值。

三、审美核心内容的耗散化

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社会性产物，文化必须为一个社会或群体的全体成员共同接受和遵循才能成为文化，才具备审美价值。纯属个人私有的行为，如自私、邪恶、伤人害人等，不为社会成员所理解和接受，就不是文化。毕达哥拉斯学派把美视为一种和谐比例。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文以载道”，认为文化美是一种崇高，一种仁的道德，一种礼的秩序，一种至高的善。

生产力的发展激活了市场对工商业信息和政治生活信息的大量需求，现代传媒产业能高效率提供信息，满足生产和生活的基本需要。另外，为了经济利益的极大获取，留住大众的最大多数，传媒不断走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民意的浓缩机构。传媒提供“公共空间”的大众化、平民化和普及化，传媒散播舆论的巨大无形力量，深深吸纳了大众的关注和参与。当传统文化在信息革命面前，越来越变得具有腐朽的经院气时，精明的人及时地抛弃了它。文化实用主义借助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将欲望这种自为的生命状态的东西，变成了一种供理性精打细算的对象，进而给它赐封上一件具有普适性的公允而又合法的外衣。

自从大多数传媒业产业化、市场化之后，政府放权实行宏观管理，司法为传媒事业发展保驾护航，商品交易利润原则对传媒诱惑行为采取宽容态度，大众对传媒诱惑评论离散化，加上宽松的言论环境，现代传媒文化具备了发展的最好机遇。因为产业生存压力和追逐无限利益的野心，传媒除了迎合政府和主流社会意见之外，借助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之名，不断偷梁换柱，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些报纸的副刊、盗版和非法刊印出版的书籍杂志、某些电视广告、淫秽音像制品、淫秽网页等等，成为诱惑手段最集中的使用媒介。另外，一些违法犯罪分子使用虚假信息进行诈骗，信息手段日新月异，媒介和受众是隔离的，人们对没有见过的信息内容和传播往往没有设防，使传媒诱惑成为信息犯罪滋生的源发地。制造欲望，推销欲望，消费欲望，将个体生命潜在意识进行公开拍卖，这正是传媒诱惑的堕落本色。无处不在的传媒诱惑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常常表现为一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悬空状态，它既失去了从前传统文化生存状态的幸福感和道德感，也没有对未来幸福的憧憬。

传媒诱惑之美是实用美学以及平民视角的世俗之美，它颠覆恒久和崇高，以快速产生的新意境动态美(如香车美女、旅游别墅、健康休闲等)代替传统美学历久弥新的文化经典意境静态美(如骏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等)。传媒之美是向着物欲享受快速奔跑的忽略记忆的运动美，文化经典之美是向着生命感觉执意停留的体验真情人生的凝固美;传媒之美是用于文化消费的，经典之美是用于景仰的;传媒之美是冲动的，经典之美是理智的;传媒之美是欲望，经典之美是理想;传媒之美是喜新厌旧的，经典之美具有一种“进展到无限的企图”的终极意义;传媒之美急于颠覆以求新，经典之美追求“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经典美是事物的一种特质，它使人的感官和理智感到快乐和愉悦，使人感官快乐和愉悦的传媒文化消费很难说就是美的。经典美超越了欣赏者的个体局限，将审美活动引向深刻的人类命运关注，唤起一种升华了的崇高体验。没有人类高尚伟大灵魂的震撼，最高贵的艺术作品和自然都必定会永远暗淡无光。

爱·伦坡认为，幸福的四个基本条件是:大自然中的生活;一个女人的爱情;放弃一切野心;创造一种新的美。这四个基本条件是人在传统农业文化中经典的诗意生存。现代传媒诱惑投射的文化状态与这四个条件恰恰相反:反自然原生态的人工制造生活;很多女人的“爱情，’;野心勃勃;毁掉一切美。支撑这四个条件的，是诱惑面前不断产生的欲望，是商品交换时更多占有的消费野心。欲望是快感，不是美感;消费是享有，不是幸福。现代传媒文化没有传统文化的诗意抒情主题，它只是一个个断片的物质影像，在堆积的影像面前，人类迷失了自己的核心精神信仰，影像对记忆的割裂使现代传媒文化之美的核心内容耗散化。

四、大众的媒体形象焦虑症候

从传媒自身的特性来看，舆论“公共空间”的自由游弋是传媒吸引权力和弱者同时关注的独具魅力之处。受众私欲的遮蔽性需求与媒体扩张传播领域以争取绝大多数受众的公开性、透明化特点有对立和冲突。传媒诱惑生产迷人的生活方式和意义，需要相对开放包容的环境，而受众个体隐私要求与社会“公关空间”适当间隔，以便尽量降低社会公德和法律对自己的贬斥和规约。因为任何传媒诱惑都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在大量的信息轰炸下受众个人是弱小的，容易失去自己的适当立场，形成传媒如是说亦如是说的偏见。传统文化中的个体生命自身的生态历史是一种短暂的循环时间:从天亮(醒)到天黑(睡)，从子宫到坟墓。这种无法改变的宿命，使孤独的个体生命面对着那些神秘的、不可捉摸的、看不见但又无处不在的对象沉思默想，产生了个体寂寞生命特有的文化:向内积淀记忆和向外诗意抒情。

传统文化经典运用文字浓缩社会各种美的现象，抽象出美的崇高，其文字精密的论说，“是一股不可征服的力量，它对读者的灵魂进行一次愉悦的冒犯;无论何时当它冲破它应该冲破的地方时，就像朱庇特的大炮在吼叫和闪着火光的同时击打目标，显示了一个作家全部统一的力量。叫专统文化教会孤独的个体生命面对着那些神秘的、不可捉摸的对象寻求和谐相处，使寂寞的个体生命经历着不可掌控的悲剧宿命历程时变得勇敢高尚，它是属于自然生命个体的文化，它沉淀生命记忆，用感恩的心体验欣赏生命一路走过的每一道风景，传统文化滋养的个体生命是宁静而审美的。到了后现代，传统文化的写实手法被现代传媒摄像技术取代;文字被图像取代;叙事艺术被新闻报道征用;直接感受、捕捉和表达的生命体悟，渐渐被观赏、模仿、复制所代替。现代传媒使传统文化的生命感悟(或者说诗学经验)变得可疑。

于是，现代传媒文化迅速颠覆了传统文化的经院式诗学经验，重视文化的实用性和商品性，将文化作为交易产品来考虑，文化兜售取代了文化审美。在传统文化语境中“美即善”，而在现代传媒文化语境中“美即实用”。现代传媒文化改变传统文化美学创造永恒美的艺术理想为利用美创造最大的经济收益目的，所以，传媒关注的不是美的问题，而是传媒文化产业生存发展问题。为了保持产业持久发展，媒体重视自己的社会正面形象，在行业竞争激烈、生存压力极大的时候，游离于社会责任和市场经济利益两大目标之间，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规则、言论自由法规的保护下，传媒不断抛出其诱惑机制。深受现实生活压抑的人们对所谓“言论自由”、“权利平等”的传媒给予了极大的期待。为了博取大众的阅读和支持，传媒把自己调整成为倾听弱者哭泣、容忍行为焦躁、斥责暴力阴谋、理解仇恨愤怒的社会知音，人们甚至很大程度上不得不认为传媒是护卫弱者的仁慈使者。同时，传媒启动欲望策划机制，不断制造新的享乐图像、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意义，使大众在失落中开始躁动，在躁动中寻找生活目标，在寻找中迷失生活方向，在迷失中走向着传媒诱惑指向的意境，在传媒创造的“虚拟世界”中尝试新的生活。于是，信息无处不在的现代传媒社会历练了一种现代人的新人格、新素养:他们善于观察传媒诱惑，能理性解剖传媒诱惑内容中的各种意义价值，越来越精明地选择传媒诱惑可能增进自己益处的内容，抛弃传媒诱惑中的欺骗成分和邪恶用意。当传媒诱惑分裂传统文化审美意蕴崇高感和整体性出卖文化产品时，将传统文化审美活动中的鉴赏者变成了传媒文化产品交易活动中的顾客(即受众)，审美主体特质的改变，使传媒文化美的尊严被取缔，现代传媒诱惑促成的消费文化行为耗散了传统文化的核心审美价值，为了保障传媒产业的利益诉求，传媒诱惑陷人了后现代文化审美的危机。现代传媒文化的创新价值在于以满足受众精神需要为指向，使受众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精神愉悦可以依赖传媒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传媒主动提供文化产品向受众推销，传媒诱惑在文化装饰上可谓用心良苦:策划文化美学意义，用影像声光等组合成梦幻般意境包装生活方式。传媒虽然主动制造诱惑，但在受众面前是十分被动的，甚至处于弱势地位，传媒诱惑迷人的产品需要受众欣赏和消费才具有商品交易的价值。虽然传媒和受众的关系显得比较复杂、困难，传媒与受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发生良隆互动关系而真正完全拒斥诱惑的危害，两者应当建构什么样的关系，还有赖诸多变项的确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传媒诱惑面前飘忽不定的情感欲望有碍社会良好风俗的实现。在价值理念与现实经验中，如果认为传媒诱惑数量庞大而且不能固定的受众的欲望可以滥用，精神层面内容不能问罪，则必然会倡导对社会价值理念准则和公序良俗持不信任态度，最后则会使传媒产生诚信危机。当被传媒诱惑的受众因为不能克服自己人性的弱点而上了传媒诱惑的当，堕落为恶劣的人时，受众仍是传媒诱惑活动的主动消费者和自己堕落行为颓废意志的决定者，在传媒诱惑中处于强势位置。现代传媒社会的“消费仪式”是个人欲望的，但更是集体公开的，媒体的透明度逼得现代人无处藏身，欲望这种极端个人化的私有东西越来越公众化群体化。大众借助传媒曝光，展现自我，在传媒信息空间获得“我说故我在”的生存价值，在现代媒体面前全民参与的当代文化消费仪式中，形成现代大众媒体形象焦虑的典型症候。

媒体形象焦虑症候表现为人们对日常生活程式化的厌倦，文化消费走进日常生活，传统文化审美的对象“陌生化”距离没有了，文化产品被受众在占有中消费，美离欣赏者太近了，近得逼人耳目，令审美欣赏之心紧迫压抑，精神得不到放松，在这种审美紧张中，审美就是消费，审美就是占有。传统文化审美态度被认为是体验或关照对象的一种特殊“无功利”态度。它关心的只是“为自身的原因”来体验对象，这种态度往往独立于任何与实用性、经济价值、道德判断或者特殊个人情绪有关的动机之外。柏拉图预言“美是难的”，作为理想的美的典范，希腊雕塑中女神的美总是那样高贵而完满，神圣而不可企及。在古希腊，美是一种理想，一种神圣的、不可企及的典范，引导着希腊人的生活，温克尔曼把“希腊雕塑的美学风格精辟地描述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作为生活现象的世俗美学，亚里士多德承接柏拉图的观点所言:“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现代传媒引领人们不断走向新意的生活，从传统文化审美过渡到后现代的文化消费，传媒诱惑徒有迷人的外表，没有成熟的文化内质。特别是当代中国，古老的农民经验与正在快速生长整合的市民经验、地域本土经验与信息全球化经验混杂。中国现代传媒文化产品虽然丰富，内容却单调划一;传媒产业整合力度大，但特色化产品少，文化品牌意识差。市场运作中传媒诱惑手段文化品位较低，文化内蕴虚空，没有创造出那种真正的审美经典系列，它能跨越中国传统文化，浓缩中华文化现代文明的光荣，凝聚民族精神的高贵灵魂，引导人民走向光荣与梦想同在的全面增进幸福的新生活。

传媒诱惑范文篇2

法国著名思想家布希亚德(Jean-Baudrillard)认为，面对各种信息环绕，大众在购买、消费、工作、选举、填写意见或参加社会活动中持续不断地受到他者的鼓动，逐渐滋生一种对立情绪。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沉默的一群，一切意义、信息和教唆均内爆于其中，就好像被黑洞吞噬了一样——社会也因此消失了，各个阶级、各种意识形态、各种文化形式之间，以及媒体的符号制造术与真实本身之间的各种界限均已经“内爆”。这种文化研究的看法，对当代传媒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

事实上，当代广告在拓进人们生活的空间，带给人们一些生活准则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无可置疑地带来一些负面效应。直面这些负面效应，是当代学术界的责任。广告传媒“炒”文化的负效应，有可能使人们跟着影视的诱导和广告的诱惑去确立自身的行为方式，传媒的全能性介入中断了人的独处内省和人我间的交谈。媒体具有“敞开”(呈现)和“遮蔽”(误导)二重性，当今世界通过镜头组接以后的弥天大谎层出不穷，人们通过媒体看到的是，媒体与其它媒体之间不断参照、传译、转录、拼接而成的“超真实”“超文本”的媒体语境，一个“模拟”组合的“数码复制”的世界。这种复制和再复制使得世界走向我们时，变得主观而疏离。广告在多频道全天候的持续播出中，人不断接受储存很多芜杂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却无法处理，并因超负荷的信息填塞而导致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

进入大众传媒就进入了公共空间。如何在这公共空间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成为一个当代性问题。如果说，在“印刷资本主义”风靡之时，文化就走出了贵族的城堡，进入到大众生活之中，广告传媒作为一种新型权力话语进入世界逻辑中，并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得信息传播成为一种世俗性的便捷方式。伴随着数码复制的新传媒方式的出现，一种新的大众生活交流方式已然来临，同时也将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二)

当论家莱斯理·斯克莱尔在《文化帝国主义与在第三世界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中认为：广告，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常常将自己装扮成教育的、至少是提供信息的正面行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三世界的大众媒体问题。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其与广告的关系的研究，正适于着手研究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这一研究应在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进行。广告的类型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尽管有些微差别，在每日出版和定期出版的媒体、电台、电视以及露天宣传栏广告之间也有些差异，但是商品和服务广告的绝大多数都是与消费相关的，而无关于生产。媒体帝国主义在逻辑上是由文化帝国主义所导出的。如果允许美国或者西方对文化的控制，那么它显然是通过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来达到，因为它制造了使人服从于“霸权文化”的条件，并且限制了对它进行有效抵抗的可能性。

不难看到，广告传媒的权力集中体现在影视和广告等具体形式上。现代生活离不开广告，以至于美国一个16岁的儿童，已经受到了10万条广告的冲击。但是，对广告的负面效应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充满诱惑的广告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一种制约人的意识的不可选择的“选择”。而这消费至上所引发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却不期然地被超前消费性生活包装所掩盖，在国际和国内问题成堆的今天，影视娱乐与传媒广告却无视这些一触即发的问题，甚至以表面的热闹掩盖这些问题，从而呈现不出任何时代的症候。

传媒诱惑范文篇3

电视广告与女性形象

电视广告以女性形象或女性思想作为宣传信息、情感诉求的载体，将广告中的价值观念、产品理念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而生动化、具体化，以此来改变受众的观念和行为。在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已成为一种表达手段或内容因素而存在，但这种“女性主义”是片段性、碎片化的内容，只是在传播者有选择取舍的前提之下进行包装加工而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是在大众媒体构建的媒体环境下进行传播的，并不客观真实，这就决定了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受众群体都能够接受和认同的。

电视广告中城市女性形象的内涵

1.电视广告中的城市女性魅力

电视广告中的城市女性魅力，是指以展现城市时尚女性的魅力为主要表现载体，来体现商业广告中产品的质量与产品的文化。这种女性魅力包括女性的气质、女性的细腻、女性的性感妩媚等。这些都可以成为电视广告中城市女性形象的主要表现角度，从而能够将产品或企业所宣传的价值观念蕴含其中，使之具象化。

2.电视广告中的城市女性情感

电视广告中的城市女性情感，是指以展现城市女性的情感世界为主要表现载体，来体现商业产品所能满足的女性的情感需求，进而表现产品的内涵文化，包括对亲情、爱情、工作、生活的态度等。以此为表现内容，将广告制作者所要传达的信息包含在里面，让受众感受更深。

3.电视广告中的城市女性思想

电视广告中的城市女性思想，是指将产品的质量与在某一领域有威信或有代表性的公共女性人物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从而以人品表现产品，进而表现出产品的品质。电视广告表现女性人物的思想一般有事业或人品两方面，这样更易得到受众的认可。

电视广告中城市女性形象的类型

1.威信型公共人物

电视广告中的威信型公共人物女性形象包括各类明星、公众人物等，这些女性因为事业上有很大的成就，人品也被公众所认可，从而具有了一定的公共知名度和威信。如：郎平在《铁榔头正红花油》广告中，以“拼搏就是一种享受，喜欢就不怕受伤”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态度，进而表现出正红花油产品的品质也是值得信赖的。

2.时尚型职业白领

电视广告中的职业白领女性形象主要是在城市生活的中产阶层女性，一般年轻漂亮，对生活要求略高且易感性，城市生活中的压力在她们身上表现得不很明显。如：肯德基的电视广告《尚选晚餐》中，都市丽人在晚饭闲暇的环境中，传达出了“晚饭要温馨，肯德基很温馨”的信号，从而塑造了一个都市职业白领的女性形象，她们引领了前沿时尚。

3.贤惠型家庭主妇

电视广告中的家庭主妇贤惠型主要是以家庭为重、在家操持家务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在荧屏上表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贤惠。如：国内诸多的洗衣粉广告、厨卫广告都运用了女性关心家人健康安全的情感诉求，而在这种“贤妻良母”的广告代言中，媒体以宣扬中国传统女性美德来表达其产品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

4.诱惑型性感美女

电视广告中的诱惑型性感美女形象也有很多，她们一般拥有性感的身材，吸引大众的眼球。电视广告运用女性的性感及自身独有的魅力来阐释产品的作用和功效，作用于受众的感性认知思维，通过美女的诱惑吸引大众对其产品的关注。如：大S代言浪莎袜业，都市丽人内衣广告中林志玲的出演，都是依靠展现女性的身材魅力以吸引男性的目光，使得女性受众群体接受这种以男性价值标准为依据的文化规范，潜移默化地对自身的身材要求、衣着要求发生改变，自觉接受这种文化规范的改造。

电视广告中城市女性形象的传播效果

1.利用城市女性形象构建电视广告在城市消费环境中的媒体环境

电视广告中的城市女性形象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人物，无论是感性诉求还是理性诉求，都是在宣传产品的同时，也在城市生活环境中构建一种广告媒体的意见环境或者意见气候。在这种意见环境或气候中，有一种“这种产品好”的舆论导向，从而引导大众进行购物选择或引起购物的欲望。

2.城市女性的情感诉求折射出商业产品广告的内涵与外延

在当今的大众媒体环境下，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已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城市职业女白领的形象代表着城市的时尚风范，而公共女性人物形象则利用其威信和荣耀代表着当代女性的理性思维，家庭主妇形象代表着勤俭持家的实惠需求，性感的美女会给人以感性的冲动和情感需求。电视广告利用这些女性形象，使其产品蕴含的创新点和宣传点更形象化、具体化、生动化，使大众在另一个角度了解这些产品存在的必要性。  

3.利用城市女性形象引领时尚风范，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电视广告中的城市女性人物不管是平凡的人物还是名人，她们都相应地代表着一个阶层，一个受众群体的需求，她们可以引导大众形成对产品的初步印象，在迎合大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进而改变大众的购物意识。从宏观的角度上来说，这就引领着购物时代的发展。

电视广告中的城市女性形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广告因素，不仅可以通过女性形象来表达产品的卖点，而且可以利用女性心理来达到广告的目的。从一定角度上来看，电视广告中的女性不可避免地会被置于庸俗的地位，一方面表现在用“性”来诱惑大众；另一方面就是电视广告中关于女性的内容过于低俗。避免“性”和低俗，以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需要更多的创新与改变。

作者:李旭东 董成双 单位:青岛农业大学动漫与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①刘亚平《：从视觉文化分析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青年记者》，2012年2月中

②周璇：《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重塑》，《视听界》，2012年第6期

③柴鹏举：《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建构》，《当代电视》，2015年第4期

传媒诱惑范文篇4

[论文摘要]新闻的社会价值基础是一个历史的、民族的范畴。新闻价值的发现以社会文化环境为其本源。从历史的观点来讲，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状况不一样，人们的价值观亦不一样，新闻的社会价值基础就不一样。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人们新闻价值观不同。新闻社会价值观受到受众和传播者文化特质的影响。要使新闻传播真正造福于社会，就应实施合理的传播控制。

新闻价值的最终标准，应是服务于社会，造福于社会，这是新闻社会价值的核心。树立和谐的社会价值观，新闻要有助于社会成员受到社会的公平对待并公平的对待社会。

一、新闻价值发现与传播者的传统文化特质

从本质上讲，新闻是一种文化商品。但和一般商品不同的是，新闻负载着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是一种关于人的关系的文化。这种以人伦为本的文化传统必然影响新闻的价值取向。新闻无时无处不在关注人伦关系的因素，人伦因素无时无处不在影响着新闻的质量，制约着新闻运行的方向。新闻中的伦理等级元素和人际因素总是起着非常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了解这种性质，把握其中的规律，对于提高新闻价值，提升新闻层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新闻的低俗化、人情化在中国的市井受到欢迎。市民文化价值观既有现代有着商品经济带来的新的成分，也有着传统儒教、宗法的和现代社会各阶层文化冲突的混合物。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城市文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在加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政策之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市民素质迅速提高，市民文化价值观也在迅速蜕变，但市井间的文化形态并没有彻底改变。这是新闻“市民化”的社会温床。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是一种具独特形态的文化，中国的新闻传播在世界上也是一种独特形态的传播，只有把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新闻传播结合在一起进行审视和研究，才能研究出中国新闻传播的生态本相，才能探寻到中国新闻传播的基本脉象，才能总结出中国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认识中国传播文化的这个特点，使我们能认清奋斗目标，建立“以人为本”的新闻理念。但“以人为本”并不是“以人伦为本”，这是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传播的理念。“以人伦为本”强调等级，强调亲缘，强调关系，强调依附，而压制个人自由权利，贬抑个性，忽略人的尊严和价值，因而它是背离“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

二、新闻传播控制

我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在新闻工作中不得带有偏见。偏见可能会使媒体赢得销路，但是媒体必须拒绝利用人的行为方式差异来获得商业利益。在复杂的社会中，新闻传播者必须意识到有选择地进行报道以及报道中存在的针对一些群体的刻板偏见所带来的危险。将单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概括为一个群体的共性失之偏颇。公众有权获得无偏见的、准确的、公正的和平衡的信息。新闻工作者必须用无偏见的方式搜集和报道事实。新闻报道要客观，新闻工作者不得在报道中以个人偏见作判断。这些都是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职业准则。媒体对事实存在不平衡报道或偏见性报道并不是新闻工作者的个人问题，而是带有传媒倾向和利益动机。利益动机是导致新闻扭曲真相，常常成为“伤害性”新闻的原因。新闻工作者、媒介和社会总是处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之中。既有相互协调的一面，也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在现实中，新闻工作者常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因为他们的工作经常会影响到利益集团的利益。一般来讲，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政府、广告商、有影响力的个人、媒介内部或其他利益集团，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独立性就会被动摇。新闻工作者的私人利益与其职业角色间常常存在冲突。其中，被关注最多的是贿赂问题。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准则明确规定，新闻从业人员不得接受任何可能影响新闻客观公正的贿赂和诱惑，无论是金钱、有价证券、礼品，还是宴请、免费旅行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便利服务，包括接受交通便利、食宿便利等。记者不得索要、接受贿赂以及任何可能有损于或影响其职业行为的诱惑。新闻工作者与其所在媒体机构的利益也存在冲突。在这一冲突中，媒介所有者影响和干预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是造成新闻扭曲的主要方面。由于双方地位的不对等，媒介所有者往往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行为和媒体的编辑方针施加影响，甚至横加干涉，对违背其利益的记者或编辑施加强大压力，迫其就范。综上所述，对大众传播实行有效控制十分必要。首先，现阶段我国许多公共行政还没有设置媒体官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任何新闻制度都是政治制度的一环。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理论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新闻哲学。在事关国家重要事业发展的问题上，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对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有害的声音实行传播控制。如果大众传媒的声音偏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危害了公众的利益，政府就应该逐一加以研究，制定措施，着力解决，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对影响社会稳定；宣扬暴力、色情、迷信、传播谣言、编发假新闻、干扰工作大局的恶新闻现象，要予以警告或给予处分。我国的新闻政策的综合决策已成为事业发展的一种新的战略选择。政府在传媒政策上，要求新闻传播必须服从与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总体要求，这意味着今后新闻政策协调、管理功能的加强；另一方面，政策客体的集团利益也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与政策主体共同完成政策的制定，使新闻政策能够实现资源整合。其次，应加强传媒的自我控制。传媒的自我控制是指传媒应有统一的质量控制。十只手指尚有长短，不同的新闻记者，水平自有高低。所以，要有一定的质量控制缩短记者之间的差距所导致的新闻质量的差别和视角之间的背离。这种质量控制这主要是通过强大的编辑力量来实现。编辑不仅是编稿，还要改稿，有时甚至还要帮记者写稿。在一些新闻制作过程中，由于记者在不同视角观察，不能观全貌，所以，往往是编辑将各路记者传来的信息综合写稿，再由现场的记者表达出来。编辑虽然默默无闻，但却是新闻生产线上的核心管理者。

三、结论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文明水平的迅速提高，中国的社会各项事业也在快速发展。但是从发展程度和社会总体水平来看，中国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有些方面甚或相当落后。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建设富足、和谐的中国，是新闻传播工作的历史责任。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体育新闻传播工作必须服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创造出高尚、健康、充满激情的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韩震．生存的存在[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衣俊卿．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传媒诱惑范文篇5

从本质上讲，新闻是一种文化商品。但和一般商品不同的是，新闻负载着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是一种关于人的关系的文化。这种以人伦为本的文化传统必然影响新闻的价值取向。新闻无时无处不在关注人伦关系的因素，人伦因素无时无处不在影响着新闻的质量，制约着新闻运行的方向。新闻中的伦理等级元素和人际因素总是起着非常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了解这种性质，把握其中的规律，对于提高新闻价值，提升新闻层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新闻的低俗化、人情化在中国的市井受到欢迎。市民文化价值观既有现代有着商品经济带来的新的成分，也有着传统儒教、宗法的和现代社会各阶层文化冲突的混合物。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城市文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在加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政策之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市民素质迅速提高，市民文化价值观也在迅速蜕变，但市井间的文化形态并没有彻底改变。这是新闻“市民化”的社会温床。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是一种具独特形态的文化，中国的新闻传播在世界上也是一种独特形态的传播，只有把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新闻传播结合在一起进行审视和研究，才能研究出中国新闻传播的生态本相，才能探寻到中国新闻传播的基本脉象，才能总结出中国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认识中国传播文化的这个特点，使我们能认清奋斗目标，建立“以人为本”的新闻理念。但“以人为本”并不是“以人伦为本”，这是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传播的理念。“以人伦为本”强调等级，强调亲缘，强调关系，强调依附，而压制个人自由权利，贬抑个性，忽略人的尊严和价值，因而它是背离“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

二、新闻传播控制

我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在新闻工作中不得带有偏见。偏见可能会使媒体赢得销路，但是媒体必须拒绝利用人的行为方式差异来获得商业利益。在复杂的社会中，新闻传播者必须意识到有选择地进行报道以及报道中存在的针对一些群体的刻板偏见所带来的危险。将单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概括为一个群体的共性失之偏颇。公众有权获得无偏见的、准确的、公正的和平衡的信息。新闻工作者必须用无偏见的方式搜集和报道事实。新闻报道要客观，新闻工作者不得在报道中以个人偏见作判断。这些都是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职业准则。媒体对事实存在不平衡报道或偏见性报道并不是新闻工作者的个人问题，而是带有传媒倾向和利益动机。利益动机是导致新闻扭曲真相，常常成为“伤害性”新闻的原因。新闻工作者、媒介和社会总是处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之中。既有相互协调的一面，也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在现实中，新闻工作者常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因为他们的工作经常会影响到利益集团的利益。一般来讲，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政府、广告商、有影响力的个人、媒介内部或其他利益集团，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独立性就会被动摇。新闻工作者的私人利益与其职业角色间常常存在冲突。其中，被关注最多的是贿赂问题。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准则明确规定，新闻从业人员不得接受任何可能影响新闻客观公正的贿赂和诱惑，无论是金钱、有价证券、礼品，还是宴请、免费旅行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便利服务，包括接受交通便利、食宿便利等。记者不得索要、接受贿赂以及任何可能有损于或影响其职业行为的诱惑。新闻工作者与其所在媒体机构的利益也存在冲突。在这一冲突中，媒介所有者影响和干预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是造成新闻扭曲的主要方面。由于双方地位的不对等，媒介所有者往往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行为和媒体的编辑方针施加影响，甚至横加干涉，对违背其利益的记者或编辑施加强大压力，迫其就范。

综上所述，对大众传播实行有效控制十分必要。首先，现阶段我国许多公共行政还没有设置媒体官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任何新闻制度都是政治制度的一环。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理论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新闻哲学。在事关国家重要事业发展的问题上，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对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有害的声音实行传播控制。如果大众传媒的声音偏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危害了公众的利益，政府就应该逐一加以研究，制定措施，着力解决，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对影响社会稳定；宣扬暴力、色情、迷信、传播谣言、编发假新闻、干扰工作大局的恶新闻现象，要予以警告或给予处分。我国的新闻政策的综合决策已成为事业发展的一种新的战略选择。政府在传媒政策上，要求新闻传播必须服从与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总体要求，这意味着今后新闻政策协调、管理功能的加强；另一方面，政策客体的集团利益也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与政策主体共同完成政策的制定，使新闻政策能够实现资源整合。其次，应加强传媒的自我控制。传媒的自我控制是指传媒应有统一的质量控制。十只手指尚有长短，不同的新闻记者，水平自有高低。所以，要有一定的质量控制缩短记者之间的差距所导致的新闻质量的差别和视角之间的背离。这种质量控制这主要是通过强大的编辑力量来实现。编辑不仅是编稿，还要改稿，有时甚至还要帮记者写稿。在一些新闻制作过程中，由于记者在不同视角观察，不能观全貌，所以，往往是编辑将各路记者传来的信息综合写稿，再由现场的记者表达出来。编辑虽然默默无闻，但却是新闻生产线上的核心管理者。

三、结论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文明水平的迅速提高，中国的社会各项事业也在快速发展。但是从发展程度和社会总体水平来看，中国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有些方面甚或相当落后。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建设富足、和谐的中国，是新闻传播工作的历史责任。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体育新闻传播工作必须服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创造出高尚、健康、充满激情的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韩震．生存的存在[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衣俊卿．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3]李希光．新闻学核心[M]．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

[4]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传媒诱惑范文篇6

[论文摘要]新闻的社会价值基础是一个历史的、民族的范畴。新闻价值的发现以社会文化环境为其本源。从历史的观点来讲，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状况不一样，人们的价值观亦不一样，新闻的社会价值基础就不一样。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决定了人们新闻价值观不同。新闻社会价值观受到受众和传播者文化特质的影响。要使新闻传播真正造福于社会，就应实施合理的传播控制。

新闻价值的最终标准，应是服务于社会，造福于社会，这是新闻社会价值的核心。树立和谐的社会价值观，新闻要有助于社会成员受到社会的公平对待并公平的对待社会。

一、新闻价值发现与传播者的传统文化特质

从本质上讲，新闻是一种文化商品。但和一般商品不同的是，新闻负载着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以伦理为本位的文化，是一种关于人的关系的文化。这种以人伦为本的文化传统必然影响新闻的价值取向。新闻无时无处不在关注人伦关系的因素，人伦因素无时无处不在影响着新闻的质量，制约着新闻运行的方向。新闻中的伦理等级元素和人际因素总是起着非常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了解这种性质，把握其中的规律，对于提高新闻价值，提升新闻层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新闻的低俗化、人情化在中国的市井受到欢迎。市民文化价值观既有现代有着商品经济带来的新的成分，也有着传统儒教、宗法的和现代社会各阶层文化冲突的混合物。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城市文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在加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政策之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迅速提高，市民素质迅速提高，市民文化价值观也在迅速蜕变，但市井间的文化形态并没有彻底改变。这是新闻“市民化”的社会温床。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是一种具独特形态的文化，中国的新闻传播在世界上也是一种独特形态的传播，只有把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新闻传播结合在一起进行审视和研究，才能研究出中国新闻传播的生态本相，才能探寻到中国新闻传播的基本脉象，才能总结出中国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认识中国传播文化的这个特点，使我们能认清奋斗目标，建立“以人为本”的新闻理念。但“以人为本”并不是“以人伦为本”，这是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文化和传播的理念。“以人伦为本”强调等级，强调亲缘，强调关系，强调依附，而压制个人自由权利，贬抑个性，忽略人的尊严和价值，因而它是背离“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

二、新闻传播控制

我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在新闻工作中不得带有偏见。偏见可能会使媒体赢得销路，但是媒体必须拒绝利用人的行为方式差异来获得商业利益。在复杂的社会中，新闻传播者必须意识到有选择地进行报道以及报道中存在的针对一些群体的刻板偏见所带来的危险。将单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概括为一个群体的共性失之偏颇。公众有权获得无偏见的、准确的、公正的和平衡的信息。新闻工作者必须用无偏见的方式搜集和报道事实。新闻报道要客观，新闻工作者不得在报道中以个人偏见作判断。这些都是新闻工作者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职业准则。媒体对事实存在不平衡报道或偏见性报道并不是新闻工作者的个人问题，而是带有传媒倾向和利益动机。利益动机是导致新闻扭曲真相，常常成为“伤害性”新闻的原因。新闻工作者、媒介和社会总是处在复杂的利益关系之中。既有相互协调的一面，也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在现实中，新闻工作者常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因为他们的工作经常会影响到利益集团的利益。一般来讲，新闻工作者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政府、广告商、有影响力的个人、媒介内部或其他利益集团，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独立性就会被动摇。新闻工作者的私人利益与其职业角色间常常存在冲突。其中，被关注最多的是贿赂问题。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准则明确规定，新闻从业人员不得接受任何可能影响新闻客观公正的贿赂和诱惑，无论是金钱、有价证券、礼品，还是宴请、免费旅行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便利服务，包括接受交通便利、食宿便利等。记者不得索要、接受贿赂以及任何可能有损于或影响其职业行为的诱惑。新闻工作者与其所在媒体机构的利益也存在冲突。在这一冲突中，媒介所有者影响和干预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是造成新闻扭曲的主要方面。由于双方地位的不对等，媒介所有者往往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行为和媒体的编辑方针施加影响，甚至横加干涉，对违背其利益的记者或编辑施加强大压力，迫其就范。

综上所述，对大众传播实行有效控制十分必要。首先，现阶段我国许多公共行政还没有设置媒体官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任何新闻制度都是政治制度的一环。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理论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新闻哲学。在事关国家重要事业发展的问题上，政府可以而且应该对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有害的声音实行传播控制。如果大众传媒的声音偏离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危害了公众的利益，政府就应该逐一加以研究，制定措施，着力解决，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对影响社会稳定；宣扬暴力、色情、迷信、传播谣言、编发假新闻、干扰工作大局的恶新闻现象，要予以警告或给予处分。我国的新闻政策的综合决策已成为事业发展的一种新的战略选择。政府在传媒政策上，要求新闻传播必须服从与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总体要求，这意味着今后新闻政策协调、管理功能的加强；另一方面，政策客体的集团利益也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与政策主体共同完成政策的制定，使新闻政策能够实现资源整合。其次，应加强传媒的自我控制。传媒的自我控制是指传媒应有统一的质量控制。十只手指尚有长短，不同的新闻记者，水平自有高低。所以，要有一定的质量控制缩短记者之间的差距所导致的新闻质量的差别和视角之间的背离。这种质量控制这主要是通过强大的编辑力量来实现。编辑不仅是编稿，还要改稿，有时甚至还要帮记者写稿。在一些新闻制作过程中，由于记者在不同视角观察，不能观全貌，所以，往往是编辑将各路记者传来的信息综合写稿，再由现场的记者表达出来。编辑虽然默默无闻，但却是新闻生产线上的核心管理者。

三、结论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文明水平的迅速提高，中国的社会各项事业也在快速发展。但是从发展程度和社会总体水平来看，中国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有些方面甚或相当落后。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建设富足、和谐的中国，是新闻传播工作的历史责任。为了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体育新闻传播工作必须服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创造出高尚、健康、充满激情的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韩震．生存的存在[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衣俊卿．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传媒诱惑范文篇7

一、现代公共传媒空间中的身体资本

20世纪思想史上的思想家，大都注重对现代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内在关系加以研究，因为这有可能深入到对大众媒体所产生的心理文化根源的分析。如何综合性反思身/心关系、个人/社会关系、文化/自然的关系，如何通过对"身体"视域的分析展示身体资本与当代传媒的关系，如何从身体性入手审视"自我"问题，成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切入角度。但是仅仅研究"自我"还不行，因为"自我"和"他者"之间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只有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弄清"自我"和"他者"不仅有古典哲学的自我和他者，而且有心理科学的自我和他者（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还有解构的自我和他者（德里达、福柯、巴特等），甚至还有社会理论的自我和他者（布迪厄、吉登斯等），才能看到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1.身体感与现代城市处境

在对"价值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中，"生命"变成了一个感性本体论的范畴。从世纪之初的尼采、狄尔泰、西美尔、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存在主义哲学以及福柯和拉康哲学，大都将生命作为理性化本质飘散以后的意义空白的填充物，于是，现代性标明这样一个事实：感性肉体取代了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中的重大母题。

在西美尔（GeorgSimmel）看来，现代人深深陷入一个飞速发展而不可知的世界中，处在多种文化元素交错的语境中。文化元素挤压着人，因为人不可能完全清理和吸收文化，同时人又不可能完全对抗文化，因为文化是人类发展所无法摆脱的境遇，也是人自己处身的周遭环境。在文化的现代性中，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则，而是充满肉体欲望和现代感觉的"生命"。人体中的面部是内部统一最表面的尺度，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获得整体美的关键。从面部最丰富的精神性表现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变化。人的形象是心灵和生理冲动合力所造成，那种忽略面部的精神性而只是注重肉体的表现性，将是心灵和肉体的双重衰退。面部很容易表现出柔情、胆怯、微笑、憎恨诸感情谱系，它是"观察内心世界的几何图"，是心性所能臻达的最高表现域。而身体相对于面部，尤其相对于眼睛而言，则居于较次要的地位，因而面部与躯体就犹如心灵和现象、隐秘和暴露那样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但是，今天的现代或后现代艺术已经从"面容之美"表现走向了"躯体之力"的表现，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身体成为肉体性、享受性和存在性的证明，脸逐渐被肉体所取代。也许，这一切早被西美尔在世纪之初就言中了。

同样，"身体距离"也在现代人中被日益强调，甚至有"加大人与其对象的距离"的倾向。人在现代生活的距离感中渴望获取一份相对独立的空间，这种强调距离使现代人害怕过分接触"他者"，而出现一种"畏触感"。这种身体的"畏触感"，正表现出心灵的"畏触感"。身体的距离感，使人在社会生活中穿上了厚厚的铠甲而将孤独变成了自己的身份证。2这种现代心理特征，与其说是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距离扩大，不如说是在精神、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方面出现了最明显的离心形式。身体的痛苦和走向死亡的"震撼"，使得一切神话话语在现代人神经的高度敏感和麻木无感情两极间很难再度兴奋起来，心灵由于金钱的强势牵扯，已经很难能对真正的精神价值做出切实的判断。"现代感觉"终于在金钱经济支配的大城市生活中树立起来，它在推动现代人去涉猎私人权利和私人空间当中，却开始挤压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利，随着这种身体空间感和生命时间感的进一步加固，由身体状态的审视所引发的现代文化的"悲剧性"，已经在本世纪的人的旋律中发出了不和谐音。西美尔曾经深入思考并着手解决的"现代性"问题，如今已然膨胀为"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将后现代性问题看作是新问题，而不了解这一问题的真实来源，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现代性问题上走进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迷思。[page_break]

2.现代传媒中的身体资本

在现象学研究中的学者，最先注意并张扬"身体"的重要性的，是法国现代思想家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他认为身体世界是艺术奥秘的谜底，因为身体既是能见的又是所见的。身体的意义在于："我以我的整个存在在一种总体方法中知觉到，我把握住事物的一种独特结构，存在这种独特的方式就在瞬间向我呈现出来。"3肉体通过感觉的综合活动去把握世界，并把世界明确地表达为一种意义。身体之眼注视着一切事物，也能注视自己，并在它当时所见之中，认出它表现的另一面。所以身体在看时能自视，在触摸时能自触，是自为的"见"与"感"。身体领会自身构成自我，并把自身改造为思想的形式，这也许就是"身体的悖论"。现代艺术家让事物从身体里面走进去，灵魂又从眼睛中飘出来到事物上去游荡，因为他要不断验证他那超人的内在视力。艺术的"变形"是艺术家"肉身"的确定和他们对外在世界把握的统一，只有通过这种变形，才能把握世界变化的瞬间，并把这种瞬间投向自我心灵。4身体空间是思想居住的空间和支配的欲望，思想并不依附自我，而是依据身体来思考，即把思想统一于身体的自然法则中。肉体对于灵魂而言，是灵魂诞生的空间和所有其他现有空间的存在方式。因此现象学"知觉论"意味着：肉体穿透我们、囊括我们，使我们在新维度中去思考。正因为肉体和艺术具有一种不解之缘，所以艺术总是一个有关光线、色彩、质感的逻各斯，一个通过表现肉体而传达不可言说思想的"超概念"谱系。不妨说，关注知觉的重要意义在于身体的"知觉"与对对象的意义的"感性遭遇"，这使得我们能够明了现象学式的注视身体的社会存在意义--肉体通过感觉知觉的综合活动去把握感性世界，并把世界明确地表达为一种呈现的身体性意义。这种对现代人的感性存在方式的延伸，无疑是一种进一步确证和诱惑。

3.身体资本与文化资本

在现代性社会，人们的思想、哲学和诗学对身体的关注，日渐为一些空洞的逻辑性话语所掩盖，因此，身体视域的隐没和回归，就已然成为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工作平台。"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其不可分的关系，对身体的运用与塑型，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权力压迫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或许正是在身体成为资本的这种现代性图景中，身体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身体是工具，也是自身控制和被控制被支配的"他者"（other），身体还是一种话语的形式。在现代性状况中，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多种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身体的延伸和成长是通过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习性和场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体现出其阶层的痕迹的。习性被场域所塑型，而场域的一些特性又在身体上体现出来。身体往往可以置换成经济资本，因为他通过购买、传递、交换等，可以使谦恭或倨傲的身体因习性、地位和品位不同，体现出不同的身体和身体姿态。这成为当今"文化研究"的关注点，即经济资本与身体形态，吃、喝、广告与大众文化等，都无不与"个体身体"紧密相关。今天的文化艺术无一不与经济资本和"身体形态"发生紧密地联系，而体现了社会支配总关系。布迪厄对身体的塑型和挤压所做的深刻揭示，对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文化控制对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的习性获得，和更新社会的基本价值尺度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而他关于"身体资本"相对于其他资本是一种"感性存在"，以及身体资本合法化与制度化的问题，则直接呈现了当代人对自我的身体的迷恋的问题，值得深加关注。

以上思想家的看法，尽管侧重点不同，入思的角度有异，但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身体"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将身体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界限清晰地划出来。可以说，身体在现代社会当中，空前地遭遇到时间和空间的分裂，遭遇到欲望的冲击和现实社会权力的压抑，感受到边缘化情绪性体验。因此，个人身心与制度的断裂，理性与社会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人身体的多种流动变化的踪迹。于是，重生命感觉性，重灵肉分离性，重视精神游戏性，成为了当代审美文化和媒体的重心。尤其是大众传媒直接刺激和消费身体性的东西，使得远距离的身体控制成为可能。于是，大众文艺节目、体育盛典和政治狂欢等大众化的节日，成为今日现代高度发展时期的身体欲望话语的再生产。[page_break]

这样，身体与自我的问题，身体与他者的问题，变成今日的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肉体已取代了灵魂，灵魂在肉体中沉睡，已然成为今日艺术所关注的救赎与解放的问题。无疑，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对"身体"的私人空间前所未有的重视，对过去那种唯理性的否定感性生命的做法，确有纠偏作用。但是这种"跟着欲望走"又少了一份沉重，少了一种社会价值的内在焦虑感。这需要我们从"沉重的肉体"的考察，进一步进入并延伸到当代大众传媒的文化解释和正负面价值判断上。

二、全球化消费主义中的第三世界媒体

就现代而言，进入大众传媒就进入了公共空间。如何在这公共空间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成为一个当代性问题。如果说，在"印刷资本主义"风靡之时，文化走出了贵族的城堡而进入到大众生活，大众文学作为一种新型权力话语进入世界逻辑中，并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得文化传播成为一种世俗性的便捷方式。那么，伴随着数码复制的新传媒方式的出现，一种新的大众生活交流方式已然来临，同时也将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1.全球化与消费主义

"耶鲁"的主将之一米勒(J.HillisMiller)深切地感到，全球化既是已经发生也是正在发生的事，它不仅导致许多新的构成性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和各种新的社会群体，而且新的电子群体或电脑空间群体的发展，新的人类感性，导致感知经验变异并产生新的电脑空间个人的发展。在这一日益彰显的状态中，传媒文化以其强大力量淹没日渐衰退的书本文化，新的电子阅读方式在文学研究域引起了变革，电脑写作使文学研究文本永远不能完成，网上杂志的增加正在改变文学研究的出版合法性条件。这些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即刻性的记忆，改变了文学作品对批评家的存在方式。除了这些因为高科技的发展而引发的人类文化文本存在的方式的改变而外，米勒还从政治文本角度提出，伴随着民族/国家衰落而出现的一种情况，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和全世界文学的研究所取代。5米勒的问题在于，他看到了全球化中生命存在方式的读取变化和意义关联的变化，并注意到文化研究成为全球化中的一种软体伸张的空间，但是，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里历史记忆的丧失不仅成了文化和多元文化诸多被涂抹的记录，而且成为一种没有聚焦的"泛文化"的文化叠加。更无法说明在全球化扩张中，东方或第三世界在面对先发展的强势文化时，具有怎样的命运和转机。因而，问题的提出是尖锐的，但是问题的解决总是被延宕的。

如果说，米勒的全球化观点代表了第一世界的基本看法，那么当前颇有影响的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Amin）的全球化观点，则代表了第三世界对全球化的警惕。在《五十年足够了！》6中阿明申说道：新的全球化没有取消民族国家的存在，却侵蚀着民族国家经济管理的效率。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建立在两个空间的重合上，即决定再生产和积累的空间与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的重合。在这种观念支配下，阿明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当代社会的管理》7中进一步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拥有资本、生产技术、营销网络并攫取绝大部分利润，其他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全球化将资本主义逻辑无情地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并不能阻止全球化进程，只是加速自己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真正解决危机的办法是，抛弃自由主义乌托邦，改变贫富日益悬殊的不平等趋势，使民族国家负起发展的责任。阿明的看法，表达了第三世界学者对全球化语境中的后殖民问题的关注，同时也表明，全球化从来不是没有话语霸权的，恰恰相反，全球化的思潮本身就是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发展的一个严重的挑战，同样也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传媒方面的多种权力角逐。[page_break]

2.无回应的对话与不沟通系统

法国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注意到当代人缺乏交流、闭锁心灵和充满误解误读的现状，使其将思考的焦点放在后现代信息传播的主渠道--电视的研究上，从而为当代信息播撒和心灵整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鲍德里亚声称，人类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像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和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像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在他看来，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后现代的类像时代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任何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在后现代大众传媒（甚至数码传媒）时期，大众媒体重新界定着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并打破了表层与深层意义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

传媒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内容等同于在场的真实，这种"超真实"使人不经意地停留在画面的切换上。垃圾信息的无休止出现，各种意图意象的纷至沓来，人们在消费时尚、工作选举或参加社会活动中，受到传媒不断的鼓动和诱惑，大众由此而逐渐滋生一种对立厌恶情绪。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沉默的一群，一切信息意义和诱惑均内爆于其中，就好像被黑洞吞噬了一样--社会也因缺乏反馈而消隐，不同阶级、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文化形式之间，以及媒体的符号制造术与真实本身之间的各种界限均已经"内爆"。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而且，在传媒多频道全天候的持续播出中，人不断接受储存很多芜杂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却无法处理，并因超负荷的信息填塞而导致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电视终于将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品味、不同阶层的人，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价值认同都整合为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认同。这种传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间公众化和世界"类像化"的家庭化，导致了卫视的"世界一体化"。

在我看来，鲍德里亚剖析了后现代传媒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这种对全球化传媒体系对人类的重塑作用的揭示，无疑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审理，推进到对后现论本身的审理，认为其理论模式已经被"后现代化"，理论不再是反思和划定边界，而是为了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断化特征。理论在这种自我蒸发中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无思时代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消费意识和人生态度的一种谎言工具。但是，他对后现代传媒同样抱有矛盾态度，这使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全球化趋势只能加以认同，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后现代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这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矛盾心态，指明了后现代哲人的有限性和拒绝超越性。

3.后殖民氛围与消费主义问题

大约，在全球化理论中最让第三世界心仪的，就是进入一种迷乱的后现代性消费时尚中，而大众传媒在这种消费浪潮中，扮演了"人间指南"的意识形态角色。莱斯理·斯克莱尔（LeslieSklair）在《文化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中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系统就是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第三世界以向人们推销消费主义为己任，这种时尚性的消费主义不断生产并"诱导出需求冲动"，并化强迫为自动，使得第三世界的人们去"消费"。广告作为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已然成为诱导性消费提供信息的现代行为。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它们和广告的关系的透视，有助于观察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因为对"媒体帝国主义"的逻辑确认可以把握"文化帝国主义"的基本轨迹。在斯克莱尔看来，广告作为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渠道，常常将自己装扮成提供多种信息的正面行为。但是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其与广告的关系的研究表明，这种在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展开的方式，恰恰掩饰了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内在运行。广告的类型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尽管有些微差别，但是商品和服务广告的绝大多数都与消费相关。媒体帝国主义在逻辑上是由文化帝国主义所导出的，并通过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来达到，因为它制造了使人服从于"霸权文化"的条件，并且限制了对它进行有效抵抗的可能性。8[page_break]

对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理论的审理表明，媒体资本主义的全球文化扩张已经失控，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蔓延之势。因而，文化媒体帝国主义正在制造当今世界新的一元话语--全球化话语--全球资本主义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扩张。一般而言，跨国公司生产信息，地方媒体负责传播信息，但是从根本上说是跨国资本控制着整个系统，它通过操纵金融领域主要是广告业，给地方媒体系统强加上一个"生产－财经"的"钳形攻势"，尽管这也容易导致民族主义和公众力量的有敌意的反弹。新的传媒技术加速"跨国化"的过程，但也使得其他新的传媒形式产生，这些形式又不断造成跨国化的对立面--民族主义，使得拒绝跨过传媒的"霸权空间"，批评本土版本的消费主义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成为第三世界的一种无选择的选择。于是，当代消费主义不仅被理解为一个全球问题，而且被认为与后殖民霸权有关。

不妨说，斯克莱尔对媒体文化帝国主义和全球消费主义的批评，受到了赛义德、汤林森的影响，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独特角度，即从第三世界的角度看消费主义的全球化问题，强调媒介在全球化体系中已经成为一种霸权话语，传媒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在电子信息网络中担任着对全球一体化状态的塑型的角色。这种后殖民话语批判，使得这个问题对进入消费怪圈中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有可能重新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消费语境，弄清消费主义的背后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

4.全球话语中的大众传播网络

当代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在《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资本主义》9中强调：从表面上看，现代化理论的预言似乎已经实现：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国家似乎放弃了早先那种对经济的干预，并进而将那些数十年前视为不可动摇的公有企业私有化，同时，"技术理性"已经成为各个社会的文化和知识价值的决定因素。在文化上，随着"技术理性"占据支配地位，反启蒙的宗教价值开始复兴，同时还伴随着成为"时尚"的"消费拜物教"。作为现代化理论核心的目的论已经过时，并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不再意味着自发地接受欧美社会的价值或把欧美式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榜样。根据眼前的世界现状，资本主义对普遍富裕的许诺只不过是乌托邦，与其说是一种现实，远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奢望。

全球资本主义传播网络的显著特征，是"无中心化"，即将任何国家或地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变得日益困难，"高技术联盟"使全球化成为世界性播撒式的。跨国公司与网络媒介相联系，已经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生产的跨国化使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化和分散化，全球在经济社会文化上开始同质化和分散化。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模式，而脱离了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或地域模式。与经济和政策的分散化一致，文化也分散化--"多元文化主义"。在这种多元文化主义中当代传媒成为播撒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途径。

三、对全球化消费主义传媒的反思

思想者的描述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一个工作平台。在我看来，当代传媒所面对的全球化语境的"类像化空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全球话语中的传媒权力播撒化等，成为困扰思想者的当代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公共空间"中"自我处身性"的解决途径和方式。

不妨说，现代性思想家注意的是：现代性带来的精神迷乱，和人在城市化的大工业生产中的存在渺小感和虚无感，进而关注"身体安顿"状况，以及人与自我间的"身体距离"。这一基本意向也使得现代性社会理论讨论的主要问题往往是基于"主体性"的问题--主体间性、主客体的关系、存在状况分析等等。但是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过渡中，"主体"逐渐转化为"自我"（甚至"感性个体"）问题，并且往往以赤裸裸感性方式与普遍性焦虑相交织经验--躁动、预期和失望成为个体经验的混杂。因此，自我、身体、感觉、私人性等后现代的热门话题，与全球化中的大众传媒有着重要联系，甚至直接就是其结果或表征。这无疑使得对大众传媒的认识，更加复杂更加需要细心厘定。[page_break]

处于后现代全球化思潮中的当代人，正在受到网络传媒的超乎寻常的影响。这种全球化话语权力夹带着全球一体化网络和消费主义时尚的诱惑，使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社会形成一个后殖民权力角逐场域。进入这个场域，就意味着必须在"跨国媒介"和"传媒暴力"中重新寻找和安顿自己的肉身--"沉重的肉身"。这使得问题已然不同于现代性中的人的主体失落问题，而具有了后殖民时代的新的问题关联域。

不难看到，跨国传媒的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东方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潜移默化的认同，它意味着在后现代主义张扬多元主义的旗号下人们却追新求新而导致"新的一元"，这种消费主义的一元性排斥其他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这种传媒文化的膨胀和过剩生产，使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精神日益成为民族精神中的癌症，也使一种丧失了思想的生活状态成为当代精神的常态。由传媒所代表的文艺"类像"表明，当代文化以自我"身体"暴露的方式回缩到冷漠绝缘的"纯客观描述"，从而使当代传媒性格更为乖张而且漂浮。正是对性、暴力的玩味，对犬儒主义生活方式的认同，使当代传媒在日益多元化的同时，又往往使人面对选择而无能为力。

媒体的暴力问题由此变得尖锐起来。对媒介的暴力、词语的暴力、权力消费的暴力，最好抱以充分的警惕性。对此，阿帕杜莱认为："以好莱坞和香港电影工业为中介，创造了新的雄风与暴力文化(culturesofmasculinityandviolence),它们反过来又刺激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中愈演愈烈的暴力。这种暴力推动了遍及全世界的不道德的武器贸易的迅速发展。在电影里，在公司和国家的保安部门，在恐怖主义活动中，在警察和军事行动中，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AK-47和Uzi枪，这对我们是一个有用的提示，技术装备表面上的统一性掩盖着日趋复杂的形势，暴力形象和在某个想像的世界中建构共同体的渴望，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挂上钩的"。10"媒介的暴力"已然说明媒介就是一切--媒介不仅表现暴力，而且因为独霸而自身成为整合调节人和整个社会的权力。当它成为人和社会的唯一中介时，就成为媒介暴力的一元独霸。

传媒的意识形态已造成新的"文化霸权"，它意味消费观念和生命价值体系。词语暴力尤其是野性的词语暴力，媚态词语暴力，性与肉欲词语暴力对"家园"的排斥、对精神的排斥、对人的排斥的词语暴力，尤需加以警惕。银幕的暴力，同样需加置疑。电影无疑是充满魅力的，银屏无疑是充满感性的，肥皂剧无疑是在进行无情的抒情的，所以许多人把时间消磨在上面，不知不觉"被格式化"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尺度和为人处世态度。这种银屏单向注入的暴力是潜移默化的，批评者必得用批评的武器划破银屏或感性诱惑，看到银屏背后的"欲望生产和再生产"的潜台词。

我想说的是，全球化思潮使当代世界身不由己地进入消费主义社会运转中，消费自由逐渐成为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制再生产、社会和个人协调整合，以及个体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键性话语。在这个多元时代，在迅速全球化的传媒霸权中，面对大众传媒的负面效应的全球弥漫，我们将尽力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绝对化表述，尽可能地促进有关当代公共领域的知识话语建构，使当代人在真实的文化对话和跨文化沟通中，避免过分私人化而导致的公共性空间的丧失，并在剔除沉重肉身取代精神沉重的偏颇中，使当代传媒的正面效应获得释放，使网络世界的"孤独个体"终究能形成新的对话，并在社会理论层面达成某种基本原则意义上的共识。

注释：

1本文是一篇长文的前半部分，因为本书篇幅所限，后半部分当另行发表，特此说明。

2西美尔：《门与桥》，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31页。

3、4MauriceMerlean-Ponty,SenseandNon-Sense,Evanston,Ill，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64.pp.50、17.[page_break]

5米勒：《全球化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6萨米尔·阿明：《五十年足够了！》（FiftyYearsisEnough!），载《中国与世界》1998年8月号。

7SamirAmin,CapitalismintheAgeofGlobalization:TheManagementofContemporarySociety，ZedBooks,1997.

8LeslieSklair,SociologyoftheGlobalSystem，SecondEdition,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Baltimore,Maryland,1995.

传媒诱惑范文篇8

一、现代公共传媒空间中的身体资本

20世纪思想史上的思想家，大都注重对现代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内在关系加以研究，因为这有可能深入到对大众媒体所产生的心理文化根源的分析。如何综合性反思身/心关系、个人/社会关系、文化/自然的关系，如何通过对"身体"视域的分析展示身体资本与当代传媒的关系，如何从身体性入手审视"自我"问题，成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切入角度。但是仅仅研究"自我"还不行，因为"自我"和"他者"之间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只有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弄清"自我"和"他者"不仅有古典哲学的自我和他者，而且有心理科学的自我和他者（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还有解构的自我和他者（德里达、福柯、巴特等），甚至还有社会理论的自我和他者（布迪厄、吉登斯等），才能看到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1.身体感与现代城市处境

在对"价值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中，"生命"变成了一个感性本体论的范畴。从世纪之初的尼采、狄尔泰、西美尔、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存在主义哲学以及福柯和拉康哲学，大都将生命作为理性化本质飘散以后的意义空白的填充物，于是，现代性标明这样一个事实：感性肉体取代了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中的重大母题。

在西美尔（GeorgSimmel）看来，现代人深深陷入一个飞速发展而不可知的世界中，处在多种文化元素交错的语境中。文化元素挤压着人，因为人不可能完全清理和吸收文化，同时人又不可能完全对抗文化，因为文化是人类发展所无法摆脱的境遇，也是人自己处身的周遭环境。在文化的现代性中，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则，而是充满肉体欲望和现代感觉的"生命"。人体中的面部是内部统一最表面的尺度，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获得整体美的关键。从面部最丰富的精神性表现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变化。人的形象是心灵和生理冲动合力所造成，那种忽略面部的精神性而只是注重肉体的表现性，将是心灵和肉体的双重衰退。面部很容易表现出柔情、胆怯、微笑、憎恨诸感情谱系，它是"观察内心世界的几何图"，是心性所能臻达的最高表现域。而身体相对于面部，尤其相对于眼睛而言，则居于较次要的地位，因而面部与躯体就犹如心灵和现象、隐秘和暴露那样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但是，今天的现代或后现代艺术已经从"面容之美"表现走向了"躯体之力"的表现，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身体成为肉体性、享受性和存在性的证明，脸逐渐被肉体所取代。也许，这一切早被西美尔在世纪之初就言中了。

同样，"身体距离"也在现代人中被日益强调，甚至有"加大人与其对象的距离"的倾向。人在现代生活的距离感中渴望获取一份相对独立的空间，这种强调距离使现代人害怕过分接触"他者"，而出现一种"畏触感"。这种身体的"畏触感"，正表现出心灵的"畏触感"。身体的距离感，使人在社会生活中穿上了厚厚的铠甲而将孤独变成了自己的身份证。2这种现代心理特征，与其说是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距离扩大，不如说是在精神、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方面出现了最明显的离心形式。身体的痛苦和走向死亡的"震撼"，使得一切神话话语在现代人神经的高度敏感和麻木无感情两极间很难再度兴奋起来，心灵由于金钱的强势牵扯，已经很难能对真正的精神价值做出切实的判断。"现代感觉"终于在金钱经济支配的大城市生活中树立起来，它在推动现代人去涉猎私人权利和私人空间当中，却开始挤压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利，随着这种身体空间感和生命时间感的进一步加固，由身体状态的审视所引发的现代文化的"悲剧性"，已经在本世纪的人的旋律中发出了不和谐音。西美尔曾经深入思考并着手解决的"现代性"问题，如今已然膨胀为"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将后现代性问题看作是新问题，而不了解这一问题的真实来源，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现代性问题上走进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迷思。

2.现代传媒中的身体资本

在现象学研究中的学者，最先注意并张扬"身体"的重要性的，是法国现代思想家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他认为身体世界是艺术奥秘的谜底，因为身体既是能见的又是所见的。身体的意义在于："我以我的整个存在在一种总体方法中知觉到，我把握住事物的一种独特结构，存在这种独特的方式就在瞬间向我呈现出来。"3肉体通过感觉的综合活动去把握世界，并把世界明确地表达为一种意义。身体之眼注视着一切事物，也能注视自己，并在它当时所见之中，认出它表现的另一面。所以身体在看时能自视，在触摸时能自触，是自为的"见"与"感"。身体领会自身构成自我，并把自身改造为思想的形式，这也许就是"身体的悖论"。现代艺术家让事物从身体里面走进去，灵魂又从眼睛中飘出来到事物上去游荡，因为他要不断验证他那超人的内在视力。艺术的"变形"是艺术家"肉身"的确定和他们对外在世界把握的统一，只有通过这种变形，才能把握世界变化的瞬间，并把这种瞬间投向自我心灵。4身体空间是思想居住的空间和支配的欲望，思想并不依附自我，而是依据身体来思考，即把思想统一于身体的自然法则中。肉体对于灵魂而言，是灵魂诞生的空间和所有其他现有空间的存在方式。因此现象学"知觉论"意味着：肉体穿透我们、囊括我们，使我们在新维度中去思考。正因为肉体和艺术具有一种不解之缘，所以艺术总是一个有关光线、色彩、质感的逻各斯，一个通过表现肉体而传达不可言说思想的"超概念"谱系。不妨说，关注知觉的重要意义在于身体的"知觉"与对对象的意义的"感性遭遇"，这使得我们能够明了现象学式的注视身体的社会存在意义--肉体通过感觉知觉的综合活动去把握感性世界，并把世界明确地表达为一种呈现的身体性意义。这种对现代人的感性存在方式的延伸，无疑是一种进一步确证和诱惑。

3.身体资本与文化资本

在现代性社会，人们的思想、哲学和诗学对身体的关注，日渐为一些空洞的逻辑性话语所掩盖，因此，身体视域的隐没和回归，就已然成为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工作平台。"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其不可分的关系，对身体的运用与塑型，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权力压迫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或许正是在身体成为资本的这种现代性图景中，身体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身体是工具，也是自身控制和被控制被支配的"他者"（other），身体还是一种话语的形式。在现代性状况中，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多种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身体的延伸和成长是通过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习性和场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体现出其阶层的痕迹的。习性被场域所塑型，而场域的一些特性又在身体上体现出来。身体往往可以置换成经济资本，因为他通过购买、传递、交换等，可以使谦恭或倨傲的身体因习性、地位和品位不同，体现出不同的身体和身体姿态。这成为当今"文化研究"的关注点，即经济资本与身体形态，吃、喝、广告与大众文化等，都无不与"个体身体"紧密相关。今天的文化艺术无一不与经济资本和"身体形态"发生紧密地联系，而体现了社会支配总关系。布迪厄对身体的塑型和挤压所做的深刻揭示，对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文化控制对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的习性获得，和更新社会的基本价值尺度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而他关于"身体资本"相对于其他资本是一种"感性存在"，以及身体资本合法化与制度化的问题，则直接呈现了当代人对自我的身体的迷恋的问题，值得深加关注。

以上思想家的看法，尽管侧重点不同，入思的角度有异，但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身体"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将身体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界限清晰地划出来。可以说，身体在现代社会当中，空前地遭遇到时间和空间的分裂，遭遇到欲望的冲击和现实社会权力的压抑，感受到边缘化情绪性体验。因此，个人身心与制度的断裂，理性与社会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人身体的多种流动变化的踪迹。于是，重生命感觉性，重灵肉分离性，重视精神游戏性，成为了当代审美文化和媒体的重心。尤其是大众传媒直接刺激和消费身体性的东西，使得远距离的身体控制成为可能。于是，大众文艺节目、体育盛典和政治狂欢等大众化的节日，成为今日现代高度发展时期的身体欲望话语的再生产。

这样，身体与自我的问题，身体与他者的问题，变成今日的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肉体已取代了灵魂，灵魂在肉体中沉睡，已然成为今日艺术所关注的救赎与解放的问题。无疑，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对"身体"的私人空间前所未有的重视，对过去那种唯理性的否定感性生命的做法，确有纠偏作用。但是这种"跟着欲望走"又少了一份沉重，少了一种社会价值的内在焦虑感。这需要我们从"沉重的肉体"的考察，进一步进入并延伸到当代大众传媒的文化解释和正负面价值判断上。

二、全球化消费主义中的第三世界媒体

就现代而言，进入大众传媒就进入了公共空间。如何在这公共空间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成为一个当代性问题。如果说，在"印刷资本主义"风靡之时，文化走出了贵族的城堡而进入到大众生活，大众文学作为一种新型权力话语进入世界逻辑中，并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得文化传播成为一种世俗性的便捷方式。那么，伴随着数码复制的新传媒方式的出现，一种新的大众生活交流方式已然来临，同时也将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1.全球化与消费主义

"耶鲁"的主将之一米勒(J.HillisMiller)深切地感到，全球化既是已经发生也是正在发生的事，它不仅导致许多新的构成性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和各种新的社会群体，而且新的电子群体或电脑空间群体的发展，新的人类感性，导致感知经验变异并产生新的电脑空间个人的发展。在这一日益彰显的状态中，传媒文化以其强大力量淹没日渐衰退的书本文化，新的电子阅读方式在文学研究域引起了变革，电脑写作使文学研究文本永远不能完成，网上杂志的增加正在改变文学研究的出版合法性条件。这些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即刻性的记忆，改变了文学作品对批评家的存在方式。除了这些因为高科技的发展而引发的人类文化文本存在的方式的改变而外，米勒还从政治文本角度提出，伴随着民族/国家衰落而出现的一种情况，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和全世界文学的研究所取代。5米勒的问题在于，他看到了全球化中生命存在方式的读取变化和意义关联的变化，并注意到文化研究成为全球化中的一种软体伸张的空间，但是，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里历史记忆的丧失不仅成了文化和多元文化诸多被涂抹的记录，而且成为一种没有聚焦的"泛文化"的文化叠加。更无法说明在全球化扩张中，东方或第三世界在面对先发展的强势文化时，具有怎样的命运和转机。因而，问题的提出是尖锐的，但是问题的解决总是被延宕的。

如果说，米勒的全球化观点代表了第一世界的基本看法，那么当前颇有影响的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Amin）的全球化观点，则代表了第三世界对全球化的警惕。在《五十年足够了！》6中阿明申说道：新的全球化没有取消民族国家的存在，却侵蚀着民族国家经济管理的效率。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建立在两个空间的重合上，即决定再生产和积累的空间与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的重合。在这种观念支配下，阿明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当代社会的管理》7中进一步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拥有资本、生产技术、营销网络并攫取绝大部分利润，其他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全球化将资本主义逻辑无情地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并不能阻止全球化进程，只是加速自己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真正解决危机的办法是，抛弃自由主义乌托邦，改变贫富日益悬殊的不平等趋势，使民族国家负起发展的责任。阿明的看法，表达了第三世界学者对全球化语境中的后殖民问题的关注，同时也表明，全球化从来不是没有话语霸权的，恰恰相反，全球化的思潮本身就是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发展的一个严重的挑战，同样也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传媒方面的多种权力角逐。

2.无回应的对话与不沟通系统

法国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注意到当代人缺乏交流、闭锁心灵和充满误解误读的现状，使其将思考的焦点放在后现代信息传播的主渠道--电视的研究上，从而为当代信息播撒和心灵整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鲍德里亚声称，人类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像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和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像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在他看来，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后现代的类像时代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任何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在后现代大众传媒（甚至数码传媒）时期，大众媒体重新界定着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并打破了表层与深层意义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

传媒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内容等同于在场的真实，这种"超真实"使人不经意地停留在画面的切换上。垃圾信息的无休止出现，各种意图意象的纷至沓来，人们在消费时尚、工作选举或参加社会活动中，受到传媒不断的鼓动和诱惑，大众由此而逐渐滋生一种对立厌恶情绪。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沉默的一群，一切信息意义和诱惑均内爆于其中，就好像被黑洞吞噬了一样--社会也因缺乏反馈而消隐，不同阶级、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文化形式之间，以及媒体的符号制造术与真实本身之间的各种界限均已经"内爆"。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而且，在传媒多频道全天候的持续播出中，人不断接受储存很多芜杂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却无法处理，并因超负荷的信息填塞而导致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电视终于将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品味、不同阶层的人，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价值认同都整合为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认同。这种传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间公众化和世界"类像化"的家庭化，导致了卫视的"世界一体化"。

在我看来，鲍德里亚剖析了后现代传媒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这种对全球化传媒体系对人类的重塑作用的揭示，无疑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审理，推进到对后现论本身的审理，认为其理论模式已经被"后现代化"，理论不再是反思和划定边界，而是为了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断化特征。理论在这种自我蒸发中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无思时代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消费意识和人生态度的一种谎言工具。但是，他对后现代传媒同样抱有矛盾态度，这使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全球化趋势只能加以认同，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后现代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这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矛盾心态，指明了后现代哲人的有限性和拒绝超越性。

3.后殖民氛围与消费主义问题

大约，在全球化理论中最让第三世界心仪的，就是进入一种迷乱的后现代性消费时尚中，而大众传媒在这种消费浪潮中，扮演了"人间指南"的意识形态角色。莱斯理·斯克莱尔（LeslieSklair）在《文化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中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系统就是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第三世界以向人们推销消费主义为己任，这种时尚性的消费主义不断生产并"诱导出需求冲动"，并化强迫为自动，使得第三世界的人们去"消费"。广告作为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已然成为诱导性消费提供信息的现代行为。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它们和广告的关系的透视，有助于观察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因为对"媒体帝国主义"的逻辑确认可以把握"文化帝国主义"的基本轨迹。在斯克莱尔看来，广告作为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渠道，常常将自己装扮成提供多种信息的正面行为。但是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其与广告的关系的研究表明，这种在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展开的方式，恰恰掩饰了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内在运行。广告的类型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尽管有些微差别，但是商品和服务广告的绝大多数都与消费相关。媒体帝国主义在逻辑上是由文化帝国主义所导出的，并通过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来达到，因为它制造了使人服从于"霸权文化"的条件，并且限制了对它进行有效抵抗的可能性。8

对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理论的审理表明，媒体资本主义的全球文化扩张已经失控，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蔓延之势。因而，文化媒体帝国主义正在制造当今世界新的一元话语--全球化话语--全球资本主义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扩张。一般而言，跨国公司生产信息，地方媒体负责传播信息，但是从根本上说是跨国资本控制着整个系统，它通过操纵金融领域主要是广告业，给地方媒体系统强加上一个"生产－财经"的"钳形攻势"，尽管这也容易导致民族主义和公众力量的有敌意的反弹。新的传媒技术加速"跨国化"的过程，但也使得其他新的传媒形式产生，这些形式又不断造成跨国化的对立面--民族主义，使得拒绝跨过传媒的"霸权空间"，批评本土版本的消费主义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成为第三世界的一种无选择的选择。于是，当代消费主义不仅被理解为一个全球问题，而且被认为与后殖民霸权有关。

不妨说，斯克莱尔对媒体文化帝国主义和全球消费主义的批评，受到了赛义德、汤林森的影响，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独特角度，即从第三世界的角度看消费主义的全球化问题，强调媒介在全球化体系中已经成为一种霸权话语，传媒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在电子信息网络中担任着对全球一体化状态的塑型的角色。这种后殖民话语批判，使得这个问题对进入消费怪圈中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有可能重新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消费语境，弄清消费主义的背后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

4.全球话语中的大众传播网络

当代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在《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资本主义》9中强调：从表面上看，现代化理论的预言似乎已经实现：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国家似乎放弃了早先那种对经济的干预，并进而将那些数十年前视为不可动摇的公有企业私有化，同时，"技术理性"已经成为各个社会的文化和知识价值的决定因素。在文化上，随着"技术理性"占据支配地位，反启蒙的宗教价值开始复兴，同时还伴随着成为"时尚"的"消费拜物教"。作为现代化理论核心的目的论已经过时，并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不再意味着自发地接受欧美社会的价值或把欧美式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榜样。根据眼前的世界现状，资本主义对普遍富裕的许诺只不过是乌托邦，与其说是一种现实，远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奢望。

全球资本主义传播网络的显著特征，是"无中心化"，即将任何国家或地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变得日益困难，"高技术联盟"使全球化成为世界性播撒式的。跨国公司与网络媒介相联系，已经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生产的跨国化使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化和分散化，全球在经济社会文化上开始同质化和分散化。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模式，而脱离了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或地域模式。与经济和政策的分散化一致，文化也分散化--"多元文化主义"。在这种多元文化主义中当代传媒成为播撒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途径。

三、对全球化消费主义传媒的反思

思想者的描述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一个工作平台。在我看来，当代传媒所面对的全球化语境的"类像化空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全球话语中的传媒权力播撒化等，成为困扰思想者的当代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公共空间"中"自我处身性"的解决途径和方式。

不妨说，现代性思想家注意的是：现代性带来的精神迷乱，和人在城市化的大工业生产中的存在渺小感和虚无感，进而关注"身体安顿"状况，以及人与自我间的"身体距离"。这一基本意向也使得现代性社会理论讨论的主要问题往往是基于"主体性"的问题--主体间性、主客体的关系、存在状况分析等等。但是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过渡中，"主体"逐渐转化为"自我"（甚至"感性个体"）问题，并且往往以赤裸裸感性方式与普遍性焦虑相交织经验--躁动、预期和失望成为个体经验的混杂。因此，自我、身体、感觉、私人性等后现代的热门话题，与全球化中的大众传媒有着重要联系，甚至直接就是其结果或表征。这无疑使得对大众传媒的认识，更加复杂更加需要细心厘定。

处于后现代全球化思潮中的当代人，正在受到网络传媒的超乎寻常的影响。这种全球化话语权力夹带着全球一体化网络和消费主义时尚的诱惑，使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社会形成一个后殖民权力角逐场域。进入这个场域，就意味着必须在"跨国媒介"和"传媒暴力"中重新寻找和安顿自己的肉身--"沉重的肉身"。这使得问题已然不同于现代性中的人的主体失落问题，而具有了后殖民时代的新的问题关联域。

不难看到，跨国传媒的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东方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潜移默化的认同，它意味着在后现代主义张扬多元主义的旗号下人们却追新求新而导致"新的一元"，这种消费主义的一元性排斥其他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这种传媒文化的膨胀和过剩生产，使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精神日益成为民族精神中的癌症，也使一种丧失了思想的生活状态成为当代精神的常态。由传媒所代表的文艺"类像"表明，当代文化以自我"身体"暴露的方式回缩到冷漠绝缘的"纯客观描述"，从而使当代传媒性格更为乖张而且漂浮。正是对性、暴力的玩味，对犬儒主义生活方式的认同，使当代传媒在日益多元化的同时，又往往使人面对选择而无能为力。

媒体的暴力问题由此变得尖锐起来。对媒介的暴力、词语的暴力、权力消费的暴力，最好抱以充分的警惕性。对此，阿帕杜莱认为："以好莱坞和香港电影工业为中介，创造了新的雄风与暴力文化(culturesofmasculinityandviolence),它们反过来又刺激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中愈演愈烈的暴力。这种暴力推动了遍及全世界的不道德的武器贸易的迅速发展。在电影里，在公司和国家的保安部门，在恐怖主义活动中，在警察和军事行动中，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AK-47和Uzi枪，这对我们是一个有用的提示，技术装备表面上的统一性掩盖着日趋复杂的形势，暴力形象和在某个想像的世界中建构共同体的渴望，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挂上钩的"。10"媒介的暴力"已然说明媒介就是一切--媒介不仅表现暴力，而且因为独霸而自身成为整合调节人和整个社会的权力。当它成为人和社会的唯一中介时，就成为媒介暴力的一元独霸。

传媒的意识形态已造成新的"文化霸权"，它意味消费观念和生命价值体系。词语暴力尤其是野性的词语暴力，媚态词语暴力，性与肉欲词语暴力对"家园"的排斥、对精神的排斥、对人的排斥的词语暴力，尤需加以警惕。银幕的暴力，同样需加置疑。电影无疑是充满魅力的，银屏无疑是充满感性的，肥皂剧无疑是在进行无情的抒情的，所以许多人把时间消磨在上面，不知不觉"被格式化"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尺度和为人处世态度。这种银屏单向注入的暴力是潜移默化的，批评者必得用批评的武器划破银屏或感性诱惑，看到银屏背后的"欲望生产和再生产"的潜台词。

我想说的是，全球化思潮使当代世界身不由己地进入消费主义社会运转中，消费自由逐渐成为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制再生产、社会和个人协调整合，以及个体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键性话语。在这个多元时代，在迅速全球化的传媒霸权中，面对大众传媒的负面效应的全球弥漫，我们将尽力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绝对化表述，尽可能地促进有关当代公共领域的知识话语建构，使当代人在真实的文化对话和跨文化沟通中，避免过分私人化而导致的公共性空间的丧失，并在剔除沉重肉身取代精神沉重的偏颇中，使当代传媒的正面效应获得释放，使网络世界的"孤独个体"终究能形成新的对话，并在社会理论层面达成某种基本原则意义上的共识。

注释：

1本文是一篇长文的前半部分，因为本书篇幅所限，后半部分当另行发表，特此说明。

2西美尔：《门与桥》，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31页。

3、4MauriceMerlean-Ponty,SenseandNon-Sense,Evanston,Ill，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64.pp.50、17.

5米勒：《全球化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6萨米尔·阿明：《五十年足够了！》（FiftyYearsisEnough!），载《中国与世界》1998年8月号。

7SamirAmin,CapitalismintheAgeofGlobalization:TheManagementofContemporarySociety，ZedBooks,1997.

8LeslieSklair,SociologyoftheGlobalSystem，SecondEdition,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Baltimore,Maryland,1995.

传媒诱惑范文篇9

一、现代公共传媒空间中的身体资本

20世纪思想史上的思想家，大都注重对现代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内在关系加以研究，因为这有可能深入到对大众媒体所产生的心理文化根源的分析。如何综合性反思身/心关系、个人/社会关系、文化/自然的关系，如何通过对"身体"视域的分析展示身体资本与当代传媒的关系，如何从身体性入手审视"自我"问题，成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切入角度。但是仅仅研究"自我"还不行，因为"自我"和"他者"之间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只有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弄清"自我"和"他者"不仅有古典哲学的自我和他者，而且有心理科学的自我和他者（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还有解构的自我和他者（德里达、福柯、巴特等），甚至还有社会理论的自我和他者（布迪厄、吉登斯等），才能看到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1.身体感与现代城市处境

在对"价值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中，"生命"变成了一个感性本体论的范畴。从世纪之初的尼采、狄尔泰、西美尔、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存在主义哲学以及福柯和拉康哲学，大都将生命作为理性化本质飘散以后的意义空白的填充物，于是，现代性标明这样一个事实：感性肉体取代了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中的重大母题。

在西美尔（GeorgSimmel）看来，现代人深深陷入一个飞速发展而不可知的世界中，处在多种文化元素交错的语境中。文化元素挤压着人，因为人不可能完全清理和吸收文化，同时人又不可能完全对抗文化，因为文化是人类发展所无法摆脱的境遇，也是人自己处身的周遭环境。在文化的现代性中，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则，而是充满肉体欲望和现代感觉的"生命"。人体中的面部是内部统一最表面的尺度，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获得整体美的关键。从面部最丰富的精神性表现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变化。人的形象是心灵和生理冲动合力所造成，那种忽略面部的精神性而只是注重肉体的表现性，将是心灵和肉体的双重衰退。面部很容易表现出柔情、胆怯、微笑、憎恨诸感情谱系，它是"观察内心世界的几何图"，是心性所能臻达的最高表现域。而身体相对于面部，尤其相对于眼睛而言，则居于较次要的地位，因而面部与躯体就犹如心灵和现象、隐秘和暴露那样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但是，今天的现代或后现代艺术已经从"面容之美"表现走向了"躯体之力"的表现，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身体成为肉体性、享受性和存在性的?っ鳎持鸾ケ蝗馓逅〈R残恚庖磺性绫晃髅蓝谑兰椭蹙脱灾辛恕?BR>同样，"身体距离"也在现代人中被日益强调，甚至有"加大人与其对象的距离"的倾向。人在现代生活的距离感中渴望获取一份相对独立的空间，这种强调距离使现代人害怕过分接触"他者"，而出现一种"畏触感"。这种身体的"畏触感"，正表现出心灵的"畏触感"。身体的距离感，使人在社会生活中穿上了厚厚的铠甲而将孤独变成了自己的身份证。2这种现代心理特征，与其说是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距离扩大，不如说是在精神、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方面出现了最明显的离心形式。身体的痛苦和走向死亡的"震撼"，使得一切神话话语在现代人神经的高度敏感和麻木无感情两极间很难再度兴奋起来，心灵由于金钱的强势牵扯，已经很难能对真正的精神价值做出切实的判断。"现代感觉"终于在金钱经济支配的大城市生活中树立起来，它在推动现代人去涉猎私人权利和私人空间当中，却开始挤压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利，随着这种身体空间感和生命时间感的进一步加固，由身体状态的审视所引发的现代文化的"悲剧性"，已经在本世纪的人的旋律中发出了不和谐音。西美尔曾经深入思考并着手解决的"现代性"问题，如今已然膨胀为"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将后现代性问题看作是新问题，而不了解这一问题的真实来源，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现代性问题上走进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迷思。

2.现代传媒中的身体资本

在现象学研究中的学者，最先注意并张扬"身体"的重要性的，是法国现代思想家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他认为身体世界是艺术奥秘的谜底，因为身体既是能见的又是所见的。身体的意义在于："我以我的整个存在在一种总体方法中知觉到，我把握住事物的一种独特结构，存在这种独特的方式就在瞬间向我呈现出来。"3肉体通过感觉的综合活动去把握世界，并把世界明确地表达为一种意义。身体之眼注视着一切事物，也能注视自己，并在它当时所见之中，认出它表现的另一面。所以身体在看时能自视，在触摸时能自触，是自为的"见"与"感"。身体领会自身构成自我，并把自身改造为思想的形式，这也许就是"身体的悖论"。现代艺术家让事物从身体里面走进去，灵魂又从眼睛中飘出来到事物上去游荡，因为他要不断验证他那超人的内在视力。艺术的"变形"是艺术家"肉身"的确定和他们对外在世界把握的统一，只有通过这种变形，才能把握世界变化的瞬间，并把这种瞬间投向自我心灵。4身体空间是思想居住的空间和支配的欲望，思想并不依附自我，而是依据身体来思考，即把思想统一于身体的?匀环ㄔ蛑小H馓宥杂诹榛甓裕橇榛甑目占浜退衅渌钟锌占涞拇嬖诜绞健R虼讼窒笱?quot;知觉论"意味着：肉体穿透我们、囊括我们，使我们在新维度中去思考。正因为肉体和艺术具有一种不解之缘，所以艺术总是一个有关光线、色彩、质感的逻各斯，一个通过表现肉体而传达不可言说思想的"超概念"谱系。不妨说，关注知觉的重要意义在于身体的"知觉"与对对象的意义的"感性遭遇"，这使得我们能够明了现象学式的注视身体的社会存在意义--肉体通过感觉知觉的综合活动去把握感性世界，并把世界明确地表达为一种呈现的身体性意义。这种对现代人的感性存在方式的延伸，无疑是一种进一步确证和诱惑。

3.身体资本与文化资本

在现代性社会，人们的思想、哲学和诗学对身体的关注，日渐为一些空洞的逻辑性话语所掩盖，因此，身体视域的隐没和回归，就已然成为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工作平台。"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其不可分的关系，对身体的运用与塑型，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权力压迫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或许正是在身体成为资本的这种现代性图景中，身体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身体是工具，也是自身控制和被控制被支配的"他者"（other），身体还是一种话语的形式。在现代性状况中，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多种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身体的延伸和成长是通过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习性和场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体现出其阶层的痕迹的。习性被场域所塑型，而场域的一些特性又在身体上体现出来。身体往往可以置换成经济资本，因为他通过购买、传递、交换等，可以使谦恭或倨傲的身体因习性、地位和品位不同，体现出不同的身体和身体姿态。这成?苯?quot;文化研究"的关注点，即经济资本与身体形态，吃、喝、广告与大众文化等，都无不与"个体身体"紧密相关。今天的文化艺术无一不与经济资本和"身体形态"发生紧密地联系，而体现了社会支配总关系。布迪厄对身体的塑型和挤压所做的深刻揭示，对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文化控制对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的习性获得，和更新社会的基本价值尺度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而他关于"身体资本"相对于其他资本是一种"感性存在"，以及身体资本合法化与制度化的问题，则直接呈现了当代人对自我的身体的迷恋的问题，值得深加关注。

以上思想家的看法，尽管侧重点不同，入思的角度有异，但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身体"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将身体性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界限清晰地划出来。可以说，身体在现代社会当中，空前地遭遇到时间和空间的分裂，遭遇到欲望的冲击和现实社会权力的压抑，感受到边缘化情绪性体验。因此，个人身心与制度的断裂，理性与社会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人身体的多种流动变化的踪迹。于是，重生命感觉性，重灵肉分离性，重视精神游戏性，成为了当代审美文化和媒体的重心。尤其是大众传媒直接刺激和消费身体性的东西，使得远距离的身体控制成为可能。于是，大众文艺节目、体育盛典和政治狂欢等大众化的节日，成为今日现代高度发展时期的身体欲望话语的再生产。

这样，身体与自我的问题，身体与他者的问题，变成今日的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肉体已取代了灵魂，灵魂在肉体中沉睡，已然成为今日艺术所关注的救赎与解放的问题。无疑，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对"身体"的私人空间前所未有的重视，对过去那种唯理性的否定感性生命的做法，确有纠偏作用。但是这种"跟着欲望走"又少了一份沉重，少了一种社会价值的内在焦虑感。这需要我们从"沉重的肉体"的考察，进一步进入并延伸到当代大众传媒的文化解释和正负面价值判断上。

二、全球化消费主义中的第三世界媒体

就现代而言，进入大众传媒就进入了公共空间。如何在这公共空间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成为一个当代性问题。如果说，在"印刷资本主义"风靡之时，文化走出了贵族的城堡而进入到大众生活，大众文学作为一种新型权力话语进入世界逻辑中，并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得文化传播成为一种世俗性的便捷方式。那么，伴随着数码复制的新传媒方式的出现，一种新的大众生活交流方式已然来临，同时也将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1.全球化与消费主义

"耶鲁"的主将之一米勒(J.HillisMiller)深切地感到，全球化既是已经发生也是正在发生的事，它不仅导致许多新的构成性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和各种新的社会群体，而且新的电子群体或电脑空间群体的发展，新的人类感性，导致感知经验变异并产生新的电脑空间个人的发展。在这一日益彰显的状态中，传媒文化以其强大力量淹没日渐衰退的书本文化，新的电子阅读方式在文学研究域引起了变革，电脑写作使文学研究文本永远不能完成，网上杂志的增加正在改变文学研究的出版合法性条件。这些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即刻性的记忆，改变了文学作品对批评家的存在方式。除了这些因为高科技的发展而引发的人类文化文本存在的方式的改变而外，米勒还从政治文本角度提出，伴随着民族/国家衰落而出现的一种情况，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和全世界文学的研究所取代。5米勒的问题在于，他看到了全球化中生命存在方式的读取变化和意义关联的变化，并注意到文化研究成为全球化中的一种软体伸张的空间，但是，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里历史记忆的丧失不仅成了文化和多元文化诸多被涂抹的记录，而且成为一种没有聚焦的"泛文化"的文化叠加。更无法说明在全球化扩张中，东方或第三世界在面对先发展的强势文化时，具有怎样的命运和转机。因而，问题的提出是尖锐的，但是问题的解决总是被延宕的。

如果说，米勒的全球化观点代表了第一世界的基本看法，那么当前颇有影响的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Amin）的全球化观点，则代表了第三世界对全球化的警惕。在《五十年足够了！》6中阿明申说道：新的全球化没有取消民族国家的存在，却侵蚀着民族国家经济管理的效率。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建立在两个空间的重合上，即决定再生产和积累的空间与政治和社会管理空间的重合。在这种观念支配下，阿明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当代社会的管理》7中进一步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拥有资本、生产技术、营销网络并攫取绝大部分利润，其他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全球化将资本主义逻辑无情地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并不能阻止全球化进程，只是加速自己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真正解决危机的办法是，抛弃自由主义乌托邦，改变贫富日益悬殊的不平等趋势，使民族国家负起发展的责任。阿明的看法，表达了第三世界学者对全球化语境中的后殖民问题的关注，同时也表明，全球化从来不是?挥谢坝锇匀ǖ模∏∠喾矗蚧乃汲北旧砭褪堑谝皇澜缍缘谌澜绶⒄沟囊桓鲅现氐奶粽剑彩窃谡尉梦幕椒矫娴亩嘀秩侵稹?nbsp;

2.无回应的对话与不沟通系统

法国著名思想家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注意到当代人缺乏交流、闭锁心灵和充满误解误读的现状，使其将思考的焦点放在后现代信息传播的主渠道--电视的研究上，从而为当代信息播撒和心灵整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鲍德里亚声称，人类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像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和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像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在他看来，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后现代的类像时代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任何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在后现代大众传媒（甚至数码传媒）时期，大众媒体重新界定着传播的形式和内容，并打破了表层与深层意义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

传媒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内容等同于在场的真实，这种"超真实"使人不经意地停留在画面的切换上。垃圾信息的无休止出现，各种意图意象的纷至沓来，人们在消费时尚、工作选举或参加社会活动中，受到传媒不断的鼓动和诱惑，大众由此而逐渐滋生一种对立厌恶情绪。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沉默的一群，一切信息意义和诱惑均内爆于其中，就好像被黑洞吞噬了一样--社会也因缺乏反馈而消隐，不同阶级、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文化形式之间，以及媒体的符号制造术与真实本身之间的各种界限均已经"内爆"。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而且，在传媒多频道全天候的持续播出中，人不断接受储存很多芜杂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却无法处理，并因超负荷的信息填塞而导致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电视终于将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品味、不同阶层的人，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价值认同都整合为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认同。这种传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间公众化和世界"类像化"的家庭化，导致了卫视的"世界一体化"。

在我看来，鲍德里亚剖析了后现代传媒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这种对全球化传媒体系对人类的重塑作用的揭示，无疑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审理，推进到对后现论本身的审理，认为其理论模式已经被"后现代化"，理论不再是反思和划定边界，而是为了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断化特征。理论在这种自我蒸发中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无思时代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消费意识和人生态度的一种谎言工具。但是，他对后现代传媒同样抱有矛盾态度，这使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全球化趋势只能加以认同，因为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后现代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影响。这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矛盾心态，指明了后现代哲人的有限性和拒绝超越性。

3.后殖民氛围与消费主义问题

大约，在全球化理论中最让第三世界心仪的，就是进入一种迷乱的后现代性消费时尚中，而大众传媒在这种消费浪潮中，扮演了"人间指南"的意识形态角色。莱斯理·斯克莱尔（LeslieSklair）在《文化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中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所需要的价值系统就是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在第三世界以向人们推销消费主义为己任，这种时尚性的消费主义不断生产并"诱导出需求冲动"，并化强迫为自动，使得第三世界的人们去"消费"。广告作为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已然成为诱导性消费提供信息的现代行为。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它们和广告的关系的透视，有助于观察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因为对"媒体帝国主义"的逻辑确认可以把握"文化帝国主义"的基本轨迹。在斯克莱尔看来，广告作为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渠道，常常将自己装扮成提供多种信息的正面行为。但是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其与广告的关系的研究表明，这种在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展开的方式，恰恰掩饰了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内在运行。广告的类型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尽管有些微差别，但是商品和服务广告的绝大多数都与消费相关。媒体帝国主义在逻辑上是由文化帝国主义所导出的，并通过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来达到，因为它制造了使人服从于"霸权文化"的条件，并且限制了对它进行有效抵抗的可能性。8

对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理论的审理表明，媒体资本主义的全球文化扩张已经失控，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蔓延之势。因而，文化媒体帝国主义正在制造当今世界新的一元话语--全球化话语--全球资本主义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扩张。一般而言，跨国公司生产信息，地方媒体负责传播信息，但是从根本上说是跨国资本控制着整个系统，它通过操纵金融领域主要是广告业，给地方媒体系统强加上一个"生产－财经"的"钳形攻势"，尽管这也容易导致民族主义和公众力量的有敌意的反弹。新的传媒技术加速"跨国化"的过程，但也使得其他新的传媒形式产生，这些形式又不断造成跨国化的对立面--民族主义，使得拒绝跨过传媒的"霸权空间"，批评本土版本的消费主义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成为第三世界的一种无选择的选择。于是，当代消费主义不仅被理解为一个全球问题，而且被认为与后殖民霸权有关。

不妨说，斯克莱尔对媒体文化帝国主义和全球消费主义的批评，受到了赛义德、汤林森的影响，但是他也有自己的独特角度，即从第三世界的角度看消费主义的全球化问题，强调媒介在全球化体系中已经成为一种霸权话语，传媒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在电子信息网络中担任着对全球一体化状态的塑型的角色。这种后殖民话语批判，使得这个问题对进入消费怪圈中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有可能重新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消费语境，弄清消费主义的背后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

4.全球话语中的大众传播网络

当代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在《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资本主义》9中强调：从表面上看，现代化理论的预言似乎已经实现：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国家似乎放弃了早先那种对经济的干预，并进而将那些数十年前视为不可动摇的公有企业私有化，同时，"技术理性"已经成为各个社会的文化和知识价值的决定因素。在文化上，随着"技术理性"占据支配地位，反启蒙的宗教价值开始复兴，同时还伴随着成为"时尚"的"消费拜物教"。作为现代化理论核心的目的论已经过时，并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不再意味着自发地接受欧美社会的价值或把欧美式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榜样。根据眼前的世界现状，资本主义对普遍富裕的许诺只不过是乌托邦，与其说是一种现实，远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奢望。

全球资本主义传播网络的显著特征，是"无中心化"，即将任何国家或地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变得日益困难，"高技术联盟"使全球化成为世界性播撒式的。跨国公司与网络媒介相联系，已经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生产的跨国化使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化和分散化，全球在经济社会文化上开始同质化和分散化。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模式，而脱离了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或地域模式。与经济和政策的分散化一致，文化也分散化--"多元文化主义"。在这种多元文化主义中当代传媒成为播撒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途径。

三、对全球化消费主义传媒的反思

思想者的描述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一个工作平台。在我看来，当代传媒所面对的全球化语境的"类像化空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全球话语中的传媒权力播撒化等，成为困扰思想者的当代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公共空间"中"自我处身性"的解决途径和方式。

不妨说，现代性思想家注意的是：现代性带来的精神迷乱，和人在城市化的大工业生产中的存在渺小感和虚无感，进而关注"身体安顿"状况，以及人与自我间的"身体距离"。这一基本意向也使得现代性社会理论讨论的主要问题往往是基于"主体性"的问题--主体间性、主客体的关系、存在状况分析等等。但是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过渡中，"主体"逐渐转化为"自我"（甚至"感性个体"）问题，并且往往以赤裸裸感性方式与普遍性焦虑相交织经验--躁动、预期和失望成为个体经验的混杂。因此，自我、身体、感觉、私人性等后现代的热门话题，与全球化中的大众传媒有着重要联系，甚至直接就是其结果或表征。这无疑使得对大众传媒的认识，更加复杂更加需要细心厘定。

处于后现代全球化思潮中的当代人，正在受到网络传媒的超乎寻常的影响。这种全球化话语权力夹带着全球一体化网络和消费主义时尚的诱惑，使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社会形成一个后殖民权力角逐场域。进入这个场域，就意味着必须在"跨国媒介"和"传媒暴力"中重新寻找和安顿自己的肉身--"沉重的肉身"。这使得问题已然不同于现代性中的人的主体失落问题，而具有了后殖民时代的新的问题关联域。

不难看到，跨国传媒的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东方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潜移默化的认同，它意味着在后现代主义张扬多元主义的旗号下人们却追新求新而导致"新的一元"，这种消费主义的一元性排斥其他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这种传媒文化的膨胀和过剩生产，使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精神日益成为民族精神中的癌症，也使一种丧失了思想的生活状态成为当代精神的常态。由传媒所代表的文艺"类像"表明，当代文化以自我"身体"暴露的方式回缩到冷漠绝缘的"纯客观描述"，从而使当代传媒性格更为乖张而且漂浮。正是对性、暴力的玩味，对犬儒主义生活方式的认同，使当代传媒在日益多元化的同时，又往往使人面对选择而无能为力。

媒体的暴力问题由此变得尖锐起来。对媒介的暴力、词语的暴力、权力消费的暴力，最好抱以充分的警惕性。对此，阿帕杜莱认为："以好莱坞和香港电影工业为中介，创造了新的雄风与暴力文化(culturesofmasculinityandviolence),它们反过来又刺激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中愈演愈烈的暴力。这种暴力推动了遍及全世界的不道德的武器贸易的迅速发展。在电影里，在公司和国家的保安部门，在恐怖主义活动中，在警察和军事行动中，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AK-47和Uzi枪，这对我们是一个有用的提示，技术装备表面上的统一性掩盖着日趋复杂的形势，暴力形象和在某个想像的世界中建构共同体的渴望，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挂上钩的"。10"媒介的暴力"已然说明媒介就是一切--媒介不仅表现暴力，而且因为独霸而自身成为整合调节人和整个社会的权力。当它成为人和社会的唯一中介时，就成为媒介暴力的一元独霸。

传媒的意识形态已造成新的"文化霸权"，它意味消费观念和生命价值体系。词语暴力尤其是野性的词语暴力，媚态词语暴力，性与肉欲词语暴力对"家园"的排斥、对精神的排斥、对人的排斥的词语暴力，尤需加以警惕。银幕的暴力，同样需加置疑。电影无疑是充满魅力的，银屏无疑是充满感性的，肥皂剧无疑是在进行无情的抒情的，所以许多人把时间消磨在上面，不知不觉"被格式化"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尺度和为人处世态度。这种银屏单向注入的暴力是潜移默化的，批评者必得用批评的武器划破银屏或感性诱惑，看到银屏背后的"欲望生产和再生产"的潜台词。

我想说的是，全球化思潮使当代世界身不由己地进入消费主义社会运转中，消费自由逐渐成为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制再生产、社会和个人协调整合，以及个体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键性话语。在这个多元时代，在迅速全球化的传媒霸权中，面对大众传媒的负面效应的全球弥漫，我们将尽力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绝对化表述，尽可能地促进有关当代公共领域的知识话语建构，使当代人在真实的文化对话和跨文化沟通中，避免过分私人化而导致的公共性空间的丧失，并在剔除沉重肉身取代精神沉重的偏颇中，使当代传媒的正面效应获得释放，使网络世界的"孤独个体"终究能形成新的对话，并在社会理论层面达成某种基本原则意义上的共识。

注释：

1本文是一篇长文的前半部分，因为本书篇幅所限，后半部分当另行发表，特此说明。

2西美尔：《门与桥》，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31页。

3、4MauriceMerlean-Ponty,SenseandNon-Sense,Evanston,Ill，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64.pp.50、17.

5米勒：《全球化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6萨米尔·阿明：《五十年足够了！》（FiftyYearsisEnough!），载《中国与世界》1998年8月号。

7SamirAmin,CapitalismintheAgeofGlobalization:TheManagementofContemporarySociety，ZedBooks,1997.

8LeslieSklair,SociologyoftheGlobalSystem，SecondEdition,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Baltimore,Maryland,1995.

传媒诱惑范文篇10

论文摘要：广告在电视经济结构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虚幻影像的本质正使其成为现代生活的新宗教。中国政治广告也以独特的形式，影响着政治生活。社会主义架构要求国家必须对电视广告予以干预，使广告不能偏离中国现代性轨道。

市场机制在传媒领域的主导作用滋生出由广告支配的消费主义。当电视节目从计划和政治的束缚中挣脱，冲人市场调节的经济圈层之后，为媒体带来主要收入的广告便成为大众传媒的主角。

一、虚幻影像的诱惑

电视广告的运作是电视公司(电视台)、广.告商和受众利益相互满足的过程。电视台出卖广告时间给广告商，直接获得广告收人，构成现代商业电视的主要收人来。广告商将无意义的商品制作成富有意义的影像，通过电视传媒传播向广大受众，那些观看电视的受众受到影像的诱惑，成为潜在的商品消费者。观众通过its买广告中宣传的商品，在心理获得满足，因为他以为购买商品的同时，也获得了电视影像所宣扬的幸福美满活。

农常意义上，消费某种产品，被描绘为:建构一个值得建构的身份，玩得开心，结交朋友，影响他人或解次间题的最佳途径等。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即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广告商运用放大优点，隐匿缺陷的叙述策略，制造出一个与真实产品不完全相符的影像，其目的是要把商品引人消费者熟悉的意义与符号，然后把这些意义一与符号赋予商品。正如戴安娜·克兰所说:“将产品置于一种特殊的象征语境之下，构成许多广告基础地寻二水技巧.这种特殊的象征语境赋予自身没有意义的产品以意义。这种附加在新产品之外的信息经过大众传媒反复传播后，逐渐在消费者意识中营构出拟仿现实，使该商品在多种同类物中被选择。广告的功能是把一种产品与其他功能类似的产品区分开来，使这种产品对于潜在的消费者意味着某些东西，把这种东西与消费者欲望联系在一起。

“广告片的功能，并不只是用来吸引受众注意的，更重要的是，它要传播某些东西。广告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观看了广告之后行为会受到影响。因此，它们不得不把我们往某个方向推，让我们思考或回应;想引起我们的情感、欲望和梦想;它们也不得不想让受众积极地进人到它们所希望的那个思考过程中。

广告片一般采用对比的方式，来突出产品使用前后的社会效果的差异。例如，雕牌洗衣粉广告的影像叙事是继母与继女之间的感情。一开始，小女孩对继母持明显的排斥心理，画面呈现出她倔强的对抗的眼神。继母用雕牌洗衣粉为她把衣服洗得净白如新后，小女孩逐渐改变了态度，两人的爱洋溢整个画面。有时，这种对比只是强调使用后的效果，而作为影像叙事以外的空间，却留给观众自己想象。

它同样可以起到情感刺激的作用。多数直接进行效果呈现的电视广告均采用这种模式。

如果说电视广告的社会心理学机制是一种虚幻的意义诉求。那么，其生理机制便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在‘正常’的状态下，人脑的左右半叶是共同处理资讯的，收看电视的体验活动扯碎了二者的连接线，使受众很容易就会受到非理性的情感诉求的诱惑和影响。

因此，从本质上讲，电视广告叙事通过营造虚假的幸福生活，扰乱受众的理性思考功能，来达到销售目的:“人的消费欲望越高涨，对消费活动越主动，那么人们通过消费所占有的物和物的意义也就越丰富、越广泛，而丰富、广泛的‘占有’，正是人们梦寐以求的自足与自信。

广告的目的是鼓励消费，服务于产品制造者的利益，而不是消费者的利益。当所有的电视广告都在运用相同的手法，达到共同目的时，消费主义便最终形成。消费即幸福的观念，经由电视对大众日常生活的普遍影响，四处蔓延。它可以跨越民族一国家界限，形成一种全球性趋势。消费主义更为重要的潜在影响是，商品背后所隐藏的信息:“消费主义的关键不是趋向摆阔炫耀的非理性趋势，而是个体被插人交流关系中接收以商品形式出现的信息。而这种信息对于那些商品的输出者来说，无论主体是公司抑或其所属国家，都能够产生有利的意义输出。

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商品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相对于其他大众媒介的内容而言，广告最接近早期马克思主义对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广告在意识形态上的真正的作用，并不是创造需求来影响市场占有率，更不是消解意识形态—它的作用在于给我们提供意义。

二、现代生活的新宗教

基于三方利益交换的电视广告，在公平运作的表象下，隐藏着深层的不平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

首先，电视广告的运作机制是建立在价值交换的基础之上的。在闭路电视的播放环境下，大众享受着免费观看电视节目。而这种方式是中国观众的最主要收看渠道。电视台能够免费为大众提供节目的动力在于，广告商替观众预先支付了费用。实际上，电视台与广告商的交易之间，存在着某种类似于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关系，即观众的剩余观看时间。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美国学者苏特·杰哈利认为，“收看是劳动的一种形式。当受众在收看商业电视的时候，就是正在为媒介工作，由此生产出价值和剩余价值。”卿在商业电视机制中，观众在收看一般节目的同时，还必需被迫收看广告片。广告片并非反映了某种社会意义，而是创造了意义，一种虚幻的影像意义。广告片可以因此创造出剥削和被剥削关系。观众被迫观看广告，即是出卖剩余观看时间。

因此，电视广告隐含的第二层社会关系，是资本在大众观看活动中占据支配地位。

“在实际的运作中，资本不仅能够从形式上让收看电视这样的自由时间臣服于自己的控制，而且还能够直接地使这些时间增值，能够真正地将收视活动包容进去，纳人自己的生产体系里，让这些时间生产出价值。现代大众越来越将电视看作一种必备的日常消费品，而且是一次购买，长期使用。低收人的人虽然不能在其他社会领域享受与高收入水平一样的文化消费，却能够在收看电视节目中获得同样的文化消费。然而，他们却必须为此付出剩余观看时间的代价。相比之下，有经济能力的人可以通过付费收视的方式，通过购买资讯商品，也就购买了免除为电视广告支付剩余价值的自由。因此，透过电视广告机制，可以看到不平等的资本关系，它是社会不平等关系在电视文化消费领域的延伸。

电视广告的第三层社会意义，是建构对商品的崇拜心理。通过影像的非现实塑造，广告使后发展国家的活，使贫穷的人看到富人的生活标准和时尚，使没有消费需求的人产生消费的冲动。总而言之，它在极力将大众向购买商品引导，并可能产生对商品的某种信仰。

“在广告所创造出来的这个神话宇宙里，种种科技的精灵渗人到了商品的躯体中，为人们相信商品的力量而提供一个基础。

新的拜物现象与旧的拜物现象并没根本区别。二者的力量都是依赖信仰的系统。

广告如果不是现代生活的新宗教，不是使用价值的宗教，还能是什么呢?

正如其他信仰体系那样，广告也借助某种力量来对人们产生心理上的吸引，只是它依靠的是物质性的科学技术。大众在广告的诱导下，进行非理性消费的行为，恰是一种仪式性活动，避免认知不协调和实现社会心理趋同的仪式。

电视广告所创造的上述三层社会意义，对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基础都产生了威胁。在市场、法制和企业自身都处于不健全的阶段，中国政府对广告的干预行为自然获得了合法性。

三、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广告

也许许多观众对于电视商业广告有较为敏感的认识，经常利用遥控器来减少广告的画面干扰。然而，人们对于另一种广告形式却常常失去的戒备心理，而且往往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是政治广告:“依据商业价格购买与使用广告时段，目的在于向广大受众传递政治信息的一种行为。在西方，很多人把政治广告看作电子媒介时代的现代化的产物。1950年代，电视在美国成为最重要的大众传媒之时，政治广告随之走人人们视野。1952年，艾森豪威尔首次雇佣职业广告公司为其设计电视广告，通过一系列插播广告，成功地战胜了总统竞选对手，并奠定了政治广告在美国总统竞选中的地位。也因为此，竞选成为西方普遍接受的政治广告模式。这次政治广告设计的主要策划人罗斯·李维斯认为，政治广告可以借鉴商业广告的“联系”战略。“不管好坏，政治已然成为一种‘消费者’通过大众传媒而在场的过程，这些消费者必须从不同的政策中选购一种。”即仍政治候选人通常是把自己作为同一产品的不同品牌进行推销的。就象在商品市场一样，政治广告必须依据选民消费者的价值观与欲望，赋予候选人正面的含义。公务员之家

此后，政治广告如其他美国标准一样，向世界许多国家出口。不过，中国的民主制度并未赋予其合法地位，故而，西方流行的政治广告理论大多不适应中国国情，这并不表明中国不存在政治广告，因为中国政治家同样需要推销自己。与西方通行的政治广告相比，中国政治广告的表现方式更隐蔽，而且一般没有直接针对政敌的负面广告。由于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竞选并非政治家获得政治权力的主要途径。虽然选举制越来越成为中国大众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更多18岁以上的公民积极参与到选举当中，并且电视也慢慢成为候选人展示自我的重要渠道。但是，选举产生的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而非职业的政客。在这种政治架构下，中国主流的政治广告不是体现在竟选，而是各级政府的“政绩工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