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论文范文10篇

传媒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大众媒介；高品位；软着陆

“当荧光屏上彩色的频道信号在统领和占据人们的休闲时光，特别是，这些色彩斑斓的信号正在强悍地剥夺人们读书、思考、交谈或者哪怕是静默的机会与权利时，一个严峻的问题凸现出来，并咄咄逼视着我们这个纷纭骤变的时代：那些华丽的信号究竟给社会心理输送了多少健康生长的维生素和营养？……到底给本来就飘移不定的大众心理灌溉了多少人生的定向、审美的规指、心灵的依靠、信仰的关怀？”①当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高速发展的同时，这种责难和质疑也与日俱增。在现代社会里，大众传播媒介与人的关系极为密切，媒介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受众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审美观都能产生重大影响。那么，作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和人类的公益事业，大众传媒如何以高品位保证传播质量，如何以软着陆体现人文关怀？

一、大众传媒应坚持高品位引导

媒体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传播的是精神产品，对文化的发展起着影响和制约作用。精神产品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的成员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准。因此，精神产品的生产必须强调社会效益，讲究艺术质量。媒体应在适应大众需要的基础之上，赋予精神产品以积极的社会意义、思想内涵和美学品位，提高受众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位，使之不断走向文明与高尚。

受众接触媒介是由于他们预期媒介可以帮助他们满足某种需要，而媒介也总是千方百计了解受众在特定条件下的特定需要，以便在传播活动中设计或传播符合其需要的新闻信息，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媒介要贴近受众，重视并满足受众的要求，但是满足受众的要求并不等于“需要至上”，让抽象的受众来操纵媒介。受众的需要是形形色色、良莠不齐的，媒体要注意区别对待，激浊扬清，成为社会肌体的“精神营养师”。

二、受众对高品位的需求，对软着陆的渴望

市场经济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产业化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有形无形的经济力量操纵使文化走向媚俗，大众文化的感性化、商品化掩盖了应有的文化理性。单纯寻求感官刺激的文化氛围在一定程度上磨损消费者的心智，造成文化理性的丧失，可能培育出一代“空心人”。②大众传媒如果把大众文化的娱乐消费作为主要价值加以实现，便造成了精神快餐的消费模式，这不仅会把文化推向单调平庸，也会把大众推向单调平庸。

受众的需要是多方位、多层次的，他们不仅需要获得外在的感官审美愉悦，还需要获得新知新悟。社会大众对文化的需求，不仅有满足娱乐、消遣的一面，还有提升精神境界、陶冶思想情操的一面。前者是生存需要层面，是浅层次的，后者是发展需要层面，是更高层次的。从美学角度看，艺术对象能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受众的审美世界在选择和接受媒体的过程中培养起来，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也不断发展。

审美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它以丰富的知识为基础，受众的欣赏选择，是由其审美趣味决定的③。随着媒体的崛起和繁荣，受众选择面明显拓宽，眼界也日益开阔，已不再满足于对事件、现象进行浅层次反映的报道，增加详尽解释、披露深层次原因及症结，对现象作出应有的判断和评价，对事物后果及未来走向作出必要预测是读者更高层次的追求。为了满足正在发生变化的受众审美需求，大众传媒的精神产品既要具有“阳春白雪”式的艺术高品位，又应吸收“下里巴人”式通俗之精华。大众传媒一方面要强化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对高尚审美情趣的追求，不断提高品位，也要在保持高文化品位的同时，在内容和形式上增加可接受性，向大众接近，实现高品位的软着陆。

三、媒体高品位软着陆的必要性

曾指出“强调讲政治，并不意味着简单地重复一些政治口号，搞一些空洞的东西”，报刊、广播、电视等“都要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勇于创新，努力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大众传媒追求高品位并不意味着曲高和寡，而通过软着陆，寻找绝大多数的“知音”，这不是对高品位的背弃，而是对真善美的挖掘和弘扬。

媒体的新闻作品都存在着价值实现的问题。新闻作品的价值（并非新闻价值）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新闻事实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二是新闻工作者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④。一篇新闻稿子经过采、写、编进入新闻传播的流程，而只有进入了受众的视野，经他们阅读、收看、收听，为他们所接受，新闻作品的价值才得以实现。可见，新闻作品的表达形式是很重要的。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指出：“要获得读者的注意力并不等于在新闻中发表对宗教或伦理的看法，而是要激起读者的感情。读者必须通过他个人感情的共鸣进入新闻，在新闻报道中必须通过利用固定的成见提供他一个亲切的立足点。”⑤新时期受众的平等意识和独立意识逐渐增强，他们希望与传播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保留独立思考的空间。受众追求真善美，不满意居高临下的训导，欢迎循循善诱的引导，希望记者多从平民视角对事物进行报道。

四、高品位如何实现软着陆？

早在1956年，中国晚报界的先驱赵超构就对晚报提出“短、软、广”的要求。但“软”的精髓却适用于各种大众传媒。软是什么？“软”就是反对不断重复、脱离现实生活的教条化、公式化的宣传；抛弃动辄“应该”、“只能”、“必须”的教训腔调；否定干巴巴、硬邦邦、死板板的表达方式。“软”是接近性、趣味性、大众性、多样性、可读性的结合，提倡走进沸腾的生活漩涡，走向群众，追求的是报纸与读者最近的距离，最佳结合。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观众的审美趋向表现为求新、求异、求变、求真、求美。从艺术的深层规律看，高雅与通俗是没有固定的界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绝对的雅和俗，高雅失去通俗难以吸引广大受众，通俗失之高雅则难称精粹⑥。软着陆为煤体的高品位找到了一条贴近受众、影响受众的有效途径。

（1）高品位在受众上的软着陆：平民视角

在大众传播中，无论多么重大的题材，多么深刻的思想，都不能完全停留在理性的范畴里，而必须顾及人的情感、情绪，否则很难在受众中引起共鸣，形成沟通；无论是传播思想、传播信息，都不能从概念到概念，从道理到道理，而必须有典型人物、典型事件，通过故事和情节展现真实个体的经历，生动反映社会背景，折射出深层次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变迁脉络。因此传媒的平民视角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关注人，尤其是关注普通人，才能贴近受众，培植兴奋点，具有感染力。

《实话实说》关注人的命运，关注人们深层的心理状态，关注与人们生活相联系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充满了平民化的视角，充满人情味。《实话实说》通过对观众密切相关话题的讨论，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再思考，期望在社会进步中保持传统伦理中美好的一面。节目坚持平民化取向，做到主持人心态的平民化，谈话方式的平民化，行为方式的平民化。《实话实说》的总策划杨东平认为：“平民化”是栏目的价值追求和审美追求，“一位穿着朴素的农妇上电视，我们就让她以本色出现，老百姓的语言比专家的更美更实”。“我们特别注意防止它成为专家论坛，专家可以坐在观众席上作为重要观众，适当的时候可以发表意见”。⑦

《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等电视的深度报道栏目，没有丝毫的“玩深层”，它们给观众的震撼在于离你很近，贴近生活。破败的农舍、辍学儿童呆滞的目光、下岗工人的迷惑和无奈、战火中失去亲人后的无助和绝望，所有这些“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真实画面，都是电视深度报道扣人心弦、动人心魄、引人深思的起点，这种深度报道的低位切入，包含了大智慧、大手笔。

（2）高品位在传播媒介上的软着陆：学者的平民化介入

学者介入媒体，是媒体走向繁荣和成熟的内在需要。媒体文化品位的提高，需要一支长期独立于媒体通俗文化之外、有着良好专业素质的学者队伍的介入，以各自的学识和心智改造媒介的文化生态。⑧著名学者、散文家余秋雨介入了《文化视点·倪萍访谈录》栏目的策划，著名楚辞专家文怀沙参与策划并主持了《北国风》，杨东平、郑也夫参与《实话实说》的栏目策划；而《东方时空》中更因为有一批各学科的硕士、博士参加节目的策划和制作，使节目显示出关注人生与表现社会的广度和深度。学者对媒介的介入，改变了媒介固有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他们以各自的学识专长和人格素质对应着各具思想文化内涵的栏目，并借助现代化的媒介，传播了较高层次的学术观点与社会思想，对大众文化有一定的引导和提升作用。当然，学者对媒体的介入，对文化品位的提升，也需要寻找到一个软着陆的契合点。

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尧斯指出，在文学作品、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中，要重视读者的作用，他认为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不是单方面的被动反映，而是以原先的经验所积累的“审美期待视界”为前提的，文学作品问世时以某种方式适应或超越、辜负或驳斥读者的期待，就为确定其审美价值提供了标准。同样，学者的介入使面对媒介的受众有了更广阔的鉴赏和思维空间，但只有专家和媒介的默契配合，才有媒介语言和理论思想的相得益彰。然而，当前学者介入中却存在着一些弊端，有的学者坐而论道，理论性较强，给文化水平一般的受众造成理解上的障碍；有的则夸夸其谈，认为凭借自己的学识魅力可以征服受众……这样的学者介入，结果只有一个——受众对此“敬而远之”。

那么，学者如何通过媒介把自身对某一个领域的思想见地、文化内涵表现出来，同时又能使受众喜闻乐见呢？首先，学者要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方式、欣赏习惯、认知能力和感情需求，多用形象生动的事实说话，多用细节展示人物和事件的特征，善于利用生活化、大众化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深入浅出地传递专业知识和学科信息，在潜移默化中给受众以文化的熏陶、思想的启迪，最大限度地拉近学者和受众的距离。其次，当学者和普通的受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时，要努力营造平等交流的气氛。学者要避免因为自身的特殊身份给受众造成心理上的压力，鼓励受众畅所欲言，用平和的态度和受众进行交流。观众不是教室里的学生，他们不喜欢独角戏，他们渴望心灵的沟通，观点的碰撞，惟有百家争鸣，才能实现思想交锋和高品位的熏陶。

在当前的媒介中，已经逐渐成长起一批学者型的新闻工作者。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已有一批专家型、学者型的记者、编辑和主持人，他们对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际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时又注重从百姓角度来看问题，长于学识，又善于表达，基本上实现了电视工作者与学者双重角色的契合，为学者介入媒介开辟了一条捷径

（3）高品位在传播渠道上的软着陆：受众参与。

参与意识是受众化被动为主动，希望亲自参与到传播过程中，体现了一种平等独立和积极的态度。受众的参与可以使媒体充满活力，可以变一种声音为多种声音，变灌输式为交流式。⑨媒体为受众提供自由平等参与的空间，可以对受众进行有效的引导，同时高素质受众的加入，可以提升媒体自身的水平。

《实话实说》作为一个高品位的谈话节目，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构筑了一个有形的交流平台，而且把平台伸向屏幕外的广大观众，让屏幕内外的受众都感受到强烈的参与气息。《实话实说》为百姓发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谈话氛围，在这里权威人士的评说只是精要之语，大众的评说才是主体，平等态度的民主精神成了《实话实说》的精髓。参与者和参与者之间平等对待，公平分享表达和表现的机会。主持人与观众面对面地交流，学者嘉宾与普通观众当场辩论。主持人穿针引线，刺激现场参与者的想象力，激发参与者发表意见的欲望，可谓高朋满座，妙语连珠，极易出彩。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节奏加快，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实话实说》的谈话模式为受众提供了一个真诚表白和热烈讨论的机会，观点在这里碰撞，思想在这里闪烁，即使意见相左，讨论未果，也能调人胃口，发人深省。

相对于《实话实说》的“高明满座”，《南方周末》的“百姓茶坊”为普通老百姓们提供了发言和争鸣的一席之地。或是由媒体提出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和群众普遍关心的新闻热点，让读者各抒己见，比如开展对马家军现象的讨论，对金牌问题上个人尊严和国家利益孰轻孰重等观点畅所欲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是让老百姓看到就说，围绕生活中的事件自由表述，允许受众发表独特见解，比如《拒绝“伪崇高”》一文，针对有关部门号召学生向不会游泳却舍身救人的小英雄学习的做法，认为这同样是对生命的藐视和戕害。此外，读者还可以在其他人的看法的基础上进行“帖子链接”，陈述自己的意见，帖子的形式灵活，让读者有感就发，自然好评如潮。“百姓茶坊”的读者讨论形式意见集中、发言充分，涌现出不少品位较高、不同流俗的言论高手，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精彩纷呈。读者讨论是报纸在平民化运动中的一种观念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强调报纸向平民层次贴近，强调传播者放下架子向平民看齐，更应该重视受众的智慧和自主意识，进行一种真正平等的沟通和探讨。随着报纸讨论版面的扩大和容量的增加，报纸的质量、品位与读者的参与程度、读者的文化教育水平更加息息相关。

（4）高品位在传播技巧上的软着陆：挖掘表现角度

大众传媒高品位的一个主要的表现是创造新闻精品。培养精品意识，要善于挖掘新闻表现角度，要巧妙地把领导角度变为群众角度，把工作角度变为生活角度，把生产角度变为市场角度，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我们通常把报纸上的新闻分为硬新闻和软新闻两种，软新闻和硬新闻都可以是品位较高的新闻，关键是一个高品位软着陆的问题。一个媒介单纯传播硬性新闻事件，会使传播内容缺乏调剂而显得单调枯燥，使受众的视听难以持续；而只单纯传播软性新闻事件，受众虽然可能觉得视听很轻松，甚至带有很大的娱乐性，但因缺乏严肃的思想，使视听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从而很难对客观环境有全面、清醒的认识。因此，每一个传媒必须对这两类新闻事件的传播进行控制，以求得一个合理的配置。这就需要传媒根据自身的特点，作好调剂、加工的工作，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化”的工作。⑩“化”就是有意从一个特定角度切入去观察、表现新闻事实，将某些硬性的新闻事实“软化”，将软性的新闻事实硬化，从而提高新闻作品的品位。因为任何一个内涵比较丰富的新闻事实，往往由多个侧面和层次所组成，从某一侧面和层次去观察和表现，可以展示事件的某一属性，从另一个侧面和层次去观察和表现，就可以展示事件的另一种属性，因而转变观察和表现的侧面和层次就可以达到“化”的目的。

以《南方周末》为例，《南方周末》认为无论是雅的题材或俗的题材（可以理解为前者包括硬新闻，后者包括软新闻），都要做到雅俗共赏。他们的经验是：对于雅的题材，从采写角度、写作方法、标题制作都要做俗的处理，比如名人专访特写，题材是很雅的，不要着重写学术经历、学术活动，而着重写他们的生活、感情、性格，写他们与普通人相通的东西。对于俗的题材，如性犯罪，要作雅的升华，强调要有严肃的态度，正确的导向，要注重表现案例的社会内涵，阐述案例的法学意义。这样，通过巧妙地选择角度和切入点，可以确保各种题材的高品位。20世纪末崛起的都市报是我国新闻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都市报以服务城市市民、报道都市生活为特色。在宣传各项改革、引导热点问题时，都市报善于把观察点下移，从工作和生产经营的层面，下移到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层面，生动而权威地把握好引导工作，自然而然地服务百姓生活。

当大众传媒高速发展时，保持高品位显得尤其重要，而高品位的软着陆更是为传媒自身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使传媒贴近受众、贴近实际，曲高和“众”。

注释：

①转引自《新华文摘》1995年第10期第117页

②李世成《论大众文化与广播电视传媒引导》，《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7年第3期，第18页

③《上帝总是正确的吗？》《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3期第46页

④丁柏铨《确立受众意识：一个不可忽视的命题》，《中国记者》1999年第1期，第14页

⑤甘哲斌转引自《看西方记者怎样报道中国》，《对外报道》1993年第4期

⑥王琪泰《面对观众审美世界的不断建构》，《新闻大学》1998年秋，第66页

⑦何勇潘可武《电视是让人说话的》，《现代传播》1998年第2期

⑧方健文《学者介入电视的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7年第1期，第74页

传媒论文范文篇2

杂志主要征收有关：“传媒实务”、“经营管理”、“广告经营”、“报刊发行”、“环球点击”等等这些方面的论文，有关此类的论文都可以方向的来此杂志上进行投稿。

对于《今传媒》杂志来说在投稿上一定要注意的问题有：

1.论文材料的收集整理方法与技巧

对于论文撰写一定要有自身的阅读经验、以及对于资料信息的认识，我们在论文收集整理上来说一定要选择能够反映研究对象本身各种具体特征的专题材料并且对其资料进行全面的认真地整理、辨析。

2论文内容写作的方法与技巧

传媒论文范文篇3

2.体育与传媒

2.1我国的体育传媒业

2.1.1传媒业概述

2.1.2...................

2.1.3我国体育传媒业的市场化运作

（1）舆论监督的作用发挥最为充分

（2）..........

（3）人才的自由流动日益频繁

（4）在完全市场化竞争中，出现了几家强势媒体

（5）...........................

2.2体育对传媒的作用

2.2.1体育是极好的题材

2.2.2传播整合社会经济资源和心理资源

2.3......................

3.体育传媒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3.1不同媒体传播领域的拓展，带动体育文化消费

3.1.1增强电视的观赏性

3.1.2........................

3.2体育传媒进入资本市场，提供市场机会

参考文献

论文题目：体育传媒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论文语种：中文

您的研究方向：新闻学

是否有数据处理要求：否

您的国家：中国

您的学校背景：大本

要求字数：5000上下均可

论文用途：其它职称类论文

传媒论文范文篇4

[摘要]：中国“入世”带来了传媒格局的喜人变化。与此同时，传媒低俗之风“愈演愈烈”的严峻现实也对理论界提出了挑战。本文借鉴西方的社会建构理论，提出了以“新闻精品”为诉求点建构新的传媒现实，从而取代传媒低俗化生存状态的假想；继而以概念界说和理论解释进行新闻精品理论的建构。研究显示，发轫于1990年代“‘五个一’精品工程”背景下的“新闻精品”，本质上源于新闻人对于新闻和精品的一种“新的认识”和基于新闻报道文法的一种“理想类型”建构。其认识和建构存在三个维度，即事实显度、思想深度和人文高度。

问题之缘起：如何应对传媒低俗之风的现实挑战

中国“入世”后，“传媒格局出现了喜人的变化”。与此同时，传媒低俗之风亦呈上升趋势：据人民日报2004年末的一则报道称，“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替代了庄重。前些时候，在社会各界的呼吁和有关方面的努力下，低俗之风曾一度有所收敛，但近日不仅再度抬头，而且还有揭去面纱，愈演愈烈之势……。”以部级权威媒体对国内同业做措辞如此尖锐的讨伐，这在以往并不多见。从它所列举的形形色色的不良行径中，足见传媒低俗之风已经上升为一个全局性的、久治不愈的顽症。而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于此——“媒体‘不人道’、‘无关怀’的姿态，早已引起公愤，但媒体从业人员似乎并不自觉之。”

此论甫出，即引起“社会各界和有关方面”的强烈回应。而反应最强烈者，应首推传媒业界。粗略浏览2005年度各地传媒的相关讯息，已见对传媒低俗之风的新一轮讨伐正在兴起。学界也不甘落后，除了散见的“探源”、“思考”、“对策”类文章外，以在当年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指南“新闻学与传播学”分项中赫然出现“传媒低俗化问题研究”为佐证，足见如何从根本上为传媒业界探索新的出路，已经构成了现实对理论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理论回应：重构传媒现实之假想

理论之探索，历来有“破”有“立”。本文试图以“立”代“破”，即依据“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所给定的关于一定时空内相互联系的事物“此涨彼消”的基本逻辑的力量，通过建构某种新的传媒现实，从报道量上逐步地抵消、覆盖、直至从报道理念上取代当下传媒业中的低俗化生存状态。斯蒂文•小约翰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指出，现实的社会建构（TheSocialConstructionofReality）是我们这个世纪一个重要的知识领域。它已成为社会科学中受人尊敬而又得到广泛接受的一种思想。社会性建构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们进行传播是为了解释事件并与他人交流这些解释，于是通过传播现实得到社会的建构。这意味着，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现实世界，是我们参与其中的一种基于现实而超越现实的建构运动的产物。它存在“事件”、“解释”和“传播”三个基本的维度。其中，“事件”是现实建构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对事件的“解释”构成社会建构的内容，而“传播”则既属社会建构的动力，亦属其运行的过程。在这样一个人们看似浑然不觉而实则广泛参与的运动中，社会现实不再是人们自以为“是”的可以用无数事件串连起来的现实。原因在于，“事件”并非“现实”的唯一元素，而且不是最重要的元素；社会现实主要地并非出自客观存在的“事件”的堆砌，而是来自于人们对于现实的主观的“解释”；社会现实之得以“建构”，主要基于人们的传播“交流”。而人们交流的动机，主要地并非为了告知对方“发生了什么‘事件’”，而是通过“说事”，彼此交换对于事件的看法。可能正是基于对这一过程的审视，罗宾•彭曼（RobynPenman，1992）在一个凸显意义极致的层面上直截了当地指出，“传播是有创造性的：传播本身创立了我们的社会世界。”

在一个漫无边际的社会世界内，传媒业是人们赖以传播亦即进行社会现实建构的最得力的工具。对于传媒业界而言，它参与人们的社会建构，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着自身的建构——传媒现实的建构。这意味着，面对持续不断地发生于社会现实层面中的“事件”，它所肩负的使命不再仅仅是传统的新闻理论所界定的“客观、公正、全面”的“报道”而已，而且还在于“解释事件并与他人（社会公众）交流这些解释”。这也就意味着，新闻传媒本身既是一个“消息总汇”，又是一个“舆论机关”——“解释”就是某种观点的嵌入，就是某种舆论的宣导。在这里，“事件”仍然是重要的，“传播”仍然是重要的。不过，鉴于传播的最终目的在于建构公众所期待的某种社会现实，而社会建构的核心内容又是人们对于现实的看法，因此，相比之下，选择何种立场或姿态对现实中的事件做出“解释”显得更加重要。事实上，人们对于传媒低俗化的抨击，并非由于它报道了明星、美女、绯闻之类的事件——在一个崇尚“秀”的时代，这类事件的发生是无法（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办法）避免的；也并非因为它在事件报道中表现出的娱乐化倾向——娱乐作为人的一种天性是不能被扼杀的。人们所诟病的，是它对此类事件的“解释”：它的所谓“解释”，要么是对事件中的某些使人敏感的细节的“不人道、无关怀”的渲染，要么干脆是一味地迎合并“放大”人性原始本能中残留的“低俗”。

因此，面对公众的诟病，当下中国传媒业界所能选择的，是以一种新的思想进行思考，以一种全新的理念和方式对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一种有别于以往唯事实论的、尤其是以令人不齿的低俗方式的解释，以便在新的基础上建构新的传媒现实，并以此肩负起建构中国社会的新的现实的使命。

新闻精品：传媒现实建构之“现实”路径

新的传媒现实的建构，有许多可供选择的路径。然而，就应对低俗之风而言，尤其是就当下传媒运行所奠定的“现实”基础而言，以“新闻精品”为诉求点建构中国新的传媒现实应被视为最佳的路径。

“新闻精品”可以被顾名思义地理解为“新闻报道中的精致作品”。其作为一个新合成的术语，最早见于上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业界个别人士的业务探讨文字中。它的出现，从时空关系上看，跟传媒低俗之风的“抬头”是共时的，可以被看作是对后者的一种“本能”的反弹；从事物的演进关系来看，则可以被诠释为对传统的报道形态、尤其是报道理念的一种深化和升华。在传统新闻学的视野中，新闻作品以其时效性和动态性强、结构形态以“碎片”状居多而被视为“易碎品”。久而久之，这几乎成了中外新闻界的一种思维定势。而新华社记者程予则试图打破这一认识上的藩篱，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归结为对“新闻精品”的执着追求。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1993）奉献给同人的文字中，不仅认定新闻报道可以出精品，而且坚称“新闻精品必须能带动一般作品，成为一般作品的范例和榜样。”程予所代表的，显然是一个新时代应有的职业气质。这个气质，在改革开放后延宕十年（1979－1989）之久的“全国好新闻”评选活动中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培育。因此，当于90年代向思想文化战线发出创建“‘五个一’精品工程”的号召后，人民日报社以创建“96’精品年”活动登高一呼，很快在全国新闻界掀起了“多出精品，快出人才”的浪潮。

在社会建构论的视野中，这势必引发一场关于新的传媒现实的建构运动。然而，中国传媒业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并未按社会建构理论设定的路径来推进自己的精品工程。也许惟其如此，我们才会发现，尽管它对“事件”的设计是精心的，在“传播”上是颇具气势和规模的，例如，每年都有一次全国性的精品颁奖，迄今已经持续了十几届。但是它的推进并不尽如人意。据来自广播电视系统的一位管理者“爆料”：在一年一度的新闻评奖中，地方台（站）所选送的“新闻精品”屡有掺假现象，即参评作品中有好多并非实际“播出带”，而是利用播出后和参评前这个“时间差”组织“精兵强将”进行了“精雕细刻”的深加工之作——“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究其根源，现实的因由不言而喻。而理性地分析，就其普遍性而言，则显系新闻人缺乏创造一种新的传媒现实的自觉意识，因此不可能对这一建构过程中的核心“事件”——新闻精品及其内涵——做出学理意义的“解释”。传媒现实的建构对新闻理论界提出了要求，新闻精品之理论建构在所难免。

理论由概念和解释两大要素组成。概念之确立，除了需要固定的词语符号外，定义必不可少。1999年，刘海贵教授在《论新闻精品战略》一文中率先对“新闻精品”概念进行界说：“所谓新闻精品，意即高质量、高水准的新闻作品，也就是俗称的好新闻，包括好消息、好通讯、好言论、好版面、好栏目、好专题等。”尽管这个定义还有进一步推敲的余地，但毫无疑问，它为新闻精品之理论建构拉开了序幕。2004年，我以刘教授的定义为起点对概念的涵义作出了新的表述，“新闻精品，亦作精品新闻，指内容精确、体式精练，有精神张力的新闻作品，包括作品、版面和栏目等。”鉴于两年后的今天未见新的定义出现，似乎可以宣称，新闻精品之理论建构已经有了一个概念化的结果而转入理论解释的阶段。

“解释不仅仅是命名和确定变量；它要在变量之间的关系中找出规律来。解释通过介绍事件内部发生的情况或是该事件与另一事件之间发生的变化对该事件做出说明。”新闻精品诚然发轫于政府宣传主管部门大力推行“‘五个一’精品工程”的大背景下，通常是以人们熟悉的获奖“好消息”、“好栏目”等形态进入人们的现实生活的。然而，在一个认识论的视野中，它主要地应当源于被马科斯•韦伯称为“艺术才能”的新闻人的一种认识能力。韦伯指出，“真正的艺术才能，总是表现在知道如何通过将人所熟悉的事实与人所熟悉的观点关联起来而后产生新的认识。”对于新闻人来说，这一“新的认识”，在基本的意义上，可以归纳为：新闻精品来自于人所熟悉的新闻和精品，其品格和价值则高于新闻和精品——简而言之：新闻之体，精品之魂。于是，人们对它的认识便会远远超越其作为作品的具象或器物的层面，而将其升华为一种意识的指向，一种营造传媒现实的文化的内核——价值观。

就新闻精品所在的范畴以及该理论所体现的变量关系而言，它仍然隶属于新闻报道这个大的范畴，就某一件具体的新闻精品（作品）来看，它适用于任何新闻文体和报道方法，即新闻精品普遍存在于新闻报道所囊括的所有文法之中。但它又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一种被韦伯称为“理想类型”的东西。按照韦伯的观点，理想类型是人们基于现有事物的一种新的建构。它借助“单方面地突出一个或更多方面，通过综合许多弥漫的、无联系的、或多或少存在、偶尔又不存在具体的个别的现象而成的，这些现象则根据那些被单方面强调的观点而被整理于一个统一的分析的结构中。”

传媒现实之运行：新闻精品建构的三个维度

在新闻精品的分析结构中，亦即在新闻精品的“理想类型”模式建构中，存在着三个基本的维度。

一、事实显度

显度即显现度。其概念来源，一是取自刘建明教授对新闻媒介功能的概括。他认为，新闻媒介的显度功能是指“新闻媒体产生的积极影响是直接的、明显的，人的感官可以很快观察到”。二是取自徐亮的一个美学观点：显现。徐亮提出，如果把艺术理解为一种活动，而不是在活动之外的僵硬的存在物，那么艺术所显现者就取决于它的显现。显现便是艺术活动的基本性质。因此，可以把显现看作是艺术活动的本体形态。显现就是去现。它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是由整体的朦胧到整体的明朗，也可以由个别的显现到整体的显现。无论哪一种过程，都是生长性的，都是产生新东西的过程。所以，艺术有自己的生命。艺术家和观众的艺术活动就是孕育和完成新生命的活动。这活动是创造性的。就是说，如果没有去显现这样一种活动，作品的要素是无法凭空设计出来的，作品也不可能成为有机整体。

新闻精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我们可以将其当作新闻中的艺术品去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活动就是一种显现活动，没有去显现这个环节，新闻的要素、乃至新闻本身是无法凭空制作的。因此，新闻人的最高使命莫过于去充分地显现那些已经存在的、正在发生的新闻。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现场短新闻、视觉新闻以及60年代作为一个议题延宕下来、到90年代依然存在争议但却不乏鲜活的散文式新闻，就是一种突出的新闻“显现”——中国新闻人旨在提高新闻显现度的一次大演练。以现场短新闻最为典型，在此作集中阐述。

可以说，现场短新闻是踏着时代的步点准时向20世纪90年代“报到”来的。1990年6月，首都21家新闻单位举行了首届现场短新闻评选活动，由此，“我国新闻界兴起了现场短新闻热”。彭朝丞在总结其历史背景时介绍说，1989年的金秋，北京的政治风波平息后，我国新闻界在反思舆论导向上曾经出现过的偏差，提出了十年新闻改革要不要继续，如何继续；传媒怎样做到既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又“贴近生活引人爱读爱看爱听”等问题。鉴于这些问题，以及一个时期以来长文章多、会议新闻多而第一线的报道少的状况，一位副部长在当年10月的一次首都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会上提议各家报纸多采写一些现场新闻。中国记协遂于会后牵头筹办现场短新闻竞赛活动，并成立了评委会。在评委会此后下发的《“现场短新闻”评奖办法》中，明确地提出了参赛作品的三个标准：有较高的新闻价值、现场感强、短而精。这三个标准也就相应地构成了现场短新闻的三个必备要素和特征。在新闻媒体领域，一场有组织的、广泛动员全国媒体参加的大规模的现场短新闻竞赛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首届评奖于1990年6月举行，获奖作品50篇。到1991年9月第二届评奖时，参评单位达到了1500余家，获奖作品也增加到150篇。

彭朝丞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面对这次活动及其意义、尤其是它的直接衍生物“现场短新闻”作品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他的直接出发点是试图将现场短新闻报道实践作理论化提升。为此，他以组委会提出的三个标准为线索，进行了理论建构，写成《现场短新闻写作概要》一书。尽管他在对标准的具体考量上抓了“短”而放了“精”，但在新闻价值层面，他还是通过重提在新闻界争论已久的“新闻美学”话题而将人们的关注点引到了精美的层面。他引用马克思关于人们是在“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审美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需要，早就存在于人类的文化活动之中。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新闻，既在“创造文化”又是文化的“载体”，这就确定了它固有的审美属性。而社会与读者赋予新闻的愿望之一，也在于创造美的精神产品。现代人们对新闻的要求，不仅仅是要获得某种信息，而且也有获得知识和美的享受的强烈欲望。他还根据自己的“强烈”感受辩称说，“读有文采的现场短新闻，如饮米酒，满口清香；无文采的现场短新闻恰似一杯煞白煞白的白开水，淡而无味。”

显然，这不仅仅是一场带有政治指令和宣传色彩的媒体组织活动而已。尽管难免带有政治宣传的色彩——这在中国现有国情下不仅显而易见，而且毋庸讳言，但是从具体的运行层面和所取得的实际效果看，它仍然可以被视为一次货真价实的新闻显现运动。尽管从后来的媒体实践看，现场短新闻作为一个预设议题并未得到进一步的扩展，但是作为一次有意义的媒体组织活动，它已经收到了应有的效果。而从精品建构的视角看，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它使人们认识到了一个基本的常识：即使在新闻的显现度层面，新闻仍然可以被制作成精品。

二、思想深度

新闻精品是蕴涵着精神张力的作品。这种张力，部分地来自于它所能够达到的思想深度。刘建明在阐释新闻媒介的深度功能时指出：媒体对社会的积极影响是久远的、纵深的，能促进社会的深刻变革，人们在短时间内还无法把握。（刘建明/2003/p289）在实际运行层面，人们往往通过深度报道来实现这样一种功能。

按一般的解释，深度报道是一种阐明事件因果关系、预测事件发展趋势的报道形式。在报道方式上，要求“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日的背景，从而说出明天的意义来。”这一论述意蕴深刻，准确地描述了深度报道的基本特征和运作要求。它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报刊界，尽管在其产生的背后有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心理的因素，但是最直接的和最显而易见的动因，实属纸质媒体在同新兴电子媒体的抗衡中为挽回日益明显的颓势而采取的“情非得已”之举。随着这一举措的不断完善，它一跃而成为一种既能迎合受众的新需求，又能凸显自身优势的思维和报道方式，很快在欧美新闻界大行其道。时至今日，它更成了各种媒体解读社会万象的一个利器。例如，每逢重大事件，出现于荧屏上的一些人物访谈类节目就是深度报道的电视版本。

深度报道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中国出现，也是最先兴起于报界。但是它的动因主要地并非出于报纸对抗电子媒体的需要。此时的中国广播电视改革刚刚起步，在此之前，广电还是报纸的附属品，其任务是播好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稿子。1985年的电视虽然已悄悄“长大”，但它还不能同广播、报纸匹敌，时效赶不上广播、报纸，相当一批要闻要在第二天才能播出，信息量差距也较大，《新闻联播》国内新闻只能播出15条。在我看来，中国的深度报道，其诞生的土壤和气候是以改革开放运动为介质的社会转型。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生产力和人们的思想得到初步解放的同时，新旧两种经济体制发生碰撞，姓“资”姓“社”的争论方兴未艾，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分层现象已然出现，传统观念受到冲击，道德出现“滑坡”。这样的局面，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新的宏大命题，也成了新闻媒体与社会公众互动的议题。在公众方面，产生了认识上的困惑和行动上的无所适从，其中的大多数人势必要把探询的目光转向他们须臾不可或缺的新闻界和知识界。事实上，在此之前，就发生过“潘晓”投书报纸寻求人生真谛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大讨论的“媒介事件”。在思想政治领域，经过新思想解放运动之后的长期酝酿，到党的十三大之前业已形成大为宽松的民主政治气候。这使得新闻报道领域逐渐产生出前所未有的“新闻宣传有纪律，新闻报道无禁区”的认识氛围。就媒体方面而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记者的新闻思维发生了时代性转变，新闻参与意识开始萌芽，“1987年大兴安岭骤然间烧起的一把大火则成为新闻参与意识产生的直接契机”。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新闻报道思维和手法的转型成为可能。

1985年12月13日至28日，中青报连续发表了探讨人才成长规律的系列报道《大学生成才追踪记》，使读者初识深度报道的庐山真面目。它由此唤起了1986年深度报道的春色满园。我则宁愿把1987年大兴安岭的那把大火看作是一粒火种，它一经燃起，就形成燎原之势，把1987年烘托成“名副其实的‘深度报道年’”。中青报再次充当了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火灾发生于1987年5月6日，中青报在余烬尚温的6月24日后的一周内连发《红色的警告》、《绿色的悲哀》、《黑色的咏叹》三篇振聋发聩的分析性报道。“它通过揭示悲剧的原因，让‘烈火借给了人们眼睛’（引自《红色的警告》）”。（孔祥军/1990）不仅如此，它于年底发表的对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次以政府名义选派到美国攻读MBA学生归国之后的遭遇所作的长篇报道《命运备忘录——38名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境遇剖析》引起了人们对高级新型专业人才命运的严重关切。此外，人民日报探讨重大的、有争议的改革问题的《鲁布革冲击》、《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改革阵痛中的觉悟》和经济日报的《关广梅现象》等，都是在这一年重点推出的。最终，以《关广梅现象》和《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在全国好新闻评奖中拔得头筹，标志着这种参与改革进程的报道方式达到一个高度，从而也结束了它的第一个轮次。

深度报道潮的第二个轮次发生于1991年。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的2年多时间里，深度报道有过一个短暂的休眠期。进入1991年下半年，以经济日报一组20多篇的“三角债”追踪报道为标志，深度报道在中国进入它的复兴期。如果说第一轮次的深度报道潮是大起大落型的，甚至有人认为“我们的‘深度报道’，不是在一种按新闻规律办事的大环境中顺产的，更多的是一种怪胎，是对旧的报道公式、报道内容不满之后的一种勉为其难的‘反动’。”那么此后的发展整体上属于常态型的，如深谷幽兰一样“整个90年代芬芳不散”（刘海贵/2002/p119）。值得重视的是，向以严谨、持重著称的新华社和作为当今中国主流媒体魁首的央视也加盟进深度报道者的阵营。例如，新华社于1992年3月20日发表的《“东北现象”引起各方关注》、1998年12月12日发表的《改革风云人物沉浮启示录》等，均曾“引起各方关注”。这意味着，一个多媒体的深度报道格局在中国新闻界宣告完成。

尽管有学者指出，深度报道观念也存在内在矛盾，即过分关注思想上求“深”，而忽略对“客观呈现事实”的把握；过分关注宏观问题，而较少透视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过分强调主体意识而忽略“主体间”意识，即记者与读者的互动；过分表现精英意识、启蒙意识，而较少眼睛向下，以生活的名义去揭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度报道所遭遇的危机，是“理性过剩”的危机，记者们更多地以理性思辨对抗旧体制下的报道公式和非理性的宣传信条，为了理性思辨而集结事实，而不是为了亲近生活、关注生活而再现事实，从而不知不觉中背离了新闻传播的规律。我们姑且不去论及这个观点本身的偏激之处。它所指出的深度报道中的过分求“深”、过于宏观、理性甚至过分追求宏大气势的倾向是存在的。用历史的眼光看，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需要这样惊雷式的宏大气势去震撼那些观念上的体制上的和行为习惯上的顽固的冰土。春雷过后，需要“随风潜入夜”的细雨。传媒人需要在认识论的层面跃上一个新的高度，去布施细雨。

三、人文高度

这个高度，就是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度。人文关怀（humanisticconcern）也是从国外学界植入的一个概念，它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完整，特别关心贴近人的精神层面的问题。其思想渊源出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现代人文关怀脱胎于此，但又有所不同，它包含了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与先进理念：不仅要关注自己，还要关注他人；不仅要关注人的人文环境，还要关注人的生态环境；不仅要关注人类的现在，还要关注人类的未来。人文关怀在传播与创作理念上体现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对真实生活的关注，对真实社会心理的关注，尤其是对广大普通百姓的关注。可以说，关注“人”、关注“人本身”的人文关怀思想在当代传播中的出现是历史早已安排好的。

这种“历史安排”，由于适逢当下的社会转型而显得异常合理与合拍。社会转型作用于社会结构而引起各行各业的急遽变革，作用于世俗生活而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多的精神压力，由此便萌生出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换言之，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最终必然归结为人的问题，而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又往往表现为一个“始于人，终于人”的过程，因此，传媒在基本实现了对信息传播的物（符号、信号、介质）的资源的整合之后，它要寻找的一个新的传播支点就是“人”。而在电脑和全球互联网系统得以巩固的今天，传媒已经初步实现了这种整合，即是说，它应该拥有了转型的基础能力，就势必要把传播的重心转向“人文关怀”——媒体把目光投向“人”，在传播过程中凸现“人”，把对“人”、尤其是对普通人的尊重与关怀，把对他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的情感的需求的重视提升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去认识，去显现，在我看来，这就是新闻传播中的人文关怀。这样一个“从物到人，从物质到精神”的简明逻辑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媒体开始发生作用。传媒人因此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认识上的新高度。

多少有些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个认识上的新高度是由电视人捷足先登的。如前所述，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还只是报纸的附属物，电视人对其传播特点的认识充其量处于技术理性的层面，即“通过发射装置电波（有线或无线）传送载有信息的图像、声音、文字、颜色供观众收看”。（杨伟光语）为此，1985年才涉足电视领域的杨伟光能够隐约地注意到电视新闻报道的“人文内容”已属不易。那时，他就提出要充分利用电视在传播技术上的优势，注重形象、声音、文字、颜色、运动五方面的因素，同时必须突出抓好“三性三感”，即内容的针对性、播出的时效性、表达的形象性以及现场感、对象感、参与感。（杨伟光语）1991年，杨伟光接任央视“掌门人”之后，才在真正意义上引领了电视新闻改革的潮流：1993年开始，《东方时空》、《焦点访谈》（1994）和《新闻调查》（1996）相继开播，并以其定位准确、内容翔实、形式令人喜闻乐见而很快成为央视的走红栏目。此时，他明确提出电视新闻报道要有对国计民生的新闻关注和人文关怀，要确立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的位置，认为在《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栏目中，“那些‘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真实画面，构成了电视新闻扣人心弦、动人心魄、引人思考的真正魅力所在”。“电视传播必须将老百姓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疑是新闻观念上的突破。

人文关怀落实在节目中，使中央电视台不仅摆脱了报纸附属物的被动局面，而且无论在公众亲和力、传播穿透力还是在节目精品化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媒体，在较短时间内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国“第一传媒”。就公众亲和力而言，以《东方时空》为例，现有的四个栏目板块中，有两个栏目便是对人文理念的倾力演绎：《东方之子》的定位是“浓缩人生精华”，专门访谈“其业绩或经历在当今能引起公众对其人生历程、内心世界、发展技巧的广泛兴趣，其兴趣或经历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社会的多样性、变动性”的人物，而制作者通过表现这样的人物，为当代观众提供多方面的启示、多色彩的感受和多层次的兴趣，并力图使节目同样成为变动的中国社会的缩影，以人的命运和感受展示一段历史。已经采访了300多个“东方之子”的白岩松说，他作访谈处处以人为本，从不离开人去谈什么问题。在他的头脑中，没有抽象的事件，而只有涉及到人的时候的各种心态。这便是典型的“东方之子”的报道观念：它所强调的是人性的发现和回归，是人生经过轰轰烈烈的成功或者大起大落之后的返朴归真，而成就、业绩反倒是第二位的东西了。在他眼里，不觉得像季羡林、启功这样的大学者的一生给中国最大的贡献仅仅是学术上的。他觉得他们在人格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经历过的那些波折，以及最后依然在书斋里“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状态，可能对中国人的贡献更大，甚至超过学术。如果说主持人对“东方之子”的访谈采取的是平视，其在处理的格调上是尽量将精英人物请下“神坛”，那么《生活空间》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时虽然也是采用平视的姿态，但这个“平视”可以更多地理解为“对平凡人的重视”，而在处理格调上是重视进入镜头的每一个普通人物，用电视人特有的语言专心致志地拍摄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以此演绎生活中的真善美，以此表达对每个人的尊重，在内容和表达风格上处处体现对“人”的关怀。毕竟，节目要“讲故事”，没有故事，连老百姓自己也不会买你的帐的。普通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上班下班，两点一线，在他们身上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总结说：“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和身边的人已经习以为常，但事实上，对那些似乎太熟悉的事物却有着太多的有所不知。”（李东生、孙玉胜/1999/pp27-28）在我看来，这些“我们”的“有所不知”中就包含着故事，把“有所不知”的显现出来，就是生活中原汁原味的故事，其中该包含着多么丰富的生活知识和人文情怀！

综观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新闻领域，《东方时空》的成功带动了一大批报纸向人文关怀的新闻理念靠拢，但其中做的好又真正体现人文高度的却属凤毛麟角。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数《南方周末》和中青报的《冰点》。这里只从编辑人的视域中对《冰点》栏目作一概览。有学者指称，《冰点》确实受到了《生活时空》的影响，但它并未硬去模仿，相反，它的报道理念相异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单波/2001/p269)在《冰点》主编李大同看来，把老百姓的生活原汁原味地搬上媒介，还不算是新闻。他“反复强调的是要关注人群的命运和生存状态。这种命运和状态决不是因为它‘普通’而应当关注，而是因为它在特定时空中呈现‘不普通’才引起我们的关注。换句话说，只有普通人的不普通之处方能构成新闻，才会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缺乏情节悬念的、琐碎的、不能提供感悟和共鸣空间的、大体在受众经验范围之内的（看了开头就知道了什么结尾）过分‘普通’的生活，决不是新闻的‘摇篮’。归根结底，媒介上的普通人的报道，不管因其曾经稀缺而引起过什么样的轰动，一旦成为新闻常规，最终还是不能摆脱新闻规律的制约：普通人的报道，照样要在新闻标准面前经受严格的考验。”李大同在分析“冰点人物”受欢迎的原因时进一步指出，“在这些普通人的命运上，折射出了社会的变迁，（即）他们身上反映出的行为方式、信念和品格，在当今社会的流行趋势中，成了一种‘稀缺’的品种。但这些‘稀缺’的东西，人们感到并不应该被湮灭，相反应当有较大的回归。这是一些不能用财富来衡量、随财富而增长、用财富可以换到的东西，具有某种‘永恒价值’的味道。这些报道的新闻性，体现在‘少’（至少在主流媒体上）；体现在与社会流行观念及行为方式的反差上（如《北京最后的粪桶》、《不合时宜的人》等）。如果这两个条件丧失，也就难以构成新闻了。”

从这番话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一旧一新两个关于新闻（价值）标准的考量：一个是传统的新闻标准早就规定好了的公式，即“平常人＋不平常事＝新闻”。一个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文层面的新闻标准——有关普通人的“行为方式”、“信念”和“品格”，因为与某些社会流行（时髦）的东西形成反差而被纳入了新闻的范畴，更因为社会变迁的缘故而显得“稀缺”，而具有某种“永恒价值”的味道。在西方新闻界，属于这个层面的报道被称之为“生活方式报道”，是从“新闻是相对的”这一认识中开发出来的新的报道空间。其对于新闻精品报道而言，这个“味道”、这个相对性，都具有很好的启发性，需要好好地去咂摸。

结语：新时期的世界观与新的传媒现实期待

米歇尔•福柯指出，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世界观或概念结构，它决定了该时期知识的本质。这使得一个时代的人们不可能用另一个时代的人们的思想思考。

无论是由于时间老人的安排，还是由于中国“入世”带来的新气象，人们都会确切地相信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伊始，中国传媒格局不仅出现了“喜人的变化”，同时也遭到了公众的诟病。用一句流行的话语来形容，这既是对传媒现实的挑战，更是其机遇所在。这个机遇所能给予我们的，从根本上说，就是使我们可以从容地面对挑战，以一种不同于传统概念的“新闻精品”去改变传媒现实，以属于新时期的世界观去观察、去思考、去建构新的传媒现实。这也应当是新时期对传媒现实的期待。

注释：

[1]童兵.加入世贸组织三年中国传媒格局的嬗变与前瞻[J].复旦学报2005年第1期。

[2]参见央视国际,2004年12月10日11:39。

[3]仅搜索2005年12月20日的“百度”网页，显示“传媒低俗化”主题的资讯即达34500条之多。剔除其中的“泡沫”，实际资讯应在3000条以上。

[4]关于“能量守恒和转换规律”.参见《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480页。

[5]参见（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320页。

[6]转引自（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321页。

[7]引自孔祥军.《新闻精品：一种理论建构和组织文化的框架》（博士学位论文），未刊。

[8]参见卢宏.《关于精品创作的哲学思考》,创新与创优[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9]（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10]刘海贵.论新闻精品战略[J].新闻大学1999年秋季号。

[11]孔祥军.新闻传播精品导读•新闻（消息）卷[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12]（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13]（德）马科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韩水法、莫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14]（德）马科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朱红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

[15]刘建明.当代新闻学原理[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页。

[16]徐亮.显现与对话[M].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页。

[17]彭朝丞.现场短新闻写作概要[M].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18]余家宏等.新闻学简明词典[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页。

[19]杨伟光.电视新闻学论集[M].书海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20]孔祥军.新闻报道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新闻学专辑。

[21]刘海贵.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22]张建伟语.转引自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页。

[23]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

[24]胡妙德.电视传播与人文关怀[J].电视研究,2000年第7期。

[25]李亚彬.深化理论研究，推进电视改革——访杨伟光[C].光明日报,1998年10月6日。

[26]李东生、孙玉胜.东方时空精粹[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0页。

[27]白岩松.一定和别人不同.转引自叶子.名记者谈采访[M].长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传媒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大众媒介；高品位；软着陆

“当荧光屏上彩色的频道信号在统领和占据人们的休闲时光，特别是，这些色彩斑斓的信号正在强悍地剥夺人们读书、思考、交谈或者哪怕是静默的机会与权利时，一个严峻的问题凸现出来，并咄咄逼视着我们这个纷纭骤变的时代：那些华丽的信号究竟给社会心理输送了多少健康生长的维生素和营养？……到底给本来就飘移不定的大众心理灌溉了多少人生的定向、审美的规指、心灵的依靠、信仰的关怀？”①当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高速发展的同时，这种责难和质疑也与日俱增。在现代社会里，大众传播媒介与人的关系极为密切，媒介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受众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审美观都能产生重大影响。那么，作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和人类的公益事业，大众传媒如何以高品位保证传播质量，如何以软着陆体现人文关怀？

一、大众传媒应坚持高品位引导

媒体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传播的是精神产品，对文化的发展起着影响和制约作用。精神产品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的成员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准。因此，精神产品的生产必须强调社会效益，讲究艺术质量。媒体应在适应大众需要的基础之上，赋予精神产品以积极的社会意义、思想内涵和美学品位，提高受众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位，使之不断走向文明与高尚。

受众接触媒介是由于他们预期媒介可以帮助他们满足某种需要，而媒介也总是千方百计了解受众在特定条件下的特定需要，以便在传播活动中设计或传播符合其需要的新闻信息，从而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媒介要贴近受众，重视并满足受众的要求，但是满足受众的要求并不等于“需要至上”，让抽象的受众来操纵媒介。受众的需要是形形色色、良莠不齐的，媒体要注意区别对待，激浊扬清，成为社会肌体的“精神营养师”。

二、受众对高品位的需求，对软着陆的渴望

市场经济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产业化提供了现实的基础，有形无形的经济力量操纵使文化走向媚俗，大众文化的感性化、商品化掩盖了应有的文化理性。单纯寻求感官刺激的文化氛围在一定程度上磨损消费者的心智，造成文化理性的丧失，可能培育出一代“空心人”。②大众传媒如果把大众文化的娱乐消费作为主要价值加以实现，便造成了精神快餐的消费模式，这不仅会把文化推向单调平庸，也会把大众推向单调平庸。

受众的需要是多方位、多层次的，他们不仅需要获得外在的感官审美愉悦，还需要获得新知新悟。社会大众对文化的需求，不仅有满足娱乐、消遣的一面，还有提升精神境界、陶冶思想情操的一面。前者是生存需要层面，是浅层次的，后者是发展需要层面，是更高层次的。从美学角度看，艺术对象能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受众的审美世界在选择和接受媒体的过程中培养起来，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也不断发展。

审美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它以丰富的知识为基础，受众的欣赏选择，是由其审美趣味决定的③。随着媒体的崛起和繁荣，受众选择面明显拓宽，眼界也日益开阔，已不再满足于对事件、现象进行浅层次反映的报道，增加详尽解释、披露深层次原因及症结，对现象作出应有的判断和评价，对事物后果及未来走向作出必要预测是读者更高层次的追求。为了满足正在发生变化的受众审美需求，大众传媒的精神产品既要具有“阳春白雪”式的艺术高品位，又应吸收“下里巴人”式通俗之精华。大众传媒一方面要强化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和对高尚审美情趣的追求，不断提高品位，也要在保持高文化品位的同时，在内容和形式上增加可接受性，向大众接近，实现高品位的软着陆。

三、媒体高品位软着陆的必要性

曾指出“强调讲政治，并不意味着简单地重复一些政治口号，搞一些空洞的东西”，报刊、广播、电视等“都要在坚持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勇于创新，努力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大众传媒追求高品位并不意味着曲高和寡，而通过软着陆，寻找绝大多数的“知音”，这不是对高品位的背弃，而是对真善美的挖掘和弘扬。

媒体的新闻作品都存在着价值实现的问题。新闻作品的价值（并非新闻价值）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新闻事实本身所具有的价值，二是新闻工作者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④。一篇新闻稿子经过采、写、编进入新闻传播的流程，而只有进入了受众的视野，经他们阅读、收看、收听，为他们所接受，新闻作品的价值才得以实现。可见，新闻作品的表达形式是很重要的。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指出：“要获得读者的注意力并不等于在新闻中发表对宗教或伦理的看法，而是要激起读者的感情。读者必须通过他个人感情的共鸣进入新闻，在新闻报道中必须通过利用固定的成见提供他一个亲切的立足点。”⑤新时期受众的平等意识和独立意识逐渐增强，他们希望与传播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保留独立思考的空间。受众追求真善美，不满意居高临下的训导，欢迎循循善诱的引导，希望记者多从平民视角对事物进行报道。

四、高品位如何实现软着陆？

早在1956年，中国晚报界的先驱赵超构就对晚报提出“短、软、广”的要求。但“软”的精髓却适用于各种大众传媒。软是什么？“软”就是反对不断重复、脱离现实生活的教条化、公式化的宣传；抛弃动辄“应该”、“只能”、“必须”的教训腔调；否定干巴巴、硬邦邦、死板板的表达方式。“软”是接近性、趣味性、大众性、多样性、可读性的结合，提倡走进沸腾的生活漩涡，走向群众，追求的是报纸与读者最近的距离，最佳结合。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观众的审美趋向表现为求新、求异、求变、求真、求美。从艺术的深层规律看，高雅与通俗是没有固定的界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绝对的雅和俗，高雅失去通俗难以吸引广大受众，通俗失之高雅则难称精粹⑥。软着陆为煤体的高品位找到了一条贴近受众、影响受众的有效途径。

（1）高品位在受众上的软着陆：平民视角

在大众传播中，无论多么重大的题材，多么深刻的思想，都不能完全停留在理性的范畴里，而必须顾及人的情感、情绪，否则很难在受众中引起共鸣，形成沟通；无论是传播思想、传播信息，都不能从概念到概念，从道理到道理，而必须有典型人物、典型事件，通过故事和情节展现真实个体的经历，生动反映社会背景，折射出深层次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变迁脉络。因此传媒的平民视角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关注人，尤其是关注普通人，才能贴近受众，培植兴奋点，具有感染力。

《实话实说》关注人的命运，关注人们深层的心理状态，关注与人们生活相联系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充满了平民化的视角，充满人情味。《实话实说》通过对观众密切相关话题的讨论，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再思考，期望在社会进步中保持传统伦理中美好的一面。节目坚持平民化取向，做到主持人心态的平民化，谈话方式的平民化，行为方式的平民化。《实话实说》的总策划杨东平认为：“平民化”是栏目的价值追求和审美追求，“一位穿着朴素的农妇上电视，我们就让她以本色出现，老百姓的语言比专家的更美更实”。“我们特别注意防止它成为专家论坛，专家可以坐在观众席上作为重要观众，适当的时候可以发表意见”。⑦

《焦点访谈》、《东方时空》、《新闻调查》等电视的深度报道栏目，没有丝毫的“玩深层”，它们给观众的震撼在于离你很近，贴近生活。破败的农舍、辍学儿童呆滞的目光、下岗工人的迷惑和无奈、战火中失去亲人后的无助和绝望，所有这些“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真实画面，都是电视深度报道扣人心弦、动人心魄、引人深思的起点，这种深度报道的低位切入，包含了大智慧、大手笔。

（2）高品位在传播媒介上的软着陆：学者的平民化介入

学者介入媒体，是媒体走向繁荣和成熟的内在需要。媒体文化品位的提高，需要一支长期独立于媒体通俗文化之外、有着良好专业素质的学者队伍的介入，以各自的学识和心智改造媒介的文化生态。⑧著名学者、散文家余秋雨介入了《文化视点·倪萍访谈录》栏目的策划，著名楚辞专家文怀沙参与策划并主持了《北国风》，杨东平、郑也夫参与《实话实说》的栏目策划；而《东方时空》中更因为有一批各学科的硕士、博士参加节目的策划和制作，使节目显示出关注人生与表现社会的广度和深度。学者对媒介的介入，改变了媒介固有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他们以各自的学识专长和人格素质对应着各具思想文化内涵的栏目，并借助现代化的媒介，传播了较高层次的学术观点与社会思想，对大众文化有一定的引导和提升作用。当然，学者对媒体的介入，对文化品位的提升，也需要寻找到一个软着陆的契合点。

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尧斯指出，在文学作品、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中，要重视读者的作用，他认为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不是单方面的被动反映，而是以原先的经验所积累的“审美期待视界”为前提的，文学作品问世时以某种方式适应或超越、辜负或驳斥读者的期待，就为确定其审美价值提供了标准。同样，学者的介入使面对媒介的受众有了更广阔的鉴赏和思维空间，但只有专家和媒介的默契配合，才有媒介语言和理论思想的相得益彰。然而，当前学者介入中却存在着一些弊端，有的学者坐而论道，理论性较强，给文化水平一般的受众造成理解上的障碍；有的则夸夸其谈，认为凭借自己的学识魅力可以征服受众……这样的学者介入，结果只有一个——受众对此“敬而远之”。

那么，学者如何通过媒介把自身对某一个领域的思想见地、文化内涵表现出来，同时又能使受众喜闻乐见呢？首先，学者要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方式、欣赏习惯、认知能力和感情需求，多用形象生动的事实说话，多用细节展示人物和事件的特征，善于利用生活化、大众化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深入浅出地传递专业知识和学科信息，在潜移默化中给受众以文化的熏陶、思想的启迪，最大限度地拉近学者和受众的距离。其次，当学者和普通的受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时，要努力营造平等交流的气氛。学者要避免因为自身的特殊身份给受众造成心理上的压力，鼓励受众畅所欲言，用平和的态度和受众进行交流。观众不是教室里的学生，他们不喜欢独角戏，他们渴望心灵的沟通，观点的碰撞，惟有百家争鸣，才能实现思想交锋和高品位的熏陶。

在当前的媒介中，已经逐渐成长起一批学者型的新闻工作者。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已有一批专家型、学者型的记者、编辑和主持人，他们对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际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时又注重从百姓角度来看问题，长于学识，又善于表达，基本上实现了电视工作者与学者双重角色的契合，为学者介入媒介开辟了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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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品位在传播渠道上的软着陆：受众参与。

参与意识是受众化被动为主动，希望亲自参与到传播过程中，体现了一种平等独立和积极的态度。受众的参与可以使媒体充满活力，可以变一种声音为多种声音，变灌输式为交流式。⑨媒体为受众提供自由平等参与的空间，可以对受众进行有效的引导，同时高素质受众的加入，可以提升媒体自身的水平。

《实话实说》作为一个高品位的谈话节目，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构筑了一个有形的交流平台，而且把平台伸向屏幕外的广大观众，让屏幕内外的受众都感受到强烈的参与气息。《实话实说》为百姓发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谈话氛围，在这里权威人士的评说只是精要之语，大众的评说才是主体，平等态度的民主精神成了《实话实说》的精髓。参与者和参与者之间平等对待，公平分享表达和表现的机会。主持人与观众面对面地交流，学者嘉宾与普通观众当场辩论。主持人穿针引线，刺激现场参与者的想象力，激发参与者发表意见的欲望，可谓高朋满座，妙语连珠，极易出彩。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节奏加快，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实话实说》的谈话模式为受众提供了一个真诚表白和热烈讨论的机会，观点在这里碰撞，思想在这里闪烁，即使意见相左，讨论未果，也能调人胃口，发人深省。

相对于《实话实说》的“高明满座”，《南方周末》的“百姓茶坊”为普通老百姓们提供了发言和争鸣的一席之地。或是由媒体提出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和群众普遍关心的新闻热点，让读者各抒己见，比如开展对马家军现象的讨论，对金牌问题上个人尊严和国家利益孰轻孰重等观点畅所欲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是让老百姓看到就说，围绕生活中的事件自由表述，允许受众发表独特见解，比如《拒绝“伪崇高”》一文，针对有关部门号召学生向不会游泳却舍身救人的小英雄学习的做法，认为这同样是对生命的藐视和戕害。此外，读者还可以在其他人的看法的基础上进行“帖子链接”，陈述自己的意见，帖子的形式灵活，让读者有感就发，自然好评如潮。“百姓茶坊”的读者讨论形式意见集中、发言充分，涌现出不少品位较高、不同流俗的言论高手，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精彩纷呈。读者讨论是报纸在平民化运动中的一种观念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强调报纸向平民层次贴近，强调传播者放下架子向平民看齐，更应该重视受众的智慧和自主意识，进行一种真正平等的沟通和探讨。随着报纸讨论版面的扩大和容量的增加，报纸的质量、品位与读者的参与程度、读者的文化教育水平更加息息相关。

（4）高品位在传播技巧上的软着陆：挖掘表现角度

大众传媒高品位的一个主要的表现是创造新闻精品。培养精品意识，要善于挖掘新闻表现角度，要巧妙地把领导角度变为群众角度，把工作角度变为生活角度，把生产角度变为市场角度，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我们通常把报纸上的新闻分为硬新闻和软新闻两种，软新闻和硬新闻都可以是品位较高的新闻，关键是一个高品位软着陆的问题。一个媒介单纯传播硬性新闻事件，会使传播内容缺乏调剂而显得单调枯燥，使受众的视听难以持续；而只单纯传播软性新闻事件，受众虽然可能觉得视听很轻松，甚至带有很大的娱乐性，但因缺乏严肃的思想，使视听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从而很难对客观环境有全面、清醒的认识。因此，每一个传媒必须对这两类新闻事件的传播进行控制，以求得一个合理的配置。这就需要传媒根据自身的特点，作好调剂、加工的工作，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化”的工作。⑩“化”就是有意从一个特定角度切入去观察、表现新闻事实，将某些硬性的新闻事实“软化”，将软性的新闻事实硬化，从而提高新闻作品的品位。因为任何一个内涵比较丰富的新闻事实，往往由多个侧面和层次所组成，从某一侧面和层次去观察和表现，可以展示事件的某一属性，从另一个侧面和层次去观察和表现，就可以展示事件的另一种属性，因而转变观察和表现的侧面和层次就可以达到“化”的目的。

以《南方周末》为例，《南方周末》认为无论是雅的题材或俗的题材（可以理解为前者包括硬新闻，后者包括软新闻），都要做到雅俗共赏。他们的经验是：对于雅的题材，从采写角度、写作方法、标题制作都要做俗的处理，比如名人专访特写，题材是很雅的，不要着重写学术经历、学术活动，而着重写他们的生活、感情、性格，写他们与普通人相通的东西。对于俗的题材，如性犯罪，要作雅的升华，强调要有严肃的态度，正确的导向，要注重表现案例的社会内涵，阐述案例的法学意义。这样，通过巧妙地选择角度和切入点，可以确保各种题材的高品位。20世纪末崛起的都市报是我国新闻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都市报以服务城市市民、报道都市生活为特色。在宣传各项改革、引导热点问题时，都市报善于把观察点下移，从工作和生产经营的层面，下移到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层面，生动而权威地把握好引导工作，自然而然地服务百姓生活。

当大众传媒高速发展时，保持高品位显得尤其重要，而高品位的软着陆更是为传媒自身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使传媒贴近受众、贴近实际，曲高和“众”。

注释：

①转引自《新华文摘》1995年第10期第117页

②李世成《论大众文化与广播电视传媒引导》，《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7年第3期，第18页

③《上帝总是正确的吗？》《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3期第46页

④丁柏铨《确立受众意识：一个不可忽视的命题》，《中国记者》1999年第1期，第14页

⑤甘哲斌转引自《看西方记者怎样报道中国》，《对外报道》1993年第4期

⑥王琪泰《面对观众审美世界的不断建构》，《新闻大学》1998年秋，第66页

⑦何勇潘可武《电视是让人说话的》，《现代传播》1998年第2期

⑧方健文《学者介入电视的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7年第1期，第74页

传媒论文范文篇6

文化研究之于传媒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而"文化研究"在这里便用来专指对当代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研浚渲邪ǘ源降难芯浚庋焕矗魑幕臀难Тブ浇榈牡缡颖惚话ń墙改昀丛谖鞣窖趵砺劢缰鸩椒缧衅鹄吹囊恢挚缪Э啤⒖缥幕涂缫帐趺爬嗟难芯苛煊蚝脱趸坝铮畛跤?0年代出现在英国的文学研究界，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罄啵阂栽独胫行?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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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语境下的传媒现象分析

减小字体增大字体作者：佚名来源：不详时间：2008-10-810:20:31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业浪潮的推进，传统的精英文化艺术显然受到了有力的挑故，但这种挑战究，竟来自何方？果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主要来自大众传播媒介和一些消费文化因素吗？是否大众文化就一定要与精英文化保持天然的对立？要回答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并非本文的任务。本文只想首先指出，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确实不仅向高雅的文学艺术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使一度红火的电影事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尽管是一个全球范围的现象，但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也不能例外，电视的大力普及使得有着强烈精英意识?quot;启蒙派"知识分子不得不对之作出不同的反应，其中之一便是抵制电视，因为电视业的崛起确实把一部分人的视线从书本上移开了；其二则是取悦电视，因为通过电视的宣传可以提高一个人的知名度，进而推进他/她的著述和研究。但我认为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认识显然在当今时代是无济于事的，也许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切入对这种现象进行分析倒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精英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共存和共融之关系。我本人在收看电视方面实在是属孤陋寡闻之辈，但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当今中国的一些电视精品栏目可以纳入文化研究的语境下进行分析，例如中央电视台的《综艺大观》、《文化视点》和北京电视台的《荧屏连着我和你》等。但是在作出这样的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所采取的理论视角作出限定，这样才能对个别案例进行基于文化研究视角的理论分析。可以说，本文的写作正是本着这一目的。

文化研究之于传媒的意义

首先，必须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学术界引进的一种文化学理论，若将它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现象分析就必须对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战后的英国文学理论界和文化批评界，开始时仅仅局限于狭窄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步发展演变，广纳百川汇集成流，目前已成为当今北美文化学术界自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讨论之后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这样导致的一个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当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谈论文化？因为就此有重要的论题可谈。一切都变得与文化有关……它也像经济主义、生物主义、实在主义或任何别的什么’主义’那样，本身就有还原性，于是针对这些主义，便出现了一种颇为令人惊慌失措的过度反应。"①但是与传统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当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化，而是大众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视和广告业等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从这一视角人手来分析电视这一极为普及的媒体，我认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而"文化研究"在这里便用来专指对当代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研浚渲邪ǘ源降难芯浚庋焕矗魑幕臀难Тブ浇榈牡缡颖惚话ń墙改昀丛谖鞣窖趵砺劢缰鸩椒缧衅鹄吹囊恢挚缪Э啤⒖缥幕涂缫帐趺爬嗟难芯苛煊蚝脱趸坝铮畛跤?0年代出现在英国的文学研究界，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为新批评理论家F.R.利维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开始便致力于文学的文化批评，因而范围依然比较狭窄，而且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试图通过对他们所开列的经典文学作品的弘扬来达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之同的，其现代主义的启蒙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后来由于几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时在一些边缘话语力量的冲击下，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发生了多元价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经典文学研究领地，引人了对社区文化生活的研究内容，甚至逐渐把对大众传播媒介、当代社区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进来，进而逐步汇入对当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包括这样?罄啵阂栽独胫行?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为对象的区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为对象的种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声音十分微弱的女性为对象的性别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当代社会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而且更确切地说是非精英文化现象，也即文化研究更关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众传播媒介，那么它就不应当把影视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电视，因为作为当今后工业社会辐射面极广的一种媒体，电视的作用和影响确实是无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义和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下，还涉及下列理论课题：（1）后工业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消费问题；（2）后殖民语境下的第三世界写作和批评话语；（3）女性写作话语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的价值判断问题；（5）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身份；（6）影视制作和大众传媒研究。②由此可见，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考察现代传媒在当今中国文化界和知识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完全可以拓宽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上来考察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同时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而丰富我们的文化理论建设。下面就尝试着对一个具体的现象进行剖析。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

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因而使得一些传统观念较强的人认缡哟渴粲谄胀ù笾诘目觳臀幕刖⑽幕凶盘烊坏亩粤ⅲ虼烁咎覆簧嫌惺裁匆帐跫壑担岩陨鲆帐蹙贰C娑哉庵秩宋斐傻牧街治幕亩粤ⅲ幕芯恐铝τ诙灾猓佣偈垢哐诺奈幕帐蹙吠ü炼靡宰呦蚱胀ù笾冢钪帐迪执笾谖幕途⑽幕南嗷ス低ê投曰啊T谡夥矫妫队亮盼液湍恪芬宰约旱囊幌盗芯方谀炕卮鹆苏飧鑫侍狻H缍越幌炖种富蛹摇⒚褡迤骼盅葑嗾咭约熬┚绫硌菀帐跫业姆锰福导噬暇投缘缡庸壑诶斫庹庑┮帐跗鸬搅巳魏伪鸬拿教逅岩云鸬降钠占白饔谩V富蛹叶圆簧侔靡衾值那嗄昀此担且恢之分神圣的职业，然而，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饣?quot;，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曰埃壑诓唤龆允粲诖椒冻氲牡缬芭纳愫椭谱饕帐跫肮ひ沼辛烁行缘牧私猓币捕缘佳菝堑男燎诶投辛烁畹睦斫狻R撞飞馕辉缡庞诒臼兰统醯木湮难Т笫Γ残碓诓簧偃丝蠢匆丫保捎谝拙绫旧硭毯亩嘀匚幕肴词蛊淙钥纱蚨笙执缁岬墓壑凇J苤舴ⅲ改康谋嗟颊卟幌ё橹α浚渡嫱蚶锔俨煞茫唤龃锏搅似占熬湟帐踔康模币苍谑导噬掀鸬搅舜俳泄团餐奈幕帐踅涣髂酥亮焦嗣竦拿窦浣涣髦饔谩W罱唇鱿衷谟辽系墓赜谝獯罄杈纭锻祭级洹返难莩鍪悼霰ǖ酪惨欢芷鸬秸庋淖饔茫唤鱿蛑泄墓愦蟮缡庸壑谡故居凶排ê竦?quot;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Φ慕谀考龆四撸庸愦蠊壑谀壳岸哉飧隼溉盏姆从纯矗娴男вο匀淮蟠笊跤诟好嫘вΑU饩托枰颐俏幕芯空叽诱庖幌窒笾谐橄蟪銎渲械拇衅毡楣媛尚缘亩鞑⒓右岳砺刍钪沾锏椒岣晃幕砺郏òù嚼砺郏┲康摹：廖抟晌剩杂谝桓鲈诘胤教ǎū本┨ǎ┘岢至似吣耆圆槐?quot;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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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庸壑诤腿宋目蒲е斗肿拥纳矸荻跃佑谥行暮捅咴抵厥獾匚坏谋本┑缡犹ㄌ嵋坏憬ㄒ椋涸诘苯竦缡咏谀慷嗳缗C彝饔谇潮『椭馗吹那榭鱿拢ψ咦约旱牡缆罚斜本┑厍畔⒖旌投唷⑷瞬琶芗⒋ナ侄蜗冉⒍酝饨涣鞅憷扔攀疲瞥鲎约旱牡缡咏谀烤罚窃诮隙痰氖奔淠谄晟砉蚀筇ê兔ㄖ辛械囊桓霰厝煌揪丁T谡夥矫?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

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4）对"张艺谋现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见王干、张颐武、王一川等批评家发表在近几年的《文汇报》、《钟山》和《文艺争鸣》上的文章。

传媒论文范文篇7

校园传媒作为高校思想宣传阵地和信息交流工具，它包含教育、经济、文化、娱乐、体育等众多内容，满足了大学生学习、娱乐、交往的需要。作为高校德育对象的大学生，他们在与校园传媒接触的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校园传媒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超过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影响。因此，认真分析校园传媒与高校德育的关系，利用校园传媒做好高校德育工作是摆在校园传媒工作者和德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两者的关系应该是既互相结合又互相促进的关系。其互相结合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学生能经常接触校园传媒的德育信息

由于校园传媒几乎覆盖了学生所有的信息来源，无论是听广播，看报刊、宣传栏、电视，或者是上网，校园传媒在课余时间成了与大学生相依相随的生活、学习的伴侣，大学生在与校园传媒接触的过程中也有意或无意地受到德育信息的影响。这为高校德育信息的选择、定位、宣传，做好高校德育与校园传媒的结合提供了新途径。

2大学生愿意接受校园传媒这种教育形式

由于高校的报刊、广播、电视和校园网所采取的讨论、深度分析报道、广泛参与等教育形式贴近学生生活，适合学生特点，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了学生情感共鸣，所以，更易被大学生所接受。因此，大学生愿意接受这种形式的教育。这为高校改变德育方法，做好德育与校园传媒的结合提供了新的契机。

3大学生乐于参与校园传媒的各种活动

由于校园传媒能为大学生提供大量的各种实践机会，所以很受学生欢迎。大学生既是校园传媒的受众，又是校园传媒的参与者，有的参与了校园广播的编辑、播音和撰稿，有的成为高校校报的作者、新闻记者和通讯员，有的担任了高校电视的播音员、主持人，还有的成了校园网的维护者和管理员，他们在主动参与校园传媒的活动中提高了能力，受到了教育。这为高校拓宽德育形式，提高德育的实效性提供了切入点。

4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在校园传媒中能真实地得到反映

由于大学生乐于参与校园传媒的各种活动，他们在开展活动过程中把自己的思想体现在所创作的作品中，无论是他们创作的诗歌、散文，喜欢的人物、歌曲、关心的国内外大事，在网上发表的观点、意见，进行的各种交流、讨论，都能流露出他们真实的想法。这为高校比较准确地把握学生的思想特点和动态，增强高校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做好高校德育与校园传媒的结合提供了重要载体。

二、校园传媒与高校德育的互相促进

在加强对高校德育与校园传媒互相结合的研究的同时，还必须积极探讨二者的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问题，不断探索借助德育促进校园传媒的和谐发展和利用校园传媒创新高校德育的新路子。

1校园传媒是消除现代大众传媒负面效应的中坚力量

对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的大学生来说，大众传媒的多元文化以及良莠不齐的传媒信息，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面对现代校园传媒给高校德育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高校德育工作者单纯地采取“堵”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高校应该主动出击，充分利用校园传媒这一宣传、教育阵地，用先进的思想文化来教育、引导青年学生。针对现代大众传媒中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来袭，我们要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重建东方优秀的传统文化，用深层次的稳定的内涵文明，充实浅层次的脆弱的肤浅文明，充分展现高校的文明形象和人文精神，增强校园传媒的文化含量；同时要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现代大众传媒的本质，培养和提升大学生的传媒素养，增强他们对现代大众传媒各种信息的辨别能力和筛选能力。

2校园传媒为高校德育提供了坚强阵地

校园传媒是高校理论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道德建设的有力工具和重要阵地，也是开展高校德育的重要途径。因为，校园传媒直接面向大学生群体，能深入学生的学习生活，有的甚至与大学生形影不离，并且传播的信息具有及时性、针对性和知识性等特点，所以它在大学生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高校可以有针对性地将相关德育信息随时通过校园网、校园电台、校园电视台自办节目、校报、系报、社团刊物、橱窗、板报、横幅等传媒手段，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职业理想、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教育以及将所开展的相关活动的信息，传递给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发挥校园传媒的育人功能。

3校园传媒已成为当代高校德育工作的一条重要途径

校园传媒弥补了高校德育课堂教育的不足。高校可利用校园传媒各媒体的优势，促进高校德育的有序开展。校园报刊传媒具有易于收藏保存、随身携带、反复阅读、相互传阅等优势，高校可利用这一优势对大学生关心的国内外社会热点问题做深度报道，刊登相关的理论文章，使大学生在阅读报刊的过程中受到教育、启发和鼓舞，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理性思维。高校广播作为一种新闻传播媒体，有着快速、灵活、生动、覆盖面大等优势，是高校的重要舆论宣传阵地之一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是学校育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的双重任务；高校广播通过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栏目，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校师生的思想，引导他们的行动，配合课堂教育，完成教育任务。校园宣传栏是师生相互交流、沟通、传递信息、探讨学术的园地，它具有内容替换方便自如、常换常新、形式设计多种多样等优点，尤其是大学生自己设计和制作的各种各样的宣传板面，不仅给学生带来美的享受，更是学校德育潜移默化的催化剂。校园网具有数字化、高速化、交互性、全时性、丰富性、开放性等特点，它真正地实现了把只有老师说教的“单向式”德育改为师生、生生交流的“双向式”“多向式”德育，把以处罚为主要手段的“管理式”德育改为以引导为主的“引导式”德育，把单调、呆板的“单一式”德育改为生动活泼、声图、音像并茂的“多样式”德育，把靠堵截为主的“封堵式”德育改为面向社会的“开放式”德育。

4校园传媒的丰富与发展有助于高校德育取得实效

校园媒体作为独特的校园舆论宣传工具，一直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近几年得到了飞速发展。它由原来的广播、电视、报刊、宣传栏等单纯传媒，发展到今天拥有校园网、手机等多种传媒；它由原来较单一的校内舆论宣传、文化服务等功能，发展到今天多样的社会化、开放性、人文性、信息化导向性等功能；它由过去大学生的“被动接受式”，发展到今天的“主动吸纳式”；它由原来自身设置的单一栏目，发展到今天的合理、多样的栏目；各栏目的内容由过去的呆板单调，发展到今天的图文并茂；由过去单纯的纸质信息发展到今天拥有数字化等多种信息；并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它将有着更大、更惊人的发展。从校园传媒的发展趋势中可以看出，它的丰富与发展有助于受众获得更多的德育信息，有助于对大学生的思想困惑进行及时指导；有助于大学生在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时受到德育的自我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及早了解德育信息；有助于德育工作者采用多种形式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由此可见，校园传媒的丰富与发展，使高校的德育信息和德育内容更广泛、更快捷也更多样化了，并且为高校德育的创新提供了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使高校德育工作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5高校德育的创新有助于推动校园传媒的和谐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德育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高校德育工作者如果惯用以往的一些德育理论、德育工作方法与途径，就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带来的新要求。校园传媒作为高校德育实施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在高校德育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高校必须借助于在大学生中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校园传媒，来促进高校德育的发展。因此，高校应对校园传媒的发展规划做出统一部署和要求：一方面要加大校园传媒建设的投入力度，优化和整合校园传媒资源，为校园传媒的和谐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保障；另一方面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各传媒的的栏目设置和主要任务，用具有时代特征的高校德育信息，不断去更新校园传媒内容，以自己的特色去应对社会媒体的影响；对校园传媒中出现的不良信息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治。同时要实现校园传媒间的有效互动，发挥协同效应，构建校园宣传强势，以达到多个传媒之间相互造势增值、延伸各个传媒功能的目的，实现对大学生的有效教育和指导。

参考文献：

[1]鄢万春．论高校主流传媒德育潜功能的实现[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2]戴怡平．现代大众传媒对学校德育的挑战[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3]葛晨光．高校校园传媒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6

传媒论文范文篇8

2006年5月15－19日，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该会议第一次在亚洲举行，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在会上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现状作了一个介绍：“在中国，传媒经济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中重点发展的学科之一。仅‘十五’科研规划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新闻传播学18个重点课题中，就有7个直接或间接地属于传媒经济学方向。而在教育部的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中，第4个方向就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态势下的中国媒介经济’，其中所列举的重点课题有10个。”［1］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新闻院校和新闻媒体组建了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一些新闻院校设立了传媒经济学专业，开设了专门的传媒经济学课程。不少新闻院校招收传媒经济学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还专门设立了传媒经济学博士专业方向，招收博士生。

学界和业界都纷纷召开了各种各样学术研讨会，有的甚至还把它开到国外去。学界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传媒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据不完全统计，论文达到1000余篇，专著超过200部。进入新世纪，就有《广播电视经济学》（周鸿铎，2001年）、《报业经济学》（金碚，2002年）、《传媒经济》（周鸿铎，2003年）、《大众传媒经济学》（吴飞，2003年）、《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赵曙光、史宇曙，2003年）、《电视媒介经济学》(吴克宇，2004年)……等等。但对于整个中国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著名传媒经济学家罗伯特•皮卡特（RobertG.Picard）教授认为不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经济研究的理论性不够，对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不够深入，哲学思辨不够；二是现状描述性研究较多，问题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2］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笔者认为我国传媒经济研究首先要解决其路向问题。所谓路向，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研究的进路与方向。我们先来看看研究的方向，即所选取的学科领域方向。当今，我国对传媒经济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种取向：

1、经济学取向

该取向以经济学为主导，即媒介经济学。在赵曙光、史宇鹏著的《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中写道：“媒介经济学旨在研究形形色色的媒介经营者，如何在各种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做出最优的选择，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3］经济学派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下属的应用学科。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教授在《报业经济学》中提到“报业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报业领域的延伸。”

2、管理学取向

管理学派把传媒经济列入管理学的范畴。如喻国明、张小争编著的《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案例与模式》、邵培仁、陈兵的《媒介战略管理》都是在宏观战略层面上探讨传媒经济现象和传媒运作，更多是运用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和竞争战略理论对传媒进行案例分析。而支庭荣的《媒介管理》则从媒介经营管理这一实操层面来探讨。

3、传播学取向

它以传播学为主导。周鸿铎在《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一文中指出：“传媒经济”这一学科的本质是应用传播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只有从应用传播学的角度去分析传媒现象，才能保证传媒经济的科学性，才能科学地回答或解决媒介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各类问题。［4］周教授干脆把传媒经济置于经济学大门之外，而把它列入传播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这种取向其来有自，但也是值得商榷的。

4、交叉取向

有不少学者主张一种多学科的交叉，如赵化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序言中提到，“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交叉的产物。”但这种交叉也没有很好地融合，“事实上，目前很多传媒经济研究者往往是同时应用新闻传播学、经济学再加上常识来论述传媒经济学。这给人感觉是，传媒经济学是个史无前例的大杂烩。”［5］

以上可谓众说纷纭、各说各的，难以展开对话与讨论，究其原因就是大家并不在同一学术话语体系里进行探讨。从学术规范来看，一个学科的研究路向包括两个方面：范式与进路。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理论。他认为科学发展的模式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即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不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le)，即“两个典范之间找不到共同的基础来理性地比较其高下”［6］。这里的典范即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是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价值取向、方法与工具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传媒经济研究只有在同一范式里才能展开，才可能形成实质性的对话与传承，才能对科学探索有较大的意义。

二、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

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筹备委员会执行主任兼秘书长陈中原把世界传媒经济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为传媒经济学各个部门独立发展的阶段，广播经济学、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先后出现；这一阶段基本上为经济学界主导，研究视角多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因此不少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学，尤其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RonaldH.Coase）对于广播电视波段分配制度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于价格机制的认识。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为传媒经济学走向综合的时期。这一阶段有两个特点：一是从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传媒经济现象，二是新闻学界主导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第三阶段，陈中原如此描述这个时期：“传媒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网络帮助媒体冲破了时空的限制，传统意义的区域市场不复存在，所有媒体基本上都能面向同一个市场——全球市场，而且都能提供多种媒体产品服务。在传媒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传媒经济学即将爆发理论革命。”［7］

从世界传媒经济学发展的百年历史来看，可以归纳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逐步为新闻学界主导，因为它是直接为新闻传媒业服务的，同时新闻传媒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令经济学家望而却步；二是坚持以经济学理论为支撑，研究经济问题必须在经济学的范式内展开。

对此，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作出更系统的归纳：“综观西方传媒经济学的发展，其主要研究范例有三种：理论型范例，应用型范例和批评型范例。理论型和应用型范例在研究中常常相互胞生，但批评型范例却往往与其他两个独立开来。这些范例基于不同的学术基础，关注着不同的研究议题和研究重心。”［8］

以范式为主导，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将传媒经济研究划分为三个领域。这个区分总体上来看还是比较科学的，但还比较粗略。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传媒经济与传媒经济学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更宽泛一些，它界定的是研究范畴；后者更严谨一些，它界定的是学科范畴，或者说它界定了传媒经济学的学科研究范式。那么如何界定呢？下面我们将这三个领域再作进一步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把传媒经济研究划分为三个领域：

1、传媒产业经济学

它以经济学为主导，以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传媒产业经济学可以借助一般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但也有其特有的规律，因为提供信息产品的传媒产业具有与其他产业所没有的特殊性。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整个传媒业及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总体经济。

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提出，“传统经济学是无法对传媒经济进行准确描述和深入研究的。”［9］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对传媒经济却不适用，如对信息产品的消费是不符合这一规律的，它是可以反复使用并且边际效用往往是递增的。况且，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传媒经济系统，而传媒经济系统的构成是由以传播过程为载体相伴发生的一些经济过程或者经济增值活动。所以我们只能运用系统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它。系统论中的老三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和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都可以在传媒经济研究中大展拳脚。它还可细分为报业经济学、电视经济学、广播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等多个分支学科。目前，这些学科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2、传媒管理经济学

它以管理学为主导，以管理学和微观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研究对象为媒介实体以及消费者。管理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桥梁。传媒管理经济学是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的经济学基础，常常被包含在媒介经营管理中。由于经济管理一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所以许多人误以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大同小异。事实上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区别是有很大区别的两门学科。它们对行为主体的基本倾向、行为主体的关系的界定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统一性较强；管理学的权变性、艺术性、多样性较强。认识两者的区别有助于两门学科的相互借鉴和各自完善，也有助于两门学科的交叉或边缘学科的研究。

现在我国许多新闻院校都开设这门课程，但名称五花八门，有些叫媒介经营，有些叫媒介管理，有些叫媒介经营管理，笔者认为叫媒介经营管理较合适，而且这门课在新闻学本科开设较为适宜，传媒产业经济学则应设为研究生课程。媒介经营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的翻版，在西方，传媒就是企业，可以直接移植企业管理这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当然，在我国则不一样，“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中国传媒必然面临更复杂的问题。

3、传播政治经济学

它以传播学为主导，融合新闻传播、文化批判、政治经济等多学科理论，研究对象为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等。这一学科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属性，经济学成分并不多，更多的是对前面两个学科理论的批判与修正。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传媒经济中的“传媒”两字包括三层含义：作为“产品”的“传媒”、作为“企业”的“传媒”和作为“产业”的“传媒”。而“产品”、“企业”和“产业”都是经济问题，因此，传媒经济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把“传媒”作为“产品”、“企业”和“产业”，新闻传播学解决的是传媒的意识形态问题，而经济学解决的是传媒的经济问题，两者分工明确，泾渭分明。因此，传媒经济学就不是一门交叉科学。说传媒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实际上是混淆了“传媒”和“传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具有经济属性的“传媒”理解成“传播”，从而把“传媒经济学”当成了“传播经济学”。

综上所述，以经济学为主导的传媒经济学研究范畴实际上仅限于传媒产业经济学和传媒管理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它不能算是传媒经济学，它只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校正器”。这里让我们再回到周鸿铎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他理解的传媒经济实际上是以传播学为主导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尽管周鸿铎是我国较早提出传媒经济的学者，但我们认为：无论是谁创立了所谓的传媒经济学科，无论一个研究者愿意用什么样的视角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都不影响别人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传媒经济现象。至此，我们可以把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的划分作了进一步的推演和完善，把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限定在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这两个学科上，如表加粗部分。

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分支学科传媒产业经济学媒介经营管理传播政治经济学

主导学科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

辅助学科传播学传播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

基本理论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企业管理和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

研究对象传媒业、产业制度、政府政策媒介实体与消费者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

主要议题媒介生产、经营什么信息产品？如何生产、经营信息产品？谁来做决策？依据什么决策？媒介为谁生产信息产品？社会需要什么信息产品？

笔者的划分是：传媒经济研究范畴涵盖传媒产业经济学、媒介经营管理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而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只限于前两个学科。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两个主要范式。

或许有不少人会问，在经济学范式里你能解决所有的传媒经济问题吗？确实在现实中往往没有纯粹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尤其在当今的中国传媒业，有太多的非经济因素。潘力剑认为在传媒经济学里“研究对象是传媒产业的经济现象；研究方法就是经济学的方法；而研究目的则是对传媒业作出经济解释。”［10］我们把传媒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纯经济性质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生产的成本核算；第二类是与经济关联度较大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经营的价格问题；第三类是非经济性质的问题，或者说与经济关联度较低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的外部性。传媒经济学主要研究前两类问题。在此，我们必须消除一个误区：对于传媒经济的发展，传媒经济学研究并不能包打天下。运用传媒学经济的范式并不能研究所有复杂的传媒经济问题，它只能研究那些能够剥离出来的或者能够抽象出来的经济问题。

三、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

在明确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之后，我们还必须选择研究的进路。那么，该如何选择有力推进传媒经济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最佳进路呢？

目前，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路向五花八门，主要的大致有如下几种：

（1）致力传媒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如吴克宇的《电视媒介经济学》，金碚的《报业经济学》等，以周鸿铎编著的传媒经济系列、媒介经营与管理系列丛书(共20部)最为庞大。这些系统性的研究尽管还稍显粗糙，但其开拓性是值得称道的。

（2）将新经济理论如注意力经济、竞争力经济引入传媒经济研究中，提出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概念，如喻国明的《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这些研究往往从国外经典案例出发，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

（3）通过对传媒产业的数字化定量描述，试图作出对传媒产业走势的判断。近年来数百种传媒市场实证调查研究报告问世。以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清华大学崔保国、中央电视台张海潮等人的定量分析，为我国传媒产业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4）对我国传媒经济发展热点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如“报业拐点”、“超女现象”等。

（5）对跨国传媒与国外传媒经济的介绍和研究。主要是对国外传媒经济个案研究和国外传媒经济学专著的翻译。

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了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仍处于“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不同学术专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纷纷转到这个新兴领域里来，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的经济学训练明显不足，因此也不难理解如皮卡特所说的理论性不足。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角度来看，除了研究的范式外，我们还要解决研究的路径，即进路问题。

赵曙光、史宇鹏在其所著《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里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进路。他们首先讨论了四个基本问题：一是媒介生产、传播什么信息产品？生产、传播多少信息产品？二是媒介如何生产、传播信息产品？三是媒介为谁生产、传播信息？四、谁做决策？依据什么决策？首先选取媒介产品作为研究对象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媒介产品，并由此把握它在生产与流通中的规律。遗憾的是该书对什么是媒介产品却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述。而且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传播的应该是信息，不是信息产品。正如郭庆光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所说：“部分阐述没有体现出媒介产业的特殊性所在，学科交叉部分的融合还没有达到有机统一、水乳交融的程度。”［11］

目前，我国对媒介产品是商品，媒介业是产业，媒介是企业已逐渐形成共识，但对于新闻商品属性认识还不尽一致。新闻无疑是最重要的媒介产品，它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既是信息产品，又是服务产品。但它是商品吗？如果不是，那么又如何经营它呢？周鸿铎对此进行这样的推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新闻不是商品，这是由无产阶级新闻性质决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任何一种新闻的使用价值都是为了满足‘生产’这种新闻的阶级的自身需要，并不是为了他人。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理论告诉人们，任何一个商品生产者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都是为别人而生产的，自己希望得到的只是商品的价值。这就是说，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的劳动产品不是商品。”［12］由此，他推断新闻节目是不可以直接盈利的,它只能是其他节目经营的基础、前提和保证，只能间接地经营。按照这一论断又如何解释央视新闻“神六直播”狂赚5个多亿的广告呢？又如何解释我国购买BBC、CNN的电视新闻节目呢？

讨论同一研究对象必须把它置于在同一学科话语框架内才有意义。周鸿铎把作为传播行为的新闻报道和作为信息产品的新闻节目混为一谈，实质上是在新闻学和经济学两个范式内推理同一样东西。过去，我们一说到新闻是商品，马上就会想到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方面，通过广告置换和媒介之间的购买是实现新闻商品价值十分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新闻作为产品，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它有两重属性：一是政治属性（或意识形态属性），二是商业属性。如中央电视台购买BBC的电视新闻（信息产品），可以用其画面（包括部分声音）这一信息载体作为新闻素材，体现它的商品属性；然后用我们的观点重新撰稿配音，体现它的意识形态属性。传媒经济研究主要讨论它的商品属性及运行规律，当然也要考虑其他属性对它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旗帜鲜明地说新闻就是商品，但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特殊性就是新闻这一媒介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它不会掩盖它的商品属性，但可以影响它的商业运行。

作为信息产品的媒介产品还与其他传统产业的产品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新技术对媒介产品的影响就日益显著。说到新媒介产品，它与许多新经济学概念是紧密相连的：信息经济、网络经济、虚拟经济、知识经济等。再比如手机电视，早在10年前已经完成了它的技术准备，却迟迟未能投入大规模的商业运营。为什么呢？根本问题就在于我们对这一新媒介产品的经济属性及其市场运行规律认识还不够，手机电视能给消费者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产品？用户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产品呢？不研究这些基本问题，我们是不能很好的找到它的运行规律和盈利模式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舍本求末的进路会使传媒经济研究显得急功近利，华而不实，不能真正解决传媒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也不利于传媒经济的学科建构。

马克思在他举世闻名的《资本论》里，从剖析商品入手，进而研究其价值、剩余价值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在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内，通过对媒介产品属性与功能的学理性分析，进而对产品投资、研发、生产、流通及衍生产品开发等整个产品价值链的考察，可以带动我们对传媒资本、传媒产业、传媒市场、媒介管理、传媒制度及新媒介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最终形成传媒经济学的整个学科体系。这就是传媒经济研究的最佳进路。然而，由于经济学理论准备不足、范式运用不够严谨和进路选择不当等因素影响，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学者甚至是资深学者也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和论述。

综上所述，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当务之急，就是要运用其范式研究传媒经济中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最佳进路不等于唯一进路，我们也不排斥其他进路，多样化的研究必将促进传媒经济学的发展与繁荣。关键词：传媒经济范式进路

[摘要]：

当今我国传媒经济研究正处于百家争鸣的起步阶段。笔者针对周鸿铎教授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认为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与进路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讨论一个研究对象必须把它置于在恰当的学科话语框架内才有意义。研究指出：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应是传媒经济研究的两个主要范式，而选择媒介产品作为研究起点是最佳的进路。

[注释]

［1］郑保卫中国传媒经济学术研究应走向世界［Z］北京：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年会，2006

［2］詹新慧与世界传媒经济大师对话——访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创始人罗伯特G.皮卡德［J］传媒,2005（7）：39

［3］赵曙光、史宇鹏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3

［4］周鸿铎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J］现代传播，2006（2）：97

［5］潘力剑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J］新闻记者，2004（7）：59

［6］王巍科学哲学问题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15

［7］陈中原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简要回顾［J］新闻大学，2005年（春季号）：9

［8］杭敏[瑞典]罗伯特•皮卡特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与范例［J］现代传播，2005（4）：29

［9］昝廷全论传媒经济学与系统经济学之间的关系［J］现代传播，2006（2）：92

［10］潘力剑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J］新闻记者，2004（7）：59

传媒论文范文篇9

论文摘要从新闻传播的规律角度分析，传媒在传播风险时面临着理论困境，即新闻（预测性报道、新闻策划）事实的先发性这一新闻传播的普遍规律导致了传媒在传播风险时的必然“迟到”，而风险的潜在性与新闻显著性之间的矛盾、传媒自身特性等问题必然会使传媒在风险社会中充当“报警”而不是“预警”的角色。

风险传播的概念源自20世纪末期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最早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他指出，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特征具体表现在风险的特征上：风险是潜在的，是现代化生产引发的，是人为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建构的，是灾难性的、全球性的。①“风险传播是在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它不只与风险相关，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它信息，这些信息表达了对风险信息或风险管理合法的、机构的安排的关注、意见和反映。”②风险社会构成了传媒的传播语境，传播风险，应对风险传播成为传媒重要的一项功能和任务。但是，一提到风险，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传媒的预警作用，但是大量的事实证明，从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到美国五角大楼被炸，到SARS，到印度洋海啸，到克隆，到转基因食品，几乎没有一个危及人类生存的风险是由传媒提前真正全面、客观、完整的报道或警示过。这就不得不引人反思：究竟是什么使得素来以“瞭望者”为天职的传媒在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风险来临之前而“集体失语”？传媒对风险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从理论上正确认识传媒的一个逻辑起点，也是传媒风险传播的理论困境。

一、新闻事实在先传播在后的规律导致传媒在风险传播时“迟到”

现代新闻传播的理论告诉我们，新闻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不是对未来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是传媒实践中也不乏预测性的报道，例如预测彗星相撞，月食，雪灾等；另一类就是新闻策划，提前对即将发生的新闻进行超前设置等。那么这些看似“超前”的新闻传播是否违背了新闻的时间界定呢？下面对这三个问题进行逐一论证。

1.新闻事实的先发性

新闻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首先，从认识论上看，新闻的本质还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一种意识，一种观念。新闻事实的存在是新闻得以产生的物质前提和必要条件，没有新闻事实的存在就没有新闻。如果没有新闻事实存在而出现了新闻，那么，这样的新闻就是假新闻。而且新闻事实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一般的生活事实，而是必须能够复制的原生态的事实，即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实，否则就不是新闻事实。这就要求新闻的时间必须是“过去时或现在时”。其次，新闻的真实性要求新闻事实在先，传播在后。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必要条件。新闻真实只能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客观报道而不是对有可能发生的即使是必然发生的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报道。对于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我们也只能够预测其基本的趋势而不能具体描绘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具体细节，甚至将来的新闻事实在发生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因此报道现在还未发生的新闻事实是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最后，新闻的客观性也要求新闻事实在先新闻传播在后。“就内容而言，新闻传播的事实，必须是客观存在或客观上正在发生与发展的事实。这种事实是一种实在物，是经过变动后出现的相对稳定的产物，或是正在变动过程中的事物，以及变化的各种状态。”③而对于将来发生的事实，即使是必然发生的，在其还未发生以前，还不是新闻上的客观，而是理论上、推理上、逻辑上的客观，而不是新闻事实上的客观。④

2.预测性报道的事实先发性

预测彗星相撞、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什么时候会发生月食等等，这是不是新闻事实未发生而进行了新闻传播？这对于风险是不是也适合？这些现象实质上是以未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形式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的一种报道手段。表面上看，是在报道未来的新闻事实而实质上则是在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最明显的莫过于天气报道，天气的报道实质上是报道已经出现的天气变化还在继续的趋势，也就是说新闻事实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但是在时间上看，今天它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正在发生或延续，但对于“今天”和“明天”的时间段而言，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跨越了这两个时间段。新闻传播只能在今天报道将要在明天“发生”的今天的新闻事实。作为新闻而言，已经发生的一系列事实已经存在，但是作为这些新闻事实的过程还不足以构成新闻，恰恰这些一般事实的集合才能成为一个新闻事实，作为新闻事实出现的“明天的报道”实质上是对今天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新闻化”。由于风险发生的隐蔽性、不确定性，争议性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很少关注已经发生的风险因子或熟视无睹暂且还不能称之为新闻事实的事实。这样一来，风险几乎不在新闻传媒的视野之内。

3.新闻策划的事实先发性

对即将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新闻价值而言，今天发生的一般事实只是具有相关新闻价值或者说具诱导新闻价值。新闻策划是为已经注定是新闻的新闻事实（人为规定的新闻）而存在的准新闻事实。本质上讲，还是新闻事实发生在先新闻传播在后而不是相反。新闻策划实质上是为明天策划今天的新闻事实，而不是策划明天的新闻事实。例如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以中央电视台为主各大新闻传媒都在组织、安排、策划与此相关的新闻，报道在火炬即将走过的路线上相关国家人民为此作的准备和对此的各种不同心态等等。风险传播与一般的新闻事实相比还具有不同的特征，具有隐蔽性，表面的合理性，不确定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性等等，这就使得风险很难进入传媒的议程设置。因此，风险在绝大多数时候总是在其发生时才会被传媒注意，很少有风险策划和风险预测的传播先例。

风险传播与一般新闻事实传播在后果上有本质不同。一般新闻事实在被传播后可以使受众了解身边的环境变化、获得最新信息，为更好认识、改造世界提供现实基础。人们在看到、听到新闻后能够调整策略、挽回损失、趋利避害，但是对于风险传播而言，由于风险的毁灭性后果，风险属于“一次性机会”，风险一旦发生，传播就失去本质意义。2003年SARS发生以前，为什么没有一家传媒传播人们饮食习惯（吃各种动物，即使不能吃也不该吃）对人类生存、健康的危害性，而仅仅是把它作娱乐新闻？但是后来的科学研究表明，SARS的病因是因为人们长期特殊的“美食”嗜好造成病毒畸变而致。人们不禁反思，在人们患上“非典”以前，传媒为什么没有预警而是在风险转化为危机、灾难的时候开始“报警”。对风险而言，“报警”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我们今天要应付的是一种威胁的可能性，它有时表明了一种不仅仅是可能性的受惊吓的人性，不过是一个暂时被搁置的事实。危险的一次证实就将意味着无可挽回的自我毁灭，而这就是积极地将预期中的威胁转化为具体的威胁的理由。”⑤我们需要传媒将预期中的风险提前传播、转化为现实意识中的风险，而不是对风险进行事后传播，尽管这样的传播是新闻的规律，但是对受到风险威胁的人类而言，传媒的传播“迟到”了。

二、风险潜在性与新闻“显著性”的矛盾导致传媒传播风险的“质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是说风险仅仅只存在“量变”，风险无时不刻都存在着局部的“质变”，而是说风险在发生“质变”的过程中，是以细微的、不易被常人觉察的方式发生的；由于传媒自身的特殊规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传媒只会关注正在由量变超过“度”进而转入“质变”的风险。风险引起传媒关注的唯一新闻价值就是风险的“显著性”。风险不仅仅是生态风险、健康风险，还有政治风险、娱乐风险、社会风险等等，因此风险“显著性”表现方式也是各有差异。陈冠西“艳照门”事件就是以娱乐形式演化而来的道德风险，传播这些事件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娱乐，而是想冲击、挑衅、对抗中国传统的主流道德、价值、伦理。2008年3月31日东航18架飞机集体罢飞事件就是对社会劳资关系风险预警的一个信号。不管风险的“显著性”以怎样的方式体现，传媒关注风险的惟一原因就是风险的“质变”。

1.潜在性：风险被忽略的根本原因

风险的本质就决定了风险除了“显著性”（对人类生活的破坏性）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新闻价值，风险不存在新鲜性、娱乐性、趣味性、接近性（接近性是指风险转化以后才会显现出来，未发生以前，风险本身是未知的，就无所谓接近性了）。

(1)“风险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⑥风险的始作俑者是人类自身，但是公众一开始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会给自身带来怎样的风险，风险一开始就带有体制的合法性、合理性，大众是认可的。风险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当人们不约而同地以GDP作为社会发展唯一指标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经济腾飞会带来巨大的环境、资源、健康、生态等风险。人们关注的是科技发展带给人类的利益，而没有顾及到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风险。即使考虑到了，但是经过权衡，认为风险还是比获得的利益小，没有考虑无数“可以承受”的小风险随着时间的积累会酿成大风险，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

(2)风险是隐蔽的。这里有两层含义：认识风险需要专门的科学知识，有时即使是该领域的专家也无法明确判断，这是风险日趋明显的特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随之而来的风险更加无法预测，甚至风险的知识已经超出了现有科学技术本身。风险的发展速度和“裂变”方式不是建立在对传统技术、体制、理念的基础之上，而是对最发达科技的挑战，是建立在最发达的科技基础之上的“反科技”。即使是平常的风险，也已经超出了人体感官的感知域限，不是靠肉眼可以观察到的，需要一定的高科技手段，有时甚至还需要国际卫生组织的通力合作。

(3)风险是建构的，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有直接正相关。实质上，风险的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与风险相关的政治权力体系和权力机制。尽管事实上某种危及人类生存的现象和征兆的确是一种巨大的风险，但是由于风险所处的国家、政治、阶级的权力体系不赞同或不认可，就无法获得“风险许可”，就无法纳入政府的“风险机制”。这种风险就有可能被暂时或者长期置之度外，无法获得风险身份认同和合法风险地位，也就谈不上什么规避和预警风险。

(4)风险是不确定的。风险是人感知、判断、应对生存环境的一种方式，它只是预示了一种危机、灾难的可能性。风险表现的方式千差万别，可以在这个时候出现，也可以在那个时候暴露，可能在这个地方发生，也可能在那个地方爆发，或者以这样的方式演变，或者以那样的状态转化，甚至有时候发生有时候不出现等等。正因为风险的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相关部门和公众的忽视和松懈，风险也很难进入传媒的议程设置。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风险常常是以“风险碎片”、“风险马赛克”方式呈现，很难呈现完整的风险。2.“显著性”：传媒无视风险的天然屏障

(1)选择信息是新闻传播的普遍规律。⑦世界上每时每刻无不发生着不可胜数的变化，传媒的种类和数量再多，传媒科技如何发达，都无法穷尽世界上的事实。

因此传媒必然会依据一定的标准选择信息，而不是有闻必录；受众的时间、精力有限，兴趣和需求各异，也不会更不可能有闻必看，有闻必听，他们总是选择自己需要的、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2)新闻价值规律的作用。新闻价值规律是传媒选择新闻的普遍规律，指传媒选择新闻时要依据新闻事实的基本要素进行辨别和判断，即实效性，新鲜性、重要性、趣味性、显著性等等。⑧风险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传媒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全部传播，传媒只会关注风险“质变”的那一瞬间的事实状态，把这一瞬间的事实状态呈现给受众。但是对于风险而言，“质变”这一刻就是风险发生之时，风险就转化为危机或者灾难，此时传媒已经失去了预警的作用，充其量也只是报警而已。

其实，在理论上讲，传媒总是走在风险的后面，始终是“迟到”的哨兵。风险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少到多量变的积聚过程，风险的产生是一个“蝴蝶效应”。

在风险产生的过程中，传媒并不会太关注。因为这个过程对传媒而言，没有达到显著的程度，至少在形态上，在量上不足以引起传媒的重视，因此就不能成为新闻。反之，风险一旦成为新闻的时候，报道风险对人类来说，就不具有多少实质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和传媒在关注点上是不重合的，始终有“时差”存在。风险形成的过程不会引起传媒的重视，反之，当风险受到传媒重视的时候，风险已经发生。

三、传媒的自身特性导致传媒对风险的传播失真与风险扩散

1.传媒对风险的传播并不专业

风险的特征决定了传媒进行风险传播时应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风险总是与现代化的高科技形影相随，现代技术的尖端化、知识性、专业性、复杂性等特征同时也决定了风险的专业性特征。发现、识别和规避风险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需要相关方面的专门性人才，甚至是该领域的专家，否则根本无法识别风险。传媒在传播风险时也存在着天然的缺陷。国外学者就曾指出，风险通过大众使传媒已经直接影响到受众的风险感知，这种被形塑的风险感知，必然引发造成一系列文化和经济后果的个人和集体反应。同时，传媒有时夸大较小的风险，而在另外的报道中传媒又忽视严重的风险。

2.传媒的大众化、时效性特征限制了传媒对风险的深入破译

传媒面对的受众是千差万别，参差不齐的，要想扩大发行量、收听（视）率、点击率，就需要尽可能把很多复杂、深刻的新闻事实形象化、简单化，做到深入浅出，否则受众就无法解码新闻信息，为了尽可能广泛的传播信息，就需要使复杂的新闻信息尽可能简单化，但是风险信息本身的复杂特征、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就必然使得本身对风险传播不专业的新闻记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传播风险的信息失真，增加风险量级，扩散风险。很多传媒都没有风险传播的专业记者，即使有也没有受过风险传播的严格培训，一旦风险发生，基本上就是用新闻的常规操作模式处理风险信息。这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风险传播失真的必然性。2007年3月13日《信息时报》以《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为题报道了香蕉致癌事件，一时使得海南香蕉大量积压、腐烂，大批蕉农背景离乡，给当地的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一时引起社会恐慌。这就是传媒对风险的非专业性解读制造风险的经典案例。传媒的这种无意识制造、扩散风险的行为在风险传播中相当普遍。

3.传媒的生态环境限制了传媒深入地认识风险。

首先，传媒不是天生的超然中立派，总是归属于一定的政治、阶级和团体，在传播风险时，传媒会本能回避对自身不利因素。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传媒制造社会危机感；二是传媒为了自身效益，掩盖、淡化风险。新闻信息的公开透明是任何国家政治生态必然的一部分，除了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确实需要依法保护的秘密信息以外，但很多国家、政府、部门，都存在着一种信息潜规则——尽量隐瞒、延缓风险信息或者虚假公布风险信息，避免本届政府或利益相关者的政治风险，反而加大了风险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提高了风险对社会的危害性和毁损程度，人为增加风险治理成本。固然，政府对有关风险信息的传播采取审核、把关、控制的措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科学解读风险，减少风险的负传播，但是从部分人的政治利益出发，盲目管制和控制传媒对风险的传播，也会提高风险扩散的“加速度”，形成风险传播的反“马太效应”，增加风险治理成本，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机，导致了风险扩散。地方政府控制风险信息传播的另一做法就是让传媒“报喜不报忧”。即不及时传播风险的正面、客观信息，而是从侧面对风险的治理信息，认为受众抗击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脆弱，需要弱化、分解、过滤风险信息的方式“安慰公众”。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起到抑制风险的作用，相反还会使风险扩散，使不知情的受众心理更加恐慌。风险信息传播渠道的堵塞、不畅，或者风险信息的屏蔽，不仅不会遮盖、减缓、阻止风险的扩散，而且还会制造“连锁风险”——因风险信息的缺失而引起的次风险。

令人欣喜的是，在我国，传媒应对风险传播的生态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和进步。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在随后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中，传媒既在第一时间报道党和政府如何抗震救灾的过程，也正面全方位报道了受灾范围、受灾程度、人员、财产损失、灾难发生原因等内容，让受众全面了解风险信息，较好地避免了因风险信息的缺失而引起的次风险，传媒及时、公开的报道赢得人民与世界的广泛赞誉。

注释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第34页。

杨保军：《新闻真实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杨学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传媒论文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传媒诱惑社会道德责任消费文化核心审美价值审美焦虑

传媒诱惑是指媒体在传播交流中主动采用引诱的策略吸引大众，以美丽迷人的影像、怪诞离奇的言说冲击大众好奇心，来吸引传统文化审美者变成现代传媒文化受众。为了能够制造更多媒体产业的顾客—受众，提升自身的产业效益，在传媒使用迷人的影像鼓动现代人急躁地追逐梦想的时候，激发了人类沉溺于个人享受的私欲，文化的雅和俗在此合流，传媒在贩卖产品的同时也贩卖了文化所有的终极意义，耗散了传统文化的核心审美价值。

一、尴尬的审美题材

传统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此同样地循环，平庸单调的生活方式和内容逐渐消磨了人们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压抑了对栖居环境审美的热情，如韦伯形象描述的那样，日常生活逐渐变成了一个“铁笼”。人们按规约行动，按计划办事，在物质条件不太富有的生存压力之下，生存成为第一要务，情感和灵性受到控制，个人化的欲望没有机会萌生和满足。进人现代传媒社会，当生存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人们急于想从机械刻板的传统日常生活的种种压力中解放出来，走向新意的生活，唤醒自己对生存状态的热情，改变自己对生活的感觉。信息技术革命、传媒时代的到来，应合了这种要求。

现代传媒以书籍、杂志、报刊、电影电视、网络、电话、短信等为媒介手段进行信息传输，媒介种类的繁多，媒体传输内容的复杂，行业激烈的竞争，分散的受众个体化品位，制约着传媒产品的生产。从传媒发出信息的那一刻开始，其唯一的也是终极的目标就是吸引大众的眼球，俘获受众对自己的文化产品产生偏爱之心，进而使受众成为自己生产的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但受众是具有自由意志和自由行动的精神主体，他们在不同的时空接受各种传媒信息，之后对信息进行自我判断，除了可靠来源的新闻报道，受众似乎并不轻易上传媒宣传的当。传媒文化要改变谨慎的人们旧有的生活习惯，只能从人们欣赏美接受美的人性原发性心理弱点进行突破，从人性弱点的裂缝灌注现代生活新观念。

以法制类节目播出为例，继焦点类、娱乐类节目后，法制类电视节目越来越成为最受欢迎的电视品种之一。第一，危机、纠纷、新奇、冲突事件在媒体整个播出条目中所占比例虽不呈垄断局面，但由于大众喜欢猎奇，关注生活矛盾的解决，期待惩恶扬善的司法正义实现，渴望摆脱不安，以使心里感受到一种安静和放松。因此，大众积极主动关注法治报道，提供了媒体生存的最好机遇。第二，为了在同质化行业竞争中胜出，法制电视栏目必须在素材深度挖掘和播出特色上下功夫。在文字、影像、声音配置上注重美学效果，注重法制案件深度报道的专业水准。第三，媒体是一种社会性公共资源，乃社会“公器”，是在权力的多元化与社会化大背景下的一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社会公共性资源。要得到持续不断广泛的法治案件信息，需要获取司法部门的支持，就得考虑政府和司法部门对媒体的态度。媒体在报道法制信息时，虽有迎合司法意图的味道，但为了保证可持续的收视率，考虑到受众的心理期待，仍必须顾及到媒体的社会责任。由于案件信息并非政法机关所专有，行业竞争又太激烈，受众素质良芳不齐，压力之下的媒体为了留住最大多数的受众，时不时对案件进行显失公正平衡的报道，甚至对法治事件进行煽情性的热炒，报道中充斥色情、俗气和血腥味。这使法治报道的诚信度被降低，削减了“重事实”、寻求终极正义的法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尊严。

从法制类节目播出内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传媒产业化要求传媒运作首先应考虑产业自身的生存，获取最大的利润在传媒运作中成为直接目的。为了争取更多利润，必须争得更大市场和更多顾客，为了留住顾客，传媒必须启动诱惑手段，诱惑受众，让受众喜欢并不断消费传媒生产的产品。传媒通过包装传媒文化产品，培养大众情趣，生产大众欲望，刺激大众消费传媒文化产品，把大众卷人一个又一个新的更加舒适的生活意境中去。人们的一种需要如果得到了满足，就会出现另一种需要。传媒的诱惑不断，大众的欲望不止，大众貌似散沙实则凝聚眷顾在传媒创造的信息交易中出钱消费传媒文化而又心甘情愿。现代传媒诱惑与消费文化合谋，快速有效地改变了人们传统生活的内容。在告别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凝固美，作别中国田园牧歌的原生态文化生存状态后，要让人们永不厌倦、乐此不疲地生活在快意创意的生活中，引领人们不断走向新意的生活，传媒快速地颠覆着旧的生活方式和含义，拆卸了曾经引导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传统文化审美语境的美学意蕴，改变了传统文化描述的生活图像。

二、“替感觉”与皮格马力翁审美期待的对抗

个人生命经历中活生生的内心“感受”，不同于现代传媒的受众那种休闲化狂欢化的心理体验。媒体表达出的各种心理状态和情感，欣赏者也能够体会到，但那只是兴趣性趋向的认同，是认同性的情感交流而已，因为冷冰冰的媒介的隔离，受众赏美和传媒文化之美如水火不相容，受众消费传媒产品的美时，内心往往是挑剔、对抗的。荣格认为“精神活动本身都是无意识的;那些有意识的过程只不过是整个精神生活的片断和局部。用通俗的话讲，整个精神生活就像是一座海岛，意识只是露出在水面上的一小部分，无意识则是隐藏在水下，成为意识基础并决定其方向的绝大部分。死匆按照弗洛伊德最初的理解，无意识主要来自个人早期生活特别是幼年生活中那些受压抑并被遗忘的心理内容。当从纷繁复杂的传媒诱惑体验到的混乱观念刺激了受众的好奇心时，就能唤醒欣赏者的无意识。因为活生生的生命感受是真实清晰的，是刻骨铭心的基本记忆，是欣赏传媒之美的感受无法替代的。所以，一旦认同传媒的观念，受众就开始了对传媒创造的新生活图像的复制，追逐传媒描述的新生活仪式，去体验传媒设计的新意境:他们要在传媒图像的模仿中明晰传媒的观念，确定这种新观念的生命真“感受”。

传媒诱惑的艺术可以说是奇妙的，它通过影像、声音、蒙太奇等手段描摹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的事物，逼真反映出人们心中观念性的存在。如果说古希腊神话中的皮格马利翁故事是深沉爱情的感动和回报，那么，按照李普曼的说法，后现代的人们生活在传媒制造的“虚拟环境”中，传媒催生了现代人的“替感觉”病症。传媒取悦人们的感觉器官，传媒代替人们耳闻目睹社会现象，代替人们感受生活，代替人们思考问题，传媒在发出信息之时就已经带有意义和立场，在人们可能还未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传媒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抛出、销售自己的观点，传媒代替了人们的感觉感受，传媒创造的“虚拟环境”给人们装上了感觉的假肢。传媒有长期固定的从业人员，比分散的良芬不齐的受众在控制社会新闻和舆论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现代社会人们不得不依赖于传媒提供的信息而生存。传媒改进旧的有弊端的生活方式，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和意义，为大众生产快乐、提供方便，试图提高人们的生命质量，这对于受众来说，似乎是一种福社。但另一方面，传媒为了利益采取冒险行为，利用审美手段诱惑受众上当，使受众消费不良传媒产品，这是对传媒文化性的否定。

皮格马利翁对艺术美付出的精神之爱，转换成现代传媒诱惑的生产流水线:梦工厂，造梦，策划梦产品的推销，精心打造逗引受众的推销手段，吸引受众。受众接受传媒文化产品，有的心甘清愿，有的迫于社会流俗身不由己，但都按传媒策划的路径去逐梦。华兹华斯认为强烈的情感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因为情感需要一定的沉淀、间离和淡化。皮格马利翁是以精神的付出浇灌出幸福之花，体验到的是一种内敛的个人的真正愉悦。传媒受众却是以物欲追求获得一种社会认同，体验到的是一种外在展示性的群体角色归属的社会成就感，是以物质占有和物欲消费行为为手段。传媒制造的社会影像取代了受众的个人感觉，传媒强大的专业精英集团蔑视个体受众对生活的思考创造能力，对传统文化中张扬的欣赏者个体审美自由的至高无上主体地位不予尊重，传统文化体悟说中“美在我心中”被置换成了现代传媒文化消费论“美被我消费”。传媒贩卖掉文化美的时候，也贩卖了文化所有的终极意义，耗散了传统文化的核心审美价值。

三、审美核心内容的耗散化

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社会性产物，文化必须为一个社会或群体的全体成员共同接受和遵循才能成为文化，才具备审美价值。纯属个人私有的行为，如自私、邪恶、伤人害人等，不为社会成员所理解和接受，就不是文化。毕达哥拉斯学派把美视为一种和谐比例。中国传统文化推崇“文以载道”，认为文化美是一种崇高，一种仁的道德，一种礼的秩序，一种至高的善。

生产力的发展激活了市场对工商业信息和政治生活信息的大量需求，现代传媒产业能高效率提供信息，满足生产和生活的基本需要。另外，为了经济利益的极大获取，留住大众的最大多数，传媒不断走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民意的浓缩机构。传媒提供“公共空间”的大众化、平民化和普及化，传媒散播舆论的巨大无形力量，深深吸纳了大众的关注和参与。当传统文化在信息革命面前，越来越变得具有腐朽的经院气时，精明的人及时地抛弃了它。文化实用主义借助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将欲望这种自为的生命状态的东西，变成了一种供理性精打细算的对象，进而给它赐封上一件具有普适性的公允而又合法的外衣。

自从大多数传媒业产业化、市场化之后，政府放权实行宏观管理，司法为传媒事业发展保驾护航，商品交易利润原则对传媒诱惑行为采取宽容态度，大众对传媒诱惑评论离散化，加上宽松的言论环境，现代传媒文化具备了发展的最好机遇。因为产业生存压力和追逐无限利益的野心，传媒除了迎合政府和主流社会意见之外，借助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之名，不断偷梁换柱，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些报纸的副刊、盗版和非法刊印出版的书籍杂志、某些电视广告、淫秽音像制品、淫秽网页等等，成为诱惑手段最集中的使用媒介。另外，一些违法犯罪分子使用虚假信息进行诈骗，信息手段日新月异，媒介和受众是隔离的，人们对没有见过的信息内容和传播往往没有设防，使传媒诱惑成为信息犯罪滋生的源发地。制造欲望，推销欲望，消费欲望，将个体生命潜在意识进行公开拍卖，这正是传媒诱惑的堕落本色。无处不在的传媒诱惑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常常表现为一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悬空状态，它既失去了从前传统文化生存状态的幸福感和道德感，也没有对未来幸福的憧憬。

传媒诱惑之美是实用美学以及平民视角的世俗之美，它颠覆恒久和崇高，以快速产生的新意境动态美(如香车美女、旅游别墅、健康休闲等)代替传统美学历久弥新的文化经典意境静态美(如骏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等)。传媒之美是向着物欲享受快速奔跑的忽略记忆的运动美，文化经典之美是向着生命感觉执意停留的体验真情人生的凝固美;传媒之美是用于文化消费的，经典之美是用于景仰的;传媒之美是冲动的，经典之美是理智的;传媒之美是欲望，经典之美是理想;传媒之美是喜新厌旧的，经典之美具有一种“进展到无限的企图”的终极意义;传媒之美急于颠覆以求新，经典之美追求“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经典美是事物的一种特质，它使人的感官和理智感到快乐和愉悦，使人感官快乐和愉悦的传媒文化消费很难说就是美的。经典美超越了欣赏者的个体局限，将审美活动引向深刻的人类命运关注，唤起一种升华了的崇高体验。没有人类高尚伟大灵魂的震撼，最高贵的艺术作品和自然都必定会永远暗淡无光。

爱·伦坡认为，幸福的四个基本条件是:大自然中的生活;一个女人的爱情;放弃一切野心;创造一种新的美。这四个基本条件是人在传统农业文化中经典的诗意生存。现代传媒诱惑投射的文化状态与这四个条件恰恰相反:反自然原生态的人工制造生活;很多女人的“爱情，’;野心勃勃;毁掉一切美。支撑这四个条件的，是诱惑面前不断产生的欲望，是商品交换时更多占有的消费野心。欲望是快感，不是美感;消费是享有，不是幸福。现代传媒文化没有传统文化的诗意抒情主题，它只是一个个断片的物质影像，在堆积的影像面前，人类迷失了自己的核心精神信仰，影像对记忆的割裂使现代传媒文化之美的核心内容耗散化。

四、大众的媒体形象焦虑症候

从传媒自身的特性来看，舆论“公共空间”的自由游弋是传媒吸引权力和弱者同时关注的独具魅力之处。受众私欲的遮蔽性需求与媒体扩张传播领域以争取绝大多数受众的公开性、透明化特点有对立和冲突。传媒诱惑生产迷人的生活方式和意义，需要相对开放包容的环境，而受众个体隐私要求与社会“公关空间”适当间隔，以便尽量降低社会公德和法律对自己的贬斥和规约。因为任何传媒诱惑都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在大量的信息轰炸下受众个人是弱小的，容易失去自己的适当立场，形成传媒如是说亦如是说的偏见。传统文化中的个体生命自身的生态历史是一种短暂的循环时间:从天亮(醒)到天黑(睡)，从子宫到坟墓。这种无法改变的宿命，使孤独的个体生命面对着那些神秘的、不可捉摸的、看不见但又无处不在的对象沉思默想，产生了个体寂寞生命特有的文化:向内积淀记忆和向外诗意抒情。

传统文化经典运用文字浓缩社会各种美的现象，抽象出美的崇高，其文字精密的论说，“是一股不可征服的力量，它对读者的灵魂进行一次愉悦的冒犯;无论何时当它冲破它应该冲破的地方时，就像朱庇特的大炮在吼叫和闪着火光的同时击打目标，显示了一个作家全部统一的力量。叫专统文化教会孤独的个体生命面对着那些神秘的、不可捉摸的对象寻求和谐相处，使寂寞的个体生命经历着不可掌控的悲剧宿命历程时变得勇敢高尚，它是属于自然生命个体的文化，它沉淀生命记忆，用感恩的心体验欣赏生命一路走过的每一道风景，传统文化滋养的个体生命是宁静而审美的。到了后现代，传统文化的写实手法被现代传媒摄像技术取代;文字被图像取代;叙事艺术被新闻报道征用;直接感受、捕捉和表达的生命体悟，渐渐被观赏、模仿、复制所代替。现代传媒使传统文化的生命感悟(或者说诗学经验)变得可疑。

于是，现代传媒文化迅速颠覆了传统文化的经院式诗学经验，重视文化的实用性和商品性，将文化作为交易产品来考虑，文化兜售取代了文化审美。在传统文化语境中“美即善”，而在现代传媒文化语境中“美即实用”。现代传媒文化改变传统文化美学创造永恒美的艺术理想为利用美创造最大的经济收益目的，所以，传媒关注的不是美的问题，而是传媒文化产业生存发展问题。为了保持产业持久发展，媒体重视自己的社会正面形象，在行业竞争激烈、生存压力极大的时候，游离于社会责任和市场经济利益两大目标之间，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规则、言论自由法规的保护下，传媒不断抛出其诱惑机制。深受现实生活压抑的人们对所谓“言论自由”、“权利平等”的传媒给予了极大的期待。为了博取大众的阅读和支持，传媒把自己调整成为倾听弱者哭泣、容忍行为焦躁、斥责暴力阴谋、理解仇恨愤怒的社会知音，人们甚至很大程度上不得不认为传媒是护卫弱者的仁慈使者。同时，传媒启动欲望策划机制，不断制造新的享乐图像、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意义，使大众在失落中开始躁动，在躁动中寻找生活目标，在寻找中迷失生活方向，在迷失中走向着传媒诱惑指向的意境，在传媒创造的“虚拟世界”中尝试新的生活。于是，信息无处不在的现代传媒社会历练了一种现代人的新人格、新素养:他们善于观察传媒诱惑，能理性解剖传媒诱惑内容中的各种意义价值，越来越精明地选择传媒诱惑可能增进自己益处的内容，抛弃传媒诱惑中的欺骗成分和邪恶用意。当传媒诱惑分裂传统文化审美意蕴崇高感和整体性出卖文化产品时，将传统文化审美活动中的鉴赏者变成了传媒文化产品交易活动中的顾客(即受众)，审美主体特质的改变，使传媒文化美的尊严被取缔，现代传媒诱惑促成的消费文化行为耗散了传统文化的核心审美价值，为了保障传媒产业的利益诉求，传媒诱惑陷人了后现代文化审美的危机。现代传媒文化的创新价值在于以满足受众精神需要为指向，使受众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精神愉悦可以依赖传媒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传媒主动提供文化产品向受众推销，传媒诱惑在文化装饰上可谓用心良苦:策划文化美学意义，用影像声光等组合成梦幻般意境包装生活方式。传媒虽然主动制造诱惑，但在受众面前是十分被动的，甚至处于弱势地位，传媒诱惑迷人的产品需要受众欣赏和消费才具有商品交易的价值。虽然传媒和受众的关系显得比较复杂、困难，传媒与受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发生良隆互动关系而真正完全拒斥诱惑的危害，两者应当建构什么样的关系，还有赖诸多变项的确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传媒诱惑面前飘忽不定的情感欲望有碍社会良好风俗的实现。在价值理念与现实经验中，如果认为传媒诱惑数量庞大而且不能固定的受众的欲望可以滥用，精神层面内容不能问罪，则必然会倡导对社会价值理念准则和公序良俗持不信任态度，最后则会使传媒产生诚信危机。当被传媒诱惑的受众因为不能克服自己人性的弱点而上了传媒诱惑的当，堕落为恶劣的人时，受众仍是传媒诱惑活动的主动消费者和自己堕落行为颓废意志的决定者，在传媒诱惑中处于强势位置。现代传媒社会的“消费仪式”是个人欲望的，但更是集体公开的，媒体的透明度逼得现代人无处藏身，欲望这种极端个人化的私有东西越来越公众化群体化。大众借助传媒曝光，展现自我，在传媒信息空间获得“我说故我在”的生存价值，在现代媒体面前全民参与的当代文化消费仪式中，形成现代大众媒体形象焦虑的典型症候。

媒体形象焦虑症候表现为人们对日常生活程式化的厌倦，文化消费走进日常生活，传统文化审美的对象“陌生化”距离没有了，文化产品被受众在占有中消费，美离欣赏者太近了，近得逼人耳目，令审美欣赏之心紧迫压抑，精神得不到放松，在这种审美紧张中，审美就是消费，审美就是占有。传统文化审美态度被认为是体验或关照对象的一种特殊“无功利”态度。它关心的只是“为自身的原因”来体验对象，这种态度往往独立于任何与实用性、经济价值、道德判断或者特殊个人情绪有关的动机之外。柏拉图预言“美是难的”，作为理想的美的典范，希腊雕塑中女神的美总是那样高贵而完满，神圣而不可企及。在古希腊，美是一种理想，一种神圣的、不可企及的典范，引导着希腊人的生活，温克尔曼把“希腊雕塑的美学风格精辟地描述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作为生活现象的世俗美学，亚里士多德承接柏拉图的观点所言:“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现代传媒引领人们不断走向新意的生活，从传统文化审美过渡到后现代的文化消费，传媒诱惑徒有迷人的外表，没有成熟的文化内质。特别是当代中国，古老的农民经验与正在快速生长整合的市民经验、地域本土经验与信息全球化经验混杂。中国现代传媒文化产品虽然丰富，内容却单调划一;传媒产业整合力度大，但特色化产品少，文化品牌意识差。市场运作中传媒诱惑手段文化品位较低，文化内蕴虚空，没有创造出那种真正的审美经典系列，它能跨越中国传统文化，浓缩中华文化现代文明的光荣，凝聚民族精神的高贵灵魂，引导人民走向光荣与梦想同在的全面增进幸福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