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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文化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7 13:25:31

传媒文化

传媒文化范文篇1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反社会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

[page_break]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传媒文化范文篇2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2.英国的文化研究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传媒文化范文篇3

关键词：博物馆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技术的开发，大量传媒软件、社交工具涌入人们的视野。传媒已经占据大多数人的工作、学习和娱乐生活，成为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在博物馆，文化传媒已逐渐成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工具，成为对参观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和有效途径。将传媒引用到博物馆教育中，将文化传媒作为对参观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平台，是城市博物馆进行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和必然趋势。这也是现代教育中将传统教育结合现代信息技术的又一种形式。因此，要对它的发展严格把关，尽可能排除那些影响因素，进而发挥文化传媒在参观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

1什么是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指的是博物馆借助各媒体平台（文化广播、文化报刊、宣传栏、文化微博、微信等）来传播各种历史古迹、历代重大发现，同时开展各种理论讨论或娱乐活动，以此激发广大参观人员共同参与的热情。通过文化传媒传播一系列政治文化历史事件和开展相关活动，来启发参观者爱国爱家的精神，起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并通过文化传媒进行文化传播，以此建立和谐文明的城市文化，并有效推荐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优点在于能够以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城市博物馆的思政引导宣教活动效果更有成效。此外，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在互联网的作用下，能以最快的速度对参观人员进行博物馆方面的知识传播，做到知识的及时更新。除此之外，文化媒体还能更多引起参观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重视，积极地参与其中，因而有效地拉近了博物馆与参观者之间的距离。

2影响博物馆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因素

文化传媒都是需要人工操作的，故影响博物馆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因素多在于人为因素。2.1文化传媒形式过时。网络媒体鱼龙混杂、有利有弊，有些博物馆因为担心其弊端的影响，从而拒绝使用网络媒体。有些博物馆由于传统文化思想的禁锢对某些流行趋势接受起来较困难，不能及时利用网络媒体的优势功能，其文化媒体基本上还停留在文化广播、宣传栏、宣传图册等传统媒体形式，利用传统媒体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除了文化广播能够将信息以声音的形式“强加”给参观人员，能够起到一定的政事宣传作用。其他的文化媒体，如宣传栏、宣传图册，是“安静”地传达着信息。对于一般的参观者来说，不能够主动接收外界信息，那么这部分参观人员就不能够接收到传统媒体传达的信息。文化媒体无法将信息传达给参观人员，就是没有起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2.2内容形式单一死板。近几年来，我国的经济、科技等行业发展非常迅速，大部分博物馆都能熟知网络媒体并加以运用。从微博、微信的流行程度来讲，两者在当下文化传播中的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城市博物馆应该熟悉网络传媒的价值，引进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网络媒体有别于传统媒体，是一种新型科技产物，可操作性和可控性有限，成效可能事倍功半。内容死板单一是影响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内容表达形式单一极易让受众群体产生枯燥乏味的感觉，对内容反感，而达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死板的内容不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激发观众学习的兴趣，故信息不能顺利传递。2.3信息更新不及时。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各种事情。就以我国来说，历史文化也是时时在更新。如果文化传媒的信息更新跟不上时展的脚步，就很容易遭到忽视，被淘汰。文化广播、宣传栏等文化传媒的信息内容更新不够及时，因而这些静态传播信息的途径现在不能作为文化传媒的主要形式，而应把目光聚焦在微博、微信等这些目前受关注的网络媒体上。大部分博物馆都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对于这种传播性较大的媒体，时刻传达着博物馆建设形象，博物馆对此就会很重视。因此，一般博物馆官方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的管理者都是安排专业人员每天处理繁忙的工作。但是微博、微信管理的时间相对有限，并且对外界新信息接收的速度较慢，不能及时抓住当下时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久而久之，文化网络媒体就会被受众群体忽视淘汰，而不能发挥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

3博物馆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建议

3.1合理利用网络媒体。21世纪是信息技术时代，信息技术几乎具备一切人类需要的功能。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是当下最为流行和广泛使用的社交软件，也是被大众乐于接受的社交软件。因此，博物馆传媒工作者应当充分利用这些网络媒体来开展对参观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的优点很多：一是高速性，网络媒体是依靠互联网而存在的，其信息传播具有高速性；二是覆盖面广，网络媒体如微信、微博的用户非常多，其物馆用户也不例外。当然，传统文化传媒的信息虽然处于静态，但是它也有它的优点，比如说，形式安全，操作方便，比较省事省力。博物馆要在做好传统文化媒体工作的基础上，利用好网络媒体，扩大传播范围。博物馆开设官方微信、微博后要在博物馆宣传开来，让参观者知道它的存在，并关注本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3.2丰富消息内容。开设文化网络媒体账号后，必须发表消息才有价值，不能空有其表。并且，网络发表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应避免空洞死板。死板的内容极易让参观者产生枯燥乏味的感觉，参观者会对内容产生反感，而达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因此，要尽可能丰富文化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增加内容的趣味性，用诙谐幽默的表达来宣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吸引参观人员关心博物馆历史文化动态。不过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具有难度，而且博物馆管理人员政务繁忙，处理多种事情，在文化传媒上花的时间有限，其难度更大。可以选较受欢迎、能够诙谐表达复杂信息的讲解人员担任文化网络媒体的管理者，负责发表文章内容，吸引参观人员，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3.3及时更新信息。网络文化媒体中关于历史文化动态的新闻必须及时更新，因为新闻本身具有及时性，这样的历史文化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因此，可以在参观群体中挑选文化媒体官方账户公众管理员，专门负责更新时事新闻动态。对公众管理员的选择必须严格。首先，公众管理员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必须是爱国爱校爱党的进步人士，能够自觉维护国家尊严；其次，馆外协作人员对历史文化有较高敏感度，能及时接收外界信息，关心时事动态，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能够积极向上的发表信息。3.4加强文化广播文化。文化广播是一种传统的文化传媒，它与网络媒体不同，网络媒体是参观人员自愿接收信息，文化广播是“强制性”地把信息传递给参观人员。它不管参观者是不是愿意听，主动地将信息表达出来。文化广播本就是文化的一种体现，它的存在是为了丰富参观者知识的，就算是“强制性”，也不会被参观人员反感。因此，博物馆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好好利用广播这一媒体平台，增加文化广播播放的文化内容。

4结论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每个城市博物馆必需的宣教活动，不仅要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还要利用各种文化传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各博物馆应针对本博物馆特色，找出文化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功能发挥的影响因素，制定改进方案策略，尽可能完善文化传媒理念，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刘利伟.浅谈新时期纪念馆宣教工作的创新与发展[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2]吴凤菊.博物馆宣教工作与社会需求——以西柏坡纪念馆为例[J].环球人文地理.2017（7）.

传媒文化范文篇4

[关键词]传播人种学；移民传媒；全球化；文化认同

Abstract:Intheenvironmentofcommunicationglobalization,theimmigrantpressconstructsaspecialculturalspace.Theaudienceofithasdifferentdemandsandfeelingsbecauseoftheirdifferentracialcommunitiesandculturaltraditions.Immigrantpressishelpfulforthenationalandculturalidentity.Weshouldpaymuchattentiontothedevelopmentofimmigrantpressinforeignculturalsurroundings.Thisarticletriestodiscusstheimportantrolethattheimmigrantpressistakingintheglobalization.

Keywords:ethnographyofcommunication,immigrantpress,globalization,culturalidentity

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全球化从经济领域迅速扩展到政治、社会与文化领域，成为与每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客观存在，并日益影响当前的传播格局以及传播研究。从印刷媒介的出现开始，人与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更是构建了“地球村”，而当今网络的四通八达，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逐渐交流与融合。全球化创造了多样的社会文化现象，也促进了不同身份、社会关系以及机构之间的联系。积累深厚、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着巨大的冲击。曾经的一种担忧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世界是否会变得一体化？相对“弱势”的文化会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而失去立场，或者说屈服于西方霸权而被同化？从全球化的现实影响来看，它导致了两种趋势：一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逐渐向边缘扩张，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弱势文化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弱势文化与主流文化进行持久的抗争与互动，也导致了弱势文化向主流文化的渗透。因此，全球化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差异性与本土化的存在。“关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以及它所创造出的国际性文化新格局，可以概括为两个对立的矛盾进程：一面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被同质化，并趋于削弱和消失；另一面是文化交流、互补、综合，以及新的多样化的出现。”[1]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和社会的重构必将影响到民族性和文化同一性。面对新的经济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如何保持民族性和自身的主体意识，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在这种多样化、丰富性的文化建构中，大众传播媒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依靠政治与经济的力量，大众传媒突破了传播的障碍，推进了消费主义与文化霸权主义，另一方面，它也加固了文化传播中的多样性与本土性。在很大程度上，生存在海外的移民媒介承担了后一种功能，以本国的经济文化等为传播内容，构造出符合移民受众接受标准的信息空间。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移民数量迅速增长。以美国为例，在加利福尼亚州，移民人数占居民总人数的1/4，在华盛顿的移民比例为1/6，内华达州和佐治亚州在过去十年中外来人口也增加了一倍。2005年6月，由美国新加州传媒、美国进步中心和民权教育基金会领导组织联合的一项媒体调查表明，移民媒体的受众高达5千1百万人，几乎相当于美国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2]另外，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是海外移民集中地。

移民数量的增长催生了日益繁盛的移民传媒。移民传媒是指存在于移民居住国的媒介环境中，相对于其主流媒介而言，以母国文化为主要信息内容的媒介。泛指在海外创办或母国媒体在海外落地，根植于母国经济文化的媒介。移民传播媒介跨越边界，进入异域的传播空间，从而构建起另一种传媒格局。

一、移民传媒的人种学背景

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存在不同的种族，各自属于在繁殖上隔离的群体，他们在地理位置上也相对隔离，不同的文化、语言、宗教、意识形态等传统由此而生。人类学的一些理论强调人的本性和遗传因素对文化传统的影响，并从种族遗传性来解释文化的差异。大多数人类学家主张的观点是：文化扎根于每个人，但同时人的本能、性情又反映在文化中。人类学家罗伯特·F·莫非就提出人类性格的许多共性来源于人类所处环境的共性，并且是在一定环境中人的经历、学习和社会活动的产物。环境中的差异和共性就导致了人类的差异和共性，从而产生了相同和不同的文化传统。[3]因此，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除了生物性之外，更主要的是建立在主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而异族之间的冲突，起因也在于不同的文化传统、政治立场与经济效益。在全球化的传播环境中，文化界限被轻易打破，原有的文化传统遭到“异文化”的影响，在新的语境中难免需要进行调整与重构。一些根植于母国文化的价值观念，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往往会变得模糊不清或错综复杂。尤其是基于人种差别基础上的差异，则需要更为漫长的历才能融合。前苏联文学家杰缅季耶夫曾指出：民族性是个人终生的、几乎是最稳定的社会特征。人的贫富可能变化，社会的、阶级的和党派的属性可能变化，还可以改变宗教信仰。然而，人的民族性则是亘古不变的。当人在自己的民族属性事实中寻找自尊的源泉时，民族情感就能起到补偿作用。[4]而移民传媒就是为了在异文化的空间中争取本民族的话语权，建立与当地主流文化平等自由的对话空间，以消除基于文化差异的主流人群对边缘人群的偏见及成见，同时也能增进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融合。

尽管对于每个国家而言，将不同的种族，包括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融合在一起成一个整体是一种基于现实的设想，但这种“熔炉”论的理想在实践中困难重重。当面对异族文化的时候，人们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文化是否承认或反对这种他族文化，如何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本族文化的稳定性？所以，大量的海外移民以及少数族裔仍然被排斥在当地的主流社会之外，并没有融入本国的主流文化，他们对该国社会的主流文化生活也缺乏绝对的归宿感。比如美国社会中的华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墨西哥人等，都拥有自己社交活动的社区与空间，其深刻的民族特性很难在短时间消失或者淡化。

在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全球化思想的提倡，使得人们为打造“共同的消费群体”而努力。当异质文化处于强势状态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促使自身与其同化，渐渐培养起相同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欲望，也可能会不断寻求巩固自身原有文化的渠道。一般而言，海外移民在居住国处于被处于强势地位的异质文化包围的境地。为了解决移民社会地位内在的脆弱性，移民传媒搭建起了海外移民受众之间的桥梁，并成为强化母国文化的有效工具。于是拥有不同的民族根源、来自不同地区、拥有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肤色的移民，在异质文化的大环境下，在不同的社会生活空间中实现各自的尊严与平等的理想，并继续追求自由、公正与机会的权利。

身处异质文化包围的受众，通过对移民传媒信息的接触与消费，能够帮助其寻求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移民原有的身份特征或者归属感由于时空的阻隔而遭遇到各种障碍，不利于与其本国文化进行沟通与交流。人种学的研究表明，移民传媒能使受众在全球化危机中构建（重建）其固有的身份特征[5]，当今新的世界格局与态势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移民的民族自觉性增长，对传统文化的皈依加强了。例如在美国的传媒消费者之中，有2900万的外来移民及其后裔，即美国30%的成年人，不只经常接触移民传媒，而且他们喜欢选择自己族裔传媒，其接触频率远在主流传媒之上。[6]由此可以看出，移民传媒在构筑受众与其母国文化交流空间方面作用不可小觑。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虽然文化不断交融，但并未导致完全的同质化。传媒集团大规模的跨国发展，一些外来的文化价值观也随之跨地域的传播，但是独特的民族性表达仍然受到极大的重视。居住在他国的移民，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民族身份定位”，即作为某一民族成员其共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信仰是什么。他们可能因为母国文化传统而产生优越感，比如法国人，也可能有自卑情绪，如来自贫困国家和地区的移民。这些不同的接受心态，将会影响媒体信息的接受与传播。另一个思考的焦点则是移民受众在异质文化空间中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指特定个体或群体认为某一文化系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内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结构中，并自觉循之以评价事物，规范行为[7]。每一种文化都存在着在某一个参照背景下的“自我形象”。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移民，是被强制性地抛入一个新的参照背景之中，所以他需要重新识别自己。每个民族与国家的文化适应方式受制于自身的历史与传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冲突便是文化认同的危机。在海外的移民人群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文化认同，而移民传媒正是文化认同的其中一个支点。

在海外的文化环境中，移民对本国相关信息的获取往往十分有限。尽管如此，这样的信息获取仍然是他们争取自我身份认同和寻求归宿感的有效手段，并以此作为与母国的文化连接。从主流文化对这些移民的态度来看，一方面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亚文化，另一方面又要对其进行限制，使其处于从属状态，以免影响其主流文化的强势地位。这些亚文化群形成的时候，一个个以之为中心的价值共同体也就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传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连接各个独立个体的纽带，也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不断强化其母国的经济文化影响。

二、移民传媒状况

（一）移民传媒的受众群。1、从受众的组成来看，以移民为主。虽然移民传媒的传播内容与其母国文化有着极大的联系，但由于其传播的特殊性和针对性，使大多数的消费群集中在移民当中。当然，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其受众有了进一步的扩大。非移民也能够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等获取移民传媒的信息。由于居住国主流媒介无论从信息的权威性、丰富性，以及影响力都远远胜于移民传媒，从而导致移民传媒的受众处于一种边缘状态。随着移民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相互交融，受众的构成也会发生变化。2、从移民传媒受众接受心理来看，由于其所处环境存在着与自己母国文化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冲突，受众渴望寻求到民族和文化的归宿感，于是，他们对本国信息更加渴求。移民虽然生活在异文化的环境中，但他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原有的风俗与习惯，并希望将这种传统代代相传。因此移民传媒一方面是向移民提供所在国的信息，使其更快更好的融入当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是提供母国的信息，以维系其与母国在文化与情感上的交流。

3、不同民族的移民媒体接触来看，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亚裔移民中各语种存在很大的分化：来自中国、韩国和越南的移民非常依赖于本民族语言媒体获取信息；而印度人、日本人和菲律宾人中，移民媒体的主要受众比例仅为个位数。西班牙移民对本民族的媒体最忠诚，87%的人称自己经常接触西班牙语媒体；其它四个少数群体中，也各有64%的人收听、收看、或是阅读母语新闻。在网络媒体的受众中，阿拉伯语网站吸引了美国76%的本语种移民；亚裔移民中也有三分之二愿意登陆自己的母语网站了解窗外事；非洲和美国原住民人中有一半人愿意这样做。[8]而传播学者罗伯特·帕克在其经典著作《移民报刊及其控制》一书中就不同民族背景的受众对美国文化的忠诚度，以及主流文化对移民报刊的控制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二）移民传媒的特殊地位。海外移民传媒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移民母国媒体的延伸，又是所在国传媒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存在于所在国的移民聚居地，也存在于居住国的传媒大环境中。对于移民而言，它具有心理上的接近性，可以说是一种近距离的传播。

与本土传媒相比，移民传媒的政治色彩（或意识形态色彩）更弱一些。因为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和平稳定的建设时期，同时，移民在居住国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当地社会和经济活动中。于是党同伐异、政治攻讦一类的内容在居住国的传媒环境中不再受欢迎，代之而起的是读者对母国信息的关注和对具有民族特色内容的需求。为了适应移民受众的需求，移民传媒尽力增加读者感兴趣的相关的内容。如法国的《欧洲日报》不但开始采用中国新闻社的稿件，而且一稿多用。菲律宾的《联合日报》每周定期刊登对中国大陆各项改革措施的评论，有时直接使用来自中国大陆的电讯稿和特稿。这就使得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的传媒相异性大为降低，从而凸现出更丰富的实用性信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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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民传媒的发展现状。世界上的移民报刊主要集中在一些经济发达，移民数量众多的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以美国的移民报刊为例，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移民报刊主要有：《阿拉伯之声》（ArabVoice）、《金字塔报》（Al-AhramNewspaper），华人移民报刊影响较大的有《明报》(MingPaoDailyNews)、《星岛日报》（SingTaoDaily）、印度移民报刊有《印度邮报》(IndiaToday)、《印度论坛报》(IndiaTribune)、韩国移民报刊有《韩国日报》(theKoreanDailyNews)等等。[10]

单从华文移民传媒来看，第一个移民华文传媒兴起的地区是北美。20年前，美国的华文报业市场基本由部份台湾和香港移民所办的中文周报、月刊，以及以台湾、香港地区为总部的华文报业集团通过美东、美西版的形式进入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的唐人区。自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大陆新移民创办的华文报纸则占据了绝对优势。其次是在加拿大。加拿大目前约有100万左右的华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华文报业的市场同美国情形类似，主要由香港和台湾移民所垄断，其表现形式是以香港和台湾为大本营的华文报业集团所办的《世界日报》、《台湾日报》和《星岛日报》、《明报》(加东或加西版)一统天下。目前全加拿大大约有30家左右的华文报纸，其中有70%以上为90年代以来由中国大陆新移民创办的华文报纸。

其次是澳洲。数字表明：澳大利亚现有的2000万人口中约有100万外来移民，其中有近50万是华人移民。澳大利亚现有的华文移民报刊主要有《澳华时报》、《星岛日报》澳洲版、《新报》澳洲版以及《华联时报》。

第三个移民传媒的热点地区是日本。在日华人数量的猛增是日本华文报纸得以确立的基础，目前在日本登录的中国人近40万。主要的移民报刊有《中国经济新闻报》、《中文导报》等。[11]

另一方面，移民传媒的载体也在发生变化。最初，移民传媒主要表现为各种纸质媒体的创办，如报纸与刊物。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电子媒介以及网络也成为移民传媒的重要载体，移民传媒也借此扩大了影响，在更大范围内将同一民族，同一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

三、全球化语境中移民传媒的生存局限与发展空间

移民传媒所构建的是两种本土文化认同，一种关于地域，一种关于民族。从所在国的现状来看，多种来自母国的文化与价值观跨越国界，并对移民国家中的文化构成做出了新的阐释。另一方面，由于所在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移民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忠诚度。[12]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从人们世代相因，习以为常的本土文化立场考察事物的观点之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视野，那就是从跨国的、跨文化的层面去考察传统文化，这种立场、角度和思路的转换必然会带来新的认知和理解，并因此促成对民族与传统的再发现和再认识。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如何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增强移民传媒自身的凝聚力和文化影响。

随着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移民的组成也开始发生变化，老移民移居海外更多的是为生计所迫，属“谋生型移民”，出国的途径也多是通过亲属移民和劳务移民的方式，血缘和地缘特色重。而现在的新移民则很多是髙学历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他们出国的途径更多的是通过出国留学或技术移民的方式，这批人到海外寻求的是更好的生活品质和工作环境。据一项调查显示：北京清华大学的工科学生约有80%流向美国，而北京大学的理科学生则有76%到美国深造。[13]一般而言，旧移民由于语言能力的有限以及文化传统的本能排斥，所以往往生活在同一族群与共同的文化圈，所以移民传媒较为兴盛，并且其传播内容也主要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作为新移民而言，他们具有更强的海外文化适应能力，但从现状来看，新移民仍然对民族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与认同，从社会交往来看，与本族裔接触的频率仍然很高。[14]新移民传媒仍然十分繁荣。

从当前的移民传媒发展来看，不仅仅是单一的报刊媒介，如今已形成多种媒体同存的局面。在移民聚集的北美、西欧、东南亚等地，逐步形成了广播中心与电视中心，并且出现了卫星电视。随着网络媒体的兴盛，一些留学生纷纷创办了网络杂志，传统报刊的电子版也随之兴起。使得移民传媒的受众群体进一步扩大，从而显示出了新的生机。可见，每一次传播科技的改变与更新，都推动了新媒体的出现，同时也促成了原有的移民报刊进一步发展。

另外，集团化也是移民传媒的另一种发展趋势。例如华文传媒中的泛华传媒集团（GlobalChinaGroupHoldingsLtd.,H.GC），目前，该集团已经在澳大利亚、北美和英国出版16种报刊，在全球的发行量据称已达20万份，读者约有200万人。[15]

虽然移民媒体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的载体，这就导致它在现居国的发展，仍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信息的获取上看，移民传媒难于主流媒体，尤其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如此。美国纽约独立媒体协会在今年3月16日公布了一份调查，调查对象为纽约市及周边地区32家移民媒体。结果显示，75%的被调查者认为主流媒体的员工比他们更容易从政府获得信息，85%的被调查者认为联邦官员没有向他们提供具体或有用的信息。[16]

从媒体结构来看，大多数的传媒产业都集中在主流媒体的手中，并主导着所在国的舆论。以美国为例，少数大型传媒公司垄断了全国的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信息传播业务。而对主流和精英舆论有重要影响并能左右国际舆论的是3家报业集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及其旗下控制的其他传媒《国际先驱论坛报》、《波士顿环球报》、《新闻周刊》等等。[17]

从媒介发展所需的资金来看，移民媒体往往较为缺乏。与主流媒体相比，移民媒体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援，广告收入与市场空间都相对较低。在美国，每年的广告花费为1千5百亿美元，但是只有30亿流向移民媒体。由于没有充足的财力支持，就会导致移民媒体从业人员、以及信息源的缺乏，并进一步影响其新闻资源的获取。

因此，在当今的传媒环境中，移民传媒的发展必须正视这些问题，以探索更为广阔的空间。不过，我们必须看到，在这样的传媒环境中，移民传媒仍然有着不小的发展空间来增强其自身的凝聚力。

一方面，移民媒体应加强与主流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在居住国的主流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移民媒体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比如报道内容以及受众群的拓展等方面，主流媒体往往有更大的优势，移民媒体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是，涉及移民母国文化及事务的时候，主流媒体在新闻资源和报道角度上又存在着局限性，容易导致报道失实，误导公众舆论。而移民媒体在此时就能利用对其本土文化的熟悉而体现出优势。所以，应尽可能进行两类媒体的相互沟通，以获取更为充足的信息资源。

另一方面，移民媒体应加强言论的力量。由于与主流媒体存在着文化传统、价值观以及新闻理念等的差别，移民媒体对于新闻事件的评价和观点与主流媒体不同。尤其是关于移民母国事务的观点性报道，更应该以贴近本土受众的视角发表与主流媒体不同的意见，并对居住国的政策做出透彻的分析。由于主流媒体缺乏表达这类意见的空间，而移民传媒正好能弥补这一不足。

四、结语

在异质文化土壤中培养起来的移民传媒，是适应多样化的地域或族群的特征而产生和发展的。它在实践中也表现出了种种传播人种学的特征，具有鲜明的族群文化传播和接受的特质，不仅仅表现出与居住国的主流传媒不同的传播模式，还影响了世界传媒的环境与结构，同时也有助于建构从属于不同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的移民受众身份认同机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国家或民族的移民对其母国文化的忠诚度也有着差别。因此，我们不仅仅强调移民传媒在保证文化传统完整性方面的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其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存在。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移民传媒在构建世界文化多元格局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注释：

[1]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5页。

[2]李焰著：《少数族裔媒体：藏在美国主流媒体身后的传媒巨人》，人民网，2005-08-01。

[3][美]罗伯特·F·莫非著：《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吴枚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126页。

[4]王宁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5]Groundingthedisplaced:Localmediareceptioninatransnationalcontext,VictorSampedro.JournalofCommunication.NewYork:Spring1998.Vol.48,Iss.2;pg.125,19pgs。

[6]李焰著：《少数族裔媒体：藏在美国主流媒体身后的传媒巨人》，人民网，2005-08-05。

[7]陈明著：《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补议》，2005-07-26。

[8]李焰著：《少数族裔媒体：藏在美国主流媒体身后的传媒巨人》，人民网，2005-08-05。

[9]程曼丽著：《关于海外华文传媒的战略性思考》，《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3期。2005-08-01。

[10]夏春平著：《新移民华文报刊成因、区域流向及特点》，2003-08-08。

[11]Constructingatransnational,multilocalsenseofbelonging:AnanalysisofMingPao(WestCanadianedition)。

[12]夏春平著：《新移民华文报刊成因、区域流向及特点》，2003-08-08。

[13]若容著：《加拿大经验、种族与文化及其他》，加西生活网，2005-3-28。

[14]《海外华文传媒集团的发展》，传媒研究网，2005-03-23

[15]《调查：纽约少数族裔媒体记者受政府机构歧视》，2005-03-22。

传媒文化范文篇5

［关键词］现代传媒文化现代化

报纸、广播、电视构成了现代传媒的主要部分。其普及率之高，影响面之广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互联网的挑战下，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传媒做为一种管道（信道），与所传输的内容（信息）有着密切的关系。信息的被接受程度促进了信道的普及；信道的普及，特别是反馈机制的建立，又提高了信息的可接受度。实际上，题目改为“现代传媒及其承载物的文化批判”也无不可。但此处要强调传媒的中心作用，它是造成文化工业对人类影响的关键因素。文化工业利用现代传媒普及、快捷、形式多样易于接受的特点，在现代人生活中无孔不入地渗透着。

以广播为例，美国的广播事业的黄金时期是在大萧条的30年代。早上和午后，电台多数播放“肥皂剧”；下午一点和六点，则是青年爱听的漫画广播剧，如《超人》；入夜，往往是时事喜剧，著名的有《阿莫斯和安迪》，另外还有音乐、新闻评论等。在如此大的娱乐成分之外，比较重要的是政治时事部分。1938年，张伯伦与希特勒就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谈判，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第一时间报道给观众。同样通过广播，罗期福总统的“炉边谈话”，帮助美国人民恢复了对未来的信心。在此期间，美国收音机的占有量从1930年的1250万台，增加到1940年的4400万台。

在此之前出现的报纸及之后的电视所传输的信息基本上都是分为两大板块：娱乐休闲和新闻时事。这一特点并非某国传媒所独有，而是世界各地传媒的共同特征。这也可以说是现代传媒对文化的切入点。

霍尔（StuartHall）对大众媒介在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分析，“无论是就质或量的观点来说，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20世纪，媒介在文化领域里已经取得了决定性和关键性的领导地位。单只是就经济、技术、社会与文化资源来看，大众媒介所能够控制的部分，比起目前还存在的所有更为传统的、更为古老的文化渠道，其素质优越了许多。……这是现代媒介的首要的文化功能：提供并选择性地建构了‘社会知识’社会影像，透过这些知识与影像我们才对于‘种种世界’、‘种种人们曾经生活过的实体’，产生认知，透过这些，我们也才通过想象建构他们的及我们的生活，使之合并为可资理想的‘整体的世界’。”⑴

一、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传媒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支，着重从人的异化和技术理性的方面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批判。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从三四十年代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到60年代红极一时的马尔库塞都没有忽视对它的审视。尽管，他们多次声称针对的是发达工业国家的情况，然而随着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媒体的高普及率、传播手段的高覆盖率，早已将全球联为一体，西方文化渗透到了每个角落。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工业国家的文化批判，既有借鉴作用，更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传媒的娱乐功能在今天已发挥得淋漓尽致，影视剧、音乐、晚会、综艺等等充斥着广播、荧屏，而大量的八卦新闻则在报刊上连篇累牍，添油加醋。

首先是造成公众的精英意识的消亡。观众和明星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只要成为传媒关注的对象，那么其生活的各个细小的方面都会成为报道的重点，因为所有人对此都津津乐道。不仅娱乐明星是这样，其他领域的明星，如政治人物、学者、企业家等都“难逃此劫”。不仅如此，还将明星请入综艺节目，或“脱口秀”的现场，在公众面前展示：此公到底为何许人，不过凡人耳。

其次，将人的个性清除掉，即平面化。“文化事业恶毒地使人体现为类本质”。⑵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语言的无个性。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结构，构成了文化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共同语言文化圈中，其亚文化圈也可以由语言做出区分。如：都是对“好”的修饰，北京为“特好”，东北为“贼好”，湖南、湖北为“蛮好”。而传媒及其承载物已经使语言丧失了文化标志的地位。现在走遍大江南北，都能听到“好好”、“买单”、“搞掂”。其二，消费品味一致化。广告是媒体的重要支柱，消费文化成为传媒传播的主要信息之一。广播、电视中有固定的广告时段，报刊有专门的广告版面。除此外，在娱乐节目、新闻报道中潜藏着大量的广告内容。而明星的示范作用也不可忽视。一位明星的独特发型，常用品牌可能在一夜之间传遍全国、全洲乃至全世界。公众在传媒的影响下，形成了大体相近的消费口味，“劳斯莱斯”、“奔驰”、“皮尔·卡丹”等成为公认的高档标志。其三，行为的标准化。传媒还负责向公众宣传在“成功”名义之下的社会行为规范及个人行为规范（哪怕涉及隐私）的标准模式。从卡内基成才丛书，到减肥录像，直至指南，现代传媒通过直接灌输、劝诱、现身说法、引起讨论等等手段，为现代人定造了“合理的”生活方式。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指出：“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能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个样子。”⑶并且引用托克维尔的话，抨击道：“暴政对肉体倒是没有什么压制的，而直接压制的是灵魂。统治者不再说：你要像我一样思考问题，不然的话，你就得死去。他现在则说：你不用像我一样思考问题，你的生活，你的财产，你的一切都可以保存，但是从这一天开始，你在我们之中就是外人。”⑷在这里，“统治者”换作现代化的西方文化，依然成立。事实上，传媒与政府的结合程度是一个尚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现代化的西方文化被传媒自觉地推向世界，并成为全球化的方向，其中涵含着超出传媒及其承载物的深刻原因。

其一，经济的影响。发达工业国家产生的中产阶级享受着富裕的人生，福利政策蒙蔽着大多数的人。其基础就是几百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果。当传媒将发达工业国家的幸福生活推广到全球人民的眼前时，人们用手中的货币选择：“我也要吃麦当劳。”马尔库塞尖锐地指出：“而在大众消费的超发达地区，受管制的生活变成了对整体来说是善的生活，在对这种生活的捍卫中，对立各方被统一起来。…既定系统愈发展它的生产率、愈减轻生活的负担，这种绝对拒绝就愈显得不合情理。”⑸现在这种“不合情理”的拒绝已经在全球很少看到了。

其二，技术合理性的影响。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功相联系的就是技术合理性的成功。理性的最高标准就是现世生活的成功，效果的最优化。技术合理性对于人的自由来说，它将使人的选择单一化、惟一化，人面临着新的压抑，其行为的标准化可溯因至此。“技术‘中立’的传统概念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技术本身再也不能与对它的应用分离开来；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⑹

在文化工业与经济的关系上，经济因素是第一位的。是西方的经济发达程度使得传媒具有如此大的说服力，而造成的结果则是：“如果面对大众的信息传播完全和谐且经常不留痕迹地把艺术、政治、宗教和哲学与商品融合在一起，它们便使这些文化领域恢复了对它们自己的共同特性——商品形式的知觉。灵魂的音乐也是售货术的音乐。人们考虑的不是真正的价值而是交换价值。”⑺

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从个人入手，批判现代传媒对人的异化。而如果从文化生态学来反思现代传媒不遗余力推广的文化，则会引起人们的另一种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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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生态学对现代传媒的批判

文化生态学是受生态学影响而兴起的一个学科，其核心是将全球文化圈视为一个大生态系统，鼓励建立文化多样性，达成整个文化系统协调发展。“文化环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样性，类似于自然环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样性。”⑻简单地说，一个生态系统如果只有单一的食物链，只要其中一环由于某种原因被打破，那么整个生态系统便很快陷入崩溃的危险之中。

现代传媒所传播的大多可归结为消费文化、现代化的西方文化。不可否认，各国政府为了保存本国文化传统，对传媒做了许多限定。但是随着卫星传输技术的发展、媒体跨国公司的建立，现代传媒传播特定文化的趋势难以抗拒。对于现代传媒所代表的文化趋势，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即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我们可以提出两种批判。

1.文化相对主义的批判。文化相对主义源于人类学的研究。原先的人类学带有较浓厚的西方中心观念，甚至种族主义。它承继亚里士多德“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论断，将西方文化的理性置于衡量文化优劣的评价标准之位：价值理性方面是否接受基督教，工具理性方面是否接受科学。（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并非从来水火不容）。当欧洲人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时，面对尊奉图腾的印第安人，人类学家自然地为他们划出了等级。如汉克（Hanke）宣称“如果他们是人，那么他们就有理性并能接受基督教的真理。如果他们是没有理性的人形生物，那么他们就应被当作奴隶，甚至动物来对待。”⑼本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反对传统的人类学，而从价值论出发，指出人类文化是多样的，每一种人类文化都有其价值。其后，他的观点发展成文化相对主义。简单地说，不论工业文化，还是部落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世界观及相应的文化结构，都是合理的，相互不可替代，又不可通约。

文化相对主义无疑是鼓励文化多样性的。但是它强调文化间的不可通约性却难以令人认同。有一段关于80年代著名的美国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的描写是这样的，“……风行九十余国，从土耳其到澳门，从香港到英国，……街头空无一人，但家庭用水量却又戏剧性地下降，原因只在这个电视剧的一出戏正在上演。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⑽现代传媒已经打破了社会中各阶层间的局限，乃至国与国的界限。如果固守文化相对主义而让人们退居于原质的民族文化之中，其一，本身不现实；其二，人们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并不会为了遵循某一理论而改变生活；其三，最根本的，物质条件的改善与丰富是超国界的人的基本愿望。可见，坚持文化相对主义的文化多样性，是一种消极无力的反抗。

2.文化多元主义的批判。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在许多场合里表达相似的含意，但此处却不相同。文化相对主义的特征在于其不可通约性。文化多元主义同样强调文化的多样性（cultures），却又认为即使文化间有质的不同，仍有共同的东西。

文化多元主义较之文化相对主义更为合理之处在于：其一，更符合生态学原理。一个大生态系统中，虽然下属许多子系统，但子系统和子系统之间可以建立起功能结构性关系，而非各不相干。其二，更符合全球化的实际潮流。从16世纪开始的现代化进程，是席卷全球的文化主轴。所谓现代化，是一个包含极大、极广的概念，难以下出一个精准的定义，汤林森力图举出一些特征对这一进程来加以说明，“指的是一整套生产及消费行为、都市化、大众传播现象的勃兴、一个以‘技术——科学——理性’作为根基的支配性意识形态、众多（主要已是世俗化的）‘民族——国家’的体系之形成、一种组织社会空间及经验的特定方式，以及从个人自觉出发而发展到某种‘主观而存在主义式’的认知模式。”⑾当然对现代化进程的概括可以有很多，但基本的特征在此已有一个反映。现代传媒则是推进现代化进程全球化的有力工具。而前面多次提到的传媒所传播的消费文化、现代化的西方文化与现代化，可以用相包含的方式来表示：现代化包含着现代化的西方文化，现代化的西方文化包含着消费文化。

从文化多元主义来看现代传媒的文化批判问题，我们是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第一，现代传媒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又推动着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由于现代化进程起源于西方文化，且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较高，客观上造成“现代化等于西方文化”的单质化趋势，其中现代传媒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反对现代传媒推广单一的现代化的西方文化，鼓励文化多样性。即在现代化的大潮流下，多种文化系统共存、交流，在互动中达到整个文化生态系统协调健康的发展。

走向文化多元主义是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种伟大文化是在封闭状况下自发形成的，都是在多种文化的交流撞击中发展起来的。如西方文化主要受希腊文化、犹太文化的滋养，而希腊文化又有很多受惠于埃及文化。所以保持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大文化系统下的子系统，都必须坚持文化多样性。事实上，世界上至今除西方文化外，还有许多文化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如伊斯兰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在现代化的趋势下，如何保持原有文化；原有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进程等都是涉及从理论到实践的重大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而现代传媒，作为文化传播的工具，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样的问题，则是对其进行批判后的建设性反思。

不可否认，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也生产出丰富的精神产品。现代传媒在当代社会中为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那么对其进行“吹毛求疵”式的文化批判的根据何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明确地回答道：“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⑿

注释：

⑴⑽⑾《文化帝国主义》，P118，P89，955，[英]汤林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饿，1999年版。

⑵⑶⑷《启蒙辩证法》，P137，P。118，P124，霍克海默、阿多诺著，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⑸⑹⑺《单面人》，P218，导言P7，P49，马尔库赛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⑻《美国社会发展趋势》，P35，卡普洛著，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传媒文化范文篇6

1邮政基础业务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邮政基础业务发展现状。1.1.1总体收入基本稳定“十二五”期间，经历了外部政策调整影响的阵痛后，函件、集邮业务发展趋于稳定，报刊业务稳中有升。截至2015年，函件收入68.9亿元，集邮收入79.2亿元，报刊收入90.7亿元，基础业务总收入规模为238.8亿元。2011～2015年三个专业收入发展趋势如图1所示。1.1.2开展文化传媒产业多领域创新实践函件业务加快文化传媒新业务发展，在多领域取得成果。2015年实现邮政媒体收入4.5亿元，2016年1～11月实现收入7.1亿元，同比增长72.1%.主要创新项目有：媒体资源广告项目、商演会展项目、文创产品项目、电影票务广告项目、互联网新媒体广告项目。集邮业务不断加快转型，如大力推进文化营销，2015年成功推出首届集邮文化季，举办400多场活动，实现收入4.7亿元；全面推动集邮电子商务化，集邮网厅上线2个月交易额达1.4亿元，点击量超4000万次；在邮票选题、图稿设计、印制工艺等方面大胆创新，增强了集邮文化影响力。报刊业务在重点市场也有所突破，如2015年校园报刊新增流转额3.5亿元，商务报刊新增1.6亿元，印广发项目流转额3.5亿元；纸媒与数媒复合发行规模达到2亿元，网上订阅突破1亿元，“中邮阅读”试点快速推进，仅北京市客户就已突破40万。1.1.3经营体制改革渐次推进自集团公司下发经营体制改革相关文件以来，部分省分公司已陆续整合函件、集邮、报刊等专业，三项基础业务初步融合，有效发挥了客户资源、产品资源、渠道资源等优势，取得一定成效。1.2邮政基础业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1.2.1传统业务持续下滑，发展瓶颈依然突出邮政基础业务总体增长乏力，在集团公司总收入中的占比逐年减少，受重视程度降低。业务结构不合理，部分传统业务效益低，可持续性差。1.2.2转型战略方向明确，但战略目标尚不明确目前各省均在推进向文化传媒业务转型，但缺乏具体的战略目标和指导措施；经营体制改革全国进度不一，各专业资源未充分整合，核心优势得不到发挥。1.2.3现有业务、组织、人员、运营、支撑不适应新业务发展业务产品体系还没有系统规划和统一研发，大部分新业务都由各省自行开发，呈现明显的区域化特征，尚未发挥全网优势，做大整体规模；组织机构上没有建立面向市场统一运作的经营主体，经营模式分散；骨干队伍分流到其他专业较多，熟悉新市场的专业人才匮乏；运营机制不灵活，不适应市场竞争需要；支撑能力有待提升，如邮政媒体资源广告平台、互联网营销平台等，需要全网系统化建设和投入，才能提升规模效益。

2邮政基础业务向文化传媒业务转型发展分析

2.1邮政基础业务向文化传媒业务转型发展的机遇。一方面，文化传媒产业市场覆盖面广，需求持续扩大，国家扶持政策较多，发展空间十分广阔；另一方面，市场上形成规模运作的公司较少，区域化特征明显，市场急需大型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据统计，2013年全国从事出版、影视、演艺、广电节目传输和出版物发行的单位户均主营收入低于亿元。而2015年邮政基础业务收入规模已超过200亿元，同时作为国有大型网络企业，大力发展文化传媒业务，面临着十分有利的市场环境。2.2邮政基础业务向文化传媒业务转型发展的挑战。文化传媒产业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经营主体淘汰率高；市场产品更新变化快，尤其是新媒体、新技术对传统媒体冲击较大，需要有较强的应变能力适应市场发展；文化传媒企业需要灵活的资本运营机制，并出现了传统行业企业大规模收购传媒企业的热潮，除此之外，万达、腾讯、阿里等知名企业也纷纷投入传媒业发展。2.3邮政基础业务向文化传媒业务转型发展的优势。邮政拓展文化传媒业务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百年邮政品牌深入人心，在客户中有着较好的信誉与口碑；二是邮政拥有强大的网络资源，可以依托网络搭建独具邮政特色的强大媒体平台；三是邮政基础业务拥有庞大的客户群体，优质客户资源众多；四是邮政拥有独特的产品资源，还占据报刊发行主渠道地位；五是邮政拥有一支优秀的专业队伍，在地面营销中具有较强的推广能力；六是近年来邮政业务不断转型，部分省分公司在文化传媒新领域已取得成功经验，建立了相对成熟的商业模式。这些都为邮政大力拓展文化传媒业务增强了信心，提供了坚实的业务基础和保证。2.4邮政基础业务向文化传媒业务转型发展的劣势。邮政发展文化传媒新业务也存在一些劣势：对新业务市场规律不够熟悉，缺少研究和顶层设计；体制机制仍不适应新市场变化；缺乏专业人才等。综上所述，文化传媒产业市场广阔，发展机遇好，邮政应适时抓住机遇，大力拓展新的业务领域。邮政发展文化传媒业务不仅可以彰显邮政行业的特点和优势，实现自身加快转型、突破发展瓶颈的目标，还能得到国家各项政策的扶持，体现央企作为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的社会责任。邮政应加强战略研究与规划，按市场发展规律进行业务能力、体制机制、人员队伍等方面调整，才能适应业务转型发展需要。

3邮政文化传媒专业体系构建路径研究和政策建议

3.1整合业务体系，创新商业模式。对邮政函件、集邮、报刊三项基础业务进行整合，在品牌资源、客户资源、产品资源、渠道资源、营销模式五个方面进行统一规划，构建邮政文化传媒全新业务体系，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创新商业模式，实现文化传媒业务转型快速发展。3.1.1统一品牌为统一专业形象，便于公众识别、记忆，尽快提高业务知名度，全国应统一策划设计新的“中国邮政文化传媒”品牌，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邮政速递物流、中邮保险等并行，成为中国邮政旗下最具文化特色、最有品牌价值和最有发展活力的子品牌之一，并统一对外宣传推广，提升品牌竞争能力。同时，根据实际需要保留中国集邮等子品牌。3.1.2统一客户资源打破原有各专业客户资源分割的壁垒，对客户资源进行统一挖掘、统一集中管理、统一营销维护。发挥函件业务政务和商务客户多的优势，发挥集邮业务机构、个人及高端客户多的优势，发挥报刊业务客户覆盖面广的优势，同时积极借力邮政金融、邮政速递物流、邮政电子商务等其他专业客户资源优势，充分整合，优势互补，实现客户统一维护，多产品交叉营销和综合营销，达到整合后文化传媒专业客户总量增加、客户维护效率提升及客户效益最大化等效果。3.1.3统一产品资源对原有分散在各专业内的产品进行梳理、整合，归并同类型产品；针对不同细分市场，推出有针对性的产品，并采取不同的产品策略；对客户由单一产品服务转变为综合解决方案服务；与新媒体、新技术融合，叠加产品增值服务，扩大内涵和外延；搭建全国产品资源共享与推广平台，重点产品全国统一研发、支撑、推广，规模化运作，提高效益。主要产品策略如下。3.1.3.1稳定发展传统业务信函寄递、报刊发行等业务应履行好普遍服务义务，改善服务水平，减缓业务下滑趋势，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3.1.3.2重点发展优势资源业务一是邮政媒体资源广告业务。通过整合内外部媒体资源，探索邮政业务媒体、户外媒体以及各媒体等多种形式综合运用的整合营销传播服务。二是文化创意业务。发挥集邮邮票、邮资封片发行等邮政独有产品资源优势，开发以集邮产品为龙头，带动其他产品发展的具有邮政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和文化礼品；同时建立覆盖动漫影视、商务图书、粉丝经济、地方特色等重点领域的多元化产品体系，做大文化创意产业市场规模。3.1.3.3积极开发文化惠民、电影、新媒体等新领域业务一是发挥邮政线下营销资源丰富、专业队伍能力较强、品牌较大等优势，积极开发商演会展、宣传活动承办、电影营销推广等产品服务，提供包括票务销售、活动招商、活动承办、文化产品销售等一条龙服务；二是抓住互联网等新媒体广告快速增长的市场机遇，不断扩大新媒体广告规模，努力将中邮文化传媒打造成为各类媒体线下最大的商及服务推广商。邮政文化传媒专业产品体系详见表1。3.1.4统一销售渠道对原有函件、报刊、集邮销售渠道进行整合，并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同时拓展，实现线上和线下联动的多功能复合营销渠道转型。线上渠道：充分发挥集邮网上营业厅、函件微邮筒及报刊网上订阅和微信订阅等原有资源优势，整合线上渠道资源，统一打造中邮文化传媒网上营业厅、微信公众号、App等线上平台，同时借助邮政其他专业推广渠道，推动邮政文化传媒业务与互联网渠道深度融合。线下渠道：一是对各专业人员队伍销售渠道进行充分整合，以客户为中心，综合营销服务，提升营销效率；二是对各专业网点销售资源进行整合，打造统一品牌的中邮文化传媒旗舰店和有地方特色的主题邮局销售渠道，并实行全国统一连锁运营，扩大线下产品销售；三是积极发展社会销售渠道，多渠道带动产品销售。3.1.5统一营销模式为加快中邮文化传媒业务拓展，对原有各专业的营销模式也要不断整合创新，可采取以下方式。一是顶层设计、全网联动。强化顶层设计，形成全网统一策划、开发，全网统一联动、强化执行的营销模式，确保重点业务在短期内实现全网突破性发展。二是行业推广、项目带动、整合营销。对各业务市场进行细分，对重点行业和客户群体进行大力推广，制定行业解决方案模板，提升针对性开发效果；针对重点行业、重要产品及重大主题，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模式；对客户实施多媒体、多产品整合营销，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三是社会化运作。在文化传媒市场同各类传媒公司、报刊社、新闻媒体、互联网公司、影视公司、电影院线、数据咨询公司等进行广泛合作，通过互相业务的模式，充分挖掘社会公司的客户资源和产品资源，实现内外部资源共享、合作共赢。3.2整合组织机构体系，创新管理模式。为适应邮政文化传媒业务的市场化运营，应按照文化传媒企业运营特点和规律，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在集团公司经营体制改革总体推进的框架下，合并原函件、集邮、报刊三个专业的组织机构，构建全新的文化传媒组织机构体系。3.2.1总部机构调整集团公司邮务板块相应的经营管理职能部门，对内成立独立承担损益责任的文化传媒事业部，在条件成熟后实现公司化运作，对外称中国邮政文化传媒公司，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积极申请文化传媒各相关业务领域的经营资质，强化总公司对各下级分公司的管控力度。3.2.2各分支机构整合各省、市、县的函件、集邮、报刊专业部门，逐级设立文化传媒部和文化传媒分公司，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承担各区域的文化传媒业务经营管理职责。3.2.3内设部门在各级中邮文化传媒公司内部，整合原有部门，设置相应的市场营销部门、产品策划管理部门和产品研发支撑部门，实施产品销售、产品管理、产品支撑三大职能支撑。对原专业内的其他综合部门进行归并。3.3构建人才体系，提升专业服务。人才是文化传媒业务发展的基石和核心竞争力。打造具有邮政特色的传媒体系，需要整合原有各专业人才资源，同时引进部分行业成熟人才，加强专业梯队人才培养，建设一支政治素质良好、专业基础扎实、知识结构全面、市场反应敏锐的高素质文化传媒人才队伍。专业领军人才队伍：具有文化传媒业发展理念，能带动传统业务转型升级，发展新领域业务，引领专业发展。专业营销人才队伍：熟悉文化传媒业务，有较强的营销能力，能综合开发客户和项目，开辟和维护新老客户市场。产品策划管理队伍：熟悉专业产品策划和管理工作，能够做好产品的市场开发和推广工作。产品研发支撑队伍：具有产品创意、研发、设计、数据分析等能力的各类专业人才。此外，还要借助邮政其他销售平台、项目创业团队和外来人才，强化邮政文化传媒人才队伍整体实力。3.4构建运营体系，完善运行机制。邮政文化传媒专业实施公司化运营后，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化运营机制，提高运营效率。3.4.1内部机制完善总部管控体系，制定多层次战略绩效考核制度；加强合规管理，制定科学合理的财务管控制度；加强内控建设，制定完善有效的业务管控制度；建立人才引进、交流、激励等人才管理制度；建立统一的邮政企业品牌、文化管理制度等。3.4.2对外合作机制建立资本运营机制，可引入战略投资者或产业资本，实行混合所有制经营，也可对文化传媒业有发展前景的公司开展收购兼并或战略投资，以加快商业模式创新和转型升级；在社会媒体资源合作方面可建立资源共享、互为、合作共赢的机制；在文化创意领域，可建立文化创意孵化机制，由邮政搭建平台，引入文化产业社会合作伙伴，利用邮政和社会渠道资源，共同做大文化创意产业市场。3.5构建支撑体系，打造资源平台。为有效支持业务发展，必须充分发挥邮政大网资源优势，加大基础设施前瞻性投入，提升中国邮政文化传媒的硬件资源竞争能力。按照强化资源整合、全网规划、统一运作三个原则，做好三个平台建设。3.5.1资源媒体平台建设全国邮政有5.4万个服务网点，要尽快对全国邮政资源媒体进行统一规划，并增加资金投入，打造媒体平台，实现全网联网运营，智能投放，支撑相应邮政媒体产品的开发。具体可采取如下措施：一是优先开发邮政自有媒体资源；二是抢占开发优势户外媒体资源；三是整合开发邮政媒体资源。3.5.2销售渠道平台建设加大建设投入力度，对文化传媒业务网点及主题邮局网点进行升级改造，提升文化品位，凸显地方特色，促进原有邮政网点转型，支撑文化创意产品在线下渠道的市场拓展。3.5.3技术支撑平台建设为支撑各项业务资源整合和发展运营，落实科技兴邮战略，应运用信息化、智能化、系统化、规范化的手段，提升技术支撑能力。对现有各专业业务信息系统逐步归并，尽快开发一批支撑新产品发展的业务系统，如全国广告媒体平台系统、全国文化创意产品销售系统、全国商演会展活动招商系统、全国电影联网销售系统、全国统一互联网经营平台及App等。

4结语

本文对邮政基础业务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对文化传媒产业进行研究，指出邮政基础业务转型新的战略方向与战略目标，即对现有函件、集邮、报刊业务从业务体系、组织机构体系、人才体系、运营体系、支撑体系五方面进行深度整合，积极融入文化传媒产业发展，构建全新的邮政文化传媒专业体系，实现邮政基础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文起．邮政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邮政研究，2012，3

传媒文化范文篇7

2.英国的文化研究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传媒文化范文篇8

2.英国的文化研究

[page_break]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传媒文化范文篇9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匾囊彩悄岩猿降摹?BR>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腿妨⒘似淅砺酆头椒ㄗ试瓷霞蟪傻脑颌摺?BR>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磺芯镁龆郏?0世纪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反社会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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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

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⑥参见StuartHall‘Encoding/decoding’，收入Culture,Media,Language:workingpapersinculturalstudies,1972-79,（London:Hutchingson,1980）。

传媒文化范文篇10

一、技术视阈

1、技术和关于“技术”的意识形态

历史唯物主义相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相信英雄创造历史，两者的争执成为近现代意识斗争的重要内容。但是进入20世纪末，这两种关于历史的话语方式的冲突似乎是减弱了许多，而在关于技术的社会历史作用的话语上则显得日趋一致，至少是表面上的一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历史作用的思想具有某种代表性。某种角度说，也正是“技术”在当代社会的影响消解或弱化了这种历史观的冲突。

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发表的“四个现代化”宣言，对“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强调是尤为值得关注。相对于工业、农业、国防三大领域的现代化而言，之所以单列科学技术一项，乃是由于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更具决定性、更具普遍性的因素。另一方面，只承认科学技术的落后而否定生产关系变革的要求，反映了70年代的“现代化”理念的特点。不管当时关于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的政治话语是多么激进，对技术的重视反映了较为清醒的态度。

进入80年代，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建设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被确定为“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需要”，基于这一要求，强调生产力即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是一个逻辑的结果，是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观的使然。在80年代，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由此确立了关于“科学技术”的权威的意识形态。90年代的“科教兴国”就是20世纪末中国关于“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发展和延续。[4]应该看到，邓小平之所以对科学技术如此重视，在于他敏锐地洞察到由于生产力落后所造成社会主义物质生活水平低下，可能引发社会主义合法性危机。他指出，“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它就站不住”。[5]而技术的开发、引进、运用将极大的促成社会发展并进而强化上层建筑的合法性。这正是邓小平深刻而又有远见的地方。

启蒙主义产生以前，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是“上帝”创造历史的历史观，启蒙主义形成“人创造历史”以及把人个体化、阶级化的“群众史观”和“英雄史观”。到今天，无论东方或西方，整个世界似乎都有“科学技术”迷恋，具有了技术崇拜倾向，从而弱化（而不是消除）人与神、人民与英雄二元对立的历史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的考察发现了技术与科学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并把“科学技术”决定一切作为现时代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分析的基本点。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消解，而不是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正是从这里出发，哈贝马斯试图以“劳动”和“相互作用”或曰“交往”来代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宣称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在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那里，“技术始终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设计：一个社会和在这个社会中站统治地位的利益，总是要用技术来设计它企图借助人和物而要做的事情”。他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永久化和扩大化不仅借助工业，而且其本身就是工艺”（或许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制度设计”）。[6]从技术进步角度来考察传媒文化发展，或技术进步表现于传媒文化领域并不简单地表现为生产力提高的问题，对于经济形态的变化也具有决定性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技术媒介（信息方式）、文化媒介（尤其是大众传媒）方面的投入迅速增长。交通的改善，卫星传输、电子照排和新印刷技术的运用，电信技术的发展及电话、电视的普及，因特网等使时间与空间分离。构建了新的社会和生活空间。新传媒技术使文化和信息传播的速度极大地加快，使我们也进入准“极速”时代。[7]我们可以同时以不在场的形式进入不同的空间，利用键盘和遥控器认识世界。

2、90年代中国传媒技术的发展

有必要对中国当代媒介技术发展的历史做一个简要考察。

1958年5月，中国开办了自己历史上的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但是由于媒介体制和落后的技术水平的限制，电视媒介的大众化一直未能成为现实。改革开放后，电视媒介迅速走上大众化道路。到1989年底，全国已有电视台469座，全国电视机社会拥有量16593万台，比1978年增长53.6倍。至此，尽管从整体上中国的大众传媒还仍很落后，但“中国城市电视机普及率已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8]数据传输代替了模拟传输，卫星报版传输代替了报纸版样邮寄，“实现了新闻信息电子化的第一次重大革命”。1990年中国新华社建成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六种多文字新闻处理系统，实现无纸编辑，“90年代中期，国内多家新闻机构的新闻信息综合处理系统的建设，标志着新闻信息电子化的第二次重大技术革命的到来”[9]。可以说，中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传媒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使中国进入了准“极速”化时代。

在90年代中国传媒文化的准“极速”化时代，新传媒技术大大提高了媒介生产力，表现在：影视节目的生产与传输循环加快，传播覆盖率提高；报纸杂志的发行量加大，其典型表现是“扩版”、“改版”。更深一层看，新传媒技术改变了媒介文化的主导形态，即由书刊为表征的精英文化转向以电视、报纸为表征的大众文化。电视的广泛普及，录相机继而是影碟机畅销并进入家庭日常消费，广告的无处不在和“无所不能”，使社会现实影像化，符号化。传统的媒介生产走向大众化娱乐化。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媒介文化转型，表现为技术的“神话”，或者说关于“技术进步”的意识形态的强化。也就是说，一方面媒介技术不断更新，甚至有人探讨电视“超前发展”的利弊。[10]另一方面，对传媒技术开发和引进的积极、开放的态度和观念也对技术进步提供了保证。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教授，丁·希利斯·米勒在回答中国学者王逢振、谢少波提出的“新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正在改变着我们日常生活的肌理。这种发展是否会导致新的构成的、潜力巨大的社会组织或新型社区”问题时声称，“新传媒技术不仅决定性地改变了日常生活，而且改变了政治生活，社区生活和社会生活。对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抵制全球金融资本主义霸权的各种手段，意识形态、大学、性别、种族和阶级等所有那些问题的回答都由于我的这样一个信念而曲折地表达出来，即新传媒技术是所有这些领域的决定性因素。”他以唯物主义的言说方式，宣告了文学、哲学等学科的死亡，“当新传媒技术将新闻、娱乐等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而且在这些领域既不需要导师也不需要思想的状态下，这似乎成了自然而然的结果。”[11]也正是在大众媒介影响的广泛、深刻、复杂的意义上，我们说“媒介社会”而不说“太空社会”、“汽车社会”、“建筑社会”。20世纪后期，中国媒介技术的发展是客观现实，但如果没有关于技术的新的意识形态，这种现实的产生也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技术的决定性影响也并不是未受到质疑，主要来自社会学家的一些看法，他们强调在认可和重视媒介技术对社会变化的影响的同时，“还应该描述和分析技术变化与产生技术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12]”。这是对的。如果片面强调技术的作用，而不考虑其他因素或对其他因素重视不足，就会导致技术“神话”论倾向。[13]由此引出另一个重要话题——市场。

二、市场视阈

1、市场与“第二次改革”

韩国传播学者吴明珍在谈到他1993年访问中国时对CCTV的感受说，“中国的新闻观念变化十分明显”。他甚至用了“西化”、“商业化”等较为敏感的字眼予以描述。[14]他所说的“新闻观念”实际上就是指当时正在加速起步的媒介市场运作机制，或曰市场观念。[15]

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社会发展战略，从而使“需要”与“消费”具有了同一性（计划经济下有需求无消费），这样提高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与消费接轨，从而被具体化、现实化。也正是在对市场的关照中，人们发现了“计划”需要,并以“计划”来满足需要的缺陷。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市场”就拥有了某种“合法性”，例如把我国的经济形态定性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是由于意识形态调适、发展的阶段性以及改革的阶段性、策略性，市场的限度较大，这种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经济策略的“合理性”。直到90年代，从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对市场的认知从“权威性”转向合法化，市场的合法性才真正得以确立。在南巡讲话后短短的一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要原因是市场动力所致。因此一般将1992年视为中国第二次改革浪潮的起点。将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视为第二次“思想解放”。[16]

市场对大众媒介的重要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一是媒介产品的直接消费者即被称为读者、观众或受众、大众。他们对传媒产品的需求和消费成为传媒市场扩大化再生产的初始动力；二是传媒产品的间接消费者，即广告主。广告主通过付费的形式传播商业信息，在广告媒介供不应求的情形下，传媒获得了谋取自身发展的巨大的资金来源，如果考察20世纪90年中期后的中央电视台广告招标就可以发现，一个覆盖面广大的、有效的、权威的、具有重大影响的传播机构对广告主或商家来说，是多么具有吸引力和诱惑力。“秦池酒”曾以3亿人民币天价竞标，获得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五秒版广告。1992年底，中央电视台以350万元买到《爱你没商量》首播权，成为电视剧走向市场的第一次尝试，另一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每集三分钟广告，收回150万美元的广告费。[17]

再以报业为例，1992年下半年，中国报业根据市场需要而出现的“周末”版、“星期刊”、“月末版”、“增刊”的数量，加上晚报、生活类、娱乐类报纸，超过“”前开发行报纸数的总和。根据《中国年鉴1994》提供的数据，1993年初，中国至少有130种报纸同时大扩版，传统的几十年不变的4个版的报纸迅速被8个、12个甚至16个版面所代替，14家省报同时由4版扩至8版，或办8版扩至12版，这类报纸中出版8版以上报纸的数量达到三分之二，这是继1992年“扩版”潮之后的又一次“扩版”浪潮。根据有关媒体的描述，1993年，北京及地方近百种主要报纸，“一夜之间面目一新，容量大增”。仅北京，就有63家报纸改扩版。[18]整个90年代可以说改、扩版不断，例如1999年是北京市属报纸的扩版年，《北京晚报》扩为16－24版，《晨报》扩为12版，《北京青年报》扩为24－40版。从经营来看，到90年代末的1998年，全国报纸广告总营业额已达110亿元，保持了超过15%的高速增长，1998年广告收入超过亿元的报社有40家，其中广州日报、新民晚报和平城晚报等广告收入超过7亿元。广告收入成为中国报业经济的主要支柱。“为报业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及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

电视则在部分节目范围，如娱乐节目、专题节目、综艺节目等，从自产自销的传统经营模式发展到“制播分离”，扩张了生产力，提高了节目质量，使市场化的能量得以充分释放。

2、市场经济与中国传播体制选择

美国的传媒私有化使少数传媒巨头掌握着重要的，覆盖全美乃至影响全世界的传媒机构，如CNN、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代一华纳，好乃坞、《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以利润为最高追求目标的美国传媒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化、商业化等联系在一起。因为有充分的市场化体制，其生产力高度发达。加上丰富的经验和制作技术，美国的传媒文化或曰大众文化成为一种特殊商品，对整个世界文化市场形成冲击，就连欧洲也不能幸免，以至于法国在与美国进行的贸易谈判中不得不以“文化例外”来保护本国的电影等文化产业。在欧洲人，主要是精英人士眼中，美国文化也被认为是低俗的，非公共领域的、典型消费性的，这样也造成了某些美式大众文化的市场困境。比如，有资料显示，巴黎郊区化了巨资建造的迪斯尼乐园就竟然年复一年地亏损，原因就在于欧洲人认为好来坞文化庸俗和幼稚。很多欧洲精英人士认为美国除了波士顿和纽约外是文化沙漠，[20]长期以来他们对美国传媒文化有抵制情绪，其出发点是，废除对全国性公用事业的管制“对民主国家的公民身份构成了威胁，因为这将我们对信息的控制权交给了国际性的联合企业之手。这样就最终会导致对人人都已享用的严肃公用事业的损害，而且会放弃不能获得广告商支持的特殊兴趣节目编排”。[21]在西方一些学者眼中，公用事业广播就是以民意为代表的广播体制，应以民主的公共利益来抵制商业势力和政府的权力。“由于广播电视在社会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发展初期无线频道的有限性，在80年代前，欧美各国广播电视基本上遵循着国家管理下的公营与私营相结合的发展模式，美国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模式被绝大部分西方国家所否定。在欧洲，除了卢森堡等个别小国家外，各国均视广播电视业为公共服务事业。英国是这一传统的突出表现”。[22]1990年11月1日英国通过了新的广播法，成立独立电视委员会，对媒介做政治和格调审查，充当媒介的“道德监督人”，而将卫星与有线电视的发展纳入商业轨道，也进行了媒介市场化的改革。[23]

中国传媒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走向市场化，但与欧美比较有很大差异。李良荣教授把中国大众传媒模式称为“完全国有的有限商业运作模式”。[24]虽然是“有限商业运作模式”，但在限度内，商业运作又表现得很充分，且媒体甚至常有突破限度的企图。与美国相比较，中国传媒所有权并不在私人手里，而是为国家所有，是党的事业。另一方面，由于90年代中后期绝大多数媒体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国家不以拨款的方式支持媒介,因此，传媒对利润的追求便具有了经济上的合法性和积极性，有了重要的生产动力。与英、法等国比较，中国传媒也可称为公用事业，所有权在国家，不允许公司和企业左右、操纵和控制媒介，当然没有，也不允许有抵制政府的可能。[25]在西方，尽管广告投入和商的选择，是资本对媒介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但在中国，有两个因素消除了这种可能：一是十分严格的意识形态标准、政治标准控制着媒介，即所谓大众传媒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要坚持政治家办报；二是中国大众传媒有严格的层级和较大的影响力差异，传媒资源的集中配置而非市场配置导致绝对资源不足。我们或可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立起来的传媒模式称为“运行——控制模式”，一端是市场化(运行)，一端是政治或文化权力（控制）。相比于单纯的强力、集中控制的传媒模式，“运行——控制”的模式更灵活，更有利于传媒文化生产力的扩张。

三、理念视阈

“技术”和“市场”构成20世纪90年代中国媒介文化转型的显而易见的因素，极易被视为传媒文化转型的自然而然的原因，因此文化研究常把这种现象称为“神话”——一种意识形态。而传媒理念或曰传媒文化理念则主要体现于传媒文化的生产者和作为消费主体的受众。所不同的是对作为大众的受众而言，传媒文化理念是隐含的、无意识的、被建构的。由于传媒文化理念的表述具有官方、学术、民间的多重话语方式，因此，要寻求一个统一的，标准化的“理念”并不那么容易。

1、主流话语

这里所谓主流话语传媒理念，又指我国官方话语传媒理念，它视传媒为一种国家、社会建构与控制的重要组织形式，对传媒文化理念掌握有主导性的阐释权，表现为坚守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和政治控制权力。其意识形态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其方法论或可视为是列宁主义的）。20世纪90年代有关新闻传播的官方话语中“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维护社会稳定”等话语处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党和国家有关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反复予以强调。

中国传媒的意识形态的官方主导权，又被阐释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对此，孟繁华在《传媒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一文中作了详尽的论述。他指出，“现代传媒在中国的出现，是被现代化的追求唤出来的，它适应了社会政治动员的需要，国家民族的共同体认同，……，现代传媒推动或支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动向。那些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关的观念和思想正是通过传媒得以播撒的。传媒这种新的权力不止是话语权力，“在其传播过程中如果为民间所认同，它也就获得了‘文化领导权’。传媒和文化领导权的关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26]自80年代开始，由于中国在政治机制上的修复与调整，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媒介理念也逐步发生了变化。比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传媒主流话语不认同大众传播理论，大众传媒理念实质上等同于“新闻理念”，关于传媒的话语实质上就是新闻话语。其基本含意是：（1）新闻（传媒）反映并代表党和无产阶级利益；（2）新闻的话语权必须掌握在党和无产阶级手中；（3）新闻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

20世纪80年代后，新闻观念的变化体现在，（1）更注重新闻宣传的实用性、建设性，在新闻内容的层面上有较大的突破，如反映社会生活更为广泛；更多地突出经济内容；（2）对负面事件报道管制有所放宽，表现在社会新闻解禁、娱乐新闻日趋活跃。

2、传媒理念在学术话语中的扩张与延伸

20世纪90年代传媒理念变化的最重要的表现是“传媒”与“传播”理念的兴起。而这又首先是从学术与专业领域（指实践领域）生发开的。传媒与传播理念的兴起以及西方大众传播学的引进、借鉴，使得传媒文化理念进入“科学”和“技术”领域，其特点是强调理性、技术性和操作性（也正是在这种层面上，传统的新闻学一直因“缺乏学术”而被诟病）。“传媒”与“传播理念”最为重要的是解决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新闻媒体的职能、效能问题，从新闻媒体只提供新闻，到新闻媒体应该为公众提供信息、娱乐和服务，使中国传媒真正导向了大众化的传播。

在传统新闻学观念指导下的传播实践中，新闻往往在事实上是特定对象化的，即领导者或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群，如教师、工人、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等才是受众。一个典型现象是，直到90年代初，报纸还常常被作为“文件”或被作为学习材料在会议、座谈交流等组织传播的环境中使用，电视还在被组织收看。如果个体或大众缺乏主动接触、使用媒介的“需求”，更谈不上对传媒的“欲望”，那么这种大众传播仅是形式而已，不是真正的大众传播。接受“传媒”与“传播理念”的意义在于：“传媒”与“传播理念”的树立不仅使新闻传播走向大众化，而且还使我们更多地看到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下“传播”的同一性和共性，从而建构了一个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平台。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新闻学，更多地是强调对立和差异，缺乏这种效能。另一重要之处在于，传媒与传播理念还奠定了媒介产业化运作的理论基础，而这是新闻学理论所不能解决的。如果说新闻观念是立足于阶级、政治、政权的意识形态问题，那么传媒与传播理念则是立足于科学和实证，立足于全球化和世界媒体意识。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文化体现了新闻文化与大众传播文化的互补，由此展现了传媒文化中国特色的新景观。

立足于科学、技术和全球化语境的传媒及传播理念的核心，是发展理念的确立。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在深圳特区报刊出,随后全国所有媒体竞相报道和转载。他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等思想，定下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发展思想的主调，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大为值得注意的是，他同时对“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问题给予了批评，其要务在于限制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的泛化。即不要凡事都问“姓资姓社”。邓小平的讲话可视为上世纪80年代“实践标准讨论”以来的又一次思想超越，其影响的深远和广泛性难以估量。对于中国传媒而言，其观念上的冲击也堪称巨大。首先表现在，传媒文化的发展问题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和指标，对传媒的关注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其次是意识形态功能的考量及策略的运用提出了传媒发展的合理性问题。传媒如何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如何满足广大受众的需要，成为官方、学界和传媒运作的实践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与政治文化语境相适应，20世纪80年代曾流行一种话语模式：“××是最大的政治”，即，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与政治意识进行整合。90年代的变化则反映了这种话语模式的式微。这样，国家的发展就不仅仅体现为政治领域或政治标准，还体现在经济发展、科学探索、公共理性和文化的发展等诸方面。陈龙对传播与国家发展理论的思考应该说是反映了这种趋向。他指出，“传播媒介功能的发挥，除了平等的国际传播环境和全民参与的内部条件外，还必须综合考虑社会整合程度、受众能力、传播制度等因素，只有诸多因素和谐发展，媒介才能在国家发展中起良好的作用。”[27]这样，大众媒介发展就被置于更为现实，更具实践意义，也更为科学化的社会变迁理论或曰现代化理论之语境中。也就是我们前面曾指出过的，国家不再以政治权力对社会进行高度整合，社会的相对独立性扩展了传媒的功能和影响。因此，在谁拥有，谁控制传播机构和工具得到政治保证的情形下，“用传播来做什么”就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文化的核心问题。

与此同时，由于视听传媒尤其是电视影响的迅速扩张，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始进入“视听时代”。然而进入“视听时代”并不意味着印刷媒介或阅读时代的终结。由于电视是大众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最具有统制性、代表性的媒介，精英文化人所谈论的媒介或接受方式的比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比较，反映出的是以视听“霸权”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和以阅读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之间的矛盾。因此在90年代，我们不仅置身于大众传播的语境中感受、理解文化，同时又得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矛盾中感受文化。应该说，知识或文化精英的媒介观念或话语是比较复杂的。由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心态而表现出三种主要倾向，一是向主导意识形态靠拢，对主流传媒话语进行宣传与合法性诠释；二是在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二元对立中，坚持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性态度；三是利益取向，即认同大众文化的合法性，并积极投入媒介文化生产，从而成为“媒介知识分子”。

3、受众心中的传媒。

受众所持的传媒观念或态度的变化是又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首先，受众的传媒理念是自主确立还是被传媒所建构的？其次，在何种条件下，受众具有自觉的传媒意识。1994年1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发表于《新闻出版报》的一篇文章，文章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交流报告》有关信息指出，中国“媒介扫盲”尚未起步，即没有对公众特别是对少年儿童进行大众传播文化教育。公众对大众传播的知识了解十分有限。中国广大传媒受众的教育程度总体看并不高，中国的媒介素质教育仅限于专业教育（大学教育）。1993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对北京地区的传媒受众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发现，仅8.1%的受众知道中国尚未制定《新闻法》近半数不认为自己作为受众对媒介质量负有一定责任，1/4以上对新闻的“合理想象”和夸张报道作不出正确的是非判断。另一方面，85.9%被试者赞同向中、小学生系统介绍传媒知识，表明了对大众传播的积极态度。[28]应该说至今为止，中国公众的传媒素质未得明显提高。受众对传媒的态度主要基于经验和感性判断，由于缺乏完整的、系统的理念教育，多只能作零散的、不完整的表述。自90年代以来，受众对媒介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媒介的社会作用也日益突出，从而在这种关注和传媒文化效应之间形成一种新的期待视野，一种持续的张力。这种张力促使传媒文化变革。

传媒理念在受众那里很难通过逻辑的、合理化的方式去还原，而只能是一些零散的、感性的话语表述，如要求“好看”“有趣”“有用”等等。换言之，20世纪90年代大众的传媒消费行为取向及其视听或阅读实践，是受众传媒期待视野的直接体现。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一篇题为“为了八亿观众”的中央电视台改革与发展侧记的开头这样写道：“西方有位电视导演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每走一步都要回过头看看，观众跟上来没有。中央电视台的编导们却这样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抬头向前瞻望一下，看看是否跟上了观众前进的步伐。”[29]他还透露，中央电视台每天收到两千封左右的观众来信，以至于中央电视台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进行处理。此外，中央电视台还在全国设立42个观众调查站进行跟踪调查，“每周一期的《收视率汇总报告》，成为了分析节目质量调整节目内容的主要依据。”[30]

90年代的中国传媒理念的特点表现为官方、学界（包括职业实践者）和广大受众之间的互动。并以其积极的方式影响媒介文化。这其中，学界的力量不容忽视。

技术、市场、理念之间互相影响、互为作用，构成了传媒文化转型的动力系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

[注释]

[1]作者：蔡敏，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副院长，邮箱：caimin9936@。

[2]作者：殷俊，重庆工商大学传播理论与应用研究所副教授、所长。

[3]1988年，邓小平同捷克总统胡萨克谈话，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进一步提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见龚育之：《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笔记》，载《解放日报》1992.4.16

[4]也正是这种背景下，90年代的大众文化具有某种拜物教色彩。

[5]龚育之：《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笔记》，载《解放日报》1992.4.16

[6]张伟欧力同《法兰克福学派研究》P389,重庆出版社1990

[7]“极速”化传播是美国传播学者的观点。由于现代传播速度加快，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媒介信息消费的超常增长，“极速时代”的新闻观是“妄下断言”而不是“探求真实”。见任湘怡《“极速”时代的媒介文化》，《国际新闻界》2000•2

[8]《中国年鉴1990》P487,中国年鉴出版社1991

[9]李鹏翔：《新闻信息电子技术的现状壮和发展》，《中国报刊月报》1999.1

[10]1993年9月11日的《新闻出版报》林辰夫的文章《电视超前发展的利弊》提到，“我们有根据的说，我们的电视发展是超前的，不但在总体上早已把俄罗斯等国家抛在后面，而且在某些方面也赶上、甚至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11]见丁•希利斯•米勒《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新技术制度》，《文艺研究》2000•5

[12]戴维•巴特勒：《媒介社会学》P8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13]与一般所言的神话不同，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赋予它另一层含义，也即是符号的隐含义或称言外之意。但是其言外之意的特殊之处在于变形、扭曲，变为一种图示或托词。罗兰•巴特认为神话是资产阶级用来再生产其文化统制地位的武器。在《神话学》一书中，罗兰写道，神话不否定任何事，相反它的作用是谈论它们；又仅仅是纯化它们使其天真无知，它使事物清楚明白但不是一种阐释而是事实的陈述。神话界定了‘永恒的真理’，但可能既不永恒又非真理。它摧毁人类行为的复杂性，给事物一个简明的本质，它废除一切辩证法，没有超越即刻可见物的任何回归，它组织了一个没有矛盾没有深度的世界，一个广为开放、沉迷的世界，它形成了一个至乐的透明：事物通过其自身呈现其意指。JamesWatsonandAnneHill,eds:Adictionaryofcommunicationandmediastudies,Arnold1997

[14]郭镇之，朴明珍《广播电视教育与研究——韩国传播学者朴明珍访谈录》,《现代传播》2001•5

[15]“商业化”表现为传媒文化生产的“明星制”，1993年，生产“明星”的势头很猛，媒体曾对“无星不成台，无星不成报表示置疑。

[16]根据有关资料显示，1992年中国经济的十大变化是：摆脱长期短缺，出现部分供大于求；买方市场形成，企业竞争加剧；民营发展快于国营；价格改革出现关键性突破；居民消费档次拉开，心理成熟，储蓄转为投资；对外开放全方位展开；收入资本化与按劳取酬并立；经济有可能持续高速增长；“左”遭弃，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转化职能势在必行。见《新闻出版报》1993年2月27日《中国经济1992十大变化》文。

[17]按《中国年鉴1993》说法,《北》剧由于资金不足，以抵押方式得到中国银行150万美元的贷款。

[18]《1993年：报业大走势》，《新闻出版报》1993•1•13

[19]《中国年鉴1999》P1132，中国年鉴出版社2000

[20]资料来源：.au

[21]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P101，商务印书馆2001

[22]赵月枝，《公共利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市场化》《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2

[23]马庆平：《外国广播电视史》P181，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4]李良荣：《西方新闻媒体变革20年》，《新闻大学》2000（冬）

[25]承认媒介的监督职能应是某种程度的调整，是对媒介权力扩张的肯定，这种监督可视为媒介力图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体现其守望功能。

[26]孟繁华《传媒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文艺报》2000.12.12

[27]陈龙《“发展理论”演进中的媒介角色及其再认识》，《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1

[28]夏商周：《我国“媒介扫盲”尚未起步》，《人民日报》1994.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