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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权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4 04:34:51

撤销权范文篇1

[关键词]撤销权要件标准证明责任

债权人的撤销权，又称废罢诉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为的危害债权的行为，可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i]债权人的撤销权起源于罗马法，因它是由罗马法务官保罗所创设的概念，后世许多法律都继受了它。我国《合同法》第74条、第75条对债权人的撤销权及行使期间作了明确的规定，最高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还规定了撤销权成立应具备的条件和撤销权的行使及效力。尽管撤销权制度在理论上比较清晰，但在实施中发生了一些问题。本文结合审判实践，对撤销权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撤销权成立的要件

在我国，一般将撤销权的成立条件分为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这种区分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会发现，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撤销权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引发的撤销权；一种是因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引发的撤销权。两者的成立要件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并不相同。有鉴于此，本文根据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根据撤销权的两种类型对撤销权的成立要件分别予以探讨。

（一）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引发的撤销权的成立要件

根据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据此，此种撤销权的成立要件如下：

1、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

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是撤销权行使的前提要件。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合法有效债权，才能发生债的效力，也才能将债的效力扩张至受让人。因此，无效的债权、已被消灭的债权、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自然不能发生撤销权。[ii]但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是否已到清偿期，不影响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这是因为，撤销权不同于代位权，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目的在于保全将来的债务履行，并非请求履行，仅应注重清偿力之有无，不必问已否界清偿期，故未界清偿期之债权，其债权人亦有撤销权。[iii]简言之，撤销权行使的后果，并不是将被撤销的债权直接归属于债权人所有，而是使被撤销的债权回归债务人。当然，正是由于撤销权的行使并不以债权人的债权是到期债权为成立条件，因此，在处理撤销权纠纷时经常发生这样的问题：债权人提起撤销权诉讼后，虽然起诉时举证证明债务人资产小于债务，但诉讼中，债务人采取借用他人财物或款项的方式，以此证明其资产大于债务，以实现反驳债权人起诉的目的，由于受诉法院无法查明事实真相，不得不现有依照证据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一旦债权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债务人则将所借财物返回他人。退一步说，既使债权人的撤销权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法院撤销了债务人的处分财产行为，但由于撤销权行使的后果是使被处分的财产回归债务人，而不是偿还债权人，债务人取得财产后，仍然会以其他方式处分其财产，债权人的债权仍然不能得到保障。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现象，有的法院比照合同法有关提存的规定，采取将撤销权撤销后所涉及的财产提交法院管理的方式，以此保证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将来到期债权的实现，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商榷：一来法院管理债务人的财产没有法律依据，二来在债权人债权到期前，可能有其他债权人的债权到期并要求债务人以法院管理的财产清偿，这同样会使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iv]我们认为，上述问题的出现，并不是撤销权制度本身所能解决的，而且撤销权制度作为债的保全制度，其功能仅在于保全债权，而不在于保证债权的终极实现。一旦债务人采取借用财产致使债权人撤销权之诉被驳回，除非债权人举证证明债务人有欺诈或恶意串通行为并提起撤销或无效之诉，否则，债权人只能坐等合同债权到期追究债务人的违约责任。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合法有效债权，是否仅限于以金钱给付为标的的债权？理论界存有争议，有的学者主张仅限于以金钱给付为标的的债权。[v]有的则主张不限于金钱债权，非金钱债权也可以成立撤销权。[vi]我们认为，由于对于以劳务为标的的债务，如雇佣、服务、承揽等与人身密切相关的债务，无法行使撤销权，因此，在审判实践中采纳第一种主张比较妥当。

2、债务人实施了处分财产的行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

债务人所实施的处分财产的行为，主要是指放弃到期债权[vii]、无偿转让财产[viii]，以及下文所要谈及的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处分财产的行为，仅限于法律上的处分行为，[ix]并不是指事实上的处分行为，债务人对财产的改造、毁损、外部的加工变形等行为，不属于合同法第74条所规定的处分财产的行为。此外，按照大陆学者王利明先生的观点，下列处分财产的行为，虽然是法律行为，但债权人不得行使撤销权：[x]第一，债务人拒绝接受赠与、拒绝从事一定的行为而获得利益或无偿为他人提供劳务；第二，债务人从事一定的身份行为，如收养子女、抛弃继承权等；第三，债务人提供一定劳务的行为。第四，债务人在财产上设定负担的行为，如将其财产出租给他人或在财产上为他人设立用役物权。

3、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造成了财产的减少，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

债务人的财产是债权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减少其财产，无疑会使债权人债权处于不能清偿或不能及时完全清偿的境地，从根本上害及债权的实现。正如此，合同法将债务人减少财产危及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作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条件之一，但是，在具体案件中，如何判断有害于债权是一个难点。判例学说上，对此问题也存有几种不同的观点：[xi]第一，债权不能实现说。有些学者认为，所谓有害于债权是指将造成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实现。也有的学者主张只要债务人的行为造成其责任财产减少，债权人便可以提出撤销。第二，债务超过说。所谓债务超过，是指以资产为清偿的基础，如果债务人的负债超过资产，则认为构成债务超过。债务超过说认为，如果债务人之债务超过其现实财产（不包括信用、劳力），该行为即为有害于债权，而不以支付停止或支付不能的事实为必要。《瑞士债务法》第285条明定以债务超过为要件。日本学者也有人主张以债务超过说作为确定损害债权的标准。第三，支付不能说。该学说认为对损害债权的判断应以支付不能为标准。因为债务人的债务超过资产，并不意味着债务人没有资产清偿债务，必须将债务人的信用、劳力等计算入债务人的资产范围内，甚至债务人未来可以获得的财产也可以计算在内。德国民法要求以支付不能为要件。我国台湾地区多数学者认为，既使债务人因其行为而导致债务超过，若债务人的信用、劳力计算到债务人的资产以后，如果债务人仍然有清偿能力，则不能认为有害于债权。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缺乏明确的判定标准，如果只要债务人的行为造成其责任财产减少，债权人撤销债务人处分财产行为的诉讼请求就得到法院的支持，这将使撤销权的行使宽泛化，因为责任财产的减少，并不必然地导致害及债权人的债权，只要责任财产减少，债权人的撤销权就得到法院的保护，不仅对债务人是不公平的，而且实践中不易操作；而第三种观点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对债权人要求过严。对债务人的所有财产包括劳力、信用都进行评估后记入债务人的资产范围内计算，甚至债务人未来可以获得的财产也计算在内，这在实践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实际上对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附加了过苛的条件，不易于撤销权的实施。比较而言，第二种观点比较合理，但其在具体适用中也存有一定的问题。在具体案件中，如果债权人是单一的，则债务人的总资产与总债务易于确定，但如果债务人有多个债权人，那么，债务超过资产，是指总资产与总债务相比较，还是指撤销权人的单个债权与资产相比较？从理论上说，如果债务人存在多个债权人，要将总资产与总债务相比较。如果总债务小于总资产，就可以认定债务人有害及债权的行为。但具体案件中，要想穷尽债务人的所有债权和债务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我们主张，于此情形，应当以提起撤销权诉讼的债权人的债权数额作为参照，以此同债务人的资产总额作比较，只有当债权人的债权超过债务人的总资产额时，债权人才能行使撤销权。

在计算债务人的资产时，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债务人的资产是否仅以被起诉时债务人的实物财产为限？财产权利是否包括在内？例如，李某拖欠张某10万元工程款，该款的偿还日期是2004年11月5日。2004年3月，李某将自己的汽车赠送给其弟弟。张某以李某无偿赠与财产害及其债权为由，请求法院撤销赠与行为。审理中，李某提出，自己与王某订有还款合同，约定王某应于2004年8月21日向李某偿还欠款32万元，据此，李某认为自己尚有资产用以偿还张某的债务，不同意撤销赠与合同。此案中，李某的债权是否构成合同法撤销权制度中所说的财产，实践中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不可否认，李某的债权确实存在，但该债权的到期日是2004年8月21日，张某起诉时，该债权尚未实现，况且到期日来临时王某能否还款也无从得知。将这种将来方有可能实现的债权作为财产对抗债权人的撤销权，对债权人的债权实现非常不利。因此，债务人的财产应以实物财产为限。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要正确理解和把握民法意义上的财产的含义。民法中的财产，即可以是物（无体物、有体物），又可以是各种权利和利益。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及利益，皆是民法上的财产。由于合同法关于撤销权的规定并未将财产限定为物，因此，债务人的财产权利同样构成其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财产权利同样可以成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并用来偿还债务。其次，合同法第74条规定，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是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法定理由之一。由此可见，到期债权与其他财产一同构成了债务人的财产。否则，债务人放弃债权是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理由，而债务人拥有债权却不是其抗辩对方的事由，于理不通。最后，拥有债权和债权能否最终实现并转化为有体物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拥有债权便拥有财产，但此种债权能否转化为物，取决于债务人的清偿能力，换言之，债权的实现具有或然性，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不能因为债权具有或然性就将其排除在财产之外。

在债务人是自然人的案件中，值得注意这样的问题：债务人通过房改或购买商品房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但除了用于自住的该房屋外，所剩余的财产又被债务人无偿赠与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移给受让人，债权人的债权额度又小于债务人的房屋价值，于此情形，债权人提起撤销权之诉，法院能否认定债务人的债务超过债权并判定债权人的撤销权成立？有的同志认为，该房屋已成为债务人的个人财产，完全可以用来清偿债权人的债务，如果债权人的债权小于房屋的价值，则不能认定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已害及债权，债权人撤销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请求不应支持。应当承认，这种观点从法律上讲并无不妥，但就我国审判实践和执行实践来看，尽管房屋已成为私有财产的组成部分，但执行实践中直接执行债务人自住房屋的现象十分罕见，一般而言，债务人自住的房屋，属于不便执行的财产，不能也无法执行。因此，由于该自住房屋对债权人债权的清偿形同虚设，在计算债务人的资产时不应当计算该房产，应当允许债权人行使撤销权。

以上是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引发的撤销权的成立要件，与以明显的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相比，在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的情况下，合同法并没有把债务人和受让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作为行使撤销权的条件，因此，只要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并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债权人就可以行使撤销权，至于债务人基于故意还是过失，在所不问。究其原因，放弃到期债权和无偿转让财产，不是交易行为，受让人是无偿获得财产或者无偿取得财产利益，即纯获利益不承担责任的行为，既使撤销这种行为，并不影响受让人的利益，无需考察其主观心理状态。

4、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根据合同法第74条第2款的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撤销权的行使作为债的保全方式，实质是限制债务人处分自己的财产，因此，为防止对债务人处分财产行为的不当限制，法律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但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此种限度究竟是以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的债权为限还是以全体一般债权人的总债权额为限度？实践中争论不一。有的同志主张，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恢复责任财产，是保全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故行使撤销权的范围，应以保全全体一般债权人的总债权额为限度。[xii]我们认为，从法律上说，撤销的利益应归属于全体债权人，然而撤销权人在行使撤销权时，因不知道债务人的债权人，也不知道债权的数额，尤其是法律并没有赋予债权人要了解债务人总债权的义务，因此，撤销权的行使范围限度，应以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如果被撤销的财产是可分物，则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易于掌握，债权人只需以其债权为限主张撤销即可。如果被撤销的财产是不可分物，如何确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则存有疑问。我们认为，如果被撤销的财产是不可分物（如本案的房屋），则应允许债权人就整体不可分财产行使撤销权。

（二）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引发的撤销权的成立要件

与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引发的撤销权的成立要件相比，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引发的撤销权的成立要件增加了一个主观要件——债务人和受让人的过错。这种过错是故意，不是过失。[xiii]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受让人的知道，是仅限于知道债务人以明显的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还是包括知道这种转让会造成对债权人的损害，实践中理解不一。我们认为，应以受让人知道两者为必要。因为：以明显的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究其性质，仍然是一种交易行为，虽然价额明显的不合理，但受让人毕竟支付了对价。何况生活中，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xiv]我们无法认定所有的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双方在主观上具有不法动机或曰具有损害他人的故意，恰恰相反，生活中，受让人基于善意以不合理的低价取得商品所有权的情况也是普遍的。不能因为受让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取得受让财产就认定其具有侵害债权人债权的故意。因此，这里所说的受让人故意，是指受让人在取得财产时，已经知道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有害于债权，也就是说已经认识到该行为对债权损害的事实，至于受让人是否具有故意损害债权人的意图，是否与债务人恶意串通，不在考虑之列。[xv]

合同法第74条只是规定了受让人的过错问题，而对债务人的过错没有提及。债权人在行使撤销权时，是否需要举证证明债务人具有故意，理论界存有争议。我们认为，从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看，受让人的故意是以债务人的故意为存在前提的，作为买卖的双方当事人，受让人主观上具有害及债权的故意，而出售人却没有这种故意，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想象的。

既然债权人的撤销权行使以受让人和债务人具有故意为必要，那么，是否意味着债权人要举证证明故意的存在，理论界一般认为，受让人的故意，虽一般要求由债权人举证，但债权人能证明债务人有害于债权的事实，依当时具体情形应为受让人所能知晓的，可推定受让人为故意。[xvi]

二、撤销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

在法院所受理的撤销权案件中，实际上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债权人的债权已到清偿期，法院判令债务人偿还欠款的判决生效后，案件执行期间，债务人无力清偿，债权人发现债务人有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处分财产的行为，于是起诉请求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或在案件受理前、审理期间，债务人有处分财产行为，判决生效后，债务人无力清偿，债权人起诉撤销。这类案件，多以原告胜诉而告结案。第二类是债权人的债权未到清偿期，债权人发现债务人有合同法第74条所规定的处分财产的行为，提起撤销权诉讼，这类案件，多以原告败诉而告结案。为什么同是撤销权案件，前者原告胜诉，后者原告败诉？究其原因，举证难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在撤销权案件中，需要当事人举证证明的问题有：1、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事实；2、债务人上述转让财产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3、受让人知道转让财产和害及债权的事实。[xvii]在第一类案件中，由于债权人的债务已到清偿期且债务人无力清偿债务已被法院判决所认定，因此，原告在举证责任上，无需承担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的义务，只须举证证明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事实，由于原告举证责任的减轻，因此胜诉。在第二类案件中，债权人的债权未到期，其除举证证明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事实外，还须举证证明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因此其败诉。由此可见，举证证明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成为债权人能否胜诉的关键所在。由于合同法、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均没有对撤销权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审判实践中对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承担举证责任存有争议。有的法官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债权人（原告）行使撤销权，应当举证证明债务人有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处分财产的行为，此外，还负有举证证明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侵害其债权的证明责任，债权人不能举证证明上述两个事实，要承担败诉的结果。有的法官则认为，债权人（原告）行使撤销权，只要举证证明债务人有合同法第74条规定的处分财产的行为即可，至于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是否侵害债权人的债权，应由债务人（被告）举证证明。我们认为，第二种观点较为妥适：首先，根据前引撤销权行使的要件，撤销权之诉成立，要以债务人的资产低于撤销权人的债权为限，即实际上债务人处于资产不足以清偿债权的境地，现实生活中，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财产状况不可能清楚，要想由债权人举证证明债务人的财产状况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在具体案件中把这一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未免对债权人要求过苛，极有可能使债权人处于败诉的境地，撤销权案件审判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因为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导致大量撤销权案件的债权人败诉，也有违于合同法撤销权制度设立的初衷。其次，债权人举证证明了债务人有处分财产的行为后，债务人要想抗辩债权人的主张，就应当就其处分财产行为的正当性举证，即债务人应当举证证明其有足够的资产担保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债务人不能举证证明这一事实，则表明债权人的主张成立，债务人的处分财产行为应被撤销。当然，应当承认，如果把证明债务人资产小于债权人债权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债务人，债务人会通过制造虚假帐目、与受让人串通借用财产、签订虚假合同证明其存在债权等方式证明其资产额大于负债，进而取得诉讼的胜利。客观地说，现实生活中，确有债务人通过制作虚假帐目、借用他人资产以证明自己资产大于负债的，但杜绝这种现象，不是由撤销权制度解决的，如果债权人有证据证明债务人有上述行为，可以请求法院对其予以制裁。

三、对合同法、司法解释关于撤销权行使期限规定的理解

合同法第75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8条规定：“合同法第55条规定的‘1年’、第75条和第104条第2款规定的‘5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该司法解释只是规定合同法第75条规定的‘5年’期限是不变期间，而未规定该条规定的‘1年’期限为不变期间。审判实践中，对合同法第75条规定的‘1年’期限的性质存有分歧。有的同志认为，由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已明确规定合同法第75条规定的‘5年’期限是不变期间，而未规定该条规定的‘1年’期限是不变期间，因此，该条中的‘1年’期限应当属于诉讼时效，对此，最高法院的法官也持肯定态度。[xviii]既然是诉讼时效，就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中断、中止和延长的规定；也有的学者认为该条规定的‘1年’期限属于不变期间即除斥期间。[xix]就世界范围考察，关于撤销权行使的期限，历来就有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两种主张。我们认为，合同法第75条所规定的‘1年’期限是除斥期间：首先，诉讼时效适用于请求权，请求权是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除斥期间则适用于形成权。就撤销权而言，尽管有的学者主张撤销权的本质是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处分财产的受让人返还所得利益，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产生债的关系，因此，提起撤销的诉讼成为给付之诉进而撤销权是请求权，但我们认为撤销权是兼具有请求权和形成权性质的一种权利，一方面，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可请求因债务人的行为而获得利益的受让人返还财产，从而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的原状。另一方面，撤销权的行使又以撤销债务人与受让人的民事行为为内容，但是，撤销权的主要目的乃是撤销民事行为，而返还财产只是因行为的撤销所产生的后果。因此，有关期间的适用，应当适用除斥期间而不是诉讼时效的规定。其次，诉讼时效是可变期间，可变在于中断、中止，而按照民法通则，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既可以是起诉、也可以是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而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撤销权的行使，只能通过诉讼，债权人无法通过向债务人主张撤销权来中断诉讼时效，债务人也无法向债权人表示撤销与受让人的法律关系来中断“撤销权诉讼时效”。因为债务人自己并没有保全撤销权，债权人通过起诉债务人行使撤销权，此时的中断又欠缺法律意义。所以，把‘1年’当作诉讼时效是没有实益的，也偏离了诉讼时效的本质。[xx]

审判实践中，关于‘1年’期限的另一个争议问题是，‘1年’期限从何时起算？合同法规定1年的期限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那么，是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处分财产之日起计算，还是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害及债权之日计算？有的学者认为后一种计算方式比较妥当，也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xxi]我们认为，从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处分财产之日计算较为妥适。因为以第二种方式计算，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债务人处分财产后，经过了很长时间[xxii]，债权人才以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侵害了债权为由请求撤销，将财产恢复原状，这会使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甚至损害善意受让人的利益。例如，王某2000年1月将自己的房屋赠与李某，李某对其进行了装修并自己使用。2003年2月，张某以王某无偿赠与财产侵害了自己的债权为由请求法院撤销赠与行为。此时，如果法院判决撤销赠与行为，这对李某是不公平的，因为李某接受赠与物是善意的，而且装修又花去了一笔费用，这会造成李某的损失。因此，我们认为，关于1年期限的起算，还是应当以处分财产行为发生之日为当。

注释：

[i]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

[ii]隋彭生著：《合同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页。

[iii]（台）戴修瓒：《民法债编总论》，第204页。转引自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iv]例如，李某同张某订立借款协议，约定李某向张某借款5万元，2003年12月1日偿还。同时，李某因购销建材，拖欠建材城货款30万元，还款日为2003年8月30日。2003年6月1日，李某将自己所有的桑塔纳轿车一部赠与自己的弟弟。张某发现后，以李某无偿赠与财产会导致自己的债权无法实现为由起诉，请求法院撤销李某的赠与行为。法院判决撤销李某的赠与行为。为防止李某处分财产，法院通知交通管理部门禁止给李某车辆办理所有权变更手续。2003年8月，建材城因李某未偿还到期欠款，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李某偿还欠款。判决生效后，因李某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法院变卖李某的桑塔纳轿车偿还建材城的部分债务。本案中，尽管张某行使了撤销权，李某的财产也被法院所控制，但该财产并未成为张某债权的担保，而是成为先期到达的建材城债权的担保。

[v]（台）张龙文：《债权人撤销权之研究》，载于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中）

[vi]隋彭生著：《合同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页。

[vii]放弃到期债权是指债权到期后明确表示免除债务人的债务，这是对权利的抛弃，属于单方行为。在债务人欠有债务的情况下，放弃到期债权，必将减少用于偿还债务的财产，害及债权人的债权。按照王利明先生的观点，债权在未到期之前债务人放弃债权，也属于处分该财产的行为，债权人也有权请求撤销。参见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但合同法禁止对未到期债权的放弃行使撤销权。

[viii]主要是指赠与。

[ix]按照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的观点，法律上的处分，包括转让财产、抛弃财产、免除债务、在财产上设定抵押等行为。参见王先生所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x]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

[xi]以下观点转引自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175页。

[xii]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xiii]隋彭生著：《合同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页。

[xiv]典型的例证就是许多商场为回笼资金，推销滞销商品，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将商品转售给受让人。

[xv]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xvi]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xvii]关于此点的举证责任，本文前已论述，在此不再重复。

[xviii]最高法院有的法官认为合同法第75条规定的‘1年’期限是特殊的诉讼时效，参见曹守晔等：“《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理解与适用”，载于《民事经济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xix]王利明教授就持此主张，参见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

[xx]隋彭生著：《合同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撤销权范文篇2

（一）税收撤销权的由来

税收撤销权制度源于民法债法上的撤销权制度，而债法上的撤销权又源于罗马法上的废罢诉权，也叫保罗诉权。根据废罢诉权，债务人实施一定的行为将会减少债务人的现有财产，从而有害债权人的债权，且债务人具有故意，第三人也明知债务人实施行为具有加害债权人的故意，债权人就有权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3]撤销权在大陆法上分成两部分，即商法或者单行破产法所规定的撤销权，以及民法或者债法所规定的破产以外的撤销权。[4]德国商法典规定破产上的撤销，民法典规定破产外的撤销；瑞士以联邦法、奥地利以撤销条例对撤销权作特别规定；英国有关于诈欺移转的法律和债权人与债务人和解条例；日本民法典与破产法分别规定撤销权；我国1929年民法典规定了撤销权，同时在破产法中规定破产上的撤销权。[5]民法债法规定撤销权突破了债的相对性原则，扩展了债的效力，以确保债的效力的最终实现。将作为公法之债的税收和民法上的债进行类比，就很容易引申出税收撤销权制度。税收作为一种公法之债，它也应具有债的一般属性，只能约束税收法律关系主体，主要是税务机关和纳税人，而不能对税收法律关系以外的主体产生约束力。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实现的方式主要有纳税人自动缴纳税款，以及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等。但当纳税人不自动缴纳税款，而又滥用其财产处分权使其责任财产减少时，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就失去了对象，国家税款就有无法实现的危险。这时，税收之债和私法之债一样，也须突破债的相对性原则，扩展债的效力，设立撤销权制度，对纳税人滥用财产处分权的行为予以限制，使税收之债的效力能够最终实现。日本税法即规定了这一制度。《日本地方税法》第20条第7项规定：“民法有关债权者的代位与诈害行为取消权的规定，地方团体征收金的征收准用。”[6]我国当代民法上本无撤销权制度，《合同法》规定了合同之债的撤销权，完善了对合同之债的保全制度。新的《税收征管法》在《合同法》规定的基础上，从税收的公法之债的属性出发，规定了税收撤销权制度，完善了税收保全制度，有助于防止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滥用财产处分权的行为，保障国家税款的及时足额入库，提高纳税人的税法意识。

（二）税收撤销权的性质

上文已述及，税收撤销权和民法债法上的撤销权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思考税收撤销权的性质，也应从分析民法债法上撤销权的性质入手。关于民法债法上撤销权的性质，传统民法学说中有请求权说、形成权说、折衷说即请求权和形成权说、责任说等学说。所谓请求权说，是指债权人的撤销权为对于因债务人的行为而受利益的第三人直接请求返还的权利。形成权说是指债权人的撤销权的效力在于依债权人的意思而使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行为溯及既往的消灭。折衷说是指撤销权兼具请求权和形成权的性质，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行为一方面使债务人和第三人之间的法律行为溯及既往的消灭，另一方面又可使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恢复到行为前的状态。责任说是指债权人并不需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而是将该财产视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通说从折衷说，即认为撤销权兼具请求权和形成权的性质。这也是我国民法学界公认的观点。[7]税收撤销权的行使会产生类似于民法债法上撤销权行使的法律效果，即同样可以使纳税人和第三人之间的法律行为溯及既往的消灭，也会产生第三人对财产的返还效果。由此可知，税收撤销权是类似于民法债法上撤销权的权利，而和税务机关享有的其他税务行政权力有所区别。它是从属于税收债权的一种特别权利。另外，税收撤销权和税收代位权也不同。税收撤销权针对的是纳税人积极处分其财产的行为，而税收代位权针对是纳税人消极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

（三）税收撤销权的构成要件

和税收代位权相比，税收撤销权对纳税人权利及交易安全的影响要大的多。税收代位权针对的是纳税人的消极行使债权的行为，税收代位权的行使并不会加重纳税人的债务人的负担，对纳税人也并无实质性损害，而税收撤销权针对的是纳税人积极行使权利的行为，权利行使的结果有可能改变纳税人和第三人之间建立的法律关系，使之溯及既往的无效。这种权利的行使一方面有可能限制纳税人自由处分财产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影响到与纳税人建立法律关系的第三人，与交易安全关系密切。税收撤销权的不当行使会害及私法秩序的稳定。因此，对税收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必须进行严格的规定。这样才符合税收法定的原则。根据《税收征管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下文对税收撤销权的构成要件作一简要的分析。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包括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我们对税收撤销权的构成要件也从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两方面来进行分析。税收撤销权的客观构成要件有两个：一个是存在构成撤销的事由，另一个是对国家税收债权造成损害。构成撤销的事由包括：（1）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放弃到期债权。这是抛弃权利的单方行为，这一行为影响了其履行债务的能力。（2）无偿转让财产。其效果与放弃到期债权相同，都导致其履行债务能力的降低。（3）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这种行为也会导致其履行债务能力的降低。关键是判断何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这需要根据当时的市场状况综合判断。另外一个客观要件是给国家税收债权造成损害。传统民法以陷于无资力为认定标准。关于无资力的认定，瑞士以债务超过为要件，德国、奥地利以支付不能为要件。为便利债权人举证，通常以支付不能为认定标准。债务人之无资力，须客观地存在，且与债务人的行为有相当因果关系.[8]若其无资力系由其他原因引起，则不发生撤销权。[9]对国家税收债权造成损害的判断标准也应采支付不能为标准，即在纳税人欠缴税款的情况下滥用财产处分权，导致其责任财产减少，而使国家的税款无法实现时，就可认为其行为对国家税收债权造成损害。

在主观要件方面，德国、瑞士及我国台湾民法，将债务人的行为分为有偿行为及无偿行为。有偿行为之撤销，以恶意为要件；无偿行为之撤销权，则仅具备客观要件即可行使。[10]法国民法要求债务人主观上是欺诈。[11]我国《税收征管法》采取了和《合同法》基本一致的规定，对税收撤销权的主观构成要件并没有严格的要求。仅对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作了规定，即欠缴税款的纳税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时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由此可知，

对于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无论纳税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如何，只要客观上导致其责任财产的减少，对实现国家税款造成损害，税务机关都可以行使税收撤销权。

（四）税收撤销权的行使方式

根据《税收征管法》的规定，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行使撤销权。《合同法》第74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在这里，纳税人是债务人，税务机关就相当于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纳税人的行为。根据法律的规定，税务机关行使撤销权的方式是诉讼方式，而不是由税务机关的执法行为直接实现。这里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这种诉讼是采用民事诉讼方式还是行政诉讼方式。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主要是审查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应的，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维持、撤销、变更等。显然，在税收撤销权诉讼中，不存在具体行政行为这一审查对象。因此，我们认为，税收撤销权诉讼在总体上应该采用民事诉讼方式，而不采用行政诉讼方式。当然，税务机关的参与会使这种诉讼具有特殊性。具体的诉讼程序还有待于实践中不断探索。须注意的是，这只是在我国现行诉讼体制下所作的选择。事实上，我们认为我国应从税务案件的特殊性出发，建立税务诉讼制度，这种诉讼和传统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都有密切的联系，但又有其特殊性。这样，税收撤销权诉讼就可以归入税务诉讼当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下文简称“司法解释”）对合同之债撤销权行使的诉讼程序作了规定。下文参照这一规定，对税收撤销权诉讼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在管辖方面，“司法解释”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考虑到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所在地并不一定在同一地方，从行政效率原则出发，税收撤销权诉讼应由税务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在级别管辖方面，为了诉讼的顺利进行，可以考虑由与税务机关同级的人民法院管辖。在诉讼参加人的确定方面，“司法解释”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时只以债务人为被告，未将受益人或者受让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该受益人或者受让人为第三人。”这一规定表明，在合同之债撤销权诉讼中，债务人为被告人，受益人或者受让人为第三人。在税收撤销权诉讼中，也应如此。我们认为，在纳税人放弃到期债权和无偿转让财产的情况下，以纳税人作为被告，以受益人作为第三人；在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况下，应将纳税人作为被告，将受让人作为第三人。须注意的是，税务机关就一权利行使撤销权后，其他民事债权人和其他税务机关不得重复行使。[13]

（五）税收撤销权的效力

根据民法债法理论，在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以后，对某一债权人取回的财产或利益，应作为一般债权人的共同担保，一般债权人对这些财产应平等受偿。[14]我们认为，在税收撤销权诉讼中，国家税款具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理由是，税收是一种公法债权，和普通私法债权相比具有优先权。新的《税收征管法》规定了税收的优先权，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纳税人应首先缴纳所欠税款，然后再对其他债权人进行清偿。税收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保全税收债权为限。行使撤销权的费用由纳税人负担。税务机关依规定行使撤销权，并不免除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六）税收撤销权的除斥期间

税收撤销权的行使对纳税人的权利和交易秩序影响很大，因此，对税收撤销权的行使应该在时间上进行限制。在民法上，对撤销权的行使期间，有规定为除斥期间的，也有规定为消灭时效的。《合同法》第75条规定：“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这表明，《合同法》对撤销权行使期限规定的是除斥期间。《税收征管法》并没有对税收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作出规定，也没有准用《合同法》相关条款的规定。但这一除斥期间的规定对保护纳税人权利和稳定私法秩序颇为重要，还有待于今后立法的完善。

「注释」

[1]参见刘剑文、魏建国：《新〈征管法〉在我国税法学上的意义》，《税务研究》2001年第9期。

[2]须注意的是，国内也有学者在其文章中附带的论述过税收撤销权制度。如杨小强：《论税法与私法的联系》，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6期。

[3]陈朝壁：《罗马法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97页。

[4]参见孔祥俊：《合同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321页。

[5]参见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

[6]吴炳昌译：《日本地方税法》，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1页。

[7]参见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183页。又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5－479页。

[8]关于因果关系的各种理论，请参见王利民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152页。

[9]参见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10]参见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撤销权范文篇3

关键词：撤销权之诉；诉讼被告；举证责任；撤销权效力

代位权和撤销权制度是债的保全制度的内容，是对债的相对性的突破。关于代位权和撤销权制度在我国《民法通则》未作规定，只是在有些司法解释和单行法规中作出了一些规定。然而尚未能建立起债的保全制度，仅靠债务人的责任和债的担保制度，还不足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新颁布的《合同法》第73条、第74条明确规定了债权人的代位权和撤销权制度。《合同法》这一规定，确立了我国民法上的债权人的保全制度填补了我国民法的空白，具有重要意义。但关于代位权和撤销权的规定仅从实体法上作了规定，而缺乏对代位权和撤销权制度的行使作程序的规定，使该制度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使其保全债权的作用大打折扣，这也体现了民事立法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对此有些学者提出批评，并提出实体与程序的结合具有普遍性，现代民法应给予程序法以应有的位置，主张在制定合同法应适当拆除隔在合同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间的高墙，不在使实体法和程序法在任何情况下都泾渭分明，有时应直接规定一些权利行使过程中所涉及的程序问题，以便这些权利的操作[1].关于代位权和撤销权制度，实体法学者对其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关于二者的程序意义的研究，在我国尚未深入。从国外立法来看，关于代位权制度的行使无非有两种，即裁判方式和直接行使方式。而关于撤销权的行使只能以诉讼的方式，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债权人滥用撤销权而影响债务人和第三人的权利，本文旨在通过对撤销权的几个问题的研究，寻求完善这种制度的方法。

一、债权人撤销权诉讼之当事人问题

所谓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是指因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与其有法律利害关系，并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人。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章第一节所规定的当事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当事人仅指原告和被告。广义的当事人则包括共同诉讼人、诉讼代表人和第三人。本文关于诉讼当事人应从广义上加以理解。根据《合同法》第74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由此可见我国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也是通过诉讼方式，这里就涉及到债权人、债务人、受益人和受让人在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第24条规定：“债权人依照第七十四条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时，只以债务人为被告，未将受益人或者受让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该受益人或受让人为第三人。”根据《合同法》第74条和《解释》第24条有以下几个问题未加以明确：

第一，债权成立之前的，债务人滥用财产处分权的行为危及到债权人的债权，债权人可否行使撤销权。这一问题其实涉及到何种债权人可以作为债权人撤销权之诉的原告？对于债务人滥用处分财产行为之前的债权人能成为撤销权之诉的原告，学者间并无疑异。但对债务人滥用处分财产行为之后的债权人是否可以成为撤销权之诉的原告，学者间意见不一。笔者认为债权的发生都是以债务人当时的资力为其信用基础。在债务人所为滥用处分财产行为之后的债权，很难说受到其前债务人行为的损害。但是，在债务人滥用其处分财产行为前成立的，而于其行为之后转让于他人，他人虽于行为之后取得债权，但因撤销权是从权利，当然亦随同转让，故他人亦可成为撤销权之诉的原告。

第二，关于债务人之相对人、受益人是否可以成为债权人撤销权之诉的被告？关于这一问题也颇有争论。一般认为撤销权之诉何人为被告应依撤销之诉的性质及效力定之。主张撤销权之诉仅为形成之诉时，以行为时当事人为被告。兼有给付之诉时，并以受益人或转得人为被告。即仅撤销债务人之行为者为单独行为，以债务人为被告。双方行为，以债务人之相对人为被告。兼有财产返还，单独行为以债务人及受益人为被告。双方行为以债务人之相对人与转得人为被告（最后恶意之转得人）[2].

第三，关于债务人之相对人、受益人或受让人若以第三人参加，应属我国民诉法中的何种第三人？关于债务人之相对人是以何种第三人参加诉讼，则应分析一下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人制度。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三人理论，第三人分为两种；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指原告、被告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认为有独立的请求权，参加到原告、被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3].可见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本诉的诉讼标的有全部或部分的请求权。有独立请求权的地第三人与正在进行的原、被告双方对立，既不同意原告的主张，也不同意被告的主张，他认为无论是原告胜诉，还是被告胜诉，都是对其合法权益的侵犯，因此，他有权以本诉的原告、被告作为被告提起诉讼而参加诉讼。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之间的争议标的虽不享有独立的实体的权利，但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而参加诉讼或被通知参加诉讼以维护自己的民事权益的人。由上述理论可知受益人、受让人参加撤销权之诉，不能是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为他们不能对案件的诉讼标的享独立的实体权利，只是由于案件的处理结果对他们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参加到诉讼中来。因此他们只能作为被告一方当事人的辅助参加诉讼，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举证责任

所谓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加以证明的责任。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谁主张，谁举证。”举证责任有两种含义：一是、谁主张，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即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二是，指不尽举证责任应承担法律后果，即结果意义上的法律后果。撤销权之诉主要的目的是撤销债务人滥用财产处分权的行为，因此撤销权成立的要件应由债权人举证。不论债务人的行为系无偿行为或有偿行为，均须具备撤销权成立之客观要件。故关于客观要件之事实，如债权人对债务人存在有效的债权，债务人实施了一定的处分财产的行为，债务人的行为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这些应由债权人举证。债权人举证的困难之处就是原告是否要对债务人、相对人、受益人或受让人的主观恶意负举证责任，一般认为对于无偿行为，债权人只要证明债务人之行为有害于债权，无须证明债务人的主观恶意。关于有偿行为时，债权人是否须证明债务人具备恶意，学者间意见不一，有的学者认为债务人、受益人恶意均由债权人举证；有的学者认为，债务人的恶意应由债权人举证，但受益人及转得人的恶意无反证，即推定为恶意[4].笔者认为关于债权人是否对债务人及受益人、受让人主观恶意负举证责任。首先须要对什么是恶意做一界定。在民法上恶意与善意是一个对子，恶意是指知道某种事实，如日本学者对恶意的解释是：“指知道某种事实，是善意的对称。不是道德上所谓恶的意思。但作为另外，也指有意侵害他人意思的场合。因善意、恶意，法律上的效果不同这种情况在私法上很多的[5].”可见在民法主要指知道某种事实，从我国《合同法》第74条规定来看并不要求债务人具有恶意只要求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况下就可以行使撤销权。有的学者认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就可以认定为债务人有恶意。在这里有一个何为“明显不合理低价”界定的问题，是以债权人主观认为为标准，还是以债务人主观认为为标准，亦或以一般民众主观认为为标准。笔者认为债权人提起撤销权之诉，其主要目的在于保全债权人的债权，只要债权人认为债务人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债权人即可提起撤销权之诉，如果要求债权人举证证明债权人主观有恶意，在目前国人信用比较低的情况下，将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关于对受益人、受让人的主观恶意，笔者认为应实行推定恶意。一方面有利于保护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收益人、受让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证明自己不知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侵害债权人的事实，则可免责，受益人、受让人对自己的主观的证明要比债权人容易的多。此外如果债权人能够证明债务人、受益人、受让人在行为时主观都有恶意，则债权人没有必要行使撤销权，可直接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2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应属无效，诉请人民法院认定该行为无效。在撤销权之诉中，对于债务人的举证责任问题，债务人可以证明其处分财产的行为并未损害债权人的债权，或证明有其它资力（信用、劳力），或证明债权人提起撤销权超过《合同法》第75条规定的诉讼时效，来免除其责任。受益人、受让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对原、被告当事人自己的主张及事实情况不负有举证责任，但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当判决涉及其承担实体义务而他提出主张时，就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在撤销权之诉中，当案件的处理的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时，则可以通过证明其不知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而且是有偿行为，来免除其责任。关于受益人或受让人是否可以援引《合同法》第75条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中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除无权对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放弃或变更诉讼请求，申请撤诉外，他应该有权充分陈述自己的意见，也有权提供证据进行辩论，因此，笔者认为受益人或受让人可以援引《合同法》第75条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对抗债权人的主张免除其责任。

因此在撤销权之诉中，只有在债权人、受益人或受让人之间合理的分担举证责任，才能更好地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撤销权行使的范围

关于撤销权的行使范围，我国《合同法》第74条第2项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但是仅以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债权为限，还是以全体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在解释上不无疑问。而且《解释》第25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放弃债权或转让财产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就债权人主张的部分进行审理，依法撤销的该行为自始无效。”这一条的规定也不甚明了。特别是“人民法院就债权人主张的部分进行审理。”关于债权人主张的部分是否可以超过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的债权部分未作明确的规定。因此关于债权人撤销权行使的范围，学者间也不无争议。有人主张行使撤销权的范围，原则上以该撤销人自己总额为标准，纵另有其他债权人之存在，亦不得超过自己之债权额[6].有人主张，由于撤销权之行使目的在于所有人的财产。因此，其行使的范围不以保全行使撤销权享有的债权额为限，而以保全全体债权人的全部债权为限度[7].笔者认为撤销权的行使主要是防止债务人责任财产的减少，保全所有人的债权。而且债权人就其行使撤销权而防止债务人财产减少的部分，并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因此，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范围不应以自己的债权为限，而应以所有债权为限。但是某一债权人已就全部债权额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撤销之诉的，其他债权人不能再提起撤销权之诉，当然所有债权人也可以就全部债权共同行使撤销权。

四、撤销权之效力

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时，其撤销之效力，依撤销判决的确定而发生。债务人有害于债权人债权的行为，在行为成立之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之前，是有效行为对债务人和第三人都有拘束力。一经撤销，该行为自成立时起就失去法律拘束力。关于撤销权之效力主要表现在对债权人、债务人及受益人、受让人方面：

首先、对债务人的效力，债务人的行为被撤销后，视为自始无效，即财产赠与视为未赠与；债务之免除，视为未免除；物的买卖视为未买卖。此外，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等必要费用应由债务人负担。

其次、对受益人、受让人的效力，债务人的行为被撤销之后，行为自始无效，受益人尚未受领标的物或权利的，不得请求给付。已经受领债务人的财产，则因撤销之结果，其行为自始无，负有恢复原状的义务，在原物存在的情况下，产生所有物的物权效力，但受益人如对对债务人已为对待给付，亦有不当得利返还之请求权。受益人或受让人有过错的情况下，也应适当分担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所支付的必要费用。

再次、对债权人的效力，因债权人撤销权之行使，使债务人脱离之物或权利复归于债务人。关于债权人对于受益人、受让人是否可以直接请求返还物于自己，学者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债权人自己对于受益人、受让人不得请求返还，唯得基于代位权代债务人行使其权利。笔者认为，撤销权之目的在于保全债权人的债权，防止债务人责任财产的减少，而且撤销权之行使所取得的财产为一般之担保，其效力自应为全体债权人而发生。债权人就撤销权行为给付之物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因此，允许债权人直接向受益人或受让人请求交付物或权利。不必在通过代位权代债务人行使其权利。特别是在我国代位权的行使只能通过诉讼程序来加以行使。这样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总之，我国关于撤销权的规定，要做到程序和实体规定相结合，特别是实体立法应给予程序应有的位置，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实体法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才能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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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权范文篇4

关键词：特定物债权二重买卖撤销权

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为有害及债权的行为，得申请法院撤销的权利。由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往往会妨碍交易安全，影响第三人的权益，因而法律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必须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作出撤销债务人行为的判决才能发生撤销的法律效果。在此意义上，债权人撤销权又被称之为撤销诉权或废罢诉权。债权人撤销权，与债权人代位权同为对于债权人保护债务担保力所设的制度，二者皆为对于债权的相对性的突破。法律在一定条件下，于债务人有积极减损其财产的行为时，准许债权人撤销其行为，以回复债务人的资力；于债务人消极的不行使其权利时，准许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以维持债务人的资力。

我国合同法第74条、75条明确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的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亦可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但是，我国合同法并未明确特定物债权之债权人得否专为保全自己特定物债权的履行而行使撤销权。如甲将其古董汽车与乙订立买卖合同后，又与丙订立买卖合同，并将之交付与丙时，原买受人乙得否主张甲丙之间的行为为诈害债权的行为，而援引合同法第74条、75条规定提起撤销之诉？一般认为，原买受人乙（特定物债权之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须以甲丙之间的行为属于诈害债权行为为要件。但是，甲丙之间的诈害债权行为是否须以出卖人甲因其与丙之间的行为而陷于无资力［1］为要件，学者间则不无争论。

一、学说判例分歧简介

关于特定物债权人得否行使撤销权的问题，学说判例存有不同见解。在日本，司法实务界最初以“对于无资力之债务人为损害赔偿之请求，并无实益，此时除行使撤销权外，并无其他保全债权之方法，且民法第424条所称债权人并未限定于金钱债权人，特定物债权人亦包括在内”为理由，认为特定物债权人的为保全自己特定物债权的履行而行使撤销权。但是，嗣后不久即出现了否认特定物债权人有权行使撤销权的判例。为统一司法实务界的不同见解，1919年的联合部判决中明示得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以金钱债权或得易为金钱债权的债权为限。此项判决为后来的判例所接受。综观各判例意旨，其否定特定物债权人撤销权的理由为，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本旨为一般债权人的担保，而非为某一债权人债权的担保，非以金钱为给付为标的的债权人，不适于与其他一般债权人的债权同以平等的比例而受清偿。并且，承认特定物债权人撤销权将与物权法上的登记交付制度发生冲突。［2］

但是，否定特定物债权人撤销权的观点受到学者的批判，并被判例所抛弃［3］。因此，特定物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以保全债权，已经成为各国（地区）的普遍认识。只是特定物债权人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行使撤销权，学界及判例存在不同见解，其主要分歧在于特定物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否以债务人陷于无资力为必要条件。关于此问题，各国（地区）对此问题所持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有少数学者认为法条并未为给付物体的区别，主张特定物债权亦有撤销权的适用，然而判例及学者通说（德法日）主张惟有限制的适用。［4］

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此问题亦见解不一。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44条系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定，其修正前的内容为“债务人所为之无偿行为，有害及债权者，债权人得声请法院撤销之。债务人所为之有偿行为，于行为时明知有损害于债权人之权利者，以受益人于受益时亦知其情事者为限，债权人得声请法院撤销之。债务人之行为非以财产为标的者，不适用前二项之规定。”围绕该规定，就特定物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否以债务人陷于无资力为必要条件，学者间亦存有两种不同见解，即限制肯定说与肯定说。限制肯定说认为，基于债权人撤销权系对于已成立的法律关系加以破环，使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本不应有的事态，影响交易安全甚大，因此非于债务人因处分该特定物而陷于无资力时，不准其以维持特定物债权的直接履行为原因，而行使撤销权，否则有害于交易安全，而且将使民法上关于物的交付及登记的制度受其影响。肯定说则基于总财产及总债权额的计算十分不易，债权人的撤销权行使势必极受限制，撤销权制度的实益亦极有限，尤其特定物债权人明知自己的特定物债权受损，而仅仅因为债务人尚有其他财产或因债务人主张其已获得相当对价，而不能主张撤销权，亦非法律所以维护公平之正途。［6］台湾“最高法院”对此态度不见一贯。1956年台上字第1316号判决认为，特定物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并不以债务人以其行为致陷于无资力为限。1987年台上字第2071号判决，1991年台上字第353号判决亦同此意旨。而按1955年台上字第1343号判决，1963年台上字第3873号判决，1966年台上字第308号判决，特定物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则须以债务人以其行为而陷于无资力为条件。［7］从司法实务上来看，虽然限制肯定说与肯定说各有所据，但是前者在学界仍然高居于通说地位。

受处于通说地位的限制肯定说的影响，台湾民法典第244条修正后的条文于第三项修订：“？？？？？？仅有害于已给付特定物为标的之债权者，不适用前二项之规定”，即不得行使撤销权。其修正理由指出：“债务人之全部财产为总债权人之共同担保，债权人应于债权之共同担保减少致害及全体债权人之利益时，方得行使撤销权。易言之，撤销权之规定，系以保障全体债权人之利益为目的，非为确保特定债权而设。爰于第3项增设不得仅为保全特定债权而行使撤销权之规定（日本民法第424条及425条参考）。”［8］在新法构架下，采肯定说立场的判例已无法继续使用。但是，台湾民法典第244条的上述修订遭到学者的质疑。在1999年11月20日召开的台湾第十七次民法研究会上，台湾学者简资修博士除了从传统的研究方法外，采用了法律经济分析观点，批判了所谓的“有效率之不履约”的见解，并且运用分析“最高法院”历来关于诈害债权案件的实证研究方法加以讨论，并就支持修法的种种可能理由，如法制史基础、体系基础、功能基础等面向，分别加以评析、反驳，认为第244条修订的第三项的除外规定并不妥当。［9］本文亦认为限制肯定说存有问题，并且拟从传统民法角度对其进行剖析和反驳。

二、限制肯定说之质疑

日本民法第425条规定：“依前条规定所为之撤销，为全体债权人之利益，生其效力。”因此日本学者皆认为行使撤销权的目的，在于保全一般债权人的共同担保，即认为撤销权制度的本旨在于保障一般债权人全体利益，而非各个债权人的个别利益。我国台湾学者通说亦采此观点，认为撤销权须于债务人的行为足以减少其一般财产，致一般债权不能完全受偿时，方可行使。台湾民法典第244条的修正理由明确表明了此一立场。限制肯定说将上述关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本旨的观点作为逻辑起点进行论述，认为“债权人撤销的目的非在于维持特定债权的直接履行，债务人的行为虽致财产减少，但仍有资力清偿其债务时，于债权即无损害，债权人应无撤销权可言。再者，依”最高法院“见解，前买受人得随时请求撤销订立在后的买卖契约及所有权移转契约［10］，实无异承认前买受人的债权具有类似物权的效力，使债权与物权的区别趋于混淆，是否妥适，诚值检讨。”［11］进而认为，非于债务人因处分该特定物而陷于无资力时，不准其以维持特定物债权的直接履行为原因，而行使撤销权，否则有害于交易安全，而且将使民法上关于物的交付及登记的制度受其影响。

限制肯定说执著于特定物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须以债务人因其行为而陷于无资力为条件，其立论基础在于撤销权制度的本旨在于维持债务人一般财产，以保障一般债权人的利益。但是，法律毕竟是人类社会下的产物，法律离不开人的需要，利益法学派即指出“规范需要即可导出规范本身”，因而在讨论撤销权制度本旨时，应重视“功能决定概念”的重要性。［12］因此，撤销权制度的本旨并不能从逻辑到逻辑，也不能从理论到理论，更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理论，我们需要从贯彻撤销权制度本旨的效果来检验其是否具有正确性以及具有多大程度上的正确性。

限制肯定说从撤销权制度本旨出发，认为债务人的行为虽然导致其财产减少，但是只要其仍有资力清偿其债务的，于债权即无损害，因而此时债权人不应享有撤销权。限制肯定说的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但是限制肯定说认为“特定物债权之履行虽被侵害，债务人尚有赔偿因不履行所生损害之资力时，不得行使撤销权”，［13］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债务”与“责任”的区别。在罗马法上，责任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是与债的概念融合在一起的。以法国、德国、日本民法典为代表的三种立法例将责任与债务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明确提出了责任的概念，但是对债务与责任并未进行严格的区分，同时又规定损害赔偿责任产生债务。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先生曾对债务与责任在上述立法例中相混的情形作了鲜明的解释。他认为民事责任之意义，得分为二：第一种意义，“民事责任乃某人对于他人之权利或利益，不法加以侵害，而应受民事上之制裁也。”第二种意义，“民事责任乃债务人就其债务，应以其财产为之担保之谓。此种民事责任乃债务成立之后之结果，亦即债务为因，责任为果。”“民法上所谓之债务之一般担保，即指此种意义之民事责任。在现行民法中，以有债务即有此种民事责任为原则，故债务与责任两者，常混为一，互相代用。”［14］由于债务与上述第二种意义上的责任的混用，学者常认为债务人的财产，除因担保债权的设定而为一定债权的担保之外，皆为总债权人共同担保之用，即债务人的一般财产，系债权人的最后担保，故可称之为责任财产。债务与责任的混用，在撤销权制度中，至此并无大碍。但是，限制肯定说在此基础上认为，债务人尚未陷于无资力时，特定物债权人则不得行使撤销权。此种观点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如上所述，关于特定物债权人得否行使撤销权的问题，学说与判例经否定说发展至肯定说与限制肯定说二者的分野，其中限制肯定说为各国（地区）的通说。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否定说、限制肯定说还是肯定说，主要是从金钱债权的角度来理解撤销权制度。虽然上述学说已经注意到特定物债权与金钱债权的区别，但是其（尤其是限制肯定说）尚未完全认识到两者在债权的“保全”的条件上可能存在的巨大区别。

对于金钱债权而言，债务人的行为虽然导致其对于前买受人的嗣后履行不能，但是只要其仍有资力承担责任，则前买受人仍可以得到金钱赔偿，从而达到与强制债务人履行合同的类似效果。此时，债务与责任的界限或者效果已经相当模糊，金钱债权的“保全”，可以通过金钱赔偿得以实现的，因而无需通过撤销权制度对债务人进行强制履行。而在债务人陷于无资力时，若不赋予金钱债权人以撤销权，以恢复债务人的一般财产，则难以保全其债权。此时，金钱债权的“保全”须通过强制履行方式实现，而不能借助于金钱赔偿方式。因此，撤销权制度中要求金钱债权人行使撤销权，须以债务人陷于无资力为条件，自有其所据。但是，对于特定物债权人而言，能否以金钱赔偿的方式“保全”其债权，则不无疑问。拥有特定物对于债权人可能具有他人难以客观估计的意义，因而债务人承担责任或清偿债务对于特定物债权人可能就有着不同的意味。在债务人陷于无资力时，特定物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但是基于债权平等的原则，特定物债权人不得就该特定物优先受偿，而应按比例平等地参与分配。［15］此时，由于债权平等原则的适用，特定物债权人通过行使撤销权或许因其可能无法获得该特定物而无法满足其债权，但是我们仍然倾向于认为其债权已经获得的满足（非数量上的满足），其背后的原因即在于我们在此再一次模糊了债务与责任，强制履行与金钱赔偿的界限。基于相同的倾向，限制肯定说认为债务人仍有资力清偿其债务时，于债权即无损害，债权人则无撤销权可言。但是债务人有资力并不就等于其就有清偿债务的能力。限制肯定说的上述命题通过将债务与责任的模糊化，可以适用于金钱债权，但将之适用到特定物债权则可能存在问题。限制肯定说的上述命题背后蕴含的意思为：在债务人尚有资力时，特定物债权人可以通过请求其承担责任，从而实现其债权。但是，由于特定物（如上述所举例中的古董汽车）对于债权人而言可能具有特殊的意义，因而认为特定物债权人从债务人处获得金钱赔偿即为债权已获“保全”，实难以令人信服！因此，基于保全特定物债权的需要，我们似应重新考虑一律否认特定物债权人于债务人尚未陷于无资力时行使撤销权的权利的合理性。此时赋予特定物债权人撤销权，而不赋予金钱债权人撤销权，表面上似乎有悖于债权平等原则，但其实际上是对债权平等原则进行实质上的诠释。

限制肯定说认为，无条件的承认特定物给付行为之撤销，将有害于交易安全，而且将影响民法上关于物的交付及登记制度。［16］本文认为，限制肯定说所持反对理由虽有一定道理，但是其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后买受人从真正权利人（债务人）处受让权利，本无所谓善意与否的问题，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规定，已是对于物权公信力保护的限制。承认特定物债权人于债务人尚未陷于无资力时有行使撤销权的权利，充其量仅仅只是将物权公信力保护的限制的范围作了一定的扩大。其次，债权与物权的区分，与其说来自其权利本身的内容，不如说是来自于其权利内容所决定的公示的可能与方式。当债权能克服其公示上的困难，而能够使其权利人对之取得准占有，对于此种债权在规范上也能够，从而可以从事一些相当于物权的规范方式的安排。［17］关键的问题在于未经公示的债权如何可以获得相当于物权的效力。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中，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以债务人与受益人（后买受人）均属“明知”［18］为前提要件，而债权人须负举证责任证明债务人与受益人（后买受人）的“明知”。若债权人能证明受益人（后买受人）的“明知”，即未经公示的债权虽未能取得对世的效力，但可以认为该债权因后买受人的“明知”而取得针对后买受人的公示的效力。［19］再次，法律如维持特定物债权人之撤销权，亦不妨碍债务人或第三人通过磋商谈判而由债权人处取得该特定物。［20］

三、肯定说之限制

通过上述对限制肯定说的讨论，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个大致的认识，即在诈害债权，关于前买受人的债权的保护，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案：（1）赋予准物权效力，准予强制执行；（2）赋予债权效力，仅得请求以金钱赔偿其履行利益上的损害。而上述两种方案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利益衡量，而不应是一个从理论到理论，从逻辑到逻辑的过程。在债务人的行为导致其陷于无资力时，法律政策选择赋予债权以准物权效力，即赋予债权人以撤销权，以恢复债务人一般财产。而在债务人尚未陷于无资力时，在金钱债权，由于强制履行与金钱赔偿可以达到类似效果，因而法律可以通过将债务与责任的混用来达到“保全”债权的目的，因而无须赋予金钱债权人以撤销权，而仅仅赋予金钱债权以债权效力。但是，在特定物债权，由于特定物对于债权人可能具有特殊的意义，因而对其而言，强制履行与金钱赔偿可能就具有不同的效果。一律否认特定物债权的特殊性，试图通过将债务与责任模糊化，从而否认此时特定物债权人的撤销权，可能都是有问题的。

但是，肯定说一律承认特定物债权在债务人尚未陷于无资力时享有撤销权，可能同样是有问题的。因为“特定物”本身的定义是极富流动性的，其实“特定”与“不特定”之间，其界限并不明确。特定物与种类物具有相对性，有程度高低可言，所以特定物可能种类化，种类物亦可能特定化。并且，并非任何特定物债权人都需要通过强制履行方式实现其债权，某些特定物债权通过金钱赔偿其履行利益亦可获得满足。因此，有学者认为，关于如何保护特定物债权人，已非“应不应该”的问题，而系应保护之何种“程度”的问题。［21］但是，某些特定物债权能以金钱赔偿得到满足的，法律是否就应该否认其撤销权，则不无疑问。法律赋予债权人以撤销权，虽然特别强调债务人履行其与前买受人之间的合同义务，而不以金钱赔偿履行利益作为解决争议的方法，但是在经济的考量上，前买受人仍可以将其利用受领的给付可能得到的利益量化，以与申请强制执行的成本相比较，从而决定采取诉请法院强制履行还是与债务人或第三人达成妥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赋予特定物债权人以广泛的撤销权，并不必然导致撤销诉权的滥用。但是，法律明确限制特定物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范围，还是留给当事人更大的空间以供其选择“强制履行”或“金钱赔偿”方式，应该属于法律政策上的选择。

英美法在决定保障财产权的救济方法时，较倾向授权法院依“衡平法则”来选定。在大陆法系中，瑞士债务法也采取类似的立法精神，授权法院依个案情况来决定损害赔偿的救济方式。［22］此种方式虽然因具有较大的弹性而能够适应个案的需要，但此种方式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并且因法院自由裁量权过大引起法规范的预期性降低［23］，而且在我国目前法官素质普遍偏低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做进一步的具体规范。本文认为，特定物依其是否具有可替代性，分为可替代的特定物与不可替代的特定物。如前述古董汽车，一般情况下应认为其为不可替代的特定物，而一般批量生产及供应的汽车，则应认为是可替代的特定物。对于不可替代的特定物，原则上应允许特定物债权人行使撤销权，而可替代的特定物，则原则上不允许特定物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因为债权人可以以其他同种类的物进行替代履行，或者进行金钱赔偿，债权人获得赔偿之后亦可在市场上进行采购，从而实现其订立合同的目的。但是，上述原则只能作为参考，具体认定是否应判决“强制执行”还是“金钱赔偿”时，尚需结合个案的具体的特殊情形，以及法院自身的鉴价能力。

注释：

［1］所谓无资力，是指债务人的一般财产减少，而致不能满足债权人的债务人的资产状态。关于无资力的标准，有债务超过与支付不能两种不同的标准，史尚宽先生采支付不能标准，本文从之。参见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5、486页。

［2］参见刘春堂：《特定物债权与撤销权》，载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中），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837、838页。

［3］日本后来的判决虽然抛弃1919年联合部判决所确立的否认特定物债权人撤销权的立场，有限地承认特定物债权人撤销权，但是从其所持理由上来看，基本上仍然沿袭了上述判决的金钱债权限定说。参见刘春堂：《特定物债权与撤销权》，第839页。台湾民法典第244条修正前，台湾有学者亦持否定说的观点，但是第244条修正之后，已不见有学者持此种观点，且否定说并非是本文讨论的主题，因此对台湾学者所持的否定说观点，本文不加以介绍及评述。

［4］史尚宽著：《债法总论》，第488页。

［6］刘春堂：《特定物债权与撤销权》，第840、841页。

［7］参见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4），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173页；黄立著：《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8、491页。

［8］转引自黄立著：《民法债编总论》，第487页。

［9］王文宇著：《民商法理论与经济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132页。

［10］台湾有学者认为基于买卖契约的债权性，即便前买受人依民法第244条规定撤销债务人与后买受人之间的所有权移转契约，也不得撤销其买卖契约。参见黄茂荣著：《买卖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11］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4），第173页。

［12］参见王文宇著：《民商法理论与经济分析》，第143页。

［13］史尚宽著：《债法总论》，第488页。

［14］郑玉波著：《民商法问题研究》（一），台湾永裕印刷公司，1983年版，第113－114页。转引自魏振瀛：《论民法典中的民事责任体系—我国民法典应建立新的民事责任体系》，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3期。

［15］另一种观点认为，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得请求债务人交付或自己由受让人受领该特定物，以清偿或满足自己的特定物债权，他债权人不得参与分配。有学者认为，该种观点显然有违于撤销权制度系为保全总债权人共同担保的本旨，且将因而使该特定物债权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显然不妥。参见刘春堂：《特定物债权与撤销权》，第843页。本文亦认为此种观点不妥，但所持理由与上述见解稍有不同，否认特定物债权人优先受偿的效力，应基于债权平等的原则，而非基于撤销权制度系为总债权人共同担保的本旨。

［16］史尚宽著：《债法总论》，第489页。

［17］黄茂荣著：《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274页。

［18］我国台湾学者王文宇博士认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以债务人与受益人均属“明知”或“可得而知”为前提要件。参见王文宇著：《民商法理论与经济分析》，第137页。

［19］美国法对于土地买卖契约中的二重买卖，依衡平法发展出一项“衡平优先权”，似乎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支持此种观点：如违约系因可归责于出卖人的事由所致，即便买卖契约无特约规定，原买受人仍可以取得一种类似于担保物权的权利，以担保其已支付的的价金，即使该土地已移转于第三人亦然。应注意的是，对于第三人，该原则仅适用于其为明知的情况。参见王文宇：《民商法理论与经济分析》，第138、139页。

［20］王文宇：《民商法理论与经济分析》，第137页。

［21］王文宇：《民商法理论与经济分析》，第143页。

撤销权范文篇5

关键词:破产法撤销权;债权撤销权;清偿;转让

一、破产法中的撤销权概述

法律规定，能在破产程序中予以撤销的行为，依据《破产法》第31、32条规定，该权利适用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无偿转让行为。(二)通过显然不正常的售价变卖财产的。(三)为先前并无附上担保权的债务附上担保。(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五)抛弃债权的行为。(六)法律上，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的6个月内，债务人在符合破产条件后依旧向少数债权单独偿债，在此种情况下，若个别清偿可以使债务人财产得到增加的，破产管理人应要求法院对此种不当行为进行撤销。

二、民法中债权人撤销权概述

与之相对应的是民法中的债权人撤销权。《合同法》第74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1］民法中的债权人的撤销权是指因债务人的一系列不当行为，妨害到债权人的相关利益，法律赋予债权人有向法院请求撤销该债务人之前所作出的不当行为的权利。

三、破产法中撤销权与债权人撤销权二者相似之处

第一，两者立法本意相同。破产法中撤销权，同《合同法》里的债权人撤销权本质相近，它们都是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而诞生;挽救债权人的权益，追回之前行为人所为的客观不合理权益。如此看来，破产撤销权根源于民法中的债权人撤销权，前者是后者在破产程序中的扩张。第二，行使权利的方式相同。两者都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第三，行为人的手段大体相近。债务人的无偿转让或赠与、通过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转让破产财产的、抛弃债权的行为此三种行为在破产法撤销权与民法中债权人撤销权中都有所体现，这几类行为是现实生活中十分常见的逃避债务的行为，立法者显然都有考虑到。第四，成立撤销权都需满足一定的时间条件。行使两种撤销权都需要满足债务人先前作为时一定的时间要件:如破产法中是处理破产请求前1年之间;而债权人撤销权则是要求债务人的作为要晚于该债权成立。

四、破产法中撤销权与债权人撤销权二者不同之处

第一，行使撤销权时两者要求满足的前提有差别。民事中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只要求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破产法中撤销权除了要满足民事中的要素外，还必须把破产程序开始作要件。若破产程序还未开始，也就没有所谓的破产管理人，其自然也就无法向法院提出基于保护破产财产而提出的撤销申请。第二，行使撤销权的主体不一。民法中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主体是债权人，撤销损害自己债权的债务人的不当行为;而破产法撤销权行使的主体则是破产管理人，目的是撤销先前债务人的相关侵害破产财产的行为。［2］第三，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有异。债权人撤销权要求行为人满足主观恶意性;破产程序中的撤销权则不以行为人行为时所具有鲜明的主观恶意为条件，行为人往往不具有侵害他人权益的目的，更倾向于回复至错误决定之前的状态。［3］第四，不当行为人的行为发生的时间不一样。民法中债权人撤销权要求该可撤销的行为必须晚于债权确立，也就是说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必须是明显的;至于破产撤销权的里的可撤销事由应当在受理破产申请前的1年内，故两者撤销事由发生的时间是不同的。第五，权利行使的时效不同。在《合同法》七十五条中，债权人的撤销权的有效期受到双重除斥期间限制，即债权人明知或应知可撤行为之日起1年之内，最晚也应当在行为人的行为出现之日起五年内行使撤销权，否则该撤销权因除斥期间的经过而消灭;而在《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中，破产管理人行使破产撤销权的时效为破产程序终结后两年内。

五、结语

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撤销权与民法债权人撤销权同属于法学类撤销权大类。从最初产生一开始，破产撤销权从民事中债权人的撤销权逐渐分离出来，渐渐演变为自己的一套法律体系，现如今已经成为商法学破产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样的，破产程序中撤销权依附于破产制度，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将流失的破产财产找回，然后再统一由管理人进行破产分配，而民法债权人撤销权则主要为了保护少部分债权人的权利。目前的破产撤销权立法虽已较为完善，但仍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债务人规避法律的行为。笔者大胆提议立法者设立一套先前转移财产审查制度，例如在企业处于有破产倾向的时期，禁止企业进行大资产转移制度，若一定要转移则必须提供物权担保等相关制度。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2］孙阳升，李杨．破产撤销权与民法撤销权制度辨析研究［J］．法制博览，2015(2上)．

撤销权范文篇6

关键词:撤销权;行使时间;实证研究

一、债权成立在前，债务人为诈害行为次之，债权生效在后

以上海某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与朱某某、李某某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二审案件为例［1］，基本案情如下:朱某某(债务人)涉案财产转移行为发生于2011年4月1日，而某某合伙对朱某某基于回购条款享有的债权的成立与生效时间相互分离，该债权于2011年3月6日成立，并于2014年1月1日生效。对此，有的审判认为只有债务人转移财产行为对债权造成了实际损害，才能使该制度对保全债权具有现实意义;也有法官认为可以行使撤销权。合同法规定的撤销权的一般情形被理解为———行使撤销权的债权人，其债权有效成立的时间应早于债务人实施有害债权行为的时间。但例外情形下，如债务人所为的附条件、附期限的诈害行为笔者认为也应适用该制度。首先，我国法律明文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由此可知，法律行为从成立时已被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其次，附生效条件的法律行为，债务人对约定的生效条件成就时债权人取得债权的情形能予以预见，其应审慎安排自己在此期间的行为，不得损害债权人的期待权。最后，诚然，若因条件不成就或其他原因，债权期待权可能无法转化为债权既得权时并未对债权人造成实际损害。但当债权请求权发生的可能性极大时，若债权最终未生效，因做的多为前期准备工作，撤销未生效行为造成的影响远比撤销已生效行为造成的影响小;若最终生效，再去追究债务人的损害行为，不仅给债务人充分的时间隐匿财产，而且加大了债权人寻找证据的难度，不利于债权的保护。

二、债权成立生效在前，债务人为诈害行为次之，债权人履行义务在后

此情形存在于双务合同中，如甲与乙于2018年12月1日签订了钢材买卖合同，约定于本月26日履行合同，甲交付钢材，乙支付对价10万元。而在本月17日，乙将市价为18万元的汽车以8万元的低价转让给了第三人丙，且乙除了该8万元已无其他责任财产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笔者认为，针对此情形，债权人可以债务人欺诈为由请求撤销，或以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为由主张行为无效，或直接要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民法更强调交易自由，在有其他方法补救债权人的损失时，不应让撤销权制度轻易入侵，破坏交易的稳定性。但是对于债务人在债权已成立但未生效前处分财产的行为尚且可以行使撤销权，那么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理，对于已生效债权之后债务人所为的非法处分财产的行为，债权人可撤销该行为自不待言。当债权人撤销权与可撤销合同等竞合时，究竟采用何种救济手段，其合理性尚需进一步探讨。

三、债务人诈害行为成立在前，债权成立在后

实践中可能包含三种情形［2］，举例如下:债务人甲诈害行为成立在先，其次债权人乙的债权成立生效并履行，最后债务人甲的诈害行为生效并履行。通说认为不得撤销债权成立前既存的法律行为，因为债权成立时，先前的法律关系既已存在，债务人应有的负担也构成责任财产的一部分，很难说债务人之前的行为损害了该债权［3］。但史尚宽先生认为债务人以恶意逃避将来债务为目的而提前处分财产的行为应受到该制度的调整，当然，前提是该将来债权发生的可能性很高。对于债务人有害于将来债权的处分行为，若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债务人与相对人均有恶意;相对人参与了预先安排，则债权人可以主张撤销［4］。以审判实践中浙江XXX机械有限公司与李某某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二审案件为例———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显然是恶意预谋挪用公司的钱款偿还赌债，而为了使上诉人无法执行其财产，故意在挪用公款的前一个月将财产放弃，显然被上诉人存在恶意放弃财产的故意。但法院并未支持该理由，而是仅纯粹考虑债权成立的时间。

撤销权范文篇7

关键词破产临界期撤销权

一、民法撤销权与破产撤销权比较

1、相对人的撤销权。民法规定的撤销，是指意思表示有瑕疵，表意人依法可以主张撤销的民事行为。“当事人享有的可使可撤销民事行为自始不发生效力的权利即为撤销权”<<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了两种，即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合同法>>第54条较民法通则规定增加了一种，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相对人的撤销权为形成权，除斥期间一年，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的，撤销权消灭；期间内因权利的行使而引起民事行为效力的消灭。相对人撤销权提起的主体限制在发生民事行为的当事人之间。

2、债权人的撤销权。债权人的撤销权规定在合同法第74条中，“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权本为相对权，其效力只能及于特定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对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不得依其债权人而对任何第三人主张权利。通说认为，赋予债权人的撤销权由于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理，“让债权的效力加以适当的扩张”，故与代位权一起归类于债的保全研究范畴。除此之外，对除斥期间计算略有不同，债权人的撤销权规定了两种除斥期间上，一是一年的除斥期间，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二是五年的除斥期间，从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

3、破产撤销权。破产撤销权是指破产人在破产宣告前的临界期内，实施有害于债权人团体利益的行为，破产管理人有权请求法院撤销该行为，使因该行为转让的财产或利益回归破产财团。破产法规定撤销权的目的，在于恢复因破产人不当处分而失去的利益，保护全体债权人公平受偿的机会。国内也有学者称之为否认权，并定义为：对于破产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定期限内所为的有害于破产债权人利益的行为，通过管理人行使撤销权而予以消灭，使财产回复到行为发生以前的状态的行为。否认权理论实为日本学者提出，在英美法系则称为“可撤销交易制度”。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破产撤销权与民法债的保全中的撤销权相类似，在本质上是民法撤销权在破产这一特别程序中的扩张或者延伸。除撤销权人、除斥期间及可撤销行为类型规定略有不同外，二者在行使后果上没有根本区别，都是将债务人所实施的有害行为最终归于无效，并使依该行为所导致的财产变动恢复原状。

我国破产法在第31条和第32条中，肯定了由破产管理人行使撤销权，并规定了破产管理人行使撤销权的具体条件。管理人行使撤销权得到法院支持后，将引起两个法律后果：一是破产人所实施的有害于全体债权人的行为归于无效；二是被破产人转让或被放弃的财产得被依法追回，纳入债务人财产范围，从而增加破产财产总量，有利于提高破产债权清偿率。

二、破产撤销权的研讨用意

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破产管理人的报酬与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成反比，最高报酬比例可达12%。基于利益因素，客观上将鼓励破产管理人最大限度利用破产程序中的撤销权，通过行使撤销权而增进破产财产，以获得更多的报酬；另外，破产法第128条还为此增设了一个保障性制度，规定破产人的行为被管理人依法撤销或确认无效后，如果财产无法追回，给债权人造成损害的，由破产人的原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本意旨在制裁债务人欺诈破产的惩罚性制度，却从另一个侧面调动了破产管理人行使撤销权的积极性。可以预见，随着新破产法的施行，有关破产清算程序中的撤销权案件，将会大量增加。探讨破产程序中撤销权行使范围和条件，成为审判实务之需要。

三、破产撤销权的演进

破产程序分为受理开始主义和宣告开始主义两种立法例，我国破产立法采受理开始主义。破产法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要言之，破产案件一经法院受理，债务人即丧失对企业财产的管理处分权。但该条规定仅能扼制债务人在进入破产程序后对债权人的个别清偿行为。不能有效防止债务人在进入破产程序之前的不当处分财产行为，故此，破产法设计了第31条、32条和33条进行规制。

(一)对旧法的继承

破产法第3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1、无偿转让财产的；

2、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

3、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

4、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

5、放弃债权的；

破产法第33条规定，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无效：1、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的；2、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的。

破产法第31、33条有关撤销权和无效行为的规定，是对旧法35条的整体改造和继承，将旧法35条的内容分解为可撤销行为和无效行为两种，并在无效行为中新增了“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的”情形。可撤销行为的追诉期限也由旧法从破产案件受理前半年至破产宣告前的期间内，延伸到破产案件受理前一年内。其中可撤销行为之一，由旧法“非正常压价出售财产”修订为“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包括了低价卖出和高价买入两种情形。权威学说认为，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应以交易当时的市场价格为判断标准，但如果是通过竞价交易(如拍卖、招标转让)的，一般不可撤销。

上述可撤销行为类型，因旧破产法已有规定，相对较容易理解。在实体方面，一般而言，债务人的可撤销行为，须具备以下条件：

1、行为发生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以内，且行为已经生效；

2、行为损害了全体破产债权人的利益；

3、实施该行为时，债务人主观上有过错。债务人一旦实施了法律列举的行为，即推定债务人具有过错，除非债务人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在程序方面，撤销权行使的主体是破产管理人，即破产管理人是原告，债务人和行为相对人是被告。依据破产法第21条规定，由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专属管辖，受理法院以判决方式作出是否准许撤销，当事人不服的，可以上诉。

值得一提是，在无效行为请求确认方面，“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的”以及破产案件受理后债务人对债权人的个别清偿，均有相对人。破产管理人提请法院确认的是相对人之间的无效行为或者可撤销行为，因而可直接把相对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但针对债务人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实际上无相对人，只是债务人单方面实施的违法行为，似不能通过诉讼方式确认。对此，笔者认为，法院可以依破产管理人的申请，经审查后用裁定方式，确认债务人的行为违法，责令债务人限期返还被其隐匿、转移的财产。

(二)新增个别清偿的撤销

破产法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该条规定在我国属于破产撤销权制度中崭新的内容。

债务人对未到期债务提前清偿的，属于破产法第31条调整的可撤销行为，追诉期间为破产案件受理前一年；债务人在破产案件受理以后，对债权人的个别清偿，属于破产法第12条所调整的无效行为。由此推知，破产法第32条所指的，只能是在破产案件受理前，债务人对个别已到期债务的清偿行为。

学理上，将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6个月内，称为破产临界期。依破产法第32条规定，如果债务人在破产破产临界期内，已经有破产原因，仍对个别已到期债权进行偏袒性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因此，也可以将该条概括为“个别清偿行为的撤销”。关于破产临界期内，债务人对到期债务的清偿行为，是否可撤销，各国的立法及学理均不一致，归纳起来有否定说和肯定说两种。否定说认为，对到期债务的清偿，不构成撤销权的原因。因为债务人对到期债务的清偿，是债务人的法定义务，即使清偿行为发生在破产程序开始前的临界期间内，亦不得对之行使撤销权。台湾地区、英美国家的立法采此说；肯定说认为，对到期债务的清偿，在受清偿人有主观恶意时，可行使撤销权。因为在破产宣告的临界期内，清偿到期债务有其特殊性。当债务人明知自己将被宣告破产时，可能与关系较近的债权人恶意串通，待其债权到期时先为清偿，然后才申请破产，这显然对其他债权人不公。特别是当法律没有规定债务人在出现破产原因有法定申请破产义务时更是如此。若债权人明知债务人即将开始破产程序，或与债务人串通诱使债务人对其清偿，为维护法律的公平，应撤销该清偿行为。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采此说。

例如，法国司法重整与司法清算法规定，债务人在停止支付后清偿未到期债务的行为无效；债务人在停止支付后清偿到期债务，如果受偿人知道停止支付事实的，法院可以撤销。又如，日本破产法规定，以下两种行为可撤销：第一，债务人在停止支付或提出破产申请后的所实施的，且受偿人在接受清偿时明知停止支付事实或明知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的事实的；受偿人为债务人的亲属或共同居住的人，视为明知。第二，债务人在停止支付或提出破产申请后或此前三十日内所实施的，且该清偿行为本来不应该此种方式或在此期限内进行。

中国人民大学王欣新教授，曾于2006年3月在郑州法官学院讲解破产法立法过程中时介绍说，债务人在临界期内，对个别到期债权进行清偿，比如对母子公司、关联交易方，关系好的债权人和一些敏感性债务的清偿，属于偏袒性清偿行为，会损及其他应受清偿而未受清偿的到期债权人利益，因此赋予管理人撤销权。但破产法第32条规定与持肯定说的其他国家规定不同之处在于，并不要求受清偿人需具备主观恶意，仅要求债务人有破产原因并且实施了个别清偿行为；同时，还附加了一个难以解读的“但书”条款，使该条的适用不易把握。从法条文意解读，适用时须符合以下条件：

1、前提条件，债务人在破产前6个月内已存在破产原因。即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2、个别清偿，债务人存在多个到期债权的情况下，只对其中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而非依债权比例公平清偿。

3、发生时间，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6个月内。

4、由破产管理人行使撤销权。

5、除外情形，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不得撤销。

四、破产法32条存在的缺陷及完善建议

(一)存在的缺陷

1、主观要件缺失。

该条虽未明确指出债务人须具备主观恶意，但债务人主观恶意似已隐含其中，隐含在“有破产原因还进行个别清偿”的行为之中，法律推定债务人明知或者应知其个别清偿行为足以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该条缺失的是对受清偿人主观恶意的要求，这是与国外立法例的明显区别。诚然，在一般情况下，破产临界期内的个别清偿行为，存在债务人与债权人相互串通的可能性极大，但也不能绝对排除债务人出于善意，或者主观上并非针对其他债权人利益之损害为前提的清偿。假如不对各方行为人主观要件进行规制，将破产临界期内的个别清偿行为不由分说地一律准予撤销，对受清偿人而言，显然有失公允。比如，债务人对国家银行到期贷款的清偿行为；债务人为购买生产急需的原材料或设备而按合同约定支付的对价行为等；

2、对债权人不加限制

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是广义的概念，包括职工、社会保障部门、税收部门、抵押债权人和普通债权人。普通债权人之债权因民事活动而发生。但破产法第32条并未将债权人限定在民事活动之范围，因此可能产生理解分歧，认为债务人对广义上债权人的清偿行为，都有被撤销的可能，导致其适用范围过于宽泛。

3、债权性质模糊

债务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缴纳税金等属于法定义务，债务人对普通债权人负有偿债义务也是法定义务，这两种法定义务无本质区别，区别的是债权性质，即不平等主体之行政债权和平等主体之民事债权。如果允许撤销债务人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或者所缴纳税金，近乎难以想象，实无可操作性。也许有人认为，优先清偿顺序债权无撤销的必要，即使撤销，在分配清偿时也优先受偿，岂不多此一举。但是，当破产财产不足支付破产清算费用时，对优先清偿顺序债权个别清偿的撤销与否，就有了质的区别。

4、“但书”难以解读

“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难以理解。现实生活中，交易行为复杂多样，对“财产受益”的理解，也因人而异。比如，债务人欠某债权人到期债权100万元，债权人承诺只要归还90万元，余10万元就放弃。假如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为使债务人财产受益(难道不可以吗？)而不得撤销的话，那么，债权人在得知债务人正在准备破产时(通常债权人能提前获知)，几乎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以放弃少量债权而获取大部分清偿。甚至，只要预估其受清偿额高于在破产分配时实际受偿金额，即可进行交易。笔者以为，这种局面恐怕不是立法者制订“但书”的初衷。

(二)完善建议

在我国，有破产原因的企业不在少数，有破产原因而未及时申请破产的企业更多。笔者反复思考，除非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前6个月内停止一切清偿行为，否则，破产法第32条带出的问题，可能比能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另外，通说认为，法院强制执行不包括在内。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也可以利用这个程序漏洞，通过仲裁或法院调解，得到生效执行根据，然后在破产申请前6个月内，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当事人双方默契配合之下，完全可以达到有破产原因时仍能实现对个别到期债权清偿之目的，使该法律规定目的落空。

为此，笔者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方式，制订个别清偿行为可撤销的具体司法标准。该司法标准至少应当包括三个要件：

1、以双方恶意为主观要件。清偿行为须有主观恶意，且系债务人和受清偿人双方均具有主观恶意，由破产管理人在行使撤销权时，负担证明责任；

2、限于合同之债。限定在因合同行为而发生的普通债权人范围，将优先清偿债权人及人身损害债权人排除在外。债务人对优先债权(社会保险费用、税金等)的清偿不可撤销；

3、对“但书”作限缩解释。以列举方式指明哪些情形属于或者视为“使债务人财产受益”，避免司法实务对此任意理解。

撤销权范文篇8

关键词：撤销权撤销之诉请求权形成权被告第三人

债权人撤销权，又称撤销诉权或废罢诉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为有害及债权的行为，得申请法院撤销的权利。我国合同法第74条、75条明确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的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亦可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由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往往会妨碍交易安全，影响第三人的权益，因而法律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必须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作出撤销债务人行为的判决才能发生撤销的法律效果。在此意义上，债权人撤销权又被称之为撤销诉权或废罢诉权。债权人撤销权，与债权人代位权同为对于债权人保护债务担保力所设的制度，二者皆为对于债权的相对性的突破。法律在一定条件下，于债务人有积极减损其财产的行为时，准许债权人撤销其行为，以回复债务人的资力；于债务人消极的不行使其权利时，准许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以维持债务人的资力。前者重在回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后者重在维持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我国合同法虽然设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但由于没有具体的规定，理论与实践中仍有若干问题有待研究，其中撤销权的性质、效力及撤销之诉的被告为撤销权制度中的难题。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一些个人见解。

一、撤销权的性质

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虽以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为必要，但债权人撤销权非为诉讼法上的权利，而为实体法上的权利。［1］债权人撤销权为附属于债权的权利，法律通过赋予债权人以撤销权，从而扩张了债权的权能，使得债权人于请求权之外，还具有撤销的权能，即使得债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物权的功能。但是，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性质，学界存有较大的分歧，主要有请求权说、形成权说与折衷说三种学说。

（一）撤销权性质各学说简介

1、请求权说。

此说又称债权说，为德国、瑞士民法的通说。此说认为债权人撤销权的本质为对于因债务人的行为受有利益的第三人，债权人可以直接请求其返还财产的权利。撤销的效果，仅生债权的请求权，而不发生溯及的物权效力，使物权当然回复为债务人所有。至于构成此债权的原因为何，此说又可分为（1）基于法律规定之返还请求权；（2）基于侵权行为之返还请求权（3）类似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等观点。因此说认为债权人撤销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依此请求权提起的撤销之诉为给付之诉。

2、形成权说。

此说又称撤销权说或物权说，日本、德国及台湾部分学者持此说。此说认为债权人撤销权具有实体法上形成权的性质，债权人可以自己的意思表示，以诉的方式使债务人与第三人间的法律行为的效力溯及的消灭。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效果，因债务人的诈害行为原归属受益人的权利自始失其效力，复归于债务人。关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之后如何请求受益人或转得人返还财产与债务人，此说又可分为三种不同观点：（1）第一种观点认为债权人于行使撤销权之后，若受益人或转得人仍占有标的物的，债权人自己对于受益人或转得人不得直接请求返还，而只能基于代位权代债务人行使其权利。此种观点又称为极端的形成权说。［2］（2）第二种观点认为债权人于提起撤销之诉时，可以同时提起代位之诉，声明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于债务人或自己。该观点认为返还财产之请求虽须以撤销权的行使为前提，但却非撤销权行使的当然效力。［3］（3）第三种观点，认为债权人于行使撤销权之后，若受益人或转得人仍占有标的物的，可依撤销之诉的有效判决直接请求其返还，而无须借助代位权制度。该观点认为返还财产之请求，为撤销权行使后的效果而非撤销权的本体。［4］

3、折衷说。

折衷说为法国民法通说，日本、台湾学者［5］亦多持此说，受此影响，我国大陆学者一般亦采此说。此说认为债权人撤销权为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且使债务人的财产上地位回复原状的权利。债权人撤销权兼具请求权与形成权两种性质，就其撤销债务人与受益人间的行为而言，为形成权，具有形成之诉的性质；就其得请求受益人将财产返还于债务人而言，则为请求权，具有给付之诉的性质。该说认为撤销权行使的结果如即可达到债务人责任财产回复原状的目的时，债权人仅须诉请撤销，如单纯之撤销上不能达此目的时，债权人并得同时诉请财产返还或损害赔偿。折衷说认为债权人撤销权兼具请求权与形成权，但在请求权说与形成权说中，何者居于主要地位，在学界不无争论。［6］

（二）撤销权性质各学说评析

1、请求权说。

本文认为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对于请求权说的批判深值赞同。［7］如上所述，请求权说中就关于构成债权的原因存有三种不同观点，依据基于法律规定之返还请求权的观点，如债务人无偿转让其财产与第三人，债权人可对第三人请求返还财产，于是在债权人与受益人间形成债的关系。但是，受益人基于其与债务人间有效的法律行为而取得的财产于法有据，债权人在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前，何以能直接请求其返还财产？依据基于侵权行为之请求权的观点，债权人直接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是因为受益人侵害了其债权。但是，受益人与债务人间的行为仅使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减少，而并未侵害债权人的债权。并且，在债务人为无偿行为时并不以受益人的恶意为撤销权的行使要件，且在债务人为单独行为（如权利的抛弃）之时，受益人实际上并未做出任何行为，此时认为其侵害债权人的债权，实与现实不符。依据基于类似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观点，债权人直接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是因为受益人取得不当得利。但是，债权人在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之前，受益人所获得的利益并非是不当得利，而且受益人也并未侵害债权人的债权而获得利益。

2、形成权说。

按照反对形成权说的一般观点，形成权说于“理论上至为适合，然为收撤销之实效，更须援用债权人代位权，其不便孰甚。”［8］我国有学者认为，撤销权的主要目的在于撤销民事行为，而返还财产只是因行为的撤销所产生的后果。如果不能提出返还，则撤销的目的并没有真正达到。进而认为撤销权不是纯粹的形成权。［9］我国更有学者明确认为，认为如债权人怠于请求第三人返还利益，债权人仍须再行使代位权，始能达到代位的目的，与民法设定撤销权以恢复债务人责任财产的本旨相违。［10］上述反对观点不无道理。但如前所述，形成权说又可分为三种观点，按照第一种观点，债权人提起撤销之诉后，于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之时，方可提起代位之诉；按照第二种观点，债权人于提起撤销之诉时即可一并提起代位之诉；按照第三种观点，债权人提起撤销之诉后，无须再提起代位之诉，而可对受益人所获利益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由此可见，形成权说的第一种观点，确如上述反对观点所认为的那样甚为不便。

第二种观点虽然解决了第一种观点面临的实务上的困难，但其却陷入理论上难以克服的矛盾。此种观点与折衷说类似，二者皆认为债权人可于诉讼时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并得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但前者认为此诉实际上是撤销之诉与代位之诉的合并，而后者则认为仅是撤销之诉。此种观点的问题在于代位之诉的提起，不仅以撤销之诉为前提，而且尚须具备代位之诉自身的行使要件。依照代位之诉的行使要件，债权人须于行使撤销权之后，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之时方可提起代位之诉。

至于第三种观点，我国台湾有学者认为“虽仍以形成权为立论基础，惟责任法无效之概念，行诸不同国情之我国，未免扞格不入，又乏法律依据，”［11］因而不足以采。第三种观点源于日本，初以责任法无效之概念进行阐述，多获赞同。我国虽不采责任法无效之概念，但尽可吸收其合理之处为我所用，而不应囿于责任法无效之概念而舍其精华。况且，我国台湾已有学者将其进行改造，舍其责任法无效之概念而取其强制执行之概念，以与本国法律相符合。［12］第三种观点认为返还财产之请求，为撤销权行使后的效果而非撤销权的本体，基于此效果，债权人可以强制执行受益人所获之利益，以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本人认为此种观点诚值赞同，只是此观点在我国的适用尚需有关强制执行规定的完善。此外，尚须强调的是，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之后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不是基于撤销权，而是基于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其效力仅在于使得债务人的行为归于无效，从而使得受益人所获利益失其所据，并负有返还财产与债务人的义务。换言之，即撤销权的行使仅仅是债务人对于受益人发生物上请求权的前提。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债权，债务人对受益人享有物上请求权，这才是债权人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的实体法依据，而法律上关于强制执行的规定，则为债权人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的程序法上的依据。

3、折衷说。

持折衷说的学者认为形成权说于理至合，但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之后，债务人怠于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则债权人仍需行使代位权，甚为不便，因而认为在实务上以采折衷说为宜。由此可见，折衷说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形成权说在实务上的不便。折衷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形成权说在实务上的问题，但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折衷说的此种批判实际上是针对上述形成权说的第一种观点，而并未涉及形成权说的第二种观点与第三种观点。按照折衷说的观点，债权人于声请法院撤销时可以一并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此种观点实际上是与形成权说的第二种观点是类似的，只不过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将请求返还财产视为撤销权的性质，而后者则将请求返还财产视为撤销之诉之外的另一诉，其非为撤销权行使的当然效力，亦非为撤销权的性质。

债权人依撤销权行使的结果即可恢复债务人责任财产的，此时撤销权的性质为形成权，折衷说与形成权说对此并无异议。问题的关键在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之后基于何种权利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则因学说的不同而各异。依折衷说的观点，该权利为撤销权的本体；依形成权说的第一种及第二种观点，该权利为债权人代位权；依形成权说的第三种观点，该权利为撤销权行使后的效力。本人则认为上述观点皆有欠缺，以下以折衷说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

首先，债权人撤销权是债权的一项附属权利，但是折衷说认为撤销权兼具形成权与撤销权的性质，将请求返还财产视为债权人撤销权的内容，从而使得撤销权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债权的内容。法律为保护债权人的债权，特别赋予债权人在一定条件下行使撤销权的权利，从而使得债权人的债权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突破债权的相对性，具有一定的物权的功能。债权人撤销权是债权的一项附属权利，但它与债权是有所区别的，债权人撤销权在性质上并不是债权的请求权。［13］折衷说认为请求返还财产是债权人撤销权的性质，实际上是将债权包含于撤销权之中，这显然违反了债权人撤销权为债权的一项附属权利这一认识。

其次，持折衷说的学者在批判形成权说的第一种观点时，认为该观点在实务上给债权人带来不便，因而主张抛弃该观点。折衷说克服了形成权说的第一种观点在实务上的不便，其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允许债权人提起撤销之诉时可以一并请求返还财产。但是，折衷说不认为请求返还财产为撤销之诉之外的另一诉（代位之诉），而是撤销之诉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折衷说在论证其自身的合理性时，已将“撤销”一词的含义进行了改动。一般认为，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为的危害债权的行为，可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此处所言的“撤销”是指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使之归于无效，而未言及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然而，折衷说中的撤销权已经包含了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的内容，但其在谈及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时，却仍然使用“撤销”的原义，让人甚难理解“撤销”一词在折衷说中到底所指为何。

再次，折衷说认为撤销权的性质既为形成权又为请求权，在债权人于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尚不足以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而尚需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时，其缺陷尚不明显。但在债权人仅仅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即可达其目的，而无须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时，如仍然认为撤销权兼具形成权与请求的性质，则显然难以理解。

第四，一般认为，狭义上的可撤销合同中当事人所享有的撤销权的性质为形成权。合同当事人行使撤销权之后的法律效果为该可撤销合同自始归于无效。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合同被撤销后归于无效的，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因此，当事人撤销合同之后，当事人间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换言之，即撤销权的行使仅仅是当事人间发生物上请求权的前提。一方当事人请求另一方当事人返还财产，并非是因为撤销权包含此项内容，而是基于当事人的物上请求权。债权人撤销权与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同为撤销权，为何却认为前者兼具形成权与请求权的性质，而认为后者为纯粹的形成权？其中的区别理由何在，折衷说并无说明。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形成权说的第三种观点较为可取，认为债权人撤销权的性质应为形成权。需要强调的是，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后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并非基于撤销权，而是基于债权人所享有的实体法上的权利—债权及程序法上的权利—强制执行权。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效力仅仅是债务人对于受益人发生物上请求权的前提。

二、撤销之诉的当事人

关于撤销之诉的被告，我国有学者认为，迄今为止，各国判例与学说对此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14］：（1）根据债权人撤销权的性质及效力来确定撤销之诉的被告；（2）以行为的当事人为被告；（3）根据诉讼的性质确定。本文认为，此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性质，各国学说存有较大的争议，主要有请求权说、形成权说与折衷说。依请求权说的见解，应以受益人与转得人为被告；依形成说的见解，在债务人为单独行为时，以债务人为被告，在债务人为契约行为时，则以债务人与受益人为被告；依折衷说［15］的见解，则取决于诉的目的，如债权人仅仅主张撤销的，其被告与形成权说同，如同时请求返还利益的，则应并以受益人或转得人为被告。撤销之诉以行为当事人为被告，实际上是形成权说的观点，而依诉讼的性质确定撤销之诉的被告，实际上是折衷说的观点。由此可见，上述观点认为各国判例与学说对于撤销之诉的被告存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关于债权人撤销权性质的各学说的一种误读。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应根据债权人撤销权的性质及效力来确定撤销之诉的被告，此亦为我国学者的一般观点。

我国实务上对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效力系采绝对说，［16］因此债权人所撤销的，仅限于债务人与受益人之间的行为，受益人与转得人之间的行为则不在撤销之列。但是，是否将转得人与受益人间的行为作为撤销的对象，与是否将转得人列为撤销之诉的被告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如果转得人为恶意，则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之后的无效的效力可以对抗之，［17］即使得恶意转得人所获财产失其所据而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按照折衷说的观点，债权人提起的撤销之诉兼具形成之诉与给付之诉时，就可将恶意转得人列为被告。按照折衷说的有些观点，甚至善意无偿之转得人亦可成为给付之诉的被告。

（一）各学说的评析

如前所述，请求权说存有明显的缺陷，且不为我国学者所采，因此本文在此部分仅对形成权说与折衷说展开讨论。

1、形成权说。

形成权说认为撤销权的性质为形成权，债权人依据实体法上的形成权所提起的诉讼为形成之诉。债权人行使撤销之诉的结果是使债务人的行为或其与受益人间的行为溯及的消灭其效力。因此，撤销之诉以行为的当事人为被告，在债务人为单独行为时，以债务人为被告，在债务人为契约行为时，以债务人与受益人为共同被告。形成权说的三种观点在此问题上见解一致。但形成权说并没有说明在有转得人时，转得人在撤销之诉中的地位问题，也没有说明债务人为单独行为时，受益人在撤销之诉的地位问题。本文认为，在上述情况，转得人与受益人虽然不能被列为撤销之诉的被告，但由于其与撤销之诉的判决结果具有利害关系，因此应将其列为撤销之诉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且，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效力使得债务人与受益人间的行为自始归于无效，但是该无效的法律后果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转得人若为善意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无效的法律效果就不得对抗之，因此将转得人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利于其在撤销之诉中以其善意进行抗辩，从而保护自己的权利。

按照形成权说的第一种观点，债权人提起撤销之诉之后，于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时，可以行使代位权。在债务人为单独行为时，债权人提起撤销之诉以债务人为被告，此时应将受益人列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判决效力及于受益人，受益人因债务人行为的撤销而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债权人于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时，行使代位权要求受益人返还财产。如此不便于债权人行使权利及保全其债权，而且，我国法律规定债权人代位权须以诉的方式行使，这样不仅更加造成了债权人的不便，也使得受益人在此情形下须参加两个诉讼。撤销之诉在涉及转得人时也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因此，第一种观点显然不便于债权人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且也与诉讼经济原则相违背，因而不足以采。

按照形成权说的第二种观点，债权人可于提起撤销之诉时一并提起代位之诉，其中撤销之诉为代位之诉的前提，代位之诉在撤销之诉审结前必须中止审理。由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无效的法律效果不得对抗善意转得人，因而代位之诉的被告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确定无疑的，如转得人为善意，则不能就其列为代位之诉的被告。按照此种观点，债权人于提起撤销之诉的同时提起代位之诉，但是在涉及转得人时，代位之诉的被告却取决于撤销之诉中的第三人—转得人是否为善意第三人。即使认为转得人的善意在诉讼上是有待证明的，因而无论其为善意或恶意，都应允许债权人在提起撤销之诉的同时将转得人列为代位之诉的被告。尽管如此，此种观点仍然存在如下问题的。首先，如果在撤销之诉中转得人被证明为是善意的，那么其显然不是代位之诉的适格被告，因而代位之诉的被告就必须变更，甚至代位之诉在撤销之诉审结后就必须终止；其次，涉及到诉讼管辖与诉的合并的问题。在我国，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18］如果转得人与债务人、受益人为异地的，按照规定应由转得人所在地法院管辖，从而代位之诉与撤销之诉分别由不同的法院管辖，这就使得诉的合并成为问题。因此本文认为此种观点亦不足以采。

按照形成权说的第三种观点，债权人提起的撤销之诉的法律效果为债务人的行为或债务人与受益人间的行为溯及的无效。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后不必另行提起代位之诉请求受益人或转得人返还财产，而可以径行对该财产强制执行。本文认为形成权说的此种观点颇值赞同。此种观点实际上是以强制执行代替代位之诉，从而避免了上述两种观点在理论与实务上的种种问题，有利于债权人便利的行使权利，保全其债权，从而实现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设立的目的。只是该种观点的实行，尚须我国强制执行方面法律的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章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与“第22章执行措施”中，已设有保全与收取债务人财产权利的概括规定（第94条与第221条），“其内容虽不完整，但日后可在此基础上再性增补添益，使其得完善应用于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属财产（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之后，受益人或转得人所获的财产已为债务人所有）的执行，较诸于民事实体法中另起炉灶，从头修订代位权制度，想必更为迅捷简易，同时可免叠床架屋之弊。”［19］

2、折衷说。

撤销之诉为形成之诉时，折衷说实际上与形成权说并无二致，即都以行为的当事人为被告，因此本文仅就撤销之诉兼有形成之诉与给付之诉时的被告问题进行讨论。在撤销之诉兼有给付之诉之时，持折衷说的学者认为应并以受益人或转得人为被告。但是，至于作为被告的转得人的范围，我国学者则认识不一。有学者认为，“须分别情形论之，受益人为善意时，纵转得人为恶意，亦不得撤销之。受益人为恶意，于受益后，无偿让与转得人时，不问转得人是否恶意，均得撤销之。若为有偿，则以转得人亦系恶意者为限，始得撤销。”［20］有学者则认为，若转得人为善意，包括善意无偿之转得人及善意有偿之转得人，债权人则不得请求其返还财产。［21］本文认为，应综合行为人造成的权利外观、权利外观是否具有公信力及善意第三人主观信赖程度来加以判断转得人是否为善意第三人，如其为善意第三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效力应不得对抗善意转得人，即债权人不得请求善意转得人返还财产，即使其财产为无偿取得。［22］因此，折衷说的第二种观点较第一种观点合理，但折衷说的上述两种观点仍然存在问题，即它们与传统诉讼理论［23］是相矛盾的。

折衷说一方面认为债权人于申请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时，可以同时请求受益人或转得人返还财产，认为债权人申请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具有形成之诉的性质，债权人请求返还财产与债务人，具有给付之诉的性质。另一方面却又认为请求返还财产并不是撤销之诉之外的另一诉，而是撤销之诉中的内容。换言之，折衷说的逻辑为：首先将撤销权定位为既是形成权又是请求权，债权人依据实体法上的撤销权提起撤销之诉，该撤销之诉为一诉，可以同时具有形成之诉与给付之诉的性质，债权人在撤销之诉中可以同时具有两个不同的请求权，即申请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与请求受益人或转得人返还财产。

依照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诉讼标的是以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为根据确定的。诉讼标的是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特定的、具体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原告起诉时，必须在诉令上具体表明其主张的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因此，识别诉讼标的的多寡，就应当以原告所享有的实体法上所规定的实体请求权为标准。在实体法上有多少个实体请求权，则诉讼上就存在着多少个诉讼标的。如A借钱给B，同时又租赁某物给B，但B不返还借金，也不返还借贷物时，A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B返还借金和借贷物。在此案中，就存在两个实体请求权，一个是借贷请求权，另一个是租赁请求权，因而也就存在两个诉讼标的。如果A在起诉时同时提出这两个请求，法院就应将两个诉讼标的合并审理，最后分别判决。

从传统诉讼标的理论的角度，折衷说的逻辑显然是混乱的。依照传统诉讼标的理论，债权人在诉讼中的请求权应取决于其在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因而，债权人提起诉讼时如同时请求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与请求返还财产，债权人实际上在实体上应具有两个不同的请求权，即债权人依据合同法第74条享有的撤销权与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因此，在债权人提起的请求撤销与请求返还的诉讼中，实际上存在两个诉讼标的，也就是存在两个诉，而不是如折衷说所认为的那样为单一的撤销之诉。因此，本文认为折衷说的撤销之诉实际上包含了代位之诉，债权人请求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为撤销之诉，而其请求返还财产则应为代位之诉。因此，在撤销之诉的被告的问题上，本文认为折衷说更不可取。

综上所述，关于撤销之诉的被告问题，本文认为形成权说的第三种观点较为可取。但是，此种观点并未对于债务人为单独行为时的受益人及转得人在撤销之诉中的地位加以说明。本文认为此时虽不能将其作为撤销之诉的被告，但由于其与撤销之诉的判决结果具有利害关系，因而应将其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且，此种观点在我国的适用尚须对我国现行强制执行方面的法律加以完善，使其得以完善应用于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属财产的执行。

（二）我国相关规定的评析

关于撤销之诉的被告，我国合同法并未做出任何规定，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第二十四条对此作了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只是以债务人为被告的，未将受益人或者受让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该受益人或者受让人为第三人。”由此可见，最高院将撤销之诉的被告限于债务人，至于受让人或受益人，则只能作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该规定不无道理，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大陆法系各国或地区关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的规定，一般以“受益人”进行表述，而我国合同法第74条则以“受让人”进行表述。一般认为，狭义上的受益人仅指因债务人的行为而直接取得利益的人，广义上的受益人包括转得人，即直接或间接自受益人取得利益的人。而受让人则指直接自债务人取得利益的人，从其文义上来看，受让人的范围还较狭义上的受益人为窄，仅限于经由双方法律行为而取得利益的人，不包括因债务人的单独行为（如债务人的放弃到期债务行为）而取得利益的人，从而使得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范围大为缩小。这是与债权人撤销权制度设立的本旨相违背的，而且也将使得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发生内部矛盾。法释［1999］19号第24条的规定补充了合同法上述规定的不足，有技巧的将受让人与受益人并列规定，因而在解释上不应局限于受让人的文义，而应将受让人理解为大陆法意义上的受益人。然而，对于法释［1999］19号第24条规定中的受益人应作狭义上的受益人理解还是广义上的受益人理解，则区别较大。

我们先将法释［1999］19号第24条规定中的受益人作广义上的受益人理解。广义上的受益人包括狭义上的受益人（以下简称受益人）与转得人。在债务人单独行为时，债权人提起的撤销之诉应以债务人为被告，以受益人或转得人为第三人。在此问题上，法释［1999］19号第24条的规定是合理的。但是，法释［1999］19号第24条仅将受益人或转得人规定为第三人，而未明确其究竟应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还是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本文认为应将其理解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理由有二：首先，依据民事诉讼法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区分标准是上来看，此时的受益人或转得人应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次，该规定认为原告在起诉时未将受益人列为第三人的，法院可以追加其为第三人。由此看来，此时的受益人或转得人应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为对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法院不宜依职权追加，否则有干涉其行使权利的自由之嫌。在债务人为契约行为时，债权人提起的撤销之诉应以债务人与受益人为被告，有转得人时，因其与撤销之诉的判决结果具有利害关系，因而应以转得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此时，法释［1999］19号第24条的规定显然不合理。

我们再将法释［1999］19号第24条规定中的受益人理解为狭义上的受益人。如果债务人为单独行为，如放弃其到期财产等，此时仅以债务人为被告是合理的。因为自债务人直接取得财产的受益人并未做出任何积极行为，而只是消极的享受其利益，而且此时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不以受益人的恶意为要件。因此，此时应不以受益人为被告。而且，由于受益人与撤销之诉的判决结果具有利害关系，因此应将其列为撤销之诉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此问题上，法释［1999］19号第24条的规定是合理的。但是，在债务人以明显的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受益人具有主观上的恶意，而且其已与债务人形成了合同关系，受益人取得财产是于法有据的。债权人在撤销该合同之前，不得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因此，债权人撤销合同的行为，应当以债务人与受益人为被告。但此时法释［1999］19号第24条的规定将受益人列为第三人，而未将其列为被告，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由此可见，我国法释［1999］19号第24条虽然对撤销之诉的被告与第三人做出了规定，但该规定亦存在不尽完善的方面，因此应尽早完善之，以便较好的适用于撤销之诉。本文认为，在撤销之诉的被告与第三人的问题上，我们应以行为的当事人为被告，以与撤销之诉的判决结果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即债务人为单独行为时，应以债务人为被告，以受益人或转得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债务人为契约行为时，应以债务人与受益人为被告，以转得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债务人为单独行为时，受益人不得以其为善意提出抗辩，但转得人可以其善意提出抗辩，即使其为无偿取得；在债务人为契约行为时，受益人与转得人可以其善意提出抗辩，受益人为善意的，转得人即使为恶意，亦不妨碍其取得财产。撤销之诉的判决结果当然地及于第三人，债权人可以依据有效的胜诉判决，直接申请对于受益人或转得人所获财产强制执行，而无须再借助于代位之诉。

注：

［1］债权人撤销权究竟为实体法上的权利抑或为诉讼法上的权利，学说上具有争议。但通说认为其属实体法上的权利，实务上亦同此见解。参见彭松江：《债权人撤销权之理论与实务》之［注一］、［注二］，载《法令月刊》第五十三卷第四期。

［2］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9页。

［3］我国台湾学者陈猷龙先生持此观点，他认为“撤销权仅系使诈害债权行为自始无效之权利，仅行使撤销权并无法发生回复原状或损害赔偿之效力，至起诉时同时行使代位权，声明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于债务人或自己者，则系另一诉之合并，该另一诉虽以撤销权之行使为前提，但究非撤销权行使之当然效力，故撤销权应只认系形成权性质，方与诉讼实务相合。”参见彭松江：《债权人撤销权之理论与实务》之［注三］，同注［1］。

［4］此观点实际上是责任说的观点。责任说是对形成权说的发展，因此本文将其列为形成权说。我国台湾学者黄立先生对形成权说的阐述依采此观点。参见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2、483页。

［5］采折衷说的我国台湾学者有张龙文（《民法债权实务研究》，第26页）、史尚宽（《债法总论》，第479页）、钱国成（《民事判决评释选集》，第43页）、欧阳经宇（《民法债编通则》，第231页）、彭松江（同注［1］）等。我国台湾地区于修正民法第244条第4项增订：“债权人依第一项或第二项之规定声请法院撤销时，并得声请命受益人或转得人回复原状。”依有的台湾学者解释，此项规定系采折衷说（参见彭松江：同注［1］），但本文认为对于此项规定，亦可采形成权说第二种观点的解释。

［6］关于此问题，学界存有三种不同见解：（1）撤销权请求权同等说；（2）以请求权为主撤销权为从说；（3）以撤销权为主请求权说为从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种观点不承认仅以撤销行为为目的之诉。参见史尚宽：同注［2］，第478页；张文龙：《民法债权实务研究》，汉林出版社，1977年版，第14页。

［7］史尚宽：同注［2］，第476-477页。

［8］史尚宽：同注［2］，第477页。

［9］王利明：《撤销权的若干问题探讨》，载《民商法研究》（第三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32页。

［10］参见余延满：《合同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欧阳经宇：《民法债编通则》，汉林出版社，1977年版，第230页。

［11］彭松江：同注［1］。

［12］请参见我国台湾学者黄立先生关于形成权说的论述，其在文中认为撤销之诉为形成之诉，“其形成效果为使受益人获得利益之回复，成为债务人之责任财产，而不必由债务人另行请求受益人返还其所取得之利益，即得径行对该利益强制执行。”参见黄立：同注［4］，第482页。

［13］关于债权人撤销权与债权的请求权的区别，请参见王利明：同注［9］，第632页。

［14］王利明：同注［9］，第663页。

［15］关于撤销之诉的被告，折衷说实际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债务人、受益人为共同被告，如有转得人时，其转得人亦为共同被告；另一种观点认为撤销之诉仅为形成之诉时，以行为的当事人为被告，兼有给付之诉时，并以受益人或转得人为被告。持折衷说的学者一般认为第二种的观点较为妥当，因此本文仅就第二种观点进行讨论。参见张文龙：同注［6］，第26页。

［16］关于撤销权行使之后的法律效果，究为绝对无效还是相对无效的争论介绍与评析，详细内容请参见史尚宽：同注［2］，第498-501页。需要注意的是，撤销权行使的法律效果中绝对无效或相对无效，与合同无效中绝对无效或相对无效并非同一概念。我国有学者认为在撤销权行使的效果问题上，采绝对无效说并不妥当，其理由为转得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善意的，在此情况下，其可以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财产（参见王利明：同注［9］，第671页）。本文认为这其实是混淆了上述两个不同的绝对无效的概念。

［17］关于无效的法律效果得否对抗善意第三人的问题，我国台湾学者陈忠五先生认为：“绝对无效或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究竟是否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乃属另一法律问题，不论法律是否订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应从私法上信赖保护原则与维护交易安全的观点加以思考，与绝对无效或相对无效性质的认定无关。”参见陈忠五：《法律行为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之区别》，载《台大法学论丛》第二十七卷第四期，第193页。

［18］法释［1999］19号第14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我国亦有学者认为，债权人向法院起诉债务人以后，又向同一法院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之诉的，如符合法释［1999］19号第13条规定的条件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受理；不符合法释［1999］19号第13条规定的，告知债权人向次债务人住所地法院另行起诉。本文认为即使依照此种观点，债权人于提起撤销之诉时一并提起的代位之诉因不符合法释［1999］19号第13条的规定，因而也应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参见崔建远：《新合同法若干制度及规则的解释与适用》，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

［19］戴世瑛：《债权人代位权制度之目的、发展、存废与立法评议》，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7卷，第109页。

［20］欧阳经宇：《民法债编通则实用》，汉林出版社，1977年版，第233-234页。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所谓对于转得人亦得行使撤销权，即谓债权人对于恶意转得人之关系，得撤销债务人之有害行为，而请求债务人财产之返还，并非撤销转得人与受益人间之行为。”参见史尚宽：同注［2］，第501页。

［21］彭松江：同注［1］。

撤销权范文篇9

[关键词]税收撤销权；债权；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据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这是我国首次在税法中引进合同法中撤销权的概念。这一制度的引进，不仅可以防止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滥用财产处分权对国家税款造成损失，有助于国家税款的及时足额缴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在我国税法上进一步明确了税收公法之债的属性，揭示了税法与民法债法的密切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一、税收撤销权内涵的厘定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

对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争论，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税法学界乃至世界税法学界的争论焦点，而这种焦点又主要集中在税收法律关系究竟是“权力关系”还是“债务关系”的问题上。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德国传统行政法学家OttoMayer，他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靠财政权力而产生的关系，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享有优越于人民的权力，而人民则必须服从此种权力，即把税收法律关系理解为是一种国民对国家课税权的服从关系；后者的代表人物德国法学家AlbertHensel则主张税收法律关系应该被定性为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

按照“权力关系说”的观点，即使纳税人已经满足了税法规定的所有纳税构成要件，但只要不经过税收核定程序，也并不必然产生纳税义务，即税收债务必须根据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方可成立，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具有创设税收法律关系的效力；而按照“债务关系说”的观点，只要税法规定的纳税构成要件实现，税收债务即自动成立，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只是对税收债务的一个确认。从1919年《德国税收通则》颁布以来，税收是公法之债的观点已为西方各国税法学者所接受。在我国税法实践中，这一理论实际上也早已成为立法和执法部门的共识。

税收作为一种公法之债，它当然也应具有债的一般属性，如相对性，即税收之债只能约束税收法律关系主体，主要是税务机关和纳税人，而不能对税收法律关系以外的主体产生约束力。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实现的方式主要有纳税人自动缴纳税款，以及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等来保证实现。但当纳税人不自动缴纳税款，其财产又明显不足，而又滥用其财产处分权使其责任财产减少时，税务机关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就失去了对象，国家税款就有无法实现的危险。这时，就必须突破债的相对性原则，扩展债的效力，设立税收撤销权制度，对纳税人滥用财产处分权的行为予以限制，使税收之债的效力能够最终得到实现。正因如此，许多国家在税法中规定了撤销权制度。

(二)税收撤销权的法律性质及其来源

既然税收撤销权制度源自民法上的撤销权制度，那么探讨其性质也就必须从考察民法上的撤销权的性质人手。撤销权源于罗马法上的罢废诉权，也叫保罗诉权。根据这一诉权，债务人实施一定的行为将会减少债务人的现有财产，从而有害债权人的债权，且债务人具有故意，第三人也明知债务人实施行为具有加害债权人的故意，债权人就有权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按照民法原理，债是一种相对的民事法律关系，债权关系是特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仅作为权利主体的债权人是特定的，而且作为义务主体的债务人也是特定的，债权人不能向债务人的债务人行使请求权，不能限制债务人的处分权。债权人更不能起诉与自己无债权债务关系的第三人。然而，绝对的债权相对性原则不利于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如果债务人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随意处分自己的权利，进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就会在法律制度上给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及保障交易安全留下隐患。为此，法律突破了债权相对性原则，确立了以代位权和撤销权为主要内容的债务保全制度，撤销权就是债权人为了保全其债权不受损害，对纳税人滥用财产处分权的行为予以撤销的权利。

对民法债法上撤销权的性质，德国民法通说认为债权人的撤销权具有请求权的性质，使债权人得以直接向第三人请求返还；法国民法采用折衷说，认为既有形成权的性质，又有请求权的性质。而目前我国民法学界公认其兼具请求权和形成权的特点，即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行为一方面将使债务人和第三人之间的法律行为溯及既往的消灭，另一方面又会使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恢复到行为前的状态。

上述关于对一般民事债权中撤销权性质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税收撤销权的性质。前文已述及，税收是一种公法之债，它应该与私法之债相类似，其发生、变更和消灭都只须遵循法定的要件，而不以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为转移。税务机关在征收税款过程中所作出的一系列行政行为只是实现税收债权的方式之一，特殊情况下通过其他私法的方式也可以更好地达到这一目的，如《征管法》中规定的税收代位权和撤销权。在一般情况下，税务机关只能针对特定的纳税人征税，而不能涉及第三人。但当纳税人的行为影响到税收债权的实现时，税务机关就有权像民事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一样，行使税收撤销权。这种撤销权并不是一种行政权力，而是一种民事权利，与民法上的撤销权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只不过其目的性主要是为了实现国家税收，而一般撤销权则是为了实现债权。因此，从法律属性上来说，税收撤销权仍属民法上的撤销权，只是其行使的主体和目的有其特殊性。

二、税收撤销权的构成要件

由于行使税收撤销权有可能改变纳税人和第三人之间建立的法律关系，使之溯及既往地无效，其结果一方面可能限制纳税人自由处分财产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可能影响到与纳税人建立法律关系的第三人，影响交易安全。因此，按照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对税收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必须进行严格规定，避免因其不当行使而害及私法秩序的稳定。

(一)客观构成要件

税收撤销权的客观构成要件有两个：法定撤销事由的存在；对国家税收债权造成损害。

构成撤销的事由包括：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有以下三种行为存在：(1)放弃到期债权，即欠税人将其到期本应收回的债权明确表示予以放弃。(2)无偿转让财产，即欠税人将财产无偿赠送他人。(3)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这是指欠税人以明显偏低的不合理价格，将其财产转让给他人，而受让人知道该财产价格明显偏低。而对于如何认定“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一般认为需要根据当时的市场状况进行综合判断后认定。

从法理上讲，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属于民事关系，只要合法，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从税收角度来说，税务机关无权过问纳税人与其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当纳税人在欠缴税款的情况下滥用财产处分权，导致其责任财产减少，而使国家的税款无法实现时，税务机关就有责任依据法律对欠税人的这种行为进行干预。(二)主观构成要件

主观过错是侵权行为的重要构成要件，只有当债务人具备主观恶意，才能追究侵权而致的相应责任。但是在《合同法》中，并未就此明确规定。德国、瑞士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法律就将债务人的行为分为有偿行为和无偿行为，有偿行为之撤销，以利己为要件；无偿行为之撤销，则不考虑主观动机。我国合同法上对税收撤销权的主观构成要件并没有严格的要求，仅对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作了规定，即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故意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损害税收债权时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因此，对于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无论纳税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如何，仅需满足客观要件就可认定纳税人有法定的撤销事由存在。

三、税收撤销权的行使程序

(一)当事人的确定

从理论上讲，撤销权是指当债务人放弃其权利，而危害到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可以取代债务人的地位，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行使债务人的权利。《合同法》中明确规定债权人的撤销权须由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依诉讼方式行使，就是因为行使这一权利会对第三人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必须要由法院审查债权人撤销权的主体以及成立要件，而不能由债权人自行行使，以防止债权人滥用这一权利，扭曲撤销权制度的立法目的。而对于撤销权诉讼中被告的选择，普遍认为，如果被撤销的对象是债务人的单方行为，应以债务人为被告人；如果被撤销的对象是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双方行为，则应以债务人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

既然税收债权本质上应被看作是一种以税务机关为债权人的公法上的债权，那么，行使税务撤销权时当事人的确定也同样应该按上述原则进行，税务机关毫无疑问应该充当这一民事诉讼的原告。但考虑到税收债权的一些特点，对税务撤销权的被告还应做具体分析。

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放弃了到期债权或无偿赠予财产时，由于其单方意思表示即可生效，则依上述原则，税务机关提起诉讼时可只以纳税人为被告，而不须考虑第三人意见。但实际上，当纳税人行为被撤销时，对第三人而言实质上其已经或将要得到的财产和利益将不复存在，从这个角度考虑，第三人对税务撤销权诉讼的结果无疑存在利害关系，因此应当被追加为诉讼第三人。而对于欠缴税款的纳税人与第三人共同完成税务撤销权所指向行为的，依上述原则，税务机关当然应将第三人和纳税人一起列为共同被告。但在实践中，欠缴税款纳税人的一些行为，如放弃权利和赠予财产的行为既可能是单方行为，也可能是纳税人与第三人协商一致的结果，在不经过案件调查审理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出判断的。因此，从保护第三人利益的角度看，在难以辨别税务撤销权所指向的行为属于单方还是双方行为的情况下，将第三人追加为被告应该是比较妥善的处理方法。

(二)时效限制

从法理上讲，行使撤销权时撤销了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行为，对债务人及第三人权利和交易秩序影响重大。如果长期不行使，将会使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不利于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各国立法都对撤销权的行使规定了一定的期限，超过此时限就不能行使这一权利。但对撤销权的行使期间，有规定为除斥期间的，也有规定为消灭时效的。我国《合同法》第75条规定：“债权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失。”这表明，《合同法》对撤销权行使期限规定的是除斥期间。《征管法》只在第五十条中规定了税务机关有权行使撤销权，并未明确规定行使这一权力的期限，但是，由于这项规定是移用了民法中的相关制度，因此，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理应按民法原理及有关规定处理，把这五年的期限视为除斥期间。

(三)举证责任分配

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加以证明的责任。我国现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也就是说，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提供相应证据，否则就必须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既然税务机关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行使税收撤销权，它当然成为举证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具体来说，税务机关需要证明：(1)纳税人欠税，且数额确定，即有确定税收债权的存在。(2)纳税人有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纳税人自己财产的行为，并且这种行为给国家带来了损失。(3)债务人、受益人或受让人的主观恶意。对于税务机关而言，第一点一般比较容易证明；第二点，就要证明纳税人的上述行为造成或者将要造成自己无力履行对税务机关的纳税义务，从而将会使得国家税款流失。对于第三点的证明，由于判别是否存在纳税人的恶意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因此为了保障国家税收不受侵蚀，就应该实行推定原则，即只要纳税人现有财产不足以清缴所欠税款而又通过减少自己利益的行为处分财产，就可以推定其有恶意。由于撤销这种处分行为有可能会影响其他相关人的权益，为了保护这部分人的合法权益，实务中应区别如下两种情况分别处理：对于纳税人放弃行使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由于此时行使税收撤销权只是使受益人失去了无偿得到的利益，而并未损害其固有利益，因而只要纳税人存在这两种行为，并导致不能履行纳税义务时，就可认定为存在主观恶意，税务机关可以行使撤销权；而对纳税人明显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税务机关就必须提出证据，证明受让人知道纳税人的行为会损害税收债权时，才能行使税收撤销权。

(四)行使范围

由于设立税收撤销权的目的在于恢复纳税人的责任财产，而不是增加纳税人的责任财产，而纳税人的如放弃继承等拒绝受领某种利益的行为，并没有减少纳税人原有的责任财产，因此税务机关不能行使撤销权。此外，出于保护正常公平交易秩序等私法权利的目的，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在正常经济交往中所实施的如支付正常对价、清偿到期债务等活动，虽然也会导致其责任财产的减少，税务机关也不能予以干预。在税收实践中，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有可能会通过为原来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等方法增加自身负担，从而可能导致税收债权受到损失，但由于《征管法》等法律中对这类行为没有明确予以界定，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税务机关也不能行使撤销权。

(五)行使效力

撤销权范文篇10

关键词：撤销权撤销之诉请求权形成权被告第三人债权人撤销权，又称撤销诉权或废罢诉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为有害及债权的行为，得申请法院撤销的权利。我国合同法第74条、75条明确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的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亦可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由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往往会妨碍交易安全，影响第三人的权益，因而法律规定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必须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作出撤销债务人行为的判决才能发生撤销的法律效果。在此意义上，债权人撤销权又被称之为撤销诉权或废罢诉权。债权人撤销权，与债权人代位权同为对于债权人保护债务担保力所设的制度，二者皆为对于债权的相对性的突破。法律在一定条件下，于债务人有积极减损其财产的行为时，准许债权人撤销其行为，以回复债务人的资力；于债务人消极的不行使其权利时，准许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以维持债务人的资力。前者重在回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后者重在维持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我国合同法虽然设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但由于没有具体的规定，理论与实践中仍有若干问题有待研究，其中撤销权的性质、效力及撤销之诉的被告为撤销权制度中的难题。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一些个人见解。

一、撤销权的性质

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虽以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为必要，但债权人撤销权非为诉讼法上的权利，而为实体法上的权利。债权人撤销权为附属于债权的权利，法律通过赋予债权人以撤销权，从而扩张了债权的权能，使得债权人于请求权之外，还具有撤销的权能，即使得债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物权的功能。但是，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性质，学界存有较大的分歧，主要有请求权说、形成权说与折衷说三种学说。

（一）撤销权性质各学说简介

1、请求权说。

2、形成权说。

此说又称撤销权说或物权说，日本、德国及台湾部分学者持此说。此说认为债权人撤销权具有实体法上形成权的性质，债权人可以自己的意思表示，以诉的方式使债务人与第三人间的法律行为的效力溯及的消灭。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效果，因债务人的诈害行为原归属受益人的权利自始失其效力，复归于债务人。关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之后如何请求受益人或转得人返还财产与债务人，此说又可分为三种不同观点：（1）第一种观点认为债权人于行使撤销权之后，若受益人或转得人仍占有标的物的，债权人自己对于受益人或转得人不得直接请求返还，而只能基于代位权代债务人行使其权利。此种观点又称为极端的形成权说。（2）第二种观点认为债权人于提起撤销之诉时，可以同时提起代位之诉，声明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于债务人或自己。该观点认为返还财产之请求虽须以撤销权的行使为前提，但却非撤销权行使的当然效力。（3）第三种观点，认为债权人于行使撤销权之后，若受益人或转得人仍占有标的物的，可依撤销之诉的有效判决直接请求其返还，而无须借助代位权制度。该观点认为返还财产之请求，为撤销权行使后的效果而非撤销权的本体。

3、折衷说。

折衷说为法国民法通说，日本、台湾学者亦多持此说，受此影响，我国大陆学者一般亦采此说。此说认为债权人撤销权为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且使债务人的财产上地位回复原状的权利。债权人撤销权兼具请求权与形成权两种性质，就其撤销债务人与受益人间的行为而言，为形成权，具有形成之诉的性质；就其得请求受益人将财产返还于债务人而言，则为请求权，具有给付之诉的性质。该说认为撤销权行使的结果如即可达到债务人责任财产回复原状的目的时，债权人仅须诉请撤销，如单纯之撤销上不能达此目的时，债权人并得同时诉请财产返还或损害赔偿。折衷说认为债权人撤销权兼具请求权与形成权，但在请求权说与形成权说中，何者居于主要地位，在学界不无争论。

（二）撤销权性质各学说评析

1、请求权说。

本文认为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对于请求权说的批判深值赞同。如上所述，请求权说中就关于构成债权的原因存有三种不同观点，依据基于法律规定之返还请求权的观点，如债务人无偿转让其财产与第三人，债权人可对第三人请求返还财产，于是在债权人与受益人间形成债的关系。但是，受益人基于其与债务人间有效的法律行为而取得的财产于法有据，债权人在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前，何以能直接请求其返还财产？依据基于侵权行为之请求权的观点，债权人直接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是因为受益人侵害了其债权。但是，受益人与债务人间的行为仅使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减少，而并未侵害债权人的债权。并且，在债务人为无偿行为时并不以受益人的恶意为撤销权的行使要件，且在债务人为单独行为（如权利的抛弃）之时，受益人实际上并未做出任何行为，此时认为其侵害债权人的债权，实与现实不符。依据基于类似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观点，债权人直接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是因为受益人取得不当得利。但是，债权人在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之前，受益人所获得的利益并非是不当得利，而且受益人也并未侵害债权人的债权而获得利益。

2、形成权说。

按照反对形成权说的一般观点，形成权说于“理论上至为适合，然为收撤销之实效，更须援用债权人代位权，其不便孰甚。”我国有学者认为，撤销权的主要目的在于撤销民事行为，而返还财产只是因行为的撤销所产生的后果。如果不能提出返还，则撤销的目的并没有真正达到。进而认为撤销权不是纯粹的形成权。我国更有学者明确认为，认为如债权人怠于请求第三人返还利益，债权人仍须再行使代位权，始能达到代位的目的，与民法设定撤销权以恢复债务人责任财产的本旨相违。上述反对观点不无道理。但如前所述，形成权说又可分为三种观点，按照第一种观点，债权人提起撤销之诉后，于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之时，方可提起代位之诉；按照第二种观点，债权人于提起撤销之诉时即可一并提起代位之诉；按照第三种观点，债权人提起撤销之诉后，无须再提起代位之诉，而可对受益人所获利益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由此可见，形成权说的第一种观点，确如上述反对观点所认为的那样甚为不便。

至于第三种观点，我国台湾有学者认为“虽仍以形成权为立论基础，惟责任法无效之概念，行诸不同国情之我国，未免扞格不入，又乏法律依据，”因而不足以采。第三种观点源于日本，初以责任法无效之概念进行阐述，多获赞同。我国虽不采责任法无效之概念，但尽可吸收其合理之处为我所用，而不应囿于责任法无效之概念而舍其精华。况且，我国台湾已有学者将其进行改造，舍其责任法无效之概念而取其强制执行之概念，以与本国法律相符合。第三种观点认为返还财产之请求，为撤销权行使后的效果而非撤销权的本体，基于此效果，债权人可以强制执行受益人所获之利益，以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本人认为此种观点诚值赞同，只是此观点在我国的适用尚需有关强制执行规定的完善。此外，尚须强调的是，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之后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不是基于撤销权，而是基于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其效力仅在于使得债务人的行为归于无效，从而使得受益人所获利益失其所据，并负有返还财产与债务人的义务。换言之，即撤销权的行使仅仅是债务人对于受益人发生物上请求权的前提。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债权，债务人对受益人享有物上请求权，这才是债权人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的实体法依据，而法律上关于强制执行的规定，则为债权人请求受益人返还财产的程序法上的依据。

3、折衷说。

首先，债权人撤销权是债权的一项附属权利，但是折衷说认为撤销权兼具形成权与撤销权的性质，将请求返还财产视为债权人撤销权的内容，从而使得撤销权的内容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债权的内容。法律为保护债权人的债权，特别赋予债权人在一定条件下行使撤销权的权利，从而使得债权人的债权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突破债权的相对性，具有一定的物权的功能。债权人撤销权是债权的一项附属权利，但它与债权是有所区别的，债权人撤销权在性质上并不是债权的请求权。折衷说认为请求返还财产是债权人撤销权的性质，实际上是将债权包含于撤销权之中，这显然违反了债权人撤销权为债权的一项附属权利这一认识。

二、撤销之诉的当事人

关于撤销之诉的被告，我国有学者认为，迄今为止，各国判例与学说对此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1）根据债权人撤销权的性质及效力来确定撤销之诉的被告；（2）以行为的当事人为被告；（3）根据诉讼的性质确定。本文认为，此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性质，各国学说存有较大的争议，主要有请求权说、形成权说与折衷说。依请求权说的见解，应以受益人与转得人为被告；依形成说的见解，在债务人为单独行为时，以债务人为被告，在债务人为契约行为时，则以债务人与受益人为被告；依折衷说的见解，则取决于诉的目的，如债权人仅仅主张撤销的，其被告与形成权说同，如同时请求返还利益的，则应并以受益人或转得人为被告。撤销之诉以行为当事人为被告，实际上是形成权说的观点，而依诉讼的性质确定撤销之诉的被告，实际上是折衷说的观点。由此可见，上述观点认为各国判例与学说对于撤销之诉的被告存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关于债权人撤销权性质的各学说的一种误读。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应根据债权人撤销权的性质及效力来确定撤销之诉的被告，此亦为我国学者的一般观点。

我国实务上对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效力系采绝对说，因此债权人所撤销的，仅限于债务人与受益人之间的行为，受益人与转得人之间的行为则不在撤销之列。但是，是否将转得人与受益人间的行为作为撤销的对象，与是否将转得人列为撤销之诉的被告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如果转得人为恶意，则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之后的无效的效力可以对抗之，即使得恶意转得人所获财产失其所据而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按照折衷说的观点，债权人提起的撤销之诉兼具形成之诉与给付之诉时，就可将恶意转得人列为被告。按照折衷说的有些观点，甚至善意无偿之转得人亦可成为给付之诉的被告。

（一）各学说的评析

如前所述，请求权说存有明显的缺陷，且不为我国学者所采，因此本文在此部分仅对形成权说与折衷说展开讨论。

1、形成权说。

按照形成权说的第二种观点，债权人可于提起撤销之诉时一并提起代位之诉，其中撤销之诉为代位之诉的前提，代位之诉在撤销之诉审结前必须中止审理。由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无效的法律效果不得对抗善意转得人，因而代位之诉的被告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确定无疑的，如转得人为善意，则不能就其列为代位之诉的被告。按照此种观点，债权人于提起撤销之诉的同时提起代位之诉，但是在涉及转得人时，代位之诉的被告却取决于撤销之诉中的第三人—转得人是否为善意第三人。即使认为转得人的善意在诉讼上是有待证明的，因而无论其为善意或恶意，都应允许债权人在提起撤销之诉的同时将转得人列为代位之诉的被告。尽管如此，此种观点仍然存在如下问题的。首先，如果在撤销之诉中转得人被证明为是善意的，那么其显然不是代位之诉的适格被告，因而代位之诉的被告就必须变更，甚至代位之诉在撤销之诉审结后就必须终止；其次，涉及到诉讼管辖与诉的合并的问题。在我国，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如果转得人与债务人、受益人为异地的，按照规定应由转得人所在地法院管辖，从而代位之诉与撤销之诉分别由不同的法院管辖，这就使得诉的合并成为问题。因此本文认为此种观点亦不足以采。

2、折衷说。

撤销之诉为形成之诉时，折衷说实际上与形成权说并无二致，即都以行为的当事人为被告，因此本文仅就撤销之诉兼有形成之诉与给付之诉时的被告问题进行讨论。在撤销之诉兼有给付之诉之时，持折衷说的学者认为应并以受益人或转得人为被告。但是，至于作为被告的转得人的范围，我国学者则认识不一。有学者认为，“须分别情形论之，受益人为善意时，纵转得人为恶意，亦不得撤销之。受益人为恶意，于受益后，无偿让与转得人时，不问转得人是否恶意，均得撤销之。若为有偿，则以转得人亦系恶意者为限，始得撤销。”有学者则认为，若转得人为善意，包括善意无偿之转得人及善意有偿之转得人，债权人则不得请求其返还财产。本文认为，应综合行为人造成的权利外观、权利外观是否具有公信力及善意第三人主观信赖程度来加以判断转得人是否为善意第三人，如其为善意第三人，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效力应不得对抗善意转得人，即债权人不得请求善意转得人返还财产，即使其财产为无偿取得。因此，折衷说的第二种观点较第一种观点合理，但折衷说的上述两种观点仍然存在问题，即它们与传统诉讼理论是相矛盾的。

依照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诉讼标的是以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为根据确定的。诉讼标的是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特定的、具体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原告起诉时，必须在诉令上具体表明其主张的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因此，识别诉讼标的的多寡，就应当以原告所享有的实体法上所规定的实体请求权为标准。在实体法上有多少个实体请求权，则诉讼上就存在着多少个诉讼标的。如a借钱给b，同时又租赁某物给b，但b不返还借金，也不返还借贷物时，a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b返还借金和借贷物。在此案中，就存在两个实体请求权，一个是借贷请求权，另一个是租赁请求权，因而也就存在两个诉讼标的。如果a在起诉时同时提出这两个请求，法院就应将两个诉讼标的合并审理，最后分别判决。

（二）我国相关规定的评析

关于撤销之诉的被告，我国合同法并未做出任何规定，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26lt;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26gt;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第二十四条对此作了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只是以债务人为被告的，未将受益人或者受让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该受益人或者受让人为第三人。”由此可见，最高院将撤销之诉的被告限于债务人，至于受让人或受益人，则只能作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该规定不无道理，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