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合同十篇

撤销合同篇1

与无效合同相比，可撤销合同在撤销前已经生效。在被撤销以前，其法律效果可以对抗除撤销权人以外的任何人。而无效合同在法律上当然无效，从一开始即不发生法律效力。而且可撤销合同的撤销，应由撤销权人以撤销行为为之，人民法院不主动干预。无效合同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违法性，故对无效合同的确认，司法机关和仲裁机构可以主动干预，宣告其无效。

2．可撤销合同的类型。根据《合同法》规定，可撤销合同主要有：

（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所谓重大误解是指当事人对合同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种类、质量、数量等涉及合同后果的重要事项存在错误认识，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订立合同，并因此可能受到较大损失的行为。'合同订立后因商业风险等发生的错误认识，不属于重大误解。

（2）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在订立合同时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行为。此类合同的"显失公平"必须发生合同订立时，如果合同订立以后，因为商品价格发生变化而导致的权利义务不对等不属于显失公平。

（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对于这种类型的可撤销合同，注意几点：（1）因一方欺诈、胁迫而订立的合同，如损害到国家利益，则属于无效合同。对于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则不用考虑是否损害国家利益，一律属于可撤销合同。（2）并非所有的合同当事人都享有撤销权，只有合同的受损害方，即受欺诈方、受胁迫方等才享有撤销权。

3．撤销权。撤销权在性质上是一种形成权，即依据撤销权人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即可使得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为了确保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合同法》特别规定撤销权因一定的事由或者期限而消灭：

撤销合同篇2

合同撤销权是指合同已经成立，但欠缺生效的条件，从而赋予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撤销，从而使合同一方当事人凭单方撤销的意思表示就可使合同溯及自始归于消失的权利。合同撤销权从性质上讲应该属于形成权。根据形成权的特点：权利人可以依单方的意思表示就可使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它赋予权利人以单方意思使法律关系变动的权利，权利的实现不依赖于相对人。具体就合同撤销权而言，在权利人主张撤销某项民事法律行为时，因该民事法律行为所产生的相应的民事法律关系即有发生消灭后果并溯及其发撤销权行使的条件。

合同撤销权行使的条件，就先必须掌握可撤销合同的特征。而可撤销合同主要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可撤销合同虽已成立，但欠缺法定有效要件，主要表现为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不真实性，即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或意思表示有瑕疵。其二，可撤销的合同，得由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主张撤销，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都无权主张撤销，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都不得依职权主动撤销；其三，可撤销合同的撤销，要由撤销权人通过行使撤销权来实现。但撤销权人是否行使撤销权，则应由权利人自由决定。其四，可撤销合同在未被撤销之前，仍然是有效的，但一旦被撤销则自始无效。同时，撤销权人享有的撤销权依法定原因而消灭后，不得再主张撤销，该合同变更为了确定有效的合同。 由此可见，根据可撤销合同的特征，合同撤销权的行使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合同具备有可撤销的原因。

合同具备有可撤销的原因，是行使合同撤销权的前提条件。根据《合同法》第54条规定，合同可撤销的原因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五种情形。并且特别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只有损害国家利益的才作为合同无效的原因。对于《合同法》实施以前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在认定合同的效力时，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3条规定，对《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按“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的原则，应该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以可变更或可撤销合同处理，但损害国家利益的除外。 具体而言，合同可撤销的原因有：

①欺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

构成欺诈必须具备以下要件：首先，有欺诈人的欺诈行为。欺诈行为是指为使被欺诈人陷于错误判断，或加深、保持其错误，而虚构、变更，隐匿事实之行为。其次，欺诈人必须有欺诈的故意。欺诈故意是指欺诈人有使被欺诈人因受其欺诈而陷入错误，并因此为意思表示的目的。再次，被欺诈人因欺诈人的欺诈而陷入错误的意思表示，即欺诈人的欺诈行为与被欺诈人的错误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关系。被欺诈人因欺诈人的欺诈而陷入错误的意思表示不仅包括被欺诈人原无错误，纯欺诈人的欺诈行为而陷入错误的情况，而且还包括被欺诈人原已有错误，因欺诈人的欺诈行为而使其难于发现错误或更加深其错误的情况。 认定欺诈行为还必须注意欺诈的度，只有能引起意思表示的瑕疵，为一般社会观念所不能容许的欺诈，才构成法律上的欺诈，即欺诈行为必须达到有悖于诚实信用的程度。

②胁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9条规定，胁迫是指行为人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行为。

构成胁迫应具备以下要件：首先，须胁迫人有胁迫的行为。胁迫行为是指胁迫人以未来的不法损害相恐吓，或以现时的身体强制为威胁实施的不法行为。胁迫行为既可以直接对相对人实施，也可以对其亲属或友人实施；胁迫的对象不仅包括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也包括人的名誉、荣誉和财产；其次，胁迫人须有胁迫的故意。胁迫的故意是指胁迫人有通过胁迫行为而使表意人产生恐惧，并因此而为一定意思表示的故意；再次，受胁迫者因胁迫者的行为出示了不真实的意思表示，即表意人的意思表示与胁迫人的胁迫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

③乘人之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0条规定，乘人之危是指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行为。

构成乘人之危必须具备以下要件：首先，表意人在客观上正处于急迫需要或紧急危难的境地。急迫需要是指情况紧急而迫切需要对方提供财物、劳动、服务等。紧急危难包括生命、健康的危难，也包括经济上的窘迫；其次，行为人有乘人之危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表意人正处于急迫需要或紧急危难的境地，却故意加以利用；再次，表意人出于危难或急迫而实施了相应的行为。至于表意人实施的行为，即可以是积极行为（如提出要求），也可以是消极行为（如拒绝对方请求）；最后，行为人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严重损害表意人的利益。

④重大误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自己的过错，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合同的内容发生错误的认识，从而导致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

构成重大误解必须具备以下要件：首先，当事人发生认识上的错误，即发生误解；其次，误解一方必须对合同的主要内容等发生误解。对于注重特定身份和基于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而产生的合同，如果合同当事人发生误解，也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再次，误解是由误解方自己的过错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受到他人的欺诈或不当影响所致；最后，误解一方因误解而订立合同并遭受造成较大损失。

⑤显失公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适行若干意见》第72条规定，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

构成显失公平必须具备以下要件：首先，显失公平发生有偿行为之中；其次，行为内容明显违背公平和等价有偿原则。其认定应结合当事人权利义务是否对等，一方获得的利益或他方所受的损失是否违背法律或交易习惯、造成显失公平的原因是否适当等方面综合衡量；不公平的结果在订立合同时就有存在。如果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非因当事人双方的过错而发生情势变易，致使合同履行将会显失公平的，则属于情势变更的问题。

2.要通过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来实现。

根据《合同法》第54条规定，撤销权是否行使，当事人有选择和决定的权利，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可撤销合同往往中涉及当事人一方意思表示不真实的问题，如果当事人自愿接受这种行为的后果，放弃行使合同撤销权或或者长期不行使撤销权，人民法院对此应该是“不告不理”，承认合同的效力。因此，合同的撤销必须通过有权人主张撤销权来实现，否则合同继续存在有效。

一、合同撤销权的主体。根据《合同法》54条规定，因下列原因而导致合同可撤销的，其撤销权的主体为双方当事人：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和在订立时显失公平的。因下列原因而导致合同可撤销的，其撤销权的主体为受损害方：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的。但是，笔者认为，将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而签订合同的撤销权，赋予合同双方当事人，有悖于设置撤销权的立法目的。因为设置撤销权的主要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受损害方的权利，同时根据撤销权是一种形成权的特点，撤销权的设置也要尊重受损害方的意愿。受损害方可以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出发，申请撤销；也可以放弃权利或利益而不申请撤销。如果说将撤销权也赋于另一方，这显然有时违背了受损害方的意愿，无异于又将其意志强加于受损害方。况且有时主张撤销，对受损害方可能更为不利。因此，在完善我国有关民事立法时，对于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而签订合同的撤销权，也应规定受损害方或有瑕疵意思表示的一方才享有撤销权。而言具体，对于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误解方享有撤销权；对于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受损害的一方或不利的一方享有撤销权，

二、关于合同撤销权行使的方式。合同撤销权的行使，不一定必须通过诉讼、仲裁的方式。如果撤销权人主动向对方作出撤销的意思表示，而对方未表示异议，则可以直接发生撤销合同的后果。如果对撤销问题双方产生争议，则必须提讼或仲裁，要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予以裁决。因为合同撤销权在性质上也属于一种形成权，因而根据形成权的特点，撤销权的行使，为撤销权人单方的行为，无须相对人表示同意。

三、需在法定期限内行使。

《合同法》为了平衡和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以及维护市场交易的安全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赋予了当事人撤销权，但撤销权的行使并非是无时间限制的权利，它有着法律规定的行使期间。如果撤销权人在该期间内未行使撤销权，则其撤销权消灭，当事人不得再以存在撤销事由为理由，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合同。根据《合同法》第55条规定，合同撤销权的行使期间为1年，其起算点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第73条第2款规定，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是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而《合同法》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制订的，其法律效力层次显然要高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应当优先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另外，根据《合同法》第55条第2款的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该权利消灭。合同法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撤销权属于民事权利，其是否行使取决于权利人意思，权利人当然可以抛弃其撤销权。

3、行使合同撤销权所引起的法律后果

根据《合同法》56条规定，撤销权人行使合同撤销权后，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处于无效状态。需要注意的是，合同被撤销后并不是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根据《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被撤销后，当事人也要承担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这也是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合同被撤销后的共同处理原则。具体而言：

①返还财产。适用于已经作出履行的合同，是指因该合同交付了财产的当事人对已交付给对方的财产享有返还请求权，而已经接受财产的当事人则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包括所交付的财产及其孳息和所支付的费用；

②折价补偿。是指当事人对应当返还而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财产，予以折价补偿。不能返还，包括事实上不能返还和法律上不能返还两种情况。事实上不能返还，如属于无形财产的专有技术、信息资料等，即使返还也已失去其原有的价值；法律上不能返还，如财产已经转让给善意第三人，善意第三人对该财产已取得所有权。没有必要返还，主要是指当事人相互协商，认为不采用返还财产的方式，对双方都有利，因而不必要返还； ③赔偿损失。是指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所遭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综上所述，我国《合同法》上的合同撤销权制度不乏合理之处，（一）、行使合同撤销权的主体，对于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误解方享有撤销权；对于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受损害的一方或不利的一方享有撤销权，的方式，（二）对于合同撤销后的法律后果，可借鉴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合同法上的做法，扩展合同撤销后损害赔偿的范围，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受害一方的利益。当然，我们在借鉴两大法系的合理规定时，也应该考虑我国的特殊情况，在保护合同一方当事人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其他方的利益，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合同撤销权的行使也应受到必要的限制。

参考文献：

[1]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2]李升国：著《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

[3]王贵仁著《浅谈合同法中的撤销权》，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2000年，第7期。

[4]刘荣军著《程序保证的理论视角》， 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5]谭兵主编《中国仲裁制度研究》， 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6]梁慧星著《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7]杨桢著《英美契约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王军著 《美国合同法》， 中国政法出版社1996年版。

[9]何美欢著《香港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撤销合同篇3

20xx年6月，某县发生七级地震，导致人员伤亡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四海公司通过媒体联系到了该县政府，表示愿意通过县政府为受灾群众捐款五百万。承诺作出后四海公司还在各个媒体上对外宣传此事，使公司名誉度大大增加。但受灾县政府及民众迟迟没有受到该笔捐款。后通过媒体记者联系到四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法定代表人称经公司股东会决定，撤销本次赠与。问，四海公司对灾区的赠与可以撤销吗?

律师解答

按照上述情况，在四海公司与受灾县政府之间形成了赠与合同关系。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除法定的赠与合同外，赠与人在赠与财产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是法律明确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得撤销。灾区政府有权要求四海公司履行合同，支付赠与财产。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八条：“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

我们认为本案中所涉及的赠与合同经过公证程序，故当事人不得任意撤销。原告要行使撤销权需以符合法定事由的情形出现为条件，只要具备了法定事由，赠与人即享有撤销权。被告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符合《合同法》第192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属于行使撤销权的法定事由。原告要求解除公证赠与合同的请求，符合法律之规定，应当予以支持。

捐款赠与合同不可随意撤销

案情回放：

20xx年，某私企老板张某参加某小学危房改建工程，张某当场承诺捐款10万元，小学校长代表学校接受了捐赠。张某承诺回去后，就会将捐款汇给学校。但经过数月之后，学校未等到张某的捐款，再打电话时，张某声称：“你们就当我是开玩笑吧。”学校遂将张某告上法院。

律师解析：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是无偿合同，即受赠人无须支付任何对价。赠与合同是单务合同，只有赠与人一方承担义务。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赠与合同自当事人达成协议之时生效，不以交付标的物为要件。赠与合同是不要式合同，不以特定形式为必要。

撤销合同篇4

原告美容中心诉称，2005年5月，该中心和依尔国际签订合同，成为依尔国际的加盟店，同时向依尔国际购进5万元授权产品，合同约定依尔国际应提供这些产品符合国家要求的相关证件。合同签订后，美容中心支付了货款，广州依尔化妆品有限公司将产品发给了美容中心。

美容中心收到产品当日即发现这些产品有的外包装破损严重，有的甚至就没有外包装，而且有的产品竞已过保质期。美容中心还发现，大量产品存在没有卫生部门的安全检测报告和“合格”标记，、祛斑、防晒等系列化妆品无国家特殊用途化妆品批准文号等质量问题。美容中心认为依尔国际在签订合同时隐瞒了上述事实，虚假宣传，使其上当受骗签订了合同，据此向法院提出诉讼。

依尔国际则辩称，在发给美容中心的货品中，有5万元货品是按照零售价的四折出售，另外还有5万元的货品是赠送品，这些货品都符合国家标准。其中，祛斑、防晒等化妆品均属非卖品，一直作为赠送品，是为了让客户了解产品的使用，不需要特殊用途化妆品批准文号。依尔国际只同意解除加盟连锁店合同，但不同意退还货款。

一中院认为，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化妆品投放市场前必须进行卫生质量检验，合格产品应有“合格”标记，不合格产品不得出厂；、祛斑、防晒等特殊用途化妆品须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在产品上注明批准文号(特殊化妆品是指用于育发、染发、烫发、脱毛、、健美、除臭、祛斑、防晒的化妆品)。依尔国际、祛斑、防晒产品没有批准文号，因此属于不得生产、销售的化妆品。无论该化妆品是用于出售还是赠送，其使用方式并无不同，为了保护使用者的健康和安全，凡是生产特殊用途的化妆品即须取得特殊用途化妆品批准文号。由于依尔国际在签订合同时未将相关情况向美容中心作出如实说明，其行为存在欺诈性质，因此该加盟合同可以撤销，同时双方应将基于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相互返还。

据此，法院终审判令撤销《依尔加盟连锁店合同》，依尔国际返还进货款5万元，美容中心退还5万元化妆品及赠品。

本文选自《中国法院网》作者常 鸣

据总结，欺诈的主要特点：

首先是虚假实力的介绍，以此诱惑加盟商。一些特许商的宣传册与网站制作精美，其中充溢着“小投入、大回报”、“超低的投入，巨大的利润回报”、“‘钱’途无忧”之类的诱惑内容，将其自身进行美化包装，如：是某外国公司的中国机构或香港大陆分公司；属于某行业协会的会员；归国某博士任技术顾问等等。这些虚假介绍名头响亮，且难以证实，正好拿来伪装自己。

其次则是特许商自己制造品牌，即以自己的名义正式注册某一商标，以低廉的价格找人代为加工商品，多数为质次价低的商品，再把这些商品冠以其注册的商标，对外宣传为知名品牌。

第三，是特许商本身并不经营加盟的品牌，即根本不符合《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中对特许资格的规定。没有自己经营的店面，自己不经营加盟的产品和技术，但通过一系列的宣传将其包装为前景光明的行业，以获取投资者的青昧。

撤销合同篇5

    1、可变更或可撤销合同中受损一方行使撤销权或变更权的合同,是指权利人即受欺诈、胁迫方以及被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乘人之危方的撤销权。

    《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但是,受欺诈、胁迫以及被乘人之危方的行为是无效还是可撤销?《民法通则》将其规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而《合同法》将其规定为除损害国家利益的外,为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权利人即受害方有选择民事行为效力的权利,可以保持其继续有效,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该民事行为而归于无效,进一步体现了合同自由的原则。

撤销合同篇6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因债务人的原因，导致其财产减少或灭失。失去偿债能力现象时有发生。如何保证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我国合同法确立了合同保全制度，这项制度的确立旨在保全债务人责任财产的完整性，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能够得到有效清偿。合同保全制度包括两种，一是债权人的代位权。二是债权人的撤销权。合同保全制度的确立体现了现代民法对债权人保护措施日趋完善。

撤销权概述

撤销权定义的理解。根据《合同法》第74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不是债权人的当然行为，比如，债权人宣布债务人的转移财产行为无效就可以实现的，必须依一定的法律程序进行，也就是说，债权人必须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由法院作出撤销债务人行为的判决才能发生撤销的后果，因此，撤销权又被称为撤销诉权或废罢诉权。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不得超越其债权范围。

撤销权性质理解。撤销权作为债权的一项权能。本质上具有债权的雨。债权虽然不等同于请求权。但债权属于请求权。故撤销权兼具请求权和形成权的特点。撤销权行使的法律后果是撤销债务人与第三人民事行为，而返还财产只是因行为的撤销所产生的后果。撤销权作为债权的一项依附权能。它并不是一项与物权、债权相对应的独立的民事权利，而只是附属于债权的实体权利。也就是说，一方面，它必须依附于债权而存在，另一方面。它不能产生物权的效果。

撤销权制度确立的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民事立法也在逐步走向完善，撤销权制度的规定。为债权人督促债务人切实履行合同义务提供了法律依，对打击债务人故意侵害债权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对保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市场形成良好的信用制度和商业道德具有重要意义。

撤销权行使的主客观要件

在司法实践中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条件是否成就。也是审判人员予以裁断时需要考量的问题。根据合同法规定，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必须具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且因债务人所为的行为是否有偿而有所不同。我国法律对债权人撤销权成立要件规定的相对简略，根据是否有偿行为与无偿行为有所区分。假如第三人的行为是有偿的，撤销权的行使要件包括主客观要件。即在客观上既要求债权人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又要求债务人实施了有害于债权的行为。在主观上要求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若第三人行为无偿。则只要求客观要件。不需要主观要件。无偿处分财产和以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对第三人主观恶意有不同的要求。在无偿受让财产的情况下，无论第三人是否存有恶意，债权人都可以行使撤销权。因为放弃到期债权和无偿转让财产，不是真正地交易行为，是受让人纯获利益的行为，不需要担当任何责任，即使撤销。并不会损害受让人原有的利益。而在以不合理低价受让财产的情况下，出于维护交易秩序，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考虑，债权人在行使撤销权时需举证证明第三人明知债务人的处分行为会导致其债权人的债权受损。

客观要件

债务人处分财产行为是撤销权产生的主要条件，没有此条件也就没有行使撤销权的必要。撤销权的行使首先要求债务人实施了一定的处分财产的行为。如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在财产上设立抵押、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出让财产等都属于处分财产行为。

债务人实施了一定的处分财产的行为。撤销权行使要件中的处分行为，仅限于法律上的处分行为，对于事实行为和无效行为不在此范围。事实行为无法撤销。无效行为不

需要撤销。通常处分行为涵盖三类[青形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隋形，如作为债务人的张三，明确表示不要李四偿还到期的借款5万元。无偿转让财产情形，例如，债务人张三无偿地将自有的一辆小汽车赠送于他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情形。如债务人张三将价值2。万的汽车故意以3万价格卖掉。当然，债务人实施处分财产的行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予以撤销。在下列情况下，撤销权行使是受限的：第一，债务人拒绝接受赠与、拒绝从事一定的行为而获得利益；第二。债务人从事一定有可能减少其财产的身份行为。如收养子女、放弃继承权等。第三，不作为的行为或无效的民事行为。这几条都是基于债务人的消极行为和身份行为而失去利益。第四，债务人无偿向他人提供一定劳务的行为。第五。债务人在财产上设立负担的行为，如将其财产出租给他人，这种行为能否撤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债务人在其财产之上为他人设定用益物权，自己本身不获取任何利益，这种行为是可以撤销的。如果出租行为使债务人获得租金，则不能撤销。

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债权人之所以要行使撤销权，是因为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已经生效，财产将要或已经发生了转移。如果债务人转让财产的行为并没有成立和生效，或者属于法律上当然无效的行为，如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以无偿方式转让财产。或者该行为已经被宣告无效等。都不必由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对债务人与第三人实施的无效行为。债权^可基于无效制度请求法院予以干预。宣告该行为无效。

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已经或将要严重损害债权。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这是撤销权构成的一个重要判定标准。判断债务人的行为是否有害于债权。一股要从三个方面考虑。首先。债务人的行为是否导致其财产减少。其次，债务人财产的减少是否导致债务人无资力。如果债务人的行为虽然导致其财产减少，但并未达到债务人没有清偿资力的程度，即无资力状态时，则不能说该行为有害于债权。最后，债务人行为与无资力之间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否则其无资力系由其他原因引起。则不发生撤销权。

主观要件

@一要件依债务人所为的行为是有偿或无偿而有所不同，若为有偿行为。则须债务人、受益人均为恶意时，债权人才可以行使撤销权。而对于无偿行为，则不以债务人和第三人的恶意为要件。

关于债务人的恶意。债务人有无恶意。一般应实行推定原则。即只要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其财产行为而使其无资力，就推定为有恶意。对于有偿转让其财产的行为。原则上不能对债务人是否存在恶意进行推定。一般来说，如果第三人支付了合理对价，则不认为具有恶意，如果转让财产价格明显低廉。又不是因为债务人没有经验或疏忽大意等原因造成，则构成主观恶意。

关于第三人的恶意。第三人是指与债务人发生交易行为的相对人或是由该相对人处取得权利和利益的人，在实践中，如果与债务人发生有偿交易的第三人在主观上是善意的、无过失的。对这种有偿交易的成立和生效，法律应该支持和保护。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是可以行使撤销权的。

如何正确行使撤销权

加强经济法律知识学习

权利的行使，依赖权利的存在，当债权人不知道有撤销权存在时，也就无从谈起行使撤销权。合同保全制度中债权人撤销权的确立，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实际生活中，作为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大多数并不知道有该项权能的存在，在实际债权受到损害时，也是不知所措，不能有效地利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保护自己。往往导致权利消灭。故需要在国家层面完善立法。凸显法律的科学性、实效性、可行。在社会层面要加大普法力度。在经济生活领域，尤其要加大对经济方面的法律知识普及，营造良好的法律学习氛围。个人层面，要不断学习新的法律法规，完善法律知识体系，增强学法意识，有效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债权。政府应加大法律援助服务投入，在各地市设立免费法律援助服务中心，承担法律宣传、咨询、诉讼等任务，使经济纠纷的解决渠道更畅通。

明确撤销权行使的范围

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第2款规定：“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就是说，某一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只能以自身的债权为基础。不能以未行使撤销权的全体债权人的债权为保全的范围。数个债权人以同一债务人为被告，就同一标的提起撤销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债权人在行使撤销权时，其请求撤销的数额必须与其债权数额相一致。但在实践中。债权人请求撤销的债务人处分财产很难与债权人需要实现的债权一致。所以，撤销的范围原则上应仅及于债权保全的范围。对超出债权保全的必要的部分，不应发生撤销的效力。

正确行使撤销权

权利人在行使撤销权时。并不是自己宣布撤销债务人的过错不当行为就可以产生撤销的效果的，必须要经过法定的程序，通过人民法院审理，作出判决才能对当事人或第三人产生拘束力。债权人可以自己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也可以委托法律专业人士诉讼。在行使撤销权时要遵循法律关于该项权能的时效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也失去撤销权资格。另外。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合同法之所以如此规定，也是出于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不能使可撤销的民事行为长期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撤销权行使的法律后果

撤销合同篇7

关键词：公证赠与合同；撤销权；物权行为；善意取得

我国《合同法》将赠与合同划分为：1、一般赠与合同；2、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3、公证赠与合同。将赠与合同的撤销权区分为任意撤销权和法定撤销权。任意撤销权是指赠与合同成立后，在一般情况下，合同一经成立即应有效，不应允许赠与人随意撤销，以维护城市信用原则，但因赠与合同系单方、无偿合同，所以为维护赠与人的利益，法律应于在特殊情形下，允许赠与人撤销赠与；法定撤销权是指赠与合同生效后，只有在法定事由出现时，享有撤销权的人才能行使撤销权而撤销赠与合同。《合同法》第92条到第94条即为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任意撤销只适用于上述一般的赠与合同，法定撤销权的适用范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合同法》尽管将赠与合同的种类和赠与合同的撤销权作了区分，并分别加以规制，但在公证赠与合同的撤销上，仍有许多问题不甚明确。譬如，法定撤销权是否适用于公证赠与合同？赠与物已交付或登记的情况下，赠与人撤销公证赠与合同的后赠与物的归属如何？赠与物经受赠人转移给第三人后，赠与人撤销赠与合同，赠与物该如何归属？法律该如何平衡赠与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赠与理由不存在时，赠与人是否有权撤销赠与合同，取回赠与物？本文拟就公证赠与合同撤销的有关问题，结合物权行为理论和善意取得制度作一理论上的探讨。

一、公证赠与合同中赠与人行使撤销权的限制

从我国《合同法》第86条的规定来看，可将赠与合同分成三种：1、一般赠与合同；2、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3、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合同。公证的赠与合同由国家公证机关依法证明其真实性、合法性的合同，使赠与行为的合法性受法律检验；同时，公证机构在办理公证的过程中为当事人提供良好的法律咨询，让当事人明白了合同的后果。因此，公证的赠与合同是避免争议，并求慎重的最佳形式。在各种合同中经过公证的合同效力最高，具有很强的证明力，为了维护公正合同的信誉，赠与人不得以单方意思表示撤销合同。[1]《合同法》第86条规定，对于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因此，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公证赠与合同是一种诺成性合同。

由于公证[1]的赠与合同是一种诺成性合同，所以赠与人不能与一般赠与合同的赠与人一样享有任意撤销。那么公证赠与合同中赠与人是否享有法定撤销权，虽然，合同法并没有在其有关条文中明确体现，即法无明文规定，但是，从法定撤销权的行使条件……及法律条文的逻辑来看，任意撤销权针对的是一般赠与合同，但如果公证的赠与合同如果具备法定撤销权的要件，赠与人可以依法行使上述权利。

因此，公证的赠与合同主要具有以下特点：1、是一种诺成性合同；2、赠与人不享有任意撤销权；3、赠与人享有法定撤销权。

二、赠与人行使撤销权的法律后果

1、标的物尚未转移、

根据《合同法》第86条的规定，一般赠与合同中，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任意撤销权的行使必须是在标的物尚未交付或登记的情况下，赠与人一经行使撤销权，则使赠与关系归于消灭，即赠与一经撤销视为无效，赠与人不再负有交付赠与标的物的义务。但公证的赠与合同属诺成性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公正赠与合同中的赠与人只享有法定撤销权，也就是说只有出现《合同法》第92条规定的法定事由，赠与人才享有法定撤销权，在赠与物尚未转移之前，赠与人可行使法定撤销权撤销赠与合同，赠与人不再负有交付标的物的义务。我国台湾民法第408条，有相关的规定：“赠与物未交付前，赠与人得撤销赠与。其一部分已交付者，得就其未交付的部分撤销之。前项规定，于立有字据之赠与或为履行道德上之义务而为赠与者，不适用之”。[2]类似的规定还有《日本民法典》第550条规定：“不依书面所进行的赠与，各当事人可以撤销”。[3]《德国民法典》第534条（道义和礼仪上的赠与）的规定：符合道义上的义务或者从礼仪上考虑而为的赠与，不得要求返还和撤销。[4]

2、赠与物已交付或登记

《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规定：“按照合同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2]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合同法》第133条规定：“财产所有权自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6条规定：“房屋所有权的转移或房屋现状的变更时，须到房屋所在地的房管机关办理登记变更手续。”因此，我过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是以交付或登记为标志，在赠与合同中，如果赠与物已交付或登记，则该赠与物的所有权已经发生转移，此时不论对于一般赠与合同合适公证赠与合同都只能行使法定撤销权。赠与人行使法定撤销权后，标的物该如何归属？目前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赠与物交付或登记，受赠人已经取得赠与物的所有权，赠与人撤销赠与合同后，只对受赠人享有不当得利请求权，而不享有物上请求权。认同物权行为无因性的学者多持该种观点，在新《物权法》出台前，我国大多法院对该类案件的判决也是只宣告债权行为无效，即赠与合同无效，但债权行为的无效并不影响物权的取得。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赠与合同有效是赠与物所有权转移的前提，赠与合同被撤销后自始无效，受赠人取得所有权的合法依据不再存在，赠与人重新取得赠与物的所有权。

以上两种观点那种更合理，笔者将在后面的论述中做具体的阐述

3、赠与标的物已转移给第三人

受赠人在取得赠与物后，有权对其进行处分，将赠与物转移给第三人。此种情况下，若受赠人有……，则赠与人依法行使法定撤销权，赠与合同关系消灭。受赠人取得所有权的依据不存在，而此时赠与物已经流转于第三人，在这种情况下是保护第三人，维护交易安全，还是保护赠与人的合法权益，使其重新取得赠与物的所有权。这涉及到法律如何平衡赠与人与第三人利益的问题，是维护交易安全还是保护赠与人从而更好的鼓励社会互助共济的行为。笔者将在后面做具体的阐述。

4、赠与理由不再存在

在社会生活中，如果赠与人将赠与物交付受赠人并到公证机关公证，后来发现赠与的理由不存在，如有媒体报道某人患恶疾，需要他人的资助，但后来确诊受赠人并未犯病，而属于误诊。在此种情况下，赠与人能否请求受赠人返还赠与物？笔者认为，公证赠与合同属诺成性合同，在赠与人作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交付给受赠人意思表示，受赠人也表示接受赠与时，并到公证机关办理公证，合同就生效了。赠与人将赠与物交付受赠人，受赠人接受赠与物时，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即赠与物的所有权至此发生转移，受赠人成为该赠与物的所有权人，此时，只要受赠人不发生……即使赠与理[3]由不存在，赠与人也不得撤销赠与合同。理由是基于公证赠与合同的特殊性，以在前面阐述过，这里不做进一步的论述。其次，在赠与理由不存在的情况下，赠与人仍然将赠与物给予受赠人，更体现了赠与人乐于助人的高尚道德情操。

三、有因物权行为在公证赠与合同撤销中的适用

赠与物已交付或登记，赠与人行使撤销权后，赠与物的所有权归属到底如何，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着分歧。

首先，认为在此种情形下，赠与人只能行使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受赠人归还赠与物，而受赠人仍然享有赠与物所有权观点是受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影响。

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由19世纪初，德国著名法学家萨维尼创立，萨维尼认为，以履行买卖合同，或其他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交付，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事实履行行为，而是一个特别的以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物的契约”。[5]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即物权行为的法律效力独立于债权行为的法律效力，债权行为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不影响无权行为的效力。虽然债权行为引发的法律后果是物权行为产生的基础，但物权行为产生后，就与该债权行为无关。用该理论分析赠与标的物已经交付或登记的公证赠与行为，可将赠与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即赠与合同形成阶段（债权行为）和赠与标的物的交付、登记阶段（物权行为）：公正赠与合同的生效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交付赠与物的请求权，并不直接导致物权的变动；赠与物的交付与登记导致所有权的变动，二者相互独立。[6]即使合同被撤销也不影响赠与物所有权的转移。而对赠与人的保护可以用不当得利请求权代替物权请求权。此种观点在理论界和学术界都很有影响力。

笔者认为该种观点不利于保护赠与人。

在这种情况下，不当得利请求权不能代替物权请求权。首先二者的种类和内容不同：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受赠人返还所得利益、及其替代补偿所得价值。物权请求权要求受赠人回复占有、返还物等[7]。

其次，二者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不当得利请求权是一种债权请求权，赠与人只享有不当得利请求权而不享有物权请求权，将其物权人格降为债权人格。物权请求权一般优先于债权请求权。特别是在如果受赠人有以下处分行为时，赠与人的不当得利请求权就毫无意义。1、如果受赠人在赠与物上设定担保物权，如果此时赠与人只享有债权请求权，基于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赠与人不能请求返还赠与物。只能请求受赠人赔偿损失。一旦受赠人履行不能，那么赠与人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2、如果受赠人的其他债权人申请对赠与物强制执行，赠与人不得提出异议。3、如果受赠人宣告破产，赠与人不得依所有权对赠与物行使取回权，而只能与其他债权人平等受偿。[8]

这些情况对赠与人的保护都是很不利的。该观点过分强调对受赠人利益的保护，这是对民法公平正义原则的漠视。其次，在此种情况下赠与人只享有债权请求权，而受赠人享有的是物权请求[4]权，赠与人享有的债权请求权不能对抗受赠人享有的物权请求权，使得赠与人的撤销权形同虚设。特别是在公证赠与合同中，赠与人享有法定撤销权，是在受赠人不履行法定义务或作出严重伤害赠与人及其近亲属的行为下产生的，而此种情形下，还允许受赠人继续享有所有权，有为社会基本价值取向。具体理由如下：首先，基于公证赠与合同的特殊性。法律只赋予公证赠与合同法定撤销权，一方面是考虑到公证的效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公证赠与合同成立的基础往往是基于赠与人对受赠人的感情，当受赠人作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他的近亲属，不履行法定义务行为，就会使这种感情基础丧失，那么整个赠与合同存在的基础也随之丧失，赠与合同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道德依据。[9]同时赠与合同是单务、无偿的合同，受赠人是单纯的获利方，如果允许受赠人在严重侵害赠与人或他的近亲属，不履行法定义务时，仍然享有赠与物的所有权，这不仅对赠与人不公平，使赠与人的积极性受打击，而且对整个社会风气会产生不良影响，会助长损人利己的社会风气。这与法律的基本价值理念是相背离的。

因此，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将物权行为理论适用于已交付或登记赠与物的赠与合同关系中，不仅不利于保护赠与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有社会主流价值，不利于社会互助共济高尚道德情操的弘扬。笔者建议，在公正赠与合同的撤销过程中，可参照瑞士、荷兰等国建立的有因物权行为制度，来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瑞士民法》第974条规定：“某物权的登记不正确时，知其或不得而知其有瑕疵的第三人，不得援用该登记。无法律原因或依无法律约束力的法律行为完成的登记，为不正当”[10]可见，瑞士民法把登记与原因行为相联系，原因行为无效，则登记行为也无效。在荷兰民法中也有同样的规定，关于物权的变动，荷兰会议员雅各.H。比克惠司教授指出，一项所有权的让渡凭借着指向转移所有权的一个协议。[11]从以上不难看出，瑞士、荷兰在物权变动中采用的是有因理论。将该理论适用于公正赠与合同中，赠与合同系赠与物交付或登记的原因，当该合同被赠与人撤销后，原因行为无效，则物权的变动行为交付或登记无效，赠与物的所有权不发生转移。则赠与人重新占有赠与物，拥有赠与物的所有权，这样不仅有利于保护赠与人，而且有利于保护国民感情。

四、善意取得制度在公证赠与合同撤销中的适用

在公证赠与合同中。受赠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后，将其转移给第三人。而赠与人撤销了赠与合同，那么该赠与[5]物该如何归属呢？对于善意第三人跟恶意第三人其法律后果是否相同呢？物权无因性理论是极度强调对受赠与人和第三人利益保护的，因此，在此理论背景下，无论是善意第三人还是恶意第三人，由于其已经取得该赠与物的所有权，所以赠与合同被撤销并不影响其继续合法占有该标的物。赠与人并不能重新取得赠与物。显然，如果是恶意第三人取得该赠与物，这对于维护赠与人的合法利益是十分不利的。与法律违背公平正义原则相违背。因此，笔者认为，要保护第三人，维护交易安全，完全可以用善意取得制度来代替物权无因行为。如王利明教授认为：“较之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善意取得制度不仅有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而且其可以区别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的不同情形，来决定是否对其进行保护，也能体会社会公平正义和诚信原则的要求”[12]梁慧星教授认为：“在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的条件下，第三人可以借助善意取得制度而受保护，而不必求助于物权行为的无因。”[13]因此，如果该第三人是恶意第三人，则，赠与人撤销赠与合同后，该赠与物应重新归还给赠与人。但如果是善意第三人呢？法律该如何平衡善意第三人与赠与人之间的利益呢？

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应该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其继续合法占有赠与物，而赠与人只能向受赠人行使不当得利请求权要求其返还转让赠与物的所得，减少赠与人的损失。之所以做这样的平衡，主要有以下两点理由：

首先，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关系到社会交易安全、稳定的保护，体现的是对社会整体交易利益的维护，而对赠与人的保护只是对个人的保护，如果在该种情形下，为保护赠与人的利益，将赠与物归还给赠与人所有，实际操作难度大，因为可能该赠与物已经流转多次，不[6]知所踪了。这对社会交易安全、稳定将是一种挑战。法律的主要任务是对社会利益 的重新分配，为了实现利益分配的最大化，在分配过程中，，总会有受益者跟受损者，“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保护社会交易安全远比保护个人利益来得重要。因此，在此种情况下应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其次，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上的一项基本制度，善意取得要求出让人为非所有权人，而取得人须为善意。该制度的目的和功能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物的流通。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在赠与合同中，受赠人取得赠与物的所有权，第三人依公示公信原则信赖受赠人有处分权人， 而与之交易，取得赠与物的所有权。该制度从表面看，似乎只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其实，该制度同样考虑了赠与人的意思。在赠与合同撤销前，受赠人占有赠与物完全符合赠与人的意思，至于受赠人如何处分赠与物，赠与人并不关心，善意取得保护的善意，是以尊重赠与人的意思为前提下进行的利益衡量，既考虑了意思自治，又考虑了交易安全。

综合上述，用有因物权行为理论解决公证赠与合同撤销的问题，既有利于保护赠与人合法权益，又可以避免受赠人非法获得赠与物，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弘扬社会高尚的道德情操；用善意取得制度解决赠与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平衡问题，既有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又可以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具有一定的可取性和可操作性。

注释：

[1]夏凤英，论赠与合同的撤销权[J] ，2003：（1）

[2]姚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与国内外有关合同规定条文对照[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

[3]姬新江、赵家琪，对赠与合同撤销的法律思考[J]，2004（6）

[4]姚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与国内外有关合同规定条文对照[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

[5]于海涌、丁南，民法物权[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6]孙鹏 物权行为理论与不当得利[J]，现代法学，2003（3）

[7]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8]张义华，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9]赵俊劳，论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的法定撤销权[J]，2000（3）

[10]梁慧星，我国是否承认物权行为[J]，法学研究，1989（6）

[11]荷兰雅各.H.比克惠斯：《荷兰财产结构法的演进》。张晓军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97―298页

撤销合同篇8

甲方(赠与人)：_____(写明姓名、住址)住所：_____

有效证件号码：_____

乙方(受赠人)：_____(写明姓名、住址)

住所：_____

有效证件号码：_____

甲方自愿将其下所有的不动产房产赠与乙方。按照合同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双方自愿达成赠与房产协议如下：

第一条：甲方自愿将其房产赠与给乙方，乙方自愿接受该房屋。该房屋具体状况如下：

(一)座落于_____，建筑面积_____平方米;

(二)赠与房屋的所有权证证号为_____;

(三)房屋平面图及其四至范围见附件一

(四)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方式

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该房屋一并赠与。

该房屋的相关权益随该房屋一并赠与。

第二条：因甲方_____，此房产所购的所有房款和税费均已有乙方代甲方支付，由甲方所购该房产并取得该房产房产所有权证。经协商一致甲方愿将该房屋赠与乙方，并在乙方能办理过户手续时积极协助办理。

第三条：甲方保证房屋在此赠与合同签订前以及合同签订后一直到过户完毕期间该房屋权属状况完整和其他具体状况完整，并保证房屋不受他人合法追索。

第四条：甲方没经乙方同意不得将此房产抵押、转卖或出租给他人，否则抵押、转卖或出租行为无效。如因上述行为造成乙方不能取得赠与房产的，甲方应如数补偿或退还乙方代为支付的所有房款和代交的其他等所有税费。

第五条：甲方赠与乙方房产，本合同在双方签订经公证处公正后不可撤销。

第六条：在乙方能办理该房屋过户手续时，甲方应按约定积极协助乙方转移办理过户手续。

第七条：甲、乙双方定于_____时正式办理过户该房屋,双方定于_____前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相关附属设施和相关权益的更名手续。在乙方领取《房屋所有权证》后，按有关规定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该房屋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甲方未按规定履行以上义务的，则按下列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第八条：甲、乙双方确认，虽然房屋所有权证未作记载，但依法对该房屋享有共有权的权利人均已书面同意将该房屋赠与给乙方。

第九条：本契约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另行订立补充条款或补充协议。补充条款或补充协议以及本契约的附件均为本契约不可分割的部分。

第十条：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订之日到公证处公证之日起生效。

第十一条：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中若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

第十二条：本合同一式_____份。其中甲方留执_____份，乙方留执_____份，为公正留执公证处_____份，为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提交房屋权属登记机关一份。

第十三条：甲、乙双方约定补充条款如下：

甲方(签章)：_____乙方(签章)：_____

证件身份证号码：_____证件身份证号码：_____

地址：_____地址：_____

联系电话：_____联系电话:_____

签约日期：_____签约日期：_____

房产赠与的撤销

现实生活中，房屋的赠与行为时常发生，但是大家可否知道房屋的赠与是有别于一般动产的，需要满足特殊的条件才能达到有效赠与的目的，否则赠与行为对双方当事人都可能存在重大的法律风险。下面，本律师就以《民法通则意见》第128条来对房屋的赠与行为、生效条件、撤销权的行使以及法律风险作如下简要提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第128条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过户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将产权证书交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

一、 赠与关系成立，且受赠人未占有、使用该房屋及其产权证书之前，赠与人可行使任意撤销权;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及上述“民通意见”可以看出，赠与人在签订赠与合同且受赠人未实际占有房屋及其产权证之前，即财产权利未转移之前，是可以享有任意撤销权的。这里的“财产权利”被民通意见明细化，指的并非房屋的过户登记，而是受赠人占有、使用该房屋及其产权证书。因此，赠与人在此阶段实行任意撤销权才是可以得到法律的支持。当然，《合同法》第186条对赠与人的这种任意撤销权也进行了限制，它对房屋赠与行为也是同样适用的，其中包括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得撤销;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得撤销。此外，《合同法》第192条也设立了法定撤销权之规定，即无论是否具备《合同法》第186条规定的情形，只要满足以下条件均可撤销：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二、 赠与关系成立，受赠人占有、使用该房屋及其产权证书，但未办理过户手续时，赠与人一般不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

撤销合同篇9

关键词：合同效力；撤销权；噪声污染；房屋质量

一、基本案情

2010年3月30日，柴玉林与吕智忠经由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居间签订《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合同约定由吕智忠购买柴玉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钓鱼台嘉园1号楼2层00号房产一处；房屋成交价格为8，200，000元人民币。合同签订后，柴玉林按照约定向吕智忠履行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并将上述房屋交付给吕智忠。吕智忠向柴玉林支付了部分房价款5，000，000元人民币，尚欠柴玉林3，200，000元。该笔剩余价款经柴玉林多次催要后，吕智忠以房屋质量问题、签约当时存在重大误解为由拒绝支付购房尾款。

2010年9月8日柴玉林将吕智忠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吕智忠支付剩余尾款3，200，000人民币并承担违约责任。同年9月9日，吕智忠以房屋及附属设施存在重大质量问题，签约当时存在重大误解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讼。吕智忠请求法院判决撤销柴玉林与吕智忠所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柴玉林返还已支付的购房款5，000，000元人民币及利息；赔偿吕智忠因买房支付的中介费1，23，000元人民币及因过户发生的各种税费、房屋登记费335，080元人民币；3、 赔偿吕智忠噪声检测费用1，800元人民币等诉讼请求。

本案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释明，吕智忠撤销对柴玉林的，在柴玉林诉吕智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提起反诉。

原告柴玉林（反诉被告）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原告被告具有法律拘束力，受法律保护。柴玉林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积极、全面的履行其合同义务。吕智忠拒绝支付购房尾款3，200，000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吕智忠（反诉原告）不同意柴玉林诉讼请求并反诉称柴玉林向吕智忠交付房屋后，吕智忠发现所购买房屋内有持续性噪音，主卧地区伴随地面震动，经查噪声来源于该房屋楼下B2层空调主机，经吕智忠委托噪声检测机构检测噪声严重超标。柴玉林对噪声超标问题早已明知，却在售房时并未向吕智忠告知此严重房屋质量问题，柴玉林未向吕智忠如实陈述房屋及配套设施存在重大质量瑕疵，致使吕智忠在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与之订立显失公平的房屋买卖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4条、58条规定该合同应当依法被撤销。

二、法院判决

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柴玉林与吕智忠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同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力。……柴玉林的合同义务已经全部履行。虽吕智忠在收房后，以上述房屋存在噪音为由，单方为由相关部门对上述房屋的噪音进行了检测，该检测报告记载了相关检测结果，但该检测报告对所检测结果未作评价，且……。同时产生噪音来源于地下二层空调主机，并非上述房屋本身质量所致。现吕智忠为上述房屋的所有权人，该噪音问题可与其开发商或者物业部门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之规定，判决吕智忠于本案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柴玉林购房款三百二十万元，驳回吕智忠的全部反诉请求。吕智忠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法律评析

这是一起典型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如火如荼，一般该类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因房屋价格上涨过快、超出出卖人的心理预期，出卖人反悔而发生纠纷的情况比较常见。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般涉及合同效力诉讼、撤销权诉讼、义务履行诉讼等合同纠纷诉讼。本案中原告柴玉林要求被告吕智忠支付房屋成交价款的诉讼行为属于合同履行之诉，在本案履行之诉内，被告吕智忠提起反诉撤销权诉讼。就本案涉及法律问题作如下分析：

1、 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中合同效力主张与判断标准

一般买卖合同自合同当事人双方签字或者盖章即成立并生效，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即遵循该规定。在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合同当事人或者房屋共有权人（如夫妻共同共有或者按比例按份共有）可以主张合同无效之诉。如果在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履行纠纷诉讼过程中，合同一方当事人主张该买卖合同无效的，那么其可以向法院另行提起合同效力确认之诉，并申请中止对本案的继续审理；如果共有权人认为出卖人的处分行为侵害了其共有权因而主张合同无效的，那么其应当另行向法院提起合同效力之诉并申请中止对本案合同履行之诉的审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司法实践中，合同当事人一方一旦向法庭提交了存量房屋买卖合同，那么即可视为双方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规定该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除非主张合同无效的当事人提供足以该买卖合同无效的证据或者法律依据。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查确认合同效力时对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上述法律、司法解释是审理合同纠纷案件合同效力的判断标准与依据。

2、 中央空调噪声污染与房屋质量关系

本案中央空调是否作为诉争房屋的附属设施，将所有权一并转移给吕智忠并属于严重房屋质量问题呢？

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中，柴玉林与吕智忠就买卖标的物已经作出明确约定，其本身并不包含地下中央空调这一设施。实际上房地产开发商在楼宇建造过程中安装的为该楼宇全体业主提供夏冬季制冷、采暖作用服务的设备。柴玉林本人不对该设备具有所有权，不能随房屋一并转卖出售。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因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不能交付使用，或者房屋交付使用后，房屋主体结构质量经核验确属不合格，或者因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但是，本案中中央空调噪声问题不属于房屋主体结构质量问题或者因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的情形，因此吕智忠以房屋及附属设施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为由主张撤销买卖合同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事实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就此亦作出阐述。

3、 房屋买卖合同中因重大误解撤销权的行使条件

合同当事人可以显失公平、重大误解、欺诈、胁迫与乘人之危四种情形向人民法院提起合同撤销权诉讼。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对于与法律行为有关的重大事项所作的错误认识，并使行为与自己的意思相悖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行为。

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一般具有以下构成要件：

（1）误解一般是因受害方当事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受到他人的欺骗或不正当影响造成的。这类合同多是由于当事人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信息或交易经验而造成的，从而导致合同与当事人自己的真实意思相违背.

（2）当事人的误解必须是要对合同的主要内容构成的误解必须是重大的。如果仅仅是合同的非主要条款发生误解且并不影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就不应作为重大误解来处理。同时，对订约动机的判断错误也不应构成重大误解。误解必须是对合同的内容发生误解，并导致了合同的订立；同时，误解还必须是重大的。所谓重大的确定 ，既要考虑误解者所误解的不同情况，考虑当事人的状况、活动性质、交易习惯等几个方面的因素，又要考虑因此给当事人造成的不利后果。

（3）误解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所应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当事人不愿意承担误解的法律风险。合同一旦履行，将会使误解方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害，这不是合同当事人所期望的。

（4）重大误解与合同的订立或合同条件的确定存在因果关系。如果没有这种误解 ，当事人将不会订立合同或虽订立合同但合同的条件将发生重大改变。与合同订立和合同条件的确定无因果关系的误解，不属于重大误解的合同。

另外需要注意，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因此当事人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一年，自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否则撤销权消灭。

本案中，吕智忠与柴玉林就房屋买卖交易的合同行为性质（买卖误解为租赁）、合同当事人、买卖标的品种（商品房误解为经济适用房、央产房等）、产品质量（未经验收合格、不符合交付条件误解为开发商经验收合格并符合交付条件）、规格（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房产证载明面积）、数量（将一套误解为两套）等并没有产生错误认识。柴玉林与吕智忠之间订立的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不符合重大误解的情形。吕智忠的反诉理由不能成立，因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吕智忠的反诉诉讼请求。

4、 中央空调噪声问题法律解决之道

柴玉林所出售的房屋是经验验收合格的房产，其房屋本身不存在质量瑕疵。本案所涉噪声问题来源于中央空调，而该设备不属于所出售房屋的附属设施一并出售给吕智忠。关于噪声污染防治与法律责任问题，我国具有专门法律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受到环境噪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加害人排除危害；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根据该法该法律规定该噪声污染问题，应当由噪声发声装置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人采取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造成受害人损害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房屋噪声产生来源于地下二层空调主机，并非上述房屋本身质量所致。现吕智忠为上述房屋的所有权人，该噪声问题其可与房屋的开发商或物业管理部门另行解决。那么，就本案噪声问题，吕智忠可以与房地产开发商或者物业部门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方式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民事诉讼，从而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

撤销合同篇10

    论文摘要摘要:为了探究中国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合同形式”的保存,应用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对该公约和中国《合同法》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比较,以为中国《合同法》实施后,该公约和《合同法》有关合同形式的规定大致相同,保存反而造成了适用法律的冲突;撤回保存的积极意义大于撤回保存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且撤回又无任何法律障碍,我国政府应撤回保存。

    198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销售合同公约》)是目前影响最为广泛的有关国际货物销售的公约,截止2007年8月16日共有缔约国70个,包括了世界主要贸易国家。但由于《销售合同公约》需要照顾到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导致其在规则设计和表述上具有一定模糊性,其中,缔约国可以对公约有关内容提出保存就是最主要的表现。我国在1986年核准该公约时,对该公约提出了两项重要的保存摘要:第一项保存是我国政府在认可公约时声明,不受第1条第1款(b)项和第11条的约束,也不受公约和第11条内容有关的规定的约束;第二项保存是对公约第11条及和第11条相关内容的保存,理论上习惯简称为“对公约第11条的保存”或“合同形式保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颁布施行以来,学术界对我国事否应撤回此条保存,争议较大。本文通过《销售合同公约》和我国《合同法》有关合同形式规定的比较,分析我国保存的背景及立法变化,探究我国撤回合同形式保存的利弊。

    一、《销售合同公约》和《合同法》有关合同形式规定的比较

    (一)《销售合同公约》有关合同形式的规定

    有关合同形式,该公约第11条规定摘要: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实,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条件的限制,销售合同可以用包括人证在内的任何方法证实。而且该公约第13条还进一步解释摘要:为本公约的目的,“书面”包括电报和电传。

    (二)《合同法》有关合同形式的规定

    我国《合同法》第10条规定摘要: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11条进一步指出摘要: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三)两者的比较

    不丢脸出摘要:《销售合同公约》和《合同法》有关合同形式的规定大致相同,都将合同的形式界定为包括书面形式在内的各种形式。但是仔细分析,两者的规定还是有区别的。

    1.对合同形式的划分不同 《销售合同公约》将合同形式划分为书面形式和非书面形式;《合同法》则分为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三种。

    2.书面形式的范围不同 《销售合同公约》有关书面形式的表述宽泛而不明确,但通过第13条的解释,可以推出书面形式包括合同书、信件、电传、电报。由于订立时间较早,公约并未明确规定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是否为书面形式,所以它们应属于《销售合同公约》所指的非书面形式;相对而言,《合同法》对书面形式的规定较明确,指出了书面形式包括合同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

    3.合同形式和合同成立的关系不同 《销售合同公约》对订立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应采用何种形式未作限定,且明确规定合同形式不受任何限制;《合同法》对何种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有明确规定,具备法定的形式要件,是包括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在内的各类合同成立的必备条件。

    二、我国提出保存的背景及立法变化

    我国事于1981年9月30日在《销售合同公约》上签字的,1986年12月11日交存批准书,是该公约生效后首批适用该公约的11个缔约国之一。根据《销售合同公约》第96条的规定,我国政府在认可公约时声明,不受第11条及和第11条内容有关的规定的约束。

    (一)我国提出合同形式保存的原因

    我国于1985年7月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以下简称《涉外经济合同法》),考虑到包括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在内的各类涉外经济合同具有涉外因素且内容复杂,考虑到中国对外贸易制度以及海关对进出口贸易的监管需要,我国在立法时采取了书面形式。根据《涉外经济合同法》第7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合同条款以书面形式达成协议并签字,即为合同成立。而根据《销售合同公约》第96条的规定摘要:本国法律规定销售合同必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实的缔约国。可以随时按照第12条的规定,声明本公约第11条、第29条或第二部分准许销售合同或其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或者任何发价、接受或其他意旨表示得以书面以外任何形式做出的任何规定不适用,假如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是在该缔约国内。于是我国在递交批准书的时候,对公约第11条及和第11条相关的内容提出保存,一方面,确保了我国缔结的《销售合同公约》和国内立法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也坚持了我国应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态度。

    (二)我国相关立法的变化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99年3月15日通过了《合同法》,并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同时废止。这一立法的变化,使我国的国内立法和我国缔结的《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不一致。《合同法》答应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采用书面形式以外的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由于提出保存,适用我国的《销售合同公约》则规定摘要: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于是新题目产生了摘要:我国的一公司和另一缔约国的另一公司采用口头或其他形式订立货物买卖合同是否能成立?假如能成立,那么岂不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存的条款除外,”的有关规定相矛盾了。由于,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不一致时,优先适用国际条约,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假如不能成立,那么依据我国法律订立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国内货物买卖合同的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不同,这会不会导致对订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不公道的限制?属不属于对订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当事人的歧视性待遇?是否违反了我国同一合同法的初衷?

    可见,考虑到当时的贸易实践和有关立法的规定,我国提出合同形式保存是公道的;但《合同法》实施后,《销售合同公约》和《合同法》有关合同形式的规定大致相同,当初有关合同形式的保存,反而造成了适用法律的冲突,于是很多学者都建议我国政府应撤回此项保存。不过,也有学者以为《合同法》和我国对《销售合同公约》的保存并无冲突,无需撤回保存。我国提出保存的背景已发生变化,我国对此项保存是否撤回,确实是摆在我国政府眼前的一个新题目。

    三、我国撤回对合同形式保存的利弊分析

    在我国政府尚未对批准《销售合同公约》时所作之保存以书面方式公布撤回之前,我国对公约所作的声明仍然有效。如前所述,我国撤回合同形式保存并没有法律上的障碍,撤回和否完全取决于我国的自主选择。那么,我国应不应当撤回合同形式保存呢?以下通过对撤回保存的利弊分析,得出更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一)有关《销售合同公约》第96条的分析  为了能较为正确地分析我国撤回合同形式保存的利弊,应先对保存依据的条款,即《销售合同公约》第96条进行剖析。根据《销售合同公约》第96条的规定,缔约国可以随时声明对第11条及和之相关内容予以保存,但实施此项保存有两个条件摘要:一是缔约国在提出保存时,本国法律规定销售合同必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实;二是保存只对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在该缔约国内的相关销售合同有效。

    有关第一个条件,《销售合同公约》并没有规定缔约国要维持此项保存,必须保证本国法律有关销售合同采用书面形式的规定不作改变;也没有规定缔约国国内立法修订相关内容,不再具备该条件时,缔约国提出的保存自动失效。倒是《销售合同公约》第97条第(4)款规定摘要:根据本公约规定做出声明的任何国家可以随时用书面正式通知保管人撤回该项声明。有鉴于此,我国《合同法》有关合同形式的改变,并不会使我国批准《销售合同公约》时提出的保存失效,而我国政府却拥有以书面通知方式随时撤回保存的权力。

    如何理解第二个条件,即作甚保存“只对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在该缔约国内的相关销售合同有效”,学术界有不同观点,其中有两种观点较为突出摘要:一种观点以为,在审理销售合同纠纷时,假如合同准据法为公约,只要当事人一方营业地所在国对合同的形式作出保存,缔约国法院只能认定书面形式为合同的有效形式,而认定非书面形式为无效;另一种观点以为,应当依据缔约国法院地冲突规范决定合同的形式,即法院适用其冲突规则确定合同形式的准据法,假如该准据法所属国为缔约国,且做出合同形式的书面保存,那么当事人只能采取书面形式缔结合同。也就是说,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为声明保存国,另一方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为非声明保存国,他们之间缔结的非书面合同并非均为无效合同。具体来讲,假如一家营业地在中国的企业和一家营业地在另一缔约国的企业订立销售合同,合同的准据法若是中国法律,订立的合同必须是符合公约的书面合同,否则无效;合同的准据法若是另一缔约国的法律且该国为非声明保存国,两家企业订立的非书面合同依然有效。

    对《销售合同公约》的解读,应根据其本身的解释规则,而不能看文生义。根据《销售合同公约》的解释规则,即公约第7条的规定摘要:在解释公约时,应考虑到公约的国际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同一以及在国际贸易上遵守诚信的需要;凡公约未明确解决的属于公约范围的新题目,应按照公约所依据的一般原则来解决,在没有一般原则的情况下,则应按照国际私法规定适用的法律来解决。根据这条规则,合同准据法如为公约,并不能明确合同应采用何种形式,由于公约本身有关合同形式就有两种规定;应将合同的准据法确定到某一国的法律,这样的准据法内容才是惟一的、明确的。所以后一种观点更符合公约的解释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