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处分思想汇报十篇

撤销处分思想汇报篇1

关键词：后续教育制度；跟踪教育；处分撤销

高校受处分学生虽然只占学生总数的一小部分，但却是一个特殊群体。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各高校制订的违纪处理规定，高校学生在校期间违反校纪校规，视情节轻重，要受到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五类处分。为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和生活秩序，学生出现违纪行为就要给予相应处分。学生受处分后，高校应积极加强教育引导，建立和实施科学的后续教育制度。

一、后续教育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后续教育制度主要包括心理预警和疏导制度、跟踪教育制度、处分撤销制度、社会支持制度等。通过心理预警和疏导制度，消除学生的心理障碍；通过跟踪教育制度，考核学生的行为表现；通过处分撤销制度，给予学生获得重新正面评价的机会；通过社会支持制度，让学生体会到更多的人文关怀和理解宽容。建立健全后续教育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后续教育制度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与一般社会犯罪案件相比，大部分学生违纪行为的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性也不大。高等教育是为了使人得到全面发展，高校对学生进行处分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为了更好地规范学生的行为。

后续教育制度可以使学生在接受纪律约束的同时，也能体会到高校的人性关怀。正如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言：“法律（包括纪律）所考虑的不是人们都像哨兵一样时时刻刻目不转睛，而是要他们偶尔也能无忧无虑地抬头观瞧灿烂的星空、盛开的花木和存在的必要性及美感。”无论如何，处分学生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后续教育制度讲究宽严适度，给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真正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二）后续教育制度保障受处分学生的公正评价权

我国教育法规定：“受教育者享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因此，受处分的学生也同样有权要求学校对其思想品德、言谈举止做出客观、公平、正直、没有偏私的评价。

高校对学生的评价是具有公信力的证明，直接关系到学生今后的升学和就业等。后续教育制度能够使受处分学生通过正面教育引导，扭转心理行为偏差，从而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二、现有后续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目前，国内真正建立受处分学生后续教育制度的高校是少之又少。有些高校即使建立了后续教育制度，但其管理者仍然存在着“强调处分程序，轻视教育过程”的观念，认为对学生处分就等于对学生进行教育。也有少数教育工作者以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为由，淡化了对受处分学生的关心和教育，使教育工作流于形式。

（二）教育管理体系分裂

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对学生的学业、思想和心理等各方面进行指导，而不是只有专职思想政治辅导员才管学生的思想工作。但是，目前很多高校中存在两个极端现象，教学的往往不管育人，育人的很少管教学，任课教师上完课就离开课堂，其他工作都由辅导员等负责。对受处分学生的教育工作，都是靠辅导员、副书记的个人力量和经验进行，任意性和波动性太大，缺乏科学化、体系化。

（三）跟踪教育制度缺乏

跟踪教育制度主要是对受处分学生进行学业、心理、就业等全方位的跟踪和记录，内容可包括跟踪人、跟踪事项、跟踪目标以及跟踪考核等。目前，很多高校尚未建立这种跟踪教育制度，有的高校即使建立了类似的跟踪辅导制度，也大多流于形式，管理比较粗糙，没有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四）教育方式方法有待改善

1.对受处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不够深入

学生受处分后，一些教育工作者没有注意运用更多的工作技巧，深入地慰疗学生的心理，对学生的心理补救往往只停留在关注学生情绪状态，引导学生摆脱处分造成的心理阴影，使他们将精力转移到学习中，但却忽视了心理健康教育的系统性、全面性。

2.对受处分学生的教育方式比较单一

许多教育工作者采用的方式方法比较单一，往往局限于口头谈话和书面思想汇报，找学生谈几次话，写几次思想汇报就算进行了教育，力度不够，效果也不好，更谈不上根据受处分学生的特点，采用多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也很少有效地利用各类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等教育资源。

三、完善后续教育制度的建议

（一）转变观念，坚持以教育为中心

科学合理的学生处分模式应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念，不是以惩罚为中心，而是以教育为中心。

1.处分方式和手段必须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要求

处分是建立在对教育活动中每一个个体作为“人”的地位的承认及对其人格、权益的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只有突出学生处分的教育目的，才能确保受处分学生的人格尊严、合法权益得到尊重，才不至于用简单的惩罚代替应有的“劝诫”。

2.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护学生的权益

高校不能仅从维持管理和教育秩序出发，这有违教育的基本原则。对学生违纪行为的处理，应充分体现对学生权益的尊重、保护和实现。

（二）加强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

1.管理者要充分重视制度建设

重视并完善相关工作机制，能极大地推动处分后续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管理者尤其是高校领导应充分重视学生处分后续教育，调动学校各方面力量开展教育工作。

2.任课教师要积极参与

任课教师在承担学生学业指导的同时，也应兼顾学生思想教育等工作，应当与辅导员相互配合协作，积极关注受处分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对他们进行相应的学业生涯和人生规划的引导。

3.教育工作者要加强培训

要以制度形式，有计划地组织相关专业培训，改善教育工作队伍的整体知识结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修养，促使他们科学掌握沟通、指导、教育以及管理等技巧。

（三）强化心理预警和心理疏导

心理预警机制是以预防为主，集学校、家庭、院系、班级、寝室五位一体的心理健康监督预警机制。应结合受处分学生的性格特征，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辅导工作。心理疏导机制是针对已经出现心理障碍的学生，如自卑心理、放纵心理、孤僻心理等，通过开展个别咨询和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及时化解学生的心理危机，促进他们心理健康状态的回归。

（四）进一步完善跟踪教育制度

跟踪教育制度是指教育工作者通过对受处分学生心理、行为、学习、生活等方面采取全程监控的方式进行追踪考核或阶段性总结。跟踪教育的目的是关注受处分学生的后续行为，并对其行为做出及时的修正和鼓励。要尽可能地与学生进行情感交流，消除隔阂，建立信任。对学生受处分后的心理态度、行为举止、学业成绩、生活状态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了解，要强调对学生隐私的尊重，维护其正当利益。

（五）开拓思路，采用多种教育手段

除了主动谈心和定期思想汇报外，应在教育过程中开拓思路，通过素质拓展和集体文化体育活动，加强受处分学生与班级同学之间的交流。还可推荐或吸收受处分学生参加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活动、公益活动、创新人才培训、文化艺术演出等具体活动，发掘和培养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六）探索建立处分撤销制度

学生处分制度主要表现为一种约束机制，体现的是约束功能，而学生处分撤销制度，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激励机制，体现的是激励功能。建立学生处分撤销制度，能够对学生处分制度进行弥补。以国家公务员纪律管理为例，我国公务员受到开除以外的行政处分改正错误的，警告处分满半年可予以撤销；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满一年可予以撤销；撤职处分满两年可予以撤销。既然对行使国家权力的公务员都有处分撤销制度，那么，对教育对象学生也应建立处分撤销制度。因此，建立学生处分撤销制度是现行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内在要求。

当然，不是所有的处分都能撤销，达到一定条件的才能撤销。即使处分撤销了，撤销处分决定书与原处分决定书也应当一同存入学生本人档案，以维护学生在校情况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处分撤销对象可拟定为曾受警告、严重警告和记过的学生。处分撤销的条件可以一年时间为考察期，学生受处分后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和后果有深刻的认识和悔改，没有再发生任何违纪现象。受处分后学生成绩无不及格现象，能积极参加公益劳动、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并获好评。在此基础上，学生提交撤销处分书面申请后，班级、学院、学校通过民主评议、测评和审核过程决定撤销与否。处分撤销要充分考虑“违纪情节较轻”和“具有明显悔改表现”两个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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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曼曼.浅析高校如何加强学生受处分后的教育[J].考试周刊，2011.

[3]单正义.学生违纪处分程序中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

[4]张小芳.高校受处分学生的后续教育制度厘定[J].现代教育管理，2006.

[5]闵辉.高校学生处分的失范与完善[J].辅导员工作研究，2010.

[6]刘江涛.高校受处分学生教育研究[J].实践探索，2009.

撤销处分思想汇报篇2

当前，我局对生产力布局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为做好全局团的工作，更好地发挥团组织和团员青年的积极作用，搞好团的各项工作有机衔接，局团委就有关事宜提出如下要求：

一、摸清底数，做好组织管理和交接工作。进一步调整生产力布局之后，整建制划交单位的团组织关系按照西铁党（20**）36号文件公布的隶属关系整体划交；单位撤销，其所属车间（部门）划交不同单位的，被撤销单位团组织要将2005年团内统计报表、团组织和团员基本情况分别移交各接收单位团组织，接收单位团组织要对照报表认真核对，保证团组织状况、团员关系移交及时准确，不漏转、漏统；被撤销单位要冻结团费，并按照团费有关管理规定，对团费账目、会计凭证进行整理。并将结余团费、团费账目、会计凭证全部移交接收单位，接收单位团组织要认真审核团费账目并办理交接手续。对交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接收单位团组织要加强沟通，妥善解决，重要情况要及时向局团委汇报。各单位要摸清底数，按照附表格式，于3月27日前上报各单位最新的组织报表。

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确保青工队伍稳定。各级团组织要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广大团员青年深入学习贯彻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生产力布局调整的有关精神。做到以鲜明的政治态度支持改革、以坚定的大局观念理解改革、以严格的纪律保障改革，带头当好表率，坚定信心，把思想和言行统一到部党组的正确决策上来。要认识到改革的复杂性，密切关注青工的思想动态，密切关注网络舆情，及时了解、深入分析青年的思想变化，对青年中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和苗头要及时配合有关部门积极做好思想工作，要结合当前形势特点和本单位的具体情况，明确重点，提高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妥善处理各种新问题，以人为本，牢记“服务青年”这个核心要旨，关心青年生活，帮助青年解决实际困难，确保青工队伍的稳定。

撤销处分思想汇报篇3

内容提要:为对行政裁量进行有效规制，需要设计比较妥当的司法审查标准。基于对案例的实证考察，目前的滥用职权标准并非像主流学说所认为的能成为评价行政裁量的重要标准，其症结在于将平常意义的滥用职权与主观过错相勾连。行政诉讼法应予修正并确立“裁量明显不当”标准，主要审查行政裁量是否明显与立法目的和精神、基本法治原则、习惯法、一般公平正义观念或常人理性相悖，而不是追究主观过错。

行政裁量于当代政府管理中的广泛存在，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何对行政裁量进行有效规制，使其在保有灵活多变风格的同时仍然能够一定程度地中规中矩，也就备受关注，并成为当代行政法的核心。规制行政裁量的技术和方法，不断地得到设计、试验、变革与巩固。在我国行政法上，存在一个意象，即行政诉讼法所提供的诸多司法审查标准之中，用来检验行政裁量的主要是“滥用职权”和“显失公正”。而且，由于立法者明确“显失公正”仅适用于行政处罚，因此，这个意象的核心顺理成章地成了：滥用职权是对行政裁量进行司法审查的最普适、最重要的标准。本文秉持“关怀现实”的立场，拟由一个实际案例谈起，追问滥用职权是否真的可以用于案中的被诉行为；进而，根据对虽然不够周密严谨但具有相当证明力的270个案例的考察，点明上述意象与实际之间的距离；随后，对相关的行政法理论进行一定反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行政诉讼法未来修正时应确立“裁量明显不当”标准的建议，以供商讨。

一、法官在舍本逐末吗？

本文的写作初衷，源于对“华商银行诉柳州市房产局恢复抵押登记案”（以下简称“华商银行案”）的思考。wWw.133229.cOm案件大致经过如下：海隆公司与首长公司在柳州市房产局办理了房产抵押登记（以下简称1号抵押）。时隔半年，海隆公司和首长公司人陈某又前往房产局，以债权债务已经结算完毕为由申请办理抵押注销登记。柳州市房产局经过审核，决定注销。随后，海隆公司向华商银行贷款，且与该行一起到房产局就同一栋房产再次办理了房产抵押登记。一年以后，首长公司发现海隆公司与陈某串通欺骗房产局注销1号抵押的事件，向公安机关举报。公安机关侦查完毕，海隆公司和首长公司又向房产局申请恢复抵押登记，柳州市房产局作出了恢复1号抵押的决定。华商银行提起行政诉讼，认为恢复抵押登记的决定剥夺了其惟一抵押权人的资格，请求撤销该决定。

此案经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之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二审法官在案件审结后撰写的一份评析报告中，指出了撤销被诉行为的一个理由，即房产局恢复抵押登记的行为忽视了信赖利益问题。（注：关于信赖保护原则，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吴坤城：《公法上信赖保护原则初探》，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台湾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237-268页。）柳州市房产局的注销行为，虽然因海隆公司的欺诈行为而作出，但毕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而且由于该注销决定的存在，致使华商银行相信在该项房产上没有任何在先抵押的情况下，才与海隆公司办理了抵押权登记。由此可见，柳州市房产局注销1号抵押的决定，已经因华商银行的出现而具有了“第三人效力”。如果行政行为是违法的，行政机关有权予以撤销或变更。但是，如果该行政行为已经使得行政相对人对其产生信赖，行为相对人在此信赖基础上已经作出一定行为，行政机关在考虑撤销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时，就必须权衡其所带来的利益和信赖利益。在办理抵押时，房产局必定是在确认该房产不存在先前抵押的前提下办理抵押权登记的，所以华商银行不是单方面地信任海隆公司，而主要是基于对柳州市房产局的信任。对于这种信赖利益，也是法律所应当保护的。（注：参见佟海霞：《华商银行不服柳州市房产局恢复抵押权登记行政争议案》。）

然而，看起来似乎令人不解的是，二审判决的内容本身却丝毫未反映这一较为清晰的论理。撤销被诉行为的理由也并非信赖利益保护，而是恢复抵押登记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恢复登记实质上是重新登记，房产局在办理时未对该抵押物是否存在重复抵押的情况进行审查就予以登记是错误的。

其实，“恢复抵押登记”虽在法律上未作规定，但就其效力而言，它的本质是房产局撤销其因受欺骗而作出的注销抵押登记之不当决定，亦即通俗意义上的“纠错”，而不是重新登记。因为重新登记的法律效力必定自新的登记成立之日起开始，恢复抵押登记则是以纠错的方式，仍然认可被不当注销的抵押登记在早先成功办理之时即有的效力。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机关可能会在其作出的行为之上冠以某种“名分”，但如果单纯地追问这种名分在法律上的依据，而不探究行为之本性以及法律按此本性对这类行为的要求，容易造成为外相迷惑之误。

于是，问题产生了。既然法官认为可立足信赖保护原则来撤销房产局的恢复抵押登记决定，其为何又要强调“恢复抵押登记没有法律依据”这一理由，而在判决中丝毫不提信赖利益保护呢？更何况，在与上引案例有密切关联的另外一个随后发生的讼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已经明确房地产管理机关可以撤销错误的注销抵押登记行为。批复的主要内容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你院《关于首长机电设备贸易（香港）有限公司不服柳州市房产局注销抵押登记、吊销(1997)柳房他证字第0410号房屋他项权证并要求发还0410号房屋他项权证上诉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房地产管理机关可以撤销错误的注销抵押登记行为。”（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管理机关能否撤销错误的注销抵押登记行为问题的批复》（2003年10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3次会议通过）。）由此看来，法官所倚重的“没有法律依据”理由极可能无法站稳脚跟。这样，法官的选择岂非舍本逐末之举？

二、哪个更具阻碍力：原则还是标准？

法官之所以如此选择的真正答案在于：习惯以法条主义立场来审理案件的法院，对任何法条上都未予以明白反映、仅仅在学术文献中有所体现的行政法原则，不愿直接在判决论理中详加阐述并作为判决的主要理由。其实，法条主义并未完全垄断司法判决。具体案件的判决究竟体现为法条主义立场还是灵活能动的风格，可能与不同的法院或法官有关，也可能与需要处理的不同案件或问题有关。因为同一法院或法官在不同案件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立场，也有可能迥然不同。（注：参见《章生发不服宁德市公安局治安处罚决定案》、《刘宗幸不服韶关市公安局韶南分局九公里派出所治安处罚决定案》、《刘文国不服大连市金州区卫生局医疗事故处理决定案》，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行政卷，1992-1999年合订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页、第64-67页、第1193-1195页。）而且，呼吁行政法原则应当作为审判准绳的声音，在近年来已此起彼伏。（注：学界对此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较为集中的介绍，参见何海波：《形式法治批判》，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7-78页。）甚至实际的案例，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哈尔滨市汇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案（以下简称“汇丰公司案”），也已经被学者诠释为法官在略显粗糙或较为成熟地运用行政法原则。（注：参见何海波：《通过判决发展法律——评田永案件中行政法原则的运用》，载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37页。）在“汇丰公司案”的判决中，最高人民法院的论理风格与审理“华商银行案”的法官在评析报告中的论理风格并无二致。换言之，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既未明确宣告“××原则”，也没有指出法律依据，但原则之具体内涵却清晰可识：规划局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汇丰公司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而上诉人所作的处罚决定中，拆除的面积明显大于遮挡的面积，不必要地增加了被上诉人的损失，给被上诉人造成了过度的不利影响。（注：参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规划局与黑龙江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study/political/200303050081.htm。上诉人为哈尔滨市规划局，被上诉人为汇丰公司。）

可见，过去在行政法原则司法适用问题上绷得紧紧的法条主义之网，已经有松弛之迹象。在判决论理中直接地、较为细致地陈述某种具有原则性的规范之内容，对于法院或法官来说，并非史无前例的司法技术。而且，采取不明确宣告具体是哪个原则的策略，不仅可以在形式上避免法官取代立法者之嫌，也有助于天天面对实际问题的法官，凭借自己对立法目的、基本法治要求、常理以及一般公平正义观念的理解程度，主动又谨慎地发掘行政法原则，而不必非要等到学理讨论成熟以及法官接触此类知识之时。开发原则的主角，不应该是或仅仅是学者。“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的教诲提醒我们，法官从来没有、也不会在原则的应用上完全沉默，问题只在于象牙塔内的学理多大程度上把投向域外的目光转入本土，从现实中挖出法官已经或正在探索的一些原则。因此，目前表面上看来阻遏法院或法官直接阐发或适用原则的所谓“法律依据之问”，或许会在将来逐步弱化。

然而，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即便法官在判决中如上文所引那般直述信赖保护原则之后，法官势必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54条给出的司法审查标准，对柳州市房产局没有考虑信赖利益问题而作出的恢复抵押登记行为进行定性。那么，法官又当适用什么标准呢？《行政诉讼法》第54条所提供的标准包括：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细致分析的结果是，似乎除了滥用职权标准外，其余标准都与本案不适合。

可是，我们真的可以宣告“柳州市房产局对信赖利益疏于考虑是一种滥用职权的行为”吗？更进一步，柳州市房产局在有权进行自我纠错的情况下，面对华商银行和首长公司相互竞争的利益，就是否恢复1号抵押进行决策，实际上是一个行政裁量的过程。其需要应对的棘手问题在于：如何考虑各方利益，选择一个较为妥当的争议解决方案。相关材料显示柳州市房产局对此有明确意识和一定考虑。诉讼发生后，房产局在给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关于柳州市银兴商业城富荣城第三层商场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说明》中又提及：“1999年6月10日，根据海隆公司与首长公司双方当事人的申请，我局同意恢复首长公司的抵押权。我局同时指出，由于首长公司抵押权的恢复，必然影响到海隆公司与华商银行1997年10月8日设定的同一标的物的房地产抵押登记关系，涉及华商银行的权益。海隆公司应负全责处理好与华商银行的抵押借款关系，并由海隆公司与华商银行一起到我局办理相关手续。此前，海隆公司、首长公司及华商银行均不可对柳州市银兴商业城富荣城第三层商场进行处分。”由此观之，房产局的裁量过程昭然若揭。有鉴于此，以上设问也可以转化为：“柳州市房产局恢复抵押登记的裁量决定是滥用职权的行为吗？”

抛开此案的特定细节，抽象对待它所反映出来的司法审查标准问题，我们可以联想到本文开篇就已提及的一种意象：上述诸多标准之中，检验行政裁量行为的主要是“滥用职权”和“显失公正”标准，（注：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审判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5页。）而“显失公正”适用范围过于局促，故滥用职权乃司法机关审查行政裁量的最重要标准。若依循这一意象，将柳州市房产局的裁量定性为滥用职权，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会有多少法官愿意作出这样的定性呢？至少，审理“华商银行案”的法官不愿如此认定。因为在其眼中，“滥用职权”明显指向被诉行政机关的主观故意或过失，而证据不但不能显示柳州市房产局有此主观问题，倒反映其经过了一定的考虑。于是，假设法官支持行政机关有权恢复抵押登记的看法，而把重点放在信赖保护原则之上，并且通过判决论理对该原则进行阐发，那么司法审查标准似乎成了一个更加关键的障碍。（注：对比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在“汇丰公司案”中的判决。“显失公正”标准不像“滥用职权”那样有批评行政机关主观过错的色彩，最高人民法院在阐述比例原则的具体内涵之后，并未指出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由于不可能让全国所有的法官对上面提出的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所以多少法官愿意如此判决注定是得不到最终求证的。不过，之所以如此发问，潜藏的目的是希望暂时离开一下那个关于滥用职权标准的意象，把注意力转向它的实际运作情况。

三、意象与现实有多远？

在我所知的有限范围内，尚未发现对“滥用职权”标准的适用进行过实证考察、有力度的文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1年1-10月，山东省法院系统在运用不同的司法审查标准方面，“滥用职权”居第三位（见表一）。而且，该报告称：“随着行政执法的日益规范化，行政机关明显违反法律规定行使职权的现象逐渐减少，但在法律规定范围和幅度内，违背法律设定行政权力的目的而滥用权力的现象开始增多，因滥用职权而败诉的案件逐渐呈现上升趋势。”（注：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2001年山东省行政机关败诉情况的调查报告》，《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

表一山东省司法审查标准运用比例

标准在行政机关败诉案件中比例（各市平均）

主要证据不足29.7%

违反法定程序20.8%

滥用职权13.8%

超越职权12.4%

适用法律错误11.9%

乍看之下，在法律规定范围和幅度内行使权力，正是我们所认识的行政裁量。这份报告关于滥用职权标准运用比例、所居地位和上升趋势的结论似乎喻示，这一标准在拷问行政裁量合法性方面，正在发挥我们想像中的作用。然而，结合本文研究的目的，这份报告存在以下两点疑问：

其一，该报告未展示“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和“显失公正”两项标准的应用情况，尤其是对后者未置一词。或许，合理的解释是，报告制作者将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也归类于或等同于滥用职权。这种见解在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皆有一定的市场。（注：参见胡建淼：《行政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页。《骆淑芬诉天津市公安局对侵犯人身权利人治安处罚显失公正案》，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行政卷，1992-1999年合订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但是如前文所示，也有法官坚持滥用职权以存在主观过错为要件。本文在此暂时不对滥用职权的含义以及它与显失公正的关系予以解说，只是提出：把显失公正归类于或等同于滥用职权的做法以及据此完成的统计数字，似乎未能充分说明《行政诉讼法》第54条单独列出的滥用职权标准的真实作用。

其二，该报告中惟一列举的滥用职权情形似乎很难表明报告制作者心目中的滥用职权标准指向行政裁量。“如马某诉某派出所行政强制案中，法院认为，被告擅自介入原告与他人的经济纠纷之中，以扣押原告摩托车的强制手段帮助他人追讨欠款，是滥用权力的违法行为。”（注：《骆淑芬诉天津市公安局对侵犯人身权利人治安处罚显失公正案》，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行政卷，1992-1999年合订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由于例证较为简单，我们无从知晓原告是否有利用摩托车从事任何违反公安管理法律的行为。若原告没有此类行为，派出所径直扣押摩托车以追讨欠款，肯定不宜列入“行政裁量”范畴之内。这与“华商银行案”中柳州市房产局考虑是否恢复抵押登记的裁量，截然不同。

一方面，显失公正的情形可能被一并计入滥用职权之中；另一方面，滥用职权有可能适用于并非行政裁量的行为。因此，就我们所要考察的问题——滥用职权标准是否在实践中成为检验行政裁量的重要工具而言，上引统计数据的证明力不够。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为解开心中疑惑，我以文献分析的方法，对《人民法院案例选》（行政卷，1992-1999年合订本）中选录的270个案例进行了研究。这本由上下两册构成的案例选集存在若干特性，成为我择取它作为分析对象的理由：(1)时间有相当的跨度；(2)案例辐射面广泛，涉及47个行政管理领域；(3)每个案例包括案情、判决和评析三部分，鉴于我国司法判决文书有时过于简单，评析部分有助于把握法官的认识；(4)所选案例没有明显迹象显示，案例选取者在挑拣案例时考虑了当事人胜诉或败诉比率以及不同的审查标准的运用比率，因此，对于本文研究而言，类似于一次随机抽样调查。综合观之，尽管这些案例并不能反映全貌，但管中窥豹的作用毋庸置疑。

为使此次研究能够接受检验，兹就相关的方法略作说明。首先，我将270个案例分为行政机关胜诉和败诉两类，以便确定滥用职权标准的运用在败诉案件中所占比例。但是，由于有的案例经过一审、二审甚至再审程序，所以此次考察以最终有效判决为准。此外，凡法院判决中存在撤销或变更内容的，无论是否部分维持、部分撤销或变更的情况，都视为行政机关败诉。因为只要判决中有撤销或变更内容的，就会适用相应的司法审查标准。至于原告撤诉的情形，如果系缘于被诉行政机关在诉讼过程中自我纠错的，也列入行政机关败诉案件中。而法院以原告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驳回起诉的以及根据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同意执行的（仅有1例），视同行政机关胜诉。其次，在有的案例评析中，法官确实认为显失公正属于滥用职权，但为了突出滥用职权标准之运用，以显失公正标准予以变更的行政行为不作为滥用职权情形来对待。

研究的结果确实令我颇为惊讶。在270个案例中，行政机关败诉的为182件。在判决中明确适用滥用职权标准的只有6个案例，加上原告撤诉、法院未就实体问题进行判决但评析认为构成滥用职权的1个案例，共7个，占败诉案例的3.85%。即便再加上判决中未适用滥用职权标准、只是评析认为属于滥用职权的3个案例，也才10个，仅占败诉案例的5.49%（详细情况见表二）。比例如此之小，不免令人对滥用职权可以作为审查行政裁量的重要标准之说疑窦丛生。当然，这样的比例并不一定必然得出“法院很少适用滥用职权标准”的结论。因为这个文献研究本身的确存在痼疾：它既不是在普查基础上进行的全面统计，也难免受制于已经加工过的《人民法院案例选》素材之影响。然而，无论如何，鉴于前文提及的选择此书为研究对象的理由，我依然相信这些数据有相当之参考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仅对已有的10个案例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发现法院或法官在运用“滥用职权”标准方面，至少存在两种现象值得关注：第一，滥用职权标准在判决中适用的情形较为混乱，且看起来大多与行政裁量无关。在法院判决中明确援引《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第5目（以下简称第5目）的，共有6个案件。其中，有公安机关滥用侦查权、以刑事侦查为名侵犯人身权利的（案例17）、镇政府没有举出当事人骗取离婚证的证据而宣布离婚证无效的（案例109）。而案例45、177、235的判决和评析部分，都没有说明被诉行为为何构成滥用职权。对案例233进行评析的法官，则认为判决不应适用第5目。第二，“滥用职权”在评析中的应用，也有可能指向法院在判决中以其他标准宣布违法的行政行为。案例37、41、112都属于此类现象。这3个案例是在判决中直接适用其他标准，作评析的法官却给它们安上“滥用职权”的评价。而且，这3个案例的评析在应用“滥用职权”时，都有指责被诉行政机关主观动机之意。最后，剩下一个原告撤诉、法院未对被诉行为进行判决的案件（案例221），进行评析的法官倒是明白无疑地道出被诉行为存在主观动机不良的问题。

撤销处分思想汇报篇4

“两院两部”按照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部署,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要求,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县局领导高度重视社区矫正工作，在年初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社区矫正工作为今年司法所的重点工作。为认真学习贯彻落实《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我所组织人员开展了专项学习。现将学习、贯彻落实情况汇报如下：

伴随新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颁布，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两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地方。

一、社区矫正对象由谁负责其日常管理。一直以来对于社区矫正对象谁来管都是比较模糊，常见的管理的模式是派出所和司法所的双重管理，无责感普遍存在，这就引起了日常管理的混乱。而此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就意味着基层司法所是矫正对象的主要管理机构，有管理权，同时也负管理责任。

二、对违反监管规定的有何惩处措施。以往对违反监管规定的矫正对象，相关部门缺乏必要的法律手段，无力感普遍存在。而此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了监管处罚、治安管理处罚、刑事处罚的适用条件和程序,包括对社区矫正人员给予警告、治安处罚、撤销缓刑、撤销假释、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收监执行等,并明确列举了六种应当予以警告的情形、五种应当撤销缓刑和假释的情形及八种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收监执行的情形。这就大大丰富了惩处手段，增强了基层管理的力度。新的实施办法让我们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感觉对于社区矫正工作有了责任也有了力度。

再认真学习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办法后，我所以下面几点措施，来认真贯彻落实此项办法：

（一）已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队伍。

我乡于去年成立社区矫正工作小组。成员由司法所人员、陈汉公安派出所北浴警务室管辖民警、村委会工作人员组成。从而为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和水平提供了有效平台，并建立了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队伍。以解决所内人员不足，监管缺乏必要力度的问题。

（二）已建立分工负责的协作机制，责任明确到人。

今年3月我乡召开了社区矫正工作会议，在会议上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义务并要求6个村委会明确一名村委会成员和一名工作人员为社区矫正联络员，负责协调处理涉及单位、部门的社区矫正相关事宜。各成员单位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密切配合，相互协作，积极发挥职能优势，有效促进社区矫正的开展。

（三）进一步规范了工作流程。

我司法所矫正办还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矫正对象进入社区矫正环节后，我们都要进行调查和走访，全面掌握其基本情况，制定《矫正个案》，逐人建立档案；为每名矫正对象确定1名工作人员和2-3名志愿者组成帮教小组，负责全程监督、教育、管理；要求矫正对象每周进行口头或电话汇报、每月进行书面汇报，并坚持做到‘‘六个必须’’，即矫正工作初期必须与矫正对象见一次面、必须进行一次谈话、必须建立一份档案、重大节假日必须上门走访、矫正对象思想波动时必须过问、矫正对象本人及家庭出现困难时必须在政策范围内帮困解难。尤其是在与矫正对象第一次见面时，当面向其宣读《社区矫正宣告书》，由矫正对象签订《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牢固树立和强化其服刑意识。这个工作程序的规范不但强化了矫正对象遵纪守法的意识，也让我乡司法所对矫正对象能够真正管得住、管得牢。

（四）实施人性化改造，提高矫正质量。

为了让矫正对象真正接受改造，提高矫正质量。我所今年主要采取电话交谈、家庭走访、个别谈话、感化心灵等方式对矫正对象进行人性化的挽救。4月，对于缓刑人员朱XX和廖XX外出务工的请求，我所从实际出发，认真考虑，仔细考察，最终批准。这些从行为上、心理上对矫正对象起到极大的促动作用，增强社区矫正对象接受改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撤销处分思想汇报篇5

“关闭的9家门店中，百思买上海徐家汇旗舰店和苏州门店将重开，并更加优化以适合中国市场的模式，我们要花好几个月时间调整，制定规划。五星的管理团队将参与百思买重新开店，但不会以五星电器品牌复出。消费者对百思买的认可度非常高，所以我们五星的团队也认为在上海应该用百思买的品牌。”五星电器一位高层向记者透露，“其他几家是否重开还要看具体规划。可以肯定的是，百思买没有撤退，百思买品牌也没有撤退。”

没有预兆的关门

2月21日晚，很多百思买员工接到22日早上9点要开会的电话。百思买徐家汇店，是百思买进入中国的第一家店，也是经营业绩最好的一家店。2月22日上午，记者赶到徐家汇店时发现，正门玻璃全部被白纸糊上，员工开会的侧门入口处也都由保安把守，甚至连一些与百思买有业务往来的厂家工作人员也难以进入。

10点多的时候，有员工陆续从会场走出，“太意外了，我们从今天开始就不用上班了。昨晚领导打电话通知要开会，我还以为是正常的每月例会。”一位屠姓员工说。

对于突然失业，在百思买后勤部门工作了4年的方姓员工并没有感到沮丧，“能力强的话也不怕找不到工作，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之前网上有传闻说要退出中国，但我们对公司是有信心的，没有想到这个结局。刚才开会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关店的消息和补偿协议。每个人补偿标准都是N＋1＋4，N是工作年限，不满一年按一年算，N＋1是按12个月的平均工资算，4是额外的补偿金，每个月工资不满3500元的，按照3500元算，超过3500元的按实际工资算。一个月以后可以拿到补偿金。”

记者发现，现场多数员工和方姓员工一样，情绪基本没有太大波动，而且普遍对补偿标准很满意，甚至有些刚入职一两个月的员工觉得非常划算。问及关门原因，大部分员工认为可能与公司不赚钱有关。

遭遇溃败

对于百思买的关门，早已在业内的意料之中。事实上，百思买早在2003年就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从中国采购家电产品，并得以进一步了解本土供应商。2005年，百思买在中国的采购量占其全球采购的72％。当时，中国家电行业每年5000亿元的销售额，吸引百思买下定决心进入中国。

2005年，百思买开始在中国寻找店址，并打算拿下北京马甸的原宜家卖场，但却被国美成立的高端品牌鹏润电器抢得先机。

2006年5月，百思买以1.8亿美元的代价收购当时国内第四大电器连锁企业五星电器75％的股权，改变了此前只在中国市场采购的角色。2007年，百思买终于在上海徐家汇开出了以百思买命名的第一家门店。2009年2月，百思买斥资1.85亿美元吞下五星电器剩余的25％股份，全资控股五星电器。

至此，百思买在中国采取了双品牌运作路线，五星电器按照内资家电零售商国美苏宁等的模式，向厂商收取卖场租金为主，其余的店面装修、具体销售等事宜均由厂商自行解决；百思买则复制国外方式，自行买断商品购销模式运作，提供专业服务为卖点赚取差价，百思买的员工并非厂家派来的促销人员，这样一来，百思买成本普遍很高。

2008年10月，距离百思买敲开中国市场大门近两年后，百思买第二店艰难诞生。随后，百思买一口气在上海又开出q家门店。2008年底百思买在北京赛特开出“店中店”，双方采取联营模式。但是，2009年，原本计划在上海大宁路、大华虎城、大华锦绣华城等开展的j个签约项目最终没有入驻。而在中山北路光新路附近的一个项目也签约多年尚未入驻。2010年，百思买终于继北京店中店后首次走出上海，在苏州和杭州分别开了一家店。

中国家电营销委员会副理事长洪仕斌向记者表示，百思买没有弄懂中国市场特有的规律，在中国必须先有规模再谈盈利，有规模才有谈判权，管理成本、采购成本、运营成本才会降低，扩张速度慢是百思买溃败的致命原因。

“扩张就像下围棋，有些地方独一无二，谁先落子谁就抢占商圈，抢到地盘。百思买―直采取国外的精细化管理，以利润为导向，不赚钱的生意不做，没有意识到规模扩张的好处，因此发展缓慢，在上游采购的时候也丧失了很多话语权，如果国美苏宁说只能供我不能供他，百思买也没有办法。而且在中国，很多企业愿意拼命冲规模，是因为规模不一样，地方政府对你的照顾程度往往也不一样。”

正略钩策管理咨询合伙人朱振锴指出，家电连锁行业竞争自热化，同时资源价格上涨很快，门店成本今非昔比致扩张受到制约。苏宁有一定的买断式，但是为了拉销售跑量，国美有其他业务补充，比如鹏润地产，但百思买没有其他利润补充，甚至连主打的电器也没有，再加上电子商务的冲击，在中国的失败可以预见。这个行当要想扩张资金一定要滚动，国美苏宁占用了很多供应商的资金来滚动开新店，百思买只能依靠自己的现金流。

百思买2006年在上海开出第一家店后，2008年才开出第二家门店，直到关闭前只有9家。五星电器2006年的门店数量近140家，被收购后，A到2011年2月其门店数量有160家。与总部也在南京的苏宁电器相比，苏宁2006年的门店数量为351家，目前其门店数量已达到近1400家，仅2010年一年新开门店就近400家，而今年的开店计划是360-370家。

据悉，百思买在上海的旗舰店徐家汇店一年的销售额达3亿-4亿，可进入其垒球单店销售业绩前列，但是内资家电连锁商的中等门店年销售收入即可达5亿，大店单店年销售收入则高达8亿元。与此同时，百思买除了徐家汇店外，其余一些店营业额并不理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师告诉记者，“估计百思买店2010年在中国亏2个多亿”。

百思买中国区的高层人士三次动荡足以说明百思买总部对中国业绩的不满。2008年初，百思买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吕维民辞职，百思买亚洲区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杨得铭上任。随后不久，金融危机来临，本土零售业受到较大影响，2009年10月，杨得铭离职。2010年初，百思买将美国本土和国际部的原有业务板块拆分成美国、亚洲和欧洲业务，唐思杰出任了亚洲区总裁，业务涵括中国和土耳其市场。

唐思杰刚一上任时也认为，如蜗牛般前行的速度对百思买来说并不利。但这―状况积重难返。

百思买2010年12月财务报告显示，当月美国市场实现营业收入84亿美元，同比降4.2％，海外市场同比增4.5％，可比门店方面，美国市场可比门店同比降5％，海外市场可比门店同比降0.1％。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善盈利，先关掉盈利状况不佳的中国和土耳其门店实属无奈之举。

五星电器难当大任?

为此，百思买决定未来将聚焦在具有盈利性零售平台的发展上，重点投资五星电器来角逐中国市场。2011年，

五星电器将在中国新开40-50家门店，2012财年年底，五星电器总门店数量将增加至210家左右。与此同时，五星电器创始人之-一王健被任命为百思买全球副总裁、五星电器首席执行官，并且组建了由七位新任副总裁组成的五星电器核心领导团队。

在22日下午举行的新闻会上，唐思杰指出，百思买应该对上海百思买门店的经营模式进行反思，这种体验式消费的大店模式是否真的适应中国市场。

王健也指出，百思买的经营模式特点是高成本，高成本需要高销售和高毛利润的支持，但这种模式针对目前的中国市场而言，有点超前了，即便在消费指数较高的上海，也有不少用户是价格敏感型的。

对于百思买押宝五星电器，家电专家刘步尘向记者表示，“汪建国时代的五星，发展比较好，是第四大品牌，但进人百思买体系后，五星没有太大作为，主要源于百思买没有提供足够资金支持，而且美国先进模式移植到中国也提供不了支持。同时，管理层手脚被束缚了，许多事情如果美国总部不批，想做也做不了，所以2005年五星门店数量是苏宁一半，但现在连五分之一都没有。”

但刘步尘认为，五星电器增开门店这个战略是对的，它终于意识到做家电连锁竞争的就是门店数量。如果有充分自，加上充分资金支持，未来还是有一定机会的，但这种机会只是相对于自身而言会比过往几年有发展，想超过国美苏宁很难，人家也在跑，已远远跑到前面了，差距只能越来越大。

五星电器一位新任副总裁向记者透露，“关闭的9家门店，百思买上海徐家汇旗舰店和苏州门店将重开，更加优化，适合中国市场的模式，我们要花好几个月时间调整，制定规划，五星的管理团队将参与百思买重新开店，但不会以五星电器品牌复出，消费者对百思买的认可度非常高，所以我们五星的团队也认为在上海应该用百思买的品牌。其他几家是否重开还要看具体规划，房租如果交下来都有可能重开。可以肯定的是，百思买没有撤退，百思买品牌也没有撤退。重新开的店采用新模式运营，只要被消费者认可的良好环节都会保留下来，消费者所关注的另外一些东西也会添加进去。”

对于新开门店百思买到底投资多少，该副总裁并没有透露。在问到百思买总部都是否会放权五星电器管理层时，其表示，“我们从2006年开始合资，逐步向美国总部学习借鉴，独资之后，和总部往来越来越多，经过不断学习融合，从价值观、经营理念、流程制度上已经融合到百思买里面，五星电器已经成了‘百思买’了。美国总部之前参与上海管理比较多，在业务经营上，过去5年中，总部非常尊重我们，未来也不存在更放权，反而五星会更加频繁紧密地与百思买沟通交流。”

撤销处分思想汇报篇6

[关键词] 国际贸易；EDI合同；要约；承诺

一、EDI合同的概念提出

EDI是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的缩写，中文称为“电子数据交换”。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EDI工作组对其所下法律定义为：EDI系指电子计算机之间，用某种商定标准来规定信息结构的信息电子传输。EDI的应用始于20世纪60年代，真正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EDI完全改变了传统的贸易方式，它的应用开创了“无纸贸易”的新时代。

由于EDI仍处在不断发展中，所以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一般解释为，是企业之间或交易双方之间使用一种商定的标准，以从计算机到计算机的电子传递方式来处理所涉及的交易或信息数据的结构，完成商业或行政交易事项。在EDI系统里，用EDI传送信息而处理物品或服务交易的当事人称EDI交易当事人，他们之间将基于一般交易约定中的个别条款用EDI方式处理约定，依据这一约定而具体订立的合同，就是EDI合同。由此，采用EDI方式订立合同，减少甚至取消了贸易过程中的纸质单证，故称“无纸贸易”。现在EDI方式多用于国际货物的买卖，美国的100家大企业中97%应用EDI方式进行交易，韩国贸易业的40%也应用EDI方式处理，而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交易方式将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EDI合同订立中的法律问题

EDI合同的应用使以文书为主的交易形式受到挑战，同时，传统的适用于“有纸交易”的法律制度也受到冲击，给EDI合同的应用带来了诸多的法律问题。传统法律制度的有关规定对应用EDI交易造成一定障碍，因为电子数据以计算机储存为条件，是无形物，容易消失，容易遭受电脑病毒等电脑特有灾难的侵害而失去效力。同时，电子数据以键盘输入，用磁性介质保存，故改动或添加很难留有痕迹。因此，有关合同的订立等问题应予以重新考虑。

(一)通过EDI方式表示要约的撤回与撤销问题。要约的撤回是指要约人发出要约后，在其尚未送达受约人之前，追回并终止其效力。追回的方法是采用一种更为快速的通讯工具及时通知对方，使追回的通知同时或先于要约的通知到达对方。对此，各国法律规定是基本一致的，这便是国际上公认的“未到可撤”原则。而采用EDI时，在技术、系统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计算机一旦发出要约，要约的信息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送达对方，发出与送达之间几乎没有时间间隔，不存在“未到”的时间空间，撤回的通知无法先于或同时与要约送达，故此，要约撤回的情况无从产生，要约人撤回要约的权利也就灰飞烟灭。

要约的撤销是指要约发出后，已经送达对方，在合同成立之前，终止要约的效力。要约能否撤销，各国法律尤其是两大法系存在着很大分歧。

依大陆法系的合同理论，由于“要约的拘束力”，在要约发生效力以后，要约人不能任意撤销其要约。因为任意撤销会给受要约人造成难以预料的损失。在不会产生这样后果的情况下，若要排除该要约的拘束力，要约人必须在要约内容中表示随时撤回的意思，或说明向不特定者的意思表示或双方在对话之间未约定承诺期间的，则要约无束力等。而英美普通法认为，要约原则上对要约人没有拘束力，不论要约是否已经送达要约人，要约人在受要约人对要约做出承诺之前普通法，任何时候都可以撤销其要约或变更要约的内容。但要约人采用签字盖印式的要约，有“对价的支持”的要约除外。英美法对要约可任意撤回或撤销的原则规定与现代商业交易实践已不相适应，缺乏对受要约人应有的保障。有鉴于此，英美两国都认为有必要修改普通法的上述原则。《美国统一商法典》对上述原则已做了修改。根据该法典的规定，在货物买卖中，美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承认没有“对价”的、“确定的要约”，其条件是：①要约人必须是商人；②要约的存续时间不超过3个月；③要约须以书面做成，并由要约人签字。如果符合上述条件，要约人要受到要约的拘束，即在要约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如果要约中没有规定期限则在合理的期限内，要约人不得撤销或改变要约。为了化解分歧，谋求统一，《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对此采用了折中做法，它既采用了英美普通法的观点，又采纳了大陆法系的原则。《公约》第16条规定：“(1)在未订立合同之前，要约可以撤销，如果撤销的通知于受约人发出承诺的通知之前送达受约人。(2)但在下列情况下要约不能撤销；(a)要约写明接受要约的期限或以其他方式表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或(b)受约人有理由信赖该项要约是不可撤销的，而且受约人已本着对该项要约的信赖行事。”按这条规定，在合同成立之前，要约可以撤销是原则，不能撤销属例外。根据英美法和《公约》，要约人有权行使撤销权，现在的问题是，假定合同适用的准据法是英美法或《公约》，用EDI方式发出要约时，由于EDI的高速传递，几乎不可能发生要约人在要约到达前的撤回问题，即使是要约的撤销也不容易发生。依照英美法的契约理论，要约到达以后，要约人在受要约人承诺之前，仍然有撤销的可能性。但这样不利于保护EDI交易安全，故国际上通常采用要约发出不得撤回或撤销的做法，即收件人指定特定计算机系统接受数据电文的，在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内，或在未指定特定计算机系统的场合，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计算机的最初时间以后，EDI的要约不得撤销。

(二)通过EDI方式表达承诺的生效问题。根据合同法理论，承诺生效后，合同即告成立。故承诺生效的时间决定着合同成立的时间。但承诺何时生效，各国争议很大。

争论主要在两大法系之间展开。大陆法国家实行到达生效原则(Received the Letter of Acceptance)，而英美法则实行投邮生效原则(Mail-Box Rule)。

到达生效是指承诺的信函送达要约人时生效。采用这一原则的理论依据是承诺如同要约一样也是一种意思表示，当要约人知晓这种意思表示时，受约人才能达到目的，因此，只有当要约人收到承诺的信函时，才能知悉受约人的意思表示。实际上，大陆法的这一理论只是它实行到达生效原则的表面原因，真正原因是通过约束受约人来平衡要约人与承诺人在承担责任上的公平性。我们知道，大陆法发盘的前提是实盘，实盘一旦发出并送达，发盘人就不得撤销。这对发盘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约束，因为它要承担发盘人送达至收到接受这一段时间(受盘人考虑接受的时间、准备接受的时间以及接受信函的路途时间等)的市场风险和责任。有鉴于此，在接受的过程中，则应采取对发盘人放松，对受盘人收紧的办法，即接受的信函到达发盘人时生效。将接受发出至送达这一段时间的市场风险和责任留给受盘人承担，而且将接受送达之前，因邮局、电报局或其他信件引起的将接受通知丢失与延误的责任一律交由受盘人承担，使受盘人在这一点上受到约束，增加它的风险与责任。这就在风险责任上使发盘人与受盘人得到一定平衡。

投邮生效是指承诺的信函一经投邮，便视为到达，承诺就立即生效，即使承诺的信函在邮递途中遗失，也不影响合同的成立。采用这一原则的理论根据是民法学上的委托理论，即要约人通过邮局将要约的信函送给承诺人，在这里，要约人以默示的方式指定邮局充当他的人，承诺人收到要约信函后，将承诺交给要约人的人就等于交给了你要约人本人。因此，承诺的信函送到人手中，就应视为送到要约人手中，即为送达。其实，英美法系的这一理论只是它实行发信主义原则的托词，并非真正原因，真正原因是通过缩短发盘人撤销发盘的时间来调和发盘人与受盘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我们知道，英美法由于因守对价原则，认为发盘人可以不受发盘约束，在其要约被承诺前，他随时都可以撤回或撤销。这项原则本来对受约人就不利，如果再采取到达生效原则，就意味着延长了要约人撤销要约的时间(从承诺信函发出至收到一这段时间)，这对受约人来说如同雪上加霜，更为不利。为了协调其中的不公，英美法便采用了投邮生效原则，以此来调和要约人与受约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导致英美法实行投邮生效原则的起因是对价原则引起的要约可以随时撤销给受约人带来的不公平性。而在EDI环境下，受约人的这种不公平性是不存在的，因为：第一，要约人很难获得撤销要约机会。要约人只要将发出要约的计算机键盘按下，要约人的信息便在少顷之间送达受约人的计算机终端。在EDI完全自动化的状态下，收到要约信息的受约人计算机便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处理完整个程序，自动将承诺的信息反馈到要约人的计算机上。这一过程是在自动化、程序化和极短时间完成的，要约人即使想撤销要约也难以获得撤销的时间机会，根本不可能给受约人造成因撤销要约而带来不公；第二，受约人没有时间为承诺作出准备而付出代价。在传统的投邮生效原则中，受约人收到要约后可能要作一些承诺的准备工作，比如筹款、备货或作转售准备等，待这些工作就绪后，假定要约人撤销要约，肯定会给受约人造成一些损失。假定再实行到达生效原则，承诺的信函发出去后，在要约人尚未收到前，他突然以更快的方式通知承诺人撤销要约，这对承诺人造成的损失会更大。这对受约人是不公平的。在EDI环境下，收到要约的信息后，也许受约人尚不知情，他的计算机已经做出了承诺，即使他知情，计算机也在极短时间内将此处置完结，受给我难以得到准备货源、筹款等时间机会，也就不可能给他造成实际损失。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原则上也采用到达生效的原则，该《公约》第18条第2款规定，对要约所做的承诺，应于表示同意的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

对于EDI承诺的生效时间的认定，原则上也应当采取到达生效，因为经EDI方式传递的要约和承诺之间没有间隔。实际上利用EDI方式仍然有一定时隔，如到达文件箱后的保存需要一定时间，在国际外汇市场的金融EDI实践上，一分一秒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设定到达主义的例外。韩国《贸易处理促进法》第15条第2项规定，受要约方的信息在服务提供者的电脑文件箱记录后，“渡过通常运行时所需要的时间后”被推定已到达。这即规定在到达服务提供者的电脑文件箱并记录之前的危险，均由信息发送人负担。在这里，关键在于“渡过通常运行时所需的时间”如何确定。美国实践中一直通过EDI的格式合同鼓励交易当事人每天下午2点到5点调查自己的电脑文件箱，超过其时间以后，均被推定为到达一方当事人的文件。我国《合同法》对EDI合同的要约和承诺的生效问题做了明确的规定。《合同法》第16条第2款规定：“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对于承诺的生效时间与要约的生效时间的确定方法相同。《合同法》第34条进一步规定了EDI承诺生效的地点，“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由此可见，我国合同法中有关EDI合同要约和承诺的生效的规定与国际通行做法相同，表明我国立法与国际买卖立法正在逐步接轨。

(三)通过EDI表达的要约和承诺法律效力的归属。根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而且各国法律都规定合同必须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如果意思表示不真实，或有重大误解，合同便可能无效或得予撤销。通过EDI发出的要约与承诺完全可以在无须人工具体介入的自动控制操作中完成，那么，通过EDI发出的要约与承诺的法律效力应归属于何方?

关于此问题，笔者认为应归属于当事人。主要原因在于，计算机和EDI系统本身并没有意识和思维，它不能自主地设定和完成交易过程，它的自动化操作，始终是在当事人的控制下进行的。具体来讲：第一，采用EDI方式是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结果，法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约定。在国际商事活动中，各国法律和有关国际公约都允许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就签订合同的有关事项进行约定，只要其约定不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秩序，便是合法有效的。在EDI条件下，当事人在要约前要进行磋商，签订交换协议。这便意味着当事人事先已约定了采用EDI方式进行交易，接受EDI表达的要约的效力，而要约人此后的每一次要约，仅仅是在其交换协议指导下进行的一个具体操作。对当事人的约定，各国法律是普遍承认的；第二，当事人要事先编制一个使他们意志固定化和格式化的程序，并将其输入计算机系统。这一活动过程，是当事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完全反映了当事人的意志；第三，以后的每次具体缔约过程也是在当事人的控制下进行的，反映的仍然是当事人的意志，是当事人总体意志的个别执行；第四，在以后的每次缔约过程中，当事人未对该程序作出修改，说明当事人否定了原来的条件，提出了新的成交条件，即按新置入的程序成效。无论未改或已改，其过程都反映了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反映了当事人的主观意图。所以，计算机自动完成的一系列操作只不过是按照当事人预先设定和置入的程序进行的，仅仅执行了当事人的旨意，绝不能因计算机的自动化而否定要约与承诺的法律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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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震宇.企业e化电子商务与法律风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林瑞珠.知识经济下电子合同之发展与变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王利明.电子商务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

撤销处分思想汇报篇7

一、撤销发行库后人民币管理职能的履职现状

随着经济、区域和城乡统筹不断发展变化，为缓解人员结构和人员不足的矛盾，更好地履行央行宏观调控职能，2005年8月，经上级行批准，人行勐海县支行正式撤销发行库。撤销发行库后，人行勐海县支行有效地化解了发行库管理和发行基金调运的风险隐患，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支行人员偏紧的状况，为县支行强化其他职能作用的发挥、加强内部管理提供了条件。

与此同时，撤库县支行在人民币管理职能也出现弱化的趋势。县支行作为央行最基层的机构，对人民币管理的职能是通过执行和宣传货币管理制度规定、编制和上报发行基金调拨计划和现金计划、办理现金存取款业务、人民币发行基金的保管与核算、监督管理残损人民币兑付、反假货币、现金管理等具体工作实现的。这些具体工作具有内在联系性，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并最终实现人民币管理职能的有效履行。然而，县支行撤销发行库后，涉及发行库的相关业务被取消，所保留的人民币宣传、现金管理和反假货币工作，失去了日常所依托的发行库对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管工具，加之主观能动性的不足，使得撤库县支行在人民币管理职能的履行出现了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

二、无库县支行人民币管理职能弱化的原因分析

（一）主观上对履行货币管理职能有所放松

一是思想松懈、工作不主动。在县支行撤销发行库后，普遍存在一撤俱撤的松懈思想，对人民币管理职责的履行工作不主动、避重就轻，往往出现能不管就不管、能少管就少管的情况。

二是定位不准。由于定位不准，履行人民币管理职责重点不明确，无库县支行信息掌握不对称，与商业银行沟通协调不足、对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实际状况掌握不足，出现人民币管理工作空挡。

三是管理不够、督促不力。撤库之后，由于缺乏发行库这个管理平台，使得无库县支行对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人民币业务的日常监管明显弱化；加之，对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一般是对其营业网点的人民币收付业务进行一定比例的抽查，无法将检查工作覆盖到辖内所有的机构、全部业务，在监管的力度和广度上都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二）客观上管理难度增大

一是管理素质不高，管理能力欠缺。撤销发行库后，由于专业人员分流、调离和整合，人民币管理岗位不明确、职责不清楚，无库县支行对人民币管理相关制度办法学习掌握不够，管理能力明显下降，出现无从管理、无力管理的现象。

二是管理平台散失，管理难度增大。撤销发行库之前，县支行可以通过发行基金的保管与核算、编制调拨计划、监督商业银行编制现金计划和办理现金存取款业务等具体业务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人民币管理的相关制度办法，还能在这些具体工作中进行质量检查加强督促，获得数据支撑，加强分析研究，发现规律和趋势，通过调整开户单位取款过程中的券别搭配，下达回笼任务、限制不合理要求等手段保证辖区流通中人民币券别搭配、整洁度。但是无库县支行由于散失了这些管理和操作平台，使加强流通中人民币的管理工作难度增大。

三是管理主体变化，管理效果不佳。发行库撤销后，无库县支行辖区的商业银行人民币业务的管理主体由县支行转化为其上级业务部门，商业银行现金调运时间、调运环节、调运成本相应增加，基于成本核算的考虑，加之库存限额的考核，银行业金融机构基层网点库存现金面额及数额均不充足，柜面又有大量残币积压，时常出现大额取现困难、支取现金时间不能保证、对外支付残损币等现象，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减弱。无库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人民币管理相关政策的明显弱化，造成县域流通中人民币票面结构不尽合理、小面额票币供应趋紧的局面。

三、无库县支行加强人民币管理职能的思考及建议

（一）提高认识、准确定位、强化素质，切实履行人民币管理工作职责

县支行撤销发行库后，由于缺乏日常监督手段和措施，对人民币业务的管理的确增加了难度，但发行人民币和管理人民币流通是基层人民银行不可或缺的职责。所以，无库县支行必须提高加强人民币管理工作的认识，把调整流通中人民币券别搭配、提高人民币整洁度、维护人民币信誉为工作目标，结合实际明确人民币管理岗位和工作职责，强化管理人员素质、提升管理能力，通过调查研究探索和创新人民币管理工作措施和手段，形成上下联动、互通有无、共同管理的工作模式，不断强化人民币管理职能，切实履行人民币管理职责。

（二）建议总行完善相关法规，加大人民币质量管理力度

在《人民币管理条例》中虽有对人民币质量管理相应的法律条款，但在实际的人民币质量管理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缺乏相应操作程序规范和处罚规则。建议总行出台人民币质量管理的相关法规，明确人民银行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权利义务，对人民币质量管理、现金收付、纠纷的处理等进行明确和规范，并确定相应的罚则，使基层人民银行人民币质量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更具操作性。

（三）加快银行卡推广应用进程

目前银行卡已经成为我国居民个人使用最为频繁的非现金支付工具，随着近年来用卡渠道的拓宽、用卡环境的优化，银行卡的使用频率不断提高。银行卡的推广应用对降低风险、减少现金使用量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对无库县支行加快银行卡的推广应用进程，缓解人民币管理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无库县支行要结合银行卡市场发展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以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为抓手，大力改善农村地区银行卡受理环境，积极支持和鼓励创新，大力推广银行卡应用，加快法规制度建设，促进市场规范发展，加强宣传引导，努力营造良好用卡氛围。

（四）完善人民币流通状况监测机制

撤库后对人民币流通状况缺乏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和监测方法，管理和决策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撑，所以在已建立人民币流通状况监测机制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此机制势在必行。一是要了解掌握辖区投放回笼计划执行情况，加强督促和管理；二是要对投放回笼人民币券别状况进行监测，了解掌握辖区流通人民币券别搭配是否符合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的需要；三是要加强现金收支分析，了解掌握辖区现金收支状况，控制不合理现金支出；四是要进一步加强辖区旺季现金供应科学性分析，掌握规律，为上级行决策提供依据；五是要加强无库县支行辖区现金收支应急机制建设，杜绝支付风险发生。

（五）建立和规范人民币收付业务工作制度

建立和规范人民币收付业务工作制度，是加强督促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确保人民银行规范、持续加强人民币管理的重要措施和办法。一是建立残损兑换首问责任制度；二是建立杜绝对外支付不宜流通人民币承诺制；三是建立杜绝对外支付假人民币承诺制度；四是建立监督举报制度；五是建立客户监督员制度；六是建立异常情况汇报制度。

（六）加强督促管理

要充分利用“两管理、两综合、一保护”的管理形式和手段，有力加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督促管理，按照金融服务与金融监管并重，综合执法与综合评价协调开展，现场检查与事前制约和事中防控并重，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综合运用，审批、检查、处罚等硬手段与培训、考核、谈话、辅导等软措施并举的工作思路，切实加强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人民币管理相关制度办法的管理。

（七）进一步做好反假货币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强反假货币知识的宣传培训，提升人民群众防假、识假能力；二是认真组织开展反假货币知识考核和反假货币上岗资格证书颁发工作，确保金融从业人员识假技能过硬；三是积极发挥反假货币联席会议机制积极作用，营造反假货币工作良好环境；四是加强与执法部门联动，有力打击制贩假币违法犯罪活动；五是加强反假货币工作形势分析，明确反假货币工作重点和方向。

（八）加强宣传培训及问卷调查

撤销处分思想汇报篇8

关键词：德育管理工作德育建设常规管理

笔者认为，必须创设有利于培养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育人环境。在提高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上要下足功夫，立足当前，狠抓落实，争创特色，着力推进德育工作新进展。

1德育建设的目标

①加强师德建设，杜绝体罚与变相体罚事件发生；

⑦把好学生干部选拔关，发挥学生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实现学生自我管理；

③加强养成教育，抓好常规管理，形成良好学风；

④加强法制教育，无违法违纪事件发生；

⑤加强心理健康辅导，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2德育建设的具体措施

2，1深化法律意识，提高自身素质

体罚学生的行为是教师法律意识淡薄、教育观念陈旧、心理素质欠佳的恶果。因此，教师必须提高自身素质，加强教育管理，杜绝体罚学生行为的发生。作为德育领导，我们要让我们的教师要自觉学习法律，增强依法治教意识，规范日常教育行为。要积极学习教育方针政策和钻研教育理论，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育方法，对学生坚持因材施教，正面教育的原则。要调解自身的心理压力，克服心理压力障碍，进入角色，提高效能。同时还要注重师德师风建设，以高尚的人格感召同学，对每一个同学都要爱心教育，杜绝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

2，2加强学生干部培养，增强学生千部管理能力

学生干部的自我管理在学校的管理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老师作用再大不可能时刻关注班级里每一个同学，只有学生干部才能发挥作用。学生干部在班级里能够充当小老师、小领导。他们在管理过程中起到桥梁、纽带的作用。没有了他们我们老师就成了聋子瞎子。班团干部开学初要开一次会议，给他们鼓劲，动员他们要参与班级管理。班干部会议要求每个班级两个星期开一次，也可以采取部分班级干部的职务轮流担任的方式，也能取得一定的成效。

学生会干部，我们采取以老带新、新老交替、形象第一的选拔制度，主要干部要有管理能力，德育处亲自挑选。检查、评分的同学每班推荐两名，平衡各班级在学生会的人数，每天检查都是不同的组，每组里面都是不同的人，保证了检查结果的公平公正。为了确保学生会同学的素质、树立学生会在学生中榜样形象，学生会有几项硬指标：①成绩务必班级中等以上。⑦无违纪史。③开会、检查前集合无迟到现象。要使同学们知道进入学生会其实并不容易，进了学生会的也都应该珍惜机会。确保使其成为全体同学的榜样。

2，3狠抓常规管理，形成良好学风

一个学生素质的高低不完全由家里面决定，他的学习环境也是重要的因素，一个良好的环境可以使学生健康成长。所以校风建设应该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求班主任认真地抓好每个同学，不放过任何小节，从做人做事抓起，高要求、高标准。再将考试作弊处分级别提高，由原来的警告升级到记过或留校察看，向高校看齐。学生的个人形象从原有的黄头发到黑头发再到短头发。移动通讯设备的查收更要坚持不懈，收到后存放仓库，并给予相应处分，学期结束交还家长。

2，4提高法制观念，学会没事找事

违法犯罪是每个学校最头痛的，也是一个学校德育工作的一项大事。他关系着学生的未来，学校的荣辱。我们要突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刑法》的普及教育。同时应该学会没事找事、敲山震虎、杀鸡骇猴、杀一儆百。尽早发现并解决一些苗头性问题，把违法犯罪率降为零。

2，5关心“特殊生”的成长，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特殊生”是指本人素质、家庭结构、社会环境等方面情况均很特殊，需要老师特别关心、特别教育和帮助的学生，这里面包括“后进生”，还有某方面原因正向后进生转化的学生。我们要求每个班主任认真为每个任课教师挑选一名需要帮扶的学生，由任课老师帮教，实现人手一名“特殊生”。被帮扶生每天要到帮扶老师那里报到一次，每周至少一次谈话或学习辅导，每月一次书面总结。学校每学期鉴定帮扶效果，进行考核评比。

2，6给有处分的同学摘下“帽子”

学校有了严格的制度，同我们也要考虑到违纪同学的处境。每学期一次撤销处分机会。有处分的同学6个月内不得撤销，申请撤销的必须认真填写申请表、500字认识、有明显进步、立功表现(能够向学校反映情况、好人好事等)、班主任评语、所有任课教币签字，这些都缺一不可，决定下来后以红纸张榜公布。这样就会使受了处分的学生看到了光明，会更快的改过自新。

2，7家校联系是德育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除了每个月每个班主任必须发送6条短消息(实际都在9条以上)给家长外，学校还由校长室牵头每年召开两次家长会，班主任须提前几周准备，有的家长特意从新疆赶回来，家长到会率达85％以上，会上请班级优等生谈感想和转变明显的“特殊生”学生家长讲话，会后再进行小班座谈。我们还成立了家长学校，给他们发放资料，定期讲课，效果显著。

3多方位设计学生活动，使大多数学生个体得到表扬机会

撤销处分思想汇报篇9

20**年至今，xx县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办违纪违法案件98件，其中：县纪委监察室查办案件48件，占全县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总数的49％，案件合格率达到100％。处理党员干部57人，其中：科级领导干部21人；一般党员干部36人。收缴违纪款31万余元。

xx县纪委监察室在办案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一是坚持正确的办案指导思想，使办案工作有明确的方向。xx县纪委纪检监察室在查办案件工作中，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求真务实精神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

二是明确办案重点，使办案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xx县纪委监察室把查办科级领导干部违纪失职案件、影响经济发展案件、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政治纪律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的案件、基层干部办事不公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作为查案工作的重点。通过确立查办案件工作重点，增强了查案工作的计划性，便于开展工作。

三是领导重视,组织保障，使案件调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xx县纪委领导非常重视查办案件工作，针对县纪委办案人员不足，先后从县审计局、农经站调来两名专业人员充实到纪委纪检监察室，还为11个乡镇配齐了纪委书记和纪检干事。同时，保证了办案经费和交通工具,使案件查办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四是强化业务培训，提高办案人员的整体办案水平。一方面是通过举办纪检监察干部专业培训班和参加县纪委的夜校学习来提高办案人员的业务素质；另一方面是将监察室工作人员派往巴州纪委举办的培训班学习和到其他地州及兄弟县市交流，通过学习和交流，取长补短，学习外地的办案经验。

五是健全规章制度，完善办案机制，调动了办案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完善办案考核机制，把乡镇办案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和《纠风目标责任书》考核范围。实行纪委领导包案责任制，有效地提高了乡镇纪委办案的效率和质量。建立乡镇纪委向县纪委监察室汇报办案情况制度和县纪委对乡镇纪委办案巡查制度，有效保证乡镇纪委办案的质量和效率。建立奖罚机制，通过办案考核发放办案津贴，调动了县乡两级办案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六是真查实干，勇于创新，查案力度不断加大。xx县纪检监察室在查办案件工作中，不怕辛劳，敢于碰硬，查处了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不仅得到了县委、政府的认同，在社会上也得到了群众的认可。

xx县纪检监察室广开办案思路，拓宽办案视野，通过联席会议、定期通报有关案情等方式，积极与组织、人事、财政、审计、检察院等部门取得联系，互相提供案件线索，拓宽案件来源，做到了案件线索资源共享，办案成果共用的效果。20**年以来，xx县审计局向纪委纪检监察室提供案件线索来源5件，成案3件，处理党员干部4人，县检察院提供案件线索来源17件，成案16件，处理党员干部16人。

xx县纪检监察室在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方面，20**年查处了野云沟乡塔里克村党支部书记艾某送自己未成年的孩子非法学经一案，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在查处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方面，查处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18件，处分21人。受处分人员中，既有经济问题，又有失职问题，同时还有问题。例如：20**年6月，群众举报县草湖牧场场长买某存在经济问题。该室根据群众举报，对买进某行了调查核实。经查，买某身为党员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利用手中职权占用单位冰柜一台价值2400元长期不还归个人使用、非法收受他人现金3000元、违反规定报销移动和固定电话费用7216.84元，违纪总金额12616.84元，给予买买提.阿不拉一年、撤销县草湖牧场场长职务处分。20**年3月，根据群众举报，对县草湖牧场副场长牙某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经调查核实，牙某在任职期间利用手中职权将牧场价值4283.7元财物和县民政局拨付给贫困户救济粮3**元据为己有、收受他人贿赂480元、接受他人礼品1755元，违纪金额共计6822.7元，给予牙生·卡德尔留党查看一年、撤销xx县草湖牧场副场长职务处分。在查办这两起案件过程中，该室多次深入草湖牧场和有关单位进行调查，先核实，再接触调查对象，办案工作稳中取胜。20**年，群众举报xx县宾馆经理郭某问题。为了查清群众反映的问题，该室深入到该单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在办理郭某违纪案时，先对群众举报的问题进行调查，根据把握的情况再到职工、老板、个体户中开展广泛的调查，又对该单位20**年至20**年的财务帐进行了核查。经调查核实，郭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单位财务上多次违规报销费用9513.72元、私设小金库9071.3元、假冒单位职工名义报销费用差旅费、出租车车费、医药费、住宿费等1417元、借用公款5000元长达2年不还，给予郭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在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方面，查办了6起领导干部责任追究案件，处理科级党员干部11人，严厉了党纪政纪，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教育。20**年至20**年，对两起煤矿安全事故追究了应负领导责任3名领导干部的责任；20**年，对一起种子事故追究了2名领导干部的责任。对一起贪污棉花保险理赔款案件追究了应负领导责任的2名乡党委领导的责任；20**年初，对一起领导干部问题进行了责任追究。20**年8月，对县建设局一起安全责任事故中的3位领导干部进行了责任追究。

在联合办案工作方面，加强了与县检察院、审计局联合办案的力度。联合办理了阳霞镇农税所所长阿某挪用公款51120.56元一案，县检察院对其提起了公诉，阿某被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县纪委给予其处分。联合查办了县科委原会计马某贪污上级拨付的大农业丰收奖9700元一案，马某被县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县法院作出有罪判决。通过联合办案，提高了纪检干部的业务素质，积累了办案经验。

在服务经济方面，严厉查处了经济领域内的违纪违法案件。随着xx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经济领域内的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个别领导干部利用手中职权进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侵占资金等行为，为发展环境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该室把查办经济领域内的违纪违法案件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来抓。20**年至今，共查办经济违纪违法案件26起，处理党员干部26人，有效地维护了xx县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

在办案质量方面严把质量关。近年来，该室高度重视案件质量，对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要从办案的程序上严格把关，在审核证据材料的基础上，召开案件讨论会，确定案件的定性和对违纪人的处理建议。审核完毕后，将案件移送审理，以确保案件材料符合规定要求。

撤销处分思想汇报篇10

一、全面登上历史舞台

结束后，中国开始踏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沿着小平同志指引的改革开放道路前进。在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入情况下，政府机构改革也始终没有停步。1982年、1988年、1993年国家机关机构改革不断进行新的尝试。特别是1998年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政府机构改革方案，表明了政府机构改革还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继续进行。国务院认为当前政府机构设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非常必要和迫切。矛盾首先表现在现有政府机构设置的基本框架是在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突出的弊端是政企不分，这必然导致政府包揽企业的事务，大量设置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同时，片面强调综合部门与专业部门的相互制约，造成部门职能重叠，政出多门，互相扯皮，办事效率低下；其次，现有政府机构的设置原则，是在社会主义法制还不完善的条件下确立的，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第三，现有政府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因此，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势在必行，不改革没出路。机构改革方案中将国务院组成部门从现有的40个，缩编为29个，其中将工商领域的几个部门撤销，与有关总会、总公司一起改组成十个副部级的国家局，由国家经贸委管理，并说明这只是一个过渡性方案。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国家已经确定加强综合管理，弱化专业管理的改革思路。2001年2月19日，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宣布：1998年，国家决定把几个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改为国家局，实行三年过渡，现在三年过渡期满，撤销这些国家局，将其职能并入国家经贸委。

纺织工业是我国的母亲工业，新中国政府成立之时就建立了纺织工业部，1949年11月1日开始办公。自此几十年主管着全国的纺织工业，包括生产、计划、基建、财务、科技、教育、装备等等。改革开放以后，纺织工业的管理体制则始终处于改革前沿。1982年国家机关精简机构，纺织工业部职能调整，减少了部分司局和人员。1988年国务院要求纺织工业部大幅度精简机构和人员，机关人员从705人减少到500人，减少29%。1993年国家又把纺织工业部作为国家机关改革试点单位，使之退出国务院政府序列，改为事业单位性质的中国纺织工业总会（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编制由500人降到280人，减少44%。1998年又决定撤销中国纺织总会，组建国家纺织工业局，编制缩减到80人，减少71%。

由于1998年这次机构改革已经明确建立国家局只是过渡性的，三年以后还将撤销，成立全国性的行业协会组织，因此在筹建国家局的同时，局党组就考虑了协会的建设问题。首先是协会工作人员问题，必须提前组织好。当时被撤销的中国纺织总会只有少数人留在新成立的国家局里，有近两百名干部将被分流安置，分流渠道包括调有关部委、去部属公司（央企）、学习深造、提前退休、自谋职业等等，局领导特意留下了数十名骨干力量，安排在将成立的工业协会以及充实到相关专业协会和事业单位里。第二是尽快成立纺织工业协会，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由于1998到2000年正是纺织行业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突破口，党中央要求三年完成压锭、减人和扭亏任务，国家局的工作十分繁重，而这三年也正是国家局到协会的过渡期，为了争取时间，局党组将原一个“中国”字头的协会更名为“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并经修改章程等一系列必要工作之后，报请民政部审核批准。1998年9月30日，在国家纺织工业局成立半年后“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也成立了。协会在国家局的领导下，开展了工作。

在三年突破口任务圆满完成，国家局即将撤销之际，2001年1月11日，在国家局机关大楼里召开了一次协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会议由时任国家纺织工业局局长（即将担任协会会长）的杜钰洲同志主持，副局长许坤元同志（即将担任协会副会长）、副局长王天凯同志（即将调任中央企业监事会主席）出席，撤销国家局后将留在协会工作的三十几名同志和1998年撤销中国纺织总会已留在协会工作的33名同志以及国家局所属事业单位的中层以上干部共计百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奠定了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及其体系的办会宗旨、工作方向和运行方式，开启了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没有专业主管部门，如何创办有中国特色的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的探索之路。

杜钰洲同志在会上作了主旨讲话。他说，国家纺织工业局撤销以后，国家经贸委将主管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将替国家经贸委代为管理30个单位（包括18个委托代管协会，7个转由直管协会管理的事业单位，1个暂时委托代管的事业单位，1个挂靠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的事业单位，3个不属于国家经贸委主管由直管协会代管人、财、物事项的协会），这也就构成了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体系。今后这个体系如何运行？杜钰洲同志提出了九条指导思想：第一、从行业管理转为中介服务；第二、服务主体是专业性行业协会；第三、工业协会和代管的协会、事业单位运行方式是联合会形式，工业协会建立理事会，代管单位都是理事会成员，参与重大决策，工业协会贯彻落实理事会决策；第四、充分调动各成员单位积极性，减少重复性工作；第五、协会成员单位独立运作，相互配合，共同推进；第六、对企业参加协会的设想是，减轻企业负担，请他们主要加入专业协会，同时加强综合性的企业管理协会建设，吸收各个专业的骨干大企业参加；第七、整个体系的体制要富有活力，以人为本，组织纪律严明，团结协作；第八、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第九、完成初步设置，逐步完善，摸着石头过河。

在讲工业协会体系时杜钰洲同志特意在会场上设置的白板上画了一张图，解析工业协会体系中各成员单位间的关系。中间是一个大圈，标明的是主体，系指十二个专业协会，因为纺织行业的企业都分布在这十二个专业之中，这是行业服务的主渠道，所以列为主体。与大圈交叉三个小圈，分别代表工业协会内设的三个部门即产业咨询部、市场部、信息部，这三个部门主要以事业单位为依托，开展相关业务服务。除此之外，还有三个小圈与大圈相连，系工业协会设立的另外三个部门：办公室（外办）、财务部、人事部，他们为整个协会体系服务。至今，参加会议的同志对这个图解都留有印象。许坤元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协会的工作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协会的同志要学习纺织、精通纺织、研究企业、为企业服务，如果一窍不通，将很难生存。现在不是要企业怎么办，而是企业要你怎么办，这是根本性的改变。他还说，协会就是突出协字，要协调、协商、协作、协同、协助、协力。每个单位都要搞出精品服务项目，在行业中响当当的。这次会议召开后，协会体系中的各个部门、各个成员单位开展了一次大讨论，大家满怀热情投入到新的创业中去。

2001年一季度内，中国纺织工业协会顺利完成了机构转换中的各项工作。召开了党员大会，成立了新党委，建立了基层党支部；召开了第一届理事会，选举通过了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任命了各个部门、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干部到任；明确了部门和相关单位的职能、分工，厘清部门和成员单位之间的关系；制定了2001年协会与各成员单位的全年工作计划。2月21日，国家纺织工业局的牌子摘掉后，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体系开始运转起来，新的一页开始了。

全国纺织行业中的协会组织其实在改革开放几年后就出现了。最早成立的是中国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1981年成立，当时由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李正光同志任理事长。1989年纺织工业部党组研究，明确提出要组建12个专业协会。九十年代专业协会陆续成立。到二十世纪末涵盖全纺织行业的各个专业协会，包括棉纺织、毛纺织、麻纺织、丝绸、化学纤维、针织、色织、印染、家用纺织品、产业用纺织品、服装、纺织机械协会均已成立。由于那个时候政、协不分，协会的领导往往也是官员兼任，所以，协会还不能说是独立运作。但是各个协会包括1998年成立的工业协会按照行政管理机关的要求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协会适合开展哪些工作，采取什么方式方法进行工作，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也总结出很多经验体会。这些对于2001年最终撤销专业主管部门，协会真正走上历史舞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二、全面创新协会工作

我们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全国性协会相比较，协会的性质是相同的，都是没有管理职能，靠服务手段生存和发挥作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组织。但是，我们的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这也决定我们不可能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全国性行业组织的作法，我们肯定要有自己的特色。而实践也证明，我们协会组织的服务范围、服务内容比之他们丰富得多，宽泛得多。

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有几个原因，一是国外的协会主要是立足于会员企业，而我们立足于企业，胸怀全行业；二是我们的协会是由政府专业机构转化而来，从上而下建立的，撤销专业管理机构后，一些行业工作处于真空状态，是不干了还是转交给协会干当时也不得而知，协会主动争取承担延续下来，而且从服务的角度开展进行；三是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而产生的必要服务，被我们敏锐地抓住；四是协会在实践中根据行业和企业的需要开拓出来。这些服务形式、工作内容构成了我们全国性行业协会组织的中国特色。而这些特色不是自然带来的，也不是自然生成的，是协会遵循党中央提倡的创新精神探索出来的。十几年来，协会在充满着机遇和挑战的创新之路上，一直义无反顾的前行着。

（一）完善结构体系

由于处在改革时期，对于工商领域里的协会，国家并没有明确他的法律地位，对于协会工作应该做哪些，1999年末国家经贸委发过一个试行文件，大体上规定一些职能，比如开展行业、地区经济发展调查研究，提出有关经济政策和立法方面的意见、建议；经政府主管部门同意和授权进行行业统计、收集、分析、行业信息；组织展销会、展览会等；组织人才、技术、职业培训等等。但真正要形成自己的工作内容体系和相适应的机构设置体系则是需要自行探索的。这些年来，中纺联重点抓了三个方面。

首先是联合舰队的建设。改革之初国家经贸委就明确，工业协会和专业协会及其他单位只是直管和代管的关系，在法律上大家都是平等的。这也表明，理论上是可以各干各的，自己解决自己的生存。如何对待这样的体制？工业协会一开始就抓联合舰队的建设，正如杜钰洲会长在2001年1月11日讲的，工业协会和代管的协会、事业单位运行方式是联合会形式，工业协会建立理事会，代管单位都是理事会成员参与决策，理事会决策由工业协会贯彻落实。

纺织行业为什么要这样搞？这是由纺织行业特点决定的。纺织业流程长，从各种纤维开始，经过纺纱、织造、染整，最后形成服装、家用纺织品、产业用纺织品等成品，还包括纺织设备等各个环节、各种技术、各类产品紧紧联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个专业密不可分，大家必须协调行动、紧密合作，才能取得好的结果。所以工业协会领导无时无刻都把联合舰队的建设当作协会建设的核心来抓。杜钰洲会长反复讲，我们是个联合舰队，大家要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思想。

许坤元会长强调说，协会搞协调，首先是协会内部要协调，各专业协会之间要协调。王天凯会长在组织制定协会文化手册中，把联合舰队思想再三强调并写入宣传广告语。联合舰队的思想日渐深入人心，特别表现在统一行动上。比如行业展会工作，过去头绪较多，几个单位都有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办展权，后来由工业协会市场部统一组织，有关成员单位分别承担任务进行，相互之间矛盾得到克服，大家群策群力，集中办展，从而展会越做越大，如今中纺联主办的各个展会都是国际上名列前茅的展会。

联合舰队的思想还充分表现在成员单位互相协作上，大家认识到许多工作联合起来做效果更好，比如上、下游专业协会之间，社会责任办与产业集群办、专业协会之间、基金会与科技部之间等等。1+1>2，1+N更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如今各成员单位非常认同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之间共同组织开展的活动比比皆是，成员单位之间也经常探讨，联合一起开展什么活动服务行业、服务企业，这已经形成了风气。并且这种思想也扩展到了对纺织行业外各种组织的合作，只要是对行业发展有好处，各单位都会积极主动去开展。

二是充实协会专门机构。主要是根据形势的需要和工作内容的增加，适时建立相应机构，承担起在全行业组织开展工作的任务。比如，工业协会初期并没有设立专抓纺织科技的部门，只有一个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科技发展中心。但是感到撤销国家局后，整个纺织行业的科技工作处于无人“管”的状态，行业科技发展方向没有组织研究，科技成果没有总结推广、行业科技评奖停摆，也感到了国家综合管理部门不可能系统来管行业科技工作，长此下去，科技兴国战略在纺织行业可能得不到有效落实。于是工业协会2004年研究成立科学技术部。工业协会把开展行业科技工作摆上了主要议事日程。建立了全国纺织科技人才专家库，把行业内的专家组织起来；筹备召开了2004年全国纺织科学技术大会；许坤元会长亲自组织编制了2004-2010年《纺织科技发展纲要》，明确了到2010年要重点突破的28项关键技术及10项新型成套关键装备。同时争取了国家科技主管部门的支持，被授权开展了已经停摆4年的全国纺织行业科学技术评奖活动。从此，全国纺织行业的科技发展方向研究，科学技术成果总结推广，调动行业科技进步积极性的评奖活动等都稳步开展起来，并且得到全行业的认可。

再比如，新世纪后，我国纺织服装业借助入世之利，出口日益增长，而此时国际贸易中开始注重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为了遏制我国出口不断增长的势头，一些国家不断指责我国的企业没有尽到社会责任，这不仅在舆论上对我们十分不利，而且在实际对外贸易上也受影响。客观来讲我们在这方面确有缺陷，许多企业不明白企业的社会责任究竟是什么，有知道大概意思的企业不知道怎么做，只有少数清楚的企业注意改进管理，并花费不菲的钱找国外组织去认证。形势迫切需要我们在行业内普及企业社会责任知识，指导企业具体开展社会责任建设工作，并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出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规范。2004年协会首先由纺织信息中心意识到要做这件事，他们果断从自身服务收入中投入资金，开展这项公益工作，并且在短时间内起草了纺织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准则和管理体系CSC9000T，工业协会迅速把这项工作升格为全协会的重要工作，成立了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企业社会责任推广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中国纺织工业企业管理协会（企业家联合会）组织了七十余家优秀骨干企业联名向全行业发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倡议书。这项工作得到全总轻纺财贸烟草委员会、社会和劳动保障部国际劳工研究所等有关单位支持。企业社会责任推广委员会办公室大刀阔斧工作，抓住骨干大企业，并且在产业集群地区开展“十、百、千”活动，大范围推广，大面积培训，卓有成效，不仅促进我国纺织企业在社会责任建设上取得巨大进步，而且受到国际舆论普遍赞扬，大大改变了我国纺织企业在国际上的形象。纺织行业的社会责任工作在全国也获得十多个第一，诸如“中国第一个常设性社会责任推广机构”、“中国第一个社会责任行为法则和管理体系”、“中国与国际社会责任标准体系之间的第一个互认协议”等等。

三是鼓励成员单位创新开展专业活动，壮大本单位力量。工业协会尊重和成员单位在法律上平等的关系，鼓励大家创新运作，自我发展。各成员单位成长也经历了一番艰苦的奋斗。由于2001年的机关机构改革力度非常大，一方面留在协会工作的同志将没有公务员身份，另一方面，协会也没有编制限制了，可根据工作需要自行招聘，但是职工的工资、保险、福利等都需要靠协会所创收入自行解决，因此，工业协会和各成员单位的人员刚开始都十分缺乏，尤其是专业人员。各单位之间也不平衡，有些单位顶着很大的头衔，挂着“中”字头，但只有一两个所谓正式人员。不仅人员如此，各单位财务问题也相当困难。工业协会由于有一部分办公室可以免交房租减轻一些负担外，其他所有成员单位都必须交房租、交水电费、交管理费，就连在大楼里找个会议室开会，也得交费，因而各成员单位在职工工资支付、运行费用开支上都面临很大的压力。在改革的头几年，也可称为是协会解决吃饭问题的几年。那些年协会搞活动，可以说和企业“斤斤计较”，什么住宿费、餐费、材料费、会议费收多少，怎么收，算得很细，与活动场地的单位算得更细，什么代表就餐吃桌餐，是十备一，还是十备二；什么空房率按多少计算等等，锱铢必较，不细算，只怕活动搞完了，连工资都没有。因此，那几年行业内有些单位和同志并不理解协会的举动，有的认为你们还没服务呢，收费就算得这么细，有的说协会就认钱，就会拉赞助，一股铜臭味。还有的说，你们不是收会费了吗？孰不知，当时的会费按国家规定不能超过2000元，而且会员缴纳会费比例很低，会费收入真是杯水车薪。当然，协会方面不排除有个别做得过分的，影响不好。总之，那是协会最为艰苦的时期，持续了好几年。直到2005年末，国家经贸委直管的十个综合性行业协会的秘书长在自发组织定期召开的联席会上一致认为，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各个协会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渡过难关。

然而正是这种体制，这种创业的磨难，使协会的同志愈发认识到，一定要创新我们的工作，积极寻找企业需求、行业需要的服务市场，做更多的工作，以优良的服务，扩大协会的影响，保证生存并走向良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协会组织的壮大。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各成员单位独立开辟了很多服务项目，工作内容不断丰富，人员显著增加，部门不断完善，羽翼日益丰满。像中国服装协会现在已发展成为七个部门，八个专业委员会，是获得4A级称号的协会。中国化学纤维协会发展成为10个部门，12个专业委员会，是获得5A级称号的协会。成员单位的壮大，使得整个协会体系更加充实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