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联盟范文10篇

产业联盟范文篇1

一、产业联盟的形成与运行要素

产业联盟在形成和运行过程中存在一些重要的环节，是产业联盟成功的关键要素。

(一)产业联盟的形成

产业联盟形成的动因。产业联盟形成的动因主要可归为两类。一类是产业发展面临威胁，威胁可能来自全球化或其它技术的竞争。一类是产业发展存在重大发展机遇，机遇常常来自技术进步创造的新的市场需求。产业发展的机遇或威胁是推动产业联盟形成的客观原因。

产业联盟的目标。产业联盟的目标是解决特定的产业共性问题，即单个企业没有能力或没有积极性解决的共性问题。如研发某项共性技术、制定某个技术标准、解决某项创新的产业链配套问题等等。产业联盟要解决的问题都是直接关系企业利益的实际问题，因此企业参与的积极性高。合理确定目标是产业联盟成功的关键因素，目标不能超越联盟的能力，更不能与成员的利益相冲突。一般而言，联盟的目标制定得越明确具体，越有利于联盟的发展。

产业联盟的发起者。产业联盟的发起者包括产业联盟形成的提议者和组织者。产业联盟的提议者可能是个人、企业、政府、研究机构或高校，也可能是多个机构或个人商议的结果。产业联盟的组织者一般为具有一定地位的机构，如行业中的龙头企业、权威研究机构、政府支持的组织等。产业联盟的组织者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号召力，而且还要投入一定的资源。行业中的龙头企业是合适的组织者。如果行业内缺乏龙头企业，政府支持的机构常常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产业联盟的成员。产业联盟的目标是决定产业联盟的成员策略的关键因素。由于产业联盟的目标差异大，联盟的成员策略也千差万别。绝大多数产业联盟要挑选成员，以平衡资源互补和减少协调成本两个相互制衡的因素。有些联盟成员相对固定，有些联盟采取了开放性成员策略。有些产业联盟实行分级会员制度，不同级别的会员拥有不同的权力和义务，机构或个人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参与。

产业联盟的法律形式。产业联盟的法律形式多种多样。有的以简单的协议形式存在，有的以非盈利组织形式存在，有的以合资企业形式存在。从实践看，绝大多数产业联盟采取了非盈利组织的形式。产业联盟的目标和参与者的性质是决定产业联盟法律形式的重要因素。

产业联盟的治理。产业联盟的治理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业联盟成员间的关系；二是产业联盟成员控制或激励联盟组织实现联盟目标的机制。良好的联盟治理是联盟成功的关键因素。产业联盟的法律形式与产业联盟的治理密切相关。

(二)产业联盟的运行

产业联盟的资源投入。产业联盟需要投入多种资源来实现目标。联盟成员拥有的许多资源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为联盟服务。联盟成员直接投入到联盟活动中的资源包括支持联盟活动的资金、人员、场地、知识和知识产权等等。联盟的资源主要来自于成员的投入，有些联盟可以获得政府的资助，有些联盟的执行机构通过创收获得部分资金。

产业联盟的组织结构和行政管理。产业联盟的组织结构差异很大。有的联盟是结构复杂的庞大组织，有的是结构简单的小型组织。联盟的行政事务可以由联盟的执行机构管理，也可由联盟成员代管，还可外包给第三方机构，混合采用以上方式也很常见。

产业联盟的业务管理。不同类型产业联盟的业务差异很大，如研发合作产业联盟的主要业务是技术研发，市场合作产业联盟的主要业务可能是联合采购或联合市场推广。产业联盟的业务可能完全由执行机构来做，也可能全部或部分委托给成员，也可能外包给第三方。

产业联盟的利益共享。有些产业联盟完全是公益性的，对联盟成员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有些产业联盟则在提供公益性产品的同时，也对产业联盟的成员产生了直接的利益，例如研发合作产业联盟可以产出新技术和知识产权，技术标准产业联盟可以将成员的知识产权埋入技术标准中。对于后者，联盟需要建立利益共享机制，以激励联盟成员支持联盟的发展。

产业联盟的协调机制。产业联盟的目标是解决产业共性问题，因此联盟成员客观上存在“搭便车”的投机激励。如果投机倾向得不到有效遏制，最终就会出现“囚徒困境”的结果：尽管参与者相互合作可以得到最佳结果，但是参与者的投机行为导致合作的失败。产业联盟的协调机制分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内部机制包括合作契约、信任关系和有效的沟通，合作契约指联盟事先在相关文件中对权利和义务尽可能给出详细规定，信任关系指联盟在挑选成员时尽可能选择有信任关系的成员，有效沟通指联盟成员建立经常性的有效沟通机制。外部机制包括声誉机制、政府协调等。声誉机制指成员因顾忌声誉受损而不愿投机，政府协调指政府参与联盟的监督并对投机者进行一定的惩罚。

二、产业联盟的法律形式与治理方式

产业联盟的法律形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协议形式，即产业联盟成员之间签订正式的协议，按照协议承担责任和享有权利，联盟成员间不单独设立执行机构。二是非盈利组织形式，即产业联盟成员共同组建一非盈利组织，作为产业联盟的执行机构。三是合资公司形式，即产业联盟成员共同出资组建一公司，作为产业联盟的执行机构。后两种类型都要单独建立执行机构，但是执行机构的类型不同。

联盟的治理方式与法律形式密切相关，因此按照法律形式分类说明公司的治理方式。

(一)协议型产业联盟的治理

协议型产业联盟是组织结构上最简单的产业联盟。

1.治理结构。协议型产业联盟的治理结构简单，层次少。最简单的结构是单层结构，即联盟成员之上没有任何层级。复杂的结构包括两个层级：联盟成员和联盟理事成员。在联盟成员较多的情况下，联盟成员通常选出理事成员并委托理事会代表全体成员进行议事活动。协议型产业联盟在结构上的突出特点是没有专门的执行机构。

2.治理机制。协议型产业联盟的工作方式是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协商会议，成员各自执行协商会议的决定。

在单层级结构中，联盟成员一般要推举召集人。召集人承担一定的义务，主要是负责联络工作。召集人可能由联盟成员轮流担任，也可能由领头企业长期担任。

在双层级结构中，联盟理事成员一般是产业联盟的重要成员，在产业中具有较强的市场力量和号召力。理事成员在联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联盟的运行过程中也是重要力量。多数境况下，理事成员的行为决定了联盟的决议是否有效执行，非理事成员是跟随者。理事成员中设召集人，召集人承担较多的义务。

3.基本特点。协议型产业联盟具有以下特点：

结构简单、运行成本低。协议型产业联盟不设立执行机构，联盟成员无须承担执行机构的相关费用，因此运行成本低。

关系松散、灵活性高。协议型产业联盟成员对联盟投入的资源少，承担的责任也比较少，成员之间的纽带关系比较弱。联盟成员进入或退出的成本很低，因此联盟的灵活性高、稳定性低。

执行力缺乏保障。联盟的执行力缺乏资源支持，执行效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联盟不设立执行机构，实际的执行效果取决于成员特别是召集人的积极性。很多情况下，联盟主要成员容易陷入自身工作而无暇顾及联盟事务。

(二)非盈利组织型产业联盟的治理

国外产业联盟多数采取非盈利组织形式。非盈利组织的基本特点是：以公共服务为使命的民间独立组织，享受税费优惠，不分配组织的盈余。非盈利组织可以是正式的法人，也可以是非正式组织，与组织的性质和税收等问题有关。许多国家法律对于非盈利法人有明确定义，但是定义的方式不同。一些地方(如日本、德国、美国部分州)从功能角度界定即限定非盈利法人的活动领域为慈善、教育、文化、宗教等公益范围，一些地方(如美国加州)从经济关系角度界定即非盈利法人为不能分配法人所得的法人。各国对非盈利法人是否可以从事商业活动的限制不同，多数国家允许非盈利法人从事商业活动。我国法律对于非盈利组织和非盈利法人没有明确的定义。《民法通则》提出了“社团法人”的概念，政府制定了“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的登记管理条例。我国的社团法人和事业单位在功能上与国外的非盈利组织相近。

1.治理结构。非盈利法人型产业联盟的治理结构依赖于各国的法律规定。国外法律对非盈利法人的治理结构的规定借鉴了公司的治理结构。美国的《示范非盈利法人法》规定，非盈利法人的治理结构由成员大会、理事会、管理人员与独立会计师三层组成。德国民法典要求社团法人必须建立社团总会和董事会。日本的《特定非盈利活动促进法》规定，非盈利法人要设立社团总会、理事会和监事会。

非盈利法人型产业联盟的成员可以是平等关系，也可以分为多个等级，不同等级的会员具有不同的义务和权力，外部机构或个人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加入。

2.治理机制。非盈利法人型的产业联盟的治理机制也要遵循各国的法律规定。各国法律规定的治理机制大致类似：成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拥有变更章程、开除成员、解散社团、任命董事(理事)和监事、监督董事和监事等权力；董事会(理事会)是非盈利法人的执行管理机构，在非盈利法人的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董事会(理事会)对外代表法人进行活动，对内执行管理事务；管理人员依据董事会的授权负责日常运行管理。

非盈利法人的治理机制与公司的治理机制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监督机制上。公司治理中，股东因拥有剩余索取权而积极发挥监督作用。非盈利法人中，成员利益与组织利益不直接相关而只是间接相关，成员大会发挥的监督作用有限。因此，有些国家设立专门的机制加强监督，如美国要求设立独立的会计师，实施严格的信息披露等。

非盈利法人型产业联盟的治理机制还依赖于章程的有关规定。章程应详细描述成员大会、董事会(理事会)和管理人员的权力和义务，对治理的流程也应给出明确规定

3.基本特点。非盈利组织型产业联盟具有以下特点：

结构较复杂，需要一定运行成本。非盈利组织型产业联盟设立了非盈利性组织作为产业联盟的执行机构，成员要投入较多资源来保证执行机构的有效运行。

成员合作关系比较紧密，同时具有较高灵活性。联盟成员投入较多资源成立非盈利组织型产业联盟，表明联盟成员愿意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联盟执行机构的存在也能加强成员间的关系。同时，成员进入或退出非盈利组织在法律手续上非常简便，组织的灵活性较高。

具有一定的执行力。由于设立了专门的执行机构，联盟的执行力得到了加强。非盈利组织型产业联盟的实际执行力差别很大。有些联盟资源投入很少，联盟的力量较弱。有些联盟资源投入巨大，可以集中多方力量完成单个成员难以完成的大事。

(三)公司型产业联盟的治理

公司是盈利性法人，各国的公司法对公司治理都有详细的规定。

1.治理结构。公司型产业联盟在法律形式上为公司，联盟成员就是公司的股东。其治理结构遵循各国公司法的要求。

2.治理机制。公司型产业联盟的治理结构特点决定了治理机制的特点。联盟公司在治理机制上通常要协调多决策中心之间的矛盾。联盟公司的股东都是独立的、具有很强业务能力的公司，股东之间既可能是产业链上纵向互补的关系，也可能是横向竞争关系，股东之间利益关系复杂。同时股东自身的业务与联盟公司的业务存在密切关系。因此，联盟成员作为股东不仅参与治理的能力强，而且积极性高，联盟公司一般容易建立较规范的治理。

3.基本特点。公司型产业联盟具有以下特点：

结构复杂，运行成本高。联盟设立公司作为执行机构，公司是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需要投入较多的资源，建立必要的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源队伍，运行成本很高。

关系紧密，但灵活性低。联盟成员在公司设立时就要投入大量资源，包括必要的注册资本和业务骨干。由于资产的专用性和劳资关系问题，联盟解散的成本很高。联盟成员的进入或退出涉及股权变更的谈判和复杂的法律手续。联盟成员与联盟公司之间一般存在密切的业务关系。因此，公司型产业联盟是合作关系最紧密的产业联盟，同时组织的灵活性低。

执行力强。公司是高效率的组织，因为公司在治理上具有很强的激励效能，公司要经历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公司型产业联盟是执行力最强的产业联盟。

(四)产业联盟法律形式和治理方式的选择

产业联盟应根据自身特点选择法律形式和治理方式。

1.不同类型产业联盟的特点比较

协议型产业联盟、非盈利组织型产业联盟和公司型产业联盟在结构上表现为从简单到复杂的特征，在运行成本、关系紧密程度、执行力方面表现出从低到高的特点。

2.产业联盟法律形式和治理方式的选择

产业联盟法律形式和治理方式的选择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主要有：

联盟的目标。如果联盟的目标容易实现，采用低成本的联盟比较合适。如果联盟的目标高且实现难度大，宜选择关系紧密度和执行力高的类型。

成员的性质。如果成员之间合作基础不牢固，比如成员之间竞争性强或者缺乏信任，宜选择关系紧密程度高的类型以增强合作的稳定性。

联盟的类型。研发合作联盟、技术标准联盟、产业链合作联盟、市场合作联盟和社会规则联盟等都有各自的运行规律，需要选择合适的联盟类型。如技术标准联盟，实践中几乎都是采用开放式的非盈利组织。

联盟的资源投入。如果联盟成员需要投入较多资源，宜采用执行力高的联盟，以保证资源投入产生效益。

其它因素。如企业文化、产业特性等，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

三、政府的作用

从实践看，政府在产业联盟的形成和运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各国的经济基础和制度环境不同，各国政府对产业联盟作用也不同。

政府在产业联盟中的作用可以分为两类：促进和监管。政府促进产业联盟的发展是为了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政府监管产业联盟是为了防止产业联盟在市场形成垄断。

值得指出的是，产业联盟理论上有多种功能，由于各国政府重视产业联盟的促进和监管政策，产业联盟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联合创新的组织。

(一)日本的经验

日本在发展产业联盟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在1947年制定的《反垄断法》对产业联盟发挥监管作用，但是日本政府的反垄断执行机构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对产业联盟采取了非常宽容的态度。公平交易委员会对市场份额低于25%的企业联盟基本不进行管制，对于企业间的各种研发合作更是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

日本政府将研发合作联盟作为实现追赶战略的重要手段。日本的技术合作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如日本照相机工业技术研究组合。为了推动产业合作研发，日本于1961年制定了《矿工业技术研究组合法》。根据该法律，企业可以就特定的研究课题共同提供研究人员和资金组成非盈利性的研发合作联盟。日本制定该法的背景是：60年代之后急速发展的贸易自由化使得日本企业在本土市场面对欧美大公司的激烈竞争，日本企业的研发费用与欧美大企业相差悬殊，日本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创新能力。制定该法律有两个目的：一是促进日本企业集中力量加强重点技术的研发，提高创新的能力和效率。二是为政府的财政支持搭建平台。

日本研发合作产业联盟在上世纪的主要目标是研发产品和工艺技术以追赶欧美公司，联盟成员是直接相互竞争的企业。虽然在欧美企业竞争压力下日本企业有相互合作的动力，但是企业潜在的投机激励随时可能导致联盟瓦解。日本政府的深度参与是促使联盟顺利运行的重要因素。日本政府参与研发合作产业联盟的具体方式是：大学、国家实验室、产业促进组织等机构的专家首先提出研究主题和研究计划，供通产省参考。通产省确定研究项目后，开始选择最合适的参与企业，并利用政府资金来诱导目标企业参与。通产省常常直接动员选定企业参与联盟，有时还要向个别大企业施加压力促使其参与。通产省在联盟形成阶段的主导作用确保联盟获得强大的研发资源，为联盟成功打下基础。在联盟的运行阶段，通产省不进行直接干预，但是会聘请大学和研究机构作为独立第三方对联盟的运行进行评估，防止个别企业出现投机行为。另外，通产省还要积极与政府其它部门协调，以保证政府资金的持续稳定支持。

(二)美国的经验

美国存在严格的反垄断法律体系。该法律体系以1890年制定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AntitrustActof1890)为基础，涉及到数个相关法案。美国反垄断法对于价格共谋、分割市场、限制产品特性、设置销售条件等诸多影响市场竞争的行为有严格限制。美国的反垄断法对产业联盟的发展存在很大的限制作用。

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和国际竞争的加剧，美国认识到企业合作创新对提高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并开始借鉴日本合作研发的经验。美国于1984年通过了《国家合作研究法》(NationalCooperativeResearchAct，简称NCRA)，允许企业进行竞争前技术的合作研发。美国于1993年又对《国家合作研究法》进行了修正并扩展到生产领域，通过了《国家合作研究和生产法案》(NationalCooperativeResearchandProductionAct，简称NCRPA)，继续放松了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反托拉斯限制。美国于2004年又增补了《标准开发组织促进法》(theStandardDevelopmentOrganizationAdvancementAct，简称SDOAA)，放松了对技术标准制定组织的反托拉斯限制。同时，法律也要求企业合作创新组织要向政府反垄断执行机构进行登记，说明组织的成员、性质和目标。

美国政府对产业联盟采取了间接的促进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政府对部分重点研发合作产业联盟给予大量资金支持，如美国政府对半导体技术研发合作产业联盟(SEMATECH)给予了8.5亿美元的资助。美国政府将该合作模式作为政府资助合作研发的标准模板。二是政府加强与私营部门合作，尽可能参与技术标准联盟的活动，积极采用技术标准联盟制定的技术标准(voluntaryconsensusstandards)。

(三)国内的经验

中国的产业联盟具有独特的发展条件和环境。首先，中国没有专门的反垄断法，也没有建立有能力的反垄断执行机构，产业联盟创新发展的空间大。第二，中国企业规模小、实力弱，并且经济对外开放程度高，国内企业面临国外企业的强大压力。一方面国内企业存在联合创新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国内企业通过产业联盟形成市场垄断的可能性极小。因此，政府部门主要采取的是促进政策。

政府在国家层面尚未制定单独的促进产业联盟发展的政策，地方政府制定了一定的促进政策。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例，中关村管委会专门制定了《促进中关村科技园区产业技术联盟发展的实施办法》，推动园区产业联盟的发展。中关村科技园区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中小创新企业多，二是国家重点科研院所云集，产生不少原始创新。中关村园区企业和研究机构具有一定的技术发明能力，在产业化和商业化环节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园区管委会根据以上特点着重推动发展市场合作产业联盟和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前者帮助中小创新企业跨越市场门槛，后者帮助原始创新实现产业化。园区管委会在产业联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手段包括：根据园区产业特点鼓励企业组建产业联盟，对产业联盟给予多种形式的资源支持，帮助产业联盟解决法律身分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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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联盟范文篇2

国外学术界对在研发环节进行合作的产业联盟(国外称为研发联盟，即R&DConsortium)进行了大量研究(如VinodKumar&SunderMargun，1995；Hagedoorn&[BFB]Narula，1996；Chatterji，1996；Dutta&Weiss，1997；Sakakibara，1997，Odagirietal，1997等等)，这与发达国家产业联盟的实践特点有密切关系。个别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产业联盟进行了研究(如JohnAMathews，2001)，研究的视角也是技术研发合作。最近几年，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的在技术标准环节进行合作的产业联盟，国外对此类产业联盟(国外称为StandardConsortium，或Standard-SettingOrganization)的研究也大量出现(如CarlShapiro，2000，2001；MarkALemley，2002；AndrewUpdegrove，2006等等)。国内一些学者介绍了国外研发联盟的理论(如李东红，2002；钟书华，2004等)，但是未见到对国内产业联盟实践的调查研究报告。

本课题组对中关村二十余家产业联盟进行了调查研究，同时收集了部分国外的典型案例。本报告在综合国内外实践形式的基础上，对产业联盟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归纳出产业联盟的五类实践形式。

一、产业联盟的概念、特征和理论

(一)产业联盟的概念

根据国内外产业联盟的实践，我们认为产业联盟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间组织，为解决特定的产业共性问题而设立。产业联盟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产业联盟是企业间组织。在产业联盟中，企业仍然保持独立性，产业联盟是在独立企业之上的组织形式。产业联盟可以吸收学校和研究机构参与，政府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企业应当是产业联盟的主体。

产业联盟具有正式的法律形式。产业联盟的法律形式可以是书面的合作协议，也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如公司、各类非盈利组织。

产业联盟有特定的产业目标，为产业发展创造条件或环境。产业联盟是为特定产业目标设立的组织。产业联盟的目标通常是解决具体的产业共性问题，如研究某些共性技术，设立某项技术标准，打造某一创新产品的产业链等。产业共性问题可以是某一区域或国家内产业共性问题，也可是全球产业共性问题。

产业联盟具有明确的存续时间。由于产业联盟的目标是特定的，一旦设定的产业目标完成，产业联盟就要解散或转型。

(二)相关组织比较

产业联盟与行业协会是两类不同的组织。首先，二者的目标不同。产业联盟为特定目标而设立，如共同研发某项技术。行业协会成立时一般不设特定目标，只设定“促进行业发展”等一般性目标。第二，成员组成不同。行业协会受到地域的限制，一个地域层级的一个行业设立一个协会。产业联盟不受地域限制，成员可以跨地区甚至跨国，同一地区的同一行业也可能产生多个产业联盟。多数产业联盟需要挑选成员。第三，法律形式和治理方式不同。行业协会一般为正式注册的非盈利社团组织，治理机制明确规范。产业联盟的法律形式多种多样，如合资企业、正式或非正式的非盈利组织等，且各类组织的治理机制差异很大。第四，存续时间不同。产业联盟在完成特定的目标后就要解散或转型，行业协会则长期存在。

产业联盟与企业联盟(或企业战略联盟)有联系也有区别。法国学者皮埃尔?杜尚哲(PierreDussauge)和贝尔纳?加雷特(BernardGarrette)提出了获得广泛认同的关于企业战略联盟的定义(《战略联盟》(CooperativeStrategy)，皮埃尔?杜尚哲(PierreDussauge)、贝尔纳?加雷特(BernardGarrette)、李东红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企业战略联盟是独立企业间建立的长期合作关系，联盟以共享资源和能力为基础，以共同实施项目或活动为表征。企业战略联盟不包括企业单方面实施的项目或活动、单独承担风险和收益的活动，如许可生产等。产业联盟可以看作是企业战略联盟的一种特殊类型，其特殊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解决特定的产业共性问题为目标。企业战略联盟的目标既可能针对产业共性问题，也可能正对企业问题，但实践中绝大多数是针对企业问题。二是成员数量较多，常常由产业中众多企业组成。企业的战略联盟多数是两家企业间的合作，少数是企业间的多边合作。

(三)产业联盟的理论分析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协调生产的主要资源配置方式。在企业内部，生产依靠行政管理来协调。在企业外部，市场价格调节生产，生产的协调通过市场交易完成。实践中，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企业间组织，产业联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市场上为什么会出现产业联盟这种组织形式而不是通过企业或市场来解决问题呢？一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产业联盟形成的原因。

外部性理论认为产业联盟是产业共性问题内部化的组织。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产业共性问题，产业联盟是外部性内部化的一种方式。在单个企业看来，产业共性问题是外部问题。随着企业对产业共性问题的重视，企业自觉建立产业联盟，产业共性问题就成为产业联盟的内部问题。当前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是政府政策与产业联盟的结合。外部性问题是政府政策的重要目标，政府通过制定支持产业联盟的政策解决产业共性问题常常可以取得较好效果。产业联盟是企业主导、市场导向组织，政府通过支持产业联盟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往往比直接干预生产活动更加有效。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产业联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节省成本。科斯(RonaldHCoase)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资源配置方式，两种方式的运行都是有成本的，市场方式需要支付市场交易费用，企业方式需要支付企业组织费用。合理的企业边界处于“边际组织费用=边际交易费用”的均衡点。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主要由交易过程的不确定性、资产的专用性、交易的经常性三个因素形成。产业联盟是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在某些情况下，产业联盟可以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也可以节省企业组织费用。例如，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可以减少市场交易中专用性资产的不确定性，同时企业专业化分工可以避免公司内部投资带来的组织费用过大问题。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产业联盟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手段。企业本质上是资源的集合体，企业的资源具有“异质性”和“非完全流动性”两个重要特性，因而企业拥有稀有、独特、难以模仿的资源和能力，这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当企业遇到行业共性问题时，单个企业往往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足够资源，包括：技术、市场、资本、知识产权、品牌、公共关系等等。产业联盟是企业共同投入资源解决产业共性问题的有效工具。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理论认为产业联盟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企业在有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成长过程中，难以单独依靠自身力量达到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产业联盟可以帮助联盟内企业共同实现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如联盟成员通过联合采购、联合销售、联合开发或者共同投资基础设备等达到规模经济。产业联盟形成的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还具有一些特殊优势：企业可以集中在核心业务上，可以避免规模扩张带来的大企业病，可以保持多方面的灵活性等。

组织学习理论认为产业联盟是企业共同学习的平台。由于企业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企业必须不断学习，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企业通过学习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以谋求竞争优势。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一国之内的企业在外部压力下开始寻求合作以提高竞争力。企业参加产业联盟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学习，包括联盟企业间的互相学习和联盟企业共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

二、产业联盟的实践形式

根据产业联盟内企业间合作的环节，可以将产业联盟的实践形式分为五类：研发合作产业联盟、技术标准产业联盟、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市场合作产业联盟、社会规则合作产业联盟。

(一)研发合作产业联盟

研发合作产业联盟(简称研发联盟)是以合作研发产业共性技术为目标的产业联盟。由于技术进步的加快和全球竞争的加剧，各国企业和政府日益重视联合研发产业共性技术。企业共同投入资源组建研发联盟，政府对研发重要技术的联盟常常给予资金支持。研发联盟有利于集中研发资源、实现能力互补和分担研发投入的风险。

国内外存在大量的研发合作产业联盟的案例，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日本和美国在半导体产业竞争中采用的研发合作产业联盟(范宝群:“在战略高科技产业建议加快建立同行业企业‘竞争前研发’联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6年。)。1976~1979年，日本政府出资支持富士通、日立、三菱机电、日本电气和东芝5家主要的日本半导体公司组成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研发合作产业联盟(VLSIconsortium)，合作研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生产技术，帮助日本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实现产业赶超。1987年，美国政府出资支持IBM、TI、Lucent(AT&T)、DigitalSemiconductor、Intel、Motorola、AMD、LSILogic、NationalSemiconductor、HarrisSemiconductor、Rockwell、MicronTechnology和HP等13个主要半导体公司组建半导体技术研发合作产业联盟(SEMATECH)，合作研发半导体产业的先进制造技术，帮助美国半导体企业重新回到了世界第一的竞争地位。

(二)技术标准产业联盟

技术标准产业联盟(简称技术标准联盟)是以制定产业技术标准为目标的产业联盟。技术标准传统上是由政府或政府认可的权威机构来制定。由于技术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技术标准对企业竞争的重要性越来越强，传统的技术标准制定机制难以满足市场竞争的需要，由产业界主导的技术标准产业联盟大量涌现，成为技术标准制定的重要力量。发达国家对技术标准产业联盟采取了积极的鼓励态度，如美国的有关法律要求政府积极采用产业联盟制定的技术标准。

1997年，国际上主要的电子制造巨头和美国内容提供商共同发起成立了DVD技术标准联盟，核心成员包括日立、松下、三菱、先锋、飞利浦、索尼、汤姆逊、时代华纳、东芝、JVC等10家国际巨头，共同制定DVD的技术标准(DVDForum网站。)。

(三)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

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简称产业链联盟)是以完善产业链协作为目标的产业联盟。产业链合作联盟以产业企业纵向合作为主线，也不排除部分环节上竞争性企业的共同参与。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的目标是要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链，以与采用不同技术或不同技术标准的产业链开展竞争。

中国的TD-SCDMA产业联盟是典型的产业链合作产业联盟。2001年3月中国提出的TD-SCDMA成为第三代移动通信3个国际标准之一，但是起步较晚的TD-SCDMA技术标准在产业化上遇到巨大挑战：未建立成熟的产业链前，运营商和消费者不愿采用。2002年10月，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大唐电信、南方高科、华立、华为、联想、中兴、中国普天等8家电子通信企业共同成立了TD-SCDMA产业联盟，促进产业链的协调发展。目前会员增至38家，覆盖了系统、终端、芯片、测试仪表、软件等产业链的各个环节(TD-SCDMA网站。)。

(四)市场合作产业联盟

市场合作产业联盟(简称市场联盟)是以共同开发利用市场为目标的产业联盟。市场合作产业联盟以产业中企业横向合作为特征，以共同开发利用产业上下游资源和市场为目标。市场合作产业联盟包括竞争性企业间的产业联盟和网络性企业间的互补合作的产业联盟。

我国台湾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信息产业出现了大量的由中小企业组成的市场合作产业联盟，共同学习境外的新技术，联合与上下游企业谈判，共同商定产品接口规范等。台湾中小企业组成的市场合作产业联盟对岛内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JohnAMathews,TheOriginsandDynamicsofTaiwan’sR&DConsortia2000。)。

(五)社会规则合作产业联盟

社会规则合作产业联盟(简称社会规则联盟)是以改变或建立社会规则为目标的产业联盟。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常常面临社会规则问题，如有些社会规则制约了创新产业的发展，有些社会规则的改变可能带来巨大的市场机遇。产业内的主要企业联合起来共同推动社会规则的改变，形成社会规则合作产业联盟。

1988年，美国苹果电脑、戴尔、微软、惠普、思科、IBM、英特尔、Adobe等信息产业巨头发起成立了商业软件联盟(BusinessSoftwareAlliance，BSA)。该联盟为非盈利组织，目标是促进全球的软件版权保护和正版软件的自由贸易。该产业联盟与美国政府合作，直接或间接介入一些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贸易政策(BSA网站。)。

三、全球产业联盟兴起的原因

从上世纪中期开始，全球产业联盟呈快速发展趋势。产业联盟快速发展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

(一)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推动全球经济结构变化

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是推动全球经济结构变化的两大引擎。全球经济结构变化表现出如下趋势特点：

市场层面的变化趋势。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市场竞争出现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本地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即本地市场上本土企业要和全球跨国公司直接竞争。二是企业市场的全球化，即原来只在本土市场生存的企业越来越重视国际化经营，以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提高企业竞争力。

产业层面的变化趋势。区域产业集群现象日益突出，推动了产业的全球分工布局；产业链越来越长，产业分工越来越细，产业内部的合作越来越紧密；许多高新技术产业表现出技术和资本密集的特点，创新的投入大、风险高；技术的融合推动产业间的融合，即产业间出现技术共用、业务交叉、产品融合的趋势；技术标准对产业发展和企业竞争的影响越来越大。

企业层面的变化趋势。企业为应对全球化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在战略上越来越专注于核心竞争力，在业务上不断重组以提高公司的效率；企业的专业化发展趋势使得企业日益依赖整个产业的发展环境，企业在战略上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外部化特征。

科技创新层面的变化趋势。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品研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且相互之间的转换周期越来越短，产、学、研之间的合作日益重要；发达国家推动建立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的竞争成为企业竞争乃至国家竞争的重要内容。

(二)经济结构变化导致产业共性问题日益突出

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产业共性问题日益突出，即单个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整个产业的发展水平和产业的发展环境。产业共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共性技术的研发。全球化促使企业和政府重视联合研发共性技术。市场开放前，国内企业在共性技术上的竞争有利于产业技术进步。市场开放后，国内企业在共性技术上的重复投入可能降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促使各国开始重视联合研发共性技术。一些国家将共性技术研发作为产业政策(技术政策)的重要内容。另外，技术进步的加快也促使企业重视联合研发共性技术以降低创新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技术标准的制定。根据国际化标准(ISO)的定义，技术标准指“一种或一系列具有强制性要求或指导性功能，内容含有细节性技术要求和有关技术方案的文件，其目的是让相关的产品或者服务达到一定的安全标准或者进入市场的要求。”技术标准本身是公共产品，但是部分技术标准特别是信息产业的技术标准包含了大量知识产权，成为产业竞争的重要武器。技术标准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其形成过程中需要经过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协商(依据国际标准化组织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在1991年联合的第二号指南(ISO/IECGuide21991)之《标准化和有关领域的通用术语及其定义》：“标准是为了所有有关方面的利益，特别是为了实现最佳的经济性，并适当考虑产品的使用条件与安全要求，在所有有关方面的协作下，进行有秩序的活动所制定并实施标准的过程”。)。

产业链配套。产业链配套指产业内企业通过产品上下游合作共同为用户提供产品或服务。由于产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技术越来越深，技术投资越来越大，单个企业没有力量完成整个产业链投资。产业链配套是发展中国家产业追赶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因为发达国家已经主导了产业链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创新产品必须与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竞争，产品链相关企业投资的信心常常不足。

中小企业的市场门槛。中小企业的市场门槛指中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包括企业是否达到必要的经济规模以完成规模采购或实现规模经济的生产或服务，企业是否具有必要的市场能力等等。本地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压缩了本地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境外市场的潜力也为本土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应对挑战和机遇的关键是中小企业是否能跨越起码的市场门槛。

新技术产业相关的社会规则。产业发展的社会规则指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关的社会规则，包括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等。这些社会规则阻碍或促进产品的市场需求，是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如一国只有制定了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或政策，社会组织和个人才会增加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环境保护产业才能够发展起来。

产业共性问题对产业联盟产生了客观需求。由于单个企业缺乏解决产业共性问题的积极性或能力，产业共性问题只能由政府出面解决，或者由企业组成产业联盟来解决。政府政策与产业联盟相结合是重要发展趋势，即政府通过支持产业联盟的发展来促进产业创新。产业联盟是市场导向的组织，其效率比政府直接干预要高。

(三)政府政策的调整促进了产业联盟的

兴起

产业联盟范文篇3

一、农发行农业产业联盟信用生态体系的相关概念

（一）区块链及联盟区块链的概念1.区块链的概念。区块链是分布式数据存储、多中心的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在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应用模式。区块链本质上是一个多中心的分布式账本。多中心化即所有的交易都是点对点发生的，不依赖于单一信用中介；分布式账本意味着当交易发生时，“链”上的所有参与者都会收到交易信息，区块链上的所有交易记录都是完全公开，不可篡改的，每一个经过验证的区块，都会“盖”一个“时间戳”，按照时间顺序存储在“链上共享”的账本里。它是以分布式同步记录的方式形成一个可信的共识，来进行信用共建，完成所有权的确认。2.联盟区块链的概念。联盟区块链相当于一个行业区块链，或者局域链。在特定联盟场景中运用区块链技术组成了一个联合共同体，参与联盟的多中心节点（即联盟成员）可以有选择，多中心节点之间存在“共识”或者“合作”的链接，以达成成本更低的信用关系。以粮食贸易为例：粮食交易场景中，上下游企业发生订单交易，基于订单约定双方发生资金流、物流流转和物权确权变化，产生资金、交易、物流等交易信息。粮食交易场景中的各方主体，由资金和物流“链”起来，联盟成员相互信任，单笔交易生成的标准化数据，实时储存、联盟共享，成员各主体彼此交叉验证、互相证明，基于粮食产业共同建立低成本的联盟信用关系。（二）农发行农业产业联盟的概念。农发行农业产业联盟，立足“三农”、服务“三农”，由农发行牵头组建，以农业产业链全要素的优质资源整合为纽带，以农业生产全过程的降本增效、提质增效和风险管控为主要目标，以契约关系为保障，可涵盖农资供应、农业技术、生产服务、粮食收储、粮食贸易、物流服务、加工企业、金融服务、信息技术等农业产销过程中所需要的全部行业。（三）农发行农业产业联盟信用生态体系的概念。农发行农业产业联盟信用生态体系，以农发行为核心企业，由农发行搭建线上交易平台，提供融资、支付闭环服务，通过撮合成员在闭环线上平台交易，采集整合企业真实交易订单、真实资金流转、真实库存周转、真实物流运输等多种信息数据，智能化整理保存、加工，进而产业化输出，生成“三农”等联盟成员企业的“信用身份证”。以粮食供应链交易场景为例：农发行农业产业联盟嵌入粮食供应链交易场景，以农发行为牵头单位，联盟成员之间在农发行搭建的线上平台进行“闭环交易”。联盟成员以农发行信贷客户（上下游企业）、物流、第三方质检等单位为主，以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三农”领域企业为辅（见图1），可涵盖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部行业和各类主体。

二、联盟区块链逻辑在农发行农业产业联盟信用生态体系的应用设想

掌握了“三农”信用生态，就掌握了“三农”金融市场的蓝海。以粮食交易场景为例，在农发行农业产业联盟内，确定农发行、港口物流企业、上游企业、下游企业、第三方质检企业为多中心节点，以契约关系建立利益联盟链。联盟内共享信息数据，即，交易双方在联盟内发生真实交易；农发行提供交易订单信息、资金流水信息、库存监管信息；港口、铁路、货运提供物流动态信息；保险或其他验货第三方提供验货服务信息。联盟各主体作为多中心节点在交易中对按照时间顺序“盖”时间戳，将交易信息链、资金信息链、库存周转信息链、物流信息链、保险信息链等多种信息分布式存储在“共有”的账本里，形成数据沉淀。农发行对多种信息进行采集、整合、加工、分析，真实掌握企业的第一手信息。基于信息储存和交互验证技术，通过对联盟区块链进行验证，如果多条信息链之间成正相交，相互验证、相互支持，则该笔交易为真实交易，反之则为异常交易。这种风险防控的风险逻辑从因果关系转变为大数据的相关关系逻辑。长久的数据沉淀后，便于更了解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防控风险。

三、打造农发行农业产业联盟信用生态体系的意义

（一）有利于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问题。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大了银行的风险。现行信贷调查和审查从企业的融资需求额度与生产能力、采购需求、产品出货量、销售收入以及水电费、纳税申报等方面的数据之间是否匹配，判断企业融资的合理性。实践中，企业往往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技术手段作假，迷惑信贷人员，信贷调查和审查稍有不慎就容易导致风险发生。农发行可基于农业产业化联盟信用生态内产生的真实交易，采集市场一手信息，分析、沉淀经营数据，进一步加深对客户了解，掌握企业健康状况，将数据转化为可评估的评信价值，提高客户识别和信贷投放能力，减少银企信息不对称和信贷决策时滞。（二）有利于提高“三农”企业融资便利性。从辽宁实际看，中小微企业法人代表，一定程度上存在小富即安、得过且过的经营思想，企业财务管理随心所欲。在融资中，财务管理不规范、缺乏有效抵押、担保不足等问题是制约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关键瓶颈”。通过在联盟线上线下交易，进一步规范企业经营发展，特别是在交易场景内，不断生成、沉淀的数据资产，可使农发行更深入触达企业，更及时全面掌握企业经营状况，进而改变传统信贷业务的成本和效率。（三）有利于降低农发行信贷调查成本。农发行农业产业联盟信用生态的组建，前期投入时间、人力、资金成本较大，但随着农发行农业产业联盟的发展壮大和数据的沉淀，以数据驱动的农发行农业产业联盟信用生态平台提供数据、服务信贷决策，未来农发行信贷调查的边际成本会越来越低、边际收益则日益增长。（四）有利于形成农业产业联盟资金池。在联盟交易场景中，资金流如同“血液”，贯穿交易各环节、全流程，是串起联盟各方交易的“大动脉”，也将长久流转于联盟内，沉淀为资金池。农发行作为各方主体的融资、支付服务方，有权力和义务守护联盟资金池。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保证资金支付、使用依法合规，另一方面可以有效提高政策性金融的资金使用效率。同时，也能带来规模客观的存款收益，增加客户粘性。（五）有利于降低企业交易的隐性成本。以粮油市场化企业为例，当前粮食中小微企业普遍局限于本地经营，交易对象多为熟悉的“老主顾”。粮食中小微企业市场打不开、经营规模小背后的主要问题是交易隐性成本高，对陌生交易对象的不了解和市场价格信息滞后是粮食小微企业的难言之隐。在农发行农业产业联盟内，各交易主体均为农发行支持信贷客户，有农发行信用评级做参考，加以“保证金”“公开价”的交易模式和信息服务，可拓展企业经营“信息带宽”、链接全国客户、动态掌握成交价格，降低企业交易的隐性成本。（六）为建设国家信用体系、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奠定基础。当前人们对食品的追求逐渐从吃得饱转向吃得安全,营养健康。应用区块链逻辑的农发行农业产业联盟信用生态，未来将是国家信用体系的重要补充。以粮食产业为例，联盟内能够实现粮食生产信息全程追溯，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七）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必须融入实体经济。农发行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也必将提高站位，发力农业产业联盟信用生态体系建设，引导更多的民间资本流向“三农”领域。农发行掌握农业产业联盟信用生态，可以有效提升金融体系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应性和协调性，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八）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农发行农业产业联盟信用生态体系建设，农发行可更全面的掌握市场信息，加大对农业农村“短板”领域的支持力度，服务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金融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更好地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九）有利于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建设。农发行农业产业联盟信用生态体系可嵌入农业产业集群全流程交易，根据企业经营实际提供差异化金融服务，量身制定金融服务方案。同时，服务联盟内成员品牌建设，提升附加价值。

四、农发行农业产业联盟信用生态的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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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扶持激发区域活力

国家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和总体市场环境为节能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机遇。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建筑节能减排产业联盟将为地方政府部门优化各地区产业结构、激发区域发展活力、提高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实施国家节能优先战略，落实国家下达的节能目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科学规划指导产业布局

借助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及行业内部级专业团队的技术优势，积极协助拓展与各地政府的合作项目。通过科学有效的规划、设计指导，使各地区形成有机统一的规划体系，正确指导产业布局。

三、科研鉴定孵化高新技术

中国建筑节能减排产业联盟协助行业内认证鉴定机构对企业新技术、新产品从指导、论证和鉴定、提供便利条件，使良好的创新机制成为高新科技成果的孵化器。

四、金融服务助推持续发展

整合中央、地方政府、以及国内外银行和诸多金融机构的各类型金融产品信息，为地方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寻找和搭建多样化的市场投融资平台。

五、节能减排提升经济效益

协助地方政府通过引进具有节能技术先进企业不断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减少单位GDP能耗；同时为业主实施建筑节能改造提供合理设计方案，并为节能技术和产品开发企业获得项目资源提供渠道，实现跨区域供求资源的合理配置。

六、国际交流促进商贸往来

通过与国内外建筑节能减排机构和商贸组织的联系和合作促进节能环保技术的互动交流和国内外企业间的业务拓展；带动区域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并为吸引国内外高素质、高技术人才跨区域创业提供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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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产业知识产权集群管理系统是以政府资助建设、联盟组织推动、企业参与应用、第三方机构提供服务等为特征的公益性、开放式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系统构建以行业联盟为支点，立足于对新能源产业知识产权管理现状、集群管理工作方式以及公共服务平台运行模式的调查研究，并深度结合新能源企业实际需求，以“集群管理”的数据、模块和系统为中枢架构，集新能源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知识产权应急及预警分析、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知识产权培训指导、知识产权工作交流等为一体。

2资源组成

集群管理系统以各类数据库为基础支撑资源。其资源组成包括：（1）联盟专利数据库：新能源产业联盟成员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数据库；（2）专题专利数据库：新能源产业重点领域（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专利数据库；（3）专利“池”（企业专利信息共享数据库）：新能源产业联盟成员核心专利数据库；（4）研究成果库：新能源产业相关知识产权专题报告、研究论文、数据汇编等；（5）知识百科库：新能源产业相关知识产权培训课件、业务知识、基础知识等；（6）行业专家库：新能源产业相关技术专家、知识产权专家；（7）服务机构库：新能源产业相关知识产权信息、、咨询、商用化、法务等机构；（8）企业数据库：新能源产业联盟成员基础信息；（9）标准数据库：新能源产业相关国家、行业、地方、联盟标准等。

3功能模块

集群管理系统依托数据库资源开发功能窗口，提供分类关联展示与互动服务，并依托各子系统实现对外服务功能。其功能模块包括：（1）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功能:提供专利检索、跟踪、专题数据库查询、知识产权信息获取与展示、会员注册、留言板和登录入口等。（2）知识产权信息功能:提供知识产权公告、重大事件、态势、热点、风险预警、供求、评估、质押融资信息等。（3）知识产权分析预警功能：提供定期预警（根据设定条件周期性检索指定领域的文献信息并发送给指定用户）和高级预警（对用户感兴趣的专利从技术和竞争对手等角度进行预警）。（4）知识产权分析评议功能：提供企业并购、技术进出口、技术标准、技术创新、人才引进、境外展会等活动时提供咨询参考，包括重大经济科技活动和专利统计分析等。（5）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功能：提供境内外知识产权纠纷时申请和获得援助的窗口，设立网上维权援助中心，对维权事务实施统一管理。（6）知识产权知识培训功能：提供知识产权讲座、培训和教育服务模块，包括基础知识培训、在线交易、企业讲堂。（7）知识产权工作交流功能：提供各相关方在线互动交流界面，包括知识产权专家解读、专题咨询、线上答疑等。

4应用要点

集群管理系统致力于促进信息资源的交流和共享，发挥知识产权在联盟集聚创新中的推动作用，引导联盟成员合理高效利用现有资源，规避知识产权相关风险，推动内部合作和协同。其应用要点包括：（1）知识产权专业信息资源应用：调用联盟企业专利数据库、重点领域专利数据库等，为联盟秘书处及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工作提供集群系统支撑；（2）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产品应用：知识产权态势信息、风险预警信息服务，开展知识产权培训，组织知识产权工作交流等；（3）知识产权合作交流渠道应用：开展相关项目联合申报、专利交叉授权、专利池共建,支持公共协调和协同操作。

5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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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决定》各项任务的落实，政府将统筹科技资源任务纳入了年度目标责任考评，制定了详细的考评指标；设立了5000万元的统筹专项资金。科技局、财政局相继制定了《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促进技术交易、设备共享奖励补助实施细则》、《科技金融合作试点业务风险补偿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政策（详见附件1）；科技局围绕统筹科技资源改革任务的落实，调整了级科技计划体系，布局了一批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的重大科技项目；高新区、经开区、航空基地、航天基地都制订了详细的落实方案，进行任务分工，落实工作责任，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二、努力完成重点任务，加快推进先行先试

1、加快科技大场建设，促进技术交易和设备共享

今年4月初，科技大场建成并正式运行，围绕“技术交易、设备共享、政策服务、交流合作”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是加强技术交易服务。完成了技术交易大厅和网络交易系统建设，促进了技术交易服务。到11月底，全技术交易合同登记10453份，交易额201.82亿元，位居副省级城第一位，省会城第三位（北京、上海）。其中本地技术交易4245份合同，成交金额36.49亿元，占总成交额的18.08%，比去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

二是促进大型科研设备共享。组织精干力量，深入高校院所、企业，宣传相关政策，挖掘可共享大型仪器设备。目前大场可共享大型设备有1800多台套，已经为企业提供加工、检测等共享服务1500余次。

三是为企业落实优惠政策。加强对国家和省、相关科技、财税政策的整理，培训600多名企业政策联络员，已累计为近千家企业提供政策咨询服务5100余次，为138家高校、院所、企业兑现技术交易补贴共计2012万元、设备共享补贴547万元，为企业落实减免“加计扣除”和“双软认证”税费16亿元。

四是促进高校院所和企业技术需求对接。共举办科技大集、成果交易会、投融资对接会、项目推介会等各类产学研交流对接活动114场次，参加人数超过1万多人次。特别是围绕上重点关注的百家规模以上企业发展需求，切实帮助企业解决人才、技术等方面的难题，组织19所高校院所与2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的对接活动，促成了500多名科技人员走进企业，依托科技大场，提供对口服务，为工业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五是加强联合共建，扩大服务范围。与理工大学、705所建立了资源共享合作关系；与上海公共服务研发平台、深创投、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等发起平台共建资源共享战略联盟。

2、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实施一批产学研合作重大项目

近几年来，我相继组建了石油服务、生物医药、电力电子、物联网、卫星应用、现代服务业等14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详见附件2），涉及我八大重点优势产业中的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等，包括了650多家企业和高校院所。产业联盟促进了行业内资源有效整合和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合作，形成了卫星应用、物联网、新材料、生物制药等一批有较强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2010年，我产业联盟各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40亿元。

今年，科技局出台了《关于推进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加强产业联盟组织体系和规范性建设。多次召开专题会议，指导与支持产业联盟发展。设立联盟工作秘书处，加强管理与协调。以产业联盟为抓手，立足于产业技术创新需求，开展联合攻关，加快产学研合作，制定技术标准，整合优势资源，创建服务平台，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

依托产业技术联盟，围绕主导产业，发改委、科技局、工信委与“五区一港两基地”认真研究产业发展战略，积极争取国家和省上支持，加大经费配套支持，组织实施了一批重大科技项目。科技局积极实施高新技术产业专项，扎实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争取国家“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示范城”，推进科技文化融合工程；高新区启动“软件新城”建设项目，支持了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经开区与兵器集团、中航集团、中电集团、北车集团建立四大成果转化基地；航空基地依托航空集团培育了飞机空调车产业化、赛龙叶片精加工生产线等一批“军转民”、“民进军”项目；航天基地重点策划的卫星应用和云计算产业化项目已经签约入区；国际港务区积极组织现代物流产业化项目；曲江新区重推依托科技支撑的文化创意项目等等。

3、创新科技金融合作模式，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依据科技部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联合出台的《促进科技和金融合作试点实施方案》，按照省上的安排，我积极开展科技金融结合创新探索，出台了《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方案》，力求实现轻资产科技企业贷款新的突破。科技局和财政局设立1000万元的财政科技信贷风险补偿引导资金，鼓励银行降低企业贷款门槛，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8月份，已与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浦发银行以及两家担保公司签订了协议。科技局今年先后向银行推荐92家拟贷款的科技企业，已经有45家企业获得贷款共计2.85亿元；通过创业投资联盟组织了50多家省内外风险投资机构与“两区两基地”的科技企业进行对接，已累计投资22家科技企业，投资额13.46亿元。目前全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贷款余额为1652.82亿元，占全贷款余额的23%。

积极支持企业上融资，建立了由主管副长牵头，金融、财政、科技等部门联动的协调机制，为企业融资开辟“绿色通道”。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累计投入资金3.87亿元，支持百余家科技企业规模发展，支持企业上融资，培育中小板、创业板后备企业。今年通源石油在创业板成功上，隆基硅材料7月份正式通过首发申请，拟于上交所上。同时，政府也把积极争取高新区进行“新三板”（非上公司进入代办股份系统进行转让）试点做为统筹科技资源的一项重点任务。

4、加快推进产业园区先行先试，为统筹科技资源探索途径

委、政府大力支持“两区两基地”和新兴产业园建设，成为统筹科技资源的先导区，加大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加快人才集聚和成果转化，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2011年，预计以产业园区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1700亿元，实现增加值450亿元。

高新区大力创新区内环境，全面启动“一区十工程”[[1]]，积极搭建企业孵化、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平台，加强人才引进和产学研合作，完成1000亩的“科技谷”的规划设计和基础配套，启动7平方公里的软件新城建设项目。努力打造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等四大主导产业和通讯、软件与服务外包等八大产业集群的园区品牌，大力发展移动互联网、云计算与物联网、智能电网、能源新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和促进区内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积极推进企业通过上、风险投资、担保贷款等方式融资，努力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园区。

高新区与沣东新城联合高校院所共同建设10平方公里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区，成立了统筹科技资源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启动了330亩企业孵化器（协同创新港）建设招标工作，与工业技术研究院合作共建“现代制造服务产业创新示范基地”，签订了首批12个涉及高新技术和金融单位的入区合作项目。

经开区积极探索统筹地方、军工、国内和国外科技资源的新机制，完善园区公共服务平台，制定人才、融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相关政策，积极争取国家、省项目资金，加大投入扶持资金，加强区内企业与高校院所的对接，把专业科技园区作为促进和承接科技成果转化的试验区和承载区，重点打造先进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和兵器产业基地，加快实施“四大功能区+四大服务业聚集带+八大产业基地”的“448”产业布局战略[[2]]。

航空基地依托一飞院、西飞公司、试飞院、强度所等央属龙头单位，加快军工资源向民用转移，合作共建快速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飞机强度试验基地等近10个技术创新平台，成立航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培育孵化科技企业，组织了赛龙叶片精加工生产线、飞宇工艺装备产业化等一批重大科技项目，重点支撑发展整机制造、航空重大装备、高性能复合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

航天基地积极探索军民融合的新机制，加大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设立50亿元的“航天新能源产业基金”，大力支持卫星产业园建设，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技园合作“北航科技园”项目启动，依托卫星应用产业联盟组织重大项目，重点支持航天高科技民用产业及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努力打造具有民用航天产业特色的“军民融合型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国际港务区积极整合多方资源，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产业，加强园区物联网应用技术研发，建设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物联网应用产业联盟”，承载产业化项目，着力打造现代服务业新城。曲江新区加强科技与文化融合，提升旅游文化科技含量，重点发展文化旅游、影视制作、创意设计、数字动漫等文化产业，努力创建国际一流的文化产业基地。浐灞生态区抓住举办世园会的机遇，吸纳科技资源，推动区域金融、会展、商贸和文化休闲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创建区域性金融、会展、商贸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我新城区出台了《关于加快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率先构建创新型城区的决定》，重点依托辖区军工科技资源优势推进产业发展，碑林、雁塔区也围绕统筹科技资源改革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

三、扎实安排2012年重点任务

今年以来，在省上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下，坚持“政府引导、场配置、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原则，在科技大场建设、产业联盟建设、科技金融结合、产业园区先行先试等方面有了较好的进展，完成了年度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的目标任务。统筹科技资源是一项复杂而宏大的系统工程，今年是先行先试的第一年，我们从实际出发，选择难度较小、迫切性最大的重点工作先行先试，边探索、边总结、边实践、边提高。

2012年，将继续认真贯彻《决定》精神，扎实落实《决定》的各项任务，积极构建适应国际化大都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突出科技大场服务能力提升、突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创新型企业建设、突出科技金融合作创新、突出产业园区统筹科技资源机制创新，全力推进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建设，大力促进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支撑服务一批规模以上企业，发展壮大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培育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统筹科技资源支撑主导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先行先试的经验，为加快发展阶段统筹任务的顺利开展打好基础。争取全技术场交易额超过200亿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2000亿元，专利申请量超过2万件。

1、提高科技大场服务能力，促进技术交易额大幅提升

一是推进高校院所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科研设备向企业开放共享。年度技术场交易额超过200亿元，保持技术交易总额副省级城第一名、全国省会城第三名的地位；大型科研设备共享数达到3000台套。

二是推动高校院所科研力量与规模以上企业对接，解决一批规模以上企业技术难题，形成20家企业技术创新中心，提升科技创新对工业经济发展的贡献度。

三是依托科技大场资源和服务能力，在半导体、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领域建设3-5个以企业为主体、场化运营、专业特色突出的技术转移和工程化服务平台，为企业创新发展和扩张规模提供支撑。

2、发挥开发区（产业基地）体制优势，推进改革先行先试

一是布局一批产业链紧密、产学研结合的重点科技项目，支持高新区在具有比较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加快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创新，形成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落实相关政策，支持高新区科技金融结合创新，争取“新三板”试点，推进科技企业上融资。

二是出台激励政策，实施集团项目，支持经开区“两大”科研院所、“四大”央企成果转化基地建设，支持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布局重点项目，支持航空基地、航天基地探索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新机制，提高特色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

三是实施国家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试点城方案，争取科技部支持以曲江新区为主的科技与文化融合试点，通过科技创新支撑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支持沣东新城与高校院所合作，建设高端制造服务业起步的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支持国际港务区、浐灞生态区产业发展的科技支撑平台建设。

3、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一是建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围绕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新一代通信技术、电动商用车、智能电网、卫星通信应用、航空航天新材料等领域，布局30项重大产业化项目，促进产业集群形成和产业规模扩大，全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2000亿元，为“十二五”期间产业年均增长达到25%打好基础。

二是加快创新型企业建设步伐，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业竞争能力较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支持一批留学生和国内高端科技人才创办企业。全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900家，50家企业进入国家和省级创新型试点企业行列；全专利申请量超过2万件，其中企业申请比例达到50%。

产业联盟范文篇7

关键词：两型社会；东湖高新区；产学研合作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湖高新区（简称“高新区”）在产学研合作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依然面临诸多困境。尤其是随着“两型社会”建设的深入，高新区成为了试验区中的试验区，产学研合作面临新的挑战。本文基于调研数据，对高新区产学研合作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和展望，为制定产学研合作政策提供借鉴和启示.

1高新区产学研合作的发展现状

无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还是高新区管委会，都越来越重视产学研合作，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1.1产学研合作能力明显增强

高新技术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规模与质量，是产学研合作能力的重要体现.

高新区培育了一批卓有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截至2008年底，注册企业达到12784家，经营活跃企业有8000多家。其中，收入超过3亿元的企业达到72家，规模以上科技企业达到720家［1］。随着高新区管委会的推动和引导，科技型企业重视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合作主体意识增强。例如，凯迪电力、华中数控、烽火科技、长飞光纤研发并产业化了大批新产品或新技术.

高新区汇集了42所高校，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始终注重科技与经济结合，把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作为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科技成果的本地转化主要集中在以理工科为主的院校。其中，华中科技大学在机械、电子、光通信等领域具有比较明显的转化优势；武汉大学在本地转化的项目，主要集中在测绘、化学化工、水电利设备及生物医药等行业；武汉理工大学在机电、汽车、材料等专业转化能力较强；华中农业大学的主要优势集中在畜牧、养殖、生物等专业方面［2］.

高新区汇集中科院武汉分院、武汉邮电科学院等56家国家和省级科研院所。高新区始终按照市场经济思路推动科研院所加快成果产业化、院所企业化，加速释放科研院所的科技能量。其中，邮科院、化学所、生物所、高压所等20家科研院所实现了以研发为主的事业单位向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企业的转化；中核武汉核动力所、中科院武汉分院等科研院所将科研成果直接产业化［3］.

1.2产学研合作环境日益完善

产学研合作水平与外部环境的支持密切相关。高新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改善产学研合作环境.

（1）创新服务平台日益多元化。高新区积极整合国内外科技资源，组建了“国家光电实验室”、“国家植物基因研究中心”和“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为解决特色产业发展中的重大关键科学问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在行业核心企业建立10多个不同层级的工程技术中心，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服务；建设了多元化的共性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如软件开发与测试服务平台、光电子产品测试平台、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等.

（2）孵化器逐步专业化。围绕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高新区开创专业化孵化器发展道路，完善了从研发、孵化到产业化的体系。通过不断加强孵化器的建设，逐渐建成或正在建设武汉留学生创业园、光谷创业街、光谷软件园、南湖农业园创业中心、生物医药孵化器、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孵化器、光电子企业孵化器7个专业孵化器。截至2009年7月，高新区的孵化面积达90万m2，在孵企业突破1000家［4］.

（3）大学科技园成为产学研成长链的关键环节。高新区已形成校园周边、科技园区和创业中心、孵化器相结合的多层次孵化网络。尤其是武汉长城创新科技园、武汉大学科技园、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武汉理工大学科技园、华中师范大学科技园等的建设，加快了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例如，截至2008年底，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入园企业168家，累计毕业企业85家.

（4）投融资环境不断改善。高新区在改善投融资环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①扶持和促进企业上市，出台了《关于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暂行办法》；②发展风险投资，已建立了华工创投、东湖创投、光谷创投、武大创新、创业者中心等7家风险投资机构，引进了汇丰控股公司、IDG创业投资基金、Intel等境外创业投资机构；③完善了产权交易平台。中国(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成立，在全国首创非上市公司开展股权质押融资，开展了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截至2008年年底，为高新区内的艾维通信、武汉安能、江通动画、银泰科技、绿世界环保等28家公司融资35笔，总资金超6亿元［5］；④促进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融资。例如，光谷基金与华夏银行签定协议，形成“贷款+担保+投资”的投融资新型融资模式，为中小城市企业提供超过1亿元的融资支持［1］.

（5）促进成果转化政策推陈出新。高新区先后出台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暂行办法》、《科技创新基金管理办法》和《中国光谷创新奖暂行办法》、《关于推进科技人员创业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设立了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和中国光谷创新奖，鼓励科技成果的股权化、资本化。例如，在红光高清NVD项目的产业化过程中，科技人员和管理团队以知识产权入股650万元，占股比例达27%.

（6）人才特区建设加快推进。截至2008年底，高新区已累计吸引海外留学人才1300余人，创办520多家企业，涉及200多项高科技项目的研发和经营［6］。2009年，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先后出台《关于在东湖高新区建设“人才特区”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实施“3551”人才计划的暂行办法》，得到海内外相关人士的关注和响应.

（7）产学研联动机制初步形成。高新区定期召开由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家及相关政府部门等参与的产学研联席会议，促进产学研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地球空间信息产业联盟、光电国家实验室、软件外包产业联盟、激光行业协会、新一代红光高清视盘机产业技术联盟、光纤到户（FT-TH）联盟、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等的建设，加强了高校、企业与科研院所的联动，协同效应开始显现.

1.3产学研合作模式多元化

在探索产学研合作的实践中，高新区产学研合作形成了多种富有生机活力的合作模式.

（1）松散型合作。即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并与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目前，区内企业已建有部级企业技术中心4家，省级技术中心15家。例如，楚天激光聘请中科院姚建铨院士为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聘请国内外一批知名激光技术专家组成顾问团。这种合作模式的特点是企业规模较大、研发力量较强，属于创新型企业的典范.

（2）大学院所直接将研发植入产业。即高校、科研院所依靠科研资源和科研优势，创办科技型企业以实现产学研的有机结合。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研院所的技术人员和高校老师带着自己的科研成果，到高新区创业，将科研成果产业化，例如楚天激光、凯迪电力、凡谷电子。大学科技园逐步发展成为高校和科研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基地。例如，华中科技大学的华中数控、天喻信息、达梦数据库，武汉大学的武大弘元、武大吉奥、武汉立得空间，武汉理工大学的南华高速、理工光科、港迪电气、理工光学等。华烁科技、中冶南方、烽火科技等则是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年科研院所依靠自身的科研能力、丰富的行业经验和资源，直接将科技成果进行产业化运作的典范.

（3）共建产学研经济联合体。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实践中，为了整合和利用国内外的科技资源，高新区建设了以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心)为核心的多层次技术创新支撑平台，推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围绕重大项目建设，由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多方共建的产学研公共技术创新平台，拉动了产学研集成。其中，2002年，由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科技厅、武汉市科技局、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东湖高新集团合作成立了我国第二个国家植物基因研究中心。产学研各方共建企业推进了科研成果产业化，例如，武汉大学开发的“OSMAR-S型便携式高频地波雷达”，选择凡谷电子公司作为实现雷达产业化的合作伙伴.

（4）产业联盟。整合产学研的技术和产业资源，以联盟的方式提升整合能力，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例如，软件外包产业联盟、激光行业协会、新一代红光高清视盘机（NVD）产业技术联盟、光纤到户（FTTH）联盟、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等，这些联盟的成效已开始显现.

（5）“产业基地+研究院”集成模式。高新区采取资源集聚战略，依托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成立了光电国家实验室和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其中，光电国家实验室由教育部、湖北省和武汉市共建，依托华中科技大学，由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717所组建；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由武汉大学牵头，由华中科技大学、中科院武汉分院、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凯迪电力等单位组建.

1.4产学研合作国际化初具雏形

东湖高新区的产学研开始从国内合作走向国际合作，国际化水平明显提高.

（1）谋求全球产学研资源的整合。目前，高新区内的产学研主体已开始与国外企业开展合作，积极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和战略规划。例如，长飞光纤由中国电信集团、武汉长江通信集团与荷兰德拉克公司共同投资、合作研发；华工科技收购澳大利亚的Farley和Laserlab，通过集成创新研制出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精度等离子切割机和高性能激光切割机.

（2）吸引跨国公司到高新区建设技术中心。例如，微软技术中心、IBM软件创新中心、英特尔创新技术体验中心、EDS全球服务外包中心等.

（3）聘请国外专家。例如，光电国家实验室聘请了美国、英国等8个国家的科学院院士布立顿?强斯博士，成立了“布立顿?强斯生物医学光学研究中心”；凯迪电力聘请世界著名干法脱硫专家孜默担任技术顾问，引进了7位经验丰富的德国、波兰等国家的脱硫技术专家.

（4）举办国际产学研合作论坛。例如，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创业发展洽谈会、国际光电子博览会、留学生创业会以及光谷国际论坛等.

1.5产学研合作成效显著

（1）从联合创新走向创新集群。高新区涌现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企业，如华工科技、长飞光纤、烽火科技、凯迪电力、中冶南方、楚天激光。2001—2008年，高新区企业联合科研院所共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支撑计划、国家863计划、973计划等部级创新项目320多项［7］，开发了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尤其是烽火科技的3项IP网络技术标准、长飞光纤的“光纤链路测试方法”，均被国际电联批准为国际标准。高新区围绕核心技术和标准，由区内企业牵头组建了产业技术联盟，成立了光电国家实验室和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开始走向联合创新。这标志着高新区产学研合作已朝市场化、长期化方向发展，实现由点到面的突破.

（2）科研成果不断转化成社会财富。产学研结合的浪潮日渐高涨，科研成果正源源不断地被产业化，转化成社会财富。例如，由国家光电实验室研发改进的我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红光高清视盘机NVD研制成功，武汉全真LCOS大屏幕投影仪产品试生产.

（3）部级示范基地纷纷落户。高新区已拥有了国内最大的光纤光缆生产研发基地、光电器件生产研发基地、光通信产品研发基地、激光设备生产基地、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高新区也先后被批准为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示范区、国家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示范区、全国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试点、全国第一家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区创建区、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和全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全国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先进集体”、“国家地球空间信息武汉产业化基地”和“武汉?中国多语信息处理产业基地”等。这些基地的落户都是官产学研合作所带来的成效.

2高新区产学研合作存在的问题

面临新的形势，东湖高新区产学研发展依然存在多方面的问题，集中突现如下：

2.1校企的价值取向差异依然严重

高校注重自由探索和学术价值，往往忽略成果的市场价值。长期以来，高校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单纯以获得国家经费多少、数量、参与人的学术地位高低、所获奖励级别和数量为标准。例如，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的职称评定和考核标准，依然以论文或著作、研究项目及教学成果为依据。虽然高校、科研院所考核体系及激励机制正逐步向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向发展，科技人员创办公司越来越多，例如，武汉东湖创业中心自成立以来累计孵化中小型科技企业886家，其中近20%的企业由高校或高校教师创办［8］。但是，武汉高校产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产业相比，在数量、规模、产业实力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企业关注的焦点是科研成果的市场效益或市场前景.

目前，区内企业在创新上对高校、科研院所等外部资源的利用还不够，大多数企业的创新属于自创。据湖北省统计局2007年的《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创新调查报告》显示：2004—2006年，湖北省由企业独立完成的产品创新占71.9%，独立完成的工艺创新占65.2%，只有28.1%的产品创新和34.8%的工艺创新是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等的合作完成的［9］.

2.2产学研合作联盟亟待升级

跨“产学研”平台的产业联盟是现阶段高新区推进产业升级和规模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高新区的众多产业技术联盟，由高校或企业牵头，由研究机构、企业，甚至金融、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共同参与组成（如表1所示）。但是，高新区的产业技术联盟成立时间比较短，停留在共同开发市场的初级阶段，需要经历“联系、联合和联动”，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六部委鼓励和支持发展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并且，随着产业联盟的逐步推进，产学研联盟中存在文化风险、制度风险和运作风险，可能引发联盟内部的冲突和不协调，造成联盟的终止。因此，转向产学研相结合、整合有效资源的技术创新联盟，将成为今后的发展方向.

2.3在汉高校的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率低

高新区的高校及科研机构有大量的科技成果可进行产业化运作，但是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远落后于其科研能力。尤其是本地高校及科研机构技术成果向本地企业转化的比率比较低，由武汉地区企业承接的项目不足20%［8］，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例如，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产学研合作项目总额大约在3～4亿元，其中涉及到武汉本地及武汉周边地区的项目转化总额只有大约5000万元，仅占转化总量的25%左右［2］。武汉大学2006年以专利申请权、专利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形式实施具有发明专利的项目13项，武汉企业承接的项目只有2项［8］。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其它高校及科研机构也存在类似现象。在产学研合作方面，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对象大部分是江浙、广东等外省企业，与省内企业的合作反而比较少.

例如，武汉大学2002—2006年通过专利技术合作开发项目68项，其中与武汉企业合作开发的专利技术项目不足10%，华中科技大学2002—2006年与武汉企业也只有29项专利技术合作开发项目［8］.

2.4产学研合作地区性明显

高新区的官产学研合作大多局限在本地区，以整合区内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资源为主，在积极整合全国乃至全球的科技资源，实现跨地区、跨国界的合作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一方面，外省市高校、科研院所和中央各部委所属单位的科技人员带科技成果来东湖高新区实施转化的很少。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虽然东湖高新区在推进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中，开始引入国外科研力量，包括与国外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和独资企业的技术转移与扩散等。例如，与法国政府联合建设P4实验室，华工科技收购澳大利亚切割系统公司，凯迪电力高薪聘用外国专家。但是，高新区的产学研合作地区性过于明显，未能在更开放的环境中推进，尚未形成与国际接轨的产学研创新体系，难以融入国际性创新网络.

3促进高新区产学研合作发展的对策

为促进高新区产学研合作深入发展，结合产学研发展趋势和高新区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对策：

3.1以战略规划引领产学研合作持续发展

产学研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产学研合作过程的重要运用，也是产学研合作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高新区的产学研合作正经历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由点到线到面，由小规模到大规模发展的转型时期。在转型时期，明确产学研的未来发展方向至关重要。因此，必须结合高新区产学研合作经验，制定高新区产学研合作发展战略，明确产学研合作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思路。以规划促进产学研结合工作的规范开展，引领产学研工作纵深发展.

3.2以战略联盟和合作网络驱动产学研合作国际化

随着经济、科技的全球化发展，产学研合作不能局限于区内、国内。扩大产学研合作的外延边界，走出一条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国际化道路，是高新区成功嵌入国际性创新网络，逐步向全球产业链高端推进的必由之路。一方面，随着产业技术联盟的不断发展，利用现有具有影响力的技术联盟或产业联盟，加强与世界知名大学、研究机构和大型跨国企业开展合作，成立跨国产业联盟，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资源配置和战略规划，推动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国际化。另一方面，通过在汉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型企业的国际合作网络，以“请进来、走出去”思路开展产学研对接，推进产学研结合的国际化.

3.3吸引和促进区内外产学研成果的有效转化

世界一流科技园发展的经验证明：引入高校、科研院所科研力量来推动高新区企业的创新发展，已经成为园区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一方面，依靠辖区高校、科研院所的支持，实施产业与科技的对接。以高新区优化的产业结构，积极与在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科技优势和学科链实现对接，促进自主创新成果实现本地转化。另一方面，借鉴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的成功经验，加强各地高等院校科研项目和产学研合作，鼓励省外乃至国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根据东湖高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到高新区建立转化基地，借用外省的科技能力为高新区的经济建设服务.

3.4以产学研平台吸引和留住科技领军人才

优秀的科技领军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资源。科技领军人才和高层次人才引进后，如何留住人才，使用好人才才是至关重要的。通过产学研平台建设，营造引才、留才、用才的综合环境，从而使人才从愿意有为到可有作为，从希望发挥到能够施展。例如，利用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中科院武汉分院、邮科院等科研院所，凯迪电力、长飞光纤等创新型企业，以国家光电实验室、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等部级实验室为平台，引进和留住海外科技领军人才.

3.5借助“部级产学研合作实验区”发挥辐射效应

高新区创建“部级产学研合作实验区”，应该说既有需要又有可能。自主创新体制和优化产业布局是武汉城市圈作为“新特区”的重要试验内容，东湖高新区作为全省高新技术产业龙头和示范基地，则成为试验区中的试验区.

正如李健［10］教授所说“两型社会离不开两型经济，两型经济离不开两型产业，两型产业离不开两型技术”，两型技术的研发和转化为产学研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高新区在优势产业上已具有优越的产学研合作条件，为高新区的产学研合作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应该结合“两型社会”建设，建立“部级产学研合作实验区”，探索建立新型产学研合作机制，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1］东湖高新区管理委员会.武汉东湖高新区产学研合作发展情况汇报［R］.2009-2-20.

［2］武汉市产学研工程协调小组办公室.武汉市产学研工作发展报告［R］.2006-11.

［3］夏亚民，陈丽娜.东湖高新区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中国高新区，2007（2）:80-84.

［4］王宏斌，陈捷.武汉东湖高新区玩转资本市场［N］.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09-07-08.

［5］何亚斌.关于产权市场促进产学研合作情况的汇报［R］.2009-3-27.

［6］夏斐，李宏.武汉吹响“人才集结号”［N］.光明日报，2009-03-02.

［7］湖北省科技厅高新处.极目楚天论光谷［EB/OL］.www.

/，2008-06-19.

［8］董宏伟.武汉市教育部直属院校专利转化情况调查./，2008-01-14.

产业联盟范文篇8

关键词：两型社会；东湖高新区；产学研合作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湖高新区（简称“高新区”）在产学研合作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依然面临诸多困境。尤其是随着“两型社会”建设的深入，高新区成为了试验区中的试验区，产学研合作面临新的挑战。本文基于调研数据，对高新区产学研合作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和展望，为制定产学研合作政策提供借鉴和启示.

1高新区产学研合作的发展现状

无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还是高新区管委会，都越来越重视产学研合作，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1.1产学研合作能力明显增强

高新技术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规模与质量，是产学研合作能力的重要体现.

高新区培育了一批卓有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截至2008年底，注册企业达到12784家，经营活跃企业有8000多家。其中，收入超过3亿元的企业达到72家，规模以上科技企业达到720家。随着高新区管委会的推动和引导，科技型企业重视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合作主体意识增强。例如，凯迪电力、华中数控、烽火科技、长飞光纤研发并产业化了大批新产品或新技术.

高新区汇集了42所高校，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始终注重科技与经济结合，把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作为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科技成果的本地转化主要集中在以理工科为主的院校。其中，华中科技大学在机械、电子、光通信等领域具有比较明显的转化优势；武汉大学在本地转化的项目，主要集中在测绘、化学化工、水电利设备及生物医药等行业；武汉理工大学在机电、汽车、材料等专业转化能力较强；华中农业大学的主要优势集中在畜牧、养殖、生物等专业方面.

高新区汇集中科院武汉分院、武汉邮电科学院等56家国家和省级科研院所。高新区始终按照市场经济思路推动科研院所加快成果产业化、院所企业化，加速释放科研院所的科技能量。其中，邮科院、化学所、生物所、高压所等20家科研院所实现了以研发为主的事业单位向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企业的转化；中核武汉核动力所、中科院武汉分院等科研院所将科研成果直接产业化.

1.2产学研合作环境日益完善

产学研合作水平与外部环境的支持密切相关。高新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改善产学研合作环境.

（1）创新服务平台日益多元化。高新区积极整合国内外科技资源，组建了“国家光电实验室”、“国家植物基因研究中心”和“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为解决特色产业发展中的重大关键科学问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在行业核心企业建立10多个不同层级的工程技术中心，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服务；建设了多元化的共性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如软件开发与测试服务平台、光电子产品测试平台、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等.

（2）孵化器逐步专业化。围绕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高新区开创专业化孵化器发展道路，完善了从研发、孵化到产业化的体系。通过不断加强孵化器的建设，逐渐建成或正在建设武汉留学生创业园、光谷创业街、光谷软件园、南湖农业园创业中心、生物医药孵化器、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孵化器、光电子企业孵化器7个专业孵化器。截至2009年7月，高新区的孵化面积达90万m2，在孵企业突破1000家［4］.

（3）大学科技园成为产学研成长链的关键环节。高新区已形成校园周边、科技园区和创业中心、孵化器相结合的多层次孵化网络。尤其是武汉长城创新科技园、武汉大学科技园、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武汉理工大学科技园、华中师范大学科技园等的建设，加快了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例如，截至2008年底，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入园企业168家，累计毕业企业85家.

（4）投融资环境不断改善。高新区在改善投融资环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①扶持和促进企业上市，出台了《关于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暂行办法》；②发展风险投资，已建立了华工创投、东湖创投、光谷创投、武大创新、创业者中心等7家风险投资机构，引进了汇丰控股公司、IDG创业投资基金、Intel等境外创业投资机构；③完善了产权交易平台。中国(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成立，在全国首创非上市公司开展股权质押融资，开展了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截至2008年年底，为高新区内的艾维通信、武汉安能、江通动画、银泰科技、绿世界环保等28家公司融资35笔，总资金超6亿元］；④促进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融资。例如，光谷基金与华夏银行签定协议，形成“贷款+担保+投资”的投融资新型融资模式，为中小城市企业提供超过1亿元的融资支持.

（5）促进成果转化政策推陈出新。高新区先后出台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暂行办法》、《科技创新基金管理办法》和《中国光谷创新奖暂行办法》、《关于推进科技人员创业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设立了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和中国光谷创新奖，鼓励科技成果的股权化、资本化。例如，在红光高清NVD项目的产业化过程中，科技人员和管理团队以知识产权入股650万元，占股比例达27%.

（6）人才特区建设加快推进。截至2008年底，高新区已累计吸引海外留学人才1300余人，创办520多家企业，涉及200多项高科技项目的研发和经营。2009年，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先后出台《关于在东湖高新区建设“人才特区”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实施“3551”人才计划的暂行办法》，得到海内外相关人士的关注和响应.

（7）产学研联动机制初步形成。高新区定期召开由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家及相关政府部门等参与的产学研联席会议，促进产学研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地球空间信息产业联盟、光电国家实验室、软件外包产业联盟、激光行业协会、新一代红光高清视盘机产业技术联盟、光纤到户（FT-TH）联盟、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等的建设，加强了高校、企业与科研院所的联动，协同效应开始显现.

1.3产学研合作模式多元化

在探索产学研合作的实践中，高新区产学研合作形成了多种富有生机活力的合作模式.

（1）松散型合作。即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并与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目前，区内企业已建有部级企业技术中心4家，省级技术中心15家。例如，楚天激光聘请中科院姚建铨院士为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聘请国内外一批知名激光技术专家组成顾问团。这种合作模式的特点是企业规模较大、研发力量较强，属于创新型企业的典范.

（2）大学院所直接将研发植入产业。即高校、科研院所依靠科研资源和科研优势，创办科技型企业以实现产学研的有机结合。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研院所的技术人员和高校老师带着自己的科研成果，到高新区创业，将科研成果产业化，例如楚天激光、凯迪电力、凡谷电子。大学科技园逐步发展成为高校和科研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基地。例如，华中科技大学的华中数控、天喻信息、达梦数据库，武汉大学的武大弘元、武大吉奥、武汉立得空间，武汉理工大学的南华高速、理工光科、港迪电气、理工光学等。华烁科技、中冶南方、烽火科技等则是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年科研院所依靠自身的科研能力、丰富的行业经验和资源，直接将科技成果进行产业化运作的典范.

（3）共建产学研经济联合体。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实践中，为了整合和利用国内外的科技资源，高新区建设了以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心)为核心的多层次技术创新支撑平台，推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围绕重大项目建设，由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多方共建的产学研公共技术创新平台，拉动了产学研集成。其中，2002年，由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科技厅、武汉市科技局、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东湖高新集团合作成立了我国第二个国家植物基因研究中心。产学研各方共建企业推进了科研成果产业化，例如，武汉大学开发的“OSMAR-S型便携式高频地波雷达”，选择凡谷电子公司作为实现雷达产业化的合作伙伴.

（4）产业联盟。整合产学研的技术和产业资源，以联盟的方式提升整合能力，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例如，软件外包产业联盟、激光行业协会、新一代红光高清视盘机（NVD）产业技术联盟、光纤到户（FTTH）联盟、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等，这些联盟的成效已开始显现.

（5）“产业基地+研究院”集成模式。高新区采取资源集聚战略，依托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成立了光电国家实验室和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其中，光电国家实验室由教育部、湖北省和武汉市共建，依托华中科技大学，由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717所组建；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由武汉大学牵头，由华中科技大学、中科院武汉分院、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凯迪电力等单位组建.

1.4产学研合作国际化初具雏形

东湖高新区的产学研开始从国内合作走向国际合作，国际化水平明显提高.

（1）谋求全球产学研资源的整合。目前，高新区内的产学研主体已开始与国外企业开展合作，积极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和战略规划。例如，长飞光纤由中国电信集团、武汉长江通信集团与荷兰德拉克公司共同投资、合作研发；华工科技收购澳大利亚的Farley和Laserlab，通过集成创新研制出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精度等离子切割机和高性能激光切割机.

（2）吸引跨国公司到高新区建设技术中心。例如，微软技术中心、IBM软件创新中心、英特尔创新技术体验中心、EDS全球服务外包中心等.

（3）聘请国外专家。例如，光电国家实验室聘请了美国、英国等8个国家的科学院院士布立顿·强斯博士，成立了“布立顿·强斯生物医学光学研究中心”；凯迪电力聘请世界著名干法脱硫专家孜默担任技术顾问，引进了7位经验丰富的德国、波兰等国家的脱硫技术专家.

（4）举办国际产学研合作论坛。例如，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创业发展洽谈会、国际光电子博览会、留学生创业会以及光谷国际论坛等.

产学研合作成效显著

（1）从联合创新走向创新集群。高新区涌现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企业，如华工科技、长飞光纤、烽火科技、凯迪电力、中冶南方、楚天激光。2001—2008年，高新区企业联合科研院所共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支撑计划、国家863计划、973计划等部级创新项目320多项，开发了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尤其是烽火科技的3项IP网络技术标准、长飞光纤的“光纤链路测试方法”，均被国际电联批准为国际标准。高新区围绕核心技术和标准，由区内企业牵头组建了产业技术联盟，成立了光电国家实验室和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开始走向联合创新。这标志着高新区产学研合作已朝市场化、长期化方向发展，实现由点到面的突破.

（2）科研成果不断转化成社会财富。产学研结合的浪潮日渐高涨，科研成果正源源不断地被产业化，转化成社会财富。例如，由国家光电实验室研发改进的我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红光高清视盘机NVD研制成功，武汉全真LCOS大屏幕投影仪产品试生产.

（3）部级示范基地纷纷落户。高新区已拥有了国内最大的光纤光缆生产研发基地、光电器件生产研发基地、光通信产品研发基地、激光设备生产基地、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高新区也先后被批准为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示范区、国家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示范区、全国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试点、全国第一家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区创建区、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和全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全国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先进集体”、“国家地球空间信息武汉产业化基地”和“武汉·中国多语信息处理产业基地”等。这些基地的落户都是官产学研合作所带来的成效.

2高新区产学研合作存在的问题

面临新的形势，东湖高新区产学研发展依然存在多方面的问题，集中突现如下：

2.1校企的价值取向差异依然严重

高校注重自由探索和学术价值，往往忽略成果的市场价值。长期以来，高校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单纯以获得国家经费多少、数量、参与人的学术地位高低、所获奖励级别和数量为标准。例如，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的职称评定和考核标准，依然以论文或著作、研究项目及教学成果为依据。虽然高校、科研院所考核体系及激励机制正逐步向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向发展，科技人员创办公司越来越多，例如，武汉东湖创业中心自成立以来累计孵化中小型科技企业886家，其中近20%的企业由高校或高校教师创办。但是，武汉高校产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产业相比，在数量、规模、产业实力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企业关注的焦点是科研成果的市场效益或市场前景.

目前，区内企业在创新上对高校、科研院所等外部资源的利用还不够，大多数企业的创新属于自创。据湖北省统计局2007年的《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创新调查报告》显示：2004—2006年，湖北省由企业独立完成的产品创新占71.9%，独立完成的工艺创新占65.2%，只有28.1%的产品创新和34.8%的工艺创新是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等的合作完成的［9］.

2.2产学研合作联盟亟待升级

跨“产学研”平台的产业联盟是现阶段高新区推进产业升级和规模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高新区的众多产业技术联盟，由高校或企业牵头，由研究机构、企业，甚至金融、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共同参与组成（如表1所示）。但是，高新区的产业技术联盟成立时间比较短，停留在共同开发市场的初级阶段，需要经历“联系、联合和联动”，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六部委鼓励和支持发展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并且，随着产业联盟的逐步推进，产学研联盟中存在文化风险、制度风险和运作风险，可能引发联盟内部的冲突和不协调，造成联盟的终止。因此，转向产学研相结合、整合有效资源的技术创新联盟，将成为今后的发展方向.

2.3在汉高校的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率低

高新区的高校及科研机构有大量的科技成果可进行产业化运作，但是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远落后于其科研能力。尤其是本地高校及科研机构技术成果向本地企业转化的比率比较低，由武汉地区企业承接的项目不足20%［8］，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例如，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产学研合作项目总额大约在3～4亿元，其中涉及到武汉本地及武汉周边地区的项目转化总额只有大约5000万元，仅占转化总量的25%左右［2］。武汉大学2006年以专利申请权、专利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形式实施具有发明专利的项目13项，武汉企业承接的项目只有2项［8］。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其它高校及科研机构也存在类似现象。在产学研合作方面，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对象大部分是江浙、广东等外省企业，与省内企业的合作反而比较少.

例如，武汉大学2002—2006年通过专利技术合作开发项目68项，其中与武汉企业合作开发的专利技术项目不足10%，华中科技大学2002—2006年与武汉企业也只有29项专利技术合作开发项目.

2.4产学研合作地区性明显

高新区的官产学研合作大多局限在本地区，以整合区内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资源为主，在积极整合全国乃至全球的科技资源，实现跨地区、跨国界的合作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一方面，外省市高校、科研院所和中央各部委所属单位的科技人员带科技成果来东湖高新区实施转化的很少。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虽然东湖高新区在推进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中，开始引入国外科研力量，包括与国外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和独资企业的技术转移与扩散等。例如，与法国政府联合建设P4实验室，华工科技收购澳大利亚切割系统公司，凯迪电力高薪聘用外国专家。但是，高新区的产学研合作地区性过于明显，未能在更开放的环境中推进，尚未形成与国际接轨的产学研创新体系，难以融入国际性创新网络.

3促进高新区产学研合作发展的对策

为促进高新区产学研合作深入发展，结合产学研发展趋势和高新区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对策：

3.1以战略规划引领产学研合作持续发展

产学研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产学研合作过程的重要运用，也是产学研合作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高新区的产学研合作正经历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由点到线到面，由小规模到大规模发展的转型时期。在转型时期，明确产学研的未来发展方向至关重要。因此，必须结合高新区产学研合作经验，制定高新区产学研合作发展战略，明确产学研合作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思路。以规划促进产学研结合工作的规范开展，引领产学研工作纵深发展.

3.2以战略联盟和合作网络驱动产学研合作国际化

随着经济、科技的全球化发展，产学研合作不能局限于区内、国内。扩大产学研合作的外延边界，走出一条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国际化道路，是高新区成功嵌入国际性创新网络，逐步向全球产业链高端推进的必由之路。一方面，随着产业技术联盟的不断发展，利用现有具有影响力的技术联盟或产业联盟，加强与世界知名大学、研究机构和大型跨国企业开展合作，成立跨国产业联盟，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资源配置和战略规划，推动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国际化。另一方面，通过在汉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型企业的国际合作网络，以“请进来、走出去”思路开展产学研对接，推进产学研结合的国际化.

[NextPage]

3.3吸引和促进区内外产学研成果的有效转化

世界一流科技园发展的经验证明：引入高校、科研院所科研力量来推动高新区企业的创新发展，已经成为园区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一方面，依靠辖区高校、科研院所的支持，实施产业与科技的对接。以高新区优化的产业结构，积极与在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科技优势和学科链实现对接，促进自主创新成果实现本地转化。另一方面，借鉴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的成功经验，加强各地高等院校科研项目和产学研合作，鼓励省外乃至国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根据东湖高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到高新区建立转化基地，借用外省的科技能力为高新区的经济建设服务.

3.4以产学研平台吸引和留住科技领军人才

优秀的科技领军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资源。科技领军人才和高层次人才引进后，如何留住人才，使用好人才才是至关重要的。通过产学研平台建设，营造引才、留才、用才的综合环境，从而使人才从愿意有为到可有作为，从希望发挥到能够施展。例如，利用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中科院武汉分院、邮科院等科研院所，凯迪电力、长飞光纤等创新型企业，以国家光电实验室、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等部级实验室为平台，引进和留住海外科技领军人才.

3.5借助“部级产学研合作实验区”发挥辐射效应

高新区创建“部级产学研合作实验区”，应该说既有需要又有可能。自主创新体制和优化产业布局是武汉城市圈作为“新特区”的重要试验内容，东湖高新区作为全省高新技术产业龙头和示范基地，则成为试验区中的试验区.

正如李健［10］教授所说“两型社会离不开两型经济，两型经济离不开两型产业，两型产业离不开两型技术”，两型技术的研发和转化为产学研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高新区在优势产业上已具有优越的产学研合作条件，为高新区的产学研合作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应该结合“两型社会”建设，建立“部级产学研合作实验区”，探索建立新型产学研合作机制，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1］东湖高新区管理委员会.武汉东湖高新区产学研合作发展情况汇报［R］.2009-2-20.

［2］武汉市产学研工程协调小组办公室.武汉市产学研工作发展报告［R］.2006-11.

［3］夏亚民，陈丽娜.东湖高新区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中国高新区，2007（2）:80-84.

［4］王宏斌，陈捷.武汉东湖高新区玩转资本市场［N］.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09-07-08.

［5］何亚斌.关于产权市场促进产学研合作情况的汇报［R］.

2009-3-27.

［6］夏斐，李宏.武汉吹响“人才集结号”［N］.光明日报，2009-03-02.

［7］湖北省科技厅高新处.极目楚天论光谷［EB/OL］./，2008-06-19.

［8］董宏伟.武汉市教育部直属院校专利转化情况调查./，2008-01-14.

产业联盟范文篇9

关键词：两型社会东湖高新区产学研合作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湖高新区（简称“高新区”）在产学研合作领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依然面临诸多困境。尤其是随着“两型社会”建设的深入，高新区成为了试验区中的试验区，产学研合作面临新的挑战。本文基于调研数据，对高新区产学研合作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和展望，为制定产学研合作政策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高新区产学研合作的发展现状

无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还是高新区管委会，都越来越重视产学研合作，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1、产学研合作能力明显增强。

高新技术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规模与质量，是产学研合作能力的重要体现。

高新区培育了一批卓有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截至2008年底，注册企业达到12784家，经营活跃企业有8000多家。其中，收入超过3亿元的企业达到72家，规模以上科技企业达到720家［1］。随着高新区管委会的推动和引导，科技型企业重视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合作主体意识增强。例如，凯迪电力、华中数控、烽火科技、长飞光纤研发并产业化了大批新产品或新技术。

高新区汇集了42所高校，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始终注重科技与经济结合，把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作为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科技成果的本地转化主要集中在以理工科为主的院校。其中，华中科技大学在机械、电子、光通信等领域具有比较明显的转化优势；武汉大学在本地转化的项目，主要集中在测绘、化学化工、水电利设备及生物医药等行业；武汉理工大学在机电、汽车、材料等专业转化能力较强；华中农业大学的主要优势集中在畜牧、养殖、生物等专业方面［2］。

高新区汇集中科院武汉分院、武汉邮电科学院等56家国家和省级科研院所。高新区始终按照市场经济思路推动科研院所加快成果产业化、院所企业化，加速释放科研院所的科技能量。其中，邮科院、化学所、生物所、高压所等20家科研院所实现了以研发为主的事业单位向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企业的转化；中核武汉核动力所、中科院武汉分院等科研院所将科研成果直接产业化［3］。

2、产学研合作环境日益完善。

产学研合作水平与外部环境的支持密切相关。高新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改善产学研合作环境。

（1）、创新服务平台日益多元化。高新区积极整合国内外科技资源，组建了“国家光电实验室”、“国家植物基因研究中心”和“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为解决特色产业发展中的重大关键科学问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在行业核心企业建立10多个不同层级的工程技术中心，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服务；建设了多元化的共性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如软件开发与测试服务平台、光电子产品测试平台、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等。

（2）、孵化器逐步专业化。围绕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高新区开创专业化孵化器发展道路，完善了从研发、孵化到产业化的体系。通过不断加强孵化器的建设，逐渐建成或正在建设武汉留学生创业园、光谷创业街、光谷软件园、南湖农业园创业中心、生物医药孵化器、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孵化器、光电子企业孵化器7个专业孵化器。截至2009年7月，高新区的孵化面积达90万m2，在孵企业突破1000家［4］。

（3）、大学科技园成为产学研成长链的关键环节。高新区已形成校园周边、科技园区和创业中心、孵化器相结合的多层次孵化网络。尤其是武汉长城创新科技园、武汉大学科技园、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武汉理工大学科技园、华中师范大学科技园等的建设，加快了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例如，截至2008年底，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入园企业168家，累计毕业企业85家。

（4）、投融资环境不断改善。高新区在改善投融资环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①扶持和促进企业上市，出台了《关于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促进经济发展的暂行办法》；②发展风险投资，已建立了华工创投、东湖创投、光谷创投、武大创新、创业者中心等7家风险投资机构，引进了汇丰控股公司、IDG创业投资基金、Intel等境外创业投资机构；③完善了产权交易平台。中国(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成立，在全国首创非上市公司开展股权质押融资，开展了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截至2008年年底，为高新区内的艾维通信、武汉安能、江通动画、银泰科技、绿世界环保等28家公司融资35笔，总资金超6亿元［5］；④促进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融资。例如，光谷基金与华夏银行签定协议，形成“贷款+担保+投资”的投融资新型融资模式，为中小城市企业提供超过1亿元的融资支持［1］。

（5）、促进成果转化政策推陈出新。高新区先后出台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暂行办法》、《科技创新基金管理办法》和《中国光谷创新奖暂行办法》、《关于推进科技人员创业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设立了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和中国光谷创新奖，鼓励科技成果的股权化、资本化。例如，在红光高清NVD项目的产业化过程中，科技人员和管理团队以知识产权入股650万元，占股比例达27%。

（6）、人才特区建设加快推进。截至2008年底，高新区已累计吸引海外留学人才1300余人，创办520多家企业，涉及200多项高科技项目的研发和经营［6］。2009年，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先后出台《关于在东湖高新区建设“人才特区”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实施“3551”人才计划的暂行办法》，得到海内外相关人士的关注和响应。

（7）、产学研联动机制初步形成。高新区定期召开由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家及相关政府部门等参与的产学研联席会议，促进产学研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地球空间信息产业联盟、光电国家实验室、软件外包产业联盟、激光行业协会、新一代红光高清视盘机产业技术联盟、光纤到户（FT-TH）联盟、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等的建设，加强了高校、企业与科研院所的联动，协同效应开始显现。

3、产学研合作模式多元化。

在探索产学研合作的实践中，高新区产学研合作形成了多种富有生机活力的合作模式。

（1）、松散型合作。即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并与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目前，区内企业已建有部级企业技术中心4家，省级技术中心15家。例如，楚天激光聘请中科院姚建铨院士为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聘请国内外一批知名激光技术专家组成顾问团。这种合作模式的特点是企业规模较大、研发力量较强，属于创新型企业的典范。

（2）、大学院所直接将研发植入产业。即高校、科研院所依靠科研资源和科研优势，创办科技型企业以实现产学研的有机结合。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研院所的技术人员和高校老师带着自己的科研成果，到高新区创业，将科研成果产业化，例如楚天激光、凯迪电力、凡谷电子。大学科技园逐步发展成为高校和科研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基地。例如，华中科技大学的华中数控、天喻信息、达梦数据库，武汉大学的武大弘元、武大吉奥、武汉立得空间，武汉理工大学的南华高速、理工光科、港迪电气、理工光学等。华烁科技、中冶南方、烽火科技等则是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年科研院所依靠自身的科研能力、丰富的行业经验和资源，直接将科技成果进行产业化运作的典范。

（3）、共建产学研经济联合体。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实践中，为了整合和利用国内外的科技资源，高新区建设了以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心)为核心的多层次技术创新支撑平台，推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围绕重大项目建设，由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多方共建的产学研公共技术创新平台，拉动了产学研集成。其中，2002年，由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科技厅、武汉市科技局、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东湖高新集团合作成立了我国第二个国家植物基因研究中心。产学研各方共建企业推进了科研成果产业化，例如，武汉大学开发的“OSMAR-S型便携式高频地波雷达”，选择凡谷电子公司作为实现雷达产业化的合作伙伴。

（4）、产业联盟。整合产学研的技术和产业资源，以联盟的方式提升整合能力，促进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例如，软件外包产业联盟、激光行业协会、新一代红光高清视盘机（NVD）产业技术联盟、光纤到户（FTTH）联盟、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等，这些联盟的成效已开始显现。

（5）、“产业基地+研究院”集成模式。高新区采取资源集聚战略，依托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成立了光电国家实验室和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其中，光电国家实验室由教育部、湖北省和武汉市共建，依托华中科技大学，由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717所组建；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由武汉大学牵头，由华中科技大学、中科院武汉分院、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凯迪电力等单位组建。

4、产学研合作国际化初具雏形。

东湖高新区的产学研开始从国内合作走向国际合作，国际化水平明显提高。

（1）、谋求全球产学研资源的整合。目前，高新区内的产学研主体已开始与国外企业开展合作，积极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和战略规划。例如，长飞光纤由中国电信集团、武汉长江通信集团与荷兰德拉克公司共同投资、合作研发；华工科技收购澳大利亚的Farley和Laserlab，通过集成创新研制出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精度等离子切割机和高性能激光切割机。

（2）、吸引跨国公司到高新区建设技术中心。例如，微软技术中心、IBM软件创新中心、英特尔创新技术体验中心、EDS全球服务外包中心等。

（3）、聘请国外专家。例如，光电国家实验室聘请了美国、英国等8个国家的科学院院士布立顿?强斯博士，成立了“布立顿?强斯生物医学光学研究中心”；凯迪电力聘请世界著名干法脱硫专家孜默担任技术顾问，引进了7位经验丰富的德国、波兰等国家的脱硫技术专家。

（4）、举办国际产学研合作论坛。例如，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创业发展洽谈会、国际光电子博览会、留学生创业会以及光谷国际论坛等。

5、产学研合作成效显著。

（1）、从联合创新走向创新集群。高新区涌现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企业，如华工科技、长飞光纤、烽火科技、凯迪电力、中冶南方、楚天激光。2001—2008年，高新区企业联合科研院所共承担国家重大科技支撑计划、国家863计划、973计划等部级创新项目320多项［7］，开发了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尤其是烽火科技的3项IP网络技术标准、长飞光纤的“光纤链路测试方法”，均被国际电联批准为国际标准。高新区围绕核心技术和标准，由区内企业牵头组建了产业技术联盟，成立了光电国家实验室和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开始走向联合创新。这标志着高新区产学研合作已朝市场化、长期化方向发展，实现由点到面的突破。

（2）、科研成果不断转化成社会财富。产学研结合的浪潮日渐高涨，科研成果正源源不断地被产业化，转化成社会财富。例如，由国家光电实验室研发改进的我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红光高清视盘机NVD研制成功，武汉全真LCOS大屏幕投影仪产品试生产。

（3）、部级示范基地纷纷落户。高新区已拥有了国内最大的光纤光缆生产研发基地、光电器件生产研发基地、光通信产品研发基地、激光设备生产基地、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高新区也先后被批准为高新技术产业标准化示范区、国家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示范区、全国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试点、全国第一家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区创建区、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和全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全国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先进集体”、“国家地球空间信息武汉产业化基地”和“武汉?中国多语信息处理产业基地”等。这些基地的落户都是官产学研合作所带来的成效。

二、高新区产学研合作存在的问题

面临新的形势，东湖高新区产学研发展依然存在多方面的问题，集中突现如下：

1、校企的价值取向差异依然严重。

高校注重自由探索和学术价值，往往忽略成果的市场价值。长期以来，高校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单纯以获得国家经费多少、数量、参与人的学术地位高低、所获奖励级别和数量为标准。例如，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的职称评定和考核标准，依然以论文或著作、研究项目及教学成果为依据。虽然高校、科研院所考核体系及激励机制正逐步向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向发展，科技人员创办公司越来越多，例如，武汉东湖创业中心自成立以来累计孵化中小型科技企业886家，其中近20%的企业由高校或高校教师创办［8］。但是，武汉高校产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产业相比，在数量、规模、产业实力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企业关注的焦点是科研成果的市场效益或市场前景。

目前，区内企业在创新上对高校、科研院所等外部资源的利用还不够，大多数企业的创新属于自创。据湖北省统计局2007年的《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创新调查报告》显示：2004—2006年，湖北省由企业独立完成的产品创新占71。9%，独立完成的工艺创新占65。2%，只有28。1%的产品创新和34。8%的工艺创新是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等的合作完成的［9］。

2、产学研合作联盟亟待升级。

跨“产学研”平台的产业联盟是现阶段高新区推进产业升级和规模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高新区的众多产业技术联盟，由高校或企业牵头，由研究机构、企业，甚至金融、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共同参与组成（如表1所示）。但是，高新区的产业技术联盟成立时间比较短，停留在共同开发市场的初级阶段，需要经历“联系、联合和联动”，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六部委鼓励和支持发展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并且，随着产业联盟的逐步推进，产学研联盟中存在文化风险、制度风险和运作风险，可能引发联盟内部的冲突和不协调，造成联盟的终止。因此，转向产学研相结合、整合有效资源的技术创新联盟，将成为今后的发展方向。

3、在汉高校的科研成果本地转化率低。

高新区的高校及科研机构有大量的科技成果可进行产业化运作，但是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远落后于其科研能力。尤其是本地高校及科研机构技术成果向本地企业转化的比率比较低，由武汉地区企业承接的项目不足20%［8］，呈现出“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例如，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产学研合作项目总额大约在3～4亿元，其中涉及到武汉本地及武汉周边地区的项目转化总额只有大约5000万元，仅占转化总量的25%左右［2］。武汉大学2006年以专利申请权、专利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形式实施具有发明专利的项目13项，武汉企业承接的项目只有2项［8］。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其它高校及科研机构也存在类似现象。在产学研合作方面，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对象大部分是江浙、广东等外省企业，与省内企业的合作反而比较少。

例如，武汉大学2002—2006年通过专利技术合作开发项目68项，其中与武汉企业合作开发的专利技术项目不足10%，华中科技大学2002—2006年与武汉企业也只有29项专利技术合作开发项目［8］。

4、产学研合作地区性明显。

高新区的官产学研合作大多局限在本地区，以整合区内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资源为主，在积极整合全国乃至全球的科技资源，实现跨地区、跨国界的合作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一方面，外省市高校、科研院所和中央各部委所属单位的科技人员带科技成果来东湖高新区实施转化的很少。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虽然东湖高新区在推进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中，开始引入国外科研力量，包括与国外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和独资企业的技术转移与扩散等。例如，与法国政府联合建设P4实验室，华工科技收购澳大利亚切割系统公司，凯迪电力高薪聘用外国专家。但是，高新区的产学研合作地区性过于明显，未能在更开放的环境中推进，尚未形成与国际接轨的产学研创新体系，难以融入国际性创新网络。

三、促进高新区产学研合作发展的对策

为促进高新区产学研合作深入发展，结合产学研发展趋势和高新区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对策：

1、以战略规划引领产学研合作持续发展。

产学研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产学研合作过程的重要运用，也是产学研合作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高新区的产学研合作正经历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由点到线到面，由小规模到大规模发展的转型时期。在转型时期，明确产学研的未来发展方向至关重要。因此，必须结合高新区产学研合作经验，制定高新区产学研合作发展战略，明确产学研合作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思路。以规划促进产学研结合工作的规范开展，引领产学研工作纵深发展。

2、以战略联盟和合作网络驱动产学研合作国际化。

随着经济、科技的全球化发展，产学研合作不能局限于区内、国内。扩大产学研合作的外延边界，走出一条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国际化道路，是高新区成功嵌入国际性创新网络，逐步向全球产业链高端推进的必由之路。一方面，随着产业技术联盟的不断发展，利用现有具有影响力的技术联盟或产业联盟，加强与世界知名大学、研究机构和大型跨国企业开展合作，成立跨国产业联盟，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资源配置和战略规划，推动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国际化。另一方面，通过在汉高校、科研院所和科技型企业的国际合作网络，以“请进来、走出去”思路开展产学研对接，推进产学研结合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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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吸引和促进区内外产学研成果的有效转化。

世界一流科技园发展的经验证明：引入高校、科研院所科研力量来推动高新区企业的创新发展，已经成为园区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一方面，依靠辖区高校、科研院所的支持，实施产业与科技的对接。以高新区优化的产业结构，积极与在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科技优势和学科链实现对接，促进自主创新成果实现本地转化。另一方面，借鉴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的成功经验，加强各地高等院校科研项目和产学研合作，鼓励省外乃至国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根据东湖高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到高新区建立转化基地，借用外省的科技能力为高新区的经济建设服务。

4、以产学研平台吸引和留住科技领军人才。

优秀的科技领军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资源。科技领军人才和高层次人才引进后，如何留住人才，使用好人才才是至关重要的。通过产学研平台建设，营造引才、留才、用才的综合环境，从而使人才从愿意有为到可有作为，从希望发挥到能够施展。例如，利用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中科院武汉分院、邮科院等科研院所，凯迪电力、长飞光纤等创新型企业，以国家光电实验室、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等部级实验室为平台，引进和留住海外科技领军人才。

5、借助“部级产学研合作实验区”发挥辐射效应。

高新区创建“部级产学研合作实验区”，应该说既有需要又有可能。自主创新体制和优化产业布局是武汉城市圈作为“新特区”的重要试验内容，东湖高新区作为全省高新技术产业龙头和示范基地，则成为试验区中的试验区。

正如李健［10］教授所说“两型社会离不开两型经济，两型经济离不开两型产业，两型产业离不开两型技术”，两型技术的研发和转化为产学研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高新区在优势产业上已具有优越的产学研合作条件，为高新区的产学研合作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应该结合“两型社会”建设，建立“部级产学研合作实验区”，探索建立新型产学研合作机制，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1］东湖高新区管理委员会。武汉东湖高新区产学研合作发展情况汇报［R］。2009-2-20。

［2］武汉市产学研工程协调小组办公室。武汉市产学研工作发展报告［R］。2006-11。

［3］夏亚民，陈丽娜。东湖高新区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中国高新区，2007（2）:80-84。

［4］王宏斌，陈捷。武汉东湖高新区玩转资本市场［N］。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2009-07-08。

［5］何亚斌。关于产权市场促进产学研合作情况的汇报［R］。2009-3-27。

［6］夏斐，李宏。武汉吹响“人才集结号”［N］。光明日报，2009-03-02。

［7］湖北省科技厅高新处。极目楚天论光谷［EB/OL］。2008-06-19。

［8］董宏伟。武汉市教育部直属院校专利转化情况调查。2008-01-14。

产业联盟范文篇10

本文作者：黄立本麻黎黎王宏斌工作单位：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浙台两地经济双向发展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全球化潮流下，两岸能否合理利用的资源和市场腹地，攸关两岸经济持续发展，开放两岸直航，促进浙台两岸经济整合。同时，浙台两岸经济双方合作是互利共享利益机制的驱动、浙台两岸经济双方合作是双方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实现最佳配置的合理选择；两地经贸物流交流的重要特征是台湾对浙江投资带动了两地投资贸易互动型增长。建立浙台两地经济合作机制的目的在于：促进两地经贸合作制度化、规范化。推动两地经贸关系从民间自发交流为主，纯粹市场导向为主，逐渐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而浙台两地经贸增长能促进浙台经贸两地产业合作逐步调整与升级，推进两地经贸关系正常化。改善两地交流秩序，实现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实现两地企业双向直接投资，推动两地经贸合作正常化。其关系良好的发展态势将对两地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两地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强调两地在现行合作的基础上，尤其在推动旅游、金融、农业、运输及医疗等现行合作基础上服务领域的合作，可以进一步扩大人才交流，实现浙台两地经济的全面合作与融合。

大体来说，其目的包括：扩大浙江出口市场份额，逐步调整贸易结构；加快浙台优势产业对接，打造浙台国际竞争力产业链；增强相关区域经济融合度，加快连结华人自贸区网络；扩大浙江现有对台投资领域，助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健全浙台经贸往来安全保障机制，促进经贸合作良性发展；借机引进台湾高端专业人才，增强浙企管理和运营能力。

本文从浙台经贸合作的新背景分析入手，找出目前浙台两地经贸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注重从发展浙台两地经贸合作的定位、功能、优势出发，提出基于“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共同投资、共同管理、共同受益”的五项原则，着力构建以产业联盟为载体，构建产业集群为重点；以智慧城市、海洋经济、现代港口物流业为经济突出增长极；创新浙台两地经贸产业合作新途径和新对策。浙台经济双向发展的“五个共同”原则在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背景下，浙台产业合作要本着“五个共同”（共同规划、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共同受益）原则，抓住两岸全面经贸合作的良好机遇，大力发展浙台产业发展合作，持一种积极、促进的态度，通过双向开放和采取必要的对策，促进浙台两地产业合作制度化、规范化；推进浙台两地经贸关系正常化、程序化；促进浙台两地产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以优势互补产业链整合为重点以台塑、台化、华屋电子、康师傅、荣成纸业等在浙投资的台商为代表的台企已与大陆民企开展了多年合作。如共同开发国际国内市场，合作建立浙台民间产业基金，合作培养高端人才，合作建立石化园区、高纺园区、IT工业产业园区，广泛开展BPO、ITO、KPO等服务外包合作等等。在ECFA投资保障机制框架下，可探索建立侧重于技术研发、高端制造、服务外包、产业全面配套等内容的深度互信互惠的新型合作模式。在合作方式上除了股权合作、产品研发合作、产业链延伸等模式外，应侧重于在政府公信力依托下，创建更为自由、灵活的合作方式，增强浙企管理和运营能力。依托现有台资企业，大力引进和培育重点产业电子、石化和机械制造业是台湾较具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也是浙江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重点引进这三大产业对于浙江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前，浙江特别要抓住台湾当局将大幅放宽台商投资大陆限制这一难得的机遇，主动对接台湾产业转移，一方面鼓励现有台商增资扩产；另一方面以现有台资企业为依托，通过以台引台的方式积极吸纳电子、石化、机械等产业来浙江投资。发挥产业联盟的扩溢效应在浙台间形成若干个密切合作的产业联盟，并由产业联盟扩溢到其他方面的经济合作，由此形成一条可以推动两岸产业、经济合作不断深化的路径。科学布局，建设产业园区可共同开发国际国内市场，合作建立浙台民间产业基金，合作培养高端人才，合作建立高纺园区、IT工业产业园区，石化园区、广泛开展ITO、BPO、KPO等服务外包合作等产业园区是产业聚集的重要手段，是产业发展的孵化器和推动力。在产业园区内鼓励企业间战略联盟，通过一定形式而组成的具有共同利益分享机制的联合体。通过园区建设，可以发挥带动、示范、辐射、集聚作用。依托海洋经济，进行新兴产业合作开发战略依托海洋经济，进行新兴产业合作开发战略，具体比如：近期可与台湾之间就海洋经济方面开展一些项目的合作，如深海机械，码头港机。推进宁波、舟山、象山、苍南以海洋装备制造业为主的产业升级转型。远期可与台湾合作，探讨大三通概念下航运业中贸易服务业的发展，共同开发黄金航道。互利共赢，打造智慧城市构建浙台两地经贸产业合作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在“智慧城市”的打造上，台湾做不少探索：台湾建有“智慧城市展示中心，智慧交通与应变中心等解决方案，宁波可以借鉴台湾的经验，先建设些小规模的智慧试验场，然后再推广到全市。优势互补，建立浙台港口物流联盟整合港口优势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两岸港口资源的开发利用，推动甬台港口经济良性互动。两岸全面“三通”后，拥有得天独厚港口优势的宁波—舟山港口物流业应成为浙台两岸经贸产业对接的重点。依托海洋经济，进行新兴产业合作开发战略；进一步整合资源，各取所需，吸引台资的优势，实现物流业的协同合作。提高港口物流服务能力，整合优势互补，互动、互利、互惠建立浙台港口物流联盟利用台湾港口先进的技术条件和资金条件和宁波等地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及资源优势，借助宁波港口健全的水陆空集疏运体系和宁波港口物流业硬件、软件基础建设。发展临港工业能够就近利用资源，最大限度降低运销成本，实现港口物流从原来“港到港”模式向“门到门”的一体化物流模式转变，进一步向涵盖加工、包装、报关、配送、库存管理、信息服务的综合物流服务延伸，促进港口物流资源集聚的优势进一步发挥，促进港口物流与临港工业联动发展。以港口物流为突破口，促进港口物流资源集聚的优势进一步发挥，拓展浙台两地经贸生产要素的有效聚集，最大限度地实现浙台两岸港口资源的开发利用，拉动区域经济发展。另外，还可以培养浙台产业合作的硬环境和软环境。这里说的硬环境一是创新机制、实现甬台两地产业对接，带动两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加强海港、空港及口岸建设，完善基础设施；三是完善区域科技创新、信息产业平台；四是多层面推进，打造两岸融合实验区；五是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环境；六是加快建设浙台文化创意产业园；七是加大浙台两地农业合作；八是促进浙台旅游业发展；九是拓展浙台第三产业合作空间；十是构建绿色通道。而软环境一是指积极构建“平安浙江”；二是指完善法治建设，培养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环境；三是出台鼓励浙台双向投资的新政策；四是完善台商投资的综合配套服务；五是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六是搭建经贸活动平台；七是构建理论研究促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成立“浙台两地经贸合作科研机构或省级经济研究中心”，利用浙台两地文化，进一步加强浙台两地文化与理论交流；八是做好市场调研工作；九是创新教育合作方式；十是加强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