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范文10篇

产业结构范文篇1

一、立足单一国家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

（一）产业结构的内部构造及其共同演化趋势

相关的理论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归纳，主要包括由欧美学者从广义的两种方法出发提出的两类不同理论模型。一种方法是使用若干国家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分析上确认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某些普遍联系；另一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与经济制度相似的一批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索能够说明其结构变化过程的一些特殊理论。（注：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页。）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提出的两类模型都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和对象，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注：对此，库兹涅茨曾有明确的说明。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页。）。影响一国结构变动的某些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即仅存在外界环境因素对国内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存在反向作用。尽管这两类理论模型迄今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但始终没有突破单一国家的研究视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从第一种方法出发作了开拓性研究，该研究成果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论模型采用费希尔(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研究了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趋向的内在关联。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则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发展阶段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在工业化进程中是持续下降的所谓“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开创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但理论模型过于简单和不够成熟。为此，西蒙·库兹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钱纳里等(1975、1986)在不断改进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了的理论模型。

西蒙·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总量出发，对5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长期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考察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此后，霍利斯·钱纳里等则更多地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将分析样本进一步扩展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用途较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综合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劳动力和产值指标等，对人均收入和三次产业变动间关系作了彻底的考察和验证；2、深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内部，对其结构变动作了细致分析；3、研究了影响结构变动的三组因素，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变量；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变动差异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国际性传播；5、通过结构转变不同阶段中不同部门和因素对增长贡献相对重要性的研究，对结构转变作了动态分析；6、通过若干国家多部门模型的比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发展模式，考察了战略、政策等因素和结构转变之间的联系等。

从广义第一种方法出发的理论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了从广义第二种方法出发的一些产业结构变动的特殊理论。其中，阿瑟·刘易斯(1954)的二元结构模型和W·W·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和主导产业理论最具影响力。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通过三个基本假定和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研究了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进程和途径。该模型在形式上虽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但实际上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假设，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罗斯托则以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方法，试图把握住在经济成长中所依赖的一些特殊部门所起作用的动态力量。为此，不仅按技术标准提出经济成长的六阶段论，而且对推动阶段演进起决定作用的主导部门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产业间的扩散效应作了规范解释。此外，罗斯托曾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命题。例如，已从另外角度意识到并主张，研究单位应由国家改为相互关联的贸易地区，并放到世界经济整体中去加以考察。（注：G·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欧美学者提出的两类理论模型，尽管各自理论研究的思路和侧重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研究的基本倾向和主线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都以若干国家为分析样本，通过国别间比较研究，考察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标准形式和共同演化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类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互补、而非对立物。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欧美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一些日本学者除了对欧美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作出修正和补充（盐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产业结构理论。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其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假设和模型，（注：例如，佐贯利雄(1981)曾提出“战略产业领先增长论”等，参见：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版，第25页。）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行形态论”。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行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小岛清(1973)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国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后又扩展为五阶段，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模型2（变型Ⅰ）：国内各产业生命周期均经过上述各阶段，但次序由消费资料生产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或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型3（变型Ⅱ）：随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际间出现产业转移，东亚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进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该模式也将转换。即这一模式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可以适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但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大国。（注：汪斌：《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与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亚太经济》，1998年第7期。）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型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作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区域产业结构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三）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结构关联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国际间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波及和关联日趋密切，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间资源配置重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学术界在对产业结构研究中，也逐步将国际间产业关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探索。

关于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条线展开。前者从本国和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联系，以及从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动趋向，研究本国应有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术进行度量，主要可分为两类：1.用贸易结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数等进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将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例如，依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制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状况（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为止，各种结构联结模型主要通过贸易联接完成的。虽然注意到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相互间的关联，但主要考虑产业结构演进的国际性波及由一国向另一国的单向传导。因而仍是立足单一国家视角来考察各国产业结构间关联。

二、立足全球视角研究当代产业结构的思考

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包括近年对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互动的探讨，反映了学术界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轨迹。但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还没有脱离原有的思维框架和传统的视角。

首先，现有的产业结构研究对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的本质性、飞跃性的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本质性变化表现为全球经济的“板块结构”已成为可感知的一个个群体，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邻成片的地域范围为基础，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一个个巨大的跨国经济实体。因为，世界经济的现实运行主体，在局部区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国家经济体和国际区域经济体并存。整体上由原来倚重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国别型世界经济正在向倚重信息资源和服务业的全球和区域型世界经济过渡。这种本质性的变化源于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中相互联接关系的演变。与历史对比，联接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联接强度上大大增强和联接形式的多样化，还在于联接拓扑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联接关系的变化导致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界不断扩张。因此，单纯从国别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经济系统的时代特征，客观上要求立足全球视角，从新的切入点来研究当代产业结构。

其次，目前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没脱离传统经济学中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或是将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直接作为对象，从一开始就研究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化及趋势。由于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因而无法将现实大系统作为一个多元、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立体结构来深入地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或是立足于单个国家层面，考察与周边国家的结构互动关系，但通常将其他国家等同于环境处理，最终停留于浅层次的对策研究，缺少综合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虽已触及到国与国产业结构间的联接关系，采用各种定量分析技术进行验证，但在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贸易联接机制的分析。在现实中，除了贸易联接机制外，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经济周期等作为联接机制，各自通过错综复杂的渠道发生着各具特点的联接作用。特别是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联接作用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已超过贸易的联接作用，成为各国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的核心驱动力量。因此，各国产业结构间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理应纳入研究的视野。

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与域内周边国家的结构变动联为一体、互动演进，而且也和域外各国的产业结构处于相互波及、互动演化中，但由于与全球化并行的区域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结构呈“板块”状格局等，各种联接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内部化趋向，因而往往使处在同一区域的各国产业结构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联接的关系。因此，立足全球视角，运用整体主义的系统研究方法，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从该切入点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论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封闭条件假设下的理论与度量方法研究。确立新的切入点或对象后首先对其定义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础。立足全球视角，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可定义为：地域空间上相邻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国家产业结构体的集合。它既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也是一个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对性或非完整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整体性这四大基本特征。现实中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既是一个开放系统，又是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可运用抽象法暂且将其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处理。通过构建封闭式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国际区域内务国（地区）产业结构相互关联成整体的成长及其内在运行机理。包括其整体性成长的实质、动因、机制和整体内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必须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或计量经济模型作为分析技术的出发点，但需在贸易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联接机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国际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关联机制分类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现实中的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是由各个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及其关联机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联接中构成的。因此，理论研究需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由封闭系统转向开放系统，对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进行考察，这是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需要对各种联接机制从国际区域间立体、多向幅射和多边反馈角度，分门别类地研究其各自的联接特点和传导规律，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空间上的变化。同时，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的复杂性往往表现为系统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结构间关联强度和关联模式也同样处于动态演变中，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时间上的变化。此外，在现实中，由于形成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的联接机制较多，因而渠道复杂，各种联接机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机制体系。鉴于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国际区域间结构互动关系的各种联接机制及其相互关系时，需要对其加以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3.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在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存在着各具特征的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作为一个个相对的整体，需分类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相互关联中体现的整体演进的形式或表现出具有某种共性的演进方式。鉴于各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方式的复杂性，可选择若干典型国际区域（如东亚、北美和西欧），采用静态和动态的具体分析方法，对某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存在的稳定性特征和变动性特征及变动趋向作出细致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然后把静态和动态分析分别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研究其相互关系，综合归纳出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体系各自相异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结构变动与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动往往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中，某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是在参与区域国际分工中才相互联接形成整体性演进，各区域产业结构在整体性演进中表现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各区域分工子体系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当代全球国际分工体系并非是一个平面结构，而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交叉叠加的复杂的立体结构，需要对此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以往的产业结构研究由于没有深入到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内部不同的层次和侧面，因而相联系的国际分工研究缺少系统性和综合性。各种研究往往关注不同的侧面，其成果可以解释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某一层次或侧面，然而适用范围不广，自然也难以真正认识本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准确位置。

5.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以往的产业政策一般以本国产业为对象，通常更多地考虑对本国结构调整及预期，而没有顾及国外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与调整对本国产业结构运行和政策执行结果的反向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互联、互动强化，直接导致了一国产业政策对内作用弱化，对外作用强化的质变，使产业政策以国际产业政策方式实施，其核心在于协调。事实上，当今某些国际区域经济的整合程度已相当高，因而政策更由本国独立制定，并以本国产业为主要对象，但其政策制定基础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地域空间范围，已超出本国地理边界，外延扩大到与本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区域或周边国家。目前，虽对制定国际产业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齐东平，2000），但对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需深入研究多国、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的特点、规律和动态博弈过程，以及全球化时代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方式。

以上从整体主义系统思想出发的五个方面的研究，相互间存在着逻辑联系：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假设封闭条件下的理论与度量，是从新的切入点研究产业结构的出发点和基础；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理论构成了以全球化为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的延伸纽带；区域结构分类及演化模式研究，则丰富了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体系框架的层次结构；结构变动与国际分工发展理论是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扩展、归结点和通向应用分析的桥梁；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将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深入展开这五个方面的研究，将有望构建一个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的产业结构研究体系框架。

产业结构范文篇2

连云港产业结构演进的第一个阶段为1984—1997年，产业结构主要体现为“一、二、三”型和“一、三、二”型的交替变化特征。1984年连云港的三次产业结构为49.7:29.7:20.6，1990年三次产业比重变为46.1:26.6:27.3，依然表现为农业大市的特征，但是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1993年—1997年三次产业结构又变为“一、二、三”型。连云港产业结构演进的第二个阶段为1998—2012年，产业结构主要实现了“二、三、一”的转变，这在图1中表现明显。1998年，三次产业结构首次实现第二产业超过第一产业，三次产业结构变为33.2:34.1:32.7，产业发展迈向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尤其是到2004年，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上升，达到41.6%。一产比重逐年下降，到2012年，一产比重较1984年下降了70.8%，而二、三产业比重分别比1984年提高了54.5%和92.3%。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三次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但是，连云港的第二产业比重占比偏高，这与近几年临港重化工的布局相关，并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一方面表明连云港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连云港产业结构与江苏省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即二产比重都高出三产比重6个多百分点。

二、连云港产业结构调整成效分析

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实现资源在产业之间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促进产业经济协调、稳定和高效发展。

1、比较劳动生产率

比较劳动生产率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某一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高低，2比较劳动生产率越高，表明相同的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值越大。表1表明连云港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符合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的。与全省相比，连云港市一、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略低于全省水平。从纵向上看，自2005年以来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都呈下降的趋势，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先升后降的下降趋势，但是和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差较大，仍存在较大的剩余劳动力，资源配置不合理。2、产业结构偏离度产业结构偏离度（B）是反映产业结构效益以及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性的重要指标，当B＜0时，该产业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当B＞0时，意味着该产业劳动力过剩，应该从该产业部门中转移出去。从表2看，2007年接近于零，此后波动抬升，平均水平低于全省2.21个百分点，说明连云港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较好。

3、产业贡献率

三次产业贡献率是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用以分析经济增长中各产业贡献大小的程度。从横向看（表3），连云港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平均为48.1%，略低于全省0.7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40.02%，低于全省平均6.16个百分点，表明第三产业发展层次依然较低，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第一产业平均贡献率为14.67%，是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倍，反映出连云港农业大市的特征明显。从纵向上看，2005年以来，第一产业产值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处于下降的趋势，但到2012年又上升到14.67%，这说明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和投入反映在地方，突出的表现为现代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增加。第二产业产值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处一种不稳定的波动状态的趋势，同时也表明连云港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也较为剧烈。

4、产业结构指数

产业结构指数是某一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乘积，而全员劳动生产率是指某一产业的增加值与该产业从业人员数之比。通过产业结构指数变化可以把握该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整体情况和各行业的变化情况，明确产业结构调整成效及其存在的问题。如表4所示，连云港2005-2012年的三次产业结构指数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是明显低于江苏全省水平。除第一产业外，二、三产业结构指数都低于江苏全省。连云港的二、三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较高，相对于全省来看，第三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三、连云港市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的构建

1、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按照“调高、调优、调强”的要求，顺应产业“绿色化、精致化、高端化”发展趋势，下一步我市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按照“传统产业品牌化、主导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规模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化、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思路，突出绿色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在“工业化、信息化与生态化”融合发展中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2、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与着力点。

产业结构范文篇3

一、产业结构优化相关综述及理论基础

（一）产业结构研究现状综评。国外最早关于产业结构的理论起源于17世纪，威廉•配第（WilliamPetty）、魁奈（FrancoisQuesnay）和亚当•斯密（AdamSmith）等人的研究成为产业结构理论的思想来源之一。关于产业结构演变的定性研究，在17世纪，配第就发现了产业结构演化的客观规律，世界各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最关键的原因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差异。国内学者王述英、白学洁等（2006）指出，各产业之间的联系结构是产业结构。杨玉玺（2013）认为，产业结构随经济增加和发展而变动，对于一国经济的增长具有反作用。唐剑、郑洲（2014）认为，西藏存在着结构性调整能力不强、特色支柱产业发展滞后等问题，需要运用合理手段，逐步实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战略。曾健（2014）从西藏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历程入手，分析其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征和影响因素，认为科技创新能力普遍不足，产业结构升级带动力弱，城镇化水平低，产业结构优化提升空间狭窄等。综上所述，国内对于西藏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是定性方法的研究。当前，对西藏产业结构问题定量研究寥寥无几，总体上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通过采用产业结构偏离度的分析方法，基于另一种视角，用定量分析方法来分析西藏产业结构优化问题。（二）产业结构的理论基础。1.产业和产业结构。产业是社会经济活动中一些具有相同或类似生产技术特征的经济活动集合。广义的产业是费希尔（R.A.Fisher）的三次产业划分法，有农业、工业、服务业三个产业。狭义的产业是由大多数企业组织构成具有某一些共同性质特征的联合体。产业结构由产值结构的就业结构构成。2.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演进的过程，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规模小、创新力不足等都制约了西藏经济提升发展的空间和速度。因此，西藏产业结构优化是由先进产业与地方的特色产业之间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来带动该地区经济向绿色化方向的转变。

二、西藏产业结构的现状

（一）西藏三次产业的变化。《2017年西藏自治区统计年鉴》中，1996-2016年生产法核算西藏生产总值变动，可知西藏的生产总值在不断地增加，且持续保持高速的增长。与此同时，三大产业的生产总值也在不断地攀升。增长速度最快的为第二产业从1996年至2016年，第一、二产业也在逐年增长，增长速率为第一产业依次高于第三产业高于第二产业。此时，三大产业所占的份额在随时间发生变化，第一产业从1996年的42%的份额，下降到2016年的9%；第二产业从1996年约17%的比例逐年上升到2016年的38%；第三产业从1996年至2016年之间，从41%逐年上升到2016年的53%。2016年西藏GDP总值是1996年的17.69倍，其经济总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二）西藏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化。从《2017年西藏自治区统计年鉴》可以看出，在1996年至2000年间，西藏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所占份额较大，2007年往后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例逐年上升。但总体来看，就业人口的比例并不均匀，就业人口一般遍布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大概只占总就业人数的七分之一。

三、西藏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

（一）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法。所谓产业结构偏离度，即是比较劳动率在绝对数量上的体现，被用来测量产业结构效率的高低。就业比重与产值比重的差距越小，说明产业结构效率越高；反之，则越低。（二）西藏产业结构偏离分析。根据西藏产业结构产业偏离度的结果显示，西藏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S值由2007年的80%下滑到2016年的57.4%，这说明西藏产业结构偏差总体呈下滑趋向，但产业结构的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三）西藏产业结构偏离分析结果。具体分析，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从2000-2016年降了13.6%，西藏产业总体上呈现为“一产弱、二产散、三产层次低”，产业自身发展壮大力量不足。首先，农牧区剩余劳动人口总量很高，导致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最大，产业结构效率不高。西藏农牧业的发展直接决定着西藏第一产业的发展，但西藏农牧业发展是传统农业发展阶段，显著特点是生产效率低。说明农牧业一方面内部结构不合理，具有本土品种优势，暂时还不能规模化生产。另一方面，农牧民受传统小农思想影响，生产力不先进。尽管如此，仍属于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不协调的表现，说明促进西藏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需要依靠于国家对西藏的政策帮扶。其次，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也未上升到较高层次，就业岗位容量不够。西藏第二产业以工业和建筑业为主，由于国家投资和支持的影响，西藏建筑业的增加值每年都在增加，但是西藏工业基础差、基数小，发展相对缓慢，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新兴工业发展不足。除自身发展动力原因外，西藏工业发展缓慢也有其天然制约因素，最典型的是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最后，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与第一和第二产业相比较更低。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已经是西藏经济中所占比重较高的产业，但此产业存在一定的结构缺陷，其中的优势支柱产业旅游业的经济效益产出有待提高，且其中的现代物流、金融、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较低，说明提高第三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是缓解西藏区域就业压力的需要。

四、对策

（一）转变一产发展方式，发展绿色农牧业。西藏农牧业的发展主要遇到农牧业资源利用接近上限、农畜产品加工业发展缓慢、现有农牧产品缺乏品牌竞争力等问题。因此，可以考虑以下提升转型路径：第一，畜牧业规模化。农牧业是藏区第一产业的主体和支柱，对于藏区的农业增产和农牧民增收和促进就业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产业结构规划调整，加大农牧业、种植业科技创新力度，汇集力量建设基础设施先进和大规模种养范围的农业生产中心区域。第二，加强绿色农牧业基础设施改建。加速菜蔬生产基地，采用农牧业信息化设施、牧区灌溉、优质饲草基地建设。推进建设高标准农田，积极实施对当地特色农畜产品的精加工。（二）倡导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绿色工业。第一，发展能源基地。突出抓好水利资源的综合开发，重点发展以水电为主的能源工业，在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上游和怒江上游能源基地，可修筑大中型发电厂。林芝地区水资源充足，水电装机的发展潜力巨大，建造清洁能源基地。西藏日喀则太阳光照资源充足，构建太阳能产业发展聚集区，吸纳劳动力就业。第二，发展天然饮用水。积极推进健康饮水理念，保证产品质量，提升品牌效应及市场知名度，最终实现西藏产业向区外“输血”的突破。（三）推动全区产业联动，培育新型服务业。西藏第三产业发展存在一个误区，即提及西藏第三产业发展，往往只看到西藏旅游业。其实在西藏梳理产业发展优势后可以看到，西藏第三产业发展大有可为。长期以来，受自然地理环境制约，西藏物流业发展缓慢、规模小、模式旧，显然已不适应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加快构建以城市物流中心及城乡配送系统为主的现代物流体系，鼓励物流企业的升级改造，培育适合本区域的现代物流企业，促进产业间边境贸易和物品快速流通。二是发展现代金融业。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商业银行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全面贯彻落实一系列金融优惠政策，对西藏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有必要促进西藏金融体系进一步完善，发挥金融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积极发展第三方支付、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加强对绿色经济、科技经济、中小企业和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

五、结束语

产业结构范文篇4

【关键词】产业结构调整；人才结构；供给侧；专业设置；招生规模

地处东北三省核心位置的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在历史上为我国的工业体系建设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但进入新世纪后，因受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自身发展的动力不足等问题，使得经济增长缓慢，明显落后于全国绝大多数省份。虽然，自2003年中央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辽宁经济有所提升，结构调整扎实推进，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是在“十二五”收官之时，辽宁生产总值仍然低于全国4.2个百分点，经济下行压力大、政府债务风险大、工业增速下滑大，需求动力明显不足。2016年作为辽宁省“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前三季度，GDP增速为-2.2%，呈现负增长趋势，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1.1%是拖累辽宁GDP负增长的主要原因。辽宁的经济持续下滑，与产业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落后、营商环境不理想等原因有关，尤其是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几十年形成的产业格局不可能在短期内调整到位。例如，据最新统计表明，辽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重工业仍然高达80%，产业结构急需优化调整。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在我国按三次产业划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1~3]。产业结构的调整实质上意味着对资源配置关系的改变，其中，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技术结构呈现出高度化和柔性化的特点，因此，不仅会影响人才需求的结构，同时，对人才需求的层次、规格和类型也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在经济压力下，辽宁主动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对我省高等教育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因此，本文在充分研究辽宁省十三五高校人才培养规划方案的基础上，探索高校专业设置调整的方向，改善人才的供给结构，使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相匹配，为辽宁高校深入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基础研究成果。

一、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需求的分析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影响着劳动力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和比重，从而影响着就业结构的变化。据统计，我国平均每年劳动力市场需就业人员总数为2500万左右，而仅仅2016年大学毕业生人数为756万，占30.24%。因此，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势必会对高校的人才培养方向，尤其是专业设置产生深远的影响。“十二五”期间，辽宁省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三次产业结构从2010年的8.8：54.1：37.1，调整到8.3：46.6：45.1，呈现出“二、三、一”的发展格局。而在“十三五”期间，辽宁将继续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大力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调整优化原材料工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以及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4]。因此，对各产业人才的需求数量和质量将进一步发生重大的变化。预计，“十三五”期间，辽宁省总的人才需求量为301.3万人，其中，三次产业人才需求量分别为9.6万人、85.7万人和68.1万人，分别占总需求的3.2%、28.4%和22.6%。人才需求呈现出对高学历、重技术、懂管理人才的渴求，如图1和图2所示。

二、我省高校人才培养现状

截止到2015年，辽宁省内高校有在校生110万人，其中，硕士以上9.5万，本科71.1万，高职专科29.5万。研究生专业涵盖理工、农医等12个学科门类，在校生人数前三位的是工学、医学和管理学；本科开设341个专业，在校生多集中在工学、管理学和艺术学等学科中；高职专科开设417个专业，覆盖了19个学科门类，在校生以制造、财经和文化教育居多。“十二五”期间，辽宁省高校毕业生有134.2万人，平均初次就业率为88.35%，其中，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就业率分别为85.88%、88.15%和89.34%[4~6]。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十二五”期间，辽宁省高校积极响应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要求，针对全省产业布局，及时调整了专业结构，但是因专业结构调整相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性特点，我省的高校专业结构设置还不适应产业转型升级、产品更新换代的新要求，实现不了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需求相脱节。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无特色。各高校为一味贪大求全，纷纷向综合性高校发展，专科学校积极争取升级变本科，盲目设置专业，盲目扩大招生规模，缺乏对未来就业前景的预测及预警机制。如，目前几乎省内所有高校都开设了艺术类专业，其招生规模几乎占招生总人数的10%~20%，而与新材料和现代服务业相关的创新型和高技能型专业开设的较少。（二）校企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没有形成深度合作。高校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不强，适应性不够，在各高校同一专业开设课程一致，课程内容一致、讲课方式一致，没有对本校毕业生未来就业岗位进行有效的调研和分析，及时根据岗位需求改变课程和内容。校企合作雷声大，雨点小，因管理机制等方面的问题无法解决，缺乏深度合作，只是存在名义上的合作，缺乏实质上的合作，教师和企业人员互相无法融入对方的工作环境，出现两层皮、表面化现象。（三）学科设置不合理，缺乏顶尖学科。虽然在“十二五”期间，我省高校的专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增加了装备制造业相关的专业数量和招生数量，但是，专业设置缺乏高技术含量，培养人才基本处于生产“加工链”的底端，无法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支撑和引领作用。

三、人才培养调整的方向

结合我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布局以及“十三五”期间对人才需求情况分析，均表明我省对各产业结构中人才需求的专业和数量也呈现出“二、三、一”的格局。但是，我省高校在专业设置和专业招生人数的及时响应上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迫切需要从供给侧的角度，及时跟进，适时调整，以满足我省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再次振兴中的人才需求。2016年7月辽宁省发改委和教育厅联合了《辽宁省“十三五”高校人才培养规划》，站在供给侧方，从三次产业结构的角度，对省内高校专业设置和专业招生规模进行了计划指导。（一）专业设置的调整“十三五”期间，辽宁省高校拟增设37个本专科专业，其中第二产业相关专业25个，占67.6%，第三产业相关专业10种，占27%，而与第一产业相关专业只有2种，占5.4%。在增加新专业的同时，也撤销了一批人才培养过剩或已不再适合时展需求的专业，本专科共计59个专业。按三次产业划分，与三个产业相关的撤销专业数量分别是0种、1种和58种。这说明目前省内各高校与第一产业相关的专业设置基本没有问题，符合产业结构布局需求，只适当的补充2个新专业即可，分别是现代农业和生态农业技术。与第二产业相关的本专科专业，减少1个专业增加25个专业，说明现有专业设置没有问题，但专业种类满足不了辽宁未来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尤其是一些新兴产业和产业升级改造的需求，如纳米材料与技术、导航工程、互联网+高分子材料等。我省在十三五期间对第三产业的人才需求仅次于第二产业，因此，需增加10个新专业，但需要减少58个专业，这说明现有与第三产业相关的专业设置存在较大问题，已经不再适合当前辽宁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还会增加就业市场压力，增加社会矛盾。增加的新专业均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接地气，需求量大。如：婴幼儿护理、家政服务、老年服务与管理等。图3为本专科新增专业中招生数量前五名专业名称及招生数量。图3部分新增的本专科专业（二）招生人数的调整“十三五”期间，辽宁省高校各专业调整招生人数，共有60个专业在原有招生人数的基础上需扩大招生，其中涉及第一产业0个专业，第二产业42个专业，第三产业18个专业。减少招生的本专科专业49个，与各产业相关的专业数量分别为0、1和48个。这组数据再次印证我省各高校设置的与第三产业相关的专业，不仅在专业设置上存在问题，同时，在保留的专业中也应该减少招生数量，以减缓毕业生就业压力，如音乐表演、工艺美术和服装与服饰设计等专业。而与第二产业相关的，需扩大招生规模的专业基本上都与装备制造行业有关，这与辽宁省的经济发展目标相吻合，如图4所示。图4为本专科扩大招生人数前五名专业。

四、结论

到2020年，辽宁省高校教育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要取得成效，学科建设基本实现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建立起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相融合对接的研究生、本专科协调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数量更加合理，基本实现人才培养和人才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一）与第一产业相关的专业设置和招生数量适当微调，基本保持现状，进行更加深入的教学内容改革。（二）增加与第二产业相关的专业数量，同时增加与装备制造业相关的专业招生规模，重点在新材料和智能化制造方面，培养高端、高级、深层次的应用型人才。（三）深度改革与第三产业相关的专业，从专业设置到招生规模，重新布局，切实培养就业市场急需，以及能够服务于装备制造业发展和贴近民生的服务型人才。

作者:裘荣鹏 单位: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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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辽宁省“十三五”高校人才培养规划[EB].辽宁省发展改革委和教育厅，2016.

产业结构范文篇5

由于我国煤炭储量丰富，煤炭一直都是我国主要的能源消费品。正是因为煤炭需求量的不断增加，我国煤炭企业也取得了良好的发展。但是最近几年以来，我国煤炭企业发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企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也不断增多，主要体现在：一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放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2014年全年GDP增速为7.4%，这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宏观经济发展放缓，使得经济发展对煤炭的需求下降。二是人民群众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由于煤炭是高污染能源消费品，导致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北方地区的很多城市产生了雾霾天气，因此国家为了保护环境，正在大力发展水电、核能等清洁能源，以减少对煤炭的依赖。这些都使得我国煤炭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日趋恶劣，我国煤炭企业要想生产与发展，就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使自身产品更好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很多的煤炭企业，尤其是一些国有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也认识到了这点。在国家政策支持的有利背景下，我国很多煤炭企业已经或者正在开始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其产业结构的调整特点有：

（一）规划规模大

由于国家政策支持，希望煤炭企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提高非煤产业的比重，我国很多的煤炭企业都提高了煤炭就地转化的产能，例如：以同煤集团为例，到“十二五”末，同煤集团煤炭就地转化率将达50%，自身耗煤量将达1亿吨，非煤产业销售收入将占总销售收入的60%以上。

（二）产业和产品初级化且结构趋同，同属于能源类产品

目前，虽然我国很多的煤炭企业都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希望可以更好地适应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由于技术、经营方针等方面的制约，我国多数煤炭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着趋同的倾向，例如：在“由煤转非煤”上，大部分为甲醇、二甲醚、焦炭等初级产品，存在着机构调整趋同的问题。

（三）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煤炭结构调整涉及“煤转非”，而“煤转非”并非易事，需要煤炭企业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力，但是目前我国多数煤炭企业的技术总的来说都是走的引进、消化、创新的老路子，不仅自主知识产权少，更为主要的是还限制了我国煤炭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

（四）投资规模大

煤化工属于资金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煤炭企业要想调整产业结构，提高非煤产业的比重，必须加大投资力度，例如：以同煤集团为例，为了发展煤化工产业，提高煤炭产品附加值，同煤集团投资36亿元来建设60万吨甲醇项目，这就说明了煤炭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的投资。

二、我国煤炭企业产业结构调整趋同化的原因分析

煤炭产业是我国基础性产业，虽然我国目前正在大力发展核能、水电等清洁能源，但是煤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是我国的主要能源消费产品，煤炭企业如果产业结构过于趋同，势必会影响国家相关能源政策的落实。因此，要对煤炭企业的结构调整趋同化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从源头上解决好这个问题。其产生的原因有：

（一）技术能力不足，创新能力有限

我国煤炭企业结构调整之所以会存在趋同化倾向，技术能力与创新能力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是技术能力不足。尤其是一些中小型煤炭企业，由于技术能力有限，只能进行一些初级的产品结构调整，导致结构调整趋同化问题在所难免。二是创新能力有限。在“煤转非”上，很多的煤炭企业只会将煤炭转化为焦炭、甲醇、二甲醚等，而更高一级的产品却难以转化成功。创新能力的不足使得我国多数煤炭企业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一些产业结构调整，难以实现重大技术与产品突破。

（二）煤炭企业经营策略有误

一方面是由于业绩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多数煤炭企业，尤其是国有煤炭企业都有做大做强的主观愿望，加上国家的政策支持，使得很多的煤炭企业认识不到国内外能源形势与政治的联系性、敏感性和多变性,从而也找不到正确的发展策略。另一方面是盲目跟风。由于煤炭企业之间竞争激烈，为了赢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很多的煤炭企业都会盲目跟风投资一些热门的“煤转非”项目，使得彼此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向相同。

（三）地方政府的影响

为了取得更好的政绩，同时也为了增加地方GDP，我国很多地方政府都将煤炭资源与煤矿企业看成地方的“私有财产”，进而为了更好地维护与增加地方利益，往往不顾实际情况要求所在的煤炭企业实施煤炭深加工。

三、解决煤炭企业产业结构调整趋同化问题的措施

（一）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煤炭企业要想避免产业机构调整出现趋同化倾向，就应该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具体而言：一是加大对相关技术的资金投入。虽然引进、消化、再创新的技术创新思路有助于企业短时间内学习到新的技术，但是却没有知识产权，更为主要的是永远跟着别人走，没有自身的技术优势，因此，煤炭企业应该加大科研投入，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二是提高技术转化能力，使研发出来的技术能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使企业始终走在创新的前列。

（二）提高煤炭企业的经营能力

一是企业管理者要有清晰的企业发展战略规划。不能看到别的煤炭企业发展煤化工产业，自己就盲目跟风，上马煤化工项目，置企业实际情况于不顾，这样只会使企业陷入危机。二是树立风险意识，量力而行。发展煤化工产业是煤炭企业结构调整的大方向，不管是大型煤炭企业，还是中小型煤炭企业，要想在煤炭行业中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煤化工产业，但是发展煤化工产业必须要有风险意识，要在自身实际能力的条件下发展煤化工产业。

（三）加强国家政策引导

产业结构范文篇6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信贷政策；产业结构

国民经济的发展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影响供给侧的因素分别为劳动力、土地、资本和创新，影响需求侧的因素为投资、消费和出口。从历史上来看，我国原先一直通过调节需求侧来发展和稳定经济，虽然一直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但由于各种原因，改革进度缓慢、改革不彻底，2003年后钢铁、煤炭、水泥、有色金属等原先的支柱行业出现大幅度亏损，利润下降幅度很大，产能过剩很严重。从2012年开始，调节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出现失灵，中国经济的供需关系出现了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给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无法满足国民日渐增长的需求，另外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事件频发，严重拖累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此背景下，2015年1月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提出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真正启动内需，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寻求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金融机构信贷支持，对此商业银行制定了一系列信贷政策，经过对信贷投向的调整，进一步推进了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进程。

一、商业银行信贷政策的演变

针对各行业的发展情况和国家政策，商业银行一般将信贷行业投向分为三类：进入类、限制类、退出类。归入这三类的行业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每年随着国家产业政策、行业本身的发展等情况调整。

（一）由维持类提升至进入类的行业

归入进入类的行业具有未来发展潜力大、政策支持明显、综合收益高等特点。比如：城市基础设施，2016年之前，根据国务院、银监会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管理有关政策，某商业银行一直将城市基础设施行业列入维持类，甚至一度列入需整改退出的行列。直至2015年10月，政府开始大力推广实施PPP模式的建设项目，将优质民营资本引入该行业，政府还款压力得到了释放，2016年该行业投向策略才被调整为进入类。

（二）由进入类归入限制类或退出类的行业

归入维持类或退出类的行业一般为传统产能过剩行业，未来发展潜力有限。对该行业内的企业一般采取结构调整、控制总量、抓紧退出处于竞争劣势的企业的政策。比如：金属矿采选、煤炭、钢铁（含钢贸）和纺织行业。2015年1月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提出对产能过剩（高污染）行业进行供给侧改革，其中钢铁、煤炭、铁矿石、有色金属、纺织等高污染亏损行业成为改革重点，要求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减轻资源环境压力，提高生产效率。为了配合国家政策，某商业银行将上述行业调入限制退出类。

（三）信贷政策较平稳的行业

对于某些与民众生活休闲有关的行业，其信贷政策近几年一直保持较平稳的状态，如文化旅游和零售业。

二、江苏省信贷投放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现状分析

产业结构优化指的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产业间结构变化和产业内结构变化。产业间结构变化是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变化和相互关系。产业内结构变化是指一个产业内部的结构演变和相互关系。

（一）江苏省产业间结构比较分析

1、历年产业间产值的变化情况。从三次产业产值构成来看，江苏省第二产业领先于第一、第三产业，处于绝对优势。就第一产业产值比重而言，从2000年的7.8%下降到2015年的3%。整体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这和江苏省持续推荐城市化、优先发展制造业的政策密切相关。就第二产业产值比重而言，这15年来，基本都在65%以上，几乎占据本省一半的产值，但整体趋势出现先升后降的现象，反观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正好与第二产业相反，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从变化趋势来看，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变化较平稳，15年间下降了4.8%，第二产业排在第二位，最高值比最低值变化了8.7%，第三产业变化最大，最高值比最低值变化了9.4%。这说明，江苏省的产业间结构正在优化过程中，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给江苏省的经济增长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2、历年产业间就业结构的变化情况。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呈逐年下降，这与其产值比重的变化趋势呈一致性；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在2000年-2007年之间增长幅度较大，增长了将近10%，但从2008年开始趋于稳定，变化率在3%以内，但其产值比重却在2008年开始逐年下降，由于江苏省的制造业主要由外资企业和中小民营企业组成，这说明该模式下的制造业对吸收就业有着显著的成效；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整体呈上升趋势，这与其产值比重的增加相关联。另外还可以看出从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正在逐步向第三产业转移。这一变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构成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但是还可以看到，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仅3%，但就业比重却占到了18%，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远低于产值下降的速度，说明劳动力结构仍需要进一步调整。

（二）江苏省信贷投放比较分析

从上图可以看出，2010-2015年间，第一产业的信贷投入占比不大，仅占2.4%，第二、第三产业的信贷投入分别占总投入的40.4%和57.16%，增速方面，第三产业的投入增幅明显高于第二产业，5年来，第二产业的投入增幅为60.36%，而第三产业的投入增幅达77.26%。投放总量方面，5年间，共投放信贷资金254095.86亿元，其中投向第一产业的资金量为1165.27亿元，投向第二产业的资金量为102666.89亿元，投向第三产业的资金量为145263.7亿元，可以看出第三产业的信贷获得量明显大于第二产业，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历年主要行业信贷投放的变化情况,该商业银行近10年来对制造业的信贷投放额一直占据绝对地位，投放总量为442.95亿元，占总投放量的32%，符合江苏省为制造业大省的背景，而投放额变化最大的为租赁和商务服务，10年来从390.5亿元增加至871.56亿元，增长了221.99%。2007年第二产业（318.28亿元）与第三产业（390.5亿元）的贷款投放量基本持平，但到了2016年，第三产业的信贷投放量（871.56亿元）较第二产业（494.04亿元）翻了一番，这说明江苏省的产业结构逐步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符合国家政策的导向。

三、江苏省信贷支持产业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角度

加快经济制度和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的改革，一方面破除“唯GDP论”，促进发展新兴行业，一方面给予信贷政策倾斜，通过政府财政补贴、担保等方式引导商业银行将更多信贷投放到国家重点支持行业和小微企业，促使信贷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有效。

（二）银行层面

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改革，整合信贷资源，优化信贷结构、推动信贷创新、防范信贷风险。完善风险管控技术，通过多渠道获得企业信息，真实判断企业情况，彻底改掉“唯抵押物”的信贷文化。

（三）企业自身

积极参与信用环境建设，近年来不良贷款频发，有经济衰退的作用导致，但仍有一部分为企业诚信缺失，故意逃废债所致。企业应树立诚信为本的经营管理理念，努力提升信誉度，巩固信贷支持策略。

作者:诸逸华 单位: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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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梅生.我国银行信贷与产业结构变动关系的实证研究[J].南方金融.2009(7).

产业结构范文篇7

一、攀枝花市产业发展现状及特点

攀枝花市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水能资源和光热资源。据勘测，全市钒钛磁铁矿储量达100亿吨，拥有全国20%的铁、62%的钒和90.5%的钛，此外还发现有钴、镍、钪等多种有色金属矿藏。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水电资源，攀枝花市形成了钢铁、钒钛、能源、化工四大支柱产业，并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钢铁基地、国内重要的钒产品生产基地和钛原料生产基地。十年来，全市工业总量进一步扩大，工业增加值从2000年的69.7亿元发展到2010年的348.59亿元，年均增长17.46%。但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来看，近十年来，攀枝花市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象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新产业、可替代产业尚未形成规模，第三产业发展滞缓，经济仍高度依赖传统工业。2010年，第二产业在地区总产值的占比较2001年上升6.09个百分点，达73.79%。三次产业结构比为4.1:73.79:22.11，与全国10.2:46.8:43的平均水平有相当差距。不均衡的产业结构阻碍了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也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一）产业结构单一、同构化特征明显

独特的资源禀赋、特殊的开发建设背景和发展历程，使攀枝花市产业结构形成了工业畸重，农业、服务业畸轻的格局。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第二产业比重过分偏大，第三产业则发展缓慢。2010年全市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为4:74:22。第二产业中，资源型产业又是支撑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特别是处于产业链前端的采矿、洗选等行业所占比重较大。2010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采矿业企业个数占比为49.4%。大量的小规模企业分散生产，争抢有限的矿产资源，不仅使企业无法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还导致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经济对资源产业的过分依赖也导致第三产业发展滞缓。与大庆、克拉玛依等资源型城市一样，攀枝花市也是依托丰富的煤、铁矿等资源的开采而兴起的，“先工厂后城市”的特征非常明显，第三产业以及可替代产业发展落后。与此同时，交通设施建设滞后、人居环境不理想也制约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二）资源利用率低，生产方式粗放，综合竞争能力弱

长期以来，攀枝花市工业经济主要依赖资源开采、原材料或初级产品的输出，资源综合利用率极低。含有20余种贵重金属的钒钛磁铁矿，目前资源综合利用率仅8%，大大低于全国35%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80%的利用率差距更大。由于在相关的工业废弃物中提取技术尚未突破，钒资源的综合利用率不到50%；钛的资源利用率仅为15%左右。简单再生产和粗加工使企业产品大多技术含量低、成本过高，这也是攀枝花市的支柱产业——钢铁业竞争力下降、钒钛业大而不强的重要原因。据测算，目前攀钢吨钢综合成本较全国平均水平高100元左右。而近年来发展较快的钒钛产业，则主要集中在钛精矿、钛渣和钛白粉的生产等，在附加值较高的钛合金和金属钛还是一片空白。国内市场的钛材和钛制品主要由宝鸡钛业、遵义钛厂、抚顺钛厂等生产，拥有资源优势的攀枝花市企业却未能拥有市场话语权。

二、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紧迫性

（一）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是资源型城市实现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资源型城市大多将经历建设——繁荣——衰退——转型——振兴或消亡的过程。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产业效益下降、经济总量萎缩、地方财力薄弱、居民生活困难等将成为困绕城市持续发展的难题。尽管目前攀枝花市还尚未出现资源枯竭，但经过几十年的开采，资源消耗仍相当惊人。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矿产和能源的需求巨大，资源开发和消耗速度明显加快。2010年全市的铁矿石、原煤的产量分别较2000年增长3.88倍、82.41%。受资源约束，攀枝花市主要工业企业纷纷向周边甚至海外拓展，部分生产基地也随之转移。如攀钢集团在凉山兴建了以钢铁和钒钛为主要产品的二基地，恒鼎集团也逐步将资源开发重心向贵州等地转移。因此，转变产业结构，降低城市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成为当前非常紧迫的任务。

（二）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影响下经济转型压力增大攀枝花市产业高度集中在基础原材料上游和中游产业，主要产品大多为资源性产品，产品附加值不高。在缺乏产品市场定价权的情况下，更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影响。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市场需求萎缩，原材料和产品价格大幅回落，全市工业企业一度大面积停产或半停产，工业生产快速下滑并带动全市经济陷入低迷。受经济危机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全市工业增加值持续数月下滑；2009年工业增速在全省排位倒数第二。随着国家对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力度的加大，攀枝花市主要支柱产业还面临产能过剩和节能减排的双重压力，企业成本快速上升，行业盈利水平下滑。在这种背景下，传统行业对全市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有所减弱，经济转型压力进一步增大。

（三）环境保护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需要传统的粗放生产方式导致的高能耗、高物耗，对城市发展的资源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耕地退化、水资源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都将严重制约全市经济的健康发展。全市环境恶化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工业企业目前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发达国家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未来15年，如果全市经济总量翻两番，按现在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控制水平污染负荷将增加4～5倍。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必须尽快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积极开展节能减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环境质量，为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打好基础。

三、信贷结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信贷资金在支持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信贷投入快速增长，有力地促进了全市经济增长。2010年末，全市人民币贷款余额为383.63亿元，较2000年增长2.58倍。以钢铁、钒钛、能源、化工为主要代表的工业贷款占全市贷款余额的近70%。全市工业经济在四大产业的引领下快速发展，2010年全市地区GDP较2000年增长了4.8倍。随着产业投资的加快，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也增长明显。2010年，中长期贷款的同比增速较短期贷款快31.1个百分点，而在存量贷款中的占比已高达54%。在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下，2010年攀枝花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30.7亿元，同比增长24.9%。

2.金融支持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优化取得一定成效。近年来，全市金融机构通过积极开展金融创新，大力支持传统工业转型和现代农业及服务业发展，对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发挥了有效作用。一是大力支持特色水果、烤烟、蚕桑等生态农业的稳步发展。2010年末，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21.49亿元，为2000年的2.79倍。二是构建多元化的支柱产业格局，实现了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工业经济中钢铁业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能源、化工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2010年，钢铁业总产值在工业经济中的比重较2006年下降13.19个百分点。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信贷资金过度依赖。一是本地金融市场发展滞缓，与成都及周边经济圈相比，攀枝花市金融机构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组成上都明显有较大差距。二是金融创新不足，企业融资渠道有限。目前全市仅有攀钢集团、恒鼎集团通过证券市场实现融资，最近几年没有一家企业上市，只有攀钢集团成功发行了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多数企业对信贷资金的严重依赖，受信贷政策调整影响较大。

2.信贷结构不尽合理。一是信贷资源配置过度向大企业集中。2010年全市企业贷款中，以攀钢、攀煤、钢城集团为代表的大型或特大型企业贷款在全部企业贷款的占比高达53.4%。二是从行业看，信贷投向过度向钢铁及相关产业集中。长期以来，钢铁作为全市经济支柱产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并带动上游的煤炭、铁矿石采选业的兴起；与此同时，以钢铁、钒钛为代表的制造业以及上游的采矿业贷款也快速增长，2010年末，上述行业贷款余额占各行业贷款总额（不含个人贷款）的53.21%。三是从区域看，县域和农村获得的信贷支持明显不足。以2010年为例，米易、盐边两县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分别为29.68亿元、26.76亿元，在全市贷款总额的占比仅为7.7%、7%。四是信贷资金利用率不高，贷款增速明显高于GDP增速。近五年来，全市贷款增速加快，但资金利用率却有所下降。2010年，全市贷款增速较GDP增速高出0.77个百分点。

四、信贷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一）信贷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动的相关性分析

1.以2001年以来攀枝花市各产业的信贷投入和各产业产出值为样本，对信贷投入与产业产值变化是否具有相关性进行检验。假定各产业年度信贷投入为X，年度信贷增量为△X，各产业年度产值为Y，年度产值增加值为△Y。通过SPSS软件对各产业△X和△Y的相关性检验得到如下结果：结果显示：除农业外，工业和服务业的△X与△Y均呈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即信贷投入的增加会带来工业和服务业产出的增长。农业的信贷增量与产业产出增量呈负相关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样本数量偏少及个别年度数据变化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据的检验结果。另一方面，攀枝花市农业生产仍处于初级水平，农业整体规模较小，传统农业占据主导。由于传统农业对信贷资金有效需求相对有限，并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近年来信贷余额变化不大。而气候、国家政策以及科学技术的推广等因素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

2.对信贷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化的相关性作进一步分析。如果以Er为某一产业信贷资金r年度的占比数，△Er为某一产业信贷资金r年度的占比变动值，Fr为某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r年度的占比数，△Fr为某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r年度的占比变动值。假定g=△Er/△Fr，对2002～2009年攀枝花市的相关数据进行检验（数据来源表1），得出以下结果：g>0，说明在r年度某一产业的信贷资金结构和地区生产总值结构趋于同向变化。g<0，则可能有两种可能情况：一是△Er和△Fr之间不具有相关性。二是它们之间具有相关性，但因为生产周期不同，信贷资金投入并不一定能在本年度实现有效产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g(农业)、g（工业）、g(服务业)>0的数值在全部数值中的占比为75%，也就是说多数年份g>0，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信贷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动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二)信贷结构调整的现实意义

1.有助于充分发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融资结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来，银行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向企业提供资金的任务，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体系成为一种必然选择。目前，攀枝花市的经济增长仍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型发展，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方式短期内难以改变。经济发展对投资依赖的特征非常明显，资金需求十分旺盛。高投资决定高信贷投入。在高储蓄的状况下，银行间接融资对于社会资金的配置有着重要作用。通过信贷结构的调整将对信贷资金的流向产生较大影响，从而影响行业和产业的发展。从辽宁抚顺等国内外资源型城市成功转型的案例中可以借鉴，在资源衰竭之前系统地进行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完全可以避免矿衰城竭的局面。而资金作为稀缺资源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有着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加大资金投入，实现产业链的向下延伸，或是形成新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最终实现结构转型与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体化，从而达到有效配置资源的目的。

2.有助于实现农业的健康发展和城乡经济的统筹协调。受自然条件及历史因素等影响，攀枝花市农业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农业产业化与发达地区也有着较大差距，农业的发展速度明显慢于其他产业，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而信贷资源流向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发展的不均衡。从最近几年数据可以看出，攀枝花市农业贷款规模较小且增长缓慢，在全部贷款中的比重不断下降。2010年，全市农业贷款在全部行业贷款中的比重为3.23%，较第一产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低0.87个百分点。因此，通过信贷结构调整引导资金流向可以较好地促进农业的发展并为全市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一方面积极完善农村担保机制、大力推进农业保险等多种措施，创新产品，切实引导信贷资金回流，缓解农村地区金融产品供给与金融需求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发展的瓶颈突破，增强其对信贷资金的有效吸纳能力。

3.有助于在节能减排压力下实现资源型产业的加快转型发展。攀枝花市作为资源型工业城市，传统行业企业相对较为集中。此外，全市几大支柱产业均是在三线建设时期发展而来，高污染、高能耗项目偏多，部分工艺设备老化；而以煤碳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也使节能减排压力增大。2010年，攀枝花市单位GDP能耗为2.117吨标准煤/万元，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十一五”期间全市GDP能耗累计下降22.3%，但要实现市政府提出的2010～2020年节能中长期规划任务相当艰巨。特殊的资源禀赋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钢铁、钒钛、能源等产业仍将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支撑。现阶段的信贷支持重点则应从传统的流动资金和简单扩大再生产转向加大对资源型企业在节能减排和技术创新上的支持，引导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对传统产业和传统工艺进行技术改造，提升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加快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实现主导产业的延续和城市经济的稳定发展。

4.有助于缓解商业银行利润持续增长的压力。长期以来，攀枝花市逐步形成了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大型企业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格局。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银行业重点支持的几大传统行业已步入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行业利润率下降，吸纳新的资金能力也有所降低。培育新的具有发展潜力的客户成为各行业务拓展的重点。2010年攀钢被兼并重组后集中归还贷款28亿元使各行经营收入、利润一度大幅下降，也使原有的信贷结构均衡被打破。今年以来，随着稳健货币政策调控措施的不断强化，银行信贷资源紧张，但是也给银行业发展带来机遇。通过利用资金供方市场的优势，盘活存量信贷资源，主动调整信贷结构，增强风险控制能力，银行业将支持重点转向中小企业以及新兴产业，实现了利润的稳定增长。

五、信贷结构调整的中应关注的问题

（一）不能忽视经济周期性波动对信贷结构调整的影响银行业作为一个经济周期性行业，经济周期的波动不可避免地会对信贷结构的调整产生一定影响。当经济处于上升或波峰时期时，整个社会资金充裕，流动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发放贷款的冲动较为强烈，为获取更多利润，在一定程度上会放宽信贷条件。在经济下行周期，银行通常将有限的贷款规模向己作出承诺并签约的项目贷款，向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战略性大客户和大型企业倾斜，难以继续对小企业增加融资。而这种调整将加剧了信贷结构不合理和地区经济的平稳发展。

（二）货币政策调控效应的地区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信贷结构调整的效果一般意义认为，货币政策更多的是进行总量调控来实现其政策目标。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单一总量调控目标容易导致对地区差异的忽略，容易出现“一刀切”的现象。由于各地区因经济发展环境的不同，对经济资源的占有和聚集能力的不同，因此，目前的货币供给和宏观调控模式在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货币供给总量最优控制的同时往往造成资金向发达地区或区域中心流动。由于区域对资金吸引能力的下降，总量的不足使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在结构调整中面临更大的压力。近年来，为控制信贷总量的过快增长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信贷规模，短期内实现了信贷总量的收缩，但也抑制了部分成长性较好的中小企业正常的信贷需求。

（三）地方行政干预弱化了货币信贷政策的独立性，导致信贷引导资源配置的功能受限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目标，往往会通过行政干预，促成金融机构加大信贷资金规模投放，完成投资计划。这在一定时期内会与信贷政策发生矛盾，导致信贷资金流向一些地方政府力推的产业项目或者“政绩工程”，同时也影响各金融机构的市场化运营和风险控制政策的有效发挥，削弱了金融在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的效率。此外，部分地区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占比过大，风险不断聚集不仅影响了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也将对地区的稳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四）国家产业政策与金融机构短期利益之间的矛盾信贷结构实际上也是银行适应经济发展环境和方式的产物。如果没有足够的推动力，银行将信贷结构调整置于利润目标之上的动力则较弱。现阶段，信贷资产仍是商业银行盈利水平较高的资产。由于独特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目前全市的钢铁、煤炭、化工等主要支柱产业都是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消耗型产业，其融资和发展受到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影响。但这些行业中不少企业都是商业银行优质客户，放弃这些客户显然有悖银行的经济利益。近年来，国有大型银行已开始从“两高”等产业逐步退出，但随着前期一些低端客户的退出，后期的退出策略实施必然面临更多的实际困难。因此，这需要地方政府出台必要的政策对商业银行的主动退出予以一定的支持。

六、信贷结构调整的主要路径

（一）改进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目标考核管理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以GDP增速为主要指标的目标考核管理体系对资源型城市已极不适合。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单一、环境问题突出、可持续发展压力大，亟需改进目标管理方式，引导地方政府从科学、长远发展的角度，制定符合资源型城市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管理体系，避免低效率重复建设，营造金融资源科学配置的环境。

（二）着力发挥金融政策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积极作用一是进一步加强货币信贷政策的导向性作用。根据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特别是西部资源转型城市的实际，建立起更为灵活的调节机制，切实发挥金融政策对区域资本形成中的聚合功能和结构调整功能。发挥好再贴现、再贷款等政策工具的引导功能，通过信贷指引等窗口指导方式，确立支持重点。二是强化信贷政策执行效力。可借鉴日本战后建立银、政、企“铁三角”关系，通过银行对企业的信贷关系、股权关系等多种方式，推动企业落实政府的产业规划。使银行业贷款的产业模式与政府的产业政策基本一致。三是积极争取差别化的金融政策支持，打造区域资金“洼地”，实现信贷总量的平衡增长，促进区域结构的优化升级。各商业银行应向上级行推荐，将攀枝花市纳入重点支持的城市，争取更为有利的信贷条件。要争取政策支持，适当降低本地企业发行企业债券标准，支持和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债券融资。支持地方性金融机构开展资产转让和证券化业务，实现信贷资产的存量盘活。

（三）构建灵活有效的退出机制，实现信贷结构调整，推动区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一是在充分把握宏观经济走势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的基础上结合攀枝花市实际，继续限制对“两高一资”行业的信贷投放，有序淘汰落后产能，重点对一些排放不达标，生产落后、资源消耗大的中小型企业实行信贷退出，增强信贷退出的主动性、预见性和超前性。二是要多措并举，选择最佳退出路径。结合当地经济结构、信贷存量的实际，灵活选择压缩授信、期限调整、产品置换、转换担保方式等退出方式。三是强化资产价格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对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给予利率优惠，对产能过剩行业可适当提高贷款利率，以市场方式来实现信贷资源的最优配置。

（四）加快金融市场培育，建立多层次的融资体系一是要加快金融机构发展，丰富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大力引进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加快地方性金融机构改革，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争取村镇银行的设立，引导民间资金支持产业升级和农业产业化等。二是建立中小企业、涉农企业担保平台，提升对中小企业等金融服务水平，对新兴产业的中小企业采取不同的信用评价体系，实现科学评估信用风险。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积极作用。三是要努力拓展投融资渠道，提高筹融资能力和效率。加大企业直接融资力度，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通过创业板市场、风险投资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减少对间接融资的依赖，实现融资结构的多元化。

产业结构范文篇8

武汉劳动街产业结构主要分工业和商业。工业企业有2家，分别为武汉市高雄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武汉世城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高雄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集高、新科技产品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世城集团位于黄陂武湖新建菲黛尔服饰工业园。2014年，公司被授予“湖北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2016年末，劳动街辖区内有从事现代商业的法人单位24个，实现销售收入15.9亿元，资产总计101.31亿元，吸纳就业人员1.02万人。实现入库税金1831.3万元，现代商业从业人员人均创造增加值6.49万元。与2011年数据相比，现代商业法人单位数增长了2.7%，从业人员减少了1.59%，销售收入减少了41.9%。

二、武汉劳动街的产业结构对比分析

1.2014和2015年工业和商业员工人数和产值对比由表1可以看出，从2014年和2015年工业和商业的员工人数和产值对比来看，商业员工是工业员工大约30倍，产值商业是工业的3倍还多。从数据可以看出，劳动街的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是失衡的。2.2014和2015年工业和商业总资产、净资产和利润对比从表2中可以看出，商业总资产比工业总资产多达20倍，商业净资产比工业净资产也多达16倍，商业利润是工业利润23倍之多。从总资产、净资产、利润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工业产业和商业产业差距巨大，失衡严重。

三、建议

第一，抓住中部崛起契机，大力发展地区经济，尤其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是未来工业发展的趋势，尤其是智能装备，劳动街的工业企业要抓住契机，弯道超车，积极抢占制造业制高点，依靠强大的工业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第二，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使产业均衡发展。从资料和数据可以看出，劳动街的商业还算比较发达，但是工业严重落后，信息产业几乎缺失。

参考文献：

[1]丁仿鹤.浅谈迭部县农经统计工作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农业科技与信息,2015(9):5-6.

产业结构范文篇9

（一）产业结构的内部构造及其共同演化趋势

相关的理论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归纳，主要包括由欧美学者从广义的两种方法出发提出的两类不同理论模型。一种方法是使用若干国家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分析上确认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某些普遍联系；另一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与经济制度相似的一批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索能够说明其结构变化过程的一些特殊理论。（注：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页。）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提出的两类模型都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和对象，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注：对此，库兹涅茨曾有明确的说明。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页。）。影响一国结构变动的某些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即仅存在外界环境因素对国内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存在反向作用。尽管这两类理论模型迄今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但始终没有突破单一国家的研究视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从第一种方法出发作了开拓性研究，该研究成果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论模型采用费希尔(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研究了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趋向的内在关联。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则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发展阶段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在工业化进程中是持续下降的所谓“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开创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但理论模型过于简单和不够成熟。为此，西蒙·库兹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钱纳里等(1975、1986)在不断改进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了的理论模型。

西蒙·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总量出发，对5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长期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考察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此后，霍利斯·钱纳里等则更多地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将分析样本进一步扩展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用途较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综合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劳动力和产值指标等，对人均收入和三次产业变动间关系作了彻底的考察和验证；2、深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内部，对其结构变动作了细致分析；3、研究了影响结构变动的三组因素，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变量；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变动差异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国际性传播；5、通过结构转变不同阶段中不同部门和因素对增长贡献相对重要性的研究，对结构转变作了动态分析；6、通过若干国家多部门模型的比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发展模式，考察了战略、政策等因素和结构转变之间的联系等。

从广义第一种方法出发的理论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了从广义第二种方法出发的一些产业结构变动的特殊理论。其中，阿瑟·刘易斯(1954)的二元结构模型和W·W·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和主导产业理论最具影响力。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通过三个基本假定和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研究了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进程和途径。该模型在形式上虽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但实际上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假设，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罗斯托则以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方法，试图把握住在经济成长中所依赖的一些特殊部门所起作用的动态力量。为此，不仅按技术标准提出经济成长的六阶段论，而且对推动阶段演进起决定作用的主导部门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产业间的扩散效应作了规范解释。此外，罗斯托曾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命题。例如，已从另外角度意识到并主张，研究单位应由国家改为相互关联的贸易地区，并放到世界经济整体中去加以考察。（注：G·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欧美学者提出的两类理论模型，尽管各自理论研究的思路和侧重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研究的基本倾向和主线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都以若干国家为分析样本，通过国别间比较研究，考察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标准形式和共同演化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类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互补、而非对立物。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欧美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一些日本学者除了对欧美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作出修正和补充（盐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产业结构理论。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其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假设和模型，（注：例如，佐贯利雄(1981)曾提出“战略产业领先增长论”等，参见：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版，第25页。）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行形态论”。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行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小岛清(1973)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国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后又扩展为五阶段，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模型2（变型Ⅰ）：国内各产业生命周期均经过上述各阶段，但次序由消费资料生产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或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型3（变型Ⅱ）：随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际间出现产业转移，东亚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进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该模式也将转换。即这一模式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可以适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但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大国。（注：汪斌：《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与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亚太经济》，1998年第7期。）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型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作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区域产业结构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三）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结构关联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国际间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波及和关联日趋密切，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间资源配置重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学术界在对产业结构研究中，也逐步将国际间产业关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探索。

关于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条线展开。前者从本国和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联系，以及从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动趋向，研究本国应有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术进行度量，主要可分为两类：1.用贸易结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数等进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将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例如，依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制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状况（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为止，各种结构联结模型主要通过贸易联接完成的。虽然注意到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相互间的关联，但主要考虑产业结构演进的国际性波及由一国向另一国的单向传导。因而仍是立足单一国家视角来考察各国产业结构间关联。

二、立足全球视角研究当代产业结构的思考

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包括近年对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互动的探讨，反映了学术界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轨迹。但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还没有脱离原有的思维框架和传统的视角。

首先，现有的产业结构研究对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的本质性、飞跃性的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本质性变化表现为全球经济的“板块结构”已成为可感知的一个个群体，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邻成片的地域范围为基础，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一个个巨大的跨国经济实体。因为，世界经济的现实运行主体，在局部区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国家经济体和国际区域经济体并存。整体上由原来倚重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国别型世界经济正在向倚重信息资源和服务业的全球和区域型世界经济过渡。这种本质性的变化源于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中相互联接关系的演变。与历史对比，联接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联接强度上大大增强和联接形式的多样化，还在于联接拓扑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联接关系的变化导致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界不断扩张。因此，单纯从国别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经济系统的时代特征，客观上要求立足全球视角，从新的切入点来研究当代产业结构。

其次，目前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没脱离传统经济学中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或是将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直接作为对象，从一开始就研究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化及趋势。由于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因而无法将现实大系统作为一个多元、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立体结构来深入地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或是立足于单个国家层面，考察与周边国家的结构互动关系，但通常将其他国家等同于环境处理，最终停留于浅层次的对策研究，缺少综合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虽已触及到国与国产业结构间的联接关系，采用各种定量分析技术进行验证，但在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贸易联接机制的分析。在现实中，除了贸易联接机制外，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经济周期等作为联接机制，各自通过错综复杂的渠道发生着各具特点的联接作用。特别是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联接作用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已超过贸易的联接作用，成为各国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的核心驱动力量。因此，各国产业结构间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理应纳入研究的视野。

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与域内周边国家的结构变动联为一体、互动演进，而且也和域外各国的产业结构处于相互波及、互动演化中，但由于与全球化并行的区域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结构呈“板块”状格局等，各种联接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内部化趋向，因而往往使处在同一区域的各国产业结构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联接的关系。因此，立足全球视角，运用整体主义的系统研究方法，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从该切入点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论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封闭条件假设下的理论与度量方法研究。确立新的切入点或对象后首先对其定义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础。立足全球视角，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可定义为：地域空间上相邻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国家产业结构体的集合。它既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也是一个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对性或非完整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整体性这四大基本特征。现实中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既是一个开放系统，又是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可运用抽象法暂且将其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处理。通过构建封闭式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国际区域内务国（地区）产业结构相互关联成整体的成长及其内在运行机理。包括其整体性成长的实质、动因、机制和整体内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必须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或计量经济模型作为分析技术的出发点，但需在贸易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联接机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国际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关联机制分类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现实中的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是由各个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及其关联机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联接中构成的。因此，理论研究需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由封闭系统转向开放系统，对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进行考察，这是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需要对各种联接机制从国际区域间立体、多向幅射和多边反馈角度，分门别类地研究其各自的联接特点和传导规律，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空间上的变化。同时，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的复杂性往往表现为系统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结构间关联强度和关联模式也同样处于动态演变中，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时间上的变化。此外，在现实中，由于形成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的联接机制较多，因而渠道复杂，各种联接机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机制体系。鉴于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国际区域间结构互动关系的各种联接机制及其相互关系时，需要对其加以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3.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在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存在着各具特征的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作为一个个相对的整体，需分类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相互关联中体现的整体演进的形式或表现出具有某种共性的演进方式。鉴于各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方式的复杂性，可选择若干典型国际区域（如东亚、北美和西欧），采用静态和动态的具体分析方法，对某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存在的稳定性特征和变动性特征及变动趋向作出细致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然后把静态和动态分析分别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研究其相互关系，综合归纳出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体系各自相异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结构变动与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动往往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中，某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是在参与区域国际分工中才相互联接形成整体性演进，各区域产业结构在整体性演进中表现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各区域分工子体系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当代全球国际分工体系并非是一个平面结构，而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交叉叠加的复杂的立体结构，需要对此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以往的产业结构研究由于没有深入到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内部不同的层次和侧面，因而相联系的国际分工研究缺少系统性和综合性。各种研究往往关注不同的侧面，其成果可以解释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某一层次或侧面，然而适用范围不广，自然也难以真正认识本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准确位置。

5.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以往的产业政策一般以本国产业为对象，通常更多地考虑对本国结构调整及预期，而没有顾及国外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与调整对本国产业结构运行和政策执行结果的反向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互联、互动强化，直接导致了一国产业政策对内作用弱化，对外作用强化的质变，使产业政策以国际产业政策方式实施，其核心在于协调。事实上，当今某些国际区域经济的整合程度已相当高，因而政策更由本国独立制定，并以本国产业为主要对象，但其政策制定基础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地域空间范围，已超出本国地理边界，外延扩大到与本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区域或周边国家。目前，虽对制定国际产业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齐东平，2000），但对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需深入研究多国、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的特点、规律和动态博弈过程，以及全球化时代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方式。

以上从整体主义系统思想出发的五个方面的研究，相互间存在着逻辑联系：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假设封闭条件下的理论与度量，是从新的切入点研究产业结构的出发点和基础；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理论构成了以全球化为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的延伸纽带；区域结构分类及演化模式研究，则丰富了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体系框架的层次结构；结构变动与国际分工发展理论是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扩展、归结点和通向应用分析的桥梁；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将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深入展开这五个方面的研究，将有望构建一个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的产业结构研究体系框架。

产业结构范文篇10

关键词：鄂州市；产业结构；形成原因

产业结构是指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国家、地区或城市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的经济特征。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所占比重会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即工业或制造业所占比重会出现先增后减的规律；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所占比重会逐步上升。鄂州市是湖北省下辖的地级市，位于湖北省东部，长江中游南岸。作为湖北省第一批改革开放试验区，近些年鄂州市的经济发展迅速，产业结构的变化符合一般经济发展规律。本文首先介绍了鄂州市的产业结构现状，之后对该产业结构的形成原因做了分析。

一、鄂州市产业结构现状

2017年，鄂州市的地区生产总值（GDP）为905．92亿元，相比2016年增长8．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02．05亿元，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为477．43亿元，增长8．1％；第三产业增加值为326．44亿元，增长11．3％。从2017年的产出结果来看，鄂州市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较大，占2017年地区生产总值的52．7％，同时第三产业增速最快，且明显快于第一、第二产业。1．第一产业2017年鄂州市粮食种植面积达到了58．13千公顷，相比2016年减少0．56千公顷；棉花种植面积达到了6．92千公顷，相比2016年增加0．08千公顷；油料种植面积达到了29．99千公顷，相比2016年减少0．85千公顷。粮食总产量达到了30．76万吨，相比2016年减少0．36万吨，下降比例1．2％；棉花总产量达到了0．59万吨，增长比例为1．1％；油料产量达到了5．97万吨，相比2016年减少0．09万吨，下降比例为1．4％。2．第二产业截止到2017年年末，鄂州市规模以上制造业或工业企业为539家，比上一年增加22家。规模以上制造业、工业增加值相比上一年增长8．3％，其中：国有企业增长比例为47．5％；集体企业下降比例为25．0％；港澳台投资企业下降比例为4．3％；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幅度为26．5％；其他经济类型企业下降比例为44．0％。轻工业增长幅度达11．9％，重工业增长比例为7．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相比2016年增长比例为15．6％，快于规模以上工业7．3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比例为13．1％，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比率达到23．7％。2017年度，鄂州市完成销售产值达1510．67亿元，增长幅度达14．5％。全年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0．08亿元，增长幅度达19．6％。建筑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资质内建筑企业完成施工产值达167．58亿元，增长比例为15．0％。3．第三产业2017年度鄂州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10．6％、批发和零售业增长10．2％、住宿和餐饮业增长7．7％、金融业增长9．9％、房地产业增长9．0％、营利性服务业增长19．5％、非营利性服务业增长4．3％。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及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都超过10％，增长速度比较快。近几年，鄂州市三次产业结构持续调整，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到2017年，鄂州市三次产业结构从2015年的11．6：57．9：30．5转变为11．3：52．7：36．0。三年间，第一产业在经济总量中比重基本不变，第二产业比重下降5．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5．5个百分点。其中，第二产业主导地位保持不变；第三产业比重增大了。三次产业比例关系的演变趋势，总体符合中等城市经济发展规律，即服务业比重逐渐增加，农业和制造业比重逐步下降。

二、鄂州市产业结构形成原因

产业结构直接影响着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而任何现有的产业结构又与当地的自然资源状况、历史产业结构及当地的产业政策密切相关。下面将从上述三个方面对鄂州市的产业结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1．自然原因。鄂州市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构成各种类型生态环境，利于各种植物的生长，动物种类繁多，资源丰富，水产名贵品种较多。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缔造了鄂州市“鱼米之乡”“百湖之市”等称号。一直以来，第一产业在鄂州市经济总量中占有一定比重。但是近年来由于村镇人口中有大量人员进入城区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越来越少，加之第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步下降。2．历史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鄂州市相继兴办了一批重点企业，其中包括武汉钢铁公司的重要矿山－程潮铁矿，湖北省最大的地方钢铁基地鄂城钢铁厂（现为中国宝武武钢集团鄂钢公司），国内有名的立窑水泥厂－鄂城水泥厂等，经过多年发展，相关产业已经成为鄂州市的优势产业。目前鄂州市已是鄂东“冶金走廊”和“建材走廊”中的重要一环，而这与鄂州市历史上的投资结构息息相关。3．政策原因。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以盈利为目的，除了自身努力创造利润外，如果政府实施一定的产业政策，无论是促进型的还是抑制型的，势必会影响到企业的盈利状况，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情况。近年来，鄂州市政府出台了多项产业政策，对相关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服务业相关政策。2017年鄂州市全面启动顺丰国际物流枢纽机场建设，预计2020年完工，货运为主，客运为辅。预计将产生20万个就业岗位，每年200亿元税收，2000亿元的GDP。下步，鄂州将发挥区位优势，以唯品会、亚马逊、苏宁云商等系列电商企业为依托，打造华中电商总部，将借顺丰货运机构落户鄂州为契机，发展鄂州物流枢纽经济。（2）制造业创新支持政策。鄂州市大力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协助符合条件的企业认定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高兴技术企业。鼓励企业联合科研院所建立制造业创新中心，推动与中科院合作实质性落地，加快建设华师鄂州研究院。鄂州市打造了华科鄂州工研院、梧桐湖科技创意园等创新平台，并不断加强其服务功能。同时支持装备改造和信息化改造，开展了“百家企业技改行动计划”和“百家企业上云行动计划”。大力鼓励传统产业加快淘汰落后工艺和设备，推广应用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先进制造系统、信息化系统、智能制造设备及大型成套技术装备。（3）创业支持政策。由于农村耕地越来越少，政府大力号召农村有志之士到城市创业，并且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设立了葛店经济开发区、鄂州经济开发区、花湖经济开发区3个经济开发区。2017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6％，快于规模以上工业7．3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13．1％，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23．7％，成为全市工业生产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4）人才政策。鄂州市今年来大力开展“招硕引博”和重点院校本科生引进工程，实施“新鄂州人”计划，实施《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鄂州发（2016）3号）文件中人才引进得各项政策，探索建立人才引进、培养、流动、服务、评价等人才开发机制，大力弘扬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供人才保障。鄂州市的上述产业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投资，尤其是在服务业方面的投资，因此第三产业增长迅速。同时，制造业部门多方位的创新激励政策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对鄂州市的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介绍了鄂州市的产业结构现状，并分析了形成该产业结构的深层原因。研究发现，鄂州市从事农业的人口不断下降是导致第一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二产业处于主导地位是历史投资的结果，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跟政府的产业政策息息相关。为进一步优化鄂州市的产业结构，我提出如下几点建议：首先，加大产业政策的政策力度。当前，虽然鄂州市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扶植政策，如物流业和旅游业产业规划、制造业创新支持政策等，但这些政策大多都比较宽泛，没有具体的实施路径，难以落地，因此对企业的吸引力和促进作用有限。建议政府能够细化相关政策，如制定更加详细的产业发展路径、更加明确的奖励或补贴细则等，这样才能更加清晰地引导企业投资；此外，加速第二产业的升级改造。当前，鄂州市第二产业的占比仍然较高，而工业的发展又需要大量的资源，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污染。为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少污染，需要加快工业企业的升级改造，如加大对研发型企业的扶植力度，加大对高污染企业的惩罚力度等，从而加速鄂州市经济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刘淑茹，徐丽丽．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发展状况比较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4，（10）：41～48．

［2］黎文靖，李耀淘．产业政策激励了公司投资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4（5）：122～134．

［3］鄂州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ezhou．gov．cn／info／2018／C032992145．htm．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