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范文10篇

产生范文篇1

一、“艺术界”概念的形而上分析

对“艺术界”概念的形而上讨论出现在后分析美学领域。从词源学上说，“艺术界”作为一个概念首先就是在美学领域出现的。这个概念代表了美学内部一种新观点的出现及壮大，即主张从艺术与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对艺术品资格问题进行探讨，其代表人物是阿瑟•丹托和乔治•迪基。1964年，丹托在他的论文《艺术界》中率先创造出“artworld”一词。把某物看作是艺术需要某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知识:这就是艺术界。〔1〕在丹托看来，后现代艺术实践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如果艺术品与日常物在外观上没有差别，那么是什么让艺术品区别于它的日常对应物?而这根本上取决于作品成功地与外在于它的语境———艺术理论与艺术史氛围———建立了联系，并且上述这种区分只有在语言哲学意义上才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决定某个实物成为“艺术品”的不是它外观本身所展示出的东西，而是直指它所涉及的种种观念。在此意义上，丹托显然已经偏离了对艺术品本身的关注，而转向促使一件实物被看作艺术品的特定外在因素。但是就“艺术界”一词的意义而言，虽然丹托指明“艺术界”是一种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在《艺术界》一文中，他其实并没有深入地阐述该概念。对于“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的进一步说明出现在他1992年的《超越布里奥盒子》这本著作中。在此书中，丹托提出了“理由话语”(discourseofreasons)的概念。在他看来，艺术界就是体制化了的理由话语系统，而所谓的“理由话语”有以下几个性质:第一，艺术品不是天生存在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是“理由话语”赋予作品以意义与结构，即赋予其艺术品的资格;第二，“理由话语”是被体制化了的，它遵从一种历史秩序的演变，艺术品也同样遵从相应的历史秩序;第三，艺术界成员需要非常熟悉艺术史知识或艺术理论等这类话语体系。〔2〕在说明这种“理由话语”系统时，丹托援引了野兽派画家马蒂斯的看法，马蒂斯并未高估自己的才能，他承认单凭个人天赋，艺术家并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品，甚至于他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身份也不可能存在:“我们并非我们所制造之物的主人。它是被施加于我们的。”〔3〕从丹托对“理由话语”的描述，以及马蒂斯的切身体验中，我们大致可以描摹出“艺术理论氛围”的状况:所谓的“理论氛围”是指弥漫于画廊、展览馆、艺术沙龙等艺术机构中的更为宽泛而惯例化的艺术眼光，而非某种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得到严格阐述的理论观点。自《艺术界》一文发表以来，丹托的观点便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美学界，以往美学总是热衷于艺术品内在属性，然而，丹托却让人们认识到艺术品所处的外在情境的重要性。其直接后果就是五年后T．J．迪菲的《艺术界》(“TheRepub-licofArt”)和迪基的《何为艺术?》相继问世，这两篇文章都致力于重视艺术实践所处的社会文化结构。而迪基的《何为艺术?》显然影响更著。在这篇文章中，迪基对丹托的理论进行了改造，发展出自己的艺术界观点，即被后人称之为“艺术的体制理论”(theInstitutionalTheoryofArt)。相对于丹托，迪基在“艺术界”概念上的重大突破就在于他离开了语言哲学的思路，把“艺术界”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结构。按照迪基的说法，艺术品之所以会是艺术品，是因为某个或某些个代表艺术界的人授予了它作为艺术欣赏对象的资格。类别意义上的艺术品是:1．人工制品;2．代表某种社会制度(即艺术世界)的一个人或一些人授予它具有欣赏对象资格的地位。①与丹托相比，迪基的理论显然具有更鲜明的社会学色彩，在他这里“艺术界”不再局限于艺术史知识和艺术理论氛围，它还涉及了更为结构性的社会体制。在此意义上，迪基把“艺术界”与“艺术体制”相提并论显然极有意味，他进一步淡化了形而上立场，指出艺术品的资格是在社会现实语境下实现的，并将“体制”这一社会学术语引入了艺术界理论中。艺术的体制理论经历过两个发展阶段: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体制论阶段和80年代的习俗论阶段，其代表作分别是1969年的《何为艺术?》和1984年的《艺术圈》(TheArtCircle:ATheoryofArt)。在这两个阶段，迪基的基本立场主要体现在对“体制”一词的不同态度上。总的说来，迪基是将“体制”理解为文化系统中的“习俗惯例”，即一种“惯例的实践”(customarypractice)〔4〕，它是艺术品得以呈现的特定的文化结构。但所谓“体制”并非如他自己所希望的那么清晰，无论是他自己的论述还是美学家们的反应都体现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而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1969年的文章中。1969年，迪基显然是将“体制”和“授予”一词联合使用的。迪基对“体制”的这种用法引起了后分析美学界的轩然大波，尽管迪基自己在此后的多篇文章中都极力辩解，但他在此文中多用“体制”来代替“习俗”的做法，以及对“授予”一词的频繁使用，都促使人们很轻易地联想到一种带有一定规范性和权威的社会体制，甚至是社会组织。实际上，美学界对迪基理论这种误读既为他引来了最激烈的批评，也奠定了他在后分析美学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诚如《美学百科全书》撰稿人之一的耶纳尔所言，正是这种与“授权”联系在一起的“体制”被认为是迪基理论中最杰出的贡献。〔5〕这种转变进一步体现出当代美学理论中“语境论”路径日益得到了重视。艺术界不仅是艺术品得以呈现的外在场所，更是赋予作品以艺术品资格的活动所发生的体制性环境，这使艺术界具有了规范性和建构性力量。丹托和迪基对艺术品与其所处语境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可以说是“艺术界”理论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之一。尤其在迪基这里，语境与更为具体的社会结构或社会体制结合了起来。“艺术界”的发现对后分析美学的发展影响极大，无论是诺埃尔•卡罗尔的历史叙事理论和列文森(JerroldLevinson)的“意图－历史”理论对“历史语境”的强调，还是马戈利斯(JosephMargolis)把艺术品看作一个文化实体的做法，抑或诺维茨(DavidNovitz)对艺术在文化认同过程的建构作用的重视都无法离开“艺术界”这一语境。正是基于这一点，斯蒂芬•戴维斯(StephenDavies)等美学家会把他们归为“语境论”。当然综合而言，这种对“艺术界”的讨论仍停留在一种形而上层面，无论是丹托还是迪基都是将它作为一种默认的概念加以运用，以说明艺术何以成为艺术，但他们却少有对这一要素自身状况的阐述。

二、对“艺术界”的结构性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丹托和迪基的“艺术界”概念显然在西方社会影响颇深，它不但影响了当代西方美学的走向，也得到了社会学领域的回应，即使这种回应是批评性的。同样对“艺术界”加以讨论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便颇不客气地指出，丹托和迪基的艺术界理论依赖于其讨论对象已经被那一艺术界接受为艺术品的事实，因此需要在更为社会学的意义上看待“艺术界”。〔6〕而以研究“场”闻名的布迪厄一方面赞赏丹托和迪基已经认识到需要从体制中寻找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丹托和迪基仍然遵循着哲学思路，未能对艺术体制的发生及结构加以分析，从而依然掩盖了某种结构性的强制力量，“艺术场(artisticfield)能够完成这样一种制度行为，也就是把艺术品的确认强加给所有(像访问博物馆的哲学家一样)按某种方式(通过应分析其社会条件和逻辑的社会化作用)构成的人(且仅仅是那些人)，以至于这些人(就像他们进博物馆一样)先入为主地认定和把握在社会上被指定为艺术品的东西(尤其通过作品在博物馆的展览)。”〔7〕这类在“艺术界”问题上的学科间交锋让“艺术界”呈现为一个折射出多元维度的关键词。贝克与布迪厄对“艺术界”问题的有益探讨无疑构成了与美学视野之下的“艺术界”的一种互补性对话。总的说来，虽然贝克与布迪厄着手讨论的路径截然有别，但他们都立足于挖掘艺术界作为一种特殊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性特征。这种分析视角在社会学、文学、艺术批评领域都影响甚巨，已经成为文学批评、艺术批评中最受欢迎的一种理论。比如说，这便包括了格拉迪斯•兰和库尔特•兰对英美蚀刻画家的分析〔8〕，凯瑟琳•斯卡冷对伦勃朗的研究〔9〕，以及杰弗里•威廉斯等人对文学体制的研究〔10〕。贝克有关“艺术界”的看法现今业已被认可为是有关此问题最权威的见解，《美学百科全书》的“艺术界”词条便是选择让贝克执笔，这无疑体现出了他在该领域的深远影响。〔11〕其代表作便是他在1982年出版的《艺术界》(ArtWorlds)。贝克对“艺术界”的理解受20世纪“符号互动论”影响颇深。20世纪初期，在齐美尔将社会视为个体间“互动的网络”观点的影响下，社会学家们开始关注于从个体互动行为入手对社会结构作微观层面上的研究。在符号互动论者看来，艺术是一种意义不断交流沟通的互动关系网络，贝克也同样这么认为。在贝克那里，艺术界是一个艺术界公众通过协商而进行合作的关系网络:艺术界由所有这些人组成，他们的行为对于特定作品的生产是必要的，而这些作品则会被那一世界、也可能也被其它世界界定为艺术。艺术界成员调整着行为，参照惯例化的理解生产出作品，而这些理解则包含在我们通常的实践和所使用的人造制品之中。同样的一群人常常反复地、甚至是程式化地进行合作，以类似的方式来生产类似的作品，所以我们可以将一个艺术界看成是一个确定的、参与者之间发生合作联系的网络。就贝克的看法而言，“艺术界”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第一，在现代性语境下，艺术界是不同的行动者所共同存在的社会空间，艺术因而不是独来独往的艺术家的灵感迸发，而是一种协同合作的产物。第二，艺术界在一种协商秩序之下重新定位了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艺术不是反映论所认为的那样，是由某些预先存在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或是社会阶级所决定的。所谓艺术界其本身便是在各种行为及艺术实践的互动中所构成的组织结构，是合作程序化之后所形成的某种模式的集体行动。因而，贝克把艺术界视为“参与者之间的各种合作链的既定网络”〔13〕。艺术界的第三个特征则在于，较之于一般的社会结构，艺术界一方面是各种充满差异的个体经验行为的不断互动交错，它始终是变化和流动的;而另一方面，艺术界却总能通过生成相对稳定的艺术惯例，从而呈现为某种具有结构性、规范性的集体艺术实践行为。如果说贝克的“艺术界”概念是一种基于合作的关系网络，那么，布迪厄则把这一关系网络命名为“场”，他更侧重场中各位置之间的竞争。在此问题上，布迪厄最重要的两部著作是1992年《艺术的法则》以及1993年由约翰逊(RandalJohnson)所编的《文化生产场》〔14〕。布迪厄深受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他相信社会场域中存在着某种持续发挥作用的普遍秩序。正是在此意义上，他把文学场理解为“是一个遵循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内部结构就是个体中集团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这些个体或集团处于为合法性而竞争的形势下。”〔15〕在布迪厄的艺术场理论中，他不仅突出了场是一种由客观关系构成的关系网络，也突出了对文化与权力结构之间的暧昧关系。首先，布迪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概念，通过把资本形式扩展到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布迪厄指出艺术场通过特殊的文化资本实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权力配置，正是文化资本为场内的行动者(如作家、评论家、出版商等人)在艺术场中的竞争提供了斗争的武器。其次，布迪厄对艺术场作为一个关系网络的理解还涉及另一个与权力有关的关键词:占位(Position－tak-ing)。在布迪厄看来，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在艺术场中占据一定的位置，也正是各位置之间文化资本的不平衡及其交错关系构成了特定的关系网络。布迪厄对艺术场中“占位”现象的分析，无疑把握住了艺术场作为一种冲突的关系网络的那一面。其研究者罗宾斯就曾指出，与传统结构主义理论相比，“占位”体现出以下一些特征:第一，艺术场中行动者所占据的位置首先带有着强烈的历史性和地域性，它只是一种在结构及其它关系影响之下的相对位置。第二，由于行动者在结构中所占据的是相对的位置，并且这种位置不是生而有之，而是在各种关系中生成的，因而，他们总是带有变化的潜在可能性，处于不稳定状态中。第三，由于行动者在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是动态的而不具备恒久稳定性，因而，一方面各种位置所构成的关系构成了相对稳定和客观的关系网络，而另一方面，从长期情况来看，行动者在场中不断试图占据位置的行为也持续地冲击着那种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推动它的变化。〔16〕可见，对布迪厄而言，艺术场的性质不仅在于它呈现出了动态结构的特征，并且，这种动态性质的根源是在于场中各方力量之间的冲突与不平衡性，艺术场从而成为一个斗争的场所，是一个进行着权力争夺并实现区分的客观关系结构。其表现就是文化、价值、艺术观念不仅被持续地产生出来，并且还随着行动者的占位行为而不断地调整或是此消彼长。所谓的各种文化“现象”其实乃是深深地扎根在艺术场的结构性动力之中。布迪厄在对艺术场的分析中所注入的对社会权力的理解无疑为思索“艺术界”提供了更为深邃的思想资源。

产生范文篇2

关键词：混凝土；裂缝；原因；防治；处理

1混凝土裂缝产生主要原因

1.1人为因素

（1）设计不当产生的裂缝。为追求建筑物的外观样式，建筑物表面存在过多凹凸角，产生的凹角应力集中导致出现裂缝。一些超长建筑物，很易出现伸缩裂缝。此外，因设计的承重板件厚度太小，刚度减弱，板中受拉钢筋和受压混凝土应力增大，致使板件出现穿透性裂缝。（2）混凝土材料使用不当产生的裂缝，比如：使用导致混凝土收缩性较高的矿渣水泥、快硬水泥、低热水泥及水泥标号低或水灰比高均易产生裂缝。（3）施工方法不规范会导致混凝土产生裂缝。

1.2客观原因

（1）温度应力引起裂缝，目前温度裂缝产生主要原因是由温差造成的。（2）收缩引起裂缝，收缩有很多种，包括干燥收缩、塑性收缩、自身收缩、碳化收缩等等。这里主要介绍干燥收缩和塑性收缩。

2防治

2.1温度的控制

（1）尽量选用低热或中热水泥，如矿渣水泥、粉煤灰水泥等。

（2）采用改善骨料级配，用干硬性混凝土，掺混合料，加引气剂或塑化剂等措施以减少混凝土中的水泥用量，将水泥用量尽量控制在450kg/m3以下。

（3）降低水灰比，一般混凝土的水灰比控制在0.6以下。

（4）改善骨料级配，掺加粉煤灰或高效减水剂等来减少水泥用量，降低水化热。

（5）改善混凝土的搅拌加工工艺，在混凝土中掺加一定量的具有减水、增塑、缓凝等作用的外加剂，改善混凝土拌合物的流动性、保水性，降低水化热，推迟热峰的出现时间。

（6）热天浇筑混凝土时减少浇筑厚度，利用浇筑层面散热或采用搭设遮阳板等辅助措施控制混凝土的温升，降低浇筑混凝土的温度。

（7）如果是大体积混凝土，因为温度应力与结构尺寸相关，混凝土结构尺寸越大，温度应力越大，所以在混凝土中埋设水管，通入冷水降温，减小混凝土的内外温差，减小约束。

（8）拌合混凝土时加水或用水将碎石冷却以降低混凝土的浇筑温度，浇筑混凝土时，预留温度收缩缝。

（9）是减小约束，浇筑混凝土前宜在基岩和老混凝土上铺设5mm左右的砂垫层或使用沥青等材料涂刷。

（10）是加强混凝土养护，混凝土浇筑后，及时用湿润的草帘、麻片等覆盖，并注意洒水养护，适当延长养护时间，保证混凝土表面缓慢冷却。长期暴露的混凝土浇筑块表面或薄壁结构，在寒冷季节采取保温措施，以防止寒潮袭击。

（11）在混凝土中配置少量的钢筋或者掺入纤维材料将混凝土的温度裂缝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12）规定合理的拆模时间，气温骤降时进行表面保温，以免混凝土表面发生急剧的温度梯度。

2.2采用合理的施工方法

（1）混凝土的拌制，要严格控制原材料计量准确，同时严格控制混凝土出机塌落度，要尽量降低混凝土拌合物出机口温度。

（2）混凝土浇注过程质量控制。浇注过程中要进行振捣方可密实，振捣时间应均匀一致以表面泛浆为宜，间距要均匀，以振捣力波及范围重叠二分之一为宜，浇注完毕后，表面要压实、抹平，以防止表面裂缝。另外，浇注混凝土要求分层浇注，分层流水振捣，同时要保证上层混凝土在下层初凝前结合紧密。避免纵向施工缝、提高结构整体性和抗剪性能。尽量避开在太阳辐射较高的时间浇注，若由于工程需要在夏季施工，则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浇注尽量安排在夜间进行。混凝土在实际温度养护的条件下，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75%以上，混凝土中心与表面最低温度控制在25℃以内，预计拆模后混凝土表面温降不超过9℃以上允许拆模。在混凝土在拆模后，特别是低温季节，在拆模后立即采取表面保护。防止表面降温过大，引起裂缝。另外，当日平均气温在2～3d内连续下降不小于6～8℃时，28d龄期内混凝土表面必须进行表面保护。

2.3设计部门应明确建筑物的安全第一的宗旨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对建筑物的实用性、装饰性进行改进，不可片面追求建筑物的经济性和装饰效果。

2.4混凝土材料方面

（1）选用收缩性较低的水泥，合理搭配水泥强度等级与混凝土强度等级之间关系。一般情况下，水泥强度比所使用的混凝土强度大一个等级。如配置C30混凝土，使用强度等级为42.5的水泥比较合适，可以达到合理的水灰比，保证施工质量。切记不能只为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使用高标号水泥、大水灰比的配合比。在现场一定要设置与施工规模和进度相匹配的水泥库，严禁不同厂家的水泥混用。

（2）选用级配良好的粗、细骨料，粗骨料中针片状石子严禁超标，细骨料不能使用细砂，含泥量严格控制在规范要求以内。尽量选用收缩率小的骨料。夏季骨料温度高时，采用洒水等降温措施，减缓混凝土水化反应速度，降低混凝土入模温度。

3.1表面处理法

包括表面涂抹和表面贴补法。表面涂抹适用范围是浆材难以灌入的细而浅的裂缝，深度未达到钢筋表面的发丝裂缝，不漏水的缝，不伸缩的裂缝以及不再活动的裂缝。表面贴补法适用于大面积漏水（蜂窝麻面等或不易确定具体漏水位置、变形缝）的防渗堵漏。

3.2填充法

用修补材料直接填充裂缝，一般用来修补较宽的裂缝（〉0.3mm），作业简单，费用低。宽度小于0.3mm、深度较浅的裂缝，或是裂缝中有充填物、用灌浆法很难达到效果的裂缝，以及小规模裂缝的简易处理可采取开V型槽，然后作填充处理。

3.3灌浆法

此法应用范围广，从细微裂缝到大裂缝均可适用，处理效果好。

3.4结构补强法

因超荷载产生的裂缝、裂缝长时间不处理导致的混凝土耐久性降低、火灾造成的裂缝等影响结构强度可采取结构补强法。包括断面补强法、锚固补强法、预应力法等混凝土裂缝处理效果的检查包括修补材料试验、钻心取样试验、压水试验、压气试验等。

4混凝土裂缝控制案例分析

4.1在建工程发生裂缝描述

某小区在建某栋楼为六层砖混结构，在砌砖基础前用商品混凝土做300mm厚垫层，其中商品混凝土的配比及相关参数如下：该商品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15，落度为110-130mm，水泥强度等级为P32.5，细骨料的细度模数为2.5，粗骨料最大粒径为31.5mm，，减水剂掺量为1.6%，掺平电Ⅰ级粉煤灰.混凝土的配合比为：水泥：细骨料：水：掺合料：外掺剂=257：739：1156：180：64：4.0（每M3）。混凝土浇筑完毕后，又按照要求对其进行了规定时间的养护。但是，在垫层的某些部位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裂缝。经现场检查发现，裂缝大部分属表面裂缝，长短不等，尺寸在20mm-400mm之间，多出现在拐角等部位，形状没有任何规律。结构内部将产生应力，当应力超过混凝土抗拉强度时即产生温度裂缝。

4.2初步处理措施

基础混凝土垫层存在部分严重收缩缝，经勘察为表面收缩裂缝。对于基础混凝土垫层存在部分收缩裂缝问题，采用人工沿裂缝每边各50mm凿除，用水冲洗干净后，用C20细石混凝土重新浇筑，待终凝后浇水养护。完毕后使聚合砂浆保持一定时间的湿润状态，初凝后养护7天以上。实践结果证明，对于混凝土垫层，该加固处理方法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4.3以后施工过程中裂缝的防治措施

（1）混凝土收缩值的大小和水泥品种、用量、拌和用水量、骨料规格、振捣密实性和养护好坏有关，应严格控制混凝土配合比、水灰比和砂率。

（2）为保证混凝土工程质量，防止开裂，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正确使用外加剂也是减少开裂的措施之一，可掺加高效减水剂来增加混凝土的坍落度和和易性。

（3）在炎热环境中降低混凝土表面温度，如用冷水拌合、覆盖模板及底板、避开一日中最热时间施工等。

产生范文篇3

怀集一中龙川

教学目标：

1知识要求：识记金融、金融机构、银行的基本含义；

2能力要求：理解银行经营存款、贷款、汇兑业务；银行是充当信用中介的金融机构，银行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3觉悟要求：通过本课教学使学生认识到近代银行同旧银行的本质区别，认识到银行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

教学重点：银行的含义

教学难点：银行的含义

教学方法：阅读法讲授法讨论法

教学准备：CAI多媒体

教学安排：一课时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提问）：说到银行，同学们可能并不感到陌生，能否举出我国有哪些银行呢？

（学生回答）：略

教师归纳：我国有各行各类的银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每一类银行的具体作用又有所不同，要了解银行的作用，首先就要从银行的产生说起。

第六课银行和储蓄者（CAI）

第一节我国的银行（CAI）

一银行的产生（CAI）

（学生阅读课文回答）：什么是金融、金融机构？（CAI）

（学生回答）：略

（教师讲授）：在市场经济中，一些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善于生产和经营，积累了大量的钱（货币），暂时用不着；而另外一方面，一些生产者和经营者可能需要扩大生产规模而发生资金短缺。这就出现资金短缺者向资金多余者借款的现象，即需要资金的融通。

1金融和金融机构（CAI）

（1）金融的含义：资金的融通（CAI）

（2）金融机构的含义：资金融通的中介机构（CAI）

（教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机构的种类、规模也日益增加和发展。在金融业中，专门从事货币的投放和回笼，货币收支的组织和管理，使货币在不同所有者之间借入和贷出的主要机构，就是银行。所以，

2银行是主要的金融机构（CAI）

除此以外，其他非银行机构也承担着各种资金融通业务，和银行共同构成国家的金融体系。如图示：

金融——→金融机构——→{银行金融体系}（CAI）

非银行金融机构

3银行的产生——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CAI）

（学生阅读课文回答）：银行和的产生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学生回答）：略

（教师讲授）：

（讨论）：从业务上看，银行出现的主要标志是什么？（见课文“想一想”）：

（学生讨论）：略

（教师归纳）：当货币兑换发展到兼管货币保管、收付、结算、放款等到业务时，银行就出现了。所以，银行主要是经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银行一方面帮助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成为借款人和贷款人的中介；另一方面，它又充当支付中介。因此，银行起到信用中介作用。

所谓信用，是指商品买卖中的延期付款、赊销或预付款以及货币的借贷行为。而货币的借贷关系，就称之为信贷。

（学生阅读课文回答）：

银行的含义是什么？（CAI）

（学生回答后教师讲解）：

4银行的含义：依法成立的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CAI）

正确理解银行的含义要把握三点：

第一，银行是金融机构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银行是从事货币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

第三，建立银行必须依照法律规定。

（讨论）：金融机构就是银行。

（学生讨论）：略

（教师分析归纳）：第一，金融是资金的融通，资金融通的中介机构称为金融机构。它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第二，银行是依法成立的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是最主要的金融机构。

第三，我国的金融机构体系由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其它金融机构组成。因此，不能把金融机构等同于银行。

（课后小结）：银行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起信用中介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它的职能和作用将日益显示出来。

（课后作业）：

一单项选择题：

1金融是指

A商业银行B资金的融通

C从事货币借贷的中介机构D资金的流通

2银行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定阶段”指的是

A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B货币兑换业的出现

C当货币兑换业发展到兼营货币保管、收付、结算业务时

D当货币兑换业发展到兼营货币保管、收付、结算、放款等业务时

3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作用是

A借贷中介B支付中介

C汇款中介D信用中介

4现代银行是指

A依法成立的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企业

B专门从事经营货币信贷的业务的金融机构

C专门从事经营货币保管、收付、结算、放款等业务的金融机构

D依法成立的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

二不定项选择题：

1银行的业务范围有

A从事货币兑换

B经营存款、放款

C从事货币的投放和回笼

D货币收支的组织和管理

2现代银行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

A货币兑换业的出现

B反封建性质的高利贷银行

C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

产生范文篇4

1MSC下行内核结构及工作原理

1．1TC1796简介

英飞凌公司生产的TriCore系列中的TC1796是一款专门针对汽车应用而设计的功能强大的处理器芯片。TC1796中集成了一个MSC(微秒总线接口)模块]。该模块专门为驱动功率设备而设计。该模块的数据信息和控制信息通过高速同步串行下行通道与功率设备通讯，MSC中内置了SPI的所有引脚，同时做了些扩展，具有四个片选通道，而且具有N型与P型输出通道。

1．2下行通道结构

MSC内核分下行通道与上行通道，这里主要介绍下行通道。下行通道由32位移位寄存器、下行通道控制模块、lfO控制模块，下行数据寄存器DD、下行控制寄存器DC以及两个多路复用器组成。下行通道模块结构如图1所示。

1．3下行通道工作原理

在下行通道控制模块的控制下，将32位移位寄存器内存放的值通过s0端输出。32位移位寄存器中存放的值主要有以下四个来源：

(1)由TC1796内部GPTA(局部定时器阵列)模块产生，经ALTIN输入；

(2)同样由TC1796内部GPTA模块产生，经ALTIN反相后输入；

(3)由MSC内部的下行数据寄存器DD产生；

(4)由MSC内部的下行控制寄存器DC产生。

2下行控制

32位移位寄存器分为SRH与SRL两部分，所以下行控制SRH与SRL也分为两部分。由于SRH与SRL相似，这里以SRL控制为例进行讲述。MSC下行控制是通过三个控制寄存器(DSC．CP，DSDSL．SLx，ESR．ENLx)与一个控制信号(EMGSTOPMSC)实现的，将上述的四种数据来源载入到32位移位寄存器。控制情况如表1所示。

产生范文篇5

一.性格内向的学生较多

通过多年教学工作我发现沉闷型班级的学生构成中，性格内向的学生比较多。他们性格温和内向，平时很少说话，包括课间说话声音都很小。与老师谈话脸会红，上课时对老师的教学回应很少。性格内向与外向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如若因为性格导致学习生活上的不主动和不积极，就要引起我们老师的关注了。性格内向的学生虽然大多比较乖巧，但同时和他们沟通也很困难。班级这样的学生多了就很容易导致整个班级呈现沉闷的气氛。通过课堂教师提问对象的观察，内向型学生课堂发言较少，成为班级课堂沉闷的大多数。

二.引领班级的班干较少

要加强班级建设，就一定要发挥好班委会及班干部的核心领导作用，各负其责，各尽所能，调动班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使班级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当班干部在班级中不能够尽到自己相应的职责，有名无实，整个班级的管理仅靠班主任一人，我们会发现好的班级氛围很难出现。因此，一个班级没有班干积极组织工作，没有好班干的引领，则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班级，出现课堂，课外的沉闷现象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班级教师的引导不当

教师是学生成长的引领者，在教育教学中教师起着主导作用。不同的教师有着不同的教学理念，不同的教学能力及水平，在教学中容易出现不同问题。1.教师对学生的要求过高。学生对某一知识点掌握的不够全面，语言描述不够严谨正是我们教师应该给予纠正和引导的地方，而不是一味的否定，学生心中都有自己的想法，但语言上确实有欠缺，教师没有及时的肯定学生描述中正确的部分，导致学生否定自己的理解，产生胆怯心理，不敢主动去展示自己的想法。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出错是常有的事。由于他们处于中学阶段，处于青春期每个人的能力及对知识的掌握存在差异，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各不相同，因此在处理日常生活学习中的问题时也存在许多的不足之处。教师对学生的要求过于完美是对学生的一种伤害，进而失去进取的信心，丧失学习的积极性。2.教师教学方法单一。教师也是一个艺术家，学会有艺术的管理学生能够很好的激发学生学习生活的热情。不管是学生的课堂还是课外时间教师一成不变的管理模式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审美疲劳，换个形式增强新鲜感是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和热情的好方法。课堂上气氛沉闷，学生不能很好的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时，教师就要及时采取措施，调动班级学生学习气氛，可以讲讲故事，可以让学生讲解，可以进行小组比赛等。看上去耽误了课堂的教学时间，但是适当的调节可以提高课堂的效率。“磨刀不误砍柴工”让学生做真正的时间主人。3.教师的语言缺少启发性。常常有些教师的语言枯燥无味，毫无引导性和启发性，他们在班级管理上死板教条，与学生交流的语言匮乏。因而在这些教师的课堂上及班级管理中，我们经常看到学生上课听的无精打采，甚至会出现成排睡觉的现象，课外做事情也是毫无激情的。因而教师要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使得自己的语言平实，富有幽默感，机智有激情，从而很好的管理班级。

四.课堂教学的方法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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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题】当代中国社会问题

【正文】

当代中国还在经历着“双重转型”——由封闭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开放的工业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必然带来相应的婚恋文化与婚恋观念的变化，导致婚姻观念与行为的多元化。恋爱低龄化，离婚率上升，婚外恋增多，未婚同居及婚外性行为……使得爱情、生育与婚姻由原先的统一转变为日趋分离。于是，试婚这种正常而又特殊的现象在我国悄然流行，并成为一种时尚。“试婚”，指的是男女双方不受法律约束，带有一定试验性质的婚前同居行为。据调查，上海市5个区的20岁～35岁的青年中，未领结婚证书的“野鸳鸯”占19.8%，达1460对，在上海100对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新婚夫妇中，有30%曾有过婚前同居生活。福建省某市妇联的调查表明，试婚者已占婚龄人口的22.8%，而且有“方兴未艾”之势。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基础，探究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社会基础是我们对这种现象进行明智处理的前提和基础。笔者尝试从社会学的视角，运用社会学中社会互动、城市化、社会变迁和社会控制等范畴对这一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增加一点我们对“试婚”这种现象的理性认识。

一、试婚：一种新的社会互动方式

社会互动简单地说就是人们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是人们对他人采取行动或对他人行动作出反应的社会过程。社会交换理论曾对人们的社会互动作过经典论述。乔治·霍曼斯等人提出的交换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相互作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交换的关系所决定的交换过程。个人利益是人们之所以相互交往背后的普遍动机。人们相互之间在进行社会互动时，普遍追求的是“社会利润”最大化。试婚赞同者认为，婚姻伴侣的选择应该更加富有理性，而对理性的理解，专指男女双方在这一阶段中各自的交换代价或交换成本，进入一桩尝试婚姻是期待着报偿，是一个尽可能地寻求最好交易的过程。

这种交换过程中，对进行试婚的男女来说，所付出的“交换代价”或“交换成本”主要有自己的物质财富、情感、时间、精力、贞操、性恩惠、责任及部分社会公众的否定性评价。但男女双方的这种“交换成本”或“交换代价”是有差别的。因为在中国封建残余思想还没有得到彻底清除的前提下，女性所受的社会压力、社会舆论的约束力更大、更广泛。在这种交换社会中，社会公认的或者说女方必须付出的交换代价是自己的贞操，自己的“性恩惠”。而对于男性来说，没有社会所公认的必须付出的代价。

通过这种社会交换，进行试婚的男女大多期望得到的“社会报酬”或“社会利润”是找到一个自认为能与自己共创美好明天的终生伴侣。在尝试的过程中，男女双方要对对方的人生观、价值观、性格爱好、生活方式、为人处事方式及性能力进行综合的评价，最后才能确定是否把对方作为终生伴侣。但是，除了以找到理想终生伴侣为主要社会报酬的试婚者外，大千世界也不能排除还有打着试婚的幌子玩弄他人感情的骗子。有这种动机的试婚者多为男性，在他们看来，试婚是个与多名女性保持性接触的好借口，既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又不需要付出任何经济上或心理上的代价。我们也不能否认，有极少数女孩贪恋物质生活享受，不惜以自己的身体和人格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男友”所给予的优越的物质生活。

尝试婚姻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男女双方就要对“社会代价”与“社会利润”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如果这个比值被认为是不利的，伴侣双方就不可能承担起共同生活的法律责任，不可能走进结婚礼堂，他们这段试婚经历只为他们以后的婚姻生活积累了“一点经验”。如果伴侣双方都认为利润是令人满意的，他们就可能走进结婚礼堂，共同承担起婚姻生活的法律责任和义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中国，有些伴侣虽然对这个“比值”并不怎么满意，仍有可能走进结婚礼堂，这主要归因于，人们内化的传统伦理道德——即使已经弱化了的影响和约束。这时，我们可以说他们得到的社会报酬虽然不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终生伴侣，但他们所期望得到的是社会对他们这段试婚经历的认可，也许只是一种事后认可。

二、城市化：试婚的温床

所谓城市化，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它包括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是城市数目的不断增加，二是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从宏观上看，城市化的发展程度极大地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它同时还影响着人们微观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婚恋行为和婚姻模式也在所难逃。城市化现象导致我们倾向于接受同居行为。大都市是哺育试婚的温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大都市具有容忍性：利奥·斯罗尔1950年到1970年通过对纽约曼哈顿进行的深入的社区研究，得出城市居民具有很强容忍性的结论。他认为，异质性是大都市最基本的特征，城市居民在这种人口特质异质性很高的社会环境中，慢慢地产生了一种容忍的态度，也就是“见怪不怪”。这样，有利于新发现、新发明首先在城市里立足，形成百家争鸣、求同存异的局面，所以城市总是显得朝气蓬勃，新事物层出不穷，不断推动整个社会向更高级的文明迈进。城市的容忍性，又使城市居民能够认识不同的观念，接受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城市居民更加开放、更加“前卫”。所以，“试婚”作为与我们的主流文化所推崇的受法律保护的正常的婚恋途径相悖的一种婚恋模式，也只可能首先在这个极宽容的社区里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可。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也必然使更多的伴侣得到这种容忍。

大都市具有匿名性：都市人口数量大，个人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机会去结识每一个人。所以一个人所认识的人的数量与整个都市人口数量化，只是极小的一部分，这样，城市所面对的大部分是陌生人，都市就成了一个“陌生世界”，除了在极小的几个特别的场合，比如住宅及工作单位附近外，一个人在城市很难碰到一个熟识他的人，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在他眼前一晃而过，几乎毫无印象。而在农村社区，由于人口数量小，大家都相互认识，从相貌、衣着到言谈举止甚至祖宗三代都清楚。这样，一个农村居民不仅活动范围小，而且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父母亲友、隔壁邻里的视野范围内，因而令人产生一种被严重束缚的感觉。城市社区的匿名性，使得个人有更大的自由，也就是说相对农村社区的“被束缚”，城市居民是一种“解放”，因此，城市居民的个体意识强烈，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疏离感和相互戒备意识，因为你常常面对一个对其毫无所知的人。这种匿名性的结果是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力削弱。试婚作为一种新的婚恋模式，虽然在城市社区中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和宽容，但它毕竟不是合法的、不是大多数人所推崇的，再加上试婚的失败对伴侣双方的影响也是极大的。所以大多数试婚者还是期望他们这种生活方式“秘密地进行”。因而城市社区也就是试婚者的理解场所。

大都市具有冷漠性：一个人是否孤独、寂寞并不在于他周围有没有人，主要是在于有没有心灵的沟通、情感的交流。随着城市化的飞速发展，现代文明的迈进，城市人越来越发现，他们并不是文明的受益者，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接踵而至。没有人否认城市是文明的产物，可人类在享受城市文明提供的便利与舒适的同时，又不得不忍受着它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压力和重负。拥挤的生存空间、飞快的生活节奏、无休止的竞争使城市人本来就很脆弱的心灵变得更加紧张、恐惧和多疑。许多城市人都不同程度地感到人生之沉重、生活之艰难、命运之不测、未来之渺茫。为此，许多城市人经常游离了正常的心理状态，感到困惑、浮躁、恐惧。另一方面，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使得人际行为和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人们在社区生活中的日常行为，已不像农村社区中那样与社区生活的整体紧密相联，而是逐渐从中分离出来，成为某种在特殊组织或特定地点的行为方式。人们相互之间的交往越来越趋向表面化和事本主义。他们之所以要交往是为了达到某些功利性的目的。正是这种事本主义式的交往使得他们之间并没有心灵的沟通、情感的交流。也就是说，他们的交往缺乏爱、缺乏感动。也正是因为这种没有心灵沟通、情感交流的交往使得积压在人们心中的困惑得不到消除、紧张得不到缓解。因此，许多城市人常常沉浸在孤独、寂寞、无聊之中，热恋中的伴侣们也不例外，他们为消除这种孤独、寂寞、无聊、紧张、恐惧，索性组织起一个“准家庭”，为自己在这个“非人性”的城市空间寻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

三、文化变迁：试婚的推动力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按此理解，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物质文化的变迁主要表现在新生产工具的应用、新的科学发明与创造等，非物质文化的变迁主要表现在思想观念、组织制度等非物质的“人工制品”的发展。文化变迁作为试婚的推动力也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

从物质文化变迁的角度看：

其一，物质文化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避孕能力。科学技术特别是医疗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避孕方法得到普及和人工流产更加安全可靠、简便易行。人们不再担心非婚性关系会带来私生子的后果。正如罗素所说“避孕法改变了性和婚姻的整个面貌，使性和婚姻区别开来，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于是，传统的性道德和禁忌受到挑战。人们突破“常规”的胆子大了，即使女性也难以像过去那样严守“贞操”。事实上，大多数情侣们的婚前性行为都是在避孕措施的保护下进行的。今天良好的避孕工具、技术的推广为试婚提供了条件和安全保障。

其二，物质文化的发展提高了结婚成本。经济是基础，经济是我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和条件。婚姻毕竟不是个人的私事，婚姻是一种社会行为。在中国一桩婚姻要得到社会的认可，不仅需要在婚姻管理部门登记，还有很多“复杂的社会程序”。要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得有房子，得添置一些必备的家俱。结婚需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要宴请双方的亲友。更为现代的青年男女还要旅游，还要度蜜月，这样算下来，结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特别是近年来受到高消费思潮的冲击，互相攀比，结果致使结婚的费用和物质要求越来越高，使某些人特别是城市里的某些男青年无法承受。这样一来，很多青年没有经济能力结婚，但他们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于是试婚就是最佳选择。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中心的调查，有18.2%的人认为同居是因为住房紧张和经济困难。

从精神文化发展的角度看：

其一，精神文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婚姻只是“传宗接代”、“养儿育女”意义上的结合。“男女相约共同担负抚育他们所生孩子的责任就是婚姻”，“婚姻是确定两性关系和个人开始性生活的仪式”。而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文化的飞速发展，这些传统观念已经在中国社会没有根基。在现代年轻人看来，个体作为社会人的存在，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婚姻生活方式，两个异性的同居完全是个人的一种选择，感情上的性关系今天无须经过正式婚姻登记证明为合法就可以获得社会的承认，而且有婚姻身分的人士也不再自命为“正统”与“清高”了。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家庭只是“生育合作社”、“经济共同体”，家庭的意义就在于为本家族“人丁兴旺”，就在于为自己提供经济生活上的保障，对妇女尤其是这样。而在现代年青人看来，家庭是以满足夫妻情感需求为主的“心理——文化”群体。夫妻关系取代了亲子关系在家庭中的轴心地位，夫妻双方的心理适应、文化水准、道德品格、情趣爱好及性能力等一系列精神因素，对于婚姻的存亡和家庭兴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所有这些在大多数情侣们看来，仅有恋爱期间的交往是无法作出评价和判断的。因此他们往往会选择一个“最佳”方式，在建立法定家庭之前，先来个试验，对彼此在这些指标上加以测量。这样试婚就成了他们的必然选择。

其二，精神文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性观念。精神文化的发展除了受到本民族文化自身的内在因素影响之外，还要受到外来文化传播的影响。在性观念方面，主要是受到西方“性自由”、“性解放”等思想的冲击。西方的“性自由”、“性解放”对破除中国人的“性神秘”，实现男女平等的性权利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劳。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也动摇了人们的性道德。在现代年轻人看来，爱情不仅是精神的、物质的，而且是肉体的。“如果人们相爱，性生活当然是爱情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对性生活的种种限制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性生活是促进爱情的积极因素。他们还认为，婚前性行为是“透彻地了解人的一条重要途径”，它有助于人们作出终生伴侣的抉择。结婚只不过是履行法律手续而已，在此之前，男女只要彼此相爱，就可以在一起过性生活，通过一段同居，如果双方感到满意，那么就可以通过法律的手续结为夫妻，如果双方并不满意，那么就赶快“散伙”。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保证今后正式婚姻和家庭的稳定。总而言之，他们坚信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如果要求人们在不知道他们在性的方面是否和谐的情况下就进入一种终身的关系，那是荒唐的”。

四、社会控制：为试婚开绿灯

社会控制是指社会依靠自身的力量影响、限制和规定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利用奖励和惩罚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协调个人和社会之间以及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藉以保证社会的协调稳定发展。社会学家根据是否使用强制手段，将社会控制划分为强制性社会控制和非强制性社会控制。强制性社会控制主要包括政权、法律、纪律和政策；非强调性社会控制主要包括习俗、道德、宗教、舆论。基于这些理解，笔者将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社会控制是如何为试婚者开绿灯的。

从强制性社会控制来看：

其一，试婚是法律中的一个盲点。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禁止试婚，更没有对试婚者定罪量刑。《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并且紧跟时代的步伐，为了更好地规范人们的婚恋家庭行为，于1980年、2001年两次修改和补充。这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人们婚恋行为的高度重视。但我们仔细研读这三部《婚姻法》就会发现，并于同居方面，只是说“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很显然这里的“同居”主要是指婚后与配偶以外的异性同居，而且对这种“同居”也没有什么处罚措施，更没有定罪量刑，只是在产生经济纠纷之后，作了一些财产处理的规定。法律对“婚外同居”是“如此宽松”，婚前同居即试婚就更不用说了。

其二，纪律在试婚者面前很无奈。纪律是一定的社会组织为自己的成员规定的具体行为准则。在现实生活中，有极少部分社会组织、单位只顾组织的利益，只追求组织目标的实现，对组织成员的日常行为不问不闻，对组织成员的爱情、婚姻、家庭和性等极具敏感性、隐私性的行为更是充分“尊重”，放任自流，这样一来，试婚者几乎不会受到任何组织的约束。也有些组织为了规范组织成员的婚恋家庭和性行为，明确禁止婚前性行为。但这些规定在试婚者面前形同虚设，倍感无奈。以高校为例，绝大多数高校都明文规定“宿舍不得留宿异性”，也有些高校组织“校园文明执勤队”，晚上10点之后对校园的草坪、树林等一些较为隐秘的地方进行检查。这样一来，校园内“棒打鸳鸯”，使得情侣们不得不在外面“开辟新的根据地”，俨然象一个小家庭。在上海有不少高校，明文禁止学生的性行为，但避孕套自动发放机却在校园“闪亮登场”。这些作法除起了一点对纪律的嘲讽作用之外，其他什么作用也没有了。

从非强调性社会控制来看：

其一，道德相对主义使试婚者免受道德约束。道德是以善恶、荣辱等观念来评价和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社会行为规范。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道德具有相对性，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但从某一历史阶段的横截面上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道德的阶级性、相对性减少，道德的社会性、客观性在增加。近几年来，由于受到西方相对主义价值观的冲击，道德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表现在以道德原则为中心，以行为规范为准则，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的道德价值观向以非道德的价值为中心，以功利行为为规则，具有不稳定性、相对性的道德观转化。据上海对18所高校2063名大学生的调查，关于“未婚同居”的看法：认为“只要是缘于爱情，可以理解、宽容”和“不应当过问别人私事”的两种人共占89.5%，而认为是“道德上的堕落”的仅占9.2%。由此说明，在道德问题上抱宽容、理解的态度的占绝大多数。正是因为这种道德相对主义，甚至道德虚无主义，使试婚者未受到任何道德约束和良心谴责。

其二，社会舆论的弱化，为试婚者减轻心理压力。社会舆论是社会上众人对共同关心的某一事物、某些人或问题的议论和评价，换言之，就是公众对某个问题所持的意见和态度。正是这些评论、意见和态度的广泛传播，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造成一种社会心理压力，从而约束人们的言行。舆论的承担者是大众，舆论产生的前提条件是“关心”——大众对某些人和事的关心。在当前社会，有大众，但这些大众都是“原子个人”，他们对众多事物，特别是那些不关自己功利的事物表现出一种“无兴趣、无所谓、无意义”的无责任化倾向来。人们对试婚者采取的态度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那管他们床上事”，“敲门之声相闻，管他来者是谁”。对于试婚者，人们懒得去关心，懒得去议论，懒得去评价。据《家庭》杂志社家庭研究中心与有关机构合作，于1998年上半年对广州地区的100名婚前同居者的调查：当问及“你实行婚前同居，周围的人知道吗”时，表示朋友知道的占44%，父母知道的占36%，邻居知道的占20%，单位知道的占10%。他们感受到的压力显然比想象的要小得多。只有28%和22%的同居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压力或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来自单位的压力则更小，仅有12%的人感受到。这种“宽松”的环境怎么能形成公众对试婚者的舆论压力。

通过以上我们对产生试婚现象的社会机制分析，发现试婚在中国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一棒打死”和放任不管都是不明智的选择。我们应该借鉴瑞典的经验，把试婚纳入法制的轨道，用法律去规范人们的试婚行为。

【参考文献】

1［英］罗素：《婚姻革命》，东方出版社，1988年。

2费孝通：《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风笑天等编：《社会学导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

4刘达临等：《中国婚姻家庭变迁》，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

产生范文篇7

一、从项目选择角度看信贷配给

首先对项目选择风险进行分析。假定一个企业决策者有优、劣两个项目可供选择，优项目可以按概率PG获得每单位投资产出G；劣项目可以按概率PB获得每单位投资产出B，那么优项目的预期收益就是PGG，劣项目的预期收益就是PBB。项目的好坏取决于预期收益水平，而并非取决于项目的单位投资产出。一个预期收益高的项目即使其单位投资产出低也是一个优项目，而一个预期收益低的项目即使其在低概率成功条件下能获得高产出也只能是一个劣项目。由于银行是从项目投资者处获得固定收益，因此，从银行的角度考虑，它当然希望所有的投资者都选择优项目。

但是，从企业管理者角度而言，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并不完全遵从银行的意愿。在银行不监管企业使用贷款R的前提下，企业只有在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才会自觉地选择优项目，即PG（G－R）＞PB（B－R）（1）

对式（1）进行变换可得：R＜RC＝（PGG－PBB）／（PG－PB），其中RC是企业选择优项目和劣项目的贷款临界债务量，它意味着银行为了避免企业选择劣项目而把贷款的数量控制在RC以内。但是，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中，计算RC谈何容易，银行不可能了解所有企业的所有可选项目的预期收益水平，也不可能了解所有项目成功的概率，所以银行往往预先设定一个合理的预期收益E＝P′N′。

当贷款数量R＜RC时，企业会选择优项目，故在开始阶段，银行预期收益E随R的增加而增加；当贷款数量R＞RC时，企业会选择劣项目，而劣项目成功的概率PB极小，所以银行会选择一个适当的信贷量RS，它是一个与预先设定的预期收益E相对应的信贷量RY很接近的数量，用公式表示为：RS＝RY＋ε，ε是一个很小的正数，以保证RS不能大于RC。这实际上就是通过控制对借款者的满足度（即信贷配给）来控制借款者的道德风险。

二、从企业贷款偿还选择角度看信贷配给

假设企业从银行得到利率为r、数量为R的贷款，企业的投资收入为贷款数量R的函数f（R）。那么，企业在单位时间的静态利润可用下式表示：л＝f（R）－（1＋r）R≥0（2）

如果企业的投资收入f（R）＜（1＋r）R，企业将无力偿还贷款，此种情况并非贷款还款的道德风险，引发这种风险的原因可能是企业选择了劣项目。如果企业的投资收入、支付本金和利息与不偿还成本有如下关系：f（R）＞（1＋r）R＞Cno，即R＞Cno／（1＋r）（3），其中，Cno是不偿还成本，则企业会选择不偿还策略。

上述方程反映了企业是否偿还贷款的经济决策过程。方程（2）表明企业偿还贷款的条件是企业要有正的现金收入，投资收入要大于本息之和。因此，对银行而言，选择贷款项目的首要条件是利润为正。方程（3）表明银行要消除企业选择不偿还策略的风险，应使信贷总量少于Cno／（1＋r），也就是使信贷总量少于企业不偿还成本的贴现值。因此，分析和观察企业的不偿还成本就成为银行决定信贷配给额度的重要因素，它决定了企业可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最大数量。

对于银行而言，面临不偿还风险的情形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处置抵押品的市场机制，抵押品的专用性强（多数企业以厂房、设备作抵押），最严重的是有的银行在信贷时没有索取抵押品，导致在企业不偿还信贷时无法对企业进行惩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借款实际上有些类似于主权债务。如果银行决定将贷款不能收回的信息私有化，企业所面临的机会成本将更小，企业的损失也会低于主权债务赖账所带来的损失。主权债务赖账将使债务人失去继续融资的机会，但是，如果债权人与其他债权人不存在有效的信息共享，企业实际上还存在其他融资机会。因此，为了避免出现上述不利情况，银行通常要求申请信贷的企业提供抵押品。抵押品的作用在于它提高了企业选择不偿还策略的机会成本。

企业选择不偿还策略的成本（Cno）一般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是失去抵押品价值；二是失去再融资机会的可能性；三是受债权人的惩罚。用数学公式表示为：Cno＝aA＋PL＋F。

其中：A—抵押品的折旧价值；

a—抵押品拍卖时的折旧系数；

P—无法再次融资贷款的可能性；

L—企业预期的未来信贷融资额；

F—银行对企业采取惩罚行为时发生的成本支出，这部分支出通常包括进行法律诉讼时的支出以及败诉后被迫偿付的数额。

在不偿还成本中，A是商业银行进行贷款前可以选择或谈判的内容。如果这部分资产的价值大于银行信贷本身（1＋r）R，而且进行拍卖使得折旧系数较大，则银行面临不偿还的风险较小。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PL项的数值越大则企业的不偿还成本越高。PL项中的因素P和L对银行和企业而言，如果金融机构存在信息共享，则P值将会很高，这样，对于一个较高的L值，企业的不偿还成本将较高。但是，如果银行间不存在信息共享，如果面临贷款损失的银行试图将损失转嫁给其他的银行，则P值将会很低。在这种情况下，P对整个银行业是一个外生变量，对单个银行则可能是内生变量。L对企业来讲似乎是一个外生变量，但实际上L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在正常情况下，获得再次的信贷额仍然需要新的抵押品，因此，这一变量对企业而言并非外生变量。不偿还成本中的第三项因素F对企业和银行均是内生变量，它取决于法律体系的效率和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因素。

在分析企业不偿还成本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银行在面临企业选择不偿还策略时可以采取的策略有两种：第一种是进行信贷配给，即按照Cno既定的数额控制信贷总量，即控制方程（3）中的数额；第二种是银行试图影响Cno的成本。所以，由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银行面临的道德风险较大，从而导致信贷配给的产生。

三、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由于企业的项目选择与贷款偿还选择等道德风险导致了信贷配给现象的产生。如果能够消除道德风险，那么信贷市场就能够达到瓦尔拉斯均衡（即市场体系中的所有市场通过价格运动而使供求达到均衡，在均衡状态下，经济行为人都唯一地根据价格信号做出自己的行为决策，它撇开从非均衡到均衡的时间调整过程并假定这种过程是瞬间完成的），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即生产资源的配置和财富的分配如果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任何重新改变资源配置或财富分配的方法，已经不可能不使任何人的处境变坏的情况下，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更好）。防范信贷市场上道德风险的措施有：

1．加强企业资信评级和贷款的评估，尽量减少银行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企业要强化信用观念，不仅要把个人信用看成一笔无形资产，而且要尽力维护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对逃避债务的企业，企业之间要联合制裁，停止对其提供商业信用。政府要加强企业对会计报表的约束力，整治信用环境，重视发挥行政手段，把信用评估列入企业的业绩考核。

产生范文篇8

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的功能主要是在生产力的范围内得到阐述的，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念的提出，这种叙述方式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然而，随着韦伯、卢卡奇、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关于科学技术问题的论著的出版，尤其是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技术与科学》一书的出版，现代科学技术的另一个功能--意识形态功能被揭示出来了。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即生产力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其一，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对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做出了过度的诠释，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把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作用归结为科学技术的革命作用，甚至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技术决定论"。然而海德格尔在《技术之追回》中区分出"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并断言现代技术不再是革命的因素，甚至不再是中性的因素，而是负面的因素。既然现代技术的革命功能受到质疑，也就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建立新的叙述体系来回应这个问题。

其二，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并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这一点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甚至连阿尔都塞也把理论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尖锐地对立起来。然而，在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既然已经蜕变为意识形态，那就有必要对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负面作出叙述。此外，晚年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理论也暗示我们，由于我们把科学（技术）作为正确的观念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导致了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泛滥。事实上，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中谈论的"世界"并不是原初的生活世界，而是伽利略以来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眼光叙述出来的另一个"世界"。显然，要使历史唯物主义脱离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也必须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叙述体系。

其三，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基本命题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存在的基本内容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然而，从属这一生产方式的生产者又都是有社会意识的，也就是说，社会意识渗透到社会存在的基础之中。实际上，生产者既是社会存在的担当者，又是社会意识的担当者，正如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一样。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启示我们，应当避免用机械的，非此即彼的方式来叙述这一基本命题，即不要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抽象地对立起来。

产生范文篇9

1、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的大量投入，导致留下高额债务。前几年，在中央未出台禁止兴建政府办公大楼政策之前，许多乡镇都兴建了占地面积不小的政府办公楼院，工程款少则一二千万，多则四五千万，这对任何乡镇来说都是不小的负担，更有许多是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兴建的，因此产生了高额债务。

2、乡镇财政困难，上级财政补助有限，人员、办公等正常经费支出需靠借债来维持。财政年年赤字，经费年年不足，支出年年降不下来，年年都要举债度日，如此恶性循环，负债只能有增无减。

3、挤占、挪用应拨专项资金。这可能是许多财政困难乡镇不得不采取的无奈之举。虽为下策，却也有不得已为之的苦衷。张口要饭吃的人那么多，眼前件件亟待解决的要事，资金无处周转，只好打那些专项资金的主意。因此年年审计的时候，暂存暂付款余额居高不下。群众意见很大，显性负债危机不可小觑。

归根究底，乡镇财政困难，支出居高不下，是形成负债的最主要原因。只有增收节支，开源节流，形成收支平衡的良好氛围，才能有效化解负债困境。目前可行的对策，愚以为有以下几个：

1、大力发展乡镇经济，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拓宽财源建设渠道，培植本镇工业支柱产业，形成乡镇本级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组织财力逐步兑付债务，压缩负债规模，减少乡镇负担。近几年来，我镇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工业区规模不断壮大，镇级财力年年增长，基本偿清所有负债，年终决算也已由原来的赤字乡镇变为现在的略有结余，终于可以轻装上阵。

产生范文篇10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一个重要基础。近年来，武汉市汉阳区按照“创新、亲民、务实”的要求，建立领导干部与群众“零距离沟通”机制，察民情、解民难，以心恤民，以情感人。实践证明，“零距离沟通”机制的建立，变“对立”为对话，变上访为下访，变“背对”为“面对”，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架起了党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成为构建和谐汉阳的“安全阀”。

“零距离沟通”机制的基础是深入群众，了解社情民意。无数事实证明，党只有扎根于群众之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处理好各种矛盾，汉阳区推行了区领导与群众面对面的对话沟通机制，要求领导干部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看材料，而必须深入群众、心系民忧，按照“从群众中来”了解问题、到“群众中去”解决问题的原则，下基层与群众对话。当区领导与12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深入社区，就居民群众关心的社区建设问题进行对话时，居民个个畅所欲言。对于群众提出的10个“急、难、盼”问题，区领导当场提出解决办法、敲定解决期限。对这些问题在规定时间内逐一得到解决，群众感到非常满意。从此，汉阳区就把与群众“零距离沟通”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并逐步拓展其内涵，开展了“企业对话”、“公共事务对话”、“民营企业家对话”等活动，并将其与“领导干部蹲点制度”、“党员干部联系点制度”、“社区、企业挂职锻炼制度”、“机关党员参与社区活动制度”、“党员干部走访群众制度”等有机结合起来。两年来，通过40多场对话活动，解决了400多个群众反映的疑难问题，4万多群众直接受益。实践证明，“零距离沟通”机制的建立，对于凝聚人心、聚合力量、促进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零距离沟通”机制的核心是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就是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通过“零距离沟通”机制，领导干部可以更好地关心群众的疾苦，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把民情、民意、民愿作为决策的依据，把满足群众的迫切需要与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真正体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比如，汉阳区有20万外来人口，其子女上学问题一直是困扰他们的大问题。为了让这些民工子女享受平等就学机会，政府承诺不让一个农民工子女失学。目前，全区1．38万名农民工子女在汉阳区中小学接受义务教育，基本做到“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再如，汉阳区是一个老工业基地，伴随大拆大建、企业改制，出现了许多下岗职工和特困家庭。领导干部定期下到社区与群众对话，了解群众疾苦，为困难家庭出谋划策。现在，全区纳入低保范围的困难家庭达1．1万余户共3万余人。政府为帮助这些困难家庭，每年财政支出达4000多万元。同时，采取结对帮扶、送温暖等形式，对居住难、就业难、就医难、上学难的特困家庭实行“援助工程”，携手渡难关。实践证明，只要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不掩盖矛盾，不回避困难，真心与群众面对面对话、“零距离沟通”，就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零距离沟通”机制的关键是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群众的支持，使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得到群众的认同。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增强工作的透明度，确保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决策的科学性。通过“零距离沟通”机制，把政策明明白白地交给群众，把工作一五一十地告诉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就能不断获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近年来，汉阳区坚持政策透明、实施“阳光操作”：一是坚持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如村务公开、厂务公开、财务公开、干部任职公示等制度，接受群众评议、监督。二是开通政务网、热线电话，多渠道、多层次地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自觉接受监督。热线开通后，每天都有百余人打进电话，数百人发来电子邮件，大家群策群力，为建设新汉阳献计献策。三是定期举办“政策咨询会”、“民主议事赶集会”等活动，吸引群众参政、议政。把每年“五一”、“十一”、“元旦”三大节日前的4月29日、9月29日、12月29日定为“民主议事日”，数千群众踊跃“赶集”，从而实现了信息在沟通中交流、政策在沟通中明晰、疑虑在沟通中消除、人心在沟通中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