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4 09:40:05

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范文篇1

中心财政收入比率曲折的理论依据和重要影响因素,我们以为重要包罗以下几点:

(一)大众产物的层次性是决定中心财政收入比率的重要依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议决财政收入掌握社会资源,然后议决财政付出向社会提供大众产物,餍足社会须要,补充市场失灵是各级当局的底子职能。而中心当局与地方当局之间职能的分别,即中心当局与地方当局在提供大众产物时怎样举行有用、公正的分工,又是由大众产物具有的层次性的特点所决定的。

凭据大众产物理论,按受益范畴或屈从溢出的程度可分为天下性大众产物、准天下性大众产物和地域性大众产物。

1.天下性大众产物,是指受益范畴包围天下,可供全体百姓无差异享用的大众产物。其底子特性是:受益范畴为天下,而且受益的散布相当匀称。

2.准天下性大众产物,是指那些能够餍足斲丧上的大众性,但在散布上又不具备均等性的大众产物,重要包罗跨地域的大众步伐、底子配置以及高等教诲等。

3.地域性大众产物,是指在当地域内层次上能够被斲丧者配合且同等享用的大众产物。其底子特性是:受益范畴为当地域,而且在地域内散布相当匀称。字串1

显然,三种差异层次的大众产物由于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们应由差异层次确当局来提供,本事有屈从。

凭据屈从原则和大众产物层次性的特点,决定了中心当局重要认真天下性大众产物和准天下性大众产物的提供,地方当局重要认真地域性大众产物的提供,这现实上对中心当局与地方当局的职能范畴在理论上举行了分别,而当局推行职能又须要相应的财力做保证,因此形成了“大众产物层次性——中心与地方当局职能的分别——中心与地方当局财力的分配——中心财政收入比率的曲折”的逻辑决定历程。在肯定时期,如果须要中心当局提供的天下性大众产物和准天下性大众产物数目较多,相应地要求中心当局所掌握的财力就较多,中心财政收入比率就高一些,反之亦然。所以,大众产物的层次性是决定中心财政收人比率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干系是影响中心财政收入比率的重要因素。

列国在处置惩罚集权与分权的干系时,没有统一的、一成稳固的尺度,一样平常都制止太甚的集权或分权,通常因此集权为轴心,分权是围绕集权举行调解,集权与分权的程度又是与列国的具体情况相讨论的,重要决定于以下几个因素:

1.政体的差异。实验单一制政体的国家,是由多少行政地域单元或自治单元组成的单一主权国家,它因此中心集权为底子的国家布局情势,因此在处置惩罚中心与地方干系时,方向于强聚集权。而联邦制政体是在地方分权的底子上,由多少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成员单元(州、邦、共和国)团结组成的,因此在处置惩罚中心与地方干系时,联邦制国家一样平常方向于夸大分权。字串1

2.社会制度的差异。由于国家的社会制度差异,会使得在集权与分权中的偏好纷歧样。实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经济制度的底子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低级阶段通常又是由国家代表社会来占据这些公有生产资料,这一定要求当局分外是代表全体百姓优点的中心当局更深地到场社会经济生存,具备更强的调控本事,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而实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经济制度的底子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据制,更夸大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在价钱观上表现更多的是小我私家主义。因此,在处置惩罚中心与地方干系时,一样平常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更方向于强聚集权,而资本主义国家更看重分权。

3.差异的国情和生长阶段。市场经济不够成熟的生长中国家,由于生产力生长程度相对掉队,经济结谈判产业布局差异理,瓶颈部门对经济生长形成紧张制约,地域和小我私家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木利于天下统一市场形成的因素较多,通常须要当局分外是中心当局在市场经济的生长中发挥更大的推行动用和调控作用,这也使得生长中国家在处置惩罚集权与分权干系时一样平常要比发达国家更方向于强聚集权。

(三)收费、基金等当局收人情势在中心与地方之间的分配,也会影响到中心财政收入比率的曲折。

当局为了提供大众产物,须要议决财政收入重要是税收的情势取得社会资源,但是如果由于当局收入机制不范例,当局收入不光包罗财政收入,还包罗大量不纳入财政预算办理的预算外收入,以致也不纳入预算外办理的制度外收入,如种种收费、基金、集资、摊派等,那么这些收入情势所取得的资源怎样在中心与地方之间举行分配,也会影响到中心财政收入比率的曲折。如果这些收入重要归地方当局支配,那么地方当局在财政收入之外还有属于本身的重要收入源头,中心当局就有大概在财政收入的分配中前进本身的份额。反之,如果这些收入全部会集归中心财政全部,地方当局就会要求前进在财政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低沉中心财政收入比率。因此,收费、基金等当局非财政收入情势在中心与地方之间的分配状态,与财政收入在中心与地方之间的分配存在肯定的互补性,也会影响到中心财政收入比率的曲折。字串4

二、当前中心财政收入比率的现状分析与评价

在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造之前,我国的中心财政收人紧张偏低是当时财税界比力同等的看法,所以1994年财税体制改造的目的之一便是要得当增长中心的财力,盼望颠末几年的时间,到达把中心财政收入比率前进到60%的目的。那么,现在我国中心财政收入比率的状态是怎样?现在的程度是否得当?下面我们对这些标题举行分析。

(一)现在我国中心财政收入比率的现状及缘故原由分析。

1994年财税体制改造一度使我国中心财政收入比率有了比力显着的前进,但随后这种势头并没有保持住,近几年该比率则底子上倘佯在50%左右的程度。

财政收入范文篇2

1西部贫困地区财政收入状况

进入2000年以后,我国财政收入不断大幅度增长,特别是近三年来,国家财政收入不断跃上新台阶:2003年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达到21715亿元;2004年突破2.5万亿元,达到26396亿元;2005年1%4/11月,全国财政收入达到28941.9亿元,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突破3万亿元。全国财政收入从1万亿元到2万亿元用了5年时间;从2万亿元到3万亿元仅用了2年时间。这表明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财政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然而,全国发展很不平衡,西部贫困地区财政收入增长缓慢,与东部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以上海市和贵州省为例,1998年,上海地区财政收入是380.7亿元,人均2600元,贵州省财政收入为65.3亿元,人均178.5元,只有上海人均的6.8%.2003年上海地区财政收入为886.2亿元,人均5179元,贵州省财政收入为124.6亿元,只有上海人均的6.3%.我们再以四川省为例,2004年末全川人口8724.6万人,全省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385.8亿元,增长14.6%,但人均不足500元,不到2003年上海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的10%.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财政收入状况,贫富地区财政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大,主要是由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不仅如此,西部贫困地区区域内发展也不平衡。2003年,四川21个百万人口大县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3.4亿元,仅占全省的7%,县均地方财政收入1.1亿元,仅为全省最高的绵阳市涪城区的11%.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位次靠后的大竹县人均只有120元,居180个县的第88位,比全省低276元。最为典型的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该州的面积有15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山东省,但人口只相当于一个县,财政收入仅相当于一个乡。

2制约西部贫困地区财政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分析

制约西部贫困地区财政收入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主要原因有:

21观念落后,对外开放滞后

思想支配行动,观念决定一切,西部贫困地区财政收入增长之所以一直缓慢,根本原因在于观念落后。比如四川,人们往往用“盆地意识”来概括四川落后的观念,应该说是比较恰当的。正是由于“盆地意识”,使四川错过了许多发展机遇。由于观念落后,导致对外开放滞后。目前,四川的外贸依存度不仅远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甚至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外资利用度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自然条件较好的成都、德阳、绵阳、乐山等地,而丘陵县、盆周山地县和川西北高原县还没有形成规模或基本上没有起步。这不仅影响了对资金、技术、人才等短缺资源的吸纳能力,更主要的是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影响财政收入的增长。

22工业化水平低

目前,西部贫困地区带共性的问题是工业化进程缓慢,工业化水平低。2000年,我国第二产业为50.9%,四川省为42.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3个百分点。在一些贫困县,比全国低12个百分点。特别是农村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没有形成高附加值、高税利的农产品生产、加工系列,也没有形成像样的工业,能发挥带头作用的龙头企业很少,影响了农业的产业化进程,农业的商品率、劳动生产率和科技水平也因此不能迅速提高。工业化水平低,造成大多数县缺乏大宗税源,县级财政十分困难。工业化水平低,是制约西部贫困地区财政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

23投资严重不足

长期以来,国家投资主要向东部发达地区倾斜,而对西部贫困地区,国家直接投资非常有限。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加大了建设资金投入力度,提高了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地区的比例。随着中央财力的不断增强,逐步加大了中央对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在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计划生育、文化、环保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安排,重点用于西部贫困地区。但由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生活贫困,人才匮乏,体制改革滞后等,使西部在吸引外部资源方面严重滞后于东部和中部。从总体上来看,西部贫困地区投资规模仍然低于全国水平。再则,由于西部贫困地区自身财力十分薄弱,是比较典型的“吃饭”财政,依靠自身积累的投入很少。由于投资不足,造成西部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缓慢,财政收入增长困难。

24人口素质低,科技力量薄弱

目前,西部贫困地区教育水平低,人均受教育年限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综合素质普遍不高。以云南省为例,据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该省6岁及以上人口不识字人口数量大,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仅低于青海、西藏,处于全国第三位。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人口较多,女性人口尤为突出。接受过小学文化程度教育的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51.9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8.5个百分点,位居全国倒数第一。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其所占比例仅高于西藏,位居全国倒数第二。又如四川省,目前九年制义务教育完成率为60%,剩下的40%主要分布在广大县域的农村。在农村,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据有关资料,四川全省现有800万文盲、半文盲,而农村人口占90%.本来,西部地区的人才资源比较丰富,科技力量较强,但由于贫困,人们的收入待遇低,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造成优秀人才引不进、留不住,人才资源流失严重,科技力量薄弱。低素质人口和力量薄弱的科技队伍,是当前制约西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3西部贫困地区财政增收对策探析

西部贫困地区要增加财政收入,必须保持经济适度快速增长,在今后的经济工作中应着力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31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认识,理清发展思路

西部贫困地区的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要深刻认识到,财政是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财政收入状况,财政收入反过来又制约着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要对本地区的区情进行深刻的再认识,准确地了解本区域内的各种情况,客观地估量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要找准和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差距的原因,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理清发展思路,明确奋斗目标,搞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选准经济发展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积极推进各种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竞争力,广辟财源,不断提高财政收入水平。

32加快工业化进程

西部贫困地区要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必须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加快工业化进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可持续的工业增长目标,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经济效益好,生态效益高,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要立足现有工业基础,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优化结构,引进增量资金,盘活存量资产,提高工业经济质量和效益。要以优势骨干企业为核心,以资产为纽带,以名牌产品为龙头,集中力量支持和扶植一批重点企业,将其做大做强,牵引和带动相关企业和产业的发展。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要营造引资氛围,改善投资环境,提供政策支持,搞好投资服务。把招商引资作为加快工业化进程的突破口,把资产重组作为招商引资的主要形式,积极鼓励区域外有实力的内资或外资企业,通过联合、兼并、收购等多种方式对本地企业实施资产重组,实现资本的重新优化配置,促进工业结构的合理调整。要以充分利用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科研项目和区域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将科研项目和区域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

33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在西部贫困地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它有利于形成新增的生产力,加速区域经济的发展。特别私营企业的发展,有利于加快建立“产权明晰、政企分开、权责分明、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迅速提高区域经济的竞争能力,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为此,西部贫困地区,要进一步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要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舆论范围,要努力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36条措施,落实非公有制经济的“国民待遇”,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企业,包括个体私营企业,让它们和国有企业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公平竞争,对非公有制经济在税收、投融资等方面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要积极鼓励私营企业通过租赁、并购和股份制等形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造,鼓励私营企业积极进入基础产业、公益事业等非竞争性领域。鼓励个体经济和私营小企业发展股份联合,加快资本积累和集中,迅速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34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发展特色农业

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发展特色农业,对巩固农业基础和加快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西部贫困地区应在稳定粮食生产能力的同时,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农产品的结构调整和布局调整。要紧紧依托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效益型农业,增加具有比较优势的蔬菜、水果、生猪、蚕茧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生产,形成具有特色、有市场、效益好的种植业、养殖业。要实施名牌战略,加强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增加优质农产品的出口,以获取更多的外汇收入。要加快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要从原来只提供原料型的农产品转变为发展大规模的农产品加工,通过农产品加工和深加工,努力提高加工产品的质量,来实现农产品的增值。

35大力发展服务业

服务业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产业和经济国际化的先导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目前,我国服务业总体发展水平偏低,所占比重比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低40%,比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低20%,比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10%.在西部贫困地区,其比例一般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四川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将严重制约一、二产业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西部贫困地区的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加快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觉把这项工作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要运用先进技术改造商业流通、交通运输、餐饮娱乐等传统服务业,努力提高企业素质、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要重点发展信息咨询、电信、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要加快服务业改革步伐,破除垄断、放宽市场准入,要创造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积极鼓励非公有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服务业发展。要有步骤地扩大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使更多的外资参与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许多贫困地区,旅游资源都比较丰富,要搞好旅游开发,大力发展旅游经济,直接增加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范文篇3

一、拓宽思路,创新机制

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工作,拓宽思路,强化措施,建立起政府领导、税务主管、部门配合、司法保障、社会参与的依法治税、综合治税的新机制,共同搭建协税护税网络,实现部门治税向全社会综合治税的转变,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

二、加强领导,组建机构

为加强对税收征管工作的领导,在区财税库行联席会议的基础上,成立区税收协调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三、明确职责,强化责任

(一)区税收协调领导小组职责

1、负责拟定全区年度税收收入预期目标及税收预算;

2、研究部署全区税收征管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3、研究制定税收监控制度;

4、研究确定年度税收征管工作奖惩标准;

5、协调成员单位之间互通信息、资源共享;

6、定期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听取汇报、解决问题;

7、与市税收协调领导小组沟通协调。

(二)税收协调办公室职责

1、负责组织税务部门开展税源调查,编制全区税收收入计划;

2、督查财政收入预算执行,对税收完成情况进行考评;

3、定期对规模以上企业、重点税源企业、行业重点企业进行税收分析、收入预测;

4、提出税收征管工作奖惩意见;

5、协助领导小组做好收入调库工作;

财政收入范文篇4

一、财政总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基本情况。

我区从20*年底开始实行在地统计,GDP从20*年开始为在地口径,为统一统计口径,本文采用20*年以来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同时20*年的数据采用江铃未解捆统计的数据)。*谱区生产总值从20*年的89.5亿元增加到20*年的119.84亿元,年均增长15.7%;财政总收入从20*年的4.28亿元增加到20*年的7.06亿元,年均增长28.4%。而地方财政收入从20*年的1.15亿元增加到20*年的2.13亿元,年均增长36.1%,地方财政收入、财政总收入的增长均快于全区生产总值的增长。财政总收入占全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4.8%上升到5.9%,地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28%上升到1.78%。

纵向比较:20*年全国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0.8%,江西省为12.15%,南昌市13.71%,*谱区仅为5.89%,差国家14.91个百分点,差全省6.26个百分点,差全市7.82个百分点。

横向比较:2006年*谱区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为5.18%,在全市14个县区中排位倒数第三,仅高于东湖区和进贤县。

总体来说,我区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逐年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也逐步提高,但与全国、省市平均水平以及兄弟县区相比,整体水平仍然偏低,经济运行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偏低的原因。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低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经济效益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受纳税意识、征管力度等因素的影响。下面就造成我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偏低的因素作如下剖析:

1、总量偏低,基础薄弱。

一般而言,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与经济发展程度息息相关,长期来看,经济税源的规模应与GDP的规模相匹配,经济总量的“蛋糕”有多大,财政税收的规模就有多大,经济越发达,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就越高。20*年,我区人均GDP为36382元,按年平均汇率(7.064:1),我区人均GDP为4785美元,虽比同期全市人均GDP高出472美元,但远远低于同为中心城区的东、西湖区(东湖区为6210美元,西湖区为6235美元)。经济总量偏低,经济基础薄弱是使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处于较低水平的根本原因。

2、结构不优,效益不佳。

(1)经济结构不合理。20*年,我区地区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结构为0.87:68.41:30.72,其中工业和服务业是我区经济发展的两大支柱。经济结构中存在两大问题:

工业占比大,但增速低,对全区经济拉动不足。20*年全区工业增加值为59.97亿元,占经济总量的54.24%,较去年同期增长13.4%,低于全区GDP增速2.4个百分点,低于全市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17.8%)4.4个百分点。对全区经济的贡献率为45.82%,低于在全区经济总量中的占比8.42个百分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工业占比虽大,但由于增速低,对全区经济拉动力不足。

服务业增速高,但总量小,内部结构不优。20*年全区服务业增加值为33.97亿元,较去年增长18.7%,高于全区GDP增速2.9个百分点,但由于占比小(30.72%),对全区经济的贡献率仅为37.6%,仍不能取代工业保证对全区经济的拉动力。从全市平均水平看,20*年南昌市实现服务业增加值556.89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0.1%,较去年增长15.5%。我区服务业增加值增速虽高于全市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但在南昌市服务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为6.10%,总量偏小。另外,目前我区服务业发展层次比较低,以批发零售业等传统服务业,产出附加值高、能带来较大经济效益的现代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的占比较小。

另外通过走访区国税、区地税、市国税、市地税,推算我区税收中三次产业结构为0.01:62.82:37.17,税收结构与经济结构基本一致,都呈现“二、三、一”的模式,但是各产业的创税能力有很大不同。经测算,第一产业每万元GDP创造了11元的税收收入;第二产业每万元GDP创造了726元的税收收入;第三产业每万元GDP创造了1*3元的税收收入,创税能力最高的第三产业在我区经济结构中的占比远远低于第二产业,各产业创税能力的差异再次印证了我区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产业结构层次低是财税收入偏低的重要原因。

(2)工业企业效益不佳。工业是我区目前税收的主体,在税收中占据半壁江山,在地区生产总值中占比更达到了54.24%。经测算,工业企业的平均创税能力为736元,远低于服务业。工业占比大,但创税能力不足,效益不佳是财政总收入占GDP比重低的又一原因。工业效益低。一是表现为增速低,20*年我区规模工业完成增加值54.88亿元,同比增长13.4%,总量在全市排位第三,但增速仅排位第10,低于全市平均增速7.1个百分点;二是表现为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较低,20*年我区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202.8,在全市排位第8,低于全市平均水平11.5个百分点;三是表现为整体盈利水平较低,20*年我区工业利税总额为23.16亿元,同比增长14.56%,在全市排位第11,低于全市平均增速8.2个百分点。

3、税源不稳,不可税行业比重大。

(1)支柱税源不稳定。20*年,我区税收中的支柱行业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建筑业,他们在税收中的比重分别达到了31.13%、19.59%、12.49%和10.83%,创税能力分别达到1012元/万元GDP、2735元/万元GDP、2411元/万元GDP、678元/万元GDP。江铃集团、洪都集团两大企业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支柱企业,受工业退城进郊影响,两大集团下属很多企业已经或正在迁往高新区、南昌县等地,这必将对我区税源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建筑业及房地产业受国家政策及投资的影响较大,很大一部分税收属于一次性税收,从08年一季度全市房地产业房屋销售面积呈现负增长态势的情况看,对我区房地产业税源必定产生一定影响。

(2)不可税行业比重偏大。在第三产业中,存在不少有增加值而无税或含税很少的行业,我们称之为不可税行业。这些行业对GDP贡献较大,但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却不大。如城乡居民自有住房增加值由虚拟折旧构成,卫生、教育、文艺及广播电影电视业、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增加值主要由工资性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构成。增加值占有一定的份额,但税收却很少。据测算,20*年这些不可税行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31.6%,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9.7%,其中的非营利性服务业是我区目前第三产业中的首要支柱行业。

三、增强实力、壮大财力,提高质量。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说明我区国民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财政收入却增长乏力,必将影响社会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因此,增强财源建设,加大财政税收征管力度,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是摆在我们面前紧要而迫切的任务。

从宏观趋势来看,首先要提升经济总量。经济规模的扩大是财政收入增长的资源保证,经济发展了,国民经济整体实力提高了,财政收入的税基才能得到保障,因此,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扩大经济总量是财政收入增长的根本。其次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提高财税增收能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直接影响着税收结构及其规模。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在优化升级上做文章,通过产业、产品结构调整,逐步降低低税率产业比重,提高高税率、高附加值产业份额,开拓效益财源,增加财政收入。再次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财政收入的来源分析,蕴涵于经济发展水平之中的生产技术水平是影响财政收入的重要因素。因此促进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有效途径。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注意经济效益的提高,推动经济由“速度型”增长向“效益型”增长的转变。推进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项目的发展,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提高经济整体质量和效益。

一、大力发展工业总部经济。

发展工业总部经济是对我区经济发展现状认真分析后作出的必然选择。根据我区地理位置的特点,市、区两级政府对我区今后的发展定位为“银三心”繁荣板块,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但是不管是从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看,还是从税收产业结构看,工业都是我区目前经济发展中的半壁江山。与此同时工业退出的进程不可阻挡,目前,我区支柱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两大集团——江铃集团和洪都集团的主业正在逐步迁出。鉴于产业结构的转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留住工业总部和研发中心甚至引进知名企业的总部是减少工业退出对我区经济的影响、提高经济效益的必由之路。

财政收入范文篇5

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相伴而生的一个现象是,GDP增长没有让人们感受到实惠,各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形成了一系列利益的激荡和社会的不公平分配。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最近指出:中国近年值得思考的是收入差距问题。年中国吉尼系数高达0.47,而最新的数字也达到0.5以上,超过国际公认承受线,反映了居民收入差距在逐年拉大。

显然,这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资本所得的不和谐现象已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而本文正是从这一现象人手,探讨财政收入增长与资本所得的关系,期望能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一、关于经济快速增长与公民生活现状

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讲,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生活生存条件对人们的幸福有决定性影响,每一个人都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按照汉语词典上的解释,幸福是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提升,走向现代和进步,幸福观和幸福感的内涵和外延也随着时代而变迁。好生活涉及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满意度,前者涵盖的领域包括就业与职业状况,劳动报酬与收入,社会保障与福利,后者包括居住、医疗、教育等。时下,人们在这些方面提出新的要求,要满足这些,一方面源自于个体劳动,另一方面决定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体制。如何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上,保障人们生活的提升,关键仍在于社会公平、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有更实质性的作为。简言之,国家变强大,但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人们的收入却没有得到太大的增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

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平等程度有多大?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等矛盾不断积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社会上人们盼富求富愿望很强烈,财富亦称为社会财富或国民财富,通常是指某个社会或国家在特定时间内所拥有物质资料的总和。创造财富、分配财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目标都是指向富裕。富裕是基于人们的需要和享受而言的,当然,富裕也不是指在某一时点社会群体同时达到某种水平,作为动态理念,它应包括致富机会平均等。

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GDP和财政收入终究是人们辛勤的劳动、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管理要素的投入创造的。但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劳动报酬率占GDP比重下降。即处于被富裕的状态,收入与财富悬殊的现象难以改变,主要表现如: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劳动者收入所占比重太低,企业财富明显的向资本倾斜。而资本赚的钱再投入到生产方面,扩大规模,又增加了企业拥有资本量。为什么资本所有者赚的利润比劳动者多得多,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仍取决于生产产品所需投入的劳动力、生产资料和资本,显然,这里的资本需要运转投入才能增值。

毫不奇怪,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必然导致财富分配与占有两极分化。中国当下的困境之一分配不公,任何一个现得的利益者,在经济的最大化动机下,不但不会主动让度利益,而且会保守既得利益。据有关调查,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中国还不到10%,从收入分配数据表现了我们社会中存在的巨大不对称。众所周知,近十多年广东相对沿海省市、经济增长很快,经济总量已先后超过新加坡、香港、台湾,正在赶超韩国……电视镜头里,每年春节过后,广东的民工潮大家有目共睹。在那劳动密集型区域、劳动力价格没有合理分享到广东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使高水平最低工资的劳动者从中受益,农民工的工资千元左右,收入幅度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几乎没有增长。民工劳动力价格被低估和扭曲实质,造成如今的民工荒现象,但不排除企业的劳动是需求弹性,就是新生一代民工对低标准工资收入的反抗。

二、关于财政收入增长与资本所得不和谐的原因

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父母那代尚不理解自己在个人福利方面的牺牲是为了国家富强的话,如今不得不问一下,财政收入增长究竟给公众带来了什么?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贫富悬殊到了怎样的程度?

财政部最新调查数据,我国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长期以来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没有很好接受教育的机会,他的命运就很难改变,任由收入差距扩大,形成显性化的社会危机,危及经济发展及至政治稳定。引起财政收入增长与资本所得、居民收入不和谐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第一,与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密切相关。劳力者最低收入过低,整个劳动者的收入就没有保障,更不用谈养老与医疗。近些年来我们一直在重复这样一个观点,绝大多数的社会矛盾冲突是一种利益矛盾冲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定位,不要把它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也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刑事治安案件。但是这种贫富之间差距的命题,始终都是整个社会由始至终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利益均衡机制有待完善。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与其它的矛盾相比,有个特点,它是一个最理性的东西,即利益的问题。更多的时候不是一个有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少问题,更不是你死我活的东西。相对来说,利益的问题是能谈的,能够讨价还价的,是可以用讨价还价、协商、合议的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的。关键在于劳资之间的谈判机制,如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过上相对体面而有尊严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近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出现,激发了中国社会对自由主义经济体系怀疑。传统的经济学将利益最大化作为一切个体经济行为目标,包括家庭满足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使其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实现价值增值是资本的本性,也是资本的存在的方式。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

他的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效果更大。从实证分析来看,经济学里常以利益最大化为个体决策目标,没有任何政府干预的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出现。因此,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市场竞争都是不完全的,政府的适度干预和调整也不是万能的,常常是把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国家控制方式的稳定有序与资本逐利无序性,形成了人们生存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前者趋于社会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决定,后者则趋向于利益追求的混乱。随着资本增加,那些已经拥有资本的收入往往会增加未来的收入,从而提高了有权分享利润的企业股票的价值。也许是这样,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思维差别就是富人钱多,他们之间的差距是一个迷人而重要的研究题目。

第三,政府的调控力度应适应强化。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市场中虽然有看不见的手在配置资源,但它并不一定能保证公平配置资源。经济实体的行为几乎不可能对全部社会成员都产生好处,总是既有得益者,又有受损者。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收入,一个人的收入取决于这个人劳动的供给与需求,而供给需求又取决于能力、进取心等等。决定收入因素也就是决定经济中总收入如何在各社会成员中分配的原因。换句话,确定了谁是穷人,谁是富人。人们有时谈“富人”与“贫人”时仿佛年复一年,实际上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经济流动性,即人们在各收入之间的变动是相当大的,沿着收入阶梯向上移动是由于好运气或勤奋工作,向下移动则反之。

第四,资本的属性所决定。劳动收入概念很清楚的,不就是从老板那里得到钱吗?而资本赚到的收入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但是这些过程的细节是令人感兴趣的,结论是令人怀疑的。当然,就是说企业利益收入不一定全部支付给家庭,它也可以在企业内保留一部分收入,并用这些收入购买增加资本。因此,对于一个竞争性企业,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资本所有者赚的比劳动者多得多的实质。并用这些收入购买增加资本可以从中获益,由于保留收入增加了企业拥有的资本量,无论资本的收入是以企业利润、或利息或股息后形式转移给家庭,还是作为收入留给企业内,是根据资本的边际产量来向资本支付报酬的。

第五,与金融时代的到来息息相关。全球金融时代的到来,世界的金钱呈几何数字上升,经济增长里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的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已经转移到金融行业分配里面,通过资本套出更多的金钱,这帮做企业的做实业的人,开始不干了,干嘛,投资又炒股炒房。那种金融过度化了,每个人都要理财投资,每个人都靠这个挣钱,所以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穷人依旧穷。

三、关于分配格局失衡的思考

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社会的收入分配,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最富人的收入不超过最穷人的收入的4倍。有关数据分析,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最平等要数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就德国而言,最富1/5人的收入只是最穷的五分之一人的4倍左右。那么,美国的收入平等状况有多大呢?最富的1/5美国人的收入是最穷的1/5人的10倍。而中国,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财富差距达到32倍。虽然不平等的衡量是困难的,但显然我们社会的不平等已大大超过了柏拉图的建议。为了减弱这种失衡,笔者认为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财政收入范文篇6

华文

×华文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表明税收占财政收入中地位的指标。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科学和准确地掌握分析税收收入与财政收入的关系对于进一步优化财政结构和产业结构、强化税源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我们于近日对县地税部门自年机构组建以来,地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以期从中找出有借鉴意义的启示。

×华文一、华文基本情况

×华文县位于山西省南部,运城东北部。全县共有十个乡镇,万人。近十年来,县委、县政府立足当地实际,确立“工业立县、农业富民、科教兴绛、优化环境促发展”的战略,县域经济迅猛发展。工业上形成了焦油化工、机械制造、精密铸造、冶炼冶金、食品加工、建筑材料六大支柱产业;农业上,以建设农业特色县为目标,着力培育以牛鹿为主的畜牧业,以山楂为主的林果业,以中药村为主的种植业三大特色产业。全县以年均的速度增长,××年国民生产总值达××××万元。

华文县地税局成立于年月,××年,随着县域内省级开发区——华信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成立,又分设了市地税局直属机构华信分局。按照现有的财政管理体制,华信分局税收收入也一并归入当地财政收入中。因此,本文所说地税收入,指绛县地税局和华信分局的税收收入之和。

×华文华文二、华文近十年地税税收收入绛县财政收入相比的几个特点

华文年以来,随着的不断增长,县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也同步增长。具体情况如表一。

×年以来县财政、国税、地税、财政部门收入情况表(表一)单位:万元

××项目

年度

财政总收入

国税部门收入

地税部门收入

财政部门收入

完成数

占总收入比

完成数

占总收入比

完成数

占总收入比

××年

××年

××年

××年月

合计

×华文从表一中可以看出,十年来,县财政总收入达万元,其中国税部门收入占,地税部门占。地税收入约占同期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与其它收入相比,地税收入呈以下几个特点:

×华文华文(一)华文地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

×华文年县地税收入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收入万元的,地税收入几乎占到县财政总收入的“半壁江山”。但是,随后,地税收入逐年下降,到××年降至,不足五分之一,今年前个月只占。

×华文华文(二)华文地税收入呈逐年增长态势,但增幅小于同期财政总收入和国税收入

×华文经济决定税收。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县地税收入的绝对额由年的万元增至××年的万元,年均增幅,对财政的贡献逐年增加,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持,但是地税收入却没有与财政收入同步协调增长。这期间财政总收入年均增幅达,比地税收入增幅高个百分点。而同期国税收入也是“高歌猛进”增幅高达比地税高个百分点。,

×华文华文(三)华文地税收入占县级收入的主导地位削弱

×华文在现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下,一般预算收入是最能体现县域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征收管理部门聚财职能的重要因素。从表二中,我们可以看出,地税部门县级收入有以下的特点:

×华文一是地税部门组织回的县级收入占县财政一般性预算收入中的比重,远远高于国税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年以来,县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共万元,其中地税部门组织回的县级收入万元,占同期一般预算收入的,远远高于同期国税部门县级收入。但随着经济形势和财税制度的变化,地税收入占县财政预算中的比重也在发生相应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华文二是地税部门县级收入在县财政预算收入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年,地税部门组织回的县级收占县一般预算收入高达,而国税部门只占,到了年,地税部门县级收入下降到了,下降了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国税部门县级收入由年占一般预算的上升为,增长了个百分点。××年,财政体制发生新的变化,对部分税种实行中央、省、市、县四级分成,地税和国税部门县级收入占一般预算的比重总体上都有所下降,但在随后的几年中,国税部门县级收入由××年的上升到去年的,增长了个百分点,地税部门由下降为,下降了个百分点,今年—月份又下降为,下降趋势更为明显。

华文

×华文国税、地税县级收入

×华文占财政总收入、一般预算收入情况表(表二)华文单位:万元

××华文项目

华文

华文年度

华文财政总收入

华文一般预算收入

华文国税县级收入

华文地税县级收入

华文完成数

华文占财政总收入

华文占一般预算收入

华文完成数

华文占财政总收入

华文占一般预算收入

华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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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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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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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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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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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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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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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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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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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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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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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年—月

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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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

华文

华文

财政收入范文篇7

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表明税收占财政收入中地位的指标。科学和准确地掌握分析税收收入与财政收入的关系,对于进一步优化财政结构和产业结构、强化税源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我们于近日对*县地税部门自1994年机构组建以来,地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以期从中找出有借鉴意义的启示。员之家版权所有

一、基本情况

#县位于山西省南部,运城东北部。全县共有十个乡镇,27万人。近十年来,县委、县政府立足当地实际,确立“工业立县、农业富民、科教兴绛、优化环境促发展”的战略,县域经济迅猛发展。工业上形成了焦油化工、机械制造、精密铸造、冶炼冶金、食品加工、建筑材料六大支柱产业;农业上,以建设农业特色县为目标,着力培育以牛鹿为主的畜牧业,以山楂为主的林果业,以中药村为主的种植业三大特色产业。全县GDP以年均%的速度增长,2004年国民生产总值达****万元。

*县地税局成立于1994年9月,2002年,随着县域内省级开发区——华信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成立,又分设了市地税局直属机构华信分局。按照现有的财政管理体制,华信分局税收收入也一并归入当地财政收入中。因此,本文所说地税收入,指绛县地税局和华信分局的税收收入之和。

二、近十年地税税收收入绛县财政收入相比的几个特点

1994年以来,随着GDP的不断增长,*县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也同步增长。具体情况如表一。

1994年以来*县财政、国税、地税、财政部门收入情况表(表一)单位:万元

项目

年度

财政总收入

国税部门收入

地税部门收入

财政部门收入

完成数

占总收入比%

完成数

占总收入比%

完成数

占总收入比%

1994年

2571

1433

56

1231

48

-93

-4

1995年

3449

1895

55

1335

39

219

6

1996年

5378

3143

58

1776

33

459

9

1997年

6312

4007

63

1812

29

493

8

1998年

7239

4611

64

1927

27

701

9

1999年

7562

4524

60

2058

27

980

13

2000年

8151

4996

61

2118

26

1037

13

2001年

8745

5703

65

2265

26

777

9

2002年

11692

8255

71

2805

24

632

5

2003年

12782

9049

71

2934

23

799

6

2004年

16859

12871

76

3012

18

976

6

2005年1-11月

17146

12995

76

2866

17

1285

7

合计

107886

73482

68

26139

24

8265

8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十年来,*县财政总收入达107886万元,其中国税部门收入占68%,地税部门占24%。地税收入约占同期财政总收入的四分之一。与其它收入相比,地税收入呈以下几个特点:

(一)地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

1994年*县地税收入1231万元,占同期财政总收入2571万元的48%,地税收入几乎占到县财政总收入的“半壁江山”。但是,随后,地税收入逐年下降,到2004年降至18%,不足五分之一,今年前11个月只占17%。

(二)地税收入呈逐年增长态势,但增幅小于同期财政总收入和国税收入

经济决定税收。1994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县地税收入的绝对额由1994年的1231万元增至2004年的3012万元,年均增幅9.7%,对财政的贡献逐年增加,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持,但是地税收入却没有与财政收入同步协调增长。这期间财政总收入年均增幅达21.7%,比地税收入增幅高12个百分点。而同期国税收入也是“高歌猛进”,增幅高达27.1,比地税高17.4个百分点。,

(三)地税收入占县级收入的主导地位削弱

在现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下,一般预算收入是最能体现县域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征收管理部门聚财职能的重要因素。从表二中,我们可以看出,地税部门县级收入有以下的特点:

一是地税部门组织回的县级收入占县财政一般性预算收入中的比重,远远高于国税部门,占据主导地位。1994年以来,县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共9650万元,其中地税部门组织回的县级收入20596万元,占同期一般预算收入的51.64%,远远高于同期国税部门县级收入。但随着经济形势和财税制度的变化,地税收入占县财政预算中的比重也在发生相应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二是地税部门县级收入在县财政预算收入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1994年,地税部门组织回的县级收占县一般预算收入高达78.4%,而国税部门只占22%,到了2001年,地税部门县级收入下降到了49.93%,下降了18.7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国税部门县级收入由1994年占一般预算的22%上升为31.72%,增长了9.72个百分点。2002年,财政体制发生新的变化,对部分税种实行中央、省、市、县四级分成,地税和国税部门县级收入占一般预算的比重总体上都有所下降,但在随后的几年中,国税部门县级收入由2002年的23.52%上升到去年的29.30%,增长了5.78个百分点,地税部门由54.59下降为44.47%,下降了10.12个百分点,今年1—11月份又下降为42.93,下降趋势更为明显。

国税、地税县级收入

占财政总收入、一般预算收入情况表(表二)单位:万元

项目

年度

财政总收入

一般预算收入

国税县级收入

地税县级收入

完成数

占财政总收入%

占一般预算收入%

完成数

占财政总收入%

占一般预算收入%

1994年

2571

1523

335

13.03

22.00

1194

46.44

78.4

1995年

3449

2126

431

12.50

20.27

1299

37.66

61.10

1996年

5378

2930

742

13.79

25.32

1736

32.28

59.25

1997年

6312

3273

967

15.32

29.54

1806

28.61

55.18

1998年

7239

3336

1117

15.43

33.48

1902

26.27

57.01

1999年

7562

4170

1095

14.48

26.26

2010

26.58

48.20

2000年

8151

4542

1242

15.24

27.34

2081

25.53

45.82

2001年

8745

4476

1420

16.24

31.72

2235

25.56

49.93

2002年

11692

2887

680

5.81

23.52

1576

13.48

54.59

2003年

12782

3142

740

5.79

23.55

1591

12.45

50.64

2004年

16859

3625

1061

6.30

29.30

1612

9.56

44.47

2005年1—11月

17146

3620

1072

6.25

29.61

1554

9.06

财政收入范文篇8

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乡镇财政收入地方转移支付制度

一、农村税费改革的历史进程

20世纪80年代农村“大包干”之后,全国农业增产、增收1984年达到高峰,随后出现了“卖粮难”,农民收入增长乏力,负担却逐渐增加。尤其是农业正税之外的各种杂费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为此,有些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地方政府开始探索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主要是费改税,即在清理各类收费的基础上,经过核算按新的农业税收标准收税,其他杂费一律免除。

在1998年召开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农村税费改革正式启动,农村税费改革被列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务院成立了农村税费改革三人工作小组,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筹备工作。2000年1月,中央通过《关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农业税率定为7%,农业税附加的上限为20%。在此基础上,税费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最终被确定下来。国务院于2003年3月27日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由此,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全面推开。随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的通知》,要求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按照“统一政策、分级决策”的原则,开始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

200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宣布:从当年起,逐年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这是农村税费改革实践中迈出的又一实质性步伐。

2005年12月29日,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实施近50年的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这项政策使中国农民彻底告别了延续数千年的“皇粮国税”。

二、地方财政收入困境的原因分析

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维护了农民的利益,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但是。乡镇财政收入困难也同时发生。分析影响乡镇财政收入困难的影响因素,我们不难看出,农村税费改革只是一个传导杠杆,深层次的原因是乡镇财政收入体制的缺陷、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措施的滞后。

(一)财政收入机制是税费改革后地方入不敷出的制度根源

财政自筹制度的起源要追溯到乡级财政的初建时期,1953年,政务院在《关于1953年度各级预算草案编制办法的通知》中首次要求将乡镇预算列入国家财政预算范畴。乡镇财政收入列入县级财政预算后,其支出费用主要由县级财政下划和自筹两种方式解决。至此,乡镇预算实行了收入全额上缴并列入县级财政预算,支出主要由上级政府下划和自筹的管理体制。这种自筹收入包括乡统筹和村提留、各种集资、摊派、捐款、收费、罚没等,它本来应是一种占较小比重的制度外财政收入。但是,在地方财政特别是乡级财政缺乏主体税种从而产生自身无法消除的财政缺口,并且又不能指望中央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这种财政缺口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乡级政府正常运行,这种财政自筹制度就演变成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在传统的财政收入结构中,制度外的自筹收入一直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支撑,地方财政收入体制实质上是一种以税外收费为主的财政自筹制度,在财政自筹制度中,税费收入在乡镇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过大。农村税费改革切断了制度外收入来源,农业税是其最后的财力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取消农业税使得乡镇财政困境将更加严重。

(二)地方转移支付制度不健全

自1989年实行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体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都比较小,过小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是乡镇财政陷入财力困境的原因之一。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浪费,利用效率低下,各部门自上而下拨付的专项资金虽然是用于社会事业发展,但往往在下拨过程中受到肢解,结果专项资金落到乡镇时已经所剩无几。一些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为了保证公务员的开支和政府的其他支出需要,挪用专项资金的现象比较多,从而使资金的性质与用途发生变化。

(三)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措施滞后

任何一项改革,如果缺少相应配套措施的及时跟进,改革自身的局限性和弊端就会显现出来,解决不好就会影响到改革的初衷。税费改革是从单一的财税体制改革的角度减轻农民的负担,倚重解决“三农”问题,是从结果上直接进行的单项改革,没有对改革对象过去长期存在的体制因素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及时设计与税费改革相适应的基层政权建设政策模型。这种缺乏配套措施的改革,一方面导致地方财政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地方财政建设的政策真空,使其陷入困境且无法化解和摆脱。

三、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加快配套政策制定和实施

(一)规范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赋予乡镇政府财政自主权

一级政府要有一级财政,乡镇财政是我国五级财政管理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财政,对巩固基层政权、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的县乡之间的“财政承包体制”中,乡政府不具有财政自主权,缺乏财力履行各项社会管理职能。税费改革改变了乡镇原有的财源结构和收入增长机制,税收收入将成为主体收入,但被上级财政集中过多。因此。若不打破地方各级政府现有财源格局并进行重新分配,加大乡镇政府在财政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分享比例,则乡镇财政尤其经济欠发达的乡镇就会失去一级财政生存的财力基础,只能作为县财政的一个预算单位存在。针对现行乡镇财政体制的弊端,要从有利于规范县乡财政分配关系入手,改变传统的财政分配方式,按照“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原则,给予乡镇政府应有的财政自主权,充分调动乡镇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实行完整意义上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二)完善地方税收体系

按照负税与受益对等的原则设置乡镇政府的主体税种,现代税收的本质是消费者为消费公共产品和劳务所付出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税收具有间接的返还性。乡镇税收主要用于为地方辖区内的居民和企业提供公共产品和劳务,由于乡镇政府更接近当地居民和企业,所以乡镇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因而乡镇税收的设计更应遵循受益原则。企业和居民承担相应的纳税义务,并享受相应的税收权利,这种负税与受益对等的税收理念有利于增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降低税收的征收成本,提高税收收入的使用效益。另外,房地产税的税基十分稳固,可以成为筹集财政收入的有效手段。

稳定乡镇税制,提高乡镇政府加强税收征管的积极性。为保证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严肃性和稳定性,税收管辖权的划分一旦确定就不应频繁变动。否则会影响地方政府加强税收征管的积极性。收入归属权是税收管辖权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地方政府最关心的问题,收入归属权的稳定是整个税制稳定的前提。因此,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的分享体制应该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例如,所得税是地方财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降低乡镇的分享比例将在很大程度影响乡镇财政收入的增长,所以所得税分享体制不宜频繁变动。此外,目前社会保障体制、农村税费改革等改革在各地全面推进,乡镇政府在教育、科技、农业、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支出压力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减少乡镇税收的分享比例将严重影响乡镇财政的收支平衡。因此,稳定乡镇税制对促使乡镇加强税收征管、保证乡镇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完善地方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收入范文篇9

税收是国家权力机关及基授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核心内容就是税收利益的分配;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或公共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形式;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形式;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固定性。

税收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物质前提是社会有剩余产品,社会前提是有经常化的公共需要,经济前提是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上层条件是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中国的税收是公元前594春秋时代鲁宣公实行“初税亩”从而确立土地私有制时才出现的。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税收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主要体现在:1.税收是国家机器运转的经济基础。马克思说过:“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没有税收,就没有国家政权的正常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收是国家的象征,并与国家共存亡。2.税收是以法制为基础的一种分配形式。税收的通常定义是,国家为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凭借国家权力依法向居民和经济组织进行强制征收而取得的一种固定收入。国家通过立法和采取相关政策,赋予税收极强的法律地位,使税收征收呈现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三大特征。我国实行依法治国,更加凸显了税收法律地位的重要性。3.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权威性和严肃性。这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出来的结论。所谓统一性,就是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一经制定,各地必须无条件遵守。所谓权威性,就是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权在中央,各地无权随意制定。所谓严肃性,就是各地不得擅自违反或不执行税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否则要承担相应责任。实践证明,只有高度维护税收的统一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地位,国民经济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

税收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规范的形式,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特点。我国的税收收入已占到财政收入的90%左右,是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国家运用税收筹集财政收入,通过预算安排,支持农村发展,用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进行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城市的公共建设以及国防建设,维护社会治安,用于政府的行政管理,开展外交活动,保证国家安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同时,税收能够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凡是纳税商品就具有生产和经营的合法性受到政府的保护,可以在全国市场上通行无阻,具有竞争的权利;税收能够适应各种所有制形式的需要,各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在国家与企业及个人分配关系采用平等纳税原则,一视同仁,对各种所有制实行公平负担政策,使各种所有制具有平等竞争能力;税收适应企业自主经营的要求。企业可以根据税法和自己的经营情况,确定自己的利益,具有确定利益界限,可以使企业摆脱主管机关的财政控制和财政部门过多的干预。

财政收入范文篇10

在实践中,公共财政表现为一种收支关系。人们对于财政支出过于关注而忽视财政收人,因此,对财政收人的深入研究,不仅对建构公共财政收支体系起到巩固作用,也对推动解决财政收人困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财政收入与GDP、CPI相关分析

GDP与CPI两项指标历年变动情况无疑对财政收人产生巨大影响。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经济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入跨时代的新阶段。本文采用1992一2009年数据对财政收人与GDP、CPI进行相关分析。

(一)财政收入与GDP增速分析

发展中国家财政的目标或目的就是整个经济政策的目标,即经济增长、对内与对外稳定,以及实现收入和财富的适当分配121。财政收人的高低受同一时期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财政政策等影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又称为国民经济的财政负担率,它综合反映出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占有和支配界。

图11992一2009年财政收入与GDP增长率比较图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年度数据,GDP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笔者据之计算得到比例的社会资源的关系l3]。过高则会加重国民和社会的负担,影响国民收人初次分配,挫伤国民生产、消费的积极性,抑制经济的良性运行;反之,不利于实现政府公共服务、促进经济发展和“再分配更加公平”的需要;因此,财政收人与GDP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从图l可以看出,一是在1992一2009年间,GDP总体增长保持在适度范围。全国GDP增长率平均速度为9.81%(可比价格计算),其中,最高GDP年增长率为1992年的14.2%,最低为1999年的7.1%;二是财政收入逐年快速增长。2009年财政收人是1992年的19.66倍,年平均增长铭.76%,特别是1993年以来增速加快且均高于GDP平均增速水平,两者差距最大的是在2007年21个百分点;三是财政收人占GDP比重呈逐年增长趋势。从1992年的13.ro%提高到2009年的20.42%,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国家财政收人占GDP比重逐年增长,国民财富加速向政府集中;四是从1995一2001年间,财政收人占GDP比重越大,GDP增长率越低。1995年财政收人占GDP比重10.7%,此后逐年增长,2001年达到16.8%,但GDP增长率却由1995年的10.2%下降到2001年的7.3%。

在此期间,GDP增长率最高值为1995年的10.2%,最低值为1999年的7.1%。

中国与西方大多数国家的GDP增长缓慢、公共财政“高收入、高福利”、国民个人收入逐年增长相比,呈GDP高速增长、公共财政“高收人、低福利”、国民个人收人增长缓慢。因此,需要降低财政收人(主要是减税),发挥税收乘数效应,即增加政府税收可以压缩总需求,减少国民收人,相反,减少政府税收可以扩大总需求,增加国民收人141。在现实中的反映为降低1元财政收人,则增加5元国民收人;反之,增加1元财政收人,则减少5元的国民收人。

(二)财政收入与CPI增速分析

一般来说,CPI是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它体现消费价格走势,最终反映国民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它受市场价格、货币政策与国际传导等因素的影响。通货膨胀率攀升,则次年财政收入则相应提升,结果是国家受益,个人受损。具体表现如图2所不。

从图2可以看出,从1998年起,中国消费价格指数(CPI)各年度波动较小,呈逐年下降的总趋势。一是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CPI指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最高为1994年的24.1,最低为1999年的一1.4;二是财政收人增速过快对通货膨胀率上涨起到间接推动。从CPI超过3%(为通货膨胀,大于5%则为严重通货膨胀)的年份为1992一1996、2004、2007和2008来看,这往往也是财政收人增长较快的年份,特别是2007年达到了32.4%(其中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收人1749亿元,增收731.83亿元,同比增长38.4%);三是财政收人增长对CPI上涨的滞后性。财政收入增长率过快,则次年CPI则会相应上涨,如1993年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24.8%,1994年CPI上涨为24.1,同比增长9.4%。再如2007年财政收人比上年增长32.4%,2008年CPI上涨为5.9,同比增长1.1%。简言之,我国财政收入中税收收人到达90%以上,由于资本利得中因通货膨胀而带来的部分要纳税,所以,实际税收负担取决于通货膨胀率阎。因此必须对由通货膨胀率所造成的税负进行减税。

二、财政收入困境分析

2009年我国国家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三位,如今,超越日本经济发展指日可待。据最新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末,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8%,继续位居世界第一。财政收入由于分税制、企业利润、对外贸易发展和资源环境与土地价值提高等因素逐年增长l6],带来了一系列困境,主要表现为:

(一)价值取向困境:“国富民富”与“民富国富”国家财政收人增速高于GDP增速逐年增长,由1992年3483.4亿元增长到2009年68477亿元。我国经济发展历年强调GDP指标,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自然以“国富民富”为价值取向。然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2007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人在世界纳人排名的209个国家中排名132位,属于中等偏下水平,而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居于第四位次。概而言之,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中国的GDP维持在9%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2008年数据显示,国企员工仅占全国就业人口的8%,但他们拿走了全国工资福利的50%。国家财政收人过高和国企人员收人过高导致“国富民未富”。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国家手中的财力是必要的,但国家不能把老百姓应得的财富集聚到自己手中阴。因此,树立“民富国富”的价值取向,即只有民富优先,国富才能真正实现。具体表现为“以民为本”的经济发展标准,以有利于公共利益、长远利益为价值导向。最终在“民富”的前提上加快国家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富强。

(二)现实选择困境:“增加财政收入”与“贫富差距扩大”

一般而言,许多财政政策在现实转化为增加税收,税收的缴纳时为非自愿的,税收和政府服务之间也没有一般的交换关系l8]。虽然稳健的财政收人增加保障了公共需要,满足了国民基本需求和利益。但财政收入“蛋糕越做越大”而主要职能却未能实现,即贫富差距却相对没有减小。本文主要从财政收人“源头”分析其困境,用财政收人增长速度(△F)与GDP增长速度(△GDP)之比等于财政收人弹性系数来分析其内在关系。其中,弹性系数大于1,表示有利财政收人增长速度快;反之相反;等于1,则表示同步增长的均衡状态。

从图3可以看出,在1992一2009年间,中国财政收入整体发展不平衡,总体大致呈“上升一下降一再上升”趋势。在此18年间,最高财政收入弹性系数为1999年的3.35,最低为1992年的0.45。从1996年后,财政收人年增长率高于GDP的增长率(当年价格),总体呈平缓上升趋势。由于经济增长和国家财政调控增强等原因,从1996年起,除2004、2008年之外,其余年份财政收人弹性系数均大于1,即全国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于GDP的增长速度,这表明财政政策利于财政收人的增长。2009年财政收入是1992年的19.66倍,所以财政收人从2001年后有下降趋势,并逐步缩小财政收人增速与GDP增速的差距,但前者增速适度高于后者则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财政收人增速过高,它加剧了国家财富的聚集。

在国民财富既定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个人财富相对减少,同时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具体表现为:首先,群体收人差距,2010年据九三学社中央统计,我国收人最低群体与收人最高群体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扩大到2007年的23倍;其次,城乡收人差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人为18858元,是1992年2026.6元的9.3倍;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人为5153元,是1992年784元的6.58倍。城乡居民可支配收人增长缓慢,而城镇和乡村之间本身的差距也在拉大。据农业部的数据表明,2009年城乡居民收人比由2008年的3.31:1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由2008年的11020元扩大到12022元。中国社科院4月的一份报告中预测,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将进一步扩大至3.35:1。农村内部收人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目前仍有4007万农村人口尚未脱贫,这还不包括城镇之间,乡村之间本身的巨大差距;再次,区域收人差异,2009年《中国经济周刊》计算得出了全国各省区市的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即GDP“含金量”,上海排名第一,内蒙古最后。排名靠前的多为东部省份,排名最后的多为中西部省份。这一困境直接导致“公平、正义”目标难以实现,造成低收人者社会意识上的“仇富现象”。这必然降低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形成收人分配格局的“断层”结构。

总之,随着财政支出逐年不断提高,其在稳定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财政支出过大导致长期赤字,最终仍要通过税收等方式来偿还[9I。所以,财政支出攀升客观要求更大的财政收入,并陷入“膨胀—膨胀—再膨胀”的怪圈,这一膨胀的趋势不容忽视。可以预见的是,财政收人的上升趋势,将会涉及到一系列诸如财政收入纳人公共预算将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更为广泛的公开与接受公民监督等问题。与此同时,对财政收人的额度标准、规模大小、收人方式与财政支出的均衡关系(既不是收人过于大于支出,也不是支出过于大于收人,而是“以支定收”)提出根本性的解决性方案,从而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将是解决当代财政收人困境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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