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论文十篇

财政学论文篇1

1.选用教材的问题

其一，目前财政学还没有形成权威、科学、规范的教材。其具体表现为：教材体系设置缺乏统一性，内容相差较大。当前各高校、各出版社都有不同的财政学教材面世，种类繁多。光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指定的二十一世纪教材系列中，《财政学》就有三种版本。有一些高校使用的是陈共主编的《财政学》，还有一些高校使用的是本校自己编写的《财政学》。导致财政学这门课程缺乏统一的大纲，教材难以通用，教学无章可循，教学质量缺乏统一标准。有的教材中有很多思想都是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和解释的，还有的教材中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距；教材内容理论性太强，操作性较差。财政学教材的章节体系安排混乱，有的按我国原有的财政学体系来安排；有的则按照西方财政学体系等来安排章节；还有的结合我国原有的财政学体系和西方财政学体系来安排章节。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教材中表述相差很大，像财政收入的原则，有的教材写三条，有的写四条，有的甚至没写；财政支出原则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一些基本概念的表述不严密不科学，像财政、财政学这样的概念都没有形成逻辑严密表述科学的定义，更不要说其他一般的概念。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造成教师教学中选用教材和讲授内容的随意性很大，另一方面也使教师的教学工作量成倍增加，且不利于形成稳定系统的教学资料。

其二，财政学的内容不符合财经类专业学生毕业后的实际需要。目前的财政学教材普遍对税收的内容介绍得比较少，尤其对税收的计算及缴纳等税收实务的内容介绍得更少，而实际上除财政、税收专业以外，其它财经类专业并没有税收类的后续课程，因此，学生学完财政学后(乃至毕业后)仍对税收知识(尤其是税收实务)知之不多，这就导致一方面学生毕业后面向基层对税收知识需求较多，而另一方面教材提供这方面的知识较少，造成“供求”矛盾。

2.教学方法问题

其一，教学组织问题。目前财政学的教学组织仍然是教师讲，学生记，考试考笔记“满堂灌”的教学组织方式，而案例教学、讨论课等教学组织方式则很少采用，尽管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但是陈旧的教学模式仍然是老师灌输知识，学生被动接受，未能真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样的教学方式，使得学生在听课时常常感到枯燥乏味，对一些财政学理论知识的理解深度也不够，经常是一知半解，到考试时只能死记硬背，考完试也就忘得差不多了。同时学生也缺乏对财政实际工作的感性认识，不利于培养学生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二，教学内容问题。目前财政学的教学内容重书本，轻实践。教师仍然是“从本本到本本”，很少利用书本知识去分析实际问题，做到从理论到实践再上升到理论，因此对学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其三，成绩考核问题。目前财政学考试方式上仍然是以笔试为主；考试内容上主要是以死记硬背为主；成绩评定上主要是以期末一次定终身。这样的考核一方面造成学生平时不刻苦，临到考试“抱佛脚”；另一方面极易造就“高分低能”的学生。

二、改进《财政学》教学的有关对策

1.规范《财政学》的教材体系。

教材是教师教学的最主要依据，是学生课后最主要的参考书，因此教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财政学的教学效果。一本满足目前高校需要的好教材，应本着继承和发展的原则，把西方财政税收理论中适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内容积极地吸收进来。把过去财政税收理论中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归纳和创新，积极地吸收到教材中来，以期更好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税收理论。对目前的《财政学》教材进行修改和增补，删除教材中一些过时的内容，增加一些最新科研成果。

2.对于编著《财政学》新教材的几点建议

(1)针对大多数财经类专业没有税收类后续课程的实际，应专设税收篇。税收篇应通过若干税收案例的分析，对现行主要税种的计算、缴纳作出全面详细的阐述，以充分满足财经类专业学生对税收知识的需求。

(2)针对目前财政学偏重我国财政实务阐述的具体情况，财政部分应增加财政理论、财政运行规律的阐述，并以财政运行规律统领教材的财政部分。另外财政部分应适当突出财政政策的地位，因为财政政策是财政理论与实践的连接点，只有充分研究财政政策，才能使财政理论落到实处，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

(3)针对财政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表述不严密不科学的现象，应对财政、财政学、公债和国家预算等基本概念按照逻辑学原理给出相对科学合理的定义。

(4)针对财政学相对理论性较强的特点，为了培养学生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应对本学科有争议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适当加以归纳，并给出合理的评价。

(5)针对财政学教学和自学的需要，教材应配有学习指导书。学习指导书应包括各章提要、难点、要点、思考题、习题、案例题及各章节有代表性参考书目和参考篇目，为学生自学和教师的教学提供便利。

3.推进财政学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有好的教材还需要好的教法，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为此我对改进财政学教学有几点想法。

(1)在教学组织方式上，应将传统的课堂讲授与讨论课、案例教学及社会调查等多种教学组织方式相结合。并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采用不同的教学媒体。一般在财政学理论教学中应更多地采用计算机辅助教学，然而，不同的教学媒体运用在教学过程中，所表现的教学功能各不相同，各有其适应性和局限性，往往一种媒体的局限性可用其他媒体的适应性来弥补。因此，充分发挥各媒体之所长，将多媒体有机地结合起来，扬长避短，互为补充，对优化教学也是很有必要的。如财政部分侧重理论，因此应以课堂讲授为主，讨论为辅。具体可以在讲授财政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就财政总论、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国家预算和财政政策等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也可以结合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一些专题讨论。通过讨论以使学生开阔思路，学得活，用得活，举一反三，更好地理解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税收部分侧重实践，因此应以案例教学为主，课堂讲授理论为辅。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求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在接近实际的条件下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2)在教学内容上，应改“从本本到本本”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开展实践教学。财政税收与很多宏观、微观的经济问题相关联。因此，在教学中应充分考虑财政税收与实际联系比较紧密的特点，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运用财政税收理论剖析实际问题，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再通过实践教学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这门学科的理解。这一环节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到财政、税务部门进行实践，让他们在充实繁忙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将课堂上的知识转化为服务社会的真知卓见。

(3)教学方法和手段上，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在财政学的教学中，应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注重精讲与略讲，理论性较强的要精讲，实践性较强的要略讲，把大量的时间留给学生，供学生思考和讨论。由于课下大家很少看教材，所以课上要留出一小部分读书的时间，起到预习和巩固的效果。课堂提问是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之一，要注重活跃课堂气氛，增强其紧迫感，采取灵活多样的提问方式。针对某些可塑性较强的内容要积极组织大家进行讨论，帮助大家对所学知识的消化与理解。

(4)在成绩考核上，要注重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考核以及考核的评价标准，不能以分数定终身。为此，我们必须扬弃传统的考核方式和评价标准，以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是否达到培养目标为最终判断标准，构建与新型财政学体系相适应的考核评价方法。考核方式上应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如笔试、口试、论文以及社会实践等。考核内容上针对课程类型，确定考核重点。总的指导思想是减少客观试题，增加主观测试题。整个考核应围绕财政学所涉及知识的系统性、综合性等能力培养展开，检测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素质，并促进教师日常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在对不同考核科目、命题范围、题型类别、题量覆盖面以及难易程度进行整体设计的基础上，重新确定成绩考核的评价标准，真正对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和素质予以客观、公正、公平的评价。

4.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是培养财政学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关键，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为了使理论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培养财政学应用型技术人才就必须增加具有实践能力的教学人员。方法有很多种，可以建立专业教师定期轮训制度，鼓励教师到企业，到财税部门进行见习和工作实践，以掌握企业以及财税部门的实际运作；教务部门对进修实习的教师，在下达教学任务时，给予一定的照顾，在安排授课时间上，尽量相对集中一些，腾出时间让他们学习实际操作。可以从企业和财税部门聘请高技术人才做客座教授，或定期来学校做讲座与学生老师互动、交流；也可以聘请具有实际财政税收从业经历的人员来校任教，并参与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制定。

总之，财政学课程教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教材、教学组织、教学内容、教学手段、考核方式等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也需要学校的大力支持和学生的主动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为国家培养合格的经济类人才。

参考文献：

[1]黄若君.关于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J].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4)：541.

[2]许毅.财政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基础[J].财政与税务，2000，(3)：11-131.

[3]李新.浅论案例教学法在财政学教学中的运用[J].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校学报，2005，(1)：77-79.

[4]邓子基，邱华炳.财政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5]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财政学论文篇2

事实上，政府并没有袖手旁观。2005年政府对环境污染就进行过调研，提出过解决方案。2010年10月，政府与企业合作建设了一座日处理5000吨污水的污水处理厂。然而从之后的报道中，可以发现这座污水处理厂始终没有投入使用过。原因是什么？在2011年，原因是整个园区的污水收集率太低，还不到5%，在2012年，原因是“污水厂当初的设计量过大，而现在需要处理的污水量达不到污水厂的启动标准，一旦启动，厂子就要赔钱”。代替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的，是污水处理池。这些所谓的污水处理池，实际上就是通过自然晾晒和自然风干蒸发、固体物人工收集等措施，达到污水无害化处理。而且污水处理池底部的水泥存在许多裂缝，化工废水就是通过这些大裂缝渗透到沙漠中。污水处理池中的水，生化需氧量超标229倍；化学需氧量超标138.3倍；氨氮超标35.96倍；磷酸盐超标22倍；色度超标11.5倍；PH值达到1.24，属于强酸水。仅仅是通过蒸发处理，让人很难想象如何消除污染。除去渗透到沙漠中的污水，蒸发后人工收集的固体物又如何处理？也没有任何说明。

二、财政收入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为了发展经济，腾格里镇引入了浙江、江苏、天津等地的企业，甚至还有外资的企业。然而对于牧民反映的企业废水污染问题，镇领导却表示，这些污染企业对当地有好处，牧民的补偿，禁牧款都是这些企业出的。这是一个悖论。补偿和禁牧款，是为了生态保护而出，结果这些钱却来自于对生态的破坏。看似混乱的逻辑，底下却暗含了一个深刻的矛盾。这就是财政收入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地方政府的很多行为，都可以用一个字来解释——钱。地方政府想要发展经济，想要搞工程，或者最实在的，想要养活当地公务员，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就是税收。为了扩大税收，促进就业等等，招商引资这招屡试不爽。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吸引大量外资流入。而现在，国内相对落后的地区，吸引着东部及沿海地区企业向内陆发展。对这些企业来说，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劳动力是廉价的，地租是廉价的，政府还求着你去，暗地里还有各种优惠措施，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成本。对这些相对落后地区的政府来说，招商引资，招来的是税收、就业岗位，还有当地官员的政绩等等。科技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企业留在了相对发达地区，而这些内迁的企业，许多都是会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在这种情况下，相对落后地区的政府便会面对财政与环境的矛盾。在多个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中，最常见的牺牲不是暗中的财政补贴或者低税率，最常见的应该是对环境的牺牲。环境的破坏，往往是慢性而长期的，不会对财政收入有当期的、明显的影响。而相应地，污水净化、废气净化等配套措施，运营成本巨大，对企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对于某些地方官员，只要在自己的任期内，没有出现大的环境问题，那么这个烂摊子就可以随手抛给下一任。这是一种代际不公平。这些特点，使得环境保护往往成为政府在招商引资时，最容易放弃的阵地。如果某个地方政府不愿意就环境保护作出让步，那企业完全可以找另一个地方政府，因为愿意放弃环境保护的大有人在。腾格里镇正是如此。当政府下定决心要管住环境污染时，它斥资造了一座日处理5000吨污水的污水处理厂。但是要投入使用时，却面临着极大的阻力。一旦投入使用，企业就将增加一大笔成本，这不仅使得一些企业无法维持运营，导致就业岗位减少，还使政府面对税收大幅减少的困境。财政收入锐减的结果，可能是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更不用说那些需要维护的基础设施，和正在建设的工程了。所以，在最后一刻，腾格里政府突然发现，如果使用这个污水处理厂，就好比是自杀。最终的结果，自然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污染继续，而治理却仅仅只是口号而已。

三、结论

财政学论文篇3

一、重视财政法基础理论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要想获得较大的发展与繁荣就必须首先在基础理论上下工夫，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理论做支撑，任何学科都不可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财政法学是以财政法及其与财政法相关的一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我国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大多基础理论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研，而只是停留在借鉴法理学、部门法学和财政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可以说，尚没有提出具有中国财政法学特质的基础理论学说。甚至有些基础理论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或关注，如财政法学方法论、财政法学体系、财政法范畴、财政权力（利）、财政法行为、财政法责任等。

我国财政法学尚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和欠缺有着直接的联系。没有基础理论的支撑，财政法学就是苍白和无力的，它只能停留在对现有的财政法律文件的浅层次注释和评价的层面，只能对财政法制建设提供一些零星的立法建议和完善措施，这种方法和思路使财政法研究注定只能随着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亦步亦趋，而始终落后于实践。由此，我国财政法学研究成果的价值是暂时性的、应急性的，而不可能是长远的、稳固的。

法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实践科学，作为部门法学的财政法学，其应用性和实践性更强，再加上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很多学者都倾向于与实践紧密相连的研究，但往往忽视了纯理论研究的价值，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是有理论存在，在根本没有理论存在的情况下，所谓的联系实际，就只能是就事论事，其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适性都要受到极大的限制。理论研究的价值不是眼前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长远的，当然，理论出台之后，其最终的生命力还是需要由实践来检验的。

要锻造财政法学与众不同的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必须依赖于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加强。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将财政法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之不仅关心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更会着意将财政法置于整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大环境中，确立财政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机的处理好财政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如何协调的问题等；也只有较科学的财政法学基础理论才能使财政法内部发展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科学体系，使概念与概念之间、原则与原则之间、制度与制度之间环环相扣却又领域分明。可以说，财政法学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法立法的质量和财政法实施的效果，也决定了财政法学能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以及财政法学自身研究的进展和步伐。

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首先应当重视法理学，也就是要进行“财政法的法理学研究”，将财政法的理论及研究条理化、体系化和规模化。一方面要将法学上的一些共性问题，如价值、效力、功能等置于财政法的具体环境中深入研究，使其为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的完善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着力从财政法自身出发，对财政法的起源、原因、性质、功能、价值，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等展开法理分析，为其寻找法理渊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抽象的法理可以用来指导具体的财政法活动，而从具体的财政法制度和概念中也能总结出一般法理，这样才能引导财政法学走向成熟。财政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还应关注财政法在宪法上的含义和要求。除了增加理论深度的法理学和提升效力位阶的宪法学以外，财政法学还应该多借鉴国家学说、政治学、财政学、公共选择理论、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新兴学科等相关学科的先进成果，以丰富自己的理论殿堂。

二、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

任何一门学科要不断发展，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就必须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必须从中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财政法学也不例外。

财政法学是一门年轻的、开放的、尚处于成长、上升期的新学科。谓其年轻，是因为它不象民法学和刑法学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谓其开放，是因为它与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其它法学学科等存在多方面的交叉与融合；谓其成长和上升，是因为它的应用和发展空间无限广阔。目前，财政法可研究的领域尚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也有不少。当然，未开垦的领域并不等于学科一定会向前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人员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及不畏艰难险阻的毅力和勇气。

拓展研究领域的方法和思路有多种，可以借鉴其他部门法学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从而发现本学科需要研究的课题与领域，也可以深入财政法制建设的第一线，通过采访、观察、访谈、调查等方式发现新问题，并以此为切入点，开拓一片新的研究领域，寻找财政法实践急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拓展财政法研究领域实质在于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最重要的是方法的问题。方法是达到目的的基本路径，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于丰富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提升该学科的整体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财政法学是一个融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即使在法学内部，它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也十分明显。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其选择具有开放性和发散性，加强对财政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是当务之急。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种自然科学方法的采用，近些年出现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实际上也是得益于经济学方法的广泛运用，经济学方法的独特性也就奠定了经济学在人类各门学科中的重要地位。财政法学乃至于法学，要想树立自己学科的地位，就必须在研究方法（如规范分析法、价值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上下工夫，就必须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

为拓宽研究领域，财政法学应注意加强与法学其他学科的联系，加强彼此之间相通点的研究。财政法与宪法、经济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等关系非常密切，我们从中能够找到跨部门合作研究的共性问题。今后，财政法学必然在加强自身基础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不断深入拓展。除此之外，中国财政法学还应该大力加强外国财政法、国际财政法和比较财政法的研究，广泛地借鉴国外财政法立法和执法的先进经验，吸收国外财政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渴望进步的新世纪的中国财政法学。

三、挖掘财政法研究资源

一门学科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本学科的领域之内，而要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出发，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挖掘自己的研究资源。

在我国各门法学学科

发展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制约各个部门法学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就是研究资源的多寡。在我国的部门法学中，民法学之所以能够率先发展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民法学有丰富的研究资源，大量国外的先进民法典的翻译，大量国外民法学著作的引进，都为我们民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资源。同样，行政法学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兴起并逐渐走向繁荣，除了我国加强行政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外，丰富的研究资源的引进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素。

比较起来，财政法学的研究资源的确是稀缺的。目前我国尚没有引进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文件，也没有翻译几部象样的外国财政法学著作。没有充足的财政法学研究资源，我们研究的视野和研究的水平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就难以充分有效的借鉴和利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财政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成果，这样我国的财政法制建设也只能在低水平状态下徘徊，财政法学发展的速度缓慢，也就不难解释了。

研究资源的获得不能等待他国或他人来提供，只能靠财政法学者自身的努力，去不断学习，不断挖掘财政法的研究资源。当然，这需要我们的财政法学者具有坚实的外文基础以及孜孜不倦、埋头苦干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组织力量在短期内翻译一批国外先进的财政法规范性文件，翻译一批国外著名的财政法学著作，再从我国台湾地区引进一批财政法学著作，那么，我国财政法学研究的繁荣将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对于国外的学术专著和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文件，应全面收集，建立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对其别具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国家应投入必要的资金，并积极组织人员翻译出版。由于这不仅是翻译者个人完成科研任务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财政法制建设和财政法学整体的发展，因此，凡是具有能力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支持这一伟大的事业。至于我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其他华语国家的财政法学资料也应该利用各种机会收集和整理，并建立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设想中的外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和中文财政法资料中心可设在财政部或有条件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内，有关资料不能为某一个或几个单位所垄断，应该面向社会开放，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效应。

四、加大财政法研究合作与人才培养的力度

财政学论文篇4

培养人才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整个教学过程都是为了培养人才而展开。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毕业生工作与学习的竞争力。目前，大部分高校的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主要以“因校施教”为原则，即充分利用学校现有资源，而非“因材施教”。传统的财政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主要体现在拓宽本科生知识面、培养学习与创新能力方面。具体而言，就是知识结构完善、掌握经济学基本原理、熟悉财税基础理论、熟悉财税基本政策法规，具备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财税问题的能力。它忽视了与学生的兴趣、个人职业规划等个体差异性因素，这种在不以学生为中心确立的人才培养目标下，培养出适应社会的能力就相对较差。

现在，我国许多综合性大学的财政学专业正在双轨推进培养学术型与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与制度。面对近几年就业难的问题，培养创业型、创造型人才愈加重要。不过，对创新型和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制度和培养模式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基于此，基于个性化发展的财政学本科教学模式改革相对于重视知识传承、学术养成、标准化教学、批量制造的传统财政学本科教育模式，就可以为社会培养更多种类型的高级人才：学术型、职业型、创业型与创造型等。况且经济类专业的大学生，包括财政专业大学生的创业基础较好，具有某些特殊的优势，充分发挥他们的天赋与潜能，其更易于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创业型与创造型人才。个性化教育是引导个性生命独特性发展的教育，它以尊重差异为前提，以提供多样化教育资源和自主选择为手段，以促进个体生命的自由和充分发展为目的（冯建军，2004）。基于个性化发展的财政学本科教学培养目标，应该从尊重和培养个体的个别性、特殊性、差异性立场出发，结合学生的兴趣与个人职业规划，充分利用各自学校的资源优势与特色，引导学生向不同类型的专业领域、不同层次的专业方向发展，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创造足够的条件，培养学生在财政学领域具备一定的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

培养财政学专业个性化人才的完整途径主要表现为：首先，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通识教育阶段，培养目标应体现宽口径、厚基础的“广博”培养原则，进一步扩充通识基础模块，增设相关学科的教学内容，供学生选择，可以建立以思想政治类、工具类课程为先导，以经济学基本原理课程为核心，以人文素质类、科技类课程为辅助的综合课程体系。其次，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专业及拓展教育阶段。结合不同高校的特色，在突出专业培养的同时，围绕专业课程进行充分的拓展，引导学生结合专业与个人兴趣，合理制定大学选修课程菜单。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建立以财税类课程为必修课，以经济类、管理类相关课程为选修课的综合课程体系，同时，辅之以学术讲座、第二课堂等开放式培养手段。选修课的取舍要体现不同高校的资源优势与特色，体现不同高校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个性。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可能提供更多的课程供学生选修，使学生最大可能地选择自己最有兴趣的课程，激活他们的多元兴趣与多种思维，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素质提升，进而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差异性发展。再次，在财政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的创新能力培养阶段，就大学本科生的人才培养而言，本阶段培养手段与方法是否科学有效，直接关系到学生创新能力的积累和今后个人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此阶段的人才培养方案，应弱化理论课程的安排，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如通过学术报告、学生科创、社会调查、案例分析、社团活动、假期实践、毕业实习等方式，有组织、有目的、有成效地实施人才培养活动，为财政学专业本科生毕业后的个人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培养个性化财政学本科大学生的具体方法

财政学论文篇5

一、乡镇财政存在的问题

1.乡镇财政负担沉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乡镇财政从小到大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为县财政收支平衡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巩固农村基层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回避的是，近几年乡镇财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收入增幅下降，支出增幅增强，收支矛盾日趋突出，从而造成乡镇财政出现了巨额负债。据某县调查资料表明，截至到1999年底，该县9个乡镇财政负债总额1890万元，占1999年全年乡镇财政本年本级收人的139%，占1999年本年本级支出的488%。乡镇财政负担重已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

2.乡镇财政体制不完善。乡镇财税体制的不配套，对乡镇预算执行造成了很大影响收入任务能否完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税、地税部门的配合，而乡镇又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协调国税、地税。乡镇为了完成任务，有时甚至不得不拿钱“买税”，或借款垫交税既增加了税收成本，又加大了乡镇财政负担，也扭曲了乡镇政府与税务部门的关系。

工乡镇财政管理水平低。随着乡镇经济建设的发展，乡镇出现了各部门自立账户、分散管钱、各自为政的现象。这不仅肢解了乡镇财力，而且还导致么镇败府对整个乡镇经济难以进行宏观调控，特别是预算外资金，对乡镇一级来说仍处在失控状态，部门分割比较严重。

二、科学发展观为乡镇财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关于发展的实质、目标与要求的经典论述。邓小平曾指出：发展就是硬道理。但是由于当时发展经济学理论中GDP发展观占据着主流地位，所以我国基层干部职工普遍存在着“GDP增长即发展”、“税收增长即发展”的观念。诚然，这种观念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乡镇经济的发展，但同时我国乡镇财政也出现了上述“任务型收入机制”、“吃饭型支出机制”等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弥补了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不足，纠正了传统的GDP发展观的错误，并吸取了可持续发展观等各种发展观中的合理因素。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则更加明确提出：认真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总理在《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之后，他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更加注重节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和环境保护，实现既快又好发展，在科学发展道路上走在全国前面。所以科学发展观包括四方面内容：第一，以人为本；第二，全面性；第三，协调性；第四，可持续性。科学发展观是引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纲领，作为经济发展全局中的一个小问题——乡镇财政体制改革当然也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依据。

三、运用科学发展观进行乡镇财政改革

科学发展观从上述方面为乡镇财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行乡镇财政体制改革，以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一)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涉及到许多方面的问题，其核心是以正确的政绩观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学者提出，我国的政绩观存在一定缺陷，由于发展观上的偏差，政绩观仍然存在由“增长即发展”的观点决定的“GDP增长即政绩”、“税收任务即政绩”的不足。现在乡镇干部考核把税收任务完成情况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形成了乡镇财政“任务型收入机制”，造成了税收刚性。而作为一个较小的经济个体，乡镇经济是有波动的，税收也应该随经济波动而有增有减，否则就会违反经济规律，影响经济健康运行。“以人为本”要求乡镇财政根据农民的需求调整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因此应该降低税收任务指标在乡镇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中的地位，而应该把农民满意度等体现“以人为本”的指标加入乡镇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中，改变过分强调税收增长的政绩考核制度，从而打破“任务型收入机制”，顺应经济规律，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可持续性”的要求；并且这样也会使得乡镇干部更加全心全意地为农民服务，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以人为本”的要求。

(二)加强乡镇干部的监督体系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以人为本”的要求，还需要加强乡镇人大的监督作用。同志曾指出：人大既要敢于监督，又要善于监督，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监督的目的。所以乡镇人大要敢于监督乡镇干部职工的行为，敢于监督乡镇财政的政策导向。当乡镇财政的服务对象发生偏离时，乡镇人大应敢于提出异议，并且要善于监督，采取适当的方法纠正乡镇财政的错误政策。同时，应建立农业协会，提高农民组织性，从而促进农民、农业协会对乡镇干部、职工的监督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三）努力化解乡镇债务风险。乡镇在注重防止新增债务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债务风险的化解工作，坚持采取可行措施，积极稳妥地解决债务问题。一是对债务进行清理认定，制定化债计划。乡镇债务虽然全区已进行了清理，但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后，债务结构与数额又有了新的变化，笔者认为至少两年要进行一次清理，并制定针对性的化债方案，分期分批逐年化解。二是建立偿债准备金，专项用于化债。各乡镇应在年度预算中，按照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偿债准备金，专项用于化债。同时，还可以从行政事业性收入、国资收益等非税收入中安排一定的资金，专项用于化债。三是上级财政要适当补助，支持乡镇化债。对于乡镇在特殊历史时期和特定条件下，欠下的债务，上级财政部门要根据自身财力状况，加大补助力度，支持乡镇债务化解，减轻乡镇压力。四是坚持量力而行，控制新增债务。乡镇在支出安排和建设发展过程中，要坚持量力而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举债办企业、搞建设，不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五是区财政应建立乡镇债务监管机制，对乡镇债务化解情况、新增债务情况进行监督，并加强督办，确保乡镇债务化解工作落到实处，债务风险得到有效化解。

（四）规范建立转移支付制度。根据财政部“三奖一补”政策和各级转移支付政策，综合考虑各乡镇的具体情况，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合理确定转移支付基数。在测算乡镇的上解、补助基数时，要充分考虑乡镇的实际，科学预测乡镇财政收支形势的变化，制定合理的补助标准，保证乡镇各项事业的正常开展。二是努力实现乡镇之间的平衡。由于乡镇发展很不平衡，乡镇之间财力差别很大，因此，区财政在制定转移支付政策时，要更多考虑贫困乡镇，加大支付力度，保证贫困乡镇财力不断增加，努力实现乡镇之间的基本平衡，做到“富乡镇有肉吃、穷乡镇有汤喝”。三是尽力实现财力下移。对于上级财政部门增加的转移支付资金，本级财政增加的可用资金，应尽可能的向乡镇倾斜，缓解乡镇财力的不足，解决乡镇实际困难，支持乡镇发展。

【摘要】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包括四个方面：以人为本、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科学发展观从这些方面给乡镇财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落实科学发展观，乡镇干部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其次要加强乡镇干部的监督体系建设，化解债务风险，同时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农村公益事业支出。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乡镇财政体制改革

参考文献：

财政学论文篇6

一、我国为扩大内需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

为了防止经济滑坡，尽快启动经济，我国财政政策频频出台：

1.吸引外资，鼓励出口。国家对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先进设备实行免征税和进口增值税的政策，并普遍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也规定了进口的税收优惠政策。为扩大外贸出口分批提高了纺织品、煤炭、水泥、钢材、机电产品、船舶等出口退税率。

2.加大国债发行力度，保证经济增长。据统计，我国1998年全年累计发行国债已达6000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国债最多的一年，1998年国债发行余额可能接近1万亿元。从具体种类上看，1998年全年累计向社会公众发行凭证式国债2200亿元，专项国债发行也是品种齐全。在财政收入总体不尽人意、不能保证大规模支出的情形下，大规模发行国债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3.调整有关政策。为减轻企业负担，分三批清理取消了涉及企业的不合法、不合理基金、收费共计727项，减轻企业负担370多亿元。财政为配合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宣布用三年时间争取逐步取消财政周转金。中央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增加180亿元支出，专项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及抗洪救灾等支出。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在中央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又安排了144亿补助资金和借款，专项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同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的财税政策，支持下岗职工再就业。为了缓解地方的困难，中央财政安排了20亿元养老金借款，以确保今年不再发生新的拖欠，并尽快补发以前年度出现的拖欠。

二、扩张性财政政策未能充分实现预期的内需扩大效应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政治因素

（1）中央集权制度。地方与中央在财政上分权，地方既然相对独立地享有对地方赋税的支配力，也就以相对独立的责任主体地位向该地区的民众承担了一部分政府职能和政府责任。收入上的划分必然带来政府支出义务的划分。但地方与中央在财政收入上的分权是清晰的，而在财政支付上的责权划分却存在着相当大的模糊性。因为支出责任的划分更多地涉及到体制的问题。所以财政改革长期停留于财政收入分开但财政支出责权不明的状态。

（2）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随着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地方财政的贫富悬殊也日渐明显。尽管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对地区财政平衡能够起到适度的调节作用，但这种中央财政的地区平衡职能，并不能也不应在根本上造成富裕地区的人群与贫困地区的人群享受一个平均的公共服务水平。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明显差异，也促使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向本地区利益负责的财政责任。

2.在政府诱导型公共支出扩张需求面临制度障碍的条件下，财政扩张政策体系结构设计不合理，仅为政府注入了内需扩张的激励，而未能为企业注入内需扩张的激励。其主要表现在，现行政策体系未能将增加政府公共支出与减免企业税赋同时并行。减税意味着提高企业资本及其投资的预期收益率，由此可促使企业增加更新改造和基本建设投资，也会诱发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同时也降低其信贷风险。

3.政治经济集中地偏向与收入分配政策的公平及效率偏差。财政的收入分配政策属于再分配范畴，其目标主要是缩小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财政的收入分配政策能否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目标，在技术上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最终取决于这种公共政策的产生过程是否兼顾了社会各方的偏好和利益，这种非市场性决策过程能否贯彻市场经济的精神，是否在民主程序内进行。收入分配政策之所以存在公平与效率上的偏差，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政府在认识分配财政资源方面有失偏颇，因而未能给社会不同阶层以平等的财政待遇，而出现了明显的政治经济集中地偏向。按照公共选择理论，政府的财政行为，无论是提供公共物品还是进行收入再分配，政府的财政决策应是公共选择的产物。毫无疑问，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为政府和强势集团的上述活动提供了机会和舞台。在我国，政治经济集中地公民特别是公务员最靠近权力中心，是明显的强势群体。收入分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论决策者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客观上则确实迎合了强势集团的偏好，从而也就偏离了公共财政的原则和市场经济的要求。

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调整策略

1.国债政策要符合新的发展观

这种长期建设国债的政策调整应该立足于国情和转轨的现实需要，应该符合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我们在更具体地考虑长期建设国债资金投入的结构时，应该继续关注原来已经形成的一些重点，来保持政策必要的连续性，并贯彻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表述的统筹协调发展的新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在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之上，进一步提升为经济、社会、自然的整体和谐发展。

长期建设国债应当与其他财政政策和宏观政策相结合，促使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增长的作用，更多地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来服务于培养财源、做大蛋糕这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能够胜任的发挥政策倾斜作用的重要事项，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性，使政府与市场相辅相成、互补地来解决我国的长期性和战略性的发展任务，同时也要进一步解决我们在体制方面仍然存在的弊端与问题。

2.健全分税分级财政框架

在对长期建设国债扩张性政策的力度和结构、配套事项完善与调整的过程中，财政体制改革应考虑深化的方向和思路。我们认为，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框架，就有必要明确：我们要巩固1994年财税配套改革的基本制度成果，同时分析认识它仍然遗留的没有解决好的问题。需要在减少政府层级和财政层级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考虑怎么样真正建立“一级政权、一级事权、一级财权、一级税基、一级预算、一级产权、一级举债权”这样相互配套协调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而重点就是要在1994年已经搭出的中央和（以省为代表的）地方分税体制框架之下，对省以下体制灌注分税分级体制的实质性内容。

而在这里，五级政权的框架这条路看来走不通，应该设想逐步调成三级实体政权，建立三级的分税分级财政。我们现在可以先考虑在乡镇这一级结合一些已有举措，逐步地把它调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另外可以借鉴浙江等地市县在财政体制上平级这种经验。从长远的目标来说，也不排除把原来已经由地区改为实体政权的市这一级，再改回去，变成省级的派出机构。看来需要明确地认识以后远景上所设想的分税分级财政的完善到位问题。

3.刺激私人消费政策的分配效应

刺激私人消费的政策也可称之为收入政策。这三年实行的大部分收入政策是为增加城镇居民收入而设计的，因而这些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有可能缩小城镇居民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例如，中央政府在2000年增加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地方保障基金的拨款以切实执行“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政策，这无疑会极大地增加下岗职工和其他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增加政府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对城市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比较复杂。在沿海地区，公务人员工资水平大致处于平均水平以下，因此他们工资收入的增加将会改善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然而，在西部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公务人员工资水平大致在平均水平以上，增加工资很可能会扩大当地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此外，增加公务人员工资的政策可能有助于改善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和差距，因为24个中西部省或自治区为此得到了中央政府大量的转移支付。

恢复征收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税肯定会改善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因为城镇居民持有80％以上的储蓄存款余额。征收利息税也可能改善城镇居民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是该项政策对最高收入组的城镇居民可能没有多大影响，因为他们投资的主要对象是国债、股票、不动产，其投资收益是免税的。

4.优化消费的财税政策结构

（1）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步伐，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人们降低生活和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增强其生活安全感。早在1999年，中央就提出“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变现部分国有资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开拓社会保障新的筹资渠道，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当前要抓紧完善和规范社会保障资金收缴体系，制定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标准，实现社会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根据构建公共财政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各级政府预算中的社会保障支出扩大发行等办法，开辟新的筹资渠道，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及时、足额征收和专款专用，支持社会保障工作的深入开展。

（2）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民营中小企业发展，扩大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通过积极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要坚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实行优质优价，从价格上保护农民利益，积极支持发展小城镇，增加小城镇收入分配制度。—是继续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机关事业单位的离退休人员离退休金也相应增加，二是着手研究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解决企业职工工资激励不足、约束乏力、管理失控、渠道混乱等问题，建立企业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工资制度，三是落实“两个确保”工作，确保居民全部纳人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给予必要的生活费用支持，做到应保尽保。

财政学论文篇7

一、财政学的学科基础

纵观财政学科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其他学科向财政领域渗透，即移植其他学科原理和方法研究财政问题和解释财政现象，为现代财政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宽广的学科理论基础，使财政学演变成为一门融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以及社会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

1、财政学的经济学基础

2、财政学的政治学基础

现代财政学在具有经济学基础的同时还具有政治学基础。首先，财政学与政治学研究的行为主体具有一致性。政治学以国家或政府机构为中心进行研究，而财政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因此政治学的理论与观点，尤其是政治学上的国家理论或政府理论会直接渗透到财政学研究中来。在财政学著作中，有些直接冠以《政府经济学》来体现财政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西方财政学中，一直存在着将财政学与政治学相联系的倾向，西方经济学家道尔顿在其《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财政学是界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3]其次，财政决策过程需要通过政治决策机制来完成。财政所研究的公共资源配置依赖于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机制与方法的差异对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财政收支活动与过程同时又是政治活动与过程。随着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的出版和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为政治学建立了与经济学相同的分析基础，使得经济学分析范式成功地拓展到政治领域，以经济学为纽带将财政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打通。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党理论、官僚理论、投票理论在财政学中的运用，开辟了从完善政治决策机制的角度来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的新领域，使经济学、财政学和政治学更为有机的结合起来，便于我们从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层面共同研究财政问题。

3、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

财政从来都是同国家或政府的职能连在一起的，财政收支活动的目标就是要有效实现国家或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从这种意义上说，财政可以界定为政府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从经济学角度考察财政，主要侧重于财政运行规律的分析和揭示；从管理学角度考察财政，则侧重于财政管理机制的构造和操作，两者具有内在统一性。当今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管理或称公共行政已经或正在为“新公共管理”所取代。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所谓“产业型政府”的解释，政府部门实质上是一个特殊产业部门。因此，财政问题不仅是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同样是管理学问题。[4]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吸收管理学的合理内核是构建合理的财政机制、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财政管理归结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构筑利害相关主体的约束与制衡机制、规范财政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权利配置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通过吸收企业治理理论来谋求财政的科学控制。从管理学角度出发，按照管理学的范式，将管理学中的制度、行为、组织和决策理论引入财政学来研究财政，必然会使财政学的学术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4、财政学的社会学基础

财政制度运行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文化制度会通过财政行为主体对财政运行产生重要的乃至决定性影响。自德国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提出其“韦伯命题”以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一国社会文化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透过经济现象去探究隐藏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日益成为人们洞察经济问题的新视角。社会文化环境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价值观念进而影响其行为取向与方式，从而发挥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导向功能与约束功能，进而使制定出的政策带有较为浓厚的伦理色彩；另一方面，根源于社会文化传统的非正式规则对约束、规制与调整人们行为起重要作用，其对正式规则的作用发挥将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事实上，就是在同种经济运行机制（如市场机制）下，由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非正式规则的差异，会在经济运行机制层面上得到反映，呈现不同特点，最终体现出制度效率的差异。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同种制度在不同国度有着不同的运行状况和运行结果，为什么一项制度在具体运行中会出现偏差，为什么我们不能完全照搬产生于西方社会环境下的某些做法。因此，我们研究财政现象与问题时不能忽略社会文化环境的客观影响，否则，会使现实财政制度流于形式抑或趋于无效。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学科日益分化的历程之后，人们已经开始强调学科之间的互相融合，甚至出现了学科综合的趋势。[4]财政学科的综合性要求我们对财政学科中一些重大或重要问题必须结合有关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将财政学建立在一个宽广而坚实的学科基础之上，并体现于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设计之中，这样才能达到“厚基础、宽口径”的财政人才培养目标。

二、财政学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目前课程设置难以完全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基础

为了满足我国财政学科发展与财政人才培养的需要，许多院校对财政学的课程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增加了经济学基础课程，但仍然存在缺陷。首先，财政专业主要学习的经济基础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初级）》，很少开设中级（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课程，而其中的经济理论或分析方法正是许多财政问题分析所必备的，如税收效应中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分析、最优税制设计等。由于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大大降低了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能力。其次，随着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运用，数学分析方法日益成为财政领域的一个重要工具，基本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知识对于财政专业学生是不可缺" 少的。但在目前的财政课程体系中，许多学校将《计量经济学》仅作为选修课程开设，《数理经济学》更是一个空白，导致学生对数学公式与推理只知数学含义而不知经济含义，遇到财政专业课程中的数学分析内容，则以囫囵吞枣的方式死记结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财政学的管理学基础、政治学基础以及社会学基础未能有效的通过相关的课程设置体现出来，财政专业学生的分析视角过于单一，对财政现象与问题的理解难以深入，就财政论财政的现象没有得到改观。[5][6]尤其是社会学知识的缺乏，使得学生无法准确理解中国财政制度的本土化要求，死搬硬套西方理论分析财政现实问题的现象较为普遍。

2、学科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结构、专业课程内部结构不够合理

撇开公共基础课不论，在财政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结构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头重脚轻”现象，即学科基础课程偏少而专业课程偏多，其直接反映出财政专业的口径较窄而专业性过强，导致财政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适应性偏低；在专业课程内部结构方面，由于课程门数过多，过分强调单项课程结构完整，导致各门课程大而全、小而全，在不同课程名义下讲授相近的内容，内容交叉重复，知识容量狭小。[7][8]如《税收与实务》、《中国税制》、《税务管理》、《税务稽查》和《税务会计》等课程相互之间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直接重复，极大地降低了教学效率。

3、财政实验课程相对贫乏

财政学科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是财政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在财政学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税收和税收管理知识，还是政府预算管理和预算会计知识，基本上全部依赖传统的“空对空”的课堂讲授方式，既给教师授课带来困难，同时也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可谓是事倍功半，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无益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

三、财政学课程体系建设的建议

1、优化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

财政学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应从这么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加大学科基础课程的数量比例和课时比例，充分体现财政学的多学科相融合的发展趋势。增加经济学理论课程的门数和教学课时，如加大《计量经济学》的课时量，增设《中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本科层次）或《高级微（宏）观经济学》（针对硕士、博士层次），同时将反映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课程纳入学科基础课程体系当中，在选修课程中扩大反映上述学科理论发展以及分析方法创新的课程，如《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第二，适当压缩财政专业课程门数或教学课时，或者将某些课程从必修课降格至选修课，为学科基础课的教学留出课时空间。如取消《税务会计课程》，将《公债管理学》、《税收与实务》《比较税收学》等课程作为选修课开设。第三，新设部分财政实验课程或从现有课堂教学课时中划出部分课时进行实验教学。

2、整合现有财政学科各专业课之间的内容

在维持财政主干专业课程基础上，对部分专业课程进行归并整合，避免单项课程内容交叉重复，扩大知识容量，节约教学时间，提高授课效率。[7]如《税务管理》与《税务》可以合而为一，称为《税务管理与》；《国家预算》与《预算会计》联系紧密，部分内容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复，建议合二为一，改造为《国家预算与核算》课程；《财税专题讲座》则改造为《财经专题讲座》以扩大其适用范围和突出课程内容的一般性与实践性，等等。

3、加强相关课程内容讲授的协调与分工

在财政专业教材的编写中，为了保证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重复与交叉在所难免，因此需要我们就相关内容在讲授过程中予以协调与分工。这样做的优点除了可以尽可能避免授课内容的重复之外，还可以确保学生接受知识的逻辑顺序以及连贯性，同时使各科课程的教学重点更为明确。在这方面，可以依据理论与制度两大模块来对教学内容进行分工。[9]在理论部分，授课的重点应该是基础理论的传授和分析思维与分析方法的训练；在制度部分，则应该将重点置于分析方法的运用和具体问题的解决。如对于《财政学》中的“国家预算”部分，只着重讲述预算的一般理论与分析方法，而对于预算的具体做法、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可以不加介绍，留待《国家预算管理》中进行讲述，遵循从一般到具体的认知规律。

「参考文献

[2]加雷斯·D·迈尔斯 公共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张 馨 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M]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

[4]高培勇 “一体两翼”：新形势下的财政学科建设方向———兼论财政学科和公共管理学科的融合[J] 财贸经济，2002，（12）：33-36 .

[5]王世运，周巧红 建立财政学科体系及其理论框架的新思路[J] 财政研究，1996，（3）：17-19 .

[7]李樱木大 适应高等职业教育要求的财政学科建设的思考[J] 辽宁财专学报，2003，（1）：59-61 .

财政学论文篇8

思想本质上是社会意识的理论化。就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某些特定的历史进程就是整个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在平民大众的“需求”与“意向”基础之上激发的能动。正如梅尔茨所说:“潜在的思想”包括“成千上万的人抱有的朦胧的向往……数不尽的希望，无数次受雄心或需求支配而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努力。”［1］因此，思想史不仅除不去社会的时代烙印，更是撇不掉平民大众所代表的一般性属性。而长久以来，针对思想史的研究，精英智者和经典文本成为重中之重，在评定影响的过程中，精英智者和经典文本占据了所有的决定性，进而在精英经典与平民大众的选择中失之偏颇。财政思想史学的研究也概莫能外。葛兆光曾针对此提出了一般思想史的看法，他反对思想史仅仅是精英史和经典史，提出精英与经典未必就起决定性作用，认为还有一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历史”［2］不容忽视。这并不是否认精英与经典的性，也并非是要挑起精英经典与平民大众之间的抵牾，而是在思想史研究过程中，更强调作为精英与经典的知识源泉———平民大众“潜在”思想的性。民国时期，财政成为经济领域内一大内容，财政理论在经济学界同样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日益窘迫的财政现实问题面前，从政府官员到学界学者，从业界精英到报刊记者，无不投身激辩、讨论当中。借出版物表达自己言论更是成为常态，或以书籍出版为窗口著书立说，或借有“短平快”的期刊为论辩阵地。可以说，民国时期财政理论体系的构建发端于现实财政问题，交织糅合进西式财政学理解中，而催熟于财政类出版物的载体交流中。因此，使用现代经济学的统计分析方法，以出版物为样本，对民国时期财政理论的出版发行状况进行统计分析，不仅是对民国时期财政理论形成的过程再现，可以对其结构特征进行分析，还能清晰地掌握财政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轨迹。

二、研究方法及研究数据的选择

(一)研究方法

在现代电子传媒形式出现以前，纸质出版物是思想最的传播载体之一，同时它也是社会对思想的需求最直接的显现。出版物长久以来都有着主观引导现实需求与客观塑建理论体系的功能。尤其是在思想处于更替嬗变时期，激荡撞击的思潮变革下，出版物所展现出来的洞察力是理论体系形成的推力。恰如民国经济学家唐庆增所指出的:“在昔中国研究经济事物者，仅限于少数哲学家政治家手中，普通人士，对此殊少贡献，甚至为在上者所压迫，其思想无由表现;时至今日，民意大昌，且确能操纵有极大之影响，职是之故，研究今年估计思想史者，对于一切传播知识之机关，如新闻纸杂志宣传品一切，亦应予以相当之注意。”［3］可见，报刊媒介在当时之于传播思想的影响力度有多大了。民国时期，随着新闻出版业的大力发展，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能够接触到的知识、观念的渠道日益丰富，借助于这些愈加广泛的渠道，平民大众的话语权也得到释放。他们不再满足分散的表达，而是以群体性的形式，开始在报刊、普及读物等载体上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他们逐渐与精英著作共同阐释对社会的看法与见地。有鉴于此，财政思想史的研究应综合宏观与微观的考量，宏观层面考察民国时期财政理论体系的构建轨迹，同时微观层面具体把握专家学者对财政现象的具体运用和理论体现，方能对民国时期财政理论体系有充分的认识。就研究方法而论，在经济学中使用统计方法，可以达到简单直观的效果。同样利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可以为向来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经济史学研究提供数据依据。本文所研究的财政理论本质上主观性极强，使用系统规范的指数、等式、模型等计量方法显得较为困难，若以财政学出版物为中间变量进行统计分析，亦可窥探财政理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流变，进而追寻财政理论体系的整体演变趋势和内在结构变迁。

(二)研究数据

以出版物为切入点对财政理论体系构建的轨迹进行多方面的定量分析，目前研究较少。最早如胡寄窗［4］曾经针对应用经济学著作出版物进行过大致统计尽管数据稍显简单，但却是十分新颖的尝试。张亚光［5］在对民国时期金融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以北京图书馆1993年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经济》［6］为统计数据源，对民国时期金融出版物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多层次统计分析。该研究以思想的时期为纵轴，思想类型为横轴，对民国时期金融思想进行了细致的回顾，视角新颖，内容详实，是迄今为止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使用统计分析方法最为全面的研究，极具开创性和启发性。稍显遗憾的是，既以出版物为研究对象，该研究并未对期刊进行整理。本文所采用的民国时期财政类著作出版物的数据，源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经济》［6］。该书汇总了北京、上海、重庆等图书馆对1911—1949年出版的经济学出版物。在有书即录、不设标准的原则下，是目前为止收录民国时期经济学出版物最为全面的数据库，包含了经济9大类别。其中，财政类出版物共2181种，涉及财政十几类具体问题。此外，得益于数字时代的快速发展，民国时期浩如烟海的期刊得以通过电子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也为民国时期财政理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支持。针对本文的研究对象，我们加以利用的民国时期期刊资源主要有四种:

(1)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隶属于上海图书馆，收录民国时期期刊两万余种，是目前收录最广、种类最多、检索功能最为成熟的民国期刊数据库。

(2)国家图书馆民国数据库，现有四千余种民国时期期刊资源，颇具特色的是可以提供电子影像的全文阅览。

(3)CADAL民国期刊库，属于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的子数据库，收录有六千五百余种期刊资源。

(4)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晚清民国七千余种期刊资源。需申明的一点是，尽管这几类期刊数据库收录范围不一，但出于期刊本身固定性的发行特点，以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为主要来源，并辅以其他数据库的查漏补缺，可以较为全面地统计民国时期财政类期刊。在对出版物统计数据运用的过程中，由于数据源收录范围相当之广，而本文所研究的对象是民国财政理论体系，数据中不可避免存在如民国时期政府各类政策法规、会议纪要、统计数据、政府报告等与不属于本文研究内容的数据，如《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经济》［6］一书中财政类出版物有2181种，而财政类著作出版物为1090种。故而对财政类著作和期刊的一一筛选和排查能为本文的概述提供更为准确的依据。同时，这一时期财政学出版物的原始数据都无明确的归类标准，既不以时间为序，也不以学科加以归类，故而本文借用一般的统计分类法整理数据，从时间顺序上对财政理论体系进行回顾，从学科类别的横向差别对财政理论体系进行区分。

三、民国时期财政类出版物统计分析

从整体来看，民国时期财政类出版物呈现出前30年飞速增长，并在30年代达到最高值，后十年内相对滑落的发展态势。财政类著作及期刊的出版代表了整个社会对“财政”这一议题的关注度。上述发展态势无疑表明整个民国时期，无论是财政理论还是财政时事问题都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其效果也正如当时财政学者朱通九所说:“我国财政学方面之著作，既如货币金融书籍之众多，则其对于我国财政方面改进之影响必甚巨，曰，事实俱在，岂容否认。”［7］从出版物数量来看，在最初的20年间出版了财政类著作176种，财政类期刊23种，而到了30年代，财政类著作出版种类高达480种，期刊也有50种，换言之，20世纪30年代财政类出版物数量大约是民国前20年的2.7倍。随后的40年代虽然数量上有所回落，所减少的数量却不多，这都与当时各项财政改革实践紧密相关。财政思想犹如财政发展的一面镜子，既随之变迁而交织泛起，又驱之前进而绵延向前。民国时期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通过重新划定中央与地方的收支范围，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关、盐税主权得以自主，裁厘改统并建立近代税制体系等一系列举措，促使民国时期财政制度得以完善并向近代化迈进。这些出版物数量的增长恰恰是发端于晚清的近代财政体制变革的体现，可以说，直接为我们展现了民国时期财政制度发展和财政思想异彩纷呈的局面。

从出版物类别来看，在财政这个整体概念之下，财政概论、预决算、公债出版物与之前所分析的财政类出版物保持着一致的发展态势，即同样是前30年间飞速增长，并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值，后10年内有相对滑落的发展态势，体现了财政体系内各个子集理论的一般性趋同。同时，租税、自治财政、财政监督与管理类别的出版物则保持了各个年代均持续增长的态势，这与当时这些实务领域所发生的变革紧密相关:直接税于1934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开始议办;裁厘改统始于1931年;1928—1949年国地财政的划分经由两级至三级，再由三级降为两级，而后又改回三级财政。诸如此类重大改革政策和方针一方面吸引了实业界和学界的关注，同时在这些具体领域内的高度关注也从反方向说明了出版界对财政一般性理论出版物关注度的相对回落。此外，20世纪30年代还有一个类别的出版物相对比较特殊，由于战事的集中爆发，特殊时期的财政如何运行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因而战时财政理论的出版物在20世纪30年代同样呈现出集中爆发的态势。

从出版物各类别占比统计中可以看到，民国时期财政类著作出版物主要集中在财政概论及租税。这两类著作在整个民国时期财政类著作当中分别占比27%、43%。除此之外，财政监督与管理和公债出版物占比相对较高，剩余自治财政、战时财政、市县财政类别占比相对较低。从表5的期刊占比可以看出，期刊本身具有较强包容性，各类问题集中于财政概论与租税两个类别中加以探讨。前期财政概论类的期刊较为集中，后期随着对各类税种的关注增加，创刊热点集中于专门讨论租税的期刊出版物。这一特点同样反映在著作出版物发行状况中，占比最高的是租税类出版物，其次是财政监督与管理和公债类出版物，相比自治财政、战时财政、市县财政类别占比则相对较低。这种情况既是受租税理论在财政学理论体系当中地位影响，也是民国时期正处于旧式税制结构向现代税制框架转变的关键时期，新旧租税种交织演变。北洋政府时期关税、盐税、货物税、田赋成为四大最税种，较之以往以田赋为核心的封建税制，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经大致构建了以关税、盐税、统税为主的国税体系及以田赋、营业税为主的地税体系，基本上已是现代化税制的雏形。可以说，围绕税制结构的变革引领了民国时期财政体制的变迁，本文的数据也恰恰很好地反映出了这一点。

财政概论类出版物在民国时期占比较大，这既是财政本身的属性决定，也与当时财政实践相关。从最初的单纯借鉴西式财政理论到后期逐渐针对中国财政问题而进行的思想，财政概论类出版物经历了由完全的舶来品转化为结合中国国情的特色财政学理论，贯穿其中的是实业界、学界始终探寻适合中国财政路径的实践，由此才有如数据显示在出版物方面的关注度持续不减。此外，结合类别与时间阶段来看，在20世纪前20年，由于尚处在西方财政理论被引进的探索阶段，财政学的基础理论成为关注的重点，同时受当时财政窘迫现实的影响，租税理论也是倍受关注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从数据上来看，前20年内，无论是实业界还是学界对除财政、租税以外的其他理论的涉猎都显得较为单一，除公债、财政监督与管理外，其他方面的研究都是浅尝辄止。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出版物统计数据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财政思想以及实践的封闭和狭隘。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财政实践的拓展，学术界整体研究开始趋于多元化转变。恰如表中数据所示，财政概论与租税部分依旧占主要地位，其他理论领域则愈加趋于丰富。除占比最高的两大部分以外，公债部分占比有所下降，而财政监督与管理部分占比相对有较大幅度提升，到40年代甚至达到16%。此外，预决算、自治财政部分基本都呈等比例的发展态势，而战时财政由于其特殊性在30年代有集中增长以外，到40年代则稍有减少。表中数据也表明民国时期财政理论既基于财政实践活动不断修正、提升并逐渐丰富，又为具体的财政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

四、民国时期财政类出版物特点总结

(一)思想启蒙推动实践探究

不管是出于急功近利，还是对理性实用的追求，思想启蒙所带来的精神财富是丰厚的。发轫于晚清时期的财政现代化思潮，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新时期的时代表征。进入民国时期，随着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崛起，通过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财政探究，又将其经济表达进一步集中提升，并由此继续带来了极大的启蒙意义。在整个民国时期，新式财政思想取代传统财政观在更大范围内得以普及，同时历史舞台上也涌现了大批实业界、学界的精英，培养出大批优秀的财政专业人才。这些财政思想的启蒙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财政实践探究就是集中体现。以预算思想为例，当时不少国人尤其是以维新派梁启超、郑观应等人为代表，就财政制度方面向国内传播西方先进理念，提倡以西方先进制度为榜样建立中国的预算制度。这些思想的传播也促成了光绪帝1898年宣布改革财政制度，编制预算决算等决议。后期在试图效仿西方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清政府引入了预算制度，并设立由国会对财政预算的监督。清政府于1910年成立了资政院和咨议局等机构实行预算审查权，并于次年推出了中国历史上首份全国预算案。开始了立法机构对财政权力监督的进程。尽管首份全国预算案只是对当时各省情况进行了简单的汇总，显得预算实践形式远大于内容，但就试办预算案的意义而言，其诞生为民众提供了一个足以约束统治阶级财权的工具，激发了民众反抗专制并保障民权的意识，突破了统治阶级长久以来以民本思想为饰辞设置的思想圈囿，带有深远的开创意义。抛开具体的实施成效来看，这些财政改革措施尽管还有颇多问题，在民主与法治方面却完全突破了旧的财政观，这其中离不开大量财政类出版物对西方预算思想的普及与对中国预算制度的探索。

(二)思想延展紧随财政实践

现实环境造就了思想，也是思想延展的场域。从思想的内在价值追求而言，总会极力去呈现现实。究竟思想能否恰当地与现实内在需求达成契合，取决于思想能否不断进行自身的创新与纠正。民国时期财政思想与财政实践亦是如此。财政理论的发展是建立在财政改革的背景之下的，以现代化趋势为导向的财政理论在民国时期建立起了基本完备的理论体系，而它的发展也势必会影响财政改革。通过对民国时期财政类出版物的统计分析发现，这一时期在财政理论领域的探究深植于同一时期由简单至广泛的财政实践之中。无论是著作还是期刊的出版，最终目的都是想研究如何利用财政的手段化解当时较为窘迫的财政状况。既为现实目的出发，那必然要依托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刻上鲜明的时代烙印。财政类出版物在20世纪30年代迎来了出版高峰，这正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稳固社会环境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财政实践在思想领域的直接反映。从讨论税制体系的税种创设的必要性、可能性，再到创新联综组织、超然主计等财政监督管理体制，以及探讨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的划分办法，诸多方面无一不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三)理论移植与本土消化

思想文化的国别传递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内部需求和宏观价值判断。自晚清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以严复、林纾等人为代表，引译了大量的外国财政学著作到国内。在此等情况下，传统财政思想受到巨大冲击，也凸显出现代财政思想从被移植到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轨迹，并促使财政实践因之丕变，启蒙意义可谓深远。进入民国时期，仅就中国财政问题进行理论探究著作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就占据财政类著作的50%。直接从国外引译过来的财政类出版物数量到后期已然较少，尽管20世纪30年代一度又兴起了对凯恩斯主义等新式思想的借鉴，但更多的是国人在业已成熟的财政学理论框架内，结合中国特殊的财政问题进行理论移植的再消化。这说明过往对西式财政理论莫衷一是的照搬已经逐渐向本土化脱胎换骨地转变。虽然由于思维格局、运用方式、思想驳杂等方面的局限约束，财政理论本土化的转变进程中显得还不够彻底，但这一时期财政理论研究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拿来主义，而是企图达到在不断借鉴中进行重构以及在重构中不断解构的水准。

财政学论文篇9

关键词：财政学 课程内容 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2-128-02

财政学作为一门经济管理类学科的主要课程，在经济管理类学生的课程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属于经济管理类专业基础课的范畴。尽管从我国的学科划分来看，财政学属于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但由于财政学研究政府收支管理问题的复杂性，财政学实际上是介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科之间的一门学科。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财政学的研究内容、方法和工具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国内的财政学教学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一、当前国内财政学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国内财政学教材的内容相对落后。作为经济学一个分支的财政学，其学科的发展与经济学基础理论发展紧密相关。传统的财政理论是为国家的财政计划和管理服务，主要是进行国家财政收支管理的研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财政学理论融合了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理论等多种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以社会效用最大化为目的来研究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或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财政学的研究范围和丰富了财政学的研究方法。另外，我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多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各级政府的职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财政学作为研究政府收支活动的学科，其研究的范围和方法也应该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相适应。而国内的财政学教材基本上维持了“收、支、平、管”框架{1}，没有反映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国内各级政府职能的变化，不仅与国际上通用的财政学教材的体系相差甚远，而且也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其次，财政学教学中理论联系实践不够。财政学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学科，兼有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的属性，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性，而且还有一定的实践性。但目前国内财政学教学中过于重视书本理论知识的讲解，而轻视财政学理论知识的实践。教师教学上是满堂讲，而学生是满堂记，使学生在听课时常常倍感枯燥乏味，对一些财政学的基本理论常常是一知半解，理解得不够深{2}。不少教师在讲课过程中，主要讲解财政概念和职能以及财政收支管理，而对于理论与实践连接点的财政政策讲授的比重过小。很少有教师能够很好地讲解财政实际业务处理流程和操作方法，以及利用财政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去分析社会中的实际问题，因而学生上课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使学生难以很好的掌握所学的财政学理论知识。

再次，财政学的教学目标不明确。财政学作为经济管理类学生的主干课程，不仅是其他专业课程的基础，而且内容比较庞杂，所以对于不同类型的院校和不同专业的学生应该制定出不同的教学目标。目前我国财政学的教科书有很多版本，但大多数的教材都是追求内容全面而显得重点不突出。有些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往往是照本宣科，不能很好地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制定出适合的教学目标和讲授不同专业学生所需要的相关财税知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教学内容上的“缺位”和“越位”。这对于学生随后专业课程的学习以及以后的社会工作都是不利的。

二、优化当前财政学教学的建议与对策

首先，加强财政学教材的编写，教材内容既要考虑中国的国情也要与国际接轨。现代财政学理论与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关系密切，其必须回答政府如何通过财政资源的分配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就业水平的提高，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及促进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国际收支的平衡等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3}。因而当前的财政学教材的内容要能够反映西方财政学理论的最新变化，不仅要借鉴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而且还需要利用博弈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相关知识来分析各国面临的财政问题和充实现代财政学的理论知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政府与市场边界的进一步明确，确定各级政府的相关职能也应该是我国财政学需要重点探讨的内容。而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不同，我国的政府活动不仅包括传统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两个环节，而且还应该包括国有财产管理这一重要的环节，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国有财产是国家财政不可推卸的责任{4}。所以相对于西方财政学教材的内容，我国的财政学教材是应该增加国有资产管理等相关理论内容的。

其次，财政学的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高。基于财政学不仅与经济学基础理论关系密切，而且分析的诸多问题又同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是一门主要揭示政府的社会经济行为的学科，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因而财政学的教学应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和强化实践教学，以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其一，教师上课时可以提出一些现实经济中的热点财经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这不仅仅能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还能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等。其二，要加大课程中案例教学的比例，在讲解基本财政理论的过程中要辅以一些典型案例的讲解和分析，以加深学生对相关财政学理论的理解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切身体会，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财政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其三，要增加财政实验课程和加强实践模拟教学。有条件的高校要完善财税实验室及实验课程建设，使学生能够通过简单的计量统计软件对课堂上的教学结论进行验证性实验，也可以对预算编制和政府会计等具有明确管理流程的业务进行仿真模拟型实验，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5}。

最后，财政学教学需要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实施“差异化”的教学。教师在选择财政学教学内容上要充分体现出各专业的特点和差别，针对各专业的特点和实际需要来确定讲授的内容。对于高校财税专业的学生，其要求应该要高些，讲解的内容也要更全面些，而且要侧重理论分析，重点讲解公共产品理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财政收支理论和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等。考虑到财税专业的学生还有很多后续专业课程，例如财税专业的学生一般都需要上国际税收课程，所以财政学中国际税收部分可以先进行简单讲解或者不讲，待学生上该门课程时再详细讲解。对非财税专业的学生，需要针对各专业的特点来选择讲解的内容。例如，对于工商管理类的学生而言，为何消费地税在全球资源配置上要优于产地税的理论推导可能不需要掌握，只需要掌握结论就足够了，但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就需要详细讲解了。另外，对于金融学专业的学生应该侧重于公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相关内容的讲解，而对于工商管理学类专业的学生则要求其重点掌握税收的理论和税收制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只有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和需要，才能让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获得与自身专业相关的财政学知识。

总之，鉴于财政学在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程中的重要地位，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财政学教学需要进一步改善国内财政学教材相对滞后的内容，在教学中加强财政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结合，并对不同专业实施差异化教学来提高财政学课程教学的质量，优化经济管理类学生的知识结构，以培养出社会所需的合格人才。

参考文献：

1.杨志勇.财政学科建设刍议:结合中国现实的研究.财贸经济,2007(2):28-33

2.王鹏程,查政.关于“财政学”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5):152-153

3.郝春虹.“财政学”理论发展及研究性质综述.兰州商学院学报,2010(12):40-48

4.苑梅.《公共财政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边疆经济与文化,2009(2):135-136

5.崔惠玉,孙晓峰.财政学专业实验教学的设计与要求.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22-24

财政学论文篇10

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变迁概况

众所周知,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较之其他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要晚得多。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英国重商主义学派托马斯。曼倡导的“贸易差额论”,“国防财政论”就是西欧各国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资本主义发展与专制君主利益相一致的产物。威廉。配弟的《赋税论》被誉为西方最早的财政学专着,是在重商主义走向古典经济学派过渡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扩大,为满足新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斗争需要出现的,并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西方国家财政理论真正具有科学的性质,始于18世纪中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迅速发展上升时期,古典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亚当。斯密顺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集前人财政理论之大成,予以融会贯通,于1776年出版了财政学说专门论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对国家财政进行了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积极宣扬经济自由、发展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张国家职能越小越好,政府只要能起着“城市警察”的作用就足够了。国家财政支出必须限制在国防、司法、公共工程建设和维护公共机关的需要。国家财政收入来自君主或国家财产收入和来自赋税收入两个方面,并以地租、利润和工资三种收入作为课税划分依据,提出了着名的税负公平、确实、便利、节约四大原则。《国富论》的问世,使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而庞大的体系,为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石,对资本主义各国在财政理论上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人们都称亚当。斯密为西方财政学的鼻祖,创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财政学,是不言而喻的。亚当。斯密的财政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经过大卫。李嘉图的继承和发展,对西方各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19世纪最后20年,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过渡,到20世纪初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要求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逐步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波及最广、最深刻、最剧烈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从美国开始,很快冲击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各个角落,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量下降了1/3到2/5.例如英国下降了23.8%,法国32.9%,德国40.6%,意大利33.1%,美国下降达46.2%。在此背景下,西方资产阶级过去传统的经济政策破产了。以国家干预经济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广为传播。凯恩斯主义者以《通论》为理论基础,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要求政府放弃自由资本主义原则,实行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提出了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实现充分就业的一整套理论政策体系。西方国家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根基,普遍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增加公债发行,强化税收功能,扩大政府开支等扩张性财政政策,从生产、分配、流通领域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国家职能已从过去的“城市警察”拓展成为全面干预经济社会的重要工具。凯恩斯主义风行一时,几乎主导了近半个世纪西方的财政理论基础。到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失业与剧烈通货膨胀交替作用同步上升的“滞胀”的局面,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西方国家先后又产生了一些同凯恩斯理论相悖的经济学说,财政理论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的财政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演进的历程表明,根植于私有制经济基础各学派的理论依据,政策选择虽各有差异,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

二、中国传统财政理论的贡献与不足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博大精深,散见于各代典籍的财政思想以及理财之道的论说汗牛充栋,而且都十分重视“定赋税,制国用”,财政收入轻赋薄敛,注重财源培养,支出省财节用,藏富于民。中国春秋时代儒家的财政观点就普遍主张减轻徭役,薄敛赋税,即轻徭薄赋之说。我国古代众多的财政论说,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几千年漫长的演进和发展,均有所充实和更新,例如唐代刘晏、杨炎的财政思想,宋朝王安石的财政思想,以及明代丘濬的财政思想等等,对于指导封建王朝的财税改革均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国古代众多的财政思想始终未能形成系统的财政理论体系,更无专门的财政学论着。我国现代财政基础理论和专门着述的研究起步较晚。我们所见到由中国学者撰写出版的财政学着作,如陈启修着《财政学总论》、李权时着《财政学原理》、何廉、李锐着《财政学》等等,都是民国时代的产物,至今还不到100年。这些着作的理论基础,内容及结构体系,基本上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财政理论的翻版,即“公共产品论”或“公共财政论”的通盘移植,既无多少新意,又无中国特色。

三、新中国财政理论体系在曲折中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财政学界开始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财政学科的本质、职能、原则、经济范围及其属性。50年代初有的学者虽然也提出过财政是国家在满足其需要,进行社会财富分配与再分配的经济行为的界说,我认为这一命题,只简要回答了什么是财政,而没有触及财政本质的深层次研究,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分析或专门着述。由于建国初期的特殊历史背景、经济学“唯我独尊”,国内理论研究一边倒,完全排斥西方经济学理论。我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建设受到苏联财政理论影响极深,把财政学研究的对象界定为货币关系体系,即“货币关系论”的观点,在国内占居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但是,货币关系论的理论在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财政问题,出现了很大困难,许多历史事实缺乏充分依据支持自己的论断,难以自圆其说。有鉴于此,5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国内一些学者对货币关系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我国老一辈财政学家西南财经大学许廷星教授从国家实现其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