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3 08: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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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论文

篇1

[关键词]财政支出结构;公共财政;政策选择

一、我国财政支出结构

财政支出或政府支出,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履行其职能,而支出一切费用的总和,它直接反映着政府的政策选择,同时也代表着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所造成的耗费。财政支出结构是综合反映一国政府活动的方向和范围。市场经济国家必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当然也包括相应的财政支出结构,以体现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的要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我国的财政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支出结构也已作了相应的调整,但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财政支出结构仍存在不合理性。通过列示我国1998~2002年财政费用类别支出表(不含国内外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和国外借款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来具体说明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特征。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如下特点:

(1)经济建设费所占比重自1998年以来有所下降,但仍占财政支出的较大比重,超过30%(发达国家直接用于经济建设支出未达到30%);(2)社会文教费用所占比重自1998年以来总体上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大。2000年到2001年保持稳定,2002和2003年略有降低;(3)国防费所占比重下降稳定,2002和2003年略有提高;(4)行政管理费所占比重由降转升,对经济“起飞”极为不利;(5)其它费用所占比重保持10%左右,但从2000年起,包括国内外债务付息支出,所占比重有所提高。

二、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主要因素

财政支出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僵化的,它取决于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财政支出结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使财政支出结构的发展变化带有一定的规律性。因此,政府不能够任意的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现阶段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因素有:

(一)政府职能的转化滞后与政府行为的不规范

财政支出的直接目的是满足政府履行其职能。因此政府的职能究竟是否规范化,直接影响着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与否问题。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化的政府职能标准是满足公共需要,弥补“市场失灵”。目前对我国政府来说,应该把市场能解决的事情交给市场,而政府应该把社会公共需求领域的事情做好。

(二)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

财政支出可能达到的总规模,在一般情况下取决于财政收入规模。国民经济增长状况是决定财政收入规模的前提。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这无疑会影响财政收入规模的扩大,而财政支出压力很大,如西部大开发、振兴大东北、发展农业、教育、科技、环保以及解决失业人员的安置等问题都需要财政来妥善解决,这些使财政支出压力更加加大。

(三)预算管理体制不够完善

从近几年的运行情况来看,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是比较成功的,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现行管理体制、预算法制化以及现行利益分配格局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尚存在许多不足点,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预算科目划分不科学。政府预算科目的改革,不仅要全面、准确地反映政府所有收支活动,而且要强化收支分类的经济分析功能,提高财政透明度和政府宏观调控管理水平,同时还要与国际惯例相结合。目前我国现行预算科目体系的划分,存在着经济与功能分类方法上相互交叉,这导致了核算口径与国际惯例不能衔接。(2)预算的编审时间较短。尽管2002年财政部规定编制下一年度的预算时间提前到8月底,但仍然达不到有效编制预算时间要求,特别是在当前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及推行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条件下,没有充分的时间对预算项目进行周密的论证,将直接影响预算的实际效力。从审议时间来看,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会期,一般不太长,而会议期间的审议预算时间则更短,因此在较短的时间内全国人大难以深入地对政府预算进行细致、认真地审议修改。

(四)财政监督力度较为薄弱

财政监督是国家经济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有效地发挥财政监督机制对加强财政管理和维护财经纪律具有现实意义。目前,我国财政监督机制中存在着以下不足点:(1)监督方式单一并且不规范,即专项性和突击性检查较多,日常监督较少;对公共收入检查较多,对公共支出监督较少。(2)财政内部监督较为薄弱。近几年来我国对自身的监督力度不够严格,为财政资金的分配和预算的执行留下了漏洞,如财政部门腐败现象的蔓延。

三、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政策措施

(一)健全以市场为基础的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行为效率

1.进一步完善政府职能。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在这里所学的公共物品包括国防、基础设施建设、文化、科技、教育、公共卫生、环保等。这些只包括了公共物品的实体层次,而忽略了重要的制度。实际上,市场经济作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其制度基础是经济决策自由、个人权利、政法环境和法律制度。因此,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保护产权,为市场经济的运作提供必要的制度框架。这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所提供的一种能为全体公民共享有“公共产品”。所以,政府必须保护产权和维护市场秩序,协调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对社会各主体合法权益给予应有的保障。

2.依法行政,提高政府行为效率,使政府真正成为“服务型政府”。市场经济中有引入政府管制、发挥政府职能是必要的。但政府必须在法律框架下保护产权,维护市场秩序进行宏观调控提供公共物品,也就是说政府行为也要受法律约束。因此,在法律框架下要提高政府行为效率。提高政府效率时,一要以所服务的公众需求为中心,了解公众的不同情况,区分不同的公共需求,提供多元化的公共服务。要重视公众的抱怨、建议和政府对公众的承诺,积极迅速做出反应,建立政府与公众的互动机制,形成新型的诚信合作关系。二要增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决策程序的透明度。在任何一项涉及社会全体利益的重大决策做出之前,应充分利用社会智力资源和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提高他们的参与程度,增强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实现政府服务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三要以公众满意度为服务标准,全面提升公共服务品质。全面推行服务质量管理,在对公共需求进行准确评估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公众服务标准和申诉处理办法,提供最便捷的服务方式和申诉渠道,改善服务态度,树立全新的服务形象。

3.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大力压缩行政经费。保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是财政支出的范围,但是,也必须注意到,行政机构的数量与规模,行政经费供给的数量也必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适应。供给规模过小,不能满足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需要;供给规模过大,在财政收入一定的情况下,阻碍其它事业的发展,导致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和财政收支矛盾的恶化。我国1993年和1998年进行了机构改变,但行政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稳定在10%以上,甚至在“九五”时期平均在14%以上,特别是2000~2001年不降反升,达17~19%,不仅高于10%以上的国际一般水平,而且也高于同期我国财政收入增幅11%的水平。深化机构改革,精简多余人员,关键是要通过调整结构、发展经济,为精简出来的公务人员找到新的就业出路,否则,精简难以成功。县、乡两级机关的富余人员,可以循着农业产业经营的路子,组织他们去搞各种形式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这既可以为千家万户的农民提供服务,引导他们走向市场经济的大市场,提高农民生产经营水平,增加农民的收入,又可以为县、乡两级公务员开辟更为广阔的发挥自己才能的工作途径和生活出路,还可以从中选出一些政治素质好、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年去充实农村基层组织。

(二)深入研究和发展“公共财政”理论

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建立的财政收支活动的一种新机制和新体制。公共财政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公共财政是一种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或分配活动,不应该成为超越市场的力量去满足社会成员的私人需要;其次,公共财政活动的对象是公共物品;第三,公共财政的核心是效率;第四,公共财政的立足点是非市场赢利性;第五,公共财政是运行机制法制化的财政。“公共财政”理论是我国财政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即一方面“公共财政”理论能够化解在国家财政改革中出现的有关矛盾,同时也能够指导国家财政改革向纵向发展;另一方面,这一理论更有利于我国与国际接轨。虽然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而西方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公共财政”,既然都是“公共财政”,那么就必然有许多相同之处,这无疑为各国财政支出之间进行比较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我国吸取世界财政的先进经济的效益统计口径提供了基础。

今后,要在公共财政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财政管理的公共化程度。财政管理的公共化实际上就是提高公共选择的民主决策程度和公民的普遍参与水平。

(三)科学界定财政支出范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应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标准参与社会资源的配置,政府公共支出范围必须以社会公共需要为标准来界定和规范。社会公共需要一般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只有政府出面组织和实施才能实现的事务;二是只有政府举办才能有效协调各方面利益的事务;三是企业和个人不愿意举办而又是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须的事务。凡属于社会公共需要的领域和事务,财政才能提供资金支持;凡不属于这个范围的领域和事务应逐步推向市场,由市场机制去调节。按照这一标准,政府公共支出的范围界定如下:(1)消耗性支出。一般是指资源置于政府直接配置,直接消耗的支出。主要包括:国防支出,对外事务支出、各级政府、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支出、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卫生保健等公益性事业支出。(2)转移性支出。一般是指政府不直接消耗,而是通过再分配转移出去由社会消耗的支出。主要包括价格补贴等补助。(3)公共工程支出。一般是指用于公益性基础设施的支出。

(四)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体制

西方的财政实践表明,公共财政模式与预算体制密不可分的,即政府预算制度为该模式的形成和存在提供了基础形式。1998年以来,我国的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必须进一步创新。(1)推进部门预算改革。这既是优化支出结构的需要,又是实现依法理财的客观需要。目前,部门预算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标准周期预算制度(30个月),解决预算编制时间的不合理现象;采用科学的预算编制方法,即采用(标准收入测算)、(零基预算)、(绩效预算)等先进科学的预算编制方法,以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科学地划分政府收支,实行预算内、外资金的统管,为综合预算创造有利条件。(2)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政府采购可以避免公共资金使用者与最终商品和劳务提供者“合谋”,是国库单一账户核心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配套措施,是加大预算执行监控力度的重要手段。因此要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的工作力度:一是扩大政府采购的范围,现阶段我国政府采购应该以商品采购为主,并将大型工程和重要服务项目,列入政府采购范围;二是建立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可先进行区域联网,当条件成熟时再实行全国联网。三是优化组合采购方式,以招标为主,辅之以其他采购方式。(3)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会计集中核算)。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是按照国际惯例,公正、公开、公平和优化政府收支行为,提高其效率。这是我国公共财政改革取向。当前,美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把政府公共会计核算作为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重要部分,以保障和促进国库集中支付资金的有效运作和取得最大效益。其中政府公共会计核算实行统一与分散核算相结合的模式。例如,政府采购支出通常占政府财政支出的30%,各国通常采用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模式。对政府集中采购支出通常是要用政府部门统一支付统一核算。对于国库集中支付资金,法国由公共会计对单位支付申请进行审核、支付、核算。目前我国实施会计集中核算制度是适应部分地区行政事业部门和领导法制意识不强,管理技术比较落后、财政性资金紧缺等实际情况的。与国际接轨建立和健全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后,会计集中核算和监督功能将融入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中,完全能够有效地对行政事业部门的财政性收支进行规范的控制、管理、核算和监督。会计集中核算制度作为独立的财政会计制度将完成其历史使命。

(五)建立健全财政支出绩效监督制度

财政支出绩效监督作为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的有效手段,是当前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和公共财政框架构建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作为财政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支出绩效监督是指财政部门以提高财政资金分配与使用效益为目的,在有效开展财政支出合规性监督的基础上,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监督方法,按照绩效的内在原则,对照部门预算要求,对财政支出行为过程及其结果进行客观、公正地制约和反馈。其本质是在实现财政分配基本职能过程中体现的国家主体对其他相关主体的一种效益性制约功能,其目的是促进国家财政资金配置与使用效率的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监督的内容从动态角度分析,可以理解为财政支出资金运行链条。在整个链条中财政支出过程可以划分为若干个运行环节,具体可分为财政支出资金的分配环节、财政支出资金的拨付环节、财政支出资金的使用显效环节。财政支出资金的使用显效环节又将涉及到财政支出活动的四个方面即成本、投入、产出、效果。这些环节构成了财政支出资金运行的全过程。这一资金运行全过程都需要进行有效性的监督。所以,财政支出绩效监督的内容,从动态上说是财政支出的行为过程及其结果。财政支出绩效监督时要遵循的原则为“3E”原则。所谓“3E”原则是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的总称。“3E”实质上是三种关系,涉及到财政支出活动的四个方面即成本、投入、产出、效果。要从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情况进行综合考察、分析,才能做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因此,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监督,是为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使财政资金真正用于维持公共需要并取得预期效果。

[参考文献]

[1]刘国成等。公共财政支出制度改革的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财政研究,2003,(7)。

[2]陈颂东。财政支出结构的国际比较与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J].财政与税务,2004,(1)。

篇2

一、公共产品与财政支出的分类

1、公共产品的界定。萨缪尔森在其经典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给出了关于公共产品的经典描述,认为纯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大特征。国内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将公共产品的特征归纳为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在实际运用中,学界并没有严格界定公共产品,常常将政府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统称为公共产品。笔者认为,萨缪尔森的经典论述很好的界定和描述了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公共产品理论为政府财政支出活动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按照公共产品理论,纯公共产品是完全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而不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则为私人产品;不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或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不完全的产品则为混合产品。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中,纯公共产品是非常少的,更多的则是私人产品和混合产品。混合产品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俱乐部产品,即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二是拥挤性产品,即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如拥挤的桥梁、道路等。要注意的是,仅有开放性的桥梁和道路才能成为拥挤性产品,封闭式的桥梁和道路属于俱乐部产品,而且开放式的桥梁和道路在不拥挤的时候则属于纯公共产品。三是外部性产品,即收益具有外溢性特征的产品,这种外溢性的收益事实上具有非排他性的特征。

2、财政支出的分类。传统的财政支出分类办法主要有:一是按照国家职能将财政支出分为国家行政支出、社会文化教育支出、经济建设投资支出;二是按照财政支出的有偿性分为购买支出和转移支出;三是按照财政管理体制分为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四是按照财政支出的经济性质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五是按照财政支出的最终使用结果分为积累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补偿性支出;六是按照财政支出的具体用途可以分为三十类左右,具体用途根据财政预算科目的调整类别略有不同。比较特别的是郭庆旺、赵志耘将财政支出分为维持性支出、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这些分类方法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财政支出的内容,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却没有能够有效地将公共产品理论反映到财政支出的分类中来。因此,笔者从公共产品理论出发,按照财政支出的对象,将财政支出分为纯公共产品支出、混合产品支出和私人产品支出。纯公共产品支出是对纯公共产品的支出,主要包括行政支出和国防支出;混合产品支出是对混合产品的支出,主要包括科教文卫支出、农业支出、基础产业支出、社会保障及财政补贴等支出;私人产品支出是对私人产品领域的支出,主要是用于部分私人产品领域的国有经济投资。在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中,纯公共产品支出所占的份额并不大,而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竞争性的私人产品支出已经大大降低,占绝对份额的是混合产品支出。

3、公共产品分类法的理论意义。按这种分类方法确认我国财政支出的对象,并明确我国应以纯公共产品和混合产品作为财政支出的主要内容,减少对私人产品性质的行业和部门投资。经济学理论研究表明,凡具有较强排他性的产品应由市场提供,而非排他性的产品则应由公共提供。因此,私人产品的提供应当由市场竞争来实现,市场提供能够较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对于纯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决定了收费的不可能,而非竞争性则决定了收费的非效率性,因此应由政府来免费提供;而混合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不完全的特征,依靠市场和政府都可能产生效率性问题,最佳的方式是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来提供。在三类混合产品中,俱乐部产品具有排他性,由市场提供将能够产生最优效率;拥挤性产品的非排他性决定了其应由政府来免费提供;而外部性产品具有收益的外溢性,混合提供将是最为有效的选择,而混合提供的份额则由混合产品的外部性程度来决定。

二、纯公共产品类财政支出

行政管理和国防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决定其属于纯公共产品的范畴,其支出则属于纯公共产品类财政支出。首先,每一个社会公众都能得到行政管理和国防提供的服务,且不会因为社会成员的增加而改变行政管理和国防服务的数量及其成本,因而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特征。其次,社会公众只要居住于一国之国境内,则难以排斥其享受国家提供的行政管理和国防服务,因而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行政管理和国防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其所具备的纯公共产品属性,它们无法通过市场交换来提供,因而属于财政支出优先保证的项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国家产生以来,行政管理和国防支出始终同国家的存在和国家政权的巩固直接联系在一起,成为政府财政支出的基本内容。

三、混合产品类财政支出

(一)科教文卫类混合产品支出

1、科教文卫事业的混合产品属性。科教文卫事业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或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属于具有外部性的混合产品。科教文卫事业所提供的服务,大部分具有一定的竞争性。比如,学生接受学校教育,他们需要占用一定的教学资源;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所论文需要的教学资源必须相应增加,否则就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同时,科教文卫事业所提供的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排他,或排他的难度和成本不高。另一方面,科教文卫事业又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其收益不可能为某个消费者所专有。不同科教文卫事业的外部性存在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性是框定科教文卫事业支出的理论依据。

2、科教文卫事业支出范围的界定。①科学研究事业支出范围的界定。从产品属性上看,基础性科技成果具有较强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特性,因此各国政府大都通过政府资助的方式来完成基础性科学研究。与基础性科学研究相反,应用性研究则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因此,政府对应用性研究大多采取市场化的策略,让市场主体自由竞争,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科技成果。②教育事业支出范围的界定。教育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其最基本的特征是收益的外溢性,属于具有较强外部性的混合产品;同时,不同层次教育收益的外部性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通常,初等教育的外部性非常强,高等教育的外部性要小得多,而职业教育的外部性最小。因此,政府财政支出首先应保障初等教育或基础教育,花大力气推行义务教育制度(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制度),保证每一个公民接受基本教育的权利。其次,政府应根据高等教育的特点,保障对基础性学科建设和基础性研究的支持力度;对于应用性学科和应用性研究,则应根据其收益的外溢性程度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第三,对于职业教育,政府应当在政策引导和资金资助的前提下,倡导市场竞争性的办学模式,鼓励多渠道、多维度的资金筹集模式。③文卫事业支出范围的界定。在卫生事业内部,公共防疫和保健事业的外部性最强,属于比较典型的纯公共产品,而医疗事业的内部性则较强,并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因此,政府支出的重点应是公共防疫和保健,并兼顾医疗卫生事业。而不同层次的文化事业对于社会公众的影响力亦存在较大的差异,财政支出的重点则要根据排他性能力和外溢性程度来进行安排。

(二)农业类财政支出

农产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属于典型的私人产品,但农业生产活动不仅影响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消费者,而且影响全社会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国家经济安全。我国农业人口众多,"三农"问题非常突出,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农业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其产业本身,具有非常强的外部性。特别是在我国,农业生产技术低下,靠天吃饭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地改善,农业生产的稳定性比较差。2007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带动了整个社会CPI的大幅度上涨,集中反映了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农业所具有的外部性要求政府不断加大投入,增强国民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鉴于农产品的私人产品属性和农业经济活动的混合产品属性,农业支出的重点应当是着眼于整个农业生产活动,比如改善农业生产活动的条件,而不应将支出重点放在农产品本身上。近年来,我国在农村大力兴建农田水利设施,加速推广农业机械的使用,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很好地体现了公共产品理论所要求的农业支出范围。

(三)基础产业支出

基础产业是指能够为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性保证的特定经济部门的总称,通常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从属性上看,基础产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并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属于混合产品领域。在非拥挤的条件下,基础设施具有非竞争性,它可以同时供多个经济主体使用而不需要增加供给成本,并且大部分基础设施的排他性比较弱,排除他人享受基础设施带来的利益比较困难。基础工业所提供的产品具有比较完整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其外部性特征却比较明显。

鉴于基础产业的混合产品属性,政府需要对其进行投资;但基础产业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全部由政府来投资则没有必要。其中,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属性比较强,需要政府较多的直接投资,而基础工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比较强,政府在解决外部收益内部化的前提下应重点考虑推进其市场化。严格意义上讲,政府财政投资并不需要对所有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而主要是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和回收期长、投资效益较低的基础设施项目。

由此可见,财政支出的主要范围应当是纯公共产品、拥挤性产品和外部性产品领域,其共同特征是收益的非排他性。尽管政府在私人产品、俱乐部产品领域亦会安排一定的财政支出,但这些都不是财政支出的重点。

参考文献:

[1]王国清、马骁、程谦:《财政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刘邦驰、汪叔九:《财政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蒋洪:《财政学教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郭庆旺、赵志耘:《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篇3

(一)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财政民生支出,即财政支出用于民生领域的开支。虽然对于民生支出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是根据基本公共服务的界定,财政民生支出的内容主要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支出。从理论上说,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可以描述为:政府财政民生支出和居民消费之间是互补关系,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即政府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会引起居民消费的同方向增加,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提振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增加收入方面,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支出通过提高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个人获得持久收入的能力,从而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而社会保障支出类民生支出则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使其减少消费预算约束,增加当期消费;其次,在减少支出方面,政府民生支出可以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民生类公共服务的供给,减少居民未来大额刚性支出的预期,改善居民消费环境,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

(二)近年来湖南省财政民生支出情况由于财政支出的统计口径在06-07年前后的变化较大,因此选取了2007-2012年湖南省分项财政民生支出的数据。在湖南省五项财政民生支出中,占比最高的是教育支出,其次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公共安全支出、环境保护支出。总体上来看,五项支出的比例比较稳定,近年来没有特别大的波动,民生投入增加比较明显的是医疗卫生支出,由2007年的4.36%显著提高到了2011年的7.29%。

(三)近十年来湖南省城乡居民消费情况1.居民消费水平逐步提高,但速度较慢2012年全省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14609元和5870元,比1992年增加12503元和5144元。但湖南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的年均增长都低于人均GDP年均增速。2.居民消费率和消费贡献率双双持续走低最终消费是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组成1992年湖南居民消费占到最终消费的90%,2000年下降到78%,之后下降趋势不变,2012年居民消费占76.4%。居民消费占比逐年下降。同期政府消费占比逐年提高。湖南省的经济增长模式基本属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双驱动型。2000年以前湖南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消费,平均消费率达到70%以上。2000年以后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基础设施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不断加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显现。2000-2012年湖南投资率连续13年攀升,从2000年29.5%的提高到2012年的56.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从2000年23.1%上升到2012年62.7%;消费率则从2000年69.6%下降为2012年的45.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0年68.7%下降为2012年39.8%。

二、湖南省财政民生支出与城乡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1.指标选取(1)因变量(Y):Y1表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Y2表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2)自变量(G)为人均财政民生支出。由于财政民生支出的项目较多,选取湖南省财政民生支出占比排在前三位的项目进行分析,包括:人均教育支出(G1);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G2);人均医疗卫生支出(G3)(3)控制变量(I):I1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2表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数据来源选用的变量: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财政民生支出(含人均教育、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数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均来源于《湖南统计年鉴》(1992-2012年度)。

(二)模型构建与计量分析1.平稳性检验本文将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然后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检验被分析序列的平稳性,即是否存在单位根及其个数。对滞后阶数的确定主要依据AIC、SC准则,由Eviews软件自动选择。ADF单位根检验的具体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各序列的一阶差分均为单整,符合协整条件。2.协整检验对于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只有存在协整关系时,变量之间才会有稳定对应的函数关系。常用的协整检验方法有恩格尔———格兰杰两步法(AGE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logy1)与人均财政民生支出(logg1、logg2、logg3)以及(3)控制变量(lo-gi1、logi2)之间的协整检验关系见表3,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logy1)与人均财政民生支出(logg1、logg2、logg3)以及(3)控制变量(logi1、logi2)之间的协整检验关系见表4。由表3、表4可知,logy1、logy2分别与logg1、logg2、logg3以及logi1、logi2在5%显著水平上存在4个协整关系。3.回归结果运用OLS方法对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分别与人均财政民生支出与控制变量的关系,进行回归,得到表5、表6。

三、结论与建议

以上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湖南省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的消费的影响效果在城镇和农村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针对城镇地区:第一,财政社会保障和医疗投入对促进消费均有积极的效果,这表明,城镇地区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医疗的投入,让居民省下了用于养老、就业、医疗等的开支,提高了居民的福利水平,让居民减少了后顾之忧,增加了消费;第二,财政教育投入没有提振城镇居民消费,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针对农村地区:第一,财政社会保障投入对居民消费提振有较为积极的效果,这表明,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如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支出的增加,解决了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节省了用于这些项目的开支,切实提高了居民的福利水平;第二,财政医疗卫生投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未能提振居民消费。原因可能是城镇居民对疾病认识程度更高,即便是小的发烧感冒也会去寻求医疗服务,减少健康损失,而在农村地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医疗支出费用占据了农民可支配收入的较大比例,农民内心抵触患病就医,无论如何都尽可能降低医疗费用支出,因此,即使政府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农民也不会认为他们省下了医疗的开支,从而增加消费;第三,与城镇一样,财政教育投入在农村依然没有提振城镇居民消费,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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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农民收入现状,比较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财政支出以及我国和发达国家的支农支出,最后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农村农民;财政支出;现状;分析

一、中国农村以及农民收入现状

中国农民的数量大、底子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农民的收入与城镇居民的收入也越来越大。

九亿农民和其余五亿城市居民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这无疑不仅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按照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来看,就现在而言,相同数目的财政支出,政府投入到农村所获得的福利,满意度及社会效益很可能比投入到城市多很多。

二、中国的公共财政的支出状况

中国目前处在中低收入的国家的阶段,需求的无限性和财政收入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矛盾,中国政府对财政这种经济资源的使用的取舍十分艰难。目前的中国,财政支出总是偏好城市,并且一直以来未得到很大的改善。

我国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却主要用于公务人员的新增工资分配和投资城市建设,包括用于消除城市贫困现象,使城市得到较大的发展。这时财政分配仍然严重的向城市倾斜。显然,上述财政支出状况不仅造成了城乡居民严重的不公平,而且在一方面上促进了城乡二元化结构,加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

三、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与美国农业自然资源相当,现在我国也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怎样能像美国一样实现成功的转变呢?以下不妨从从财政支农方面探讨一下美国的发展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1.美国实行对农业农民的各种优惠政策和农业补贴制度。美国对农业实行关税保护以及各种增值税和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在生产、限产和各种农业设施上给予农民的补贴有的甚至超过了自身种植的收入。这些都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给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

2.美国极其重视对农业科研的进行。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建立起来了以农干部为主干的、融教科产三位一体的“农业科学、教育和推广体系”。我国在农业的科技发展和推广上有极大的欠缺。

3.美国的社会福利普遍比较高,在农村也不例外。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显然还没有覆盖到农村来,在这一方面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

四、一些建议和解决的方案

经过以上的分析和讨论,对于中国财政对农村和农民的支出,笔者提出以下的建议:

1.提高对农村农业的重视,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支出。

我国面对如此庞大的农业体系很农村人口,农业和农村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三农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从总体俩说,财政对农村农业的投入有巨大的不足,尤其是财政在农村和城市的分配上存在巨大的不公平。

2.加大对农业教育科研投入,加强科研推广

中国现行的科研教育经费存在明显欠缺的问题。在美国超过一半的科研投资是企业进行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仅占了不到47%。而我国中国对农业科研大多是政府独自承担。但是中国政府的财力不足,显然造成了农业科研的巨大资金缺口。所以中国可以结合企业进行有限度的一对一的科研,使得资金收集渠道畅通。

3.建立和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

就目前而言,我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建成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但是我们要一步一步建立起来。这无疑对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有巨大的好处。所以,国家级应该在这个方面提高重视程度,并且加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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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要求

结合《国务院关于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意见》与财政部《关于推进中央部门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意见》(财预[2015]43号),要求财政部门要会同各部门研究编制三年滚动财政规划,对未来三年重大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分析预测,对规划期内一些重大改革、重要政策和重大项目,研究政策目标、运行机制和评价办法,这些带来年度预算控制方式的改进。具体表现为:一般公共预算审核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强化支出预算约束,各级政府向本级人大报告支出预算的同时,要重点报告项目支出政策内容,健全预算绩效管理机制。通过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强化支出责任和效率意识,逐步将绩效管理范围覆盖各级预算单位和所有财政资金,使绩效视角下的中期财政规划成为资源与效果的结合体,具体的实际路径是中期财政规划下项目库建设与绩效目标管理的有机结合。由此需明确中期财政规划下支出绩效评价的具体要求。明确绩效评价核心内容。因中期财政规划是以项目库建设为基础加以实施,在3至5年的时间跨度下,预算单位需始终以中期绩效目标为引导不断优化和调整年度项目预算。为此,财政部门应帮助各政府部门强化对绩效评价核心指标,特别是绩效目标的认识。如应对绩效目标的设定、审核、批复、调整与应用等提出规范性与原则性要求,并结合部门预算的行业特征分类设计绩效目标指导各部门加强对绩效目标的理解和认识,提升年度项目预算对中期财政规划目标实现的贡献度。强化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通过评价得出相关结论,绝不是绩效预算管理的最终目标,评价结果是否得到利用、利用的方式和程度如何才是关乎预算绩效管理水平、影响滚动预算执行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为此,年度项目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成为中期财政规划实施与监管的重要依据。优化全过程绩效评价指标设计。效果指标是对预算资金使用效果进行的评价,主要针对预算编制、执行、决算及报告阶段,是通过一系列全方位、多维度的绩效测评指标,对整个预算决策、执行和管理的最终结果进行的全面评定和总结。因中期财政规划具有执行周期长且动态管理压力大等特征,严格推进全过程跟踪绩效评价是非常必要的。其中,结合中期财政规划运行及监管要求,设计全过程考核指标设计是关键.

支出绩效评价流程设计

鉴于中长期财政规划框架下的项目库建设是其预算管理核心,为此应以中期财政规划为牵引,以宏观政策目标为导向,以预算评审和绩效管理为支撑,以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为目的,以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为保障,逐步构建起规模适度、结构合理、重点突出、管理规范、运转高效的项目库管理体系。项目库备选项目选取的主体为政府各个部门,由政府各部门依照国家相关战略、政策优先方向、部门职能及部门长期和年度工作重点提出,然后根据项目的优先顺序和轻重缓急情况,结合部门相关年度财政资金情况,经过筛选而定。其中项目库建设的核心环节为项目预算绩效目标审核。财政部门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中期财政规划安排及年度工作重点等相关原则,对部分部门、单位和项目进行绩效再评价。再评价结果同样可以用于支持财政部门对部门、单位和项目后续年度预算做出相关决定,但再评价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激励部门认真对待绩效评价工作,保障绩效评价结果真实、准确、可靠,真正发挥推动多年期预算滚动实施的基础保障作用。具体工作流程为:首先、以绩效目标管理为引导进行项目库项目的选取。中长期财政规划框架下的项目库建设,应以中期财政规划规划为牵引,以宏观政策目标为导向,以预算评审和绩效管理为支撑,以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为目的,以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为保障,逐步构建起规模适度、结构合理、重点突出、管理规范、运转高效的项目库管理体系。项目库备选项目选取的主体为政府各个部门,由政府各部门依照国家相关战略、政策优先方向、部门职能及部门长期和年度工作重点提出,然后根据项目的优先顺序和轻重缓急情况,结合部门相关年度财政资金情况,经过筛选而定。核心环节为项目预算绩效目标审核。其次、以支出绩效评价为支撑进行项目库的绩效考量。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项目执行单位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约定义务,按期完成项目。项目一经立项,未经批准不得随意调整。项目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特殊原因需要终止、撤销、变更的,须报财政部门批准。中期财政规划的绩效考核流程设计在预算年度结束后,由部门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对部门项目开展绩效自评,并做到全过程绩效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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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合肥230601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法和词频统计法对CNKI收录的152篇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评估了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现状。结果表明,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呈现出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群体相对集中、研究主题比较突出、基础研究比例偏高、定量分析方法运用较少和研究资助力度不够等几个特点。为此,本文建议研究者、研究机构、学术期刊和政府共同协作,进一步提高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质量。

关键词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文献计量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544(2015)06-0036-05

近年来,随着财政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问题得到全社会的关注,人们在反思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损失浪费问题严重的同时,更加关注对公共财政资金的绩效管理。强化绩效、科学理财逐步成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指导思想。学术界对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能够为财政部门提供决策参考,反过来,对代表性期刊学术论文研究质量的评估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我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理论研究水平。运用文献计量方法、词频统计法吸SPSS软件对CNKI(中国知网)收录的2000年-2015年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学术论文进行综合评价,总结研究特点,提出改进建议,实现本次研究的目的,为财政决策部门提供理论和数据参考。

一、确定评价样本

为了有效评价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现状,选择CNKI收录的2000年-2014年“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作为评价样本,分四步确定评价样本。第一步,初步搜索。在CNKI数据库中,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主题搜索显示,期刊论文732篇、博硕士论文260篇;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

关键词 的论文25篇、博硕士论文4篇;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篇名的期刊论文13667篇;博硕士论文127篇。第二步,进一步筛选。对上述论文进一步分析发现,50%以上的论文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主题相关性不大,不能为评价目标服务,予以剔除。第三步,以“主题”为检索项,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检索词,以相关度或时间为序,按照精确匹配的原则,检索2000年-2014年间,CNKI收录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截止时间2015年1月3日)。结果显示,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共计152篇论文。

第四步,下载152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评价数据库,以此为评价样本,运用词频统计法、文献计量分析法和EXCEL等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综合评价。

二、数据分析与评价

(一)研究时间评价

图1给出了2000年-2014年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数量情况。可以看到,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的数量在逐年增加。2005年到2007年之间增长迅速,且在2013年达到顶峰,今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仍将是一个研究热点,将会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出现。

2作者学术地位。统计结果显示(表2),研究生占19.35%,初级或中级研究人员比例为26.61%,副教授为6.450/0,教授仅为3.22%,此外,44.35%的作者没有标明学术地位,这与部分期刊对作者学术地位标注的要求不尽一致有关。上述统计表明中国财篇。与其他相关研究相比,山东大学汪全胜教授对中国立法后评估的研究系统性较强,自200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法后评估研究”获得立项以来,在17个不同的重要期刊发表17篇立法后评估研究论文,占所有重要期刊立法后评估论文的12.14%,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为中国立法后评估实践提供决策参考。可见,对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中,单个作者发文量偏低,研究系统

(二)研究者评价

l作者单位。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的作者是主体,占57.24%,而企事业单位和独立的研究所、研究中心的作者比例仅为2.63%,如表l所示。高校作者中,上海财经大学9篇,占14.52%;西安交通大学5篇,占8.06%;上海师范大学4篇,占6.45%;中央财经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南京大学各3篇,各占4.84%;长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各2篇,各占3.23%;其他学校7篇,占11.29%。这与中国立法后评估和中国低碳经济研究情况大不相同。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人员更加年轻化,中级和副高职称人员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

3.作者发表论文数量。统计显示,人均发表论文超过两篇的作者有l6位,共发表了34篇论文,占总数的22.37%,其他118位作者人均发表论文1性不强,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相关问题的探讨不够深入。

(三)研究主题评价

1.学科方向。统计显示,152篇样本论文的学科方向包括财政与税收、高等教育、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会计与审计、职业教育与教育管理、农业支出、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基础设施投入、行政管理、水利水电、林业财政、医药卫生、中等教育、金融、交通运输等,其中财政与税收方向的研究论文119篇,占78.3%,其他研究方向的论文只占21.7a/o。由此表明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主题鲜明,研究人员专业性较强。

2.

关键词 。通过对论文

关键词 的统计发现,财政支出带来的效率、效益和效果,为了科学评价财政支出绩效而进行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事实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理论、方法依然没有形成体系,研究人员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存在的问题的关注不够,这方面的论文只占1.28%,很显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存在问题的研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实现绩效审计目标。

(四)研究阶段评价

1.研究层次。统计显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达65.79%,职业指导的论文也达到17.11%,政策研究达到9.87%,对技术指导和相关应用的研究论文比例偏低,仅占2%,如表5所示。可见,财政支出绩效研究还处于理论基础研究阶段,缺少深入的技术性的指导和应用研究,在这49.35%的论文围绕“绩效评价”,“财政支出”展开研究,其他研究主题体现为“指标体系”、“改革”、“数据”、“管理”、“评价”等。表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主题突出,

关键词 出现频次超过两次的如表4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研究人员关注的重点在于各项方面有待提高。

2.论文级别。对刊发样本论文的期刊进行统计显示,载人北大核心和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总计78篇,占评价样本的70.27%,载人CSSCI期刊中的论文数量有33篇,占29.73%。核心期刊发表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论文分布情况如表6所示。

可以看出,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主要刊发在财经、税收、会计类核心期刊上,尤以《中国财政》发文量最多,《财会通讯》、《财政研究》等期刊紧随其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论文受到高级别期刊的青睐,进一步表明关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问题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从CNKI收录的所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论文来看,按照研究主题分类计算,152篇样本论文只占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论文的15.32qo;若按篇名计算,样本论文只占l.lOl%,核心论文和权威论文数量偏少,因而,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在高级别期刊发表论文是必然趋势。

(五)研究技术评价

对研究方法的统计显示,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非经验主义方法,超过50%的研究是案例举要与统计调查,注重实证分析。研究方法选择上,学者们倾向于使用定性方法进行评价,定量方法使用较少,但也有部分定量分析方法得到使用,如DEA方法出现了8次,AHP法出现了6次,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出现了14次,模糊综合评价法也被使用过2次,总体上,定量评价方法使用比例不高。

对国外文献的跟踪情况统计显示,152篇样本论文中,中文

参考文献累计出现386次,占评价样本的87.73%,英文

参考文献累计出现54次,占样本论文的12.275。由此可见,学术界在进行财政绩效评价的研究时,主要参考国内的研究成果,极少数是国外实践与成果。因而,借鉴国际文献与实践经验,开展理论对话,提高研究水平是今后需要加强的工作。

统计中也发现,由于作者写作手法和期刊对

参考文献标注要求不统一,导致部分论文没有标注

参考文献,使得样本论文的

参考文献总数量偏少,不符合学术研究规范和基本要求,这也需要研究者和期刊在今后的研究和论文审稿中加以重视。

(六)研究资助力度评价

统计结果显示,高达88.82%的有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是没有受到基金资助的,国家级基金和地方政府基金的资助较少,仅占9.21%(如表7所示)。由此可以看到相关研究还没有受到很多的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与处于基础研究阶段的评价相呼应。

三、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上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总结出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起步较晚,但发表的重要论文数量逐年攀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公共财政仍将发挥巨大的推动力,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热点课题。

2.研究群体相对集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成为中国财政支出研究的主力军,财经类院校对财政绩效问题的关注要高于其他综合性的高校,如样本论文中,上海财经大学就有9篇。同时,研究者主要是具有研究生学历和中级职称的研究人员,中级职称和副高职称人员将是今后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的主力。

3.研究主题比较突出。研究人员学科方向以财政与税收为主,体现出研究者专业性较强的特征。同时,49.35%的论文围绕“绩效评价”,“财政支出”展开研究,其他研究主题包括指标体系、改革、数据、管理、评价等,表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主题突出。

4.基础研究比例偏高。65.79%的论文都是基础性研究,研究者关注研究对象本身的问题,没有进一步的挖掘研究对象深层次的问题。并且,基础性研究成果在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发表的比例偏低,还没有形成一系列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供政府部门决策参考。

5定量分析方法运用较少。90%的研究注重定性分析,这和65.79%的研究以基础性研究有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中定量分析具有较大的空间。

6.研究资助力度不够。大部分的研究缺乏基金的资助,也是导致研究成果质量偏低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性研究的资助力度不够,不利于科研工作者研究效率的提高。

(二)若干建议

综上所述,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整体上还处在初级阶段,对于进一步提高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质量,建议加强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研究者方面。首先鉴于中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者结构不均衡,教授、副教授参与研究的比例偏低的现状,需要进一步优化研究人员结构,鼓励正高和副高职称的教师和研究员组建研究团队,参与财政绩效评价的研究。其次,财政、税收机关工作人员对财政支出结构和规模比较了解,能够结合工作实践,对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提供指导,因而,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财税工作人员是今后优化研究群体结构需要考虑的对象。第三,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属于财政学和技术经济学交叉领域,对财政支出规模及结构、财政支出实施过程和实施绩效的评估属于中评估和后评估,需要结合技术经济学的评价方法、评价工具和模型进行定量评价,因而需要研究者掌握一定的定量评价方法,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奠定理论基础。

2.研究机构方面。首先,各研究机构应主动加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中来,并且要明确各自责任和研究主题。确立各自的核心研究主题,组建理论功底扎实、创新能力较强的科研团队,围绕核心主题开展针对性研究,以高质量的专著、权威论文、研究报告申请项目结题,为继续申请新项目或新课题做准备。其次,需要研究机构建立一套对于该方面研究切实可行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以评价研究机构内研究人员的科研绩效水平。第三,还要注重与相关专业领域专家的交流与学术研讨,相互学习,以达到提高整体研究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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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甘肃省财政收入与支出关系的理论意义在于,科学认识和掌握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运行规律,发现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为甘肃省政府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调控地方经济提供理论依据。 

研究甘肃省财政收入与支出关系的实际意义在于,通过研究甘肃省财政收支关系,发现财政收支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推动甘肃省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不断提升当地的公共支出水平和居民福利。 

二、相关文献述评 

研究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关系的相关文献较多,既有理论方面的文献,也有实证方面的文献。对于财政收支理论方面的文献,主要致力于分析收入和支出两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现有文献提出的收支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收入影响支出说,即“以收定支”;第二种是支出影响收入说,即“以支定收”;第三种是收入和支出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第四种是收入和支出相互之间没有影响,是各自独立的。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是不同的政体,财政收支结构大相径庭。因此上述假说都能够找到对应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同一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时期,其财政收支关系也是不一样的。 

国外关于财政收支关系的研究理论和实证方面是并重的,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假说,并有相关的实证文献。国内的研究更侧重于实证方面的检验。国内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我国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因果联系,不同的研究之间没有取得一致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已有文献大都集中分析国家层面的财政收支关系,针对地方的研究相对比较少。本文将集中研究甘肃省在1950-2015年间的财政收支关系,以发现该省财政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因果联系,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三、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单位根检验法 

单位根检验的目的在于检查一个时间序列是否平稳。如果一个时间序列是平稳的,那么该序列在不同时点上的随机性服从一定概率分布,其均值、方差和协方差等数字特征不随时间变化。非平稳时间序列则相反,在不同时点上它的随机规律不同,这样就难以通过非平稳时间序列的过去信息来进行有效预测,并且会产生伪回归问题。因此,在对一个序列进行分析前,一般先采用单位根检验来判断该序列是否平稳。如果一个序列中存在单位根,该序列就是不平稳的。 

(二)协整检验法 

协整检验的目的在于检验一组非平稳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是否具有协整关系。如果具有协整关系,则可以认为这组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协整理论是恩格尔和格兰杰于1987年提出的,他们同时提出了一种两步检验法来检验序列间是否协整,称为EG检验。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法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目的在于检验时间序列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实质是指一个变量如果受到其它变量滞后的影响,就称变量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四)数据说明 

从数据可获得性角度出发,本文收集了1950-2015年甘肃省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和一般预算支出两个年度序列数据。省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和一般预算支出要低于总收入和总支出。省级财政总收入除了一般预算收入外,还应该包括中央财政税收返还、财政补助等部分,省级财政总支出除了一般预算支出外,还包括地市税收返还、地市补助等部分[1],但是统计年鉴中没有公布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故使用一般预算收入和一般预算支出这两个指标数据作为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的代理变量。 

上述财政收支数据为名义价格数据,本文采用甘肃省1950-2015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将其调整为实际价格数据。考虑到时间序列跨度大,绝对值数据波动性大,故对实际价格数据取对数以消除波动性影响。 

甘肃省财政一般預算收入、一般预算支出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等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甘肃省发展年鉴2016》。 

四、甘肃省财政支出与收入因果关系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为方便起见,把取对数后的甘肃省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后文简称财政收入)序列用Yt表示,把取对数后的甘肃省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序列(后文简称财政支出)用Xt表示。运用ADF方法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列于表1中。检验结果显示,Yt和Xt都是非平稳序列。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检验结果拒绝了原假设,即接受Yt和Xt是平稳序列的结论。因此,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同属一阶单整序列,满足对两者进行协整分析的前提条件。 

(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接下来检验甘肃省财政收入和支出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和滞后阶数的选择有关,所以在检验中经常采取的做法是分别选取滞后阶数为1阶、2阶和3阶对原假设进行检验。“Yt不是Xt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在不同滞后阶数条件下都被显著地拒绝(即使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拒绝了原假设),说明从1950年到2015年间,甘肃省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格兰杰原因。在不同滞后阶数条件下,“Xt不是Yt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都不能被拒绝,说明从1950年到2015年间,甘肃省财政支出不是财政收入的格兰杰原因。综合上述结果,可见这段时期甘肃省的财政是一种“量入为出”的财政。该结论对不同滞后阶数都是成立的,说明检验结果相当稳健。 

五、研究结果及政策含义 

从研究结果可知,长期以来,甘肃省践行的是“量入为出”的地方财政政策,即符合“以收定支”的理论假说。可以理解为该政策是计划经济时期财政政策指导思想的延续。正是因为坚持“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甘肃省长期以来的财政赤字才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如果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过大,将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修正的方向是要保持财政收支的长期动态均衡。 

结合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继续坚持“量入为出”的财政思想,防止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扩大。作为一个地方财政收入相对有限的省份,如果任由财政赤字不受节制地扩大,则会导致后续的财政支出困难,难以及时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将会进一步影响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2)开源节流,提升省级财政的平衡水平。开源是指从财政收入的角度,要合理调整结构,在减少居民税负的同时注重招商引资的质量,能够有效地提升本地区的商业活跃度,使财政收入更趋合理。节流是指从财政支出的角度,完善公共支出结构,将有限的财政资金进行合理配置,尽量使得公共支出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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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 中国经济增长 度量指标在Oates等人发展的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Qian和Weingast等人发展的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证研究,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经研究发现,指标选择及其处理不统一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一、文献综述国内学者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得出了四种具有争议性结论:一是认为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为正,从而认可财政联邦主义关于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适用于中国。如Ma(1997)、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以及肖文和周明海(2008)等发现财政分权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二是认为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为负,从而否定了财政联邦主义关于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如Zhang和Zou(1998)认为,省级财政分权与中国各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这在过渡时期(1985-1989)显得特别明显,周培奇(2011)也得出了相似结论;三是认为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跨时差异和地区差异,但对此仍存在不同的结论。如张晏和龚六堂(2005)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个分界点,之前的财政分权抑制了经济增长,而之后则促进了经济增长,另外,他们还在划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同地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差异。但是,同样基于分段回归,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1994年前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两者之间却呈现显著地负相关。周业安和章泉(2008)发现从1986―2004年的整个时间跨度来说,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而1994年前财政分权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1994年后它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四是认为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无直接相关关系。如胡书东(2001)、李文星等(2009)认为一般的财政分权与国民经济绩效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

二、对财政分权的度量指标的再思考在关于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其指标选择主要与财政分权概念有关。下面对相关的指标选择进行简要分析。(一)边际分成率和平均分成率。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使用边际分成率来度量财政分权,其含义是指地方政府从财政收入增加额中所提留的比例,该指标也被成为自有收入的边际增量。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处在不断的调整之中,为了反映这一变化,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对不同时期中央和省之间的财政关系进行了分类,其中,在1985到1987年之间共涉及到四种类型,而在1988到1993年之间则涉及到五种类型。按照他们的研究,在1985到1987年间有14个省可以从财政收入增量中保留一定的份额归自己支配,在1988年到1993年间还有5个省这样做,其余省份在所有时期获得了100%的边际分成率。对于财政制度改革前即1985年之前不存在财政分权,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将其标记为0。在他们的方法下,我们可以发现,像广东和江苏这样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雄厚的省份竟然与四川、宁夏等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较穷的省份具有同样的财政分权度,这显然很难令人信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当使用边际分成率来度量财政分权时,那些将财政收入中的固定比例上交给中央财政的富裕省份和那些从中央获得财政补贴的省份是一样的。张晏和龚六堂(2005)曾指出了这一点。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收入划分是按照中央税种、地方税种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种来进行的,这就进一步制约了边际分成率方法的应用。也承认,边际分成率指标确实不足以反映财政关系的复杂变化。Ma(1997)使用了平均分成率指标来度量财政分权,其含义是指省级政府在预算收入中保留的平均份额。但正如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所指出的,这一方法面临一个内在矛盾,即一些省份在改革开放前就一直对中央财政有净贡献,按按照Ma(1997)的方法,此时就已经存在财政分权,但在统收统支制度下,这些省的支出仍需要中央政府批准。这样一来,平均分成率就无法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所经历的重大改革,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的新格局。虽然肖文和周明海(2008)结合使用了这两个指标,但由于这两个指标在度量财政分权程度时分别面临困境,并不会因为合并使用而消失。因此,他们方法的合理性也是值得商榷的。(二)财政收支比重指标胡书东(2001)使用了人均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和地方经济建设支出比重来度量财政分权,周业安和章泉(2008)使用了人均各省本级财政支出比重来衡量财政分权,李文星等(2009)采用了各地区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比重来度量财政分权,应该说这种基于财政收支比重的指标选择方法沿袭了Oates从财政收支度量财政分权的传统。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仍然面临潜在的问题,比如我们需要考虑,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的情况下,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是否能够反映财政分权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转移支付在分为有条件转移支付和无条件转移支付时,它们对财政分权的影响是一样的吗?在中国长期以来存在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不对等,尽管分税制改革在某些方面有所调整,但是由于1994年的改革方案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因此,这种不对等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集中了大部分的财政收入,但又通过税收返还、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等形式将财政支出转移给地方。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的研究表明,在1998年到2001年间,税收返还在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其比重高达62.1%,其次是专项转移支付比重为20.1%。这样一来,非条件性转移支付就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了相当高的比重。由于税收返还建立在一定的基数基础上,在制度设计上为了保证地方原有利益,并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采用了“ 存量不动, 增量调节” 的办法,并确定各省税收返还额的递增率,系数为各省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10.3。这样一来,如果一个省增值税和消费税平均增长率高,其获得的税收返还额也大。所以对于经济发达省份而言,包含了税收返还的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可以比较好地反映财政分权的情况。但是,对于经济欠发达的省份而言,由于其地方财政收支存在较大缺口,中央的转移支付主要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这样用其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财政分权则可能拉高其指标数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缺乏明确的规范和统一的标准,转移的具体数额往往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和“跑部钱进”的能力密切相关,这样就使得利用财政支出比重来准确衡量财政分权程度面临更多的困境。另外,由于地方政府之间在进行竞争时往往使用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甚至是简单的通过承诺对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按照一定的比例给予返还来“招商引税”,这样就带来税收在地方政府之间的重新分配,这种重新分配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一个地方因招商引税导致财政收支比重的增加会高估其财政分权程度,而一个地方因其他地方招商引税而导致财政收支比重的降低也不能反映其实际财政分权程度。此外,如果考虑到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财政支出比重也不能很好的反映财政分权情况,即使像胡书东(2001)、周业安和章泉(2008)那样采用人均指标,仍然不能避免因为经济规模差异而产生的影响。正如张晏和龚六堂(2005)举例指出的,四川省的财政支出最高, 但这并不反映四川省就比支出较小的广西拥有更多的财政自。同样,上海财政支出高于天津, 但上海市的财政自由度并不比天津更多。(三)预算内指标、预算外指标及体制外指标由于中国财政收支的不规范、不统一,学界通常采用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和体制外资金来描述政府实际财政收支的分布。这样,对财政分权的度量就必须对此进行综合考虑。因此,很多学者在关于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关注到了这一特殊事实,如张晏和龚六堂(2005)、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采用了预算内外的财政收支比重指标衡量财政分权,特别的,张晏和龚六堂(2005)还考察了体制外收支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重要影响。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中央于1993年至1995年、1996年和1997年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制度进行了多次调整。这导致了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概念的变化,进而导致难以对相关的统计数据进行统一处理,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基层政府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程度加剧,结果是地方政府进一步通过多种途径扩大了预算外收支的比重。从不同角度可能对此作出不同的判断,如从地方实际支配财力的角度,可能得出财政分权程度加大,但如果从预算外收支特别是制度外收支缺乏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角度来看,也可能得出财政分权过度的结论。

三、结语国内学者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出现了四种主要的争议性结论。在关于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其指标选择主要与财政分权概念有关。其中,对财政分权度量指标的分析从边际分成率和平均分成率,财政收支比重指标,预算内指标、预算外指标及体制外指标三个方面进行。因此,本文认为,度量指标的选择和处理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在实证研究中,我们在选择指标的时候经常会面临的困境是指标要么不符合现实,要么不易于处理。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感兴趣的学者不应该理所当然地认为相应的度量方法和指标都是有效的,大量的度量缺陷可能会导致从那些数据中得出不合理的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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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gland: Macm illan Press, 1997.

[2]林毅夫,刘志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7(4):5-17.

[3]肖文,周明海.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

[J].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4):38.

[4]Zhang,Tao.,Heng-fu Zou,1998,“Fiscal Decentralization,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7, pp.221~40.

[5]周培奇.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1999~2008):基于预算权的讨论

[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1,(001):17-23.

[6]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J].经济学(季刊),2005,5(1):75-108.

[7]沈坤荣,付文林.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与地区经济增长

[J].管理世界,2005,(1):31-39.

[8]周业安,章泉.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

[J].管理世界, 2008,(3):6-15.

[9]胡书东.经济发展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国财政制度变迁研究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39.

[10]李文星,艾春荣,徐长生.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

[J].浙江社会科学, 2009,(11): 17-25.

篇9

论文关键词:VEC模型,脉冲响应方差分解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财政支出为主要载体的社会经济建设活动,带来了我国前所未有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2007年期间,国家财政支出从1122.09亿元增加到49781.35亿元;GDP总量从3645.2亿元增加到249529.9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由381元增加到18934元,增加了近50倍[1]。但是,截至到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也扩大到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为代表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不容忽视的问题。可见,在财政支出所具有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增长的三大职能中,收入分配职能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发挥和体现。那么,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问题上,财政支出应怎样安排呢?这不但是发达国家财务管理论文,也是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常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借助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系统地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2]的动态影响机制。

一、文献述评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述评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研究都强调经济效率,而不太注意收入分配差距。只要经济增长符合帕累托效率,就没有坏处,哈耶克认为这就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命题核心期刊。受其影响,西方学者们大多重视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加之二战后世界各国政府普遍把经济增长列为财政支出的首要目标,使得这种研究趋势更是盛极一时,而对于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则明显滞后。

对于国内研究而言,目前已有的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还比较少。学者们大多侧重于财政支出总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或者是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研究,鲜有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与财政支出结构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划分财政支出结构的分类标准上大家还未达成共识,再加上对社会公平系数的界定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最终导致实证分析结论存在差异。寇铁军、金双华(2002)以基尼系数为社会公平指标,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福利支出和非福利支出,利用简单回归分析得出我国财政支出对社会公平问题重视不够的结论。孙文祥、张志超(2004)以城镇对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差额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作为社会不公平指数,构造了六个模型方程分别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的问题,得出地方财政支出具有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央财政支出可以明显改善社会公平程度,不同的财政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贡献具有显著差异的结论。王莉、冉光和(2007)利用基尼数据等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呈负效应的结论。刘成奎、王朝才(2008)以城乡居民收入差为社会公平指标,分析不同财政支出项目对城镇、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冉光和、潘辉(2009)对全国居民、城乡居民以及东中西居民三个样本进行公共支出与收入分配关系的VAR模型实证研究,得出公共支出对居民收入分配起到了负面影响结论。

综上所述财务管理论文,国内外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基本上是围绕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或者是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进行单一静态研究。然而,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是政府安排财政支出所面临的永恒主题。只考虑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忽视社会公平的问题,或者离开经济增长而单一的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得出的结论都可能有失偏颇。这是分析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影响不可或缺的研究思路。基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等动态分析方法系统考查财政支出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动态影响。

(二)理论分析

财政支出结构是指各类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按照经济性质不同,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分为政府投资性支出、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转移性支出三种。三种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变动,直接反映了财政支出职能的调整。一般而言,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直接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具体地说,从需求方面讲,投资性和消费性支出与私人支出无异,直接构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通过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从供给方面讲,投资性支出会影响生产函数而间接拉动经济增长,如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会形成社会物质资本,从而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科学、教育以及卫生等领域支出会形成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劳动者生产率,改善社会生产技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核心期刊。相反,转移性支出具有两面性,它不仅能促进经济增长,也能熨平收入分配不均。具体地说,从需求方面讲,转移性支出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了社会总需求。同时财务管理论文,当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时,转移性支出能够缩小甚至弥补收入分配不均的缺口,稳定社会公平秩序。从供给方面讲,转移性支出也是一种典型公共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特征。

因此,在财政支出结构上,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比重越大,表明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较强;转移性支出比重越大,表明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较强。

二、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1978—2006年社会公平指标、经济增长指标以及财政支出结构指标共同构建VEC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各变量均为年度变量,并用GDP平减指数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没有GDP平减指数,这里借鉴司春林(2002)的做法,用公式进行换算,GDPiindex表示第i年的GDP指数,GDP1978index表示1978年GDP指数(1978年=100),GDPi表示第i年的名义GDP值,GDP1978表示1978年名义GDP值。需要指出,我国预算外支出结构不具有明显特征,波动性较大,所以我们暂不考虑财政预算外支出,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以及国研网教育版宏观经济年度统计数据库。

(1)社会公平指标上我们选取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衡量。首先,选择上梯形面积法计算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具体计算公式为,Mi表示某一收入水平组家庭累计百分比,Qi表示某一收入水平组收入数累计百分比。其次,按照R.Msunarum公式计算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具体计算公式为,G1G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财务管理论文,P1P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占总人口的比重,u1u2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u表示全体居民的人均收入,G表示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2)经济增长指标上我们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衡量。根据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00)/100公式计算而得,其中以上年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为100。

(3)财政支出结构指标上我们分别选取财政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以及转移性支出各自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依据官方统计数据,财政投资性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农支出以及科教文卫支出等;财政消费性支出包括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地质勘探费、工业交通等部门事业费、国防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费等;财政转移性支出包括社会保障支出和政策性补贴支出等。

表1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

变量解释

变量名

变量解释

Gini

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GD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GIV

财政投资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GCS

财政消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GTR

财政转移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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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下,中国财政支出的未来走向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目前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在前几年推进总量的基础上转向重视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潜能。

一、内外学者对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Alchian、Demsetz(1972) 、Sowell(1980)、Kor?鄄mendi和 Meguire(1985)、Landnu(1986)、Grier和Tullock(1987)、Barro(1991)、 庄子银、邹薇(2003年)等人认为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的观点。而Rubbinson(1977)利用相当大的跨国样本数据得出,较大的政府规模通过降低特别是较穷、欠发达国家的“依赖性”,可以促进经济增长,Ram(1986)、Devarajan、Swa?鄄roop 和Zou(1996)、马栓友(2000)则认为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还有一些学者,Gemmell(1983)、Nelson 和Singh(1994)等认为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不相关。

龚六堂、邹恒甫(2001)通过建模和实证分析得出:政府的资本性支出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没有统计学上的影响,经常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资本性支出与经常性支出的波动对经济增长是负影响。在按照政府职能来讨论不同类型公共支出项目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得到了正相关、负相关、不相关等不同结论。

郭庆旺等人(2003)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和经验分析得出:政府公共支出总规模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政府公共支出中的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生产性支出中人力资本的投资支出比物质资本的投资支出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科学研究的投资支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远远高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本文使用中国1978~2002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从实际来考察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最后得出一些结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92年的自发公共化阶段;1993~1998年的自为公共化阶段;1999年至今的自觉公共化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改革的目标不同,财政支出结构不同,因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从而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意义也不同。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框架

为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关系,本研究利用柯布道格斯生产函数进行估计。

其形式为:Y(t)=A(t)K(t)αL(t)βG1(t)γ…Gn(t)n,(1)

其中Y(t)为t 时期的产出,A(t)、K(t)、L(t)分别为t 时期的技术水平、物质资本存量和劳动力, G1(t) ,…,Gn(t)分别为t 时期的第一至第N种财政支出项目,α、β、γ…n为边际产出弹性系数。

加入α+β+γ+…+n=1的约束,对方程(1)进行变换,即得到:

y(t)=A(t)k(t)αg1(t)γ…gn(t)n (2)

式中:y(t)=Y(t)/L(t),k(t)=K(t)/L(t),g1(t)= G1(t)/L(t), …,gn(t)= Gn(t)/L(t)分别为t时期按劳动者平均的真实GDP,按劳动者平均的物质资本,按劳动者平均的各项财政

支出项目。

方程(2)两端同时取对数得到:

lny=lnA+αlnk+γlng1+…+nlngn (3)

(二)数据选取

在我国的统计数据中由于预算外支出结构数据不完整,且政府可支配性小,因此我们这里只研究预算内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试图从政府财政支出的特定构成入手,以考察财政支出各项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根据研究目的,把国家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和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生产性财政支出包括经济建设费和社会文教费支出,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用预算内财政总支出减去生产性财政支出。

本文选取1978~2002年的数据。在进行模型拟合时,用真实GDP(以1978年为基期)代表Y,真实物质资本存量(以1978年为基期)代表K,就业人数代表L。财政支出原始数据都按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GDP平减指数进行调整,变成真实数据。其中,物质资本存量的数据没有直接公布,所以引用陈志国在《中国公共资本存量和私人资本存量的估计与分析》一文中的数据。其余数据来源于财政年鉴,真实GDP可通过平减指数平减而得。

因此所使用的生产函数方程为:

lny=c(1)+c(2)lnk+c(3)lngc+c(4)lnge+c(5)lngn(4)

其中,y,k,gc,ge,gn分别表示按劳动者平均的GDP、物质资本、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

(三)模型拟合

由于不同的财政政策下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效用,因此除了做1978~2002年的拟合方程外,分别做了1978~1992年和1993~2002年的拟合方程,结果为:

注:括号内为显著性水平,*表示显著性水平不高于5%。

从这一组拟合方程可以看到:

1.三个方程的拟合精度都很高,说明按劳动者平均的GDP中的99%都能由按劳动者平均的物质资本、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及非生产性财政支出解释,只有几乎1%的部分是由这几项以外的其它因素决定的。

2.方程1中的经济建设支出的系数不显著。而在方程2和方程3中这一系数显著,且都大于方程1的系数,方程3中的系数大于方程2中的系数。这说明在1992年及1998年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后,政府对经济建设的财政支出是利于经济增长的。

3.方程3中社会文教支出的系数不显著,而方程2中这一系数显著,且其绝对值大于方程3的系数。这说明1992年以后,社会文教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负影响减小,也即说明政府对社会的文教支出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4.从方程1的结果可以看到,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En=0.045636,与被解释变量GDP呈正相关关系,而在方程2和方程3中其产出弹性系数均为负数,与被解释变量GDP呈负相关关系.也即说明从短期来看,非生产性财政支出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而从长期来看,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5.社会文教支出的产出弹性系数为Ee=-0.1998,与被解释变量GDP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文教费方面的支出不会促进经济生产率的提高,相反会导致直接的经济生产率减少,因为这是建立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上的结果,没有考虑到各类财政支出对经济所起的作用不是当期就实现的,都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期,有的滞后期可能会很长,例如教育投资,从开始投资到教育形成人力资本发生作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可能低估了社会文教费的产出弹性。可以看到,按劳动者平均的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每增加1%,劳均GDP大致可以增加0.046%;劳均经济建设支出每增加1%,劳均GDP可以增加0.032%;而每增加1%的劳均社会文教支出,劳均GDP就会减少0.2%。

6.从方程2和方程3中可以看出,1992年以后,经济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增强,社会文教支出和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负影响减弱。仍然是经济建设支出的显著性最强,劳均经济建设支出每增加1%,劳均GDP大致可以增加0.338%。

(四)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对财政支出结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效用做一个总结。

第一,经济建设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根据凯恩斯理论,这种购买性的财政支出对于国民收入的增长有倍数的促进作用。但是实际上并不可能存在着这种倍数增长的作用,因为政府的财政支出对于私人的支出存在着一定的挤出作用,从而不存在理论分析的那种结果。虽然实际上的财政支出并不能取得像凯恩斯乘数那样的理论上的效用,但是在我国现阶段政府的财政支出仍然对GDP的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总体上说仍然是比较低的,需要政府财政支出的地方还有很多;我们的公用事业和基础建设投资的需求还很大,在公共物品提供的数量和质量方面还存在着比较大的不足。所以,政府财政支出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方面还有一定的投入需要,而应该削减竞争性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