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论文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政支出论文，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公共产品与财政支出的分类

1、公共产品的界定。萨缪尔森在其经典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给出了关于公共产品的经典描述，认为纯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大特征。国内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将公共产品的特征归纳为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在实际运用中，学界并没有严格界定公共产品，常常将政府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统称为公共产品。笔者认为，萨缪尔森的经典论述很好的界定和描述了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公共产品理论为政府财政支出活动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按照公共产品理论，纯公共产品是完全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而不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则为私人产品；不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或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不完全的产品则为混合产品。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中，纯公共产品是非常少的，更多的则是私人产品和混合产品。混合产品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俱乐部产品，即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二是拥挤性产品，即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如拥挤的桥梁、道路等。要注意的是，仅有开放性的桥梁和道路才能成为拥挤性产品，封闭式的桥梁和道路属于俱乐部产品，而且开放式的桥梁和道路在不拥挤的时候则属于纯公共产品。三是外部性产品，即收益具有外溢性特征的产品，这种外溢性的收益事实上具有非排他性的特征。

2、财政支出的分类。传统的财政支出分类办法主要有：一是按照国家职能将财政支出分为国家行政支出、社会文化教育支出、经济建设投资支出；二是按照财政支出的有偿性分为购买支出和转移支出；三是按照财政管理体制分为中央财政支出和地方财政支出；四是按照财政支出的经济性质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五是按照财政支出的最终使用结果分为积累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补偿性支出；六是按照财政支出的具体用途可以分为三十类左右，具体用途根据财政预算科目的调整类别略有不同。比较特别的是郭庆旺、赵志耘将财政支出分为维持性支出、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这些分类方法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财政支出的内容，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却没有能够有效地将公共产品理论反映到财政支出的分类中来。因此，笔者从公共产品理论出发，按照财政支出的对象，将财政支出分为纯公共产品支出、混合产品支出和私人产品支出。纯公共产品支出是对纯公共产品的支出，主要包括行政支出和国防支出；混合产品支出是对混合产品的支出，主要包括科教文卫支出、农业支出、基础产业支出、社会保障及财政补贴等支出；私人产品支出是对私人产品领域的支出，主要是用于部分私人产品领域的国有经济投资。在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中，纯公共产品支出所占的份额并不大，而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竞争性的私人产品支出已经大大降低，占绝对份额的是混合产品支出。

3、公共产品分类法的理论意义。按这种分类方法确认我国财政支出的对象，并明确我国应以纯公共产品和混合产品作为财政支出的主要内容，减少对私人产品性质的行业和部门投资。经济学理论研究表明，凡具有较强排他性的产品应由市场提供，而非排他性的产品则应由公共提供。因此，私人产品的提供应当由市场竞争来实现，市场提供能够较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对于纯公共产品，非排他性决定了收费的不可能，而非竞争性则决定了收费的非效率性，因此应由政府来免费提供；而混合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不完全的特征，依靠市场和政府都可能产生效率性问题，最佳的方式是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来提供。在三类混合产品中，俱乐部产品具有排他性，由市场提供将能够产生最优效率；拥挤性产品的非排他性决定了其应由政府来免费提供；而外部性产品具有收益的外溢性，混合提供将是最为有效的选择，而混合提供的份额则由混合产品的外部性程度来决定。

二、纯公共产品类财政支出

行政管理和国防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决定其属于纯公共产品的范畴，其支出则属于纯公共产品类财政支出。首先，每一个社会公众都能得到行政管理和国防提供的服务，且不会因为社会成员的增加而改变行政管理和国防服务的数量及其成本，因而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特征。其次，社会公众只要居住于一国之国境内，则难以排斥其享受国家提供的行政管理和国防服务，因而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行政管理和国防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决定了其所具备的纯公共产品属性，它们无法通过市场交换来提供，因而属于财政支出优先保证的项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国家产生以来，行政管理和国防支出始终同国家的存在和国家政权的巩固直接联系在一起，成为政府财政支出的基本内容。

三、混合产品类财政支出

（一）科教文卫类混合产品支出

1、科教文卫事业的混合产品属性。科教文卫事业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或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属于具有外部性的混合产品。科教文卫事业所提供的服务，大部分具有一定的竞争性。比如，学生接受学校教育，他们需要占用一定的教学资源；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所论文需要的教学资源必须相应增加，否则就难以保证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同时，科教文卫事业所提供的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排他，或排他的难度和成本不高。另一方面，科教文卫事业又具有一定的外部性，其收益不可能为某个消费者所专有。不同科教文卫事业的外部性存在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性是框定科教文卫事业支出的理论依据。

2、科教文卫事业支出范围的界定。①科学研究事业支出范围的界定。从产品属性上看，基础性科技成果具有较强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特性，因此各国政府大都通过政府资助的方式来完成基础性科学研究。与基础性科学研究相反，应用性研究则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因此，政府对应用性研究大多采取市场化的策略，让市场主体自由竞争，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科技成果。②教育事业支出范围的界定。教育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其最基本的特征是收益的外溢性，属于具有较强外部性的混合产品；同时，不同层次教育收益的外部性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通常，初等教育的外部性非常强，高等教育的外部性要小得多，而职业教育的外部性最小。因此，政府财政支出首先应保障初等教育或基础教育，花大力气推行义务教育制度（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制度），保证每一个公民接受基本教育的权利。其次，政府应根据高等教育的特点，保障对基础性学科建设和基础性研究的支持力度；对于应用性学科和应用性研究，则应根据其收益的外溢性程度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第三，对于职业教育，政府应当在政策引导和资金资助的前提下，倡导市场竞争性的办学模式，鼓励多渠道、多维度的资金筹集模式。③文卫事业支出范围的界定。在卫生事业内部，公共防疫和保健事业的外部性最强，属于比较典型的纯公共产品，而医疗事业的内部性则较强，并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因此，政府支出的重点应是公共防疫和保健，并兼顾医疗卫生事业。而不同层次的文化事业对于社会公众的影响力亦存在较大的差异，财政支出的重点则要根据排他性能力和外溢性程度来进行安排。

（二）农业类财政支出

农产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属于典型的私人产品，但农业生产活动不仅影响农业生产者和农产品消费者，而且影响全社会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国家经济安全。我国农业人口众多，"三农"问题非常突出，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农业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其产业本身，具有非常强的外部性。特别是在我国，农业生产技术低下，靠天吃饭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地改善，农业生产的稳定性比较差。2007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带动了整个社会CPI的大幅度上涨，集中反映了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农业所具有的外部性要求政府不断加大投入，增强国民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鉴于农产品的私人产品属性和农业经济活动的混合产品属性，农业支出的重点应当是着眼于整个农业生产活动，比如改善农业生产活动的条件，而不应将支出重点放在农产品本身上。近年来，我国在农村大力兴建农田水利设施，加速推广农业机械的使用，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很好地体现了公共产品理论所要求的农业支出范围。

（三）基础产业支出

基础产业是指能够为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性保证的特定经济部门的总称，通常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从属性上看，基础产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并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属于混合产品领域。在非拥挤的条件下，基础设施具有非竞争性，它可以同时供多个经济主体使用而不需要增加供给成本，并且大部分基础设施的排他性比较弱，排除他人享受基础设施带来的利益比较困难。基础工业所提供的产品具有比较完整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其外部性特征却比较明显。

鉴于基础产业的混合产品属性，政府需要对其进行投资；但基础产业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全部由政府来投资则没有必要。其中，基础设施的公共产品属性比较强，需要政府较多的直接投资，而基础工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比较强，政府在解决外部收益内部化的前提下应重点考虑推进其市场化。严格意义上讲，政府财政投资并不需要对所有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而主要是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和回收期长、投资效益较低的基础设施项目。

由此可见，财政支出的主要范围应当是纯公共产品、拥挤性产品和外部性产品领域，其共同特征是收益的非排他性。尽管政府在私人产品、俱乐部产品领域亦会安排一定的财政支出，但这些都不是财政支出的重点。

参考文献：

[1]王国清、马骁、程谦：《财政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刘邦驰、汪叔九：《财政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蒋洪：《财政学教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4]郭庆旺、赵志耘：《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篇2

从政府支出角度分析教育产业的融资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待教育产业发展与运营中的政府支出额，应当从整个国家经济增长变化与公共财政政策的变动中把握教育产业的地位与融资份额及其演变规律。

根据西方国家的财政支出统计，国家财政支出具有绝对增长和相对增长的趋势。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也将增长，政府支出必然以比生产增长更快的速度增长。各国的经济分析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日益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将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增长。无论穷国还是富国，各国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最近几十年来都毫无例外地表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而且，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财政相对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要低得多，但是却比发达国家在与之可比的、相应经济发展阶段的相对规模要高得多。这说明，当今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着比过去更多的责任。在从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中，最小的政府不再是最好的政府，政府扮演着资源配置的重要角色，它把更多的资源转移到公共物品的配置和供给方面。

政府支出不仅在总量上具有不断增长，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率逐渐上升的变化趋向，而且在其内部结构上亦呈现出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变化规律。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指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包括“起飞的准备”和“起飞”阶段），为了扩展市场交换的范围，促进贸易与生产的发展，公共部门面临着开发国家资源以及将其与市场连接起来的任务，为私人资本的形成创造起码的条件，因而此时的公共资本形成份额较大，需要由政府来提供这些“社会先行资本”，如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系统以及司法等。罗斯托认为，这些社会基础资本的先行建设，是起飞的必要条件，在起飞可能出现之前，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必须要有最低限度的先行社会基础资本建设，政府财政投资是促进经济起飞到经济发展的中间阶段所必需的。当经济增长得以启动后，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民间储蓄开始增加，在公共资本已经搭成的框架内，民间资本形成机制得以形成并趋于完善，民间资本存量得以增加并处于不断上升态势，公共资本将处于较慢的增长态势，在总资本形成中也处于次要地位。但当经济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后，为整治一些“增长的扭曲”现象，解决产业灾害、污染、交通拥挤、市政建设、公共安全以及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等问题，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满足公众消费方式由温饱型向发展型与享受型转变过程中补充性公共服务（公共消费性的或者界于公共消费与公共资本形成之间的项目）需求的增加，公共投资会再次上升，公共资本形成在总资本形成中的比率也将再次提高。

此外，美国财政专家理查·A·穆斯格雷夫和皮吉·B·穆斯格雷夫以及经济学家阿斯乔也都分析了政府公共支出在经济发展阶段上的结构变化趋势。他们均认为，随着经济的起步和发展，社会对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卫生健康等方面的要求进一步增加，因此公共支出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份额必然会相应增加。

对照政府财政支出及结构变动的规律，可以发现我国在这方面是存在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起飞准备”和“起飞”阶段，亟待大力加强基础产业（当然包括教育产业）的建设，但在财政支出结构中都出现了公共投资性支出急剧下降并持续下降的不正常状态。这种格局，显然是同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任务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先行资本”，教育产业作为“具有全局性、先导性，需要优先发展的基础产业”，要使其能真正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保证其稳步、健康的发展，尽快增加政府公共支出中教育投资的比例是势在必行的。政府教育财政支出始终是教育产业融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渠道。

二、市场经济下政府财政政策功能的有限性

我们强调政府财政支出在教育产业融资中的重要地位，并不等于说政府必须通过财政直接拨款的方式来扶植教育产业的发展。这是因为：虽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制度本身具有内在的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当经济出现波动时，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会自动发挥作用，以减轻乃至消除经济波动。但是，在商品和货币经济发展了的前提下，财政收支平衡了，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并不一定平衡。财政政策在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总量平衡方面的功能存在不完全性：

1.政府财政政策的效应大小直接受制于政府的财力。相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总盘子而言，政府财力是有限的，从而制约了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况且，从财政支出看，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非生产建设支出。这部分支出刚性很强，进行调节的余地不大；另一部分是生产建设支出。这部分主要是投资支出，其增减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总需求，但由于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国家预算内投资在整个社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同时新体制下，这部分投资主要用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上，可以讲主要是为了保证经济结构的合理。因此，若当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需要紧缩需求时就不能依赖削减预算内投资，否则会恶化经济结构。

2.财政政策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总量失衡调节的效果并不理想。假如在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需要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需求、抑制供给。其中扩大政府支出对个人消费和社会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如果政府投资挤掉了社会投资，则利用财政支出改变需求“瓶颈”的作用会大打折扣；假如在一定时期内，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需要运用紧缩型的财政政策抑制需求、增加供给。这时可供实施的手段有增加税收、发行公债、减少补贴、平衡预算等等。事实上，这些手段的使用对于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所施加的作用具有无差别性，即在限制了总需求的同时，也限制了产品的生产。

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的财政政策手段在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总量失衡的机制方面受制于货币政策。就拿公债这种一国政府最常用的财政政策手段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债发行一般通过中央银行进行，尽管公债的发行是财政政策的组成部分，但中央银行所掌握的公债则是作为货币政策的一部分，成为调节金融市场的重要工具。于是运用公债调节社会总需求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央银行手中，取决于货币政策的目标需要。

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与货币政策而言，财政政策与市场机制存在的联系较少，而与计划机制存在的联系较多。这样随着市场经济的程度加深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大量、长期地使用财政政策将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常健康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果仍按过去那种财政直接投资的方式来保证、扩大对教育产业等公共领域的投资，以保证其稳定、健康、快速地发展，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产业发展资金瓶颈问题的。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在明确划分教育产业投资主体、灵活选择提供教育产品方式的基础上，积极调整自身的角色，努力介入到金融资本市场中，加大债务融资的力度，利用各种金融手段来为教育产业融资。

三、教育产业投资主体的划分

教育产业是一个较为庞杂的产业体系，涉及部门多，内部结构十分复杂。因此，在对教育产业的投融资主体进行选择时，就需要对教育产业内部进行分解，即需要在教育产业内部进行盈利性与非盈利性的区分。这一划分导源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划分，换句话说，公共物品是非盈利性的，私人物品是盈利性的。这一区分对确定某教育产业项目是由政府融资，还是由民间投资提供了“分界线”。要真正把握教育产业内部的盈利情况，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即必须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判别其盈利与否与盈利程度。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价格关系才是真正合理的，才能为教育产业的融资及资源配置提供准确的价格信息和投资信息。

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教育产业可以分为盈利类和虽不能盈利但具有明显的外部经济效应两大类。职业技术教育、民办教育、成人教育基本可以看作是盈利类；正规的三级教育基本上可以看作是非盈利类。对于盈利性的教育产业项目，尽管可能存在某种垄断因素，需要政府干预，但由于其所具有的盈利性而带来的市场竞争性，因此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私人物品”，可以由市场来提供，最大限度地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其投资主体不应当是国家，而应当是社会、个人以及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对非盈利性的教育产业项目，由于其具有的竞争性不足，市场提供缺乏动力，所以应当确立其投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并由政府管理机构管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此类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中，政府必须依靠强制力来规定资金流向或通过提高和降低教育行业的最终利益水平以调整教育产业的发展规模和方向，继续采取过去那种政府包投资、包建设、包经营的做法。恰恰相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非盈利性教育项目的发展资金来源，虽然要以政府融资为主，但同时为了避免“政府失效”和“寻租”等延迟效率的行为，更强调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以及投资方式的多样化，除了政府采取财政拨款或财政融资方式外，还必须积极鼓励其他融资方式的介入，如吸引民间资金投资，通过政策性金融和金融债券等多种方式进行融资等。

盈利性教育产业项目基本上属于竞争性项目，这类项目投资收益较高，基本可以实现社会平均利润率，市场调节比较灵敏，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因此，其投融资可以完全推向市场，通过商业银行进行间接融资或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政府对这部分投融资主要是加强政策导向。非盈利性教育产业项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益性项目，如普及义务教育，对贫困地区进行教育扶贫等，这部分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财政拨款安排；还有一类项目，介于竞争性和公益性之间，主要存在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其区别于公益性项目的特征在于可以实现价值回流，可以保本甚至微利。其区别于竞争性项目的特征在于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效应更加明显，不能实现社会平均利润率。因此，此类项目属于财政投融资范围，主要由政府集中必要的财力，通过政策性金融，并广泛吸引和动员民间投资，政府投资起导向、引导和杠杆作用，或给予补贴（如对商业银行融资给予贴息）及其他优惠政策，以促进这部分项目的建设和经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教育产业项目盈利性、非盈利性的划分，竞争性项目、非竞争性项目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项目（姑且称之为准竞争性项目）的划分，不应仅仅拘泥在不同学校、不同教育类别、不同教育形式层面上考虑，还应当考虑从教育产业系统纵向的角度进行分析，如学校的教学工作（非盈利、非竞争），校办产业（盈利、竞争），后勤、物业管理、师生的住房、教学设施的生产管理（微利、准竞争）等等。

四、政府提供教育产品方式的选择

从国际经验及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政府介入教育产业的发展和运营，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1）政府投资、政府直接生产；（2）政府投资、政府间接生产。前者指政府直接通过财政支出拨款给教育产业来生产教育产品；后者指政府通过预算安排及其他政策，将教育产业的建设和运营委托给民营。

教育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无论是纯公共物品也好，还是准公共物品也罢，抑或是私人物品，均可以采取公营、民营两种形式。“政府直接生产”和“政府间接生产”都是政府进行教育产业建设并提供教育产品和服务的可供选择的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都是正常的、合理的。政府直接生产具有力度大、收效快的特点，其生产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1）中央政府直接生产经营；（2）地方政府直接生产经营；（3）地方公共团体经营。政府间接生产一直以来为我国所忽视，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开始逐步地运用间接生产的方式来促进教育产业的发展，但在运用方式上还远不能得心应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政府间接生产方式的选择和运用也必将灵活多样，归纳起来，这些方式主要有：（1）法律保护私人进入；（2）授予经营权，其重要内容就是允许经营者收费；（3）签定合同；（4）财政资助，主要有直接投资、减免税收、无偿赠款、低息贷款、财政贴息、价格补贴、以及土地、设备所有权的无偿转让等方式。

教育产品的供给，既可以采取政府直接生产的方式，也可以采取政府间接生产的方式，而且这两种方式都是必须的，从总体上看，它们各有所长，不可替代。但在具体的教育产品的供给上，都有选择何种方式的问题。如何选择？总的原则是按照资源有效配置的要求，看何种方式能够实现以较低的成本满足人们对教育产品的有效需求。

篇3

中国农民的数量大、底子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农民的收入与城镇居民的收入也越来越大。

九亿农民和其余五亿城市居民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这无疑不仅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按照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则来看，就现在而言，相同数目的财政支出，政府投入到农村所获得的福利，满意度及社会效益很可能比投入到城市多很多。

二、中国的公共财政的支出状况

中国目前处在中低收入的国家的阶段，需求的无限性和财政收入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矛盾，中国政府对财政这种经济资源的使用的取舍十分艰难。目前的中国，财政支出总是偏好城市，并且一直以来未得到很大的改善。

我国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却主要用于公务人员的新增工资分配和投资城市建设，包括用于消除城市贫困现象，使城市得到较大的发展。这时财政分配仍然严重的向城市倾斜。显然，上述财政支出状况不仅造成了城乡居民严重的不公平，而且在一方面上促进了城乡二元化结构，加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

三、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与美国农业自然资源相当，现在我国也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怎样能像美国一样实现成功的转变呢？以下不妨从从财政支农方面探讨一下美国的发展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1.美国实行对农业农民的各种优惠政策和农业补贴制度。美国对农业实行关税保护以及各种增值税和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在生产、限产和各种农业设施上给予农民的补贴有的甚至超过了自身种植的收入。这些都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给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

2.美国极其重视对农业科研的进行。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建立起来了以农干部为主干的、融教科产三位一体的“农业科学、教育和推广体系”。我国在农业的科技发展和推广上有极大的欠缺。

3.美国的社会福利普遍比较高，在农村也不例外。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显然还没有覆盖到农村来，在这一方面的差距是不言而喻的。

四、一些建议和解决的方案

经过以上的分析和讨论，对于中国财政对农村和农民的支出，笔者提出以下的建议：

1.提高对农村农业的重视，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支出。

我国面对如此庞大的农业体系很农村人口，农业和农村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三农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从总体俩说，财政对农村农业的投入有巨大的不足，尤其是财政在农村和城市的分配上存在巨大的不公平。

2.加大对农业教育科研投入，加强科研推广

中国现行的科研教育经费存在明显欠缺的问题。在美国超过一半的科研投资是企业进行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仅占了不到47%。而我国中国对农业科研大多是政府独自承担。但是中国政府的财力不足，显然造成了农业科研的巨大资金缺口。所以中国可以结合企业进行有限度的一对一的科研，使得资金收集渠道畅通。

3.建立和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

就目前而言，我国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建成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但是我们要一步一步建立起来。这无疑对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运行有巨大的好处。所以，国家级应该在这个方面提高重视程度，并且加大投入。

参考文献：

[1]何菊芳.公共财政与农民增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民的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农民的收入与城镇居民的收入也越来越大。

篇4

关键词:环境财政支出;事权;预算管理

    一、环境财政支出概述

    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即环境保护支出中政府投入的部分,用于实现政府环境保护职能和解决各类环境问题的那部分财政资金。我国从2007年1月1日起根据财政部制定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和《2007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全面实施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在17类“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中首次单独设立了“211环境保护”支出功能科目,主要反映政府在履行环境保护职能所发生的支出。“211环境保护”支出功能科目具体包括:环境保护管理事务、环境监测与监察、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风沙荒漠治理、退牧还草、已垦草原退耕还草、其他环境保护支出等。

    二、我国环境财政支出现状

    目前的预算管理体制中已有了环境保护的支出项目,但由于改革是渐进性的,改革前的旧科目与新科目并未实现数据转换,无法进行比较。另外,统计部门对环境保护资金的数据也没有按照财政资金和非财政资金的分类进行统计,所以很难直接从国家的统计数据中精确了解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具体情况。但有研究表明,我国环境保护投资中各级政府和公共部门的投入已经占到了70%以上(邹首民等,2005)。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以环保投资为对象进行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对污染控制基本没有投入,与环境有关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也非常有限。80年代以后,我国将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但整体投入偏少,“六五”至“八五”期间,全社会环境保护投入只占同期GNP的0.7%左右。

    从“九五”时期开始,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环境保护投资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整个“九五”期间环境保护投资3600亿元,是“八五”期间环境保护投资的0.93%。其中,1999年的环保投入820亿元,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1%。“十五”期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猛增至8398.3亿元,比“九五”时期增长1.33倍,占同期GDP的比重进一步达到1.18%。为实现“十一五”环境保护目标,“十一五”期间全国环保投资约需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35%。

    再从增长率指标看,“十五”期间我国环保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8.8%,已经高于同期GDP的9.5%的增长速度,但是却大大低于同期固定资产22%的年均增长速度,而且环保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在2001-2007年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同时,环保投资并没有同步跟上,在一轮又一轮固定资产投资热潮中,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却偏冷。而环保投资欠账将会越积越多,环境形势将会越发严峻。据曲格平(1997)估计,工业污治欠账约在1500—2000亿元,城市与污染控制有关的基础设施欠账至少有3000亿元,环境保护投资的历史欠账总数约在5000亿元左右。要弥补这些投资,要求环境保护投资进一步增加。

    三、我国环境财政支出存在的问题

篇5

一、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的特点

（一）政策指向性强。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一般都有明确的政策支撑，并且对扶持对象、政策措施、完成目标、实施效果等内容都有相应的规定。

（二）资金量大、覆盖面广，效益影响面大。如北京市“商业流通发展资金”项目，涉及全市18个区县①，包括特色商业街改造、物流配送、连锁经营、商场节能改造、农贸市场升级改造等二十几个领域。

（三）评价层级及涉及主体较多。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由财政部门负责资金审批、主管部门负责资金分配和监管、各区县项目单位进行资金实际执行。按照资金流向，从资金审批部门到项目主管部门，再到实际执行部门，呈现出多层级、多部门、多区县、多执行单位的特点。

（四）公共属性显著，关注程度高。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大多属于民生项目，通常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标，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行为，其公共财政特征比消耗性支出更为显著。而且由于与市民切身利益相关，执行过程中群众较为关注。

二、政策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现状分析

（一）目前开展的绩效评价工作程序和方法

北京市目前开展的绩效评价工作程序和方法见图1。

图1 绩效评价工作流程

首先，在确定评价项目后，由考评机构组织被评价单位、中介机构召开项目绩效评价培训会，组建考评工作组，对评价项目进行前期摸底调研等准备工作。随后，考评工作组入户收集项目相关资料，并对所收集资料进行整理和复核。与此同时，项目单位成立自评小组开展自评工作，在考评工作组指导下完成自评报告。考评工作组根据所收集的资料，参照“项目指标体系范本”，结合项目特点，增设并细化三级、四级指标，编制适合于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确定之后，考评工作组编制专家手册，并针对项目特点遴选管理、财务和业务方面的专家，召开专家预备会对项目资料和指标体系进行讨论，针对专家提出的问题进一步补充资料、修订指标体系。资料补充齐全及指标体系确定后，召开专家考评会对项目进行总体评价。最后，根据专家考评会结果，考评工作组撰写绩效评价报告。

（二）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

1.政策理解不够充分，评价重点不够突出。项目工作组在前期阶段缺少对政策深入了解的过程，也缺少专家对专业性的政策进行分析的环节，导致对绩效评价的内容和重点把握不准确，影响评价的效果。

2.指标体系的适用性不强，评价内容不够全面。现有的指标体系[包括业务指标（下设规划和立项情况、目标完成程度、效益实现情况、组织管理情况4个二级指标）和财务指标（下设预算管理情况、财务（资产）管理状况、会计信息质量3个二级指标）]无法完全适用于政策性项目，如：规划立项情况指标，由于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本身就是由某一项政策支撑立项的，考评重点不在于其规划和立项情况。

3.评价分析方法较为单一，绩效综合评价分析难度较大。目前考评工作对于绩效评价只局限于反映项目实施结果的图片、数据等资料的收集，并进行简单的定性分析。但对于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缺少整体效益实现情况的综合评价分析，未能充分体现绩效评价工作的有效性。另外，由于设立的绩效目标合理性依据不足，项目单位在项目完成后对效益总结不够充分，项目效益涉及面广，对样本量的选择不够科学合理，对绩效综合评价的标准不明确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合理准确地评价分析项目的综合绩效。

三、政策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研究

（一）确定评价重点

1.深入分析政策，确定评价重点。首先确定政策所要达成的宏观目标，可提前邀请专家指导分析政策的核心内容，依据政策中明确的绩效目标确定考评重点，并针对政策宏观目标和微观目标确定的产出和效益的考评重点，与被评价项目的主管部门和实际执行部门沟通取得一致意见。

2.结合项目实施内容及具体流程，确定评价重点。向主管部门、执行单位了解项目实施内容和具体流程，从中找出项目流程的关键步骤，结合政策确定的完成目标确定考评重点。

3.依据受益群体的具体受益情况，确定考评重点。深入分析政策和了解项目实施内容后，分析项目受益群体的具体受益情况确定考评重点，具体可以分为直接受益情况和间接受益情况两个方面来评价分析。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方法研究

1.构建指标体系的关键点

（1）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分类体系。第一，可以将财政支出项目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分类，在统一规范的平台上，充分考虑各类项目的差别性，选择相应的指标和标准。第二，分别建立以过程为导向、以管理为导向和以结果为导向的指标体系，依照被评价项目特点选取执行过程、组织管理或实施结果一个方面进行重点评价。

（2）依据政策和项目实际情况建立指标体系。根据相关政策内容和项目实际执行程序，制定具体的指标体系，除对项目执行情况、效益实现情况进行考评外，还可以包含对政策适用性和实施完成后的运营管理情况进行考评。

（3）邀请专家参与制定指标体系。邀请相关管理、业务和财务方面的专家讨论指标制定，从专业角度制定执行、效益等方面指标，着重讨论政策中相关条款对实现预计效益的适用性。

（4）适度设定附加指标。为满足评价工作的要求，还可以根据具体需要，适度增设附加指标。

（5）设置纵向效益评价指标。设置纵向的评价指标，对主管部门、执行部门（各区县或各单位）、终端受益者等各环节分别进行绩效评价。

2.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方法

要结合以上关键点，根据实践发展需求和财政支出功能分类，在满足实际工作需要的基础上，划分层次，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层次明晰、实用可行的指标体系。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按照可计量性，分为定量和定性指标。体系可以是动态的，可扩充的，具体体现在所选用的指标既可从分类指标和备选指标库中选取，也可以根据评价对象的特性设置指标，从而保证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

当评价对象确定后，将从指标体系中选取基本指标、分类指标中的一种（根据评价对象的财政支出类别确定）和定性指标，构成评价对象的一套完整指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见图2。

图2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

第一，定性指标。

（1）定性指标的内容

定性指标指无法通过数量计算分析评价内容，而采取对评价对象进行客观描述和分析来反映评价结果的指标。定性指标是用于评价财政支出项目涉及政治影响、社会稳定、改革与发展、资源配置状况、服务态度和质量等非定量指标因素，是对定量指标的进一步补充。

（2）定性指标的评价方法

对定性指标的评定，可从结合以下分析方法取得判断基础或依据：一是专家经验判断法，二是问卷测试法，三是横向比较法，四是“一票否决”法等。定性指标测定通常是上述四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形成若干个从高到低有档次的评语。

第二，定量指标。

（1）定量指标的内容

定量指标包括基本指标和分类指标。基本指标包括项目建设评价指标、国家（国际）通行指标、公众关注指标等被广泛应用在综合性绩效评价以及公共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的指标。分类指标是在确定具体评价对象后，通过了解、收集相关资料、信息，结合评价对象不同特点和财政支出类别具体设定目标来设置特定的指标。

（2）基本指标

主要评价财政支出效益的共性方面，它是每个评价对象都必须采用的指标。由资金到位率、资金使用率和支出效果率三项指标构成，其公式如下：

（3）分类指标

分类指标是评价财政支出效益的核心指标。按照财政支出分类，可分为经济建设、农业、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以下仅对政策性财政支出项目涉及较多的几类进行说明。

1）农业事业类支出指标。包括支持农村建设、支持和促进农业发展和农业产业化三类指标，每类指标又分若干子指标。见图3。

图3 分类指标一农业事业类

说明：当农业保护水平>0时，说明财政资源向农业倾斜，农业得到了保护；反之表明政府未对农业进行有效保护。

2）教育事业类支出指标。由投入资金分析、财政资金产出效益、财政资金利用效率和发展潜力四类组成，每一类都包括若干指标。涉及的财政支出科目包括教育事业费等。见图4。

3）社会保障类支出指标。包括国有企业失业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线、财政资金落实情况和社会稳定评估等七类指标。每一类都包括若干指标。涉及的财政支出科目包括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等。见图5。

图4 分类指标一教育事业类

图5 分类指标——社会保障类

第三，备选指标。

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共同构成财政支出对象的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应是动态的，可扩充的。运用时所选用的指标既可从现有的指标体系中选用，同时也可从备选指标库中选取，或者根据评价对象的特性设置指标，从而保证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如教育水平指标：包括劳动者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教育经费、科技人员比例等。

（三）评价综合测算模型与评价结果

对上述指标体系的每个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分别进行赋值，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后，还要通过综合测算模型，把多个指标对绩效评价系统不同方面的评价值综合在一起，以得到一个整体性的结果。对综合评价的计算可采用线性加权求和计算模型来处理。

根据综合评价总分，按照四级分类进行财政支出绩效考评，即可以根据评价结果落入的评价标准区，判断被评价对象所使用财政资金的优劣情况。

（四）绩效评价工作思路的改进

1.建立全过程的绩效评价体系

完整的绩效评价体系应是包括项目事前评估在内的全过程评价。具体来讲，可以在项目申请立项时由财政部门联合业务主管部门事先设定评价指标，设定分配资金在当年预计实现的效果，并每年对该指标做动态调整，也为事后评价进行分年的效益评价时提供依据。

2.运用层次化、立体化效益分析方法

对于主管部门主要评价项目执行的总体效益，对全市范围内该领域的影响及其政策宏观目标的效益实现情况，资金在各执行部门的分配是否符合效益最大化；对于执行部门（各区县或各单位）主要评价主管部门所分配的资金任务量的局部效益实现情况，资金再分配的效益是否公平合理；对于各终端受益者主要评价资金的实际产生效益情况，如收入增加情况、现状改善情况等。

3.选用适宜的评价标准

经济效益指标都可以表示为成本效益的比例，收益、成本的具体内容视不同效益指标而异；社会效益指标的标准往往由于支出项目涉及不同的经济和社会领域而各不相同，要根据评价的具体目标、组织实施机构、评价对象来确定。

4.加强人才队伍的培养

专业评价人才队伍的培养，包括组织评价的工作人员、参与评价的中介机构人员的专业素质，是提高绩效评价工作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具体可以通过聘请专家进行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定期组织研讨学习等方式。另外，进一步建立和维护各类型专家人才库，也是做好绩效评价工作的一项长期的基础工作。

注释：

①北京市行政区划从2010年7月起由18区县合并为16个区县。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第六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哈维·S·罗森，特德·盖亚.财政学（第八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徐挺.杨琳.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研究[J].宁波：宁波工程学院学报，2009.

[5]李四能.叶晓钢.绩效审计实务[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6]鞠伟.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研究及案例分析[D].天津大学硕士论文，2008.

[7]刘明勋.中国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5.

[8]赵晓光.公共支出绩效审计研究[D].河南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0.

篇6

陈志勇。男,广西贺州人,1958年4月出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湖北财政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政府采购研究所副所长。

学术兼职。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财政学会常务理事,武汉市财政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

学术经历。1981年9月―1987年7月在原中南财经大学财金系就读,先后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毕业后在原中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事财政学、国家预算管理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1999年考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博士研究生,2002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2年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财政系主任;2003年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院长;2005年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2004年在加拿大圣马力大学作为期半年的学术研究,近年来先后应邀到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英国卡蒂夫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日本岛根县立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逢甲大学等高校作讲学和访问。

研究领域。主要研究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涉及税收、公债、公共收费、财政支出、预算管理制度、财政管理体制、财政宏观调控、地方财政等方面,并形成了财政收支政策与预算管理制度、财政分权与财政管理体制、区域经济与地方财政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专业业绩。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规划项目、财政部科研项目、湖北省科技攻关项目等各类科研课题20余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和主编教材各三部,领衔讲授的《财政学》课程荣获国家级精品课程。代表作主要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财政政策调控》(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财政学原理》(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国家预算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公债学》(中国财经出版社,2007)、《2007―2008中国地方财政发展报告: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财政研究》,2006.9)、“我国开征物业税的若干思考”(《税务研究》,2007.3)、“税收法定主义与我国课税权法治化建设”(《财政研究》,2007.5)、“公共财政的分析”(《财贸经济》,2007.10)、“财政体制与地方政府财政行为探讨――基于治理‘土地财政’的视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2)、“土地财政:缘由与出路”(《财政研究》,2010.1)。2009年度,学术论文“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第六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研究报告“科学发展观下湖北公共财政发展职能研究”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湖北发展研究奖(2006―2007年)三等奖,研究报告“本科生导师制度研究――基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实践”获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湖北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篇7

【论文摘要】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于城市公共产品而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容易市场失灵。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城乡公共产品有效均衡模型、借助蒂布特的“以足投票”理论和公共部门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进行了深度剖析。

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学界普遍认为，由于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存在，政府缺位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有其深刻的经济因素。因为相对于城市公共产品或公共设施而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容易导致市场失灵，这是农村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的。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城乡公共产品有效均衡模型、借助蒂布特的“以足投票”理论和公共部门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进行了深度剖析。

一、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有效均衡模型

本文构建城乡公共产品有效均衡模型来阐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经济原因。图1是我国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有效均衡模型。其中：MRA是农村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曲线，MRC是城市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曲线，MRA、MCC分别是城乡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QA、QC为供给均衡时城乡公共产品的供给量。由于农村居住分散，单位面积聚集的人口远远少于城市，所以农村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要低于城市。图形上表现为MRC曲线在MRA曲线的上方，并且MRC曲线更为陡峭。这是因为，城市人口一般比较集中，交通、通讯等设施比较发达，所以公共产品的辐射范围和受益面积比较大。如动物园、公园、图书馆、博物院等文化活动中心即使建在城市中心，城市周围的居民仍可以以很低的成本享受良好的服务。相应地，增加或减少单位数量的公共产品受益或受损的城市居民也越多，因此，边际收益曲线更为陡峭。

农业生产活动在广阔的天地里进行，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交织。面对自然风险，农民需要农田水利、农村电网、农业信息等基础设施。这类基础设施一般投资额大、投资回报期长，投资经济收益低。农村居民大多数居住分散，使得单位农村公共产品承载或受益的人口比较少，加上农村大多数地处偏远，公共产品的筹建成本更高，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山区，公共产品的建设就更为不便，单位成本更高。所以，农村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曲线在城市公共产品边际成本曲线的上方，也更为陡峭。

按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理论，在一定的预算约束条件下，城乡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条件是MRA=MCA=MRC=MCC，因此，城市公共产品的供给量QC远远超过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量QA。

二、蒂布特“以足投票”理论的作用

蒂布特（Charles·M·Tiebout）在其《地方支出纯理论》（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中给出了地方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均衡模型。蒂布特将一个地方的居民看作自由流动的既是消费者又是投票者的个人（consumer-voters），居民（consumer-voters）根据一个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的水平和价格（税收）来选择是否在此居住，如果一个地方的公共产品供给难以满足其需求意愿，公民将会选择离开（即“以足投票”）。

Tiebout模型是建立在严格假定基础上：（1）consumer-voters自由流动，选择最适合自己偏好的社区居住，一旦定居，将获得最大满足；（2）consumer-voters有各个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模式的充分信息；（3）有足够多的社区供consumer-voters选择；（4）就业机会限制不在consumer-voters考虑范围之内；（5）社区之间的公共服务不共享；（6）要素固定，各个社区的特征不能复制；（7）社区追求最佳人口规模，并以此决定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简单说来，在Tiebout模型中，consumer-voters会对不同社区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收水平进行对比，以选择最适合自己居住的社区，如果个人不满意社区提供的公共产品，将会选择离开，即consumer-voters将“以脚投票”。这样各个社区在不断的取舍中，达到最优。Tiebout对此作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个人在购买私人产品时，他进入市场，产品价格一定，根据价格他决定购买多少私人产品并达到均衡。在消费者充分流动的前提下，让消费者进入社区，这个社区的公共服务已定，公共服务的价格（税收）也已定，他也难以掩盖自己对公共产品的真实偏好，他是否选择留下就是其判断的结果。”

在公共支出一定的条件下，蒂布特模型为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投向的选择提供了理论基础。虽然满足蒂布特模型的假设前提有很多困难，比如consumer-voters对社区的充分信息、足够的流动性以及不考虑工作和其他社会因素选择居住点都是不现实的。尤其在我国，对大多数居民而言，打算经常搬家或迁居别处的人毕竟是少数。可通常会有足够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或富有冒险和创新精神的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如高校毕业生、有异地投资倾向的企业家等），他们足够给地方政府造成压力，要求各地方政府像其他竞争者那样以合理的成本提供适当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目前，不同规模和水平的城市为了吸引投资和高素质人才的进入，都非常重视当地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高水平公共产品的供给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高素质的人才进入，导致经济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积累的大量财富使城市有充足的实力投资于公共产品，形成良性循环。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将公共投资投向城市无疑能带来更大的回报。农村由于农民自身的积累和基层政府经济实力差，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公共产品建设投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的恶化使农村中优秀的人才和资本外流，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农村公共设施相对于城市更加的落后和衰退。

三、公共部门的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

由于公共产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公共产品供给存在市场失灵，因而也是政府公共支出的主要内容。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结果表明：公共财政支出随着经济发展有不断增长的趋势。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通过欧洲、日本、美国的公共财政支出记载发现：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的绝对数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这种规律被称为“瓦格纳法则”。美国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夫妇（Richard A·Musgrave and Peggy B·Musgrave）也认为，公共财政支出增加的法则应由公共部门份额的提高来说明。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会提高。

公共支出的持续增长使世界各国都面临日益沉重的财政压力。主要表现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增长，财政赤字严重。如1998年我国实施公共财政政策以来，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和财政收支差额都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见表1）。

巨大的财政支出和财政赤字压力迫使世界各国开始对公共部门进行的改革，将民营化和市场化引入公共部门，以缓解巨大的公共财政支出压力。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我国公共部门的改革也逐渐开始。如城市用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允许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和经营，公路、铁路、民航等领域也逐渐对民间资本开放。

篇8

一 问题的提出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就业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有的也可吸收非财政性的资金，包括信贷资金来实施。正因为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各有长短，所以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样才能相互扬长避短，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三 结论

篇9

    中国自1999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要求中国政府扩大公共养老金支出，同时提高个人养老金的平均给付水平，以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其他养老福利需求。但是，在“未富先老”的发展格局下，中国养老财政面临着巨大的支付压力，主要表现为基础养老金支付负担系数大、养老金历史欠债多、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成本压力以及老龄化背景下养老福利服务建设的财政需求增多等问题。

    中国财政的中长期规划也应及早考虑养老费用问题，以应对“白潮”带来的挑战。那么在未来数十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养老财政的支付水平如何确定，养老金支付应占财政支出多少比例以及如何减轻养老财政负担，这些关于养老财政支出与负担的问题已成为不同领域学者、专家进行人口老龄化研究的重要内容。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发现，目前有关养老财政支出的研究缺乏系统性、综合性和前瞻性，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养老金支付以及养老金缺口负担、制度转轨负担方面，对于新兴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新农保以及养老福利服务事业的研究较少，关注度较低，而且缺乏对全国范围内老年人养老财政负担的测算研究。因此，加强对中国养老财政支出的预测与评估研究，分析中国的财政支付能力，为可能出现的养老财政危机做好思想及措施准备，以提高中国养老财政支出的科学性和时效性，进而保障全国的老年人能够过上较为体面的晚年生活。

    二、中国养老财政支出与负担

    综合不同学者针对养老财政支出内容的观点，养老财政支出既包括针对老年人个体的退休金、医疗保险费用的支出，又包括面向全体老年人的养老福利服务与福利设施建设投资。当前，企事业单位的退休金多以养老保险形式体现，国家也在向农村居民、农民工、城市个体职业者或无职业者提供相应的养老保险。同时，国家不断地通过财政拨款的形式加强养老机构建设、推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养老福利服务。养老财政负担主要源自过多的老年人口数与有限的财政供给之间的矛盾以及养老金改革背景下新旧养老金制度转轨的高成本等现实状况。当然，养老财政管理与经营不善，以及养老金支付主体责任不清等问题也会加重养老财政负担。

    (一)养老保险的财政支出与负担

    中国养老保险主要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农民工养老保险、新农保组成，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正在进行试点工作。目前对养老保险的财政压力研究主要从养老保险的财政收入与支出情况、不同类型养老保险特征与缺陷以及养老保险财政支出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

    1.养老保险的财政收支情况

    关于养老保险财政支出的综合研究比较少，学者多从养老金赤字可能达到的金额、影响以及如何扭转养老金收不抵支的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研究。马军、翟凡(2001)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保持现行制度、扩大覆盖范围、提高退休年龄等几种情况，基准仿真结果表明，保持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赤字到2020年将达到550亿元，同时覆盖面扩大将会恶化养老金赤字，到2050年养老金赤字高达7660亿元。社会保障课题组(2008)从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角度出发，建立人口预测模型和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和平衡预测模型，建立价格、生育率、死亡率、工资增长率、城市化水平、劳动力参与率、就业率、投资回报率等相关假设，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即是否适时提高缴费率、降低退休金相对水平，①是否覆盖城乡，是否推迟退休年龄进行分组预测。预测结果表明仅仅覆盖城市地区的养老保险体系不可持续，在2022年支出将大于收入，“基金存量达到峰值16.8万亿元，并在2031年转为负值”。②马军、翟凡和社会保障课题组都考虑到覆盖面以及退休年龄的影响，并进行相关预测，然而在预测结果上有差别，马军、翟凡认为覆盖面扩大造成的养老金赤字恶化情况较为严重，而社会保障课题组则认为其影响不大，只是将收不抵支出现的时间提前两到三年。

    曹艳春、路锦非(2010)从制度整合视角，首先提出上海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建议，进而对镇保、农保转化为城保引起的财政收支变化进行分析，指出实现制度整合不会给财政造成太大的压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养老保险长期精算模型，在对养老金缴费、领取人口、GDP增长率、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养老保险覆盖率、养老保险缴费和支付比例等变量进行假设基础上指出“不考虑上海已有养老保险基金账户盈余或赤字的前提下，若考虑历年的累积结余，上海市自2046年出现财政赤字，到2050年累积赤字金额达1.39万亿元”。③

    2.不同类型养老保险的财政支出与负担情况

    学者对养老保险财政支出与负担的分类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基础养老金财政支付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多轨制，公务员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采用不同的标准，其中公务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由政府包揽，企业员工养老金中政府承担着支付基础养老金的责任，这些养老金的支出均属于政府财政支出的内容。周小川(2001)指出从2025年起，政府每年需要拿出5000亿元到14000亿元来维持退休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④一些学者还指出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保险待遇提升，基金负担系数扩大、骗取养老金现象、提前退休等因素将会进一步加重中国的养老保险财政压力(成志刚，2002；郝燕燕，2005)。

    做好养老财政预算、对养老金进行科学精算是减轻养老财政压力的重要途径。V. Gopalakrishnan、Timothy F. Sugrue(1995)提出在对养老金进行精算假设时需要考虑折现率、薪金递增率、退休金计划预期回报率等经济变量，而Marilyn Oliver(2009)在进行经济假设的基础上提出需要进行人口假设的观点，认为需要考虑退休率、死亡率等人口因素，此外将通货膨胀也引入到经济假设中。2007年《PWC 2006 Survey of Actuarial Assumptions》一文在对英国养老金制度分析的基础上也明确提出了不同的预期寿命、死亡率以及投资收益的假设会影响养老金的精算分析。国外学者关于养老金精算问题的研究为中国学者展开基础养老金财政支付预算研究提供了经验价值。目前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探讨中国基础养老金的支付能力研究，不同学者的研究争议在于把养老金当成确定性年金还是不确定性年金。邓大松、刘昌平(2001)，贾宏波、温源(2005)等学者把养老金当作确定性年金来研究，通 过比较缴费现值和养老金现值分析中国基础养老金支付能力，其中预期寿命使用人口生命表预测，缴费现值由缴费率、利率、工资求得，而养老金现值则是根据利率和养老金等变量得到。而张勇、陈耕云(2008)则是从养老金不确定性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指出运用人口预期寿命是不准确的，应当把死亡率直接引入模型之中。在此基础上，他们运用缴费率、计发比例、法定退休年龄、养老金增长率、工资及其增长率、起始工作年龄和死亡率等变量制定了精算模型，对缴费、养老金进行预算，指出缴费率、计发比例、法定退休年龄、养老金增长率、工资及其增长率、起始工作年龄、死亡率、性别等对中国养老金支付能力均有影响。

    关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养老金隐性债务以及老龄化问题，一些学者在提出提供财政补贴、延长退休年龄、提高缴费率等具体措施的基础上指出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也是一种政策选择。Noriyuki Takayama(2002)在研究中国养老金改革问题时，认识到养老金财政赤字问题，希望通过更大的鼓励参与即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来解决中期和长期的财政问题。王小春、陈鸿雁(2009)，刘翠霄(2003)认为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可以减轻财政支付压力，因为覆盖面扩大客观上使转轨成本的偿付时间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压力时间彼此错开，避免双重财政支付的重叠。但是这些学者仅仅是考虑到了短期内的压力减轻作用，并没有全面认识到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可能带来的问题。一些学者指出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可能造成长期内的养老金支付负担。

    (2)农民工养老保险财政支出

    中国在2009年公布了《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养老保险模式以扩大养老金制度覆盖面。刘玮玮(2010)对2010-2050年农民工养老保险每年的收支进行了精算分析，综合考虑假定退休年龄、参保年龄、2010年的农民工数量、农民工各年龄段参保的人数、各期农民工新参保人口数、最大存活年龄、农民工的平均缴费工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实际工资年增长率、农民工个人账户平均缴费比例等因素，指出2010年到2040年期间差额是逐渐增大的，不会对财政造成太大压力，但是在2050年农民工退休以后会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认为吸收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在短期内能够缓解中国养老金资金缺口的压力，但是从长期来看仍会带来财政负担。⑤其精算没有考虑盈余再投资，预测存在偏差，但是在理论上解释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可能带来的财政负担与压力。

    (3)新农保财政支出

    中国自2009年开始实行新农保的试点工作，并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农保制度打破了传统的政府财力不足论，建立政府补贴机制，加大各级政府对新农保的财政投入。多数学者认为目前政府的财政补贴是有必要也是可行的：从公共财政理论角度看，新农保公共产品的本质属性要求公共财政给予支持(何春玲，2009)；根据社会扣除理论，“社会保障基金需要在社会产品分配给个人之前做储备性的扣除，这是中国财政分配的理论基础”(陈淑君，2009)；⑥从现实角度看，中国政府具备充足的财力来推动新农保(刘昌平、谢婷，2009；曹文献、文先明，2009)。《Economic Survey of China 2010：Providing Greater Old-age Security》一文认识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新农保中的责任分担问题，在主张政府财政支持的基础上指出现行的新农保更多的由地方财政负担可能造成新农保的不可持续性，主张由中央政府转移更多的新农保费用。

    学者在主张新农保政府财政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对新农保的财政支出进行了研究，目前对新农保财政支出的研究有以下几个出发点：其一，确定新农保的各级政府财政分担。米红、王鹏(2010)对新农保制度模式与财政投入进行实证研究，引入政府有限财政的观点，在认可财政分担责任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财政承担的责任是有限且适度的，提出省、市、县三级财政制度的资金分担与优化模式，同时运用仿真技术预算出中西部20个省新农保制度财政补贴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值，估计将会在2029年达到预测峰值；其二，确定新农保采取何种补贴方式。刘昌平、殷宝明(2010)建立年度平衡的现收现付制财政补贴模型以及阶段式平衡的现收现付制财政补贴模型，在模型基础上设计出三种评估方案，即年度平衡的财政补贴模式加待遇补贴、阶段式平衡的财政补贴模式加待遇补贴、阶段式平衡的财政补贴模式加缴费补贴。假定现收现付制养老金财务平衡周期、平均缴费期、平均给付期、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投资收益率、利率等变量，对三种方案进行评估，得出补贴缴费的现收现付制阶段式财政补贴机制更适合于财政补贴型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纵观上述研究可以发现，目前很少有学者以预测新农保带来的财政支出与压力为目的进行研究，新农保的财政支出预测还是一个空白的领域，还没有被纳入养老财政支出与负担研究体系中。同时，学者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地方财政上，忽略了对中央财政应承担的新农保财政责任进行研究。

    (4)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财政支出

    中国城镇无业居民的养老问题至今没有全国性的制度保障，仅仅有北京、成都等几个发达地区依靠地方财政建立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政策。赵湘平(2010)指出不解决这些居民的养老问题，中国政府将会面临严重的社会压力。张时飞(2009)提出了建立城乡无社会保障老年居民养老保障的建议，对基本实现养老保障制度全覆盖所需财政支持进行了静态估计，他假定保障人数为1亿老年人，其中农村老年人为7000万，城市养老待遇为每人每月200元，农村养老待遇为每人每月100元，估算出在全国普遍建立城乡无社会保障老年居民养老保障制度，年需资金1420亿元。⑦但是其采用的估计方法过于笼统，没有考虑到区域差异、人口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忽略了这一制度建立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待遇补贴、老年人口数均是可变的，因此城乡无社会保障老年居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的财政预算也就相对复杂。

    3.隐性债务支付与转轨压力是养老财政的主要问题

    隐性债务和转轨成本是研究养老金支付与制度接续问题时出现频率很高的名词。隐性债务存在于代际之间，即在职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不足以支出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所造成的欠债；转轨压力来自新旧养老金制度整合与接续时所需支付的改革成本。当前学者研究主要对养老金支付能力进行预测，从提高投资收益率、缴费率、延长退休年龄 、调整计发比例和养老金增长率等角度提出增强支付能力的措施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在企业养老金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养老金隐性债务问题。那么应当由谁来承担养老金隐性债务的责任呢？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是养老保险隐性债务的责任主体，应当承担隐性债务支付责任，因此需要加大政府对养老保险资金的财政投入力度(刘翠霄，2003；王利军，2006)。然而卢驰文(2008)认为并不是所有的隐性债务都是政府的责任，统筹账户基金的隐性债务可以通过代际转移实现，只有个人账户的隐性债务才是政府的财政责任。⑧黎民、曾永泉(2004)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出发，认为政府和企业在隐性债务问题方面存在博弈行为，政府把自身责任转嫁给企业，一些企业不愿承担责任，逃避缴费，迫使政府以一次性转移支付的方式解决隐性债务，增加财政支出负担与压力。⑨总体来看，多数学者认为由政府承担隐性债务责任的思想是一致的。在明确了政府是养老金隐性债务责任主体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进行预算模型研究。

    国外关于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的精算研究主要是由世界银行进行的。隐性债务概念理解歧义导致学者对隐性债务预测方法手段的区别，世界银行主张运用终止法⑩计算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隐性债务。世界银行(1997)对中国的养老金老人债务与中人债务进行预测，选取中国1995-2050年的人口、劳动力、劳动生产、工资增长和GDP作为研究对象，对适龄劳动人口、人口抚养率、退休年龄、工资增长率、实际回报率等变量进行适当假设，指出老人隐性债务为6813亿元，在职职工隐性债务为12363亿元。(11)此后，在2000年，世界银行采用精算法对中国城镇劳动人口和退休人口的隐性债务进行预算，认为中国的隐性债务规模为74780亿元。Robert Holzmann、Robert Palacios、Asta Zviniene(2004)虽然没有单独对中国的隐性债务进行研究，但是提供了一些思想支持。他们分析了隐性债务的替代定义，为目前养老金隐性债务概念不清的现状指明方向；同时在研究模型预算隐性债务时指出工资增长差异以及替代贴现率是重要影响因素。

    除了对企业养老金制度改革带来的隐性债务压力进行研究外，也有学者开始对其制度转轨带来的财政压力进行预测。近年来中国事业单位和公务员机关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逐渐提上日程，卢驰文(2008)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财政压力进行了分析，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5)》的相关数据，运用机关事业单位就业人数和平均工资计算出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总额，并且将基本养老保险费与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费用总额进行比较，估算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时的财政压力。杨燕绥、胡乃军(2010)在财政支出比较视角下对公务员制度改革提出发展建议，即实行公务员养老金的三元组合，他们指出政府财政在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中承担着支付基础养老金、部分职业养老金、廉政奖励养老金的责任。以2007年为分界点，制定出新旧制度比较模型，运用公务员工资、工资增长率、公务员人数等变量对新旧制度下的财政支出进行预算并比较分析，认为最初新制度支出高于旧制度，但随着时间推移会逐渐小于旧制度并保持此优势。

    (二)老年福利服务的财政支出与负担

    在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基本养老保险尚未全面普及，老年人养老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养老福利服务逐渐成为应对养老问题的必要举措。发展养老福利服务需要政府的财力支持。桂世勋(2004)针对上海市提出整合社区为老服务的财力资源，主张市级、区级公共财政投入社区为老服务建设中，以年人均标准以及社区内老人人数为标准确定投入规模。(12)2005年，民政部开展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活动，主张“建立以国家、集体投入为主导，以社会力量投入为新的增长点，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区老年福利服务为依托，以老年福利服务机构为主干的老年福利服务体系，将发展老年福利服务的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并对社会力量兴办的老年福利服务机构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13)财政投入于老年福利服务事业发展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

    1.社会福利机构

    中国社会福利机构的发展方向是民办公助，在积极促进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的同时，政府需要对养老机构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目前中国还没有统一的补贴原则及标准。民政部主张“对于处在建设阶段的社会福利机构可以按规模、投资额等给予相应的资助；对于已经建成的社会福利机构，可以按床位数和实际收养人数给予一定的运营补贴”。(14)毕素华、陈如勇(2005)在《发展民办养老机构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指出政府对养老机构的补助应当以社会需求和解决养老问题的实际效果为依据，而不应以机构的性质为依据，实现养老机构的公平竞争。(15)目前，学者对于中国社会福利机构财政投入的研究较少，张时飞(2009)在研究中曾经探讨过中国新增养老床位的财政需求，以单床位一万元左右的政府财政补贴为标准，估算政府所需财政投入为245亿元。

    2.养老服务基础设施

    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养老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主张加大老年福利服务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做到在公共服务方面努力增加资金投入，建设好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卫生、社区服务等公共设施。在社区为老服务设施建设方面，要“考虑老年人的需求差异，建设一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福利服务设施，缓解城市街道和农村乡镇老年人福利服务设施严重匮乏的矛盾，为居家养老提供支持，为老年人活动提供场所。”(16)李芳凡、廖成丽(2009)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角度出发，把养老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重点放在农村地区，主张考虑农村的特殊性，给予财政投资的倾斜。以前学者仅是在理论上主张要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并没有明确其供给主体，这两位学者进一步思考，主张应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财政责任，根据城乡差别确定相对承担比例。

    总体来讲，养老福利服务事业在中国发展不完善，因此学者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何促进中国养老福利服务事业的快速发展，忽略了发展养老福利服务事业财政支出与负担的研究。

    三、研究评述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国内外学者对养老财政支出与压力的研究愈加深入细致，研究视野也更为开阔。多数学者能够立足中国现有的多元养老保障制度，围绕老龄化对财 政的支付需求及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描述性研究，围绕养老金预算和养老财政支出规模建立模型，预测老龄化和养老财政需求的数额，从扩大覆盖面、推迟退休年龄等方面提出减轻养老财政负担的措施。在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仍将持续，因此，在养老财政支出领域的研究现状仍有可完善的空间、研究方向仍有可开拓之处。

    (一)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1.隐性债务与转轨成本概念混乱

    隐性债务与转轨成本的内涵并不相同。隐性债务是“采取受益基准制原则(DB)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向制度覆盖职工做出的养老保险受益承诺，而转制成本则是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向基金积累制养老保险制度转轨后隐性养老保险债务显性化的成本。”(17)目前中国学者对养老财政支出的研究多集中在转制成本，即狭义的隐性债务上，忽略了保留下来的现收现付制度的隐性债务问题研究，客观上缩小了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规模。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中国的养老财政支出进行研究时要正确认识隐性债务与转轨成本，对转轨成本进行研究时也要注意对尚未显性化的隐性债务进行研究。

    2.养老财政支出的研究范围较狭窄

    养老财政支出不仅只是成本付出，更应添加投资规划的元素。目前学者普遍认可各种形式的养老保险是养老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而对日渐兴起的养老福利服务投入较为忽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对晚年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仅凭养老保险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势必无法满足老年人对高品质晚年生活的需求。老年福利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能够尽最大可能的惠及更多的老人，是提高老年人福利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步推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投资养老服务建设。但是在学术领域，学者多在阐述发展养老福利服务事业的必要性以及福利项目的如何提供，而对养老福利服务财政投资鲜有涉足，在现实生活中，当前政府对养老服务的投资也缺乏规划性。因此，在未来，学者应加强对老年福利服务事业财政支出的研究，科学规划养老福利服务的投资，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3.理论研究有待加强

    学者关于中国养老财政压力与负担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的方法，具备科学性与说服力。但是在重视模型与实证研究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文章的理论基础研究，目前学者的研究较少进行理论分析，缺乏理论基础。笔者认为在对养老财政支出进行实证研究前需要首先搞清楚财政为什么要增加对某方面的财政支出，分析财政与养老支出的内在联系，这时就需要把其关系的研究置于一定的理论框架内，例如用公共财政理论、公共产品理论、马克思社会主义扣除理论等。在财政与养老支出的关系有充足的理论支撑的基础上再对养老财政支出进行实证分析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实证分析存在的必要性，使文章结构更加清晰完善。

    (二)未来可深入研究的方向与内容

    1.对中央与地方养老财政责任分担的研究

    “财政分权是建立在政府职能或事权基础上，符合经济效率与公平，体现民主精神，采取民主方式并有法律保障，各级政府有相对独立的lwxz8.com 北京写作论文财政收入与支出范围，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各政府间关系等的一种财政体制”。(18)关于养老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有一定的财政支出义务，且各级政府之间存在责任差别。而目前中国一些学者对养老财政支出的研究忽略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责任差别，忽视对中央政府财政责任的研究，仅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进行养老投入，则会造成养老福利的非均等性，有失社会公平；忽视对地方政府财政责任的分析，则会掩盖当地特有的养老问题，养老财政投入缺乏针对性。

    2.对养老财政支出的预算体系的研究

    养老财政支出的预算问题即对养老财政支出进行预算时需要对哪些方面的养老财政支出进行研究。目前，中国养老财政支出预算没有统一的标准，多数学者是对养老某一特定方面的支出进行研究的，例如基础养老金预算、养老金缺口评估预测、养老保险制度转轨财政负担研究、新农保财政负担能力研究等，以上研究内容均属于养老财政支出的组成部分。对中国养老财政支出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笔者认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中国的养老财政压力进行分析需要综合考虑，将中国的城乡养老保险财政支出问题综合起来进行预算分析，同时不能忽略老年福利服务事业发展的财政支出研究，最终应将所有的关于养老财政支出的预算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建立中国养老财政支出预算体系。

    3.对人口老龄化预测模型及财政支出预测模型构建的研究

    目前，虽然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人口老龄化预测模型以及财政支出相关模型的试探性构建，但要保证具有预测性的虚拟模型切实可行，则需要综合考虑多维度的影响因素，例如在建立人口老龄化预测模型时需要综合考虑人口基数、各年龄段人口数量、死亡率、人口存活率、平均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人口政策、性别因素、区域因素以及迁移等因素的影响，根据具体情况建立的模型选择恰当变量，进行合理的变量假定，对人口老龄化做出较为科学的预测。关于养老财政支出预测模型以及隐性债务预测模型，学者采用的测算基点、测算范围、建设条件以及依据的资料不同，(19)需要考虑领取人口、GDP增长率、养老保险覆盖率、养老保险缴费和支付比例、养老金增长率、工资及其增长率、起始工作年龄、死亡率、性别、存活的最大年龄、年退休给付、利率折现值、退休前存活的概率等因素，选取适当的变量进行模型设计。

    4.对养老财政支出效果评估的研究

    建立模型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养老政策的制订，而科学的公共政策在实施之前需要进行事前评估，因此建立衡量养老财政支出效果的评估指标体系尤为重要。围绕财政与养老金，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开发出全球老龄化准备状态(GAP)指数，GAP指数又分为两个子指数，分别是财政可持续性指数和收入充足指数，前者包括公共负担、财政空间和福利依赖3个指标，后者又包含老年人的总收入、收入脆弱性和家庭养老3个指标。这是一个关于财政偿付能力和老年人口赡养的新分析工具，为评估世界各国应对全球老龄化的准备进展情况提供了评估途径。(20)中国的学者也应借鉴国外的先进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国情，加强对中国养老财政支出的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科学测算人口老龄化对财政的影响以及进行财政支出对老龄社会可能产生的效益分析 。

    注释：

    ①“适度降低退休金相对水平”指使退休金增长慢于工资增长。

    ②社会保障课题组.中国养老保险覆盖面扩大及可持续性分析[J].统计研究，2008，25(12)：11—14.

    ③曹艳春，路锦非.长期精算模型下上海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的财政压力测试[J].华东经济管理，2010，24(5)：153—157.

    ④周小川.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演变与现状[EB/OL].macrochina.com.cn/zhzt/000028/006/20010418000716.shtml，2001-04-18.

    ⑤刘玮玮.农民工养老保险收支与中国养老金缺口精算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0，(5)：109—112.

    ⑥陈淑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财政支持研究[J].学术交流，2009，(7)：83—86.

    ⑦张时飞.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J].社会福利.2009，(8)：18—19.

    ⑧卢驰文.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财政压力分析[J].理论探索.2008，(1)：78—81.

    ⑨黎民，曾永泉.政府与企业在社会养老保险中的博弈[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4)：56—60.

    ⑩“终止法”得到的隐性债务是老人和中人的隐性债务。

    (11)World Bank. Old Age Security: Pension Reform in China[M].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7: 28—33.

    (12)桂世勋.中国人老龄化和老年保障60年回顾及探讨[R/OL].npc.gov.cn/delegate Center/proscenium/2010/2010-01/27/content_1542558.htm，2010-01-27.

    (13)(14)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民政事业发展报告[R/OL].china.com.cn/info/0506mz/txt/2006-08/07/content7043500.htm，2010-11-15.

    (15)毕素华，陈如勇.发展民办养老机构的若干思考[J].苏州大学学报，2005，(5)：125—128.

    (16)全国老龄委.关于印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通知[EB/OL].china.com.cn/policy/txt/2006-12/12/content7493018.htm，2010-11-16.

    (17)刘昌平.做大社保基金事关养老制度改革成败[EB/OL].finance.sina.com.cn/money/insuran/bxsd/20051117/00052125621.shtlm，2005-11-17.

    (18)王远委，黎华亮.中国财政分权问题[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12)：126—127.

篇10

关键词：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公共品； 财政支出； 实证分析

一、引言

近年来，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日益突出的问题，至取消农业税以来，国家在对农村财政支出也越来越多，已安徽省为例，2006年，安徽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非农户投资总额为188.3亿元，2010年安徽省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非农户投资总额达到654.5亿元。近年来，安徽省政府也加大了对农村投资的力度，扶持了一些有关安徽省农业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和工程的建设。尽管如此，但安徽省的农业基础相对比较薄弱、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和农民持续增收困难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1]因此，研究安徽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经济增长增长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巴罗模型为基础，分析安徽省非农户固定投资也就可以说是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安徽省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建立模型的理论基础

（1）农村公共支出和农村经济增长内涵的确定。 公共支出又称为财政支出，是指政府为了履行其职责而支出的费用。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是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本文以安徽省第一产业生产总值作为具体的度量指标。

（2）计量模型的选择及其相关变量的含义。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主要研究的是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是通过分析各种要素贡献来解释经济增长问题。在实证分析中大家广泛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本文也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生产形势，基于巴罗的模型的基础上。则包含农业财政支出要素的农业生产函数随即回归方程就为如公式1-1所示。

Yt=AtLαtKβtGλt（1-1）

其中，At表示第t时期的技术进步的作用，一般情况下，是用常数和时间的函数关系来表示技术进步。Yt表示第t时期的农业生产总值，Lt，Kt，Gt分别表示第t时期的劳动投入量、农业资金投入量和安徽省农业财政支出量，α，β，λ为待估参数，α表示就业的产出弹性，β表示农业资本的产出弹性，λ表示财政农业支出的产出弹性，本文是通过估计这些参数，考察农业劳动投入量、农业资金投入、政府农业支出量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

本文采用双对数模型来建立安徽省非农户财政农业支出总量与安徽省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在先不考虑技术进步影响的情况下，公示如1-2所示。

lnYt=C+αlnLt+βlnKt+λlnGt+ε（1-2）

若令MPG=YG表示安徽省非农户固定投资G的边际生产率，根据巴罗的理论，当MPG=1时，非农户投资的生产达到最优水平，也就是政府投资达到最优水平。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最优的政府边际收益也为1，若MPG>1，则会出现财政支出不足，若MPG

本文的数据样本以安徽省2006-2010的数据位样本区间，数据来源于2007-2011的《安徽统计年鉴》，以安徽生产总值中的第一产业值代表Y，以乡村从业人员数代表L，以安徽地区农村固定资产代表K（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安徽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代表安徽省财政农业支出总量G，如下表3-1所示。

注：安徽第一产业值Y数据，乡村从业人员数L数据，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G数据来源于2006-2010年《安徽统计年鉴》；农村固定资产总量K的数据来源于2006-2010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现在运用表3-1所示数据，运用EVIEWS计量软件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数据分析。降分析结果写成标准形式如下公式1-3所示。

分析以上回归方程的详细结果，我们发现由于D.W=2.29，接近于2，所以，我们断定其中三个自变量基本上不存在自相关。拟合优度R2=0.999，说明这三个解释变量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解释程度达到99%，解释能力较强。F=15203，因此在0.05显著性水平下，回归模型从整体上是显著的。三个变量的T值均比较大，可知这些值都是显著的。此外，我们还可发现：

（1）农村从业人员即农业劳动投入量的产出弹性α==19.235，这表明农业劳动投入量的变动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变动的影响为负，也就是说，在当前农业资本投入量（农村固定资产）和农业财政投入（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一定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美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将会降低19.235%。这可以反映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前安徽农村劳动力人均资本和人均政府财政投入过低；另一种是安徽省农村劳动力剩余太多，其实这两种情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可以判断有两种方式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一种是增加投入资本以改善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另一种也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提高劳动力过剩带来的对生产率的影响。

（2）农业资本即安徽农村固定资产投入量的产出弹性β=1.009，表明安徽农村固定资产投入量对农业生产总值的变动的影响为正向的，并且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农村固定资产每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将会增长1.009%。因此，增加农村固定资产的投资对农业生产总值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3）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的产出弹性λ=0.088，表明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生产总值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每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就平均增长0.088%。由前文讨论的MPG=YG，且我们知道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的产出弹性λ=YG·GY，所以可以得知λ=MPG·GY，我们可以令S=GY，即S为非农户固定投资量占安徽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此，我们可以得到MPG=λS，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表3-1中的数据计算得到MPG的值，根据巴罗的理论，MPG=1时财政农业支出达到最优规模，所以此时λ=S，固定λ=0.088，我们可以得到理论上财政农业支出（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的最优规模，并将MPG的值列在下表4-1。

由表4-1所示，我们能够得到理论上理想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从理论上可以得知安徽省非农户固定资产投入量还不够，在不考虑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刚性约束和其他财政等约束的情况下得到的理想值。但我们应该尽量向理想值靠拢，设定目标，逐步实现。

四、结论

本文以安徽省为例，采用2006-2010年农村从业人员人数、固定资产投资、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安徽省农村经济等数据，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对安徽省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eviews回归的实证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并得出了如下结论：

1、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的产出弹性λ=0.088，表明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生产总值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非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量每增加1%，农业生产总值就平均增长0.088%。

2、我们能够得到理论上理想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从理论上可以得知安徽省非农户固定资产投入量还不够，如表4-1所示，所以政府应该增加财政支农规模。（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