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论文范文10篇

财政论文范文篇1

【摘要】受金融风暴的影响,地方财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地方财政如何在金融危机中克服种种困难,如何配合国家宏观财政政策,重返经济发展快车道,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关键词】金融危机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政府职能

一、金融危机对地方财政的影响

我国财政收入在经历了五年的高速增长之后,2008年8月首现拐点,同年10月更是出现了负增长。2008年12月份,全国财政收入3248.69亿元,比去年同月增长3.3%。其中,中央本级收入756.16亿元,同比下降15.5%;地方本级收入2492.53亿元,同比增长10.8%。2009年1月,全国财政收入6131.61亿元,比去年同月减少1265.03亿元,下降17.1%,其中,中央本级收入2964.82亿元,下降28.4%;地方本级收入3166.79亿元,下降2.7%。从数据对比中我们清晰的看到,全国财政收入自金融危机以来,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而地方财政收入由同比增长10.8%到同比下降2.7%,下降幅度更加明显。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收入一直占据着全国财政收入的主体,收入来源稳定,中央财政一直处于相对宽松的环境;相比之下,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分散,支出压力过大,有些甚至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况。虽然地方财政收入下降幅度较小,但地方财政收入的刚性较强,这不到三个百分点的变动,可能对地方政府的运行造成巨大的影响。以河南省濮阳市为例,2009年一季度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4.2亿元,同比下降21.6%,三月份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5亿元,同比下降达到了惊人的43.6%。濮阳市的情况也许不能以偏概全,但足以向我们展示金融风暴已经对我国的地方财政造成的巨大危害,而且这种影响还在进一步的深化。

二、地方财政困境的原因分析

1、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

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是按照事权划分各级政府财权的一项制度,但从我国分税制实施的情况来看,财政收入按政府级次层层上移,而事权则被逐级下放,尤其是地市级以下政府,承担着大量的社会保障、卫生防疫、义务教育、环境保护等公共产品的支出,并且在维持地方政府运行、发展地方经济方面压力巨大,地方政府职能与财权失衡矛盾突出,与国际惯例不符。在国外许多国家,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大多属于中央或省级政府的职责范围,以便形成全国统一的供应水平。与庞大的支出规模相比,县级政府却要把75%的增值税和100%的消费税上缴中央,剩余部分又大都集中在省、市两级政府,县级政府最后得到的很少。地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为了发展经济,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往往需要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大都以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而牺牲地方财税收入为代价,使地方政府财力进一步受损。刚性支出过多而收入增长乏力,地方政府的基本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很难有效实现。

2、区域间财政实力差距巨大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地域间财政收入实力必然存在差异。当初我国分税制改革以维持地方既得利益为原则,而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造成的财力差距在实施分税制后没有得到解决,相反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以江苏省、河南省、青海省这三个代表东、中、西部地区的省份为例,2009年一季度三省一般预算收入分别完成745.01亿元、245.58亿元和21.20亿元,江苏省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是青海省的35倍。从人均财政支出来看,2009年一季度三省人均一般预算支出分别为857元、600元和126元。可见不管是财政收入还是支出,地区间的财政实力确实差距巨大,同样说明各地政府职能的有效实施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极不平衡。地方财政实力是抵御金融危机,克服经济困难的必要条件,拥有了雄厚的财力,才能抗拒各种风险,走上良性健康的发展轨道。

3、国家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及时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促消费、扩内需、增投入、保就业,尤其是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积极财政政策也就是所谓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指通过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在总需求不足时,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差额缩小以至平衡。要扩大内需,消费和投资是两大核心动力。此次国家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也是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增加政府投资来拉动内需。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经济长期处于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状态,居民的消费习惯也是高储蓄、低消费。投资是为消费服务的,而消费又要以需求为支撑,所以刺激社会的消费需求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关键所在。4万亿的巨额投资,是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砝码之一,其中中央政府出资1.18万亿,剩余部分由地方政府配套,这无疑是对地方政府的又一次严峻考验。2008年全国地方财政本级收入28644.91亿元,而此次4万亿投资计划需要地方配套的资金是2.82万亿元,几乎和2008年全年地方财政本级收入相当。金融危机后更加困难的地方财政,如何承受“积极财政政策之重”,值得我们深思。

三、化解地方财政困境的出路

1、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系

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而地方财政,尤其是基层财政改革的基本目标和评价标准有两个:一是财政体制改革要有助于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水平的相对均等,其评价标准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二是有助于提高基层政府根据本辖区居民公共需求偏好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其评价标准是基层政府的回应性以及供应和生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效率。归根结底,提供公共产品和回应公共需求的能力,是衡量和评价地方财政行使职能成败的标准。如何提高这种能力,使有限的能力发挥到极致,最终还是要建立地方公共财政体系。当前金融危机环境下,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更要注意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的结合。发放代金券、消费券,也许能起到刺激经济的短期效应,但这种“撒胡椒面”的行为治标不治本,有时甚至标本都不治。因为老百姓的消费习惯没有根本改变,一次性消费结束后对未来的预期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所以与其分散财力“撒胡椒面”,不如化零为整,集中财力提高地方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加快推进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职能,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改变我国长期存在的高储蓄率、低消费率的现状,调动社会的消费需求潜力。

2、推进转移支付制度改革

我国财政体制注定了财力中央集权,而各地财政实力又存在巨大差距,所以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是保证地方财力横向平衡、实现公共财政均等化的必要条件。从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中我们看到,2008年我国地方财政收入达51590.52亿元,支出49992.65亿元,结转和结余共1597.87亿元。我国大多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大,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个别地方更是捉襟见肘,为何2008年还会出现将近1600亿元没花完的情况?这里我们应该看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有些地方财政实力弱,得到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后还是存在支出缺口;有些地方财政实力雄厚,财政收入大于支出。由此可见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西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也有不少中央政府掌握较大财权,但这些国家普遍采取中央多收多支、多收多补的转移支付制度。财政收入经过再分配之后,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财力和所承担的事务基本相称,最终目标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也应该建立规范化、法制化的转移支付制度。特别是地方政府财力较弱,地区间差异大,所以更要体现公平与效率、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以法律形式规范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方法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统一标准,公式计算,杜绝人为因素影响,不断缩小地区间差异。

3、促进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政治强调民主,行政强调效率。意思是政策制定过程要集思广益,尊重各方利益,采取民主程序;政策执行则可适当集权,注重效率。4万亿的投资计划,是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重拳”,也是国家积极财政政策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政策之一。4万亿投资要靠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说到底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投资规模如何把握,投资方向如何确定,决策者应该听到广大公民的声音,应该尊重来自纳税人的意见。这4万亿中用于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有1.8万亿,占投资计划的比重最大。基础建设投资见效快,短期内扩大就业、增长GDP,能够起到治疗经济危机“特效药”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负面影响,最明显的就是1997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处于国际较高水平,而消费需求的增长始终落后于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体现出来。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两会期间,国家已对4万亿投资计划的结构进行了调整,基础设施投资占比由原来的45%降至37.5%,说明国家已经考虑到长远效率与当前利益的结合,关注民生与发展经济并重。积极财政政策还要关注地方财政当前的困境,用中央财政的雄厚实力弥补地方财政的不足,以金融危机为契机,进一步调整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充分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4、改革税制,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中央可以下放一部分税收立法权,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自主权,形成以中央立法为主,地方立法为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税收立法机制。金融危机环境下,地方政府大都面临财政困境,甚至已经陷入财政危机。应对之策无非是开源和节流。当前经济环境,正是需要财政拉动的关键时刻,换句话说正是花钱的时候,所以节流这条路几乎是走不通的。实际上我国公民的税负相比发达国家是较低的,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所以政府在提高税率、增加收入方面还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另有调查显示中国人的税负痛苦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政府又该采取那些举措呢?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比较过英国和法国的税制。英国每年从800万人口中征收1000万英镑税款,但社会各阶层从未有压迫感,而法国的人口是英国的三倍,每年征收的税款却不足1500万英镑,但法国民众所感受的课税压力远甚于英国。调查后发现英国税制的民主程度远高于法国,英国公民参与到税制的制定过程,对自己制定的政策当然无话可说。我国的税收政策制定也可适当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在扩大地方税收自主权的同时引入民主化,真正体现老百姓的主人翁地位。中央税方面应区别各地财政实力,采取差异化的税收分享机制,适当增加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税收留成比例,增强地方政府对抗金融危机的实力,有效实施税收“调节器”和中央财政再分配职能。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杨之刚:财政分权理论与基层公共财政改革[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财政论文范文篇2

财政转移支付法是调整上级政府为均衡财力状况，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将所掌握的一部分财力转移给下级政府支配、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中国财政法的重要部门法。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法制建设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本文拟就财政法定主义与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主要问题

按照财政法定主义的精神，我们可以简要分析一下中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立法。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行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规范性文件是1995年财政部颁发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国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的核心是地区收支均衡问题。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办法”带有较深的旧体制的烙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不清。事权是指各级政府基于其自身的地位和职能所享有的提供公共物品、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财权是各级政府所享有的组织财政收入、安排财政支出的权力。目前，在上下级政府之间，很多事项也是难以区分清楚，许多本应由地方财政负担的支出，却由中央政府承担，而许多本应由中央财政负担的支出，却推给地方财政。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划分和财政支出范围的划分随意性很大，同样的事项，在一处由上级政府承担，在另一处则由下级政府承担，在一时由上级政府承担，在另一时则下放地方政府承担，它们之间区分的标准很模糊，或者根本没有标准可循。这种事权划分的模糊和财政支出范围划分的混乱，导致许多政府机关人浮于事，也很难对其进行绩效审计和考核，由此导致了财政支出整体效益的低下。中国现行的分税制主要是划分了中央和省一级的财政，但对事权界定不够明晰，财权和事权不统一。同时，对省、市、县分别有哪些财权，应对哪些事情负责，还规定不够明确，各级之间扯皮很多。

2.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不规范，缺乏合理的标准。中国地区间财政资金的横向转移是通过中央政府集中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实现的。但是，由于这种横向转移的过程是与中央政府直接增加可用财力相向而行的，因而对中央增加的财力是用于中央本身开支，还是用于补助某些经济不发达地区，在认识上难免不一致。另外，在财力转移上，也没有建立一套科学而完善的计算公式和测算办法，资金的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要么根据基数法，要么就是根据主观判断，而不是依法根据一套规范的计算程序和公式来分配。

3.财政转移支付方式不规范，各地不平衡状况难以有效解决。中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留了原有体制资金双向转移模式，即仍然存在资金由下级财政向上级流动现象，不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大财政部门的工作量，也不利于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而税收返还是以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为依据的，它将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分税制财政体制中，使得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基本未能解决，不能充分体现财政均衡的原则。中央对地方的专项拨款补助还缺乏比较规范的法律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与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不相适应。此外，财政补助分配透明度不高，随意性很大。虽然政府支出中属于补助性质的转移支付种类很多，补助对象涉及到各行各业，但各项财政补助的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

4.财政转移支付立法层次低，缺乏法律权威性。纵观各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其最大的共性就是制定具有较高层次效力的法律。而中国现行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依据的主要是《办法》，该办法属于行政规章的层次，立法层次显然太低。立法层次太低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如法律规定缺乏权威性、制度的稳定性较差、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难以保证等，这些不良后果已经严重制约着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

由此可见，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不仅形式上的财政转移支付必须由立法机关以法律规定（如财政权力法定、财政义务法定、财政程序法定、财政责任法定）的要求难以满足，财政转移支付法治实体价值，如正义、公正、民主、自由，也由于中国目前民主和宪政建设的滞后同样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完善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财政支出制度改革的要求，规范政府公共资金支付管理，以抑制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平衡地区财政收支差异，实现全国范围内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能力的均等化，很有必要加强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立法。针对中国目前的实现情况，按照财政法定主义的要求，财政转移支付立法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转移支付条例》，在此基础上，经过若干年实践，总结经验，再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转移支付法》。我们认为：在立法时，应重点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财政转移支付立法与财政改革进程相适应。财政转移支付立法应紧紧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既定目标，转变立法观念，正确解决立法的稳定性与改革的多变性之间的矛盾，做到财政转移支付立法服务于财政改革。财政转移支付立法要把财政改革成果，保障财政改革的顺利进行、引导财政改革的深入作为中心任务。在财政转移支付立法时，要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把国家利益、整体利益放在首位，避免不适当地强调局部利益。

2.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现实可行性与适度超前性相兼顾，并提高立法质量。财政转移支付立法既要体现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又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法律规定既要符合客观实际，又要有适度的超前性。财政转移支付立法应正确把握社会经济和财政的运行规律及其发展趋势，避免财政转移支付法律、法规在制定颁布后很快就落后于形势发展的不良现象。提高财政转移支付立法质量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立法内容，二是立法技术，三是立法程序。财政转移支付立法技术包括结构技术、语言技术和延续技术等方面，立法技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立法的质量。结构技术，就是运用科学方法，使财政转移支付法的结构形式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立法的内容；语言技术，就是法律中的每个概念、每个条文都必须法律化，使之能正确表达立法者的愿意，较好地体现准确、简洁、易懂等特点；延续技术，就是充分把握法律条件的变化规律，为立法的修订、解释做准备。财政转移支付立法要严格遵守立法程序，立法程序是提高支付立法质量的重要保证，避免不按立法程序的突击立法或应急立法。

3.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财政转移支付立法应立足中国的国情。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也很不平衡，公共服务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立法一定要立足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同时，随着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国际发展的趋势，而财政转移支付立法已是市场经济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普遍作法和基本准则，在国外

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凡是国外立法中实践证明比较好且适合中国现实情况的，都应当大胆吸收。有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条文，可以直接移植，并在实践中充实、完善。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我们应当避免，他们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断修改财政转移支付法律、法规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4.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宗旨，依法设置专门性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机构。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实施就是要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问题，确保中央有能力实现其宏观调控目的。一般来讲，效率问题多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而公平问题则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来承担。当效率与公平相冲突时，要全面权衡二者之间的利弊关系，在需要效率优先时，公平就让道，在需要公平优先时，效率就让道。具体而言，财政转移支付立法的宗旨应包括：（1）弥补财政缺口，解决各级政府间财政的纵向不平衡；（2）保证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标准，解决地方政府间的横向不均衡；（3）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解决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外溢性问题，提高公共服务效率，保证地区间经济差距的缩小；（4）实施中央政府稳定经济的政策，通过对经济的反周期补助，刺激需求，扩大就业，吸引地方财力建设符合全国利益的项目。

各国经验告诉我们，执行各级政府间复杂的财力转移支付政策，特别是确定和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方案，组织保证是必不可分的，故需要依法设置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具体负责，并以立法形式规定该机构任务、职权和职责。这一机构设置，国外通常有两种做法：一是由财政部兼管其职能；二是由中央政府组建的专门机构行使其职能。为了使这一机构在中国具有相对独立性，我们比较倾向于第二种做法。

5.简化与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定形式，在财政转移支付额度上依法选择“因素法”。中国分税制的税收返还制度，实行中央对地方划的税收按基期如数返还，并逐年递增。这种做法不但起不到合理调节地区间财力分配，扶持经济不发达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发展的作用，而且还会进一步拉大地区差距。此外，在财力转移上，也没有建立一套科学的、完善的计算公式和测算办法。

财政论文范文篇3

摘要：本文介绍了矿区服务系统资金收支两条线的管理现状，阐明了目前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关键词：资金；收支；两条线

“收支两条线”是政府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管理，实施财政监督的一种有效管理模式，主要指具有收费职能的部门或单位，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应收取的行政事业费(基金)按规定由执收机构(代收银行或有关单位)收取并全额上缴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部门和单位的人员经费、共用经费和所属的特殊经费等由财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纳入本级综合财政预算统筹安排。目前，许多企业特别是集团性企业大多采用“收支两条线”原理实施对企业资金的集中管理，矿区服务事业部便是其中之一。

一、资金收支两条线的优点

通过实施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有利于建立高效的企业财务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系统，可以使企业财务管理水平明显提高，是实现资金集中管理，加强内部控制的有效手段。

(一)实施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可以在资金管理与矿区服务系统的长期和短期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前提下统筹兼顾

实施资金收发两条线管理，可以协调好矿区服务系统各单位的收入与支出、筹资、投资等各项经济活动，加速资金周转，降低资金成本，有利于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二)实施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可为实施全面预算管理铺平道路

由于资金集中管理、统一支付。各单位的所有收支活动都由事业部根据预算进行严格的审核和控制，使得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得以体现，有效性得以发挥。从而保证了企业整体经营目标的实现。

(三)实施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有利于建立新型的财务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体系

目前，现代企业管理理论都认为企业管理以财务管理为核心，而现金管理又在财务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矿区服务系统可以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为平台和切入点，构建科学、有效的财务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系统，提升财务管理水平。

(四)实施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可以有效规避财务风险

通过分设收入和支出账户以及对与收入现金对应的应收账款进行动态管理，将资产运行和资本运营有效结合，可以规避“小金库”和“账外账”发生的风险。

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引入资金收支两条线这一新的科学的资金管理模式，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其实现的方式。

二、矿区服务系统资金收支两条线的实施情况

矿区服务系统结合矿区业务的实际情况，通过建立健全制度、规范流程、优化账户、科学规范运作，使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模式

矿区服务系统目前的资金管理模式是集团公司层面的“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收入、支出分别开设一个银行总账户，即收入总账户和支出总账户。收入总账户下设收入分账户；支出总账户下设支出分账户。收入账户采取零余额管理模式；支出账户采取透支与预算拨款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1收入账户采取零余额管理模式

开户银行周一至周五16:00将各单位的收入分账户资金全部上划到事业部收入总账户，16:30将事业部收入总账户的资金全部上划到集团公司矿区服务总账户。上划后事业部及各单位的收入账户余额为零。

2支出账户采取透支与预算拨款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事业部支出总账户实行透支管理模式。事业部每周四向集团公司上报次周的资金计划，集团公司每周五将事业部上报的资金计划提交给指定银行，指定银行以此额度控制事业部次周支出总账户的透支额度。每个营业日，支出总账户的对外支付由银行在额度之内保证对外支付。每个营业日终了，由银行根据支出总账户当日的发生额补平支出，清算后支出总账户余额为零。在透支管理模式下，每个营业日开始和终了时，支出总账户资金余额均为零。

3拓展网上银行功能

为确保资金安全，事业部与开户行签订了网上银行协议，将事业部银行账户全部纳入网上银行监管。事业部对所有账户拥有查询、转账权限，并对银行账户实行动态监控，有效控制资金风险。

(二)资金计划管理

资金计划是否准确关系到资金结算业务能否顺利开展。事业部资金计划包括年度资金计划、月度资金计划、周资金计划和紧急用款申请。各单位按年、月、周编报资金计划，按日管理、按周控制额度。当出现突发事件、需要紧急用款但资金计划又不足时，可以通过紧急用款申请来增补计划，以确保款项的及时支付。

各单位上报的年度资金计划、月度资金计划和周资金计划，经事业部审核后上报集团公司审批方可执行。集团公司依据事业部上报的资金计划，对事业部的支出总账户进行透支补平。事业部依据各单位上报的资金计划对各单位支出分账户进行预算拨款。

1资金计划编制

在编制资金计划时，要与财务预算相结合，参照年度财务预算收支金额，考虑跨年应收应付款项、非付现费用、税费流入流出差额等因素，科学、合理地编制年度资金计划。按照矿区服务业务开展情况，将年度资金计划进一步分解为月、周资金计划，分期进行资金流入流出控制。

在编制资金计划的过程中，还要做好三个方面的沟通工作。与领导的沟通，避免由于领导出差等原因造成资金计划的浪费；与部门的沟通，让其确定本部门当期的付款金额；与相关业务单位的沟通，确定与其当期的资金流量，作为编制资金计划的基础。

2资金计划执行情况

事业部每月仔细分析资金的流入、流出情况，召开资金计划执行情况交流会，倾听基层单位的意见，查找资金计划执行结果偏离资金计划的原因，进行内部讨论后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将各单位资金计划执行情况予以通报。督促各单位重视资金计划的编制及执行，合理预计本单位资金流量，提高资金计划的符合度。

3未达款项管理

资金收支两条线运行之初，事业部的未达款项非常多。开出的支票如果不能及时划走，就要占用下周的资金计划，因此未达款项的存在大大降低了资金计划的执行符合度。针对这种情况，事业部通过采取上报未达款项统计表、与开户银行进行周对账、缩短办理付款业务时间、将支票返存、专人监控网银等方式来减少未达款项。

(三)资金结算管理

事业部根据实际工作和付款性质的重要性，将结算业务分为内部结算和外部结算。内部结算是指矿区内部单位相互提供劳务而发生的款项结算。外部结算是指对矿区以外单位发生的结算业务。

1内部结算

对于矿区服务系统内部发生的劳务结算，通过签认“内部劳务(产品)资金转移签认单”，由提供劳务方持此单据到事业部办理款项划转。

2外部结算

从资金安全和工作效率两方面考虑后，将外部支出结算分为委托付款和非委托付款。委托付款统一在事业部办理，非委

托付款由各单位自行办理。

矿区服务系统实施资金收支两条线以来，资金高度集中管理，合理优化配置，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资金的运行效率。

三、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存在的问题

矿区服务系统资金收支两条线经过一年多的运行，比较平稳，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事业部层面资金结算工作量过大

由于事业部负责整个系统的资金结算，工作量较大，特别是在结算高峰期，人满为患。

(二)表外资金没有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

目前保险基金等大额资金都单独开立银行账户进行核算，没有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事业部对这部分资金的监管存在空白。

(三)部分多种经营单位资金没有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

目前，只有一家多种经营单位资金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其他多种经营单位仍独立进行资金运转。事业部对这些单位资金流转情况不掌握，不利于监管。

(四)对资金收支两条线实施情况的考核力度不够

由于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部分单位对资金计划编制的重视程度不高，在编制过程中没有充分与相关单位和部门进行沟通，资金计划执行时符合度较低。需要经常通过增加紧急用款申请来满足日常的生产经营，且对资金计划执行情况的分析不够深入，就事论事，没有挖掘深层次的原因。

四、对改进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建议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如下的改进建议，以期优化资金收支两条线，确保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各项制度及措施落实到位。

(一)设立资金结算分理处，以提高工作效率

可以在下属单位设立隶属于事业部的资金结算分理处，负责部分地理位置相对集中单位的资金结算业务，以分流事业部层面的资金结算业务量，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方便下属单位办理结算。

(二)将表外资金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确保资金安全

在制订表外资金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对表外资金的管理模式。待时机成熟后，将表外资金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从而规范表外资金运作，确保表外资金安全。

(三)将多种经营单位资金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以加强对其监管

将下属所有多种经营单位资金纳入收支两条线，通过实行集中管理，按期编制资金计划，实时进行网上银行监控，在有效规避资金风险的同时，进一步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管理成本。

财政论文范文篇4

摘要：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关键词：科技发展环境科教兴国政府财政科技教育

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一、政府财政:科技、教育的主要“经济基础”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强有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是现代科技、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如何解决科技、教育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换言之，是否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促进科技进步和发展教育所需资源的供给责任，这决定于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社会经济属性。从公共财政原理上讲，由于科技、教育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的特征，因而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所需投人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有效提供，即无法通过市场来完全有效解决发展科技和教育所需的物质基础问题。因此，政府从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是科技、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

从科学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据有关专家估计，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至少有2/3是由于广泛采用了新的科技成果的结果。这一数字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在宏观上，科技对于经济增长有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微观领域，科技能够给投资于科技的各微观主体带来巨额的利益。这似乎已经表明，市场能够有效地解决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然而进一步地分析却不难发现，虽然私人部门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政府仍然是推动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虽然科学技术可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巨额的物质财富，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发与研究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群体活动，在科技发展中的许多领域，私人部门往往不愿意参与或缺乏足够的投资积极性，从而需要政府财政扮演主要“角色”。这突出表现在:其一，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由于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研究的基础，没有扎实的基础科学作为前提，应用科学研究就难以为继。因而基础科学研究是一国科技发展的“基石”。但基础科学研究成果无法直接转化为商品，可以说是一项很难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工作。因而其发展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只能由政府财政来提供。其二，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应用科研项目，其往往是建立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之上，需要很多人的合作。不但其开发周期长，需要巨额的投资，而且投资风险较大。私人部门往往因考虑投资回报率和投资风险而不愿意涉足于此，因此，对于这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缺乏政府在财政与政策上的有力支持，私人部门虽有一定的积极性，也难于保证能有足够的投人。

第二，科学技术是一项智力活动成果，不仅其本身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特性，而且科技进步对公共物品和半公共物品的需求也将大大增加，如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就成为了当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与其成本往往难于直接对称起来;而且，从产权角度上讲，科学技术成果的产权很容易受到侵犯。如果某个人通过学习或其它途径获得了同样的知识，他也同样会得到一样的技术和生产出同样的产品。发展科技事业是一项系统工程，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优化这一外部环境的所需资金，只能由政府财政来解决。因此，无论是从提高科学研究工作效率，还是从保护科技成果的产权方面来看，政府财政也是一国科技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府财政更是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这是因为，现有的理论研究已经证明，一方面，虽然教育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但却具有极大的溢出效应，从而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对教育这种“人力资本”的支出进行资助有利于改善社会公平。

不仅如此，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政府财政作为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除了改善公平和解决其外部效应外，还主要表现为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接受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公共需要。因为，第一，现代社会已经开始进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掌握和创新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而国民素质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作用更为重要。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教育所提供的利益虽然可以内生化和私人化，但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教育已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一种个人需要，已经成为了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必需的一种基本公共需要。从而使得为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成为了政府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责。第二，更进一步讲，从科技进步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方面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实现的;而科学研究是一种智力活动，它是以掌握现有科学技术成果为前提条件的，掌握现有科学技术成果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教育。这就是说，科技与教育是相互依存、相辅相存的。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必将带来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毫无疑问，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必备条件和其是否进人知识经济社会的基本衡量标志。因此，政府财政为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科技、教育:现代社会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

政府财政发展史已经证明，政府财政总是根植于相应的经济基础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乃至财政制度安排和财政收支结构都是不同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总体上已经先后完成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目前正向知识经济时展。与此相适应，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而变化。

1、科技、教育将成为现代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

自7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开始变成现实。今天的世界，知识经济扑面而来，人类社会正经历着自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来的第三次巨大转型。

世界的竞争已经成为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调整政府财政经济发展思路，将振兴政府财政的思路建立在发展科技与教育的基础之上，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因为，这种从后工业社会逐步发展起来的知识经济，是一种明显区别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型经济，这种区别突出表现在产业支柱的变化方面。与以农业或工业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不同，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的经济。其基本特征是其资源配置以智力资源、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其生产是以将高科技作为其资源依托的高技术产业为支柱;其消费是以高技术产品和通过信息产生的新知识为主。现代经济的这一发展趋势的财政意义在于:从财政收人方面来看，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必将催生高新技术与高新产品，这些高新技术和高新产品又会构筑“新型行业”和“支柱产业”，从而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提供充足的财源。因而，建立起强大的系统化、高新化、高效化的科学研究体系，以保持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发展趋势，是实现现代政府财政良性循环的必然选择。从财政支出方面来看，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发展必须要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和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由于人力资源和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的获得，是以加大对人的知识化投资，加快对人的知识化和以管理制度为主的科学研究环境建设为前提的。因此，发展多结构、多层次、多形式、多方面、多阶段和多功能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培养出一大批高度专业化的人才和管理有方的管理者，营造出一个科技发展所需的良好环境，就是现代政府财政以科技、教育为主要依托的重要表现。这就如同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社会的政府财政是建立在农业和工业经济基础之上一样，现代政府财政也必然是以科学技术和教育作为其主要依托。

2、将科技、教育作为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已为我国正反两方面的发展经验所证明

我国正反两方面的经济发展经验已经证明，科学技术和教育是现代社会发展经济和健全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

改革开放以前，在我国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虽然我国的科技、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走的仍然是一种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甚至滥用的基础之上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而不是以科学技术和教育为基础来实现财政经济发展目标的。在时期，还出现了轻视知识、排斥科技的严重破坏科技教育的现象。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建设既没有考虑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加大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投资为中心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力度和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结果是我国的工业化程度虽然在不断提高，但经济运行中的科技含量并不高，与世界经济特别是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很大，从而使我国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相对比较脆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十分重视发展科技、教育，而且通过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发展新兴产业。这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增强了后劲，也为财政收人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已经占工业总产值的巧%，新产品税利已占工业税利的10%。1994年以来，我国财政每年新增财政收人在1000亿元以上，其中新兴产业和新产品开发所提供的税收占较大比重。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政府财政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在世纪交替时期要完成由尚未完全工业化的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任务，使政府财政摆脱目前的困境局面，其基本途径就只能是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总之，我国财政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又离不开政府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振兴政府财政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科技、教育发展水平总体上还不高，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如据原电子工业部估计，在代表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之一的电子技术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方面，我国的集成电路的水平与世界水平相差15年，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技术出口在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很低;在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及受教育水平上，目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该年龄组的比重，现阶段约3%，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高出我国10—20倍，美国达到80%，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30%，目前我国每万人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为巧0余人，而美国1988年就有200多人，日本1987年为700多人，联邦德国1987年为400多人;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我国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仍然较低。

这些差距一方面说明我国通过发展科技、教育来促进财政经济的振兴尚有较大的空间;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它同时也说明了，我国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目标、完成振兴政府财政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如何发展我国科技、教育事业，以达到振兴政府财政的目的，从财政角度来看，主要要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

财政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科技发展环境科教兴国政府财政科技教育

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一、政府财政:科技、教育的主要“经济基础”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强有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是现代科技、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如何解决科技、教育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换言之，是否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促进科技进步和发展教育所需资源的供给责任，这决定于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社会经济属性。从公共财政原理上讲，由于科技、教育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的特征，因而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所需投人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有效提供，即无法通过市场来完全有效解决发展科技和教育所需的物质基础问题。因此，政府从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是科技、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

从科学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据有关专家估计，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至少有2/3是由于广泛采用了新的科技成果的结果。这一数字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在宏观上，科技对于经济增长有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微观领域，科技能够给投资于科技的各微观主体带来巨额的利益。这似乎已经表明，市场能够有效地解决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然而进一步地分析却不难发现，虽然私人部门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政府仍然是推动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虽然科学技术可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巨额的物质财富，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发与研究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群体活动，在科技发展中的许多领域，私人部门往往不愿意参与或缺乏足够的投资积极性，从而需要政府财政扮演主要“角色”。这突出表现在:其一，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由于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研究的基础，没有扎实的基础科学作为前提，应用科学研究就难以为继。因而基础科学研究是一国科技发展的“基石”。但基础科学研究成果无法直接转化为商品，可以说是一项很难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工作。因而其发展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只能由政府财政来提供。其二，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应用科研项目，其往往是建立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之上，需要很多人的合作。不但其开发周期长，需要巨额的投资，而且投资风险较大。私人部门往往因考虑投资回报率和投资风险而不愿意涉足于此，因此，对于这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缺乏政府在财政与政策上的有力支持，私人部门虽有一定的积极性，也难于保证能有足够的投人。

第二，科学技术是一项智力活动成果，不仅其本身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特性，而且科技进步对公共物品和半公共物品的需求也将大大增加，如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就成为了当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与其成本往往难于直接对称起来;而且，从产权角度上讲，科学技术成果的产权很容易受到侵犯。如果某个人通过学习或其它途径获得了同样的知识，他也同样会得到一样的技术和生产出同样的产品。发展科技事业是一项系统工程，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优化这一外部环境的所需资金，只能由政府财政来解决。因此，无论是从提高科学研究工作效率，还是从保护科技成果的产权方面来看，政府财政也是一国科技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府财政更是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这是因为，现有的理论研究已经证明，一方面，虽然教育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但却具有极大的溢出效应，从而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对教育这种“人力资本”的支出进行资助有利于改善社会公平。

不仅如此，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政府财政作为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除了改善公平和解决其外部效应外，还主要表现为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接受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公共需要。因为，第一，现代社会已经开始进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掌握和创新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而国民素质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作用更为重要。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教育所提供的利益虽然可以内生化和私人化，但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教育已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一种个人需要，已经成为了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必需的一种基本公共需要。从而使得为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成为了政府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责。第二，更进一步讲，从科技进步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方面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实现的;而科学研究是一种智力活动，它是以掌握现有科学技术成果为前提条件的，掌握现有科学技术成果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教育。这就是说，科技与教育是相互依存、相辅相存的。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必将带来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毫无疑问，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必备条件和其是否进人知识经济社会的基本衡量标志。因此，政府财政为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科技、教育:现代社会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

政府财政发展史已经证明，政府财政总是根植于相应的经济基础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乃至财政制度安排和财政收支结构都是不同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总体上已经先后完成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目前正向知识经济时展。与此相适应，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而变化。

1、科技、教育将成为现代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

自7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开始变成现实。今天的世界，知识经济扑面而来，人类社会正经历着自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来的第三次巨大转型。

世界的竞争已经成为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调整政府财政经济发展思路，将振兴政府财政的思路建立在发展科技与教育的基础之上，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因为，这种从后工业社会逐步发展起来的知识经济，是一种明显区别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型经济，这种区别突出表现在产业支柱的变化方面。与以农业或工业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不同，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的经济。其基本特征是其资源配置以智力资源、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其生产是以将高科技作为其资源依托的高技术产业为支柱;其消费是以高技术产品和通过信息产生的新知识为主。现代经济的这一发展趋势的财政意义在于:从财政收人方面来看，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必将催生高新技术与高新产品，这些高新技术和高新产品又会构筑“新型行业”和“支柱产业”，从而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提供充足的财源。因而，建立起强大的系统化、高新化、高效化的科学研究体系，以保持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发展趋势，是实现现代政府财政良性循环的必然选择。从财政支出方面来看，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发展必须要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和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由于人力资源和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的获得，是以加大对人的知识化投资，加快对人的知识化和以管理制度为主的科学研究环境建设为前提的。因此，发展多结构、多层次、多形式、多方面、多阶段和多功能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培养出一大批高度专业化的人才和管理有方的管理者，营造出一个科技发展所需的良好环境，就是现代政府财政以科技、教育为主要依托的重要表现。这就如同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社会的政府财政是建立在农业和工业经济基础之上一样，现代政府财政也必然是以科学技术和教育作为其主要依托。

2、将科技、教育作为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已为我国正反两方面的发展经验所证明

我国正反两方面的经济发展经验已经证明，科学技术和教育是现代社会发展经济和健全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

改革开放以前，在我国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虽然我国的科技、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走的仍然是一种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甚至滥用的基础之上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而不是以科学技术和教育为基础来实现财政经济发展目标的。在时期，还出现了轻视知识、排斥科技的严重破坏科技教育的现象。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建设既没有考虑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加大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投资为中心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力度和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结果是我国的工业化程度虽然在不断提高，但经济运行中的科技含量并不高，与世界经济特别是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很大，从而使我国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相对比较脆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十分重视发展科技、教育，而且通过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发展新兴产业。这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增强了后劲，也为财政收人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已经占工业总产值的巧%，新产品税利已占工业税利的10%。1994年以来，我国财政每年新增财政收人在1000亿元以上，其中新兴产业和新产品开发所提供的税收占较大比重。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政府财政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在世纪交替时期要完成由尚未完全工业化的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任务，使政府财政摆脱目前的困境局面，其基本途径就只能是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总之，我国财政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又离不开政府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振兴政府财政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科技、教育发展水平总体上还不高，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如据原电子工业部估计，在代表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之一的电子技术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方面，我国的集成电路的水平与世界水平相差15年，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技术出口在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很低;在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及受教育水平上，目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该年龄组的比重，现阶段约3%，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高出我国10—20倍，美国达到80%，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30%，目前我国每万人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为巧0余人，而美国1988年就有200多人，日本1987年为700多人，联邦德国1987年为400多人;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我国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仍然较低。

这些差距一方面说明我国通过发展科技、教育来促进财政经济的振兴尚有较大的空间;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它同时也说明了，我国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目标、完成振兴政府财政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如何发展我国科技、教育事业，以达到振兴政府财政的目的，从财政角度来看，主要要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

财政论文范文篇6

由于经济、历史、自然等多方面原因，贵州贫困问题十分突出。贵州目前是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扶贫开发任务最重的省份。截至2010年底，全省农村贫困人口有418万人，贫困发生率121％。如果按照2300元的新标准，截至2011年底，全省共有农村扶贫对象1149万人，居全国首位。摆脱贵州农村贫困面貌，加快“三农”发展，是贵州省面临的首要任务。国家一直高度重视贵州省的农村扶贫开发工作。2001—2010年，共安排中央财政扶贫资金105．69亿元，年均增幅达10．30％。2011年，中央财政又安排农村扶贫资金22．95亿元，比上一年增加32．5％。其中2008至2010年3年间就投入农村财政扶贫资金45亿元，具体使用情况见表1。通过表1我们知道，目前贵州农村财政扶贫资金主要投向种植业、养殖业、交通建设、培训以及水利设施建设等方面，极大改善了贫困农村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贫困群众生活水平，促进了贵州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贵州农村财政扶贫资金使用及管理存在问题

（一）信息闭塞，观念落后，扶贫政策的宣传引导又不到位，使贫困农户缺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自身求发展盼富裕愿望不强，且小农意识严重，小富即安，不富也安，“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严重，就指望等着国家和社会的救济和赞助，宁愿苦熬受穷，也不愿苦干摆脱窘境，观念越落后越贫困的现象还相当普遍。因此，应加大政策宣传和引导，帮助贫困农户理清思路，更新观念，增强脱贫致富、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二）地方财政配套资金支持不足，返贫现象时有发生目前的财政体制存在“收入上移，支出下移”的趋势，造成县级财政财力减少，而国家在实施一些扶贫政策时，都要求地方财政给予一定的配套资金。各级财政有的根本拿不出钱来配套，专项资金下来后，没有配套资金，使得农村扶贫项目达不到预期效果；有的干脆实施假配套或者再申报其他专项资金，用专项资金配套扶贫专项资金，不但增加了项目申报成本，还不利于项目资金的监督管理。由于贵州农村贫困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生产技术和手段落后，没有资金的支持，这些状况就难以有效改善。贵州农村长期以来依然处于“靠天吃饭”、“雨养农业”的境地，一遇自然灾害，经常有大量农村人口返贫致困。（三）农村扶贫资金挤占挪用严重由于信息不对称，加上贫困地区本身财政收入入不敷出，且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工作人员工资发放困难，这就导致侵占、挪用和私分扶贫资金的现象时有发生。在2009年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审计厅厅长作了“关于2008年度贵州省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的报告。报告显示，在投入全省83个县（市、区）的42．19亿元农村扶贫资金中，有4．2亿元存在挤占挪用、滞留截留等问题。（四）农村扶贫资金项目投向不尽合理从表1看，在农村扶贫资金使用中，对农村文化建设、教育、卫生等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影响和制约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五）农村扶贫资金使用效益低下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只重视项目申报，投资计划严重脱离实际，项目前期缺乏有效论证，各项经济指标也只在理论上成立，扶贫项目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情况，资金效益无法落实，财政扶贫资金存在损失浪费现象。有的贫困县在申报农村扶贫项目时，不按实际项目进度及需要量进行申报，存在多报、谎报现象。资金到位后，仅用少量的资金用于扶贫项目，剩余资金挪用于非扶贫项目，有的甚至闲置不用，致使农村扶贫资金使用效益低下。（六）监督管理机制不够健全有的县扶贫机构既是项目实施单位又是项目管理验收单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缺乏相应监督。扶贫资金的分配没有与地方完成扶贫任务的好坏、资金使用的效果挂钩，缺少激励约束机制，导致有的地方争戴贫困帽子，争项目，争资金，而相应的管理、责任和任务却没有完全落实到位。（七）农民培训经费投入不足，管理不到位影响贫困地区发展最大的阻力是农民缺乏科学文化知识，没有一技之长，且多数农民缺乏自我学习的意识和动力。一方面贵州对培训资金投入不多，从表1看，还呈下降趋势，使得很多人不能得到较好的学习培训机会；另一方面，虽然安排了一定的培训，但由于疏于管理，常常使培训流于形式，没有起到培训的效果。

财政论文范文篇7

不断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取向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农民日益成为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农村已不可逆转地融入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然而，由于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长期是“重城市，轻农村”，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政策，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农村公共服务长期不足，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举步维艰。如何合理配置公共产品资源，真正赋予农民国民待遇，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农村公共产品：边界范围与基本特征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满足农村公共需求，市场不能提供或者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或服务[1](P89—94)。很显然，这些社会产品或服务会使农村受益，农民受惠，但外部性的存在又使得其中有些社会产品或服务的受益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农村地区。

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功能和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变化，我们将农村公共产品分为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种类型。经济发展型指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起支撑和促进作用的公共产品，如农村基础设施、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气象、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农产品市场信息等；公共服务型指保障农村社区稳定和农村基层政权运转的公共产品，如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经济发展规则等；社会保障型指为提高农民社会福利水平和基本生活保障的公共产品，如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农村社会救济、农村文化与体育设施等；生态保护型指有助于推进农村经济、社会与生态和谐共存，农业与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如农村生态保护、环境建设、村庄绿化、农业灾害防治等。

农村公共产品既具有公共产品的一般属性，还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为：一是运行成本高与利用效率低并存。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村庄布局的松散性，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组织成本和运行成本较高；农村人口密度不高且分布不均衡，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较低，公众受益范围较小。二是高依赖性与低供给率并存。由于制度变迁，农村集体经济制度裂变为为数众多的农户，农户的分散经营决定了其生产和生活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高度依赖；农业生产是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交织，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有限，需要政府支持，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一直是重城市，轻农村，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三是高外在经济性与低内在经济性并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高低影响到农业外的其他产业，但是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户的脆弱性使得农村公共产品具有较低的内在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它有较强的外在经济性。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基本格局与问题透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形成，特别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阶段的到来，农村公共产品的覆盖范围不断拓展，公共产品的供给有了长足进步。然而，必须看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单一、区域布局不合理、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并严重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瓶颈。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指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类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近几年来，随着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我国各级财政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力度，2004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总量达到2626.2亿元。国债资金在总规模减少的情况下，中央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到550亿元。但总体上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仍然严重不足。表现为：(1)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带病运转。据调查，目前全国病险水库约有3万座，占水库总数的36％，其中大中型水库的病险占有率接近30％，小型水库的病险占有率更高，结果是农业抗灾能力下降，大部分地区还是靠天吃饭。(2)农村生活居住环境不容乐观。统计显示，目前全国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户没有用上卫生厕所，“露天厕、泥水街、压水井、鸡鸭院”是对农民生活居住环境的形象描述。(3)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目前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没有延伸到农村；占全国总人口60％左右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九成左右的农民是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村中学生是城市的4倍，但教育经费只占全部教育经费总额的38％。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既有制度内的原因，也有制度外的原因。一是长期以来，城乡分割、工业优先、城市倾斜的发展战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我国农业、农村、农民为国家财政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促进工业化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和资金保证。但由于国家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长期是重城市，轻农村，实行的是城乡差别政策，农村公共产品主要靠农民自筹解决，国家提供少量补助，造成公共产品供给的巨大差距。二是受分税制影响，基层政府承担了大量事权，但却没有稳定的财源，由于财权和事权分离，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现象严重。如义务教育、民兵训练等是典型的公共产品，理应由中央财政承担，而事实上这些事权却下放到了乡镇。由于基层财力有限，长期入不敷出，无力承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指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类公共产品的数量构成和比例。我国现行社会管理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层层分解指标的行政化体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大多由各级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提供，农民缺少实质性的参与。这种方式直接导致了供给与需求的脱节，供需结构失衡。据调查，近几年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增幅较快的是交通、通讯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基础教育支出，说明农民对交通道路、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的公共产品需求增长很快，但在实际供给中，乡村道路和医疗卫生服务等严重不足。统计表明，国家教育经费投向农村的不到1/3，农民人均医疗卫生经费仅为城市居民的1/4。相反，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升级达标，倾心于“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样板工程”，不仅造成公共资源浪费，而且直接导致地方债务的增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的原因主要有：(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一直是“自上而下”，决策机制沿袭的是以行政手段强制性供给机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不是农民需求的表达，没有体现农民意愿，而是由上级的指令决定。在这种决策机制下，中央给地方的转移支付和支出结构容易出现错位。(2)由于县乡财政困难，基层政权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运转，无力进行公共产品供给，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60％～70％用于人员供养和行政开支，而用于基础建设的支出比重不高。(3)基层政权的目标函数和农民的目标函数并不总是一致。基层政权追求的主要是政绩，农民追求的是农业生产的效益最大化和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比如，政府为了政绩工程，可能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大水利，而农民直接受益的是小水利。但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造成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不协调。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指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类公共产品配置不存在帕累托改进。总体上看，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村居住的分散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关系到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从水利投资看，“十五”期间，计划的农村饮水解困任务提前一年完成，全国5700多万群众告别饮水困难；对213个大型灌区和23个重点中型灌区进行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全国节水灌溉面积达到3.2亿亩，可以说是成绩斐然[2]。但是国家对农村小水利建设、人畜饮水、灌区节水、水土保持、农村水电等农村小型水利建设的财政支农机制尚未建立。部分地区不顾农村的客观条件，热衷于投资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而不愿提供一些见效慢、期限长且具有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一些贫困落后地区大力修建农贸市场、休闲广场、歌舞剧院、高档宾馆等，还冠之为建设新农村、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美名，而实际上这些公共设施的利用效率并不高，公共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原因：(1)信息不对称造成了供给效率低下。一方面，农民由于受信息渠道和手段的限制，获取和拥有的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另一方面，政府在没有充分的市场调查情况下，又不能提供真实准确的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因而，常常出现一哄而上和一哄而下的进入和退出现象，造成资源浪费，供给效率低下。(2)逆向选择导致了供给效率低下。在政府有限问责制度下，项目申请人的收益不可能小于零，并可以通过项目寻租，却不需要承担项目风险。假定项目的收益一定，只有那些成功时收益较高的项目才会申请；但是，给定期望收益相同，较高的成功收益意味着较低的成功概率(较大的风险)。这样，高风险项目驱走了低风险项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逆向选择，财政支农资金得不到高效率利用。(3)长期博弈下的低水平均衡。政府的公共投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一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而农户居住的分散性和低水平的组织化程度，使得农村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平均水平，这势必会在下期降低公共投资在公共财政中所占比例，进一步降低公共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农村公共投资将收敛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带来供给效率的低下.

三、增加和改善公共产品供给，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思路

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出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真正赋予农民国民待遇，这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集中表现。单一的政策选择、制度变革或资本注入并不能完全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的现实，必须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创新机制、完善政策。

1.建立各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共同承担机制。一是各级政府应明确职责。农村公共产品的基础性、外溢性特征和供给的现状迫切要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加大有效供给力度。各级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应着眼于全体公民、全部社区，尽快改变公共产品供给上的“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真正承担起农村社会最起码的公共产品供给[3]。二是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明确县、乡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农村公共产品构成上的层次性决定了各级政府间责任划分的原则：属于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承担，属于地方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承担，一些跨地区的公共项目和工程可由地方政府承担为主，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和协调。三是加大对农村基层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政府间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将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转变为制度内供给，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足够的资金来源。要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理顺公共分配关系，加大对农村基层的转移支付力度。对于应有中央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产品，中央政府必须提供必要的转移支付。

2.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公共财政不可能覆盖到农村所有领域，也不可在短期内大规模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研究者依据公共产品供给的回报率，了解农民最需要的公共产品。从研究结果看，对全国而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依次是科研、教育、道路、通讯、电力和灌溉。国家财政部农业司在实际调研中设计了相关问卷[4]，结合对浙江、四川、陕西、河南四省的调查，财政部农业司认为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优先序，对东部地区而言，第一，建立农村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农村大病医疗救助制度；第二，加强农村义务教育，重点是农村中小学必要设备的配置和师资队伍的培训；第三，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第四，农村文化建设。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主要是：(1)保障基层机构的正常运转，主要是编制内的人员工资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2)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重点是中小学危房改造、必要教学设备的配置和师资队伍的培训；(3)支持乡村道路建设和清洁饮水主要设施建设；支持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防疫体系建设，重点是农村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农村大病医疗救助；(5)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弱势群体发展，主要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农村扶贫开发；(6)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进步，重点放在中部粮食主产区。

在符合WTO规则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家财政的实力，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以及农民的关注度，笔者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优先序是，经济发展型：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技术推广与农民培训、乡村道路建设、农产品市场信息；公共服务型：乡村债务化解、乡村规划、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型：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农村社会救助；生态保护型：农业灾害防治、生态建设、村庄绿化、环境保护。

财政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公共财政;法治财政;财政法制;财政法治

如果说1994年的税制改革是中国税收法治建设的新起点,那么1998年确立建立公共财政的框架目标,则是推进中国财政法治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公共财政已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财政转型的目标定位(高培勇,2008)。公共财政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而市场经济又是法治经济,法治性应是公共财政首要的和最基本的特征,构建公共财政是对财政关系的科学化、规范化,必将推进财政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也必将对我国财政法律体系的变革乃至财政法理念的更新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公共财政与法治财政的内在逻辑

财政是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以及组织公共生产提供财力,保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财政之所以有必要存在是因为有一类可以满足公共需求,但却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供给的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这个公共主体予以提供,因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是采取非市场方式的,不具有营利性,且对所有的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地提供服务、平等地收取费用,再加之民主代议制度下必须符合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公共利益,接受选民的监督,因此这种财政活动具有明显的公共性,故而称之为公共财政(丛中笑,2009),即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行为,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模式或类型(邓子基,2001)。

“公共财政”这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国家财政体制,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理论的冲击,更是实践层面上的改革。公共财政要求必须从根本上规范国家与政府、财政与市场间的关系,在政府职能及其实现方式的转换过程中,完成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使财政法制化、规范化、民主化、科学化,更加准确地反映税收国家财政性质的要求,充分体现财政本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将带来财政职能的调整和转换,表现在政府财政退出“越位”,弥补“缺位”,财政应理性地退出私人商品生产领域,而转向为公众提供公共商品和公共服务。由此,公共财政作为一个满足公共需要,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经济的财政类型,必然要求民主基础和法治保障(丛中笑,2004)。

历史经验证明,只有通过民主代议制的形式,才能保证公共需要得以真正地显现和满足;只有通过法治的形式,将财政立法权保留在人民所选代表组成的议会中,才能保证政府财政的活动范围的确不超过“市场失灵”和“市场需要”的限度,也才能监督政府依法财政,体现财政的“公共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已经通过几百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法治化的公共财政对于监督政府切实履行职责,更好地服务于市场需要是具有很好的保障作用的,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样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经济制度的本质决定了社会公共需要能够充分显示它的本来面貌,并通过各种渠道予以保证(陈共,1999)。社会主义的中国既然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取向,就应不仅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角度认识法治建设的优越性,也应该站在经济发展需要的高度,认识到法治化的公共财政的确是市场化的经济生活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当前我国特定的国情下,必须首先加强公共财政的法治化,这是实现法治的基本途径,因为具有法律权威的公共财政能直接规范、约束和控制政府的具体活动。法治国家的财政必须具有以下四项特征:

(1)公共化的财政。我国财政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在于公共化,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财政的公共化(高培勇,2004)。公共财政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目的,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国家解决公共问题,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需要以公共政策为手段。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又以公共资源为基础和后盾。公共财政既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执行公共政策的保障手段(王军,2004)。

公共财政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相对于带有事无巨细、包揽一切特征的“生产建设财政”的职能范围而言,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的。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不去介入。凡属于或可以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必须涉足。这就要求政府的财政行为要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而最能体现公共利益的地方就是市场失效的领域,因此,政府财政行为应以市场失效为边界,以是否满足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为判断标尺。从这个原则出发,我国现行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存在明显的公共财政“缺位”和“错位”现象,即在明显市场失效领域,公共财政没有完全到位,而在非市场失效领域,公共财政却涉入过深。公共财政的分配目的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最优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构成公共财政的出发点和归宿。社会公共需要决定着公共财政的存在,决定着公共财政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效果。

(2)民主化的财政。从经济的角度看,民主制的核心就是财政民主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其主要内容也是财政民主制。因为民主制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它是针对政府行为,特别是政府配置资源的行为而发展起来的。一些学者直到现在仍把民主政治只看作是一个政治范畴,这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财政制度。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民主制度,因为市场经济的灵魂是平等竞争,反对权力市场化。市场竞争越是激烈,就越是要求建立民主制度。财政民主制是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通过民主的程序,运用民主的方式来理公共之财的制度。

建立财政民主制,对当代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是极为重要的,也应是我国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财政民主制下,政府税收取之于民,其公共支出也理应用之于民,以体现最广大民众的意愿。政府的财政行为由不受监控或由上级监控转化为“纳税人监控”。纳税人监控必须借助于某种形式,这在西方国家就是议会。议会理应代表纳税人的利益,反映纳税人的呼声。纳税人通过议会对要不要征税,征什么税、征多少税,如何安排财政支出,支出效果如何等问题应直接作出原则性决定并对政府的具体实施行为进行监控,也有权对政府的财政部门或主管官员进行奖惩。应当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从根本上讲是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也是不可能真正反映人民意志的,但其完备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形式,却是可以借鉴的(李炜光,2001)。

(3)非营利化的财政。公共财政不是也不能是取得相应的报偿或盈利,而只能是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己任。其职责只能是通过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活动,为市场的有序运转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和物质基础。即便有时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活动也附带产生一定的、数额不等的利润,但其基本的出发点或归宿仍然是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而不是盈利。

公共财政应立足于非市场赢利性包括二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指公共财政活动范围应立足于非市场竞争领域,不介入一般竞争性领域,不应“与民争利”;第二层次是指公共财政活动不仅仅立足于非市场竞争领域,更应立足于非赢利。政府向社会成员征收收入只应以弥补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为限,公共财政活动中应做到“以支定收”(高培勇,2000),即根据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共需要的需求确定公共物品的生产规模及相应的公共支出规模,公共支出的规模确定公共收入的规模,而不能以政府能够征得的收入多少来安排支出,表现在财政收支模式上,就是财政收入的取得,要建立在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筹措资金的基础上,财政支出的安排,要始终着眼于全局、立足于宏观,以弥补市场失效、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

(4)运行机制规范化的财政。公共财政的运行机制规范化是与市场经济的法治性要求相匹配的。公共财政运行机制规范化就是整个公共财政活动都置于法治化轨道上,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最充分、最稳定的表现形式是法律,政府的税收行为要以法律为准绳,政府的公共支出行为不应超出法律授权的范围,在法律法规约束下进行,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实现依法理财。当然,这里的“法”是指通过民主的方式将社会成员对公共财政活动的集体意愿上升为法律,从而使社会成员的意志得以真实决定、约束、规范和监督政府公共财政活动,确保政府公共财政活动符合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

既然国家为了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职责而被社会成员委以强制性的公共权力,那么有效防范掌握了公共权力的公共部门及其官员滥用权力损害社会成员利益就成了社会公众最关注的问题,其惟一的途径就在于政府行为法治化,而政府公共财政活动法治化是关键(张馨,2001)。因此,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就不仅仅是从“公共性”方面入手缩减财政支出供给范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政府自身行为规范化入手,推进政府公共财政活动的法治化。

二、完善公共财政与建设法治国家的互动

法治国家原则首先要求财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公共财政的完善事关一国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其实现程度关系着一国基本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既然是与其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自然也是法治财政。在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框架下,公共财政建设理所当然从属于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纳入依法治国的轨道。故而从法治的视野来考察,公共财政也可以理解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为民众提供有效公共产品的法治财政。公共财政必须以法治国家为基础,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实现。毋庸置疑,公共财政对民主政治的诉求,必须通过相应的制度予以落实(熊伟,2004)。从人类历史的经验看,制度的最佳选择只能是法律,而法治国家正是其发展的最高境界。

按照公共财政理论的观点,财政权力并没有独立于市场的价值,它来源于市场,也必须服务于市场。为了正确处理市场与财政的关系,除了民主决定财政事宜之外,还必须以强有力的方式划定财政活动的边界。在边界以内的事宜,是财政必须履行的义务,既不能推托,也不能懈怠。超出边界的事宜,财政则不能擅自越位。无论是失职还是越权,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财政权力不受边界的限制,不管授权的形式如何依法规范,不管权力的载体道德如何高尚,不受制约的权力最终都会走向其反面,成为公共财政的反对力量。由此可知,公共财政必须以法治国家为基础,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如何建设法治国家是一个大的话题,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比较全面和复杂的浩大工程。从改革公共财政制度来推进法治国家建设是一个突破口。通过纳税人、国家及政府之间的张力来达到权利与权力的制衡,使国家(政府)小心谨慎地运用手中的各种权力包括财政权为公众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是建立有限政府、建立法治国家的有效途径之一,公共财政改革也是政治经济改革的一部分。我国的公共需要也开始与私人需要相分离,逐步取代了原有的国家需要,而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需要,最终将形成以满足公共需要为活动目的公共财政体制(杜放等,2001)。规范政府职能的标准,当然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纠正市场失灵。按照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这个标准,应对现存的政府财政职能事项逐一鉴别、筛选,以达到两个互为关联的目的:一是消除“越位”——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不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二是消除“缺位”——政府该管的、本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没有管好。财政支出的实质,说到底,是政府活动的成本。能否界定好财政的职能范围,关键要看政府的职能究竟能否规范化。因为政府的存在和运作来源于纳税人纳税提供的物质基础,没有了纳税人的纳税,政府便失去了生存和活动的物资基础,是纳税人“养活了政府”。民主也要求对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行限制,即纳税人有权对其所交纳的税收的使用,即对政府的财政行为进行监控,使之使用得当。纳税人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他们有权依据宪法制定财政方面的规则和制度,每个公民都具有平等的、自主的意志和理性行为,都享有权利并负有义务。财政法中的税法是国家合法“侵犯”和“剥夺”纳税人财产权的法律,财政支出法涉及到政府是否在为纳税人和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重大问题,在宪政制度下,财政收支的这一重大问题必须要由纳税人自己作决定。在我国,要实现法治化的公共财政,应坚持财政法定原则,尊重和保护纳税人权利,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切入点就在于公共财政制度的构建上。

三、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与中国财政法律制度的完善

公共财政的基础是完备的财政法律制度,从主要着眼于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到走上制度创新之路、旨在建立新型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1994年的财税改革;从主要覆盖体制内政府收支和以税制为代表的财政收入一翼,到体制内外政府收支并举、财政收支两翼联动;从以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为主旨的“税费改革”以及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到作为一个整体的财税改革与发展目标的确立;从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到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公共财政体系:可以看出,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事实上存在着一条一以贯之的主线。这条主线就是由“非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不断向“公共性”的财税运行格局及其体制机制靠拢和逼近。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事实上也有着一个一以贯之的基本取向,即构建并实行既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又与财政的本质属性相贯通的公共财政制度体系(高培勇,2008)。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体系为我国财政制度法治化提供了一个变革创新的契机。我国财政制度法治建设应遵循有限财政、有效财政、有序财政、有为财政、有责财政五项原则,树立公共性、公开性、公平性、公益性和法治性五大理念(丛中笑,2006)。公共财政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而市场经济又是法治经济。因此,公共财政收支活动的每个环节都应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法治财政是公共财政体制最基本的原则,即公共财政体制应以完备的财政法律制度体系为基础,以财政行为运作规范、程序正当为要求,以有效的财政法律监督为保障。而我国的财政法治建设在这些方面显得十分脆弱,财政行政权力的“越位”与“缺位”、相关财政法律制度的缺失、法律监督的虚化等,都极大地削弱了财政民主原则、财政法定原则、财政健全原则、财政平等原则等财政法的基本原则的实效,进而严重影响了财政法律乃至整个法律体系的有效运行,甚至成为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法律因素。财政危机潜滋暗长的法律原因最为显见的至少应当包括:《预算法》形同虚设,国债法尚付阙如,税法刚性不足,宪法与宪政的缺失——参见张守文(2005)。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要坚持推进法治财政。

(一)建立完备的财政法律制度,构建法治财政的实体法律规范体系

公共财政要保证其公共性、民主性、非营利性和运行机制规范性,就需要一整套的规则和制度来约束,并贯穿于整个公共财政运行过程以及各个环节。公共财政法律体系是公共财政运行的法律制度框架,它是由多门类、多层次、内容和谐一致、相辅相成的法律构成的有机整体或统一体。公共财政法律制度的框架是由公共财政的收支管理体系所决定的,因而公共财政的法律制度主要是围绕满足公共需要制定相应的财政法律法规。建立我国公共财政法律体系要以宪法为核心,在《财政基本法》统帅下,以《公共预算法》、《公共支出法》、《公共收入法》、《财政管理体制法》、《财政转移支付法》、《税收基本法》、《政府采购法》、《国债法》、《国有资产法》和《财政监督法》为骨干,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其他法律渊源为补充,形成相互协调一致、完整统一的财政法律体系。

国家已经制定颁布了预算法、会计法、审计法和相关实施条例、暂行办法,以及各种税法、会计准则等多层次的法律法规条例。同时,还有一批相关法律正在加紧修订、起草或进行立法研究。特别是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以来,财政执法活动朝着有章可循、规范化、法制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与此相适应,地方的财政立法工作和规章建立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以使其适应全国和地方的多层次财政法律法规体系的逐步建立并完善。同时,应围绕建设公共财政的目标,将公共预算编制执行和调整、公共收入征管、财政资金分配、财政监督、过错责任追究以及财政审批等纳入立法范围,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法规制度体系。规范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事权与财权统一,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基本形成公共财政收支体系。要规范和完善依法财政的权限和程序,杜绝违反程序随意制发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保证财政立法质量。还要建立和完善财政法规修改、废止和清理制度,对本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定期清理,及时进行修改或废止,避免违反上位法、脱离实际以及相互冲突。

(二)健全财政收支的法定程序,构建法治财政运行的程序法律规范体系

要建立合法、科学、规范的财政收支程序,依法规范运作财政决策和预算管理等行为,科学合理配置财政机构职能,职权法定、程序正当、诚实守信、权责统一是建设法治政府和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法治财政的基本要求。作为全面系统的财政计划,预算必须体现社会公众的意向,规范经立法机构的审议、修订、批准通过,被赋予法律效力和至高无上的权威,成为规范政府行为以及收支安排的合法依据。预算生效以后,即具有法律效力。预算以及决算都以政府文件的形式详细地向社会公布,让社会公众来监督和约束政府的行为是否合法,从而保证公共目的的真正实现。为了增强国家预算的法律效力,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修订《预算法》应当规定预算调整的实体标准和法定程序,并严格其他预算变动的形式和审批。具体来说,一是要明确预算调整在预算执行中的特殊性,预算调整绝不应该成为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二是要严格预算调整的审批程序;三是取消县级以下政府追加预算的权力;四是规范预算变更的审批标准和程序(熊伟,2001)。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政府如有不按预算的收支行为,即为非法行为。

为此,对运行过程还必须通过程序法来实现程序化(徐孟洲,2004)。公共收入依据法律规则取得,并对如何取得给予程序化的法律规定;公共支出中的购买性支出(除人员经费外)遵循政府采购法,转移性支出遵循社会保障法及相关法律,公共投资遵循公共投资法,等等。总之,整个过程及各个环节都应有细致的法律规定,不能留下“自由空间”。

(三)完善依法治税理财的组织架构,构建法治财政的组织保障体系

法治国家的组织架构包括立法、执法、行政、监督等机构,我国总的来说是健全的,问题在于相互制衡不够,机构职能衔接不紧。特别是行政执行机构彼此配合不主动、不密切,再加上政府机构仍带有计划经济既高度集中又部门分割的痕迹,不少部门工作环节存在着有法不依或违法不究的现象。这种状况使公共财政的职能不能充分发挥,甚至使公共财政由政府财政变成部门财政而被肢解,造成政府财政不完整,使一部分财政资金的收支脱离法律法规的约束,不能真正用到公共服务领域。这就亟须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组织架构,以形成法治财政的组织保障体系。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这是各级政府履行职能、提高行政能力的重要保障,也是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和基础。要根据受益范围等原则,合理划分各级政府支出责任;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办法。在适当增加中央财政集中度,增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同时,赋予地方适当的财权,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增强地方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和能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调整优化专项转移支付结构,进一步增加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以及粮食主产区、矿产资源开发地区、生态保护任务较重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着力推进贫困地区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要逐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支出主要用于农村。中央强调西部大开发的部署,从财政角度看,其中一个非常重大的支持手段就是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它的功能是把富裕地区的财力、税收收入通过经济手段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然后再有规划、有重点地去支持欠发达地区,有利于实现转移支付的科学性(贾康,2000)。公务员之家

当前应突出抓好如下四个方面的改革:一是科学界定财政部门职能和权限,从根本上解决财政“越位”和“缺位”问题;二是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逐步理顺地方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三是全面推进以部门预算编制、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和收支两条线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财政预算制度改革,实现财政管理制度创新;四是深化财政内部机构改革,按照精简、高效、权力制衡的原则,合理设置内部机构并理顺其间的关系,科学配置职责权限,整合人力资源,提高工作效率。

(四)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构建法治财政的体制保障体系

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这不仅提出了完善公共财政的重点,也明确了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从我国的国情看,公共财政要承担的基本任务是保障政权运转、支持经济建设、调节收入分配、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看,完善公共财政制度要在支持经济发展和保证政权建设的前提下,把重点放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投资领域和结构。公共财政必须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但由于有些政府部门把职能分工变成了职能分割,并形成了部门分割的利益驱动机制,造成部分政府财政资金包括资产和资源由部门甚至领导人个人垄断,使用方向和范围不受预算约束。按照公共财政和法治财政的要求,财政只能是政府财政,财政资金的收付都必须一个口进出,实行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要求进一步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增强公共财政的公共性和完整性。

(五)强化对财政权的监督,构建法治财政的全面监督体系

各级政府及其财政部门要依法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监督,并积极开展各类专门监督,不断完善监督体系。一是自觉接受人大和政协监督。依法向同级人大报送预算编制、执行以及决算的相关资料,认真落实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和要求,依法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和质询。自觉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和接受政协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的议案、建议、提案。二是强化监察、审计、财政等专门监督。完善专门监督体系和运行机制,建立事前审核、事中监控与事后检查相结合,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的监督检查机制,使专门监督工作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三是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不断扩大政务公开的范围和内容,增强政府理财工作的社会透明度,方便社会监督。建立健全受理申诉、控告、检举和办理制度,形成对政府理财的社会监督氛围。四是实施理财过错责任追究,建立健全惩戒机制。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实现理财行为的权责统一。各级政府及其财政部门要结合实施岗位责任制、财政执法责任制,建立理财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过错责任追究范围、追究程序、追究方式等。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财政财务管理工作中,因主观故意或过失而违反财政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都要实施过错责任追究。部门违反规定形成过错行为的,要追究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承办人在工作中独自造成过错行为的,应当追究承办人的责任,主管领导监督不力的,要同时追究主管领导的连带责任。坚持有错必纠、处罚到位、惩教结合,不断强化依法理财的责任意识。

四、结语

公共财政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而是经济、政治和法律的综合载体。目前我国的财政法律法规体系与建设法治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以及实现依法理财、依法治财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存在着许多不足和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亟待进一步健全。这就要求以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为出发点,以建设法治国家为契机,以实现公共财政与法治财政之间的良性互动为路径,唯有如此,我国新一轮财税改革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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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论文范文篇9

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财政问题,本质上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借鉴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可以从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个方面去构建。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主权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主权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主权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主权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转贴于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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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论文范文篇10

财政科研工作是财政工作的“谋事之道、成事之基”。财政理论和政策的科学研究，作为财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解决财政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推进财政改革、发展和创新，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我区财政科研工作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全区财政坚持为中心工作服务和为实际工作服务的“两为”方针，财政科研工作取得了新的可喜成绩，先后出版了调研论文集二册，选题涉及地方债务管理、区域财税体制、总部经济、财源建设、公有资产管理及城建运行体制等，视角新颖、切中实际。具体来说，我区财政科研工作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财政科研工作的管理力度明显增强。近两年，我区财政领导坚持把科研工作作为指导和推动财政业务工作的有效途径，注重培养财政职工的思考意识、创新精神，带头开展课题研究，带领和支持财政干部下到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大大调动了全局人员对科研工作的重视度和主动性，财政科研工作呈现出从少数人写到大多数人投入钻研的可喜局面。同时，我区财政还从制度上加强对科研工作的管理，将科研课题任务编入全局全年计划，明确责任科室、责任人、时间节点，强化监督管理。财政科研干部围绕中心，围绕大局，主动找问题、出主意、想办法，积极发挥财政科研的参谋助手作用。

（二）财政科研工作的实践性明显增强。实践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我们把财政科研与财政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坚持用财政理论研究指导财政工作实践，在财政工作实践中不断完善我们公共财政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政策体系，不断探索促进地方经济持续发展的新举措、新思路、新政策。如地方债务管理、发展楼宇经济、区域财税体制研究等调研文章，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实践性，研究成果参考价值高，为全区工作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财政科研逐渐成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日益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

（三）财政科研工作的理论性不断提高。纵观近两年的科研成果，可以看到，从刚一开始不熟悉论文写作到熟练运用各种理论成果，全区财政论文研究与写作水平有了较大提升，所选科研课题取材广泛，研究方法多样，研究角度开阔。全区财政科研水平有了提升，形成了一批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同于大学里的教授和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还有丰厚的资料资源（图书馆、报刊资料等），由于财政部门业务性强、综合面广，中心工作较多、日常工作繁琐，财政科研工作的时间、精力、可利用资源还不够。财政职工工作能力都比较强，这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开展好财政科研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但总体上理论表述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要想具备理论能力，一方面要加强学习补足“内力“，另一方面还要依靠“外力”，需要在财政科研开展时接受系统的指导，这两个方面都还有待提升。最后，从今年的金融危机我们可以看到，基层财政部门身处财税工作一线，提出了不少具有实践性、针对性的举措、思路，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优势很多，在今后的工作中应该进一步调动基层财政所（财务科）开展财政科研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进一步推进我区财政科研工作的对策

（一）树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意识，选准科研课题。

“为财政实践服务、为财政中心工作服务”是财政科研的基本方针，是财政科研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财政科研必须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落脚于应用，以服务为己任，为财政改革与发展谋划方案、研究对策、破解难题、探索思路，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与智力支持。

什么是财政科研工作的大局？从中长期看，就是要围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要求，重点研究：围绕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支持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措施；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区域财政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围绕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强化预算管理和监督。从当前看，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全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就是我们的工作大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和趋势，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重点难点问题，区委、区政府正在加紧推进实施的“双百双十”“双重”项目，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例如：关于推动经济升级转型的财政政策方面，要研究制约*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制约因素，探索提高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发展壮大现代服务业的有效途径；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政策研究方面，要积极探索财政在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关于区城建体制的政策研究方面，要积极探索强化城建资金统筹的有效途径，进一步理顺区域城建运行体制；关于提升财政精细化管理水平政策研究方面，要更深入地研究加强财政收支管理、推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方法；关于完善财政体制改革政策研究方面，要进一步探索完善国库集中支付、推进政府采购、促进公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的体制机制。

（二）抓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这个基础环节，准确把握区情、财情。

调查研究对财政科研工作尤为重要。事实上，有别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技术等科研活动，从社会经济综合管理部门的角度看，从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和规律看，社会科学如果没有调查就等于没有研究，就根本谈不上科学研究。只有做到对基本区情、财情有深刻的认知，对实际情况有深入的了解，才能敏锐地把握时展趋势，准确掌握财政改革运行的动态，才能及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提出符合实际的政策建议。

我们从事财政科研工作可以通过互联网来拓宽信息渠道，但一定要坚持深入基层，求真务实，调查研究，要坚持“一竿子插到底”，掌握第一手资料，深入加工提炼，形成真知灼见。只有做细、做深、做实调查研究工作，我们的财政科研才能切中矛盾要害，才会形成真正有价值、有份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三）勤于学习、善于思考，进一步提高科研能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好财政科研工作，必须加强学习，提高财政科研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一是要加强财经理论学习，提高学术专业水平。“生有涯，而学无涯，知也无涯”。时代在发展和进步，人的知识也需要不断更新。就财政科研而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财政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丰富和完善，财政理论和学术研究也需要不断更新、不断创新。对我们财政人来说，还有很多陌生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探索，因此一刻也不能放松对现代财经理论的学习，要进一步刻苦钻研财经理论。二是注重相关领域知识的积累和整合，融会贯通。由于财政具有综合性，财政问题都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紧密相连，不从全局观察、分析和研究财政，往往容易导致片面性。所以，在处理许多问题时，就需要我们扩大视野，避免就财政论财政的狭隘倾向，要进行“换位思考”，不断寻找分析和观察问题的新角度、新视野。要注重专业整合，要把相关知识形成网络，互为支撑，通过各种知识的融会贯通实现见解、认识、认知的提升和裂变，通过多个知识点的有机整合，作出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实际的理性判断。三是要提高驾驭文字的能力。财政科研的研究成果最终都必须通过文字、文章表达出来。作为财政科研，其成果的评价固然不在于是否词藻华丽，也不在于篇幅长短，关键在于科研成果是否具有可操作性，能否用于实践，这是检验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准。但是，真知灼见若没有好的表达，就有可能被埋没。财政科研文章说明情况须简洁明了，分析问题必须一针见血，提出建议必须直奔主题。要在主题上能围绕大局，在方法上能深入调研，在建议上能切实可行，在文章形式上能通俗易懂，才有可能得到决策层的关注、认可，最能够被采纳转化为财政政策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