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理论范文10篇

时间:2023-11-21 17:50:32

财政政策理论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篇1

1998年11月20日财政部科研所、中国财经报社、经济科学出版社在京联合举办了“改革和发展中的财政理论与政策”研讨会。来自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等中央部委,以及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研究机构、院校的专家、学者、官员及在京的20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主要围绕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及影响、今后财政政策的取向、国债的运用、税制的改革及财政职能的定位及与货币政策的配合等一系列实践与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与会人员提交了30篇论文,限于篇幅这里只就部分会议发言中的主要观点简介如下。

(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我国需求结构的变化,原有的供给制约转变为市场需求制约,为解决需求不足,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并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会专家认为:与货币政策相比,以扩大支出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政策时滞短、作用效果明显,是当前可供选择的反经济周期重大措施。财政部综合司丛安妮副司长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做了介绍:(1)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中央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增加180亿元支出,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及抗洪救灾等。(3)发行2700亿特种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银行资本金。(4)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强对出口退税的管理,努力保持外贸出口的增长。(5)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调整进口设备的税率,免征关税或进口环节的增值税。(6)简并收费项目,减轻企业负担。

与会专家认为: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除了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和消费、刺激国内需求外,还能通过补充和增加建设项目资本金,为银行扩大贷款创造条件。初步测算,1000亿国债资金的使用大致可使银行增加配套贷款1000亿元,如将投资乘数效应计算在内,预计1998、1999两年可以拉动经济增长2.5—3个百分点。

财政部基建司丁先觉司长还具体介绍了当前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情况和效果。他指出:从1000亿元国债专项资金涉及的投资项目看,安排的2100多个项目的概算总投资超过16000亿元,地方财政除承诺归还转贷资金外,还配套投资500多亿元。从1998年的总体情况看,财政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资金,对加大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幅度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对于进一步改善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状况,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基础条件十分有利。

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使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很快摆脱了1998年初的低迷状况,从下半年开始迅速回升。1—9月,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5.6%;第三产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2.5%.从地区分布看,呈现东部地区主导,西部地区增长突出的特点。

丁先觉司长还对1999年的财政投资政策做了分析:1999年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仍将保持相当的贡献率,要求财政继续实行适度积极的财政投资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远未消除,前景尚难预料。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预计不高,势必要继续实行保持国内需求的政策,投资是内需的重要方面,必然要保持一定的增幅。第二,1998年的投资增长对财政投资政策的依存度较大,惯性较强,难以急剧收缩。第三,国内经济环境仍将对财政投资政策有一定依赖。具体财政政策可以考虑几点:一是适当增加预算内基建投资支出,主要用于大江、大河、大湖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国家开发银行等准财政实体的贷款规模保持在1998年的水平左右;三是继续在税收和财务政策上鼓励企业投资。

(二)关于中长期财政政策的取向。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靠发债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是短期的,否则国家财政经济无法承受,而且孕育着巨大的风险。丛安妮认为,尽管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较低,均未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有发债的余地,但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均较低,持续采取大规模发债的办法刺激经济易引发财政危机。此外,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呆坏账,国有企业及其他公共部门存在隐性赤字,需要在改革中逐步消化,以防范金融风险。最后,从国际经验看,如果将短期刺激政策长期化,容易导致不良的机制性结果,即经济增长对财政刺激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所以,从中长期看,我们还是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当前采取的积极政策与适度从紧的中长期政策并不矛盾。在目前,我们应注意把握财政政策实施的力度,保持短期调节措施与长期政策目标的协调。

(三)关于国债的使用效益。

千亿国债效益如何?代表们对此表示了担忧。因为这次启用财政政策进行积极的反周期宏观调控,各级财政对这个转变准备不足。一是项目储备不足,有些项目未进行充分的可行性研究。二是认识不足。没有充分认识这些资金使用的宏观调控目的,仍然停留在过去有钱就要、有项目就上的水平上。一些地方或者上报项目不符合中央规定,或者任意挪用,改变用途,或者在划拨资金的时候拖拖拉拉。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到1000亿元国债拉动经济的效果。

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李晓西副司长认为,发债的原则应该是“透支未来,造福后代”,用在基础设施上是很正确的。对于怎样发挥发行国债这一财政政策的效率,他认为:一是要调动社会资本。光靠财政拨钱是有限的。这里需要有政策,政策搞得好,社会资本就可以调动起来。二是基础设施投资要有具体定位,要投见效快的项目。此外,发债、用债、还债要联动起来。还能发多少债,和用得怎么样是有关系的,用得好,多发点问题也不会太大。同时还要协调好部门之间的关系,要有制约机制,应该是“发债有度,还债有序”。代表们认为,启动经济关键还是要启动消费和社会资金的投入,上边热下边也要热。李晓西认为,今后财政可采用间接的方式,运用贴息、减税等政策杠杆来启动消费和民间投资。还要注意财政杠杆与金融杠杆的协调配合,短期国债就是二者运用的交汇点,即可以运用财政手段筹集资金用于建设,也可以运用金融的公开市场操作,因为它的作用远大于利率的调节作用,而这也是财政与银行结合的操作。

(四)关于税制改革。

从中长期看,财政要想更好地发挥作用,还必须通过改革来完善和壮大自身,而突破口就在于改革和完善税制。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刘佐副所长认为下一步税改的突破口应是“费改税”,即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政府收入制度入手。首先,合理调整税负。应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和财政分配格局,扩大税基,加强管理,今后将现在税收占GDP11%左右的水平提高到20%以上。其次,优化税制结构。主要包括合并重复设置和性质相近、征收有交叉的税种。开征社会保障税、不动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税种。取消、合并某些特定目的税;逐步扩大直接税所占的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适当下放地方税立法权,提高地方税所占的比重。

刘佐指出:目前我国需要完善的税种主要是:1.增值税。今后应扩大征税范围,逐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适时适当调整税率,减少过多的税收优惠。2.消费税:适当扩大征税范围,提高奢侈品和高消费项的税率。创造条件将生产环节征税改为消费环节征税。3.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应尽快完成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合理确定税基;以税率分享方式划分中央收入和地方收入。个人所得税要逐步推行综合征税制,合理确定税基,实行适度的超额累进税率。此外,要结合资源产品价格调整,逐步扩大资源税征税范围,调整税率。逐步降低关税税率总水平,合理调整税制结构,取消不适当的税收优惠,严厉打击走私。另外,还应强化征收管理,造就依法治税的社会环境,努力降低税收成本。

中国财经报社白伊宏副总编辑认为,我国的税收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所占比重日益降低。而流转税对于经济总量和经济周期变化来讲,是置身于事外,进而是中性态度的。所得税可以随经济周期变化而逆向变动,因此具有很强的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他认为,应分阶段、有步骤地逐步降低流转税税率,提高所得税税率,加大所得税占整个税收的比重。建立所得税为主的体制,有利于财政的反经济周期运作。

(五)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职能的定位及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与会专家还认为,应深入研究世界经济与我国经济的运行规律、相互影响及作用力,正确判断经济运行周期,以便为我们制订财政、金融政策,灵活调控经济打好基础。而此次启用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也引出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即财政作为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的作用应该如何认识,进而应该如何丰富财政政策和财政理论。

财政部财政科研所何盛明所长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成熟市场国家比,我国政府承担着领导国家工业现代化、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及完成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重位。由此我国财政除了承担西方财政所要求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三个基本职能外,财政必须支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财政必须支持改革和为转轨服务,财政必须在防范风险中起主导作用,财政在扩大内需、治理通货紧缩中势必要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篇2

内容摘要: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在二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直都处于主流经济学的重要位置,该理论主张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刺激消费、扩大出口等方式来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理论在实践上有其局限性,只有把凯恩斯需求理论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使积极财政政策达到理想的效果。

凯恩斯需求理论产生的背景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是20世纪最具有破坏性的经济事件。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美国工业产值下降30%,股票价值缩水88%,近50%的银行倒闭,失业率高达25%,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根据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调节机制,“供给创造出自己的需求”,经济长期背离均衡是不可能的。正如凯恩斯所说:“结果是理论与事实不符,应用起来越来越糟糕。”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大萧条的原因,计划的、非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欧美大学校园风靡一时,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以拯救资本主义守护神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他的革命性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在他的书中宣称,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它没有向充分就业发展的自然趋势。凯恩斯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就业倾向于均衡只是少数的偶然现象,而小于充分就业的非均衡经常存在,解决萧条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国家干预,增加有效需求来解决就业问题。他认为不是“供给创造出自己的需求”,而是“需求创造出了自己的供给”,凯恩斯认为引起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主张通过扩大政府公共支出来摆脱经济衰退。凯恩斯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控制任性的资本主义的方向盘,使资本主义这辆高速运行的车不要偏离繁荣的轨道。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在经济思想史上有重大的意义,他的理论是对古典经济学的背叛与偏离,是对亚当•斯密“天赋自由”的市场理论具有威胁力的攻击。凯恩斯不同于马克思,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失业是由其固有的矛盾所决定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决定的,而凯恩斯想努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拯救者。凯恩斯反对经济国有化,反对实行价格-工资管制,他主张在微观层面实行自由竞争,在宏观层面进行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

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局限性

凯恩斯的需求理论是建立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定律基础之上。边际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占收入的比例,消费者的收入增加,会引起消费者的消费也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跟收入成比例增加,而是消费增量小于收入增量,凯恩斯认为这是由人天生就有爱好储蓄的偏好心理所决定的。根据这一规律,收入越多,社会越富裕,收入与消费的差值就越大,储蓄得越多,由此可以推论:随着社会产出增加,在消费边际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必然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消费与生产脱节,从而形成生产萎缩和失业现象;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是由社会习惯等因素决定的,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为了弥补消费不足,增加投资就是重要的手段了,但凯恩斯认为由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也将引起私人投资不足。

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很快成为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他的理论在二战后一直到70年代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陷入“滞胀”,凯恩斯的需求理论走下“神坛”,逐渐被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所取代。凯恩斯的理论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也有巨大的缺陷,其具体表现在:

首先,凯恩斯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根本矛盾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大萧条和失业,而是从维护资本主义体制的角度出发,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缺陷,因此他的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在政策的制定方面表现出“失灵”的状况。

其次,凯恩斯没有看到储蓄的作用。凯恩斯认为储蓄的增加会减少消费,但是凯恩斯没有注意到当前的储蓄就是未来的消费,今天储蓄增加也就是未来消费的增加,当前消费的增加,而未来的消费就会减少。凯恩斯的模型中的消费只指当前的消费,而没有未来消费的含义。如果按照凯恩斯的意思,当前增加消费会引起经济的繁荣和就业的增加,而当前储蓄的减少引起未来消费的减少,那么当前经济的繁荣岂不是以未来的萧条为代价的吗?凯恩斯鼓吹“节约的悖论”,没看到节约的积极意义,当前储蓄的增加除了增加未来的消费外,还引起当前固定资本投资的增加,增加未来可消费的品种和数量。节约的美德这正是古典模型的基本前提之一,凯恩斯没有看到储蓄的积极意义,在他的模型中,储蓄除了是引致萧条的原因外,没有其他任何效果。

最后,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在政策上的失灵。凯恩斯强调政府扩大公共支出,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局面共存的“滞涨”现象。政府的支出挤出了私人投资,而相对市场敏感的私人企业来说,政府的投资是缺乏效率的。政府的支出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双赤字”的重要原因。凯恩斯片面强调需求方面的因素,而忽视供给方面因素,最终失去作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理论基础的地位。

凯恩斯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效果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末期,也曾经用凯恩斯的理论作为中国财政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但效果不太显著。1997年中国市场需求不足,央行连续几次降息后,并没有刺激投资的增长。于是很多经济学家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找解决办法,正如书中说:在萧条时期,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加有效,因为你只能“用绳子拉动,却不能用绳子推动”。于是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共财政政策,采取所谓的积极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虽然政府的支出为稳定经济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政府支出的增加并没有带动民间投资,中国从经济紧缩走向经济局部过热,物价上涨压力加大。

在西方可行的凯恩斯需求理论,为什么在我国效果不明显呢?这固然与凯恩斯理论本身的缺陷有关,但更主要在于凯恩斯理论在制定政策上的大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别。凯恩斯理论在中国的失效,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中国与欧美不一样,欧美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健全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自由市场体系,而凯恩斯理论也是在西方成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但中国的市场体系很不完善,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不健全。

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政府大规模的基建设施的建设,会迅速带动相应的私人资本跟进。虽然在硬环境方面由政府主导,但政府在完成引导过程后迅速退出,后续工作由私人企业完成。政府在繁荣经济的过程中仅仅起了领头羊的作用。但在我国政府支出增加的同时,虽然由于基础施舍等投资环境得以改善,但并没有带动民间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政府支出的增加,提高了稀缺的货币资本利率,“挤出”了私人投资,而资本市场不发达,银行融资难度重重,地下钱庄成本高昂使得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较高;二是,国内民营企业税负较重,不能与国有企业享有同等的待遇。政府给予民营企业非国民待遇导致民营企业的预期利润不乐观,企业不愿意投资。

在发达国家,80%-90%的就业者在私营企业中就业,私人企业是吸引就业的主要载体,而我国这一比例大约在40%左右。因此中国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除了本身的低效率外,在一定程度上还抑制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引发了就业难题,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不利于改变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政府支出的增加,主要是流向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如大修高速公路,大搞面子工程等。中国的财政政策是典型的建设财政,而西方政府在运用凯恩斯理论时,除了加大公共建设投资外,财政支出的很大一部分还用于转移支付,提高民众的消费水平。我国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小,难以启动消费。即使小部分的转移支付,老百姓也不会拿出来消费,而是储蓄起来以备急需。

第三,西方政府的公共支出虽然没有私人投资有效率,但他们体制完善,监管得力,政治体制也比较完善,在实施公共财政政策前,论证充分,注意公共投资的效益,从而使公共投资相对有效率和前瞻性。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低下,存在大规模的重复建设等现象,主要是地方政府主导,以眼前利益为重,政府支出的扩大带来的却是低水平、低效率的投资,从而使财政政策的效果不佳。

最后,西方政府在应用凯恩斯理论时,总是各种政策措施配套使用,而中国要么是单独的财政政策,要么是单独的货币政策,或者二者的配合不协调。中国在大规模的增发国债的同时,货币供给也增加了很多。比如,到2002年低,我国在国债6000亿的情况下,货币供给也大幅度增加,这使得中国经济摆脱了1998年来的通货紧缩后,又迎来了通货膨胀。这都是政府在使用政策方面,没有协调使用各种政策的结果。这说明政府在宏观调控时,手段还不够成熟。

结论

诞生于资本主义危难之际的凯恩斯理论拯救了资本主义制度,在二战后也为西方经济的长达近30年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使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从自由放任的制度过度到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产生于成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凯恩斯理论,在应用于中国经济时,一定要注意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不一样,一定要将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否则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只会适得其反。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2007

2.马克.斯考森,马文春译.现代经济学的历程[M].长春出版社,2006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篇3

●在经济总量基本平衡时期,由于物价相对稳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应当实行中性财政政策,凸显稳健特征,注重解决结构优化问题,减弱政府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党中央、国务院决定2005年实行稳健财政政策,这是顺时应势、及时果断、高瞻远瞩的重大决策。

●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的转变,财政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职能作用将发挥得更为积极。

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当前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客观需要作出的重要决策,也是在宏观调控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必将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正确运用财政政策是实现科学调控的基本要求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主要依靠两大工具或“两只手”来调节:一是市场机制,即所谓“无形的手”;二是政府宏观调控,亦称“有形的手”。政府宏观调控应该在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并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营造良好环境。当前,正确运用财政政策,不仅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必然选择,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更是不断健全财政职能的重要内容。

特定的财政政策与具体的宏观经济状态紧密相联。一般来说,宏观经济运行存在三种基本状态:第一种是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出现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等问题;第二种是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需求过度膨胀,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等问题;第三种是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但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应的主要是结构性问题。面对这三种不同的宏观经济状态,应分别实行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财政政策。否则,财政政策取向与宏观经济运行就会发生错位,形成逆向调节,加剧经济波动,甚至导致经济大起大落。

在经济衰退时期,国民收入低于充分就业均衡水平,表现出总需求不足,政府应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采取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少政府税收等手段,扩大总需求;在经济过热时期,国民收入高于充分就业均衡水平,表现出总需求膨胀,政府应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主要采取减少财政支出和增加政府税收等手段,控制总需求;在经济总量基本平衡时期,由于物价相对稳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则应实行中性财政政策,凸显稳健特征,注重解决结构优化问题,减弱政府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根据经典理论,中性财政政策或财政中性、中性预算都是指财政政策对总需求既不扩张也不收缩的情形,是介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需要指出的是,中性财政政策并不简单以收支完全平衡作为衡量标准。国际上往往将财政收支中剔除经济周期影响后的部分保持平衡定义为中性财政政策,或者认为保持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非利息支出占潜在GDP比重不变是中性财政政策。这说明,财政收支总量平衡和增量平衡都可能是中性的,财政收支完全平衡并不是“中性”的充分必要条件,对总需求的现实影响既不扩张也不紧缩才是衡量财政“中性”的关键。譬如,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与欧元区国家磋商时,就认为欧元区大部分国家1999年执行了中性财政政策,而当时很多国家仍有绝对数不小的财政赤字。另据有关文献分析,泰国1992—1997年、韩国1994—1997年也实行了中性财政政策,但这些国家消除赤字同样走了一个渐进的过程。经验表明:实行中性财政政策要以经济增长相对平稳、物价总体稳定为背景;以合理把握财政调控力度、对总需求既不刺激也不抑制为核心;以强调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趋于削减或逐步消除财政赤字为实质。

财政政策及时转向是政府宏观调控水平的重要体现

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财政政策及时转向,是贯彻科学调控观和加强财政宏观调控的重要表现。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两次宏观调控重要实践看,1993—1997年,为抑制通货膨胀,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1998—2004年,为刺激有效需求和治理通货紧缩趋势,实施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这两次财政政策的适时适度调整均取得了预期效果。2005年,根据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和宏观调控的新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又适时决定实行稳健财政政策,这主要是由于与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的情况相比,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财政政策运行又到了一个转折点。

经济自主增长机制初步形成。一是市场机制作用明显增强。目前我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力量。二是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近年来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年均上升1.4个百分点,2003年城镇化率达40.5%,表明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对需求的拉动作用直接而明显。三是消费结构加速升级。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达1090美元,消费结构正处于由“吃穿用”加快向“住行游”为主转变的时期,并带来重化工业化趋势,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变量。四是开放型经济进一步发展。2004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70%左右,可望跃升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同时,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入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开始较快增加,说明开放因素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一是经济增长接近潜在水平。2003年GDP增长9.3%,2004年增长9.5%,部分行业瓶颈约束或资源约束的出现,表明GDP增幅已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二是物价趋于上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2%和—0.1%,2004年则分别上涨3.9%和2.8%。三是失业率升势趋缓。2003年全国城镇就业增加8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四是国际收支保持盈余。2003年实现外贸顺差255亿美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4033亿美元;2004年贸易顺差32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增加到6099亿美元。

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凸现。一是“五个统筹”成为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财政政策作为政府配置资源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要在优化结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将是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更加尖锐。目前我国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特别是2003年我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7.4%,原煤为31%,铁矿石为30%,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说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紧迫任务。三是体制改革滞后已成为影响科学发展观落实的根本性掣肘因素。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仍过多地介入竞争性领域的资源配置;要素市场价格机制不完善,使投资的私人成本严重低估,成为经济增长粗放的重要因素;企业改革相对滞后,预算约束软化,经营行为存在扭曲。因此,支持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将是财政政策优先考虑的重点。

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决定2005年实行稳健财政政策。这是顺时应势、及时果断、高瞻远瞩的重大决策。回顾10多年来财政政策由紧缩到扩张再到中性,实现了“一个轮回”和“三次转向”的历程,我们有以下体会:第一,财政政策是中央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和经济手段,对熨平经济周期有着重要作用,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应该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第二,财政政策必须随着作用环境与对象的变化而适时适度进行调整,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及时相机抉择,这是财政宏观调控的灵魂和关键。第三,在积累治理通货膨胀和应对通货紧缩经验的基础上,当前又实行中性取向的稳健财政政策,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宏观调控的艺术更加成熟,宏观调控的经验更加丰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更加高超。

稳健财政政策是趋于中性与支持发展的辩证统一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篇4

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欧洲经货联盟协调

欧洲经货联盟的建立,使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范畴、内容体系和工具方法,在借鉴了其他学科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最近20多年,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注意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尤其是在酝酿欧洲经货联盟过程中。欧洲经货联盟的政策协调逐渐成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焦点。下面对经货联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理论进行简要回顾。

一、经货联盟建立前关于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

1.关于财政纪律(fiscaldiscipline)。对财政纪律研究起源于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Wallace,1981),他们强调政府财政赤字的程度是预先确定的,并具有非持续性,货币政策和价格水平不是外生的。然而,他们都没有明确制定财政政策的目标,尤其是没有包括宏观稳定的目标。不过萨金特和华莱士所分析的方案在强调财政纪律是货币稳定的先决条件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经货联盟设计者将这一思想加以吸收,并写入《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简称《马约》)中的关于经货联盟第三阶段标准的有关条款。

2.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TabeHini(1986)是最早运用微分博弈模型来分析单一国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他证明,与非合作博弈结果相比,政策协调加快了经济向稳定状态演进并趋同的速度,从而使经济向预定的目标更加靠近。

3.关于货币政策协调。Tumovski和d‘Orey(1986)分析了跨国间货币政策协调问题。他们的模型以两个相同的开放的经济为特征,并受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冲击。中央银行在产出和通货膨胀方面具有同一的线性二次参数选择。在静态框架下,他们比较了纳什均衡、斯坦克尔伯格均衡和合作均衡,他们发现,合作收益可能很小。这个结论后来被Turnovsky,Basar和d’Orey(1988)所校正,他们分析了同一模型的动态情况,证明合作收益可能变得正相关。

二、经货联盟框架确立后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研究的新发展

随着经货联盟框架的确立,《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的通过及1999年欧元的问世和经货联盟的正式成立,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也进入了空前发展阶段。大量文献直接以欧洲经货联盟为研究对象,通常是在一个集中的货币当局(centralizedmonetaryauthority)和多个分散的财政当局(decentralizedfiscalauthorities),即几个主权国家共同拥有同一货币政策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的。经货联盟后货币和财政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总结如下:

1.关于动态不一致性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是共同货币当局及分散的财政当局的信誉问题。Mourmouras和Su(1995)建立了成员国债务不确定前提下的共同货币当局和成员国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如果共同货币当局能够保证其独立性和信守物价稳定的承诺,那么就会有助于货币政策主导体制的形成,从而严肃财政纪律,防止无约束的财政政策对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Beetsma和Bovenberg(1995),Beetsma和Uhlig(1997)对税收发生扭曲情况进行研究时发现,如果央行缺乏信守承诺的能力,政府就会进行赤字融资,最终将迫使央行放弃物价稳定的目标,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而一个独立的信守承诺的中央银行,则能够起到对财政纪律约束的作用。Beetsma和Uhlig(1999)认为财政政策会诱导实际产出和自然产出的缺口,从而诱导中央银行(希望将产出稳定在自然水平)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动态不一致)。Banerjee(2001)分析了中央银行采取动态不一致的行为时欧洲经货联盟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协调。Dixit和Iatmbertini(2001)分析了财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他们考察了中央银行和政府在产出和通胀目标相矛盾时,有和没有货币承诺时的均衡,包括纳什均衡和先行者均衡。他们的结论是:中央银行和财政当局之间非合作的相互作用导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竞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增加产出为目的,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以降低通胀为目的。对财政政策的制度限制,如《稳定与增长公约》,在改变财政反应函数和影响产出——通胀结果方面可能是有效的。Dixit和Lambertini(2003)假设中央银行产出和通胀目标都低于财政当局的目标值,建立了两政策之间竞争模型。在这种博弈下,中央银行受规则约束,而财政当局有权视情况决定其财政政策,财政当局很可能会破坏中央银行的承诺。博弈结束时,货币政策过于紧缩,财政政策又不够扩张。他们的结论是:如果货币和财政当局保持政策动态一致时,他们应当具有相同的产出和价格目标,这些目标与社会最优目标相一致。当存在动态不一致时,通货膨胀目标应当降低,但是至关重要的是,两当局的产出和通胀目标应当一致(目标偏好的权重可以不同)。

2.关于分散的财政当局问题(decentralizedfiscalauthorities)。这类分析对不同当局的目标函数进行了假设。Bane-jee(2001)分析了两国具有各自的财政政策,并拥有共同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他分别假设了政策制定者自由选择政策工具和选择政策工具时受到约束的两种情况,然后对不同假设条件下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结果进行了比较。Beetsma,XavierDebrun和FrankKlaassen(2001)也对此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相似的结论。TorbenAndersen(2002)发现,在出现对称冲击和政策参与者增加的时候,非合作的财政政策的成本很大。相反,在特殊冲击和政策参与者减少的情况下成本很小。Uhlig(2002)假设,中央银行致力于将产出偏离自然水平和通胀偏离其目标水平最小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财政当局只关心产出,会导致无效率,对产出稳定会造成压力,产生通货膨胀的倾向,从而诱导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在他的模型中,中央银行没有对利率水平附加任何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当局间的协调将是有利的,有助于保持利率下降。

3.财政约束(fiscalrestraint)和协调问题(杨照东,王劲松,2004)。由于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制度外溢性,因此需要财政约束。Bliss和Nalebuff(1984),Alesina和Drazen(1991)提出,在货币联盟中如果其他国家主动控制债务和赤字,提供财政纪律公共产品的话,则每个国家都会存在一种放松自身预算的动机,从共同预算稳定中“搭便车”,最终导致共同财政纪律松弛,危及共同货币的信誉和货币联盟的稳定;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则可以作为一种成员国财政协调的外在约束机制,减少各国财政的溢出(Allsopp和Vinesl996)。

Giovannini(1994)也指出,对财政预算硬约束的规定,可以阻止成员国将内部财政困难输出,危及整个联盟的利益,在缺乏“共同联邦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关于财政约束的条约规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当然也存在着与上述相冲突的观点,如Dombusch(1997)认为,财政约束虽然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在实际中,如果共同货币当局信守承诺的话,这样的约束反而会束缚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功能的发挥。

财政协调源自成员国财政政策的相互溢出。Laursell和Metzler(1950)在一个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分析认为,一国财政支出的扩张,将增加本国产出水平,但通过对世界利率的溢出效应,将使其他国家的产出下降,其国内开支增加,最终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Masson和Talor(1993)发现了财政协调的重要性。欧洲汇率机制(ERM)体制下,德国财政扩张在增加产出时,倾向于降低其他成员国的国内产出,形成外部溢出的负效应。也有一些学者反对财政政策协调,如Eichengreen(1996)认为,在经货联盟中财政政策的跨界溢出的负效应并不显著,从而使超过《马约》规定之外的财政政策协调的经济收益十分微小。Beetsma和Bovenberg(1998),Uhlig(1999)进一步指出,如果在成员国层次上有足够的空间让市场机制和财政“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话,财政政策的跨区溢出效应也许很有限,因而不必进行财政政策协调。

4.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Sibert(1992),Levine和Brocine(1994),Beetsma和Bovenberg(1998)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一个由分散的财政政策和共同的货币当局组成的货币联盟中,如果货币当局对于货币政策控制不严格,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倾向和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当存在财政合作或财政先行时,则可以严格财政和货币政策纪律,避免上述情况发生。

MacroButi,WernerRoeger和IanintVeld(2001)分析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假定财政当局确实关心通货膨胀,当经济受到供给冲击时,合作是值得的。BasvanAarle,JacobEngwerda和JosephPlasmans(2001)分析了两个国家具有各自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他们采用不同损失函数的静态设计,包括两国间溢出竞争。他们运用数字模拟分析了两个财政当局和一个货币当局的非合作、完全合作、两个财政当局联合、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合作的情况。他们发现,在两国受到对称和非对称冲击时,合作对于财政当局是有效率的,两个财政当局采取共同的政策倾向,会产生帕累托改进。LucaLambertini和RicccardoRovelli(2004)考察了在宏观经济稳定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分析表明,如果财政政策考虑到产出和通胀福利函数(通胀福利函数与中央银行定义的相一致),那么,两个当局都会从合作中获利。Kooper和Kempf(2000)在两国模型中分析了组建和不组建货币联盟两种情况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行为。当财政政策制定者和货币政策制定者的政策目标一致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便会相互作用。在他们的模型中,两国有共同的财政限制,两国政府尽量以较高的共同价格的形式将成本传给另一方。他们的结论是:当货币当局作为先行者,货币联盟会得到帕累托效率改进的结果;而如果财政当局是先行者或财政当局的赤字融通受到限制,货币联盟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取得福利改进的结果。

主要参考文献:Andersen,T.,2002.“FiscalStabilizationPolicyinaMonetaryUnionwithInflationTargeting.”ECPRDiscussionPaperNo.3232.

Barro,R.andGordonD.B.,1983.“Rules,DiscretionandReputationinaModelofMonetaryPolicy.”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2(1):101——21.

Banerjee,G.,2001.“RulesandDiscretionwithCommonCentralBankandSeparateFiscalAuthorities.”JournalofEconomicsandBusiness.53:45——68.

Beetsma,R.andH.Uhlig,1999.“AnAnalysisoftheStabilityandGrowthPact.”TheEconomicJournal.109:546——571.

Dixit,A.andL.Lambertini,2001.“Monetray-FiscalPolicyInteractionsandCommitmentversusDiscretioninaMonetaryUnion.”EuropeanEconomicReview.45:977-87.

TabelliniG.,1986.“Money,DebtandDeficitsinaDynamicGame.”JournalofEconomicDynamicsandControl.December.

Tumovsky,S.J.andV.d‘Orey,1986.“MonetaryPoliciesinInterdependentEconomieswithStochasticDisturbances:aStrategicApproach.”EconomicJournal.96:696——721.

Sargent,T.J.andWallace,N.,1981.“SomeUnpleasantMonetaristArithmetic.”FRBofMinneapolisQuarterlyReview.5(3):1-17.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篇5

1.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性质、地位

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内容。概括地说:控制财政赤字、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收节支。这四项内容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稳健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根本不同点是:稳健的财政政策不仅包括财政收支供给与需求总量的调控平衡,而且还包括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结构的调整与均衡发展。

我国实行稳健财政政策的性质。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不是扩张的,也不是紧缩的,而是在财政预算收支上有压有保,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

有保有限,有严有宽;在项目建设上有上有下,有长线有短线,压与保、严与宽、下与上相结合,适度在其中;始终保持预算收支基本平衡、结构均衡。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平衡的、匀称的财政政策,它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可以称之为“中性”财政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国家根本性的、长期性的、基本的,而不是保守的或停滞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规模与效益、速度与质量相统一,是高水平、高质量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同“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相适应,具体解决的是发展什么和怎样发展这个全局性的财政政策问题。

2.稳健的财政政策需要严密的、持久的法制保障

稳健的财政政策既为财政法制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又为提升财政法制建设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所谓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内在结构的严密性、发展的协调性以及操作的可靠性所决定的。所谓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是由这种基本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所决定的。财政法制建设不是朝令夕改的暂时规定,而是具有经常性、持久性的财政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的长期性、根本性相一致、相符合的。

按照稳健的财政政策的要求,必须加快财政法律的制定、修订步伐。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系列或系统的财政机制,它注重的是综合效益,因此要求相应的财政立法必须完善,财政法制环境必须优良。

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和作用方面,远不如稳健的财政政策更为重要。转贴于公务员之家()

而公共财政体制不仅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必然选择,也与稳健的财政政策一拍即合。公共财政既能完整地体现党和国家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又能全面体现政府的职能,还能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运作,因而更有利于依法治税、民主理财;更有利于调节国家与社会分配,构建和谐社会;更有利于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环节获得良性循环发展。

3.按照需要与可能,着重做好三个层面的财税立法执法工作

全国性的财税法律的修订和制定。①修改合并两个企业所得税法迫在眉睫。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与《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合并修改,必须加紧进行,这是WTO要求必须实行国民待遇所在;②制定《反洗钱法》必须安排。进行反洗钱斗争不仅是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遏制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也是维护金融机构、财政机构的诚信和金融财政稳定的需要,是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以及维护我国在国际社会的伟大形象的需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反洗钱体系,使我国反洗钱工作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就必须制定《反洗钱法》;③中央和地方相结合,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完备法律程序,为统一城乡税制作好调查研究和立法准备。从2006年起在全国内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业税并不等于农民无税赋,取消后的农业税改为对农业、农民征收商品的流转税和所得税,也就是使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缴纳个人所得税和商品流转税。

全国性的财税行政法规的制定与修订。①进一步改革流转税并实现增、消、营税收条例的正规化。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是1994年我国实施新税制改革后,现行流转税类的三大主体税种。从今年起,增值税要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即对购进机器设备进行抵扣)。消费税要扩大征税范围,调节税目和税率。营业税要稳定和完善;②深化改革出口退税机制,必须制定统一的出口退税条例。国务院于2003年10月13日了《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充分肯定出口退税政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情况下,指出出口退税存在的问题是出口退税资金无法及时得到保证,导致欠税问题十分严重。据估计,全国拖欠企业退税额达2500亿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拖欠企业出口退税款的原则和具体措施,按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对历史上欠退税款由中央财政负责偿还,确保改革后不再发生新欠,同时建立中央、地方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推动外贸体制深化改革,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效益;③改革房地产税、制定《物业税条例》。用物业税代替房地产税制的改革,虽然属于地方税收体制的改革,但必须由国务院统一制定物业税行政法规。按照我国现行税法和政府规定,直接涉及房地产业的税费达)种以上。如内资企业及个人的房产税和外资企业及个人的城市房地产税(或房租费)、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农村耕地占用税;涉及对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转让,房屋的买卖、赠与、典当、交换时订立契约的契税、涉及房屋产权转移、土地使用权转移的印花税、营业税中的销售不动产税、个人所得税中的房屋租赁收入税等。还有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也涉及房地产税内容。房地产税还涉及尚未但可能要开征的遗产税与赠与税,以及社会保障税等均涉及房地产的问题,目前的土地出让金费用也不低。如果把房地产税视为财产税,还包括资源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车辆购置税等。总之,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或财产税存在税费不分,内外资税负不公平、不统一,税种繁多,重复征税情况普遍,负担重,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要求等弊病。因此,必须进行改革,建立统一的物业税,并应以此为契机,系统建立我国房地产业或财产业税收体系和征管体系,加强研究,适当提高房地产业在我国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篇6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经济发展

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什么是扩张型财政政策,自去年朱镕基总理提出我国要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起,在经济理论界引起了争论,时至今日,仍未有统一的看法。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利用各种财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政策趋向。所谓的“积极的”,是指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经济萎缩时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在经济过热时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态度是“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和紧缩型财政政策均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一点是必须首先加以说明的。

严格地说,从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渊源来看,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的历史应当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但现代财税经济理论中,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一般被认为是来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参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正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极力主张,才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财政理论宝库的宝物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对凯恩斯的理论有所发展,但其宗旨大致仍然不能摆脱凯恩斯理论的窠臼。

按照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财政政策通过调节总需求,发挥其调节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财政学说为基础,按照既定的财政目标——赤字或盈余,通过税收、财政支出、公债等财政范畴和财政活动方面的相关手段表现出来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19世纪常见的中性财政政策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随着国家干预主义占据主要地位而退居次要地位,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政府刺激和抑制经济发展常用的财政经济手段。

从特征和产生的前提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产生,是因为国家采用干预主义政策,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取代市场竞争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所以,国家或政府干预经济和个人收入水平,既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前提,又是区别于“夜警”国家或政府的主要特征。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利用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现代西方国家产生并被广泛利用,但由其特征和产生前提决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利用要早得多,也普遍的多。我国建国后,就一直运用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即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调控,且在各个经济时期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保证了国家不同时期政治、经济任务的完成。但是,由于我们坚持的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思想,喊出的财政思想口号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好象没有采用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必然反对“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二者不存在二律悖反问题。只不过是我国以往实行的实质上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得有些宽泛,没有西方国家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经济目的明确,而且由于在一定时期内反对赤字财政,所以,一谈积极的财政政策,往往就是指西方国家刺激或制约经济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其实东西方国家都在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

从现代西方常用的积极财政手段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两种类型。扩张型财政政策是指降低税率,增加转移支付和扩大政府购买,以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劳动就业的增加;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以及采用相应的降低利率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刺激生产和近期消费。紧缩型财政政策是指提高税收,减少转移支付和减少政府购买,配合提高利率增加储蓄、减少现期消费的通货紧缩货币政策,抑制社会总需求。西方国家由于经常爆发经济危机,失业问题一直是一大难题,所以,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比较注重研究和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是需求不足,商品过剩,生产下降,企业裁员产生失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用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使之增加,因为只有需求增加才会推动经济增长。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结果不是减少财政收入就是增加财政支出,这必然带来财政赤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综合运用以下四条原则,即坚持年度预算平衡原则、经济周期预算平衡、充分就业预算平衡原则、机能财政平衡原则,适度发行公债和举借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并要注意处理好充分就业、财政盈余与财政拖累问题。

需要说明的问题是:

1.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并不完全相同。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说明问题的表达方法、内涵大小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内涵和调控目的也不完全相同。

相同点:

理论依据相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的施行主体都是国家或政府;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学说,都主张国家要积极的关注整个经济活动,对经济过程进行干预。不同点:

(1)理论内涵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示国家干预经济的态度,包括刺激投资和消费的经济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也包括抑制投资和消费的经济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而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只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子集或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扩张型财政政策本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个方面。除扩张型财政政策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包括紧缩型财政政策。

(2)对应关系不同。积极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是一般的(性、型)财政政策,而一般的财政政策包括消极的收人型财政政策、追求财政平衡的需求型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仅是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

(3)调控范围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面宽,不但包括直接的减轻经济活动者的国家负担、增加其收入,还包括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性、社会性、经济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则仅偏重于经济扩张性。

(4)实质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施行者本身的指导思想和施为方针方面来讲的,重点反映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态度和在某种态度下要采用什么样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的运作形态上来讲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采用鼓励、刺激措施以促进经济扩张的财政政策。前者是国家经济政策在财政上的总体的反映;后者是国家启动经济的具体对策。

(5)调控范围不同。虽然二者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奉行国家干预主义理论时,表明的是不听任经济“自由放任”的财政思想,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它不但要在经济萎缩时刺激经济发展,还要在经济发展过热时进行抑制或遏制,调控范围比较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奉行国家干预主义时,表明的只是经济衰退时期的刺激性政策“干预”,调控范围相对较小。

(6)手段不完全相同。扩张型财政政策主要是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只能借助于税收这一间接调控杠杆和增加公共采购(如扩大军事定货等)来实现的。常见的手段主要是各种形式的税收减少(包括税收的直接减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等)、财政支出增加、增发国债、增加国际借款、增加国家对消费的补贴等措施。而且往往是几种手段同时并用,以避免各种杠杆作用的互相抵消。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所有国家都常用的。可用手段基本与扩张型财政政策手段相同,唯一区别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各种杠杆不一定同时运作。如在增加财政公共支出的同时,不一定要相应地减少税收,它允许税收的规范运作的前提下,按照产业政策规定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贯彻其既定的立法思想。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两者经常混用。有时讲扩张型财政政策,有时讲积极的财政政策,只不过是根据使用时的环境和要说明的问题角度不同而有所区别而已,其正确说法应该是:在经济衰退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鼓励投资和消费、扩大总需求,应实行积极的扩张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热时,为了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抑制投资和消费,调整生产、投资和消费结构,就要相应地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施行根据具体经济状况确定,以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同经济转型和产业政策一并考虑;在经济结构需求调整时,财政政策要保持同产业政策一致的方向和力度。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就其调控的主流而言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一味的采用扩张型或紧缩型财政政策,而是在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或紧缩型财政政策时,相应地采用一定比例的紧缩型财政政策或扩张型财政政策,后者比例的大小取决于政府对经济运行状况的认识和决心。另外,在税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体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据重要地位的发达国家里,其直接财政支出的增加和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负的增加或降低所产生的调控作用面宽,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同行业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对应关系没有以间接税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明显。因此,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政府刺激经济发展,并不是或不能一味的、全面的“扩张”,而是要根据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的特点有紧有缩。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篇7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

2.政策实施的背景:经济不只气.

当一国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已有的财政手段(税收、财政支出)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即财政的自动稳定装置.当经济出现较大波动而市场本身又不能调节时,政府可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财政政策更多是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失业率提高等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才被政府所采用:通过改变已有的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即相机抉择,具体是减税和增加支出),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且该政策一旦采用以后,往往会维持较长的时间,直到政策目标实现并得以持续.

3.财政政策手段的配合:税收和支出.减税或增加支出或两者同时采用,这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从执行政策的效果看,同时采用减税和增加支出,只要两手段的执行力度适中,往往可以取得较理想的效果(90年代被较多的国家所采用).当然这种手段的双向配合若力度过大,既会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如80年代的美国).但如果两种手段反向配合,即减税与减少支出或增加支出与增税,政策效果往往会相互抵消(如早期美国在反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是采用了扩大支出与增税两种手段,导致财政政策效果较难显现).

4、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尽管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对治理经济不景气而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持反对态度,认为通过增发货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克鲁格曼,1998),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为了使经济降温,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为了启动经济,财政政策所起的作用往往更大;如果两种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相互配合与协调,则政策效果会更大.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如前述的镕国以及东亚国家在刺激经济增长所执行的政策中,就非常重视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搭配,日本也同样如此。需要强调的是,一国政府采用“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否则很容易使经济陷入通胀之中.

三、对中国的启示

1997年初,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地实现了“软着落”,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远度放慢,物价持续走低,大批职工下岗等问题也开始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98年中期起,中央政府连续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国家预算,加大财政赤字规模以及国债的发行量,以满足政府直接扩大支出对资金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凯思斯需求管理政策.到目前为止,财政政策已执行了三年有余,但政策效果呈递减之势:1998年—2000年财政扩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1、5%和1%〔这些数据来自于国家权威部门的报告,为估算数).政策效果不佳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财政政策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与消费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政府扩大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的,当财政支出增加的时候,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就很明显,一旦支出减少,它们的投资增幅也会减小船政扩大支出期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速远低于国有部门.此外,民间消费的增幅也并不明显.

我国财政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广是政策的理论指导比较单一.我们在制定融政政策时,以凯思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作为指导,寄希望于通过财政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至于减税政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惰况下(如出口退税税率上调)或无关紧要的税种上作了些微调(如2000年初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缺乏配合与协调:扩张性的时政政策与管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导致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资金筹措方面遇到障碍.表面上看,从1996年中期起,央行先后七次下谓了存贷款利率,且大幅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实行的是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为了化解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对内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导致商业银行“借贷”、“慎贷”,即管理上的紧缩银根政策.当然,这种做法与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轨.时期有关,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新制度的缺乏造成的.三是财政政策的两个基本手段相互间缺乏配合,甚至是作用方向相反的手段同时采用:增加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近三年里,财政收入(税收)的增幅高出经济增速的一倍以上,税收的年绝对增量高于财政扩大支出的数量.可以说,扩张性的支出政策效果在相当程度上为税收的增加所抵消.四是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敏感反应的微观经济基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加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导致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大缩小.如前所述,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投资的,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单位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政府与国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依然如旧,这自然使财政支出的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诸多现有的不平等政策,导致真正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反映灵敏的非国有单位并不能从中受益,因而不可能增加其投资活动;各种新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使人们现期及预期的支出增大,但完善的保障体系并未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使边际消费倾向逐年降低(戴园晨,1999;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课题组,2000),直接降低了时政支出的乘数.

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持续性地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手段(减税或增加支出)刺激经济而又效果不佳的时候,不仅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而且还将使财政背上巨额的赤字与债务包袱.这种现象在我国目前也有显现的苗头:衡量一国债务状况的两个宏观指标是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GDP)和债务依存度(债务/财政支出),到2000年底,两个指标分别超过15%和60%;如果考虑到债务仅仅归属于中央财政的实际状况,那么,债务依存度已愈100%.以上计算口径还不包括“准国债”,例如1998年向四大商业银行发行的补充银行资本金的巨额专项国债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等.如果将“准债务”也算入其中,则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将大大地增加.因此,继续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执行空间也有限.为了实现更为理想的政策效果,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将已有的理论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结合进行综合灵活的运用.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不同的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反映的灵敏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以单一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执行某种政策手段,往往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

。可考虑将不同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时制定和执行不同的政策手段.

2、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方向的一致性.当前需要改进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各类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政策待遇: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只要符合银行信贷管理规定的条件,都应该得到其需要的贷款.

3.加强财政政策的支出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交叉运用.90年代以后,以减税手段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增长已成为各国通常的做法.我国也采用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因为现行税制是在2994年开始实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初的通货膨胀已为目前的通货紧缩所代替,原来很多抑制投资与消费的税法条款急需作相应的调整.适当对一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及税收负担进行调整,可以使纳税人因负担减轻而直接受益,有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

4.将财政政策的执行与国有经济的战赂性调整结合起来.“有所进与有所退”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约6万亿,如果采用多种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变现,由此收回的财政资金以万亿计.将这些资金用于执行财政政策,将会产生“双赢”的效果厂方面国有经济的结构优化有助于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果的提高;另一方面为税收调整和扩大支出提供了资金来源,可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造成的政府负担加重。

参考文献:

1.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2.傅殷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3.蒋自强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4.颜鹏飞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经济研究.1997(7)

6.张凌.东亚扩大内需的政策及其效果分析.经济学动态.2000(3)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篇8

关键词:公共财政体制积极财政政策原则

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演变

(一)计划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借鉴苏联财政管理模式,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实践,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即“国家分配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分配论”以财政活动满足国家职能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通过透过财政的现象抽象出财政的本质,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基本属性是公平性和利益集团性(或阶级性)。这一认识不仅正确揭示了财政的本质、主体、目的,并且搞清了财政分配与其他分配形式的制约关系,这具备了独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国家分配论”狭窄化的倾向,它片面强调财政分配的独立性、强制性、无偿性、服务性,其代表形式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出现的无所不包的“大一统财政”,由此其局限性也逐步为人们所认识。

(二)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92年,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财政学界开始注重对源于西方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与辨析。在保留“国家分配论”原有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吸收了大量市场经济的内容,对自身的研究方法、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等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完善,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与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出现了融合,对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得到清晰化和具体化。

1998年12月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我国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思路及相关原则,包括以下四个要点:一是调节市场资源配置;二是保证公共支出;三是促进公平分配;四是做好宏观调控和转移支付工作。其后,各个方面对公共财政的讨论得以全面展开,并最终将其明确写入了中央全会的文件和国家发展规划。从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再到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逐步成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共识。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财政政策,是国家通过财政分配活动刺激和增加社会总需求的一种政策行为。

(一)1998-200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强调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面对1997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于1998年果断决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等手段筹集资金,1998-2004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用于交通通讯、农林水利和生态保护、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实践证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于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短期政策的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也逐步显现出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有所扩大,财政风险也相应加大;主要依靠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对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经济增长形成对财政政策的依赖,政策退出受到相关利益部门的制约,积极财政政策难以淡出;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投入,并没有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能力,无法在投资与消费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传导桥梁,后期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进作用呈现出递减趋势。

(二)200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

2008年下半年,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我国政府再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科学发展、均衡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重要的政策取向。所以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除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外,更加突出了民生、“三农”以及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的支出,投资范围更宽,力度更大,更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向结构调整倾斜。民生支出是指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支出的汇总。据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数据,2009年安排的民生支出达到7284.63亿元,教育、医疗、社保等投入将间接拉动消费增长;为稳固农业基础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7161.4亿元。

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财政资金,形式较为单一。时隔十年,我国财政政策工具更加丰富,运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扩大公共投资和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条件

在我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反危机的特殊手段,是一种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从中、长期来说,应当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早晚要淡出或退出。危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经济发展进入平稳增长轨道

2009年,在四万亿投资计划的拉动下,我国GDP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实现年初制定的“保八”目标。但是,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甚至带来了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随着中央和地方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完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出现回落,而社会投资比重偏低、民间投资活力不高成为投资可持续增长的瓶颈;信贷过度投放加大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四万亿投资偏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投资和消费没有形成有效对接,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增长无以为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因此,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经济稳定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二)对外贸易发展稳定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外需空间急剧缩小,2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跌至谷底,3月份开始出现连续环比增长,10月进口值年内首次实现月度正增长,11月进出口总值月度指标也首次实现年内正增长,但总起来讲,全年贸易顺差同比下降34.2%;2010年一季度我国贸易顺差降幅近80%,而3月份出现月逆差72.4亿美元,这是自2004年5月以来我国首次出现月贸易逆差。长期以来,对外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最近两年的对外贸易数据也说明我国的外需情况还不稳定,加上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出口复苏之路并不平坦。

(三)财政的承受能力

发行国债筹集资金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会积累很高的财政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赤字率曾一度从1997年的不足1%提高至2002年的2.6%,赤字规模最高扩增突破3000亿元。但随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2007年财政赤字率只有0.8%,2008年更是一路下滑至0.6%。按照国际惯例,3%是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即使2009年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下我国财政赤字率也不足2.9%,所以目前的财政风险还是可控的,是我国综合国力可以承受的,而且还留有一定的继续操作空间。

2008年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初步企稳向好,但经济在总体上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我国仍处于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要让我国经济真正回暖、站稳并最终走出危机,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积极财政政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需要以公共财政为导向,加快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改革,稳固经济基础,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公共财政体制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则

(一)既要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又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实践证明,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反危机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能有效促进经济复苏。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现阶段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保持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不断壮大财政实力,为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提供坚实的财力保证。同时,要把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应对资源和环境约束,实现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增强发展后劲,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既要统筹兼顾,又要突出重点

公共财政体制的完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要谋篇布局,统筹兼顾,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重点,协调发挥财政的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经济稳定职能。同时,适应财政调控方向的变化,重点加大“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引导企业注重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逐步突破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转换。

(三)既要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又要引导社会参与

我国公共事业发展起点低、底子薄,要改善民生就要持续不断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民生,加快社会建设,既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也要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政府财力是有限的,因此非完全公共产品的投入没有必要完全依赖财政资金,一定程度上应允许甚至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管理,只要政府政策得当,特别是赋予社会资本应有的获利机会,少量政府投入便可以调动起大量民间投资,有效提高投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逐步建立起合理的基础设施投资管理模式,为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奠定牢靠坚实的基础。

(四)既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又要加强监督管理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建立的时间不长,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针对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应通过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保障民生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加强财政收支管理;继续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财政透明度,建立起财政体制的外部监督体系,形成人大、审计、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多层次、多方位的监管,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张平.中西方财政理论的比较研究[J].江苏商论,2009(3)

2.朱志刚.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N].人民日报,2008.8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篇9

关键词:公共财政体制积极财政政策原则

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演变

(一)计划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借鉴苏联财政管理模式,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实践,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即“国家分配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分配论”以财政活动满足国家职能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通过透过财政的现象抽象出财政的本质,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基本属性是公平性和利益集团性(或阶级性)。这一认识不仅正确揭示了财政的本质、主体、目的,并且搞清了财政分配与其他分配形式的制约关系,这具备了独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国家分配论”狭窄化的倾向,它片面强调财政分配的独立性、强制性、无偿性、服务性,其代表形式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出现的无所不包的“大一统财政”,由此其局限性也逐步为人们所认识。

(二)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92年,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财政学界开始注重对源于西方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与辨析。在保留“国家分配论”原有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吸收了大量市场经济的内容,对自身的研究方法、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等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完善,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与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出现了融合,对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得到清晰化和具体化。

1998年12月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我国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思路及相关原则,包括以下四个要点:一是调节市场资源配置;二是保证公共支出;三是促进公平分配;四是做好宏观调控和转移支付工作。其后,各个方面对公共财政的讨论得以全面展开,并最终将其明确写入了中央全会的文件和国家发展规划。从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再到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逐步成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共识。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财政政策,是国家通过财政分配活动刺激和增加社会总需求的一种政策行为。

(一)1998-200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强调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面对1997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于1998年果断决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等手段筹集资金,1998-2004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用于交通通讯、农林水利和生态保护、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实践证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于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短期政策的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也逐步显现出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有所扩大,财政风险也相应加大;主要依靠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对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经济增长形成对财政政策的依赖,政策退出受到相关利益部门的制约,积极财政政策难以淡出;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投入,并没有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能力,无法在投资与消费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传导桥梁,后期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进作用呈现出递减趋势。

(二)200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

2008年下半年,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我国政府再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科学发展、均衡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重要的政策取向。所以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除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外,更加突出了民生、“三农”以及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的支出,投资范围更宽,力度更大,更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向结构调整倾斜。民生支出是指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支出的汇总。据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数据,2009年安排的民生支出达到7284.63亿元,教育、医疗、社保等投入将间接拉动消费增长;为稳固农业基础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7161.4亿元。

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财政资金,形式较为单一。时隔十年,我国财政政策工具更加丰富,运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扩大公共投资和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条件

在我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反危机的特殊手段,是一种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从中、长期来说,应当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早晚要淡出或退出。危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经济发展进入平稳增长轨道

2009年,在四万亿投资计划的拉动下,我国GDP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实现年初制定的“保八”目标。但是,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甚至带来了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随着中央和地方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完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出现回落,而社会投资比重偏低、民间投资活力不高成为投资可持续增长的瓶颈;信贷过度投放加大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四万亿投资偏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投资和消费没有形成有效对接,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增长无以为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因此,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经济稳定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二)对外贸易发展稳定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外需空间急剧缩小,2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跌至谷底,3月份开始出现连续环比增长,10月进口值年内首次实现月度正增长,11月进出口总值月度指标也首次实现年内正增长,但总起来讲,全年贸易顺差同比下降34.2%;2010年一季度我国贸易顺差降幅近80%,而3月份出现月逆差72.4亿美元,这是自2004年5月以来我国首次出现月贸易逆差。长期以来,对外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最近两年的对外贸易数据也说明我国的外需情况还不稳定,加上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出口复苏之路并不平坦。

(三)财政的承受能力

发行国债筹集资金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会积累很高的财政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赤字率曾一度从1997年的不足1%提高至2002年的2.6%,赤字规模最高扩增突破3000亿元。但随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2007年财政赤字率只有0.8%,2008年更是一路下滑至0.6%。按照国际惯例,3%是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即使2009年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下我国财政赤字率也不足2.9%,所以目前的财政风险还是可控的,是我国综合国力可以承受的,而且还留有一定的继续操作空间。

2008年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初步企稳向好,但经济在总体上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我国仍处于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要让我国经济真正回暖、站稳并最终走出危机,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积极财政政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需要以公共财政为导向,加快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改革,稳固经济基础,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公共财政体制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则

(一)既要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又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实践证明,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反危机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能有效促进经济复苏。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现阶段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保持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不断壮大财政实力,为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提供坚实的财力保证。同时,要把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应对资源和环境约束,实现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增强发展后劲,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既要统筹兼顾,又要突出重点

公共财政体制的完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要谋篇布局,统筹兼顾,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重点,协调发挥财政的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经济稳定职能。同时,适应财政调控方向的变化,重点加大“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引导企业注重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逐步突破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转换。

(三)既要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又要引导社会参与

我国公共事业发展起点低、底子薄,要改善民生就要持续不断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民生,加快社会建设,既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也要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政府财力是有限的,因此非完全公共产品的投入没有必要完全依赖财政资金,一定程度上应允许甚至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管理,只要政府政策得当,特别是赋予社会资本应有的获利机会,少量政府投入便可以调动起大量民间投资,有效提高投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逐步建立起合理的基础设施投资管理模式,为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奠定牢靠坚实的基础。

(四)既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又要加强监督管理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建立的时间不长,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针对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应通过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保障民生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加强财政收支管理;继续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财政透明度,建立起财政体制的外部监督体系,形成人大、审计、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多层次、多方位的监管,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张平.中西方财政理论的比较研究[J].江苏商论,2009(3)

2.朱志刚.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N].人民日报,2008.8

财政政策理论范文篇10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

2.政策实施的背景:经济不只气.当一国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已有的财政手段(税收、财政支出)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即财政的自动稳定装置.当经济出现较大波动而市场本身又不能调节时,政府可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财政政策更多是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失业率提高等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才被政府所采用:通过改变已有的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即相机抉择,具体是减税和增加支出),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且该政策一旦采用以后,往往会维持较长的时间,直到政策目标实现并得以持续.

3.财政政策手段的配合:税收和支出.减税或增加支出或两者同时采用,这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从执行政策的效果看,同时采用减税和增加支出,只要两手段的执行力度适中,往往可以取得较理想的效果(90年代被较多的国家所采用).当然这种手段的双向配合若力度过大,既会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如80年代的美国).但如果两种手段反向配合,即减税与减少支出或增加支出与增税,政策效果往往会相互抵消(如早期美国在反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是采用了扩大支出与增税两种手段,导致财政政策效果较难显现).

4、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尽管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对治理经济不景气而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持反对态度,认为通过增发货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克鲁格曼,1998),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为了使经济降温,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为了启动经济,财政政策所起的作用往往更大;如果两种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相互配合与协调,则政策效果会更大.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如前述的镕国以及东亚国家在刺激经济增长所执行的政策中,就非常重视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搭配,日本也同样如此。需要强调的是,一国政府采用“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否则很容易使经济陷入通胀之中.

三、对中国的启示

1997年初,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地实现了“软着落”,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远度放慢,物价持续走低,大批职工下岗等问题也开始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98年中期起,中央政府连续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国家预算,加大财政赤字规模以及国债的发行量,以满足政府直接扩大支出对资金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凯思斯需求管理政策.到目前为止,财政政策已执行了三年有余,但政策效果呈递减之势:1998年—2000年财政扩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1、5%和1%〔这些数据来自于国家权威部门的报告,为估算数).政策效果不佳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财政政策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与消费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政府扩大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的,当财政支出增加的时候,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就很明显,一旦支出减少,它们的投资增幅也会减小船政扩大支出期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速远低于国有部门.此外,民间消费的增幅也并不明显.

我国财政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广是政策的理论指导比较单一.我们在制定融政政策时,以凯思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作为指导,寄希望于通过财政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至于减税政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惰况下(如出口退税税率上调)或无关紧要的税种上作了些微调(如2000年初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缺乏配合与协调:扩张性的时政政策与管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导致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资金筹措方面遇到障碍.表面上看,从1996年中期起,央行先后七次下谓了存贷款利率,且大幅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实行的是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为了化解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对内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导致商业银行“借贷”、“慎贷”,即管理上的紧缩银根政策.当然,这种做法与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轨.时期有关,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新制度的缺乏造成的.三是财政政策的两个基本手段相互间缺乏配合,甚至是作用方向相反的手段同时采用:增加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近三年里,财政收入(税收)的增幅高出经济增速的一倍以上,税收的年绝对增量高于财政扩大支出的数量.可以说,扩张性的支出政策效果在相当程度上为税收的增加所抵消.四是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敏感反应的微观经济基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加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导致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大缩小.如前所述,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投资的,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单位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政府与国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依然如旧,这自然使财政支出的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诸多现有的不平等政策,导致真正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反映灵敏的非国有单位并不能从中受益,因而不可能增加其投资活动;各种新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使人们现期及预期的支出增大,但完善的保障体系并未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使边际消费倾向逐年降低(戴园晨,1999;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课题组,2000),直接降低了时政支出的乘数.

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持续性地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手段(减税或增加支出)刺激经济而又效果不佳的时候,不仅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而且还将使财政背上巨额的赤字与债务包袱.这种现象在我国目前也有显现的苗头:衡量一国债务状况的两个宏观指标是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GDP)和债务依存度(债务/财政支出),到2000年底,两个指标分别超过15%和60%;如果考虑到债务仅仅归属于中央财政的实际状况,那么,债务依存度已愈100%.以上计算口径还不包括“准国债”,例如1998年向四大商业银行发行的补充银行资本金的巨额专项国债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等.如果将“准债务”也算入其中,则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将大大地增加.因此,继续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执行空间也有限.为了实现更为理想的政策效果,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将已有的理论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结合进行综合灵活的运用.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不同的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反映的灵敏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以单一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执行某种政策手段,往往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可考虑将不同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时制定和执行不同的政策手段.

2、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方向的一致性.当前需要改进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各类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政策待遇: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只要符合银行信贷管理规定的条件,都应该得到其需要的贷款.

3.加强财政政策的支出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交叉运用.90年代以后,以减税手段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增长已成为各国通常的做法.我国也采用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因为现行税制是在2994年开始实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初的通货膨胀已为目前的通货紧缩所代替,原来很多抑制投资与消费的税法条款急需作相应的调整.适当对一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及税收负担进行调整,可以使纳税人因负担减轻而直接受益,有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

4.将财政政策的执行与国有经济的战赂性调整结合起来.“有所进与有所退”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约6万亿,如果采用多种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变现,由此收回的财政资金以万亿计.将这些资金用于执行财政政策,将会产生“双赢”的效果厂方面国有经济的结构优化有助于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果的提高;另一方面为税收调整和扩大支出提供了资金来源,可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造成的政府负担加重。

参考文献:

1.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2.傅殷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3.蒋自强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4.颜鹏飞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经济研究.1997(7)

6.张凌.东亚扩大内需的政策及其效果分析.经济学动态.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