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与金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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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内容提要：本文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角度，探讨了国债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着重分析了国债市场作为核心金融市场在提供市场流动性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的政策含义就是，为了给我国的金融市场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的国债政策应当超越单纯财政的财政眼光。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来说，国债市场将长期成为重要的议题。这是因为，上世纪末以来，需求不足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常态，所以，努力扩大内需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刚刚结束的党的十六大进一步重申了这一战略方针。贯彻落实这一战略方针，财政赤字，以及相应的国债规模的扩大和种类的增加，都将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深入研究国债问题，应当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的重点之一。由于国债兼有财政和金融的双重功能，围绕它的研究一向就集中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方面。本文将在这一背景下展开讨论，重点则在于分析国债的规模问题。一、从美国国债规模缩减谈起关注国债市场运行及其理论研究动态的人们一定会注意到，1997年以来，在全球金融界，掀起了一波新的关于国债问题的热烈讨论。讨论的因由来自美国：这个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时间最长，国债未清偿额规模最大的国家，预算开始出现盈余。1998年和1999年，美国财政盈余分别为690亿美元和1230亿美元，由此，美国财政部开始在市场上净额清偿国债，致使国债余额下降，进而导致其占国民经济和资本市场的份额不断下降。统计显示：公众持有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已从1994年的50％降至1999年的40％，而且还有进一步下降之势。在资本市场上，国债发行所占的市场份额已从1995年的38％降至2001年的14％，同期，其余额所占份额也从33％降至16％，并且首次落在抵押贷款债券和公司债券之后，在全部债券中名列第三。赤字的消除和赤字国债的发行额及国债余额的下降，固然使美国的国民经济和全体国民受益，但是，它也给财政证券的管理，特别是给金融市场的运行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了新的课题。问题的焦点是：在预算持续出现盈余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协调？这个问题当然涉及很多方面，但其中最迫切需要研究的是国债的净额清偿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人们普遍注意到，财政部在市场上清偿国债，已经在金融市场上造成了严重的流动性不足。这是因为，国债已成为所有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储备资产（所谓“二级准备”）的主要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中央银行调控基础货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所要买卖的主要资产。所以，该资产的迅速减少，几乎使所有的金融机构均感到流动性不足，同时也使得中央银行感到缺乏有效的手段来展开公开市场操作。众所周知，美国财政证券具有信誉高、流动性强和可减免所得税等多种优势，它不仅是投资者的理想选择，也是其他固定收益证券的基准价格。规模庞大且交投活跃的回购市场和期货市场，更为投资者进行套期交易、规避风险提供了便利。财政证券余额的下降、发行规模及发行周期的变化，将对其流动性、交易活动和竞标差价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从而削弱财政证券基准价格的功能。在新的情况下，如何保障财政证券市场实现其三大目标，即，始终保持充足的现金余额、降低纳税人的融资成本，以及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以维护其基准价格的地位，成为财政证券管理面临的新问题。为了减少财政证券余额下降对其金融功能的影响，美国财政部在债券管理上做了若干新的尝试和努力。（1）降低发行规模，维持国库券定期发行的周期不变。1996年，国库券每周的发行规模平均为200亿美元，1998年降至140亿美元，降幅为28％，1999年后又有升降。（2）将定期发行有息证券的次数从每年39次减少至26次。为此，财政部取消了3年期和30年期国债，将5年期国债从按月发行改为季度发行。这种调整，为财政部继续发行大量的、流通性强的基准定价证券奠定了基础。然而，仅凭简单的规模调整并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国债管理的需求。为维持不同期限债券的规模，美国财政部进一步启动了三种新的债券管理工具：（1）在一级市场上重新拍卖（reopening）已发行的债券品种，以增加此种国债的余额，提高其流动性。根据原有发行贴现规则（OID），只有当发行价格跌破一定幅度后，才可重新拍卖。按照新的规则，财政部有权在债券发行一年内重新拍卖，从而有效地维护基准价格债券的规模和流动性。（2）回购未到期债券。这种回购的优势在于：可以维持基准价格债券的规模和拍卖的规模；可以灵活地调整债券的期限结构，在不影响现有债券期限的情况下发行期限较长的债券；回购可作为现金管理工具，在一定阶段内（如四月份税收余额大于财政支出时）吸纳过量的现金余额。（3）尽管没有弥补赤字的需要，财政部还是发行了一种为期4周的短期债券，以缓解市场上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几年来，这种发行进行过多次。值得注意的是，在财政证券基准定价功能不断减退的同时，美国联邦机构债券的基准定价的功能却日趋显现出来。1998年1月，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就效仿财政部，开始发行投资组合大、不可提前兑现的“标准价格中期债券”（BenchmarkNoteProgram）。1998年4月，联邦住宅抵押公司也推出了自己的“参照价中期债券”（ReferenceNoteProgram）。紧接着，1999年3月，农户信贷银行启动了“指标长期债券计划”（DesignatedBondsProgram），同年6月，联邦住宅贷款银行也推出了自己的“全球债券项目”（TapIssuanceProgram&GlobalDebtProgram）。1999年11月，联邦国民抵押协会和联邦住宅公司还推出了“短期基准价格债券”（Short-termBenchmarknote）。尽管这些机构每次发行的基准价格债券的规模均比财政证券的规模小（约为国债的1／5—1／2），但是，经过若干年的此盈彼消，情况势必发生重大变化。1999年，公众持有的联邦机构债券余额为1.4万亿美元，国债为3.7万亿美元，后者是前者的2倍多；到了2001年，两者的规模分别达到2.2万亿美元和3.0万亿美元，已经相差不多了。预计，到2007年，联邦机构债券市场规模就可能超过财政证券市场。人们希望，联邦机构证券将取代国债，成为美国金融市场上其他定期收益证券可参照的基准债券。从文献上看，因财政部净额清偿国债而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的情况，在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若干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是一次。当时，由于战争结束，生产得到恢复，经济增长强劲，运用财政赤字手段来筹集战争经费的必要性消失，政府预算开始出现盈余。面对此状，美国政府开始在市场上净额收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行的国债。当时就曾出现了金融部门流动性不足的现象。应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财政部紧急发行了一笔非赤字国债。我们看到，这一次，财政又一次出现盈余，同样的政府债券净额清偿的现象也开始出现，继尔，同样的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又一次出现，而且，财政部采取的补救措施也基本相同。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政府更多地借助了政府机构债券来填充财政部债券净额清偿留下的空白。如果考虑到这两类债券均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共同点的话，美国当局这一次采取的对策事实上是乏新可陈的。从美国的经验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点认识：（1）国债不只是一个财政问题，甚至不主要是一个财政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金融问题。（2）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无论财政收支平衡状况如何，发行并保持一定规模的国债市场，是维持金融市场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3）退一步说，如果财政部因种种原因一定要减少国债的发行，金融市场也一定要找到另一种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债券（在美国，即政府机构债券）。我认为，上述第二、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因为它指出了用政府信用（通过国债和政府机构债券）来支撑金融市场运行的必要性、不可替代性和可能性。二、国债的财政观点从理论文献上看，对于国债问题，从财政角度和从金融的角度所做的分析以及得出的结论，几乎完全相反。立足于财政角度展开分析，人们对国债基本上持比较消极的否定态度。普遍认同的看法是：财政运行必须遵循“谨慎财政”原则，即必须追求收支平衡，不到万不得已，政府不出赤字，当然也就不发行国债。与此相应，一旦财政预算有盈余，政府便自然地要净额清偿国债。不妨将此类观点称作关于国债的财政观点。与此相关的几个主要观点如下：（1）政府赤字以及相关联的发债有排挤效应，因此，发行国债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这种观点认为，相比政府而言，市场和民间企业是更有效率的，它们能够更好地使用经济资源。政府通过发债挤占了民间的资金，因此会使整个经济的效率降低。这是关于国债的一个基本看法。（2）根据“李嘉图等价”原理，现在的债就意味着未来的税，二者没有太大的差别。既然如此，政府就不应当发债。这种观点认为，债的经济效果和税对经济的效果是一样的。然而，最近的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表明，“李嘉图等价”成立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是非常严格的。而这些前提条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可能完全具备。因此，李嘉图等价原理并不是经济的现实，我们不能用它来评判国债的经济影响。（3）从“代际交换”角度看，这一代人发行债券并安排支出，其实质是提前占用了本应由后人使用的一些经济资源。对这些经济资源的使用（而且常常是滥用），会给后一代人使用资源造成一些缺口；后一代人会因此而承担沉重的负担。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说法与李嘉图等价异曲同工，即，它们都特别强调，这一代人用发行国债方式筹集了资金，就要由下一代人用增加税收的方式来偿还。当然也有不同，这就是，“代际交换”观点更关注实际可用的经济资源的消耗问题，其讨论的重点在实体经济层面；而李嘉图等价则更多考虑的是资金的跨代运作以及带来的相应问题。（4）从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来看。在理论上，国债的增加容易导致较高的利率，货币当局若想降低利率，则须增加货币供应，因此，国债的增加将导致货币政策扩张，长期来看，则会引起通货膨胀和较高的名义利率。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却无实践的支持。以美国为例，至少在上世纪的肋、90年代，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没有明确的这种反应。（5）政府大量发债，会降低私人部门的储蓄意愿，从而降低全社会的储蓄率，并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这是因为，储蓄率，以及长期来看由之决定的投资率，究竟还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简言之，从财政角度出发，如果确认谨慎原则是健全财政政策的立足点，则对财政赤字以及与之关联的国债一般持否定态度。从总体来讲，虽经多年发展，这种财政观点依然没有变化。凯恩斯主义也罢，自由主义也罢，新古典主义也罢，一旦财政出现盈余，都是主张立刻要清偿政府债务的。可见，平衡预算，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等等，是财政当局根深蒂固的指导思想，是其必须遵循的最基本原则之一。当然，在财政界也有其他的看法。比较重要的看法是，认为公债和私债不能等量齐观。这种看法认定，从国民经济总体来说，公债是从左口袋掏钱放到右口袋里，而且，发行公债，在整个国家中，并没有任何人感觉到增加了负担，相反，倒是很多人感觉到金融财富在增加。而私债就不是这样。私债虽然并不构成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担（因为，在宏观层面上算账，债权和债务是相互抵消的），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主要是债务人），私债一定是净的负担，因而一定会改变很多人的行为方式。不过，在财政界，这种观点并不占主导地位。三、国债的金融观点与此相反，对于国债，金融界一般持比较积极的态度，至少，金融界的人们一般不会去讨论国债规模是否过大的问题。金融界对于政府债券市场的认识，是以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为基础的。在这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政府债券市场作为核心金融市场的特性，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两个主要内容。在金融理论中，“流动性”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一般意义上，它指的是“资金的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即金融资产迅速变现而免遭面值损失的能力。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流动性问题对于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因此，保持流动性，成为金融体系健全运行的基本原则之一。“市场流动性”尽管在原理上与“流动性”相通，但毕竟存在较大差别，如果说流动性着重刻画的是微观经济个体取得资金的便利性的话，那么，市场流动性则侧重刻画的是金融市场的运行状态。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解说，市场流动性指的是“市场的参与者能够迅速进行大量金融交易，并且不会导致资金资产价格发生显著波动”的情况。仔细体会两个定义的差别，大致可以这样认识：市场流动性是全体市场参与者的流动性状态的综合反映，它是一个更整体的概念。而市场“流动性”是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基础性概念。刻画某一市场的流动性状态，人们通常使用交易规模、交易者数量、交易频率、价格波动幅度等一系列指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清算银行推荐使用密度（Tightness）、深度（Depth）、弹性（Resiliency）等三个指标来对之进行深入分析。我认为，相比而言上面的指标中，后三个指标有其更反映本质的优越性。（1）所谓市场密度，指的是交易价格偏离市场中间价格的幅度，它反映的是与市场价格无关的交易成本，通常可以用债券买卖价差（bid—askspread）来刻画。一般地，债券买卖差价越小，市场密度越高，说明市场竞争越激烈，市场效率越高。反之则相反。度量买卖价差的方法有几种：一是交易商报价的价差（quotedspread），二是一段时期中交易价差的加权平均（realisedspread），三是实际交易的价差（effectivespread）。从效果上看，后一种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价格的实际变化及其发展趋势。（2）所谓深度，是通过不会影响现行价格的市场交易量来加以反映的。实践中，人们一般用某一既定时期间做市商（market—maker）交易订单中的交易量来刻画，也可以通过债券的过手率（年交易量／未清偿量）来反映。一般地，不影响交易价格的交易量越大，说明市场越有深度，市场效率越高。（3）所谓弹性，指的是交易引起的价格波动恢复均衡的速度。从其实际意义看，市场弹性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刻画的市场深度。通常，人们通过观察、比较新的债券交易后市场恢复正常状态（买卖差价、交易量、价格水平）的速度来确定市场的弹性。显然，市场在新的交易冲击后回归其初始状态的速度越快，该市场的弹性越大，市场效率越高。

一般说来，各种金融市场在提供流动性方面，能够自主地做出一些制度安排。而且，市场流动性存在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该市场是可以“自我强化”（self—fulfilling）的。就是说，如果市场参与者预期市场的流动性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他们就更愿意持有债券，就会更积极地从事交易。相应地，市场的流动性就越高。但是，市场流动性仍然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特征：提高市场流动性的好处是“外溢”的，所有市场参与者和整个经济都能以“搭便车”的方式享受到它所带来的好处；因而，单个市场参与者缺乏足够的促进和维持市场流动性的积极性。这就意味着，公共部门（财政部、中央银行等）在促进市场流动性方面应该发挥积极的主动作用。上面所说的市场流动性是就金融市场整体而言的。在现实中，一国的金融市场通常由多个子市场构成，而且，市场的运作通常会环绕一个核心市场展开。具体言之，在金融体系中，如果存在这样的一个市场，该市场的债券存在于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资产结构中，从而，其充分的流动性有助于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这样的市场就可被称为核心金融市场（corefinancialmarket）。在绝大多数国家，国债市场正是这样的核心金融市场，因为，国债的规模巨大，发行主体同一（政府），不同国债的付息时间、期限均较稳定，所以，不同的国债之间的替代性或同质性（homogenous）更强。同时，国债作为一种零风险资产，是其他资产定价的基准（benchmark）和众多衍生金融资产（例如回购、期货、期权等）的基础资产，也是交易者对冲风险的重要工具。市场流动性对于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能够提高市场参与者对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的信心，二是提高货币政策的操作效率。一个发达的国债市场所以能够提高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信心，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主要有三个原因：（1）它为投资者们提供了一种无风险（无信用风险）的资产，使之成为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投资基金、社会公众的主要投资对象。（2）由于国债具有无风险的特征，借助它，市场可以计算其他债券和衍生金融工具的价格。（3）国债是投资者在进行投资组合、减小资产风险时的一种重要资产。市场流动性的重要性，还可以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政策条件方面看出来。我们知道，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中央银行的主要功能是制定并实施货币政策，同时实施金融监管。这两项功能得以顺利履行，均以金融市场具有足够的流动性为前提条件。既然发达的国债市场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它对于提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和金融监管效率的涵义就是不言而喻的。国债市场发展对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国债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最主要对象，是其贯彻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渠道和场所。如果国债市场缺乏流动性，央行调节货币供应和社会信用总量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我们知道，公开市场操作在国外已有多年历史。就是说，国债一直就同货币供应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在美国，2001年底，联邦储备券（我们通常所说的“美钞”）的发行准备资产的94％以上是政府债券。上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更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看到，在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传统的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被逐渐封冻，或者干脆被废弃不用，公开市场操作逐渐独占鳌头。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要想富有效率和弹性，没有一个规模庞大、密度高、有深度、富于弹性的国债市场是不可想象的。（2）国债市场上形成的利率期限结构，能够反映利率的长期变化和人们对长期价格变化的预期，从而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准确信息，使得货币政策的意图能够有效地传导。（3）国债作为零风险金融资产，既是其他所有金融资产定价的“基准”，也是多种衍生金融资产的基础，同时还是从事金融交易时对冲风险的主要工具。因此，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而在国债市场上显示出的政策意图，将全面影响金融市场的运行，并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方式。此外，一个富于流动性的国债市场，也有助于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这是因为，当民间的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能够通过资产形式转换的方式从金融市场融资时，资产价格就不会过度波动，金融市场至少不会出现结构性失衡，进而，央行作为最终贷款人的压力无疑会大大减小。显然，从金融角度来讨论国债市场，我们会得到另外一种看法。这种看法是基于金融市场的核心概念——市场流动性之上的。概括本节的讨论，我希望强调两个要点：（1）因为提高市场流动性是发展金融市场的核心任务，鉴于国债市场构成核心金融市场，所以发展一个规模适当，运作有效的国债市场，是建立有效的金融市场的题中应有之义。（2）在中央银行主要通过购买国债的方式来增加货币供应的制度背景下，在各类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将国债当作应付流动性需求的二级准备的条件下，事实上存在一个不断增加国债而不会引致通货膨胀的适当的空间。这使得货币政策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有了新的内容。四、国债的规模应考虑金融市场的需要以上我们分别从财政和金融角度讨论了国债问题，旨在指出国债在经济生活中的多方面功能和多样化影响。不难看出，对于财政政策来说，国债并非绝对必要；只是在财政出现赤字需要弥补时，当局才会不情愿地使用它。由丁同样的原因，一旦资财充裕，当局首先就会想到去净额清偿债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于金融部门来说，情况则相反。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国债市场成了金融市场有效运作的基础设施，打个比方，它是金融市场有效运作的“剂”。质言之，在货币供应只能通过信用渠道发放，而且这种发放必须有无风险、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与之对应（所谓货币发行准备，其作用是“担保”货币发行的价值）的条件下，货币当局将成为国债的稳定需求者。与之对应，在中央银行主要通过吞吐国债来增减基础货币并调控市场利率的条件下，所有的金融机构均须在其资产中保持一个显著的国债份额：一方面保证取得无风险收益，另一方面则形成其应对流动性变化的二级准备。不仅如此，就是广大的非金融企业以及普通的居民户，也都需要在其资产结构中保持一个相当规模的国债投资。因为，作为市场参与者，大多数企业都需要在自己的资产中保持一个无风险的资产来应付越来越大的市场不确定性；作为总体的风险厌恶者，大多数居民需要获得产生自国债的无风险收益。这就回到了本文一开始所讨论的美国经济近年来遇到的问题：由于财政部净额清偿国债，美国的金融界日益感觉到市场的流动性不足。事实上，国际金融领域的流动性不足问题，在我们中国也有感觉，当然是在与美国的金融资产相关联的那些部门中，首先有了这种感觉。举例来说，最近三年以来，由于美国政府净额清偿国债，我国外汇储备的“摆布”就出现了新问题。过去，我们的外汇储备主要“摆布”在以美元定值的债券，主要是美国国债上。现在，由于美国国债的供应已绝对减少，其他替代性的产品又不足，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外汇管理当局，很长时间以来都觉得无所适从。上面说的是国际的情况。其实，与美国相类似的问题，在中国也已出现。自从货币政策的运作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将国债市场纳入视野以来，我们就曾多次感受到缺乏有效和大容量国债市场的限制。举例来说，1994年以及其后几年中，我国外汇储备每年以300亿美元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当时国内物价水平较高，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更给国内带来了“输入型”通货膨胀。那时我们就发现：如果能够在大量买人外汇的同时，反方向地大量卖出等额的国债，货币供应量就不会控制不住，物价上涨就不会那么严重。遗憾的是，在我们的中央银行手中，当时根本就没有可供用来做这种“对冲”操作的工具和手段。现在我们又遇到了相反的情况。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陷入物价持续下跌境地。为了弱化物价下跌的不利影响，我们需要增加货币发行。同样，我们也痛切感觉到，此时，我们的市场上并没有那么多无风险的国债可供中央银行去“购买”，以便将货币供应扩大。总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债市场的规模太小、品种过于单一，已经严重束缚了货币政策的操作。我们注意到，中央银行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不得不采取很多替代性的手段。如允准发行金融债券，甚至用自己的融资债来进行操作，等等。上述种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当金融系统从投资和保持市场流动性的角度提出了对国债的稳定需求时，当国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可以被经济社会当作一种无风险资产来持有和交易时，对于应否在经济中保持一个适度的国债规模不予清偿问题，对于国债的规模可否脱离开财政赤字筹资而有单独的政策考虑等问题，均须重新认真研究。既然肯定了国债在现代经济中不可或缺，为了更完整、更科学起见，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分析国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国债的规模（无论是用哪一个指标来衡量）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相关程度是不高的。就是说，在现实中，由于国债占GDP的比重很高而导致经济出现问题的国家有之；但是，由于国债占GDP比重很高导致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且质量很高的国家也有之。相反，国债占GDP比重很低而导致经济发展良好的国家固然有之；但国债占GDP很低，而经济状况不好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很典型的是东南亚危机的例子。在危机发生之前，用各种标准来衡量，亚洲各国的财政状况都算是较好的，有的国家甚至被IMF夸奖为“财政十分健全”。但是，金融危机还是在那里发生了。这意味着，衡量国债规模的若干指标，诸如负债率、偿债率、债务率等等，虽然都有很强的经济分析意义，但用来指导具体的实践，其操作性尚待提高。说到这里，如何管理国债规模，使之适应金融部门的需要的问题，自然需要提出。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财政部门的国债规模是与财政赤字相联系的，而金融部门对国债的需求则是相对稳定且不断增长的。显然，要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必须割开国债发行与财政赤字的僵硬关联。在这方面，看一看若干发达国家的经验，有助于寻找解决的思路。我们注意到，发债在大多数国家是弥补财政赤字的一个手段，这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但是，在很多国家，在弥补财政赤字之外，也常常还有其他一些理由也需要发债。在各国的实践中，除了弥补财政赤字，至少还有两个原因需要政府发债：（1）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而发债。例如美国，在相当长时间以来，其发债的收入中就有很大的一块是为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2）政府的一些兼有财政性、公共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商业性和金融性的事务，也就是那些介于纯商业活动和纯公共活动之间的活动，不适合直接用财政手段来筹资，常常也是政府发行债务筹资的领域。美国的历史数据表明，在绝大多数的年份中，政府国债发行的净额，都是超过了当年的赤字额和当年还本付息额之总和的，而且超过的规模很大。显然，这个超出的部分，都是为弥补财政赤字之外的目的发行的。上述经验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我认为，除了弥补财政赤字以外，诸如筹集解决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的资金、为国有商业银行筹集资本金、为社会保障体系筹集资金等等，都可以成为我国发行债券的合理且合法的理由和基础。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国债规模对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运行的约束问题，当能获得有效解决。自然，这样一来，我们的国债管理体系和国债管理政策就应当重新调整，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就应当建立一种更为密切的协调配合机制。

篇2

关键词：财政支农；金融信贷；整合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2-0-02

一、财政、金融信贷支农理论依据

1.财政支农理论依据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也是基础比较薄弱的产业，其生产的特殊性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弱的特点，要求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关于财政支农资金，学术上的观点大致分为三种：一是规模论，该理论呼吁政府应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尤其是增加农村公共品投入，以改善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农村的投资环境[1]；二是效率论，该理论强调应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管理以提高其效率[2]：三是整合论，该理论提出应通过整合分散于政府各部门的财政支农资金以提高其使用效率[3]。

农产品供求的价格弹性小，是具有明显外部效益的混合产品，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总是处于比较利益较低的不利地位。农产品的特殊性、农业的高风险性和比较利益低等特性使农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使得国家对农业的干预成为必然。财政支持农业发展已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一项基本政策。

2.金融信贷支农理论依据

（1）农业信贷补贴论

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业信贷分散交易的高成本和高风险，很少金融机构愿意提供农业信贷，农村普遍面临的是资金不足的矛盾，为补偿农村信贷机构的损失有必要就农业信贷进行补贴；另外，由于农业与其他产业存在收入差距，对农业的融资利率应比其他产业低，提供补贴可促使金融机构降低利率。20世纪80年代，在农村金融市场论被广泛接受前，农业信贷补贴论一直在农村金融理论界占主导地位，该理论的核心是建立专门的金融机构从外部吸取资金为农业提供低息贷款。

（2）农村金融市场论

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可以使金融部门实现帕累托最优，提倡利率市场化。在该理论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村金融市场论逐渐替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对政府所有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进行转型和商业化改造。事实上，几乎所有进行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化的国家并未使农村信贷问题得到改观，在摆脱政府束缚后又陷入市场的泥潭。

（3）不完全竟争市场论

也称金融约束论（Finan CialRestraint），20世纪90年代，斯蒂格利茨等提出的金融约束论主张以政府合理干预金融市场的方式促进金融深化；适度干预主义者在兰叉理论（The Three-Pronged Theory）中认为，政府应注重包括农村金融监管和法律制度内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并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新建成本，教育培训，穷人高风险信贷，科研开发等费用，政府要提供重复性的智能补贴（SmartSubsidy），这样农村金融机构在降低风险和成本的基础上将会形成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和服务具有社会福利效应的低收入阶层的双底线均衡（DoubleBottomLine）局面。我国当前农村金融改革中可见此理论的影响，如一方面允许信用社扩大利率浮动，另一方面对信用社改革给予减税等政策扶持。但现实情况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少量的补贴并未显著降低农村金融交易成本，这种经过精妙设计的智能干预方式在非智能的政府面前终告失效。

从上述三个理论流派演变看，理论家和政策实践者在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中试图寻求最优路径，面对农村金融市场高成本和高风险，如何有效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是财政信贷政策配合模式能否成功的关键[4]。

在合作金融支农问题上，目前学术观点大体有三种：一是存量论，主张通过存量改革来增强其支农能力[5]；二是增量论，强调应将民间金融合作化以增加支农投入；三是增量渐进发展论，主张农村合作金融应走增量渐进发展道路以突破“存量改革难”与“增量发展受阻”的双重困境，并实现在增加金融支农力量的同时力促存量改革之目的[6]。同时，学术界关于设法阻止或减少农村资金外流并吸引外部资金回流农村的观点已被中央采纳。

二、财政支农与金融信贷支农现状

1.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金融信贷资金独立运行

我国财政支农资金运行基本上与农村金融信贷是分离的。财政支农资金多年来以单独方式运行，不能发挥对农村资本金形成的“发动器”、“杠杆”和宏观调节作用[7]。一是各级财政承担本级农业财政支出资金的管理，各地区都有各自的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办法和措施。二是财政部、发改委、农业部等部委都有各自的支农项目投资权限和管理办法。在政府对投入农村的信贷基本没有给予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农村正规金融信贷由农村信用社、邮政银行等金融机构按高于市场利率的价格向农村经济实体发放。财政支农资金在行政体系内通过自上而下的层级结构流动，并且各级平行单位各自有自己的划拨和使用标准；而农村金融信贷资金则完全是通过供求关系在市场体系进行配置，财政支农资金与金融支农的资金基本上在不同的两个体系按各自的运行机制单独运行。广东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金融信贷资金独立运行的状况也十分明显。例如，广东省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由2001年的28.20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45.14亿元，增幅达60%，相应的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贷款额却没有增加，甚至略有下降，财政支农和金融信贷的互动基本上不存在，财政支农资金的增加并没有引起农村金融信贷的增加。

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政策的根本目标一致，都是为了促进“三农”发展但因二者执行主体不同，支农原则、方式各异，加上部门协作意识不强、政策沟通不够及“三农”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等，导致二者各自为政。财政、金融这种“单干”局面，大大弱化了支农资金的政策功能和使用效率。因此，迫切需要对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进行整合。

2.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金融信贷的联动

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金融信贷各自为政主要表现在：一是财政部门在安排支农支出时也很少寻求金融配合；未能将两者统筹安排以发挥其杠杆效应。二是金融部门在制定信贷政策及组织信贷投放时，很少考虑财政支农政策。金融流动性过剩与投入农村的金融资金在萎缩，随着国家财政支农政策的改革，财政支农资金规模将不断扩大，如何通过财政资金的推动，引导金融信贷资金投入农村，使国家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金融信贷结合，其关键在于建立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金融信贷的联动机制，创新财政支农的资金使用方式。

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金融信贷的联动，是指由财政支农资金引发的金融机构对农业信贷的倍加式的或乘数式的信贷资金投放效果；其联动机制是指财政支农资金启动农村金融信贷资金，农村金融信贷与农村经济实体收入变动形成自发调节机制，最终引致的农村金融信贷量变化的效果[8]。

考虑到财政支农资金的有限性和无偿性。在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和金融支农资金时，应以财政支农资金为先导，以金融支农资金为主力。一是开发性财政支农资金应深度整合到支农金融机构之中，以有限的财政资金为先导，吸引赢利性的金融资金跟进，由财政资金充当信贷资金利息的补贴甚至本金的担保或补偿资金，发挥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二是非开发性财政支农资金应与支农金融机构进行浅层整合，由金融机构提供中间结算服务。

金融支农的基础工程应是让农民长智，增强其现代金融意识和运用金融资源发展经济的能力。财政支农资金来源的无偿性，政府“三农”财政资金投入的政策转变，提供了其承接农村金融信贷转嫁风险的功能。财政支农资金对金融农村资金的转嫁风险机理体现在：“即便借贷双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但如果企业能够提供充足的抵押，或者找到第三方为自己的贷款进行担保，也有可能增加企业的信贷契约执行激励，从而降低违约的风险，并使贷款人在违约发生后得到一定的补偿[9]”。这实际上是把农村金融信贷的风险转嫁给了财政。部分地区的农村合作经济投资担保公司就是为那些没有合格担保物的农户和小企业的贷款提供担保，既减轻了金融机构的风险，又使有发展前景的项目得到融资，借贷双方实现了双赢。

3.各地区在积极探索农村金融改革

通过文献调查发现，为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促进新农村建设，近年来很多地区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农村金融改革路径。郁南县的农村金融改革就是一个值得各地借鉴的个案。

自2009年以来，郁南县以构建信用体系为核心的农村金融改革，让该县成为全省甚至全国关注的焦点。郁南县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主要采取“政府统筹、人行指导、部门联动、多方参与、共建共用”的模式[10]，全力推进农村金融服务平台建设和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其主要做法：一是成立县级征信中心，构建强有力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组织保障机制；二是开发企业和农户非银行信用信息查询系统，构建农村信用信息跨部门采集和共享机制；三是扎实开展信用村和信用户创建工作，构建切合农村实际的农户信用评价机制；四是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县域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构建农村信用正向激励机制。郁南县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收到了明显效果。

三、政策建议

最近几年，我国有许多地区都在积极探索财政支农资金与农村金融信贷结合的方式。广东省要使财政与金融信贷支农达到理想效果，笔者认为应着力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需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领导高度重视，主动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充分发挥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专业优势，依托全国联网运行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来保证信用信息采集、查询、管理的规范性和安全性。郁南县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得以顺利推进，关键在于地方政府与人民银行分支行密切配合，形成政府统筹、人行推动、多方联动的工作格局。在总结郁南县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和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经济的金融支持提供有效平台。

第二，逐步以制度的形式把财政和金融信贷联合支农的重要性体现出来。除了农村扶贫救灾等应急性的财政支农资金外，尽可能把其余财政支农资金都通过对农村金融的支持，以农村金融为渠道，把财政资支农金和金融支农信贷更好地输导给农业和农村经济。

第三，财政除资金支农外，在职能及服务上支农。一是财政部门安排资金对农民进行金融意识和金融资源利用等方面知识的教育培训，使农民长智，大胆合理地利用信贷资金发展农业，二是财政部门利用掌握的数据资料提高农民的信用。2012年我省对全省进行了农村三资（资产、资源、资金）清查，对农户和村小组的土地、鱼塘、山地资源出租合同、收入等方面信息进行了登记造册，这些数据资料对提高农民的信用和金融机构向农户贷款的积极性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第四，制定精细明确的财政资助和补助细则，以利息补贴、税收优惠、信用担保等形式对向农民优惠贷款的金融机构给予支持和鼓励。

第五，服务农村的信用合作社、邮政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创新服务，向有资产性和资源性收入的农民发放信用卡，并降低信用卡取现、转账、消费等方面的利息和手续费，使农户更便捷地使用金融资金发展农业。

第六，由政府、财政、银行等部门组成工作小组，对财政支农资金以及受财政支持的金融涉农贷款进行全过程监督，保证财政支农资金和金融信贷资金的安全、高效运行。

参考文献：

[1]陈阿兴.论增加国家投入与增加农民收入[J].农业经济问题，2002（2）：33-34.

[2]廉桂萍.加大财政对农业支持力度不断提高农业竞争力[J].农业经济问题，2003（11）：51-53.

[3]张悦玲，张晓光.我国现阶段财政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取向[J].农业经济问题，2001（10）：57.

[4]洪雪辉.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保障[D].厦门：厦门大学图书馆，2008：9-10.

[5]张雪春.政府定位与农村信用社改革[J].金融研究，2006（6）：109-116.

[6]陈池波，彭克强.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整合论[J].中州学刊，2008（01）：78-82.

[7]王冰，胡威.论财政支农方式改革[N].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8，01（20）.

[8]王冰，胡威.我国财政支农与金融信贷支农联动分析[J].农业考古，2008（06）.

[9]王玮.信用担保作用机制与政府支持农信担保的路径选择[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11）.

篇3

Abstract： This paper carried on an empirical test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in the context of different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whether corporate has strong or weak financing constraints， government financial assistance has induced effects for corporate R&D investment. Compared with the corporate with stro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e induced effects of government financial assistance perform better in corporate with weak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equity nature of the corporate；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the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induced effects of state-owned holding enterprises are more sensitive to the strength of financing constraints.

关键词： 融资约束；政府财政资助；企业研发投入

Key words： financing constraints；government financial assistance；corporate R&D investment

中图分类号：F832；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9-0116-03

0 引言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企业只有依靠科技创新、加大研发投入才能增强自身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但是，研发投入具有规模大、风险高和回报时间长等显著特点，而目前我国股市正处于低迷阶段，企业通过上市或增发从股票市场筹集资金进行研发投入的难度巨大。此外，受银行项目贷款审批周期较长、债券发行条件较为严格等客观因素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外部融资渠道狭窄。因此除了将自身未分配利润投入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外，政府财政资助也是企业研发非常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

企业研发投入不仅与政府财政资助有关，也与其面临的融资约束环境相关。FHP（1988）将融资约束解释为在不完善的资本市场条件下，由于内部融资成本和外部融资成本之间存在差异，因而企业倾向于使用融资成本低的内部融资而非融资成本高的外部融资。那么，政府财政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呢？在不同的融资约束背景下这种关系是否会发生改变？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探讨。

1 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

1.1 文献回顾 政府试图通过财政补贴等政策增加企业R&D活动的资源配置，但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两种效应：一是诱导效应，即企业从政府获得资助后将激励其加大研发投入的力度，以获得更多更好的产出。Hamberg（1966）将405个样本企业分为八个行业，通过实证检验得出政府资助与企业R&D投入正相关的有六个行业（包括四个显著正相关的行业），另外两个行业为负相关但不显著。二是挤出效应，是指企业用政府资助替代自筹资金，政府资助不但没有促使企业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反而减少了企业原本计划投入的自筹资金。如白俊红，李婧（2011）运用1998-2007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从效率视角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结论，政府R&D资助对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政府R&D资助可分为财政资助和其他资助。本文涉及的“政府财政资助”是指政府以财政收入在企业的新技术或新产品等研发项目开始之前对其进行资金补助，包括由政府财政拨款直接补助企业科研项目的资金和由政府财政拨款给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并通过专项资金间接补助企业科研项目的资金，政府的这种财政资助行为不仅从经济上对企业的研发项目给予支持，而且以信号窗口的形式告诉企业这些研发项目属于政府重点扶持发展的领域，也就是说这些项目受到政府的一种隐形保护，其研发投入风险对比那些没有政府财政资助的项目而言更低，从而增强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的意愿。因此，从理论上来讲，政府财政资助可以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行为产生诱导效应。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无论是融资约束强的企业还是融资约束弱的企业，政府财政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都具有诱导效应。

在强融资约束下的企业融资渠道少，融资成本高，为了满足企业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企业不仅不会增加自筹资金投入研发项目，而且更有动机将政府财政资助的资金挪用于非研发项目中去；面临弱融资约束的企业较容易从外部筹资，对政府财政资助的依赖性不如强融资约束的企业，因此政府对企业研发项目的财政资助将会真实地被投入到研发项目之中，因此，相对于强融资约束的企业而言，弱融资约束的企业获得的政府财政资助对其研发投入的诱导效应更加明显。于是我们可推导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就政府财政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诱导效果而言，融资约束弱的企业好于融资约束强的企业。

2 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以在我国创业板上市三年（含）以上的153家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2012年为研究区间，剔除数据缺失或具有极端值（股利支付率异常高）的样本后，总共得到有效样本456个。本文使用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年报，并利用聚源数据库和同花顺iFind软件对所需数据进行了筛选和整理。

2.2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2.2.1 变量定义（表1）

本文首先引入融资约束程度（DUM1）作为第一个虚拟变量，旨在考察在不同的融资约束程度下政府财政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诱导效应或挤出效应的表现是否有所不同。然后再引入股权性质（DUM2）作为第二个虚拟变量，以检验在不同的融资约束程度和不同股权性质下，政府财政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诱导效应或挤出效应是否具有稳健性。

2.2.2 模型构建

模型一：RDt=？琢0+？琢1×Gt-1+？琢2×DUM1×Gt-1+？琢3×INTAN+？琢4×ROE+？琢5×LEV+？琢6×SIZE+？琢7×SALE+ui

在模型一中，当融资约束弱，即DUM1=0时，如果？琢1为正，说明政府财政资助有助于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如果？琢1为负，说明在政府财政资助下，企业减少了其研发投入。在融资约束强，即DUM1=1时，如果（？琢1+？琢2）为正，说明政府财政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诱导效应；如果（？琢1+a2）为负，说明政府财政资助会挤出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

模型二：RDt=？茁0+？茁1×Gt-1+？茁2×DUM1×Gt-1+？茁3×DUM2×Gt-1+？茁4×DUM1×DUM2×Gt-1+？茁5×INTAN+？茁6×ROE+？茁7×LEV+？茁8×SIZE+？茁9×SALE+？着i

在模型二中，当融资约束强且企业为国有控股，即DUM1=1，DUM2=1时，如果（？茁1+？茁2+？茁3+？茁4）为正，则政府财政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是诱导效应，反之则为挤出效应。当融资约束弱且企业为国有控股，即DUM1=0，DUM2=1时，如果（？茁1+？茁3）为正，则政府财政资助促进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反之则为替代作用。当融资约束强且企业为非国有控股，即DUM1=1，DUM2=0时，如果（？茁1+？茁2）为正，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反之则为挤出关系。最后，当融资约束弱且企业为非国有控股，即DUM1=0，DUM2=0时，如果？茁1为正，政府财政资助的增加会激励企业增加其研发投入，反之亦然。

2.3 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股利支付率作为“融资约束”的衡量指标，拥有高股利支付率的企业我们认定其为面临弱融资约束的企业，反之亦然。我们计算出每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三年的平均股利支付率，再以样本中所有企业三年的平均股利支付率的平均数为区分融资约束强弱的标准，高于该标准的企业属于弱融资约束的企业，低于该标准的企业属于强融资约束的企业。

我们手工收集了2010-2012年连续三年的企业研发投入的数据，该项数据主要来源于创业板上市公司每年公布的年度财务报告的报表附注中的“研发支出”“研发投入”或“研发费用”等项目。从统计结果可知，融资约束弱的企业无论是研发投入的最小值、最大值、还是研发投入的均值、中位数都大于融资约束强的企业相应数值，这说明融资约束弱的企业可以从外部市场获得更多的低成本资金来满足自身经营需要和投入研发活动。

由于政府财政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具有滞后性，我们用提前一期的政府财政资助来考察对当期的企业研发投入的效应，我们手工收集了2009-2011连续三年的政府财政资助的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在2009-2011三年中，融资约束弱的企业其政府财政资助强度的最大值、均值都比融资约束强的企业的相应数值要大。由此我们判断，政府财政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融资约束弱的企业的相关性可能比融资约束强的企业的相关性更大。

3 实证检验

3.1 多元回归分析 表2是模型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模型一只包含融资约束一个虚拟变量，模型二则纳入了融资约束和股权性质两个虚拟变量。

由模型一的回归结果可知，在融资约束强的背景下，政府财政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正向关系，但回归系数仅为0.42；相反，在融资约束弱的背景下，尽管政府财政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是正向关系，两者的回归系数却达到1.85。即无论融资约束的强弱，政府财政资助对于企业研发投入都具有诱导效应，不过，弱融资约束条件下的诱导效应比强融资约束条件下的诱导效应更大，这表明前述假设1和假设2均获得了支持。

3.2 稳健性检验 模型二进一步检验了不同融资约束背景和不同股权性质下，政府财政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检验结果显示，无论是国有控股企业还是非国有控股企业，也无论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是强或者弱，政府财政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均在5%的水平上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回归系数均为正），即前者对后者产生了诱导效应。其中，融资约束弱的国有控股企业的诱导效应最大（回归系数为3.71），融资约束强的国有控股企业的诱导效应最小（回归系数为0.05）。另一方面，这种诱导效应在弱融资约束的企业中要比在强融资约束的企业中更大，而且与企业的股权性质无关。这说明模型一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4 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2010年（含）以前在我国创业板上市的152家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股利支付率为融资约束强弱的衡量标准，并引入融资约束虚拟变量，考察了不同融资约束背景和不同股权性质下，政府财政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无论是融资约束强的企业还是融资约束弱的企业，政府财政资助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都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即前者对后者具有诱导效应；第二，与融资约束强的企业相比，政府财政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诱导效果在融资约束弱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好，且与企业的股权性质无关；第三，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的诱导效应对融资约束的强弱更加敏感。

参考文献：

[1]白俊红，李婧.政府R&D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效率视角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11，6.

篇4

关键词：财政支持；金融支持；农民增收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2(4)-0080-05

本文以1978-2011年陕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和财政、金融支持的实际数据为依据，建立陕西省财政支持、金融支持、金融效率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四变量SVAR模型，结合理论分析做出合理的短期约束，分析财政、金融支持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同时利用脉冲响应分析财政、金融冲击对农民收入的跨期动态影响，以期获得较为准确的结论。

一、文献回顾

自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加快农村金融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进行专门阐述和政策要求，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分别从金融支持、财政支持两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温涛、冉光和等(2005)的实证研究表明：长期来看，农民收入、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比率和农村金融储蓄比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短期来看，无论是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比率还是农村居民储蓄比率都没有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刘旦(2007)的研究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方金兵、张兵(2009)通过采用带有控制变量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进行了重新检验，结果表明：在长期，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农村投资存在协整关系；而在短期，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民收入增长呈现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星焱（2007）通过建立VAR模型，研究表明，农民增收与财政支持呈长期正相关，金融支持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影响较为微弱。

目前国内研究文献之所以对财政、金融支持农民增收未能取得一致的结论，原因不外乎是研究方法、变量和时空选择的差异。特别是目前国内研究方法以静态分析为主，如协整分析、回归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即使少量文献使用了动态分析工具VAR模型，也未对变量的“相对”内外生性给出确切说明，从而导致结论不够准确。如果结论不符合现实，据此结论可能产生危害性的负面效果，因此厘清两者关系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本文借鉴国外学者对此类问题多以SVAR结构向量自回归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的方法，尝试建立陕西省财政支持、金融支持、金融效率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四变量SVAR模型，结合经济理论做出合理的短期约束，分析财政、金融支持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关系，同时利用脉冲响应分析财政、金融冲击对农民收入的跨期动态影响，以期获得较为准确的结论。

二、变量的选取

农民人均纯收入（income）。农民人均纯收入是指农民家庭全年总收人中(包括实物收入)扣除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生产用固定资产折旧、税收、上交集体的承包费用后，剩余的可直接用于进行生产性、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生活消费和积蓄的那一部分除以家庭常住人口的人均收入。文中以此做为被解释变量，以LNIC表示。

财政支农水平（public_financial）。指陕西省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占当年财政全部支出总额的比率，文中以PF表示。

金融支农水平（financial）。指陕西省当年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与金融机构全部贷款总额的比率，文中以F表示。

金融发展效率（financial_efficiency）。在很多文献中衡量金融发展效率时，借鉴了King and Levine(1993)设计的Private指标，以非国有经济获得贷款的比率表示。在本文中用农业贷款与农村存款的比率来衡量金融中介将农村存款转化为农业贷款的效率。文中以FE表示。

数据来源于历年《陕西统计年鉴》。其中，为了消除物价因素影响、剧烈波动和异方差。以1978年为基期，用陕西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农民人均纯收人进行了平减，然后取自然对数，用LNIC表示；由于PF、F、FE均为相对值指标，物价因数已相抵消，故无需进行调整。具体见图1。

三、模型的确定

（一）模型的设计

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最大区别在于，VAR模型在处理随机冲击项的同期相关问题时，因不考虑经济理论约束，一般由实证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决定变量的排序(ordering)，不同的排序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因此无约束VAR模型无法得到唯一的方差分解及脉冲反应函数。而SVAR在处理随机冲击同期相关时，依据经济理论对时间序列的关系予以限制，能得到各变量对纯冲击的响应情况，方差分解及脉冲反应函数唯一。同时，SVAR模型考虑了经济变量的当期影响，也避免估计参数过多而带来的模型误差。

假设一个包含k个变量P阶滞后期数的SVAR模型，可以表述为：

BYt=B（L）Yt-1+εt （1）

式中，其中B为表示变量之间同期关系的(n×n)系数矩阵，B(L)是滞后算子L的(n×n)矩阵多项式：

B（L）=B（1）+B（2）L+B（3）L2+……+B（P）L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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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的企业总数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数量迅速增长，公司财务涌现出很多新问题，但公司财务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同时，西方的公司财务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中国独特的情景。进而，互联网和大数据也给公司财务理论带来诸多新的挑战。本文应用文献分析方法，回顾公司财务研究的历史进程，探讨公司财务研究的现状和问题以及我国公司财务研究的制度背景。研究指出国家金融和财税等体制的改革，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互联网技术革命、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和企业国际化等的进展，给我国公司财务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难题，同时也带来创新研究的机遇。

作者：吴世农

关键词公司财务；研究进展；研究趋势

引言

公司财务，又称为公司金融（CorporateFinance），早年称为财务管理（FinancialManagement），是工商管理学科中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公司财务研究始于1897年，迄今已有121年的历史。在工商管理诸多学科中，公司财务或公司金融的研究始终与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密切相关，是最具活力和挑战性的研究领域，其间至少有11位相关学者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纵观研究历史进程，公司财务的研究重点从研究企业内部的财务管理转向研究企业内部财务管理与外部金融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经典的财务管理研究框架向现代的财务管理研究框架发展，从静态的财务管理研究向动态的财务管理研究发展，从单学科、纯财务管理问题的研究向多学科交融、复合式财务管理问题的研究发展。

一、公司财务研究的历史

从学科起源看，公司财务源于会计，后又独立于会计。现在，其既与会计学科密不可分，又与金融学科密切相关。从公司财务的发展历史来看，其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形成阶段（1897-1930年）。此时的公司财务一方面研究财务指标体系及其分析方法，探讨财务指标的设计、计算及其与证券市场的关系；另一方面研究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主要特征。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是1897年纽约会计师格林撰写出版的第一部《财务管理》著作和1900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博士研究生路易斯巴奇利尔探讨期货市场的博士论文《投机理论》。然而，此时公司财务的研究与金融市场的研究并未融合在一起，公司财务研究主要关注如何根据公司财务报表信息对公司的成本—效益进行计算、分析与评价。

二是传统研究阶段（1930-1950年）。此时公司财务研究主要是探讨基于货币时间价值的各类估值模型，探讨财务信息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标志性的成果是1938年威廉的《估值理论》以及后期以威廉—高登股利贴现模型为中心的一系列估值模型。

三是现代研究阶段（1950-1975年）。这一时期的公司财务研究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尝试基于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来研究财务和经营信息与证券价格或企业价值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资本成本理论”（TheoryofCostofCapital）、负债和分红等“财务政策理论”(TheoryofFinancialPolicy)方面取得原创性和突破性进展。1950年哈利马克维斯的投资组合理论；[1]1958、1963、1965年MM的资本结构理论；[2，3]1963、1964年威廉.夏普基于马克维斯投资组合理论和托宾的资金分离定理推导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4，5]1965、1970、1976年尤金法玛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6，7]1972年及其后布莱克、舒尔茨和莫顿提出的期权定价模型（OPM），[8-10]1976年罗斯提出的套利定价模型（APT），[11]都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研究成果。1985年MM理论中的莫迪格里安尼、1990年马克维斯、夏普和MM理论中的米勒、1997年舒尔茨和莫顿、2013年法玛先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总之，此时的公司财务研究不再把财务管理简单地视为企业的内部“成本—效益”管理，而是将公司财务的研究重心放在企业经营和财务信息及经营和财务管理决策与资本市场证券价格（值）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问题上，并形成了一个完整和系统的理论研究框架。

围绕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目标，首先必须解决资本成本这一核心问题。而各类资本的成本中，权益资本的成本是个难题。因此，围绕权益资本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资本资产的估值和定价理论与模型。从威廉—高登的股利贴现模型等发展到CAPM和APT，以及此后的OPM。但是，不同于传统的股利贴现模型，CAPM及其此后的定价模型建立在投资组合理论、有效市场理论、套利定价理论的基础上。紧接着，在基本解决了权益资本成本或资本资产定价之后，即可逐一探讨负债、分红（在理论上，股权融资可视为“逆向分红”）、投资、营运资本等财务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收购兼并、跨国公司理财、行为财务、财务报表及其信息含量分析等属于公司财务的一些研究专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司财务研究离不开资本市场。当企业在市场上发行证券，投资者投资证券，就形成了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等。在金融市场上，最受关注的问题是其收益和风险。在金融市场方面形成三个重要的研究专题：一是投资收益、风险以及估值的研究；二是各种基金层出不穷，形成了对共同投资基金和分析师行为等的研究；三是各类金融市场特征和行为的研究。正因如此，后人常将公司财务称为公司金融。

四是后现代研究阶段（1975-2000年）。在这一阶段，公司财务经典的理论研究框架已经臻于“完美”，研究的关键在于如何突破。一方面，公司财务的研究继续深化探索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和谜题，包括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深化与完善，以及资本结构之谜（ThePuzzleofCapitalStructure）、[2，3，12-22]股利政策之谜（ThePuzzleofDividendPolicy）[13，23-30]和现金持有之谜（ThePuzzleofCashHoldings）[19，31-38]等难题的探索。1976年，罗斯提出“套利定价理论”（APT）。[11]1988年坎贝尔等发表“股票价格、盈利和预期股利”一文，[24]在应用1871-1986年美国股市的综合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后指出，企业实际盈利的长期历史均值是未来实际股利现值的优良估计。1993年法玛等提出了著名的“三因素定价模型”[39]等。另一方面，公司财务与其他学科交叉与融合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主流之一。1976年詹森等发表了著名的《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一文，[40]阐述了代理以及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问题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探讨动态资本结构。[12]1985年德邦等发表《股票市场过度反应了吗》，[41]将心理偏差引入股票投资决策问题。继1997年SV的《公司治理调查》一文发表后，1998年LaPorta等发表了《法与金融》和《投资者保护和公司治理》，[37，42]先后阐述了法律与金融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2000年后出现了《迎合股利政策》。[23]由此可见，代理理论、公司治理、心理偏差和投资者法律保护等与公司财务之间的关系成为热点研究问题。席勒在2013年、塞勒在2017年先后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2013年法码、拉尔斯汉森和席勒三人获奖的主要理由还在于他们在资本和资产价格的实证研究和长期价格走势预测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而使得席勒名声大振的却是他的《非理性繁荣》一书。[43]在这一时期，公司财务的交叉融合研究具有三个明显的形态：一是公司财务与会计、审计、资本市场及金融市场（投资）的融合，四者的研究范式和关注的问题具有趋同现象，虽然研究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二是公司财务与工商管理学科中各专业研究方向如人力资源、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物流供应链、商业模式和企业战略等之间的交叉及互动研究，[36，44-46]探讨公司财务与上述管理问题之间的关系。三是跨学科之间的交叉和互动研究，探索公司财务与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及文化和网络技术等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的20年，我国学者一方面立足本土，结合国情，另一方面紧跟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财务管理的主要特征和规律。在资本结构、[47-53]分红政策、[54-59]现金持有、[60-63]行为金融和行为财务、[57，64-68]公司内外部治理与公司财务、[47，56，57，60，69-74]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51，75-77]政治关联与公司财务、[52，78-80]收购兼并、[68，81-84]技术创新与公司财务、[85]业绩评价与高管薪酬、[71，86-88]宏观经济与公司财务[82]等领域取得了一批优秀研究成果，为中国本土的公司财务理论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此外，最近十年来，中国独特的制度背景及其公司财务问题如负债、[89-91]现金持有、[32，33，92]政治关联与公司财务、[90-93]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94，95]等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总体上看，此间有关我国公司财务的研究具有两个典型的特征：一是引入公司治理，探索中国独特治理环境下的公司财务问题，即公司的内部和外部治理因素如何影响公司的财务绩效和财务行为；二是引入心理行为，探索心理和行为偏差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管理者和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决策行为。

二、公司财务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2000年之后，公司财务的研究形成了内外交叉融合研究的新特征、新框架和新范式。

一是公司财务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研究涉及政治体制、法律法规、金融制度等如何影响公司的资本成本和公司各类财务政策，制度因素与宏微观经济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1964年拉夫纳萨奈尔就在《美国行为科学家》发表了《经济发展与官僚腐败》一文，探讨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世纪70-80年代西方公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政治因素或政治关联对公司财务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从研究趋势看，公司财务的研究沿着其与代理关系、公司治理、产权结构、法律制度、政治体制等制度因素的关系一路拓展和深化，但研究成果多元且易变，具有典型的制度情景依赖特征，迄今仍然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深化研究。

二是公司财务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前AFA主席、著名财务学家Zingales在2015年指出：“文化这一创新性的元素开始走进财务学的研究视野，为财务学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的研究机会。”财务学顶尖期刊JFE甚至在2015年7月第117卷专门出版了一期有关财务与文化主题的特刊。由此可见，财务与文化的交叉研究是近年来财务学的一个新的趋势和研究热点。总的来看，有关公司财务与文化的研究，最近几年主要从国家伦理道德、宗教、地域及习俗和社会资本四个维度展开研究，且方兴未艾。

三是公司财务与行为偏差的关系研究仍然在延续，从行为经济的研究到行为金融的研究，再到行为财务的研究，人类的心理偏差对宏观经济政策、金融市场走势和企业管理决策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但是，行为金融和行为财务有所不同。行为金融通过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交易数据，侧重研究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投资者行为，例如投资者的过度反应、反应不足等；行为财务不仅通过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的交易数据，而且通过企业管理者的决策，侧重研究企业管理者的行为，例如管理者在收购兼并决策中的过度乐观和过度自信、股利政策中的迎合行为、负债政策中的过度负债以及投资决策中的过度投资等。

四是互联网、大数据与公司财务之间关系的研究亟待拓展。互联网技术既改变了企业的商业模式，也改变了企业信息的披露方式、传播途径、传播速度、影响范围和影响力度，从而改变了管理者、投资者和监管者的决策行为；同时，大数据的有效性、偏差性和复杂性并存，对公司财务和金融市场的深刻影响更为复杂，作用更加多元。这一方面推动了企业和金融市场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变革，另一方面对传统的会计、审计、财务和金融理论提出新的挑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一方面仍然是一个“相对的空白”。《Nature》和《Science》分别在2008年和2011年专刊探讨大数据的特征、面临挑战与应用前景。拉泽等在2014年提出了两种可能导致社交媒体大数据出现偏差的原因[96]：一是“蓝队偏差”（BlueTeamDynamics），指服务提供商自身为了商业利益改变数据算法而导致的偏差，也可称为“数据算法偏差”。例如，谷歌的“搜索推荐”就可能导致某类关键词搜索量的提高，因百度搜索竞价服务所导致的“魏则西就医事件”均属于典型的算法偏差；二是“红队偏差”（RedTeamDynamics），指生产数据的用户（即大数据研究者的被试）为了特定目的而尝试操纵数据的生成过程，也可称为“数据生成偏差”。拉泽等指出，类似的手段也可能在以推特和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中用来传播关于股价和股市的谣言，从而达到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但这一推测目前还没有被经验数据所检验。尽管如此，国内外已有研究证实，大数据通过影响投资者情绪从而影响股票的投资收益。在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对大数据的精确性、非抽样误差、循环使用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开始关注社交媒体的股票大数据的偏差性及其对股票收益的影响。[76]

五是公司财务的研究中存在一个理论脱离实际的明显“短板”。公司财务管理的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但在研究其影响因素时，总是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逐一或分别探讨资本结构、利润分配、股权融资、资产配置和投资、营运资本以及现金管理这六大财务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很少开展多个财务政策的联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目前的文献检索发现，比较多的是两个财务政策联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这与现实中的企业财务管理场景和面临的决策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为企业实际的财务管理决策过程中，负债会影响投资，投资会影响负债；负债会影响分红，分红会影响负债；负债和分红会影响股权融资，从而影响投资扩张和营运资本增减，而投资扩张和营运资本增减反过来会影响负债和分红，从而影响增资扩股，反之亦然，如此等等。这是公司财务理论研究中比较致命的一大缺陷。

三、中国情景及公司财务研究展望

目前，中国在管理科学领域，尤其是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从管理科学领域来看，2004年中国管理科学WoS论文数量仅为682篇，2013年增长至5288篇，增长了6.8倍。从国际排名来看，中国管理科学的世界排名从2004年的第11位跃升到2013年的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进步了8个位次。除了论文的数量，论文的被引程度也是衡量研究质量的重要因素。2009-2013年，中国在管理科学领域的论文以7.4%的数量份额获得了全球8.5%的引文份额和11%的高被引论文份额，表明中国以相对较少的论文获得了相对较多的被引频次和高被引论文。管理科学中的工商管理学科，是近十年来进步最为迅猛的学科之一，2009-2013年，工商管理的论文、引文、高被引论文排名分别比2004-2008年进步了10、8、6个位次。同时，在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领域，从1995-2016年中国学者发表于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领域6本或9本①顶级期刊（TOP6orTOP9）的论文数量看，共有40篇于TOP6的期刊，有68篇于TOP9的期刊，且近十年来发表论文的数量呈现较快的增长态势。②

然而，我们仍需注意到，目前工商管理学科特别是会计、审计和公司财务的学术研究仍由西方国家主导。对管理学顶级期刊（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发文来源的一项统计数据表明，不少发表的亚洲问题研究仅仅是简单套用西方管理理论，并未提出亚洲独特管理情境下的新理论。著名学者Barkema等人在2015年呼吁，研究者们应提出更多基于东方独特管理情境、能够解决重大社会需求的创新理论及学术架构。提出基于亚洲乃至中国独特情境的创新性理论，首先要理解亚洲与西方国家的关键区别。Barkema等人指出，将亚洲与西方国家所区分的是其特有的制度环境、哲学理念和文化价值观。哲学理念与文化价值观是各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群体性认知与思想观念，具有相对稳定的特征，否则难以解释近年来亚洲，尤其是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

中国具有独特的制度、经济、人口和文化等情境。第一，截至2016年12月底，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8705.4万户，其中，企业2596.1万户，个体工商户5930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79.4万户。因企业类型多，其财务管理问题多元且复杂。第二，中国的资本市场虽只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但无论从上市公司数量、公司市值或股票交易额看，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之一。截至2016年底，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总计3047家，股票总市值高达50.77万亿元，股票年成交金额约为127.77万亿元。同时，自2004年6月25日创立中小板市场以来，上市公司已超过822家，市值超过98万亿元。自2009年10月30日创业板市场成立以来，上市公司已超过570家，市值超过5万亿元。此外，在新三板挂牌交易的公司超过10163家。从债券市场看，截至2016年底，国债发行额超过5万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额超过6万亿元。第三，在我国上市公司数量和资本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围绕上市公司的“会计造假”、“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等丑闻不断出现。根据国泰君安数据库显示，1994年1月至2017年7月，我国政府处罚会计造假、会计处理不当、市场交易违规、信息披露违规等事件4780次，涉及1759家公司。其中，会计造假906件，会计处理不当112件，市场违规8657件，违规披露2194起，其他711起。根据中国证监会资料显示，2010-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各类违规违法案件高达3631件。其中，虚假陈述、虚构利润、虚构资产、披露不实、违规买卖股票、内幕交易、操纵股价、欺诈上市等严重和较严重事件共计1387起。第四，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技术和应用迅猛发展，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用户数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3.2%，近十年来，网民规模增长了4.3倍，互联网普及率增长了4倍。其中，手机网民用户数近7亿，占总网民人数的95.1%。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互联网用户大国。第五，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宏观体制和治理机制的调整和金融及税收体制改革，引发宏观政策的调整。在经历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高增长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推进。凡此种种，对公司财务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综上所述，中国情境之所以独特，在于其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和制度依赖性等特征。这对于公司财务的研究，既是困难与挑战，更是难得的研究机遇和创新机会，也使得公司财务的研究不仅具有科学探索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本着立足国情，面向世界，探索前沿课题的思路，本文提炼出未来我国公司财务领域的16个重要研究方向或研究课题：互联网时代的公司财务行为和决策研究；互联网时代的资本市场行为研究；制度和文化与公司财务行为研究；企业商业模式、财务特征和财务政策研究；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及财务理论的关系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的公司治理、财务特征和财务政策研究；收购兼并、公司治理和绩效评价研究；风险投资、公司财务与资本市场互动关系研究；股利政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动态资本结构及其关键问题研究；债券市场与公司财务行为研究；资本市场行为与公司财务决策交互关系研究；现金持有和超额现金持有的一般影响因素和结构性影响因素研究；行为偏差与行为财务研究；公司财务绩效、公司治理与高管薪酬激励研究；宏观经济与公司财务关系研究等。开展这些课题研究，对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司财务理论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Markowitz，H.M..PortfolioSelection.JournalofFinance，1952，7(1)：77-91.

篇6

多媒体教学已然成为现代教育教学的一个新型手段，多媒体教学以其内容的丰富性、直观性，获得知识点的便捷性以及各个学科知识点的交叉相互性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在《财政与金融》的教学过程中尤其需要知识的较快更新以及与各学科知识之间的相互串联。但是，多媒体教学更应该注意章节的选择使用、教学过程中的师生情感交流以及新型教育方式与传统教育方法的结合等。

关键词：

多媒体教学；财政与金融；教育方式

随着现代教育方式和方法的变化，课堂教学也在发生着变化，已由原来的传统教学模式逐步向现代教学模式发展，而现代教学模式要求不但能够准确快速的传输教学信息，又能较及时反馈教学效果，从而实现教学效果的优化，这就是新型的多媒体技术。正是由于多媒体技术的迅速推广，使教育教学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财政与金融》教学过程中应用多媒体技术已然成为此门课程讲授过程改革的趋势。

一、多媒体教学的特点

多媒体教学又被称为计算机辅助教学。是信息技术教育的分支，指利用多媒体信息及计算机，综合处理和控制符号、语言、文字、声音、图形、图像、影像等多种媒体信息，把多媒体的各个要素按教学要求，进行有机组合并通过屏幕或投影机投影显示出来，同时按需要加上声音的配合，以及使用者与计算机之间的人机交互操作，完成教学或训练过程。多媒体教学的运用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通过教学设计，合理选择和运用现代教学媒体，并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组合，共同参与教学全过程，以多种媒体信息作用于学生，形成合理的教学过程结构，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多媒体教学方法的优点如下。

1.课堂教学包含知识容量大

对于经济信息变化比较快的课程，多媒体教学的优势显得尤为明显。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多媒体能够增大课堂教学容量，使教学资源能够实时更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2.能够直观的化繁为简

由于多媒体教学本身内容直观性强、感知材料比较丰富的特点，使多媒体教学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够较直观的分解知识技能信息的复杂度，更快的使抽象信息在大脑中迅速转化为形象信息，充分传达教师的教学意图，使教学过程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化难为易、化繁为简。

3.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由于多媒体利用视、听、学向学生提供声、像、图、文等综合刺激信息，有利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在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

二、《财政与金融》课程的特点

《财政与金融》是一门经济类专业基础课，课程内容主要以理论为主，介绍一些宏观理论知识，并与《财务管理》《财务会计》《税法》部分知识重复，仅传统的教学方式授课使得知识的传授繁杂而冗长。而这些基本知识由于其较强的理论性导致教学过程中使教学效果枯燥、乏味、学习积极性低。而《财政与金融》课程在讲授过程中又具有以下特点。

1.和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联系比较紧密

课程包含了财政学与金融学的基本理论知识，这些知识容纳了国家、政府、金融、市场经济等相关的知识和内容，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的微观经济反应联系较为紧密，需要根据市场实时变化和国家政策的实时更新紧密结合。

2.课程信息量大

由于高职高专院校的课程开设通常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实践性，而《财政与金融》又是基础教育理论里不能缺少的基本理论知识，不能在整体的教育教学中占据太长的时间，所以整个课程包含了所有与财政学、金融学相关的基本理论知识，总体看来课程的信息量大。

3.财政、金融原理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得到生动的反映

财政与金融看起来讲述的都是国家政策，大政方针，与我们的生活离得太远，而细细研究起来会发现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国家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公共产品与公共需要、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国家的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都会牵涉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工资、我们的物价、我们的房子、我们的交通及我们出门在外的每一项公共基础设施等，无一例外都属于财政与金融的知识范畴。这些看似宏观的理论都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生动反映。

4.课程能反映当前与财政、金融有关的前沿知识。更依赖信息化传播工具

自从十以来，中国梦的提法已经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中国梦，我的梦，如何实现，国家政策怎么变化，老百姓的生活如何提升，每年的国家预算有什么变化，国家的财政往哪个方面倾斜等。有关这些知识都是财政金融最前沿的知识。而财政与金融的信息又瞬息万变，尤其是金融部分股票债券市场期权期货市场的金融实时信息，变化无常让人捉摸不定，而在传统的教育教学过程中仅靠理论知识是没有办法直观了解实时更新的金融信息的，要想取得比较好的教学效果、获得最直接的直观信息，《财政与金融》课程在讲授过程中应该更加依赖信息化的传播工具。

三、多媒体教学在财政与金融教学过程中应用的优势

1.多媒体教学可以使财政与金融的理论抽象知识变得更加直观形象

多媒体教学主要以声音、影像、图表、动画等素材作为最主要特点，这些素材在教学过程中的综合使用能使理论知识直观形象的表现出来，从而增加教学内容的表现力，能较好的提高课堂讲授的效果。例如在讲授财政与金融知识里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章节里，讲述的课本基本知识之后只能让学生感官上认识一下数字，从数字了解关于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那么通过多媒体播放一段我国某个省份的财政预算的新闻或者资料，播放财政年度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报告，再用柱形图对比近年来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变化，可以从直观上表现我国财政的变化。在选取某些案例，配上相关图片，可以使学生对我国财力的增加，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以及中国梦的实现多一份信心。

2.多媒体教学能够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的突出重点难点

多媒体教学一改传统的教学模式，使课堂教学新颖有趣，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例如，在讲授财政学里税收内容时，仅用传统的教学方式讲述我国的主要税种时显得苍白无力，而且讲授过程非常枯燥，教学效果差，如果在传统的讲授课本知识的基础上通过播放各主要税种的征收短视频，尤其是与我们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税时，会增强学生参与积极性，提高听课率和上课抬头率。促进教学效果，增强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学习印象。同时，多媒体教学又不是对教材的简单加工和处理，在课件制作时还要详略得当，突出重点难点例如在介绍金融市场章节时，课本内容讲述了金融市场的主要内容，特点，现状以及分类，在分类里又讲述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期权期货市场等等各个金融市场的特点。章节里所包含的内容比较多，若一一讲述会占据很长时间，也达不到好的教学效果。若不讲述，单靠学生自学也达不到好的目的。那么，利用多媒体教学就可以播放近期有关金融市场的最新消息和视频资料，通过视频和资料的内容引入相关的基本知识，从而通过基本知识去分析视频资料的客观性，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更多更好地去把握金融市场的风险性，收益性，流动性特点，通过多媒体的教学突出这一章节的重点也使难点随之解决。

四、财政与金融教学中实施多媒体应注意的问题

1.课程章节选取的合理性，遵循适用性原则

多媒体的出现无疑展示了它明显的优势，尤其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章节都适合多媒体教学，在实施多媒体时必须结合课程章节实际与教学内容相结合的原则。在基础理论的讲授方面多媒体教学显然差强人意，原因是在对基础理论讲授时需要大量的思考以及辨识过程，由于多媒体教学过程中包含大量的信息，会使学生的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多媒体多彩的课件本身，往往不能很好地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例如，在介绍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时，需要很严密的数理推断和逻辑思辨过程，使用多媒体教学就难以取得好的效果，此时就应该选择传统的教学模式，通过板书，在黑板上一步步推演，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能够跟随教学思路，加深对基础理论的理解，便于掌握，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2.多媒体教学过程中应加强师生的情感交流

一般而言，多媒体教学所包含的信息量是传统教学的5-6倍，从师生的交流角度上看，教师占据了主动性和主导地位。多媒体教学信息量大，从表面上看来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但其负面作用是会使教学节奏加快，导致学生学习跟不上节奏，不愿意做笔记，只管听老师讲授，而过去之后听过的知识有如过眼云烟。由于知识掌握的不牢固，不深入，课下就丧失了与老师交流的积极性，教师在讲授过程中的魅力有所削弱。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为了加深学生多知识点的印象，就要求授课教师严格把握教学节奏，突出重点难点，上课多停顿一会儿，多与学生交流，加强师生情感，情感的加深更有利于达到好的教学效果。例如在财政与金融教学过程中讲授到货币的起源，发展以及人类货币演变的章节里，除了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展示货币的演变过程外，可以和学生交流并畅想现代货币的未来发展前景，对于现代的电子货币以及未来的无纸化货币的看法，以及思考无纸化货币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等。

综上所述，多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已然成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手段，随着教育教学的改革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多媒体教学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笔者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感受关于财政与金融教学过程中的心得。正如硬币的正反面一样，任何事物的出现必然有两面性。在教学过程中，只有根据不同的章节内容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把多媒体教学的先进性与传统教学模式有机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多媒体教学方法与适时的课堂讲解、板书、交互、反思时间的关系，适度的使用多媒体教学并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最终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只有这样，教学活动才会生动，才会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

作者：孟倩倩 杨贵仓 郭瑞强 单位：郑州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秦强.财政学课程案例教学的探讨[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3).

篇7

「关键词财政支农；金融支农；耦合协调度；空间计量

引言

2004～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16年锁定“三农”问题，指出解决我国农业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长期偏低与农村金融发展长期滞后问题，是目前我国突破农民增收瓶颈的关键所在。各年的一号文件均强调将财政扶持与金融支持作为农业经济发展的核心工具，须通过将财政支出与金融机构贷款等资源进行协调配置，形成财政资金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其他社会资金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然而，多年来我国存在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多头、投入分散且效益较低等问题，加上农村金融市场长期存在金融抑制、金融排斥现象，不仅削弱了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之间的耦合协同作用，也形成了现代农业生产企业融资难问题，阻碍了农业经济发展。在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各地区如何推动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可持续协调发展，践行乡村振兴战略，已成为当今备受关注的重大课题。

文献综述

多年来，学者们主要对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效果，以及财政金融协同支农作用进行了探讨。在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效果方面，陈义林（2008）基于VAR模型分析了我国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发现金融支农的效果要明显优于财政支农，财政支农在促进农民增收过程中存在“渗漏”效应。焦方义（2010）运用索洛模型分析了财政、金融资金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指出财政、信贷资金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支农效率不高，且财政金融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胡宗义等（2014）基于PSTR模型，探讨了我国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的最优结构比重。茹玉、林万龙（2016）采用分位数回归及因素分解法，发现我国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对农业增收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并且财政支农的贡献更大。以上研究主要对比了财政支出和金融支持二者的支农效率，但尚未涉及将财政金融作为整体系统来进行分析。

然而，财政与金融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两把“利剑”，各自发挥作用又能相互协调配置资源，因此财政金融协同支农作用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Ahmad&Abdul（2009）与IonicaApostu（2012）指出，财政资金、金融信贷投入均对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积极作用，而财政与金融协同支农的效果并不理想。黄寿峰（2016）基于空间面板分位数模型，考察了财政支农、金融支农及其协作效应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也认为我国财政支农、金融支农在一定的分位点上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影响，但财政与金融支农的协作效应在不同分位点上均不显著。究其原因，正如刘孝红、巴曙松（2009）认为，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各有分工，二者在支农过程中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省份的财政支农资金规模、金融支农资金配置结构均未达到最优，现阶段财政金融协同支农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董晓林等（2016）和蒋例利等（2018）也认为未来必须创新财政引导金融支农的路径，以此来创新金融制度和降低信贷风险。为了进一步考察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效率，姜松等（2013）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研究发现自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财政金融支农协同效率逐年显著提高，但在演化过程中存在明显的“集簇性”时空差异。韩占兵（2014）运用两系统耦合度模型，发现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财政与金融协调支农水平依次递减，各省市的财政资金与金融信贷彼此之间缺乏配合；石丹、严高（2015）也构建了财政与金融支农二元系统协同模型，认为二者之间尚未形成良好的协同发展机制，彼此还处于相对割裂式的单干支农状态。可见，金融支持与农业财政资金协同支农作用对农业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影响巨大，但二者尚未形成良好的协同效果，未来需要深入研究是何种因素影响了财政金融支农协同作用的发挥，进而提出有效对策。

通过分析现有文献，发现当前有关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研究仍有待改善：一是学者们大多研究了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对农业经济、农民增收的作用和影响，也评价了财政与金融协同支农相关效率，但缺乏影响二者耦合关系的因素分析。二是由于财政与金融协同支农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学者们对财政与金融支农协同关系的研究忽视了各省市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此，本文运用2010～2017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二元系统的耦合关系评价体系，对二元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集聚与地理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同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因素，为各地区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建议。

研究方法与评价模型

（一）评价指标的测算

本文分别从规模、结构、收益三个维度确定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评价指标，因各个维度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所以需要对每个维度的权重进行测算，测算方法借鉴章穗（2010）等人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因为通过客观赋权法，可在确定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指标权重系数时避免人为因素干扰造成的偏差，熵值大小能客观反映各维度指标在综合指数中的大部分原始信息。因此，通过熵值法计算综合评价得分，即可得到财政支农综合指数和金融支农综合指数，具体测算的步骤参考章穗（2010）等人的研究。

（二）耦合协调评价模型

本文首先从系统耦合角度研究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的关系。通过参考刘耀彬（2005）两系统耦合度模型，构建测度2010～2017年我国31个省份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二元系统耦合协调模型。

pagenumber_ebook=62，pagenumber_book=60

其中，C(0＜C＜1)是耦合度，D(0＜C＜1)是耦合协调度，T是反映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系统综合协调的指数，X，Y分别表示财政支农、金融支农的综合指数，其系数α，β分别表示两个系统的权重，且α+β=1。本文根据二元系统权重选择思路，将两个系统的作用视为同等重要，取α=β=1/2。通过运用以上模型可计算出各地区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系统耦合协调度。

（三）空间计量模型

1.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包括全局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全局自相关采用Moran’sI指数检验沿线省市耦合协调度是否存在交互作用，计算式为：

pagenumber_ebook=62，pagenumber_book=60

其中n为沿线31个省市，xi，xj分别为i省市和j省市的耦合协调度，pagenumber_ebook=62，pagenumber_book=60为平均值，ωij为空间权重矩阵，Moran’sI∈[-1，1]。局部空间自相关计算式为：

pagenumber_ebook=62，pagenumber_book=60

2.空间回归模型

空间回归模型主要包括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滞后模型(SLM)。SEM模型表达式为：

其中，pagenumber_ebook=63，pagenumber_book=61为回归系数向量，pagenumber_ebook=63，pagenumber_book=61为误差向量，pagenumber_ebook=63，pagenumber_book=61为pagenumber_ebook=63，pagenumber_book=61的空间自回归系数。SLM模型为：

pagenumber_ebook=63，pagenumber_book=61

其中，Wy为空间滞后算子，ρ反映周边省市对于本省市观测值的影响程度。

（四）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本文借鉴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体系的相关研究（韩占兵，2014；胡宗义，2014；王谦等，2017），从规模、结构和效益三个维度构建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并将其评价指标进行拓展，以更好地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支农效应。本文考虑到数据的代表性和可得性，构建以下指标来综合分析各省市之间二元系统耦合协同效果。具体指标见表1。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保险年鉴》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

我国财政金融支农耦合关系分析

（一）耦合协调水平评价标准

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各子系统的综合指数后，利用耦合协调评价模型测算出各省市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耦合协调度，其分类等级参考刘耀彬等（2005）给出的取值范围：0≤D≤0.4、0.4＜D≤0.5、0.5＜D≤0.8、0.8＜D≤1分别为低度、中度、高度、极度耦合协调阶段。二系统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如表2。

（二）耦合协调水平测算结果分析

1.全国整体分析

从全国整体看，财政与金融协同支农耦合水平恰好达到高度耦合协调阶段，平均值为0.560，且历年来整体呈逐步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平均值0.421上升到2017年的0.637，耦合协调水平上升幅度约为51%。然而耦合水平值还比较低，与极度协调水平值0.8相差较大，说明我国财政与金融协同支农效率尚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2.东中西部区域分析

从各区域看，中西部财政与金融协同支农耦合协调水平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东部地区是先上升至2014年达到最大，后出现下降趋势，同时三个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差异显著，平均值分别为0.599、0.563和0.522，均恰好达到高度耦合协调阶段，特别地，西部地区平均值在全国整体水平之下，说明西部的财政与金融协调支农耦合水平较差。由此可知，东部地区耦合协调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即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

3.省际分析

从表2中的排名情况看，排名前十的省份中有8个省份分布在东部地区，该地区各省市的经济较发达，占据我国主要的经济、社会资源，因此无论是财政支农还是金融支农效果均是最优的，也最有利于二者的耦合协调作用的发挥。相反地，排名后十位的省份大多分布在西部地区，其中，西藏与新疆两省的财政与金融协同支农耦合协调水平最低，其历年平均值分别为0.468和0.439，尚处在中度耦合协调阶段；此外，甘肃、宁夏、贵州等省份的耦合协调水平均值约为0.515，仅跨过高度耦合标准值约0.15，说明历年来西部地区近一半省份的财政与金融协同支农耦合协调水平偏低，尚未形成良好的财政金融协同支农效果。

此外，由各省市历年的耦合协调水平值可知，2010～2013年，我国大部分省份的耦合水平值小于0.5，尚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自2014年以来才有所改善，除了西藏、新疆两省的耦合水平分别为0.427和0.429之外，其他省份均大于0.5，处于高度耦合协调阶段。此后，大多数省份的耦合水平值上升到0.6以上，直到2016年，北京、上海两省达到0.7以上，接近极度耦合，但截至2017年，我国所有省份均未达到极度耦合协调状态。

（一）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运用Stata15对财政与金融支农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相关性进行分析，其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多数年份下全局Moran’sI指数是显著的，故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耦合协调水平通过了空间自相关检验，表明我国各省市财政与金融支农耦合协调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且多数全局Moran’sI指数值显著为正，说明该耦合协调水平具有空间正向集聚性，因此，有必要将空间效应纳入到财政与金融协同支农的溢出性分析之中。

（二）耦合协调水平影响因素的空间回归分析

1.指标变量选取

由于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耦合协调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本部分将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我国各省市财政与金融支农耦合水平的影响因素。所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财政与金融支农耦合水平，解释变量为各影响因素指标：（1）经济发展质量（地区农业GDP）；（2）政府重视力度（农林水支出与财政支出总额之比）；（3）农村信贷投入（涉农贷款占农业总产值之比）；（4）社会支持水平（人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5）农业产业升级（第二、第三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

2.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对我国财政与金融支农耦合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其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当R2和似然估计值越大，AIC值和SC值越小时，回归模型估计效果越好，因此由表4可知，本文应选择空间滞后模型SLM中的固定效应估计最合适。由该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各影响因素的系数均为正数，且仅除了农业产业升级，其他影响因素的系数均显著，说明经济发展质量、政府重视力度、农村信贷投入、社会支持水平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财政与金融支农耦合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而言：

（1）政府重视力度对耦合水平的影响系数高达0.828，是促进我国各省市财政与金融支农耦合协调水平提升的最大因素。农业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利于各级政府实施财政贴息、信贷担保等优惠政策，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向农业领域，增加农业开发资金的投入规模，促进农业生产，进而提升财政与金融协同支农效率（黄寿峰，2016）。

（2）经济发展质量对耦合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072，说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为财政与金融协同支农政策提供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该结果符合预期，因为相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经济发达地区的财力、人力、物力资源较丰富，技术管理水平与资源配置效率也比较高，有利于相关职能部门发挥支农作用，提高支农服务水平。

（3）社会支持水平也是提升耦合协调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估计系数达到0.030。一直以来，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生产过程均需要消耗大量资金，也需要农业基础设施的支撑，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能够为农村再生产活动提供非农户投资和农户投资资金，以进行农村固定资产建造等经济活动，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会扩大农业开发项目经营规模，进而提升农业生产综合效益（赵勇智，2019）。随着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投资不断步入成熟阶段，财政资金与金融信贷的协调配置作用得以有效发挥。

（4）农村信贷投入作为金融支农的核心工具，其估计系数仅为0.021，即现阶段信贷投入对耦合协调水平的促进作用较低，表明目前农村金融支持“三农”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有限。究其原因，除了政府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协调配合度不高，使财政资金与金融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受阻之外，更主要的是因为农村地区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排斥现象，农户等弱势经营主体被金融机构排斥在外而不能获得所需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涉农企业和农民融资难问题日益严重（董晓林、徐虹，2012）。因此，如何缓解农村金融排斥现象，协调配置信贷资金，进而突破金融支农效率瓶颈，成为提升我国各省市财政与金融支农耦合协调水平的关键。

（5）农业产业升级的估计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各省市农业产业化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缺乏关键性创新技术的支持，各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偏低，导致第二、第三产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尚未达到最佳标准。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缺陷，未能明显促进财政与金融支农耦合协调水平的提升（胡宗义，2014），未来仍需改善产业结构，加大技术与资金的扶持力度，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升级。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空间计量方法，对我国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耦合协调水平及其空间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整体耦合协调水平恰好处于高度耦合协调阶段，但其均值大小仅为0.560，说明耦合协调水平仍然偏低；同时，我国耦合协调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2.对省际而言，近年来各省市耦合协调水平呈逐步上升趋势，已逐渐处于高度耦合协调阶段，但各省市发展不均衡。3.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高度耦合协调水平极的省份不断增加。4.通过空间计量分析，揭示了经济发展质量、政府重视力度、农村信贷投入、社会支持水平是显著提升耦合水平的因素，而农业产业升级尚未发挥显著促进耦合水平的作用。特别地，政府重视力度即农业财政支出对耦合水平的正向影响作用较大，相反，农村信贷投入的促进作用较低。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几点对策建议：

一是发挥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高度耦合协调水平极的优势，利用空间依赖性提升低耦合协调水平极区域的耦合水平，促使全国整体均衡发展。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最高，可利用优越的地理优势、社会资源优势，建立辐射范围面更广的财政金融协同支农发展中心。中部地区可利用中心区位优势，借助东部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的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补足自身缺陷，同时协调西部地区毗邻省份的资源，实现协同发展，进一步提高本地区的耦合水平。西部地区应重点关注处于中度与高度耦合边缘的西藏、新疆、甘肃、宁夏、贵州等省份，增加财政支出与金融信贷资金配置效率，通过利用周边地区较为发达的经贸市场，整合农业生产资源，发展农业产业，从而提高西部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综合效益。

篇8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了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的最大衰退，至今世界尚未完全走出危机阴影。在对金融危机进行深刻反思的过程中，金融安全网再次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后，在危机前金融安全网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一般认为，传统的金融安全网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审慎监管、最后贷款人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①。在2007年的危机中，政府对陷入流动性困境的银行进行了大规模注资，财政注资随之成为金融安全网一个重要的内容，金融安全网的范围进一步拓展。在危机中，金融安全网所发挥的作用被学界和业界所广泛关注。本文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分析美国政府财政注资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来研究财政注资这一金融安全网的新要素对于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这对于了解财政注资的积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对金融安全网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于政府注资这一金融安全网的新要素的研究尚非常罕见。本文的研究对于这一研究领域无疑是一个有益的补充，为进一步了解财政注资的稳定作用，完善金融安全网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理论分析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具有清偿能力的金融机构由于出现流动性问题而陷入危机时，中央银行会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向这些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以帮助金融机构短期渡过难关。然而，一旦金融机构大面积出现清偿能力不足时，金融系统出现偿付危机，仅仅依靠中央银行向金融机构再贷款已经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和阻止金融危机的蔓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政部通常采取动用税收、发行国债、提供担保等方式向丧失清偿能力的金融机构注入资产，通过剥离不良资产和购买银行资本权益，进而达到充实银行资本金的目的。

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直接催生了财政注资，至今仍大行其道。虽然财政注资的目标也是修复市场信心，管理金融危机，但作为一种新的救助方式，与金融安全网的其他要素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审慎监管要素强调事前预防，监管当局通过事前对金融机构风险状况进行科学预测和积极监督来对金融危机进行防范，银行监管主要是针对银行个体来进行的，通过审慎监管促使银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最后贷款人则强调事中救助，中央银行对发生流动性危机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援助。个别的危机事件极可能会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当某些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危机时，中央银行此时向金融机构及时提供流动性，避免引发金融机构之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有效阻止金融危机的蔓延;存款保险制度则强调事后修复，在金融机构倒闭后对存款人进行一定数额的偿付以确保金融系统迅速恢复。此外，存款保险制度以国家信誉保证承担存款人的部分损失，稳定金融市场的信心，抑制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防止金融危机的扩散。虽然对于这些要素在防范金融危机过程中所处不同的发挥作用时机进行区别有些偏颇，因为这些要素的作用可能贯穿于整个危机防范过程中，如存款保险和最后贷款人制度在事前也能一定程度上起到修复市场信心的作用，但是通过时机的划分，我们对金融安全网各要素的作用特别是政府注资的作用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如果事前的预防不到位，那么事中救助则显得十分重要。但是在2007年金融危机过程中，最后贷款人机制名存实亡，因为如果任何一个机构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贷款，无异于向世人昭示其存在流动性问题，进而会导致市场对其看空，使得危机进一步加剧。因此，雷曼兄弟即使在陷入严重的危机时刻，仍然放弃了向央行贷款。财政注资则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财政注资主要是政府财政通过剥离问题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和购买其股权的形式向金融机构注资，充实其资本金。当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问题而非清偿问题时，中央银行向其提供贷款就能缓解银行困境。而当金融机构由于严重亏损而丧失清偿能力时，中央银行仅向其提供贷款已经无能为力，为了避免其倒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政府不得不介入，充实其资本金。财政注资的作用对于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财政注资无疑向市场释放了积极干预的信号，重拾了市场信心，对于拯救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防止危机的扩散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实证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研究的主旨在于从金融市场风险(波动性)的视角来揭示政府注资的作用，检验政府注资是否能有效化解金融市场风险，降低金融市场波动性。因此，本文的研究设计也是紧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EventStudy)来对前文的理论分析进行验证。

(一)研究设计

本文研究设计分为以下三个步骤进行：1.指标选取。首先，需要确定金融市场风险即波动性的指标。在已有的研究中，通常使用证券价格的方差作为衡量金融市场波动性的指标。但是，其存在一个隐含的前提，即不同时点的证券价格相互独立，收益率分布呈正态。然而，在股票市场中，股票价格的方差是呈现出聚丛性的特征，且表现出明显的时变特征，随时间变化而变化。仅仅使用方差作为指标显然已经无法科学地刻画出市场波动性。因此，本文计划采用证券价格条件方差作为反映金融市场波动的衡量指标。条件方差是在给定全部历史信息集的条件下，对于证券价格变动的方差所做出的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信息集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因而条件方差也会随之变化。条件方差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方差的静态特征缺陷。

其次，确定估计所采用的方程。由于一般计算估计条件异方差模型都是采用ARCH模型及其推广形式。结合以前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广义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来计算出金融市场波动性，作为衡量金融市场波动的指标。

最后，由于美国是此次金融危机的重灾区，因此，本文计划主要对美国的财政注资在化解金融风险、抵御金融危机中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

2.时间窗口确定。在得出了金融市场风险的相应指标以后，需要确定政府注资的确切时间，以便对这一事件所发挥的作用进行分析。在时间的确定上，有政府宣布注资和政府实际进行注资两个不同的时点。由于政府强大信誉的担保，财政部宣布注资必定对金融市场的预期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优先选择政府宣布注资日，由于部分数据缺失，在无法准确确定政府宣布注资日的情况下，本文才考虑选择实际注资日。同时，由于政府注资日当天可能处于节假日，股票市场停止交易，因此，这一消息只有在第二天股票市场恢复交易时才有所反映，因此，在本文研究设计中，如果注资日处于节假日，则将其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股票交易日，将顺延后的这一交易日作为事件前后的分界点。

3.对事件前后进行比较。在明确了注资日以后，本文将以注资日为分界点，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段。本文旨在考察政府注资前后，金融市场波动性是否产生显著的变化，因此，本文试图找出所有注资事件的全部累积效应。考虑到条件方差在不同时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本文不是通过直接比较其条件方差的大小，而是先计算出条件方差的连续增长率，然后将所有注资日前后的波动性的增长率进行平均，找出整个金融市场风险的变化趋势。其计算公式为：VOLt=tt-1-1，其中，t代表t期的条件方差，VOLt为条件方差变动率。

这样避免了单纯通过比较注资日前后条件方差的差异而导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一次注资时期的条件方差很大，可能会改变全部注资事件整体的趋势，这样得出的结论显然有失科学性。

同时，由于很难准确地得到条件方差t的分布，因此，很难采取参数检验的方法来判定注资日前后股票市场波动性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而且，由于条件方差选自不同的时点，属于时间序列，不是截面数据，因此也无法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判定注资日前后的差异。因此，本文通过简单描述的方式进行初步判断，虽然缺乏一定严密性，但是依然可以判断出其大致的变化趋势。

(二)实证结果

在明确分析步骤以后，本文选取相应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本文重在考察次贷危机发生以后这段时期政府注资在化解金融风险中的作用，因此，本文所选的时间段为2007年4月3日至2009年4月30日大约两年多的时间。本文选取美国标准普尔SP500指数表示美国和英国金融市场的情况。

根据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股票市场价格指数的方差确实服从GARCH(1，1)过程，本文根据估计的方程提取条件方差的数据，作为衡量金融市场波动性的指标。下图给出相应的描述图。

2.在获取了金融市场波动性即股票指数条件方差的相关数据以后，本文开始进行第二个步骤，确定注资日的具体时间。根据公开可获得的资料，本文整理出了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美国财政部对金融机构的注资。下图列出了详细的注资一览表。

在提炼出条件方差的数据以后，本文逐一计算出美国财政部每次注资前后条件方差的变动率VOLt，然后依据时间窗口将这些变动率平均，得出整个金融市场波动率在政府注资前后的整体走势。

依据这些步骤，本文计算出了注资前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平均变动率的相关数据，参见下图。

根据分析结果，可以判断，美国政府的注资对降低金融体系的风险，降低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产生了明显的积极的影响。美国政府的注资终止了金融市场波动性及金融风险在次贷危机中日益增大的趋势，有效降低了面临的金融风险。

四、结论

篇9

关键词：财政金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显现的局限

（一）不完善的支农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通过两种经济手段进行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分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此期间，两种手段互为表里，相互补充，为我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做出贡献[1]。特别是在“三去一降一补”等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在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却表现出“无力感”，无论是对农业发展的支持，还是对农业结构性改革的推动，效果都不明显，作用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现阶段我国财政和金融合作的支农模式不够完善[2]。具体表现为：没有明显涉及农业的基金产品；缺乏必要的信贷体系以及农业专项基金等。此外，很少有能够落地的财政金融项目。这些都表明财政金融需要进一步合作，才能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力支撑。

（二）没有发挥农村金融作用

从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来看，农业证券、期货、基金和期权市场建设还不是很先进，基础还比较薄弱，农业融资规模相对较小，融资渠道相对较小，县级以农业为主的证券、期货机构较少，规模不大[3]。农业企业核心实力不高，规模不大，产业链相对较短，创新能力不强，技术能力低，抗风险能力差，利润不明显，经营基础薄弱，规模不足，这些因素的存在，制约了农业企业资本市场的发展，致使我国现阶段的财政金融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没有发挥农村金融作用，无论是金融总量还是在农村金融机构体现方面，都没有满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需要。

现阶段，根植于农村的金融服务以传统的储蓄服务为主，没有体现出财政金融“吸收储蓄、配置资金”的功能，致使信貸服务远远不能跟上农业发展需要。具体表现为：较低的农业贷款；不够完善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针对农村的金融资金支持不足等。

（三）没有体现保险的积极作用

保险是财政金融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现阶段我国的财政金融中却没有体现出保险对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作用。当然，在新农村的发展过程中，保险行业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例如，最近几年我国农村保险机构数量明显增长，在2018年保监会的一项调查中，显示我国农村保险机构保持在每个县平均二十个[4]。与此同时，在保费规模上的发展却极为有限，农村消费者的权益很难得到维护。最近几年更是表现出相对较为严重的保险机构的恶性竞争。而在农业保险政策上，缺乏政策性的险种，覆盖率更是不足。

总的来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财政金融没有体现保险对于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针对农村企业的商业性质的保险亟待进一步的开发。在实践中，无论是政策的支持，还是保险机构投入农业商业保险的资源都相对不多。此外，农业保险机构的从业人员普遍表现出一定的业务能力不足的状态，需要进一步提高从业人员的服务能力。上述种种现状都限制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农业保险的积极作用，站在吸收保险资金和投向的角度去看，资金外流的情况比较严重，对于农业所产生的反哺作用比较低。

二、优化财政金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途径

（一）整合并优化农村金融机构的各项职能

优化农村金融力量，整合农村财政金融的目的是发挥财政金融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推动作用，各司其职，防止农业发展的金融力量存在缺位问题。基于新凯恩斯主义框架，在合理的名义价格刚性水平下，由货币创造提供资金的财政刺激措施对产出具有强大的积极影响。在整合以及优化农村金融机构的过程中，发挥金融机构的核心力量，依托中小型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将战略重心放在农村农业发展上，拥有一定实力后，才能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多、更广泛、更便捷的金融服务。进而在更大范围内支持农业发展，推动更多资金流向农业发展。

（二）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农业供给测结构性的改革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现代金融的基础是有效的市场假设。在这种假设下，完全理性的投资者会立即将所有有关金融资产的可用信息纳入其价格动态。与该假设相反，许多研究指出了投资者的行为偏见。这些发现表明，金融市场中存在投资者生态，交易者群体总是在竞争、采用并最终放弃新的投资策略。这种适应过程是在多个时间尺度上观察到的，并且与行为金融学的一些结论以及所谓的适应性市场的假设相吻合。在总预期成本受到不确定性影响的方案中，与在风险规避下的消费者行为的预期模式相一致。因此，一种政策上可行的机制（通过按预期的总费用对“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分类并突出显示总费用）可以营造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改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消费者和政府节省资金。具体包括借助“大智移云”技术优化农村征信管理；拓展农业信用服务；发挥农村党政部门的牵头作用，搭建农村金融市场；利用农村赶集活动宣传金融知识等。

（三）建立健全农业的保险机制

保险在人类适应环境灾害的努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效的保险既可以作为一种分配手段，又可以作为一种传达风险的方法。农业保险被誉为应对极端气候的有效机制。当前在众多保险机构中，还没有一家是以专做农业保险为主要服务项目的金融机构。为了使保险成功地履行这些职责，保单定价和承保范围选择必须基于风险，并以准确的信息为基础。这依赖于形成政策选择基础的强大证据基础。保险公司所考虑的主要风险是气候灾害，为此，保险部门提供了可能的适应方案，能够增强抵御能力。然而，数据和分析的不足是阻碍保险公司履行这一职责的因素。在实践中，很少有人针对农业保险对农民家庭抵御气候变化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回归分析证实，投保的数量和对农业保险服务的感知是农民抵御气候变化的重要决定因素。这项研究的结果将有助于决策者、管理人员和保险公司推行具有成本效益的保险政策，以建设农民适应气候灾害的能力和复原力，成立国家层面农业保险企业，为贯彻和落实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提供必要的推动力。

三、结语

篇10

作者简介：孙宁华（1968-），男，河南固始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金融衍生产品和计量经济学研究。Email：njusnh@njueducn

摘要：本文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构建了一个刻画财政支出倾向、金融市场失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使用1996—2010年间中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城乡金融市场发展差异性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财政支出倾向的影响次之。财政支出的城市倾向策略，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最后，本文据此给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市场失衡；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投资城市倾向

中图分类号：F81045；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8004109

一、问题的提出

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是关系到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重大经济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25，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同年的基尼系数仅为0334。中国已经跨入了贫富差距悬殊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已经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经济平稳增长。“十”报告指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造成中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主要原因之一。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

此处以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差表示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差距。

为210元，2002年城乡收入差距为5 227元，而2010年城乡收入差距为13 190元，可见，城乡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我们的直观和初步分析结论是，财政支出倾向的不同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失衡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首先，公共财政的一大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具有其独特性，是任何其他政策不可比拟的。统计数据分析发现，1992年以来用于农村地区的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绝大部分年份低于10%，最高的年份也仅为11%。而财政支出用于非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高达89%。非农产业一般布局于城镇，全国主要的服务业和工业集中在城镇，而农村的产业发展还只是以农业为主。财政支出明显带有城市倾向，在这种倾向下，城市由于政府的投资项目带动了就业、拉动了消费，城市居民能够低成本地享受公共服务；而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的政府支持不多，需要村民自己集资建设。财政支出的城市倾向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享受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城市的生活水平高于农村，城市经济的发展明显快于农村，城乡收入差距也就不可避免地扩大了。

其次，新中国的金融市场历经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金融监管制度不断完善，金融机构不断涌现，金融工具不断创新，但是城乡金融市场失衡也在日益加剧。不同于城市地区金融机构的多样性，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种类有限，多以银行为代表的信贷机构为主，金融产品种类单一，多以借贷为主。而单纯的贷款由于生产的分散性很难满足金融机构要求的诸多条件，同时也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农民很难也很少成功进行贷款。因此，农村地区的金融业务事实上是以储蓄为主。而各种金融机构的盈利导向致使农村地区的存款不断流入城市地区。这种城乡金融市场发展的失衡带来的是农村居民无法高效地利用金融机构进行扩大再生产和增加收入；而城市居民则可以不断拓展自己的投资活动，城乡收入差距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扩大。

综合以上两个原因，本文认为有必要研究财政支出倾向、金融市场失衡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以及财政因素和金融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方向和大小。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大量研究。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库兹涅茨曲线”的提出。1955年美国经济家库兹涅茨基于美、英和德等国家历史数据的分析，提出了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 型曲线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会逐渐扩大，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收入差距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缩小。这个理论颠覆了人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差距会相应减少的习惯性思维。

“库兹涅茨曲线”是从欧美国家的经验数据中得出的结论，那么其对于中国的适用性如何呢？王韧[1]从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出发对该理论进行了检验，他采用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之比，通过建立一个回归方程，分别考察了经济开放度指标、城镇化程度、制度和政策这四个变量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倒U型的过程。

明确了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后，更多的学者关注的是哪些因素影响着城乡收入差距，并为找出相应的政策措施提供依据。下面，我们选取有代表性且与本文所做研究联系较为紧密的文献进行简要回顾。

首先，工资收入是按劳分配原则下最基本的收入来源，收入差距的形成必然与工资的高低有着很大的关联。Gollin 等[2]假设具有无限生命的代表性家庭只消费两种产品——农产品和非农产品，建立了一个包含农业生产部门和非农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新古典增长模型。研究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流向非农生产部门。一方面，农业生产部门劳动力数量减少和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流向非农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不但增加了非农生产部门就业量，也增加了对非农产品的需求，并出现收入持续上升的现象。他们通过英国的历史数据校准模型，得出该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英国经济发展的事实。Gollin等[2]的研究无疑为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孙宁华等[3]基于该研究方法，用一个包含劳动力市场扭曲和两部门之间效率差异的一般均衡模型对城乡收入差距建模。结果表明，可以在这个一般化的框架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及其与各种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和经济变量的关系提供合理的解释。通过运用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方法，他们发现所建模型可以通过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的检验。其次，关于财政因素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Pradhan等[

Symbolt@@ ]基于印度城乡收入、支出和贫困度的调查数据，用经验数据分析研究了印度的宏观调整政策的微观影响，得出印度政府的政策确实影响到了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结论。莫亚琳和张志超[

Symbolu@@ ]借鉴巴罗的政府支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了一个政府财政支出内生的城乡劳动力和资本都可以自由流动模型，经过实证检验他们得出，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系数将提高0407个百分点，在现有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制度框架下，增加财政支出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应该加大财政支出结构中对农业发展的倾向。

最后，关于金融因素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Galor和Zeira[

Symbolv@@ ]假定经济为跨期的开放经济，代表性个人生存两个时期，存在初始财富的差异，初始财富高的人比初始财富低的人更容易通过信贷市场进行融资，获得融资的人可以在第一个时期投资于人力资本，从而在第二个时期以更高的效率进行生产，即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从财富分配的角度对经济产出产生影响。通过他们的研究得出，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呈负向的线性关系，即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收入水平差距越大。Greenwood和Jovanovic[

Symbolw@@ ]构建了一个动态模型来讨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该模型假设，在初始阶段穷人与富人的财富不同，两者进入金融市场需要支付一定数额的成本和营运费用，穷人因支付不了此费用而不得不单纯依靠工资收入。只有当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穷人才有能力进入金融市场进行金融投资活动。他们认为，在金融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金融市场参与者数量较少，故而参与者会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从而金融市场的发展会扩大收入差距，而在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穷人也逐渐参与到金融市场活动中去，这样穷人也分享到借贷资本带来的发展机会，由于参与者的增多，富人获得的投资回报率相对不变或下降，从而使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直至收敛到一个均衡水平后不再变化。他们的研究结论是，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服从倒U型的变化轨迹。姚耀军[

Symbolx@@ ]以银行信贷占GDP比重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通过研究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得出，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扩大作用。针对姚耀军从总体上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曹广喜等[9]提出，不能笼统地分析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而应该对各个区域单独进行实证分析，他们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从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角度研究了改革开放后江苏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得出结论表明，长期来看，江苏省的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着稳定的负相关关系，而金融市场的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

综合比较国内外的收入差距研究文献可以发现：首先，国内研究大多是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通过时间序列回归进行的实证分析，现有的研究利用校准方法进行的分析还很有限，仅有的校准研究分析也大多集中于劳动力市场方面，没有文献对财政投资和金融市场发展展开校准分析，更没有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的深入全面的探讨。其次，国外的研究大多以新古典的生产函数作为理论基础，从消费者和厂商优化角度研究收入问题，这为宏观经济分析加入了微观基础，而国内学者所做的研究很少考虑这一点。鉴于此，本文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建立一个包括消费者、生产部门和政府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引入金融市场失衡指标和财政支出城市倾向指标，将政府因素和金融市场因素引入城乡居民收入研究的模型中，通过校准和数值模拟的方法计算出这两个因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方向和程度。

三、中国的特征事实

由于1990年前的相关经济数据缺失，所以本文选用中国1990—2010年的数据，数据全部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本文研究的是财政投资倾向和金融市场发展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了数据的一致性和可得性，本文选用历年城市存贷款总额与农村存贷款总额之比（城乡存贷总额比）估算城乡金融市场发展的差距；利用城市财政支出和用于农村财政支出的比（城乡财政支出比）估算财政投资倾向。本文对所有数据进行了H-P滤波，以消除序列中的趋势成分，只保留了波动成分，所得分析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城乡收入比、城乡财政支出比及城乡存贷总额比的波动如图1—图6所示。

经过对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城乡收入比的波动小于城乡存贷总额比和城乡财政支出比，这三个比值都是顺周期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在城乡收入比波动最剧烈的1990—1998年间，城乡财政支出比和城乡存贷总额比同时以较大的幅度波动，而且H-P滤波后的城乡收入比的波动趋势与城乡财政支出比、城乡存贷总额比的波动趋势总体一致。城乡财政支出比与城乡收入比的相关系数为0903，说明两者高度相关。城乡存贷总额比与城乡收入比的相关系数为0331，且对城乡收入比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明显。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当期的存贷款一般都是为下一期的投资或生产活动做准备的，因而当期的存贷款与当期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关度不及当期存贷款与下一期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关度高。第二，由于数据可收集问题，本文选择城乡存贷总额比来估计城乡金融市场发展差异值，这样就忽略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作用，而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中，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正在不断加大。

四、引入财政和金融因素的动态增长模型

我们建立一个包括政府和金融市场在内的两部门模型，决策者是消费者和生产部门，而政府部门和金融市场只是作为影响因素引入模型。中国农村地区是以农业为主导的，而农产品是用于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而城市地区主要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非农产品是用于满足居民对更高生活质量的需求。鉴于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可区分性，我们在模型中将生产部门分为农业生产部门和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生产部门。假设家庭都是同质的，经济决策反映了代表性家庭决策，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每一期市场都是出清的。家庭向市场出售资本和劳动以获得租金和工资报酬。生产部门只有两个：农村生产部门和城市生产部门。这两个部门都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家庭选择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数量使得效用最大化。

我们设定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0

由于中国的地区发展差异，长期以来广大的农村地区还是按照传统的生产方式进行“靠天吃饭”的生产活动。同时，由于资本市场进入壁垒的存在，一方面农民很难通过借贷融资进行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农民自由资本或者闲置资金只能悉数存入银行获得固定收益。因而我们在模型中假设农业生产部门仅仅使用劳动力和土地这两种要素进行生产，生产函数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那么t期农业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其中，0

我们假设农产品只用于消费，那么全社会对于农产品的消费量不能大于农业生产部门的总产出，即 t期农业生产部门的资源约束条件为：

其中，Lt表示全社会的人口，这里我们进行了相应的简化，使得L等于劳动部门的劳动力数量加上城市生产部门的劳动力数量，这点将在下文中进行定义。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政府财政政策对这些内生变量有着显著的影响。教育、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据财政支出总额的很大比重，而这方面的支出不但带来教育事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也会提高劳动力的知识素养和劳动效率，因而我们采用Barro [10]政府支出内生增长模型的解决方式，把城市经济中的生产函数设定为：

其中，Ac，t表示t期城市生产部门外生的技术进步，μ表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且0

长期以来，历史因素影响下的农村对于资金的使用很保守，传统的生产方式导致农民的投资行为都是风险规避型的，同时农村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的信用体制缺失使得传统信贷机构的功能演变为单纯的存款机构，而农民存进去的钱却通过信贷机构流向城市地区。因此，模型中我们假设农民把资金全部储蓄在银行，获得固定不变利率的收益，银行再把全部的资金按照固定不变利率贷给城市居民进行投资。我们引入金融市场失衡的参数φ，表示非农生产部门和农业生产部门资本利用程度的差异。农民拥有的Ka最后通过金融部门的信贷全部转化为城市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本Kc。

式（6）表明，城市生产部门的资本存量有农业生产部门的资本存量的贡献。这与本文农业生产部门居民将多余资金存入银行，并完全转化为城市生产部门的借贷资本的假设相符，反映了我国城乡金融市场失衡导致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拥有资本的差异，同时也反映农村地区资本流向城市的过程。

经济中劳动力和资本总量恒等式为：

城市生产部门的产品不仅用于全社会的消费，还用作城市生产部门的再投资，但对这些非农产品的消费不能大于总的非农产品产量，t期城市生产部门的资源约束条件为：

全社会的资本累积服从下述过程：

其中，δ表示资本的折旧率，且0

单位化变量，我们得到代表性家庭的瞬间最优化决策行为可以描述为：

假设非农产品的价格为1。pa表示农产品的价格与非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价格，wa表示农业生产部门的工资率，wc表示城市生产部门的工资率，rc表示城市生产部门资本投资回报率。给定价格pa，wa，wc，，rc，上述代表性家庭的最优化决策为一组消费策略组合ca，cc，其解为：

在一般均衡状态下，消费等于产出。全社会对农产品的消费等于农业生产部门的总产出，全社会对非农产品的消费等于城市生产部门的总产出，即：

我们可以解得农业生产部门和非农生产部门的收入分别为：

城乡之间的收入比可以表示为：

从式（25）可以看出，城市生产部门的外生技术进步（Ac）、农业生产部门的工资水平（wa）、农业生产部门的储蓄（ka）、政府财政支出的城市倾向指标（υg）和城乡金融发展差距指标（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正向的，即这些变量值的增加会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农业生产部门的外生技术进步（Aa）、土地数量（ta）、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pa）和城市生产部门的工资水平（wc）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负向的。

上式的直观含义与中国实际经济情况是比较吻合的：城市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会提高非农产品的产量，带来城市生产部门的收入增加。由于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投入之一，土地面积的增加会增加农业产出，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土地面积的扩大必将带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增多，而总人口是给定的，这将导致从事非农产业的人数减少，在工资率不变的情况下，只会带来农业生产部门人均收入相对于非农生产部门的下降。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越大，表明农产品价格与非农产品价格相差的越少，农产品价格相对提高，这必然带来农村地区居民收入的增加。至于农业生产部门的工资水平和城市生产部门的工资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乍一看似乎不符合人们的经济直观，但是深究起来，在存在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下，城市生产部门工资水平下降会导致进城务工的那部分农村居民收入减少。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的数据显示，2010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4 223万人，占农民总数的36%，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 335万人，说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对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有着直接的影响。农业生产部门工资水平的增长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而城市生产部门的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农民工工资，从而缩小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

比如，城市部门工资增加2 500元，城市里农民工工资增加2 000元，这种情形下，城市部门工资增加只有50%左右，而农民工工资就会增加大约100%。当农业生产部门的工资水平增加时，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意愿和速度都会降低，农业中劳动力不断增加，但是农业生产使用的生产技术和土地数量并没有变化，这带来农村生产效率的下降和农民人均收入的下降，同时城市劳动力的稀缺程度加剧，由于两部门劳动力的重新分配，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五、模型的校准和数值模拟

我们将模型经济校准到和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般水平相符。由于模型经济中考察的都是用人口单位化过的变量，因此，在农业生产部门和非农生产部门的就业人数就用社会总人口在两部门间的分配来度量。采用Gollin等[2]的方法将非农生产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μ）设为06，将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产出弹性（θ）也设为06，根据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前提，农业生产部门的土地产出弹性（θ）为04。根据孙宁华等[3]的研究将农业生产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Aa）设为11，将非农生产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Ac）设为12，将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pa）设为09。至此，我们完成了对于基准模型中一些关键参数的校准。

先考察基准情况，在只存在工资差异，不存在城乡金融市场失衡和财政支出倾向影响的情况下，φ=0，υg=1，ka=1。以农业生产部门职工工资总额与人口之比来估计wa，加总城市生产部门职工工资总额，将其与人口比用来估计wc，并且用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消除通货膨胀的因素，我们选取时间跨度为1996—2010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得到wa=26元，wc=1 346元。根据2008年国土资源部清查数据可计算得人均可利用土地数量ta=0480公顷。综上得到基准情况下城乡收入比为3206∶1。这与前文所述的改革开放以后城乡收入比的情况的研究成果基本一致。

然而本文考察的是财政投资以及金融市场发展所带来的收入水平差异，劳动市场完全流动情况下，市场一般均衡必然有wa=wc，令wa=1。我们通过变动υg、ka和φ来考察这些变量和参数对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根据我们的参数和变量假定，数值模拟结果如表3—表5所示。

数据模拟结果显示，当υg、φ和ka这三个变量以代数增长时，φ对于城乡之间收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ka和υg。数值模拟出三个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与模型分析的是一致的。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一方面是因为该指标反映的城乡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导致城市生产部门能最高效地利用多余资本和借贷资本扩大生产、选择更好的投资机会，这直接带来城市生产部门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农村生产部门的居民由于金融市场发展滞后，无法享受到金融市场发展带来的资金融通和再投资。φ越大，在鼓励城市生产部门投资和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在抑制农村生产部门的生产积极性。金融市场发展的差异可以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

农村地区的人均资本存量ka作为金融发展差异的衍生指标，其影响方向和大小与φ一致，这与经济事实有点出入，这是因为我们模型假定农村生产部门把手头的资金都存入银行并间接转化为城市生产部门的借贷资本所导致的。ka越大，在金融市场差异指标的作用下，kc就越大，从而带来城市生产部门投资和产量增长，城市居民的收入也就跟着增加。ka变动方向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大小再一次证明了，给农民创造一个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对于农民增收的重要性。

财政支出倾向的指标υg被定义为财政在城市的投资与在农村的投资的比值。顾名思义，城市财政支出额数倍于农村财政支出额时，必然能带来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而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当υg增长1个单位时，城乡收入差距以相同幅度扩大。υg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小于金融市场发展差异指标φ。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财政支出的量是可预见和有上限的，政府每年严格的财政预算制度控制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投资量，其不如金融市场调节作用的规模大，在乘数效应下，派生存款的量会翻倍增加。第二，财政支出对于经济部门的活动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带来效用的流失。第三，中央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大了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投资以加快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故而υg这个指标值在可预见的将来必定会有所减小，从而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将趋于和缓。

六、结论

本文基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动态增长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实证分析，将参数校准到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相一致，再通过校准过的模型结合实际经济数据，计算出当模型经济达到稳定态时各个经济变量的取值。在参数校准的基础上，我们对引入的两个经济指标（金融市场失衡指标φ、财政支出城市倾向指标υg）进行数值模拟，从中发现动态增长模型较好地模拟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财政对城市地区的投资高于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农村地区的资金通过金融机构外流至城市地区、城市居民的收入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逐渐上升的特征事实，模拟的结果与中国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数据十分接近。

通过模拟可知，金融市场发展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大于财政支出倾向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鉴于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一，把解决城乡金融非均衡发展问题作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金融发展失衡不但导致农村资金的外流，更为重要的是导致农村经济发展缺失了重要的可再生力量。鉴于目前农村的信用制度缺失，应加大对农村信用体系的改革，努力提高农村金融行业的信用度，为农民的创业增收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要扩大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健全农村金融体系，纠正原来的金融服务对城乡的歧视性待遇，适当限制将农村金融资源转移到城市，同时切实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将农村各金融机构吸收的储蓄及时有效地转化为农村存款和农村信贷市场的资金来源。构建城市金融反哺农村的机制，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和提供适合农村居民的金融服务产品和方案，建立完善城市金融流向农村的渠道。

第二，加大财政的支农力度。加大财政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力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水电设施、通信设施和道路交通。改变农村地区政绩考核标准，鼓励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农村的有利条件，比如自然风光、当地特色文化等，开发农村创收产业，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加快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中国农业的特色化发展道路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经济改革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客观要求。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居民可以通过平等的方式与城市居民竞争所需的资源。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后，在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够与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待遇，而不是成为城市的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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