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补贴范文10篇

财政补贴范文篇1

为进一步加强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根据惠民资金管理“一线实”工作要求，经县政府同意，现就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上下联动、横向协调”原则，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真正形成“分工科学、责任明确、层层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确保惠民政策和资金管理落实到位。

二、工作职责

（一）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职责

县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和支付方式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是代县政府履行全县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的领导机构和协调机构，负责资金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协调解决资金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负责对政策落实情况组织开展综合检查等项工作。

（二）县级主管部门职责

1、县民政局是民政方面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农村五保户补助、抚恤（优抚）补助、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失地农民生活保障、农村特困群众生活救助、灾民救灾补助等涉及民政方面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民政优抚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县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2、县农委是农业方面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水稻良种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粮食直接补贴、小麦良种良法补贴、油菜良种补贴、玉米良种补贴、水稻产业提升行动等涉及农业方面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农业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县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3、县林业局是林业方面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森林生态效益补助、退耕还林工程现金补助、退耕还林粮食补助等涉及林业方面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林业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县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花名册。

4、县农机局是农机方面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等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农机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县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5、县畜牧兽医水产局是畜牧兽医水产方面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能繁母猪补贴等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蓄牧兽医水产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县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6、县卫生局是卫生方面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补助等卫生方面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卫生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县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7、县人口和计生委是计划生育方面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等人口与计划生育方面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计划生育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县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8、县行蓄洪区运用补偿办公室是行蓄洪区运用补偿方面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临北段、香浮段、花园湖行蓄洪区运用补偿方面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行蓄洪区运用补偿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县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9、县教育局是教育方面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农村贫困学生“两免一补”资金等教育方面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教育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县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10、县水利局是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方面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库区移民后期扶持等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库区移民后期扶持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11、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具体负责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政策宣传工作；负责社会保障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12、县财政局是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和发放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财政补贴农民资金专户管理、指标下达、资金拨付和财务核算工作；指导和监督财政补贴农民资金打卡发放，及时向县主管部门反馈资金打卡情况；负责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信息化管理；建立财政补贴农民资金发放信息交换平台，组织开展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监督检查工作，组织实施乡镇财政补贴农民资金年度考评工作。

13、县信用联社是财政补贴农民资金打卡到户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督促农村信用社（网点）按照规定的时间将各项补助资金足额打入农户个人帐户；负责农村信用社（网点）财政补贴农民资金打卡技术指导工作。

（三）乡镇政府职责

乡镇政府负责组织各项惠民政策的宣传和各类补助对象的审核、公示,对各项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组织开展惠民政策知识和业务培训;指导村（社区）按规定程序开展补助对象评定工作,及时纠正惠民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协调做好各项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档案管理工作，确保资料真实、完整;安排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做好各项惠民政策解答。

（四）基层站所职责

1、乡镇民政办负责农村五保户补助、抚恤（优抚）补助、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失地农民生活保障、农村特困群众生活救助、灾民救灾补助等民政方面补助对象的调查摸底、核实、统计、公示以及资金发放花名册的编制上报，及时做好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相关资料的收集、归档。

2、乡镇农技站负责水稻良种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粮食直接补贴、小麦良种良法补贴、油菜良种补贴、玉米良种补贴、水稻产业提升行动等涉及农业方面补助对象的调查摸底、核实、统计、公示，及时上报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做好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相关资料的收集、归档。

3、乡镇畜牧兽医水产站负责能繁母猪等补助对象的调查摸底、统计及补助对象花名册的上报；及时做好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相关资料的收集、归档。

4、乡镇林业站负责退耕还林工程现金补助、退耕还林粮食补助资金等涉及林业方面补助对象的调查摸底、统计、核实，及时上报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做好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相关资料的收集、归档。

5、乡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负责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资金补助对象的调查、统计、核实、公示，编制上报资金发放花名册；协助民政办对农村大病救助调查、审核与上报；及时做好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相关资料的收集、归档。

6、乡镇中心学校、完中负责提供本乡镇在校分年级学生花名册，对符合“两免一补”条件的贫困生，由学校协助乡镇、村（社区）进行摸底、核实，经乡镇、村（社区）两级评议、公示无异议后，编制上报资金发放花名册，做好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相关资料的收集、归档。

7、乡镇计生办负责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资金补助对象的调查、统计、核实、公示，编制上报资金发放花名册；做好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相关资料的收集、归档。

8、乡镇财政所负责对本乡镇各单位提供的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项目、标准等单项清册的审核；负责将财政补贴农民资金打卡发放清册公示到村（社区）、组；负责及时办理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转账手续，负责督促农村信用社（网点）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财政补贴农民资金打卡到户；负责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的账务处理和报表报送。

9、乡镇信用社负责根据财政所提供的到户花名册，5日内（救灾资金2日内）将当期补贴资金打入个人帐户；负责在财政补贴农民资金发放花名册上加盖“转帐付讫”印戳，交财政所存档；负责补助对象增户存折和遗失存折的补办工作；完善财政补贴农民资金提兑手续，确保“一卡通”存折通存通兑，为农民领取补贴资金提供优质服务。

（五）行政村（社区）职责

行政村（社区）负责惠民政策的宣传，及时送达明白纸等惠民政策宣传品；负责对本村（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进行摸底，填写基础信息档案，及时向乡镇提供有关基础信息及变更信息；组织召开村（社区）居民会议或村（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对补助对象进行初评，确保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准确，对本村（社区）上报的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负责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公示工作，接受群众监督；负责村级财政补贴农民资金信息的收集、上报和归档工作。

三、建立健全责任落实机制

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健全工作机制，狠抓责任落实，确保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取得实效。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县直有关部门要成立相应的领导组织和办事机构，明确具体办事人员。各乡镇、县直各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是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要具体抓，既要安排部署，又要深入实际解决问题，真正做到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

二要强化工作责任。各乡镇、县直主管部门要深入村、组、户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总体要求和具体措施。在此基础上，要全面建立县、乡（镇）、村（社区）、组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责任制，将工作任务落实到单位，责任到人头，确保有人问事、有人管事、有人办事。

三要狠抓督查指导。建立健全各部门联系乡镇制度，加强指导，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各部门联系乡镇的工作人员要拿出主要精力，督促和指导乡镇、村（社区）抓好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各项措施的落实，确保工作重心下移。各乡镇要全面建立乡镇干部包村（社区）、村（社区）干部包组的工作责任制，实行包政策宣传、包组织实施、包工作指导、包监督检查的“四包”办法，着力夯实一线工作基础。

财政补贴范文篇2

关键词：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必要性

我国的农业保险在经营过程中一直面临两难的局面，市场化的经营模式导致农业保险的供需不平衡。一方面，对农户来说，农户收入低，负担不起农业保险的保费支出，造成农业保险的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对保险公司来说，农业保险赔付率高、损失额大，保险公司难以承担巨额的保险赔款，造成很多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经营农业保险产品，农业保险的供给乏力。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发展历程都表明，要保障农业保险的顺利发展必须依靠政府对农业保险的大量补贴或者是由政府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农民无力负担农业保险保费的情况下，政府给予充足的财政补贴，对发展农业保险和稳定农业生产都十分必要。

一、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要求

世贸组织限制各成员国对本国的农产品实施直接价格补贴，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黄箱”政策必须进行削减。而在允许的范围内对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则属于世贸组织允许的“绿箱”政策，因此大部分国家都对农业的支持政策进行了调整，将传统的以价格补贴为主的直接保护政策转变为由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来间接保护本国的农业经济。我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也必须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目前，我国财政对农产品价格方面的补贴和直接对农业企业的补贴每年达到数百亿元，如果可以将这种直接补贴的成本转移到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上，则在保障我国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也能够满足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

二、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有利于增加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种类繁多且发生频繁的国家，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恶劣，农业生产往往面临巨大的风险，一旦发生巨灾风险，将大大减少农产品的产量，再加上农产品的价格相对较低，导致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农业灾害往往覆盖面广、造成的损失巨大，导致农业生产的风险较高，按照实际的损失概率厘定的保险费率会非常高，而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往往无力承担，因此大部分农户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投保农业保险。如果政府财政能对农业保险的保费提供一定比例的补贴，那么，一方面，可以缓解农业保险的供需矛盾，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稳定农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农业保险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三、财政补贴农业保险在保障农业风险中能够发挥杠杆效应

通过财政向农户提供农业保险费的补贴，能够激发农户参与农业保险的热情。同时，政府财政通过向农业保险经营企业提供管理费用的补贴，还能够激发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动力，财政补贴资金配合市场自有资金能够使农业生产获得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风险保障和补偿。近几年，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可以看出，当政府财政补贴比例达到50%时，按农业保险费率5%~10%计算，至少能够调动相当于补贴资金20—40倍的社会资金参与到对农业生产风险的保障中来，发挥杠杆效应。2008年是灾害频仍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央和地方财政累计对农业保险投入保费补贴金额65.5亿元，当年累计共有3.8亿亩农作物、4700万头能繁母猪、175万头奶牛投保了农业保险，总共获得保险保障约1500亿元，财政补贴资金的效应放大约22.9倍。农业保险企业总共向投保农户支付保险赔款69亿元，帮助农户在灾后尽快恢复农业生产[1]。截E1S1E2S2E3DPAP1P2P3OQ1Q2Q3Q至2012年9月，中央财政已安排下拨95.5亿元用于补贴农业保险保费，共带动5000亿元社会资金参与农业风险保障，财政补贴资金的惠农效应放大约52倍，强农惠农政策效果明显[2]。

四、财政补贴农业保险能够增进社会福利

农业保险的防灾防损职能能够减少农业灾害事故的发生，稳定农业生产经营。财政补贴农业保险不仅能增加农民收入，也能降低农产品的价格，使消费者从中获益，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下图显示，S1是没有农业保险的情况下的农产品供给曲线，D是农产品的需求曲线，此时生产者剩余为OP1E1，消费者剩余为AP1E1，社会福利为OAE1。在没有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引入农业保险之后，由于农业保险的防灾防损职能使得农业风险的发生频率降低、损失程度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农产品的供给，从而导致供给曲线从S1移动到S2。此时生产者剩余将从OP1E1增加至OP2E2，消费者剩余将从AP1E1增加至AP2E2，整个社会福利由OAE1增加到OAE2，增加了OE1E2。可见，农业保险在增加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同时，也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福利。但是由于农业保险存在正外部性的特点，使得部分生产者剩余外溢到了消费者手中，造成提供农业保险产品的保险公司利益受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保险的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财政补贴农业保险，供给曲线将进一步向右移动到S3，生产者剩余增加到OP3E3，消费者剩余增加到AP3E3，外溢利益中的一部分将会返还给农业保险公司，同时社会福利进一步增加到OAE3，均衡产量增加至Q3。由此可见，在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情况下，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社会福利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农产品产量也大大增加了，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前提下，实现了多方共赢。2012年国务院颁布《农业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投保的农业保险标的属于财政给予保费补贴范围的，由财政部门按照规定给予保费补贴”，“国家鼓励地方人民政府采取由地方财政给予保费补贴等措施，支持发展农业保险。”截至2018年，我国各级财政合计补贴农业保险保费的比例平均达到75%~80%。

在种植业保险方面，中西部省份各级财政补贴至少65%，其中中央财政补贴40%，省级财政补贴至少25%；东部省份为60%，其中中央财政补贴35%，省级财政至少补贴25%。在养殖业保险方面，中西部省份，各级财政补贴至少80%，其中中央财政补贴50%，省级及省级以下财政补贴至少30%；东部省份为70%，其中中央财政补贴40%，省级及以下财政补贴至少30%[3]。随着各级政府对农业保险的重视和支持，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参考文献：

[1]161亿保费补贴撬动3700亿农业风险保障[N].中国财经报，2009-07-23.

[2]中央财政提前下达农业保险保费加大补贴预算指标力度[J].中国棉麻流通经济，2012，(11).

财政补贴范文篇3

关键词：森林保险；补贴激励机制；可持续发展

林业是露天作业的行业，容易遭受各种自然风险；林业生产经营周期长，容易遭受各市场和政策风险。森林经营的高风险性使得森林保险已经成为分散和管理林业风险的重要手段，在林业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改善发展环境、稳定生产以及增加林农收入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保障作用[1]。理论研究基本一致认为：林业产业的正外部性，直接决定了森林保险的准公共产品性质。通过发展政策性的森林保险，可有效地补贴林农，起到对林农的支持和保障作用，同时也补贴了环境和生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2]。而从实践来看，目前已经实施了森林保险的国家（如瑞典、芬兰、日本、美国等）都对本国森林保险提供了财政补贴支持[3]。因此，政府的财政支持是森林保险发展的内在需求和重要保证。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简单地依靠财政补贴支出解决森林保险的全部问题是不现实的，应综合考虑公共财政的扶持能力和林农的收入水平[1]，优化财政补贴方式，建立利益激励机制和相关配套制度，提高补贴效率，逐步实现森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一、现有森林保险补贴方式

我国早在1984年就开始了森林保险的试点工作，但由于采用商业性保险的办法，其发展缓慢，难以形成规模。2004年至今中国开始新一轮森林保险试验和发展。启动了政策性森林保险试点工作，明确政府在保费补贴、保险风险分担等方面予以支持[2]。在此背景下，政策性森林保险的各项试点工作在全国逐步展开，福建、江西和湖南均开始了森林保险的试点工作。如福建省，森林火灾的试点地区商品林保险费率调整为3‰。对投保面积在6.67hm2以上（含6.67hm2）的种植大户，种植户个人承担80%保费，省财政给予20%的保费补贴；对投保面积在6.67hm2以下的一般种植户，种植户个人承担60%保费，政府给予40%保费补贴（省财政承担30%，市、县（区）财政承担10%）；对无发生森林火灾的种植户，在续保时给予保费下浮50%优惠。另外，省级承担保费的安排风险补偿金，并入原有风险补偿金，当保费赔付率超过时，人保财险公司与省财政的风险补偿金按比例分担。江西省规定商品林保费和公益林保费分担比例分别是：商品林按省财政20%，县财政10%，投保人70%；公益林按省财政30%，县财政10%，投保人60%。森林火灾保险保费由省财政厅按照“按实补贴、一年两结”的方法，统一和人保财险江西省分公司结算。省财政承诺对参加森林火灾保险的投保人，优先考虑其贷款担保和林业贷款贴息等[4]。2009年中央财政在森林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地区（福建、江西和湖南），试点再补贴30%的保费（要求省财政最少补贴25%）。从中国森林保险的实践看，主要采用的财政补贴方式是对投保人的保费补贴及对保险人免征相关流转税，少数省份在赔付率过高时，省财政承担一部分损失。这些补贴方式确实对中国森林保险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此种补贴方式对提高参保率和保险公司的积极性作用有限，激励作用不明显。如已经开展了政策性森林保险试点的福建、江西和湖南三省，财政给予投保人保费补贴的情况下，2008年，福建省、江西省、湖南省三省，森林投保面积分别为全省森林面积的3%、6%、23%[4]。承保面小导致大数法则难以起作用，也就难以分散风险、降低保险成本和改善承保条件，对保险公司经营效益有不利影响，保险公司缺乏积极性长期、稳定开展该项业务，也抑制投保人有效投保需求。也就是说，现在的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补贴方式并没有有效地解决森林保险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不足这一最为主要的矛盾。

二、现在森林保险补贴方式的不足分析

1.现在森林保险补贴方式有可能加剧森林保险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古典经济学在研究问题时，有一个重要假设：市场具有完全信息，因而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就会起作用，最优化配置资源。实践中，森林保险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森林保险的标的是森林，这一具有生命活力的植物，在广阔的野外进行生产，灾害事故多种多样；林农居住分散，生产规模小，又是野外作业，使得信息不对称问题尤为严重，加大了监管的难度。因此，低风险者不投保，投保的林农具有高风险之类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普遍存在在森林保险中；政策性森林保险，因为保费补贴和流转税减免这类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有可能成为事实上的收入转移支付工具，且风险越高，意味着可能获得的转移支付越大[5]，将资金配置于高风险经营项目对投保人而言更有吸引力。此外，由于较高保费补贴收入，同样的保障水平，成本投入减少，不利于林农进行风险预防以及风险发生后的减灾和救助工作。而保险公司也会利用信息不完全进行寻租[6]，保险公司自身经营管理问题，造成森林保险业绩偏低，却被其归因于多种多样外在因素影响，使得政府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着“道德风险”。此种情况下，政府要想实现政策目标，即通过增加对森林保险的财政补贴，激励保险公司努力向社会提供森林保险，没有达到，全社会森林保险数量也就达不到“帕累托最优”。2.通过增加保费补贴刺激森林保险有效需求的作用有限。从美国实践来看，在给予30%补贴水平的情况下（预期产量保障水平为55%），经过十三年的时间，其投保参与率提高了16%；而政府将补贴水平提高到46.1%后（自1994年开始），投保参与率提高了15%仅用了六年时间[7]。由此可见，适当增加保费补贴比例，确实能够提高参保率。但是，美国2000年实施了新的农业保障法，再次将保费补贴比例大幅度提高，与实施前相比，虽然实行了部分强制性投保，投保参与率的增速变化不大。由此可见，单纯增加保费补贴来提高投保参与率作用有限。石焱（2009）的研究也表明，林户对森林保险的认识不高，只有参加林权证抵押贷款的林农才投保，而小面积经营的林农通常没有投保意识，对生态公益林，林农不愿参加保险；影响森林保险购买意愿的主要因素有险种类别、经营面积、林种类别、收入水平等[4]。3.现有补贴方式缺乏可持续性。目前中国开展的森林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工作，是在省级财政补贴25%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再补贴30%。地方财政补贴是政策性森林保险补贴的基础。而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地财政能力不同，越是森林保险需求较大的林区，往往财政状况较差，对森林保险的补贴难以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缺少横向生态环境补贴，无法利用同级财政之间的横向补贴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三、优化森林保险财政补贴方式的构想

财政补贴范文篇4

一、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绩效概述

针对财政补贴农业保险进行绩效评估其实已经受到了高度重视，其也是研究财政补贴实际效益的重要手段，能够较好评价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是否能够带来福利净收益，对于其中可能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有效发现和优化。结合当前我国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绩效评估工作落实，其需要切实把握好以下几个基本要点内容：(1)明确绩效评估主体。对于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落实，必须要重点明确绩效评估的主体，这也是保障该项工作有效执行的重要前提条件。一般在当前实际落实中，相应评估主体主要有政府部门和社会评估机构两类，这两类绩效评估主体的操作落实条件和具体流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在实际操作中进行有效关注。对于政府绩效评估工作的落实，其需要由不同级别的政府正对其相关资金的到账和实际应用状态进行评估分析，并且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效益，促使其能够围绕着最终效果做出评价；而对于社会评估机构的参与落实，其除了由受益农民群众做出反应和评估之外，专家机构的评估是比较重要的一种方式，其需要首先保障相应评估工作能够较为公正准确，具备第三方性质，充分提升绩效评估的价值。(2)明确绩效评估客体。所谓的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绩效评估客体也就是主要对象和目标，其在实际评估处理中主要就是针对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资金使用效果进行分析评价，了解其实际应用水平是否满足于前期预期，对于整个资金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行详细分析，最终也就能够充分了解其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效益。(3)明确绩效评估内容。对于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绩效评估工作落实，还需要重点加强对于绩效评估内容的明确，这种绩效评估内容并非是指简单的对象，而是应该进行细化，促使其能够将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各个方面结果都进行详细掌握，比如对于经济性、效果性和效率性就是需要进行重点绩效评估的三个核心内容，也是需要呈现的核心指标所在。这种绩效评估内容的呈现同样也需要促使其能够表现出较为理想的规范性效果。

二、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发展建议

在未来我国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发展落实过程中，为了更好提升其落实效果，必须要围绕着当前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控制，其中较为核心的注意事项有以下几点：首先，必须要严格控制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额度，避免出现补贴率过高而导致财政资金短缺的问题，促使其公共资金运转较为合理流畅；其次，还需要重点围绕农业保险监督机制进行不断完善，促使其相应农业保险能够得到较好应用，对于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资金滥用，或者是骗取财政补贴的问题进行严格控制，充分提升财政补贴资金的应用实效性；最后，对于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品种进行扩大同样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其需要进一步提升财政补贴的设计范围，并且还需要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和针对性，对于一些条件较为恶劣的环境作物更是需要进行重点关注，更好提升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最终效益。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政策的落实，其积极作用必然是不容质疑的，但是为了促使其价值能够实现最大化体现，必须要针对其绩效进行全面评估，进而才能够在后续发展中基于相关问题进行优化完善，促使各个方面的效益都较为理想。

参考文献:

财政补贴范文篇5

一、购房财政补贴资金的发放

（一）凡是在《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21号）下发后，即20*年7月1日起至2010年6月30日止（暂定），在我市市区范围内购买普通商品住房、其他商品房、已办房屋所有权证的二手住房和商品住房的市内外购房者，所购房屋符合《实施意见》要求的给予相应的购房财政补贴。

购房财政补贴资金的发放不含经济适用住房、安居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及房改房等政策性住房。

普通商品住房是指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新建商品住房，住宅小区建筑容积率在1.0以上（含1.0）；单套建筑面积在144平方米以下（含144平方米）；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公布的同一范围土地上住房交易价格1.4倍以下。

其他商品房是指除普通商品住房以外的新建商品住房。

已办房屋所有权证的二手住房是指有房屋所有权证再次交易的住房。

商品住房是指新建商品房中的住房。

（二）购房财政补贴资金范围

购买90平方米（含90平方米）以下的商品住房或90平方米（含90平方米）以下已办房屋所有权证的二手住房按购房款总额的1.5%给予购房补贴。

购买90—144平方米（含144平方米）商品住房或90—144平方米（含144平方米）已办房屋所有权证的二手住房，按购房款总额的1%给予补贴。

购买144—180平方米（含180平方米）商品住房或144—180平方米（含180平方米）已办房屋所有权证的二手住房，按购房款总额的0.5%给予补贴。

（三）购房成交时间界定，商品房以网上签约备案时间为准；二手住房以受理买卖过户登记时间为准。

20*年7月1日前已签约备案的商品房，而在20*年12月12日后通过退房再购买（包括换名购买）改变网上签约时间的，不享受以上政策。商品房出售前，开发企业有义务告知（买卖人也应主动确认）购买该房屋能否享受上述财政补贴。

（四）房屋面积按建筑面积计算，为套内建筑面积与公摊面积之和。

（五）购房成交时间、房屋类型、房屋面积同时符合上述要求的，按规定给予个人购房财政补贴。

（六）购房财政补贴资金由市房地产管理处发放。

购房人凭房屋所有权证（已签约备案的商品房凭购房合同、履约承诺书）、居民身份证、相关完税凭证等资料到市房地产管理处补贴发放窗口办理领取手续，市房地产管理处在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核实发放。

购房人是凭购房合同领取购房财政补贴的，如果退房须凭原购房合同向市房地产管理处补贴发放窗口办理购房补贴退领手续后，方能办理网上签约备案变更手续。

二、购房财政补贴资金的管理与监督

（一）市房地产管理处单独编制年度购房财政补贴资金使用计划，市规划和建设局审核后报送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审核后上报市政府审批后执行。年终将购房补贴收支情况编入市规划和建设局和市房地产管理处部门和单位决算。

（二）市财政局根据市规划和建设局提出的购房财政补贴资金使用计划按进度拨付补贴资金给市房地产管理处，确保购房财政补贴资金及时发放给购房人。市房地产管理处建立银行专户，指定专人负责发放，实行专帐核算、专帐管理、专款专用。

（三）市房地产管理处将实际支付的购房财政补贴资金分类核算，将各类补贴资金发放情况按月报市规划和建设局，经市规划和建设局审核后报市财政局，作为市财政部门拨付资金的依据。其季度、年度报表同时抄送市监察、审计部门，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财政补贴范文篇6

一、购房财政补贴资金的发放

（一）凡是在《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08]21号）下发后，即2008年7月1日起至2010年6月30日止（暂定），在我市市区范围内购买普通商品住房、其他商品房、已办房屋所有权证的二手住房和商品住房的市内外购房者，所购房屋符合《实施意见》要求的给予相应的购房财政补贴。

购房财政补贴资金的发放不含经济适用住房、安居住房等保障性住房及房改房等政策性住房。

普通商品住房是指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新建商品住房，住宅小区建筑容积率在1.0以上（含1.0）；单套建筑面积在144平方米以下（含144平方米）；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公布的同一范围土地上住房交易价格1.4倍以下。

其他商品房是指除普通商品住房以外的新建商品住房。

已办房屋所有权证的二手住房是指有房屋所有权证再次交易的住房。

商品住房是指新建商品房中的住房。

（二）购房财政补贴资金范围

购买90平方米（含90平方米）以下的商品住房或90平方米（含90平方米）以下已办房屋所有权证的二手住房按购房款总额的1.5%给予购房补贴。

购买90—144平方米（含144平方米）商品住房或90—144平方米（含144平方米）已办房屋所有权证的二手住房，按购房款总额的1%给予补贴。

购买144—180平方米（含180平方米）商品住房或144—180平方米（含180平方米）已办房屋所有权证的二手住房，按购房款总额的0.5%给予补贴。

（三）购房成交时间界定，商品房以网上签约备案时间为准；二手住房以受理买卖过户登记时间为准。

2008年7月1日前已签约备案的商品房，而在2008年12月12日后通过退房再购买（包括换名购买）改变网上签约时间的，不享受以上政策。商品房出售前，开发企业有义务告知（买卖人也应主动确认）购买该房屋能否享受上述财政补贴。

（四）房屋面积按建筑面积计算，为套内建筑面积与公摊面积之和。

（五）购房成交时间、房屋类型、房屋面积同时符合上述要求的，按规定给予个人购房财政补贴。

（六）购房财政补贴资金由市房地产管理处发放。

购房人凭房屋所有权证（已签约备案的商品房凭购房合同、履约承诺书）、居民身份证、相关完税凭证等资料到市房地产管理处补贴发放窗口办理领取手续，市房地产管理处在受理后5个工作日内核实发放。

购房人是凭购房合同领取购房财政补贴的，如果退房须凭原购房合同向市房地产管理处补贴发放窗口办理购房补贴退领手续后，方能办理网上签约备案变更手续。

二、购房财政补贴资金的管理与监督

（一）市房地产管理处单独编制年度购房财政补贴资金使用计划，市规划和建设局审核后报送市财政局，市财政局审核后上报市政府审批后执行。年终将购房补贴收支情况编入市规划和建设局和市房地产管理处部门和单位决算。

（二）市财政局根据市规划和建设局提出的购房财政补贴资金使用计划按进度拨付补贴资金给市房地产管理处，确保购房财政补贴资金及时发放给购房人。市房地产管理处建立银行专户，指定专人负责发放，实行专帐核算、专帐管理、专款专用。

（三）市房地产管理处将实际支付的购房财政补贴资金分类核算，将各类补贴资金发放情况按月报市规划和建设局，经市规划和建设局审核后报市财政局，作为市财政部门拨付资金的依据。其季度、年度报表同时抄送市监察、审计部门，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三、购房财政补贴资金实行分级负担

财政补贴范文篇7

一、财政补贴林业保险的必要性

我国平均每年发生森林火灾1．35万起，受害面积达到73．71万公顷，森林病虫害所造成的损失更大，1976年以来，全国每年的森林病虫害发生面积都超过670万公顷，占每年新造林面积的40％左右，如此大的林业灾害给林业发展造成的巨大损失是林业经营无法承受的［2］［3］。2008年1月的特大雨雪冰冻灾害更是给林业造成了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19个省份森林受灾面积超过了3亿亩，占全国森林面积的十分之一多，森林蓄积量损失超过了4亿立方米，林业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元，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了7000亿元，林业灾后恢复重建困难多、任务重、周期长，据有关专家预测，如果要恢复到灾前生态系统水平，则需要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4］。林业保险具有高风险性和非盈利性的特点，很多产品属于准公共物品，无法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使得供给主体不足，险种适用性不强，而赔付率高又使得保险公司限制责任范围并提高保险费率，更加抑制了林农投保的需求，陷入了恶性循环。近年来，林业保险发展缓慢，且保险险种单一，仅有森林火险一个险种，从1984年—2007年的24年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共承保林木8．2亿亩，承担保险责任限额2258亿元，保费收入仅5．8亿元，平均每年承保林木1300万亩，投保比例很小，仅占我国森林面积1．75亿公顷的0．5％，占人工林保存面积5325．7万公顷的1．6％［5］。缺乏相关配套措施和政策法规支持，是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应尽快制定财政补贴林业保险的方案，从政策和资金两个方面对林业保险予以特殊扶持，从而促进林业保险的快速发展。限于林业保险的发展规模，无法取得足够的数据测算补贴的项目和标准，而林木作物与农作物的自然属性基本一致。黑龙江垦区（以下简称垦区）的农业保险在国内发展较早，并取得一定成绩，以其做为分析对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实际意义［6］，本文拟借鉴垦区的农业保险实践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财政补贴林业保险的方案设计。

二、黑龙江垦区农业保险实证分析

（一）垦区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截止2010年底，垦区拥有土地面积4200万亩，几乎相当于1．5个浙江省的面积，1991年以来，垦区的农业保险经历了种植业风暴基金、农业风险互助、农业互助保险实验和以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为载体的公司制运作几个发展阶段［6］。1991年到2000年垦区是以种植业风暴基金以及农业风险互助的形式经营农业保险，没有任何财政补贴，由于保险费率只能按农民能承担部分确定，也没有包含必要的费用率，使得保费收入过低，损失率超过平均费率逾50％，其中的7年在发生小灾和中灾的情况下经营费用持平或略有超支，7年共超支了1．1亿元，而在发生大灾和巨灾的1994、1998和2002年经营费用则巨额超支，3年累计超支1．7亿元［6］。2003年之后，国家财政对垦区农业保险有所扶持，保费由农户承担65％，由地方财政补贴15％，中央财政补贴20％，其中地方补贴的部分由黑龙江农垦总局承担，2003年，垦区农业互助保险局在17个农场试点，覆盖面积300万亩，平均每亩收取10元保费，国家财政按20％承担保费的比例，2004年根据上年基数补贴保费600万元，2004年农业保险试点面扩大到50个农场1000万亩作物，2005年国家财政根据上年基数补贴保费2000万元，但与农户需求相比，补贴率仍然偏低，无法满足农户的需求，并且存在资金不到位情况，2005年和2006年中央财政补贴仅占总保费的9％，差额5000多万元，制约了保险规模的扩大［7］［8］。2005年，经保监会批准，垦区以农业互助局为基础成立了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公司），垦区农业保险开始进入公司化运作阶段，国家也进一步加大了扶持力度，2008年黑龙江省和垦区都被国家列入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范围，阳光公司2008年共得到国家财政补贴6．92亿元（种植业和养殖业），其中垦区占5．39亿元，垦区的3358万亩农作物，国家财政补贴比例为60％，补贴金额4．89亿元，补贴金额的大幅提高促进了阳光公司的业务发展，2008年阳光公司总保费收入16．1亿元，是2007年的3倍，比2007年净增保费10．8亿元，市场份额已位居黑龙江保险市场第二位，业务发展速度高于行业发展速度131个百分点，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0年，阳光公司取得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9．75亿元，其中垦区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6．81亿元；全年共承保农作物5574万亩，同比增长2．41％；保费收入12．12亿元，同比增长12．74％，其中垦区承保3547万亩，保费收入9．08亿元，同比增长了13．22％。

（二）垦区农业保险面临的问题

尽管农业保险在黑龙江垦区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其发展也仍然面临着诸多难题，如财政补贴资金存在缺口，法律、法规和相关扶持政策的缺失等成为保险发展的障碍。中央财政虽有规定，以差别化政策对阳光公司农险业务实行补贴，根据险种的不同，享受的各级财政保费补贴在70％至80％之间。但实际执行过程中，中央财政的保费补贴一直难以足额到位，仅2005年和2006年两年缺口资金就达5038万元，黑龙江农垦总局对财政补贴额度不足的部分由利润留成部分予以补充，但因其利润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农户收入，最终的实际承担主体仍是农户，财政真正意义上对保费补贴的比例较低，这些因素直接导致农业相互制保险的保障能力和财政投入的实际放大效应较弱。地方补贴方面，县市财政补贴难度大也成为制约阳光公司进一步拓展农业保险的瓶颈问题。依托场县共建这一有利契机，阳光公司在省内县市开展农业保险业务，但不少产粮大县却是财政小县，农户自身收入低，抗风险能力弱，地方政府由于财力有限，无力提供相配套的财政补贴，从而无法接受上级政府的补贴，影响了政策性保险保障功能的发挥，如2010年林口、呼玛两个县由于无力配套财政补贴，致使黑龙江省政府确定的由阳光公司开办的50万亩承保面积只能放弃。因此，在制定财政补贴林业保险方案时，应充分考虑这种地方配套资金不足的问题。除了补贴资金存在缺口以外，缺乏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规范和税收优惠的扶持力度，都是现阶段制约农（林）业保险发展的问题。尽管阳光公司为防范大灾、巨灾风险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如提取一定比例的大灾准备金，以及与国外再保险公司签约，在发生大灾，赔付率超过90％时，由再保险机构负责赔付，但赔付最高不超过140％，当赔付率超过140％时，超过的部分只能由准备金弥补，虽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风险，但是在发生巨灾时，这些保障不能满足需求，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垦区在1991—2000年的十年间，遭遇两年大灾和一年巨灾时，经营费用累计超支1．7亿元，达到保费收入的69．5％，赔付率已高达145．6％，超赔1．1亿元［6］，巨灾准备金远远不能满足超赔的需要。

三、财政补贴林业保险的方案设计

本方案以上文对黑龙江垦区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为基础，结合林业的特点，对财政补贴林业保险的方案，从补贴的标的、险种、金额、方式和标准几个方面进行设计。

（一）财政补贴林业保险的标的

林业保险财政补贴的保险标的范围既应包括商品林，也应包括生态公益林。目前，由于不能以生态公益林做抵押物办理贷款，并且受道德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生态公益林无法投保，因此，在积极防范道德风险的同时，可以由国家负担公益林保费的支出，从而把生态公益林与商品林一样纳入投保范围，财政补贴的范围既包括经济林、用材林、苗木，也包括防护林和公益林。

（二）财政补贴林业保险的险种

目前政策性森林保险除了承保火灾风险外，不承保其他险种，远远不能够满足林农的需要，因此，应全面扩大政策性险种的范围，保险责任除火灾外，还应把泥石流、洪水、霜冻、冰雹、暴风雪、台风、暴雨、虫灾等灾害纳入承保范围。受人为因素和自然气候条件的双重影响，林木在生长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可以考虑设立综合性险种，通过综合性险种的设立，解决林业经营者因投保项目单一所造成保险公司不能理赔的困境。同时，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林业发展状况的不同，并结合各地林产品结构及其特色，可通过附加险的形式，开发富有特色的区域性政策性林业保险险种，做为对全国性的险种的补充。并且可以加强区域的合作与协作，通过多个地方政府联合推出政策性险种，从而实现降低风险和保险效益双赢［9］。

（三）财政补贴林业保险的金额

对于实施林业保险补贴的林木作物，主要以营林成本为依据并考虑资金占用的时间价值来确定保额，即以直接物化成本加上计息成本价为依据确定。在确定营林成本的时候，由于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同，直接影响投入成本的高低，因而，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林种以及树种和林龄的差异性，加大对自然条件恶劣，成本耗费高的地区的补贴力度，同时，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性差别很大，对不同地区的补贴力度也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适当调整［9］。

（四）财政补贴林业保险的方式

补贴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进行。对保费实行直接补贴。即保险单上所列保费部分由国家财政承担，营林主体只需交纳剩余部分，通过这种形式，营林主体直接得到国家的补贴。对大灾准备金和业务经费进行间接补贴。即国家财政对保险公司的大灾准备金和业务经费给予一定比例补贴。间接补贴还包括减免营业税及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

（五）财政补贴林业保险的标准

1．保费补贴比例由于林木资产生产周期长、灾害多、突发性、恢复慢，因此财政补贴林木资产的比例应比补贴农作物比例略高，按林木的不同用途设想补贴比例如下：生态公益林保费由财政全额补贴，其中地方财政补贴40％，中央财政补贴剩余部分；苗木和防护林则按保费收入70％补贴，其中25％由地方财政补贴，剩余部分由中央财政补贴；商品林（包括用材林、经济林和次生林）按保费收入50％补贴，其中20％由地方财政补贴，30％由中央财政补贴。同时，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对中央和地方承担的比例进行适当调整，对于财政状况拮据的地区，降低地方承担的比例或金额，避免因地方配套不足导致无法接受上级财政补贴情况的发生［6］。

2．大灾准备金补贴比例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到，阳光公司提取的大灾准备金在发生巨灾时远远不能满足超赔的需要，因此，财政资金应对大灾准备金给予补贴，补贴应当以保险公司自身提取的准备金为基础，由财政再给予一定比例补贴，根据垦区十年的数据，可以考虑中央财政按所提准备金金额30％的比例进行补贴，地方财政补贴15％，同时，仍然要考虑地域特点，根据各地发生灾害的频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对补贴比例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财政补贴范文篇8

我国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经过近二十年的市场取向改革，应该说逐步接近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和世界通行规则，但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分和色彩，带有不发达国家传统发展模式的很多特征。比如，对竞争性产业和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并未有效改善它们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实力，而且产生的“挤出”效应，严重影响着国家对科教、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公益设施的投入与支持，导致财政功能和补贴政策一定意义上的错位；在发展冲动的驱使下，地方财政竞相推出种种财政补贴“优惠政策”，使得财政补贴颇为紊乱，也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失序”。这些显然是与WTO的有关规则相互抵触的。调整、修改和在WTO规则基础上规范国家及各级地方财政补贴政策，是应对加入WTO的当务之急。

因此，加入WTO后，我国的财政补贴政策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取消不符合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补贴，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现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调整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做到既符合WTO要求，避免对我国产品出口形成起诉，又能用好用足WTO规则允许的补贴，以达到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和支持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从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调整我国财政补贴的理论依据

为了维护世界贸易中非歧视、自由透明和公平竞争的秩序，WTO专门制定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旨在规范和统一各国的财政补贴政策及其行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体现了一种明确的取向，即要求竞争主体共享“国民待遇”，在不受歧视和政企分开的平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按照可能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危害程度，《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将补贴分为禁止的、可诉的和不可诉的三类：

1.禁止性的补贴。《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3条规定：“法律或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惟一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视使用国产货物而非进口货物的情况为惟一条件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为禁止性补贴”，概括起来，禁止性的补贴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两类。禁止性的财政补贴一旦被证实存在，无须证明其是否对其他成员方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都必须取消，否则会招致其他成员实施的经WTO争端解决机构授权的反补贴措施或征收反补贴税。

2.可诉补贴。可诉补贴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施的补贴，但如果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在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成员方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则受损的成员方可以向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提起申诉。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5条、第6条对使用可诉补贴的“度”作出具体界定。即使用可诉补贴不能造成以下任何情况发生：（1）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的产品进口；（2）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对第三成员方的出口；（3）补贴的后果造成大幅度削价、压价或销售量减少；（4）实施补贴后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增加。

可诉补贴措施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实施，是因为其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一国在一定时期为了使国民经济相对平衡发展，总是需要扶助某些企业，然而政府在采用可诉的补贴时，有可能使受补贴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非正常的竞争能力或在国内市场上具有非正常的进口替代能力，从而扭曲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损害别国对外贸易的利益，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又对可诉的补贴予以限制。

可诉补贴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取消，一般来说只有同时具备下列三种条件，该种可诉补贴才需要被取消：第一，该种补贴必须要具有专向性。《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了企业专向性（一国政府挑选一个或几个特定公司进行补贴）产业专向性（一国政府针对某一个或几个特定产业部门进行补贴）和地区专向性（一国政府对其领土内特定地区的生产进行补贴）三种专向性标准。由此看来，我国现行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大多具有专向性，有可能构成可诉补贴。第二，该种补贴必须被某个成员国起诉。第三，该补贴必须被证明对成员国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

3.不可诉补贴。主要包括木具有专向性的补贴、给予基础研究的援助性补贴、给予贫困地区的补贴、为适应新环境而实施的补贴，以及用于鼓励农业研究开发、鼓励农民退休等方面的“绿箱”补贴。不可诉补贴不专门针对出口，是WTO规则允许的措施，这为我们采取适当的税收优惠，发挥调控作用提供了空间。不可诉补贴包括，为鼓励某个产业的企业进行R＆D投资、开展技术创新，可以对R＆D投资占销售额比重设立一个标准，对超过标准的企业实行非专向性补贴；大规模增加对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基础工业研究费用的50％或应用研究费用的25％；增加西部大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结构调整、教育科研的补贴；对环保性的技术改造项目给予一次性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改造工程费用的20％。

二、调整我国财政补贴政策的思路

根据《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中的承诺以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必须对财政补贴进行如下调整：

（一）取消针对出口的各种财政补贴。

1.取消出口补贴。根据协议书第11条第3款的规定，将在加入时取消所有属《补贴协议》第3条第1款（a）项范围内的出口补贴。为此，中国到加入时为止，将停止维持所有先前存在的出口补贴计划，并自加入时起，停止在此类计划下作出额外支付或支出，也不再免除税收或授予任何其他利益。这一承诺涵盖各级政府所给予的补贴，这些补贴在法律上或事实上观出口义务而给予。这就意味着财政必须取消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或通过税收形式的间接补贴。这种针对出口的补贴在当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取消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主要指政府视企业的出口实绩给予补贴、贴息和奖励。例如，山东省省级财政1998年安排专项资金1200万元，对水泥、冻鸡、罐头、服装、水产品等出口商品进行贴息；河北省出台的对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3元人民币政策，对纺织品、服装、鞋、箱包、玩具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5元人民币政策，对机电、高新技术产品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4元人民币政策，对一般贸易出口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收汇每美元贴息0.02元人民币政策。

（2）取消针对出口的间接补贴。主要指根据企业的出口情况，用税收政策即减免部分或全部企业所得税支持出口而形成的各种间接补贴。例如，经1992年修正的《湖南省鼓励外商投资条例》政策法规仍有出口实绩的补贴的规定：“产品出口企业按国家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按照现行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

2.取消进口替代方面的补贴。根据《中国加入WTOI作组报告书》第168段，自加入时起，中国将取消所有属《补贴协议》第3条第1款（b）项范围内的、视使用国产货物替代进口货物情况而给予的补贴。当前我国存在用税收支持使用国产品替代进口的补贴，包括减免企业所得税，固定资产投入所纳税额进行更多抵扣，对此类设备投入的增值税予以全额抵扣，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形式。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规定：从1999年起，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其所需国产设备投资额的40％，可以从购置设备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2000年1月又《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免税范围扩大到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这些政策不符合WTO的规则，防止国外企业对我国提出反补贴起诉，要在过渡期内取消。

3.取消对农产品出口的补贴。根据我国政府的承诺，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政策将仅以商业考虑为基础，加入WTO后我国必须立即取消对农产品出口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实物补贴，以及对出口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的补贴。目前我国在玉米、大米、小麦出口上都有一定的财政补贴，例如，2000年玉米出口&nbsp；1048万吨，每吨补贴378元。

（二）对国内产业和企业合理利用一些可诉补贴。

可诉补贴是利用一些WTO允许的补贴，合理支持本国工商业。有操作性的可诉补贴有：政府对某项产品实行不超过从价总额5％的补贴；对某项产业实行小额补贴以弥补经营性亏损；为解决某个大企业长期发展，避免产生严重社会问题而提供一次性补贴；对一些规模有限、影响相对较小的企业直接免除政府债务，或授予补贴以抵消应付债款。对于可诉补贴的运用关键是要把握好补贴的范围和“度”，避免对我国出口产品起诉。

当前在可诉补贴方面值得关注的是科技补贴。加入WTO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R＆D补贴条款将对我国的科技支出产生较大冲击。我国多数科技支出因大量集中于支持科研成果的商业化阶段，将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不可起诉的补贴条款或被禁止的补贴条款的约束，必须对我国科技支出结构进行调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8条规定：在商业性R＆D中，对公司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或对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或研究机构与公司签约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不能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75％或竞争前开发活动成本的50％，而介于上述两类之间的R＆D活动不得超过合法成本的62.5％；当工业研究或竞争前开发活动的补贴超过合法成本的75％和50％（介于其间的为62.5％）时，也就成为可起诉补贴。

结合我国现行的科技支出状况，科技支出中有一部分是用于应用研究、实验开发和成果应用研究，具有明显的促进出口或进口替代作用，属于禁止的补贴或可起诉的补贴范围，加入WTO后，必须对超出不可起诉条款范围的财政补贴进行调整，否则，就有可能遭到其他成员的反补贴措施。

（三）用足用好不可诉补贴。

1.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补贴。由于目前我国人均收入与西部收入的差距已达到“不可诉补贴”中对落后地区补贴的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超过全国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85％等条件），我国的地区倾斜政策应由“东高西低”改为“西高东低”，可以对这些地区的产业和企业采取补贴政策。如税收优惠、援助等，扶持西部经济的发展。

2.增加环保补贴。我国传统的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的恶化，而且正日益受到国际绿色消费浪潮的挑战，严重制约着我国外贸的发展。当今我国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体现在：土地退化，森林环境功能减弱，水资源危机，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等，这已经严重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绿色需求的增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屡屡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环境问题不解决，产品出口将越来越困难。因此，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实际上就是保护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制定政策时要注重环境保护问题，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增加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企业环保技术改造等有利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逐步改善生态环境。

（四）调整现行一些效率不高的补贴。

1.调整现有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根据《农业协定》，我国当前的粮食补贴政策属于“黄箱”政策，虽然我国“黄箱”政策补贴没有超过入世谈判中农业生产总值8.5％的上限，符合WTO规则，但现行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政策，既扭曲资源配置，又造成收入分配不公，还导致各种腐败现象，从而使得国家花费了巨大的财政支出，农民却得不到多少利益，存在补贴效率较低的状况。据财政部农业司有关人士分析，我国目前通过对粮食流通企业补贴的方式来间接补贴农民，国家需要耗费7元钱才使农民得到1元钱，大部分的财政支农资金浪费在流通环节，无法实现对农民补贴的政策意图。因此迫切需要将对中间流通环节的补贴转向对直接生产者，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财政补贴范文篇9

1中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现状

近年来，中国逐渐占领世界市场，目前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第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大国，新能源汽车属于中国的一种战略性发展新型产业，现在正经历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发展期。在这个期间，中国政府不断出台扶持政策，在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和消费等各个环节发挥作用，对该市场的成长和成熟起着深远影响。其中，财政补贴政策作用显著。1.1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研发推广阶段。在2009年，新能源汽车在北京、上海、重庆、长春、大连、杭州、济南、武汉、深圳、合肥、长沙、昆明、南昌这13个试点示范推广，并针对使用新能源汽车的单位给予了相关定额补贴。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范围不断扩大，新能源汽车逐渐向全国普及。在2010年，中国正式发行了《关于开展个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运行的通知》，政府部门针对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情况制定了一次性补助的措施，试点城市为上海、深圳、杭州、合肥、长春这5个城市。与此同时，政府的补贴范围也包括新能源汽车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1.2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逐步退坡阶段。2013年起，中国进入了全新的新能源汽车施行应用阶段。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在购置补贴、研发生产、技术创新、惩罚机制、监管管理等各个方面给予支持，涉及各个产业链环节，首次提出财政补助采取逐年退坡机制。到2015年时，《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运用财政扶持政策的通知》相继出台，政府部门不断实行新能源汽车推广运用以及财政补助策略，进一步明确了补贴的对象、产品和标准，补贴主要针对消费者，对产品和企业做出了更加确切的要求，实施清算，加大了监督与核查。但是，在财政补贴额度下降的同时，退坡机制幅度加大。在此期间，四部委将会根据技术进步、产业发展、成本等一系列因素适时调整补助政策。此后，中国不断调整完善补贴政策。中国最近出台的新能源汽车财政政策是今年3月份政府部门的财政部、工业部以及信息化部、科技部以及发展改革委机构经过共同协和之后公开发行的《关于逐步健全新能源汽车推广运用财政补贴政策的相关通知》。《通知》指出，新财政补贴政策将会分为两个阶段执行。第一个阶段，也就是(2019年3月—2019年6月)，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内，基本上全部相关车型的补贴退坡幅度都在逐步增加，补贴的基准跟2018年时相比，平均大约退坡了50%，并且补贴基准将会一直持续到2020年底才会真正完成退坡。首先把实际的纯电动乘用车总量作为主要例子，在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问题上，2018年时的续航里程总共达到了250公里的纯电动乘用车，政府部门进行的补贴金额也达到了3.4万元左右，对于续航里程在300～400公里的，政府也给予了4.5万元补贴，而到了2019年政府对续航里程在250～400公里的车辆仅给予1.8万元补贴，可见补贴退坡了60%。其次，电池能量密度的门槛也进一步抬高，与2018年相比，纯电动乘用车每单位的电池电量补贴的最高限额由原来1200元每kWh跌至550元每kWh，下降的幅度约为50%。第二个阶段(2019年6月起)为正式执行期，在此期间，地方购车补助将会取消，补贴将更多地面向保障基础设施以及提升经营服务质量等方面。《通知》进一步优化了技术指标，完善了补贴标准和清算制度，加强了监管。总体而言，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目前处于退坡直至完全退出的势态，虽然在2019年时期补贴退坡幅度较大，但从新政上仍然可以解读出中国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决心以及坚持以先进技术、可靠的质量及安全作为保障的原则，进一步优化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2中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实施效果

2.1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增加。在国家财政补贴政策的持续大力支持下，2011—2018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猛，产销规模不断增加。如图1所示，201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全年累计产销分别为8300辆与8200辆；2012年，产销分别上升为1.25万辆与1.27万辆；在2013年时期，累计产量和销量再度分别增长1.75万辆以及1.76万辆。2011—2013年，产销量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110.8%，114.6%。2014年开始突破，产销数量超过7.8万辆和7.47万辆，和2013年相比增长345.7%与324.4%。数据显示，2014—2015年产销量呈爆发式增长，同比分别增长335.9%，343.11%。在2015年，总产销量各自突破了34万辆以及33.1万辆，跟往年相比总体各增长了335.9%和343.1%。到2016年时由于受政府部门的补贴政策退坡状况的波及，整体增长逐渐处在一个平缓阶段，总计产销量分别达到了51.7万辆和50.7万辆左右，跟之前相比各自增长了大约52%和53.2%。2017年，产销量再度增长到79.4万辆和77.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3.6%与53.3%。截至2018年底，中国整体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量打破了100万辆的记录。总产销各自实现了127万辆以及125.6万辆，比之前各增长了大约59.9%和61.7%。2014年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急剧增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财政补贴范围扩大。在2013年以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领域当时正在经历第一阶段的推广发展时期，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的运行试点地区仅局限于上海市、长春市、深圳市、杭州市以及合肥市这5大城市。2013年以后，中央政府部门在2013年的11月份、2014年的1月份这两个不同的时间段公开了两大类新能源汽车推广运用相关城市的具体名单，新能源汽车推广运用的相关城市逐渐扩增至全国范围内的88个城市之中。综上中国新能源汽车财政政策实施的主要正效应是推动了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的大幅度增加。2.2自主研发能力提升。财政补贴的政策目标之一是希望通过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发展，在多重扶持政策下，鼓励企业提升产品的技术水平，以优质产品开拓市场。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研发创新和产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具体表现在新能源汽车企业专利申请量和专利转化的进步。2.2.1新能源汽车企业专业申请量增加。从一方面来说，跟那些不能选择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和运用举荐车型目录的企业相比，在新能源汽车推广目录中的汽车生产企业对于各类不同的、与新能源汽车有关的专利申请总量显然在不断增加，伴随着这一基本政策的不断推广和运用，最终的成效也日益显著。2.2.2新能源汽车企业专利转化的进步。从另一方面而言，在针对这种新能源汽车专利转变成切实产品(新能源类型汽车)时所实行的实例探析过程可知，被并入新能源汽车推广领域目录的有关企业在实行技术革新发展的过程中，也在积极努力地实施专利成效的转型活动，把这些相关的运用发挥到全新的车型方面，增强相关产品的整体技术水平，以便于能够达到入选新能源汽车推广领域相关目录的基本条件，进而希望能够在日后持续上报一定数量的新能源车型，争取到财政部门持续补贴的资质[1]。2.2.3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优质企业的技术成就显著。(1)吉利汽车的技术储备在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于2018年上市的吉利博瑞GE，完成了最新战略的信息释放，在“多元化”新能源战略中，吉利将坐拥混合动力、插电式混合动力、纯电动、甲醇汽车多种技术储备，成为国内新能源车企中产品布局非常全面的汽车制造商。在对甲醇替换燃料问题上，吉利已经连续研究了12年的时间，现在已经实现了4款甲醇动力的发明以及14款甲醇轿车的发明，所获得的专利也达到了将近一百。氢燃料电池技术方面，吉利预计也将会在2025年推出采用氢燃料电池的量产车型。(2)比亚迪在磷酸铁锂电池领域的技术研究创新方面，具有全世界最为先进的技术水平。比亚迪从2008年开始，相继了F3DM、K9、秦、唐、宋、元和超级豪华型电动车—腾势(其和戴姆勒实行融资)等主要的新能源汽车，而且最先制定了“公交电动化”的实施发展战略。2011年后，比亚迪拥有了第二代动力总成技术，作为一个以电池起家的企业，团队在TID系统的基础上加上电动机和动力电池，研发出一系列新型的具有强大动力、总油耗少、长远纯电里程的全新现代化DM双模混动型体系，这也是当前比亚迪的全部王朝体系DM车型混合动力型汇总集成的原版。(3)奇瑞基本实现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产业化发展探究目标。根据相关统计资料，在2001—2005年这一阶段中，奇瑞把国家相关的863项目作为根本载体，联系了国内最为先进的名校和科研地，自行担负并实现了多个863电动汽车中心项目的相关研发课题和内容；在2005—2008年这几年时间内，把经过科技部审批构建的“国家节能环保型汽车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作为整个项目的中心点，确立了健全的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汽车研究体系、世界一等的新能源试验中心、研制中心，全方位学习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重点中心技术、特定技术以及试验证实技术；到2009年1月时，奇瑞公司所发起的“节能环保型汽车技术发展平台有关建设项目”荣获“国家科技领域进步奖一等奖”的奖项。2.3产业发展路线逐渐明确。关于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最优路径，业界一直存在着争议。2007年，国家“863”科技专项将新能源汽车纳入其中，投入20多亿元研发新能源汽车。同年11月《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管理准则》正式实施，新能源汽车有了规范的行业准则，是国家真正鼓励市场化的开始。自“第十个五年规划”起，在中国的每个五年规划中都有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规划，从“十五”到“十三五”，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方向逐渐明确。具体表现在电池能量续航能力的成熟，成本的不断缩减，充电桩的完善等方面。2.3.1缩减成本的同时电池能量密度提升，续航能力成熟。例如在中国实行“十三五”阶段，锂离子类的电池完成了一系列相关的技术发展升级，新型的锂离子电池所含有的单体比总能量提升了至少一倍，高达350Wh每kg，总成本缩减了50%，大约为0.6元每Wh，电池系统比总能量提升了一倍，大约为250Wh每kg，总成本也缩减了一倍，大约是1元每Wh；动力型电池完成了智能化的制作目标，续航为400公里的纯电池型汽车的整体经济实用性以及运用便捷性特质和之前那些传统的燃油车型大体上相同。2.3.2充电桩政策日趋完善。除了电池，和消费者紧密相连的充电桩建设也在发展路径下不断完善。直至2015年，中国国内的公共电动类型汽车的充电桩总数量只有4.9万多个，根据相关的政策规定，一直到2020年底，中国未来总计建立私人和公用型的充电桩可达到480万个，以及1.2万个公用的公交出租充换电站。即在未来的各种住宅小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共场所如停车场、机场都会配置足够的充电桩，同时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也将加大研发，最大程度提升充电效率。技术路线的不断清晰有助于良性市场竞争环境的建立，并为新能源汽车行业引入更多的优质企业。

3中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

3.1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分析问题的根源。3.1.1补贴性政策过溢，缺乏强制性。据统计，财政政策占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60%。而补贴性政策过多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和地区均以补贴的方式来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环境的不断变化，预期的目标难以实现，从而后续颁发的政策又进行了强调，这也成为了政策过溢的催化剂。如2014年2月8日，国家的发改委等相关部门联合公开发行了《于进一步改善新能源汽车推广运用领域基本工作内容的通知》缩减了政府的补贴金额每一年都基本减少4度，把往年的新能源补贴，也就是把2014年以及2015年期间的财政补助和2013年期间进行对比，整体上各自减少了10%和20%，变为2014年与2015年相较2013年各自缩减5%和10%，以鼓励消费者消费。3.1.2财政补贴政策的实施对象单一。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所制定的财政政策即便在整体上所运用的力度相对较大，然而其给予的补贴目标单一，例如在《关于实施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运行的通知》这一条文中，所给予补贴的目标仅仅是电动汽车，这对其余类别的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除此之外多数政策只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销售或消费端，对于那些汽车制造企业、销售企业以及正处生产上游阶段的零部件的企业，其大部分都在财政补贴和划分方面无法获得对应的一些优惠，这些情况和当前国外很多先行试点的国家相比，存在的差异极其明显。在促进产业创新的同时，也会产生激进的现象。例如某些企业不把市场发展的基本规律放在眼里，胡乱推行新能源车型，并且来凭借这种方式来争取高额的财政补贴资金。3.1.3财政补贴政策监督不到位，存在“骗补”行为在针对新能源汽车企业实施财政补贴时并没有真正确立充分的公开性财政补贴资格审查体制，也未对那些已获得财政补贴的企业实行合理，公开的审查或监管。而对那些已经接受财政补贴的新能源企业来说，政府部门无法实时对其进行特定的评判，审查和追踪跟进，因此让某些企业在当中趁机钻了空子[3]。(1)“骗补”案件频繁，并不是个别现象。在2016年时，中国的财政部等相关的四部委针对93家核心的新能源车企业进行了专门的调查，根据相关的调查结果可知，其中存在72家有过骗补的行为，骗补的车辆总数高达76,374辆，涉及到这一事件的金额数目一共是92.707亿元左右，这其中相当于平均一辆车就骗取了12万。中国财政部还公布了这当中的5家骗补车企的具体名单，它们是苏州吉姆西、苏州金龙、深圳五洲龙、奇瑞万达贵州客车以及河南少林客车。仅是这5家车企，所涉及到的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金额数目就达到了10亿元以上。且从调查结果上看，抽取93家企业调查就显示有72家骗补，这说明骗补行为并不是企业的个别现象。(2)“骗补”手段多样，识别难度大。不少企业为了享受政策红利，实施不正当手段以谋取非法利益，骗补手段多样。有的造假新能源汽车申报资料，骗取政府补贴。更有甚者通过上传伪造的合格证、生产不符合要求车辆、重复利用电池、新“自产自销”等虚假方式骗补。在政府部门同时给予企业财政补贴、研发补贴以及产品补贴的情况下，相关的企业则能够运用自身所含有的基本信息优势，大规模进行研发投入和相关产品投入，目的是从财政部门那里争取到更多的财政补贴。但是政府对企业的博弈中，政府是处于信息劣势的一方，它并不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只是通过企业释放的信号成本来进行判断。总之，“骗补”行为不仅削弱了政府财政补贴对企业技术发明的作用，而且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进步。3.2通过对比中美的财政补贴政策寻找新的突破口。作为世界大国美国，新能源汽车也是其国家发展战略，为了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升级，美国也推行了一连串的财政补贴政策。在2008年美国制定《能源独立与安全法》，其中有条款针对新能源汽车出台专项税收抵扣，通过2009年时期的《美国复兴和再次投资法》以及2013年时期《美国相关纳税人救助法案》的持续修正和逐步完善，其运用一直持续到现在。但和美国相比，中国在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财政补贴政策上仍存在缺陷。3.2.1中美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范围区别明显。美国主要实施关税补贴，而中国主要是采取财政补贴的方式刺激消费，且多数补贴政策集中在购买环节，对充电站建设企业以及关键零部件的补贴政策都相对欠缺。而美国除了对于汽车厂商的税收优惠，还针对着基础设施制造厂商、安装服务商有一定的税收减免。补贴范围涵盖了汽车的直接研发与生产、零部件经销、充电支持维修服务，对于符合补贴条件的企业，都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3.2.2中美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方式区别明显。相对于美国，中国鼓励消费的补贴形式略显单一。在美国，新能源汽车购买者可同时享有抵税和用抵税优惠取代大额的财政补贴的优惠政策。如2005年通过的《能源政策法案》用抵扣优惠取代以往的“绿色能用使用补贴办法”，按照法案标准，生产复合动力汽车的商家在售出6万辆后，免抵税政策失效，销售额至3万辆后，消费者享受50%减税福利，超出4.5万辆，消费者仅享有减税25%的权利。

4完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财政补贴政策建议

4.1优化财政补贴政策规模，实行多元化补贴。新能源汽车的成本无法缩减的原因可能是财政补贴过多，而优惠政策的过溢，导致许多企业没有想要降低成本的想法，更不会投入到技术研发，以此提高产品的性价比，更有部分企业为了享有政府的财政补贴而加入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生产中来。政府对企业的过高补贴使得部分汽车生产企业会以补贴数额为前提来确定产品的生产与研发，而忽视了真正能吸引消费者的在产品质量、性能方面的提升，对政府、对整个社会都是巨额的损失。因此，需要对补贴资金的规模进行优化。4.2增强财政补贴政策的合理性。为了进一步利用好政策工具，真正激发企业研发和生产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需要具有合理性。结合国内外新能源汽车发展经验，有时即使没有补贴，厂商也会采取相同的行动，如生产新能源汽车，这时候补贴就显得多余了，而补贴的资金更会变成厂商额外的收获。这就对补贴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提出了质疑。4.3优化财政补贴政策的监管。政策目标简单、补贴设计粗放固然是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中出现种种问题、财政补贴效应不佳的主要原因，但监管薄弱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可以说，补贴监管的优化是提高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效应的重要保障。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能够更好地推动补贴政策的实施过程，提高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在通过完善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设计从源头上降低企业骗补动机的同时，强化和完善防范企业骗取套取财政补贴的措施。其次，加大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的监督检查力度，严惩企业骗取套取财政补贴的行为。提高企业的违法成本。4.4优化财政补贴新能源汽车车型范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遍及，人们可以不断从中获益，体验由交通工具的升级所带来的便利。政府在补贴私人用车的同时还可以重点加大公交、作业类专用车(含环卫车)等领域的推广力度，增进大众对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认识。4.5美国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财政补贴政策经验借鉴。借鉴美国政府减免新能源汽车税费的国际经验，中国可出台相应鼓励措施，由政府、消费者以及厂家三方共同分担新能源汽车的成本，采用政府补一块，消费者出一块，厂家进一步降低成本的模式，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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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卢雯婷.促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实施效应分析[D].浙江财经大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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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补贴范文篇10

我国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经过近二十年的市场取向改革，应该说逐步接近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和世界通行规则，但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分和色彩，带有不发达国家传统发展模式的很多特征。比如，对竞争性产业和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并未有效改善它们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实力，而且产生的“挤出”效应，严重影响着国家对科教、技术创新、环境保护、公益设施的投入与支持，导致财政功能和补贴政策一定意义上的错位；在发展冲动的驱使下，地方财政竞相推出种种财政补贴“优惠政策”，使得财政补贴颇为紊乱，也导致市场竞争秩序的“失序”。这些显然是与WTO的有关规则相互抵触的。调整、修改和在WTO规则基础上规范国家及各级地方财政补贴政策，是应对加入WTO的当务之急。

因此，加入WTO后，我国的财政补贴政策首先面对的就是要取消不符合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补贴，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现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调整现行的财政补贴政策，做到既符合WTO要求，避免对我国产品出口形成起诉，又能用好用足WTO规则允许的补贴，以达到提高财政补贴的使用效率和支持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从而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调整我国财政补贴的理论依据

为了维护世界贸易中非歧视、自由透明和公平竞争的秩序，WTO专门制定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旨在规范和统一各国的财政补贴政策及其行为。《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体现了一种明确的取向，即要求竞争主体共享“国民待遇”，在不受歧视和政企分开的平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按照可能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危害程度，《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将补贴分为禁止的、可诉的和不可诉的三类：

1．禁止性的补贴。《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3条规定：“法律或事实上视出口实绩为惟一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视使用国产货物而非进口货物的情况为惟一条件或其他多种条件之一而给予的补贴为禁止性补贴”，概括起来，禁止性的补贴包括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补贴两类。禁止性的财政补贴一旦被证实存在，无须证明其是否对其他成员方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都必须取消，否则会招致其他成员实施的经WTO争端解决机构授权的反补贴措施或征收反补贴税。

2．可诉补贴。可诉补贴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实施的补贴，但如果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在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成员方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则受损的成员方可以向使用此类补贴的成员方提起申诉。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5条、第6条对使用可诉补贴的“度”作出具体界定。即使用可诉补贴不能造成以下任何情况发生：（1）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的产品进口；（2）取代或阻碍另一成员方对第三成员方的出口；（3）补贴的后果造成大幅度削价、压价或销售量减少；（4）实施补贴后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增加。

可诉补贴措施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实施，是因为其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一国在一定时期为了使国民经济相对平衡发展，总是需要扶助某些企业，然而政府在采用可诉的补贴时，有可能使受补贴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非正常的竞争能力或在国内市场上具有非正常的进口替代能力，从而扭曲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损害别国对外贸易的利益，因此，《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又对可诉的补贴予以限制。

可诉补贴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取消，一般来说只有同时具备下列三种条件，该种可诉补贴才需要被取消：第一，该种补贴必须要具有专向性。〈〈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了企业专向性（一国政府挑选一个或几个特定公司进行补贴）产业专向性（一国政府针对某一个或几个特定产业部门进行补贴）和地区专向性（一国政府对其领土内特定地区的生产进行补贴）三种专向性标准。由此看来，我国现行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大多具有专向性，有可能构成可诉补贴。第二，该种补贴必须被某个成员国起诉。第三，该补贴必须被证明对成员国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

3．不可诉补贴。主要包括木具有专向性的补贴、给予基础研究的援助性补贴、给予贫困地区的补贴、为适应新环境而实施的补贴，以及用于鼓励农业研究开发、鼓励农民退休等方面的“绿箱”补贴。不可诉补贴不专门针对出口，是WTO规则允许的措施，这为我们采取适当的税收优惠，发挥调控作用提供了空间。不可诉补贴包括，为鼓励某个产业的企业进行R＆D投资、开展技术创新，可以对R＆D投资占销售额比重设立一个标准，对超过标准的企业实行非专向性补贴；大规模增加对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基础工业研究费用的50％或应用研究费用的25％；增加西部大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结构调整、教育科研的补贴；对环保性的技术改造项目给予一次性补贴，只要这种补贴不超过改造工程费用的20％。

二、调整我国财政补贴政策的思路

根据《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中的承诺以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必须对财政补贴进行如下调整：

（一）取消针对出口的各种财政补贴。

1．取消出口补贴。根据协议书第11条第3款的规定，将在加入时取消所有属《补贴协议》第3条第1款（a）项范围内的出口补贴。为此，中国到加入时为止，将停止维持所有先前存在的出口补贴计划，并自加入时起，停止在此类计划下作出额外支付或支出，也不再免除税收或授予任何其他利益。这一承诺涵盖各级政府所给予的补贴，这些补贴在法律上或事实上观出口义务而给予。这就意味着财政必须取消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或通过税收形式的间接补贴。这种针对出口的补贴在当前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

（1）取消针对出口的直接补贴。主要指政府视企业的出口实绩给予补贴、贴息和奖励。例如，山东省省级财政1998年安排专项资金1200万元，对水泥、冻鸡、罐头、服装、水产品等出口商品进行贴息；河北省出台的对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3元人民币政策，对纺织品、服装、鞋、箱包、玩具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5元人民币政策，对机电、高新技术产品一般贸易出口收汇每美元贴息0．04元人民币政策，对一般贸易出口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收汇每美元贴息0．02元人民币政策。

（2）取消针对出口的间接补贴。主要指根据企业的出口情况，用税收政策即减免部分或全部企业所得税支持出口而形成的各种间接补贴。例如，经1992年修正的《湖南省鼓励外商投资条例》政策法规仍有出口实绩的补贴的规定：“产品出口企业按国家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按照现行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

2．取消进口替代方面的补贴。根据《中国加入WTOI作组报告书》第168段，自加入时起，中国将取消所有属《补贴协议》第3条第1款（b）项范围内的、视使用国产货物替代进口货物情况而给予的补贴。当前我国存在用税收支持使用国产品替代进口的补贴，包括减免企业所得税，固定资产投入所纳税额进行更多抵扣，对此类设备投入的增值税予以全额抵扣，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形式。例如，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的《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规定：从1999年起，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其所需国产设备投资额的40％，可以从购置设备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2000年1月又《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免税范围扩大到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这些政策不符合WTO的规则，防止国外企业对我国提出反补贴起诉，要在过渡期内取消。

3．取消对农产品出口的补贴。根据我国政府的承诺，中国的农产品出口政策将仅以商业考虑为基础，加入WTO后我国必须立即取消对农产品出口补贴，包括价格补贴、实物补贴，以及对出口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的补贴。目前我国在玉米、大米、小麦出口上都有一定的财政补贴，例如，2000年玉米出口1048万吨，每吨补贴378元。

（二）对国内产业和企业合理利用一些可诉补贴。

可诉补贴是利用一些WTO允许的补贴，合理支持本国工商业。有操作性的可诉补贴有：政府对某项产品实行不超过从价总额5％的补贴；对某项产业实行小额补贴以弥补经营性亏损；为解决某个大企业长期发展，避免产生严重社会问题而提供一次性补贴；对一些规模有限、影响相对较小的企业直接免除政府债务，或授予补贴以抵消应付债款。对于可诉补贴的运用关键是要把握好补贴的范围和“度”，避免对我国出口产品起诉。

当前在可诉补贴方面值得关注的是科技补贴。加入WTO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R＆D补贴条款将对我国的科技支出产生较大冲击。我国多数科技支出因大量集中于支持科研成果的商业化阶段，将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不可起诉的补贴条款或被禁止的补贴条款的约束，必须对我国科技支出结构进行调整。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第8条规定：在商业性R＆D中，对公司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或对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或研究机构与公司签约进行研究活动的援助，不能超过工业研究成本的75％或竞争前开发活动成本的50％，而介于上述两类之间的R＆D活动不得超过合法成本的62．5％；当工业研究或竞争前开发活动的补贴超过合法成本的75％和50％（介于其间的为62．5％）时，也就成为可起诉补贴。

结合我国现行的科技支出状况，科技支出中有一部分是用于应用研究、实验开发和成果应用研究，具有明显的促进出口或进口替代作用，属于禁止的补贴或可起诉的补贴范围，加入WTO后，必须对超出不可起诉条款范围的财政补贴进行调整，否则，就有可能遭到其他成员的反补贴措施。

（三）用足用好不可诉补贴。

1．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补贴。由于目前我国人均收入与西部收入的差距已达到“不可诉补贴”中对落后地区补贴的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超过全国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85％等条件），我国的地区倾斜政策应由“东高西低”改为“西高东低”，可以对这些地区的产业和企业采取补贴政策。如税收优惠、援助等，扶持西部经济的发展。

2．增加环保补贴。我国传统的粗放型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的恶化，而且正日益受到国际绿色消费浪潮的挑战，严重制约着我国外贸的发展。当今我国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突出的问题之一，体现在：土地退化，森林环境功能减弱，水资源危机，环境污染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等，这已经严重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同时，随着绿色需求的增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屡屡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环境问题不解决，产品出口将越来越困难。因此，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实际上就是保护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制定政策时要注重环境保护问题，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增加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企业环保技术改造等有利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逐步改善生态环境。

（四）调整现行一些效率不高的补贴。

1．调整现有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根据〈〈农业协定》，我国当前的粮食补贴政策属于“黄箱”政策，虽然我国“黄箱”政策补贴没有超过入世谈判中农业生产总值8．5％的上限，符合WTO规则，但现行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政策，既扭曲资源配置，又造成收入分配不公，还导致各种腐败现象，从而使得国家花费了巨大的财政支出，农民却得不到多少利益，存在补贴效率较低的状况。据财政部农业司有关人士分析，我国目前通过对粮食流通企业补贴的方式来间接补贴农民，国家需要耗费7元钱才使农民得到1元钱，大部分的财政支农资金浪费在流通环节，无法实现对农民补贴的政策意图。因此迫切需要将对中间流通环节的补贴转向对直接生产者，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