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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5 20:02:56

财政范文篇1

一、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的关系

财政监督新机制的建立，应当体现财政管理的特色。在当前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中，财政监督要紧贴财政中心工作，围绕财政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和影响财政收支变动的重要因素，不断调整监督的方式方法，理清思路，提高认识，正确处理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的关系，实施有效监督。

1、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密切联系，相互促进

财政监督是财政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财政管理的活动是财政监督的内容和依据。从一定意义上讲，财政监督本身就是一种财政管理行为，是保证财政分配、调节职能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手段。无论从管理学理论上分析，还是从财政实践的角度来讲，监督都是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同时，财政监督的范围涵盖了财政管理的范围，只要存在财政管理，就必须要有财政监督。而且是从事前预警、事中监控到事后检查的全部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管理中开展监督，在监督中加强管理。

2、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职责不同，互有区别

财政监督与财政管理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财政管理主要是按照财政法规、政策、制度及财政业务流程组织财政收入和安排财政支出的活动；财政监督则是对财政收入的征管质量、财政支出资金使用的合法性、有效性以及财税法规、政策、制度执行情况实施的监督检查。财政管理一般是通过日常的业务(比如对财政资金的验证、征收、分配、拨付等方式)开展工作；而财政监督则主要通过开展经常性的常规检查与专项检查、调查等方式达到监督的目的。另外，二者参与工作的人员有所不同。财政监督一般由财政监督专门机构的工作人员组成，有时还需抽调财税、纪检、监察等部门的人员配合，共同参与对有较大影响、较为普遍的重大问题，开展监督检查；财政管理一般是财政业务部门内部工作人员根据工作需要开展的经常性、事物性的活动。

二、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监督的定位

1、加强财政监督是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条件

全面推进财政支出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是当前财政支出改革的主要任务。改革的内容已经明确：一是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严格界定公共财政支出范围，加大支出结构调整力度。首先保证国家安全和政权建设的需要，保证文、教、科、卫、农等公共事业发展的需要，逐步减少财政对应由市场调节的项目和可以利用社会资金发展的事业的投资，优化支出结构。二是改革财政资金缴拨方式，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也就是在财政收入方面，取消一切收入过度帐户，将所有财政性资金全部集中到国库帐户；所有财政支出都要通过财政预算安排，并统一由国库直接支付。三是强化深化财政预算管理改革，实行部门预算。通俗地讲，部门预算就是一个部门一本预算。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符合实际的定员定额标准，改进和完善预算支出科目体系，细化预算编制。并实行预算内外资金统一管理。

财政监督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财政管理的改革过程就是财政监督检查不断得到加强、财政监督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提高的过程。比如，强化预算管理、编制部门预算是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为进一步完善综合财政预算和零基预算的编制，事实上扩大了原有预算的范围；部门预算的全面推行则深化细化了预算的内涵。基于此，只有加强和深化财政监督，才能保证预算编制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又如，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财政支付方式，既是对财政资金运作方式的改革，同时也是加强对财政资金收付环节的规范和监督，防止财政资金的截留挪用与损失浪费。可以说，财政监督工作能否得到切实有效的加强，直接影响到各项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成效。

2、财政监督必须服从服务于公共财政的要求

财政部门对财政收支活动的管理过程，就本质而言就是一个重要的监督过程。财政监督机构的各项具体监督检查活动，本身也是对财政收支的管理活动。财政监督的这种属性，客观上要求财政监督工作必须彻底改变只重检查、不重管理，只重收缴、不重堵漏，监督检查和管理相脱离的片面做法，要善于在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财政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完善制度、堵塞漏洞，提高财政管理水平，逐步从监督检查型转变为监督管理型。在当前，财务常规检查和专项检查是财政监督的重要形式，仍需大力强化。财政监督检查专门机构要按照财政监督必须服从服务于财政改革、加强财政管理的原则，抓住财政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项监督检查，不断提高监督检查的综合效能。在监督检查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克服“为检查而检查”的思想，不做表面文章。要站在切实服务财政管理的角度实施检查，并将监督检查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通过检查、分析，善于发现财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为加快和完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逐步实现将财政监督寓于财政管理的全过程之中。

三、当前财政监督面临的形势

(一)、当前财政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目前，我市的财政监督工作同全国一样，从监督的范围、监督的方式方法、监督的效果等方面来看，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财政监督还缺乏权威性、及时性与有效性，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振兴财政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主要表现在：

1、财政监督的覆盖面窄。从财政监督的本质要求看，其监督范围至少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财政性资金收支活动的全过程；二是执行财政财务制度的所有单位和个人；三是结合经济运行情况对财政运行质量进行检查和分析。由于在财税物价大检查取消以后，地方财政监督的范围没有得到及时的明确，造成监督的范围、职责模糊不清，实际监督面狭窄；监督的方式方法，仍以直接的事后检查为主，针对既定的财务会计结果进行查处，没有对事前、事中的行为进行监控；而对新的经济行为、交易方式，如企业改制、资产重组以及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的监督约束很少。在监督对象上也缺乏针对性。因而，大大降低了监督检查的效率和效果。

2、财政监督方式不规范。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财政监督职责权限等因素的影响，财政监督工作主要是对财经领域的某些突出问题采取综合或专项治理的方式进行。从方式方法上看，表现为突击性、专项性检查多，日常监督少；从时间上看，表现为集中性和非连续性的事后监督检查多，事前、事中监督少；从监督内容看，表现为对财政收入检查较多，对财政支出监督少；对某个单一事项或某个环节检查多，对全方位监控及资金使用的跟踪问效少。由于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致使很多财经违纪违规问题都在既成事实后才被发现，从而造成财政、税务等经济领域的违法现象屡查屡犯，并呈逐年上升趋势。目前，虽然强调根据新的形势来调整财政监督方式，做到“四个结合”，即事前、事中与事后监督检查相结合，财政监督与财政具体业务管理相结合，日常监督与专项检查、抽查相结合，处理事与处理人相结合。但以事前、事中监督检查为主要内容的监督检查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这种多样化全方位的财政监督方式，暂时还难以在实际工作中得以有效运用。

3、财政监督体系不健全，财政监督与其他社会监督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一是财政监督专门机构设置不规范，级别、名称不统一，部分县、区至今还没有成立专门的财政监督机构。二是经济监督的职能分工与监督范围界定不明确。我国的经济监督体系主要是由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税务稽查、银行监督以及其他社会监督等构成的。这些监督部门都是根据部门属性确定各自的监督职责，基本上都是以预算收支、财务收支、资金周转以及其他经济运行质量作为监督对象。虽然在日常工作中各自监督的侧重点不同，但由于没有从法律上严格规定各自的工作边界，因而实际工作中很难避免相互扯皮甚至出现多头检查、相互“打架”的现象。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随着财政监督工作环境、对象、内容、方式等方面的不断变化，要求财政监督工作要以加强和完善财政管理为中心，建立健全涵盖全部财政收支、体现财政管理特色、具有对财政运行进行监测、预警、分析、保障、规范功能的财政监督新机制。我们要认清形势，克服困难，扎实工作，针对每一个问题都要尽量研究出相应的对策。

1、建立规范、有效的财政监督方式。财政监督方式要彻底得到转变，具体体现出上文提到的“四个结合”。我们应根据监督检查中发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认真地分析和归纳，在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财政管理的措施和方法的同时，深入细致地探究和概括财政监督的最佳方式。

2、健全财政监督保障体系。我国的宏观经济监督体系是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环节、多层次的监督网络体系，主要由财政、税务、审计及其他社会中介机构几大系统构成。这几个方面对于财政监督的侧重点不同，既有分工，又有交叉。财政监督是其他任何监督都无法替代的。审计、税务、社会中介监督是对被检查单位的外部监督，且主要是事后监督，而财政监督既有外部监督，又有自身内部监督，且内部监督是在财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同步监督。因此，要加强财政监督队伍建设和财政法制建设，健全财政监督保障体系，以维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与稳步发展。

财政范文篇2

一、引论

财政监督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般是从财政监督的对象考察的。即财政监督首先约束政府人员主要是财政人员的行为，要求其严格按程序和规章制度办事。其次是监督财政资金的支出。使用及其效益。这主要是从财政监督的外在作用方面说明它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在实际中财政资金的效益往往是很难估量的，财政人员只能按程序或按规定用途分配资金，财政监督依然存在而且日益增强。如果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行为非常规范，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是很容易测量的，财政监督依然会存在，这是因为财政监督存在的根本原因不在别的，而是因为它作为财政制度的内在机制，影响着财政制度运行和变迁效应。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结构和水平也有显著提高。在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财政制度也在演进，即从计划经济的建设财政向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变迁。一方面是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财政制度和制度环境之间取得这样长期均衡的内在因素之一，就是财政监督起到了无以替代的调整作用。

因而有必要从财政监督与财政制度关系的方面，去考察财政监督存在的内在原因及其作用方式的变化，这样有益于看清财政监督机制对财政制度运行的保障机制，并进而发挥财政监督对财政制度变迁的客观作用，及时促进公共财政制度的建成。

二、财政监督方式变化与财政制度变迁

财政制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财政制度是指财政分配关系、财政分配原则及财政管理程序的总合，而狭义的财政制度是指财政预算制度和财政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则。分析财政监督在财政制度运行时所运用的是狭义的财政制度概念。财政制度由统收统支制到分税制的转变，由完全的预算管理，到预算内与预算外制度并列，再到建立综合财政管理制度，都是财政制度发生阶段性转变，即财政制度变迁的具体表现形式。

财政制度变迁是由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方面是制度环境变化作用的结果，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决定了财政作用方式和财政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导致政府分配格局的变化，从计划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变就由这个原因造成的；二是政府经济角色的变化，政府从微观经济的直接组织者转变成宏观经济的调控者，每一级政府成为同级资源的配置者，需要掌握相应的财力，分税制就因应而生。可以说，政府角色的变化也是经济体制变化的产物。因此，制度环境变化对财政制度变迁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二者之间，财政监督起着反应和调节的作用，使二者在更高的水平上达到均衡。这一点从预算管理制度变迁上看得最为清楚。计划经济时期，几乎一切财政资金均由预算内安排，支出要严格与宏观计划和企业计划相符合。财政监督职能表现于对计划制定和实施的约束。改革开放之后，中央放权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预算外资金范畴形成，并一度与预算内资金并驾齐驱。由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支配权的增大，财政监督主要任务就是检查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测量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在一定程度上既保证了地方与企业的自主权，又保障了财政制度的运行。

但是随着预算外制度的拓展和制度外行为的增加，财政监督的压力增大，不得不采取突击性措施来补充监督力量，比如存在多年的“三查”措施。如果没有财政监督有力控制作用，财政制度运行会由于预算内预算外制度的矛盾而受阻。在公共财政框架内，预算外制度被纳入综合财政，以及被全面的预算制度取代，财政行为需要日益规范，财政过程需要法制化，这样，财政监督从针对具体细节，转变到健全财政制度、优化政府服务程序，提高公共财政的宏观效益上来，与政府宏观调控的角色相符合。

三、财政监督的发现功能与财政制度变迁

财政制度运行要耗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它们的总合构成财政制度的成本，其中包括决策成本、组织成本、监督成本以及服从成本。财政监督的直接效用之一，就是通过规范财政程序，约束财政人员行为及分析财政资金效益，降低财政制度的成本，使其净收益最大化。我们说财政监督具有发现新制度的功能，是指一旦财政监督的边际成本过高，长时间超过了财政制度的边际成本，就说明财政制度存在严重缺陷，需要向更加合理的制度变迁，比如几年前当预算外行为冲击预算内时，以“三查”为主要措施的财政监督其成本也是巨大的，甚至难以为继。这样才有了后来的综合财政制度。一旦当某一行为突破了固定财政监督的界限时，就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将制度外行为和现象纳入稳定的财政监督之中。可以说，没有财政监督的发现功能，就没有财政制度的合理变迁。

在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的过程中，财政监督的这种发现功能也很明显，公共财政与原来计划财政比较起来，收入范畴和支出范围、结构都有显著变化。公共财政范围更广了，财政监督范围也会扩大，但是财政监督成本必须维持在原来的水平，公共财政制度的净收益才会有所提高。这就要求财政监督的方式和重点发生变化，同时对于公共财政的格局变化又有作用，也就是发现更合理公共财政制度的作用。比如由于竞争性国有企业点多面广数量大，财政对其监督的成本也不小，如果财政监督只对非竞争性企业进行监督，即会降低监督成本或提高了监督效应，即财政监督也会对财政支出范围有约束作用。

四、财政监督的信息功能与财政制度变迁

除去财政行为的外部性，财政行为本身也需要财政监督，这源于财政组织内部可能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经济学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指违背规则的随意行为。机会主义行为在组织内的效应是传递错误信息，增加组织内部的认识成本和摩擦成本。这也是财政部门存在内部监督，其他部门有时自动请求监督的主要原因。比如一个组织由于存在大量的机会主义行为，信息变得复杂，负责人收集和整理全部信息以及发现问题的成本很高，这就需要财政监督介入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使负责者得到全部信息，便于进行评估和决策，因此，财政监督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性的，是一个组织存在的必然约束机制。

由于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的信息不完全抑制了政府部门的效益，因而精简机构，减少层次，使信息尽量完全，就十分必要。政府部门的人员一般是理性经济人，即在保证政府职能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兼顾个人利益。当机会主义行为达到一定界限时，影响到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政府人员自身需要财政监督来维持财政制度的运行。当财政监督的外生性与内生性同时作用于对象时，就更有利于某一财政制度运行良好，当外生性与内生性严重失衡时，即财政监督长期只是外部的强制要求时，机会主义盛行就会阻碍某一财政制度的运行，或者说财政制度变迁的时候到了。

其实财政监督的信息功能只是监督的一个正外部性，是客观上为被监督者提供了比较真实全面的信息，为组织制度的改进创造条件。组织制度中的机会主义的负外部性——降低信息的真实可信程度，被财政监督的这一正外部性所压制。财政制度变迁途径就是通过将制度的外部性转变为内部性，用更新的制度来克服外部性，提高整个制度运行的效用。

五、重视财政监督制度内生性的意义

从理论上，财政监督制度的内生性，首先说明了政府行为也满足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假设。由于政府人员是社会资源的支配者，他们的价值就是地位、支配力及个人收入的综合，就是追求一种满足程度，而不是个人收益的最大化，其次就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存在潜在利益的一致性，存在着使财政制度运行成本最少的可能性，以及财政制度变迁成功的可能性。

财政范文篇3

一、开展违规发放津补贴专项治理和内部巡察工作

（一）开展违规发放津补贴专项治理工作。根据县政府统一安排，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违规发放津补贴专项整治活动，重点治理监察部、人社部、财政部、审计署《违规发放津补贴行为处分规定》（第31号令）明确禁止行为，规范机关事业单位收入分配秩序，确保中央和省、市、县关于津补贴政策的有效落实。

（二）持续推进财政内部巡察工作。按照《省财政部门监督检查实施办法》和《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财政建设的意见》要求，对庐城、冶父山、郭河、龙桥、矾山、罗河和泥河等7个镇财政所进行内部巡察，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检查镇财政所党建和财政财务工作情况，查找制度缺陷、管理短板、服务弱项，督促问题整改落实，不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提高财政工作水平。

二、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和内部控制检查

（一）进一步强化内控意识。将内控工作列入全县财政工作要点、作为防范化解财政风险的重要举措，引导全县财政干部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深化财政内控工作的重要意义。将内控工作纳入机关效能考核重要内容。

（二）完善内控体制机制。根据省市财政部门内控工作要求，修订完善内控基本制度，建立健全内控操作规程等内控制度动态调整长效机制。按照财政厅统一部署，进一步提高内控管理水平。

（三）切实加强内控工作检查。按照省市财政部门和局党组要求，研究制定《县财政局内部控制检查办法（试行）》，选择2至3个科室（单位）开展内控检查，进一步落实内部控制主体责任，规范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与执行，加强财政风险防控，防范业务风险，提高管理效能。

三、组织开展预决算公开监督和绩效评价工作

（一）组织开展预决算公开专项检查。根据省财政厅统一部署，组织开展县直部门预决算公开情况检查,并对“三公”经费、会议费管理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推进建立全面规范透明预算制度。

（二）配合做好绩效评价工作。将绩效评价工作情况作为财政监督检要内容，重点关注财政资金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绩效评价制度的执行情况、绩效管理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等。根据局党组和绩效评价领导小组统一安排，做好县重点绩效评价及督促整改等工作。

四、加强会计信息质量监督检查

按照省财政厅统一部署，继续开展地方政府金融控股集团和投融资平台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监督检查，重点关注其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内部控制、资产质量和债务风险等，防范财政金融风险。

五、加强日常监督工作

财政范文篇4

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我们赢得20*年奥运会举办权、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的领导下，全市人民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的**全会精神，抓住机遇，奋发进取，乘势而上，认真执行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努力发展首都经济，稳步推进各项改革，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较好。

（一）20*年财政收支情况

全市地方财政收入454.2亿元，为预算的120.6%，比上年增长31.6%。其中：市级财政收入244.8亿元，为预算的126.6%，比上年增长37.3%；区县级财政收入209.4亿元，为预算的114.2%，比上年增长25.6%。全市地方财政支出504.7亿元，为预算的114.7%，比上年增长23.5%。其中：市级财政支出269.6亿元，为预算的119.3%，比上年增长26.8%；区县级财政支出235.1亿元，为预算的109.8%，比上年增长19.9%。

现根据《预算法》的规定，重点报告市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市级财政收入244.8亿元，加上中央税收返还及补助、中央追加、区县上解、专项政策性结转和上年结余211.8亿元，收入总计456.6亿元。市级财政支出269.6亿元，加上上解中央支出、区县税收返还、转移支付和结转下年使用等186.7亿元，支出总计456.3亿元。收支相抵，市级财政结余0.3亿元。

市级主要收入项目的完成情况是：增值税地方部分31.1亿元，比上年增长31.5%；营业税94.2亿元，比上年增长20.9%；企业所得税43.9亿元，比上年增长49.3%；个人所得税79.5亿元，比上年增长41.0%；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16.9亿元，比上年增长22.2%。

市级主要支出项目的完成情况是：基本建设支出31.4亿元，比上年增长31.2%；农业支出9.8亿元，比上年增长28.6%；教育支出27.1亿元，比上年增长35.0%；科技支出9.4亿元，比上年增长20.0%；卫生支出8.5亿元，比上年增长26.9%；社会保障支出11.8亿元，比上年增长21.7%；政法支出22.6亿元，比上年增长15.2%。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数字是根据预算执行情况初步汇总的，在地方财政决算编审后，还会有些变化。

（二）20*年为完成预算所做的主要工作

1．集中财力办大事，支持我市的可持续发展。在确保党政机关正常运转和各项法定支出的基础上，着力克服资金使用分散，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的问题。按照“集中财力办大事、投入资金讲效益、勤俭节约办事业”的原则，努力推动全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一是加大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的投入。积极筹措资金153亿元，确保城市危旧房改造工程和重点道路建设项目资金的需要。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加大城市水系治理和污水处理投入，及时将中央下达的25亿元环保国债资金拨付到项目单位；集中资金4.2亿元，支持绿化隔离地区建设、“五河十路”绿色通道和山区造林绿化工程；安排资金5.5亿元，专项用于燃煤锅炉改造等大气污染治理项目，首都的大气质量有了明显改善。

二是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落实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财政支持政策，及时拨付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专项资金15亿元。扩大创新创业资金和中小企业资金规模，充分发挥三支担保资金和两家风险投资公司的作用，扶持处于创业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统筹使用科技经费，推动实施首都二四八重大创新工程。

三是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支持企业改组改制的力度，扩大企业融资能力。制定了破产企业财产变现收入管理办法，完善亏损企业退出机制，规范企业破产和产权交易行为。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落实“*”政策资金2.3亿元，确保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及时足额发放。推动基本医疗保险改革,制定城市特困人员医疗救助办法。推行医药分开核算，实行了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落实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目标责任制，推进养老保险基金扩面征缴工作。投入资金1亿元，支持社区服务设施建设，促进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

四是加大科教投入，落实“科教兴国”战略。调整教育结构，集中财力用于“211”工程、高校重点学科实验室、山区农村规范化办学和人才引进等。明确市和区县政府的责任和任务，实施市对区县教育经费预算备案审核公告制度，初步建立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加大信息化专项资金投入，建设“数字*”。

五是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支持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制定《关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农民致富步伐若干政策的意见》，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在稳定发展一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郊区二、三产业和都市农业。投入财政支农政策资金2.2亿元，支持山区水利富民综合开发。采用竞价方式，完成中央划转地方商品粮销售工作。拨付资金2.3亿元，提前一年完成粮食大库存消化任务。按照规模适度、布局合理、高效灵活、易于调控的要求，加大储备粮结构调整和粮食购销企业改革力度，完善粮食风险基金管理办法，探索建立粮食购销市场化的储备管理新机制。

2．加强财政政策和资金的引导作用，提高财政配置社会资源的效率。在财政资金相对短缺、供需矛盾仍然比较突出的情况下，按照公共财政的改革方向，依据“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对财政资金支持的重点和方式进行了改革。

一是明确财政资金逐步退出竞争性、经营性领域。财政支持企业发展，重在政策鼓励，引导企业改组改制，采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集中经济结构调整资金，按照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剥离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社会职能，做好“两个确保”工作，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全额缴拨和社会化发放，增强了政府责任，减轻了企业压力。积极整顿经济秩序，取消收费145项，减轻了社会负担，改善了投资环境。

二是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资金的导向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项目。积极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造，为企业上市融资创造条件。针对基础设施落后、建设改造资金不足的状况，抓住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机，争取中央国债资金和中央转贷地方资金。改革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管理体制，建立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回报机制，设立投资回报补偿金，吸引社会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领域，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

三是财政在不断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认真研究非义务教育阶段资金筹集和保障问题，积极推进建立非义务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办学。研究制定贷款贴息办法，促进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支持高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奖、贷、勤、补、减”的资助体系，帮助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扩大教育资金的来源。

四是改革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式。采用补助、配套、奖励、贴息等办法，引导农民投入，逐步形成以农民投入为主的农业投入机制。重点支持科技兴农、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扶持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在政府资金的引导下，农民主动调整农业种植、养殖结构，发展有区域特色的农业主导产业和农产品生产基地。

3．依法理财，深化财政预算管理改革，财政财务管理的水平进一步提高。坚持依法理财，促进财政管理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加快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20*年，在市委的领导下，在市人大的监督和帮助下，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

一是继续推动和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工作。在市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市级预算的一个月内，市级部门预算全部批复到单位，年初预算一次批复率有了明显提高。在预算执行的过程中，根据超收情况，优先保证了教育、科技、农业等方面支出按法定比例增长,并将超收安排情况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20*年部门预算的编制提前到去年四月份，部门正常经费预算严格依据清产核资结果、按照标准定额核定，专项经费实行备选滚动项目库管理，依据财力情况，按照轻重缓急安排。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开始起步，行政单位工资统一发放试点工作进展顺利。试编了政府采购预算，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建设，采购规模不断扩大。20*年全市政府采购达到23.3亿元，资金节约率为6.6%，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认真落实从源头治理腐败的各项措施，全面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认真执行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和财政专户管理制度，清理市级单位的银行帐户，对全市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进行重新审核。加强收费票据管理，实行票款分离。预算外资金已纳入了部门预算管理，实行预算内外资金统管的综合预算，提高了预算管理水平。

三是加大财政监督检查力度。积极宣传贯彻《会计法》，加强会计人员培训，并对《会计法》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研究制定了《*市会计信息质量公告管理办法》，对会计信息失真的问题予以曝光。对国债资金、社保资金、支农资金等大额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纠正存在的问题。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的事前可行性分析，对重大专项资金实行投资评审和专家论证制度，为科学安排支出创造了条件。

各位代表，20*年预算执行情况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财政职能和管理手段不能充分适应新形势变化，运用财经手段和政策手段实施财政管理和调控的能力还不强；二是在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收支矛盾仍然十分突出，政策性支出和重点项目增支的压力加大；三是预算编制改革仍需进一步深化，预算约束不强，专项资金前期论证和可行性分析不够充分，资金使用效益需要进一步提高；四是财经秩序不够规范，会计信息失真等违规违纪的现象依然存在，财政财务监督管理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上述问题，要通过深化财政改革，健全财政职能，完善财经制度，加强财政管理，努力加以解决。

二、20*年财政预算草案

20*年财政预算草案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总书记“*”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全会和市委八届十次会议精神，大力培育财源，强化税收征管，确保财政收入稳步增长；构建公共财政框架，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加大环境保护的投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首都稳定和社会安定；大力推进预算管理改革，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严格支出管理，确保财政预算收支平衡。根据上述指导思想，20*年财政预算草案是：

全市地方财政收入522.1亿元，比上年增长15.0%。其中市级财政收入284.4亿元，比上年增长16.2%；区县级财政收入237.7亿元，比上年增长13.6%。全市地方财政支出580.5亿元，比上年增长15.0%，其中市级财政支出3*.0亿元，比上年增长14.3%；区县级财政支出272.5亿元，比上年增长15.9%。需要说明的是，区县人代会正在陆续召开，区县预算是代编的，全市正式汇总后的预算会有变化。现根据《预算法》第十五条规定，重点报告20*年市级预算草案的编制情况。

市级财政收入284.4亿元，加上中央税收返还及补助、区县上解、专项政策性结转和上年结余140.9亿元，收入总计425.3亿元。市级财政支出3*.0亿元，加上上解中央支出、区县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等117.3亿元，支出总计425.3亿元。收支相抵，市级财政预算平衡。

20*年市级预算安排考虑的主要因素是：

（一）财政收入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当前，首都政治稳定，社会繁荣，经济增长势头良好，举办奥运会和加入世贸组织将使全市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对面临的一些不利因素也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可能进一步减缓，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将继续走弱；中央所得税分享改革要集中东部省市财力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和物价水平，20*年市级财政收入增长率安排为16.2%，高于全国地方财政收入安排增长12.0%的水平。

（二）保证政权正常运转和为群众办实事资金的需要。按照“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原则，保证党政机关、政法部门、派的个人和公用经费的需求，坚决不留缺口，涉及为群众办实事的项目都给予了重点保证。

（三）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安排卫生医疗和社会保障资金31.9亿元，比上年增长16.2%，支持卫生体制改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及时足额发放，促进残疾人和民政事业的发展，加大基层卫生保障网络和社区服务设施建设，提高人民群众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

（四）确保法定支出增长，促进各项事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0*年市级财政相应增加教育、科技、农业等方面的支出。其中教育支出31.0亿元，比上年增长14.4%，用于高校重点学科专业建设、计算机网络和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强学校布局调整和基础设施改造，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科技支出11.3亿元，比上年增长20.0%，重点用于科技成果转化、科普活动、人类疾病基因、环保汽车、数字电视传输等科研活动;农业支出11.2亿元，比上年增长13.9%，主要用于农业产业化、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安全食品体系建设、水利富民和节水农业等支出。

（五）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投入，支持首都可持续发展。集中资金45.2亿元，重点用于路网建设、道路照明、环境整治和绿化美化；安排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资金5.8亿元，进一步加大对污染源的治理。

（六）适当增加预备费支出，抵御财政风险。市级财政预算安排预备费6.0亿元，比上年增加2.0亿元，约占市级预算支出的2.0%，符合预备费占本级预算支出1%至3%的规定。《国务院关于编制20*年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的通知》中，提出了细化预算、编制部门预算的要求。按照“个人经费按实际、公用开支按定额、专项支出按财力”的原则，20*年市级168个一级预算部门，1369个基层预算单位全部编制了部门预算。现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市级预算草案，是按照现行的《预算法》和《*市预算监督条例》规定编制的，部门预算作为补充，请人大代表审阅。

三、深化改革，依法理财，促进首都“新三步走”战略的顺利实施

20*年是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重要的一年。做好今年的财政工作，确保圆满完成预算，对于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启动奥运会工程，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认真贯彻党的**全会决定，推进预算管理改革

党的**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深化财税改革，规范财经秩序，加强资金监管”的任务，要求做好“推行完善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招投标制度”等工作。20*年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同时，进一步推进预算管理改革。一是深化部门预算编制工作。科学测算部门基本支出需求，制定统一规范、科学合理的定额标准。依据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将政府收支按照部门、功能及经济类别进行分类，做到既能反映单位的全部收支，体现政府调控经济运行，又能从总体上把握政府收支的构成情况，便于人大代表审查监督。加强专项支出预算的编制，把专项资金纳入计算机备选项目库实施滚动管理，通过预选、审核、实施、考核、反馈一系列程序控制，强化专项资金的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管，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二是积极推进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试点。紧紧围绕建立国库单一帐户体系和规范收支缴拨程序工作，把握重点逐步加以落实，将财政性资金纳入国库单一帐户体系，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支出通过国库单一帐户体系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三是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和范围。加强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建设，规范采购行为，简化采购程序，提高政府采购工作效率。要不断深化财政预算管理改革，逐步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谨、制约有效的财政运行机制。

（二）落实中央的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确保财政收入持续稳步增长

从今年1月1日起，中央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改革，将分级管理的企业所得税和地方固定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实行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共享。改革的目的是用从东部地区集中的财力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要积极适应改革，按照市场公平的原则，拓宽服务领域，增强服务意识，建立起与公共财政相适应的收入运行机制，促进首都经济的发展。

继续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的要求，严格执行新的《税收征管法》，推进依法治税，强化税收征管。加大纳税宣传，进一步强化公民的纳税意识。改进税收征管手段，深化征管改革，简化纳税程序，提高征管效率。完善税源监控体系，整顿税收秩序，不断提高税源监控水平，从源头堵塞税款流失的漏洞。加大稽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种偷税、骗税和逃税行为，大力清缴欠税，努力做到应收尽收。

（三）转变政府职能，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确保重点支出需要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的投入要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要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充分发挥财政的收入分配、资源配置、调控经济、监督管理的职能，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平等的市场环境。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大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供给范围，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步伐，解决财政供养人口过多、包揽过宽的问题。财政支出进一步体现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以举办20*年奥运会为契机，继续落实中央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投入，加快城市危旧房改造和经济适用房建设，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方便、更加幸福。认真实施《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采用风险担保、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支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科技兴农，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搞好小城镇建设，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继续加大科教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首都区域创新体系，加快首都信息化进程。进一步调整教育结构，完善教育投入机制，整合教育资源，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大力发展首都文化事业，支持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

（四）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密切关注社会困难群体的生活，维护首都的社会稳定

大力改善城乡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重要思想的体现，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是财政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继续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及时足额发放。稳步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继续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管理，认真开展社会保障基金扩面征缴工作，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减轻支付压力。

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充分运用税收、贷款贴息等财税政策，鼓励发展社区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进一步完善就业机制，健全和规范劳动力市场，促进下岗职工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切实解决城镇低收入居民和山区农民的增收问题。通过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标准，提供廉租住房等措施，解决城镇低收入居民生活的实际困难。抓好山区扶贫工作，推进水利富民和综合开发。支持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推广农民易于掌握的农业实用科学技术，帮助发展有特色、有市场的种养项目和加工项目，切实改善山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

（五）规范财经秩序，强化财政监督，严格依法理财

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深入开展整顿财经秩序的工作。严格执行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加大清理乱收费的力度，继续做好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帐户的清理整顿工作，研究制定帐户管理办法，严格帐户审批，做到罚缴分离、票款分离。继续做好《会计法》检查工作，建立健全地方会计管理法规体系，将会计监督与会计管理、财务管理、预算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结合起来，寓监督于管理之中。大力推行会计委派制，加强会计基础工作，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严厉打击伪造会计凭证、帐簿和编制虚假财务报告的行为，严格依法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给予行政处罚和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继续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按照“法律规范、政府监督、行业自律”的模式，规范社会中介机构的执业行为，为社会提供客观、公正、高效的中介服务。

认真执行《预算法》、《*市预算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自觉接受人大对财政预算、执行、决算各个环节的监督，完善定期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预算报告制度。财政预算一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就具有法律效力，各部门、各单位都要依法遵守。必须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情的方针。将勤俭建国、精打细算的原则贯彻到财政财务工作之中，用制度管理遏制铺张浪费行为。强化机关和事业单位预算审批和审计监督。经费按预算支出，不得随意追加。加强对购置办公用车和高档办公用品的控制，管好用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强化专项资金的审核和监管，防止财政资金被挤占、挪用和损失浪费。把资金更多地用在扩大社会就业上，用在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上，用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强首都经济发展的后劲上。

财政范文篇5

1994年以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国在财政收入管理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主要有四项：财税体制改革；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税费改革；深化“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

这四项改革进一步规范了分配关系，也做大了财政收入这块“蛋糕”。2001年财政总收入已达16386亿元，比上年增收了近3000亿元，光是增收部分已经相当于10多年前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

财税体制改革———带来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财税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主要是把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其次是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

为了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党中央、国务院一揽子推出了财税、金融、投资、计划、外贸五大改革。在这五大改革中，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心环节，是整个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

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工商税制和分税制财政体制，即收入管理体制改革。工商税制改革主要是简化税种，从过去的30多种简化为18种，形成了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体系。分税制改革核心是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发挥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其基本内容是：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按照税种统一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征管机构；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

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呈现大幅度稳定增长的态势。1994年到2001年，财政收入增加了2.14倍，年均增加1593亿元，增长17.7％，是历史上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增长最稳定的时期。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4年的11.2％提高到2001年的17.1％，由不断下降的趋势转变为稳步上升的趋势。地方财政收入也实现了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从1994年到2001年，地方财力年均递增19％，增幅高于中央财政收入16.7％的增长幅度。

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时，由于当时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没有完全展开，政府机构改革有待深入，在国有企业分别由部门和地方政府主管的情况下，所得税收入仍按隶属关系划分，难以马上改革。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按隶属关系划分所得税收入的问题凸现出来。企业所得税按隶属关系划分，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为追逐税收利益搞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阻碍企业的兼并改制，特别是阻碍深化企业重组改革，制约了经济结构调整，不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也不利于平衡地区间财力差距。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财税体制，实现邓小平同志“共同富裕”战略构想和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从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需要出发，中央决定从2002年1月1日起，打破现行按隶属关系和税目划分所得税收入的办法，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它是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

所得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除少数特殊行业或企业外，绝大部分企业所得税和全部个人所得税（包括对个人储蓄存款利息征收的所得税）实行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享。分享范围和比例全国统一。在核定基数的基础上，中央和地方分享比例2002年为5∶5，2003年为6∶4，往后根据实际收入情况另行确定。改革后中央从所得税增长中多分享的收入，全部用于增加对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中央财政不留一分钱。

税费改革———理顺不合理的分配关系

收费的大量存在，不仅增加社会负担，造成国家税收流失，而且由于有的地方和部门巧立名目乱收费，更滋生了腐败。中央决定进行税费改革。近几年，对各种收费、基金区分不同类别和不同情况，采取“一清、二转、三改、四留”的改革措施。

“一清”，就是根据转变政府职能和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在对现行收费进行全面清理整顿的基础上，坚决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项目。

“二转”，就是按照政企分开的要求，将一些不再体现政府职能的收费，转为经营性收费，如道路收费、桥梁的车辆通行费等，对其所得收入依法征税。

“三改”，就是将一部分具有税收特征的收费，按照优化税制结构的要求，改为相应的税收，纳入政府税收体系。

“四留”，就是保留少量的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的收费，以及政府对社会实施特定管理或提供特殊服务收取的规费，对重新核定的收费进一步明确标准并实行规范化的财政管理。自1997年以来，财政部已会同有关部门取消收费1965项，共减轻社会负担1332亿元。

农村税费改革与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包括车辆购置费改税和燃油税改革）是近期税费改革的重点，其中，车辆购置费改税已经完成，燃油税改革工作仍在积极准备过程中。

2000年，安徽全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同时在全国部分省区选择56个县进行试点。2001年，除继续在安徽全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外，江苏省根据本省改革工作安排及财力情况，自主决定在全省范围实施了改革试点；其它除少数省份外，均确定了部分县（市）进行试点，全国试点县（市）达102个。2002年，黑龙江、吉林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成为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

从记者在安徽省等地采访了解到的情况看，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初步规范了农村税费，基本解决了乡村干部因催粮催款与农民群众直接发生矛盾的问题，农村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试点地区的农民负担明显减轻，有效地遏制了农村“三乱”，试点地区减负率一般都在25％以上；带动和促进了农村各项改革，促进了乡村机构改革和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对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试点地区已初步建立了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发放、学校公用经费和危房改造投入、乡镇五项事业费、村级三项费用的经费保障渠道。

“收支两条线”———最终取消“预算外收入”

如果说税费改革的目的是对那些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予以清理整顿，理顺分配关系的话，那么“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在收入方面则是对那些合法合理收费收入，实行收缴分离，纳入财政预算或实行财政专户管理。即取消现行各执收单位自行开设和管理的各类预算外资金收入过渡账户，改由财政部门在委托的银行为执收单位开设预算外资金财政汇缴专户，该账户只能用于预算外资金的收入收缴，不得用于执收单位的支出；规范预算外资金收入收缴程序，使用统一、规范的执收票据，实行直接缴库和集中汇缴两种方式；建立健全预算外资金收入收缴监管机制和财政部门内部监督机制，保证预算外资金及时、足额缴入财政专户。

“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意义重大，一是有利于全面、真实地反映政府的收入状况，实现预算内外资金统筹安排，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有利于规范政府的执收行为，从机制上制止乱收费，最终取消“预算外收入”。

2002年，国务院决定，在公安部、质检总局等34个中央部门进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试点，其预算外收入有的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有的全额缴入财政专户，实行综合预算。

财政范文篇6

许多难以举行有用控制的滋扰因素都市导致当局收入淘汰，付出增长，用度或丧失上升，这使当局（或布局）面临财政危害。全部确当局或机构都在差异水温和范畴上从事一些与危害干系的运动和交易，因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财政危害。许多转轨国家和生长中国家，经济。金融和社会政治范畴中的危害都有终极会集导向当局的趋向。由此削弱了财政的可一连性、当局的施政本事和可信性。在我国有种种迹象表明，90年月中期以来，中心和多数地方当局都面临着日趋加剧的财政危害。迩来几年许多乡镇财政因负债累累、困难重重而名存实亡并向上级财政伸张，便是范例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办理财政危害已成为改造和强化财政办理的一项要害性课题。

当当局面临紧张的财政危害时，唯一有用的步伐便是对财政危害举行实时而全面的辨别和控制。没有这种辨别和控制，要想全面评估当局的财政状态，实现长期的政策目的，制止随时都大概到临的财政不稳固性（以致财政瓦解），现实上是不行能的。

与发达国家相比，生长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确当局（包罗中心和地方各级当局）通常更容易遭遇财政危害，而且它们遭受财政危害打击的本事也更为脆弱。在这些国家中，最大的标题是财政危害不克不及得到实时辨别和控制。由于缺乏预先的辨别和控制机制，当决策者或办理者发明并试图控制已经到临的危害时，统统都为时已晚，而在此之前，当局敷衍本身遭受的财政危害及其变革情况，一样平常讲是不相识的，只管这些危害意味着当局随时都大概遭受巨大丧失。字串5

之所以云云，部门缘故原由在于传统确当局管帐、预算和陈诉均采用现金制底子。现金制虽然在有些方面有其上风，但却无法在财政危害孕育产生的时间就确认和计量危害，而此时正是控制财政危害的最佳机遇。错失这一机遇后，一旦潜伏的财政危害转化为现实的丧失即当局收人的淘汰部（或）付出的增长，当局就无法控制了。

与现金制相比，权责制底子在适时地确认、计量、陈诉和控制财政危害方面要好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转向权责制，财政危害才气得到得当的辨别和控制。现实上，在现金制下，实时辨别和控制财政危害仍然是大概的。现在OECD国家中已有高出一半的成员已差异水温和范畴地转向了权责孕育产生制，而且追随的国家将越来越多，但从中国的情况看，转向权责孕育产生制的条件远未成熟。因此，当前我们面临的标题是：在不变化传统的现金制底子的条件下，辨别和控制财政危害。

（二）

办理财政危害的第一步是在财政危害孕育产生的时间就辨别这些危害。辨别危害要求分析财政危害的源头和种别，尽大概量化危害，并议决得当的要领予以陈诉和暴露，这是控制危害的条件。

财政危害可以定义为“当局财政收入、付出（或用度）因种种缘故原由孕育产生出乎意料变更的大概性”。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定义，它表明财政危害可以是悲观的，即当局大概遭遇收人淘汰、付出或丧失增长；也可以是积极的，即当局大概遭遇收入增长、付出淘汰，或得到其他情势的优点（比喻在诉讼中得胜而得到补偿）。字串6

财政危害的源头是多样化和庞大的。许多滋扰因素及其综相助用，很容易将当局财政推向高危害的情况中，粉碎财政稳固并使当局难以实现其财政政策目的。这些滋扰因素很少受到当局财政控制，有些则完全不受财政控制。凭据控制程度依次递减排序，引发达政危害的滋扰因素一样平常可以区分为四个方面：

1．法定的财政使命，范例的是养老保障付出，这些开支没有牢固的限额，由于它们受生齿年岁（老龄化）、现有人为程度及其调解、预期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周期等一系列庞大因素的影响；

2．或有财政使命，范例的如当局对第三方的贷款保证和补偿（包罗对金融机构遭受丧失的补偿），这些财政使命孕育产生与否，只能由特定变乱的孕育产生大概不孕育产生予以证实；

3．经济周期性颠簸，许多重要类别的财政收入和付出对经济周期高度敏感，一旦经济陷入衰退和高赋闲中，这些类别的收入大概大量淘汰而付出则会大大增长，导致财政不稳固；

4．其他可以对当局造成紧张负面影响的不测变故，比喻庞大自然灾害、战争、歇工或政治动荡等。

以上四个方面的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但其重要性却因差异国家和时期而异。在中国的地方财政中，人们存眷最多的是或有财政使命情势的财政危害，这些使命的一部门得到执法、合约或其他正式左券的明确承认，但也有相当一部门来自当局基于“操行使命”或“大众等候”而向那些遭受财政丧失者提供的救济，比喻当局大概议决提供财政拨款，对陷入逆境的金融机构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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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在得到普遍承认的财政危害分类要领是由哈那·波拉克科娃（Hanspoackova，1998）创建的。这一分类的底子是财政预见性。具体包罗：（l）明确的和隐含的财政使命。两者的边界在于：明确的财政使命由一项执法或具有执法效力的合约所确认，隐含的财政使命则孕育产生于当局基于大众等候或优点团体压力而包袱的操行使命，这些操行使命虽不具有执法效力，但很大概导致当局付出增长或收入淘汰；（2）确定的和或有的财政使命。确定的财政使命意味着无论怎样都将孕育产生的财政付出，或有的财政使命意味着只有在特定变乱孕育产生时才会出现财政付出。

凭据以上尺度，财政危害一样平常被分为四类：

1．明确的负债和答应。无论特定变乱是否孕育产生，偿付这些负债和推行这些答应都是当局必须包袱的财政使命，比喻已纳人预算部署的付出项目，已纳入预算部署的多年期投资条约，已纳入预算部署的公务员薪金、养老金和负债。

2．明确的或有负债。由大概孕育产生或不孕育产生的伶仃变乱触发的法定义务或合约性使命，比喻当局的贷款保证和当局对金融机构的存款保险。

3．隐含的负债。由大众等候而非执法引起的付出使命大概预期的财政包袱。比喻大众一样平常会等候当局维修底子步伐，支持社会保障筹划，即便执法并不要求当局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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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隐含的或有负债。这类财政使命具有最低的可预见性，是由大概孕育产生（或不孕育产生）的特定变乱引起的“非法定的”财政使命，比喻当大的金融机构休业或大的自然灾害孕育产生时，人们预期当局会举行干预干与。

财政范文篇7

（一）乡级财政的历史沿革

我国乡政权的萌生大约要追溯到西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有了乡政权的雏形。据《周礼》记载，当时国家基层建制为“五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财政的萌生约在秦汉时期。宋代《文献通考》“职役”篇称，秦、汉县以下设乡，乡设有秩、啬夫、游徼三个乡宦（史称“三老”），其中“啬夫职听讼，收赋税”。可见，乡宦设有专门收税的人员，这是古代乡财政的萌芽。此后，直到清朝末年的，提出：乡镇自治，本乡镇公产、公款充作自治经费的构想，但未能实现。在民国期间，也曾颁布过乡镇自治施行法，规定了乡镇收入的范围，但并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乡财政。

概括说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尽管有乡政权和乡财政的萌芽或雏形，但“皇权止于县政”，乡政权始终未能成为一级政府，这与历代统治者减少政府运行成本和减轻农民负担的考虑有很大的关系，由此，乡财政也不是完备的一级财政。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农村基层组织经历了乡政府————乡政府的演变过程，相应的农村基层财政也经历了一个由乡财政——公社财政——乡财政的发展过程。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地试点筹建了乡财政，给乡划分了一定的收支范围，相应地给予一定的财政管理权限。但是，县对乡实行的财政管理体制基本上是收支两条线，乡本身几乎没有什么机动财力。当时，乡政府只设一名财粮助理员，负责农业税征收和乡镇行政事业经费开支等管理工作。可见，我国在建国初期创设的乡级财政并不是一级完备的财政，当时的乡政府不过是由上级政府派驻并支付开支的乡（区）“公所”。

1958年，乡政府改组为，原来的乡财政与农业社的财务合并成为公社财政，因而，公社财政既包括公社本身的财务收支，又包含着一部分国家财政收支。同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了《关于改进农村财贸管理体制的决定》，对实行以“财政包干”为中心内容的农村财政管理办法，公社财政体制由此形成。

1983年农村解体，重新恢复乡级政府，随之，重建乡级财政。从1984年开始，全国全面推开乡镇财政建设。

（二）公社财政的收支机理

农村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事务为一体的全能主义治理模式，它既是一个政权实体，又是一个经济组织。公社职能的这种二元性，决定了其既要负责提供农村公共物品，又要组织生产。这就产生一个有趣的问题：一方面，比之其后的乡级政府有更重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却并不像其后的乡镇政府那样大肆向农民税外收费，这是为什么呢？秘密在于直接提取“经济剩余”来替代“税费”，从而形成公社财政这种变异的财政模式。公社财政是以两种方式支配“经济剩余”来提供公共物品。具体地说，公社的分配方式是实行工分制，即对于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生产所得扣除各项生产费用之后，提取管理费以及公积金、公益金等集体提留，剩下的部分再以工分为权数分配给社员。因此，农村公共物品的成本分摊是按两种方式进行的：物质成本由管理费、公积金和公益金支付，从而在总收益中扣除；人力成本则以增加总工分数，从而降低工分值的方式弥补。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的一种隐性的直接摊派，农民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承担了多少物质和人力成本，因为这些在农户分配前就直接从各个基本核算单位扣除了。这时，农民不是独立的经营主体，更不是剩余的索取者，他们的经济剩余直接被在分配前提走了，农民并不能直接体会到负担的轻重，只是无形中以自己的贫困为代价。

（三）重建乡级财政是一次失败的制度创新

因为乡级政府不具有直接的经济管理职能，不可能像那样直接提取“经济剩余”来形成财政收入，所以，筹集乡级政府履行职能所需资金就成为重建乡级财政的理由。因此，重建乡级财政其实是寻求公社财政的替代物，是在公社财政之后为解决乡级政府收入的一项体制创新。

但是，重建乡级财政这项制度创新的重大缺陷是淡化预算制度，即没有把政府收入放在可靠的税制基础上，简言之，没有设定能够支撑乡级政府收入的主体税种。重建乡级财政的制度创新，其实质不过是建立了以税外收费为主要特征的财政自筹制度。

当然，财政自筹制度的起源要追溯到乡级财政的初建时期。1953年，政务院在《关于1953年度各级预算草案编制办法的通知》中，首次要求将乡镇预算列入国家财政预算范畴。乡镇财政收入列入县级财政预算后，其支出费用主要由县级财政下划和自筹两种方式解决。乡镇政府开支中的经常费用由县级财政提供，列入县级财政预算。非经常性的开支费用，则按照当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中的规定自筹。至此，乡镇预算在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后，实行了收入全额上缴并列入县级财政预算，支出主要由上级政府下划和自筹的管理体制。但是，直到被财政代替以前，自筹并未成为乡财政的主要筹款方式。

自筹制度的本义是在预算制度之外获取政府收入。尽管公社财政实质上是自筹，但它采取了直接支配“经济剩余”的形式，也就不需要税外收费这个载体。因此，以税外收费为主要特征的财政自筹制度是由于乡级政府无法直接支配“经济剩余”而产生的制度创新。这样，非制度化的、随机性的筹资手段成为弥补地方公共财政部门收入萎缩的一种体制上的创新。这种自筹收入包括乡统筹和村提留、各种集资、摊派、捐款、收费、罚没等。这种自筹收入本来是一种制度外财政收入，但是，在地方财政特别是乡级财政缺乏主体税种从而产生自身无法消除的财政缺口，并且又不能指望中央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这种财政缺口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乡级政府的正常运行，以税外收费为主要特征的财政自筹制度就演变成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以向农民额外索取为本质，成为日后严重的农村、农民问题的制度肿瘤。

二、乡级财政长期存在的主要弊端

（一）吃饭财政

我国乡级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相当庞大，已达870.9万人，按2001年全国共有40161个乡镇计算，平均每个乡镇拥有财政供养人员200多人。这样，就出现了财力匮乏的乡级财政以占全国7％左右的财政收入，供养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20％。其结果，乡级财政收入的大多数被财政供养人员“吃”掉了。在1998年乡级财政总支出中，乡级财政供养人员经费占67.83％。

（二）加重农民负担

实际上，从农村时期起，就存在农民负担问题，只不过那时被隐性化了。而重建乡级财政之后，形式上是用自筹制度代替了对于“经济剩余”的直接支配，实质上不过是把对于农民生产剩余的索取从初分配移到了再分配，从而使得农民的负担问题显性化。

通过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从1996年到2000年乡镇自筹资金占乡镇财政总收入的比例都在30％以上，基本上是逐年增加，2000年更是占到了当年乡镇财政总收入的39.29％。自筹资金的迅速增长，实际上是乡镇财政在有限的财政资源基础上将负担转嫁给辖区内的农民，这样一来，农民成为乡镇财政支出的分担者，因此，自筹资金规模的不断扩大是以牺牲农民利益和加重农民负担为代价的。

1996年，国家大幅提高定购粮价，农民的收入提高了9％。这以后，农民收入状况就不容乐观了，1997～2000年，其增长率持续下滑，分别是4.6％、4.3％、3.8％、2.1％。2001年有所回升，也仅达到4.2％；与农民收入增速极低相对应的是，农民负担尤其是税外负担居高不下。

由表2可知，在农民所承受的负担中，农业税以外的非税部分占了大头，虽然这些年来有所下降，但是2000年仍然高达62.8％。由此看出，财政自筹制度的存在，使乡级财政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筹资金的筹措，这种主要在税收范围以外寻找政府收入的制度安排，直接造成了农民非税负担的增加。当初在自筹制度设计时，虽然对自筹收入范围、内容和对象，以及对自筹收入的支出做了明确规定，但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和严格的管理，以至于发展至今，当自筹支出范围和数额扩大时，自筹收入的范围和数额也因此而相应地扩大，最终演变成乡级财政的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可以说，财政自筹制度的存在，为乡级财政“合法”地随意榨取农民、加重农民负担，提供了制度基础，也就使乡级财政异变为“收费财政”。

（三）负债累累

乡级财政加重农民负担之后仍然不能满足其财政支出的扩张，乡级财政的扩张本性还表现为毫无理性的政府债务。目前，据保守估计，全国乡镇政府欠债不低于2200亿元。据对全国81个农民负担监测县的调查，2000年，乡均债务额达1098.6万元。全国负债乡镇占乡镇总数的84％。安徽省负债乡镇占全省乡镇总数的90％以上。山东省2000年乡镇级负债占当年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全省为82.2％，最高的枣庄市达180.9％。

安徽青阳县辖19个乡镇（目前缩减为15个乡镇），178个行政村，乡村两级债务总计29792万元，其中乡级债务22006万元，村级债务7786万元，乡级债务平均1158.21万元（按17个乡镇计算），村级债务平均43.74万元。一些乡镇负债额数倍于其全年财政收入，如：涡阳县新兴镇2000年财政收入428万元，而其负债额高达1274万元，相当于镇财政收入的3倍；蒙城县三义镇2000年财政收入512万元，而其账面负债额高达2200万元，相当于该镇财政收入的4.3倍。

据对四川部分地区共计100个乡镇负债状况的调查，可以发现乡镇负债的两大特点：一是负债涉及面宽。从抽样的100个乡镇看，负有各种债务的乡镇占82％，有不少县（市、区）乡镇负债面甚至达到了100％。有的地方由于乡镇负债造成村一级也不同程度地产生负债。二是负债额较大。100个乡镇中，负债在100万元以上的46个，占负债乡镇总数的46％。其中，负债最高的松涛镇达到1210万元，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均负债219.5元。丹棱县12个乡镇负债总额2060.59万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103.03万元。合江县被调查的15个乡镇都负债，其中，负债额最少的180万元，最多的700多万元。四川广元市的负债现象也很严重，以经济状况最好的市中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到1999年，全区乡镇负债达5567万元（不包括农村合作基金会的2839万元），乡镇平均负债371万元，当年乡镇负债额比全区财政收入5304万元还多200余万元；属国定贫困县的朝天区，据统计，到2001年末，全区政府债务余额达1.66亿元（经过审计部门的专门审核），其中，乡级债务为6910万元，村级债务为1450万元，全区政府债务余额相当于全区财政年收入（2001年的财政收入为1932万元）的8．6倍。

湖北省乡级负债面在95％以上，村级负债面也在90％以上，几乎是乡乡有债、村村欠钱。地处大别山区的湖北省黄冈市乡镇级债务达31095万元，乡均248万元。襄阳县直接的财政债务为28925万元，占2000年全县实际可支配财政收入的140.3％；2001年是债务的还款高峰期，到期金额为15840万元；全县17个镇都负债，镇级平均负债2411万元。

目前，乡镇债务有几大特点：第一，债务规模庞大，通常乡镇的债务都是本级财政收入的若干倍；第二，债务构成复杂，从乡镇债务的支出用途看，其构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发展中的债务和消费型债务。前者主要是乡镇兴建公共设施，发展教育以及当时发展乡镇企业的遗留债务等，这种债务是具备超前发展条件的乡镇为了适应超前发展而有意在预算外融资，即以负债方式解决基础设施等项目投入所造成。相应地，这种债务可由发展的效益来抵偿；后者则是因行政支出膨胀，财政缺口拉大，乡镇为了持续运转举债导致的债务，包括机关运转而形成的各类欠账和工资欠账等，这类债务几乎没有偿还的可能；第三，债务利息高，在这些乡镇债务中除了部分按国家规定的金融利率借款外，还有大量的集资借款、向其他单位的借款等，这些借贷利率一般都远高于一般的市场贷款利率；第四，债务累积时间长，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很多都成了“五十年债务”、“百年债务”。

（四）体制弊端

我国乡级财政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各种问题，无论是“吃饭财政”、加重农民负担还是沉重的债务包袱，其实都是乡级财政体制弊端的外在反应。我国乡级财政中的多数是供养乡干部的“吃饭财政”，满足地方公共需求的能力很弱；我国乡级财政严重负债以及财政支出恶性膨胀，表明，它具有“自我满足”“自我服务”的特性，即乡级财政存在一种内在扩张本性。

乡镇的这种利益扩张更多的是一种负面效应，即乡镇政府行为常常以是否能带来经济利益或财政收益为目标，过度地参与和干预市场和经济活动，造成政企不分、政经不分。乡镇政府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扩张惯性：在横向关系上，乡镇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将行政、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社会职能混为一谈；在与乡村关系上，乡镇习惯于简单、粗暴地干涉村民自治，将村民自治组织依然视为自己的下属机构；在乡镇与“国家”关系上，与“国家”争夺资源，侵害了“国家”的利益。

乡镇政府掌握了独立的财权，就可以自主地增设一些机构，自聘工作人员或“帮办”。乡镇一级不仅“五大班子”俱全，而且实现了党政机构的科层化设置。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对全国1020个有代表性乡镇的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为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达290余人，严重超编。现在一个中等乡镇的工作人员就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一个普通县的编制人数，“吃饭财政”由此形成。

如果假设乡域内的农民的供养能力是无限的，那么，“吃饭财政”与加重农民负担无关。相反，我国乡域内的农民的供养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广大农民的“经济剩余”通过价格“剪刀差”方式托起了新中国初期的工业化之后，农村和农民就长期处于资本的“贫血”状态，维持温饱和生存已属不易，应当说，在其上承载建国初期的派出机构式的“乡公所”乃是极限。可悲之处在于，不但不断膨胀的乡镇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早就超过了乡域内的农民的供养能力，而使农民负担不断加重，而且辖区内的农民提供了乡镇政府的主要收入却享受不到应有的公共服务，而只是供养了一群“吃饭”的官员，这种负担对于农民来说就只是一种额外负担。

乡镇债务固然是由不同的原因而形成的，比如政策因素，发展过程中的原因，管理上的缺陷等等，但究其根本原因却是乡级财政体制自身的扩张冲动。一方面，现阶段我国巨额乡镇债务的很大部分，不是农村市场的经济主体农民或各种经济组织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正常债权、债务关系，而是政府超越其职能权限，代替农民或集体经济组织决策、创政绩、达标等行为形成的非生产经营债务。乡镇政府之所以有直接参与和领导经济的动力，主要是因为来自财政包干体制改革赋予的利益，即在与上级政府就财政包干数额的讨价还价中，获得了较大空间的财政创收自主权，以及在财政上缴任务完成之后，获得的扩大自主支配财政收入的政策空间。另一方面，乡级财政所具有的“吃饭财政”的特性，直接导致了乡镇行政管理费用居高不下，财政支出刚性增长，从而形成为弥补财政缺口而产生的消费型债务。

我国预算制度普遍缺乏刚性，乃是我国财政体制的根本性缺陷，也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缺陷。缺乏刚性的预算制度，正是我国政府行为随意性弊端之渊薮。预算制度缺乏刚性犹如“和面”，收入是面，财政供养人员是水，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直到无面可和。对于社会整体而言，这种缺乏刚性的预算制度的总体表现是，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以及在支出上随意突破预算，直接导致政府行政开支膨胀、官民比例趋高和压缩社会资本积累。对于农村，特别是对于农业乡镇来说，这种缺乏刚性的预算制度表现为财政自筹制度，由于财政自筹制度主要指向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最低的农民，其后果必然是农民的贫穷和农村发展的停滞。

乡级财政的扩张本性要求乡镇自筹资金不断增加，这种需求借助于财政自筹制度这个制度工具而实现，成为随意对农民税外收费。这样，乡级财政就可以明火执仗地向农民伸手，随意将负担转嫁给农民，最终演化为消耗农民收入、加重农民负担的“体制包袱”。

三、农村税费改革后乡级财政的窘境

（一）乡级财政危机凸现

目前，全国乡级财政供养人员870.9万人，按人均一年1万元的经费估算，乡级财政每年光是负担这些人员的经费就达870多亿元，而农业税充其量有500亿元，其间的差额以前主要靠自筹收入来填补。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这种自筹收入，乡镇特别是农业乡镇主要依靠农业税形成财政收入时，乡级财政的体制弊端立刻就现了原形，乡级财政顿时陷入危机之中。

乡级财政危机的基本特征是巨额财政缺口使乡级财政难以为继。例如，全国最早开始税费改革试点的太和县，全县31个乡镇的78％的财政收入都来自于农业税，税改后的2000年，农业税及附加总共只有0.87亿元，尽管中央每年要给太和县下拨3000多万元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补助，但财政缺口依然高达6000多万元，占到了当年财政收入的51.3％；全县31个乡镇的财政供养人员为27151人，每年的工资性支出高达9955万元，而2001年太和县乡镇的财政收入只有9103万元，仅工资支出一项，就使乡级财政出现了800多万元的缺口。

（二）乡级财政支出规模的压缩存在限度

税费改革后，尽管农业型乡镇的巨大财政缺口产生了缩减财政支出规模的压力，但是，乡级财政支出总体上依然呈现出稳步增长、支出结构基本保持不变的格局。实际上，伴随农村税费改革进行的乡镇机构改革、缩减支出等措施效果并不明显。从表面上看，要压缩已经达到一定标准的支出规模，会触动各方面的既得利益，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很难希望依靠压缩财政支出使乡级财政走出困境。从本质上看，乡级政府机构及其人员的维持成本有其最低限度，或者说，最精简的政府机构和干部人数所耗费的财政支出也是刚性的。固然可以压缩冗员，但是，维持现行乡级政府框架的必要人员却无法压缩。因此，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乡镇是否压缩机构和人员，而在于现行乡级政府框架本身是否必要。换言之，问题的实质在于，现行乡级政府框架及其必要人员是否与以农业乡镇为主体的乡域的供养能力相适应？显然，农村税费改革后，广大农业乡镇的财政收入主要由农业税构成这一事实，就决定了乡域的供养能力的大小。一方面，维持现行乡级政府框架的必要人员是精简人员的底线；另一方面，单靠农业税连供养这些必要人员“吃饭”都不够。因此，现行乡级政府框架决定了压缩乡级财政支出的限度，而乡域的供养能力则决定了真正应当压缩的是乡级政府本身。

（三）再度收费陷入“黄宗羲定律”怪圈

农村税费改革后，在不断增大的财政缺口和不断加重的乡镇债务的双重压迫下，作为乡级财政危机的另一种表现，一些乡镇又走上了收费的回头路。

据调查，近年来，江苏一些地区减下来的农民负担又出现了反弹，有的地方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有的收费极不规范，有的仍在搞达标升级活动，涉农收费严重超标，农民反映十分强烈。例如，2002年，江苏灌云县东王集乡不少农户就缴了160多元的捐助办学费，该县沂北乡乡镇安排的税费当年也比上年加了几项，一是204国道拓宽每人8元，二是还陈欠款每人20元，三是新春河工程每人8元，四是植树造林款每劳力20元。

农村税费改革后再度收费现象的出现明显违背了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的初衷，暴露出“黄宗羲定律”这种并税改革怪圈的阴影，即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对此，国家明令禁止是一回事，乡级财政危机要寻求出路又是一回事。税费改革后出现收费反弹，正好说明乡级财政体制存在深层次弊端，需要彻底改革乡级财政体制。如果不从根本上触动乡级财政体制，税费改革后出现的乡级财政困境，就使乡级政府为维持自身运转而必然面临一种两难选择：要么崩溃，要么再收费。

四、乡级财政在本质上就是危机财政

事实上，以农业税为主体财源的农业乡镇仅仅凭农业税远远不能维持自身的财政支出，在此条件下，农业乡镇的财政收入缺乏弹性（也可以叫做“经济弹性”缺乏）就构成乡级财政危机的内在必然性。

但是，税费改革前，乡级财政利用自筹制度提供的“制度弹性”替代“经济弹性”，就使乡级财政危机在形式上转换为对于农民的超经济索取。而税费改革取消自筹制度的结果又恢复了农业乡镇的“经济弹性”的刚性面目，迫使这些乡镇不得不主要依赖农业税来对付自身远远对付不了的财政支出，由此，乡级财政危机彻底外显化。可见，对于那些以农业税为主体财源的农业乡镇来说，税费改革终结自筹制度也就终结了乡级财政的独立地位。

税费改革前，乡级财政是“量出为入”，农业税收不足，则自筹收入填平补齐。税费改革取消自筹制度后，在以农业税为主体财源的农业乡镇乡级，财政似乎又变为“量入为出”，而能否真正做到“量入为出”，关系到能否打破“黄宗羲定律”而避免回到“量出为入”。但是，不能以为税费改革取消自筹制度后，再精简几个干部就可以打破“黄宗羲定律”。只要存在乡级政府这个层级，精简干部总是有限的，即使是最精简的政府机构和干部人数所耗费的财政支出也是刚性的，而这种刚性的乡级财政支出，在农业乡镇往往是其财政收入所根本不能承受的。

因此，以农业税为主体财源的农业乡镇的财政收入缺乏弹性，无法与其大大超过财政收入的刚性的财政支出相适应，这就决定乡级财政在本质上就是危机财政。一方面，财政收入缺乏弹性，这使大于收入的支出得不到弥补而出现巨大财政缺口，从而表现为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弥补支出的巨大压力在预算内被财政收入缺乏弹性所屏蔽，只得指向预算外，从而形成强烈的非预算收入扩张冲动。取消自筹制度，可以改变乡级财政危机的形式，但不可能由此消灭这个危机的本性。换言之，税费改革只是除掉了自筹制度这个乡级财政非预算收入扩张的工具，并未消除这种非预算收入扩张的动因。可以看出，被非预算收入扩张冲动所煎熬的乡镇负责人可以被税费改革的政治纪律压制住一时，暂时不起用针对农民的收费手段。但是，乡级财政非预算收入扩张的内在要求一定要顽强地寻求表现形式，当直接借助行政力量收费和摊派不便时，可能变卖财产，都不行的话，利用政府信誉举债就成为唯一选择，目前恶性膨胀的乡镇债务就是这种新的形式。

农村税费改革提供了令乡级财政危机暴露的机制。实质上，乡级财政危机在税费改革以前就已经存在，但是，自筹制度将其掩盖起来了。本来，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财政能力。对于经济发达和较发达的乡镇来说，不需要或者不依靠向农民额外索取的自筹制度来维持其本来良好的财政状况，因而只有对于他们来说，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并不导致其财政状况变坏。但是，对于我国目前占多数的经济欠发达的农业乡镇来说，税费改革前尽管已经有巨额债务，乡级财政之所以大体上还能连续运转，是因为自筹制度把乡级财政的危机转嫁给广大农民。税费改革取消自筹制度，就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把财政危机“还给”乡级财政。

地方政府为什么存在？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地方政府存在的义理性基础是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但是，我国乡级财政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说明，它缺乏这种义理基础。我国乡级财政中的多数是供养乡干部的“吃饭财政”，这表明，它满足地方公共需求的能力很弱。我国乡级财政严重负债以及财政支出恶性膨胀表明，它具有“自我满足”“自我服务”的特性，这种特性使它在很大程度上单纯消耗财政收入而不提供公共服务，因而，它对于提供财政收入来源的农民来说，是一种额外负担。乡级财政的存在并不能够有效地为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共需要提供服务，却反过来成为消耗农民收入，加重农民负担的“体制包袱”。因此，消除乡级财政危机的根本出路，既不是精简干部，也不是开辟财源，而是撤销乡级财政，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乡级政府的组织和运行方式。

五、彻底改革我国乡级财政体制的对策建议

我国乡级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撤销乡级财政，实行乡镇分治、村级充分自治和乡级有限自治。具体说来，主要包括如下要点：

1.取消乡级财政，对于乡级行政管理模式进行制度创新：

（1）将乡级政府改变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即改设为乡公所或办事处，不具有独立的财权和事权，只负责完成县级政府委托的基层农村的公共管理事务；

（2）乡公所或办事处不实行首长制，只设“督政”“督学”两大员，其他如司法、农（林）政、水政、土地行政、治安等，由县级相应部门派出；

（3）取消乡级财政后，原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全部裁减，原由乡级政府承担的事务全部由县级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安排，所需经费由县财政预算列支；

（4）取消乡级财政后，农村的所有政府收入统一体现到县财政，派员和派出机构的一切费用以及公共品的支出也由县财政提供，由此形成的县级财政预算缺口，由中央和省级等各级转移支付解决；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为解决农村义务教育而存在的巨大预算缺口，也可考虑允许由省级财政发行教育公债来弥补；

（5）政府对于乡域，只负责提供地方公共物品——政治稳定、司法、治安、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6）地方公共物品统一由县政府规划并由县政府各部门具体提供，比如各乡道路，由县交通局统一规划并组织修建；

（7）负责提供地方公共物品具体事务的是县政府各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督政”和“督学”只负责从政治和政策上指导、监督以及收集和传递政治信息。

2.镇乡脱钩，乡镇分治，即对于乡和以农业为主的镇，撤销财政和实体政府；对于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工商业镇，则建立财政和实体政府，以发挥其城市管理功能，但不能辖乡。

在我国，乡与镇的社会经济职能是不同的。乡是以农业为主，而镇则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农业和为农村服务为主要特征的镇，这类镇数量多，规模小，分散地域广，基本上仍属农村经济社会体系；另一类是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为主要特征的镇，其财政收入来源主要依靠第二、第三产业，这些主要是县城和少数规模较大的区域经济中心，他们正逐步向小城市发展，基本上已属于城市经济社会体系。

对于乡及以农业为主的镇，应当实行“撤镇并乡”，即除少数中心镇须设立镇并设立一级政府以外，其余乡镇均改为乡，设乡公所，作为县在乡镇一级的派出机构，主要履行县级政府委托必不可少的法定任务。对于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为主要特征的镇，镇一级政府当然有其存在的必要，因为与小城镇建设和工商业发展相关的公共事务较多，需要有一级具有一定主动性并可以灵活运作的政府来提供公共服务。并且，其收入和支出可以达到良性循环：一方面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工商业，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又为镇财政提供增长来源；另一方面，充足的收入来源使镇政府可以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为当地工商业的发展提供配套的城市基础设施。

3.政府行政弱化或退出的领域，以乡村自治填补之，即实行村级充分自治和乡级有限自治：取消乡级财政以后，政府行政弱化或退出的区域会出现治理真空，对此应当用乡村自治来填补，构筑以农民自治体和农民组织为基本架构的乡村自治模式。

（1）对于乡，由县实行派员和派出机构的方式管理乡域；在“督政”和“督学”以及其他派出机构实施政府行政管理的同时，允许乡范围建立农民自治组织——农协，既不是政权也不是政党，而是村级自治的一种协调组织，向下，沟通村与村；向上，代表各村和乡民与政府沟通；

财政范文篇8

一、乡级财政体制的形成与演变

（一）乡级财政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农村基层组织经历了乡政府——————乡政府的演变过程，相应的农村基层财政也经历了一个由乡财政———公社财政———乡财政的发展过程。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地试点筹建了乡财政，给乡划分了一定的收支范围，相应地给予一定的财政管理权限。但是，县对乡实行的财政管理体制基本上是收支两条线，乡本身几乎没有什么机动财力①「黄宇光：《社会主义乡财政》，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页。」。当时，乡政府只设一名财粮助理员，负责农业税征收和乡镇行政事业经费开支等管理工作。可见，我国在建国初期创设的乡级财政并不是一级完备的财政，当时的乡政府不过是由上级政府派驻并支付开支的乡（区）“公所”。

1958年，乡政府改组为，原来的乡财政与农业社的财务合并成为公社财政，因而，公社财政既包括公社本身的财务收支，又包含着一部分国家财政收支。同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了《关于改进农村财贸管理体制的决定》，对实行以“财政包干”为中心内容的农村财政管理办法，公社财政体制由此形成②「马新南、唐启岚：《分税制下乡镇财政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4页。」。

1983年农村解体，重新恢复乡级政府，随之，重建乡级财政。从1984年开始，全国全面推开乡镇财政建设。

（二）公社财政的收支机理

秘密在于直接提取“经济剩余”来替代“税费”，从而形成公社财政这种变异的财政模式。

公社财政是以两种方式支配“经济剩余”来提供公共物品。具体地说，公社的分配方式是实行工分制，即对于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生产所得扣除各项生产费用之后，提取管理费以及公积金、公益金等集体提留，剩下的部分再以工分为权数分配给社员。因此，农村公共物品的成本分摊是按两种方式进行的：物质成本由管理费、公积金和公益金支付，从而在总收益中扣除；人力成本则以增加总工分数，从而降低工分值的方式弥补。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的一种隐性的直接摊派，农民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承担了多少物质和人力成本，因为这些在农户分配前就直接从各个基本核算单位扣除了。这时，农民不是独立的经营主体，更不是剩余的索取者，他们的经济剩余直接被在分配前提走了，农民并不能直接体会到负担的轻重，只是无形中以自己的贫困为代价。

（三）重建乡级财政是一次失败的制度创新

自筹制度的本义是在预算制度之外获取政府收入。尽管公社财政实质上是自筹，但它采取了直接支配“经济剩余”的形式，也就不需要税外收费这个载体。因此，以税外收费为主要特征的财政自筹制度是由于乡级政府无法直接支配“经济剩余”而产生的制度创新。这样，非制度化的、随机性的筹资手段成为弥补地方公共财政部门收入萎缩的一种体制上的创新①「樊纲：《论公共收支的新规范———我国乡镇“非规范收入”若干个案的研究与思考》，《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这种自筹收入包括乡统筹和村提留、各种集资、摊派、捐款、收费、罚没等。这种自筹收入本来是一种制度外财政收入，但是，在地方财政特别是乡级财政缺乏主体税种从而产生自身无法消除的财政缺口，并且又不能指望中央或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来弥补这种财政缺口的情况下，为了保证乡级政府的正常运行，以税外收费为主要特征的财政自筹制度就演变成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以向农民额外索取为本质，成为日后严重的农村、农民问题的制度肿瘤。

二、乡级财政长期存在的主要弊端

（一）吃饭财政

我国乡级财政供养人员数量相当庞大，已达870.9万人①「宫希魁：《中国“三农”问题大透视》，《财经问题研究》2003年第2期。」，按2001年全国共有40161个乡镇计算②「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第381页。」，平均每个乡镇拥有财政供养人员200多人。这样，就出现了财力匮乏的乡级财政以占全国7%左右的财政收入，供养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20%③「当年国家财政收入为16386.04亿元（《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266页），乡镇级财政收入为1132.92亿元（《中国财政年鉴2002》，第83页），比例约为7%；乡级财政供养人员为870.9万人，全国财政供养人员为4500多万人，比例约为20%.」。其结果，乡级财政收入的大多数被财政供养人员“吃”掉了。在1998年乡级财政总支出中，乡级财政供养人员经费占67.83%④「钟晓敏：《地方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3～144页。」。

（二）加重农民负担

通过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从1996年到2000年乡镇自筹资金占乡镇财政总收入的比例都在30%以上，基本上是逐年增加，2000年更是占到了当年乡镇财政总收入的39.29%.自筹资金的迅速增长，实际上是乡镇财政在有限的财政资源基础上将负担转嫁给辖区内的农民，这样一来，农民成为乡镇财政支出的分担者，因此，自筹资金规模的不断扩大是以牺牲农民利益和加重农民负担为代价的。

1996年，国家大幅提高定购粮价，农民的收入提高了9%.这以后，农民收入状况就不容乐观了，1997～2000年，其增长率持续下滑，分别是4.6%、4.3%、3.8%、2.1%.2001年有所回升，也仅达到4.2%⑤「陈锡文：《农民致富的脚步为何越走越慢》，《体制改革》2002年第12期。」；与农民收入增速极低相对应的是，农民负担尤其是税外负担居高不下。

由表2可知，在农民所承受的负担中，农业税以外的非税部分占了大头，虽然这些年来有所下降，但是2000年仍然高达62.8%.由此看出，财政自筹制度的存在，使乡级财政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筹资金的筹措，这种主要在税收范围以外寻找政府收入的制度安排，直接造成了农民非税负担的增加。当初在自筹制度设计时，虽然对自筹收入范围、内容和对象，以及对自筹收入的支出做了明确规定，但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和严格的管理，以至于发展至今，当自筹支出范围和数额扩大时，自筹收入的范围和数额也因此而相应地扩大，最终演变成乡级财政的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可以说，财政自筹制度的存在，为乡级财政“合法”地随意榨取农民、加重农民负担，提供了制度基础，也就使乡级财政异变为“收费财政”。

（三）负债累累

乡级财政加重农民负担之后仍然不能满足其财政支出的扩张，乡级财政的扩张本性还表现为毫无理性的政府债务。目前，据保守估计，全国乡镇政府欠债不低于2200亿元①「张守祥：《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问题透析》，《现代教育管理》2002年第3期。」。据对全国81个农民负担监测县的调查，2000年，乡均债务额达1098.6万元②刘喜堂：《关于乡级民主发展的调查与思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2期。全国负债乡镇占乡镇总数的84%.安徽省负债乡镇占全省乡镇总数的90%以上。山东省2000年乡镇级负债占当年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全省为82.2%，最高的枣庄市达180.9%③「牛竹梅：《乡村债务现状、负面影响及消减对策》，《山东经济》2002年第1期。安徽青阳县辖19个乡镇（目前缩减为15个乡镇），178个行政村，乡村两级债务总计29792万元，其中乡级债务22006万元，村级债务7786万元，乡级债务平均1158.21万元（按17个乡镇计算），村级债务平均43.74万元④「贾康、赵全厚：《减负之后：农村税费改革有待解决的问题及对策探讨》，《财政研究》2002年第1期。」。一些乡镇负债额数倍于其全年财政收入，如：涡阳县新兴镇2000年财政收入428万元，而其负债额高达1274万元，相当于镇财政收入的3倍；蒙城县三义镇2000年财政收入512万元，而其账面负债额高达2200万元，相当于该镇财政收入的4.3倍⑤「刘健、凌云、宋德良：《乡镇财政困难的成因及对策》，《安徽财政研究》2001年第7期。

据对四川部分地区共计100个乡镇负债状况的调查，可以发现乡镇负债的两大特点：一是负债涉及面宽。从抽样的100个乡镇看，负有各种债务的乡镇占82%，有不少县（市、区）乡镇负债面甚至达到了100%.有的地方由于乡镇负债造成村一级也不同程度地产生负债。二是负债额较大。

100个乡镇中，负债在100万元以上的46个，占负债乡镇总数的46%.其中，负债最高的松涛镇达到1210万元，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均负债219.5元。丹棱县12个乡镇负债总额2060.59万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103.03万元。合江县被调查的15个乡镇都负债，其中，负债额最少的180万元，最多的700多万元⑥「杨天宗、李俊：《“空壳”乡镇———对四川100个乡镇负债状况的调查》，《乡镇企业、民营经济》2000年第2期。」。四川广元市的负债现象也很严重，以经济状况最好的市中区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到1999年，全区乡镇负债达5567万元（不包括农村合作基金会的2839万元），乡镇平均负债371万元，当年乡镇负债额比全区财政收入5304万元还多200余万元；属国定贫困县的朝天区，据统计，到2001年末，全区政府债务余额达1.66亿元（经过审计部门的专门审核），其中，乡级债务为6910万元，村级债务为1450万元，全区政府债务余额相当于全区财政年收入（2001年的财政收入为1932万元）的8.6倍⑦「朱明熙：《农村税费改革的三个主要问题》，《四川财政》2002年第10期。」。

湖北省乡级负债面在95%以上，村级负债面也在90%以上，几乎是乡乡有债、村村欠钱。地处大别山区的湖北省黄冈市乡镇级债务达31095万元，乡均248万元①「周一萍：《关于农村税费改革中债务问题的思考》，http：//.」。襄阳县直接的财政债务为28925万元，占2000年全县实际可支配财政收入的140.3%；2001年是债务的还款高峰期，到期金额为15840万元；全县17个镇都负债，镇级平均负债2411万元②「韩俊、谢扬：《中国县乡公共财政现状：问题与影响》，http：//.」。

（四）体制弊端

乡镇政府掌握了独立的财权，就可以自主地增设一些机构，自聘工作人员或“帮办”。乡镇一级不仅“五大班子”俱全，而且实现了党政机构的科层化设置。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对全国1020个有代表性乡镇的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为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达290余人，严重超编④「沈延生：《中国乡治的回顾与展望》，《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现在一个中等乡镇的工作人员就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一个普通县的编制人数，“吃饭财政”由此形成。

乡镇债务固然是由不同的原因而形成的，比如政策因素，发展过程中的原因，管理上的缺陷等等，但究其根本原因却是乡级财政体制自身的扩张冲动。一方面，现阶段我国巨额乡镇债务的很大部分，不是农村市场的经济主体农民或各种经济组织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正常债权、债务关系，而是政府超越其职能权限，代替农民或集体经济组织决策、创政绩、达标等行为形成的非生产经营债务。乡镇政府之所以有直接参与和领导经济的动力，主要是因为来自财政包干体制改革赋予的利益，即在与上级政府就财政包干数额的讨价还价中，获得了较大空间的财政创收自主权，以及在财政上缴任务完成之后，获得的扩大自主支配财政收入的政策空间①「张军：《乡镇财政制度缺陷与农民负担》，《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4期。」。另一方面，乡级财政所具有的“吃饭财政”的特性，直接导致了乡镇行政管理费用居高不下，财政支出刚性增长，从而形成为弥补财政缺口而产生的消费型债务。

三、农村税费改革后乡级财政的窘境

（一）乡级财政危机凸现

乡级财政危机的基本特征是巨额财政缺口使乡级财政难以为继。例如，全国最早开始税费改革试点的太和县，全县31个乡镇的78%的财政收入都来自于农业税，税改后的2000年，农业税及附加总共只有0.87亿元，尽管中央每年要给太和县下拨3000多万元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补助，但财政缺口依然高达6000多万元，占到了当年财政收入的51.3%；全县31个乡镇的财政供养人员为27151人，每年的工资性支出高达9955万元，而2001年太和县乡镇的财政收入只有9103万元，仅工资支出一项，就使乡级财政出现了800多万元的缺口②「张凯华：《六省“三农”问题报告———冗员篇》，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http：//，2003年4月23日。」。

（二）乡级财政支出规模的压缩存在限度

税费改革后，尽管农业型乡镇的巨大财政缺口产生了缩减财政支出规模的压力，但是，乡级财政支出总体上依然呈现出稳步增长、支出结构基本保持不变的格局。实际上，伴随农村税费改革进行的乡镇机构改革、缩减支出等措施效果并不明显③「陈永正等：《农村税费改革后乡级财政的深层次问题———以成都市属县（区、市）若干乡镇为例》，《财经科学》2004年第2期。」。从表面上看，要压缩已经达到一定标准的支出规模，会触动各方面的既得利益，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很难希望依靠压缩财政支出使乡级财政走出困境。从本质上看，乡级政府机构及其人员的维持成本有其最低限度，或者说，最精简的政府机构和干部人数所耗费的财政支出也是刚性的。固然可以压缩冗员，但是，维持现行乡级政府框架的必要人员却无法压缩。因此，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乡镇是否压缩机构和人员，而在于现行乡级政府框架本身是否必要。换言之，问题的实质在于，现行乡级政府框架及其必要人员是否与以农业乡镇为主体的乡域的供养能力相适应？显然，农村税费改革后，广大农业乡镇的财政收入主要由农业税构成这一事实，就决定了乡域的供养能力的大小。一方面，维持现行乡级政府框架的必要人员是精简人员的底线；另一方面，单靠农业税连供养这些必要人员“吃饭”都不够。因此，现行乡级政府框架决定了压缩乡级财政支出的限度，而乡域的供养能力则决定了真正应当压缩的是乡级政府本身。

（三）再度收费陷入“黄宗羲定律”怪圈

农村税费改革后，在不断增大的财政缺口和不断加重的乡镇债务的双重压迫下，作为乡级财政危机的另一种表现，一些乡镇又走上了收费的回头路。

四、乡级财政在本质上就是危机财政

乡级财政的存在并不能够有效地为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共需要提供服务，却反过来成为消耗农民收入，加重农民负担的“体制包袱”。因此，消除乡级财政危机的根本出路，既不是精简干部，也不是开辟财源，而是撤销乡级财政，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乡级政府的组织和运行方式。

五、彻底改革我国乡级财政体制的对策建议

我国乡级财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撤销乡级财政，实行乡镇分治、村级充分自治和乡级有限自治。具体说来，主要包括如下要点：

1.取消乡级财政，对于乡级行政管理模式进行制度创新：

（1）将乡级政府改变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即改设为乡公所或办事处，不具有独立的财权和事权，只负责完成县级政府委托的基层农村的公共管理事务；（2）乡公所或办事处不实行首长制，只设“督政”“督学”两大员，其他如司法、农（林）政、水政、土地行政、治安等，由县级相应部门派出；（3）取消乡级财政后，原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全部裁减，原由乡级政府承担的事务全部由县级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安排，所需经费由县财政预算列支；（4）取消乡级财政后，农村的所有政府收入统一体现到县财政，派员和派出机构的一切费用以及公共品的支出也由县财政提供，由此形成的县级财政预算缺口，由中央和省级等各级转移支付解决；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为解决农村义务教育而存在的巨大预算缺口，也可考虑允许由省级财政发行教育公债来弥补；（5）政府对于乡域，只负责提供地方公共物品———政治稳定、司法、治安、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6）地方公共物品统一由县政府规划并由县政府各部门具体提供，比如各乡道路，由县交通局统一规划并组织修建；（7）负责提供地方公共物品具体事务的是县政府各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督政”和“督学”只负责从政治和政策上指导、监督以及收集和传递政治信息。

对于乡及以农业为主的镇，应当实行“撤镇并乡”，即除少数中心镇须设立镇并设立一级政府以外，其余乡镇均改为乡，设乡公所，作为县在乡镇一级的派出机构，主要履行县级政府委托必不可少的法定任务①「徐勇：《变乡级政府为派出机构》，《决策咨询》2003年第5期。」。对于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为主要特征的镇，镇一级政府当然有其存在的必要，因为与小城镇建设和工商业发展相关的公共事务较多，需要有一级具有一定主动性并可以灵活运作的政府来提供公共服务。并且，其收入和支出可以达到良性循环：一方面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工商业，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又为镇财政提供增长来源；另一方面，充足的收入来源使镇政府可以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为当地工商业的发展提供配套的城市基础设施。

（1）对于乡，由县实行派员和派出机构的方式管理乡域；在“督政”和“督学”以及其他派出机构实施政府行政管理的同时，允许乡范围建立农民自治组织———农协，既不是政权也不是政党，而是村级自治的一种协调组织，向下，沟通村与村；向上，代表各村和乡民与政府沟通；（2）对于村，从经济到政治都任由村民在法律框架下完全自治；（3）镇与县是行政关系；乡与县是行政和自治的二元关系；乡与村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

财政范文篇9

一、以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规范政府财务行为

（一）我国现阶段政府财务行为仍不规范

1.政府的“经济人”特性导致了政府财务行为的不规范。按照一般的经济理论，作为财政资金支配者和使用者的各级政府部门，同时也应视为理性的“经济人”。“经济人”的行为特性，使得各级政府部门总有谋求局部或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从而导致一些不规范的政府行为的出现。一方面，在组织收入时，一些政府部门热衷于搞不规范的创收来提高小集团的利益，他们利用手中的收费权，以政府名义或政府批准名义，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来谋取本集团和个人利益。另一方面，安排支出时，一些部门、单位为争取更多的财政预算，任意截留、挤占、挪用、甚至侵吞财政资金，特别是一些部门、单位挪用经常性资金、各种专项资金去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最后以经常性资金、专项资金不足为由要求增加财政预算，以预算套预算来满足本集团利益。

2.不健全的财政资金收付管理制度助长了政府财务行为的不规范。在收入方面，由于这部分创收所得没有及时足额上缴同级财政专户而是进入单位私设的“小金库”，被看成部门、单位的自有资金，从而助长了他们违规的创收活动。在支出方面，由于原来重复、分散设置账户，资金的拨付环节多，且只要财政资金拨付到预算单位的账户上后，其具体使用便是预算单位自己掌握，至于经常性资金是否用于保证机构正常运转，专项资金是否专款专用，在支出过程中已基本失去监管，从而为不规范的政府财务行为大开方便之门。

（二）以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规范政府财务行为

1.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要求对财政资金实行集中管理和核算，有效地抑制了不规范的政府财务行为。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要求取消其他所有部门、单位的自立账户，设立一套单独的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将所有的政府财政性资金全部纳入该账户体系集中管理和核算，铲除了部门利益的藏身之地，排除了由部门分散管理、自收自支的可能性，这无疑会有效地抑制各级政府部门不规范的创收行为。

2.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规范了支出拨付程序，从而规范了政府财务行为。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要求所有的支出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按类别直接拨付或授权拨付到收款人（即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账户，从而避免了资金在预算单位的滞留、沉淀，不给各部门、单位截留、挤占和挪用的机会。由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专项经费基本直接支付到提供商品和劳务的供应商手中，有效地保证了预算的硬约束，切断了超预算的资金来源渠道，实质上规范了政府财务行为。

（三）深化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

1.逐步取消改革初期的一些过渡性措施。应该看到，要淡化政府部门的利益观念，消除局部利益、个人利益驱动带来的政府行为不规范，我国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还应进一步深化。要逐步取消改革初期在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的范围划分、银行账户设置等方面采取的一些过渡性措施，扩大财政直接支付的范围，将财政授权支付的预算级次进一步下延，以真正规范政府财务行为。

2.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要规范政府行为，仅有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还不够，因为它不足以保证政府支出的合法性和安全性，无法排除由于利益驱动而使支出部门与供应商相互勾结共同侵吞财政资金的可能性。所以还要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国库要严格按部门预算制定的用款计划拨付资金，而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则可以切断支出部门与供应商之间的联系渠道，减少他们共同谋利的机会。

二、以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推动政府财务行政运转协调

（一）我国现阶段政府财务运转仍不协调

1.行政事业单位分账户管理制度造成了政府财务行政运转不协调。我国现行政府各部门、单位实行的是重复和分散设置账户的分账户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意味政府各部门、单位具有相对独立的利益。如果他们不恰当地膨胀各自的利益追求，就存在为争取集团利益而各自为政的可能性，从而很容易导致诸如政出多门、执法程序不统一、部门利益相冲突等一系列政府财务运转不协调的问题的出现。

2.预算的编制和执行脱节造成了预算资金的分配使用不协调。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我国过去是将资金直接拨入预算单位银行账户，至于预算单位是否按规定的预算执行，执行进度如何，只能在事后检查监督中才得以知晓，形成预算、执行两张皮，预算约束软化，预算执行中随意调整预算的现象比较普遍，从而造成了预算资金的分配使用不协调。

（二）以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推动政府财务行政运转协调

1.规范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有利于推动政府财务行政运转协调。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要求改变原来的分账户管理制度，设立一套单独的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所有的财政性资金都要求进入其中集中管理和核算，它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收入一个口径，支出一个漏斗”。这显然有利于统一财权，消除政府各部门的局部利益干扰，正确协调好部门间利益关系，推动政府财务行政运转协调。

2.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规范了预算执行，有利于保证预算资金的分配使用相协调。一是在资金管理方式上，由原来将资金层层下拨给预算单位改为现在财政部门只给预算单位下达年度预算指标；二是在资金支付方式上，由原来预算单位分散支付改为由财政国库中心根据审核后的预算单位用款计划直接拨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账户。实现了以预算指标控制预算单位用款计划，以用款计划控制资金拨付，真正做到了预算是什么，就执行什么，保证了预算与执行的一致，有利于预算资金的分配使用相协调。

（三）明确相关单位在国库资金运作中的职权，进一步推进政府行政运转协调

我们知道，推进政府行政运转协调将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这就需要我国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不断地进行调整。现阶段应该注意的问题就是要明确相关单位在国库资金运作过程中的权责。现代国库管理制度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其中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便是制度完善、权责清晰。如法国对其中支出决策人、公共会计、财政监察专员等在有关国库资金的使用、支付和监督过程中的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以保证责任的执行和权力的实施。为了使我国政府行政运转协调，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明确财政部门、预算单位、人民银行等相关单位在国库资金运作中职权。

三、以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推动政府财务行政公正透明

（一）我国现阶段政府财务行政仍不公正透明

1.预算编制过粗，导致政府财务行政不透明，资金分配不公正。我国目前的预算管理中存在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便是预算编制的粗放，没有细化到具体部门和项目，不透明，造成了在编制预算时，政府各部门“乱请款、乱要价”，虚报预算的现象很严重。在编制预算时尽量报高点，然后让财政部门砍削。从而导致了政府财务行政不透明，资金分配不公。

2.预算执行不规范，导致政府财务收支活动不透明。由于原来重复和分散设置账户，资金流转环节多，在途时间长，导致了资金活动透明度不高，不利于财政监督。一方面，收入不及时，退库不规范，存在跑冒滴漏现象；另一方面，支出不透明，违规使用财政资金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就为“暗箱操作”、“权力行政”等提供了便利条件，造成了政府财务行政不透明、不公正。

（二）以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推动政府财务行政公正透明

1.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要求细化预算编制，有利于政府财务行政的公正透明。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是以细化预算编制为基础的，它要求预算科目和预算编制都要规范化和细化，以利于每个预算单位编制详细的分月用款申请计划，国库部门再根据批复的部门预算和分月用款计划拨付资金，使国库支付的基本程序透明，资金分配公正。

2.预算执行中采取预算单位只掌握预算指标而不直接办理资金支付的方式提高了预算执行的透明度。由于资金已不再从预算单位实存账户支取，而是从财政给预算单位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体系中直接或授权拨付，因此，无论是预算单位，还是财政部门和人民银行对每一笔资金的去向都很清楚。这对于推动我国政府财务行政的公正透明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深化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推动政府财务行政公正透明

1.进一步深化预算编制改革。预算单位现行的预算编制水平不高，不够准确和明细，不能满足国库支付的基本要求。所以要在把预算编制细化到每一个基层单位具体项目的基础上，准确地编制预算单位的用款计划，使国库支付的基本程序公正透明。

2.加快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要求提高财政资金运转透明度，加强财政监督。为此，需要建立一套先进、可靠的财政管理信息系统。而我国目前的财政管理信息系统技术水平还不高，财政、税务、银行之间计算机联网程度比较低，显然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也不利于建立一个公正透明的行政管理体制。

四、以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推动政府行政廉洁高效

（一）我国现阶段政府财务行政离廉洁高效的目标还有距离

1.资金管理方式落后，导致政府财务行政中贪污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在原来那种重复、分散设置账户，资金层层划拨的资金管理方式下，由于大量资金分散、沉淀在各部门、单位，资金拨付使用透明度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导致了财政资金流失现象十分严重，无故截留和隐瞒应缴财政预算和财政专户资金的现象时有发生，预算外资金未按规定合理使用，预算内资金乱支乱列现象也屡见不鲜，助长了贪污腐败行为的滋生，不利于加强廉政建设。

2.政府各部门成本效益意识淡薄，导致政府财务行政低效。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各部门、单位成本效益意识不强，会计核算不仅没有真实反映单位有关财务活动，甚至成为部分单位谋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使社会公众和立法部门缺乏有效的信息对各级政府部门进行正确的绩效评价，导致财政支出管理粗放，资金使用不计成本，不考虑效益，大量财政资金浪费，使用效益很低。

（二）以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推动政府财务行政廉洁高效

1.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有利于充分发挥财政监督的职能，抑制腐败现象的发生。首先，改革后取消了部门、单位自有账户，要求所有财政资金都进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特别是将预算外资金纳入国库专户进行管理，填补了预算外资金管理方面的漏洞，增强了财政监督的完整性。其次，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克服了过去财政不能事前监督的弊端，实现了资金运动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以前，财政、审计部门只能依据各部门、单位提供的财务报告进行事后审查。实行规范的国库管理制度后，财政部门能清楚地掌握每一笔收入的来源、时间、数目及每一笔支出的用途，实现了对财政资金来源、流向、流量的全面控制，使财政监督贯穿于部门财务收支活动的全过程。

2.规范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利于对政府各部门进行正确的绩效评价，促进政府财务行政运转高效。首先，改革后要求细化预算编制，其所反映的信息、更加真实；其次，国库集中支付的一大特点便是资金流转链条短，其所反映的信息更加及时；最后，它要求所有的财政性资金都进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集中管理和核算，其所反映的信息更加完整。由此可见，规范的财政国库核算体系所提供的信息能真实、及时、完整地反映出一定时期内政府活动的范围、规模和方向，有利于社会公众和立法部门对各级政府部门进行准确公正的绩效评价，促进政府财务行政运转高效。

（三）进一步建立、健全国库的监督制约机制，推进政府财务行政的廉洁高效

我国目前的国库监督机制主要由财政监督、政府监督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构成。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权责利不明确，权力之间缺乏制衡，监督约束软化，这显然不利于推动我国政府行政的廉洁高效，因此，应建立、健全国库的监督制约机制。一是加强法律法规方面的监督制约。可以考虑修改《预算法》，在《预算法》中应对现代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监督制约机制做出明细具体的规定，明确各种监督主体的权责利。二是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国库支付执行机构的日常监督，加强对预算单位使用资金的监督，对资金拨付的各个环节进行实时监控。三是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和审计部门对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外部监督，财政国库部门应定期向人民代表大会汇报国库资金运行情况，审计部门应每年定期组织人员对国库资金进行专项审计。

「参考文献」

[1]财政部。财政国库制度改革专题[J].中国财政，2002年增刊。

[2]中国财政学会。构建预算管理新模式[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财政范文篇10

一、学术史回首：晚清财政史研究概述

应该说，对晚清财政史的研究，并非始于20世纪，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1897年，上海广学会出书了英国驻上海领事哲美森的《中国家支考》(林乐知译)，该书虽冠名“中国家支”，实则专门叙述清代分外是晚清的财政。该书的目录较为繁芜，共分为“泛论”、“当局疆吏外交”、“直省解京款子”、“漕运京饷”、“分外京饷”、“海关洋税”、“岁人泛论”、“地丁银”、“漕粮”、“盐课盐厘”、“百货厘金”、“新关洋税”、“常关税”、“土药税厘”、“杂税”等36目。仅从繁杂的目录来看，《中国家支考》不是一部研究性著作，更多的具有资料选编色彩。虽然，其资料也弥足宝贵，刘锦藻编撰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就有所引用①，并称晚清户部的陈诉，“多脱误，外人指其差异”，而哲美森的记述，“外人信为无误”。这也正展现出《中国家支考》的史料价钱。字串8

进入20世纪后，广智书局1904年出书了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梁氏对晚清的“国债”举行了开真个梳理。而吴廷燮的《清财政考略》(1914年铅印本)，则是国人从团体上研究清代财政的第一部著作，对晚清财政亦有涉及。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书的王振先《中国厘金标题》，是国内学者研究厘金标题的第一部著作，受到同时期的外洋学者的注意。②以后，专门研究清代财政的专著未几见，最值得注意的是罗玉东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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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6，“国用四”；卷68，“国用六”，商务印书馆1955年重排本。

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6在引用时作者记为“哲美森”，卷68则记为“遮密孙”。

又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8在叙述光绪朝财政时，还引用了日本人根岸佶的著作，并称：“吾国财政向无陈诉，国人鲜有知者，比年始见预算案，然肯仔细研究者亦纷歧二，觏日本人根岸佶为同文会会员，于吾国生存状态钩稽之勤，用力之久，远驾吾国人士之上”。

②如木村增太郎《中国财政论》(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7年版)就引述过王氏的著作。按：《中国财政论》原名《支那财政论》，“支那”一词，在历史上，有对中国的蔑称之嫌，因此，通常在20世纪初至40年月初出书的日本研究著作中，用“支那”作书名的，同等译作“中国”。但为了制止杂乱，著名的资料书如《支那经济全书》，仍依其旧。据倪建周、冬明《“支那”源流考》(《新华文摘》1999年第8期)称，“支那”原是“Cina"的音译，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谓，最早出现在梵文佛经中。日本辞书《广辞苑》也有这种表明。不外，在笔者看来，从读音上看，“支那”(日语读音作“席那”)更靠近于拉丁语系的读法，在西班牙语中“China”读作“齐那”。笔者曾学过几年的西班牙语，特予展现。权作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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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罗著对晚清厘金的研究做出了重要孝顺，是20世纪上半叶清代财政史范畴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别的，侯厚培的《中国近代经济生长史》(上海大东书局1929年版)，是国内体系研究近代经济史的第一部著作，是书对财政标题也赐与了肯定的存眷，分外是对晚清的币制改造，有较好的叙述。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头脑史》(哈佛燕京学社1939年版)，开了研究晚清经济头脑的先河，此中的“增岁人说”、“厚俸禄说”、“行预算说”等对视察这暂时期财政头脑很有启发意义。

20世纪上半叶的晚清财政史研究专著虽未几见，但有关著难堪刁难晚清财政多有涉及。这重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驻足于民国时期的财政研究，对晚清的财政标题举行回首性研究。

如贾士毅《民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专列一章“财政之沿革”，对清代历朝的财政分别加以叙述，此中，对光绪朝财政的叙述尤详，细分为“光绪初年之财政”、“光绪中年之财政”、“光绪末年之财政”三个部门。在其他篇章中，也有对晚清财政的追溯或比力。叶元龙《中国财政标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也涉及到晚清财政。又如陈沧来《中国盐业》(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叶标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李权时《现行商税》(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金国宝《中国币制标题》(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张家骧、吴宗焘、童蒙正《中国之币制志汇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杨荫溥《中国金融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张辑颜《中国金融论》(平明书局1936年版)，分别对晚清的盐税、茶税、商税、钱币等干系标题举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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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财政通史著作中对晚清财政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