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范文10篇

安徽范文篇1

安徽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和历史，所以民间艺术在安徽的起源和发展较早，随着时间的演变，民间艺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和壮大，安徽传统民间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萌芽阶段。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安徽的传统民间艺术就已经有了萌芽，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变革，技术与社会的发展为民间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安徽传统民间艺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形成了有安徽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其次，发展阶段。从秦朝起始，直到唐代结束，这段时期安徽传统民间艺术有了较好的发展，在唐代时期，民间艺术的发展一度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再次，兴盛阶段。在北宋时期，出现了利于商品交换的纸币，从而促进了商业发展的繁荣，而安徽传统民间艺术的发展达到兴盛阶段，许多安徽地区的人们，为谋生计会发挥自身的才能和技能，制作工艺品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进步和民间艺术的发展。最后，压力时期。安徽传统民间艺术经过岁月的洗礼和无数次的融合与发展，传承至今，面临过巨大的考验和挑战。需要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整合，以促使传统文化能够迅速提升，以新的精神面貌面临现阶段的挑战。

二、传统民间艺术的艺术再现

传统民间艺术经过不同时期的考验和挑战，以顽强的生命力展现在世人面前，其艺术的再现具有四点特征。首先，具有历史传统性。安徽传统民间艺术发展至今，虽然融入了一些现代色彩，但是仍然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其次，具有生活娱乐性。安徽传统民间艺术主要来源于生活实际，因此，民间艺术更彰显生活的特色。此外，民间艺术的创作体现出创作艺人的情感。再次，具有多样性。安徽地区的各地各县的多种多样艺术门类都不断融合，使安徽地区的民间艺术形式具有多样化。最后，具有独特性。随着安徽地区传统民间艺术的不断发展，徽式特征更加凸显。

安徽范文篇2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以作为中部地区的安徽卫视异军突起的现象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了其营销战略所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创新其媒体营销的策略。

从1997年上星发展至今，安徽卫视一直把自身的定位紧紧锁定在打造电视剧频道上，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受众推出风格各异、特点鲜明的电视剧场，不断盘活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并以此为营销的基础，不断创新广告营销的方式、方法，培育了稳定的客户群、忠实的受众群，打造了属于安徽卫视独有的电视品牌，在业内形成了所谓的“安徽电视现象”。那么，安徽卫视在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之后，现在又面临着哪些困境?未来将如何突围?

一、安徽卫视面临的困境

竞争对手。①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的喉舌和政府核心的舆论阵地.央视在政策、资源等多方面拥有其他电视台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在中国电视界第一巨头的地位牢不可摧，并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在电视剧方面，中央电视台一套综合频道的精品战略以及电视剧战略的陆续和实施，令包括安徽卫视在内的国内省级卫视倍感竞争压力。②其他省级卫视。电视剧在省级卫视的发展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越来越多的省级卫视投人到这个竞争战场上来。随着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一切创新手段都会被竞争对手迅速模仿，进而不断蚕食市场占有率，几集连播、多种剧场等已经成为业内的普遍手段。

③境外传媒。从最初的广告贴片到整体频道的进人，境外传媒的渗透力度和速度都在急剧加快。尤其是在2008年以后，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媒体了解了中国，海外传媒进人中国的步伐明显加快。境外传媒对中国电视市场的竞争是全方位的，包括资金运作、节目制作、营销方式、人才战略等。

业务水平的制约。国家广电总局出台的《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61号令)已于2010年1月1日起实行。61号令对于电视广告播出的时间、总量都做了进一步的严格规定，这对一直依赖于广告营销战略的安徽卫视而言，将会带来深刻的影响。另外.电视剧播出的同质化程度非常高。安徽卫视几集连播的策略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并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其他卫视纷纷效仿，4集连播、8集连播的方式不断涌现。如《神雕侠侣》刚刚推出时，江苏卫视重点研究了在黄金档同时播出的主要对手的编排，每天19:35开播，开播时间位居所有卫视第一，又打破两集常规编排，全周联播，在周播出总量上一举超过安徽卫视等竞争对手。

二、安徽卫视媒体营销的创新策略

第一，以制播分离为契机，加强电视剧制作水平，延伸上游产业链条。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认为，所谓产业价值链指的是以某项核心价值或技术为基础，以提供能满足消费者某种需要的效用系统为目的、具有相互衔接关系资源的优化配置一与组合。)在电视剧的整个价值链条中，只有拥有核心的、独特的资源优势，才能确保收视市场的排他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毫无疑问，安徽卫视产业价值链的核心价值就是其优质的电视剧资源。因此安徽卫视应该围绕这个核心价值，不断延伸上游产业链条。

打造安徽卫视明星资源库。在独播剧浪潮尚未退去之时，自制剧已经风起云涌。今年春节期间，新版西游记(浙版西游记)成为热播剧，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目光。此外，张纪中版《西游记》、六小龄童版《吴承恩与西游记》也正在加紧制作当中。自制剧的竞争态势可见一斑。安徽卫视在自制剧竞争中应该如何把握自身优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市场?笔者认为人才是关键。借鉴湖南卫视的经验，安徽卫视应该通过自制剧培养一大批属于自己的、拥有全国知名度的签约明星艺人。以明星艺人为基础资源，对其影响力进行不断包装、创新、增强、发掘，从横向上贯通全台栏目的设立、播出的编排和内容的打造。

建立电视剧版权库。在美国、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早已实行“自制自播”模式并建立了自己的电视剧版权库，即由电视台出资、出导演拍摄电视剧，只供本台播放，可以随时根据市场反馈修改剧本、终止或继续拍摄。近年来，以“剧”立台的安徽电视台接连参与投资拍摄了新版《三国》、《新安家族》、《政协主席》、《中国兄弟连》、《高地》等电视剧，在自制剧方面已经走在了省级卫视的前列。但是在电视版权库方面，资源发掘的力度、版权营销的手段都还比较落后。因此。安徽卫视应该进一步加强电视剧版权意识，建立版权资源库，围绕这个核心资源进行营销、增值。

第二，以数字化为切人口，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步伐，打造全方位数字平台。近年来，广播电视的数字化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张海涛在2009年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CCBN)报告会上讲话时指出，自2003年启动有线数字电视以来，全国有线数字电视发展迅猛。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底，全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数分别为97万户、397万户、1266万户、2686万户、4528万户，比前一年分别增长了309%,219%,112%,69%。全国有229个城市进行了数字化整体转换，其中106个城市已经完成转换，广西、宁夏的城市基本实现了数字化，北京、天津、青海、海南、贵州、吉林等地的城市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比例超过了50%。有线电视双向化改造步伐加快，有线双向网络覆盖用户超过2400万。在这种大趋势下，只有加快数字化创新步伐，积极打造全方位数字平台，全力发展高清电视，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不二良方。

创建数字技术研究院，加快数字技术的创新步伐。安徽卫视应利用北京电视剧制作基地的区位优势，联手北京各大知名传媒高校成立数字技术研究院，构建产、学、研转化的长效机制。通过研究院的成立，打通一线生产与后方科研的联系，紧扣数字技术研究的前沿阵地，为安徽卫视数字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持;鼓励、筛选高校传媒专业学生来基地实习，抢占优质人才资源;与高校签署联合培养方案，把自身需求与学校的培养目标实现进一步统一，减少人才培养的成本，提高人才培养的准确度。

在安徽卫视广告中心下面设立专门的数字广告部。以安徽卫视专业的广告营销水平为基础，抽调专业、优秀的广告营销人员，以专业数字广告公司的身份为客户提供数字广告服务。在技术上，与数字技术研究院对接，研究电视门户广告、增强电视广告、VOD广告、个人电视广告等多种数字广告形式的应用方案;在营销上，根据安徽卫视已有的观众、客户的信息库，进一步研究人口统计特性、心理特性，甚至生活、消费形态等有目标地选择广告，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广告的效果。

第三，以创新为着力点，不断变革营销思维，提升卫视战略层次。美国著名的营销专家里斯和特劳特在其经典著作《营销战》一书开篇就出语惊人地说:“当今市场营销的本质已经不再是为顾客服务……顾客只是要占领的阵地。”这种由营销大师带来的全新的创新思维，影响着世界上所有的营销学专家。创新思维在营销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地处中原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安徽卫视，如何能迅速成为国内省级卫视中的先行者和佼佼者?答案就是创新、求变。那么，在营销观念已经充分普及的情况下，安徽卫视在下一步的竞争中如何才能守住自身优势，进而不断开拓新的市场、抢占新的电视高地?答案还是创新。

设立专门的创新基金。努力把创新当做立台的长效机制，避免随着领导一走、形式一好就把创新丢掉的短视行为。在全台范围内设立专门的创新基金，鼓励全台工作人员对节目的创新、栏目的创新、卫视发展策略进行创新思考，并把创新当做人事升迁、职称评定、工资确立等方面进行量化的重要考核目标。

建立健全反馈机制。确立“矛盾是创新的核心”的观念，充分重视安徽卫视已有的客户群和观众群的反馈意见，把他们的意见反馈当做是创新的基础。建立客户定期沟通机制和网上观众互动平台，把他们的意见和反馈及时充分地反馈给卫视高层，并拿出部分创新基金奖励给为卫视发展提出良好建议的人。

安徽范文篇3

2004年以来，安徽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发展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加之在整个农业生产期间，天气条件总体较好，除去年秋种涝害、春季部分地区风雹灾、秋季局部地区旱灾以外，基本上是风调雨顺，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出现近年来少有的好形势。全省预计年粮食总产达到550亿斤，比去年增产100亿斤，增长23％以上，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粮食作物平均单产655斤，比上年增加108斤，增长19．8％。全省79万亩的撂荒地全部复耕，转包费由过去的每亩几十元甚至不要钱提高到200至300多元，过去转包不掉的撂荒地成了抢手货。预计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超过300元，增幅在15％以上，为1997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增加绝对值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三个超过300元的年份。初步测算，粮食增产100亿斤，可为农民增加收入73亿元，粮食均价每斤上涨0．23元，可为农民增加收入102亿元，安徽省对农民增加的补贴以及降低和取消的税费合计为农民带来增收29亿元，人均58元。农民外出务工人数增加，预计今年全省农村劳务输出人数达到900万人以上，同比增长5％左右。

安徽省的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把取得如此好的“三农”形势的原因归结为“政策好、粮价高、天帮忙”。

二、最主要的困难以及尚待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1、县乡财政极为困难，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严重制约农村各方面的发展。2004年舒城县本级财政预算收入大约2．3690亿元，其中国税0．6490亿元，地税0．76亿元，农业税0．3716亿元，非税收入0．59亿元，完成上解任务之后的县可支配收入为1．6亿元，上级财政转移支付2亿元，县的可用财力总共为3．6亿元。预算支出情况大致如下：发放工资2．8亿元，由财政全额供养和领取定额补助的人员18800多人，其中教师11000人；转移给村的补助0．12亿元；县里安排的专项经费0．45亿元，用于县里的多方面开支，其中支农资金不到1000万元，多为项目配套资金；省里下达的主要用于安排教育、科技、农业等方面项目的专项资金不到0．3亿元。

舒城县的乡村两级总债务3．588亿元，其中，乡镇债务1．86亿元，实现教育达标以及兴办和建设企业、道路交通、小城镇、办公用房产生的债务分别是0．26、0．62、0．5、0．2、0．25亿元；村级0．75亿元，企业、农田水利、教育达标、管理费、垫付税收分别是0．16、0．06、0．28、0．06和0．16亿元；全县中小学校的债务0．97亿元，两基达标、危房改造和其他分别是0．43、0．46和0．07亿元。

2004年舒城县舒茶镇财政收入356万元，税收返还93万元，上级财政转移支付151万元，总额为600万元，上解444万元后，镇政府可用财力为156万元。由财政全额供养和领取定额补助的人员208人，所需资金146万元，拨付后的剩余资金只有9万元。至2004年6月底，镇政府累积欠债1077万元，主要是盲目建设、升级达标、借款垫税、开支失控、利息滚动形成的；村级债务260万元，主要是90年代形成的；镇村企业债务近2000万元。

舒城县财政状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例如，凤阳县的县级财政可支配收入只有1．3亿元，上级财政转移支付1．7亿元，发放工资后所剩无几；再如，青阳县的县级财政可支配收入和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总共为1．26亿元，其中1．05亿元用来发工资。

2004年安徽省种粮农民收入出现恢复性大幅增长，但是县乡财政状况没有大的改变。财政平衡基础脆弱，财源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积债沉重，许多乡镇连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根本无力办事业，更谈不上发展经济。

安徽省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生态脆弱，自然灾害类型多，发生频率高，严重危害农业生产。全省有50％耕地、60％以上人口和75％以上国民生产总值，汛期处于洪水威胁之下。舒城县有蓄水量大于5万立方米的小型水库和山塘162座，总蓄水量2000万立米，灌溉面积15万亩，由于大部分建于五、六十年代，工程标准低，质量差，不少水库带病运行，有66座险情较为严重。近年来国家对大江大河包括一级支流地区加大了投入，但小农水方面由于县乡财政困难，投入严重不足。许多工程老化失修，险象环生，效益下降，难以维持下去。

全省县乡公路中，3级公路仅1．1万公里？？占19％？？4级公路4．1万公里？？占70％？？等外公路占11％？？有3个乡、738个村不通公路。县乡公路每年养护费约需10亿元，没有可靠资金来源。农村道路建设每公里大约需要30万元，沿路房屋拆迁等费用，以往一级压一级，最终落在农民头上，现在加大了农村基层政府配套资金的压力。农村道路建设资金的不足部分往往依靠农民集资，由于农民拿不出钱，或者由于部分农民很少受益而缺乏积极性，超过两万元就很难筹集，建设项目经常被搁置下来。

农村社会事业发展薄弱。安徽省外出务工人员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4．4％，初中占60％，小学以下的占25．6％，其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不到5％，持有技能证书的不到1％。许多农民家庭因为孩子考上大学背上沉重负担，流传着“一张通知书，一个贫困户”的说法。安徽全省17个市92个县，5100万人中饮用水不达标的人口高达1510万，其中，高氟水超标区310万人、高盐碱区200万人、高砷区20万人、重污染区640万人、其他地区228万人、严重缺水区112万人。舒城县医疗保障每年县财政需配套850万元，为了使城镇贫困群体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和下岗职工得到基本生活保障财政需负担200万元，失业保障的压力也很大。目前享受失业保险人数2183人，应保未保人数3086人，按照每人每月150元的标准，实际需要资金950多万元，而征收的失业保险金只有300万元，缺口达到650万元。

2、一些尚待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安徽省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发展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一系列战略部署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有些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继续研究、加以完善，有些需要通过加强宏观调控予以解决。

第一，2004年以来，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幅度较大，增加了农民的种田成本。据凤阳县反映，按市场均价尿素每百斤由去年的70元涨到90元（最高卖到105元／百斤），碳氨每百斤由23元涨到30元，复合肥每百斤由75元涨到90元，除草剂每瓶由20元涨到23元以上。2004年农民种一亩地仅化肥投入就要增加30元以上。肥料、农药、机耕、种子、农用塑料等费用分别上涨29．6％、8％、22％、25％和40％。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一些农资限价措施，但收效甚微。统计表明，仅农资涨价一项就冲抵了政策补贴农民收入的85．7％。

第二，“三农”政策向种粮农民倾斜，山区非粮农（林农、茶农等）负担反而加重。安徽省山区面积占三分之一，人口占五分之二。就黄山市而言，常年有63万缺粮人口，按年人均需要粮食520斤计算，全年需要粮食16．38万吨，目前粮食收购价每斤超过0．70元，最低的商品粮均价也在0．8—0．9元，为此，每人每年要多支出210多元。青阳县山区林农人均年收入仅为1000元左右，由于公益林不能砍伐减少收入、粮食涨价增加支出等因素，有4620人需要领低保，月人均低保仅为48元，生活极其困难。

第三，研究解决国家惠农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一是粮食补贴和良种补贴资金发放工作量大，手续繁杂，工作重复进行，运行成本高，一些地方出现了违反中央规定，用粮补资金抵扣农业税，粮补通知单没有发放到户，村干部代领补助资金的现象。二是对购置大型农机具给予补贴与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并称为“三补”，已深入人心，但购机补贴资金安排很少，致使补贴资金不到位，一些应该享受补贴的购机户得不到补贴，群众中有国家补贴政策得不到落实的反映。三是良种补贴存在简单化的做法，不管是否使用良种，普遍发放。早稻每亩补10元，中稻补15元，晚稻补7元，实际上成了一种普惠补贴，难以发挥鼓励推广使用良种的作用。

第四，中央有关部门的政策相互之间以及前后不够协调，甚至出现矛盾，使得农村基层在执行过程中无所适从。例如，凤阳县把“七站八所”合并为综合服务站，人员由原来的1500多人缩编为705人，其中兽医由120人减少为35人。去年出现“禽流感”疫情后，有关部门规定，每1万人中要有一名具有中级职称的兽医，按此标准凤阳县远未达标。

三、地方的强烈反映和急迫要求

一是安徽在全国率先实行农村税费改革，2004年全国许多省都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安徽希望2005年把4．8％的农业税完全取消，也不过只有20亿元。

二是希望在主销区征收“粮食安全基金”，用于加强粮食主产区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推广等，加大调控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之间关系的力度，建立粮食产销利益联结机制。

三是县乡财政困难，上级要求的项目地方配套资金难以落实，希望项目资金全额拨付。

四是近年来，安徽省自然灾害频繁，省政府及其粮食部门为解决重灾民的口粮问题开仓借粮，累积借粮7．4亿斤，占用贷款4亿多元，灾民还粮有相当困难，建议国家予以豁免。

四、一些看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为了搞好“三农”工作，2005年“政策不变、力度不减、实惠不减”，这给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从安徽情况看，2005年即使天气条件不如2004年，只要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不会低于500亿斤，能够保持和发展今年的好势头。

安徽范文篇4

关键词：安徽文化产业；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

产业组织理论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至今，已逾八十载。不管是芝加哥学派强调“完全竞争”的“行为主义”。还是奥地利学派强调市场竞争行为、新制度经济学，都不曾离开产业组织理论中SCP理论范式，即“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范式。这一理论范式被广泛用于分析多个行业，但是运用该理论分析文化产业，还鲜有涉及。本文以安徽文化产业为例，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视角管窥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文化产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近年来，安徽文化产业发展较快，连续五年保持30％以上增幅，明显高于全国22％的增长速度。2008年，安徽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汽车工业，达到260亿，领跑行业增加值，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然而，从规模上看，安徽产业规模还较小，占GDP比重也较低，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文化产业的市场结构

根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划分标准，文化产业结构维度分为核心层、层和相关层。核心产业层主要包括新闻业、出版发行业、广播电视业、电影业、演艺业等，产业层包括网络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会展业等，文化用品的生产与销售、文化设备的生产与销售、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等构成相关产业层。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6年全国文化产业核心层增加值为2038亿元，占整体文化产业增加值的42％；层增加值为874亿元，占18％；相关层增加值为1920亿元，占40％。可见，以新闻出版、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影视服务和文化艺术服务等为主构成的“核心层”仍是产业发展中的主体力量。以文化产品生产和销售为主的相关层所占比重较大。安徽文化产业还处于发展时期的以核心层为主导的格局，同全国总体水平类似，层和相关层与核心层发展不够协调。

对文化产业市场结构的分析，可以从文化产业的三层九大类入手。本文选取文化企业个体进行研究。一方面，文化产业有实力的个体是带动文化产业集群的龙头，起着示范的作用；另一方面，各类文化产业差异较大，而每个行业总有比较成功的一两家企业可做代表。这种视角有其缺憾性，却是一种极好的观察文化产业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方式。文章选取衡量文化产业市场结构的四个主要指标：行业市场集中度、区域集中度、差异化程度、进入壁垒。

1.行业市场集中度不高

常用的集中度测量方法有4家厂商集中度比率(CR4)，8家厂商集中度比率(CR8)，以及赫希曼一赫芬德尔指数(HHI)。CR4测量4家最大厂商总的市场份额(常常按照收入)，CR8测量8家最大厂商总的市场份额。根据经验法则(ruleofthumb)：如果CR4≥50％(CR8≥75％)，产业是高集中度的：如果CR4=34％～49％(CR8=51％～74％)，产业是中度集中的；如果CR4≤33％(CR8≤50％)，产业是低度集中的。由于文化产业统计工作标准不一，这里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经不确切的线性推算，估计出安徽文化产业2008年营业收入总额约为930亿元。通过计算。安徽省文化产业集中度比率CR4=12.38％，CR8=13.91％。不管是CR4还是CR8的比率值，都表明安徽文化产业的集中度是比较低的。因此，安徽文化产业目前仍然处于低集中度的竞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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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计算方法本身就有缺陷，主要是没有估计最大的4家或8家厂商的规模不一致的情况。同时，由于文化产业统计工作刚刚开始，统计类别、统计指标等还没有完全统一，所以，对不等规模厂商比较敏感的HHI(产业中所有厂商市场份额平方的总和)计算法就难以实施。但是，CR4和CR8仍可大致反映当前安徽文化产业状况，这就要求安徽文化产业在政策、制度层面利用多种手段，积极引导培育龙头文化产业，在已有示范基地和企业的基础上，再打造一些文化航母。

2.区域集中度较高

区域集中度是文化产业在区域中的空间格局。安徽省文化产业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省会和经济发达的市占文化产业的较大比重，而欠发达市以及县及县以下地区，文化产业尚未发展起来。以2007年广播影视收入为例，省级广播影视收入为16.76亿。占全省广播影视收入的62.39％；市级收入为7.15亿元，占26.61％；县级收入仅为2.95亿元，占11％。作者选取几个文化产业尚可的市分析。发现各市文化产业发展差别较大，更遑论县及县以下地区了。

迈克尔·波特研究世界许多国家产业政策后，有这样一段评论：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常见的错误做法是，为了提高效率，做大做强企业，鼓励甚至强行实行国内合并……这在文化产业中也是常见的。政府为了增加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可能会无意中强行合并、扶持、上马一些文化产业，放大文化产业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投入过多财力与精力发展文化产业。这导致经济发达、人力资源丰富、政治文化处于重要地位的地区获得过多的政府资源，从而导致文化产业区域失衡。文化产业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由于不同的区域拥有不同的地理区位、投资实力、文化传统、人力资源和制度体系，所以不同的区域就适应发展不同的文化产业。与区域发展文化产业有关的资源要素主要包括：地理资源、资本资源、信息资源、物力资源、人才资源和制度资源。这要求政府在进行投入时，要更多地考虑地区差异性，发展特色产业。

实践也已自发地证明了文化产业发展的这一规律：黄山利用丰富的地理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安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发展黄梅产业，仅第五届黄梅艺术节，贡献收入就超过5亿元，同时带动旅游等相关产业发展；芜湖利用丰富的信息和物力资源发展动漫产业；宿州则在文化传统和地理资源上做文章，发展马戏表演业和奇石产业。相信经过文化产业发展初期的冲动后，区域发展将会趋于合理与平衡。

3.差异化程度将继续加大

根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文化产业分为核心层、层和相关层三类，除相关层外，主体部分即有九类。这说明文化产业外延涵盖较广，文化产业之间差异较大。文化产业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水平差异继续加大。整个文化产业分类较多，各个种类业务相异，它们正逐渐整合文化产业市场，文化业态逐渐成形，水平差异渐渐加大。安徽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势是各产业资本实力和业务能力逐步加强。大型的文化产业集团正逐步形成。小的同质文化企业生存空间逐渐缩小。如果没有创新能力，这种水平差异会进一步加大。比如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到2008年已经实现销售收入48.12亿元，集团资产从2002年成立时的15.7亿元增长到30亿元。其整合了全省的发行资源。建立了500多个经营网点。通过对中小发行企业的挤压与自我发展，域内发行企业很难再与其争锋2010年1月18日，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这是全国发行业主板首发上市第一股。上市首日，公司市值突破160亿元，成为全国公司市值第二的文化企业。随着规模效应和先人效应逐步显现，这种水平差异可能会越来越大。

二是垂直差异进一步加大。观照文化产业的每一个种类，通过积极的价值拓展、跨行业的产业链扩张，文化产业的单个行业也呈现出多层次、立体化的经营模式与发展空间，垂直差异进一步加大。一方面，有的文化产业本身就是某一强势产业的资本与价值延伸；另一方面，通过不同的运作手段。强大的文化产业可以兼并、开发新的产业。前者如2002年起才涉足文化产业的安徽省首批“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安美集团，其主业是房地产开发及其相关行业：后者如成立于2005年的安徽出版集团，现在已经形成了集图书、报刊、电子音像及网络、数字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印刷、复制、发行、物资供应与经营等业务于一体，兼营商品进出口、内贸、医药、房地产开发等新兴业务的大型文化产业集团。2010年还成功重组中国文联直属出版单位——中国文联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和中联影视中心，并就动漫产业发展与北京万方幸星数码科技公司达成合作协议，迈开了跨地区、跨行业发展的新步伐。一些文化产业如果不进行积极的创新发展，终归会在强势文化产业的发展、整合、兼并中遭市场淘汰。

差异化对于文化产业的影响有别于其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如电影、电视、图书、杂志、报纸以及唱片业，由于差异化而兴旺。”产品差异化会增强顾客对产品品牌的忠诚度，如果没有差异，一般顾客就会像对待稻谷、石头一样，不会关心由谁生产，只是在需要的时候购买即可。文化产业的创意会把顾客牢牢地吸引在身边，以报刊产业为例，有的报刊读者忠诚度非常高，有的却被读者弃之如敝履。就差异化而言，合肥报业市场上的《新安晚报》、《安徽商报》、《合肥晚报》、《江淮晨报》、《市场星报》(2010年5月由《安徽市场报》更名)，差异化就比较小。相较西安、成都、郑州、武汉发展水平相当的省会城市报业市场，合肥报业创意差异化不够，这可能是造成合肥没能出大报的因素之一。

4.行业进入壁垒逐步交由市场主导

近几年，国家与安徽省都颁布了相关的文化产业发展政策，有力促进了文化生产力的解放，也使文化产业市场逐渐活跃起来。行业进入壁垒交由市场主导将是发展趋势。

进入壁垒是文化产业新公司进入行业所遇到的障碍。规模经济(economiesofscale)意味着新的进入者要达到已有文化公司的水平，会比较困难；范围经济(economiesofscope)使已有的文化公司常具有多产品的经济形式，也会对新进入者造成影响。同时，如果已有的文化公司在稀缺原材料和其他资源上形成垄断，也会提高新公司的进入壁垒。

但是，从前述市场集中度分析可知，安徽文化产业仍处于自由竞争阶段，新的文化公司进入文化产业并未有大的壁垒障碍。特别是政府在公共政策和法律层面上，都极大地释放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公务员之家

(1)政策法律壁垒逐渐降低，文化产业逐步交由市场主导。文化产业是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的一个产业，其发展也受到一些制约。比如文化产业的核心构件出版传媒，以往管理部门比较多，准入条件非常高，这极大地限制了出版传媒产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近些年，国家颁布了《外资投资图书、报纸、期刊分销企业管理办法》等规定，对出版传媒行业牵涉文化安全较少的发行、印刷等领域放开。这一方面表明国家对开放出版传媒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解放了出版传媒业的文化生产力，促使整个行业快速发展。安徽省自2005年以来，先后下发《安徽省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意见》、《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安徽省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及《关于支持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等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在强调政府主导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开放的市场发展心态和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过去政府主导型文化产业模式，现在逐步变为政府政策引导、发展交由市场来决定的模式。这样。政府就有更多的精力来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满足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基础设施。

(2)文化产业资本壁垒逐步提高。以往文化产业往往是国家主管主办，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很多文化产业都步入快速发展的快车道，产业规模越来越大。对同质产业的兼并与收购也逐渐增多，在形成文化产业巨无霸的同时。新进入公司的资本壁垒被无形中提高。同时，现阶段正处于文化产业改革的转型过渡期，很多文化企业靠政府贴现或采购发展壮大，这在无形中也构成了新的文化公司进入的资本壁垒。比如现在文艺院团的改革，不仅投入不减，政府每年支出经费还在逐年增加。这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民间文艺团体的进入与发展。

二、文化产业的市场行为

市场行为是文化产业公司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为在市场上获得更大的抵御风险能力、更好的盈利能力和更强的竞争力而采取的各种战略行为。

1.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整体盈利能力。企业发展和市场成熟的一个标志是公司产品的多样化，文化产业的创意性特征更拓展了产业的外延范围。文化企业产品多样性不仅可以提升整体盈利能力，而且也可以提高企业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以传媒产业为例，其盈利来源就包括发行收入、广告收入、投资收入、品牌经营收入、资本运作收入等多个方面。安徽文化产业中已产生规模效应的文化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构建了较好的产业链。以报业为例，2005年安徽省报纸营业收入中，非主业收入达到1572.2万元(见图1)。相信随着对传媒产业品牌经营、资本运作等的重视，非主业收入会进一步大幅提高，从而使整体盈利能力得以提高。

2.产业资本不断壮大，经济实力越来越强。从整体上看，安徽文化产业年增加值都在30％以上，2008年达到260亿元，整个文化产业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成了典型的经济发展支柱产业(见图2)；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个体也得到较好发展

安徽新华发行、安徽出版集团、安徽日报、安徽电视台等一批实力强大的文化单位经过体制改革的洗礼，都释放出巨大的发展能力，经济实力不断提高。

3.集聚效应逐渐体现，规模经济效应凸显。文化产业集群是文化企业在地理上的相对集中，通过自发形成与政府规划，文化企业、文化产品供应商、服务商、相关产业、相关机构形成一个群体，分工协作，提高各个企业的竞争实力。安徽以合肥为中心，逐步形成皖南、皖中、皖北三大文化产业板块。比如合肥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合肥国家动漫和服务外包产业基地”，甫一交付就引来数家企业，刚交付的两栋楼已进入60多家动漫企业，仅刚起步的2009年就实现动漫产值1.5亿元，服务外包4亿元。

4.民营文化产业发展迅速，融资渠道广泛多元。安徽文化产业破除行业壁垒，降低了行业门槛，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进入，目前民营文化产业已经占全省文化产业总量的一半以上。安徽省20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民营文化企业占了17家。

三、文化产业的市场绩效

如果单纯从文化企业来看，利润当然是公司市场绩效的关键衡量标准。但以经济学视野考量，文化产业市场绩效的衡量远比此复杂。经济学从社会的角度并且从配置效率、利润率水平、生产效率、技术进步、公平、文化目标等多个维度进行衡量。当然，衡量文化产业市场绩效的最重要指标，是产业的利润率。按照经济学的观点，持续高额利润率的出现并不是在高度竞争性市场结构中的企业，而是存在于高垄断性市场结构中的垄断企业或者进行创新的企业。所以，要形成高额利润回报率，就要建造几艘文化航母，增强其综合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

2009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840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近10％，产业发展潜力很大。同年，宋城集团收入剧增、华谊兄弟成功上市，显示出文化产业这座“金矿”巨大的市场价值和吸引力。但是，安徽文化产业尚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产业发展更多依靠行政力量来推动，市场没能发挥最大作用，这就容易造成市场失灵。所以，在考察文化产业市场绩效的重要指标——利润率的同时，这一阶段更要关注文化产业的技术进步、资源配置和市场的规模结构等指标。

1.技术创新对文化产业的贡献程度越来越大，特别是一些依靠高科技的产业，比如动漫产业。文化产业想发展，必须要有创新、创意，这也是文化产业之所以也称“创意”产业的原因。安徽文化产业的同质化现象比较突出，要发展动漫，几个城市都一拥而上；要发展旅游，各地都争相投入……没有根据当地的文化、地理、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发展文化产业。其次，文化产业对人才的倚重远远大于其他行业，技术创新型人才甚至成为一个企业存亡发展的关键。第三，创新性管理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一环，如果一个文化产业没有创新性的管理模式，致使员工发生诸如“连跳”之类的事件，就不仅是不发展的事情了，还是害人害己之事。

2.资源的配置效率有所上升。资源的配置效率是文化产业的资源利用率，通常用资产收益率，也叫资产回报率(ROA)表示。安徽出版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时代出版，净资产收益率2007年至2009年分别达到了4.06、12.36、11.50(根据万点网络)。观察安徽其他几家大的文化产业，其资产收益率也都高于市场增长率，这说明文化产业的配置效率有所提高。

安徽范文篇5

我们主要活动地点应该算是中科大,它是我国内陆省份里少有的几所中国顶尖大学之一.经过前往合肥后30年的建设,科大现在已拥有东西两个校区,校内环境十分幽雅,尤其是其新建成的西校区,以十几层高的图书馆为中心,周围绿草如茵,绿树池塘错落有致,中间掩映这各个实验室,教学楼,学生公寓,颇具一流大学风范.

科大致属于中国科学院,虽说学校历史无法和一些百年老校相比,但她和中国科学技术的渊源却是其他学校无法比拟的.中国科学院的许多院士都曾在科大进行过领导和教学工作.与我们系一道,科大为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现在,科大承担着科学院许多基础项目和子项目,同时每年还为中科院输送大批研究生和博士生.

基础实验设施先进是科大的一大特点,仅以我们参观的"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为例:这个实验室占地10万平方米,由200MeV电子直线加速器,800MeV电子储存环,六条同步辐射光束线和六个试验站组成.这个实验室是80年代末开始兴建,90年代初完工并投入使用的,它不仅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在国际同步辐射领域也占有一席之地.完工实现来,这个实验的用户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科大的同学可以如此近的接触到本专业最前沿的进展和多个领域的交叉研究,其在科研能力上占的优势确实是其他学校不能比拟的.

超常儿童教育又是科大办学的一大特色.1978年,中科大创办的少年班开我国超常儿童高等教育之先河,而后至今的20几年了少年班已桃李满天下,少年班的学生基础扎实,综合素质高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在与科大少年班的老师同学座谈时我们更加感到了这一点.少年班的同学并不因为年纪小课程多就放弃其他能力的培养;相反,学校特别重视学生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等的培养.他们尤其重视情绪在学生学习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学校专门安排心理学方面的专家跟班进行调研,及时帮助学生克服困难.少年班的学生功课虽然比其他学生重,但各种活动却并不显少,各式各样的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学生们的兴趣广泛,思想开放又不乏深度.在座谈中,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这些大好几岁的师兄师姐却没有好好想过.

在中科院合肥分院的考察更是让我们这些以前很少接触尖端物理实验设备的人大开眼界.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是我们此行重点参观的一个研究所，该所主要从事等离子体物理。受控核聚变技术和相关技术的研究。其主要实验装置包括超导托卡马克装置，他又我国唱腔最高的20万高斯混合磁体和我国最大规模的低温液氦液氮系统。HT_7的作用主要是研究核聚变等相关理论。看这一个个经典的物理理论变成一组组实验仪器，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试验设备展示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喜悦心情溢于言表，我们终于看到了几年来学到的物理理论真正发挥了作用。这样的经历真是太好了，对于以前学的物理知识，我们更深入理解了一步。与等离子体物理所一道，中科院合肥分院的许多所都坐落在一个三面环水风景优美的小岛上。同志亲自为小岛题字"科学岛"。现在这个岛正越来越成为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瞩目的焦点，一批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在这里生根，发芽，结出累累硕果。

安徽范文篇6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应特别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近年来，安徽旅游产业的发展取得了飞速的发展，2015年安徽省旅游总收入4120.2亿元，增长20.4%，其中，旅游外汇收入22.6亿美元，增长23%，国内旅游收入3980.5亿元，增长20.3%。而支撑安徽旅游较快增长的资源要素正在逐步转换，旅游产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下行趋势，但本质是旅游产业结构问题。在过去10多年里，安徽旅游业发展相对不充分，旅游业发展只注重规模，不注重效率和质量。随着安徽省旅游产业比重提高，大量资源流入旅游业，如果不加快现代化步伐，就会导致安徽省劳动生产率的整体下降。要想改变这种情况，提高旅游业劳动生产率是必由之路。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新常态时期，笔者拟借鉴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影响因子和全国或区域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相关研究，以C-D生产函数为理论基础，运用索洛余值法从供给侧测算安徽省旅游产业增长的要素贡献，探讨要素贡献发展不平衡的内在原因，为安徽省旅游产业的高效持续增长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1,2]。

二、研究方法及指标数据

（一）索洛余值法模型

经济增长不仅需要资本的投入和劳动力的增加，科技进步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1957年，索洛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并建立了索洛模型。索洛剩余是指除劳动和资本投资贡献外，由综合要素生产率带来的产出的增长[3]。为了研究供给侧各要素对安徽省旅游产业增长的影响，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C-D生产函数的索洛剩余值法对安徽省旅游产业增长的要素贡献进行测算[4]。基本思路是采用产出增长率扣除要素的增长率后的残差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设总量生产函数为C-D生产函数：Y=AKαLβ（1）其中，Y为实际总产出，K为资本投入量，L为劳动投入量，α、β分别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和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为估计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α和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β，对方程（1）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有：ln（Y）=ln（A）+αln（K）+βln（L）（2）在规模收益不变的约束条件α+β=1下有：ln（Y/K）=ln（A）+αln（K/L）（3）估计出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α和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β后，带入下面方程可以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ΔA/A=ΔY/Y-αΔK/K-(1-α)ΔL/L（4）

（二）变量选择和数据处理

本文实证样本采用安徽省2006-2015年各市的旅游产业面板数据来计算索洛余值。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和《安徽省旅游统计公报》。具体数据处理如下：（1）总产出Y：表示旅游总收入，以2006年不变价为基期，其余所有年份都以这一基期进行调整。（2）资本投入K：旅游服务是城市旅游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因而选取了住宿业与餐饮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本投入要素指标，并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3）劳动投入L：由于目前相关统计年鉴并没有旅游从业人员的统计，最终选取了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作为替代。

三、安徽省旅游产业增长要素贡献分析

（一）数据测算分析

运用Eviews6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为：ln（Y/K）=1.6307+0.6279ln（K/L）R2=0.9653F=1340.69从拟合优度R2及F值可以看出，回归结果对变量的解释度约为96.53%，回归结果显著，并较好地通过自相关检验。将α=0.6279代入公式（3），计算安徽省2006-2015年的索洛余值。为了研究旅游产业供给侧各要素对安徽旅游产业增长的影响，本文将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劳动对经济的贡献率一同分析。安徽省旅游产业2010-2015年资本、劳动和索罗余值增长对总产出增长贡献率的结果如表1所示。

（二）数据测算分析

1.α=0.6279，β=0.3721，资本存量弹性系数是劳动投入弹性系数的1.687倍，资本投入对安徽省旅游产业增长的贡献显著高于劳动力投入的贡献。这与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一直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现状一致。劳动投入对安徽省旅游产业增长的贡献比较低，主要原因可能是安徽省旅游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偏低有关。2.资本贡献持续增长，是安徽省旅游产业增长的主要动力。2006-2015年，资本投入对旅游产业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62.54%，从2006年的61.45%增加到2015年的63.35%。资本投入是持续拉动旅游产业增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3.劳动贡献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6-2015年劳动投入对安徽省旅游产业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25.62%，从2006年的26.89%下降到2015年的25.20%。随着安徽省旅游产业的发展，旅游从业人员的不断增加，但劳动贡献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劳动力投入并没有成为带动旅游产业增长的动因。说明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涨，特别是对于劳动密集型的旅游业来讲，对安徽省旅游产业增长做出较大贡献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4.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相对较低，且增长率多年出现负值。2006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对安徽省旅游产业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仅为11.84%。其中2006-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不断提高，2009年以后总体呈下降趋势，近十年表现先出增加后减少的趋势。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最高，为12.60%，可能的原因是与2007年芜湖方特主题公园开业有关。由于安徽省旅游资源丰富，一直以来，安徽旅游产业增长对自然资源、土地、劳动力等一般生产要素的投入过度依赖，而知识、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投入相对匮乏，导致旅游产业增长主要依赖资本投入[5]。说明安徽省旅游发展方式还停留在粗放型阶段，技术附加值含量较低，全要素生产率有待提高，技术进步的空间巨大，发展方式转型势在必行。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2006-2015年推动安徽省旅游产业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是资本投入，其次是劳动力的投入，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相对较低。随着自然资源、劳动力、土地等要生产素价格的不断上涨，资本投入的边际效用逐渐降低，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过去主要依靠高投资驱动的旅游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培育旅游增长的新动力。总体来说，通过对安徽省旅游产业增长要素贡献分析，我们建议：

（一）注重安徽省旅游资源开发，发挥资源的后劲优势。在安徽省旅游产业增长的过程中，资本要素贡献率逐步提高，并没有达到旅游资源的最优配置。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充分利用安徽省丰富的旅游资源，通过优化之前大量的投入资本效率，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率。

（二）加大旅游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供需结构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凸显。安徽省在劳动力上有较大的数量优势，必须要创造条件吸引人才。周边南京、杭州、武汉等大城市的人才政策比较优越，为此，我们需要创造更为宽松环境吸引人才，加大服务业人力资本的开发力度和实施积极的人才引进策略。

（三）提升旅游产业的经济附加值，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驱动是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的内核动力[5]。要坚持创新发展的理念，在旅游开发中，全面推进旅游新产品、旅游新业态的创新，增长旅游产业的创新能力，进而提高旅游产业的经济附加值，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安徽省旅游产业增长的贡献，促进旅游产业的内生增长。在新常态下，保持安徽省旅游产业的持续增长任重道远。要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遇，通过旅游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培育旅游增长的新动力，与旅游需求侧动力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安徽省旅游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作者:薛献伟 吴大明 张明珠 单位: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周绍森．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0,(02)：34-39．

[2]李兵，王铮，李刚强．我国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9,(02)：196-201．

[3]罗伯特•M.索洛．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安徽范文篇7

摘要：通过对徽文化中有关音乐方面内容的阐述，提出在安徽省艺术教育中，加强对“微风皖韵”的介绍和学习，不但可以丰富艺术教育的内容，而且可以促进徽文化自身的传承与发展，进而提出在艺术教育中，必须重视本民族、本地区艺术形式的学习。同时也对“微风皖韵”如何进学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国家教育部2002年针对学校艺术教育相继了(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和(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年一2010年)》两个文件，强调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目前学校艺术教育基本上还处于探索阶段:除了缺乏相对稳定的课程体系，艺术教育师资缺乏，教学设施建设滞后，教学理论和实践无法紧密结合以外，笔者认为要想发展和完善学校艺术教育，还必须要重视开发和利用学校所在地域的各类艺术形式，将其作为学校艺术教育的重要教育资源加以利用。

笔者以为，安徽地区的学校在进行艺术教育的过程中，应该重视结合其深厚的徽文化底蕴，把本地丰富多彩的地方艺术形式作为艺术教育的重要资源。本文仅从音乐艺术教育的角度加以分析，以求抛砖引玉，求得大家商榷与指点。

一、源远流长的“徽风皖韵”

(一)“徽风皖韵”是一种文化

安徽历史文化悠久，是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安徽思想文化活跃，流派纷呈;艺术灿烂，绚丽多姿;文化遗产丰富，底蕴深厚，孕育了与敦煌学、藏学比肩而立，绚丽精深的徽学。因此，“徽风皖韵”中蕴藏了无数珍贵的文化宝藏，需要我们去挖掘、整理和传承。

(二)“徽风皖韵”中的音乐文化

1.安徽音乐—唱一首原汁原味地方民歌。安徽民间音乐植根于人民，表现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质朴天然。

安徽民间音乐有声乐和器乐两大门类，其中民歌是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民歌特点多样化:江南色彩区风格抒情优美，欢快活泼;皖西色彩区风格高亢燎亮;淮北色彩区，风格朴实粗犷;江淮色彩区混合色彩风格;皖东色彩区风格风趣幽默等。

2.安徽舞蹈—跳一曲“东方芭蕾”花鼓灯。安徽民间舞蹈风格特色大致可分为五个不同色彩区:淮北及淮河两岸的舞蹈风格粗犷炽热;皖西山区舞蹈风格明快;安庆及长江两岸舞蹈风格秀丽文静;江南地区舞蹈风格古老刚健;皖东南地区舞蹈风格柔美。代表性的安徽民间舞蹈有花鼓灯、滩舞、巫舞、龙舞、狮舞等。花鼓灯在全省流行区域最广、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在汉民族舞蹈中占有重要地位。

3.安徽曲艺—听一段“土掉渣”的安徽大鼓。安徽大鼓是遍及全省的大曲种。淮北地区流行的曲种有太和清音、毫州清音、四句推子、颖河溜等。江淮之间流行着白曲;六安地区有四弦书;马鞍山、芜湖等地则有梨簧调等。

4.安徽戏曲—演一出韵味十足的黄梅戏。黄梅戏是安徽省地方戏曲的代表剧种。黄梅戏以抒情见长，韵味丰富、优美、动听，唱腔如行云流水，委婉清新、细腻动人，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且通俗易懂，易于普及，深受各地人民群众的喜爱。《天仙配》、《女骑马》等优秀作品，无疑是艺术宝库中的精品。

安徽省境内的各学校，应该充分利用当地的各种艺术表演形式，积极开展艺术教育活动。加强对学生传统文化和古典美学的教育、熏陶和培养，让年轻人重新认识民族传统艺术的美，为把安徽建设成为文化强省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徽风皖韵”是安徽省学校艺术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丰富了学校艺术教育的内容

我国地大物博，各地区各民族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音乐文化资源，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无疑可极大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因此，将各地区的民间音乐、戏曲、曲艺等不同程度地纳人学生学习的范畴，既能丰富艺术教育的内容，又能使学生在欣赏的基础上对地方音乐文化产生兴趣。

(二)打破了原有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

nbsp;传统的单纯的课堂讲授难免会让学生感觉枯燥，而如果把课堂移到学校之外，让学生亲临其境，活生生地接触、感受到种种艺术形式，无疑会给学生带来更为强烈的视觉、听觉的冲击，以及更为直观、感性的了解。“生活现场即课堂”，这就是亲身感受当地的艺术形式的另外一种教学模式。由此，再加上教师结合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学生学习效果必然呈现多元化，使学生再听课时感到更具体、更直观、更有兴趣、记忆得更加深刻。

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邀请专家、学者进校讲座以及邀请民间老艺人、民间演出团体进校为学生表演等形式，可以使得教学手段更加灵活，教学模式更加多样，艺术教育的效果自然也就显现出来。

三、学校艺术教育是传承“徽风皖韵”的载体

(一)有利于促进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艺术教育是人类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而对于我国优秀传统文了各一一徽文化的传承来说，艺术教育更是具有不可脱卸的责任。不仅如此，艺术教育还能增进学生对相关地域文化的了解。对于本地学生来说，学习家乡的本土音乐，会使他们更了解和热爱家乡。艺术教育不仅要带给学生以美的享受，更要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走进这些传统艺术形式，深刻发掘作品的文化内涵，从而树立起忧患意识和保护意识，能为我国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二)有利于在多元文化教育背景下，弘扬民族文化

“徽风皖韵”作为安徽省的本土艺术资源是我国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在学校艺术教育中强调对本土艺术资源的开发利用，在本质上应该是对当今全球化进程以及多元文化教育背景的一种回应。

教育部《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中明确指出，艺术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在于“使学生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艺术文化传统和外国的优秀艺术成果，提高文化艺术素养，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树立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然而据笔者对好几所学校学生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的学生对本民族、本地区艺术形式了解不多或不了解;89.2%的学生对本民族的舞蹈或其他艺术形式会一点或一点不会;甚至有近20%的学生认为这些艺术已经过时了或虽然很美，但不够吸引自己。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学生的民族审美主体意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因此，在多元文化教育背景下的今天，学校艺术教育课程强调对本土艺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但能够很好地弥补学生民族审美主体意识的“缺失”，更能强化我们民族艺术文化的主体意识，无疑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四、传承“徽风皖韵”的实施构想

(一)统一认识，加大投入

各级领导要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艺术教育是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如此才会不断提高教育经费的投人，加大艺术教育经费比例，进一步加快艺术教育的发展水平，保证艺术教育的顺利、有效进行。

(二)因地制宜，取长补短

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充分挖掘其艺术内涵来丰富艺术教育的内容。学校应积极寻求政府支持，与地方部门配合，并和地方文化局、歌舞团、群众艺术馆等相关单位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可以在学校艺术节期间或重要节假日时，邀请当地民间艺术团体到校内进行演出等，以此来帮助学生更好的了解地方艺术形式。这样以来，学生在风格特征、韵味特点上不断地学习熏陶、模仿，会逐步形成这些民间音乐演唱、演奏的良性循环。既能扩大学生的文化视野，又对民族音乐的文化传承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培训师资，广邀名师

当前各学校的艺术教育师资，主要由各学校音乐教师任教。这就必然存在一些需要面对的问题:一，如何针对非音乐专业学生的特点进行音乐教育;二，专业性较强的音乐学科教师，如何在提高自身专业能力的基础上，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不断丰富相关领域的学习，提高教好公共艺术课的能力;三，是否可以培养一些在职的有艺术专长的非艺术学科的教师兼任;四，如何针对艺术教育师资进行师资培训，即为艺术教师的发展创造“走出去”的机会，拓宽其视野，从而不断提高本校艺术师资队伍水平。

此外，可以采取专兼结合，面向社会灵活聘任艺术教育师资的方式，广邀名师，即“请进来”的办法。比如:聘请一些专家、学者做短期讲学、示范课观摩等;聘请民间艺人担任艺术指导教师等，这些都有利于本校艺术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

(四)学生组团，自编自演

学校学生社团是以高校的专业性、学术性为背景，依据学生共同的生活理念、业余爱好、专业兴趣、学术观点或其他方面的共同追求而自发结成的学生组织。学校学生社团活动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在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引导学生适应社会、促进学生成才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各学校可以根据本学校开设艺术教育的课程内容，同时在学校内成立各种协会和社团，如学生艺术团、戏曲爱好者协会等等。各艺术社团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点，开展一些艺术活动，如戏曲爱好者协会可以自排自演一些经典的传统曲目，甚至有条件的社团可以自己创编一些具有戏曲风味的短剧，可以聘请一些社会团体的专业演员进行一定的指导等。学校艺术社团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化，不但能活跃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同时也能为学生提供艺术表演与艺术创造的空间，并且有利于提升学校艺术文化品位，促进学校艺术教育质量的提高。

安徽范文篇8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一项重大的奋斗目标，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消除贫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俨然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阻碍。为此，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庄严承诺：“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以此拉开了全国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役。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可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目前关于精准扶贫方面的研究众多，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地区和不同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对其进行帮扶的一个过程，整个过程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四个方面，精准识别是基础，精准帮扶是关键，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是保证。精准识别，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识别出贫困人口和主要致贫原因等具体信息，主要包括农户申请、民主评议、公示公告和信息录入等程序。自Riskin于1996年提出扶贫资金集中于贫困县会加大资金被挪用的风险以来，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以县为主的扶贫政策广受诟病，而后王春华（2006）通过研究发现：以县为瞄准单位的扶贫机制使得扶贫资金漏出严重，扶贫项目于扶贫目标的不一致使得贫困人口很少得到资金的帮扶，为此，广东省率先在扶贫工作中实行“双到”工作，即规划到户，责任到人，进而推广到全国，使得精准识别微观到农户。精准帮扶，就是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根据贫困户的主要致贫原因，有针对性地落实帮扶措施和帮扶责任人。顾仲阳（2014）、张笑芸（2014）指出我国的扶贫工作定位不准，针对性不强，扶贫资源指向不清，扶贫不能只是“撒撒胡椒粉”，邢成举（2013）认为，为了制定有效的扶贫策略，必须重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之间的差异性，而后学者开始注重研究其差异性，并根据差异性进行扶贫资金和项目的瞄准，如罗江月（2014）根据不同贫困个体之间的差异性，总结了四种针对性的扶贫方法：个体需求评估法、指标瞄准法、自我瞄准法、以社区为基础的瞄准法，邓维杰（2013）则通过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将贫困村分为资源可用型、资源不可用型和无资源型三类，进而分而对之，采取符合当地或个体状况的有效措施实施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即信息的管理，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信息的动态管理，建立信息网络系统，实时更新。然而在实际工作中，精准扶贫渐渐演变成了“精准填表”，由于贫困农户学历水平普遍较低，对于表格上的经济学名词往往难以理解，更别提完整正确的填完，以安徽省为例，仅2016年一年时间，贫困户的信息统计就进行5次以上，极大地浪费了时间与精力，致使帮扶责任人和驻村工作队进入贫困户家中，仅仅只是为了填表。精准考核，就是政府对精准扶贫效果的量化考核，并以此对相关人员奖优罚劣。陈前恒（2011）通过研究发现村干部的治理机制会大大影响扶贫的效果，因此建立有效的考核机制，有利于提高精准扶贫的效率。通过梳理以上文献后发现，目前学者的研究还多停留在理论的探讨上，而缺乏大量实地调研下的数据支撑，针对这个问题，笔者先后多次赴安徽、甘肃、宁夏等省份进行实地调研，并以安徽省为视角，组织10只队伍下乡调研，前往安徽省10个县进行问卷调查收集最真实的数据，以此来考察安徽省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存在的实践困境，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路径。

2研究区概况

安徽省地跨长江与淮河流域，是著名的农业大省，同时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也居国家前列，截至2015年年底，全省仍有20个国家贫困县与308万多的贫困人口，位列全国第8位。不可否认，安徽省自2011年实施新一轮扶贫攻坚以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了显著成果（如表1），2011～2015年，安徽省贫困人口连续下降，五年间共下降60.92%，同时贫困发生率由14.7%下降到5.72%，共下降61.09%，扶贫攻坚效果显著。然而，当前安徽省贫困人口依然众多，大量分布在经济发展较缓慢的地区，且当地人口文化水平低，据统计，贫困人口中初中以下学历所占的比例超过88.59%，致使贫困程度深，发展能力弱等问题同样也比较突出，扶贫攻坚任务依旧任重道远。此次调研的10个县，包括阜南县、颍上县、萧县、灵璧县、蒙城县、怀远县、凤阳县、肥东县、岳西县和金寨县，每个地区都进行入户调研，最终分别收集到54、52、51、50、53、52、51、55、54、50份有效问卷，共522份。10个县的总体状况如表2，可以看出，贫困人口数和贫困发生率与各地区的人均GDP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截至2016年初，安徽省整体的贫困发生率为5.72%，所调研地区的平均贫困发生率为7.5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属于全省贫困地区的“重灾区”，因而，研究这些地区的精准扶贫实施情况，并因地制宜的提出政策建议，对安徽省的脱贫攻坚战役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另外，在致贫原因方面，呈现出致贫原因多元，但主要致贫原因单一的特征，以实际调研的522户农户的总体情况来看，如表3，总体来看，致贫原因趋于多样化，包括因病、因残、因灾、缺土地、缺技术、缺资金等原因，但主要致贫原因单一，522户贫困户中因病残致贫的有359户，占比68.77%，病残成为贫困的最直接原因。

3精准扶贫实践困境

3.1精准识别

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基础，其实践困境主要在于贫困户参与度不高和识别的精准度。精准识别包括农户申请、申请评议、公示公告和信息录入等程序，在实际调研过程中发现，贫困户在整个程序中参与度不高，包括民主评议会与公示信息，被问及相关问题时，都表示不清楚。如被问及诸如“您知道村里对贫困户申请的民主评议会都怎么评选吗？”、“您知道村里对申请上的贫困户都进行公示了吗？”、“您还知道村里有哪些贫困户吗？”之类的问题时，相应的回答基本都是不清楚，或者只是说出零零散散的信息，甚至还有一部分贫困户根本不知道建档立卡的事，整体表现出参与热情不高。在识别的精准度上也有待提高，安徽省经过首次的建档立卡和建档立卡回头看后，申请上的贫困户基本是符合贫困标准的，即没达到人均纯收入条件和“两不愁、三保障”条件（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然而在实际调研中发现，依然存在“漏网之鱼”，按照安徽省扶贫办的要求，有如下几类人不符合精准识别条件：家庭成员中有国家工作人员或现任村干部；当年购买大型农机具的家庭；购买轿车或商品房的家庭。虽然这种情况不多，但依然小比率存在，精准扶贫贵在精准，说“要真扶贫，扶真贫”，精准扶贫就要做到“精准”和“真”，因此，要杜绝这些现象，提高精准识别的精确度。

3.2精准帮扶

作为精准扶贫的最关键的一环，同样存在诸多实践困境，调研中发现，一方面，有部分贫困户反映未获得任何帮扶措施，另一方面，帮扶责任人和帮扶措施的落实方面，针对性有所缺乏。如表4，部分贫困户反映，驻村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的到访，只是为了了解相关信息或者填表，而自身并未获得任何帮扶措施，他们甚至不知道有哪些帮扶措施。在帮扶责任人和帮扶措施的落实方面，差异性对待不够。调研中发现，帮扶责任人以村干部和国家公务人员（如教师、医生、警察等）居多，然而在分配方面却是随机的，因病残致贫的贫困户分配一个老师作为帮扶责任人，因学致贫的贫困户却分配一个警察作为帮扶责任人，针对性较差。在帮扶措施方面，以医疗救助和“两免一补”小额贷款为例，因病致贫的有310户，获得医疗救助的仅仅104户，占33.55%，因缺资金致贫的有27户，然而没有一户获得“两免一补”小额贷款的帮扶，帮扶措施缺乏针对性。贫困同样的医疗报销不算在内。

3.3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

为了保证精准扶贫能有效实施，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不可或缺。精准管理，不是“精准填表”，扶贫，不能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信息的收集上，信息的统计只是为了更好地看出差距、发现变化、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然而实践中，一方面，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扶贫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信息的统计、数据的录入这些环节，另一方面，资料管理混乱，很多资料存在缺失。就拿扶贫手册这一块来说，内容缺失不全、错误信息太多等问题比比皆是。这势必会给精准扶贫的成效打了折扣。精准考核。驻村工作队的工作人员，都是奋斗在脱贫攻坚一线的人员，是政策和措施落实的关键一环。一方面，如果没有好的惩罚机制，脱贫攻坚势必寸步难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相应的鼓励机制，势必也激发不起工作人员的热情与积极性。然而如今许多地区，关于扶贫工作人员的惩罚措施不少，却还没有制定出扶贫工作人员的鼓励措施，多惩戒而乏激励，这必然会阻碍精准扶贫的有效实施。

3.4其他方面

一是扶贫资金有限。以蒙城县为例，2016年，蒙城县共预算安排扶贫专项资金1350万元，全年计划拨付2500万元，用于贫困村产业发展项目，而全县贫困人口57400人，那么1350万元的扶贫专项资金，作用有限。二是“造血”措施偏少且缺乏宣传。金融扶贫、就业扶贫、社会扶贫、产业扶贫是激发贫困对象自我发展内生动力与活力的重要举措，是实现扶贫从“输血”到“造血”的重要转变。然而，贫困户对金融扶贫措施所知甚少，甚至从未耳闻，连一线的帮扶人员，对“两免一补”小额贷款都说不出具体的条件、申请方式、还款方式、金额限制等信息；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社会扶贫更是缺乏，仅仅只有少数贫困户可以享受到。如果贫困户的脱贫大多依靠政府的转移性支付这样的“输血”措施，脱贫必然缺乏稳定性，容易返贫。三是村民文化素质较低，培训力度较弱。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对个人的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即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越高，其个人收入就相应越高。因此，村民较低的文化素质不仅造成了自身这一代的经济贫困，而且导致了子代遭遇“马太效应”，陷入经济贫困的恶性循环陷阱，这极不利于阻止代际收入不平等的传递，严重损害社会的公平正义。

4解决路径

4.1加大宣传，强化监督

贫困户的参与热情不高，无非是因为对精准扶贫各项政策的不了解，对能享受到的各种优惠的不了解，为此，需要多加宣传。除了传统的电视、广播外，最重要的是要发挥驻村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的作用，在对贫困户进行访问时，要多向他们介绍最新的政策，以及如何享有这些政策，做到当面宣传，这样会提高贫困户的参与度。对于极少部分的识别不准问题，要强化监督，坚决做到“精准”和“真实”，提高政府的形象，为此，可以另外成立监督队伍，或者开办举报窗口，切实解决精准识别问题，维护公平正义。

4.2精准帮扶

按照贫困户的致贫原因进行分类，按类别分配帮扶责任人，如因病残致贫的家庭，可以分配医生作为其帮扶责任人，因学致贫的家庭分配老师等。另外，大力实施安徽省制定的健康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产业扶贫等扶贫项目，有针对性地进行匹配帮扶：病残致贫—健康扶贫；因学致贫—教育扶贫；缺资金致贫—金融扶贫；缺土地致贫—产业扶贫。

4.3奖惩共进，奖优罚劣

为了保证精准扶贫的有效实施，提高脱贫攻坚一线人员的工作热情，必须尽快完善详细的奖惩机制。工作效果达不到预期的标准，的确应该惩罚，然而如果工作认真的干部，即使工作成效再高也得不到应有的激励或提拔，长久下去必然会导致其工作热情下降，因此，应尽快建立扶贫人员的鼓励机制。

4.4“造血”为主，“输血”为辅

贫困户的脱贫，如果仅仅依靠政府的转移性支付，一方面会给政府财政带来极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亦造成容易返贫的现象。因此，像“智力扶贫”、“社会兜底扶贫”这样的“输血”工程应作为辅助工程，而把“产业扶贫”、“就业扶贫”、“金融扶贫”、“社会扶贫”这样的“造血”工程作为主要扶贫工程，如用“社会扶贫工程”吸引资金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用“产业扶贫工程”、“就业扶贫工程”提供就业，用“金融扶贫工程”给有技术有能力而缺资金的人提供资金进行创业。

作者:张成松 丁晓云 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05）：157-163.

[2]刘胜林，王雨林，庄天慧.基于文献研究法的精准扶贫综述[J].江西农业学报，2015（12）：132-136.

[3]王春华，王日旭.农村扶贫资金目标瞄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农村经济，2006（03）：60-62.

[4]王和顺.广东省精准扶贫经验及对我区的启示[J].北方经济，2014（11）：64-65.

[5]顾仲阳.精准扶贫，不撒胡椒面[J].农村.农业.农民（B版），2014（03）：6-7.

[6]张笑芸，唐燕.创新扶贫方式，实现精准扶贫[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4（09）：1118-1119+1081.

[7]邢成举，李小云.精英俘获与财政扶贫项目目标偏离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09）：109-113.

[8]罗江月，唐丽霞.扶贫瞄准方法与反思的国际研究成果[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4）：10-17.

[9]邓维杰.贫困村分类与针对性扶贫开发[J].农村经济，2013（05）：42-44.

安徽范文篇9

劳动合同书

（全日制用工使用）

（示范文本）

甲方：

乙方：

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制

签约须知

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保证向对方提供的与签订、履行劳动合同相关的各项信息真实有效。

2、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3、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

（二）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

（三）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

4、除约定服务期和竞业限制两种情形之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

甲方（用人单位）名称

住所

劳动用工登记证编号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乙方(劳动者)姓名性别

出生年月文化程度

户籍所在地身份证号码

现居住地址

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签订本合同。

一、劳动合同期限

第一条合同期限采取下列第种形式：

1、固定期限。合同期自年月日起，至年

月日止。其中，试用期自年月日起，至

年月日止。

2、无固定期限。合同期自年月日起。其中，试用期自

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3、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本合同自年月日起，至工作任务完成时终止。其完成的标志是。

二、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第二条乙方同意根据甲方生产（工作）需要，从事岗位（工种）工作，乙方工作地点在。

第三条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按时完成规定的工作数量，达到规定的标准。

三、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第四条乙方所在的岗位实行下列第种工时制。

1、标准工时工作制。乙方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每周不超过四十小时。

2、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在综合计算工时周期内，平均日工作时间和平均周工作时间不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

3、不定时工作制。

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不定时工作制的，须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

第五条甲方因工作需要，经与工会和乙方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乙方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第六条甲方保证乙方在合同期内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各项休息休假权利。

三、劳动报酬

第七条甲方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根据本单位经济效益和生产经营特点等情况，制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制度。甲方应按照本单位的工资分配制度，结合乙方所在岗位及技能水平、劳动成果等情况，确定乙方的工资水平。

第八条乙方在试用期工资为元/月。

乙方试用期满后，甲方应根据本单位的工资分配制度，确定乙方实行下列第

种工资形式：

1、计时工资。乙方工资标准为元/月，绩效工资（奖金）等按照甲方的工资分配制度和乙方实际劳动贡献确定。

2、计件工资。甲方应制定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标准，计件单价为元。

3、其他形式。

第九条甲方应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乙方的劳动报酬，每月日为发薪日。

第十条本合同期限内，乙方的工资调整按照甲方的工资分配制度或本单位《集体合同》确定。

第十一条甲方安排乙方延长工作时间或在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工作的，应依法安排乙方补休或支付加班加点工资。

四、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

第十二条在合同期限内，甲乙双方必须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其中依法应由乙方缴纳的部分，由甲方从乙方工资报酬中代扣代缴。

第十三条乙方患职业病或因工负伤有关待遇，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乙方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有关待遇，按照国家、省和本单位《集体合同》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乙方因工死亡及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有关待遇，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乙方其他福利待遇，按照国家、省和本单位《集体合同》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及职业危害

第十七条甲方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岗位，应当向乙方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并对乙方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防止在劳动过程中发生事故，减少职业危害。

第十八条甲方应严格执行国家和省有关劳动安全、劳动保护、职业卫生等规定，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保障乙方的安全和健康。

第十九条乙方在劳动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乙方对甲方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

第二十条甲方按照国家关于女职工、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规定，对乙方提供保护。甲方安排乙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应定期对乙方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六、劳动合同的履行与变更

第二十一条甲乙双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依法、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第二十二条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合同约定的内容，并以书面形式确定。

七、劳动合同的解除与终止

第二十三条甲乙双方解除、终止本合同及支付经济补偿金，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甲方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应当向乙方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乙方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

乙方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甲方依照本劳动合同有关规定应当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的，在甲乙双方办理工作交接时支付。

八、争议处理

第二十五条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劳动争议，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

九、其他事项

第二十六条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七条本合同期内，乙方居住地址、联系电话及通信地址等事项发生变化，应及时告知甲方。

第二十八条本合同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在合同期内，如本合同内容与国家、省有关新规定相悖的，按新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第三十条本合同是确立劳动关系及处理劳动争议的依据，甲乙双方应妥善保管。

甲方（公章）乙方（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

（签章）

年月日年月日

劳动合同变更栏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对______年_____月______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内容作以下变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盖章）乙方（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

（签章）

年月日年月日

劳动合同续订栏

甲、乙双方原订劳动合同已于____年___月____日期满，经双方协商同意续订合同。

合同期限采取下列第种形式：

1、固定期限。合同期自年月日起，至年

月日止。

2、无固定期限。合同期自年月日起。

3、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本合同自年月日起，至

工作任务完成时终止。其完成的标志是。

双方约定其它内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公章）乙方（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

安徽范文篇10

一个简单的制度经济学模型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种经济资源，它可以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一方面制度使人类的经济交换行为在一系列共享的社会规范制约下成为稳定的和可预期的，从而减少了因非规范经济行为中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制度作为一种交易各方共享的社会规范，促进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它使经济行为变成一种超越个体的集体行动，由此形成的规模经济和外部效果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制度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交易各方共享的社会模式。但是，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迁——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新制度的供给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反动的”；变迁可能是自发的——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也可能是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我国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就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

在制度变迁中，参与变迁路径选择的社会力量形形色色。为了分析这“形形色色”与“路径选择”的关系，必须对这“形形色色”进行理论抽象，建立起简单的分析模型，这是经济学的惯用手法。现有文献提供的分析模型大约有两种，一种是决策模型，另一种是博弈模型，我们选择后者。在博弈模型中，参与制度变迁博弈的各种社会力量被概括为国家（治国者或执政者）、官员和公民，三方从各自的目标函数出发，都企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制度变迁方向和路径的影响力，制度变迁的结果就是三方博弈均衡的结果。博弈模型的结构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1）三方的基本关系。国家是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公民是公共产品的需求者，官员是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公民通过纳税“购买”国家的公共产品，二者形成供求关系；国家又把生产公共产品的责任委托给官员，二者形成委托关系；官员负责把公共产品“销售”给公民，二者形成直接“买卖”关系。三方的这种经济关系构成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也是一个国家政治系统的基础。

（2）三方有各自的目标函数。国家或治国者的目标函数是追求它的统治义理性的最大化，所谓义理性，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它“是‘符合命令——服从关系’的相应态度存在以及由此引发出与之相符的实际行为和二者相关程度的可能性”。通俗地说，治国者关心的是长治久安，尽可能持久而稳定地维持其政权的存在，尽可能扩大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所以，国家一方面希望通过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和减少官员“生产”、“销售”公共产品过程中的“舞弊”行为以争取公民的拥护，另一方面，又得小心翼翼地呵护官员的利益，以尽可能多地取得官员的支持。公民则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他们一方面追求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又总是希望他们为此而付出的成本越小越好，即以最小的纳税义务换取最多、最美的公共产品。而官员们一方面希望国家不断扩大公共产品生产规模，以使他们的业务和寻利机会同时增加，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国家因超量生产公共产品而导致最终“破产”，致使他们失去“饭碗”。

（3）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是三方博弈均衡的结果。在制度变迁中，三方都必然要从自己的目标函数出发，各自考虑自己的利益，制度变迁又往往使三方的利益有得有失，这就决定着三方必然要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讨价还价，最后的各方妥协就是博弈均衡的结果。在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中，这种博弈依然存在，所不同的是，这时的博弈表现为国家与他方的主动结盟或合作；要使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最后成功，国家就要与公民、官员结盟，共同推动制度变迁，但由于三方利益不能完全相容，国家要想同时与另两方结盟，那是困难的；最好的选择是，国家在与官员、公民中的某一方结盟时，兼顾第三方的利益或给第三方较好的预期或承诺。

在进行制度变迁分析中，不论是采用决策模型，还是采用博弈模型，有一点结论二者是一致的，那就是，二者都承认，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人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回头留恋张望”——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是指制度变迁一旦在自我增强机制下选择了一条路径，它就会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也就是说，一次或偶然的机会会导致一种解决方法，而一旦这种方法流行起来，它会导致这种方法进入一定的轨迹。在实践中，人们看到的“路径依赖”现象会产生正反两个截然不同的效果，如果初始选择了正确路径，制度变迁就会在自我增强机制的作用下，使报酬递增普遍发生，经济、政治制度变迁会沿着初始选择的正确路径，进入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中，不断优化；这就好比中国人民在建国初正确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而在此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使各项事业全面蒸蒸日上。但是，如果那种路径依赖是“回头留恋张望”式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就意味着，制度变迁总是摆脱不了旧体制的惯性约束，从而使“路径依赖”成为制度变迁的障碍。人们常说的“路径依赖”主要是指这后一种情况。

要保证制度变迁的最后成功，不仅要克服“路径依赖”产生的不利影响，而且必须使制度变迁的成本有有效的分摊、偿付途径。制度变迁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人们期望取代旧制度的新制度更有效率，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多的预期收益，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任何收益的实现都是要付出与其相对应的成本的，“没有免费的午餐”，制度变迁也是这样。需求诱导性制度变迁其变迁成本分摊、偿付往往是后移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轰轰烈烈，是因为革命者预期他们为“革命”做出的“牺牲”能够以“革命”胜利后的“幸福”抵偿，如果他们预期“革命”胜利后他们还要过“牛马不如的生活”，那么“革命”动力——诱导制度变迁的需求也就消失了，“革命”也就不可能发生。强制性制度变迁（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其变迁成本的分摊、偿付或者由“强制者”独立承担，或者后移，或者向外转移，如果没有给出制度变迁成本的明确分摊、偿付途径，那么，“强制者”就必然会遭到越来越多“被强制者”的抵制和反对，强制性制度变迁最终也就必将夭折！

正在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就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国家主导的制度变迁），在这制度变迁中，国家、公民（农民）、官员（主要是乡镇干部）的三方博弈正在僵持，路径依赖也有较强烈的表现，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无所出处已成为关系到税费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从税费改革中扩大了的“逼税效应”那里找到它们的影子！

税费改革中的“逼税效应”

县、乡（镇）财税工作上表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税收任务逐级分解、下压，并把这种任务涂上浓厚的政治色彩，每年税收任务的完成都要求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负总责、亲自抓，“一票否决”、“不交票子就交帽子”（完不成税收任务则乡镇一把手就有丢官的危险），这通常是县委书记、县长对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在财税工作上的通俗命令和“基本要求”；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则在无可奈何的表情下毫不犹豫地把这种压力转嫁给其辖下的乡镇干部和村委干部。农村基层干部把县、乡（镇）财税工作中的这种现象戏称为“逼税”，县逼乡（镇），乡（镇）逼村，年复一年。

本以为农村税费改革后，县、乡（镇）财税工作将会旧貌换新颜；出我意料的是，农村税费改革后“逼税”更猖獗。2003年8月，我在安徽农村调研期间发现，农村税费改革后，“逼税”不仅使乡镇已有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又在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衍生出新的矛盾。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单兵突进，财政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税费改革在原有的财政体制框架内运行，“逼税”的动因依然存在；于是，县委书记、县长们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给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们的命令又有了新的“说法”——“完成税收任务的办法我不管，税费改革的政策也不能违背，但分给你们的税收任务一定要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们就各显神通了；其结果是，农村税费改革不仅没有使“逼税效应”得到抑制，而且还使“逼税效应”乘税费改革的东风扩大了外延。具体地说，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的“逼税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逼税”使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走了样。要了解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是怎样走样的，你就必须要知道县、乡（镇）财税工作的实际操作——可不是你所知的理论规则。先讲县，县里的税收预算可不是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他们通常采用“以支定收”的办法，就是先“根据需要”匡算出今年的财政支出规模，然后根据这个财政支出规模确定今年的税收任务，并把这个任务分解到各部门、各乡镇，限期完成。各乡镇政府接受农业税税收任务后发现，如果“据实征收”是完不成任务的，于是各乡镇领导就琢磨起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来——因为县委书记要求税费改革政策不能违背；结果他们发现，根据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规定，农户应纳农业税税额等于计税面积、常年产量、计税价格三因素的乘积，而计税面积是根据二轮承包定下来的“死数”，计税价格是省里统一确定的，唯一可以由他们“因地制宜”的就是常年产量了。为了确保农业税税收任务的完成，乡镇干部们灵机一动想出了“反推倒算”的办法，他们先以本乡镇农业税任务数除以辖区内计税面积得出亩均应摊税额，再以亩均应摊税额除以计税价格，从而反推出“常年产量”，为了留有余地，他们还要把这个反推出的“常年产量”“适当”上浮后作为最后的执行标准，结果各乡镇制定的“常年产量”无一例外地呈现出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在我所调研的安徽某县，各乡镇制定的“常年产量”，最高的每亩960公斤，最低的每亩820公斤，而该县农民们的实际产量往往在每亩500公斤上下；显然，如此一来，常年产量失去了它“正常年景下平均产量”的本来意义，农民们当然就不满了。尽管如此，各乡镇总还有10—15%左右的农户农业税收不上来，怎么办呢？在“逼税”压力下，乡镇干部们又想出了“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好办法”；他们发现，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税政策性强、“不好操作”，而农林特产税的“弹性”就大得多（安徽税费改革后的前三年农林特产税没有取消），于是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加大了农林特产税的征收力度；在我所调研的一个平畈乡镇，农林特产几近于零，而其征收的农林特产税却从税费改革前1999年的97万元增加到税费改革后2000年的103万元；农林特产税在承担起乡镇“补洞职能”的同时演化为“人头税”了。

其二，“逼税”使乡（镇）、村两级出现了“税务”促“债务”的怪现象。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乡（镇）、村两级债务居高不下，这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税费改革继续推进和农村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而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后“逼税”在继续，使这一潜在威胁正在逐步表面化。在当今农村，乡镇政府不仅要不折不扣地完成涉农税收任务，而且也要对辖区内国税、地税的征管负总责，同样是“一票否决”没商量，税务所（局）只是“技术性办事机构”；有税收征管权的税务干部没有必须完成的税收任务，而没有税收征管权的乡镇政府干部却要战斗在税收征管的第一线。县里为了强化这种“中国特色”的税收征管体制，通常都要对乡镇政府采取“激励措施”，在“分灶吃饭”的前提下，县里把自己的“以支定收”颠倒成“以收定支”，作为对乡镇政府的硬性约束；所谓“以收定支”，就是以各乡镇税收任务完成情况来核拔乡镇财政可用资金；比如某乡（镇）在规定期限内少完成税收任务2万元，则县财政就扣减该乡（镇）财政可用资金2万元，甚至还要附加处罚；如果这个乡（镇）是需要吃转移支付的穷乡（镇），那就要从其应得转移支付中扣减。在这种压力下，乡镇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向村里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就举债垫交县里的税收任务，同时村里迫于压力也举债垫交乡镇的税收任务。在我所调研的一个村，我“惊喜”地发现，虽然该村的债务规模不小，但其债务和债权却基本持平；它的债务基本上就是为按期完成税收任务而进行的举债，而它的债权就是那些应收上来但未收上来、甚至永远也收不上来的农户拖欠税款。除此而外，县里往往还不切实际地要求乡镇政府在完成税收任务时，要“按月均衡入库”，而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不到夏收或秋收时农户往往无钱交税，乡镇政府为了达到“按月均衡入库”的要求，就不得不举债垫交，这样，时差又使乡镇政府增加了利息支出。凡此种种的最后结果就是，“税务”促使乡（镇）、村两级别无选择地增加“债务”。当学者们在处心积虑地研究如何化解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镇）、村债务危机时，恐怕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乡（镇）还是那乡（镇），那村还是村，那债已不是那债，而那“税”却就是那“债”。

其三，“逼税”增加征税成本，越逼问题越多，形成恶性循环。在我所调研的农村地区，农村税费改革后，各乡镇党委、政府为了在政治上与上级党委保持一致——对于乡镇党委来说农村税费改革是上级党委交给的“政治任务”，实现上级提出的“坐征”（就是由农户主动到纳税点交税而不是干部上门收税）目标，同时确保税收任务的完成；各乡镇政府不得不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宣传动员的规模越大，则乡镇政府的业务开支也就越大；不仅如此，各乡镇政府还普遍采取了“激励措施”，对按期或提前完成农业税“坐征”任务的村按税收收入5%左右的比例给予奖励，对在规定期限前主动到纳税点交税的农户按其应纳税款的2%进行实物奖励——发放纪念品；同时组织人力在各村设“坐征”点，当然“坐征”点上也少不了一笔开支；“坐征”结束后，再进行评比，对税收任务完成好的集体和个人给予1000—2000元不等的物质奖励；几项合计，一个乡镇“坐征”的直接成本就占到其农业税税收收入的15%左右；结果党的面子是好看了，而农业税的征税成本却大幅度地提高了；更麻烦的是，这个成本县里是不予承认的，任务的“窟窿”就要由乡镇政府自力更生了。不仅如此，农业税上的“窟窿”还有，5%的社会减免之不足——交不起税的贫困户、不交税“钉子户”和杳无音信的“失踪户”（举家外出打工）一般占10%以上。同样的道理，乡镇的国税、地税任务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窟窿”。这样一来，如何填补“窟窿”就成了各乡镇领导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他们采取的最常用也是普遍的填补“窟窿”办法就是“买税”；所谓“买税”就是用乡镇政府自定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地纳税人在本乡镇交税，比如某税种的法定税率为5%，有一个乡镇政府向纳税人许诺在本乡镇只需交3%，“交易”就能达成；但该乡镇向上级解递税款时仍须遵循5%的法定税率，这样，其中2%的差额就形成乡镇政府“买税”的价格，打入乡镇政府的征税成本。“买税”不仅造成国家税收收入流失，干扰了税收征管秩序，而且，对乡镇政府来说，“买税”也只能使乡镇财政危机延期爆发，因为“买税”虽然能填补乡镇政府眼前的任务“窟窿”，但“买税”价格却形成了乡镇政府未来债务。

其四，“逼税”动摇了农村基层政权，构成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农村税费改革后，由于“逼税”压力和历史债务的共同作用，使得乡、村两级空前困难。乡、村两级空前困难决定了税费改革后乡、村两级几乎无力向农村社区提供公共产品，这样就使乡村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和挑战，你没有能力“为人民服务”，何能成其为政府？更有甚者，有时上级政府向乡镇政府提供一点本应用于农村公共建设的专项资金，但乡镇政府迫于“逼税”压力，往往用专项资金垫交上级税收任务——即基层干部所称的“空转”，或挪作他用，这样就增加了人民群众的怨愤情绪。由于对乡镇领导者来说，“买税”和“空转”的政治风险都比较大，有些乡镇就用干部工资来填补税收任务的“窟窿”，结果造成乡镇政府干部工资长期拖欠；同样道理，许多村干部为了按期完成税收任务，就自掏腰包或举债垫交，村干部一个个变成了他人的债务人、政府或集体的债权人；“逼税”使农村基层干部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我在农村调研期间，一些村干部就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要不是让这些债权、债务弄得骑虎难下，他（她）们早就不想当村干部了；人们不想当村干部，再好的“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也必然流于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干部也是“理性人”，在他们经济拮据时忘记“共产党员修养”，是符合经济学逻辑的。农村基层政权是由干部组成的，农村基层的事要依靠干部去做。所以，对于农村社会稳定来说，上述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一种危险！

何以如此呢？我们来尝试用前述制度经济学原理给这税费改革中更加猖獗的“逼税”现象找一找病根！

税费改革中“逼税效应”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客观地说，在农村税费改革前，基层的“逼税”现象即已存在。但“逼税效应”何以在税费改革中进一步扩大？很明显，“逼税效应”的扩大是税费改革中存在问题的折射；笔者认为，如果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逼税效应”在税费改革中有增无减，那是国家、官员和公民在税费改革中“三方博弈”目标冲突的反映，也是税费改革没有摆脱“路径依赖”的结果，更是因为，作为一种制度变迁的税费改革，它的制度变迁成本无法分摊！

1、“逼税效应”的扩大是国家、官员和公民在税费改革中“三方博弈”目标冲突的反映。始于1978年的“大包干”最初是由农民自发创造的，但很快就演变为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主要标志就是中央五个“一号文件”一步一个脚印地对“大包干”进行了引导和规范，最终使其成为“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此后，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三方博弈”的角度来看，这场变革之所以很快取得成功，是因为国家或治国者在推动这场变革时采取了“两手抓”的策略，国家一方面以“解放农民”为合作契约与农民（公民）结盟，充分满足了农民的利益要求；另一方面，国家主动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使地方官员及城镇的“一等公民”有了更多的利益，并对未来充满良好预期；如此结盟一方的同时兼顾另一方，使改革道路上的“反对”最小化。而正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国家在一开始发动农村税费改革时就把自己推向县、乡（镇）、村基层干部的对立面（税费改革面向农村，省及省以上政府在这场制度变迁中代表国家意志，所以此处“三方博弈”中的“官员”主要指县、乡（镇）、村基层干部，特别是乡（镇）、村干部，下同），国家发现基层干部无休止地加重农民负担，严重地威胁了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即我们常说的农村社会稳定，为了追求其统治的义理性，国家决定以税费改革的手段“减轻农民负担”，从而实现其与农民（公民）的结盟。但是，国家“减轻农民负担”是以向基层干部“开刀”为手段的，从税费改革实践看，禁止“三乱”、精简机构和干部分流、税费改革致使基层政府财政空前困难等无不与基层干部的目标函数相悖；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干部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攫取基层政府及其自身的利益，如不“合法”地积极“逼税”，别无他途。所谓农民负担反弹，只不过是“逼税”现象的变种而已，其差别在于，一个是“合法”的，一个是“非法”的。

2、税费改革的“路径依赖”为“逼税效应”的扩大提供了条件。研究农村税费改革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后，我们很容易发现，这其中的许多政策和措施在思想逻辑上和过去计划体制下的“干预、控制”思想暗合，表现出极强的“恋旧”情节，结果使税费改革演变为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对农村基层组织、对农村社会控制力度的过程，充分暴露出农村税费改革没有摆脱对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而正是这种“路径依赖”为“逼税效应”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其具体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1）“费改税”是国家至上思想的沿袭，也为“逼税”提供了“法律保证”。农村税费改革又称“费改税”，它的主要特征是把过去具有“费”的属性的“三提五统”变成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税一道征收，这一下子使“费”国家化了——“费”有了“税”的“强制性”特征，国家或治国者以为，如此一来，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三乱”就乱不起来了，一切就好干了，殊不知这正是计划体制下国家至上思想的沿袭。我在农村调研期间发现，许多基层干部认为税费改革的好处在于：税改后，如果农民不缴“钱”，那就是“抗税”，可以对“抗税”者采取“法律手段”和“强制措施”。在他们看来，税费改革后，“逼税”已经有了“法律保证”了。

（2）“村财乡管”使政府实现了对农村基层组织的经济控制，也为基层“逼税”提供了动力和方便。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措施之一就是“村财乡管”，所谓“村财乡管”，就是依法征收的20%农业税附加由乡镇政府统一管理，而归村委会所有和使用，所以又叫“乡管村有”。这就使乡镇政府控制了村委会的经济命脉，使村民自治组织失去了经济上的自主权，实际上是对农村基层民主的“反动”。与此同时，“村财乡管”使得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经济利益“一体化”化了，使他们在“逼税”问题上保持立场一致；而且乡镇干部还可以通过“村财乡管”和“综合结算”的办法（村干部完不成税收任务则以其“村财”或村干部工资抵扣）来充分调动村干部“逼税”积极性。

（3）村干部“公职化”强化了政府对农村基层组织的政治控制，也为基层“逼税”提供了“组织保证”。村干部“公职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税费改革后实行“村财乡管”，村干部由过去的“自己发工资”变成了“到政府领工资”，村干部和乡镇干部一样捧上了“铁饭碗”，有的地方甚至把“村财”纳入乡镇政府财政预算管理，村干部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公家人”了。二是在农村税费改革和乡村撤并、机构改革过程中，为了精简村组干部、减少村级开支、分流乡镇富余人员，政府将部分乡镇干部（也包括部分县直机关干部）下派到村级组织，担任村干部，并由政府财政负责其工资发放。据调查，安徽省五河县共选派209名国家干部下村担任村支部书记，全县只保留了16名农民村支部书记，每4—5个村派1名专业会计担任村会计，代管村级财务；长丰县也派150多名乡镇干部到村组织任支部书记，占全县363个行政村的41.3%。如此双管齐下，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村社会被牢牢控制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了，比计划经济时期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村民自治的载体岌岌可危。很显然，无论是前一种村干部，还是后一种村干部，他们都吃“公家饭”，当然就要“为公家干”，“逼税”也就不能含糊了。

（4）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强化了“对下控制”。为了克服农村税费改革单兵突进的缺陷，国家认识到必须进行与税费改革相配套的财政体制改革。为此，安徽省政府决定，在该省辖下的五河县进行县乡公共财政收支制度建设试点。主要做法是，以综合预算编制和管理改革为基础，以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改革为重点，以预算统编、会计统配、国库统付、采购统办为主要内容，做到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一个口径，管理一个渠道，支出一个漏斗”。很明显，这种改革的通俗含义就是，财权上收、集中，强化“对下控制”，其结果必然促使农村基层干部进一步“对上负责”。因此，这种改革措施也就理所当然地无法遏止税费改革中“逼税效应”的扩大。

3、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无法分摊是“逼税效应”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如前所言，税费改革作为一种国家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制度变迁成本必须有一个合理分摊、偿付的途径，才能保证制度变迁的顺利进行和最后成功。但是，和我国已经进行的其他渐进式改革措施一样，国家在进行税费改革决策时，更多地表现出“权宜之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过渡性特征，对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认识不足，结果不仅使税费改革本身举步维艰，同时也促使农村“逼税效应”进一步扩大。一般而言，制度变迁成本的分摊可采用变迁成本制度化、变迁成本由政府垫支、变迁成本向外转移、变迁成本向后推移等办法。令人遗憾的是，在税费改革中，这些办法要么准备不足，要么无法实行，结果迫使基层政府惟有走“逼税”之一途。

（1）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没有制度化安排、政府垫支不足。从现在的情况看，税费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主要包括三项，即因税费改革造成的县乡财政收支缺口、失去偿还来源的庞大乡村两级历史债务和基层干部分流的安置费用；由于税费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为了“迅速”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而采取的“应急措施”，所以对此种制度变迁成本的规模和分摊难度估计不足，更没有做完备的制度性安排。税费改革的改革对象是县、乡、村，垫支制度变迁成本的“政府”当然只能是其上级政府，当时中央确实考虑到税费改革可能会使县乡财政收支出现缺口，但就这一点也未做到位；以安徽省为例，2000年，全省各级政府因税费改革而减收13.11亿元，平均每县减收1542万元，当年中央财政向安徽提供的“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只有11亿元；乡村两级历史债务和基层干部分流的安置费用则根本未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