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国外论文十篇

消费国外论文篇1

【摘 要】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可以为本国经济带来较大收益，如何开展教育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境外消费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本文借鉴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中国境外消费类的教育服务贸易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论文关键词】教育服务贸易 境外消费 一、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境外消费现状 教育服务贸易有四种方式:(1)通过网络、函授教育等形式提供教育服务的跨境交付；(2)出国留学和培训的境外消费;(3)在其他成员方境内设立办学机构或合作办学的商业存在形式;(4)一成员方教师赴另一成员方境内的教育机构任教的自然人流动形式。 目前教育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的境外消费方面，即留学和培训等形式的境外消费方式，本文就如何借鉴教育服务贸易发达国家的经验，提高我国教育服务的境外消费形式做一个探讨。 我国以境外消费的方式进口教育服务特别是高等教育服务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历年海外学习的留学生人数250万人中，中国向世界各国输送的留学生就达13%，约为32万5000人。中国作为留学生输出大国，在2007年向世界各地的109个国家输送了14.4万名留学生。从教育服务的出口看，2007年，来我国学习的外国留学人员共计19.5万余名，来自188个国家和地区，分布在全国31个地区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其中绝大多数是接受短期中文语言培训。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留学教育服务贸易逆差比较严重。伴随着居民的教育服务购买需求逐渐增加，教育服务购买力不断增强，同时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匮乏、教育体制相对僵化，我国将有更多的学生出国留学，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将会进一步扩大。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现状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教育服务贸易逆差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来华留学生人数有了迅猛增长，但短期语言进修者占了大多数，譬如近年来华留学生中超过六成是来我国学习汉语语言学。我国对国外教育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出国留学人数持续攀升，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但来华留学人员却增幅有限，这种少进多出的局面有扩大的趋势。 贸易条件不利。国内外留学费用差距很大，赴外留学学费远高于来华留学学费，我国的一流大学，对本科留学学费一般定为3000美元，而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些高校，办学质量不及我国一流大学的水平，学费却高达上万英镑。 教育层次低，来华时间短。目前来华留学生中绝大部分是进修生、本科生。这与我国赴发达国家留学生大多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位差别较大。我国出国接受教育的学历层次明显比其他国家高。 来华留学生国别结构单一。按洲别统计，2007年来华留学生中来自亚洲的人数仍然占首位，占全年来华留学生总数的72.47％，其次为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 二、境外消费类的教育服务贸易强国的经验借鉴 世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实施了大学国际化战略，为提高高等教育境外消费的能力和水平，各国把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作为一种目标加以实现。 目前，教育服务贸易出口额最高的是美国，其次是英国，其后依次是澳大利亚、意大利、加拿大。其中，中国留学生首选留学美国。接受世界各国留学生高达23%的美国，每年约接纳2万2000名中国留学生。而世界著名的剑桥、牛津大学所在地——英国，是中国留学生的第二选择。在英国有世界前100名大学中的四分之一，并且前往留学英国的中国留学生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每年约有2万名中国留学生赴英留学。位居第三的是中国移民众多的澳大利亚，每年约有1万9000名中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生在选择留学时日本居第四位，日本接受的外国人留学生当中，中国人留学生占据60.2%。 1.美国最具吸引力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 美国是世界上招收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境外消费水平最高的国家。美国有四千多所大学，全世界排行前一百名的学校，美国占到50%。美国高等院校，无论是数量、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都居于世界前列。为吸引优秀的国际留学生，美国大学更是设立了诸多奖学金、助学金和政府补贴等，并且以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和绿卡政策吸引优秀外国学生留在美国为其服务，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之一。 2.英国是经久不衰的热门留学国度 英国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英国政府大力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和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政策，一是大力向海外宣传英国高等教育的开放性；二是对英 国招收海外学生的学校采取优惠倾斜政策；三是调整学科、课程和学制，大量增加国际性课程，以适应海外学生的求学需要。 英国成为最受中国留学生青睐的国家之一，中国目前至少有38万名学生留学海外，留英学生占了总数的13%。看准了这一市场的潜能，英国大学纷纷采取各种策略——员工通晓中文，大学网站增设中文网页；设立专门供中国学生申请的奖学金；在中国开分校等，吸引中国学生。2008年大约有75000名中国学生在英国学习，华威大学、曼彻斯特大学以及拉夫堡大学历来都有吸纳中国学生的传统。 3.澳大利亚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的国度 教育出口是目前澳大利亚第八大出口产品和第三大服务贸易出口产品，仅次于旅游和运输。澳大利亚政府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应成为一种“产业”，要通过招收留学生来增加外汇收入。澳大利亚联邦教育培训青年事务部设立国际教育司和国际政策司，专门负责留学生事务，教育部在10个国家设有办事机构，主要办理促进澳大利亚教育出口事宜。为吸引更多的海外学生，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在世界各地举办研讨会，参加各种有关教育的国际展览会，加强宣传力度，广揽各国学生。 澳大利亚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移民政策，每年都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人才，在去澳大利亚留学的人绝大多数是把留学和移民捆绑在一起的，因此在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时候也是从移民的角度入手，选读的都是澳大利亚官方宣布的紧缺人才所需的专业，如TAFE课程或是会计、IT类、工程等专业。澳大利亚教育出口成绩卓越，说明国际社会已经逐渐认可澳大利亚的教育质量。澳大利亚2007年中国学生全年注册人数超过10万人，年增长18.9%，并呈继续增长态势。 4.亚洲其它高等教育出口大国 亚洲的日、韩、新等发达国家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到该国留学，也制定了新的留学政策，以扩大高等教育服务贸易。 这些亚洲国家与中国文化相近、教育质量高、就业前景乐观、来往交通便利，是众多中国学子的留学目的地。带有西方色彩的新加坡实行英联邦教育体制，也较适合中国留学生。 三、中国高等教育境外消费的政策建议 英国文化协会和澳大利亚IDP教育机构曾预测，全球范围内出国留学的人数到2020年将增长到580万。这是一个令世界各国垂涎的巨大贸易市场。作为贸易大国，我们必须及早制定相关发展对策，积极发展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抢滩更大的市场份额。 1.增加高等教育的宣传 我国吸引外资在发展中国家列居首位，2007年对外贸易总额更是高达21738亿美元。世界需要了解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风俗习惯，而这些都需要到我国留学、进修和培训，这就为扩大高教服务出口提供了大好机遇。 目前在美英等发达国家，非常明确把教育划归为服务行业。而我国高校，多年的计划经济影响以及受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束缚，仍具有根深蒂固的“坐商”思想，由于中国高教资源的匮乏，也削弱了高等教育对外宣传的动力。建议国内高校加大在国际市场上的招生宣传，不仅要对主要生源地的亚洲国家进行宣传，更要加大在非洲等其它国家进行招生宣传。 2.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学位的认知度 学历学位的国际认同度较低，制约了我国国际教育服务出口贸易的发展，也是我国教育服务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的原因。尽管加入WTO后，我国政府已先后与20多个国定和地区正式签署了《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和学位的协议》，但仍有许多国家和地区不承认我国高等教育的学历和学位。我国高等教育在提高自身质量和吸引力的同时，也要积极拓展学历和学位的国际认知度。 3.完善奖学金、助学金体系，增加就业机会 目前，高校中针对留学生的奖学金种类和金额都很有限，我国法律规定禁止外国留学生和进修学者在我国就业，这些规定使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自费留学生负担加重，限制了留学生的招生规模。影响留学生招生规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留学生医疗保险保障机制的不完善。这些都不益于创造一个良好的留学环境，也会影响我国高校的留学生招生规模。借鉴美国的经验，通过为国外留学生创造在中国就业的各种机会，来进一步刺激来中国的留学需求。 4.加大对传统学科和比较优势学科的推广 我国汉语言文化教育和中医药教育在国际教育服务市场有绝对优势。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上学习汉语的需求逐年增加，汉语与英语一道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日本95%以上的大学将汉语作为 最主要的第二外语，美国将汉语作为公共外语的大学超过700所，法国近几年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的考生人数以每年60%的速度递增。随着中医药在世界上的影响不断扩大，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已认可中医药学的独立。 我国有些学科如建筑、机械、发电、能源等应用性强的学科具有相对较高的学科发展水平，理工科方面的研发能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逐渐缩小。与其他众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是潜在的留学教育市场，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而言，来华留学更具有实用性和针对性。因此也要加强该类学科的对外宣传，刺激国际需求，扩大国际留学生的招生规模。 未来的教育将是日趋国际化的开放系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主动与国际接轨、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将是大势所趋。

消费国外论文篇2

[关键词]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主观性规范；知觉性行动；购买经验；购买意图

[DOI]10.13939/ki.zgsc.2015.23.012

1 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1.1 研究背景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企业的发展和消费者的生活节奏都在逐渐加快。尤其是网络营销至今已经发展了将近15年，相比当初无论是在配送服务还是在信用支付上都有了巨大的进步。网络给企业带来的不仅仅是省去了直营的成本，更在物流服务、库存管理、人力成本上节省了巨大的开支。

近些年网络营销已经从优化产品售卖方式逐渐过渡到整合销售的一体化的战略营销方式。以淘宝、京东、天猫、苏宁易购为主的国内主流电商在不断地丰富产品种类的同时更是提出了“优化网店模块”，“3日派送到货”，“7天无条件试用”，“消费积分抵现金”等独特的消费体验方式。越来越多的网络营销企业开始重视网页的设计品质、派送服务的及时性、消费者主观性评价内容、知觉性购买可能性，使国内的网络购物体验日趋与国际接轨。

以eBay为主的海外网络营销平台发展至今已近30年。由于海外成熟的征信体系、完备的物流配送体系、严格的信用支付体系使得网络营销在海外并没有经历类似于我国网络营销创立初期的低壁垒扩张阶段。盗用账号、误买假货、物流损货等事件更是鲜有耳闻。这使得国外消费者相较于国内消费者对于网络消费行为的理解更加理性和成熟。

1.2 研究目的

本论文以在网络营销环境下消费者的购买意图为中心，以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为研究基础，以在北京生活的普通国内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为研究对象，对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主观性规范、知觉性行动以及购买经验五个因子进行实证分析。

目前在北京的常驻外国人口已达6.4万人，在中国的常驻外国人口近50万。外国人在中国的网络消费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本论文将国内消费者和外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进行对比性分析，以期得出的结论可以为以外国消费者为主要营销对象的中国传统艺术、民族工艺、文化传播等公司做出建设性指导意见。

2 测定项目和模型设计

2.1 测定项目

关于市场营销的定义，西方市场营销学者从不同角度及发展的观点进行了不同的定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市场营销协会于1985年所做的定义：市场营销是对思想、产品及劳务进行设计、定价、促销及分销的计划和实施的过程，从而产生满足个人和组织目标的交换。从这一定义中能够明显看出任何营销过程都具备对营销主体的设计、分销及实施过程，满足个人和组织的目标则为营销目的。在整个网络营销行为过程中也包含了产品平台的设计、产品派送过程的优化以及整体行为的顾客满意度。所以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本研究将测定项目拟定为5个大项11个小项。具体详情如表1所示。

2.2 模型设计

本研究以消费者购买意图为最终研究对象，以B2C网络营销服务特点为自变量，整个模型中包含5条假设，研究模型具体如下图所示。

3 实证研究

3.1 调查对象特征

本研究从2015年3月1日起至2015年3月30日进行问卷的收集工作，问卷收集地点主要是五道口、王府井、西单以及三里屯等中外消费者聚集地。对于外国消费者一共发放了150份问卷，除去13份不实问卷后，最终有137份问卷纳入到统计分析系统。对于中国消费者共发放了100份问卷，除去17份不实问卷后，最终有83份问卷纳入到统计分析系统。从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量特征来看，外国消费者被调年龄在20～30岁有78.1%，学生被调人数占总被调人数的75.2%；中国消费者被调年龄在20～30岁有81.9%，学生被调人数占总被调人数的74.4%。人口统计量具体如表2所示。

在被调者网络使用情况问卷部分中，问题细化为5部分。分别为：网络购物年限；日均上网时间；主要网购网址；最近一年网购次数；最近一年网购总额。从调查对象的网络使用状况特征来看，绝大部分外国消费者购物经验都在5年以上（ 80.3%），1/3的国外消费者能够达到年网购额2000～ 5000元；中国消费者的网购经验相比外国消费者偏低，只有将近2/3的消费者的网购经验在5年以上，仅有1/3左右的被调对象年均网购额达到1000～2000元。网络使用状况具体如表3所示。

3.2 信度分析

本论文信度分析以Cronbach's a系数作为研究基础。由于本论文为探索性研究所以Cronbach's a为0.6以上均认定为可信赖，0.8以上测认定为高度可信。有信度分析结果可以得出问卷中各项目的Cronbach's a均在0.7以上，可以认定为可信赖。问卷项目信赖度状况具体如表4所示。

3.3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网络营销自变量与购买意图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了回归分析法对模型的各个部分进行了因果关系验证。其中购买意图作为因变量，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主观性规范、知觉性行动以及购买经验作为自变量作多元回归分析。

从表5中可以看出外国消费者被调样本当R2值为0.273，中国消费者被调样本中R2值为0.407，回归效果显著。根据Sig.t值来看外国消费者被调自变量中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主观性规范对应的Sig.t值均小于0.05，所以其对购买意图产生直接影响；中国消费者被调自变量中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主观性规范对应的Sig.t值均小于0.05，所以其对购买意图产生直接影响的同时，购买经验对购买意图产生反向影响。

4 研究结论

综合以上的数据分析结果，外国消费者被调样本中Hl、H2、H3被验证；中国消费者被调样本中Hl、H2、H3被验证，H5被反向验证。本研究以网络购物消费者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主观性规范、知觉性行动以及购买经验作为自变量，购买意图作为因变量的实证分析。就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可以得出以下3个结论。

4.1 国外消费者购买意图

从分析结果来看对国外消费者的购买意图产生主要影响的主要是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以及主观性规范这3个因素。当中影响强度从主观性规范、网页品质、派送服务依次减弱。首先，主观性规范对最终的购买意图影响力最强这说明外国消费者在国内进行网络消费时十分注重周边人的购物感受和反馈。其次，由于国外的网络系统、服务器速度、美学设计、语言习惯等因素与中国不同，国外的消费者对于整个网购过程中能够快速打开页面、顺畅地理解网店页面内容也有充分的要求。最后，国外的派送服务无论其价格还是速度以及服务的质量都普遍优于国内的快递公司，这使得到中国后进行网络消费的外国人产生下意识的比较心理。所以派送服务也对国外消费者的最终购买意图也产生重要影响。

综上以在中国的外国网购消费者为主要服务目标的店铺或企业应首先重视产品或品牌的美誉度，适当增加增值服务有助于提高产品或品牌的口传性。在整个网店或网页制作过程中要考虑尽量使用国际通用颜色和设计，受限于国内网络环境的影响，整个页面的内容不能过多，否则在阅读页面时容易产生卡顿的现象。在整个产品说明部分应该考虑到非母语的阅读环境而适当的增加图片解说内容适当删减纯文字解说内容。在派送服务中应首先选取服务品质好、派送效率高的快递公司为其服务。

4.2 中国消费者购买意图

消费国外论文篇3

[关键词]目标导向行为模型；消费者；中国游客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7-0037-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7.009

引言

随着社会观念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国家或地区逐渐接受了业并使其合法化。一些旅游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等，也已经将娱乐场作为旅游产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旅游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人将视为类似于其他休闲娱乐活动而乐在其中[1]。根据美国协会2006年的调查，80%的美国成年人将视为一种可以接受的休闲活动。在中国，由于大陆境内没有合法场所，大量的国内游客在出境旅游时都可能被活动所吸引。据总部位于伦敦的咨询公司H2 Gaming Capital估计，2013年全年，中国赌客在境外累计输掉76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赌客的1190亿美元1。在中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源源不断的中国国内游客推动其收益近些年连创新高，并在2006年成功超越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赌城。

与旅游业蓬勃发展相背离的是，对游客行为的研究却极为匮乏[2]。一些学者曾试图探析旅游者的行为决策过程，并识别影响旅游者消费行为的关键因素，但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不简单的任务，因为消费者的行为决策通常是在复杂和多面向的情形下做出的[3]。在国内，针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笔者认为，从理论上探讨消费者的行为决策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有关消费者行为决策的理论研究已经异常丰富，理理论[4]、计划行为理论[5]等已经成为了消费者行为中的经典理论。对于消费而言，虽然旅游业已被视为一种休闲服务业，但消费同其他旅游服务消费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例如，消费可能会输钱，也可能赢钱。因此，一些经典的消费行为理论是否适用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同样需要科学的理论研究加以检验。

1 文献述评

1.1 目标导向行为模型（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MGB）的提出

如前所述，为了解释消费者的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理论研究中已经产生了理理论[4]，计划行为理论[5]等经典研究成果。同时，这些理论已经在大量的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得到应用和验证，包括旅游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但是，理理论对于一些存在外部环境和内部干预情形下的个体行为无法做出有效的解释[6]。计划行为理论主要聚焦于认知因素，忽略了情感因素可能对行为意向带来的影响[7]。为了克服这两个理论的局限性， Perugini等 [8]提出了目标导向行为模型（MGB）。总体而言，MGB由计划行为理论演化而来，为了增强计划行为理论的广度和深度， Perugini等[8]引入了 Parker等[9]提出的预期情绪影响决策过程的观点，在计划行为理论中增加了预期情绪变量，并将欲望（desire）作为中介变量纳入了计划行为理论，从而形成了MGB。

MGB考虑到了正负向预期情绪、过去行为等变量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正负向预期情绪考虑的是当人们达到或者没有达到目标时的情绪结 果[10]，因此，通过引入与个人目标有关的新决策标准，正负向情绪变量能够很好地放大计划行为理论的效应。对于过去行为变量，一些学者已阐明过去的行为或习惯是个体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11]。欲望指的是一种思想状态，与个体对人、事物的渴望或者对某种结果的希望有关[12]。Perugini等 [8]的研究表明，加入欲望变量可更好地整合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等变量，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更为显著，对行为的预测力更佳。

1.2 旅游消费者行为决策研究文献述评

由于理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是消费者行为研究中最为经典的理论基石，因此，在旅游业领域的理论研究中也受到了广泛的追捧。理理论已被运用于在线旅游购买[13]、文化遗产旅 游[14]、娱乐场[3]、旅游地美食[15]等旅游领域的消费行为研究中。计划行为理论建立在理理论的扩展基础上，因此在旅游消费者行为的理论研究中同样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游客的酒店选择[16]、目的地选择[17]、美食旅游者的行为意向[18]等。

在国内，旅游研究中应用理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文献并不算丰富。在少有的一些研究文献中，姚艳虹等[19]借鉴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了一个旅游目的地选择的计划行为模型。刘春济等[20]结合科技接受理论模型（TAM），计划行为理论模型（TPB）和解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DTPB），对我国出境游客旅行前的信息搜索行为意向进行分析。齐丽云等[21]以计划行为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滨海生态旅游区游客重游意愿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

尽管理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已在旅游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但对于它们是否能够充分预测旅游消费者的行为，依然受到质疑[22]。Han等 [23] 、Hsu等 [22]旅游消费行为的研究学者在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中加入新的变量对其进行修正，发现修正后的理论模型具有更好的解释力。Lee等 [24] 、Song等[25]学者应用MGB在研究旅游消费者行为时，也发现该模型的解释力比理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更为显著。与此同时，国内以MGB为理论基础进行消费者行为研究的文献还处于空白状态，这亦是本文选择运用该理论展开研究的原因。

1.3 消费行为决策研究文献述评

尽管近些年来全球旅游发展迅猛，但运用理论框架探讨游客行为意向和行为决策的研究却受到了忽视[3]。为弥补旅游消费者行为理论研究的不足，一些学者曾做出了积极的努力。Cummings等[26]、Moore等[27]着重检验了理理论对消费者行为的适用性。Lee[28]应用扩展的理理论模型，探讨了韩国大学生到娱乐场进行消费的行为决策问题。而更多学者（Oh等[3]、Walker等[29]、Martin等[30]、Wu等[31]）则探讨了计划行为理论对于消费者行为的解释力。少数学者，例如Lee等[32]在对计划行为理论进行扩展的基础上，探讨了消费者的行为决策问题。而对于MGB在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的应用，极少引起研究学者的关注。仅有Song等借鉴MGB实证检验了韩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决策问题[2]。除此之外，至今还未发现有关MGB在旅游消费者行为中的研究文献。

2 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2.1 概念模型

如上所述，MGB是对计划行为理论的完善，通过加入欲望、预期情绪和过去的行为3个变量，MGB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得到了较大提升[33]。而且，MGB曾被用于探讨旅游消费者的行为决策问题。因此，为探究中国游客的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将以MGB为理论基础，依循实证检验的科学方法展开研究。

但是，本文并未将行为这一量保留在研究模型之中，其原因在于行为意向对于实际行为发挥着根本性的主导作用，这已经在诸多消费者行为决策的研究中得以证实，再进行实证检验的理论价值不大，另外，MGB的重要价值在于将消费者情感因素变量纳入考虑，因此，实证检验这些情感因素对于消费者行为意向的影响显得更为重要。基于此，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本文将实证检验9项研究假设：

2.2 研究假设

行为的态度是有关特定行为是否会带来有利或不利结果的一种信念的函数[34]。在理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中，态度对行为意向有着直接的正向影响关系；但在MGB中，态度并不直接影响某人实施某种行为的意向，而是通过欲望间接影响人的行为意向[9]。从理论视角来看，欲望是行为意向的重要预测指标[2]。Song等针对韩国消费者行为意向的研究也证实，态度对于欲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2]。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游客的消费态度对其欲望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主观规范意指个体是否该从事某特定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5]。当一个人将采取某项行为时，很可能会考虑并遵从其他人的意见，诸如朋友、家庭成员和团体中的成员等[35]，这些都会对个体的行为形成重要的社会压力。同样，在MGB中，主观规范并不直接影响某人实施某种行为的意向，而是通过欲望间接影响人的行为意向[8]。Lee等[24]在研究流感流行时期国际旅游者的旅游行为决策时，曾检验过主观规范与欲望之间的影响关系。在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 Song等 [2]也曾对主观规范与欲望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过实证检验。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游客的消费主观规范对其欲望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在不确定的情境下，人们对于未来的行为可能会存在前瞻性的情绪[2]。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未来能成功实现某一目标会形成一种正向的预期情绪，而对于不能成功实现某一目标会形成一种负向的预期情绪。而正向的情绪会有效地提升人们对于某一行为的欲望，进而形成更强的行为意向，负向情绪则相反。因此，人们对成功或失败的评价将形成一个动态的预期情绪自我调节过程，进而在这一过程中影响到人们的欲望[36]。关于预期情绪与欲望之间的关系，一些学者发现，针对某一特定行为的预期情绪对于个人的欲望关联型目标行为会产生显著的影响[33]。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游客的正向预期情绪对其欲望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H4：游客的负向预期情绪对其消费欲望有着负向影响

感知行为控制意指个体对于从事某特定行为时所感知到困难或容易的信念，并且评估自我本身拥有的资源与机会，来预期达到目标行为时可能会遇到的阻碍[5]。当一个人感知到实施某一行为所需要的资源或者机会已经得到充分的准备之时，其采取行动的意图将得到强化[5]。在MGB中，感知行为控制还会影响到个体的行为欲望[8]。Song等[2]曾对韩国消费者感知行为控制与欲望和行为意向之间的影响关系做出过实证检验。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游客的感知行为控制对其欲望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H6：游客的感知行为控制对其行为意向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Bagozzi等[37]认为计划行为理论中所忽略的基于动机类的变量就是欲望。动机的内核潜入欲望之中，正如Davis[38]所言，一个人只有具备了去做某事的动机时，他/她才会打算去做，这很好地说明了欲望在预测行为意图中的重要作用[2]。一系列研究[37，8]表明，与态度、主观行为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相比，欲望对于行为意图有着更强的预测能力。在旅游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 Lee等[24]的研究也证实，欲望是影响旅游消费者行为意向的重要前置变量。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7：游客的欲望对其行为意向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Hagger等[39]的元分析表明，消费者过去的行为对其未来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Conner [7]的研究，过去的行为被视为消费者习惯的值，因此，过去的行为被认为会影响欲望和行为意向。当购买产品或者服务时，过去的行为能够降低购买决策行为的感知风险[2]。其结果是，过去的行为能够对服务或者产品的再次消费意向产生积极的影响[40]。在MGB研究文献中，一般都认为过去的行为频率会影响欲望、行为意向和实际行为[8，41]。在旅游消费行为领域，Lam等[17]发现过去的行为是游客目的地选择意向的重要预测指标。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8：游客过去的行为对其欲望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H9：游客过去的行为对其消费意向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和问卷调查

本研究以到澳门娱乐场进行了消费的中国内地游客为调查对象，由5名经过培训的本科学生在澳门6家娱乐场（持有牌照）附近进行拦截调查。在2个月内总共发出问卷450份，收回有效问卷270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60%。问卷调查数据同样由该5名同学独立输入，最后由第一作者进行数据输入核对，以确保数据准确。经统计，调查样本中男性占74.8%，女性占25.2%；年龄方面2，21～35岁占48.5%，36～50岁占25.9%，51岁以上占25.6%；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占39.3%，高中占33.7%，大专及以上占27%；收入方面，10 000元以下占14.8%，10 001～35 000元占72.6%，35 001元以上占12.6%。

3.2 各变量测量量表来源

为确保测量的内容效度，本文对所涉及各变量测量均直接采用现有的成熟量表。但是，现有的测量量表均是英文条目，为了确保量表翻译的准确性，本文采用back-translation方法，在将量表翻译成中文后，另外邀请两位营销领域的研究人员重新将条目翻译成英文，最后对一些歧义的措辞进行讨论，从而确保量表翻译的准确性。

3.3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对于信度，本文主要对各变量（除过去行为频率）测量量表的Cronbach’s α值进行计算并进行确定，具体结果见表1。从表1可看出，各变量的Cronbach’s α均大于0.7，即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对于效度，本文主要探查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收敛效度采用Fornell等[42]所建议的潜在变量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与潜在变量平均解释变异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两个指标进行判断。CR表示构面指标的内部一致性，CR值愈高表示指标的一致性越高。Fornell等的建议值为0.6以上[42]。AVE评估各测量变项对其相应潜在变量的变异解释能力。Fornell等的建议值为0.5以上[42]。从表1可以看出，本文各潜在变量的CR及AVE值均在标准值以上，即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此外，当变项对其测量构念的因子载荷量大于0.5时，亦表明符合收敛效度的要 求[43]。表1显示，本文各测量问项与潜在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载荷都在0.5以上，亦说明收敛效度较好。

对于区别效度，根据Fornell等的建议，如果一个构念的AVE值的平方根大于该构念与其他构念间的相关系数，就证明两个构念间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42]。从表2可看出，各潜在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该潜在变量与其他潜在变量的相关系数。因此，各潜在变量的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4 模型拟合与假设检验

4.1 模型拟合

在确保各研究变量具备良好的信、效度基础上，本文以AMOS22.0为工具，检视假设模型与实际资料之间的适配程度。本文主要采用众多学者所建议的适配度指标进行衡量，具体如表3所示。其中，CMIN（卡方值）对样本数极为敏感[45]，一旦样本量过大，几乎所有的模式都可能被拒绝。因此，本文采用CMIN/DF来做为替代指标。Bollen[46]建议CMIN/DF小于5可视为模型有良好的适配度。从表3可以看出，本文各指标值都达到了各指标临界值的要求。

4.2 假设检验

在应用AMOS 22.0软件检视假设模型与调查数据拟合度的同时，本文亦获得了结构方程模型各测量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并实证检验了各研究假设。概念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见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游客的消费态度对其欲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H1成立；游客对活动的正向预期情绪对其欲望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H3成立；游客对活动的感知行为控制对其欲望和行为意向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H5、H6通过检验；游客的欲望对其行为意向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H7成立；游客过去的行为频率（过去一年中参加活动的次数）对其欲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Σ┎市形意向的影响并不显著，即H8成立，而H9未通过检验。除此之外，本文的研究显示，游客的消费主观规范以及对活动的负向预期情绪对其欲望的影响也不显著，即H2和H4均未通过检验。

5 结论与局限性

5.1 研究结论

作为全球第一大产业，旅游业的发展牵动着全球经济的神经。游客作为旅游业的重要参与者，对旅游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历来备受学术界关注。受法律、社会观念等因素的影响，除之外，其余所有活动在我国大陆境内都属于违法行为。随着中国游客出境游人次的不断增加，到境外旅游时进行消费已经成为了一种较为常见的旅游消费行为。与现实情况相背离的是，因活动的“涉赌”性质，国内对于消费行为的理论研究极为匮乏。此外，MGB作为消费者行为理论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较少在旅游消费者行为研究（尤其是游客消费行为研究）中得到检验。据此，本文借鉴MGB，以到澳门的娱乐场进行消费的中国游客作为研究对象，检视中国游客消费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影响机理。根据实证检验结果，本文的研究发现提供了关于中国游客消费行为意向的较为完整的理解。本文的结论及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

第一，MGB对于中国游客的消费行为意向具有较强的理论解释力。尽管有关欧美消费行为的理论研究已较为丰富，但针对中国游客消费行为的研究还极为有限。鉴于文化、法律等社会情景的差异，很有必要从理论层面检视中国游客的消费行为。本文在系统的理论回顾基础上，对MGB在中国情景下的消费行为问题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总体而言，中国游客的消费态度、消费的正向预期情绪、消费的感知行为控制以及过去的行为是游客欲望的重要前置影响因素，并且对于欲望有着正向的积极影响，而欲望是游客行为意向的重要预测变量。游客过去的行为会正向影响其欲望，但不会直接对意向产生影响。

第二，中国游客的主观行为规范对欲望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论与现有文献有着很大的不同，现有研究几乎都认为，主观规范作为人们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对于欲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消费在中国属于违法行为，这必然会对人们在行为上的主观规范产生影响，但同时，对于消费者而言，到境外旅游时参与活动又是一种在中国内地无法满足的娱乐体验。这种矛盾决定了与其他旅游娱乐活动相比，在消费中的主观规范对于欲望的影响存在着差异性。

第三，的负向预期情绪对消费欲望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论同样与现有研究文献的结论并不一致。例如，Song等[2]认为负向预期情绪对于消费欲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由于消费有其特殊性，消费者参与活动会伴随着赢钱、输钱或者保本的结果。尽管在参与活动前，每一个消费者都能明确知道会出现这3种结果，但当结果真正发生时，对每个消费者带来的情绪反应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尤其是对于输钱结果的预期，人天生就有一种对不利结果预期的选择性逃避。这些因素都可能使得该结论在不同情境下出现较大差异。

5.2 实践启示

第一，中国游客的境外消费行为是一个亟待引起关注的问题。其一，随着我国游客出境游人次的不断攀升，涉足消费游客的人次亦将有增无减。其二，我国游客在境外消费中的金额屡创新高。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游客境外消费行为却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不及时对该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关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许将被忽视。

第二，应及时推行我国游客境外旅游中对行为的引导和教育机制。由于可能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例如上瘾），而本文的研究发现我国游客的消费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和过去的行为都对其欲望有着积极的影响。随着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旅游业的爆炸式发展，各企业正采取各式各样的营销手段吸引出境游游客的目光，从而激发游客的兴趣。与此同时，本文的研究发现，主观规范因素对欲望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出境游客对来自社会以及同自己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群有关的行为方面的规范并不敏感，再加之我国对的法律性禁止，使得一些具有偏好的人长期处于需求压抑状态中，一旦企业弱化出境游游客主观规范方面的感知，必将进一步激发游客的欲望。但游客境外带来的负面影响，却会因为游客入境而带入游客所在地（例如借贷债务纠纷），从而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因此，推行我国游客境外旅游中行为的引导和教育显得迫切而必要。

第三，应适当强化我国游客境外旅游活动中参与的娱乐体验色彩。作为境外越来越多旅游目的地推广的旅游元素之一，其对于丰富游客的旅游活动有一定的作用。但在游客参与过程中，提供者以及游客境外游的组织者有义务提醒游客，参与活动仅仅是一种娱乐体验。本文的研究发现，正向预期情绪对于欲望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如果一味强调的赢钱效应，必然激发游客的欲望，而非娱乐体验感知。因此，本着对游客旅游过程中娱乐身心的初衷，强调活动的娱乐体验价值显得更为重要。

5.3 研究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本研究严格遵循了问卷调查和实证研究的程式和步骤，但仍存在一些研究局限性：第一，样本量的限制。由于对绝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到进行依然是一个较为敏感的话题，要对其就参与活动进行问卷调查显得较为困难。本文已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竭力地获得了270份有效问卷，但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仍有待以更大的样本量进行实证研究的验证。第二，本文的研究仅仅以游客的消费行为来验证MGB在旅游消费者行为领域的适用性，但活动在旅游活动中毕竟是一项特殊的消费活动（例如，就会有输钱、赢钱或者不输不赢）。尽管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该理论对于游客消费行为意向有着较好的解释力，但该理论是否对于旅游消费者的其他消费行为也有着较好的解释力，仍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验证。第三，由于对游客的再次消费行为测度较为困难，本文并未将游客再次的消费行为纳入研究模型中，尽管其他领域的研究已经表明，消费意向是消费行为最为核心和关键的影响因素，但今后的研究仍需要将消费行为这一变量纳入研究模型，进而对MGB进行系统的实证检验。第四，限于研究的时间和精力限制，本文并未对不同游客消费行为意向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例如不同性别，不同国家的游客，这也是未硌芯靠梢钥悸堑囊桓鲋匾方向。第五，本文仅考虑了MGB本身所包含的重要变量，但对于游客的消费行为意向以及实际消费行为，很可能受到一些调节因素的影响，即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在MGB中加入一些新的调节因素变量，以丰富和发展这一主题的研究文献。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Cook A A. Towards understanding today's changing gaming participants[J]. Journal of Travel and Tourism Marketing， 1992，1（2）：63-70.

[2] Song H J， Lee C K， Norman W C， et al. The role of responsible gambling strategy in forming behavioral intention： An application of a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2，51（4）：512-523.

[3] Oh H， Hsu C H C. Volitional degrees of gambling behavior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1，28（3）：618-637.

[4] Ajzen I， Fishbein M. Understanding Attitudes and Predicting Social Behavior [M]. Englewood-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0：4.

[5]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50（2）：179-211.

[6] Zint M. Comparing three attitude-behavior theories for predicting science teachers’ intentions[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2002，39（9）：819-844.

[7] Conner M， Armitage C J. Extending the TPB：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J]. Journal of Applied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8，28（15）：1429-1464.

[8] Perugini M， Bagozzi R P. The role of desires and anticipated emotions in Goal-directed behaviors： Broadening and deepening the TPB[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1，40（1）：79-98.

[9] Parker D， Manstead A S R， Stradling S G. Extend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he role of personal norm[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5，34（2）：127-138.

[10] Bagozzi R P， Dholakia U M， Pearo L R K.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online social tnteractions[J]. Media Psychology， 2007，9（1）：77-114.

[11] Bentler P M， Speckart G. Attitudes cause behaviors： A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1，40（2）：226-238.

[12] Taylor S D， Bagozzi R P， Gaither C A. Decision making and effort in the self-regulation of hypertension： Testing two competing theories[J].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2005，10（4）：505-530.

[13] Hae Y L， Hailin Q， Yoo S K.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personal innovativeness on online travel sopping behavior：A case study of Korean traveler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28（3）：886-897.

[14] Brown N J. Antecedents of culturally significant tourist behavior[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9，26（3）：676-700.

[15] Young H K， Cneol M K， Ben K G. An examination of food tourist’s behavior： Using the modified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J].Tourism Management， 2011，32（5）：1159-1165.

[16] Han H， Hsu L T， Sheu C.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green hotel choice： Testing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ctiviti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0，31（3）：325-334.

[17] Lam T， Hsu C H C. Predicting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choosing a travel destination[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27（4）：589-599.

[18] Gulsah A， Orhan E. Food tourists’ intentions within the TPB framework[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Gastronomy Studies， 2013，1/3：3-9.

[19] Yao Yanhong， Luo Yan. An analysis of the TPB model of tourists' destination choice [J]. Tourism Science， 2006，20（5）：20-25. [姚G虹，罗焱.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TPB模型与分析[J].旅游科学，2006，20（5）：20-25.]

[20] Liu Chunji， Feng Xuegang. A study on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information search before Chinese tourists outbound tours： Based on the model of TAM， TPB and DTPB [J]. Tourism Science， 2013，27（2）：59-72. [刘春济，冯学钢.我国出境游客旅行前的信息搜索行为意向研究：基于TAM、TPB 与 DTPB 模型[J].旅游科学，2013，27（2）：59-72.]

[21] Qi Liyun， Cao Haiya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 travel experience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visitors revisit intention： An example from coastal eco-tourism[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2，31（4）：100-106.[齐丽云，曹海燕.游客不同旅游经历对重游意愿形成机制的差异分析――以滨海生态旅游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2，31（4）：100-106.]

[22] Hsu C H C， Hunag S. An extens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model for tourists[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Research，2012，36（3）：390-417.

[23] Han H， Lee S， Lee C K. Extend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Visa exemptions and the traveler decision-making process[J]. Tourism Geographie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Space， Place and Environment， 2011，13（1）：45-74.

[24] Lee C K， Song H J， Bendle L K， et al. The impact of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 for 2009 H1N1 influenza on travel intentions： A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33（1）：89-99.

[25] Song H J， Lee C K， Kang S K， et al.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erceptions on festival visitor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Using an extended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33（6）：1417-1428.

[26] Cummings W T， Corney W. A conceptual model of gambling behavior： Fishbein’s TRA[J].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1987，3（3）：190-201.

[27] Moore S M， Ohtsuka K. The prediction of gambling behavior and problem gambling from attitudes and perceived norms[J].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999，27（5）：455-466.

[28] Lee H S. Predicting and understand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tentions to gamble in a casino： Using an extended model of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2013，29（2）：269-288.

[29] Walker G J， Courneya K S， Deng J. Ethnicity， gender， and the TPB： The case of playing the lottery[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2006，38（2）：224-248.

[30] Martin R J， Usdan S， Nelson S， et al.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predict gambling behavior[J].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 2010，24（1）：89-97.

[31] Wu Anise M S， Lai H C， Kowk K， et al. Chinese attitudes， norms， behavioral control and gambling involvement in Macao[J].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2013，29（4）： 749-763.

[32] Lee J， Chen C C，Song H J， et al. The role of responsible gambling strategy and gambling passion in the online gambler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Revi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2014，30（2）：1-20.

[33] Taylor S A， Ishida C， Wallance D W. Intention to engage in digital piracy： A conceptual model and empirical test[J].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2009，11（3）：246-262.

[34] Ajzen I， Albarracin D. Predicting and changing behavior： A reasoned action approach[A]//Ajzen I， Albarracín D， Hornik R. Prediction and Change of Health Behavior[M]. Lawrence Erlbaum： Mahwah， 2007：3-21

[35] Cheng S， Lam T， Hsu C. Negative word-of-mouth communication intention： An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Research， 2006，30（1）：95-116.

[36] Carver C， Scheier M F. On the Self-regulation of Behavior[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28-31.

[37] Bagozzi R P， Warshaw P R. An examination of the etiology of the attitude-behavior relation for Goal-directed behaviors[J].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1992，27（4）：601-634.

[38] Davis W A. The two sense of desire. [A] // J Marks. The Ways of Desire： New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on the Concept of Wanting[M]. Piscataway： Thansaction Publishing，1986：99-100.

[39] Hagger M S， Chatzisarantis N， Biddle S J. A meta analytic review of the theories of reasoned action and planned behavior in physical activity： Predictive validity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additional variables[J]. 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2002，24（1）：3-32.

[40] Sonmez S F， Graeffe A R. Determining future travel behavior from past travel experience and perceptions of risk and safety[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1998，37（2）：171-177.

[41] Perugini M， Bagozzi R P. The sistinction between desires and intentions[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4，34（1）：69-84.

[42] Fornell C， Larcker D 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18（1）：39-50.

[43] Nunnally J. Psychometric Theory[M]. New York： McGrwa-Will，1978：245-246

[44] Grant A. Building and Testing a Causal Models of 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s Impact[R]. Boston：Proceeding of the Tenth ICIS， 1989：11-23.

[45] Bentler P M， Bonett D G. Significance tests and goodness of fit in the analysis of covariance structure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0，88：588-606.

[46] Bollen K A. A new incremental fit index for genera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J].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1989，17（3）：303-316.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henomenon of Chinese outbound travelers as gaming consumers has grown increasingly prevalent. However， research on Chinese travelers’ gaming behavior is extremely scarc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employed numerous theories to explain human behavior underlying this pattern. Among these theories，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re representative social psychological theories use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patterns and traits of specific human behaviors. Although these theories have been applied in studies of various human behaviors， they have not considered the individual’s non-volitional situation， in which time， money，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y limit behavior. To address this limitation， some scholars have proposed a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that address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better understand specific human behaviors， the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incorporates desire， anticipated emotions， and the concept and role of past behavior， as well as the original variables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By adding in these concepts， the predictive ability and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have been greatly enhanced. Therefore， the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is a vitally pertinent theory in the field of consumer behavior research. However， this theory is still not widely used in research on tourists’ consumption behavior，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behavioral research on Chinese outbound tourists’ gambling behavior.In the present paper， the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is introduced in the context of gaming behavior research on Chinese outbound tourists. This approach is used to construct an influencing factor model of gaming consumer behaviors among touris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aper takes up Chinese tourists who have traveled to Macao and participated in gam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applied and acquired 270 valid questionnaire response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method was used to carry out empirical tests for establishing a consumer gaming behavior intent model of Chinese tourists.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Chinese tourists’ gaming attitudes， positive anticipated emotions，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frequency of past gaming behavior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gaming desire. Consumer desire then further positively impacts on gaming behavior intent. Meanwhile， the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involved in Chinese tourists’ gaming consumption has a direct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gaming behavior intent. However， Chinese tourists’ subjective norms and negative anticipated emotions for gaming consumption do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ir gaming desire.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have several import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Utilization of this model of goal-directed behavior enhances understanding of intricate mechanisms that form the gambling behavioral intent of Chinese outbound tourists. At the same time， this finding also shows that scholars should consider additional factors and relationships among latent variables in explaining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variance in intent. By identifying the non-significant effect of subjective norms and negative anticipated emotion on desire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gambling consumers， this study is also a useful supplement to aid the development of gaming consumer behavior literature. However， this study does have some limitations， and care should be taken in generalizing its conclusions.

消费国外论文篇4

【关键词】 消费 经济增长 约束条件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依赖外需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仅使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而且使我国经济越来越受制于国际分工和对外贸易。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并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也造成了猛烈冲击。显然，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由外需转向内需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内需包括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就内需而言，投资过多论和消费不足论是国内经济理论界和决策层的主流观点。林毅夫认为，我国“三过”（贸易顺差过大、投资过快、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核心是投资增长过快。孟昊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当期消费对于GDP的影响大于投资，并且投资的影响具有时滞性，因此要保持国民经济的增长必须要依靠当期消费的巨大推动作用。有学者通过“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大，投资次之，出口的作用相对较小。可见学者们普遍认为，两大内需中投资过高并且增长过快，因此，扩大内需最终落在消费需求上。然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却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二、消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

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并不是必然的。如果只是盲目地强调扩大消费以拉动经济增长，可能会形成一种误解：消费越多、产出越多、经济增长越快。这种一味鼓励消费的观念容易引起铺张浪费，造成重复投资和建设，甚至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等现象，使经济陷入“滞涨”。因此，本文从消费的供给、需求和连续性方面分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

1、消费的供给：产能是否充足

从消费的供给来看，消费能否拉动经济增长要看产能是否充足。这里的“产能”并非指狭义的部分行业如能源或钢铁等产量，而是指广义上的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整体性生产能力。产能体现了生产技术与各种生产要素相结合的总体经济发展能力。

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是基于经济中存在闲置生产力、价格刚性和总供给无限的假设前提上提出的。对于经济正常运行的状态来说，“一味强调增加需求，结果不是生产增加，而是物价上涨”（高鸿业，1996）。凯恩斯的消费理论能否成立，首先要看供给约束。在产能充足的情况下，增加消费可以使更多资金回到供给方，可以保证持续投资从而增加产出；在产能不足时增加投资可以扩张产能增加产出，从而增加可消费的绝对量，但消费系数要下降；减少投资提高消费虽可提高消费系数，但投资不能补偿资本资产的折旧损耗时生产会萎缩，从而会减少可消费的绝对量。

多年来，大部分学者根据我国消费率处于低位的事实，通过国际间消费率的比较，得出我国“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的结论。政府接受了该结论并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但是，实际的经济运行与理论及政策背道而驰，导致了通货膨胀等负效应。其中，不乏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同时也让人怀疑该结论本身的正确性。衡量实际消费率的高低不应该参照国际经验或经济理论来判断，而应以自身发展技术水平、现有资本存量、有效劳动力增长及经济发展速度来决定。研究表明，在1992年至2008年，我国实际投资率均值为39.57%，相对于理论均值略微偏低；实际消费率均值为57.09%，相对于理论均值略微偏高，但处在合理区间内。

所谓“高投资、低消费”，实际上反映了某种程度的经济低效，从而表现为无效供给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我国的经济并非实质意义上的产能过剩，而是受到许多要素供给的制约。从能源供给来看，从1990年至2009年我国综合能源平衡表中的年初年末库存差额负值越来越大，进口比重由1990年的1.3%上升到2009年的15%（中国统计年鉴，2011），我国能源产量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此外，从高科技产品的供给来看，国外高端产品供不应求，低端产品打折促销也难以扩大销售量；从土地资源的利用看，住房供不应求，房价不断飙升，表明我国的产能过剩不是普遍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如果盲目扩大消费，有可能对资源环境和通货膨胀形成压力，不利于稳定物价，也不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2、消费的需求：购买力水平和外溢程度

从消费的需求来看，消费能否拉动经济增长要看购买力水平以及外溢程度。

购买力水平低下所形成的消费不足，主要源于收入分配结构问题：一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财政收入比重过高，居民收入比重偏低；二是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城乡差距拉大；三是分配制度不完善，贫富差距拉大；四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地区差别较大。同时，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储蓄或投资使资产保值增值。因此，购买力溢出，转为储蓄、投资或转向国外，即使消费潜力增强，也会因购买力溢出效应使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打折扣。

购买力外溢体现在海外消费和海外投资。“翻墙”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内消费具有替代效应。海外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我国资源不足，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促进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如果海外投资成为资产转移的方式，则对我国来说就意味着资本流失。根据胡润百富和中国银行私人银行联合的《2011中国私人管理白皮书》，三分之一的高净值人群（个人资产在600万元人民币以上）拥有海外资产，海外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平均占比为19%。60%的高净值人群有移民倾向或已申请移民。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潜在购买力转向国外消费或投资，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需要引进资本和扩大内需的国家是不利的。购买力外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给扩大内需带来了困难。

3、消费的连续性：消费乘数效应

从连续性的角度看，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受边际消费倾向和流动性的约束。消费对经济的乘数效应是由边际消费倾向决定的，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边际消费倾向不变。而根据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和不确定性预期，由于边际消费倾向是下降的，对应的投资乘数也会逐渐变小。流动性约束也是影响消费乘数效应能否持续进行的关键因素。若消费者跨期消费无法通过外部融资的渠道获得流动性支持，或是取得的成本过高，则导致可支配收入的预期降低。此时，不仅家庭的消费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总消费也会降低。如果消费严重不足，并且当期消费影响下期消费，则消费到投资的乘数效应就会中断，累积效应不复存在。

对我国而言，边际消费倾向对投资乘数的影响较小。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逐年下降，从2001年的0.7下降为2007年的0.6。现阶段，边际消费倾向随时间推移和收入增加存在递减趋势，事实上，这种趋势并没有降低投资乘数效应。由于消费水平的提高，生存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而非生存性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上升。非生存性消费品比生存性消费品层次更高，生产产业链更长，由此带来的规模效应和相关产业的投资远大于过去。一般而言，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是产出增加，而产出增加的条件是投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以及消费率下降在一定时期内没有阻碍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国生产部门内部形成了一种弱依赖于居民消费的自我循环。

货币流动性面临结构失衡的问题，进而影响消费的供求结构。某些行业重复投资导致产能过剩，而涉及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则是严重的投资不足；大型企业不仅控制着市场，还主导着资金流向，而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长期存在；投资性借贷旺盛，而消费性借贷还没有全面启动，目前主要集中在房贷、车购等市场。从结构上看，如果流动性失衡严重，则会阻断消费到投资的正常进行。流动性失衡不仅造成经济波动，还对消费预期以及购买力形成冲击。因此，制约消费的还可能是用于消费的流动性不足。

三、通过消费有效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约束条件的分析可知，为了使刺激消费的政策更加有效，需要考虑到消费的供给、需求和连续性等因素。因而，建议从制度安排者、消费的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方面采取相应的举措。

1、明晰产权，保护劳动报酬的权利，打破要素产权和分配领域的垄断

从制度上对劳动及其所创造的财富加以保护，是调动经济活动积极性的根本性措施。收入报酬是对努力最直接的激励方式，消费也是由收入衍生出来的。收入水平决定了消费水平，收入稳定性决定了边际消费倾向。

财政可以采取转移支付的方式，完善社会保障，加大公共事业的投入。然而，即使达到像西方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水平，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分配差距所带来的消费不足问题。从最近几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降的趋势可以看出，我国对劳动报酬的保护不够。在我国人口众多、要素短缺的情况下，要素报酬本来就处于强势地位，加上产权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国民财富迅速集中到一些企业或利益团体，其再凭借资本等要素对分配领域形成控制权。在国企和民企、城镇和农村的二元经济体制下，要素的流动性不够强，产权安排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涉及到国有资产重组和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等问题时，需要进一步优化制度安排。

2、企业更新生产理念，着眼长远发展，重视消费者利益，承担起社会责任

企业发展应该注重长远发展和整体利益。企业的生产活动决定了消费市场的供给，从根本上影响着消费者行为。

很多企业不能很好地应对市场压力，投机取巧，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发展，后果是，在其他企业诚信经营的情况下可以赚取高额利润，然而，一旦真相曝光，则损失惨重，甚至要面临破产关闭并追究法律责任的结局。如果企业普遍弄虚作假，最终的结果是消费者将对国内市场失去信任，消费倾向降低，消费行为转向国外品牌。我国奶粉类产品的消费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产品质量不能保证，消费安全问题突出，消费环境堪忧，最终损害的还是我国企业的整体利益。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商会、行会等组织建立内部诚信认证机制和质量监管体系，达到社会利益和企业利益相一致。

3、消费更加注重理性，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减少不良的消费效应

扩大消费需要合理分配当期消费与长远消费的比例，考虑人们的购买能力与资源环境的可承受能力，以及代际之间的消费可持续进行。消费应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而不仅是眼下消费带来的享受和。我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年轻一代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生存、养老和延续后代的三重压力。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以及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全社会消费需求将增加。现在过多强调扩大消费，容易形成消费误导，使经济社会发展难以为继。

文明可持续的消费方式，需要以科技进步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基础，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导向，注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物质消费无法弥补精神缺失，反而物质文明越发达，人们对于精神财富的需求就越加迫切。提倡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实际上是要引导正确的消费行为。近年来，我国房地产、汽车、奢侈品等市场比较繁荣，“丈母娘经济”、“炫富消费”等现象说明内涵式消费已经成为潮流。而这种消费不仅是对于物质的需求，还象征着社会地位和个人财富的追求。经济发展到今天，消费体现的不只是物与人的关系，更集中地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一些扭曲的消费行为可能达到了消费主体心理上满足和虚荣，但是，也带来了负外部性。从众心理会促使其他有购买力的人纷纷效仿，而没有购买力的人则会产生心理不平衡，“仇富”现象与炫富消费不无关系。

解决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在工业化发展阶段，随着国民收入的上升而消费率趋于下降有其客观规律性。消费率和经济增长率存在反向运动趋势，即随着消费率的下降，经济增长率上升。因为较低的消费率有利于资本积累，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然而，和经济增长一样，消费率下降是一个过程，我们所要的结果并不能只停留在低消费高增长的发展阶段，消费走向理性成熟的过程也是经济增长趋于健康稳定发展的过程。消费行为最终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解决分配不均才能根治投资过快[J].中国商界，2008（6）.

[2] 孟昊：消费与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6（11）.

[3] 刘宝庆、未良莉：我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实证研究[J].特区经济，2007（12）.

[4] 韦沛文、韦超：凯恩斯定律成立的条件和局限——兼析某些误解和曲解[J].当代经济，2010（6）.

[5] 谭顺、程东杰：当前中国消费不足的四种基本形态─兼析消费不足的具体原因[J].经济问题探索，2011（1）.

[6] 于鹏、徐敏：扩大我国消费需求的路径探析[J].宏观经济管理，2011（4）.

[7] 李颖：我国消费率的变化特征及启示[J].宏观经济管理，2011（4）.

消费国外论文篇5

关键词：经济战争战略战术游资炒作获取倍乘差价

我国经济发展现状表现在两方面：国内方面，以权力剥削为龙头的武力、财力剥削混存所引发的分配不公造成了贫富悬殊，进而使产消不平衡，加之套用凯恩斯理论使投资大于消费，从而加剧了产消不平衡，这是主要原因，而非纯经济因素引发的社会矛盾经济问题则是各种原因中占绝对多数的重要因素；国际方面，因人民币升值，游资逐渐进入，以炒作方式推动股价、楼价从而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从中获取成倍的差价利润以掠夺巨额资源财富。本文认为，要夺取当前这场经济战争的胜利，必须具有同时打赢国内国外二场硬仗的战略战术。

对华“经济战争”的表征

战争是一种强弱冲突不平衡的结果，找准对方弱点开战是战争的导火线。如：不能诊断中国特色经济的主要问题，却用外国经济理论治理国内特色经济；加入WTO后，政府政策法规受制于国际，独立性或者说中国特色越来越不能发挥能动性，又不熟悉国际规则；其关键点在抄搬国外管理理论，即被动适用国际规则；其危险点在于短时间内大量变现库存资源，国民财富以货币形式决堤般外流。

对华经济战争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外资潜入中国投资、置业；第二，鼓噪中国经济形势大好，以误导中国变现宝藏资源来提高GDP，同时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炒热中国经济；第三，将股市、楼市等炒热，借助中国国内资本推动股价楼价大幅走高，推高能源价格增加中国发展成本，进而带动中国物价全面通胀；第四，不断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拉拢别国挤压中国国际市场；第五，抛售股票、房地产等，套现后撤离中国市场；第六即下一步抛售人民币使之贬值而让美元升值。通过美元、人民币反向升值贬值运行一个来回，则巨大的中国财富就会白送给美国等寄生国家。譬如近期，美国持续降息，使各国对美元汇率一直上升。这使中国国内出口企业面临困境，广交会订单缩减30％以上；同时，人民币升值加快又使得热钱大量进入中国，流动性过剩加剧，加大了通货膨胀率；再者，中国美元储备居高不下快速增长也就是加速贬值；最后，美国次贷危机实际上是将国民不劳而获的结果转移到外国，尤其是美元储备高的国家。

“经济战争”的性质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侵略的性质为争夺理论、文化、经管、技术等的控制权，以及“阴流子”（即资金）的控制权和市场控制权。

（一）争夺思想文化经管技术的控制权

目前，我国出现了所谓经济过热的矛头，却又仿照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方法不断加息提高准备金率，在治理特色经济时又不搞中国特色，当然调控无效。在没有准备好自己的经济理论和制度条件下加入WTO，不得不被动适用国际经济法规准则，从而陷中国特色经济于无能之中而不能自拔。如果不尽快建立符合自身特色自然法则的经管理论和经济制度，就会失去思想文化和经济管理的控制权。譬如，我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不完全由经济因素引起，因而凯恩斯那一套纯经济金融手段解决不了现今中国的经济问题。对于这种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必须加以创新，免得受制于人。（二）争夺“阴流子”与财富的控制权

“阴流子”即资金是集能力信誉和欲望需求一身的币符抽象物，是量子经济学基础。在物价、汇率、股市上动作，以无形之手掠夺他国财富搞垮他国经济。通过阴流子手段控制资金会取得军事战争掠夺实物财富的倍乘效果。境外资金潜入中国加剧流动性过剩，这犹如暗渡陈仓，运兵中国作战，大量外资进出必将削弱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境外炒作资金的动机动向。有些国外游资不是来支援中国经济建设的，是来逐利的，甚至是来掠夺中国财富。

此外，用贸易壁垒、世贸规则、拉帮结派控制市场份额等是经济列强的惯用伎俩。应对办法虽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条还是基于优质低价开拓市场占领市场。这就要求中国国民勤俭节约，增强国力。同时提高利用国际法的能力，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且境外资金所有者和管理经营者抱团、渗透到中国重要的经济组织中去、与政府共生与官员勾结、聘用学者发表影响政府决策的言论。

战略原理

遵循531理论与问题基础论点发生对称中和反应的原理。经济发展一般原理是问题基础论点（主要包括经济基本问题、三大要素二个根本点、总矛盾等）与531理论（主指计消市产模式、力-消-产顺序周期律、“阴流子”手段等）发生对称中和反应后释放出能量驱动社会经济发展。

用计消市产模式替代国际经济理论摆脱其经济法规的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管理方法是在经济危机的教训中发展起来的，产生得早思想落后，摆脱不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命运，但往往通过输出、转移国内经济灾难到新兴市场国家而短期避免危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和谨慎动机、投机动机等作用，凯恩斯有关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和消费的矛盾论会使投资越来越多消费越来越少，人为降低生产服务消费率，是导致生产过剩进而内生经济危机的一个机制。我们应实行计消市产模式协调好GDP规模、质效和公平三者间关系。一是用计划消费统筹协管有关安全稳定的经济问题，在计划消费制度下实施全社会共生存福利保障；以市场生产激励竞争和规范企业经济活动，让市场与生产全面放开，采用超资本主义方式激励机制。

鼓励升官发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文政治环境。必须建立多快好省建设TMS社会的政绩考核体系，其中生产服务消费率、零失业、CIP（投资置业系数）等是重要经济指标，而GDP、CPI等应改成参考指标。在当前，以科举资格、竞聘岗位、契约考核、法治行为前提为激励力，使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消费服务而谋划公共项目建设，以已有的公共规模消费带动阴流子放量使用，通过放大阴流子流量扩大就业和个人收入，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

此外，还应以静制动应对经济侵略，稳定经济大局使物价、人民币和股市等慢慢爬升，时间一长就会套住投机资金变其为投资。

战术技巧

战术技巧的总思路是控制物价、汇率股市，掌控足够的资源能源，锁定境外游资使其进入时间拉长，当利润略高于利率回报时，投机就变为投资。

（一）自主控制人民币升值的步伐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帀升值是必然方向，同时国内劳动力价值也应升值。但这必须自己掌握控制权，做到人民币平稳缓升，同步提高最低工资和总体工资水平。这样做，就是不让逐利外资大量涌入国内造成CPI连年高涨，不让国民劳动力创造的利润被外资带走。人民币升值是经济发展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必然，可顺应国际要求因势利导地继续维护人民币的稳定并减缓升值，但决不能让人民币贬值美元升值的逆转出现。这样，人民币才能成功走向国际充货行列而立于不败之地。

此外，股市是物质的，准确地说是“阴流子”运动场。股市的作用至少有三：一是通过融资形成全社会共有经济，是全民共生存的高级基础；二是通过投资者择行业择股票合理配置利用资源，提高资金、资源利用率，产生效率利润；三是再分配功能，政府通过调控股市可调整贫富结构。基于股市三大功能，政府可救市。就目前来说，调节印花税是调节股市活跃度、表明政府态度的一种手段，不能说无用。但如政府调动社保、财政等储备资金的少部分入市抄底，既能托市又能赢利。

（二）调整物价结构控制通胀稳定物价

楼价虽然超前上涨，但土地资源是无价之宝，从长远来说楼价是无顶的，因此应长期稳定楼价，使其较长时间在现价水平上下波动，让套现外资又回来投资，保卫金融系统性安全。

控制物价上涨的同时也不让物价大幅滑落，但应集中精力调整物价结构以改善人民生活，按节能减排的策略补偿环保绿化，寻找和开拓新能源，促进产、消平衡。

随着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减息，涌入中国市场逐利的外资越来越多，势必加剧中国的通货膨胀，因而应减缓人民币升值停止加息转而缓慢减息。为控制CPI，对流动性过剩做到收放自如，势必提高准备金率。因而，应将回笼的资金投资到社会公共设施和改善人民生活福利的基础建设上；投放到自由民间资本不感兴趣的利润洼地，用于回补经济过冷的行业；用以增强国家计划消费和调控贫富差距的力量。这样不仅不会收缩生产与消费，反而能收缩自由资本的盲目流动性并保持GDP规模朝着改善产业结构、人民生活的方向稳步增长。如此，国际眼红中国经济发展并企图限制中国经济超越他们的国家就会成为徒然。

（三）基于抑制贫富差距疏通产销通道思路

为保障生产为消费服务，使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合理匹配，应将国内货币划分为生产金和消费金二种，并使消费金经消费市场后将消费信息载入生产市场。这样做，就是要防止流动性资金，特别是境外炒作资金扰乱产、消结构，进而累积生产结构性过剩而消费结构性不足的经济危机。

由于富人是少数，生活再奢侈，消费总量也有限；穷人虽多却又消费不起，再多穷人的勤俭生活，消费总量也同样有限。因此，消费规模落后生产规模，二者比例严重失衡，或消费不足或结构性失衡在现经济政策下是必然的。当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分配不公就越加恶化，贫富差距就越大，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就越加不平衡，劳动者尤其失业者经济自控力就越差。结果是，经济越发展，分配越不公，需求者未掌握必要的生活资源，不需求者却难以处理多余的生活资源，从而产-消通道不畅，经济危机就越来越近。由此可知，贫富悬殊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基于财产所有权与使用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建立公平分配机制，抑制贫富差距疏通产——消通道，才不会给敌方乘虚而入的机会。

不断加工资降利润，出口价不随人民币升值而变高。提高产品的人力成本降低产品利润即加薪降利，不给游资获取劳动人民血汗的空间。以按劳按需分配相结合原则提高低保、退休工资、劳动者工资以疏通产——消通道。产品按原美元估价换算成人民币出口，出口产品价格不随人民币升值而升高，保持出口旺盛。

同时，也应围追堵截境外炒作游资。诱入外资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对外开放的重要目的，但须以技术、行政手段监控游资动向，锁定法治投机炒作颠覆我经济的外资，尽可能掌握这些资金的监管权，使其转而为中国经济建设长期服务，在若干年后让其取得合理回报退出。立法治理境内外利益攸关者抱团公关，不给其炒作获取超企业平均利润的差价机会；要以行政、法律手段限制资源无限变现、控制土地过快开发，不给游资通过市场掠夺天然资源、国家库存的机会。

参考文献：

1.金小明.论阴流子经济学[J].远东中文经贸评论（新加坡），2006（1）

消费国外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边际消费倾向,消费需求,消费结构

一、引言

1978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增长的三个拉动因素中，投资因素与净出口因素的拉动作用不断加强，消费因素的拉动作用不断减弱。尤其在1994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中国出口以年均19.3%的名义增长率迅速增长，比1978-1993年间平均水平高出大约3个百分点。

2009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需求受到巨大冲击，经济增长面临困境。在国内消费需求无法迅速启动的情况下，政府主要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大政府投资，刺激私人投资，以保证经济达到较高的增长率。虽然这些投资刺激政策可以在短期内企稳经济，但在长期来看，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撑，经济的增长仍然是乏力的。只有消费需求的扩张才能在长期中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

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费不足，已经得到理论界的普遍认可。理论界主要针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提出了有益的见解。，概括起来，理论界认为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有：

第一，中国居民收入增长不高，尤其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制约了消费需求的扩张；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就业压力增大等因素导致的居民预期收入不确定性增大，加上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增加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制约了消费的扩张；

第三，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增加了居民的教育支出、医疗支出，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上涨，增加了居民的购房支出，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储蓄动机被进一步强化，制约了消费；

第四，我国消费金融不够发达，居民面对数额相对庞大的消费支出，难以通过金融工具实现消费水平在其一生的均等化，居民面对流动性约束，进一步制约了消费需求；

第五，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加剧，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随其收入的提高而递减，那么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必然导致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下降，居民消费水平也同步下降；

另外，杭斌（2009）认为，消费习惯的存在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张；周建、杨秀祯（2009）则认为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存在明显的攀附效应，该效应有可能成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有利因素。

综合来看，目前还缺乏对中国居民消费倾向的全面考察，本文拟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两个角度，对中国居民消费倾向的特征做一考察，通过对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深入研究，以揭示我国居民消费的特点，对启动消费需求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中国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差异性的计量分析

1、理论模型

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当期收入由当期消费决定，其数学表达式为

，……(1)

其中：下标t代表时间，为服从经典假定的扰动项，代表当期消费，代表当期收入，c即边际消费倾向。

但这样的模型不能揭示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特征，因此本文首先使用中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相关数据估计模型(1)，对中国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倾向是否相等这一假设做出检验。

进一步，本文使用Chow检验判断主要时点边际消费倾向是否发生了结构变化，再通过不同阶段的模型来寻找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特征，结构变化的模型是：

,……(2)

,……(3)

通过模型(2)、(3)与(1)构造F统计量，来判断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是否发生了变化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时间段为1978年—2008年，收入变量对城镇居民使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农村居民使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消费变量对城镇居民使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对农村居民使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所有变量均不变价进行计算以扣除价格因素。

2、计量分析

分别使用城镇居民数据、农村居民数据对模型(1)进行估计，并施加相应的约束条件，估计的结果为：

表1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模型(1)估计结果

研究对象

截距项

边际消费倾向

R

城镇居民

145.50

0.93

0.966

农村居民

4.63

消费国外论文篇7

【摘要】本文建立了一个新开放宏观经济学（NOEM） 的两国模型，其中本国厂商采用LCP （LocalCurrency Pricing，当地货币定价） 方式定价，而外国厂商采用PCP （Producer Currency Pricing，生产者货币定价） 方式定价。在模型中，本国采取固定汇率制。文章通过求得模型的解析解，讨论了外国货币扩张、本币升值和主观贴现因子的变化这几种不同情况对经济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 开放经济；固定汇率制；PCP定价；LCP定价；NOEM

【作者简介】林峰，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货币经济学。

Obstfeld & Rogoff（1995） 开创了NOEM（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ew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 研究框架，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的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研究框架。NOEM模型具有典型的新凯恩斯主义特征：把宏观经济分析建立在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描述的基础上，而且具有价格粘性和厂商垄断竞争这两个特征，这一研究框架已经成为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主流研究范式。本文建立了一个NOEM模型，讨论在固定汇率制和非对称货币定价情形下外国货币扩张、本国货币当局改变本币汇率和主观贴现因子的变化这几种不同情况对经济带来的影响。

一、对模型的描述

（一） 家庭的偏好

在本模型中有两个国家，整个世界的人口为1（世界人口是一个[0,1] 之间的连续集）。其中，[0,n]为本国人口，(n,1]为外国人口。本国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外国的效用函数、消费指数和价格指数与本国类似，但外国代表性经济人以k （k∈(n,1]）表示，在必要的时候关于外国的变量以上标*标注以作区分。

（二） 一价定律和购买力平价（PPP）

本国商品以LCP （pricing to market-Local Cur?rency Pricing，当地货币定价） 的方式定价，也就是说，本国商品在出口到外国时，是以外国货币定价的。因此在粘性价格情形下，汇率一旦发生变化，本国商品就不满足一价定律，仅在弹性价格情形下本国商品的一价定律才成立。外国商品以PCP（Producer Currency Pricing，生产者货币定价） 方式定价，也就是说外国商品无论是在外国国内销售还是出口到本国销售，均以外国货币定价，所以外国商品价格始终遵守一价定律，即

本国h 产品和外国f 产品的全部需求也可以类似地得到。

（四） 金融市场、个人预算约束和政府预算约束在模型中，两国的代表性经济人都无法直接交易对方的金融资产，也没有国际性的金融资产供两国的家庭交易，但是本国政府面对本国个人发行一种以本国货币标价的实际债券（外国个人不能购买），同时可以直接与国外个人交易一种以外国货币标价的无风险实际债券。本国的个人预算约束为：

二、模型的求解

（一） 对求解方法的说明

模型包括三期（0，1，2），假定整个经济在0期是处于一种特殊稳态中（做出这样假定目的是为了能够求得模型的显式解，对这种特殊的稳态将在下文进行说明）。因为价格粘性，在第1期商品的定价不能改变，如果出现某种冲击，则经济偏离稳态均衡。价格在第2期可以按照代表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原则被重新定价，经济恢复到稳态，不过这个稳态（我们称之为新稳态，也即从第2期开始的稳态） 未必等同于0期的稳态。

为了求得模型的显式解，需要对非线性的模型进行对数线性近似。首先围绕特殊稳态将模型的各个方程进行对数线性近似，这些方程描述模型一般的情况，这些一般的情况当然也在新稳态下成立。另外，专门描述新稳态的方程也围绕初始的特殊稳态进行对数线性近似。上述两个步骤得到的全部线性方程组将完整地描述新稳态。另外，由于价格的粘性，第1期的商品价格不能变动，因此描述经济第1期的方程和新稳态下的方程是不相同的。

模型的求解思路是：分别求解第1期和第2期（新稳态），把第1期以及新稳态下的各个变量分别用金融资产表达，金融资产反映两国之间的借贷关系，借贷关系在第1 期和第2 期之间有跨期的联系，利用金融资产的这种跨期联系可求得经济的全部动态路径。

（二） 定义一般的稳态和特殊稳态稳态被定义为所有外生变量都不改变的一种稳定的均衡状态，稳态方程中那些只描述某一期的稳态方程与原方程一样，不再列出。涉及跨期问题的欧拉函数、费雪效应以及两国的跨期预算约束的稳态分别为式（9） ～式（12）：

时（只要这个冲击没有大到导致边际成本高于商品价格），生产者将按照需求的改变调整生产决策，也就是说产出由需求决定。因此，在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条件下，本国商品供给方程式（16） 和外国商品供给方程（与本国商品供给方程相似，因篇幅所限未写出） 在短期不起作用。

第三，不同于新稳态下的预算约束式（11） 和式（12），在短期个人的支出未必要恰好等于收入。对式（5）、式（6） 围绕初始特殊稳态进行对数线性近似得到这意味着第1期两国的消费变化之差将保持到后面各期。这在直观上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本国未来价格水平的提高将促使本国代表性经济人倾向于多在本期消费。

本国货币需求方程式（15） 和外国货币需求方程（与本国货币需求方程相似，因篇幅所限未写出） 相减，并利用短期价格指数不改变、新稳态下PPP的成立、稳态下两国利率的相等以及描述短期利率的式（31） 等条件，可简化为

也就是说，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两国的货币量和消费支出的变化率都是相等的。模型要求两国货币量的变化率相同，这说明本国的货币供应量必须以相同的变化率变化，也就是说本国放弃了对货币供应量控制的主动权。得到这样的结论的根本原因在于，模型的固定汇率制和存在资本的跨境流动，这与“三元悖论”的结论是一致的。

进一步发现，由于式（37） 的成立，长期实际变量式（21） ～式（26） 均为0，意味着这些变量在长期的值都与第0期的初始特殊稳态值相等。也就是说，外国货币冲击在长期对于两国的实际变量都没有影响。

为了进一步求解模型，把本国欧拉函数式（14） 与外国欧拉函数相加，并利用已得到的长期消费变动为0的结论和两国短期利率相等的结论式根据到目前的求解结果可以发现，当出现未预期到的外国货币冲击时，具有固定汇率制、资本可跨境流动特征的经济体将会做出这样的反应：在短期，当厂商尚未重新定价时，两国的价格水平保持不变，两国的产量和消费都将会提高，实际利率会下降；而在长期，当厂商重新定价时，实际变量恢复到初始稳态的水平，两国价格水平则与货币的扩张同比例提高。

（二） 对福利的讨论

NOEM框架的一个优势是可以借助效用函数讨论代表性经济人的福利问题。按照NOEM的常见假定，假定实际余额带来的福利相当小，则将其忽略，只考虑实际因素对福利带来的影响。因此，将式（47） 的符号取决于方括号中的部分，也就是依赖于σ 、κ 和ρ 这三个系数的大小，难以简单判断福利受影响的方向，而在ρ = 1 这一特殊假定下[比如Obstfeld & Rogoff（1995，1996） 等众多文章采用跨期替代弹性为1这一特殊假定]，则容易判断式（47） 的符号为正（因为σ > 1），这意味着外国的货币扩张将会导致本国福利的提高。

四、对模型的延伸讨论

上述模型可以被进一步用于讨论其他相关问题，比如采取固定汇率制的国家突然改变汇率的效应以及主观贴现因子的改变对整个经济的影响。由于求解的思路与前文的讨论是相似的，因此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不再详细列出技术细节，只给出基本思路和结论。

（一） 未预期到的本币升值带来的影响

固定汇率制国家可能会放弃原来承诺维持的汇率水平，固定在一个新的汇率水平上，以达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这里以本币的突然升值为例讨论其效应。经济在第0期特殊稳态上运行，如果在第1期，本币突然一次性永久升值。假定外国的货币政策保持实际利率的不变。汇率的未预期到的永久性改变意味着ε? = εˉ? ，按照前文的思路可推导出由于无法简单地判断大多数短期变量和长期变量的变化方向，所以类似众多NOEM 文章做出ρ = 1 这样的假定（也就是跨期替代弹性为1），则可以得到比较简单的结论。与NOEM经典文献的结论一致，在ρ = 1 时，长期变量均恢复到初始稳态水平，两国之间的长期借贷关系为0。但短期变量的变化需要进行以下进一步的讨论。

第一，本国消费水平在短期内有下降。这是由于本国物价水平在短期内发生较小的变化（由于本国商品采取LCP定价方式，而外国商品采取PCP定价方式，因此在本国，只有从外国进口商品的价格会因为汇率变化而变化），而在长期，本国物价水平相对外国物价水平有比短期更大的下降幅度，根据费雪效应和无抛补的利率平价，本国的实际利率在短期提高，这时消费的跨期替代决定短期消费减少。

第二，外国代表性经济人的消费需求在短期内没有变化，这一点与模型中假定外国的货币政策是保持其实际利率不变的假定有关。

第三，在短期内，本国生产且在本国销售的产品数量下降，因为在短期内产量由需求决定，因此也就是本国家庭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下降，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本币的升值带来外国商品在本国定价的下降（因为外国商品采取的是PCP定价），这导致了本国价格水平的下降，而本国产品就相对显得昂贵，因而本国人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下降。二是因为前文刚刚解释的本国消费水平在短期内的下降。

第四，在短期内，外国生产并进口到本国的商品的数量不变。一方面，本币升值导致外国商品的本国价格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大于本国的价格指数（因为不对称定价方式，本国商品的本国价格在短期内没有变化），这意味着外国商品的价格相对变得更加便宜，所以本国人对外国商品的需求会有所增加。另一方面，本国的消费需求也会有所降低。在ρ = 1 的情形下，这两个相反的效应正好相互抵消。

第五，在短期内，本国生产并出口到外国的产品和外国生产并在外国销售的产品数量都没有变化。这是因为，一方面本国商品的价格和外国商品的价格在短期都不会有变化（因为外国商品是PCP定价，而本国商品是LCP定价），因此外国的价格指数也不会变化，另一方面外国代表性经济人的消费需求没有变化。

第六，再看福利受到的影响。在ρ = 1 的特殊（二） 两国不同的主观贴现因子的效应此减少短期的消费，增加长期的消费。外国家庭由于需要在长期偿还债务，所以其长期的消费也会减少。外国家庭短期消费也减少了，原因是本国家庭在短期的节俭行为导致本国短期消费的萎缩，减少了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外国家庭的产量和收入减少，短期的消费也减少，而且外国家庭收入的减少幅度大于其消费的减少幅度，因此外国需要向本国借贷。

五、模型的小结

本文的模型有两个特征：一是固定汇率制；二是两国非对称的定价方式：本国商品采取LCP定价方式，而外国商品采取PCP定价方式。

在汇率不发生变动时，LCP 定价方式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在固定汇率制下，无论商品是否采取LCP 定价方式，在短期内价格都无法调整，又由于汇率是固定的，所以一价定律在短期内依然成立。但是，一旦汇率发生变动，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的不对称定价方式就会受到影响，外国商品的本国价格在短期内将因汇率变化改变，而本国商品在本国销售和外国销售的价格在短期内均不会变化。

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可跨境流动的情形下，与“三元悖论”相似，本模型也指出，本国实际上放弃了货币政策的主动权。比如，如果出现外国货币供给的一次性永久增加，本国长期价格水平会因外国货币供给的增加而增加，而长期实际变量将恢复到初始稳态的水平，可见这是一个货币长期中性的模型。

该模型的框架可以被用于讨论其他相关问题，比如固定汇率制国家意图通过汇率的调整达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时对实际效应的讨论，在假定跨期替代弹性为1的情况下，本文的结论是，在短期，本国产出下降，外国产出则保持不变；而在长期，本国和外国的消费和产出均恢复到初始稳态的水平。

消费国外论文篇8

近年来，中国最大的出口对象欧盟和美国分别陷入欧债危机和次贷危机，新兴出口市场成长有限，依靠出口拉动总需求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拉动内需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首要任务。众所周知，消费支出作为国民经济中占比最大并且比较稳定的支出项已成为拉动内需的核心力量。但是，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启动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低消费、高储蓄”现象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均衡增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至关重要因素。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的平均水平为60%[1]，而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在最近10年时间内，由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1年的34.9%，在当前全世界最大的12个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一，且目前仍处于下降趋势。从微观的居民消费行为来看，基于城镇住户抽样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APC）也持续下降，由2000年的79.6%下降到2011年的69.5%。

以往研究中国居民消费的文献重点关注的变量主要是居民收入、人口年龄结构、收入分配、预期收支的不确定性等。目前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互动和依存不断增强，因此，作为联系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核心指标“人民币汇率”也亟需成为研究中国居民消费问题的重要变量。就人民币汇率变化而言，一方面，自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长期处于升值状态，截至2012年末，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累计升值已高达23.6%；另一方面，来自国际方面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仍有增无减，预期在未来几年内，人民币的升值趋势将进一步持续，这是因为长期持续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导致了巨额的贸易顺差，而资本管制限制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在人民币尚未国际化的情况下为维持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中央政府不得不买入大量的外汇，以至于中国已成为目前第一大外汇储备国，高能货币的过度释放已导致了显著的流动性泛滥，在预期中国经济未来仍将保持相对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根据国际经济学传统的贸易余额-汇率理论（汇率浮动后顺差国将实现货币升值）、货币供给-汇率理论（要将汇率或汇率区间稳定，需央行干预增加外汇储备）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国家间经济相对增长的国家将实现货币升值），人民币升值的理论依据充分。从国际经济政治现实和中国中央政府政策风向来看，贸易摩擦的日益复杂化、美元和欧元等国际货币的持续疲软，以及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加快等都无一不表明，即使自汇改至今人民币已大幅升值，但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下，未来几年中升值趋势仍将延续。

一国汇率变化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是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已有研究对二者关系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就中国而言，人民币升值又会如何影响中国的居民消费，这将是一个既具有理论价值又有着很强现实经济意义的研究课题。因此，有必要就汇率如何影响一国消费的已有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了解汇率对消费的影响渠道与机制和影响效应，为人民币升值如何影响中国消费提供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与借鉴，并提出研究人民币汇率与中国消费之间关系的未来展望。

二、汇率影响消费的渠道与机制

（一）汇率影响消费的贸易渠道：汇率价格传递机制

对外贸易是汇率波动影响国内实体经济的直接渠道，汇率变化影响消费的贸易渠道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汇率通过影响进口消费品的价格影响消费品进口，短期内影响进口品与国产品之间的消费结构；另一方面，汇率通过影响进口资本品价格进一步影响国产品的进口成本部分，中长期内将影响国产品消费价格最终影响国内消费。因此在该渠道中，汇率的价格传递机制（包括对进口价格的传递和对国内消费价格的传递）是实现汇率影响消费的关键（见图1）。

在需求函数稳定的情况下，本国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取决于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汇率变化对进口本币价格若完全传递，即表示本币的升值或贬值变化将完全反映在进口本币价格的降低或者上升上，但因各种原因，汇率变化对进口本币价格的传递并不全。汇率变化对进口本币价格的传递程度大致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1）进口品的供需弹性：Kreinin（1977）认为开放程度低的较大国家的传递程度要小于开放程度高的较小国家。这是因为，开放程度低，则该国消费对进口依赖程度低，国内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大，同时较大国家则意味着进口供给弹性小，都将导致汇率变化对进口价格的传递程度低。在全球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出口厂商越来越多采用“因市定价（Pricing to Market）”策略将直接降低汇率对进口本币价格的传递程度。

汇率变化对国内消费品价格的传递滞后于对进口价格的传递，这是因为汇率对国内消费价格的影响是通过国产品生产过程中对进口生产要素的使用实现的，且对国产品消费价格的传递程度取决于两方面，一是产品生产中进口生产要素使用的比例，二是分销成本在产品价值中的比例，前者提高汇率变动对国内消费品价格的传递，后者降低汇率变化对国内消费品价格的传递。

（二）汇率影响消费的就业与收入渠道：出口利润分配与工资价格机制

短期内，汇率通过影响进口资本品价格影响出口企业成本，同时通过影响出口价格进而影响出口额，最终影响企业利润；长期内，通过利润分配渠道影响贸易部门的工资，继而通过部门间劳动力流动及工资调整机制影响非贸易部门工资与就业，通过影响居民收入最终影响居民消费（见图2）。

国内外对汇率影响就业和收入的研究包括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在理论研究方面，主要对汇率变动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微观机制和渠道进行分析。Dixit与Pindyck（1994）首先提出用“真实期权法”研究不确定性条件。

在实证分析方面，多数研究认为本币贬值有利于该国扩大就业，而升值则会抑制该国就业，同时汇率变化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耐用消费品行业的就业影响更大，对生产部门的影响也要大于非生产部门，就业的汇率弹性依赖于市场结构、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监管（如Burgess和Kentter，1996等）[12]。丁剑平、鄂永健（2005）认为汇率变化显著影响贸易部门就业，对非贸易部门的影响不显著[13]。

（三）汇率影响消费的金融渠道：资本流动与财富机制

消费函数表明，消费者已有资产的财富效应将对居民当期和未来消费产生重要影响。汇率变化引起国内外资产价格的相对变化，从而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和因财富效应所导致的国内相对剩余资本变化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继而影响居民消费。以本币升值为例，一方面，当市场预期东道国货币升值时，资金的逐利特性将导致短期内大量的资本流入，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股价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大量外资的流入，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了保持币值的相对稳定，货币当局将在被动买进外币的同时释放信用供给，货币供给增加，继而物价上涨（见图3）。

Hau和Rey（2002）曾指出本国货币相对于外国货币的升值将导致国内资产价格上涨和外国资产价格的下跌[14]。Hoffmann和Nitschka（2007）运用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解释不同国家间的消费增长差异，认为由于汇率的变化持有不同的外币资产将使得投资者暴露于不同的消费风险中，而这些风险又由国内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水平决定[15]。

国内关于汇率对国内资产价格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汇率对股价和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朱孟楠和刘林（2010）认为人民币升值、升值预期以及股价上涨都会造成短期国际资本流入，而股价上涨会导致房价上涨[16]。王爱俭、沈庆劼（2007）从房地产供给与需求两个角度探讨了汇价与房价的关系：在供给方面，劳动力供给的“棘轮”效应使得无论是汇率低估造成的经济结构倾斜还是汇率调整将要引发的经济结构复位都会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在需求方面，汇率低估引起的城市化进程过快、经常项目顺差以及升值预期带来的热钱流入共同推动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17]。但也有研究认为，从波动的溢出效应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率、股票价格的增长率和房地产价格的增长率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波动溢出效应；而从资产价格的水平影响来看，人民币汇率与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等国内资产价格的水平相关性较弱[18]。

三、汇率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

（一）国外研究综述：理论与实证结论的悖论及其修正

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价格相对较低的国家货币应该相对升值。同时，对国内而言，相对较低的价格水平有利于促进消费，即货币趋于升值的国家其消费增长也相对较快。但诸多实证研究表明，实际汇率与各国相对消费之间的关系不显著，甚至为负。Backus与Smith（1993）最早研究“消费与实际汇率关系”，其理论模型结论表明消费与实际汇率之间呈正相关，但运用8个OECD国家1971—1990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却与理论模型结论截然相反，之后的研究者们将其称之为“巴克斯-史密斯之谜”[19]。Ravn（2000）通过引入资本市场不完全假设，就外国消费和实际汇率对本国消费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仍表明实际汇率的变化对本国消费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20]。Corsetti等（2007）认为消费与汇率间的实证关系有正有负，理论与实证的悖论是否存在取决于可贸易品价格弹性的大小以及资源禀赋冲击的动态变化等因素[21]。

但K.Jonsson等（2005）通过在理论模型中引入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的相对增长、投资项目的建设周期以及偏好的习惯形成等因素，利用校准分析方法很好的拟合了小型经济体在贸易自由化以后本币升值与居民消费增长并存的典型事实[22]。Hoffmann和Nitschka（2007）则认为在运用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引入不完全资本市场和非抛补利率平价偏离的假设，消费增长与实际汇率之间可得出正相关关系。Devereux等（2011）则指出用名义汇率而非实际汇率分析汇率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将使理论与实证结论保持一致，即消费-实际汇率悖论可以用名义汇率进行解释[23]。上述研究表明，通过对理论假设进行扩展、运用适当的数据处理方法和对汇率指标进行适当选择后可以使实证结论与理论分析趋于一致。

（二）国内研究综述：实证研究结论的差异

国内关于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中国消费的影响效应的理论研究较少，基本上集中于实证研究。诸多实证研究的结论也呈现较大差异：张定胜等（2011）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的货币模型，结论表明，人民币升值将增加 中国的消费并减少贸易顺差[24]。付章彦（2008）利用均衡汇率实证模型和二元选择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消费-实际汇率悖论在中国也显著成立[25]。陈国进等（2010）认为汇率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存在动态差异，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将通过降低进口品相对价格对国内商品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但由于跨期选择和两种商品消费之间的互补关系的存在将使得长期内会提高居民对国内商品的消费需求[26]。魏巍贤（2006）采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得出人民币升值对城镇消费与农村消费的影响存在结构差异，认为人民币升值会促使城镇居民消费的上升与农村居民消费的下降[27]。

四、已有研究的总评

从以上国内外文献可看出，学者们对汇率影响消费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其影响渠道与机制和影响效应两方面。研究结论表明：汇率变化通过贸易渠道、就业与收入渠道和金融渠道等三个渠道和相应渠道内价格传递机制、出口利润分配与工资价格机制和资本流动与财富机制等影响一国消费，影响效应的大小如何受到各渠道内影响机制的实现程度的制约，如汇率对进口价格和国内消费价格的传递程度，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工资价格调整程度与资本流动对金融市场价格的影响程度等。

在汇率变化对一国消费的影响效应理论研究中，不管假设前提如何改变，始终得出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即货币趋于升值的国家其消费增长也相对较快；但在实证研究中，由于样本数据的选取、模型假设与变量选择、经济计量方法的运用等方面存在差异的原因，目前尚未取得一致结论，除了以上原因外，研究结论的不一致还可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证分析中模型设定的理论依据存在一定的局限。Backus和Smith（1993）曾指出在实证分析中未能考虑需求冲击、财富效应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等因素的作用。即使之后的研究中有考虑到不同假设的拓展，但也仅是某一方面进行展开，在模型中未能系统拓展原有理论假设。第二，影响消费的原因纷繁复杂，汇率变动只是影响消费的原因之一。在汇率影响消费的渠道和机制涉及多个方面和多个环节，每一渠道和机制中都可能涉及除了汇率因素外的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在没有对其他经济变量进行完全控制的情况下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模糊的。第三，汇率与消费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汇率影响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实际上，一国消费的相对变化也是汇率的决定因素之一[28]。因此，在相互影响的经济变量之间，要准确地分析某一单向影响也就变得非常困难。

在国外研究中，主要是对两国间相对消费增长与双边实际汇率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理论建模与实证检验，并对引起理论模型结论与实证检验结论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从不同角度进行解析。而国内的研究大部分是在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宏观经济总体的影响中部分涉及到对消费的影响，较少讨论人民币升值对居民消费率和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并且极少有文献利用微观数据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化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效应。

五、研究展望及对中国研究的启示

国际学术界关于“消费-汇率悖论”还没有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为探索这一难题提供新的国家案例，同时也可为解释“消费-汇率悖论”提供新的经济现实视角。上述研究综述可以为人民币升值影响中国消费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与借鉴，但基于中国经济现实特征，未来研究或可作以下几个方面的修正。

1.已有关于汇率与消费的国外文献多从消费的本土偏好（Home-Bias）角度对基准模型进行扩展，然而，中国居民（尤其是高收入居民和城镇居民）对进口商品具有较强的偏好，将该消费偏好特征引入理论模型，可以从新的视角更深层次探讨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机理。

2.已有研究在分析汇率变动影响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时大多假定汇率对价格的完全传递.然而，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与传统假定相差较大，由于高占比的加工贸易、高比例的目的地货币定价（LCP）、非人民币国际结算等多种因素导致不完全的汇率价格传递，因此放开汇率对价格的完全传递假设或可得到新的理论与实证结论。

消费国外论文篇9

农村消费经济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提升内需经济发展战略下常谈常新的话题，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经济的发展特点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时代特征和哲学内核一脉相承，从制度经济视角梳理农村居民消费经济有助于系统化的理解当前农村居民消费经济现状，分析未来一个时期农村居民消费经济的发展方向，并从制度视角为农村消费经济工作的开展提供政策支持，这是本文的出发点，以期能够对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制度经济理论体系和铺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农村消费经济基础提供参考。

关键词：

制度经济；消费经济；农村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消费经济制度产生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在马克思的经济著述中并不存在居民消费制度的概念和提法，居民消费制度更多的在其经济理论中以思想内涵的方式体现。马克思认为“对于生产关系，不能忽略社会本质属性而只谈生产；对于消费关系，也不能忽视不同社会条件而只谈消费”、“生产和消费在不同历史和社会条件下会表现出多样性”，这些对于消费关系的论点揭示了马克思关于居民消费制度必然随社会发展进步而对应变化的经济观点。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内核与马克思主义开放、与时俱进的理论一脉相承，在否定资本主义以剥削关系为实质的消费经济本质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经济以“为人民谋福利”为理论宗旨，消费和生产均“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目的”。思想概述了“提高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邓小平南方讲话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将居民消费列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科学发展观”七大主题将“以人为本”纳入转型时期经济发展的指引性思路；“供给侧改革”强调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消费经济发展新思路。

（三）西方消费经济理论视角西方经济学对于居民消费经济的理论概述最为体系化，内容也最为丰富。从马歇尔等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到凯恩斯主义、霍尔假说，西方消费经济学经历了从制度架构到消费函数分析的转变。凡勃伦是西方经济学制度经济分析的鼻祖，他提出的消费炫耀性理论着重从居民消费心理、习惯等方面揭示消费行为的经济本质；以阿萨尔•林德伯克为代表的瑞典经济学派，通过划分制度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多维性论证了政府对于社会消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

（四）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我国学者杨圣明通过对我国消费经济进行断代论证，分别划分了从1927-1949年、1949-1955年、1955-1978年、1978年至今为层次的供给型消费体制、供给与自理混合型消费体制、票证限制下的抑制型消费体制、商品经济下的开放型消费体制；国外学者的消费研究多从居民收入角度出发，大多涵盖在凯恩斯、杜森贝利、莫迪利安尼、弗里德曼等人的理论框架下，只有以MetinM.Cosgel为代表的少数学者提及了消费制度的概念，但也并没有从实践角度对我国的消费现象进行体系化的论述，相关经济模型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我国居民消费行为也不具备较好的解释力。

二、农村居民消费经济制度的演变历程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经济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水岭的传统和现代进程，如表1所示。

（一）传统阶段1949-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经济呈现出集中、限制、强制的特点，由于农业发展落后，国家实行对粮食等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票证等指标消费的适用范围遍布粮食、布、油等生活必需品，医疗、养老等消费由国家免费集中提供，福利替代消费。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一五计划”提出的大力发展农业、优先解决吃穿用等指导思想让位于三线建设，农村居民消费不进反退，“先制坡、后治富”、“先生产、后生活”的农业经济发展思想极大的限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识，农村经济从消费向供给全民倾斜，“价格剪刀差”下的农业原始积累几乎都用于维持工业低工资和原料成本。

（二）现代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制度改革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农民在收入层面有了较大提升；另一方面，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取消了落后的统购和派购制度，大量农产品可由农民自主上市和交易，粮食等农产品商品化率的攀升使得农村消费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期间农村消费市场计划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并存，国家对农村粮油、副食、交通等补贴使得农村地区生产力迅速恢复元气，为农村与城市消费经济差距的缩小积累了力量。1992-2002年，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明确提出和实施，农村消费市场供给不足的局面进一步得到改善。根据Wind统计数据显示，1992-1996年，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分别为16.8%、28.4%、30.5%、26.8%、20.1%，显示了农村消费经济厚积薄发的强劲增长势头。1994年，我国全民施行了财税、金融、投资、计划以及外贸五个领域的综合改革，至1994年底，全国市场基本取消了粮票制度，粮食价格全面放开，农村居民生产积极性和消费热情、消费能力得到巨大释放。2002-2008年处在我国经济腾飞的“黄金十年”期间，尽管“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此期间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日益扩大，农村经济展现出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如利益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新弱势群体的产生等。处于经济和社会剧烈转型期的农村消费经济迎来阵痛。2008年至今，我国市场化资源配置政策全面确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税全面取消，然而农民收入增长水平较之消费品价格增长水平有所不及，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依旧受到限制，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成为我国拉升内需既定国策的重要资源。

三、农村居民消费经济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消费水平如图1所示，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绝对额从1092.4亿元人民币增长至54177.6亿元人民币，然而从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城乡差异构成来看，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全社会消费支出的比例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发展态势，城乡消费经济发展的差异走势也印证了二元结构下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现象。从政策及制度上追问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化的原因，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既定国策和东南沿海地区市场经济制度的飞速发展首当其冲，农村经济接受外来变革的时间进度和政策强度都落后于城市经济，农村居民消费市场潜力并未得到挖掘。

（二）消费结构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组成内容（见图2）来看，2014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类支出占据比例高达37%，表明农民大部分支出用于温饱，这也和我国社会较高的恩格尔系数相对应；农民衣着（6%）、居住（16%）、家庭设备类（7%）支出合计比例29%，与食品类支出共同占据66%的消费内容，合计高达66%的基本生存类消费支出与医疗、通信、文教娱乐、金融服务、保险服务各自12%、10%、7%、2%、1%的消费比例形成鲜明对比，说明农村居民消费依然处于较为初级的消费阶段，文化类消费在我国农村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和条件，这种较高的基本生存类消费结构印证了我国农村消费经济的整体落后。

四、农村居民消费经济的制度提升路径

（一）收入分配制度党的十报告中提出“两个比重”分别为提升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政策层面完善农村经济的收入分配制度就要做好“调高、扩中、提低”三项工作。在提升农村低收入者收入时，从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居民国家扶贫标准（2300元）基础上，还要施行阶梯扶贫标准，在“扶”之外，还要从支持农民就业、农民市民化等方面来“保”收入；将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工作重心放在健全农民工工资增长机制和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上来；建立农副产品深加工行业品牌效应，给予农民企业税收优惠，通过致富示范效应提升区域经济。

（二）财政支出制度从优化财政支出角度振兴农村消费经济需要建立三个立脚点，一是增加国家和地方对于农业投入的支持力度，巩固农业作为我国基础产业的重要地位；二是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农的管理机制，明确各自职责；三是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加大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投入，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差距。

（三）社会保障制度医疗、教育、养老是限制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三座大山，我国虽然确立了至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战略目标，但目前城乡社保管理体制分割、群体间社保待遇差距大、社保基金缺口大的现实依然严峻。因此，从现阶段出发的农村医疗改革要将工作重心放在完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和加大支持乡镇医疗机构建设方面，采用农村居民医疗收支和价格管控两条线管理；农村教育体制改革比较现实的方法是继续加大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落实九年义务教育的异地就读便利制度；农村养老保障则通过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统筹全国养老金、城乡统一养老改革来减轻农民的养老负担。

（四）金融创新制度在现阶段，利用金融创新来活跃农村居民消费实际上与农村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并不匹配，创新金融制度培育活跃的农村消费市场是振兴农村消费经济的上层建筑和中远期工具。其一，目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农村已经实验运行良好的农民小额消费信贷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市场潜力，消费金融服务体系在农村的渗透前景良好；其二，消费信贷以外的金融创新工具如农机具金融租赁在大田种植背景下的农村消费市场也显示了较好的融入能力，在新型农业合作社体系内运作良好；其三，1988年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这为我国创新农村土地金融制度提供了法律基础，土地使用权抵押下的农村居民资金融通具有广阔的市场潜力等待挖掘，金融系统创新可以为农村居民消费提供活水和多样化的权益工具。

参考文献：

1.李思明.城镇化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地区差异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12）

2.张恒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J].经营管理者，2015（11）

3.丰倩.社会保障制度变革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D].湘潭大学，2015

4.李运.促进农村消费信贷背景下农户征信法律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4

消费国外论文篇10

［关键词］居民消费结构；国际贸易；ADF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0-0145-02

1 引 言

消费理论与实证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界的一大研究热点，研究的侧重点和结论各不相同。近些年来，学术界开始有研究分析国际贸易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从总量关系上看，林永生、张生玲(2006)认为，增加进口会对国内消费水平产生积极影响，并利用我国1991—2005年度数据实证得出，我国消费品进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提高国内消费水平0.699个百分点。徐璐(2010)结合1990—2006年统计数据，对我国居民人均消费与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两者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笔者利用OLS估计法作回归，由于1979—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数据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进出口量数据之间单整的阶数不同，可知各变量的时间序列非平稳，出现伪回归的可能性较大。

在消费结构方面，相关研究并不多。胡延平(2009)通过广东1979—2006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得出，进出口变动是居民消费变动的原因，进口的作用要大一些。农业居民消费对出口的影响要大于非农业居民消费，而非农业居民消费对进口的影响要大于农业居民消费。

国际贸易对中国居民消费需求是否有显著影响？如果有影响又是通过何种机制发挥作用？这些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尝试对中国居民消费结构与国际贸易关系作初步分析。

2 理论与计量模型框架

居民消费结构是指各种形式、各种内容的消费在总消费额中的比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本文中，我们用恩格尔系数来反映居民消费结构(食品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过大，必然影响其他消费支出，特别是影响发展资料、享受资料的增加，限制消费层次和消费质量的提高。恩格尔系数减小，通常表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结构改善。

影响居民消费最直接的因素是居民收入水平，其他条件不变，收入的增加会引起消费支出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同样会对消费结构有影响，具体表现为高收入家庭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较低。

进出口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机制较复杂，它们之间互相影响，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首先，进口受一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结构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消费结构。例如，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提高，对外国进口品，特别是对高档品或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会增加。有时，这种消费的“示范效应”会很明显，并逐渐引领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其次，考虑到中国的出口部门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出口的增加带动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引起消费结构的改变。另外，出口部门生产销售的优质产品亦会产生“外溢效应”，从而间接地影响居民消费结构。

因此，我们可以构建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计量方程。

2.1 模型假设

ECT表示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ECR表示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DIT表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单位亿元，DIR表示农村居民收入，单位亿元；IM表示进口额，单位亿元，EX表示出口额，单位亿元；C为常数项。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年鉴》，计量分析软件采用Eviews5.0。由于1979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的统计缺失，本文以1978年代之。

2.2 变量平稳性检验

使用OLS回归分析前，为保证回归的有效性，要求数据是平稳的，因此我们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的ADF检验，由于各变量时间序列均有明显的变动趋势，所以检验时同时考虑截距项和线性时间趋势项。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的ADF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水平下，各变量的检验t值均大于临界值，我们不能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变量表现为非平稳。而进行过一阶差分处理的各变量均通过了检验。

2.3 协整关系检验

对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可知，虽然ECT、ECR、InDIT、InDIR、InIM、InEX各自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后则可视为平稳序列，即I(1)，再进行协整检验：

(1)ECT和lnDIT、lnDIR、lnIM、lnEX的协整检验

将上式的残差序列单独表示出来，检验方程为Δφt=αφt-1+ηt，再检验残差序列的平稳性，利用ADF的单位根进行检验，检验类型不带截距项和常数项。检验的零假设是存在单位根，即残差系数为零。检验结果表明：1%显著水平下的t值-2.6471大于ADF统计值-2.9754，我们拒绝原假设，认为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因此，我们得出结论，经过一阶差分的ECT与lnDIT、lnIM、lnEX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这表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城镇居民收入、进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ECR和lnDIR、lnIM、lnEX的协整检验

由于各变量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我们可以认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与lnDIR、lnIM、lnEX之间影响不显著。

2.4 格兰杰因果性检验

确定ECT、lnDIT、lnIM、lnEX之间的协整关系后，我们再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滞后期选3。检验结果如表3：

3 结 论

1979—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居民可支配收入、进出口之间存在显著影响。第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有促进作用，lnDIT每增加一个百分点，ECT降低0.1627个百分点。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第二，进口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存在显著影响，但两者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lnIM增加一个百分点，ECT降低0.0716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有一部分是由进口结构的变化引起，即非食品占总进口的比例不断增大，我们可以结合进口结构数据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第三，出口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lnEX增加一个百分点，ECT增加0.1582个百分点，且在10%显著性水平下，lnEX变化是引起ECT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特点，出口对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是出口的增加带动居民收入的增加从而改善消费结构，这是“收入”效应；二是出口(国外消费需求)对国内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从估计方程来看，总效应表现为出口不利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

由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估计方程各系数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可以认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与农村居民收入、进出口之间没有明显关系，即进出口贸易不能显著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这可能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关。

参考文献

［1］廖成林，青雪梅.基于协整理论的中国宏观消费函数分析［J］.经济科学，2005(1)

［2］林永生，张生玲.论我国进口贸易对消费与投资的促进作用［J］.国际贸易，2006(5）

［3］胡建平.居民消费、国际贸易与广东经济增长［J］.国际经贸探索，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