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券范文10篇

消费券范文篇1

随着杭州、成都、南京、宁波、武汉等城市纷纷向本地市民或是外地游客发放或计划发放各种形式的消费券,消费券似乎已经涌上风口浪尖。2009年的春节,作为拉动内需的政府手段,发放消费券成了人民过年之余,口中津津乐道的话题。“消费券是专用券的一种,为实现经济政策的工具之一。当经济不景气导致民间消费能力大幅衰退时,政府或者企业发放给人民消费券,作为人民未来消费时的支付凭证,期待借由增加民众的购买力与消费欲望的方式以振兴消费活动,甚而进一步带动生产与投资等活动的成长,加速景气的复苏。”在金融危机持续影响下,到2009年,在亚洲地区,日本、台湾、泰国都发放过消费券,而中国这场“消费券风波”也引起了各界激烈的讨论。

中国人历来有着储蓄的文化传统,钱存在银行从收益来看的确很低,但是有个好处,支取方便,而且任何时候都不会损失本金。即使是定期,中途取钱的损失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利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2009年的全球智库峰会上表示,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支出比重,下降的趋势很明显,而中国的储蓄率从1992年的36.3%,逐步上升到2009年的51.3%,上升15个百分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初衷是为了鼓励大家消费,增加购买力,以达到刺激经济,拉动内需的目的,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把老百姓打算储蓄的钱变到消费上面来。在国内,消费券主要有“政府消费券、社会消费券、旅游消费券、转移性消费券和教育培训消费券”5大种类,相关企业发行的一般为抵金券,其消费券的面值一般为100元,也有20元面值的社会消费券。消费券的功能与现金一样,但只能用来买商品,不能兑换成现金。消费券一般都会指定购物地点,在指定的商场才可以购买商品,而且要一次性消费完毕,不设找零。

2消费券在社会引起的热烈讨论

对于发放消费券的作用,在经济学家的口中褒贬不一。反对的一方认为,拉动内需需要的是长久的作用,并非短期的效果,而消费券只能带来短暂的或者说是一次性的效果,如果没有后续资金的继续投入,之前引起的消费热潮将会嘎然而止,这与政府发放消费券期望达到拉动内需的初衷不符。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消费券实质为一种变相流通的货币,允许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这会对中央的货币发行权和财政权造成巨大的冲击。地方政府发行多少消费券是难以统计的,经济数据的不确定会导致中央统计数据的不准确,不准确的数据指导下会影响国家的宏观决策。再者,消费券可能与消费者计划中的其他支出相互替代,反而致使本应该自己消费的商品由政府买了单,而消费者自己并没有增加过多的消费支出。比如一些生活必须品,有没有消费券,老百姓都是要消费这些东西的,那么使用消费券购买了这些物品,而本来用于购买这些物品的钱就剩余下来。如果说剩余下来的钱去消费了其他物品,这倒也是促进了消费。但是在储蓄率这么高的背景下,相信大多数的人是将节约下来的钱用于储蓄,这样反而更是降低了消费率。对于消费券本身来说,它的发放也存在诸多问题。地方财政宽松的地区,可以自我消化,惠及民众。但是如果有些地方为了体现政绩,也是一味的跟风发放消费券,自身根本无法承兑,使民众利益受到损失,这样极易引发一些群体事件,给社会稳定造成影响。对于能够消化的地区,消费券该怎么发?以什么形式发?发放时间段怎么确定?使用期限为多少才合理?这些都是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将会给社会公平带来更多的隐患。

支持的一方自然也是有支持的理由。通过发放消费券消费的多是快消型产品,这类产品成本较低、生产周期较短,消费者在购买后能在短期内拉动相关厂商乃至整个产业链的运作,使这些产业的需求迅速增长。所以,如果全国范围内发放消费券的话,对于生产型企业来说将是一个重大利好。而且,消费券的金额是有限的,人们在购买大多数产品的时候,除了使用消费券以外,大都还需要自己再另外掏钱支付一部分,这样变相的就将人们打算储蓄的钱转化到了消费上面。根据西方经济学的乘数效应理论,“乘数效应(MultiplierEffect),是指经济活动中某一变量的增减所引起的经济总量变化的连锁反应程度,在经济学中,乘数效应完整地说应该叫支出/收入乘数效应,是指支出的变化导致经济总需求与其成相关比例的变化,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概念,也是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据中投顾问数据调查显示,杭州市第一批消费券的跟踪统计中,2041万元的消费券带动了4207万元的消费额,拉动放大效应为2.06倍。在家电产品上的拉动效应更是高达5.4倍。这“2.06倍”,和“5.4倍”便是“乘数效应”。据有关媒体披露,成都市在去年12月份向37.91万人每人发放100元消费券,当地消费券转化为真实消费的比率接近100%,乘数效应明显。这样自然是论证了发放消费券能够很快的带动社会经济的增长,给疲软的市场注入一针强心剂。以往过年过节,政府通常采用发放红包、现金等方式来贴补困难群众。有些群众领到钱以后,并不用于消费,而是将钱储蓄起来,这样虽然是给群众带来了实惠,但并没有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刺激消费。而采用发放消费券以后,由于消费券没有办法兑换现金,所以人们只能用于购买消费,政府的发放才真正落实到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来。

对于消费券的作用,不仅在经济学家中引起了意见的不统一,在普通老百姓中也是引起了一些争议。当然,政府的举措是受到了大家的肯定,由政府买单,刺激大家消费,初衷肯定是为了老百姓着想的。而老百姓口中也是有抱怨,这些抱怨大多来自领取消费券的资格、数量和消费券使用的范围。比如在成都,消费券的发放并非“人人有份”,这种发放上的不均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什么样的群众才有资格领取消费券呢?在使用范围上,消费券有规定的使用范围、企业、和日期,这又给百姓带来一种什么困扰呢?举个例子,我打算在今年购置一台电视机,现在我领到了一张家电的消费券,可以为我的购买省下一百块钱,这本身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但是我的初步打算是在10月份经济比较宽松的时候购买,但这张消费券是在7月份就过期了,这就有些让我进退两难了。类似于这样的困扰肯定还是很多,有了困扰出现以后,发放的消费券是否都能够用出去就值得考虑了。

3对消费券的客观评价

不管这场消费券的争论结果是怎样,从发放消费券的实际效果上,成都、杭州的消费券回收率基本达到百分之百,我们可以看到老百姓对于消费券的使用积极性,应该说消费券的发放,对拉动内需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至于作用的大小,还是要看消费券发放的范围和百姓使用的地方。如果是拿消费券去购买油盐酱醋、去理发,那么这些消费券很有可能就变成了纯收入存进了银行,没有起到“乘数效应”。如果拿去买衣服、买电器,那么服装厂或家电厂在增加需求量后,会去购买原料,生产机器等,进一步扩大生产,那么拉动内需,振兴经济的目的就达到了。发放消费券本来就是一种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应急性措施,是一个治标的办法,没有人期待它去解决本质上的问题。如果眼前的这个坎都过不去,经济失速了,失业加剧了,社会不稳定了,哪里还有环境去实行治本之策呢?一个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基本健全的社会保障系统可不是三年五载就能够建成的。所以,发放消费券能够在短期内为经济复苏打下基础。

如果不从拉动内需的角度来看,消费券的发放还有另外一层的含义,是政府在社会分配不均及再分配未果的基础上,对低收入人群的一种社会补贴,是社会福利的另一种体现。毕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才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陈国忠.对消费券的认识和规范建议.河北金融,2008,(02).

[2]徐伟:消费券仅仅是刺激消费的权宜之计[N].中国经济时报,20090218.

[3]左小蕾.消费券政策应该慎用[J].中国外资,2009,(03)

[4]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六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消费券范文篇2

随着杭州、成都、南京、宁波、武汉等城市纷纷向本地市民或是外地游客发放或计划发放各种形式的消费券,消费券似乎已经涌上风口浪尖。2009年的春节,作为拉动内需的政府手段,发放消费券成了人民过年之余,口中津津乐道的话题。“消费券是专用券的一种,为实现经济政策的工具之一。当经济不景气导致民间消费能力大幅衰退时,政府或者企业发放给人民消费券,作为人民未来消费时的支付凭证,期待借由增加民众的购买力与消费欲望的方式以振兴消费活动,甚而进一步带动生产与投资等活动的成长,加速景气的复苏。”在金融危机持续影响下,到2009年,在亚洲地区,日本、台湾、泰国都发放过消费券,而中国这场“消费券风波”也引起了各界激烈的讨论。

中国人历来有着储蓄的文化传统,钱存在银行从收益来看的确很低,但是有个好处,支取方便,而且任何时候都不会损失本金。即使是定期,中途取钱的损失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利息。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2009年的全球智库峰会上表示,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支出比重,下降的趋势很明显,而中国的储蓄率从1992年的36.3%,逐步上升到2009年的51.3%,上升15个百分点。政府发放消费券的初衷是为了鼓励大家消费,增加购买力,以达到刺激经济,拉动内需的目的,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把老百姓打算储蓄的钱变到消费上面来。在国内,消费券主要有“政府消费券、社会消费券、旅游消费券、转移性消费券和教育培训消费券”5大种类,相关企业发行的一般为抵金券,其消费券的面值一般为100元,也有20元面值的社会消费券。消费券的功能与现金一样,但只能用来买商品,不能兑换成现金。消费券一般都会指定购物地点,在指定的商场才可以购买商品,而且要一次性消费完毕,不设找零。

2消费券在社会引起的热烈讨论

对于发放消费券的作用,在经济学家的口中褒贬不一。反对的一方认为,拉动内需需要的是长久的作用,并非短期的效果,而消费券只能带来短暂的或者说是一次性的效果,如果没有后续资金的继续投入,之前引起的消费热潮将会嘎然而止,这与政府发放消费券期望达到拉动内需的初衷不符。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消费券实质为一种变相流通的货币,允许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这会对中央的货币发行权和财政权造成巨大的冲击。地方政府发行多少消费券是难以统计的,经济数据的不确定会导致中央统计数据的不准确,不准确的数据指导下会影响国家的宏观决策。再者,消费券可能与消费者计划中的其他支出相互替代,反而致使本应该自己消费的商品由政府买了单,而消费者自己并没有增加过多的消费支出。比如一些生活必须品,有没有消费券,老百姓都是要消费这些东西的,那么使用消费券购买了这些物品,而本来用于购买这些物品的钱就剩余下来。如果说剩余下来的钱去消费了其他物品,这倒也是促进了消费。但是在储蓄率这么高的背景下,相信大多数的人是将节约下来的钱用于储蓄,这样反而更是降低了消费率。对于消费券本身来说,它的发放也存在诸多问题。地方财政宽松的地区,可以自我消化,惠及民众。但是如果有些地方为了体现政绩,也是一味的跟风发放消费券,自身根本无法承兑,使民众利益受到损失,这样极易引发一些群体事件,给社会稳定造成影响。对于能够消化的地区,消费券该怎么发?以什么形式发?发放时间段怎么确定?使用期限为多少才合理?这些都是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将会给社会公平带来更多的隐患。

支持的一方自然也是有支持的理由。通过发放消费券消费的多是快消型产品,这类产品成本较低、生产周期较短,消费者在购买后能在短期内拉动相关厂商乃至整个产业链的运作,使这些产业的需求迅速增长。所以,如果全国范围内发放消费券的话,对于生产型企业来说将是一个重大利好。而且,消费券的金额是有限的,人们在购买大多数产品的时候,除了使用消费券以外,大都还需要自己再另外掏钱支付一部分,这样变相的就将人们打算储蓄的钱转化到了消费上面。根据西方经济学的乘数效应理论,“乘数效应(MultiplierEffect),是指经济活动中某一变量的增减所引起的经济总量变化的连锁反应程度,在经济学中,乘数效应完整地说应该叫支出/收入乘数效应,是指支出的变化导致经济总需求与其成相关比例的变化,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概念,也是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据中投顾问数据调查显示,杭州市第一批消费券的跟踪统计中,2041万元的消费券带动了4207万元的消费额,拉动放大效应为2.06倍。在家电产品上的拉动效应更是高达5.4倍。这“2.06倍”,和“5.4倍”便是“乘数效应”。据有关媒体披露,成都市在去年12月份向37.91万人每人发放100元消费券,当地消费券转化为真实消费的比率接近100%,乘数效应明显。这样自然是论证了发放消费券能够很快的带动社会经济的增长,给疲软的市场注入一针强心剂。以往过年过节,政府通常采用发放红包、现金等方式来贴补困难群众。有些群众领到钱以后,并不用于消费,而是将钱储蓄起来,这样虽然是给群众带来了实惠,但并没有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刺激消费。而采用发放消费券以后,由于消费券没有办法兑换现金,所以人们只能用于购买消费,政府的发放才真正落实到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来。

对于消费券的作用,不仅在经济学家中引起了意见的不统一,在普通老百姓中也是引起了一些争议。当然,政府的举措是受到了大家的肯定,由政府买单,刺激大家消费,初衷肯定是为了老百姓着想的。而老百姓口中也是有抱怨,这些抱怨大多来自领取消费券的资格、数量和消费券使用的范围。比如在成都,消费券的发放并非“人人有份”,这种发放上的不均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什么样的群众才有资格领取消费券呢?在使用范围上,消费券有规定的使用范围、企业、和日期,这又给百姓带来一种什么困扰呢?举个例子,我打算在今年购置一台电视机,现在我领到了一张家电的消费券,可以为我的购买省下一百块钱,这本身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但是我的初步打算是在10月份经济比较宽松的时候购买,但这张消费券是在7月份就过期了,这就有些让我进退两难了。类似于这样的困扰肯定还是很多,有了困扰出现以后,发放的消费券是否都能够用出去就值得考虑了。

3对消费券的客观评价

不管这场消费券的争论结果是怎样,从发放消费券的实际效果上,成都、杭州的消费券回收率基本达到百分之百,我们可以看到老百姓对于消费券的使用积极性,应该说消费券的发放,对拉动内需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至于作用的大小,还是要看消费券发放的范围和百姓使用的地方。如果是拿消费券去购买油盐酱醋、去理发,那么这些消费券很有可能就变成了纯收入存进了银行,没有起到“乘数效应”。如果拿去买衣服、买电器,那么服装厂或家电厂在增加需求量后,会去购买原料,生产机器等,进一步扩大生产,那么拉动内需,振兴经济的目的就达到了。发放消费券本来就是一种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应急性措施,是一个治标的办法,没有人期待它去解决本质上的问题。如果眼前的这个坎都过不去,经济失速了,失业加剧了,社会不稳定了,哪里还有环境去实行治本之策呢?一个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基本健全的社会保障系统可不是三年五载就能够建成的。所以,发放消费券能够在短期内为经济复苏打下基础。

如果不从拉动内需的角度来看,消费券的发放还有另外一层的含义,是政府在社会分配不均及再分配未果的基础上,对低收入人群的一种社会补贴,是社会福利的另一种体现。毕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才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陈国忠.对消费券的认识和规范建议.河北金融,2008,(02).

[2]徐伟:消费券仅仅是刺激消费的权宜之计[N].中国经济时报,20090218.

消费券范文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消费券;扩大内需

1我国消费券发行的背景

发放消费券的提出源于经济学家美好的构想:消费券能带动几倍于现金的消费量,同时由投资者消费倾向引导企业进行资源配置,增加合适的产能,以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论文百事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认为,1万亿元消费券可拉动有效需求增长3.5%,而如果把消费券控制在三个月内花完,则可拉动有效需求上升14%。与此理论相适应,美国、日本、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曾发放过消费券,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同时,学者们认为在我国发消费券的效果要远远好过直接发放现金。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刘植才表示,发消费券而不发货币基于两点考虑:首先,一部分人不会把这部分政府投入资金全部用于消费;其次和我们的消费习惯有关,有调查显示,中国人的消费倾向是53%,也就是说赚100元会消费53元,47元被储蓄。这就说明,如果发放货币,从消费习惯出发,会有大部分资金被用于储蓄等其他途径。

在这样的理论和实践背景下,作为对国家出台4万亿元巨额投资计划以确保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回应,各地也相应出台了许多刺激需求的办法。南京、杭州、成都、广州和东莞等市政府试行发放消费券就是其中之一。

2消费券发放的利弊分析

2.1关于利的分析

(1)消费券是对我国困难群体的实质帮扶。

社会弱势群体是整个社会的短板,最容易被危机击倒。扩大内需的最佳途径,在于提高百姓收入,尤其是贫困人口的收入。以消费券的形式由政府直接发放给困难群体,不仅能够切实地为他们解决生活上困难,让他们能够有财力买到生活必需品,也有助于他们度过这一次的经济危机。

(2)消费券是政府民生服务理念的提升。

发放消费券是地方政府在金融危机之际确保城镇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不至于进一步降低而采取的一种保障性措施。政府将通过各种途径给弱势群体赠送慰问品和慰问金升级为依据社会保障范围,统一发放消费券,既确保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在金融危机期间不至于降低,又不至于造成救济金游离于流通领域之外。它带来了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的契机,带来了外需拉动经济增长转向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切入点,它体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执政为民、服务群众的理念。

(3)消费券对拉动内需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消费券发放的目的在于刺激消费。从目前的效果来看,此举对刺激消费起到了一定作用。据杭州市有关部门统计,此次发放消费券对商场的拉动放大效应为3.59倍,主要是购买服装;对苏宁、国美等家电卖场的拉动放大效应为5.42倍。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杭州规定使用消费券购买指定杭产家电可享受额外优惠,直接拉动杭产家电销售增长近5倍,间接加大了对钢铁等原材料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消费券的乘数效应。

2.2关于弊的分析

(1)消费券发放的成本较大。

如果政府财政有大量盈余,且预期财税收入大幅增长,发放消费券就是让富于民。如果政府财政拮据,此时发放消费券,资金的来源主要有税收,借债,增发货币等方式。税收会减少消费者或者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支出由纳税者承担,对消费有消极作用;借债会提高实际利率,增加企业或消费者贷款难度;增发货币会产生通货膨胀。因此,消费券的本质是稀释全体国民的财富,损害未来的消费能力,这是一种隐性成本。如果再考虑消费券设计,印刷,保管、发放等成本以及机会成本,发放消费券的成本就会更大。(2)替代效应不能有效拉动需求,收入效应有限。

从发放对象上看,消费券的受益者基本被界定为接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失业人群、退休人员、残疾人和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属于温饱阶层。按照恩格尔定律,食品等缺乏需求弹性的生活必需品在他们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大,对这些必需品的消费不会因为收入下降而减少,也不会因为收入提高而增加。也就是说,对低收入家庭来说,由于基本的食品消费在家庭全部收入中所占比重居高不下,所以其弹性消费能力十分有限,此时他们从政府那里领取到的消费券对他们来说产生的不是收入效应,而是替代效应,即激励他们把家里本来用于消费基本食品支出的钱存入银行,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发放的消费券,内需并没有被拉动。

如图1所示:具有U1无差异曲线的人,预算约束线为IA,在E1达到均衡状态,此时有OQ用于消费,ON用于储蓄;当发放了消费券之后,预算约束线平移到BA’,收入增加,此时在E2点达到均衡,消费保持不变,仍为OQ,储蓄增加到OI,其中增加的NI部分即为消费券所带来的储蓄替代消费的效应。通过图示可以看到,发放消费券对于消费的刺激作用很有限。

2.3乘数效应不明显

消费券发放可直接作用于市场消费环节,减少传导步骤,配合扩大投资的政策,共同作用于经济体系,更大的期望是它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也就是“乘数效应”。乘数效应是当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了收入,从而增加了消费支出时引起的总需求的额外变动。乘数=1/(1-MPC),MPC是指边际消费倾向,家庭额外收入中用于消费而不用于储蓄的比例。乘数的大小取决于MPC。MPC越大,对消费的引致效应越大,乘数也就越大。以成都为例,此次发放消费券的总额仅为当地全年GDP的万分之一,这样的一个比例从实际上来说对拉动内需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即使产生10倍的乘数效果,也仅是全年GDP的千分之一,何况消费不可能会有10倍乘数效果。即使各地纷纷效仿,如此计算下来,对全国GDP总量的拉动也不会太明显。

3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

(1)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的投入。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取决于其所能得到的安全感,主要包括生活安全、生命安全和财产完全。只有拥有充足的安全感,消费者才敢消费。因而在当前形势下,社保、教育、医疗的改革完善十分必要,社会保障程度的提高,将给人民稳定的安全预期,进而提升消费信心。

(2)有效利用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优化产业结构,帮助民营企业成长。打破某些企业的垄断地位,减少不合理的管制。激活整个经济体系,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信心。

(3)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我国目前消费低迷的原因之一就是国民收入增长缓慢。要关注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状况,增加他们的消费信心。要突出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通过城乡一体化来提高农民的收入;二是提高经济落后地区人们的收入,为这些地区的居民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提高全体国民的财富,真正做到藏富于民。

(4)建立更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这包括了收入初次分配制度和以所得税为主的收入再分配制度的合理建立。在初次分配方面,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使劳动收入与企业利润的变动能够保持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收入再分配方面,政府应减少与民争利、与企争利的税收模式,调整税收使企业与居民收入增速与财政收入增速实现均衡。只有真正理顺了收入分配关系,我国经济消费不足的矛盾才能得以解决,才能够真正起到刺激生产与消费的作用。

发放消费券是在当前严峻经济形势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强人们信心和提振社会景气度。但解决我国内需不足的根本途径还是要解除消费者顾虑、增强消费者信心。我们应该围绕以人为本这一宗旨,创新公共服务体制,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增加国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增强社会凝聚力,刺激我国的消费市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王淼.消费券:如何从一个稻草到通向彼岸的方舟[J].财会研究,2009,(6).

[2]张诗宇.浅议政府发放消费券[J].地方财政研究,2009,(4).

[3]曼昆.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分册)第4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4]梁小民.刺激经济不能强制消费[J].创新科技,2009,(3).

消费券范文篇4

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全区上下特别是消费节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在广大市民的热切关注下，别具一格、独具匠心的2012都市消费节活动已经拉开了帷幕。举办这次活动，是贯彻落实总书记“三保一弘扬”要求的重大举措，是我区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次积极探索，是区践行科学发展观，推动区域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实实在在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的一次具体行动。

今年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全区上下沉着应对，趋利避害，保持了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均成两位数以上增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8月增幅将近6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5%，财政总收入增长11%，地方财政收入接近10%。面对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人乘势前进，都市消费节活动也孕育而生，横空出世。

作为我区一次重大的开创性的工作，开创性的活动，2012都市消费节活动刚刚拉开帷幕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我们要开展好这项活动、深化好这项活动，使这次活动做到善始善终，圆满成功，真正把这次活动办成一次意义深远，富有成效的活动，关键要做到以下五点：

一、聚集焦点，深化认识

焦点就是大家把目光集中到的一个地方，对某一个问题形成共识。区经济发展的焦点是什么？从产业结构分析，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三出”。一是“三产”突出。我区第三产业占经济比重85%以上，所以这样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必须突出三产，尤其是要突出现代服务业，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二是“二产”飞出。由于土地资源有限，我们要借别人的土地来发展第二产业，所以有了安义工业园，湾里工业园，罗亭工业园，我区5月份在香港招商引资中引进的“坊林加工项目”投资达3000万美元的重大项目现已落户罗亭工业园，下个月即将开工。三是“一产”淡出。随着朝阳片区的开发，桃花镇农村将变城市，农民要变居民，村落将变社区，农村向城市发展，一产势必要慢慢淡出。

这“三出”里最重要的是三产，所以，我们加快发展的聚焦点就在三产。而区三产中最大的优势，跟其它区的不同是：一是商贸业网点特别多。商场、宾馆、酒店、市场加在一起将近8000多个网点，其中三星级以上的大酒店，年营业额一亿以上的大商场，营业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市场共占了八分之一，这个数量在全市是独一无二的。二是消费人口特别多。34.5平方公里拥有户籍人口46万，流动人口将近几十万，平均一平方公里达到两万人口，人口密度之大远远高于东湖、青云谱、青山湖。这个人口密度，在全市也是最高的。消费者多、消费网点多，就是区“三产”最大的特点、最大的焦点。通过举办消费节，通过政府引导、牵线搭桥，就把这两个特点都联系起来。这次消费节主题是三个方面，一是“购”。100多个活动，100多家单位，平均优惠18%—20%，洪客隆、丽华大厦、百货大楼、天虹百货等三十多家大型商场均参与其中。二是“娱”。天上人间、非常男女、新中原等娱乐场所也参与进来了。三是“吃”。辖区内各大知名餐饮酒店都加入其中。整个消费节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热热闹闹，玩得开开心心，购得欢欢喜喜。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求组织者包括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以及所有参加活动的企业组织工作要做到井井有条；消费者要做到津津有味。

二、明确重点，强化主题

这次消费节是区第一次采取政企联合的方式开展的一次消费大联盟活动，意义非同一般。作为组织者，必须紧扣这次活动的重点，做好组织工作。

一是要抓好重大活动。这次购物节有八大主题活动。1、新闻会；2、开幕式；3、2012金秋美食节；4、家电特惠节；5、洪大购物节；6、各大商场门前的宣传活动；7、消费券派赠；8、闭幕式。各工作组、各单位要按照职责的要求，任务的分工，把各项活动组织好，区商贸委要做好牵头工作，精心策划，精心组织，精心实施。

二是要抓好重点人群。消费节的举办，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广大群众踊跃参与、积极支持。目前，区商贸委印制了5万分消费券，各单位要筹划、组织好五万份消费券的发放。1、消费券的发放要面向广大市民，使群众真正受益，得到实惠。2、消费券的发放要面向广大新闻媒体。区委宣传部和区商贸委要主动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系、合作，通过新闻媒体扩大消费券的发放面，扩大消费节的受益面，加大宣传，深化活动，营造氛围。3、消费券的发放要面向党政机关，包括省、市党政机关、驻区的各类机关、事业、企业单位，使全社会都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

三是要抓好重要前提。此次消费节活动能不能取得成功，重要前提是这一百多个商家能否坚持“诚信为本”的理念，履行承诺，遵守诺言，竭诚为广大消费者服务。各有关单位特别是工商、税务、执法、公安等部门要做好工作，对可能出现的投诉、纠纷，要及时调解，坚决保护好消费者的权益和利益。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要协调和引导所有参加活动的企业树立诚信意识，树立正确的营销理念。

三、抢抓热点，细化活动

这次活动经新闻媒体宣传后，已经在广大消费者中成了一个消费热点，这个热点一定要紧紧抓住，通过抓住热点，抢占金秋经贸活动月的先机，营造金秋经贸活动的一次重磅出击，形成与国庆黄金周相互传动，“场内场外活动不断，节前节后精彩纷呈”的喜庆氛围。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各部门、各街道、桃花镇要围绕八大主题活动，进一步细化措施，分解任务，力争使不同主题的消费活动带给市民不同的消费体验，力争让每一位消费者“购的开心、吃的愉悦、玩的尽兴”。各单位和新闻媒体要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加大宣传力度，努力形成“消费风暴”和“新闻风暴”。

四、把握卖点，亮化生活

这个活动很重要的卖点，就在于一百多家企业，包括我们的娱乐场所、市场、商场、酒店等。这次发放的五万多份消费券，参会企业将总共让利三千到五千万，预计可以直接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2—3个亿。不仅将进一步巩固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几年稳居全省第一的龙头地位，并且实现同比增幅超20%的目标，同时，对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对增加企业和职工收入，也将产生积极的拉动效果。所以，如果卖点做好了，就是实实在在做了一个新的民生工程，实实在在为消费者，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实事、好事、喜事。

消费券范文篇5

为规范地方政府消费券发放使用管理，充分发挥政府消费券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保障民生、促进发展等政策目标作用，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本指导意见所称地方政府消费券，是指由地方各级政府在本级预算（含当年预算收入和以前年度预算资金结余）中安排发放的用于兑换商品（或服务）的有价支付凭证。

二、地方各级政府发放政府消费券，应冠以本行政区政府名称，并注明其用途。如：××省（或××市、××县）人民政府消费券－××购物券（或××食品券、××培训券等）。同时要注明消费券的使用期限和起始日期。

三、地方各级政府应明确本级政府发放政府消费券的主管部门或承办单位。地方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在本级政府规定的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管理工作。财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财政预算监督管理。

四、地方各级政府应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布本级政府消费券发放规模、发放时间、申领人资格、申领程序、使用范围以及商品（或服务）供应商等，确保符合资格条件的申领人及时、便捷申领和使用政府消费券。

五、地方各级政府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可发放购物券、职业技能培训券、困难群体粮油或食品兑换券等符合公共财政支持范围和方向的消费券，以扩大并引导消费。消费券发放应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公开、公正地确定商品（或服务）供应商。

六、地方政府消费券原则上应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地方政府发放。有条件或财政资金承受能力的乡（镇）政府、村级组织以及社区、街道等可发放粮油或食品兑换券。

七、地方政府发放用于刺激消费的购物券、粮油或食品兑换券等，应按照公平合理原则，重点向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户、优抚对象以及其他困难群体倾斜；职业技能培训券应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及城市失业者倾斜。

八、地方各级政府发放地方政府消费券应纳入本级政府预算管理。按规定需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的，必须依法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批。乡（镇）政府、村级组织以及社区、街道等发放粮油或食品兑换券应报所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九、有以下行为或情形之一的，地方各级政府不得发放地方政府消费券，已发放的要立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一）本级政府预算中没有资金来源或支出安排；

（二）政府担保发放有价支付凭证或优惠凭证；

（三）以政府消费券抵顶或支付应发放职工工资或劳务报酬；

（四）发放未注明使用期限或用途的政府消费券；

（五）其他违规发放的消费券。

十、地方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地方政府消费券使用监督管理，禁止政府发放的消费券直接兑换现金，禁止在使用时找零或者替代现金找零，禁止倒买倒卖，禁止反复流通。

消费券范文篇6

关键词:互联网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载体；京东白条

一、研究背景

传统消费金融公司拥有银监会的牌照，通过自有资金放贷，或者获得同业拆借和银行的低成本资金。而互联网消费金融公司放贷资金来源于投资者和股东，有些也包括基金和信托等，但可贷资金非常有限。其中大部分的中小型互联网消费金融公司通过P2P平台获得资金，融资成本一般在10%以上。资产证券化基于结构化的设计，将未来可以产生现金流的低流动性资产转化为高流动性的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Securities，简称ABS)，以此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和风险释放，实现未来资产提前变现的目的。消费金融类资产笔数多、金额少、同质化较高，具备可证券化的条件。因此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在合理风控的前提下，可有效降低融资成本。从已发行的京东白条ABS利率来看，优先级利率低于5%。资产证券化的较低发行利率促进了互联网消费金融企业的资产证券化发展。根据wind数据库的统计数据，2017年互联网金融公司发行的消费金融企业ABS规模获得爆发式增长，达到2681.45亿元，同比增长近三倍，发行只数突破120只。未来，随着国内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张以及提前消费观念的普及，互联网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将获得飞跃式的发展。

二、基础概念

(一)互联网消费金融。消费金融是指银行、持牌的消费金融公司以及互联网公司等向消费者提供以消费为目的的信用贷款。互联网消费金融是指依靠互联网进行线上申请、审核、放款及还款全流程的消费金融业务。根据艾瑞咨询的《2018年中国互联网消费金融行业报告》，2017年中国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达到4.4万亿元，同比增长904%，预计2020年规模将突破30万亿。(二)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是指将具有稳定现金流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以发行证券的方式在金融市场上出售，最大化增强资产流动性的一种融资方式。资产证券化的创新之处在于：风险转移型创新，证券化资产风险与发起人、发行人信用风险相隔离，即当发起人或发行人破产时，其本身及其债权人不能对证券化资产进行追索，同时当基础资产出现损失时，投资者的追索权也仅限于资产本身，而不能追溯至发行人或发起人；信用创造型创新，一方面，当资产自身条件有限时，通过内外部增信措施增强资产信用，发行更高信用级别的债券，另一方面，当发行主体信用偏弱时，优质资产可帮助企业获得比主体信用级别更高的债券融资。(三)互联网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互联网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是指将具有稳定现金流但缺乏流动性的消费金融资产出售给特定的机构或载体(SpecialPurposeVehicle，简称SPV)，并通过结构化设计提升信用，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方式予以出售。互联网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市场主要有三类发起主体：商业银行，主要的业务模式是信用卡分期付款和个人消费贷款，发行ABS的目的在于加快信贷资产周转率、改变经营模式等；消费金融公司，主要的业务模式是提供个人消费贷款，发行ABS的目的是扩充资产规模、缓解资产负债存在的期限错配矛盾；小贷公司和其他平台，主要依托互联网数据背景，利用线上消费场景或非消费场景的大数据积累开展个人消费信贷业务，主要的业务模式是小额贷款、购物分期、P2P消费贷信用卡代偿等，小贷公司发行ABS实现资产和融资出表，其他平台发行ABS实现短期内多次发行，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补充资金。

三、互联网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的结构设计——以“京东白条”为例

2014年京东金融推出“京东白条”，为符合一定标准的客户在京东电商平台购买商品时选择延期或分期的付款方式。京东由此积累了大规模小额分散、流动性弱、期限短的互联网金融资产，证券化资产的方式可补偿内部流动性、加快资金周转速度以及扩大业务规模。(一)专项计划交易结构。在“京东金融-华泰资管5号京东白条应收账款债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中，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世纪”)作为资产服务机构、原始权益人、证券劣后级持有人，其业务“京东白条”产生的应收账款作为基础资产，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资管”)作为计划管理人，兴业银行作为项目资金托管人，深交所作为项目挂牌交易的场所，中国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作为登记托管机构。交易流程：1.原始权益人与计划管理人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符合标准的基础资产打包转让给计划管理人；2.计划管理人代表专项计划(SPV)发起机构融资；3.合格的机构投资者通过与计划管理人签订《认购协议》认购资产支持证券，成为资产支持证券的持有人；4.计划管理人募集资金后向原始权益人购买专项计划中的基础资产项下权利，并委托资产服务机构负责基础资产的管理；5.托管人按照《托管协议》进行资金账户管理工作；6.证券存续期内，登记托管机构负责专项计划的交易本息划付，信用评级机构跟踪调查由信用风险评估和流动性划项的优先劣后级并进行持续评级。资产池的构成：产品结构设计时设置循环期和摊还期。在循环期内，资产服务机构将基础资产到期回收的现金流分配完应付的税费和收益后继续向原始权益人循环购买基础资产，维持资产池规模的相对稳定。当循环期结束进入摊还期时，回收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扣除税费后向各信用级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分配本金和收益。风险转移路径：互联网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风险由原始权益人通过专项计划转移到证券投资人。但原始权益人若完全隔离在资产证券化之外，将会增加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对此法律法规规定原始权益人持券比例不得小于5%。(二)内部信用增级设计。“京东白条”系列专项计划主要采用下面三种内部增信措施。一是构建优先级和劣后级的分层结构，资产支持证券根据风险程度和受偿顺序的不同，分为优先01级(AAA评级)、优先02级(AA-评级)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未评级)三种债权。优先级由机构投资者完成认购，次级由原始权益人全部持有且不参与发行流通，当发生风险事件时，优先偿付优先级债券持有人的本息。二是提供超额担保，根据产品的不同情况可选择差额支付、超额利差、超额覆盖等措施。三是信用触发机制，如资金池应收账款逾期率和基础资产坏账率达到一定阈值时将触发专项计划赎回或加速清偿机制，基础账户内的资金不能再购买原始权益人的合格资产，全部资金转入专项计划账户，用于分配证券持有人的利益。

四、互联网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的风险

一是基础资产风险。证券持有人应关注宏观政策和经济运行状况对基础资产风险的影响。当经济下行时，借款人可能因偿还能力变弱未按时、足额履行或者不还本付息，从而阻碍专项计划的兑付。消费金融公司发行ABS产品时一方面应关注证券持有人本息兑付与资金池回款时间间隙太大，因此结构设计上应使ABS产品投资期限与大部分消费分期周期相对应，同时依据资产质量确定不同期限产品的本息偿还方式和评级，另一方面应设置信用触发机制，若循环购买时相关指标超过设定值应启动加速清偿机制。二是信用评级风险。信用评级仅仅是对资产支持证券的本金偿付能力、资金流通、预期收益做出估值判断。风险之一是评级机构对资产支持证券进行动态评级，未来根据具体情况可能会降低甚至取消资产支持证券的等级。风险之二是评级本身存在道德风险，ABS产品承销人或发行人可能委托第三方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趋利动机下评级机构可能会提供虚高的评级报告，由此损害证券持有人的利益。三是法律风险。具体涵盖合同签约、权利义务履行和争议处理各阶段，具体包括来自基础资产构建和转让产生的风险、特殊目的载体的风险、相关合同当事人违约的风险等。目前互联网背景下的消费金融很多方面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同时此类企业合法合规意识偏低，因此有可能触犯相关法律法规。

五、总结

互联网背景下的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无疑为消费金融公司提供了高效的融资路径，不仅满足了不同消费人群的需求，还促进了多元化消费金融服务市场的供给。为了促进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的稳健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出台专门针对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法规；不断健全消费金融基础资产池的监管体系，防范资金风险；改进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的发行、抵质押和交易机制，试行在集中竞价交易系统中报价交易；协调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机构风险监管间的关系，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全面推出以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为主和以特殊目的载体自身信用为辅的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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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券范文篇7

摘要：从金融和经济视角分析，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存在弊端。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初中国台湾、杭州、成都分别发放了大量的消费券。其在短期内拉动消费的效果是明显的，但是政府发放的消费券同样是一把“双刃剑”。

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初中国台湾、杭州、成都分别发放了大量的消费券。据统计，消费券对商贸行业拉动效应为2.06倍。成都向37.91万人每人发放100元消费券，消费券转化为真实消费的比率接近100％。可见其在短期内拉动消费的效果是明显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政府发放的消费券同样是一把“双刃剑”。消费券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一般为三个月)，在指定的购物地点购买商品，不能兑换现金。一般要一次性消费完毕，不设找零。本文所指的消费券是指政府发行的，免费发给公众的购物券。在它到期后以政府的财政收入兑现商家所持有的消费券。

1可能扰乱货币发行和流通秩序

相对于商家和消费者而言，消费券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短期流通的临时通货；相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消费券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地方政府发行的临时货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什金的《货币金融学》将货币定义为：“货币或货币供给是任何在商品或劳务的支付或在偿还债务时被普遍接受的东西”。货币名目论者从货币的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等职能出发，否定货币的实质价值，认为货币只是一种符号，一种名目上的存在。人民币是中国的法定货币，依靠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国家信用由国家垄断发行，具有无限法偿力。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国的中央银行是人民币发行的唯一银行。从货币的职能来说，消费券除了不具有世界货币职能、价值尺度和价值贮藏手段外，它同人民币在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两种基本职能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2从长期看，消费卷的发放难以拉动消费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该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他的现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他的恒久收入决定的。也就是说，理性的消费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不是根据现期的暂时性收入，而是根据长期中能保持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水平做出消费决策的。一个人是否增加消费支出是由他本人当前的收入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所决定的。在全球经济下滑，世人普遍对未来处于悲观预期，消费者对自身未来收入的稳定性缺乏信心，就会控制甚至减少消费。消费者预期到自己未来的收入将来有可能会减少，为了使自己的一生的效应最大化，必然调整自己的消费行为，减少当前的消费，以平滑自己的收入波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最核心的原因并不是所谓的节俭文化所致，而是大多数人无钱或者说除掉刚性消费支出外无更多余钱用于享乐。最有钱的人边际消费倾向低不愿花钱，最想花钱的人边际消费倾向高却没有多少钱。关键是前面那种人占极少数。贫富差距太大，财富分配太不公道才是中国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真正原因。社会保障的稀缺与消费并不见得呈很强的正的线性关系。比如说日本的工作的终身制、完善的福利制度和高储蓄率是并存的。所以从长期看。消费券的发放难以拉动消费，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手段。

3消费券的发放容易导致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消费券通常都被政府指定消费地点或行业。这对于非指定的行业和商家是一种政府公开的歧视行为，是政府在消费市场上的公开干预。消费券使部分行业和商户在短期内获得一定的特权。充分竞争的市场最忌的就是行政干预，行政干预会降低消费者剩余，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使部分利益集团获利。寻租指通过一些非生产性的行为对利益的寻求，是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寻租使政府的决策或运作受利益集团或个人的约束，有可能成为腐败、社会不公和社会动乱之源，影响政府的公信力。由于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在法律上没有依据，发行规模、使用方向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款，出了问题也没有明确的惩戒机制，收受好处的政府官员很有可能利用消费券为不法商人或利益集团谋取好处。

4结语

以发放消费券的形式对于刺激消费需求的增加是治标不治本的手段。对任何事物都要辩证的分析。每一种事物在具有某些优点的同时，必然存在某些弊端。发放消费券是特殊时期拉动消费的特殊的手段，有其合理的一面。应对金融危机的最直接，效果最好的手段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公共投资的规模、刺激私人投资的增加和及时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费。

参考文献

消费券范文篇8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

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达到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复出现过投资过热和消费偏冷,但投资率和消费率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明显小于改革开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为2001年的38%),而消费率则稳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为59.8%)。这种小幅度变动与趋势线基本重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

(二)在国际比较中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

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本文所引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2000年的数据，均出自《世界发展报告2001/2002》，其中关于中国的数据与我国统计年鉴的计算结果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误差。但为统一比较口径，凡引用世界银行数据，均不做改动),2000年,我国投资率高达38%,世界平均为23%,低收入国家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3%),高收入国家为22%。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少数几个,分别为:阿塞拜疆(投资率46%,但贸易逆差率即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达34%),厄立特里亚(投资率39%,贸易逆差率高达82%),莱索托(投资率47%,贸易逆差率也高达82%),尼加拉瓜(投资率38%,贸易逆差率高达41%),土库曼斯坦(投资率46%,贸易逆差率为20%)。这5个国家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主要是由于贸易逆差过大,缩小了GDP这个分母,使得投资率看起来很高,实际上低于我国,因为我国38%的投资率是以贸易顺差为基础的。2000年以贸易顺差为基础而投资率相对较高的国家,主要是分布在我国周边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新加坡,投资率为31%;韩国投资率为31%;马来西亚投资率为26%;此外,发达国家日本的投资率也达到26%的较高水平。

对最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则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0%,世界平均水平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8个百分点的差距。

二、我国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1997年以来政府投资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仍低于一些亚洲国家;非政府投资率近10年来逐年下降,2001年开始回升

在投资构成中,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是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两者在GDP中各自所占比重及其消长,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换,民间投资的成长状况,以及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是否增强。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术开发等领域。一般而言,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说,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当落后,地区差距极大,需要政府投资来缓解“瓶颈”制约,对促进工业化进程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也需要对欠发达地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带动地区协调发展。此外,我国尚处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抵御外部经济金融危机冲击的力量比较薄弱,适当的政府投资有助于调节社会总供求,防止经济下滑。

对近10年来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处于逐年上升态势,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8%;分段来看,1992～1997年政府投资率维持在2.3～3.1%,1998年以来达到3.4～3.8%。政府投资率的这种上升,反映了上面所提到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投资的需求;特别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通货紧缩趋势的影响,我国连续数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必然会促使政府投资率提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政府投资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挤出民间投资,因为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和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一些重大项目,亦即私人资本和其他民间投资主体通常不愿涉足的领域,实际上对民间投资的成长起到一定的带动效应。

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政府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中政府部门投资占GDP的比重,政府部门投资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一章中的资金流量表;非政府投资率=(资本形成额-政府部门投资额)/GDP。

在国际比较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低于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要高一些。例如,1996年,韩国的政府投资率为5.5%,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为2.6%(1997年),美国为1.7%,加拿大为2.2%(1997年),德国为2.2%,意大利为1.3%,荷兰为2.4%(1995年),英国为0.8%(王召同志根据1999、2002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有关数据计算)。中国1996年的政府投资率为2.7%,与巴基斯坦大体相当,显著低于韩国(即使中国2001年政府投资率上升到3.8%,也仍然低于韩国1996年的水平)。与上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投资率明显高于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略高于荷兰、加拿大和德国。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阶段,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应当说是正常的。在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亚洲国家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则不能算高,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的。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与我国接近,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更是大大高于我国,这说明政府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道路。事实上,在政府投资率为既定的前提下,关键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资集中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这样就有利于带动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资的增长,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经济职能。1992～2001年,我国的非政府投资率呈现出急剧上升———逐渐回落———缓慢回升的轨迹。先是由1992年的35%跃升为次年的40.7%,其后逐年回落为2000年的32.8%,到2001年间回升为34.2%,但仍然低于1992～1997年间的每一年。这种变化轨迹反映的事实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投资过热迅速引致通货膨胀,迫使国家采取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逐渐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在这一过程中,整个投资率和非政府投资率的下降,都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应当以非政府投资为主,充分发挥各类民间投资的活力,但并不意味着非政府投资比率越高越合理。一些论者经常用90年代中期以前民间投资的高速增长,来对照说明近几年民间投资的乏力。事实上,这种简单类比是存在明显漏洞的。主要是因为,很难用投资过热时期较高的非政府投资比率或增速作为理想的参照系,来判断现在的这一比率是否偏低,否则容易引起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从发展趋势看,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逐步减少,今后政府投资率会相应有所回落。另一方面,随着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实,包括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内的非政府投资日趋活跃,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投资正在加速成长,对全社会投资的贡献越来越大,因此非政府投资率将会继续回升。

三、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低于同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程度更为明显

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两者在GDP中所占比重是最终消费内部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分析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有助于看清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也有助于分析政府规模是否过大。我国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指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适度的政府消费是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扩大内需、调节景气周期的重要手段。1992～200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1.7%降为59.8%,下降1.9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率由13.5%降为13.2%,仅下降0.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由48.2%降为46.6%,下降1.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近10年来,政府消费率虽然在90年代中期降低到11.5%左右,但是到2001年已接近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而居民消费率与1992年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的政府消费率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大大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从一定年份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11%,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1%,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2%,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3%,高收入国家为16%,世界平均为15%。以各国较长时间的平均数做比较,我国的政府消费率也偏低。美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为16%,西欧和加拿大一般为20%左右,北欧福利国家通常更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消费率也相当高,例如南非在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特阿拉伯平均为30%。国外学者对118个国家1960～1985年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以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最优规模,这些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23%;其中,非洲为20%,北美洲为16%,南美洲为33%,欧洲为18%,而亚洲为25%(引自北师大资源和经济管理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换言之,在这样的政府消费水平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产生最优效果,而又可以避免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相比之下,我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2%左右,明显低于上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如果政府消费率持续偏低,将难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大的需求。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不仅最终消费率偏低,而且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更为突出。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仅占GDP的49%,全球平均为62%,低收入国家为69%,中等收入国家为62%(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6%,上中等收入国家为65%),高收入国家为62%;一些人口大国的这一比重也都高于中国,如美国为67%,日本为61%,印度为68%。与国际上的同口径指标相比,目前我国家庭消费率明显地偏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同样经济发展程度的印度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四、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成因和机理,预测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费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费结构已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使投资和消费保持一个相对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而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制约着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是具有高储蓄传统的国家,1992～1998年,我国总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例如美国的总储蓄率为15%,而居民储蓄率仅为5%)。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因此同期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0%左右,也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总储蓄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在1992～1998年的总储蓄构成中,住户部门平均占53%,非金融企业占32.2%,金融机构占1%,政府部门占13.8%。我国总投资绝大部分是非金融企业完成的。在资本形成总额中,住户部门平均占14.4%,非金融企业平均占比高达77%,金融机构占0.6%,政府部门占7.9%(引自郭浩：《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我国总储蓄构成和总投资构成的对比表明,住户部门是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为企业部门投资提供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为全部资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条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国投资率之所以显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具有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特别是较高的居民储蓄。不少亚洲国家也有高储蓄的传统,象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投资率仍然处于26%的较高水平,这不能不说与它们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为既定的前提下,储蓄倾向(即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倾向(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便会越低,并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如果居民储蓄倾向降低,而消费倾向提高,则其投资率会下降到较低水平,而导致相应较高的最终消费率。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并出现消费增幅放缓的趋势。1990～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为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储蓄倾向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国消费渐入快车道》，《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支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使储蓄倾向过度提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变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协调变动,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三)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率会出现上升———下降———稳定的变动轨迹,消费率则相应表现为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进而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会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消费率还要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较高水平,而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投资率的下降将会比较明显,相应地为消费率的上升留下较大余地。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消长具有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国家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特征,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资支出和重工业倾斜,而消费支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增长方式相应地表现为以投资饥渴、数量扩张、速度推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因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也往往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被迫压缩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经济增长方式随之逐步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这种转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其过程难免会出现一定波折,所以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也难免出现新的不协调。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协调的变动态势。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将越来越弱化,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有可能逐步遵循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沿着相对协调的轨道消长变化。

(五)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从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变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调节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机制发生积极变化,是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的重要体制原因。从宏观调节机制看,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间接调节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针对投资和消费波动所采取的宏观调节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从微观运行机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尤其是各类非国有的民间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发育成长,必然促使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促使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分工趋向合理。总之,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调节机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

五、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预测

预测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可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济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型转换,社会各阶层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改进和增强。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主要体现为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增加,非公共领域的投资基本由企业和个人进行。这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最关键的标志将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国现在的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提升空间很小。产业结构升级将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进一步高加工度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加速流动,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根据1952～2001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历史数据进行外推,到2020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基本稳定在2001年的趋势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则消费率可能会提高,而投资率会相应降低。

(三)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将保持较长时间,但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储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导致投资率降低。据有关预测(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预测》，载于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等著《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资率可能保持在35～40%;以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慢,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到2020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

(四)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我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0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12%的平均水平;相应地我国投资率则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趋势的影响,预计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下降为30～35%,其中政府投资率可能为1～2%,非政府投资率可能为30%以上;最终消费率可能上升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可能为60%左右,政府消费率可能为10%左右。

六、政策建议

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涉及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政府职能转换和微观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关键是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

(一)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引导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国家应当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各类投资主体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要依据,关注政策导向,优化投资资源的配置。要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避免单纯的投资规模扩张。

(二)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而且,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应当尽量减少,而转向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

(三)扩大非国有企业和个人等国内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为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应当加快促进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制度建设,包括财产保护、税收、政府规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政府对全社会投资波动的调节,应当主要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

消费券范文篇9

杭州市首开中国消费券先河。今年1月24日，杭州市向市、区两级持证低保家庭和困难家庭(约1.55万户)、企业退休职工(约31万人)、市本级注册在内的小学、初中、高中生(26万人)发放3个月使用期的消费券，每人100～200元，总价值为1亿元。1月24日至2月5日的11天中，共回收消费券102.08万张，回收额2041.6万元，带消费券的小票额4207.59万元，拉动放大效应2.06倍。此外，成都市也向37.91万困难群体发放了消费券，每人100元，总价值3791万元，消费券转化为真实消费的比率接近100，充分验证了消费券在拉动内需中重要作用。

但是，对消费券拉动内需效果的置疑仍不绝于耳。有人担心消费券反而会增加居民储蓄，还有人顾虑此举扬汤止沸，对全局作用不大。如何让消费券在拉动内需，促进杭州经济走出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杭州真正在全国树立起有效使用消费券拉动内需的典范，就成为了我们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首先，要进一步明确发放消费券在拉动内需中的地位和作用。发放消费券是解决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预期、提升消费信心、扩大消费需求等消费四大问题的突破口和“催化剂”，不仅有利于扩消费、拓市场，也有利于提升杭州的知名度、美誉度和竞争力。围绕“领得方便、用得满意”，继续发放好、使用好消费券，才能使杭州真正在扩消费、拓市场上做到“先人一步、快人一拍、高人一筹”。

其次，要进一步克服发放消费券在拉动内需中的困难和障碍。中国百姓有着储蓄消费的习惯，即“在储蓄保障下消费”的心理定势，哪怕后顾基本无忧的公职人员也不例外。这种习惯是消费券拉动内需的最大障碍。不改变这种心理定势，就不能形成与发达生产水平相适应的消费心态，“内需拉动为主”的目标仍旧很难实现。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充分利用消费预期的支配作用，所谓“消费预期”，即评估消费结果对未来生活的影响。消费行为产生消费结果，消费预期支配消费行为。尽管很难在短时间里改变大众消费习惯，但可以利用消费预期机制改变消费行为，实现在通货紧缩或内需不振动时拉动消费的目的。因此，只有让消费者产生动用货币储备进行“抢购”的消费预期，才能让消费券有效拉动内需。一要让中低收入者成为消费券的持有主体。这是因为，高收入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消费预期，发给他们消费券虽符合公平原则，但不符合效用原则。最好有一个策略安排，让高收入者有自愿放弃消费券的可能。二要让消费券的使用控制在日常生活消费范围内；三要制定人民币与消费券合理的兑换比率，通过“折扣效应”让消费预期发生作用；四要规定消费时限。这种方法归纳起来就是：利用储蓄消费习惯改变储蓄消费习惯。

消费券范文篇10

关键词：投机投机的危害投机的成目措施

中国股市存在的过度投机问题已经成为其发展的瓶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君子不言利”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彻底改变，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的做法，有必要重新认识投机行为，鼓励适当的合法投机，发挥投机在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同时，我们应该通过立法坚决禁止非法投机，使其不得有生存的土壤。但在中国股票市场发展进程中，过度投机问题却令人深思。

一、过度投机及其表现

单纯的投机行为是有害的，因而在证券市场上必须将投机行为圈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否则就会产生过度投机。由于股市价格取决于股市供求，大量投机行为及过度投机不仅会使股市价格变化莫测、波动频繁，而且还会引起社会财富的不合理转移，从而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同时，如果投机者争相购入大量证券，导致价格过高地脱离其内在价值，使社会名义财富远大于其实际财富，就会引发泡沫经济。股市投机泡沫是指由追逐价差利益的股市投机行为而导致股票价格偏离其基本值持续上涨的现象。即在—个连续过程中，初始的价格上升使投资者产生价格将进一步上升的预期，从而吸引以追逐价差利益为目的的新的投资者进入，并继续推动价格的上升，直至泡沫破灭。股市投机泡沫的特征是股票价格偏离其基本值长期上升和随后的暴跌。在投机泡沫增长过程中，投机泡沫的变化成为决定股价变动的主要因素，形成越来越高的收益，并最终导致泡沫破灭股价下跌。泡沫增长过程中正的收益率占优势会导致收益序列正自相关。投机泡沫使得反常收益增多，因而收益序列表现为尖峰后尾分布，从而过度投机激烈。

二、我国证券市场过度投机的识别

2002年，中国个人投资者股票市场开户数为6884万，仅占12.8亿总人口的5136％；到了2003年12月，这一数字增加到7025.41万；2006年到8736.23万，而仅2年的时间到2008年，开户数突破1亿大关。股市如火如荼。然而，这种“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过度投机，由于投资者进入中国股票市场与日俱增，然而我国证券市场规模不够壮大，层次结构复杂、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以及政府的过度干扰，从而促长了过度投机。

目前通行的衡量证券市场过度投机的方法主要是采用指标法，采用的指标重点有三类指标，分别是市盈率、换手率、市净率等。

(一)市盈率

市盈率即该股市场价格与年度收益的比值，其公式为：市盈率=每股价格，每股年度收益。目前美国、英国、韩国、中国香港等成熟股市的市盈率大约在10至20倍的区间内波动，考虑到新兴市场的成长性，新兴市场合理的市盈率为30倍。而近年来中国股市的波动区间为20-60倍，明显偏高。单从上市公司未来盈利增长来看，现在的股价水平缺乏支持，股市总体估值过高，泡沫特征明显。A股市场从2005年中的低点回升以来，市盈率不断提升，现在远高于其他新兴市场。

(二)换手率

换手率即周转率，它是一定时期内股市总成交股数与总流通股数的比率，其公式为：换手率=成交股数，流通股数×100％。换手率是衡量股市是否存在投机的另一重要指标。若这一指标过高，则表明过度投机明显。2006年以来我国股票交易换手率节节攀升。国际上成熟市场的长期换手率多在100％～20(3％之间，而印度、中国台湾地区等新兴市场的换手率也多在300％左右，然而中国的换手率明显高于其他市场，很多时候数值都超过500％。

(三)市净率

市净率的计算方法是：市净率=股票市价，每股净资产。一般来说，业绩优良的股票其市价可以大于其净资产，但市净率应该在两倍以下。如果市净率高于3倍，则偏离实际价值。我国市净率达5倍左右，说明市净率偏高。

从全球各主要指数的平均市净率的变化趋势来看，美国、英国、日本等成熟市场的市净率大约在1.5～3倍的区间内波动，每一个指数的市净率均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相对而言，我国沪深两市市净率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从不到2倍上升至5倍以上的水平，大幅度高于除印度以外的全球其他主要市场(印度市场的市净率遥遥领先于全球各主要市场)。同时我国净资产收益率平均12.1％，而印度的净资产收益率平均达到21.7％，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收益能力明显低于印度。高市净率与低净资产收益率说明了我国股市比印度更不具有投资价值，我国股市的火热多有投机成分。

三、我国证券市场过度投机的危害与成因，

(一)过度投机的危害

证券市场存在过度投机现象会引发很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存在着诸多危害。我国证券市场过度投机所导致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过度投机导致股市偏离正确的轨道。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和建立股票市场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通过公司制改造，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使企业的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但当投机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的时候，大家都把炒作当成盈利的途径，投资者(股东)谁都不去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企业的发展，股市就会偏离正确的轨道，成为和冒险者的乐园。

第二，过度投机导致股价暴涨暴跌，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从市场经济形成的早期出现的“南海泡沫事件”和“密西西比泡沫事件”，到20世纪下半叶日本股市出现的暴涨、暴跌，每一次股市的过度投机都给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第三，不利于股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资本市场的天职就是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一个健康的股市能够提供最优的导向，把社会资源引导到发展前景好、效率高的行业和企业中去；但是，过度投机却会窒息股票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

第四，严重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过度投机股票市场上，真正获益的只是少数有内幕消息、资金雄厚的超级主力，他们通过虚买虚卖、内幕交易等方法操纵股市、获取暴利，而中小股东由于信息不全，势单力薄，往往是损失最大的群体，“杭萧钢构事件”和“刘芳事件”就是典型案例。

(二)我国证券市场过度投机行为产生的原因

1.市场方面原因。首先，证券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证券市场交易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上市公司没有形成及时、准确地公告各种信息的自觉意识，交易所、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不严格、不全面；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和投资机构相互勾结，故意隐瞒信息或披露虚假信息，以满足自己获取过度投机超额利润的目的，而普通投资者由于无法全面掌握上市公司的信息，为防范风险，则只能以短线投机为目的来进行操作。

其次，腐败现象严重。通过编制虚假的财务报表，进行虚假的资本和资产置换等手段，将本来根本不具备上市资格的公司包装上市，上市公司则把其中一部分股票以内部职工股的名义分配给上市审批中的官员。普通投资者却以新上市公司的股票问题少、包袱轻等原因而踊介入，结果却发现是千疮百孔的烂公司，上市公司的诚信在投资者心中大打折扣，投资者只能选择投机。

再次，监管体制不健全，监管不到位。我国现在已经初步建立了监管证券市场的法规体系，建立了投资机构内部监督、行业自律性组织管理和政府行政法律监督组成的多层次市场监管体系，但实际运作不很乐观。首先，某些法律出台滞后，往往是出了问题后才加以补救，却很少有事先加以预防的相关措施。其次，证监会在管理力度上也有一定的问题，存在过“照顾一时行情，顾全大局”的思想，被投机分子利用。最后，某些股市政策出台把握不准，往往造成股市过度动荡，提供炒作素材。

2.企业方面原因。我国证券市场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其根源在上市公司。由于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低下。并且没有有效的监管机制，投资者很难将股市当作投资场所，只能将股票当作投机工具。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主体，是证券市场的基石，上市公司业绩没有得到认可、诚信形象没有得到改善，证券市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繁荣和持续的发展，市场各方的利益就得不到根本的保障。

第一，我国上市公司质量低下。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着质量低下、经营业绩整体下滑现象，出现平均每股收益逐年下降，亏损面不断扩大的问题。不分配的公司越来越多，有些公司上市不久即丧失配股资格，甚至出现巨额亏损。ST、PT公司逐年增加，仗着稀有的壳资源，绩劣公司让人产生“重组”的无穷想象，股价越炒越高，吸引了大量资金流人，绩优公司反而少人问津。这就造成了股市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被严重扭曲，投资理念遭到无情挑战，股市风险不断积聚，促使投资者不敢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只能改投资为投机，以保证其收益。我国上市公司整体在行业结构上未体现应有的先导性，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的产品占据主导地位，募集的资金多是投向市场已饱和的传统产品，甚至是处于衰退期产品的规模扩大上，投资和生产在低水平上重复，导致大量资源的浪费。一些公司追寻多角化经营，但主业不突出，难以形成经济规模，也不利于集中较大的资金进行技术创新。一些公司在上市后一改当初招股时对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急迫和种种承诺，纷纷出现频繁变更募集资金的投向，或募集资金投入缓慢和投资无方向的问题。还有一些公司将募集资金用于国债投资、委托理财和银行存款，这势必降低公司资金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使公司逐步忽视实质性的生产经营活动，淡出实体经济领域，从而降低给广大投资者的回报，增加股市风险。

第二，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完善。中国企业改革仍然是整个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上市公司在实行股份制改组时，将其骨干或优质资产剥离出来改组为股份公司，而将企业余下部分组成“集团公司”，再由政府授权所谓的“集团公司”，代表国家持有股份公司的国家股股份。实际上国有资产所有者仍然“虚置”，公司的最大股东，仅仅是国有资产的者而并非是真正的所有者，在其背后仍然缺乏所有者有效的监督和约束。由于所有者和者之间的目标函数不完全一致，者又拥有企业的控制权，因而者就可能会利用制度上的缺陷以所有者的授权从事损害所有者利益的活动。而由于上市公司国有股份所占的比重过大，并且不能上市流通，广大中小股东受到了与会股东最小持股数量的限制而无权参加股东大会，不能行使自己的表决权，对于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的约束，而掌握内幕消息的人能够根据这些信息进行投机操作而获利。

3.公众方面原因。证券市场开放以来，许多投资者认为证券市场就是暴富场所。这种心理导致很多投资者往往不看重长期投资利益，而一味地追求短期投机以牟取暴利。而且，目前许多投资者金融证券素质低、风险意识差，不能对市场进行理性的分析与判断，只是跟着少数人追涨杀跌，盲目跟随，这样就更加剧了市场上的投机行为。

四、改善我国证券市场过度投机问题的措施

(一)加强和改善证券市场的监管

首先，应建立完善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制定信息披露标准，以杜绝机构利用消息垄断操纵市场，为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制定好游戏规则，保证外部投资者公平获得信息的权利，尽量减少投资者和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实施强制性定期披露频率，改半年一次为每季一次，如有可能改为每月一次。也可以扩大信息披露内容与范围，增加报表的披露性和董事对报表的披露责任。其次，要大力加强证券监管，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严厉打击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和虚假陈述等违法活动。对上市公司违法披露信息，故意隐瞒或歪曲重要信息的行为严加惩罚，使会计信息公开、有效、充分地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第三，加强对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中介机构的监管，使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与加强监管的工作相互促进。规范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行为，强化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意识，对出具违法、违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的要严肃处理。完善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规范，建立中介机构的资质认证与诚信评级制度以及违规处罚制度，对违规行事的人员和机构取消从业资格。为证券市场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促进证券市场的规范发展。

(二)征收证券交易税

一般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建立在道听途说的政策和消息上，而不是由上市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所决定，容易受大户操纵。对此，征收证券交易税不失为一种良策，证券交易税能够发挥“内在稳定器”的作用，当炒作过于频繁时，其成本随之增大，只有当预期收益率大于包括交易税在内的成本时交易才能进行。证券交易税的征收有利于鼓励长期投资，抑制过度投机行为。证券税制作为国家调控证券市场的基本经济杠杆，对证券市场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三)强化退市机制

我国股市是个年轻的市场，需要正确的引导。对该破产者不破产，该摘牌者不摘牌，或许在短期内能减少社会震荡，但从长远看却埋下了助长证券市场投机的隐患，保护或宽容落后上市公司，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上市公司不能搞终身制，证监会有权对长期亏损的企业作出退市决定。但在实践中，对上市公司退市标准和退市程序方面，还存在法律上的不明确和制度上的一些缺陷，上市公司退市存在着较大的障碍。因此，应根据我国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和切实可行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真正实现优胜劣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