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税转正总结十篇

国税转正总结篇1

「关键词税收 税制结构 充分就业 财政 穷人

一、 世界税制变迁第一公理:减税

国际通行的税收研究常识性的结论是:任何税收都对社会有负面影响,任何增税都会减少就业机会,降低经济增长,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税制变迁最大的特点就是减税,通过减税,可以获得国家、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减税是由民选制度来保证的,至少在减税理论没有出现的情形下是如此 .关于这一点,我们能在发达国家找到数不清的例证。民选总统几乎都不可能是增税总统,而且如果想要有所作为,民选总统还要不断地减税。美国历届有作为的总统都是减税总统,华盛顿、杰弗逊、罗斯福莫不如此。卡特在1978年的国情咨文中说得明白:“税收改革和减税要一起进行。我们的税收建议将在我国增加就业机会,为穷人增加就业机会尤其要给予特别的注意。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自由经济里面,减税一直是新的就业机会的最大来源。” ,美国现任总统布什更是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减税上,他利用一切机会一有时间就游说他的减税计划 .他说:“百分之六的失业率应该大声喊出来,让美国的两党国会议员清楚听到,我们需要大幅减税,如此一来,我们的同胞才能找到工作。” “减税计划将使美国人有更多的钱花,有更多的储蓄,有更多的投资,这些改革方案将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二、 世界税制变迁第二公理:减税请先废止流转税;如果万不得已要保留部分税,请征所得税。换一句话说,税制优化落实到税种上就是尽快采取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许多美国总统对此都有很精彩的论述,兹略举几例: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3年的国情咨文中说:“减轻税收的最恰当办法是给那些最需要减轻税收负担的人以救助,而又不致减少政府的收入。在通货膨胀的危机过去以后,我们应该研究在修改整个税制结构基础上降低税收。” .

美国总统杜艾森豪威尔在1954年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们现在应该取消比较明显的不公平的赋税,特别是针对小纳税人的;减轻那些限制小企业发展的赋税,放宽对弱势群体以及对医药费用的赋税,降低消费税。”

美国总统里根在1982年的国情咨文中说:“我们的经济恢复计划是以4项符合常理的基本原则位基础的:继续降低联邦开支增长率;坚持削减个人税和营业税,从而刺激储蓄和投资。”

显然,上述总统的精彩论述,不仅表明了税收必减的大方向,而且也表明了税制必须减少对穷人的盘剥,减少对消费支出与流转征税,税制必须尽快过度到以所得税为主的大方向。

三、 税是减还是增,是以所得税为主体还是以其他税为主体-“税制改革的方向”问题是市场思维模式与计划思维模式在世界经济领域的最后一战

计划经济体制作为一个体制已经崩溃了,但计划的思维方式与理论却在某些领域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个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但并不表明她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优势。尽管“税制改革必须走减税和优化税制结构的道路,税制结构优化必须遵循税制变迁的历史规律,必须符合国际惯例与历史事实,尽快废除流转税,走以所得税为主体的道路。”在市场经济社会完全是一个不争的公理,有着大量的史证、人证和物证。但在中国,税制计划思维定势严重。兹举一例:《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一期发表了刘溶沧与马栓友老师的《论税收与经济增长-对中国劳动、资本和消费征税的效应分析》(以下简称《税》),硬是把世界所认定的公理翻了个个儿,他们的研究结论是:

1、我国对劳动、资本收入及消费支出征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对消费支出征税,提高了投资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不影响劳动供给,最终效应是不妨碍或弱促进经济增长”

2、税收政策和税制改革的取向应当是:适当减少对资本和劳动征税,增加对消费支出征税,以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不宜过快建立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

显然,这两条结论不但否定了减税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而且要搞税制劣化:主张多向消费支出与经济流转征税,否定了税收中性原则;主张多向贫苦人征税,少向有钱人征税 ,否定了税收安全原则。

众所周知,税是减还是增,是以所得税为主体还是以其他税为主体关系到“税制改革的方向”,说穿了,这个问题是市场思维模式与计划思维模式在世界经济领域的最后一战。鉴于税收研究的结论关系到我国税制改革的成败,关系到贫苦人的就业机会,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税收改革搞不好,就会把人逼向犯罪的道路,引发社会动荡甚至骚乱。鉴于《税》文的观点有一定的导向性与代表性,故我们有必要谈一谈世界税制变迁对中国税制改革的启示。以证明世界税制变迁几百年来不言自明的公理:减税,尤其要减少间接税(对贫苦人征税),才是对国家、人民有好处的做法。

四、 世界税制变迁对中国税制改革的启示-也谈税制变迁公理的再证明。

(一)启示一:税制改革应该彻底抛弃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影响。

计划经济思维模式有一个假设前提:国家比个人聪明,国家运用财富组织公共经济建设的效率比私人更高。这个假设原来是有吸引力的,但在计划经济酿成了惨绝人寰的世界性灾难,不得不寿终正寝以后,已经臭如狗屎。说穿了,它只不过是极个别人为了剥夺普通人权利,谋取一己之特权而精心炮制的骗人的工具。但是,世界上总有一部分人需要这种工具,故它迟迟不肯退位。

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对税制改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将国家与个人对立,强调国家财政需要,否认减税的必要性。2、将国家理性与市场天性对立,将税收对市场天性的损害结果看成是宏观调控的成绩,否认税制优化。他们认为:国家运用税收可以有效防止个人理性失灵与市场失灵[:请记住我站域名/],税收是必不可少的经济杠杆和宏观调节手段。

《税》文关于增加对消费支出征税弱促进经济增长的论证,完全是运用计划经济这些臭名昭着的理论的产物。可能是考虑到计划经济下以国权否定人权的相关假设名声实在太臭,才没有明示。

(二)启示二:市场经济下的中国税制改革应该接受市场基本常识与市场经济思维模式的影响。

市场经济思维模式有个简单的观察结论:国家财政支出的效应往往低于个人支出的效应,国家并不比个人更聪明(因为国家也是由个人操纵的)。在这个基本常识之下,减税与防止税收“干扰”(计划经济讲“调控”)社会生活就成为当然的推论。

美国总统福特在1975年的国情咨文中说:“减税措施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允许纳税人而

不是政府花他们缴纳的钱。如果我们要使经济状况好转,减税是必不可少的。减税为充分就业带来最大的希望。”

(三)启示三:税制优化公理并不为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内的人真正理解,还需要再解说和再证明。

税制优化公理是建立在市场基本观察结论与税种分类的基础上的,其目的是通过防止国家干扰来实现国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税制优化是一种双赢模式,她与计划经济双否模式是针锋相对的,并不会象计划经济推崇者所担忧的那样会损害国家利益。税制优化公理内容丰富,她考虑“社会安全、行业安全、税制成本”诸因素分别提出“直接税原理、税收中性原理、单一税制原理”,三个原理最后都集中为:建立以所得税为单一主体税的税制体系。

税种依照财产与劳动的结合状态来分,有:财产税、所得税、流转税、行为税。由于不同的收入与人的劳动的结合程度不一样,税制优化才有了活动的空间。流转税的流转额和行为税的行为额都是发生在具体经济交往过程之中的,与人的劳动密不可分的充满风险的财产,对其征税有三重危害:1、违背税收安全原理,损害社会安全。包括三方面:A、流转税是一种间接税,纳税人通常可以通过出卖产品的方式将其计入成本,转嫁给其他没有支付能力的人,使得税收实际上由穷苦人承担,逼迫穷人犯罪或者造反。B、在纳税人遭遇风险时,加大其风险,使纳税人血本无归,走向造反路。流转税是不顾纳税人风险的,在纳税人产品卖不出去时,征流转税有可能落井下石,迫使破产者铤而走险,损害纳税人的财产安全与人身安全。C、奖懒罚勤,提高经济准入成本,损害社会总体效率与安全。流转税在企业经济活动赢利前征税,迫使企业尽量减少经济活动,奖懒罚勤,直接损害了社会经济交往与就业机会,损害社会总体效率与安全。2、违背税收中性原理,损害行业安全。流转税不能涵盖所有行业,对不同行业往往采取不同税率,制造行业与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障碍,损害了行业安全。3、违背单一税制原理,多重征税,监控环节多,白白增加税收成本与纳税人道德成本。流转税是不透明税,监控难、逃避易,成本高昂;流转税之后有多重流转税,还有所得税,用多重环节不如用所得税一道环节实现一个国家总体再分配目标。

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如果财产的闲置状态很容易查清,所得税也应该向闲置财产税转移才对。但是,传统四税中,财产税的财产与劳动的结合很难查证,它有可能是一种完全与劳动分离的财产,比如闲置财产;也有可能是完全投入流转领域的财产;因此,财产税除了遗产税、赠与税等小税种外,不可能避免流转税的种种弊端。最后,只有所得税因为是一种直接税,由已经赢利的有支付能力的人在赢利后支付,税制成本最小,最低限度地损害社会安全、行业安全,而成为税制首选。正是这种比较使得全世界的发达国家无论存在多大差别,经历多少反反复复,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流转税近似于零,所得税占所有税收收入的90%左右,另外再辅以少量的财产税,极少的针对违背社会公德行为的行为税。

研究税收对经济的影响根据前人的分类进行,远比自己设计不伦不类的新税种要有说服力。特别是优化税制这样的大问题更不能脱离了税法的基本分类。消费支出是典型的流转税,《税》文违背常理证明:对消费支出征税能弱促进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代表性,主要是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作怪,对上述公理缺乏理解。

五、 减税,尤其是减少流转征税(对贫苦人征税),也是有利于国家财政的重要举措

减税能使个人收入增加人人能理解,减税能使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增税反而使国家收入下降。这个不用证明的历史现象在计划经济体制里是无法解释的,在他们对立、梦幻且贪婪、仇视的目光里,只有增税,只有别人都没有,他们才会有。尽管中国的就业压力是世界上最大的,尽管中国人对减税尤其是减少损害就业机会的流转税,早就望眼欲穿。但陷入计划经济思维模式里的梦中人,仍然在试图告诉人们:我们是一贯正确的,我们增税、增加流转税、增加对贫苦人的间接税是为了国家财政的正常运作。在这些错误观念的影响下,“我国财政收入90%以上来自税收,这部分收入又以流转税为主体,占到了70%左右” .《税》文的观点只不过是这些梦中人的一个缩影罢了。

尽管SARS过后,出现了一些好现象:“财政部已拟大幅调整收支结构,力争财政预算的零增长或负增长……已经要求中央各有关部门调整支出结构,压缩会议、差旅、出国等经费,来平衡财政收支的结构” .但如果对计划经济时期祸国殃民的观点不加清算,中国就很难解决她自身的经济问题。众所周知,美国一个家庭的税负只占家庭收入的1‰。而中国,普通家庭的税负一般是美国的20倍以上。究其原因,主要在税制结构上,美国的流转税已经近似于0,而中国的流转税占70%以上。在减税方面,美国政府只有8个部,政府之外并不存在其他公务员体系。而中国,23个部委的庞大国务院只是公务员繁杂冰山的一角,政府之外,还有9个政党和团、妇联、工会体系在享用国家税收。因此,中国无论是税制优化还是减税的空间都极其巨大。

“提高税收并不意味着减少赤字。提高税收也不会使预算平衡,它只会鼓励政府增加开支,减少私人投资。提高税收将使经济增长放慢,减少生产,毁掉将来的就业机会,使没有工作的人更难找到工作,而现在有工作的人则更有可能失业。” 希望美国总统里根的这段话能对今天中国的梦中人起到一点作用。在增、减税的问题上,税收一提,民众休息,民穷国穷;税收开关一紧,中国经济增长必成滔滔洪流,国家财政收入也一定于滔滔洪流中滚滚而来。在废止流转税的问题上,流转税开关一关,所得税一定于滔滔洪流中滚滚而来。民富国富,难道还用得着一再解释吗?

(李纪兵 法学硕士 中南大学法学院讲师 410083 E-mail: ;电话: 010-62516164 ;13520451101;更多信息请先登陆,再登陆 ,及相关链接。)

「注释

[1]西方经济学把制度作为既定因素来研究,使其不可能提出完整的减税理论。据我所知,目前最完整的减税与废税理论是本人在1997年发现的,详情见拙着《富国律》,如果有其他人发现比我更早的减税与废税理论,请尽快告知,免得被人笑话。

[2]梅孜编译 《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第635页时事出版社 1994年出版

[3]这一方面说明现代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不彻底的,这种不彻底的主要表现是:先进的制度与落伍的教条相纠缠。西方经济学落伍了,它们不但不能圆满解释一个公理,而且总是干扰这个公理。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可能是比现代市场经济更加先进、更加彻底的市场经济。当然,后者要靠我们自己去发掘。

[4]中新社华盛顿五月二日电《布什硅谷演讲内政外交 为明年竞选连任造势》

[5]中新网5月25日电《布什发表讲话 强调减税能助美经济恢复活力》/49/09/article209500949.shtml

[6]梅孜编译 《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第67页时事出版社 1994年出版

[7]梅孜编译 《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第182页时事出版社 1994年出版

[8]梅孜编译 《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第671页时事出版社 1994年出版

[9]刘溶沧马栓友:“论税收与经济增长-对中国劳动、资本和消费征税的效应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一期 第67页。

[10]刘溶沧马栓友:“论税收与经济增长-对中国劳动、资本和消费征税的效应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一期 第76页。

[11]按照税收转嫁原理,对消费支出征税,税负最终会被纳税人作为成本转嫁到贫苦人身上,只有对所得征税,有钱人才没法转嫁税负。

[12]梅孜编译 《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第589页时事出版社 1994年出版

国税转正总结篇2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经济发展；影响；税务体系

一、前言

在我国的消费税中，增值税是重要的税种之一。增值税的推出，对拉动消费，提高税收效益，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为了保证增值税能够在经济发展中获得更全面的发展，增值税转型成为了提高增值税发展质量的具体措施。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增值税转型对提振经济、拉动内需、扩大消费规模和消费市场份额有着积极作用，但是从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增值税转型容易产生投资的过度膨胀。因此，在增值税转型的过程中，应解决好增值税征收范围问题和投资的过度膨胀问题，保证增值税转型取得积极效果。

二、增值税在转型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目前来看，增值税转型已经成为了税收中的重要试点内容，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大力推行，但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增值税在转型发展中还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增值税征收范围的问题。首先，由于增值税征收范围偏窄，相关的抵扣链条不完整，其内在的相互制约机制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发挥。按照增值税的基本原理，增值税具有可以多次征税、税不重征、环环相扣、税负公平的特征。如果从产品的投入、产出、交换到最终消费各个环节全面实行增值税，就像一根链条，一环紧扣一环，完整而严密，增值税内在的促使上下游相互制约机制就能充分发挥作用。我国现行增值税仅在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两个环节征收，而与工业和商业关系十分密切的交通运输和建筑安装等领域继续征收营业税，可能致使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中断，内在制约机制的作用削弱。同样也不利于这些行业之间的公平税负与公平竞争。

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多元化改革的深化，我国增值税与营业税的政策边界很难分清。再加上国际间经济活动的频繁交往，企业经营活动或行为日趋复杂，增值税和营业税对有些行为征收的政策界限特别模糊，主观的人为判断和选择的情况越来越多。比如说要区分混合销售行为和兼营行为、增值税混合销售行为和营业税混合销售行为等。

我国这次增值税转型的改革，是对增值税制度完善迈出的重大一步。但是依然还要进一步的完善。笔者认为应该考虑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将更多的行业纳入增值税。因为增值税是以增值额为计税依据的税种，增值税必须征收范围广泛和税率统一才能保证各行业的税负公平。从国际上一些国家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来看，大部分国家实行的增值税都是比较彻底的。我国应当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把增值税的征税范围适当扩大，至少应当包括与工商业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业、建筑安装业等行业领域。这样，就保证了增值税的抵扣链条的完整，增值税的内在制约机制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时还能解决转型后增值产生的财政收入下降的问题，有利于稳定国家财政收入。

2、增值税转型有可能带来未来投资的过度膨胀问题。从我国投资领域的实际情况来看，长期以来我国投资规模过大主要是由投资体制造成的，即对投资者尤其是国有投资者并没有过硬的投资约束。理论上生产型增值税会抑制资本的投资，但在此次增值税转型之前出现的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等现象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同样大量存在。这一事实说明，如果不加强投资约束，即使不改变增值税类型也会存在大量投资规模盲目膨胀的情况。转型之后，客观上将极大地刺激投资需求。但是解决投资规模过大的问题，也需要依赖于其他领域的改革，在投资约束机制下，可以对新型投资主体加强预算管理来促使企业在投资方向和投资规模上更加谨慎。因此，在增值税转型下，需要改革投资体制，加强预算约束，建立起理性约束和风险控制体系，保证投资的有效性，降低其盲目性。

三、增值税转型对总体经济发展产生的具体影响

从税制改革来看，增值税转型是税制改革的重要步骤，也是税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对增值税的转型改革，对实体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有利的影响。结合目前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可知，增值税转型对总体经济发展产生的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增值税转型对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有着具体影响

增值税转型以来，消费型增值税变成了生产型增值税，对消费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消费得到促进以后，整个市场的消费环境得到了保证，消费行为得到了促进，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显现出来。由此以来，我国的内需经济逐渐建立起来，经济发展得到了有力的促进，经济增长速度也保持在了较高的水平。由此可见，增值税转型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保证了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提高了经济发展质量。

2、增值税转型对推动减税政策的深入进行有着具体影响

由于增值税转型是将消费型增值税变成了生产型增值税，在税务种类和税务征收过程上进行了变化。虽然这一变化较小，但是其对减税政策的推行却有着积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增值税转型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为减税政策改革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为减税政策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保证了减税政策能够找到新的发展方向。因此，增值税的转型从本质上是减税政策的具体体现，对减税政策的深入有着重要影响。

3、增值税转型对鼓励投资和扩大内需具有重要影响

增值税转型将税务负担从消费阶段转移到了生产阶段，对于提振消费市场信心和活跃消费市场环境有着重要作用。同时，虽然增值税转移到了生产企业中，但是生产企业的其他税务负担得到了降低，生产企业的总体税负水平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这给了投资者一针强心剂，对投资者产生了积极影响，有效的鼓励了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此外，消费市场的活跃，对扩大内需产生了重要影响，保证了内需消费力的提升。

4、增值税转型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

考虑到增值税转型的本质是将增值税从消费税转移到生产税中，这种税务改革势必会对消费市场和生产型企业产生现实的影响，使消费市场和生产型企业的整体产业结构发生一定的变化。因此，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我们要正确理解增值税转型对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努力提高增值税转型发展质量，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满足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达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目的。

5、增值税转型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重要影响

由于增值税转型对消费市场氛围的营造，以及对消费市场的积极促进，以内需经济为主要发展模式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优点得以充分体现出来。在这种现实的影响下，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从依靠外贸经济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向依靠内需经济的内需型经济转变。从目前经济发展的现实效果来看，增值税转型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意义重大，不但保证了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也提高了经济发展质量，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非常突出。

四、增值税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在增值税转型初期，由于增值税属于减税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整个转型过程备受关注，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许多人担心进行增值税转型之后，受到减税政策的影响，整体财政收入会不会出现明显减少。经过对增值税转型内容的全面了解，以及对我国经济形势的整体判断，增值税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增值税转型对地方财政收入有着重要影响

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增值税从消费税转移到了企业的生产型增值税中，整体税务额度得到了降低，达到了减税政策的目的。但是对于地方财政而言，增值税转型的实行直接影响了地方财政收入总额，使地方财政收入总额发生了降低。从增值税转型实施以来的数据来看，地方财政收入有所降低，对地方经济在短时期内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这一角度来看，地方政府成为了增值税转型推动的重要阻力。从增值税转型的自身特点来看，要想提高增值税转型的推进力度，降低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就要了解增值税转型的本质。

2、增值税转型为企业发展注入了现金流

由于增值税转型是增值税从消费中转移到了企业生产中，对企业的总体税负产生了积极影响。增值税转型之后，企业的总体税务负担得到了减轻，总体税款额度有所减小，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促进。同时，增值税的转型，在减轻了企业负担的同时，等于从另外一个方式为企业的发展注入了现金流，保证了企业的总体发展质量。企业的发展质量提高了，对地方财政的贡献也就越来越大，从而形成对地方财政的有力影响。所以，在增值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应认识到其对企业发展和地方财政的有力影响。

3、增值税转型为财政收入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虽然增值税转型对地方财政在短期内的增长有着直接影响，但是从地方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增值税转型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企业发展获得了有力的支持，在税务负担较小的情况下能够轻装上阵，更好的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提高企业的市场份额，满足地方经济的发展需要，提升地方经济发展质量，达到促进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目的。因此，在增值税转型发展过程中，应明确增值税转型的重要作用，认识到其对财政收入的长期发展的影响，保证增值税转型发展质量，满足增值税转型的实际需要。

4、增值税转型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转型的产生了重要影响

增值税转型对国家财政收入转型的影响主要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增值税转型改变了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赖短期收入的行为，使国家财政收入更加注重长远性和发展性，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的成长性，满足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实际需要。其次，增值税转型使国家财政收入实现稳定健康的增长，而不是只注重短期效益的增长。增值税转型为国家财政收入转型提供了新的依据和参考，使国家财政收入模式能够实现积极的创新。所以，对于国家财政收入来讲，增值税转型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应正确理解该影响。

五、增值税转型对投资活动的促进与影响

考虑到增值税转型的优点，以及增值税对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在增值税转型过程中，投资活动也受到了具体的促进和影响。由于增值税转型属于减税政策的一部分，因此增值税转型推动了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进行，保证了实际经济的发展质量。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增值税的转型过程中，增值税对投资活动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与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增值税转型促进了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

在增值税转型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得到了一定的促进，居民消费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拉动，增值税转型的效果逐步显现出来。对于企业来讲，增值税转型降低了企业税务负担，减轻了企业的税务压力，使企业能够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生产投资和发展。由此可见，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的投资活动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增值税转型也对居民消费产生了强劲的拉动力，使居民消费能够带动企业的投资，实现内需经济的良性循环。因此，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产生了具体的促进作用。

2、增值税转型提高了企业投资的边际效益，增加了企业的投资行为

一部分专家和学者认为企业在实际中投资与否取决于投资的边际效益增值税转型后税负的降低只是投资者附加考虑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决定因素。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品的市场供需以及商品的赢利空间。增值税转型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是一种相对长期的趋势，它是通过扩大企业未来收益与投资的成本的空间，使因转型所产生的税负减轻这一利益大于投资成本，影响企业当前或未来的现金流量，而促进企业增加投资的。由此可见，增值税转型提高了企业投资的边际效益，增加了企业的投资行为。

3、增值税转型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了企业的发展质量

由于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投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带动了企业的快速发展，从而给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使产业结构的优化更加富有成效，更加能够满足实际的产业发展需要。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应将增值税转型作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因素，应充分认识到增值税转型对产业结构优化所产生的作用，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全面提企业的发展质量，满足企业的发展要求。因此，对于增值税转型的理解，我们应认识到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应正确利用增值税转型手段，促进企业的整体发展。

4、增值税转型提高了投资活动的整体效果，满足了企业发展需要

考虑到增值税转型的优点，在增值税转型的过程中，对企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降低了企业税务负担的同时，增加了企业的投资，使企业的投资活动的整体效果得以保证，满足了企业的实际发展需要。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应正确理解增值税转型对投资活动的促进作用，应学会利用增值税转型的优点促进企业投资行为落到实处。

六、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在税务改革过程中，增值税转型对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总体经济发展产生的具体影响、对财政收入产生的影响和对投资活动的促进与影响等几个方面。为此，我们要对增值税转型有深入的了解，正确利用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杨胜良.增值税转型对吴江市区域经济税收影响分析[D].苏州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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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丽丽，申玲，王秀云.增值税转型对纺织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陕西省国有纺织企业的实证分析[J].财会通讯，2012（18）.

[4] 李雅楠，梁霄.谈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的影响[J].财会月刊，2009（21）.

国税转正总结篇3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高，我国居民的个人收人也有了非常快的增长。但是，由于分配制度和劳动就业体制不完善，在初次分配中就存在诸多不合理，致使居民个人收人差距不断扩大。具体表现在:

(一)居民之间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依据统计部门对城镇收人水平的划分，城镇居民家庭年均收人共分为五个层次:贫困型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以下，占全部家庭总数的3.8%;温饱型家庭年收入在5000元一10000元之间，占全部家庭总数的36.1%;小康型家庭年收人在10000元一30000元之间，占全部家庭总数的50.1%;富裕型家庭年收人在30000元一100000元，占家庭总数的8%;富有型家庭收人100000元以上，占家庭总数的1%。富有型家庭与贫困型家庭相比，其年收入相差竟达20倍之巨。考虑到统计数据的不全面性，实际的收人差距可能更大一些。

(二)城乡之间个人收入差距过大。国家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343.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3.6元，两者相差1.56倍;而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为628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为2253.4元，两者相差1.78倍，差距也呈扩大趋势。

(三)不同行业之间个人收入差距过大。1999年各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为:金融保险业12046元，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1513元，制造业和建筑业分别为7794和7782元，农林牧渔业4832元，最高行业为最低行业的2.49倍。可见不同行业，特别是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职工收人差距悬殊。

判断居民个人之间收人差距大小有两个标准:一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收人的高度平均，大于0.4为很不平均，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人的基尼系数为0.397，低于0.4的警戒线。二是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即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过渡中，收人分配将经历“先恶化，再好转”的过程。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收人差距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是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结果。但要注意，在拉开分配差距的同时，还要防止两极分化，这与邓小平理论是一致的，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二、税收在娇正个人收入差距方面的局限性

我国现行税制是在1994年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以财产税、行为税、资源税为辅的税制结构。我国现行税种在调节个人收人差距方面，主要是通过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实现的。另外，消费税、营业税也承担了一部分调节功能。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税制不健全，征管力度有限，使税收政策在矫正贫富差距方面尚存在不足，表现在:

(一)税制结构不合理

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以财产税、行为税、资源税为辅。其特点是:流转税重，所得税轻，财产税相对缺失。

1、流转税方面。我国现行流转税是以增值税为主，消费税、营业税为辅。这三个税种的收人额占税收总额的70.4%左右(2000年数据)。由于我国流转税追逐效率，所以流转税在组织财政收人、优化资源配置方面作用巨大，但在追求公平方面相对弱化。

2、所得税方面。包括法人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其收人额占税收总额的19.25%左右(2000年数据)，所得税在本质上是追求公平的，矫正贫富差距作用显著，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人分配，使之合理化，对经济起到“自动稳定”的作用。但我国现行所得税存在收人规模小，征收项目少等先天不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税收对个人收入的调节力度。

3、财产税方面。我国现行财产税由房产税、车船税、契税等税种组成。目前，我国财产税的收人额只占税收总额的2.4%(2000年数据)。财产税在本质上也是维护公平的，它调节经济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收人(或财富)的再调节，促进公平，缩小贫富差距。而我国现行财产税存在税负轻，征税对象少，收人规模小，税种单一等问题，缺少遗产赠与税，对个人非生产用的房地产均未征税，出现税收调节的真空。

4、其他税方面。缺少社会保险税，难以对市场危机做出对应。另外资源税的征税范围过窄，比重过低，这些都妨碍了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二）税种不完善.弱化了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1、个人所得税。(l)个人所得税实行分项课征制。存在问题:一是分项课征制即分项确定收人、分项扣除、分项计算，易使纳税人收入化整为零，分解收人，逃避税收。二是分项课征制在税收制度上，不能体现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无所得不征的累进税收制度，不能真正体现公平原则，不能体现富人缴税，穷人享受福利的思想。(2)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过窄、调节力度有限。(3)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过低，易使富人税变成穷人税。(4)个人所得税工资所得采取个人申报缴税，未考虑家庭人口问题。(5)个人所得税在征税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公民纳税意识差，征管手段落后，收人多样化且采用现金结算多，个人财产收人不明晰、不确定，容易出现富人不缴税、少缴税、穷人缴税的现象，影响税收矫正贫富差距。

2、房产税。(l)房产税征管范围和纳税人不全面、税基狭窄。如，城市征，农村和涉外企业不征，造成城乡不一样，内外不一致。(2)房产税的免征税范围过大，且不规范。除机关、军队和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用房外，对个人的非营业用房也免税，只对从事盈利活动的企事业单位用房、个人用房和出租房征税。广大农村的企业和规模庞大的城市住房不在征税范围之内，使税收调节功能难以发挥。(3)房产税从价按房产余值征税，房屋升值税收不变。造成财政收人不能随房产的增加而增加;出租房按租金收人征税和营业税有重复征税之嫌，再者房屋租金收人中既有土地贡献，也有房产贡献，一律按租金12%征税，很难划清，会出现税负差距过大的现象。

3、消费税、营业税。消费税是对价大利大的高档消费品征税，对高消费具有调节功能。消费税存在问题是征税范围过窄，我国只对11种商品征税，调节力度弱，需加以适时调整。营业税是对不同行业盈利水平调节，存在征税范围窄、税率过低、不适应经济需要。如高档服务业和普通服务业税率相同，许多高档美容、洗浴等新型行业，未纳人征税范围，其对收人的调节力度相对较弱。

(三)税收征管存在问题

1、打击偷税逃税不力。由于纳税意识和征管水平不高，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偷逃税行为，特别是高收人者偷逃税，对拉大收人差距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之近几年全国真正查处个人所得税的案件很少，法律威慑力不够，使许多纳税人产生攀比心理和法不责众的思想，严重影响了税收的调节功能。

2、没有全面建立个人收入监控体系。没有真正建立起金融资产实名制，个人财产来源不明晰。因此，很难将应收的税及时足额人库，调节功能随之弱化。

三、娇正个人收入理距的税收政策取向

矫正个人收人差距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首先要规范初次分配的各个环节，用法律手段保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整顿不合理收入，限制垄断行业的利润及其职工的过高收人;其次通过完善税制和加强征管，建立起一个多税种协调配合，筱盖个人收人运行全过程的税收调控体系，以充分发挥税收矫正贫富差距的功能。

(一)完善现行税制结构

针对现行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进一步扩大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税基，提高其在整个税收收人中的比重，强化税收调控功能。

2、利用流转税税种，对垄断性行业价大利大产品规定较高税率，提高其税负水平，消除不同行业、产品利润悬殊现象;利用资源税、土地使用税来调节级差收人，排除客观因素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赠与税、社会保险税等对个人收人再分配进行调节。

3、具体税种设置上，在个人取得收人时征收一道个人所得税;为保持社会稳定，还要征一道社会保险税;个人消费时，征收一道消费税;对现存财产征收相应的财产税;最后在遗产赠与环节征收一道遗产赠与税，形成对个人收人的全方位监控。

(二)完善现有的税种

1、完善个人所得税

(l)改分项课征制为总额和分项课征制相结合。这一模式的具体做法是，在进一步规范目前分类所得的基础上，先以源泉预扣的办法预征分类所得税，在纳税年度终了时，由纳税人申报其全年综合的各项所得税，由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税毛所得额、调整所得额和应税净所得额，并据以计算出年度应纳税额，对年度内已纳的税额作结算调整，多退少补。这样做一是符合我国国情，二是将多元化收人纳人个人所得税的总控管理，以利于公平税收。

(2)扩大征税范围，严格控制减免税。现行个人所得税的课征范围过窄，仅列举n项，应适时扩展。对于一些个人的福利收人和从事农、林、牧、渔等个人收人超过扣除标准的所得应列为征税对象。对属于常规课征项目的国债利息、省政府和部委以上单位的奖励、股票转让等应考虑纳人计税范围。取消对偶然所得中一次中奖不超过1万元免税规定。

(3)合理确定费用扣除项目和扣除标准。扣除项目应包括纳税人为取得纳税所得发生的支出，基本生计费用和特别扣除费用，扣除标准要考虑纳税人的婚姻状况、赠养人口、年龄和健康状况、医疗、教育费用等因素，并根据收人、物价水平等因素适时加以调整，以体现公平原则。

(4)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由800元提高到1500元，以真正体现富人缴税、穷人享受福利。

(5)提高公民纳税意识。要加大对税法的宣传力度，严格执法、守法。对违法者，严惩不怠。完善代扣代缴与自行申报制度，并建立纳税人编码制度。个人所得税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机制。要在继续完善代扣代缴与自行申报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建立纳税人编码实名制。以信息技术手段为基础，加强与银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公安、法院的配合，对纳税人的账户实行全面的监控，以防止税源流失。

2、完善财产税

(l)将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税五税合一，开征不动产占有税。对不动产按用途不同设置差别税率，从价或从量征税;将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两税合一，由行为税改为财产税，开征动产占有税(对动产征税)。

(2)开征遗产赠与税。遗产赠与税是对财产所有人死后财产课税，为防止生前将财产赠与别人，分散财产，无遗产可征，而开征的一个辅税种，遗产税是主，赠与税是辅。要适时开征遗产赠与税，以发挥税收在这一领域的调节作用。

3、完善消费税和营业税

(1)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新增一些税目，包括奢侈品、高档消费产品如高级时装、名牌表、高尔夫球设备等，并适当提高一些消费品如烟酒的税率。

(2)调整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将普通服务和高档服务的税率拉开档次，对高档服务实施高税率，调节高消费。另外扩大资源税的范围，向租借使用国有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征收资源消耗税，调节因占有资源而产生过高收入。

国税转正总结篇4

关键词：泛珠九省区；宏观税负；差异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10-0035-06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的战略任务，而地区间税负差异是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导致地区宏观税负差异的原因有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以及征管水平等。只有科学地分析地区税负的差异，才能在推进泛珠九省区合作的战略部署中，更有效地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有序发展。

一、泛珠九省区宏观税负差异分析

(一)税收收入与税收贡献比较

在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带动下，泛珠九省税收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2005-2007年年均增长24.1%，略低于全国24.43%的平均水平，税收增长最快的海南为30.08%，高出最低的贵州11.07个百分点，但税收增幅都高于同期九省区GDP的平均增长率，税收弹性都大于1(见表1)。

从税收贡献方面看，由于各省经济增长对税收增长造成的影响不同，使各省的税收贡献存在着较大差距，至少表现在增额贡献和边际税负两方面。增额贡献是指地区税收总额占全国增收额的比重。在这里把泛珠九省区总增收额代替全国增收额。对泛珠九省区税收增收贡献最大的是广东，达到了57.90%，最低的是贵州，仅贡献2.85%。边际税负是指地区税收额占地区生产总值增收额，反映了单位新增GDP的税收贡献大小，广东的边际税负最高，达到40.17%，最低的为湖南，只有11.62%，对比之下，广东每新增百元GDP可提供的税收数额是湖南的3.46倍(见表2)。这主要是由于各省经济结构及质量的差异所造成的。

(二)宏观税负比较②

2005-2007年泛珠九省区宏观税负分别为15.07%、13.69%和13.08%，低于全国宏观税负水平4.98、4.11和3.71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呈扩大趋势。考察九个省的宏观税负数据，各省税负总趋势都是上升的。宏观税负的上升反映了各省集中财力能力和对经济调控力度的增强。分地区看，广东、云南的宏观税负水平高于全国水平，其余七个省区均低于全国水平。将九个省的宏观税负进行梯级划分，广东、云南的宏观税负水平在18%-23%之间，贵州、海南、福建的宏观税负水平在12%-18%之间，四川、湖南、江西的宏观税负水平在8%-12%之间。省际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2007年最高的广东为22.64%，最低的湖南为10.17%，差距为12.47个百分点，而2005年最高的广东和最低的江西差距为10.46个百分点(见表3和图1)。

二、影响宏观税负差异的若干因素比较和分析

我国地区税负差异的形成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经济结构、税收政策既是影响税收总量的原因，也是形成地区税负差异的重要因素。

(一)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

1.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均GDP水平就越高，税基就比较宽广，经济对税收的承受能力就较强。如果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宏观税负是相同的，就可以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国家的宏观税负相对较重。根据世界银行1987年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一国宏观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水平正相关，人均GDP在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在13%左右；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国家，最佳宏观税负在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23%；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30%。[1]我们可以依照此标准，对九省区的宏观税负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与国际标准相比，泛珠九省区的人均GDP集中在1000美元到4500美元之间(见表4)。从小口径的税负水平看，九省区的宏观税负水平低于20%-23%的水平；但如果考虑到大口径的税负水平，则可能接近或超过世界平均税负水平。从九省区横向来比较，东南部生产力发达，社会产品丰富，经济和科技水平较先进，其税负也相对较高，如广东人均GDP4478美元/人，税负为22.6%，经济贡献和税收贡献基本相协调；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其税负相对较低，如江西、湖南人均GDP1719美元/人、1972美元/人，税负都为10.2%；而西部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中部地区，但其税负水平普遍高于中部地区，如贵州、云南的人均GDP仅935美元/人、1437美元/人，税负分别为17.6%和21.6%，这不排除西部地区为了维持财政的正常运转而人为增加税收的可能或征管力度较大的原因，宏观税负水平相对超过其经济发展程度。

2.经济运行质量。在经济规模一定的情况下，经济运行质量越高，一定的投入生产出来的增加值和利润的价值就越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增长速度就越快，宏观税负水平就越高。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经济运行质量下降，宏观税负也就相应下降。

由于税收是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一定时期的税收总量决不能超过一定时期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产品价值总量，单位产品提供的剩余价值越多，可以提供的税收收入也就越多。以剩余产品价值总量除以国内生产总值所得到的百分比，即宏观剩余产品价值率，来衡量一定时期剩余产品的水平。一般地说，产业结构合理、经济均衡发展、经济增长模式是集约型而不是粗放型的，那么，经济效益就好，剩余产品价值率就高；否则，产业结构失衡、经济周期波动频繁、经济增长模式还处于粗放经营阶段，经济效益就差，宏观剩余产品价值率就比较低。在进行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比较时，要特别注意剩余产品价值率的差别。在经济效益较好，从而宏观剩余产品价值率比较高的国家中，即使宏观税负总水平高一些，税收总额只要在宏观剩余产品价值率以内，也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而在经济效益较差，从而宏观剩余产品价值率较低的国家，即使宏观税负水平不是很高，但有可能已接近甚至超过宏观剩余产品价值率，对经济发展的损害可能是相当大的。

我们以GDP中的“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表示“宏观剩余产品价值率”，来衡量各地区的经济运行质量。因为“营业盈余”是指常驻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代表了全社会经济效益的总水平，也反映出一个地区中GDP创造税收能力的大小，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表明了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产生的利润量。

从各省纵向情况来看，除湖南外，宏观盈利率都有所提高；从横向来看，盈利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单位GDP中税收含量的高低，泛珠九省区的宏观盈利率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数据，这与泛珠九省区的宏观税负率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相适应。其中，经济运行质量较好的为广西、广东、江西，经济运行质量上升较快的为广西、四川和海南。贵州、云南的经济运行质量不高，但宏观税负率偏高，相比而言，江西、广西的宏观税负偏低(见图2)。

(二)经济结构

1.产业结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产业结构决定地区税源结构，从而决定地区税负水平。第一产业，受自然条件的约束较强，税收增长缺乏弹性，注定其税负较轻，几乎不创造税收。第二产业，受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及经济增长周期的影响，税收弹性较强，可以承受较重的税负。第三产业，以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开发为基础，以人的知识、技能和信息为主要手段，税收弹性充足，税基宽广，税源丰富，理论上对税收的贡献更大，但为了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我国课以低税。

我们可以把宏观税负的计算公式进行分解，以使宏观税负的成因与产业结构的变动联结起来。

P=T/GDP=(T1/G1)×(G1/G)+(T2/G2)×(G2/G)+(T3/G3)×(G3/G)

公式中，P代表宏观税负，Ti(其中i=1，2，3)分别代表第一、二、三产业的税收，Gi(其中i=1，2，3)分别代表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Ti/Gi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中的税收含量，即产业宏观税负，表明了这三个产业对税收的贡献；Gi/G表明了产业结构。(Ti/Gi)×(Gi/G)称为产业税负拉动率，分别表明第一、二、三产业对宏观税负的贡献。显然，税收含量高的产业占的比重越高，宏观税负就越高；反之，则较低。

从表6和图3可以看出：第一，第一产业对税收的贡献率几乎为零，这是由于现行农业优惠政策形成的，属于正常现象。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某地的第一产业占的比重越高，就会拖累当地的宏观税负水平。总体来讲，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农业比重比较高，泛珠九省区中除了广东之外，其余八个省区的第一产业的比重均高于全国水平。第二，以二、三产业为重的产业结构必然带来宏观税负的高水平。云南、贵州、四川由于烟、酒等产业较为发达，而目前我国消费税对烟酒等消费品课征高税，虽体现消费税调节消费结构的目的，但客观上导致西部地区税负重，推高总体的宏观税负水平。第三，九省区的产业税负拉动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存在差距。第二产业宏观税负只有云南(14.07%)、贵州(10.50%)、广东(8.98%)、福建(8.47%)与全国水平(10.10%)相近，其余五省区与全国水平相差最大的江西(5.47%)达到4.6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宏观税负只有广东(9.95%)、海南(7.41%)与全国平均水平(7.42%)相近，相差最大的是湖南(3.07%)达到4.35个百分点。

2.行业结构。行业结构是比产业结构更为细致的一种划分。由于行业门类众多，不可能对每一个行业都进行分析。所以，笔者先分析税种结构，然后选择主要税源结构进行行业分析。

从表7可以看出，全国总体税制结构流转税和所得税比例为53：26，九省区中只有广东和福建的税制结构比全国优化，湖南、云南的流转税的比重高达72%和71%，而所得税的比重只有17%和16%，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生产性增值税，在经济总量相等的情况下，税负倾向于中西部承担。海关进口税只有广东、海南和福建的比重高，其余内陆省区的比重都非常低，说明内陆省区经济的外向性比较弱。

从第二产业各行业提供的税收情况来看，烟草制品业、电力生产业、电力供应业、建筑业提供的税收较多，说明九省区主体税源仍然以传统产业为主，云南、贵州、四川呈现出以烟草制品业为主的单一税源结构。从第三产业各行业提供的税收情况来看，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提供的税收较多。

3.所有制结构。所有制结构主要指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各自所占的份额。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是个体私营经济，同时包含港澳台商及外商合资合作经济。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采取区别对待的税收政策，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享有较多的税收优惠，导致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税负不一致。总体来讲，我国税负的所有制分布状况是国有经济重于集体经济，外资最低。所以，我国形成了增长较快的非国有经济税负轻、增长较慢的国有经济税负重的格局。从泛珠九省区内部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的税收情况看，福建、广东占比分别达到52.66%和51.11%，超过了公有经济，而云南、贵州和四川占比非常低，只有17.95%、21.07%和23.61%(见图4)，客观上由于我国西部地区的国有成分高于中东部，而沿海地区的非公经济成分还在扩大，因此，这也是西部的税负差异反而重的原因之一。从而也反映出税负状况与经济发展状况“倒挂”，影响了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

(三)税收制度

1.区域间税收转移。受税收管辖权的影响，一些行业的增加值统计在一地的GDP中，而其税收却汇总缴纳到另一地，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税收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的现象，正是这种转移客观上造成了地区间宏观税负的巨大差异。各省的宏观税负都会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但是所受影响程度不同。一个地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在GDP中占的比重越大，赢利水平越高，受汇总纳税政策的影响越大，对宏观税负的负面拉动作用越大。我们将根据经济平均含税量分析法来具体计算泛珠九省区的税收转移量。

计算公式：Bi=(Ti-Ti’)；Ti’=Gi×∑Ti/∑Gi=∑Ti× Gi/∑Gi

式中，Bi为区域背离数，Ti为i区域的税收收入，Gi为i区域的GDP

在同样经济规模下，应该提供同样的税收收入前提假设下，根据某区域经济量占全国的比重乘以全国的税收收入计算应得税收收入，然后用实际税收收入减去应得税收收入，得出税收转移量。数据为负，表明该税收为净转出；数据为正，表明该地税收收入为净转入。[2]根据这个方法，我们计算出九省区的税收转移量。

从表8可以看出，广东由于经济发达，表现为净转入地，其余省区除云南外表现为净转出地，尤其以江西、湖南转移量最大，分别占到同期本地税收的93.67%和82.93%。可见，税收从江西等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严重降低了欠发达地区的宏观税负水平，使根据现行方法计算出来的欠发达省区的宏观税负水平严重低于其真实水平。

2.征管水平。没有征收管理，税法规定的法定税负是不能自动达到的。在理论税负既定的情况下，征管水平高，就会有较高的宏观税负，征管水平低，宏观税负也随之下降。

征收率可以用税收除以税基来表示。为了计算方便，“两税”对应的税基为工业GDP与商业GDP之和，营业税对应税基为建筑业GDP加上扣除商业GDP之后的第三产业GDP之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对应税基为大中型工业企业利税前总额。这样反映出来的税收负担能更客观地描述宏观税负的高低，同时，它的高低直接表明了征管水平的高低。

由于两税占GDP比重最重，两税的征收率是影响征收率最主要的因素，从表9可以看到云南、贵州的征收率排在前列，这说明，云贵两省宏观税负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征管水平高形成的。东南部地区由于经济发达，税源充足，征收任务相对偏松，有的还运用自有财力放宽中央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而西部不发达地区，财政需求压力大，抓大也抓小，甚至出现多收税、收过头税和提前收税的现象。“一松一严”，在制度之外加剧了地区间税负不公。

三、促进泛珠九省区税负差异均衡化的途径

税负差异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加大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税收政策作为一种投资、消费、就业的信号，影响要素、产品价格和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最终引导资源市场、要素市场、产品市场的重新调整，弥补市场机制自发形成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促进税收负担合理布局，使得各地区税收负担与其纳税能力相匹配。

(一)加强区域经济互补

经济性因素是决定区域税负差异的客观原因。泛珠九省区本身包括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而且该地区的禀赋因素、经济因素等异质性很强，由此产生的互补性很强，这是该地区合作发展的基础和保证。通过营造公平、开放和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支持区域内企业间开展技术、生产、投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协作配套、共同发展的产业布局，提高整个区域的产业水平。

(二)完善税收制度

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区域税收优惠政策、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及税收努力程度是区域税负差异产生的直接原因。因此，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必须完善税收制度。

1.统一税收优惠政策。本着“消除差别、减少优惠、权力集中”的原则，实行税收优惠大调整，消除税收优惠的区域性差别，促进资源按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减少扭曲、提高效率，同时主要税收优惠权应上收到中央，地方税收优惠权应限于省级，制止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出台税收优惠或变相优惠政策。

2.优化税制结构。建立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的税制结构模式，提高所得税比重。通过提高所得税比重，减小东部地区生产高附加值等下游产品的流转税税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数量。积极促进增值税转型、完善消费税。由于中西部一般属于资本构成较高的资金密集型企业，目前生产型增值税反而使中西部税负偏高，应逐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同时应对某些高消费行为在征收营业税基础上征收消费税，避免发达地区一些企业因消费税缺位造成税负轻。

3.适度提高资源税。中西部是我国能源聚集地，适度提高资源税，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减缓东中西部价税逆向运行的局面，将税负转嫁到资源的加工和使用环节，使得中西部利用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和财政优势，充实中西部地方财政收入，同时还可引导企业合理节约使用自然资源。[3]

(三)改革税收留成分配制度

由于我国实行流转税为主的模式，所以应改变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留成制度。对增值税而言，应将分成比例差别化，对各地区中央与地方实行不同的增值税分成比例，加大中西部留成比例，提高中西部财力，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如发达地区按75：25分成，落后地区按65：35分成等。对消费税而言，应将消费税改为共享税，因为中西部地区烟酒产业较发达，消费税占很大比重，而东南沿海地区第三产业发达，主要课征营业税，这样无形之中拉大了地区间税负差异。将消费税改成共享税，实质上加大了对中西部的税收留成，以平衡地区间的税负。

(四)探讨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中央政府利用集中的税收通过纵向转移支付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资金投入，培养落后地区的发展能力。除了完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外，还应借鉴国外的做法，探讨研究横向转移支付。横向转移支付是通过富裕地区对贫困地区的资金转移来弥补贫困地区的财政缺口，从而实现地区间财力横向均衡的一种制度。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也是通过中央政府来调节，并通过预算的手段加以平衡，但资金来源是地方税收收入。通过横向转移的税收补偿，真正做到先富地区带动后富地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参考资料：

[1] 安体富，杨文利，石恩祥.税收负担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国税转正总结篇5

一、深刻认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中央提出这一战略任务,既决定中国的现在,也决定中国的未来,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

经济发展方式反映整个经济发展形态,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决定着不同的社会形态。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信息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形态也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变、工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演变。从我国发展进程来看,决定我国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有三次,第一次是社会制度转型。60年前,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基础,扫清了发展的制度障碍。第二次是经济体制转轨。30年前,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扫清了发展的体制障碍。第三次是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是改变粗放型、单一GDP增长型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的目的、任务、内容、动力、方式。2010年2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进一步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刻不容缓”,而且要“加快”!的讲话,标志着2010年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起点。因此,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制度转型”、“经济体制转轨”有着同等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来源于不变不行、非变不可的现实忧患

忧患之一:国际环境和国际压力使中国不转不行、非转不可。从全球气候状况看,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全球气候变暖,给我国的工业生产和出口造成巨大压力。从我国现状看,我国的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及酸雨面积均居世界第一;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其中煤炭占70%、石油占20%、天然气占3%,其他风电、核电、水电等占7%;目前我国还未进入现代化,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工业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不生产不行,生产不排不行。从国际上的压力看,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全球气候变化,一些发达国家制定了“绿色新政”、“低碳社会”等规划和政策措施,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未来国际经济技术的制高点。部分发达国家调整进口关税、计划征收“碳关税”,使我国的产品出口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我国的现状如不扭转,将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

忧患之二:现行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将使我国的能源供应、生态环境承载、生产要素支撑难以为继。现行的发展方式是在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一是资源浪费严重,投入与产出比例失衡。改革开放31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9%。2009年我国GDP总量33.5万亿元,合4.9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占全球的5.7%左右。但是,我国单位GDP的能源、资源消费量远大于发达国家水平。从原煤消费量看,2008年我国为27亿吨,占世界消费总量40%,2009年为30.2亿吨,占世界消费总量的比例与2008年基本持平;从粗钢消费量看,2008年我国为4.99亿吨,世界为13.04亿吨,占世界总消费量的38.3%,2009年我国为5亿吨,世界为12亿吨,占世界消耗总量的41.67%;从水泥消费量看,2008年我国为13.9亿吨,世界为28.57亿吨,占世界消耗总量的48.65%,2009年我国16.3亿吨,占世界消耗总量的59.57%。我国现在每百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6倍。我国1吨煤产生的效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8.6%,日本的3―10%,欧盟的16.8%。我国经济增长所消耗的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因此,改革开放31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靠能源的高消耗支撑的,而这种支撑是不会长久的;二是资源紧缺,环境破坏严重。第一,水资源告急。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60座城市中,400多座缺水;第二,能源告急。我国石油、天然气人均剩余可采储备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7%和7.1%,煤炭储量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6%;第三,土地资源告急。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20年前我国人均耕地还接近2亩,如今已不足1.5亩。1/3的县市耕地面积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之下;第四,“国在山河破”。我国改革开放31年来,由于疯狂地掠夺资源,实施“有水快流”等战略,加速挖煤、采矿,使地质遭到严重破坏。地质塌陷、地下水断层渗漏、风沙弥漫、沙漠化面积扩大、城市上空灰粉增多、水资源污染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奇病怪病层出不穷、矿难不断、安全事故屡屡出现;三是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含量低,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即将失去。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靠几千万的农民工从事工业劳动,依靠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来赚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中国制造”总体上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我国许多工业品产量居世界前列,但核心部件和重大装备严重依靠进口。2009年汽车产销量超过美国,但制造汽车的关键设备还依靠进口。我国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但消耗工人的劳动工时多,劳动生产率低。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

忧患之三:单一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社会公民失德、收入分配失衡、社会安全失序,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成为十分重大的问题。2009年,我国人均GDP接近370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人民币1717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恩格尔系数城市下降到36.5%,农村下降到41%。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一是“GDP主义”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长期以来,盛行不止的GDP主义推动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一分为二地看,在“GDP主义”推动下,社会关系日趋商品化、货币化,社会群体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信任缺失,社会道德体系受到了严重冲击。如果不能改变GDP主义的状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领域被商品化和货币化;二是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建设严重欠帐。主要表现为:劳动保险严重不足;医疗卫生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三是贫富差距拉大,区域间发展很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基尼系数逐年增大,2009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在0.46―0.5之间;城乡差距扩大,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之比达3.33∶1;区域差距扩大,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之比为2.2∶1;收入差距扩大,国有垄断企业的员工收入特别是高管收入与民营企业员工收入形成巨大反差;四是官民对立,、恶性事件不断发生。2009年,在超越经济危机、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经济风光下,中国的社会矛盾较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犯罪率上升,去年中国的刑事案件大增一成多,治案案件大增两成,此等情景,十年未见;“狂增”,增长5成多,去年是高发之年;全国性的舆论交锋高潮迭起。在当前状况下,一方面是围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体制的改革,官民意见对立,一个小事件即会引起全国性大讨论;另一方面是轰动全国的事件,一个接一个重演,如三聚氰胺的重现市场,黑砖窑丑闻再度揭出,煤矿矿难仍然频发,针对学生和幼儿的恶性伤害事件接连发生等等。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客观需要。

忧患之四: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两匹是病马,一匹是瘦骨老马,后发无力。目前,我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发力失衡。2009年我国的投资率上升到46.8%,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8.6%,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60%。改革开放30年,GDP增长了83倍,出口增长了553倍,出口占我国GDP的比重达到了37―40%。而美国的消费占GDP的70%。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52.5%,拉动GDP4.6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投资)对GDP的贡献率92.3%,拉动GDP8.0个百分点;由于金融危机等原因,出口受到极大限制。

面对我国当前的现实忧患,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转不行、非转不可的危急时刻。如果“久推不转”或者“转而不快”,我国发展的代价会越来越大、空间会越来越小、道路会越来越艰难。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和措施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体要求,即“三个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提出了“八个加快”: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围绕“三个转变”、“八个加快”,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和主要措施如下:

(一)在目的上,要把发展为了人民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使我国更好地发展,走科学发展之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二)在思想上,要充分看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艰巨性

我国多年来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早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就已经提出要把经济增长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1996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提出: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2001年,朱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2010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这说明党和政府早就认识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也充分反映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艰巨性。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必须依靠全国上下齐心协力,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来推动,去实现。

(三)在制度上,要把体制机制的转变作为根本性的转变

为什么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呢?根本原因是在制度上、机制上、体制上没有根本性变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大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突破传统发展模式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与科学发展模式相匹配的体制机制。当务之急,应着重建立四个机制:一是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绩效考核制度;二是打破“分灶吃饭”的现行财政体制;三是发挥区域优势,建立区域的产业分工和协作机制;四是减少政府干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四)在根本上,要依靠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推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十六大报告指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依靠推进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打造新的竞争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

(五)在结构上,要把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推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措施

要实施“绿色新政”,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一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抓住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加大国家投入,发展低碳经济;二是大力改善能源结构。逐步控制煤炭产能,加快发展新能源;三是大力发展“高碳能源低碳化”的利用技术。围绕高碳能源如何低碳化的发展思路,推广技术,攻克难题,推动相关产业发展;四是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五是发展其他低碳、无碳产业。总之,要通过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做到“传统产业低碳化、现代产业高端化”。

(六)在布局上,要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建设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要按照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做到“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三、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承担着筹集财政收入、调控经济、调节分配的重要职能,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有着独特的调节作用。国家税务总局肖捷局长2010年3月在湖北调研时强调“税收工作要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出积极贡献”;4月下旬在内蒙古、上海考察时指出:“要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重点,认真研究‘十二五’时期税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问题,逐步建立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和政策体系,努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对进一步做好税收促进节能减排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充分认识做好税收促进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为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一)树立和推行正确的税收观,使税收真正体现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

我国税收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也充分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目标。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的进程中,税务机关要树立正确的税收观,把“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作为一切税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取之于民”时更加注重公平,更加注重诚信,更加注重税收与经济协调发展,使税收的增幅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适应。

(二)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者、促进者

税务机关作为政府重要组成部门,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中负有重要职责和光荣的使命。我们要响应中央号召,领会中央精神,落实中央要求,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坚定不移支持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广大税务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识到位、行动到位,立足本职、勤奋工作,落实政策、优化服务,以实际行动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者、促进者,而不要做旁观者、投机者。

(三)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一系列税收政策,加大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力度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税收扶持政策,涉及到经济发展领域各个方面,我们要认认真真抓好落实、调研、反馈。一是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二是不折不扣落实好国家制定的各项结构性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转型发展;三是按照总局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税收促进节能减排工作;四是积极为上级建言献策,为建立符合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而努力。

(四)要以积极的态度推动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

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体系。主要包括:完善支持投资、消费、出口均衡发展的税收政策,完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税收政策,完善加快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完善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支持自主创新与科技进步的税收政策,完善有利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税收政策等。具体做到:一是改革资源税;二是开征环保税;三是限制高碳税;四是扩征或调整增值税、消费税;五是制定产业升级、节能减排的鼓励性税收政策;六是制定支持中小企业、鼓励新兴产业的税收政策;七是正税清费。

(五)要充分发挥税收调节分配的职能作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

收入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要按照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要求,完善公平分配的税收体系。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完善对低收入者的扶持政策,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同时也使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体做到:一是社保基金改为征税;二是改革个人所得税,开征遗产税、赠与税;三是开征物业税;四是企业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

(六)要进一步优化和改进纳税服务,为加快企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做出新贡献

优化纳税服务,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是国税部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一是牢固树立“大服务”理念,服务经济社会,服务纳税人;二是开展个性化分类服务,适应不同纳税人的特点和需求;三是大力开展税收政策服务和税源管理服务,帮助纳税人真实、准确进行财务核算,正确计算和缴纳应纳税款,防范纳税风险;四是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纳税服务,通过全面推行财税库银横向联网电子缴库系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远程抄报税、工商税务信息交换比对系统、普通发票网络开票系统、积极试行并逐步推行“网上办税服务平台”等“五大信息工程”服务纳税人,建立起科学、高效的信息化纳税服务体系;五是落实好国家税务总局的《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公告》,保护好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七)要依法组织税收收入,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更多的财力

国税转正总结篇6

据悉,今后,我国有关的反避税工作已不再局限于单纯以有形资产购销和传统简单制造业作为调点,反避税工作的模式将会有全面的革新。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自2008年度开始实施,中国的反避税工作现已进入全面规范阶段。“今年,将加大对无形资产和股权转让等关联交易的关注度,鼓励各地积极探索无形资产和股权的合理作价方式。此外,将特别关注‘走出去’企业的转让定价和受控外国公司管理问题。”国税总局国际税务司有关人士最近在谈及今年的反避税工作重点时如是说。

调点

转让定价调查的重点关注行业是汽车行业和制药行业。为规范全国的转让定价调查,国税总局将不断加强转让定价的集中统一管理,案件的立案和结案都要层报国税总局审批,以确保执行标准的规范统一,避免出现同类企业在不同地区的调查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并且要加强全国联查(包括行业和集团企业)的力度。

与此同时,税务机关将日益重视“走出去”企业利用避税港进行避税的问题。近年来,企业与海外低税率国家或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2008年中国内地从三大避税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和萨摩亚)和香港吸引的外资,分别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23.43%和44.41%。“走出去”的企业对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的投资占全国直接对外投资净额的75.61%。虽然内地税务机关并不认为香港属于避税港地区,但从转让定价角度出发,香港的利得税税率明显低于内地企业所得税税率的现状,使内地税务机关对于涉及香港地区的交易安排仍然保持关注。

发展方向

中国税务机关正积极参与国际征管协作和国际联合反避税调查,中国将正式加入“国际反避税信息中心”(JITSIC),同时也会积极参与OECD专家授课以及联合国《发展中国家转让定价手册》的拟订。

通过双边磋商和参与国际交流,国税总局正积极谋求扩大中国反避税工作的国际影响力,提出了很多基于发展中国家立场的观点和思路,在国际反避税规则的制定中积极争取话语权,以更好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权益。

国税总局正在构建全国共享的企业信息数据库。根据国税发[2009]2号文的规定,税务机关在分析评估企业关联交易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时,可以使用公开信息资料,也可以使用非公开信息资料(即通常所称的“秘密数据库”)。税务机关在筹措争取海关、统计、商务、外管、国资委等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建立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机制。

此外,国税总局正在筹备实施“专家小组会审制度”,希望以此增加反避税调查调整的权威性,加大调查调整力度。企业对调整持有异议的,可进一步采取复议、诉讼或申请双边磋商等措施。在这一点上,国税总局意识到某些地方税务机关要求企业自行调整以避免转让定价调查。这类自行调整很可能由于不被交易对方所在地税务机关认可而导致双重征税。正因如此,预先进行适当的转让定价分析,以避免不必要的自行调整以及双重征税的重要性便愈发明显。

转让定价新理念

在近期的双边磋商案例中,中国税务机关提出了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成本节约、市场溢价等新理念,强调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在市场购买力、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要求发达国家认同并尊重这些特殊经济因素对企业创造价值的贡献。这些理念已在一些案件磋商中初步得到了外方认可。具体的思路包括以下几点:

成本节约 跨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厂,利用国内廉价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而获取超额利润。这种因“成本节约”带来的利润,中国是否应该享有这部分收益并拥有征税权?如果这部分利润由中国和投资国共享,则应如何作出合理分配?这些问题正日益成为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在转让定价调查过程中的辩论焦点。

营销性无形资产 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如许多欧美知名的奢侈品集团,在中国设立销售企业并将其定位成集团中承担简单功能的分销企业,据此留在国内的利润极低。在这些案例中,税务机关往往质疑,是否可仅以营销决策系境外母公司决定为由,将营销性无形资产所带来的利润全部归入母公司。这一做法可能被认为忽视了中国市场需求旺盛而对利润产生的带动作用,并且未对国内分销企业在市场开拓过程中的利润贡献予以适当确认。

市场溢价 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在市场购买力方面的优势无疑对企业创造价值有特殊的贡献。以汽车行业为例,近年来,除中国汽车销售市场一直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外,欧美日等传统市场的表现持续低迷。中国税务机关通常认为,中国应该拥有该“市场溢价”带来的额外收益,而有关的收益应如何量化仍需作进一步探讨。

合约研发 跨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合约研发企业一般在法律上和经济上都不拥有有关研发成果的所有权,仅按人工成本和相关费用加成的方式获得报酬,利润不高。在某些情况下,税务机关可能认为这种做法对于境内企业并不公平;尤其对于被认为实质参与研发决策的境内企业,税务机关认为其应该能够分享研发成果带来的收益。

把握形势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税务机关在国际反避税舞台上已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从实务操作还是专业知识方面,国税总局都已有着较全面的考虑和安排。中国各级税务机关正在不断加强反避税工作的力度,包括从法律法规的完善、工作机制的规范、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对内对外宣传的加强,以及国际交流和磋商的扩大等各个方面,以充分维护中国的税收权益。

国税转正总结篇7

关键词:税制结构 税负转嫁 收入分配 主体税 辅助税

税制结构是一国税收体系的整体布局和总体结构,是国家根据一定经济条件和发展要求,在特定税收制度下,由税类、税种形成的税收分布格局及其相互关系。我国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流转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和关税,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其他未列入流转税和所得税的被归为辅助税。我国的税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消费。

一、主体税与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1.流转税抑制居民消费

我国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双主体税制结构,但从各税占税收的比重来看,2007年流转税为56.83%,所得税为27.36%[1]。说明我国仍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这种税制结构下,表面看,我国税收大部分由企业缴纳,企业缴纳的税款占84.3%,居民仅占15.7%,但企业缴纳的税款中,仅有12.7%是不能转嫁的直接税,87.3%是可以转嫁的间接税[2]。吕冰洋设计的“资金流量表”判断宏观税负的方法计算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结论。

理论上,在局部均衡模型中,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税负由消费者和厂商根据各自的需求弹性进行分担。由税负转嫁原理可知,如果商品的需求弹性较低,需求方会承担大部分税负。我国增值税和营业税几乎涵盖所有的商品和劳务,并且经过多次加工与流转,最终商品和劳务大多数与居民生活需要相关,因此,需求弹性低,税负易于被转嫁于居民部门。据统计,2007年我国增值税和营业税两者占税收总收入的43.02%[3]以上,这为税收负担大规模向居民转移提供了客观条件。

综合分析,由于我国的税制结构中,流转税占有很大比重,而流转税易于被进行税负转嫁,转嫁的结果是,实际税负由居民承担,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少,居民的消费需求受到抑制。

2. 所得税减小居民消费

在我国所得税体系中,企业所得税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994年曾高达90%以上。一般认为,企业所得税是直接税,税负由企业的资本承担,一般不发生转移,张阳(2008)通过建立局部要素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引入要素替代弹性和产品需求替代弹性,研究企业所得税在所有产品和要素在各个市场产生的连锁反应和影响。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并不完全由企业资本承担,资本只承担了税负的83%左右,还有17%转嫁给了劳动要素[4]。现阶段我国资本要素大部分被高收入人群所持有,劳动要素大部分被低收入人群持有。说明居民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企业所得税的负税人。

理论上,利用边际税收楔子(MTW,Marginal)的思想可创建模型:METK=(Kg-Kn)/ Kg.。其中,Kg代表税前投资边际回报率,Kn代表税后投资边际回报率。这一模型的含义是:由于对要素或部门的征税,导致最后一单位投入税前和税后的边际回报不一致,从而对生产的激励产生影响。利用这一模型,对资本或投资的边际有效税负进行测算的结果表明,企业边际税收负担并没有提升。通俗地讲,由政府、企业和居民三个部分对国民收入这个大蛋糕进行分割。在国民收入既定的前提下,政府分配的多,企业和居民分得就会少。我国税收连年高速增长,而测算的结果是企业税负并未提升,说明居民税负不断加重,降低了居民可支配收入。

综合分析,企业所得税虽然是直接税,理论上不易进行税负转嫁,但现实中,同样存在税负转嫁。税负转嫁的结果导致居民税负加重,消费需求减少。

二、主体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

关于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关系,现有的理论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都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减,个人收入越高,消费在其中比重就越小。Blinder(1975)在标准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模型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研究的结果是,高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低,低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倾向高。因此,如果采用“劫富济贫”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就会提高。而我国现行税制的设计并未起到“劫富济贫”的作用,这是抑制消费总需求的间接原因。

1.流转税恶化居民间的收入分配

如前所述,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税负易于转嫁到居民部门,但低收入阶层恩格尔系数比较高,其收入用于生活必需品的份额较大,而高收入阶层的恩格尔系数较低,其用于生活必需品的份额较小,征税的结果是,低收入者的负担率高,而高收入者的负担率低。根据刘怡和聂海峰的研究,最低收入群体的增值税有效税率是15.1%,接近法定税率17%,而最高收入群体的增值税有效税率只有0.8%。[5]消费税被认为是针对奢侈品征收的一种税,在流转税中最具有体现税负公平的意义,而我国现阶段的消费税税目和税率设置的导向并未体现公平这一点。例如,我国的卷烟消费税贡献了消费税总收入的绝大部分,根据王建峰等人的研究,最低收入阶层居民对烟的消费支出比为2.30%,是最高收入阶层居民的2.53倍。[6]

2.个人所得税加大贫富差距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未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首先,分类课征模式是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方面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把劳务所得分为工资薪金所得,稿酬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总收入3185亿元,工薪所得税占55%[7]。这与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来源多样化的特点并不相符。其次,税基较窄,如对股票转让所得、外汇交易所得不征税。我国上市公司由于种种原因分红水平非常低,这导致投资者通过出售或交易股票获得资本利得,而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法中规定股票转让所得不征税,这一优惠强化了个人所得税逆向调节的特征。第三,税率档次过多,边际税率过高既不符合世界税制发展潮流,也不利于调控居民收入。

三、辅助税调控居民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

现行税制中,除流转税和所得税以外,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是财产税。财产税是最古老的税种,它在缩小财富分配差距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现行的财产税制未能充分发挥其缩小贫富差距的功能。

1.财产税调控居民收入差距的功能缺失

从现有税种来看,目前我国开设的财产税有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等。这些税种的纳税人主要针对企业而言,与个体利益没有明显的关联度,因而不具有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从征税环节来看,注重对流转环节的征收而忽视了对保有环节的征税。例如房产税的税收政策基本上是不卖不税、不租不税,一旦租售,则数税并课。造成贫者更贫富者更富。还有一些正在讨论和热议的税种仍未开征,使财产税的调控功能大打折扣。如遗产与赠与税几度讨论几度浮沉,至今尚无立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大量私人财富由第一代向第二代转移,这一税种的空缺,致使“富二代”继承财富时游离于税收调控之外。加大贫富差距。

2.财产税调控居民财产性收入力不从心

拟开征的物业税是财产税的重要税种,遗憾的是,物业税的设计并非针对综合性财产课税,而仅仅针对家庭不动产课税。据统计, 2005年、2006年、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相比较上一年分别增长了19.7%、26.5%和42.8%。[8]在多数人还不具备依靠财产改善收入条件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却因财产的数量和优势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加之前文所述对居民资本性收入的免税,当前的税制结构在调控居民财产性收入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四、促进居民消费为导向的税制结构设想

以拉动居民消费来刺激经济发展,是我国今后经济工作的首要目标。税制设计应将降低居民税负、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居民消费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总的思路是:在不减少国家税收总收入的前提下,适当减小流转税比重,加大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比重。适当减小流转税比重,可减轻居民税负,但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的针对性又不一样,所以还应调整流转税内部结构。加大财产税和所得税的比重,旨在强化税制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具体做法如下:

1.流转税内部结构调整

流转税调整的宗旨:降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比重,增加消费税的比重。增值税和营业税主要针对一般性消费品,消费税针对奢侈品征税。具体做法是:适当下调生活必需品的增值税税率,降低这部分商品的销售价格,从而让利于民,扩大消费;取消小规模纳税人,统一增值税纳税人标准,对达不到标准的免征增值税;重新测算确定新的增值税税率;参考“欧盟”消费地征税原则,对电子商务和电子交易等行为开征增值税。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最终目标是将增值税设计为负担合理、制度简化、机制严密的现代型增值税。适当降低建筑安装业、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营业税税率;对“娱乐业”进行科学界定,税目设计完全依据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充分体现消费税针对富人纳税的功能。调整消费税税目,将居民普遍消费的商品取消征收消费税,将个人飞机、包船旅行消费等高端纯粹服务型消费纳入消费税的课税范围;提高部分消费产品的消费税税率,如高尔夫球具、高档手表、游艇等。

2.个人所得税的改革

对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目前达成的共识是将分类课征模式改革分类综合课征模式,本文也赞同这一观点,但本文认为,分类综合课征实施的前提是相关制度的配套与完善。具体包括:个人所得税档案号制度的完善;提高银税合作层次,真正落实个人存款帐户实名制,进一步完善收入显性化、货币化制度,提高征管队伍素质、改进征管模式、建立交叉稽核系统等。分类综合课征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时,应重点考虑两点,一是扩大税基,包括强化对个人所得税有关的收入的征收和开辟新的税源,二是改变个人所得税的税制结构,加大对富人的征税力度。总的思路是,属于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宜实行分类征收,属于劳务报酬所得和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宜实行综合征收。借鉴国外经验,各国普遍减少了税率级次,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的级次以3―5档较为合适,最高税率建议拟定为30%,最低税率5%与世界各国相比处于偏低水平,可以保留。

3.财产税的完善

迄今为止,我国的税制体系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而相比流转税和个人所得税,财产税无疑更具有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中国经济已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因此,完善财产税,一方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能够缩小贫富差距,增加社会消费总需求。当前学界热议的是物业税的开征,本文认为,物业税税制设计应该既关注家庭不动产,也针对家庭综合性财产课税,与个人所得税不能重复征收也是应当考量的重要因素。尽快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使私人财富在进行代际转移时,也被纳入政府调控的范围。适当时候开征社会保障税,专款专用,加大对居民的社会保障力度,解决居民后顾之忧。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居民消费,今后及未来一段时间,在我国税制改革的现实约束下,以促进居民消费为导向,需要对税制结构进调整和完善。

参考文献

[1]闻媛 我国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分析与思考 J 财政与税务2009.7.11-14

[2]吕冰洋 以居民部门为目标进行减税的原因和效果分析 J 财政与税2009.2.44-47

[3]刘凤良等 持续经济增长目标下的最优税负和税收结构调整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9.3. 41-47

[4]张阳 中国企业所得税税负归宿的一般均衡分析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4.12-15

[5]刘怡 聂海峰 间接税负担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分析 J 经济研究2004.5.23-27

[6]王建峰 流转税影响个人收入分配调节的分析研究----以我国城镇居民支出结构为考察基础,J财经研究 2004 3.10-13

国税转正总结篇8

关键词：财政收支结构，经济增长，多元线性回归

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可是在市场不完善或有市场但运作低效从而产生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这时以政治决策为基础的财政通过预算以税收等形式从各经济主体集中部分资源，然后又以预算支出的形式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重新给予安排，这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所以国民经济是市场经济与政府经济、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体。从国际上的一般情况看，就政府收支占gdp的比重而言，公共经济至少占到了国民经济1/3的份额以上，所以以财政收支为基础的公共经济活动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我国自从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财政虽然经历了萎缩和分散的过程，但是财政政策始终是支持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之一。在财政政策的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问题：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在转轨过程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收支结构僵化且不合理，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削减财政收支常常无从入手。而导致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十分清楚哪些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更大扭曲而导致更多的效率损失，又有哪些财政支出更加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正确分析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一、文献回顾

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分析。从宏观角度分析主要是研究宏观税负和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而微观角度则是解析各个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即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问题。本文的论述重点是微观分析，即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因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除了适当的财政总量政策，更加重要的是适当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就是财政结构政策（马拴友，2003）。

（一）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宏观分析

在不考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税收对经济具有确定的负效应。早在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税收就被认为会影响资本积累、减少资本投资，因此是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到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经济学时代，凯恩斯主义者又通过税收乘数说明了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 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 ，而在在比例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 （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税收乘数都是负的，即税收对经济具有紧缩性。因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税收政策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运用税收政策有意识地调节国民经济活动。当总需求不足时，为了防止经济的衰退和停滞，就应当采取减税的办法（如免税、退税、降低税率等）以刺激总需求；反之当总需求过旺，出现通货膨胀时，则应该采取增税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 school）也提出了自己的税收观点，他们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会防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并通过拉弗曲线（laffer curve）说明了如何寻求宏观税负的最优点，如图1所示，在较低税率情况下增加税收，政府的税收收入扩大而不影响生产，但到达一定税率（e点）后，进一步增加税收则会导致生产和税收收入都下降，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大力削减边际税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从宏观上进行分析，经济学家们普遍得出了税收会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与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相反，一般情况下，财政支出总体而言对经济是起促进作用的 [1]。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样通过财政支出乘数说明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正面效应：财政支出乘数主要包括政府购买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 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两种乘数分别为 和 ，而在比例税情况下，则分别为 和 （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两种乘数都为正，即财政支出对经济具有扩张性。与税收政策相同，财政支出政策也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机抉择”需求管理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以宏观分析为基础，经济学家更进一步从微观结构上分析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在税收结构上，经济学家主要通过各种税种对私人投资与储蓄的影响来分析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首先，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纳克斯，1966），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资本的积累又通过投资实现 [2]。税收影响投资的机制是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边际收益率。一般来说，直接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的税种是公司所得税。jorgenson（1963）、sandmo（1974）等在研究税收政策与投资行为的关系时，构建了标准的资本成本理论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公司所得税从两个方面来影响投资决策：一是对资本的边际收入征税，这可能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而抑制投资行为；二是允许对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扣除，这降低了资本成本而鼓励了投资行为。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和降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措施将通过抑制投资增长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任何旨在降低资本成本和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优惠措施（如投资税收抵免）则将通过刺激投资意愿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次，资本的形成又来源于储蓄，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的问题又是如何动员储蓄的问题（刘普照，2004），假设储蓄都能够被投资需求吸收，那么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表现在动员储蓄方面。影响储蓄的税收主要是所得税和流转税（在流转税中又以消费税对储蓄的影响最为重要），而所得税和流转税对储蓄的效应是有区别的，due（1970）认为在与所得税产生同样多的税收收入情况下，流转税可能更加有利于提高家庭的储蓄比例，这是因为流转税虽然减少个支配收入，但是它的减少主要是用于消费的收入而不是用于储蓄的收入；此外流转税属于比例税而具有累退性，至少比所得税缺乏累进性；而在流转税下由“货币幻觉”导致的储蓄不变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流转税比所得税对动员储蓄更有利从而也就相应地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除了对税收的微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外，也有许多文献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如devereux和love（1995）通过在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对税收实验的模拟说明了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但是经济对不同税种的动态反应不同，经济对资本税收的反应是导致要素从物质资本产生部门流向人力资本产生部门，对产出影响比较大；而工资税和消费税则减少工作总时间，没有出现要素在部门间的大量流动，对产出影响比较小；另外，mendoza、milesi-ferretti和asea（1997）则通过研究11个oecd国家26年的有效税率，发现要素所得税对私人投资具有显著负效应，而消费税与私人投资率正相关，在进一步分析后得出了所得税会降低增长率而消费税的增长效应依赖于劳动供给弹性的结论。

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财政支出是由不同种类的各项具体支出构成的，为分析财政支出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可以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投资支出、公共消费支出、公共事业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四类（于长革，2004） [3]。对于公共投资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需求理论和is-lm模型来分析：公共投资支出是一国投资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投资支出不足，特别是在存在投资陷阱的条件下，公共投资可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使投资支出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而对公共消费支出，无论其来源于增加税收还是增发公债，都将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这是因为公共消费虽然部分弥补了私人消费，但总消费和投资支出必然减少，同时政府增加公共消费必将使更多的公共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向非生产性领域，从而使公共投资减少，有效需求下降，降低经济增长。另外，对公共事业支出的效应则可以通过内生增长理论，如阿罗（arrow k，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卢卡斯（lucas r，1988）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和罗默(romer p.m，1990)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型等来说明。知识和技术进步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通过知识和技术要素的投人，其产出长期来看表现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知识和技术投资可以提高其它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的生产能力，并能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服务，从而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最后，对于公共服务支出，由于它基本上与生产无关，所以如果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必将使更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领域，从而导致公共投资下降；虽然增加转移支付会增加可支配收入，但由于这些转移支付是一次性支付，因此私人边际消费倾向不会上升，消费不会增加，所以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上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有：easterly和rebelo（1993）全面分析了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有密切关系，一国的财政政策受政府规模的影响很大，并且某些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水平相一致。就具体财政支出结构而言，公共交通和通讯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总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理论通常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财政支出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产出弹性之比。landau（1986）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相反的，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认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是有正效应的。但是，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各种财政支出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它们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而且取决于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比是否等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比。当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占的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该文得出的结论揭示了财政支出何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尤其是为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何以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我国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与数据

在总结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我国1986年到2003年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各类财政收支具体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优化我国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提供决策数据，为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准确的信息。

为了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首先建立如下所示的财政收支结构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

国税转正总结篇9

增值税是对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劳务过程中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税种，是我国第一大税，在税收总量中约占40%的比例。增值税的普遍计税方法是：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当期进项税。按可抵扣的进项税范围不同，增值税大致上分为三种类型：消费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是允许企业将购入固定资产中所含进项税款一次性全部扣除；生产型增值税是不允许企业扣除购入固定资产中所含有的进项税款。收入型增值税则介于前两者之间，即允许企业分次、逐步扣除购入固定资产中所含税款。

一、增值税转型已成历史必然

所谓增值税转型，就是将中国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只有我国和印度尼西亚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在运行中暴露和产生了难以克服的缺陷和漏洞，突出表现在：一是没有完全解决重复征税问题，不利于有机构成较高的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不利于简化征管手段，提高了税收成本；三是使企业出口退税难以充分实现，出口货物价格中含有某些税收成份，不利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增值税实现转型已成历史的必然。

早在2003年底，国家税务总局就已宣布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试点工作将在东北地区的8个行业率先推行。但试点工作正式展开的日期，却一再推后，从原定2004年1月1日，再到当年的7月1日，直至今日增值税改革试点工作尚未开始。究其主要原因是存在两个顾虑：一是担心转型会导致财政减收、改革成本过大，财政负担沉重；二是担心转型会造成投资过热，对本“已过热的经济”火上浇油。

二、增值税转型顾虑分析

以上两种顾虑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此种担心显得有点多余，我们必须正确看待因转型而产生的减收和投资过热问题。

（一）正确看待减收问题

据财政部测算，在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机器设备大约占2／3，房屋建筑物约占1／3。机器设备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及企业的技术进步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增值税转型如果暂时只考虑机器设备的抵扣，全国统一实行增值税转型，当年就将减少财政收入500亿元～800亿元。如果全面转型，将减少1000亿元左右。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减收问题呢？

1.减收只是暂时现象

增值税转型形成的政策性税收收入减收当期肯定会对增值税收入的年增长幅度产生影响，但这只是暂时的。首先，增值税转型的税收收入补偿是远期实现的。如果将增值税转型看作是国家对经济的投资，正如企业利润不能完全补偿当期投资一样，要求增值税单个税种当期全部补偿税收减收是勉为其难的。增值税转型将刺激投资增长和资本形成，提高国民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随着投资和经济发展，整个增值税的税基还会扩大，最终，增值税项下的财政收入还会恢复到现在水平，并进一步增长，超过现有水平。其次，增值税转型之后，纳税人的税负减少，利润会增加，企业所得税会随之增加，而且随着征管力量的加强，国家税收也存在着增收因素。因此增值税转型造成的增值税收入增幅下降部分，从整个税制改革和征管效率提高上可以解决一部分。

2.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使国家财政对减收有了足够的承受能力

从财政收入与GDP的增长幅度的平衡关系来看，对于增值税改革的减收，财政收入是有一定承受空间的。从理论上讲，财政收入与GDP的增长保持相对平衡，是比较健康的。国家统计局2005年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全国GDP为182321亿元，比上年增长9.9%。2005年财政收入为30866亿元，比上年增长20.0%，大大超过了GDP增长速度。实际上，假如GDP增长9%，财政收入增长10%或11%就够了。这样看来，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为增值税转型奠定了良好的财力基础，对于减收国家财政有足够的承受能力。

3.不能较多强调增值税的收入效应，不能单纯因减收而否定税制改革

我国在1995年时增值税就约占整个税收总额的50％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近20％。1994年税制改革后，税收政策过分突出了国家聚集财政资金的功能，较多强调了增值税的收入效应，使财政更加依赖于增值税一个税种。但事实上筹集财政资金不应成为实施增值税的第一目的和本意。增值税的转型改革必然会导致财政收入规模的暂时调整变动。财政问题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但财政问题首先应从完善增值税机制和整个国家税收的制度上通盘考虑，绝不能将改革的内容逐项分割开来，以财政收入是否增大作为逐项选择改革项目的出发点。

（二）正确看待投资过热问题

由于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将购入固定资产中所含税款一次性全部扣除，虽在客观上会刺激投资的增长，但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

1.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本身亦未能解决固定资产投资过热问题

从理论上讲，生产型增值税具有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效应。但生产型增值税不是控制投资过热的唯一方法，因为税收对投资结构、产业结构的调节一般只能通过影响投资方向和规模来间接发挥功能，且调节对象主要是新增投资，对已形成的投资却不足以发挥作用。目前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失控现象依然存在。这主要是由于引发投资膨胀的根源在于投资主体不健全，产权关系不明晰，缺乏健全的投资约束机制，加之政府行为存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好。生产型增值税课税行为如果不能结合膨胀深层根源的改造，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另一方面，固定资产结构性投资失控现象也依然存在。我国某些行业如能源、交通、原材料、高新技术等产业并不存在投资膨胀问题，而是投资不足，投资失衡。而加工业投资出现过热现象。由于生产型增值税对所有固定资产投入均不加区别地不予扣税，因此无助于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反而愈加强化。而消费型增值税虽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投资，但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有利于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2.消费型增值税只是对部分企业的投资有刺激作用

从原理上分析消费型增值税确实有助于投资的增加。但是投资客观上有规模要求，因此消费型增值税只对那些处于盈亏临界点企业投资项目有一定的刺激效应，而不会对所有企业投资项目都有刺激效应。例如重化工工业的实际投资至少上亿元，仅仅减少一点税，对企业投资决策不会产生多大影响。

3.固定资产投资宏观调控已见成效，为增值税改革增强信心

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从2004年4月开始，发改委已经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清理项目，实施宏观调控。国家统计局2005年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8604亿元，同比增长25.7%，增速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这表明宏观调控已见成效，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现象受到了抑制。这无疑为增值税改革的继续推进吃下一颗“定心丸”。

4.增值税改革不应成为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

税制是财政政策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生活当中一个相对稳定的变量，有长期性和延续性。税收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为每个经济主体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不是为了配合经济周期。过热了要抑制投资，疲软了又刺激投资，这不是税制应该扮演的角色。当初为了抑制投资过热将增值税设计成生产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如果将税制作为调控的手段，朝令夕改，会导致企业会计核算、投资回报预期混乱，令企业无所适从。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如何让税制符合经济发展的长期需要，而不是短期需求。国家遏制经济过热的目的还是要实现经济快速持续增长，从这个角度出发，实行增值税改革不但不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威胁，相反能够为未来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动力。因此经济波动不应左右税制改革的方向。

三、加快增值税转型的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的增值税转型已成历史必然。但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状况下，从“生产型”到“消费型”的一步到位显然不大现实，也不大可能，应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转型。

（一）先实行较窄范围的定向消费型税基，然后再过渡到全面的消费型税基

也就是说，先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高新技术、交通、电力、能源等基础产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国民经济发展后劲，促进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的优化，而对其它产业目前仍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使二者在一段时间内同时并存；待时机成熟后在全国范围所有征收增值税的产业中采用消费型增值税。从国际经验看，绝大多数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国家，都曾做出过类似的过渡性规定。

（二）固定资产中的机器设备和房屋建筑物可分步转型

由于机器设备与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关系紧密，且在固定资产中占较大比例，故第一阶段可先允许机器设备中所含的进项税额抵扣，以解决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存在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一段时间以后再在厂房、建筑物等项目中实行。

（三）对新老设备分别处理，实现有序交替

在转型过程中将会遇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企业原有设备如何扣税。假如明天实行转型，那么企业在今天以前所购入的设备是否允许扣税?对此，比较稳妥的解决思路是采取老设备老办法，新设备新办法，即转型之后购入的设备当期全部允许扣税，转型之前购入的设备则一律不允许追溯扣税，以保持财务会计核算中的严谨和可操作性。

（四）税改时间不宜过长

国税转正总结篇10

我国自从1978年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财政虽然经历了萎缩和分散的过程，但是财政政策始终是支持改革和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之一。在财政政策的实践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财政收支结构的优化问题：我国的财政收支结构在转轨过程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财政收支结构僵化且不合理，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削减财政收支常常无从入手。而导致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十分清楚哪些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更大扭曲而导致更多的效率损失，又有哪些财政支出更加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正确分析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一、文献回顾

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分析。从宏观角度分析主要是研究宏观税负和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总体效应；而微观角度则是解析各个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即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问题。本文的论述重点是微观分析，即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因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除了适当的财政总量政策，更加重要的是适当的微观财政政策，也就是财政结构政策（马拴友，2003）。

（一）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宏观分析

在不考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税收对经济具有确定的负效应。早在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中，税收就被认为会影响资本积累、减少资本投资，因此是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到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经济学时代，凯恩斯主义者又通过税收乘数说明了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而在在比例税情况下税收乘数是（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税收乘数都是负的，即税收对经济具有紧缩性。因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税收政策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运用税收政策有意识地调节国民经济活动。当总需求不足时，为了防止经济的衰退和停滞，就应当采取减税的办法（如免税、退税、降低税率等）以刺激总需求；反之当总需求过旺，出现通货膨胀时，则应该采取增税的办法。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School）也提出了自己的税收观点，他们认为较高的边际税率会防碍经济活动的水平和增长率，并通过拉弗曲线（LafferCurve）说明了如何寻求宏观税负的最优点，如图1所示，在较低税率情况下增加税收，政府的税收收入扩大而不影响生产，但到达一定税率（E点）后，进一步增加税收则会导致生产和税收收入都下降，因此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大力削减边际税率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从宏观上进行分析，经济学家们普遍得出了税收会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与税收对经济的负效应相反，一般情况下，财政支出总体而言对经济是起促进作用的[1]。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同样通过财政支出乘数说明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正面效应：财政支出乘数主要包括政府购买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在三部门经济中，假设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则在总量税情况下，两种乘数分别为和，而在比例税情况下，则分别为和（其中t为税率），不论是总量税还是比例税两种乘数都为正，即财政支出对经济具有扩张性。与税收政策相同，财政支出政策也构成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机抉择”需求管理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税收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微观分析：财政收支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以宏观分析为基础，经济学家更进一步从微观结构上分析不同的税种和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要重点论述的内容。

在税收结构上，经济学家主要通过各种税种对私人投资与储蓄的影响来分析税收的微观经济效应。首先，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纳克斯，1966），资本的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资本的积累又通过投资实现[2]。税收影响投资的机制是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边际收益率。一般来说，直接影响资本成本和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的税种是公司所得税。Jorgenson（1963）、Sandmo（1974）等在研究税收政策与投资行为的关系时，构建了标准的资本成本理论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公司所得税从两个方面来影响投资决策：一是对资本的边际收入征税，这可能使投资的边际收入下降而抑制投资行为；二是允许对某些资本成本项目进行扣除，这降低了资本成本而鼓励了投资行为。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旨在提高资本成本和降低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措施将通过抑制投资增长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任何旨在降低资本成本和提高资本边际收益率的税收优惠措施（如投资税收抵免）则将通过刺激投资意愿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次，资本的形成又来源于储蓄，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的问题又是如何动员储蓄的问题（刘普照，2004），假设储蓄都能够被投资需求吸收，那么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表现在动员储蓄方面。影响储蓄的税收主要是所得税和流转税（在流转税中又以消费税对储蓄的影响最为重要），而所得税和流转税对储蓄的效应是有区别的，Due（1970）认为在与所得税产生同样多的税收收入情况下，流转税可能更加有利于提高家庭的储蓄比例，这是因为流转税虽然减少个支配收入，但是它的减少主要是用于消费的收入而不是用于储蓄的收入；此外流转税属于比例税而具有累退性，至少比所得税缺乏累进性；而在流转税下由“货币幻觉”导致的储蓄不变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流转税比所得税对动员储蓄更有利从而也就相应地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除了对税收的微观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外，也有许多文献进行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如Devereux和Love（1995）通过在一个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对税收实验的模拟说明了增加资本所得税、工资税和消费税都降低了经济的平衡增长率，但是经济对不同税种的动态反应不同，经济对资本税收的反应是导致要素从物质资本产生部门流向人力资本产生部门，对产出影响比较大；而工资税和消费税则减少工作总时间，没有出现要素在部门间的大量流动，对产出影响比较小；另外，Mendoza、Milesi-Ferretti和Asea（1997）则通过研究11个OECD国家26年的有效税率，发现要素所得税对私人投资具有显著负效应，而消费税与私人投资率正相关，在进一步分析后得出了所得税会降低增长率而消费税的增长效应依赖于劳动供给弹性的结论。

对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产生了大量的研究。财政支出是由不同种类的各项具体支出构成的，为分析财政支出不同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不同效应，可以将财政支出划分为公共投资支出、公共消费支出、公共事业支出和公共服务支出四类（于长革，2004）[3]。对于公共投资支出和公共消费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通过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需求理论和IS-LM模型来分析：公共投资支出是一国投资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投资支出不足，特别是在存在投资陷阱的条件下，公共投资可弥补私人投资之不足，使投资支出增加，经济增长率提高；而对公共消费支出，无论其来源于增加税收还是增发公债，都将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这是因为公共消费虽然部分弥补了私人消费，但总消费和投资支出必然减少，同时政府增加公共消费必将使更多的公共资源从生产领域转向非生产性领域，从而使公共投资减少，有效需求下降，降低经济增长。另外，对公共事业支出的效应则可以通过内生增长理论，如阿罗（ArrowK，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卢卡斯（LucasR，1988）提出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和罗默(RomerP.M，1990)提出的“知识驱动”模型等来说明。知识和技术进步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也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通过知识和技术要素的投人，其产出长期来看表现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知识和技术投资可以提高其它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的生产能力，并能将这些能力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服务，从而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最后，对于公共服务支出，由于它基本上与生产无关，所以如果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必将使更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领域，从而导致公共投资下降；虽然增加转移支付会增加可支配收入，但由于这些转移支付是一次性支付，因此私人边际消费倾向不会上升，消费不会增加，所以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上不利于经济增长。

对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有：Easterly和Rebelo（1993）全面分析了28个国家1970-1988年的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有密切关系，一国的财政政策受政府规模的影响很大，并且某些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水平相一致。就具体财政支出结构而言，公共交通和通讯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但总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理论通常将财政支出划分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财政支出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产出弹性之比。Landau（1986）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相反的，Devarajan、Swaroop和Zou（1996）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即认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是有正效应的。但是，他们进一步提出了，各种财政支出的效应不仅取决于它们在总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而且取决于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份额比是否等于它们的产出弹性之比。当生产性财政支出所占的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该文得出的结论揭示了财政支出何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产生截然不同的效应，尤其是为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何以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我国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与数据

在总结前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对我国1986年到2003年财政收支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各类财政收支具体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优化我国政府财政收支结构提供决策数据，为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准确的信息。

为了分析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首先建立如下所示的财政收支结构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