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金融转正总结十篇

贷款金融转正总结篇1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小额信贷；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2-0115-04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小额贷款公司的推广乃至整个中国金融改革的历程，其理论依托均依附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必须能够正确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综观国内外学者关于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抑或实证研究)我们不难看出，其得出的结论近乎一致：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根据目前各层面的既有研究推断，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定论可以作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指针，当前中国农村金融的薄弱现状是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共同制约的结果，扩大农村金融供给以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是有效的。但是，此前的经验告诉我们，简单的扩大农村金融供给或者解困农村金融需求，总是会被某些内在或外在因素所减弱或抵消其效果，从而未能实现初衷目标。小额贷款公司如果缺乏合适的制度安排则难免陷入上述经验的重复。

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不吸收公众存款、可经营贷款业务的新型机构，成立的初衷是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促进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央行首批小额贷款试点(山西平遥的日升隆和晋源泰)2005年底挂牌；2006年央行又在5个省、自治区(山西、四川、陕西、贵州、内蒙古)开展小额贷款组织的试点并成立7家小额贷款公司；2008年5月，央行和银监会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联合《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至此小额贷款公司在全国全面铺开。小额贷款公司作为制度创新形式，由于其自身借贷方便、形式灵活的特点，已成为现有存量金融组织的有力补充，无疑能为农户、微小企业以及社区经济提供有利的资金支持。

小额信贷及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性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意味着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能通过其自身金融产品或服务获得的收人补偿所有的成本及有足够的补偿坏账的准备。国际学术界主要从财务的可持续性视角对小额信贷可持续性进行研究：他们从成本和收入视觉分别对影响其实现财务可持续性的因素进行分析，找出财务可持续性实现的途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Yaron、Christen和Morduch等。

国内学者对小额信贷及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性的早期研究主要归结在总结国外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方面：熊德平(2005)较详尽的介绍孟加拉乡村银行(GB)、印尼人民银行小额信贷部、印度国有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的农村小额信贷实践模式，总结国外的成功经验后指出：必须认识到小额信贷不仅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方式，更是一种特殊的金融形式；我国的小额信贷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基础，减少政府干预；将贷款支持和技术服务相结合，实现扶贫、高还贷率和机构持续发展三者的协调。庾力(2006)通过对比孟加拉“乡村银行”(GB)和美国“社区银行”并进行分析后指出，我国发展小额信贷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经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考虑自己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及金融体系格局。杜晓山、孙若梅(2000)全面系统回顾并分析中国小额信贷实践后提出：发挥小额信贷的反贫困功能和金融服务功能；加强规范和监管，逐步实现灵活的利率政策；不断进行管理人员和基层人员的培训，对项目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实现从补贴性小额信贷到持续性小额信贷转变的政策建议。

近期由于央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在我国大力发展并又掀起国内学者对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热潮。大多学者的研究都从制约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因素人手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代表人物有刘锡良，洪正(2005)、汤敏(2007)、彭春凝(2007)、张丹丹(2008)、张小倩(2008)、汤文东(2009)、王鹏(2009)。还有部分学者从实证的角度探讨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麻焕文，刘志强(2009)”通过研究认为应制定法律和完善政策的途径赋予小额贷款公司合法化的身份；明确监管部门建立监管机制维护金融稳定；减免税费，加大对小额贷款公司扶持力度。潘广恩(2009)的研究显示，要实现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发展机制上进行完善。

基于上述国内外学者的既有研究我们发现，目前学者大都只从农村金融供给增量增长的视角来研究小额贷款公司，而忽视了对其存量的研究。因而，要想保证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小额贷款公司如何准确定位?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信贷机构的增量改革能否弥补农信社等机构的不足以满足当前农户的信贷需求?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的依托基础是什么?本文藉此作深入的剖析。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分析

我国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比很高，但三农经济所获取的金融资源和融资服务，却一直处在相对稀缺状态。就目前农村金融供需现状看，农村金融问题主要表现为供给短缺，其主要矛盾却是农户、中小企业或微型企业的多层次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根据国家开发银行对农村金融需求和供给的测算，如果不进行大规模金融创新，农村金融的供需缺口将持续扩大，2010年将达到5.4万亿元，2015年将达到7.6万亿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一些成长性中低端的贷款需求，如涉农企业、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难以满足。显然，农村金融体系和运作机制存在的缺陷仍然十分严重，金融对“三农”、中小企业或微型企业的有效支持不足，会直接影响其获取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资金、市场开拓、推广优良品种的步伐，进而影响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的稳定。有鉴于此，进一步鼓励存量金融加大对“三农”投入的同时引入创新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正是在此背景下，专为农村微小企业和农户提供信贷服务的小额贷款公司应运而生。截至2009年5月底，全国已有583家小额贷款公司开业，筹建中的有573家，总计1156家。在原有的农村金融体系未能为“三农”和微小企业提供充分的金融服务情况下，小额贷款公司的出

现将对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产生积极的影响。作为突破性的农村金融改革，小额贷款公司的诞生势必将增加微小企业和”三农”贷款的有效供给。

但是为了引导小额贷款公司能健康发展，银监会按照《指导意见》制定了《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然而，正是这个《暂行规定》使得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弹性化。小额贷款公司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数量得以迅速扩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当局给出的可以转制成村镇银行的预期。在我国，金融作为垄断行业进入的门槛很高，小额贷款的试点无疑是进入金融服务行业的最佳跳板。目前较多小额贷款公司的投资者想“借鸡生蛋”，开办小额贷款公司的初衷就是借改制为村镇银行的契机进入银行业抢得先机，以此积累在金融行业的投资经验，而非满足于发放小额贷款挣点利息收入。

因为小额贷款公司采取“只贷不存”的经营方式，开始之初并没有对真正的民间金融产生足够的吸引力。那么现在为何反成了各类拥有雄厚资本企业追逐的目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对国家的相关政策及由此产生的乐观预期才竞相参与其中，以此实现“实业+金融”的多元化之路。但小额贷款公司改造为村镇银行也非易事，银监会在《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中严格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这就意味着改制为村镇银行的小额贷款公司，作为非金融股东将没有话语权，这恰是企业股东不愿看到的。至此，很多小额贷款公司的存在陷入尴尬之中：若维持现状将无法有所作为；若转型为村镇银行，来源主体又将逐渐枯竭，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也将毫无意义可言。

从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考虑，必须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即应坚持只贷不存的经营性质不变，而且不应有可转制为村镇银行的预期承诺。因为一旦有预期，就会偏离自身的目标，违背发展的方向和初衷，而且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会缺乏对自身的定性，根本无法解决长期阻挠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即便可以转为村镇银行，大型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则成为最大的股东占其主导地位，又回到农村信用社的模式，民营企业的话语权难以保留。同时大型商业银行也会把自身全部的经营理念、经营方式、操作方法等灌输到村镇银行中，这就很难真正满足农村、农户对农村金融的结构性需求。所以，发展小额贷款公司，首先必须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坚持只贷不存的经营方式；此外还需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监管措施，降低风险隐患，让其在发展中增强实力，真正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增量改革方式下小额贷款公司的取向分析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包括两层涵义：其一是金融总量的增长；其二是金融结构的优化。比较而言，总量指标对金融发展具有直观特征，而结构指标却能反映出金融运行中深层次的问题，其作用显得更为重要。按照金融发展理论的观点，我们在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时，就不能仅着眼于农村金融机构数量的增长，而必须深入思考农村金融机构结构的优化，因为单一数量的增长，只能实现农村金融在同一发展水平或层面上量的扩张，而农村金融机构结构的演变，才能促使农村金融发展在新的层面上实现质的提升变化。

纵观几十年来中国的金融改革，从国有专业银行到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到成立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扩大市场竞争，以及后续的农村信用社改革、邮政储蓄银行的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等，无不体现为增量改革的思路，而金融机构增量改革的结果，对农村金融结构而言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其最根本的表现是几十年来始终未解决三农资金供求矛盾关系，而整体印象是供给不足成为矛盾的焦点。

从农村金融供给层面分析，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供给虽然数量有所增加，但存在重大的结构性缺陷。首先，农村金融机构的行业结构单一化。相对而言，人们较为重视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发展，而农村担保企业、农业保险公司、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发展则严重不足。在许多农村地区，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甚至处于空白状态。其次，农村金融机构中政府投资建立的占绝对主导地位，社会资本参股公有金融机构的很少，而农村非公金融企业却几乎为零。再次，农村金融机构的空间结构严重失衡。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具有县城为中心的特征，一是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人均金融网点的资源占有率低。虽然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网点占全国机构网点总量的56％，但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平均每万人拥有机构网点数只有1.26个。二是金融服务资源难以延伸到乡镇一级的农村地区。虽然平均每个县(市、旗)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达到50多个，但30％以上都集中分布在县城城区，每个乡镇的银行业网点平均不足3个，另外截至2008年末，仍有1 424个乡(镇)金融机构为零。三是乡镇的金融市场没有形成有效竞争。分布在非县城所在地乡镇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社或邮政储蓄机构，只设有一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的乡镇全国还有8231个，当地金融市场基本处于垄断经营状态，难以形成有效竞争。金融服务的总量和质量在无竞争市场条件下都难以得到拓展和提升。农村金融机构这种结构性缺陷会对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导致农村现实金融需求难以满足，潜在金融需求难以激活，这反过来又抑制了农村金融供给的发展；农村融资结构不合理，间接融资比例过高，直接融资比例过低，不利于分散和控制农村金融风险；城乡金融的失衡现象有增无减，加大了城乡经济的差距等等。因此，改善农村金融机构供给结构，是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提升农村金融支持力的必然选择。

从农村金融需求层面分析，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及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农村金融需求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首先，农村金融需求数量增大。随着特色农业、现代农业、农村企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农村小城镇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资金需求总量在不断扩张。其次，农村金融需求多层次化。由于城乡二元化结构、农村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金融需求主体和地区均存在明显差异。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企业和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地区，对金融服务具有不同层次的需求。再次，农村金融需求多样化。从金融分业需求看，既需要银行业提供金融服务，也需要证券、保险、基金等提供服务；从银行服务品种需求看，服务内容转向存贷、结算、理财、咨询等综合业务。而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又需要农民外出务工、自主创业、职业技术培训等创业贷款。第四，农村金融需求的周期延长。由于特色种养殖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生产、加工及营销等产业链的延伸，使得资金需求周期相应延长。

综上所述，农村金融结构性缺陷，与农村金融需求总量的扩

大和需求结构的日趋多样化很不适应。因此，单纯依靠增加农村信贷金融机构的数量已经不能满足农户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必须改善农村金融机构的结构，才能适应农村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需求；才能提供多样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强化服务功能，提高金融效率，增强金融企业的竞争力。为此，推广小额贷款公司来强化农村金融结构无可厚非，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要以为只要信贷机构的增加，就可以解决信贷供给不足的矛盾，而寄予小额贷款公司厚望的重心要放在小额贷款公司应如何保证自身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真正为农村经济发展，为贫困农户及微小企业提供较为丰富和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项目，包括小额贷款、联保贷款、信用贷款、农业保险等内容。这样才能适应农村金融的现实需求，激活农村金融的潜在需求，提高农村金融供给的有效性，以促进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四、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依托基础分析

由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的历程可以见证，每一次增量改革初期都或多或少会取得一定成效，支农资金有所增加。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农村经济主体贷款难的核心问题始终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但现实是金融机构在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方面的支持率和贡献率都很低，农村金融不仅不能满足农村服务，甚至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主渠道，由此加剧“三农”资金供给不足的矛盾。

我国30余年的农村金融改革经历了复杂的政策演变，基本形成了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以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在内的农村金融体系，但因农村金融市场发育不充分、回报率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金融机构“脱农化”倾向依然明显。农业银行商业性信贷支农功能萎缩；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支农面窄，功能不完全；邮政储蓄银行尽管现在转为商业银行有了信贷功能，但支农功能有限，且从农村抽走大量资金；农信社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实际长期承担支农业务，却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偿，加之受自身存在的问题：如规模小、信贷风险管理薄弱、资产质量差、员工素质较低、缺乏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等困扰，资金投放能力难以满足农村信贷需求，同时，在利益驱使下，农信社资金“农转非”问题十分突出，不但未能起到很好的支农兴农作用，反而从农村吸存了大量资金转移至城市，充当了“抽水机”的角色，使巨大的农村金融市场变成“真空”，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就是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尽管目前有一些支农效果，但如果不认真研究其功能定位等问题，同样也会走其他金融机构的老路，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潭。

增量改革固然是我国整个经济转型的重要经验，但仅以增加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为目的的增量改革，不仅难以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还可能导致农村金融市场恶性竞争、监管混乱等新问题。所以，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为特征的增量改革不能单纯、机械地增加机构数量，增加资金量，而忽略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的有效需求，最终结果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将被边缘化，农村金融仍然发展不起来。因此，在扶持增量成长的同时，从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人手，积极推进经营创新，进一步细分信贷需求、错位经营，从不同层面上开拓农村市场，满足农户及微小企业的有效需求。

就小额贷款公司而言，结合农户特征、农村产业、农村资源优势而发挥小额贷款公司的作用是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依托基础。首先，必须明确其服务对象是三农和微型企业，如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农村流通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其次，贷款用途要多样化，不仅支持单一的农业生产，也支持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的相关产业，既支持农民日常的生产需求，也支持农民各种合理的生活消费需求，包括支持农民外出务工、自主创业、职业技术培训等创业贷款需求；再次，贷款期限要灵活，合理安排贷款期限，主要以短期贷款为主；第四，贷款额度要坚持小额方针，以有效控制三农经济特征的信贷风险。第五，贷款风险管理应着力于创造灵活的担保抵押形式，着力于依托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村合作组织等各类主体，充分利用人缘地缘血缘等关系，形成自己独特的、可信的、多元的信息网络，以确保在农村信贷市场上建立起核心竞争优势。

贷款金融转正总结篇2

一、黑龙江省农村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现代化大农业发展资金总需求与金融机构资金总供给矛盾突出，涉农金融机构较少且高度集中，农村信用社“一农支三农”格局仍占主导。

据保守测算，黑龙江省2亿亩耕地，每亩生产投入500元，按60%贷款需要600亿元；发展5000万头生猪和1000万吨奶，按50%贷款需要450亿元；农村1800万人、600万农户，按20%的农户每户建房贷款10万元，需要1200亿元；全省1200亿斤商品粮，加上包装贷款可达1500亿元以上。上述四方面信贷总需求就达4000亿元。截至2012年9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为3821.9亿元，满足不了上述四方面测算的需求。

目前，金融支持农业发展面临四大突出矛盾，即农业弱质性与信贷资金趋利性的矛盾，农业金融服务需求结构多样性与金融功能单一性的矛盾，农业资金需求量大与资金吸纳能力差的矛盾，农业地区闲置资金“充裕”与金融机构使用效率低的矛盾。

农村金融发展受到四大突出矛盾的影响。截至2011年末，黑龙江省拥有省级银行类金融机构65户，其中发放涉农贷款年末平均余额超过10亿元的只有8家。“三农”所需贷款主要依赖农村信用社等县域银行类金融机构。2009至2011年，省农信社累计投放农业贷款2472亿元，农业贷款增量份额占全省金融机构的85%以上，支农主力军作用凸显。

（二）大农机、大合作和城镇化的推进，悄然催生信贷主体和资金需求量发生质的变化，银行类金融机构涉农产品创新及信贷投放能力，尚不能适应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现实需要。

据统计，截至2011年末，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2.1万个，其中农机专业合作社1774个。农民社员发展到20.6万人，带动农户近100万户，约占全省农户总数的1/4。合作社服务内容由初期的以生产技术服务为主，逐步向销售、运输、贮藏、加工等环节延伸，许多合作社经营活动已扩展到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等生产经营全过程。农村经济组织以及经营结构的变化，使得信贷主体和资金需求量均产生了质变。仅以黑龙江省558个千万元规模的大型农机合作社为例，每个合作社承包流转1万亩土地需支付300万元左右承包费，加上购买种子、化肥、柴油和农药等生产资料需300多万元，每年筹集正常生产资金600多万元，558个合作社每年需要33.5亿元。但因合作社缺少有效抵押物等原因，省内银行类金融机构发放贷款较少，造成合作社融资难，融资贵。近三年来，省内银行类金融机构累计发放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仅为84.26亿元，与千万元规模大型农机合作社每年生产资金需求相差近一半。

（三）农村信用社现有体制已不适应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需要，与肩负的支农责任、主力军作用不相匹配，急需逐步分类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目前，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实行省、市、县三级法人体制，全省设立了7个市地级联社（法人管理机构）、6个办事处（省联社派出机构，非法人管理机构）、81家县级机构（法人经营机构）。绝大多数农村信用社股东小、股权分散，真正意义上的法人治理结构尚未形成，原有高度分散、小额多户式的传统信贷经营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大农业发展的需要。

（四）国有银行占有存款资源数量巨大，综合存贷比率较低，支农贡献度极低。存款资源大部分上存，较大程度上造成县域存款资源严重外流。

据统计，截至2012年9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国有银行省内分支机构存款余额合计为10197.3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总数的66.8%；贷款余额合计为4084.7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总数的40.49%，存贷差6112.6亿元。其中，涉农贷款投放746.7亿元，占其贷款余额的18.28%，占其存款余额的7.3%。存款资金的大量外流，使本来十分短缺的农村资金更显捉襟见肘。同时，还带来“挤出”效应，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可贷资金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农业信贷资金需求，于是采取高息拆借资金方法，间接加重农业信贷成本。

目前，金融机构正在逐步转变“三农”弱质产业观念，一系列针对专业合作社及农业产业链条的金融创新模式应运而生，集约化、批发式“大农金”的概念正在形成。但省内金融机构多限于本系统内实施推广，银行间相互借鉴较少，农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二、财政促进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财政金融政策一端连着财政，一端连着金融，是引导金融资源合理流动的有效杠杆。要充分运用财政金融政策，积极引导金融资源支持方向。

（一）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积极扶持地方金融机构发展，发挥地方金融机构了解省情、贴近“三农”的优势。

1.在贯彻实施国家对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助政策的基础上，省政府注入村镇银行资本金。建议通过有资质的省属企业，每年有重点地选择10户拟组建的村镇银行注入资本金，每户不超过500万元，省财政股权5年内不参与分红。按照黑龙江省目前村镇银行每户资本金平均3200万元测算，每年大体需要省级财政资金3200-5000万元。

2.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金融，给予村镇银行民营资本初始投入额5%的财政奖励政策。按照每年15户村镇银行每户有3户非银行类民营企业（每户占总股本5%以上的大股东）参与占总股本30%测算，每年大体需要财政奖励资金720-2250万元。

3.在深入贯彻实施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的基础上，扩大政策实施范围，给予小额贷款公司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对小额贷款公司年末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15%的部分，给予2%奖励，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加大支农力度，实现持续发展。按照2012年全省381家小额贷款公司涉农贷款年末余额超过15%部分约25亿元测算，需要财政奖励资金约5000万元。

（二）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财政扶持政策为支撑，依托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围绕解决农村“信用不足”问题，发挥政府“增信”和“调控”功能，促进金融机构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兴贷款主体发展。

1.重点选择和支持部分县（市）建立县域融资性农业担保机构。借鉴美国等国家为农场贷款担保成功经验，选择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有意愿的县（市），建立县域融资性农业担保机构，主要为区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兴贷款主体提供贷款担保，有效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贷款有效抵（质）押不足造成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研究制定农民、合作组织等农业贷款主体既有的直补资金、农业保险受益权等预期财政补助资金作为银行贷款担保的措施，引导和撬动信贷资金投向农村。例如：银行根据农民未来应得到的财政直补资金情况，为农民设计直补资金担保信贷产品，解决农民资金需求，同时降低银行贷款风险，提高涉农金融机构发放农户贷款积极性。

3.试行县级财政资金存放与银行类金融机构支持农业发展贡献度挂钩，发挥财政“调控”作用，有效引导和激励商业银行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有效遏制县域存款资源严重外流问题，实现不花钱也能办成事。县域金融机构处于“金融支农”的最前沿，县（市）财政部门可结合县域农业发展实际情况，以银行类金融机构涉农贷款贡献度为主要考核指标，按照“统筹安排，奖贷挂钩；存量（暂时）不变，增量调剂；动态管理，考评兑现”的原则，研究制定“县级财政资金存放银行类金融机构考核激励办法”，加快实现县域内金融机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的目的，有效解决存贷比过高的县域银行类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短缺问题，促进和拉动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长。

4.发挥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促进农民工就业和创业，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将经工商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视同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纳入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范围，以缓解合作社贷款难、银行难贷款问题。

5.研究探索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规模和险种，开展银行与保险合作，充分利用农业保险“增信”作用，促进参保农户容易获得贷款。目前，黑龙江省农业保险分为种植业（水稻、玉米、小麦、大豆）和养殖业（奶牛、能繁母猪）两大类、6个险种。建议结合实际，开办森林、甜菜、马铃薯等方面的农业保险，在稳步扩大原有保险基础上，积极研究开办新险种，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6.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风险分担和担保机构风险补偿机制，有效降低和分散银行、担保机构涉农业务风险。借鉴国内部分省市的做法和经验，研究制定银行类金融机构新增涉农贷款风险补偿办法，对其年度新增涉农贷款，按照一定比例（5‰）给予风险补偿。研究制定担保机构涉农贷款担保代偿风险财政补助办法，对担保机构为涉农贷款担保新发生的代偿，按照日均担保责任额的一定比例（10‰）给予风险补偿。

7.积极支持农村物权改革，促进农村产权市场发展，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财政部门应积极配合和支持有关部门推进农村物权改革，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深化林权及流转制度改革，推进农村宅基地和房屋流转管理制度改革，激活农村静态资产，扩大农村有效担保物范围，使农村房屋、宅基地使用权、林权、土地经营权、土地收益权等均能够作为银行贷款担保和抵押物。促进农村产权市场发展，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进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促进农村资产和权益合法、有序地转化为可交易金融资产。

（三）探索建立财政资金市场化、金融化运作模式，充分利用金融机构专业优势、市场优势，形成政府资源与市场资源有机结合，支持农业重要领域的发展。

1.设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吸引各类社会资本投资农业产业化、重点农业项目，推动形成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多层次、多样化的农村投融资体系。借鉴财政部“农业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模式，建议从目前省财政支农资金中拿出5亿元资金，积极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包括地方财政资金）参与，设立10亿元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省财政厅负责制定基金管理办法并实施监督管理。投资基金委托省属有资质的企业负责运营管理。投资基金受托方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将财政资金投入到政府重点支持的农业生产领域和产业项目，实现政府资金市场化运作。

贷款金融转正总结篇3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地区差异

经济增长与金融的关系至今未有定论。R•W•Goldsmith提出金融结构的变化决定金融发展道路,能加速经济的增长。Edward S. Shaw和R. I. Mckinnon提出并论证了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King和Levine利用IMF提供的77个国家1960-1989年的数据,对金融中介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论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资本形成和经济效率之间具有强正相关关系,并且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一阶滞后性。

谈儒勇认为中国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但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陈刚等人利用1979―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银行贷款总额占同期GDP的比重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并不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而韩廷春实证分析的结论则有所不同,他认为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极其有限。

一、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的实证模型

中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为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假设某地区的生产函数为一次齐次CD生产函数,则其形式为:(1)

其中y表示人均产出,A 表示人均资本的边际生产率,k表示人均资本的投入数量。在方程(1)两边对时间t取微分,得: (2)

在方程(2)两边同除以y,则可得经济增长率方程:

(3)

方程(3)表示地区经济增长率等于资本边际生产率和投资率的乘积。而投资来自储蓄,金融中介是把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唯一途径。所以,当金融市场处于均衡时,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当金融市场非均衡时,只有部分储蓄能够有效转化为投资。则假定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为R,则方程(3)可以表示为:

(4)

方程(4)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

得: (5)

其中,s表示储蓄率。从方程(4)易知,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为:

1. 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A

金融发展通过多种渠道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l)金融体系通过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估和甄别,将资金使用到收益率高和具有创新性的项目;(2)金融体系对企业和投资项目进行监督,提高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3)通过二级市场金融资产的交易引导资源向收益率高的项目和创新项目集中,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4)为家庭提供融资,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

2. 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的比率R

1-R表示资金从储蓄者转移到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包括金融部门的经营成本和利润,金融部门承担的风险升水以及其它一部分资源漏损(如垄断效率损失、寻租、金融腐败等)。随着金融部门经营效率的提高、金融市场竞争程度的上升以及金融工具和产品的创新,金融交易成本下降,储蓄-投资转化比率将上升,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

3. 影响储蓄率

由于替代效应和财富效应,金融发展对储蓄率的影响不确定。金融部门不断推出的高收益率、低风险的金融产品和理财工具以及资产组合管理能够提高居民的储蓄愿望和储蓄率。另一方面高收益率的资产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将提高当前消费并降低储蓄。另外,资产组合管理降低了居民持有金融资产的风险,从而降低了预防性储蓄。开放经济中,金融发展还可以有利于吸引外资流入,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确定估计模型为:

(6)

其中,影响 的指标有:

(1)金融相关指标FIR(Financial Interrelation s Ratio):麦金农(1973)使用货币存量(M2)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标尺,认为“货币负债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是经济中货币体系的重要性和‘实际规模’的最简单标尺”。通常, 人们一般将其简化为 , 以衡量一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由于中国的主要金融资产集中在银行, 而银行的最主要资产也是存款和贷款, 所以利用存贷款的数据, 基本可以揭示出中国金融发展的状况。即

中S表示存款,L表示贷款

(2)存贷比:存贷比是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存款额与贷款额的比率, 它反映一个地区信贷资金的自给程度。若超过其信贷资金来源(存款额扣除上缴存款准备金部分) , 则信贷资金不能自给, 反之, 则信贷资金自给有余。其计算公式为:储蓄-投资转化率R=L/S, s=S/GDP

二、实证检验

(一)时间序列检验:上海市52-07年数据

采用1952年至2007年上海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存贷款数据 进行实证检验。为了具有可比性,都采用增长率的形式进行检验。SHGR为上海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SHDR表示存款增长率,SHCR表示贷款增长率,SHDCBG表示存贷款之和与上海市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SHDBG表示存款与上海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SHDBC表示存贷款比率,CHGR表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估计方程为:

(7)

其中time79, time98为79年和98年的虚拟变量。

(二)面板数据: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52-07年数据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本文还采用了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从52年到07年的面板数据 进行对模型检验。

(9)

其中,GDP表示各省、市、自治区的GDP增长率,rdep,rcre,dbc,dbg,cbg,time78,time98分别表示各省、市、自治区的存款增长率,贷款增长率,存贷比增长率,存款占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贷款占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以及虚拟变量1978年和1998年。使用LS方法进行估计。

三、研究结论分析

在上海市样本中,time79变量的系数为-2.700923,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发展受到国家存贷款资源的宏观调控,广东等地已成为国家政策的“重点照顾”地区。Time98的系数为-0.387179,与国家重新开始重视上海的浦东建设有关。存款增长率shdr的系数为93.57760,存贷款之和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shdcbg的系数为-17.41660,但是统计上不显著,说明金融相关比率与经济发展关系不强。存款占贷款的比率shdbc的系数为15.96335,与经济发展正相关,存款转化为贷款的自力更生能力在上海的经济发展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贷款增长率的系数为31.67983,而且统计上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也非常显著。这个有力的证明了贷款增长在上海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核心作用。作为衡量其他所有外生变量的代表变量CHGR,它的系数是0.887225,而且统计上即使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也非常显著。这是因为上海经济受到周边地区及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整个模型的R-squared为0.912335,模型拟和能力较好。

在全国样本中,存款增长率也是正相关,且统计上显著。可能原因是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发展依赖于自身的存款积累以及金融机构把存款转化为贷款的能力;贷款增长率为正值,不显著;存款与贷款比率,贷款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都为负值,说明全国贷款应用效率太低,不如上海。Tim78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的,而time98统计上不显著,说明改革开放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而98年的深化改革措施还没有完全成功。

四、政策建议

通过样本对比,上海与全国共性少于显著差异,与实际相符。共性是都依赖于存款的增长,即存款转化为贷款在经济发展中有明显作用。说明我国还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金融机构的其他信息传递、甄别功能还没有欧美国家完善。金融机构还是局限于基本的存贷款业务。造成差异的可能原因是,上海地区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均高于全国,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已发挥明显作用,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Patrick(1966)的供给导向模式和需求跟进模式都得到体现。而对于全国而言,贷款使用效率较低,生产技术落后,吸纳生产性投资的能力还差。国家资金多数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对生产性领域投入依然较少,这种投资结构也决定了金融对经济作用速度较慢。

因此,针对以上问题及当前的金融体制改革,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大力推进中国金融的区域化发展战略,在东、西部实施有差别的金融政策。如果在东、西部采用“大一统”的“一刀切”的金融政策,事实上会造成东部对西部金融资源的掠夺,对西部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具体而言,国家在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及利率、信贷等相关金融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时必须正视东西部差异,做到差别对待。

2. 重视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协调,构建经济与金融的良性互动机制。当务之急,要改革西部经济增长方式,由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逐步转向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并重的发展模式;要大力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西部产业群;推进以“自生能力”建设为中心的企业改革,增强西部经济对金融资本的吸引力。营造西部金融与西部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制度环境。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无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因此,西部地区经济与金融体制改革的绩效在短期内可能并不明显,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机制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

3.要进一步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建立东西部经济金融协调发展机制研究结论清楚表明,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Goldsmith, R ..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 969.15 5-213

[2]Mckinnon, R. I.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Brooking Instition,Washington,DC.1 973.12 1-145.

[3lShow, E .S.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Growth”[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Y .. 19 73.21 1-278

[4]Levine, Ros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 and Agenda”[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5) :688-726

[5]Patrick, H. 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Economic and Cultural Change, 1966.14(2):174-189

[6]谈儒勇. 《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 :53-61

贷款金融转正总结篇4

2016年公司板块营收下降，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上升

公司板块营收负增长，多数银行净利息收入下降

2016年，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板块营业收入增长明显放缓，不少银行出现下降（见图1）。上半年，已披露业务分部情况的13家上市银行（包括工行、建行、中行、农行、交行、招商、中信、民生、平安、光大、北京、南京和宁波，下同）公司板块营业收入合计约7923亿元，^上年同期下降1.5%。但也有部分中小型银行正增长，其中平安、北京、南京和宁波四家银行公司板块营收同比增幅超过10%，南京银行的增幅更是接近40%。受此影响，除个别银行外，上半年上市银行公司板块经营收入在总经营收入中的占比均有所下降，13家上市银行公司板块合计营收占比为45.6%，较上年同期下降了2.8个百分点，部分银行降幅在8个百分点以上。在经济下行和去产能条件下，公司板块不良持续攀升，结构调整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情况下不确定性较大，“资产荒”蔓延导致优质资产获取难度加大，商业银行对公信贷投放趋于谨慎。2016年前三季度住房成交量激增，房地产市场火爆带动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需求快速增长，债券市场也经历了一轮上涨行情。在此背景下，上市银行纷纷加快了零售业务和资金业务发展步伐，信贷额度、营销费用等资源向零售和资金板块倾斜，这是公司板块营收放缓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上市银行公司板块营收占比绝对值依然较高，最高的超过60%，最低也有近40%，公司业务仍然是银行盈利的最主要来源。

公司板块净利息收入增长放缓是拖累公司总营收增速放慢的主要原因。2016年上半年，规模增长放缓和利差收窄对公司板块利息收入形成双重夹击，不少银行公司板块净利息收入绝对规模出现了同比下降，最大降幅近15%。上半年12家上市银行（因数据可得性原因剔除中信银行，下同）公司板块净利息收入合计约5926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上市银行公司板块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增长有正有负，但总体实现了正增长，12家上市银行上半年公司板块共实现1728亿元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5.6%，中小型银行同比增速持续较快，最快达67%。受此影响，12家银行公司板块营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从上年同期的20.4%上升到21.8%，占比最高的达37%（见图2）。在企业总体经营活跃度不强、进出口贸易未见明显加快的情况下，公司板块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保持正增长主要得益于近年来很多银行持续加大在投资银行、资产托管、现金管理等新型表外业务的创新发展力度，轻资产、轻资本的发展模式日益凸显。

公司存款增长加快，活期存款占比上升明显

受总体流动性宽松、财政存款加快下放等因素的影响，2016年上市银行存款增长提速。2016年6月末，16家上市银行（包括工行、建行、中行、农行、交行、招商、中信、浦发、民生、兴业、华夏、平安、光大、北京、南京和宁波，下同）公司存款余额共49.3万亿元，同比增长8.3%，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3.3个百分点。6月末，上市银行合计公司存款在总存款中的占比56.6%，和上年同期基本持平。由于各银行在公司和零售业务上的侧重有所不同，各银行的公司存款占比差异较大，占比最高的达83%，占比最低的不到40%。上半年，各上市银行公司存款中的活期存款占比均有不同程度上升（见图3）。截至6月末，16家上市银行合计公司活期存款占总公司存款的比例为54.5%，较上年同期提高了7.7个百分点。公司存款活期化主要是因为在经济景气度不高的情况下，企业可投资渠道不多，因而选择持币观望，而流动性宽松、利率水平较低也降低了持有活期存款的机会成本。

公司贷款增速放缓，贷款投向调整力度加大

2016年上半年末，16家上市银行公司贷款余额合计40.56万亿元，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年同期明显下降（见图4）但各银行间差异较大，大型和部分中型银行同比负增长；部分中型和小型银行同比增速较快，最快达49%，“以量补价”的意图明显。公司贷款总体增速放缓，一方面是因为整体经济下行，去产能持续推进，企业特别是制造业贷款需求强度不足，债券市场繁荣、流动性较为充裕情况下企业发债融资增加也对信贷形成一定替代。另一方面，公司贷款不良生成较多，出于控制风险考虑，银行对公贷款投放较为谨慎，而楼市火爆、按揭贷款需求旺盛，加之为提高资产端收益率以稳定息差，很多银行均加大了对零售贷款和投资类资产的配置力度。此外，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也是导致公司贷款增长放慢的重要原因。按照2016年、2017年两年11.4万亿元的置换计划，平均每年置换约5.7万亿元，而其中大部分属于公司贷款。公司贷款余额占总贷款余额的比例相应下降。截至2016年6月末，16家上市银行合计公司贷款占比62.4%，较上年同期下降了5.1个百分点。上市银行公司贷款占比出现明显分化，占比最高的达79%，最低的接近50%，并总体上呈现出“银行规模越大、公司贷款占比越低”的特征。

2016年，商业银行加大贷款投向结构调整力度，大部分上市银行公司贷款的行业结构变化呈“一升三降”的特征（见表1）。紧紧把握宏观刺激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业务机会，主动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资金支持，多数银行公司贷款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贷款占比稳步上升。密切配合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快退出“两高一剩”行业，制造业贷款占比继续下降。出于控制风险、降低不良率的考虑，商业银行主动减少对不良贷款比率较高的批发零售业贷款的投放。房地产开发贷款占比下降则是受监管部门加强监管指导、房地产企业偏向发债融资和银行主动调整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所致。但部分银行仍较为激进，其房地产业贷款占比降幅不大，占比绝对值依然较高。

2017年公司板块营收有望正增长，中间业务增速平稳

2017年，商业银行公司业务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总体上略好于2016年，公司业务将处于从普遍性机会向结构性机会转变的进程中。银行本身也会主动调整配置策略，适度加大对公司类资产的配置，并继续加快中间业务创新。2017年公司业务将呈现贷款增长加快、贷款投向继续调整、存款活期化继续、营业收入增速转正、中间业务收入占比续升等五个方面特征（见表2）。

公司贷款规模增长提速

2017年，一系列有利因素推动公司贷款规模增长。实体经济正逐步企稳，PPI转正将会改善企业盈利，美国经济稳健复苏带动出口增长，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战略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作为保障经济平稳的稳定器，基建投资在2017年仍会保持较高增速，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持续扎实推进，都会带动商业银行公司贷款持续增长。2016年楼市火爆带动按揭贷款需求激增的情况在2017年不复存在，商业银行在信贷额度安排上会适当向公司贷款倾斜，仍有一些因素制约公司贷款增长：去产能深入推进要求银行进一步退出相关行业，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将减少融资需求，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继续对公司贷款增长构成压力。综合来看，2017年公司贷款规模增速小幅提高，预计16家上市银行合计公司贷款余额增速在5%左右，大型、中型和小型加工银行增速分别约4%、10%和15%，公司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相应提升至67%左右。

公司贷款投向结构继续调整

2017年，商业银行将继续抓好“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推进实施中的业务机会，着力满足重点领域投资项目的贷款需求，并密切配合“三去一降一补”的深入推进，加快退出产能过剩行业和支持企业转型升级。未来不良生成形势尽管有所企稳，但不可掉以轻心，风险可控、收益稳定的领域仍是贷款投向的重点。在此背景下，预计公司贷款投向结构继续延续2016年的交通运输类贷款占比上升和制造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贷款占比下降的总体格局。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新旧增长动能逐渐切换，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健康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占比趋于上升。商业银行本身也会不断加强市场细分和客户分层，通过提高精准化营销、精细化管理和综合化服务能力来挖掘结构性业务机会，获取符合自身风险偏好的优质资产，有效应对“资产荒”。

公司存款活期化继续但速度趋缓

2017年，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但仍有下行压力，投资回报率难以明显提升。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考虑，预计货币政策保持紧平衡，流动性较2016年略有收紧。未来一年的不确定性较大，美国政策走向、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整、人民币汇率波动等都加大了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性。在此背景下，股市、债市、汇市以及大宗商品等市场都将处在波动之中，难有趋势性、确定性行情，风险可控的优质资产仍属稀缺。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将选择持币观望，密切关注和搜寻生产和投资机会，公司存款活期化继续。考虑到目前公司活期存款占比已经不低，未来活期化的速度会有所放缓。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预计2017年16家上市银行合计公司活期存款占总公司存款的比例保持在55%左右的高水平。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平稳增长

手续费及净佣金净收入仍是各家银行公司业务发力的重点，在行业兼并重组、跨境并购、PPP、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产业基金设立等方面的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空间巨大，是未来公司板块中间业务增长的重点领域。围绕企业账户管理、资金收付、流动性管理而开展的现金管理和结算业务经继续保持平稳增长。2017年进出口贸易形势将好于2016年，国际贸易结算业务增速会有所加快。资产托管业务也将保持平稳发展。综上，预计上市银行2017年公司板块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将保持5%～6%的平稳增长，其在公司总营收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至22%～23%，占比高的银行可达40%左右，公司业务进一步呈表外化的趋势。

公司板块营业收入有望实现正增长

随着公司贷款规模增长提速和息差收窄幅度减小，2017年公司板块净利息收入将改变2016年的负增长局面，预计上市银行合计净利息收入增幅在4%左右，中小型银行增幅更高。在净利息收入增长提速、中间业务收入增速平稳的情况下，上市银行2017年公司板块总营收有望实现4%～5%的正增长，其在银行总营业收入中的占比预计在45%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公司业务转型创新持续加快

近年来，面对持续加大的压力与挑战，我国商业银行大胆尝试，积极探索，大力推进公司业务转型发展，在投资银行、交易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等方面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描绘出了未来公司业务发展的主要方向和路径。

以“商行+投行”重塑公司业务定位

面对资本市场发展扩大、金融脱媒加快和大型企业更加青睐直接融资的大趋势，以及中国经济持续进行结构调整、行业重组整合加速，商业银行紧密对接客户需求、积极拥抱资本市场、主动加快公司业务转型，着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将自身角色定位从传统的贷款提供商向集资金提供者、资源整合者和平台搭建者于一体的资金组织商转变。商业银行投行业务主要聚焦于以下领域：债券承销发行、投资与交易服务；产业整合、企业整合相关的并购重组，以及跨境并购服务；产业基金设立和投贷联动业务；以证券化为核心的结构金融机构领域；以及传统的银团贷款。展望未来，投行业务发展将围绕两大主线展开：一是围绕资本市场的各类综合金融服务，包括为企业提供（联合券商提供）各类公开市场和私募市场的融资服务，包括股权、债权、私募基金、产业基金和证券化等产品；二是围绕行业重组整合、产业升级提供包括收购兼并服务，和夹层贷款、过桥贷款等相关融资安排。可以预期，未来商业银行将利用自身广泛客户基础优势，以“商行+投行”的新定位给公司业务重新注入强大活力，助力公司业务创新发展。

以交易银行打造对公中间业务新支柱

交易银行业务（Transaction Banking）是指银行围绕公司生产经营中发生的商品、资金、资本流动而提供的综合金融服务。交易银行业务是典型的轻资本、表外业务，因其在金融危机中仍保持稳定增长，表现出良好的抗周期性，近年砉内外银行纷纷将交易银行业务作为战略性业务来重点打造。国内不少银行都成立了交易银行总部，自上而下跨部门整合产品、服务和风险管理的标准化操作流程，突破传统商业银行区域化、割裂式的管理现状，致力于打造体系化优势，为企业提高一站式、立体化、综合化的交易银行服务。借鉴国际先进银行的发展经验和我国企业跨国发展加快的趋势，未来国内银行发展交易银行将重点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将现金管理、贸易融资和贸易结算整合起来，为企业提供综合化的跨国财务管理服务；二是注重信贷融资与交易银行业务的互动配合，联合营销、共同获客；三是进一步整合优化后台IT系统，优化业务流程以提升运营效率，为交易银行业务发展夯实技术保障。可见，交易银行业务将是未来对公中间业务增长的主要“推进器”。

以深度融合互联网创新服务小微企业

贷款金融转正总结篇5

关键词产能过剩；存货增长变动率；产能利用率；不良贷款率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3-0090-08

一、引 言

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三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达1.49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76%。而在2011年底，不良贷款余额仅4 000亿左右，不良贷款率也才刚刚达到1%，即使不良贷款率上升的如此迅猛，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仍然被低估。2016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余额3.48亿元，占比4.1%，余额同比增长23.6%，反映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风险会进一步加大。因此，穆迪国际评级机构预测，随着贷款输导率增高而经济增长缓慢，2016年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将持续增加。上海财经大学发表报告预测，2016年我国商银不良贷款率至少上升1.2%。

国际经验表明，贷款是否能够及时、足额回收是影响金融机构能否持续健康发展，以及向企业发放贷款积极性的重要因素。然而，不良贷款率的升高对金融体系的稳定产生严重影响。要想整体改善金融风险状况，降低不良贷款率，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率，关键是能够识别影响不良贷款率的经济因素。

绕不良贷款产生的影响因素，产生了大量理论和实证文献，相关影响因素被归纳为宏观经济、企业性质和政治等方面。宏观经济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人均GDP增长率、通货膨胀、银行业利润率、地区市场化程度和法制环境等（谢冰，2009[1]；Erdin？s，2014[2]； Messai，2013[3]）。企业性质包括国有企业占比、民营股东持股比例和外资持股比例等（谭劲松，2012[4]；张乐等，2016[5]）。政治因素主要包括行政贷款指令、财政补贴和行政干预等（俞乔等，2009[6]）。

近年来，产能过剩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产能过剩能否影响不良贷款，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产能过剩与不良贷款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产能过剩会直接导致企业存货增加，产能利用率下降，行业利润降低，企业效益变差，影响企业的还款能力；第二，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效益，许多商业银行（特别是地方性商业银行）贷款和风险控制受地方政府的干预较多，大量贷款进入产能投资领域，当出现产能过剩时，会增大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回收风险；第三，我国商业银行大都以规模效益型经营模式为主，大规模存贷业务仍是商业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目前经济下滑和去产能的大背景下，产能过剩领域贷款潜在风险集中爆发，致使银行不良贷款规模扩大。

目前国内并没有相关文献实证考察产能过剩与不良贷款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理论阐述产能过剩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机理，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产能过剩对不良贷款的作用效果。主要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第一，本文研究弥补了当前产能过剩与不良贷款之间实证研究的不足；第二，在经济新常态、去产能的大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降低不良贷款率风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同时，后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产能过剩对不良贷款率的作用机制分析；第三部分是模型设定、变量说明和基本事实描述；第四部分是模型实证结果分析；最后是基于本文研究结论，给出政策建议。

二、产能过剩对不良贷款率的作用机制分析

西方国家通常在经济周期下行时，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当周期处于谷底时，产能过剩往往也是最严重，但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并不完全是由经济周期所引起的，有其自身的特征，我国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林毅夫（2004）[7]站在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分析企业投资行为，认为企业过多的投资于前景较好的行业，导致投资过度集中，从而形成产能过剩问题，他把这种现象称为“潮涌现象”。韩国高等（2011）[8]利用企业数据测度产能过剩，认为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导致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杨振兵和张诚（2015）[9]则认为产能过剩不能仅仅归咎于过度和重复投资，盲目追求数量，而不追求质量，导致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也是产能过剩产生的直接原因。

因此，对于产能过剩如何影响不良贷款率？本文将基于图1的逻辑关系加以探讨。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在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的作用下，为了经济快速发展，以获得经济政绩，使得地方政府有很强的意愿干预投资和资本资源配置（江飞涛等，2012[10]；干春晖等，2015[11]）。

当前我国资本融资方式相对单一，商业银行成为企业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渠道，但我国银行企业制度并不完善，地方政府对金融信贷活动有一定的干涉能力，会基于自身利益影响信贷资源流向产能过剩领域。就地方政府单一行为而言，这种干预行为并未出现严重后果，如果把全国这种行为进行汇总，会发现大量雷同项目在同一产业投资，造成产业过度投资和集中发展，最终导致产能过剩问题，致使贷款未按市场有效流动，造成贷款低效错位使用。

在政绩考核制度下，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更大的升迁资本，有强烈动机追求GDP的增量，往往采取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措施，祈求获得更多投资。然而，地方政府为了尽快看到经济红利，补贴过多的流向产能投资领域，企业也为了获得更多的补贴资金，往往采取短视行为，进行低水平的规模扩张，致使产能过剩进一步的加剧。

遭受产能过剩困境的企业会寻求转行、产能升级和兼并重组，以摆脱经营困境，但产能过剩严重的企业大部分无法逃脱被市场淘汰的命运，此时银行贷款将面对巨大风险。一方面产能过剩会直接导致企业存货大量积压，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会下滑，企业的偿债能力下降。另一方面产能过剩会导致产能利用率下降，此时不仅起始产能未能饱和利用，当前扩大的产能也被迫闲置，企业的营业收入下降，效益变差，企业总资产周转率（企业营业收入/企业总资产）下降，增大银行贷款的潜在风险，当这种风险暴露时，会引起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因此，根据本文上述分析，提出基本假设1和假设2。

假设1：地方政府一味追求GDP的增量，导致产业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引起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企业存货规模增加，企业效益变差，还款能力下降，潜在增加商业银行不良风险，故企业存货增长变动率与不良贷款率正相关。

假设2：产能过剩导致企业产能利用率下降，企业收入减少，总资产周转率降低，致使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故企业总资产周转率（测度产能利用率）与不良贷款之间负相关。

三、模型设定、变量说明和基本事实描述

（一）模型设定

1.静态面板数据模型

本文关注的是产能过剩对不良贷款率的短期影响，所使用的样本是31个省市①2005年到2014年的年度数据。为了检验上文中的基本假设，我们的基本模型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

rateit=a0+a1？驻stockit+β′・Xit+εit （1）

rateit=β0+β1captalit+β′・Xit+vit （2）

其中，μit和vit表示方程的误差扰动项，包括个体和时间效应，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因变量rateit表示i省份t年份不良贷款率，即当期不良贷款余额占总贷款余额的比值，不良贷款包括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和损失类贷款；核心解释变量是企业存货增长变动率？驻stockit和企业总资产周转率（测度产能利用率）captalit，其中？驻stockit表示当期规模以上企业存货增长率与上年增长率的差值。a1和β1是本文重点关注的产能过剩指标的作用效果，β′表示控制变量未知参数矩，Xit=（firit，favit，publicit，debtit，finit）为控制变量向量。

2.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巨大，不良贷款的发生可能较为平缓，往期不良贷款率会对当期产生影响，为了排除这种影响，从而检验核心变量系数的稳健性，进一步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rateit=a0+γ1rateit-1+γ2rateit-2+a1？驻stockit+β′・Xit+εit

（3）

rateit=a0+γ1rateit-1+γ2rateit-2+a3ln captalit+β′・Xit+εit

（4）

其中，rateit-1和rateit-2分别表示不良贷款率的滞后一期和二期，γ代表不良贷款率滞后期相对应的参数，式（3）和（4）中的控制变量与静态面板一致，为了更能检验核心指标稳健性，把控制变量进行对数处理。

（二）变量说明

1.核心解释变量

衡量产能过剩的最直接指标是产能利用率和企业存货水平，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低于75%就代表经济处于严重产能过剩状态（钟春平、潘黎，2014）[12]。但目前我国尚未正式披露产能利用率相关数据，当前大多学者都尝试采用不同的计量或统计方法来测度产能利用率，包括成本函数法、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微观基础的企业投资模型、投入产出法、协整法和生产能力利用率法等等（韩国高等，2011[8]；程俊杰，2015[13]；沈坤荣等，2012[14]；杨振兵和张诚，2015[9]；董敏杰等，2015[15]），但并没有公认的好的测度方法。纪志宏（2015）[16]根据人民银行披露的部分行业产能利用率数据，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总资产）对比发现，二者具有很高的相关性，1999年到2014年的数据波动基本一致，因此，本文借鉴纪志宏（2015）[16]的做法，利用企业总资产周转率作为分析产能利用率变动的间接指标。故本文中，将使用企业存货增长变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产能过剩的衡量指标，考察产能过剩对不良贷款率的作用效果。

2.控制变量

（1）金融发展水平。自从1970年麦金农提出金融发展理论以来，关于金融发展的指标有诸多的见解，广义的金融发展指标，是利用全部金融资产的总额占当期GDP的比重来衡量，比较狭义的金融发展指标是用当期的存贷款年底余额之和占当期GDP的比重来衡量。在本文的研究中，为了能够更加细致的得出金融发展对不良贷款率的作用，笔者选择更为狭义的的指标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fir，用当期该省市的年末贷款余额与当期GDP的比值衡量，比值越大，说明该省市就具有越高的金融深化水平，反之越低，用以刻画金融信贷密度和金融发展深度，衡量企业在银行部门获得资金的总体状况。

（2）金融中介效率。在本文中，定义金融中介效率fae是年末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值，衡量金融机构存款转化成投资的能力，其值介于0和1之间，金融中介效率越接近于1，说明存款转化成投资的效率越高，反之，则效率越低。

（3）财政支出占GDP比重。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是政府干涉经济的开端，财政支出作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重要措施，能够直接影响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能够直接看出政府干涉经济的程度，其值越大，说明政府干涉经济的程度越深。

（4）金融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金融业产值的比重衡量金融业发展的相对规模，反映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金融业发育程度，金融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推动服务业的发展，金融业的发展备受关注。如果一个省市金融业产值的比重较大，这说明金融业已成为经济的支柱产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也相对较轻，故本文把金融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

（5）企业债务总额占GDP的比值。本文使用规模以上企业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企业债务的相对规模，由于改革开放很长一段时间，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导致我国当前高企业债务率。过高的企业债务率则表明我国企业对债务资金的利用效率偏低。此外，由于我国企业融资方式相对单一，银行信贷资金是企业获得外部资金支持的主要方式，储蓄向投资转换的过程伴随着企业债务的上升，故本文引入企业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之一（见表1）。

（三）基本事实描述

为了能够使我们初步了解产能过剩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直接关系，下面分别画出企业总资产周转率、企业存货变动率与不良贷款率的散点图。如图2所示，散点图拟合线表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与商业不良贷款率负相关。如图3所示，散点图拟合线表明企业存货增长变动率和不良贷款率之间正相关，二者之间均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对此，进一步使用Pearson检验检测总资产周转率、企业存货增长变动率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之间系数值为-0.2237，在1%的水平上显著。企业存货变动率与不良贷款率之间相关系数值为0.1933，在1%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验证了产能过剩和不良贷款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这只能简单的说明产能过剩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之间的线性关系，为了更确切的得到产能过剩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效果，本文将在第四部分分别建立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四、模型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一）存货增长变动率与不良贷款率

为了验证存货增长变动率对不良贷款率的作用效果的稳健性，本文中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在第1步回归方程中，仅包括存货增长变动率指标，不加任何控制变量，在第2步回归方程中加入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中介效率两个控制变量，在第3步回归方程中，引入全部控制变量，并加入存货增长变动率和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项，在第4步回归方程中，把存货增长率和金融发展水平的交互项替换成存货增长率变动率和金融业产值占GDP比重的交互项。这里需要说明，引入金融发展水平、金融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是为了验证产能过剩对不良贷款率的作用是否依赖于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业发展规模。

本文采用Hausman检验判断模型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模型1应该使用随机效应，模型2、3和4应该使用固定效应。从表2中模型1到4可以看出，存货增长变动率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由于产能过剩导致企业存货增长率升高，企业效益变差，还款能力下降，最终致使银行不良贷款率升高。而且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存货增长变动率的系数值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这说明模型结果整体稳健。另外，产能过剩导致不良贷款的变动与金融发展水平、金融业发展整体规模相关，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业产值占GDP比重的扩大，可以降低产能过剩对不良贷款率的作用效果。因此，研究假设1得到验证。

模型2和模型3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中介效率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显著负相关，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提高金融中介效率，能够降低不良贷款规模。政府公共支出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显著负相关，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政府公共支出变动能够给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带来积极影响。基于经济学角度而言，政府增加支出能够增加社会总需求，刺激经济社会对劳动的需求量，促使商品价格上涨，提高企业利润率，改善企业效益，减少企业信贷违约风险，进而能够积极影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金融业发展规模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显著负相关，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提高金融业发展水平，能够降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

（二）产能利用率与不良贷款率

由于企业总Y产周转率与产能利用率之间仅是近视的波动关系，本文采用企业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产能利用率的替代指标，在实证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企业总资产周转率的内生性问题。首先，指标替换不可避免的存在误差，可能会低估或者高估产能过剩的作用效果，导致回归出现偏误。其次，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和不良贷款之间可能会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企业总资产周转率高说明企业的偿债能力强，还贷周期短，从而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同时不良贷款率的降低会使银行放松信贷条件限制，企业更易获得银行的信贷资金。实证研究需要选取合理的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引致的估计偏误。

如表3所示，采用逐步回归的办法，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在模型1中仅仅采用核心指标，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在模型2中，加入金融发展水平、金融中介效率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3个控制变量，在模型3中加入全部控制变量，企业总资产周转率的整体结果稳健。

同时，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模型1、2和3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逐步回归实证结果表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测度产能利用率）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影响显著为负，回归结果稳健，但由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考察。

工具变量法的关键是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比较常见的两种构造工具变量的方法，一是采用内生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二是借鉴Lewbel（1997）[17]和谭宏波（2015）[18]的方法，采用内生变量和均值差的三次方作为工具变量，但这两种方法都比较粗糙。本文利用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作为产能过剩的工具变量，产能过剩企业大都集中于第二产业，厂区占地面积相对较大，因此，产能过剩越严重的地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越少，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与银行不良贷款并无直接关系，对于所选工具变量的合理性，模型中将做进一步检验。

如表3中，模型4和模型5的结果所示，分别采用面板数据工具变量法和2SLS进行回归。DWH内生性检验表明，在1%的水平上显著，拒绝外生的原假设，这说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是内生性解释变量。Cragg-Donald F统计量检验值为35.429，大于16.38的临界值，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说明模型中工具变量的选取合理。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工具变量有效性，但当内生变量和工具变量相同时，并无有效的方法对工具变量进行检验，我们参照Wooldridge（2002）[19]的方法对工具变量的外生有效性进行了间接检验，把两阶段回归中的第二阶段残差项作为因变量对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实证结果表明工具变量在10%的水平上并不显著，这说明本文所选的工具变量与残差项不相关，满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的“排他性约束条件”。回归结果表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的系数显著为负，再一次说明产能过剩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正向作用效果，但系数值的绝对值要大于模型1到3的回归结果，这说明因为内生性问题低估了产能过剩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因此，研究假设2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由于存在不良贷款率的滞后项，实证中需要克服内生性问题，Arellano和Bnod（1991）[20]提出使用DIF（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选取被解释变量的一阶差分滞后项的工具变量进行GMM估计。虽然DIF估计差分能够消除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带来以下好处：一是解决部分遗漏变量引致的内生性问题，二是消除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估计偏误。但差分GMM估计也会带来很多问题：一是如果T较大，会出现较多工具变量，容易出现弱工具变量问题（滞后期越多相关性就越弱），产生偏差。二是如果因变量序列存在一阶自相关系数较大，例如接近于1，DIF-GMM方法选择的工具变量会很弱，特别事件跨度较小时，估计结果会存在严重偏误（谭洪波，2015）[18]，如果被解释变量的持续性很强，可能不再适用DIF-GMM。Blundell和Bond（1998）[21]提出系统GMM方法（System GMM），将差分GMM和水平GMM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系统进行GMM估计，与差分GMM相比，系统GMM可以提高估计的效率，故本文使用系统GM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系统GMM的使用不允许残差项出现二阶序列自相关，但可以容忍方程出现一阶自相关，还必须通过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检验。如表4所示，模型1和模型2的二阶自相关检验表明，模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同时Sargan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本文使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系统GMM估计是有效的。稳健性结果表明，动态面板回归中存货增长变动率和企业资本转换率的系数仍然是显著的，这进一步的说明产能过剩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为正。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5年到2014年各省市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别从企业存货规模和产能利用率两个角度实证考察了产能过剩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①产能利用率（企业总资产周转率测度）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企业存货增长变动率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因此，产能过剩是造成不良贷款率升高的重要原因；②产能过剩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依赖于金融深化水平和金融业整体发展规模，提高金融深化水平和金融业发展规模能够降低产能过剩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作用效果；③金融深化水平、金融中介效率、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占GDP的比重和企业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显著为负。

为了防范不良贷款水平的激增导致金融不稳定，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基于产能过剩视角给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出台措施，减少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的干预，避免资本的不合理流动。第二，监管部门应当关注不同省市间的补贴措施，以防地方政府盲目进行无显著差异的补贴措施，而引起某一产业的过度投资。第三，建立有序的产能过剩企业退出机制，减少地方政府对产能过剩企业的财政补贴和信贷优惠政策，更要避免信贷输血扶持“僵尸企业”。第四，扩大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还是以规模效益型为主，商业银行倾向于向大企业放贷，当出现产业结构失衡时，往往伴S严重的信贷资金回收风险，不良资产证券化能够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第五，深化国际产能合作，以有效的把产能国际转移出口，一方面，要积极主动的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加快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的全球化布局，构建全球产业发展平台；另一方面，充分把握“一路一带”的发展机遇，加强与国际的产能合作，积极引导产能过剩企业把有效产能的设备、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以有效的促进国内产能结构优化升级，改善产能过剩企业的整体收益。

[参考文献]

[1] 谢兵.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9（11）：23-25.

[2] Erdin？s D， Abazi E， Abazi E. The Determinants of NPLs in Emerging Europe， 2000-2011[J]. Econstor Open Access Articles， 2014， 1（2）：112-125.

[3] Messai A S， Jouini F. Micro and macro determinants of non-performing loa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 Financial Issues， 2013（3）：852 - 860.

[4] 谭劲松， 简宇寅， 陈颖. 政府干预与不良贷款――以某国有商业银行1988～2005年的数据为例[J]. 管理世界， 2012（7）：29-43.

[5] 张乐，韩立岩. 混合所有制对中国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6（7）：50-62.

[6] 俞乔， 赵昌文. 政治控制、财政补贴与道德风险：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理论模型[J]. 经济研究， 2009（6）：73-82.

[7] 林毅夫， 刘明兴， 章奇. 政策性负担与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04（8）：81-89.

[8] 韩国高， 高铁梅， 王立国等. 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波动及成因研究[J]. 经济研究， 2011（12）：18-31.

[9] 杨振兵， 张诚. 中国工业部门产能过剩的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 2015（6）：92-109.

[10] 江飞涛， 耿强， 吕大国，等. 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J]. 中国工业经济， 2012（6）：44-56.

[11] 干春晖， 邹俊， 王健. 地方官员任期、企业资源获取与产能过剩[J]. 新产经， 2015（6）：44-56.

[12] 钟春平， 潘黎. “产能过剩”的误区――产能利用率及产能过剩的进展、争议及现实判断[J]. 经济学动态， 2014（3）：35-47.

[13] 程俊杰. 中国转型时期产业政策与产能过剩――基于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财经研究， 2015， 41（8）：131-144.

[14] 沈坤荣， 钦晓双， 孙成浩. 中国产能过剩的成因与测度[J]. 产业经济评论：山东大学， 2012（4）.

[15] 董敏杰， 梁泳梅， 张其仔. 中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行业比较、地区差距及影响因素[J]. 经济研究， 2015（1）：84-98.

[16] 纪志宏. 我国产能过剩风险及治理[J]. 新金融评论， 2015（1）：1-24.

[17] Lewbel A. Constructing Instruments for Regressions With Measurement Error When no Additional Data are Available， with An Application to Patents and R&D[J]. Econometrica， 1997， 65（5）：1201-1214.

[18] T洪波. 中国要素市场扭曲存在工业偏向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5（12）：96-105.

[19] Wooldridge J M.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 Cambridge[M] .MA： MIT Press， 2002.

贷款金融转正总结篇6

关键词：农村；民间借贷；郑州；农户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3-0064-02

随着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加强，银行信贷逐步趋紧，农村的民间借贷呈现快速发展态势，需要引起高度关注。随机抽样调查了郑州的300户农民，进行研究。

一、调查结果

（一）现状

1.借贷规模。300户农民中，287户有借贷关系，其他13户曾经有过借贷关系；借贷发生率95.67%。借入总额209.3万元，借出总额187.05万元；借贷总额396.35万元，平均每户13 211.67元。借贷较普遍，规模较大。借贷资金的来源可分两种：一是正规金融（主指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二是非正规金融（主指发生在亲戚、朋友及农村其他形式的借贷行为）。农户通过非正规金融借入的资金占农户借款的81.73%，是农户筹集资金的主要渠道。

2.供需主体。资金供给方即放款人的成份较为复杂，有村干部、在城里打工的职工、退休的干部、年纪较大的普通农民等，甚至还有正规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资金需求方即借款人成份单一，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

3.利率较高。借贷资金的价格为利率，受借贷资金供需影响大。且需求远远大于供给，拉动了利率上涨。民间贷款的利息都是按月计，月息有1分、1.2分、1.5分、2分、3分等不等，甚至有4分、5分、6分的。月息在1分～1.5分之间利率水平借贷数占借贷总数比例最大，为36%，其次是无利息，占25%。因很大一部分民间借贷发生在亲戚朋友间，有互质，或以其他方式（如互相借贷）弥补了利息；人们已普遍接受了市场的观念，使用资金支付利息已被认可，所以月息在1分～1.5分的借贷活动较为频繁。但月息1.2分和1.5分相当于年息14.4%和18%，远高于同期银行借款利息。

4.借贷用途。所借贷的资金用于生活用途的占比例很高，在农户借贷资金用途上第一位是盖房子；第二位是婚丧嫁娶；第三位是子女上学。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资金用途比较多样，且分散。二是农业生产性资金需求量不大。养殖和种植的农业生产性资金的借贷总额仅占借贷资金总额的12.4%。三是出现了非农业生产资金需求。运货是发生在非农业生产领域的资金需求，占11.2%。四是生活性资金用途比较多。盖房子、婚丧嫁娶、医疗费、子女上学，都是为弥补农村生活开支而产生的借款；养殖、种植（购买化肥、农药、种子等）、运货，均是因生产所产生的借贷活动。生产性资金仅占借款总额的23.6%，生活性资金约占借款总额的77.4%。

5.借贷时间。时间从几天、几月、半年、一年到长达几年不等，根据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和还款能力而定。若借款是用于生产，短期内是不易收回成本的，资金周转时间长；若只是生活开销，暂时周转，时间就较短。农村民间借贷贷款人的抗风险能力弱，多接受的是较短期的贷款。很多借贷发生在亲友和邻里之间，碍于情面，借款人一般还款较快，借贷时间较短。但一年内的短期借贷，通常借贷数额不大。根据调查，一年内短期借贷占借款总额的41%，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2/3。长期借贷虽只占1/3，但借款总额占到总借贷总额的59%。

6.借贷合约。所调查的郑州农村地区的民间借贷活动规范化程度不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民间借贷活动产生的地理空间范围较小，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血缘性，民间借贷活动往往发生在亲朋好友、同村的邻居之间，建立在借款人的声誉基础之上，凭借借款人的信用作保证，即使有借条也没有正规的借款合同；二是大部分的民间借贷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多是自发性的。

（二）原因

1.供小于需。（1）供给分析。1）正规金融机构的供给。农村信用社目前成为中国农村地区唯一的金融机构，但由于其机构设置、经营机制、产权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加上历史遗留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资金供给乏力。2）非正规金融的供给。广大城乡居民的巨大资金构成了民间借贷的供给。国家一再采取刺激消费的政策，但储蓄率依然居高不下。与居民巨大的资金财富相对应的是民间投资渠道的狭窄。趋利动机驱动下，巨大的民间资金构成了民间借贷的供给。（2）需求分析。1）需求总量分析。随着农业发展，农业资金需求增加。调查发现，郑州农村近年来金融融量严重不足，农村金融的缺口还呈现出逐年扩大的趋势。整个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需要大量的资金。2）需求结构分析。农户个人需求。由于通货膨胀，农民手中货币的购买力不断下降，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增幅有限。加之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农户调整种植结构，形成一些种养专业户。无论生活还是生产对资金的需求都大量增加。乡镇企业、农村个体私营者需求。资金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融资渠道非常单一，只能通过银行贷款。但贷款门框不断提高，抵押难、担保难成为许多中小企业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乡镇企业、农村个体经营者随着企业的发展正亟待升级换代，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资金必不可少。

2.信息不对称。（1）逆向选择。农村民间借贷市场，资金供需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供给方处于信息弱势。供给方把需求方的生产经营情况、产品利润以及还贷意愿搞清楚是相当困难的，存在较高的信息成本。所以，供给方很难区分开不守信用的高风险的借款农户和信誉好的低风险的借款农户，易出现逆向选择，使农村民间借贷市场成为高风险贷款农户汇集的地方，造成农村民间借贷市场低效益。（2）道德风险。指需求方在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损害供给方效用的行为。一是需求方违反借款协议，私下改变资金用途。二是需求方隐瞒投资收益，虚报利润额，逃避偿付义务，非法转移资金，恶意违反合同规定。三是需求方获得资金后，对资金使用效益不负责任，致使借入资金受损。道德风险行为使供给方的风险增加。

3.结构洞理论。农村民间借贷结构洞的存在扩大了风险。目前农村民间借贷已出现新特点：农民通过借贷中介（结构洞）的借贷活动增多。与农民相互间的直接借贷相比，存在着中介的借贷活动涉及的主体范围较大，风险也随之扩散。通过借贷中介发生的借贷，更易引发借贷纠纷甚至暴力讨债事件，是监管部门应重点监管的领域。根据结构洞理论，存在结构洞的农村民间借贷，贷款者不会碍于“面子”而不与借款者签订契约。借贷契约的签订，为监管机构对农村民间借贷的监管提供了可能。由于中国金融管理部门没有对这一领域实行监管和规范，导致农村民间借贷纠纷频繁发生。

二、促进郑州农村民间借贷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资金供求促进市场发展

1.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农村民间借贷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农村资金供求存在缺口，而缺口的出现又是央行对利率实行管制的结果。若利率实现了市场化，资本价格将会根据资本供求自动进行调整。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资金供求缺口，缓和资金供求的矛盾，抑制那些不规范的民间借贷行为。

2.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加大小额信贷投放力度。利率市场化是一个长期过程，即使实现，也不能完全消除资本供求缺口，即市场本身存在一定缺陷，在资源配置方面可能会失灵，正好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

（二）不完全信息论促市场稳定

1.农村民间借贷逆向选择的治理。利率的提高可能降低而不是增加需求方的预期收益，所以供给方应在相对低的利率水平上拒绝一部分贷款要求，而不能在高利率水平上满足所有需求方的借款申请。

2.农村民间借贷道德风险的防范。农村民间借贷是农村的普遍现象；也是农村发展经济的不可缺少的融资渠道，放贷方有必要建立乡规民约，并公布于众，营造良好的民间借贷环境。放贷方也可对受贷方适机宣讲，建立民间借贷上的诚信关系，减少道德风险。借贷双方都要学习相关法律，自觉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是设计放款控制措施。放贷方要建立起各环节的操作办法和程序，对上门借贷方全程把关。二是采取放贷监测风险预警机制。依据风险程度高低决定放贷金额、利率高低和期限；不搞信用放款、人情放款，只搞抵押借贷和质押借贷；鉴于受贷方的道德风险发生在借贷合同签订后，放贷方必须对借贷方的生产经营跟踪监测，及时收集分析借贷方的经营情况和风险程度，用约见谈话提醒受贷方提高经营效益。如此放贷方才能改变自身在借贷过程中的信息劣势。

（三）从结构洞理论促市场监管

1.尽快明确监管主体。目前，中国没有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负责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农村民间借贷法律和司法解释对规范民间资金市场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强制力，经济生活中大量的民间借贷活动亟需专门法律来规范。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必须明确由专门的监管机构负责，同时出台专门的农村民间借贷法律法规，为监管提供依据。

2.建立信息监测平台试点。建议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建立农村民间借贷信息披露平台，对民间借贷中介基本情况、资金投向、利率水平、借贷期限、借款形式、抵押或担保形式、借款偿还等情况进行监测，减少因借贷契约不规范、基本情况不明确等因素引起的纠纷。待试点实施一定时间后，根据试点的监管效果，逐步扩大推广范围。

3.加强对借贷中介的管理。农村民间借贷中介占据大量的结构洞，从借贷活动中获益，目前缺乏相应部门及法律法规对这类中介进行规范和管理。有必要指定专门的机构和出台专门的法规，对农村民间借贷的中介实施严格监管。

4.鼓励建立自治组织。建立农村民间借贷自治组织，重点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在农村地区统一使用固定形式的契约，使农村地区借贷契约规范化；二是利用农村民间借贷自治组织协调民间借贷的一般性纠纷；三是利用民间借贷自助组织减少暴力讨债事件发生。政府应在资金、人力等方面支持农村民间借贷自治组织的建立。

参考文献：

贷款金融转正总结篇7

[关键词]江苏；农村金融供给；产出效应；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08-0131-03

一、引言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江苏的经济发展均等化程度全国最高，但与中国整体经济结构类似，江苏并未完全实现城乡一体化。江苏要如期完成“两个率先”的目标，特别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就必须加快实现“三农”的现代化。而“三农”的现代化离不开金融支持。有鉴于此，本文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有效性，研究1990—2009年江苏农村金融供给的产出效应，以期深刻分析金融供给对促进农业产出的贡献。

目前江苏的农业生产处于未实现规模经济的分散经营状况，因此江苏农村金融体现为政策性金融主导，商业性金融辅助的混合供给格局。政策性金融供给主要为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的支农支出或农林水事务支出（江苏省统计年鉴中，2004年之前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使用农业支出，2005年开始使用农林水事务）；商业性金融供给包括乡镇企业贷款和农业贷款（江苏省统计年鉴中，1994年之前信贷分为银行和信用社两个部门分别统计，文中使用相关指标加总）。

由图2可以看出，自1990年以来，江苏农林牧副渔总产值在多方面因素的促进下，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因此探讨农村金融供给的产出效应，对于江苏农村金融供给促进农业总产出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外的相关研究在肯定农村金融供给对农民收入提高的贡献的同时，认为政府主导的补贴型农村金融供给存在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金融政策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具有积极作用（Barro，1992；Jim，2005）。通过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研究，揭示了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Greenwood and Jovan，1990；Banerjee and Newman，1993）。但是经济转型国家由于金融市场体系低效率（Koester，2000）和农业生产的风险难以控制（Townsend，2001）导致农村金融供给效率较低，而且政府补贴的农业信贷体系扭曲农村金融市场（Jensen，2000）。

国内有些学者认为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财政支农政策的支持（孙长清，2006），因为增加财政支农的总量和提高财政支农的结构效率能够有效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推进农村市场化（冷志杰，2005）。也有学者从农村居民储蓄比率和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比率（温涛，2005）、农村存款余额与农业和乡镇企业贷款余额的比率（刘旦，2007），以及对农村信贷与农民收入进行回归分析（许崇正，2005；温涛，2005），应用VAR模型分析农民收入、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和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杜兴端，2011）等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现行的农村金融供给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乡镇企业贷款不仅没有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农民收入的增长（余新平，2010）。此外，有些学者的研究认为，我国农村正规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必须达到一定临界水平才能实现二者的良性循环（龙海明， 2008），应整合财政金融支农政策，提升支农政策的杠杆效应，在此基础上加大支农资金规模，大幅度提升支农整体能力（冉光和，2009）。

现有研究通过不同的理论模型和指标体系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供给问题，并且得出一些较为可行的建议。借鉴已有研究，本文运用VAR模型，分析1990年以来江苏省农业总产出变量与各类农村金融供给变量间的相关性，并揭示内在关联，以此为依据提出进一步促进江苏农村金融供给产出效应的对策建议。对促进江苏实现“两个率先”目标特别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其他地区的农村金融供给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模型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研究江苏农村金融供给的产出效应，农林牧副渔总产值受到各类农村金融供给的影响。而中国农村金融供给具有显著的政策强制和诱导性，因此农村金融供给中财政性金融供给农林水事务支出、乡镇企业贷款和农业贷款之间存在较大的相关性。因此，本文选择运用时间序列变量分析的经典模型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各变量数据根据历年《江苏统计年鉴》直接得到或者根据相关数据处理得到。同时考虑到物价变动的影响，使用以1990年为基期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此外为了消除时间序列的非平滑性，每个变量使用取对数方法处理。因此，设定模型所研究的变量为农林牧副渔总产值（LNLt），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的农林水事务支出（LNSt）、乡镇企业贷款（LXDt）和农业贷款（LNDt）。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ADF检验

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变量序列的平稳性，结果见表1。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是5%临界值水平上1阶差分平稳序列。

（二）模型检验

经过在Eviews6中使用各个变量1阶差分平稳序列进行VAR模型的滞后期P值测定，结果滞后期1阶为模型最优，即本文为VAR（1）模型。

VAR模型的稳定性通过模型的AR根值是否大于1，或AR根值图是否有点落在单位圆之外来判定（见图3）。经测定，AR根值都小于1，最大值为0.870708，表明模型VAR（1）是稳定的。

（三）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各项农村金融供给对农业总产出的冲击影响，因此仅给出农业总产出对1单位标准差农林水事务支出、1单位标准差乡镇企业贷款和1单位标准差农业贷款的脉冲响应轨迹，并结合方差分解结果进行分析。观察期长度10，图中实线部分为脉冲响应轨迹，虚线部分为1%的置信水平，见图4、图5和图6。

从图4可以看出，在所观察的10期中，对于1单位标准差农林水事务支出冲击，农业总产出在第1-3期有明显的正向响应；第3期出现最大的响应（2.0968%）；从第4期以后呈周期性变化，逐渐收敛。因此，财政支出中的农林水事务支出项目对农业总产出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图6表明，在所观察的10期中，对于1单位标准差农业贷款冲击，农业总产出在第1-2期产生负向响应，其中第2期为最大负向响应（-4.9828%）；在第3-4期有微弱的正向响应，其中第4期的正向响应最大（2.0396%）。在此后呈周期性变化，逐渐收敛。因此，农业贷款对农业总产出在初期有抑制作用，尽管在后期出现促进作用，但是没有前期的抑制作用大。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一般预算财政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支出、乡镇企业贷款和农业贷款等农村金融供给的主要来源都未能带来预期的支持农村总产出增加的作用。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支出是财政对三农发展的重要支出，目的在于通过相关的补贴或转移支付促进三农发展。农林水事务支出多投资于农村的基础设施，理论上讲，应该能有效地支持农村产出的增加。但是受限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较低，重复投资较为明显，许多地区存在挪用现象，同时我国农业生产规模偏小，过于分散，导致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对农村产出的正向影响作用有限。因此， 应对现行的补贴和转移支付制度进行改革，实现均等化发展，而不是让受益者主要集中为大户或者龙头企业。此外，政府补贴和转移支付应该更多从理顺农村投资体系，减少农村生产环节的税费方面着手促进三农发展。

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优势组织，其发展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乡镇企业在信贷促进下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更多地吸纳了本用于农业发展的资源。因此，政府应重点鼓励和支持促进农业产业升级的农业企业，通过对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信贷支持，达到促进三农发展。

农业贷款在初期出现了较大抑制农业产出的效果。原因在于农业贷款总体规模较小，对促进农民收入上升作用有限，同时农业贷款的用途非农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农业贷款非农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农业贷款存在非农化现象。农业贷款具有明显的政策性，较低的利率水平导致一些非农企业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获取农业贷款。二是农业贷款存在生产和消费的混合性。农民以农业生产的名义申请贷款，而所获得的贷款部分用于消费。

综上，要提高江苏农村金融供给产出效应应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对于财政支农资金的投放应加强效果监控；其次，对于农业贷款加强监督和审核，特别是后期要实行动态化监管。从长远来讲要改革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土地有效流转，一方面可以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同时可以彻底改变乡镇企业对农业资源的吸附。

[参考文献]

[1]温涛，王煜宇.农业贷款、财政支农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性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5（2）.

贷款金融转正总结篇8

2009年1月,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在耒阳调研时提出了金融要加大支持油茶产业发展的指示要求。并进一步要求,基层人民银行要根据地方经济实际开展农村金融服务创新支持经济发展。根据这一精神，在武汉分行、长沙中支的指导下，衡阳市中支党委将金融服务创新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相结合，全国首创了油茶林承包经营权的抵押贷款模式，推动林权流转，解决资金难题，大力支持油茶林产业发展。最近，总行郭庆平行助在耒阳考察调研时，高度评价了衡阳金融支持油茶林产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发展的路子走对了！”。4月30日，《金融时报》以“百里油茶百里富，一方产业一方兴”为题进行了长篇报道。

为总结试点经验，综合评析油茶林权抵押贷款风险，进一步拓展林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发展思路，加大金融创新支持油茶林产业发展力度，衡阳中支近期对油茶林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进行了全方位调研。调查中发现，从地方党政部门、银信部门到油茶开发企业、加工企业，乃至广大的林农，他们无不洋溢着对现实改变的激动之情和对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人民银行推动的农村金融产品创新正在发挥核心支撑作用，党的富民政策正在农村勃发生机。耒阳油茶林权抵押贷款试点成功说明，金融服务创新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相结合，已经走出一条金融创新支持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光明大道。调查中也发现，金融支持油茶林业发展还存在一些急需配套解决的问题，人民银行基层行忠实履职、深入落实党的富民政策面临着挑战。

一、衡阳市油茶林产业发展及金融支持情况

全国油茶林近5000万亩，其中湖南1800万亩，占全国总面积36%。衡阳市现有油茶林340万亩，年产油茶1.5万吨，油茶面积、产量均居全国地级市首位，被誉为“湘南油海”。

通过近二年的发展，衡阳在油茶主产区垦复改良50万亩，新种植20万亩，中粮集团、金拓天、南天山等40多家油茶加工企业进驻衡阳油茶产区，从事油茶加工和种植，油茶产业链得到不断完善和延伸。过去对油茶的加工只有简单的压榨取油，现在既有成品油的加工，还有茶枯、茶壳素、茶精油等的深加工。2010年，全市油茶产业产值逾10亿元，受益农民200多万人。

目前，衡阳市金融支持油茶林产业发展主要有五种模式，全市油茶林贷款2011年3月末余额达3.78亿元。

一是农户家庭承包经营模式。以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契机，抓住“明晰产权”这一核心，通过“分林到户”方式为农户颁发林业产权证，将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油茶林木所有权具体落实到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农户除可申请小额农贷外，还可凭林权证向金融机构办理抵押贷款，获得开垦种植油茶林所需资金。该模式下的银行贷款目前余额5700万元，占全部油茶林贷款15%的比例。

二是大户承包经营模式。在充分明晰林农产权基础上，通过签订规范的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促使油茶林向有能力、懂技术、会经营的专业大户流转，实现油茶林集约化经营。承包大户可凭林权流转合同向金融机构申请大额农户贷款，获得规模经营的大额资金。承包大户模式下的银行贷款余额2600万元，占比7%。

三是油茶合作社经营模式。农户以林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油茶专业合作社，统一开发、统一管护、统一采摘、统一销售，所得收益按股份统一分配。参与合作社的林农分别凭林权证向金融机构办理抵押贷款，再集中、统筹使用，促进油茶林产生规模种植效益。如西岭镇桐江村234户农民以油茶林权作价入股，自愿加入油茶专业合作社。金融支持合作社模式下的银行贷款余额3000万元，占比8%。

四是公司租赁林地经营模式。公司直接与林农一家一户签订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以租金形式支付林地承包款。公司可凭林权流转合同向金融机构申请油茶林产业发展贷款，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公司可优先获得信贷资金。如湖南江山生态农林发展公司投资3000万元，银行贷款1000万元，承包林地1.3万亩，租赁期限50年，现已成片营造油茶林5000亩，并建成百吨油茶专用肥料生产基地和300万株良种油茶苗木繁育基地，形成了制肥、种苗、种植、科研全流程作业。据调查，公司租赁模式下的金融支持力度最大，信贷投放最多，目前的贷款余额已达1.7亿元，占到全部油茶林贷款的45%。

五是公司加农户联合经营模式。农户以林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与油茶开发企业共同经营。公司通过建立高产油茶示范基地，开展高产油茶栽培技术培训，与农户签订油茶籽定向保底收购协议等，形成基地示范、农户参与、企业加工的油茶发展模式。如南天山茶油业公司与400余户农民签约，平均每户入股土地近5亩，已建成2000多亩油茶高产林基地。公司加农户模式下，金融支持油茶产业发展的方式最灵活，既有农户小额农贷、林权抵押贷款，又有公司产业发展贷款。目前，该模式下贷款余额为9500万元，占比25%。

二、油茶林权抵押贷款创新效应评估

（一）建立了政企银联动机制，经济金融双赢效应显现

衡阳中支在金融创新支持油茶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积极探索出了一条“政府主导、央行推动、政策扶持、金融助力、部门联动、民资介入”的科学发展之路，建立了地方政府、基层央行、金融机构分工合作，以及信贷、保险、财政资金共同参与支持油茶产业的科学发展机制，促使了银政企农多赢局面的形成，呈现出地方经济金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美好前景。耒阳市委、市政府连续出台多个文件，采取设立油茶产业发展基金、预算拨款、财政贴息等方式，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支持油茶产业发展。

耒阳试点在衡阳市产生了示范带动效应，一些适宜种植油茶的县（市）纷纷加入到这一新兴产业中来。据统计，衡阳市近二年仅用于油茶种植和垦复的各类投入达到2.5亿元，茶油加工企业增加8家，年加工能力增加1000多万公斤。全市林业部门优先做好油茶林权的勘界、测量、办证等工作，耒阳市共为8.1万户农户和公司发放油茶林权证面积78万亩，发证率达100%；常宁、衡东等县市的发证面超过85%。建立林权登记和评估机构，为林地流转以及贷款抵押创造条件，目前已评估、流转油茶林地18万亩。常宁、衡东等县市纷纷制定《油茶产业发展基金管理试行办法》，规定每年从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油茶产业发展，近几年已累计直接补助5578万元，其中耒阳3178万元、常宁1500万元、衡东900万元。常宁、衡东引进的油茶种植和加工项目10个，已完成投资总额超5000万元。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总结、推广耒阳市油茶林权抵押贷款模式,湖南省有浏阳、湘乡、麻阳等35个县(市)开始选择试点林权抵押贷款业务,油茶林权抵押贷款试点的“示范效应”得到进一步显现。

（二）完善了绿色信贷服务机制，涉农银行自我发展效应显现

为解决农业生产“无抵押、贷款难”的金融服务难题,有效撬动信贷资金介入油茶产业的统筹发展,衡阳中支与涉农银行机构商定制定了《油茶林贷款管理办法》，对贷款期限、利率、程序、方式等进行明确，此《办法》分别被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和湖南省农村信用联社转发，为后续扩大投放打下了体制基础。《办法》规定，油茶林权抵押贷款期限一般为5-8年，利率最多上浮30%。贷款程序按照“林业局提供种植大户名册和确权发证――借贷户申请――银行机构考察授信审批――林权抵押登记――发放贷款”操作。金融机构则按照每亩1000元的标准安排信贷资金，贷款方式根据不同情况有林权抵押、物产抵押、小额农户信用贷款等，贷款从受理到办结一般不超过3天。

信贷绿色机制的建立极大地方便了林农，同时也为农村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2011年3月末，全市油茶林贷款余额3.78亿元，从目前的结息情况看,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能按时结息,贷款未出现风险苗头。农村信用社在支持“三农”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充分保证了信贷资金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有机统一,显现出良性发展效应。

（三）深化了产业可持续发展机制，油茶产业社会效应显现

耒阳市煤炭资源丰富,是湖南最大的县级能源基地,近年来开采量加大造成煤炭储量大幅下降,2009年被国务院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资源消耗型产业的调整和转型,是耒阳经济发展面临的巨大难题。无污染、高附加值、可持续发展的油茶产业,在人民银行金融服务创新的支持推动下,逐渐成为耒阳经济转型发展的朝阳产业和支柱产业。

油茶林贷款助推油茶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之后,大量的社会资金不断跟进,尤其是从煤炭资源产业转移的资金纷纷参与进来。如耒阳市煤矿业主谢利芽,投资1000万元在竹市、夏塘等乡镇承包山地营造高标准油茶林5800多亩,并安排了大量返乡农民进行种植;神龙科技有限公司从煤炭、房地产、酒店等产业向油茶林产业转移资金6500万元,租赁12万亩林地进行精心耕作,目标要打造中国油茶种植标准，建设油茶林生态公园。据统计,耒阳目前有46家公司与农户签订林地租赁协议,面积达10多万亩,前期投资额达1.5亿元,后续投资5亿元左右。

（四）拓宽了农民增收增效机制，林农财富效应显现

由于金融服务创新思路、方法的对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到位,贷款方式的灵活多样，林农贷款更方便了，生产积极性更高了,林农勤劳致富奔小康的劲头更足了。油茶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民用工增加，拉动了农民工资上涨，同时，茶油价格和土地流转价格的上涨也让林农的收益增加了。去年茶油价格由2009年的40元/公斤上涨到80元/公斤左右，涨幅达100%，按照全年产量800万公斤计算，仅茶油一项就可为林农增加收益3.5亿元。再加上茶枯的销售等，总计增加收益超过5亿元。林地租赁价格也由过去的10元/亩/年上涨到25-30元/亩/年。据统计2010年林农年均增收1000元左右。

三、金融支持油茶林产业的制约性因素

从两年来的金融创新推动工作来看，金融深入支持油茶产业发展还存在一些制约性因素：

（一）信贷权限有待放宽。目前，全国性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批权限基本上都集中在省、市两级，而金融服务“三农”一线的县级支行非常缺乏创新试点的权限。如果其他银行机构不能适时跟进创新产品和服务，那么在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信贷规划收紧的形势下，农信社恐难以独力担当支持油茶产业发展的重任。

（二）贷款期限有待延长。油茶栽种后前2年为生长期不结果，第3～4年为初果期基本上没有经济价值，第5～7年的结果可榨油但产量不高，第8年后才进入盛产期。油茶开发经营前期的清山、整地、种苗、栽种和抚育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为有效防范信贷风险，金融机构在油茶林权抵押贷款的期限管理上较为谨慎，普遍控制在5年以内，与油茶林生产的资金需求期限不匹配，束缚了基层行的手脚，油茶林栽培前期很难得到贷款。

（三）贷款担保有待创新。由于油茶生长周期长、前期投入大,以价值相对较低的新种油茶林办理抵押贷款,难以有效满足林农生产资金需求,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创新和扩充林农贷款的抵押担保方式。

（四）贷款风险有待控制。虽然目前油茶产业发展形势较好，林权抵押贷款运行安全稳定，但贷款风险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纵深推进。一是自然风险。油茶虽然抗寒、抗冰、抗旱，但油茶林如果放任不管或管理不善，将面临山火风险。由于林业保险刚刚起步，还难以为林权抵押贷款安全提供保障。二是林地处置风险。虽有林权流转平台但未形成交易市场，流转机制不健全增大了金融机构管理、处置抵押物的成本，影响贷款积极性。三是食品安全风险。国家尚无规范的食用茶油生产标准，单个企业的食品质量问题将造成油茶产业链的连锁反应。四是投资者道德风险。调查发现，个别大户、公司等投资者利用当前国家推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配套政策，通过与农户签订林权流转合同获得林地、投入少量前期开发资金等手段，套取国家财政、农业、林业等部门转移支付的油茶林建设补贴资金，同时还想方设法获得金融机构贷款。信贷资金一旦到手，便荒废林地任杂草丛生，银行贷款面临很大风险。

四、促进金融支持油茶林产业发展的建议

（一）深化林权制度改革，夯实金融创新基础。建议在“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的改革成果基础上，继续进行微观经营组织的构建、林权流转交易平台的健全、林业资源资产评估的规范、政策性森林保险制度的建立等相关配套措施的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平、公正、透明的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交易制度体系，降低林权抵押贷款的处置风险，为金融服务创新支持油茶产业规模经营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完善林权贷款制度，健全风险管理机制。建议总行信贷政策指引商业银行统一制订办法，将林地承包经营权等新物权纳入贷款抵押物范畴，让基层行更好地创新信贷产品、享受创新成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油茶林权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根据油茶林的生长特点因地制宜创新信贷服务方式;健全贷款风险管理机制，如林权抵押不良贷款核销制度、信贷员非道德因素免责制等，激发基层行金融创新产品和服务，支持油茶林产业发展的热情和信心。同时，尽快完善林业保险制度，可采取政策性、商业性林业保险相互结合、互为补充的方式，或组建政策性保险机构、政策性银行开办林业保险，或政策鼓励商业保险开展业务，构建合理的油茶林贷款风险分担机制。

（三）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增强信贷投入信心。建议财政加大对金融创新支持油茶林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如涉农贷款贴息、增量奖励、损失补偿、担保费用补贴等。同时，对经办林权抵押贷款的银行机构，根据其业务量在税收方面（主要是营业税和所得税）给予减免，以弥补其让利于林农的收益，增强金融创新支持油茶林发展的主动性。

贷款金融转正总结篇9

一、引言

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的强力支撑。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迅速，产业支撑作用增强，但农村金融却面临边缘化，难以分享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红利”。农村金融改革滞后与农村经济缺乏良性互动，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增长后劲的关键因素。

本文从南阳市农村经济、金融结构层面存在的问题入手，紧紧围绕市场化这条主线，以实证分析为手段，提出建立农村经济和金融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矛盾

(一)南阳市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

1.农村经济总量份额较大，但农民收入货币化程度较低。南阳市作为典型的农业大市、人口大市，农村经济份额很大。2005年，农业增加值为275.76亿元，乡镇企业增加值为263.88亿元，合计占南阳市国内生产总值的51.39％以上。主要农副产品的产量居河南省首位，粮食、棉花、油料年产量分别占全国的0.96％、2.08％和2.94％。但人均经济指标却相对较低，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893.8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1.13元。“大而不强”即是对南阳市农村经济特征的精要概括。

2.农民纯收入增长加快，但是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仍较大。一是南阳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71，远高于国际上公认的1-1.5的合理区间。二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地区差距仍然存在。至2005年末，农民人均纯收入2893.8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61.13元。

3.“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的基础并不牢固。与全国相比，南阳市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相对较小，但仅处于低水平的相对均衡状态，达到差距合理区间的任务仍很艰巨。同时，农业人口占比过大，而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比较相对滞后，“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的基础并不牢固。

(二)农村金融基本格局和运行状况

1.农村金融机构网点缩减，功能弱化。国有商业银行淡出农村金融市场，涉农营业网点逐年缩减。至2005年末，金融机构网点总数降幅达45％，削减的金融机构网点主要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农村，其中90％的乡镇撤销了农行营业所，农村信贷业务基本靠农村信用社一家支撑。农业贷款一直呈下降走势，农业银行农业贷款余额的比例已降至全市农业贷款余额的7.7％。

2.贷款结构不合理，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信贷结构失衡的问题较为突出，总体呈现向农户“一边倒”的现象。至2005年末，农业贷款余额148.93亿元，较上年增加23.08亿元，增长18.3％。其中，农户贷款余额114.37亿元，占比77％；农业经济组织贷款余额14.83万元，占比10％；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款9.36亿元，占比6.3％；农村交通3.16亿元，占比2.1％；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贷款4.04亿元，占比2.7％。

3.农村信贷市场缺乏竞争，供给刚性趋于增强。农村金融市场引力不强，缺乏竞争，市场化进程严重滞后。金融统计资料显示：农信社贷款占农村贷款的比重自1993年以后呈逐年上升的态势，表明农信社的垄断地位不断巩固。而从农村贷款①的来源结构看，农发行的收购贷款和农信社使用的支农再贷款两项合计占比一直过高，占农村贷款总额的三成以上。农发行贷款来自人民银行再贷款，而农信社使用的支农再贷款更是由当地人民银行直接管理的，供给制度的刚性特征十分显著。

4.农村民间借贷暗流涌动，日趋凸显。近年来，由于农村金融功能缺位，“非农”倾向日益加重，为民间借贷迅速发展让出了空间。据人行南阳市中支民间借贷监测表明：民间借贷自2003年以来日趋活跃，借贷的高发地在农村，笔数和额度占比都呈上升趋势。有52％的农户急需使用资金时首选融资途径为向亲朋好友借款；87.4％的中小企业选择内部集资和民间筹集的方式；仅有71.8％来自于储蓄存款。初步测算表明：南阳市辖区目前民间借贷总额高达180亿元以上。

(三)农村经济、金融协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

1.农村金融服务功能弱化和农民金融需求日益多元化的矛盾。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农民市场经济意识的增强，跨地区交易、非现金交易的现象日益普遍，农民在要求金融机构提供传统贷款业务支持的同时，要求金融机构提供具有针对性、多样性、时效性的金融服务，如银行卡、票据承兑、通存通兑、理财等。而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在乡(镇)一级没有营业机构，银行卡业务、票据承兑业务在广大农村仍然是个空白。在信贷供给方面，农发行囿于职能定位，支农作用发挥不充分。农业银行也加速从农村金融市场中退出，对县以下的农村存多贷少，甚至只存不贷，业务急剧萎缩。农村金融服务呈现“一长(农村信用社)两短(农发行、农行)”的格局。

2.农村资金大量外流与农业投入严重不足的矛盾。从金融投入的角度看，目前农业投资主要来源只有农村信用社、农户和民间借贷三个渠道。而从组织资金的角度看，农村经济“失血”严重，银行类金融机构成为县域资金流出的主渠道。至2006年，县域金融机构上存资金136亿元，上借资金46.79亿元，两者相抵后净流出资金89.2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9.52亿元。

3.金融机构风险防范与农户、乡镇企业扩大再生产的矛盾。由于社会信用的缺失，农村金融业普遍倾向于通过抵押或担保方式来发放贷款，各金融机构发放信用贷款的额度较小就是佐证。目前农信社发放贷款的主要方式，仍然是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而一旦农户要扩大再生产就面临着无物可押的困境，这是因为农户除了住房外，没有其他的不动产可进行抵押；而企业的建筑土地归集体所有，不能流转，也不能抵押。这就导致农户和企业很难通过抵押的办法获得资金以扩大再生产。

4.农村保险滞后与农村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的矛盾。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始终伴随着自然风险和经营风险双重风险压力，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国内农产品受国际的冲击更大，风险被进一步放大。农业保险停滞不前，使农业投资项目缺乏有效的风险转移机制和风险分散渠道，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市场波动，农户归还贷款的能力减弱，风险就很容易转嫁给农村金融机构。

5.农村贷款利率总体水平偏高与中央支农惠农政策的矛盾。国有商业银行不愿涉足农村金融市场，目前为农业、农户提供信贷服务的金融机构基本上只有农信社一家。据测算，2006年，南阳市农信社加权平均利率为8.37％，高于地方性商业银行平均利率水平1.92个百分点。期限在6个月至1年(含)贷款加权平均利率12.83％，高于地方性商业银行平均利率水平6.994个百分点。较高的利率水平，使得农业这一国民经济最弱质的产业和农民这一社会阶层中最弱势的群体，事实上承受着最重的利息负担。

三、农村经济、金融发展的量变特征和互动关系研究

农村经济、金融协同发展，不仅要求在两者间建立总量上的匹配关系，更要求在两者间建立结构上的制衡、调适关系，在此基础上实现良性、互动发展。

(一)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分析

表1南阳市主要年份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1978年-2005年《南阳统计年鉴》整理。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

1.三次产业结构构成分析。南阳市三次产业构成仍是“二一三”结构，表明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整体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从三次产业结构的转换趋势分析，第一产业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逐年上升，基本符合国际上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表明产业结构在向均衡发展的状态转化。

2.就业结构构成分析。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过高，达57.12％，表明目前该市就业结构仍不合理。2000—2005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下降了13.56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分别上升了6.42和7.15个百分点，表明该市就业结构转换逐步趋向合理。其中，第三产业自2000年以后就业容量明显扩大，比重提高较快，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场所。

(二)产业结构偏离度②和比较劳动生产力③分析

表2南阳市主要年份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和比较劳动生产力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1978年-2005年《南阳统计年鉴》整理。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

1.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南阳市第一、二产业偏离度的绝对值较大，表明第一、二产业发展不均衡，产业结构效益不高。但其总偏离度明显下降，说明其结构转换在整体上趋于均衡、和谐。第一产业的偏离度呈波段下降的趋势，说明农业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第二产业的偏差在1985—2000年起间逐年拉大，表明第二产业与资本结合带来的劳动力释放效应，导致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速度滞后于产值增长的速度；第三产业的偏差则逐年下降，目前为0.76，表明第三产业的结构相对比较均衡，但与资本结合的能力较差。

2.比较劳动生产率分析。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一直逐年下降，虽然在近年来有所回升，但仍然处在较低的水平，而且在三次产业中的水平一直最低，意味着同一个单位的劳动在农业中获得的净收入，要比二、三产业少得多。

(三)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分析

从表3中看出：三次产业稳定增长的动力基础尚不牢固，波动幅度较大。总的趋势是：第一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力趋于下降，第二、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力趋于上升，基本符合国际上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说明其演进的动力基础正趋于均衡。但金融保险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增长，表明金融抑制比较严重，产融结合存在障碍。

表32001—2005年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④和拉动率⑤比较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2001年-2005年《南阳统计年鉴》整理。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

(四)城镇化约束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的分析

图1的两组数据表明：城市化水平较低、城镇带动能力不强，是制约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化水平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占乡村劳动力的比重存在高度相关关系，南阳市的城市化水平较低，为30.02％，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1南阳市主要年份的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五)农村金融作用力的分析

为分析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对农村金融相关比率⑥与农村经济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

图2显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在1999-2005年这一时期呈反向变动趋势。计算农村金融相关比率与农村经济效率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7，可以认为两者高度负相关，总体表现为“逆周期”运动。

图2南阳市农村FIR与农村经济效率折线图

(六)农村金融中介效率的分析

图3南阳市农村金融机构中介效率水平的折线图(农村居民=1)

在金融效率分析中，通常采用存差与各项存款的比值来反映金融中介的资金运用状况。1999年以来农村金融相关指标的计算结果显示，农村金融中介效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与农村金融的现实状况不尽相符。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个体差异影响较大，如：农发行南阳市分行1999—2005年间平均每年净投放57.97亿元。对其计算结果进行必要的修正，剔除农发行贷款净投放对比值的影响，分析状况表明：农村储蓄转化投资尚存有一定的机制障碍，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投放不积极，资金运用的效率没有明显提高，流动性过剩的迹象较为明显。

(七)城乡信贷投放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的分析

图4的三组数据显示，城乡居民人均贷款比与城乡居民人均投资比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91)，与城乡居民收入比中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72)。表明南阳市农村信贷的相对增长能显著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后劲，但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的作用不显著。

图4南阳市居民贷款城乡结构的三组数据比较折线图(农村居民=1)

四、农村经济与金融协同发展的金融政策建议

农村经济与金融缺乏互动效应，关键在于农村经济和金融缺乏经济利益联结的基础，不能以市场为导向实现金融资产和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和优化配置，是农村金融的商业化取向与农村经济“弱质”性矛盾的外在体现。这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唯有通过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才能逐步得到妥善解决。当务之急是从体制层面、机制层面重新设计农村金融市场体系。

(一)制度层面：从放松管制和促进竞争入手，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的、结构合理的、稳步发展的农村金融市场。

1.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的导向作用和政策性金融的积极作用，以适度竞争促效率提高。一是对现有农村信用社进行有条件整合，按照“发展一批、保留一批、淘汰一批”的思路，将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农村信用社发展成社区性商业银行。二是对现有金融机构的政策性贷款业务进行整合，集中到农业发展银行一家。

2.建立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维护支付体系安全。一是加快农村支付结算体系的建设，解决农村信用社系统资金结算电子化的问题。二是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及投资者补偿机制，设立全国性存款保险基金，对农村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基金给予再保险。三是建立和完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防止农村金融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

3.推动“非正规金融”发展，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通过实行公平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将现有的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改造成为农村金融活动的主体，使之嵌入农村经济的各个层面与过程当中，做到存量机构退出与新增机构进入衔接有序、协调一致，力争使改革期间不出现大的起伏，社会成本降到最低。

4.营造环境、政策扶持，确保农村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加强农村金融立法，依靠法律调节各方利益关系，保障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顺利推进；二是尽快出台对农村金融扶持的相关政策，包括税收优惠、费用贴补和风险补偿等。

(二)机制层面：以机制创新疏通金融资本配置渠道，实现农村信贷投入总量的稳态增长。

1.延伸小额农贷的对象、额度和期限。将覆盖人群扩大到个体工商户，适当提高授信额度，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并允许农户跨年度使用授信额度。

2.鼓励和推出大额农业信贷。重点支持订单农业、涉农龙头企业、农副产品物流企业和优势农产品产业带的建设，借助农业产业化增效创利。

3.创新贷款担保方式，探索发放项目贷款。

(三)辅助层面：以普惠金融为核心原则，缩小城乡金融服务差距，构筑城乡一体化的农村金融大市场。

1.为抑制农村信贷资金外流提供制度性保证。国家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信贷投入，在信贷规模、信贷投向、贷款品种、贷款期限及利率政策等方面给予必要倾斜。

2.鼓励在县域建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和商业性小额贷款组织。一是收编民间金融，鼓励其横向联合、规范运作，成为最贴近农民的金融组织。二是大力发展商业性的小额信贷组织，逐步取消其融入资金的限制。三是成立邮政储蓄银行，使之成为面向社区金融机构和小额信贷组织进行资金批发业务的金融机构。

3.利用优惠政策，引导城市资金从生产力高端注入现代农业。优先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城市工业；优先发展畜牧业、特色种植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农产品运输服务业、农村金融和保险业，以及农业信息和技术服务等；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还应当重点发展旅游农业、休闲农业，通过这类农业形态实现城乡互动，城市反哺农村。

注释：

①在本文中，农村贷款余额为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业贷款余额之和。

②产业结构偏离度定义是某产业劳动力比重与该产业的比重之差，说明劳动力结构与产值结构之间是一种不对称状态。

③比较劳动生产率定义为某产业产值比重与该产业就业比重之比，比重越高，表示这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越高。

④第一、二、三产业增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即为各产业的贡献率。

贷款金融转正总结篇10

关键词:农地使用权;农地金融制度;方案设计

中图分类号:F83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1-0076-04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随即,“土地流转”一词风靡全国。同时,《决定》指出,要“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这是对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方向的高度概括,也是30年来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探索的可喜成果。当前,针对是否允许农民对土地使用权抵押已经成为农村金融问题专家学者、众多涉农金融机构和新闻媒体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我们认为,应当积极稳妥推进农地流转与农地金融制度创新,构建现代农村金融体系。

农地金融制度是农业土地经营者以其拥有的土地产权向金融机构融资的行为关系的总和,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农地金融制度。虽然各国建立农地金融制度的历史背景不同,构建农地金融制度的时机、运作程序与相关配套政策各有侧重,组织方式也存在一定差异,但在加快农村金融体系发展、协助政府农业政策推行、集中资本进行农业基本建设、促进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的一元化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构建农地金融制度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15%左右,但农业在整个金融机构中占用的贷款余额还不到6%,农民和农村企业从正规渠道获得的信贷支持不足30%。农村金融依然是需要加强的弱势领域,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的“二元结构”并未根本改变。我国西部地区农村比较贫困,由于区域经济不发达,没有形成发展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有效需求,而自然条件不良和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使得农业生产集中于粮食生产,且仅勉强维持温饱,基本上符合托尼(R. H. Tawny)70年前的形象描述:农民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因此,农民贷款难、农村融资难、农村金融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和新农村建设的突出问题。农民从金融机构取得贷款即农业信贷资金投入占农业总投资的比例还相当低,其原因除了农业投资周期长、比较效益低、回收慢、农业产业特点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差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缺乏较为理想的抵押品,农地使用权还不能作为抵押品获得融资,农村直接融资市场发展不足。

从农村现实状况来看,农民可以选择的抵押品主要有:房产、正在生长但尚未收获的农作物、家畜、家禽、订单农业中的订单、土地使用权等。其中,前3种价值不大且评估较为困难,订单农业还只是在农业产业化较为发达的东部省份出现。因此,从普惠金融的角度,在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新背景下,完全可以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抵押,选择适当时机建立新型农地金融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的“短腿”问题,形成高效率、可持续、普惠性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

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的资金融通,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抵押贷款具有如下优点:债权可靠,较为安全,可以实行土地债券化;由专门机构执行与推行;在聚集资金与分散风险上有着独特而有效的功能;促进金融机构加大农业中长期信贷投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业资金供求矛盾。农地金融制度的优势,还在于整个贷款过程都有一种促进农地流转、提高农业比较效益的机制。在贷款项目的审批中,土地规模、项目的盈利性、管理水平等是取得信贷的重要条件。能及时收回的良性贷款和优质农户会得到进一步的资金支持,而经营较差、信誉度低的落后农户则得不到需要的资金,有可能会加快农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总之,土地使用权抵押是土地流转的重要形式,通过抵押,农户可以在金融机构取得资金,缓解资金供求矛盾,提高农民通过信贷从金融机构融资的能力。

二、农地金融制度的组织体系与机构选择初步设计

(一)组织体系设计。建立农地金融制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构建一种什么样的组织体系。从农地金融业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来看,其农地金融机构比较健全和比较完善,形式多样,自成体系。我国现行农村金融体系中的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信社等都有能力承担农地金融业务,开展业务创新。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筹建或新建土地金融公司或土地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这5类金融机构承担农地金融业务的优势、劣势比较如表1所示。

在笔者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主任基金应急项目“中国农地金融制度的构建方案与管理创新研究”(项目编号:70141024)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西部农地金融的组织体系构建与信用风险分担研究”中,课题组对中国农地金融制度构建进行了系统调查研究。以农业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为背景,以农业融资中抵押品的特征与要求为中心,在贵州省湄潭县(农地金融制度试点县)等地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农地金融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基础地位,通过对农地金融一般特征与中国农地金融特殊性和国内外农地金融制度的比较研究,提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农地金融制度构建的总体思路、方案构想与管理创新建议。其过渡方案是:近期中国农地金融组织体系宜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和利用现有的农村信用社这一农村金融机构来构建,在县信用联社内部设立“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部”,负责农地使用权贷款业务,在各级农村信用社内部设立“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办”,负责农地使用权贷款的发放与回收等具体业务,并应加强对农地金融业务的指导、管理、监督与服务。农地金融制度构建的目标模式是:“固定两头,转换职能”,即中长期中国农地金融制度的构建应以国家政权为依托,利用现代信用制度这一人类文明成果,以银行为载体,在最上层构建适合农业特殊需要的宏观信用制度安排,在最下层逐步形成一个与农民具有亲和力的金融组织。成立国家农地抵押贷款委员会,负责国家农地抵押贷款系统的管理,其常设机构是设在财政部的国家农地抵押贷款局;设立国家土地银行、私人股份土地银行和农地金融中介组织,农民可以按每借款100 元认购一股的比例认购国家土地银行的股票;在最基层设立农民贷款协会,由10 户或10 户以上农民组成。为了保证农地金融构建方案与管理创新模式的顺利实施,应把充分吸收国外经验和尊重中国国情密切结合起来,坚持农地集体所有、政府支持、合作原则与渐进式原则,分为试点阶段、推广阶段与完善阶段,由点到而,逐步推开,同时还必须培育农地流转市场、改革金融体制,制定农地抵押证券市场法规,建立农地金融人才培训与资格认证制度,推行农民个人所得税制度,起草并颁布《 农地抵押贷款法案》,加强对农民信用观念与信用意识的培养。

总之,结合我们的实地调查和实践,近期比较可行的办法是选择农信社作为开展农地金融业务的信用机构,待条件成熟时组建土地银行或土地金融公司。其组织体系宜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由国家以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对此确定并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来进行组建。在县级联社内部设立“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部”,负责农地使用权贷款业务。接受由基层农信社交来的土地抵押贷款业务的有关资料,确定农地使用权的抵押担保关系,发行土地债券并负责还本付息;贷款的发行与贷款期限的确定。把贷款发放给乡农信社,并根据贷款的类型来确定其期限;抵押物的处理。若贷款人到期不能如期偿还债务,则接受借款人的农地使用权来抵偿债务,然后再将农地使用权转售给其他农民。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的资金来源有四方面:国家拨给的资本金及专项基金;发行土地债券筹集的资金;净利润分配中的公积金;农信社原有资金及新筹集的资金等。

在农信社内部设立“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办”,负责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的发放与回收等具体业务。接受农民的农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标的物,受理贷款申请并登记在册;聘请农地评估中介机构或专家对抵押农地进行评估;向县信用联社汇总上报贷款申请,获准后负责贷款的发放事宜;对农地使用权贷款的用途进行跟踪,实施动态管理;负责农地使用权贷款的回收等。

(二)农地使用权抵押的切入点。现行法律对于土地流转后的土地用途问题的规定和严格限制,已经从制度上解决了土地抵押后保持原有用途的问题。目前,我国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农民收入呈现多元化趋势,土地已不再是农民生存发展的唯一依赖,而成为一种财产性质的资源。即便是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允许农民通过对土地设定抵押获得信贷资金,发展农业生产,只要精心安排,也不但不会削弱其生活保障能力,还能够有效地提高其生活保障水平。建议在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的前提下,选择“四荒”地、城镇一体化土地和开发成本低或增值潜力大的土地作为试点,向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个体承包户、家庭农场和土地合作社等发放贷款。农信社有权根据贷款合同监督项目资金运行,到期偿还有困难的,可依法对土地使用权及地面的作物进行拍卖。(三)农地金融制度全面推开的时机。当土地能够大面积连片和集中,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后,对资金需求更强烈时,农地金融制度可考虑全面推开。全面推开的时机主要是:

1.比较发达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此时,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趋于弱化,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起到了“兜底”作用,即使参加农地使用权抵押而失去土地,农民无后顾之忧,也不会因此倾家荡产。

2.宽松的户籍制度。人们自由选择居住地,农地使用权跨地域流转成为必然,金融机构拍卖土地使用权成交率可以提高,农地才可能向种植大户、规模种植户、养殖户、科技示范户、加盟农业产业化农户手中集中。

3.完备有效的农业保险制度。包括巨灾在内的自然灾害对农地金融的正常运转带来很大危害,如果有完善有效的农业保险制度,农地金融也会具有更大安全边际。

三、农地金融制度创新需要的相关配套条件

当前不能将土地承包权、宅基地和农民房产作抵押,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必须避免农民“失地、失业、失住房”的情况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抵押,以及拍卖等相关流程怎么操作等,需国家法律政策配套。为了促进农地金融制度有效运行并取得预期效果,应当加强相关配套体系建设。

(一)加强对农地金融业务的指导、管理、监督、协调及服务。农信社尤其是县信用联社受自身经营管理能力等因素的限制,开展新业务的难度较大,加大人民银行对县信用联社的业务支持力度,做好农地使用权抵押的顶层设计,是农地金融顺利开展并推广普及的一个重要前提。

(二)建立科学的土地评估体系。土地债券发行之前,必须进行土地价值的评估。为了科学合理地确定土地价格,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土地评估系统。提高评估从业人员素质,通过严格的资格认证制度促使专业评估人员具有过硬的专业素质、完善的知识结构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促进评估机构之间开展公平竞争,为各类评估机构公平竞争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环境,同时鼓励民间评估机构的发展;允许国外土地评估机构进入中国评估市场,一则可以引入国外比较先进的土地评估办法;二则可以学习国外评估业的先进管理经验。

(三)完善农地金融制度的法律配套条件。主要有:(1)改革农地经营方式。在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方式,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稳定土地承包权,促进农地使用权流转与抵押。(2)防范农地金融风险。一是农信社要加强对农地抵押贷款的可行性研究,对贷款进行跟踪监控,动态管理,把贷前管理、贷中管理和贷后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或控制在最低限度;二是要消除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障碍,为其顺利转向其他产业提供宽松环境;三是政府要对申请农地贷款的农户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提升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竞争力。(3)建立农民贷款保险制度。农户以土地使用权作抵押获得贷款,其本身存在投资风险,而贷款保险具有分散风险、移转风险的功能。具体操作过程如下:获得农地金融贷款的农户按其贷款金额的一定比例交保险金给保险公司,从而获得贷款保险。当经营失败不能偿还贷款而失去土地时,保险公司给予一定的赔偿。农地金融制度的推行使保险真正成为农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采取有效的机制来防止农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

(四)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失业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解决失去土地农民的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农民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制度,做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避免贷款资金违规使用和非农使用。

四、农地金融制度创新需要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与建议

(一)从1987 年开始,根据中共中央(1987)5 号文件精神,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20 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30 个农村改革试验区。贵州省湄潭县是30 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农地金融制度是其试验的一个主要内容。该试验区1988―1997年对农地金融制度进行了先期探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农地金融制度进行的最早探索,虽然由于顶层设计、经济金融环境、具体操作等多种原因最后夭折,但它在解决农业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上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总结此次实验在制度建设的切入点、组织构建、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成败得失,可以为新阶段的农地金融制度构建提供难能可贵的经验。建议对贵州省湄潭县的农地金融制度实验进行细化研究。同时,还要对近年出现的山东枣庄全国首家注册土地合作社向农信社抵押贷款、成都农信社积极参与和支持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浙江嘉兴市主推的农屋新政等农地金融制度实验做深入观察、研究。

(二) 发达国家对农地金融制度的实践起步较早,形成了一整套完善而成熟的做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多且较为深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实践起步较晚,理论研究较为薄弱。德国早在1770 年就率先发展了农地金融,其主要特点是抵押土地债券化组织方式是先组织各地的土地抵押合作社,然后向上发展成为联合社及联合银行。美国于20 世纪初建立了农地金融制度。在组建方式上,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即先由政府拨款充当联邦土地银行的股金,发行土地债券,同时分区辅助农民组织联邦土地银行合作社。在组织方式上,它采用了银行及合作社双重体制。日本农地金融实践开始于19 世纪末期,它充分借鉴了欧洲经验,并结合本国实际大胆创新,特设立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国家土地银行,向农、林、渔业的永久性建设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在农地金融制度的研究中,发达国家主要是侧重于土地金融制度功能的深化与完善,并注重其运行方式和效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未建立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农地金融制度,因此,理论研究比较薄弱。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准备试办农地金融业务。世界银行也采用小额贷款的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农地金融制度建设。因此,应开展对农地金融制度的国际比较研究,系统总结国外农地金融制度的经验,为中国农地金融制度创新提供必要借鉴。(三)继续推进以农地使用权抵押为特征的中国农地金融制度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重点围绕“三农”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度和财务可持续性,大力推进抵押担保、产品工具、服务方式等方面的创新探索。积极探索土地经营承包权、农户宅基地、集体用地和城乡结合部的集体用地抵押信贷产品,切实解决农村贷款“担保难”问题。从必要性上看,它是农村土地制度深层次改革的必要举措和内容;是实现土地流转的一种中介形式,有利于农村地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能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保证;有利于完善农村信用机制和政府推行农业政策及土地政策。从可行性上讲,中国农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为明晰土地产权关系与土地财产价值计量准备了条件;社会资金的迅速积累和农民投资意识的增强,证券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为土地证券化准备了物质基础;法律基础正在逐步建立;良好的外部社会经济条件正在形成。这些都使农地金融制度创新成为可能。当然,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残缺和农地市场发育迟缓,形成了制度构建及运行的障碍因素。应认真分析这种制度约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障碍,为农地金融制度的发育创造条件。

(四)农地抵押并非土地私有制的产物,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也可以进行抵押。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原则,抵押仅限于农地的土地使用权,并且不改变农地用途和性质。农地金融制度的构建方案与管理创新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复杂问题,需要结合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区域发展进行深化研究,更深入探索土地资源配置、农村资金运动与农地金融机构演变的有关规律,推动农村金融创新。

(五)农地金融制度的构建与管理创新,具有一定超前性。建议国家恢复农地金融制度改革试验,可考虑在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与贵州省湄潭县继续进行试点,以总结经验,选择适当时机在全国推广。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研究项目“中国农地金融制度的构建方案与管理创新研究” (项目编号:70141024 )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西部农地金融的组织体系构建与信用风险分担研究”(项目编号:02JA790046)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罗剑朝等.中国农地金融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2]成思危主编.改革与发展:推进中国的农村金融[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01):418―473.

[3]罗剑朝,聂强, 张颖慧.博弈与均衡:农地金融制度绩效分析――贵州省湄潭县.农地金融制度个案研究与一般政策结论[J].中国农村观察,2003,(03):43―51.

[4]王选庆.中国农地金融制度管理创新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3,(03):2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