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管理论文十篇

投资管理论文篇1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空前的提高,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多地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知识的创新上,以自然资源禀赋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已经明显地落后。

所以,整个世界的贫富差距在拉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学者都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口号,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知识经济的概念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尽管如此,知识经济的思想却早就产生了,如培根的著名论断“知识就是力量”就是典型的代表,而“知识经济”概念的完整阐述则是由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不连续时代》一书里提出的,他说:“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知识已成为首要产业,这种产业为经济提供必要的和重要的生产资料”。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经济到底对当今社会的价值观念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首先,知识已经成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因为知识可以脱离劳动者,智能地认识和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他不像人类社会早期,认识和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必须由劳动直接面对,知识是物化了的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力,如工业自动化、无人驾驶宇宙飞船等等。

其次,行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人们对人在运用知识和创造知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人的潜能的重视。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业主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往往关心的是生产规模的大小、工人的劳动时间,也就是一种外延式的再生产、粗放型的经营。在这种经营理念下,产生了业主与雇工之间的对立,企业的经济效益也随之下降。美国管理学家泰勒看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科学管理学理论,后来马斯洛又提出了人的需要五层次理论,人们开始重视发展人的潜能。到今天企业文化的兴起、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期权制度的广泛采用等等,反映了人们对运用知识和创造知识的人在价值增值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变化以及人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由直接追求财富到今天通过追求知识来间接追求财富的方式变化。这种观念的转变结果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的。

企业理财的本质和目的是使股东财富最大化,也是最大限度地追求财富的行为。既然如此,那么,今天我们的投资和融资活动应该如何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潮流呢?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知识经济时代,投资和融资活动不能再只局限于实物资本和资金的运作,我们还应该把知识和人才纳入理财的对象。

如何把知识和人才作为理财范畴有两个方面的理论问题:首先,对知识的计量和价值管理。目前我们对作为知识资产的一部分如专利权、土地使用权等的计量有了明确的规定:购入的无形资产,应当按实际成本记账;接受投资取得的无形资产,应当按照评估确认或者合同约定的价格记账;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应当按开发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支出数记账。这个规定只承认了部分知识资产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而对另外一些知识资产,可能是由于计量方面的原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却没有承认,如计算机软件、企业文化、高素质人才、企业品牌、先进的组织体系、营销网络、融资渠道等等。还有,该规定对知识资产的计量是按照交易价格或成本支出进行计量的,把知识资产与有形资产等同起来,这是严重错误的。我们知道,知识作为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谁掌握了先进的知识,谁就能够获取超额利润,同时,知识有很强的时效性,旧知识不断地被新知识替代,一旦出现了新的知识,旧知识的价值就基本上趋于零。有鉴于此,对知识的计量和价值管理应该采用市赢率法,用市赢率法计算出的企业价值减去企业的有形资产价值就等于企业的知识资产价值,同时对知识资产的价值管理应该采用重置成本法管理。知识资产所创造的财富则可以通过计算企业在同行业中获得的超额利润的办法来计量。

另外一个理论问题是知识以及运用和创造知识的人在企业中是权益性资本还是非权益性资本。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人的劳动是物质财富的源泉,有形资产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只起价值转移的作用,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因此把知识和人作为企业的权益性资本在逻辑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在实践中,近几年兴起的以技术入股,给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骨干派发股票期权,这些现象既是融知、融人行为,同时也是把知识和人才作为一种权益性资本:知识资本以及人力资本同实物资本一样享有剩余索取权。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企业发生亏损时,受害最大的是实物资本所有者,他可能会一无所有,而知识资本所有者则不然,他依然是知识资本的完全拥有者,因此把知识和人作为权益性资本是对实物资本所有者的不公。我认为这只是对把知识和人作为权益性资本的不完全接受而已,试想,如果把所有的实物资本都当作借贷资本,实物资本所有者只能分享利息,知识和人才是唯一的权益性资本,整个世界资本市场以创业资本市场(人才和知识)和借贷资本市场(资金)构成,也许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更快,整个世界更富有创造性。

从实践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改革用人机制、改革激励机制方面做了很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工作,我认为,核心问题是要明确谁在创造价值,我们为谁创造价值,这个问题明确了,很多问题也就解决了。可喜的是,中国目前的教育产业化、创业板证券市场、股票期权制度、知识产权的保护、重奖有重大贡献的科技人才、对国有企业家实行年薪制等重大利好现象和利好消息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在我们眼前,在某些领域或政策上,已经把知识和人才作为权益性资本来看待。在城市家庭,家长最舍得投资的就是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投资!技工贸一体化、产学研一体化、企业办大学等等其实都是对知识进行投资的行为。

把知识和人才作为投资和融资的对象与传统的理财观念在风险分析和管理上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知识的时效性。我们在前面谈到对知识的计量和价值管理时,应该采用重置成本法管理,因为新知识一旦出现,旧知识的价值有可能趋于零。因此,在投资知识时,要考虑到知识的领先程度以及知识的发展方向,我们掌握了买入的知识后,能不能很快开发新知识、新技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大连的华录、成都的锦江电机引进当时先进的录象机生产线便是典型的教训。

第二,对人进行培训锻炼或者融入高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存在较大的风险,因为人是活的资产,是可以流动的。拥有核心技术的人才和良好客户关系的经理人的流动对企业的损失有时候是致命的。因此,对人的管理应该建立个人档案,尤其是关键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根据个人特点,创造符合个人人生观的事业基础、融洽的人际情感氛围、恰当的物质利益激励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考虑是否对某个人或某类人进行投资。另外,我们对人进行了投资,其潜能是否能够发挥作用,产生多少效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本身的努力程度,这必须有一套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

第三,对知识和人才进行投资回报分析的准确性。前面提到,对知识产生的回报可采取计算本企业在同行业内获得的超额利润的办法,但是,知识产生回报的大小,人的潜能产生资效益的多少,或多或少要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其可控性较差,对其投资的未来效益预测有很强的主观因素。这些客观存在的主观因素可能会影响决策的正确性,因此决策的风险较传统投资决策的风险更大。

投资管理论文篇2

可研立项估算和初步设计概算是项目建设决策阶段的重要环节，是明确项目投资控制目标和规模。根据工程建设程序，批准项目可行报告估算是指导初步设计开展的重要依据，概算总投资不能超过可研立项批准估算总投资的10%，否则重新修编或重新申报审批可研报告，经批准的项目概算作为控制项目总投资的依据。因此，项目法人投资管理应从可研阶段开展，重点环节是抓好设计质量管理。

(1)推行限额设计。

就是要按照批准的设计任务书及投资估算控制初步设计，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总概算控制施工图设计。限额设计要切实解决技术与经济关系的问题，通过对技术上满足要求的各方案进行经济比选，让设计文件中技术与经济有机结合，使技术与经济的波动都可以控制在可操作范围内，项目投资更加切合实际，从而有效控制项目投资。

(2)引进中介服务，加强设计质量监管。

一方面推行设计监理，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提前介入设计过程的监理工作，配合业主依据工程项目技术、经济指标和工程建设的有关规范、标准、规定等对工程设计进行跟踪、控制和检查，力求使设计投资合理化。另一方面可以建立专家咨询制度，通过聘请既有高素质、又具备一定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才或专家跟综设计，对重大技术问题和优化工程设计出谋划策，提高设计质量。三是政府应建立健全审批程序，成立专门的技术审查部门，提高审查质量。

(3)加强设计合同管理，建立奖罚制度。

设计招标或合同商定时，应明确一些奖罚条款，如对一旦突破项目相应设计限额要求时，责令返工，返工等相关费由设计单位承担并扣除一定比例设计费。

2施工前准备价段的投资管理

施工图设计、预算编制、组织招投标及签订合同是项目法人施工前投资管理的重要环节，是工程实施过程中投资管理的重要依据，因此，项目法人抓好施工前各项工作是做好项目投资的重要保证。

(1)施工图设计，是指导施工的重要依据

其重点应注意设计内容全面、细致，特别是水利工程远离城镇和受“水”影响特性明显，交通运输、用水用电以及围堰截流、导流、边坡支护等内容必须充分考虑，避免漏项，其设计质量控制可按上述方法管理。

(2)完善预算审核机制或引入造价咨询服务，提高预算质量。

水利工程预算编制建议由设计单位承担，并采用清单编制法，让量、价分离，以利工程招标及日后施工投资管理，同时，项目法人可通过市场选择有资质的造价咨询公司跟跟、审核预算编制准确性、合理性，另外，政府部门应完善和履行预算审核机制，加强工程实施前投资控制。

(3)强化招标文件投资控制，建立招标文件审查机制。

招投标文件是合同双方协商制定的重要依据，招投文件编制时建议推广使用行业招标和合同示范文本，细化和明确工程造价调整范围、调整方式以及中标单位承包风险等等，同时，主管部门或项目法人内部应制定和履行招标文件会审制度，以减少施工期造价调整纠纷。

(4)提前做好征地、拆迁工作

及时提供施工条件，加强地方镇、村协调，创造良好的建设环境，尽可能避免因非施工方原因造成窝工、延误或赶工等索赔事件发生，从而减少施工期投资增加的风险。

3施工阶段的投资管理

水利工程受气候、水文、地质变化、设计深度不足及政策性调整等因素影响，施工过程必然发生项目变化调整、工程变更等增、减工程费用的情况，因此，施工阶段投资管理对项目总投资控制也是至关重要，为此，建议项目法人重点抓好。

(1)加强合同管理，严格变更、签证审批工作。

一是建立健全变更、签证审批制度，严格按照合同履约，加强对工程变更、签证、计量与支付的管理。二是项目法人应及时介入工程变更，涉及技术的应邀请施工图审查单位或技术专家参与论证，并对变更方案进行造价增减分析，择优选择，并按审批权限上报审批。三是加强隐蔽工程现场签证管理，严格控制现场每一项隐蔽工程的签证，签证记录必须及时、全面、准确，同时，也应制作有效的图片音像存档。

(2)强化监理职责，引入造价咨询跟踪管理。

施工期间投资控制是工程监理的一项主要任务，在该阶段项目法人应抓好监理合同管理，强化监理职责，配置有素质、有能力的监理人员严格按规范、规定及合同要求做好现场监理工作，重点把好工程计量、支付、签证、变更审查及索赔关。同时，项目法人可引入造价咨询，对施工过程进行跟踪，及时给业主提供变更、签证造价分析和调整意见，从而实现对该阶段投资的有效控制。

(3)加强信息管理，项目法人应利用现代化管理手段

建立投资控制信息管理制度，设立投资控制计划、台帐，定期检查、及时全面掌握各类费用等管理情况，分析投资变化，及时做好投资纠偏工作，确保工程在投资控制范围内。

4结论

投资管理论文篇3

1招投标中的问题

在如今的工程领域，非常多的施工团体依靠关系来进行对某些工程的承包，如果施工团体比较优秀还好，万一施工队伍只为了价格竞争而粗制滥造，那么就会导致很严重的问题。在招投标过程中，投资方并不能只针对价格进行评估，还要兼顾工程的质量和财务等多方面问题进行综合评估，不能以偏概全。

2工程施工过程的监管问题

施工企业在施工的时候出于成本和某种自私的心理往往会在工程中进行不同程度的偷工减料或者适当改变原定计划或者工艺。投资方如果对这样的现象没有监管而导致该现象泛滥成灾，会导致在合同中的很多条款被瞒天过海的问题。这样也会有很大的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额外投入。

3对计划变更的审查问题

大部分的工程在建设过程中，都会对初始的计划或者设计方案因为各种原因进行各种各样的更改，这样的更改会给施工企业提供很多的机会进行索取或者一些投机取巧的行为。所以在计划进行更改的时候投资方应该对更改方案进行仔细的核查，从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成本上升。

4竣工之后的核算问题

在工程竣工之后，相关的核算环节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核算环节也是非常容易在数据上面出现严重偏差的重要环节。所以相关的负责人应该重视在工程现场对材料和施工情况的核实和记录，否则非常容易增加不必要的成本统计。

二、投资控制的各个重要环节

1决策环节

1.1市场调研

针对工程可行性，要做好市场调研工作。这一点是关键。要想确保项目能够充分发挥出预期效果，就要组织相关专家针反复进行论证，不只是对相关技术进行研究，还要对市场前景进行研究。相关人员必须要确保论证的客观性，不能主观否认存在的矛盾与风险，从而对投资决策造成误导。

1.2投资预算

要明确投资估算也就是对工程总的投资额度进行的预估和计算具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这一点上不同的行业需要结合自身行业的特点，完善具有实际意义和科学效益的投资估算指标，并制定出与之配套的管理和调整方法。

2设计环节

2.1招标工作

招标工作在进行的时候设计单位必须在技术可行性和投资效益方面进行负责。不仅要在可行性研究方面，还要在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等以及设计质量、方案优选、工艺流程、设计取费等具体环节取得平衡，在不同的设计方案中进行综合性的比较和测量，激发设计者的灵感和热情，保证选择的设计方案周期短、效益高。

2.2限额设计

进行限额设计也就是在做好纵向和横向的双向投资控制工作。纵向体现在初步设计的时候要依据投资估算成本，按照一定的范围进行分解，确保工程能落实到每一个负责点上。横向控制工作则是在设计阶段，要按照专业对投资进行分解，分块进行限额。分层控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控制方案，能够使多个环节互相之间形成制约，以确保工程投资额度的限制管理。

2.3完善机构

完善独立的审查机构。从当前形势看，很多工程项目在方案设计以及初步设计方面，都是由企业自身的设计院进行设计，同时相关部门进行审查。但是这样的审查往往缺少专业人员，不能理想中的的效果。因此，要独立审查机构，结合工程具体性质以及特点，邀请相关专家在进行独立审查，减少片面性和局限性，从而实现对工程造价进行控制，提升投资效益。

3建设环节

3.1技术审查

技术措施的审查非常重要。施工技术方案是对施工进行指导的一项纲领性文件，施工企业通过承包的需要进行编制。在施工工程中一些情况是非常可怕的，简单来说就是投资方和监理人员缺少正确的认识，认为施工技术措施仅仅是施工企业的事情，而忽视了施工方案质量对工程质量与工期的影响。从很多的现实情况反映，很多工程建设投资方因为缺少正确的认识，导致施工企业钻了空子。这些施工企业编制出两套不同的施工方案，一套由监理或者是投资方进行审批，而另外一套才应用与实际施工，这样在结算时会非常容易出现较大的问题。因此，对于进行招标的工程项目，投资方要重视对施工技术方案的审查。

3.2现场管理

做好现场变更以及签证管理工作。投资方必须要对进行变更或者是签证的部分要严格做好审查工作，防止出现设计人员对于项目变更难度没有做好预估、对现场情况没有详细了解、对于变更工程量设计认识不足、忽视工程变更对于造价的影响等的情况发生。

3.3合同管理

为了防止管理漏洞的出现以及其他一些合同问题的出现，每一个项目都要确保合同交底制度的建立，以保证工程中每一个人员都能确定合同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而且工程中的各个部门之间要确保有良好的沟通，对于小合同也不能人为进行分开。

3.4竣工环节

投资管理论文篇4

二、发行方式及风险分配分析

（一）基金发行概况

（二）包销方式及其风险分配

（三）代销方式及其风险分配

三、基金组织内部控制

（一）基金操作策略的变化几原因

（二）基金的市值表现

（三）决策机制

（1）外部风险控制

（2）内部风险控制

（四）人成本——基金经理人的控制

（1）人成本的产生

（2）基金经理人的信赖义务

（3）绩效评价和管理费的计提模式

四、基金投资人及公众利益的保护

（一）基金信息披露的概况

（二）前十大持有人的披露

（三）开放式基金规模变动状况信息的披露

一、对基金市场的一些特征的概括

投资基金可谓是我国资本市场上的新兴产品。目前市场上总共有封闭式基金54只，开放式基金17只。虽然产品数量上不是很多，但是，这些基金占有的市值却不容忽视。“基金目前持有净值达到1400多亿元,占到目前沪深两市总市值的10%强,已具有了一定引领市场潮流的力量”（1）。所以，基金的状况能够对股市产生重大的影响，因而，投资基金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产品值得我们予以关注。

2002年的基金市场，轰轰烈烈地大扩容，惊天动地的行业亏损，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反差。同时，基金市场的走势之弱，也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基金持有人陷入巨额亏损境地。“2002年的基金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基金发展年。截至12月25日，2002年度共发行封闭式基金4只，总募集规模为110亿份；发行开放式基金14只，首发募集的规模为447.9亿元，两者合计557.9亿元。这个数字超过了2001年底基金市场规模的七成。因而，2002年，是基金市场历史上的第三次扩容期，也是历史上扩容规模最大的一个时期。大扩容，预示着大发展。2002年度的基金市场确实是一个发展年。但同时，2002年又是基金市场令人伤心的一年，是名副其实的亏损年。截至2002年12月20日，54只封闭式基金中53只出现亏损，亏损额合计82亿元；17只开放式基金，13只出现亏损，亏损额合计18亿元。整个行业的亏损，预示着市场预期的年末分红已成为水中花。由此，基金业已经面临着有史以来的寒冬。”（2）

二、发行方式及风险分配分析

（一）基金发行概况

去年开放式基金的密集发行成为市场的一大亮点，众多的基金管理公司相继推出自己的投资基金产品，其数目之多，次数之频繁，可以得上是空前的。而广大的投资者也给予了相当高的热情，例如，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发行的第一天就暴出了2.6亿的销售业绩，这一数字在基金惨淡经营的今天，足以为基金管理公司羡慕得不得了。可以说，在开放式基金发行的初期，市场给予的是极其热烈的反应，而在那些神话般的销售业绩中，多少搀杂着广大投资者的非理性因数在内。时至今日，基金的发行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一只基金如果募集到20亿的规模，已经算得上是相当成功的了。

（二）包销方式及其风险分配

在这种形势下，众多的基金纷纷采取了包销的手段，将基金的发行尽数委托给承销商包销和银行代销，正是这两个渠道都存在着问题。券商包销，等于是说基金管理公司将发行的风险全部转移给承销商，基金管理公司可以高枕无忧地旱涝保收。另一方面，承销商承担了巨大的风险，面对有限的市场容量，承销商为了确保发行成功，往往绞尽脑汁、费尽心思地想办法拓宽销售渠道，动用一切的客户资源，而这些方法都收效甚微的情况下，承销商只能吞下苦果，将未能发行的基金分额照单全收，于是，很有趣的一幕出现了，一些新发行的基金的大额持有者往往正是这些基金的主承销商，众多的券商一不小心就成了基金的“大股东”，大笔的流动资金被套牢，叫苦不迭。这种条件下基金的发行得不到市场的检验，基金市场的供需状况被严重的扭曲，很容易产生泡沫。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发行的基金，一上市就面临着下跌的压力，基金的业绩也相当的难看。可见，通过包销的方式发行，基金管理公司倒是省事了，无形之中巨大的市场风险被转移到承销商的身上，利益与风险的分配严重的不对称。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市场扩容，助长了基金管理公司发行的盲目性，中间无疑蕴涵着极大的风险，最后损失的还是广大的中小投资者。

（三）代销方式及其风险分配

另一种渠道是银行代销。银行拥有最丰富的资金和客户资源，因此，携手银行往往对一只基金的成功发行有着重大的意义。银行的营业厅里，堆放着许许多多基金销售的广告和产品说明书。不仅如此，有的银行还强迫自己的员工认购指定数量的基金分额，以达到完成银行的销售任务的目的。这种带有行政命令式的认购，严重违背了市场规律，众多银行的职员怨声载道，叫苦不迭。通过这种代销的发行方式，基金管理公司又将风险转移到银行，银行再将风险转嫁至广大储户及自己的员工身上。由此，一些银行完满的完成销售任务的背后，却是牺牲了广大的员工的利益。如果说投资者面对基金下跌的行情而被套牢是出于市场的风险，那么这些员工的损失就不是单单的市场风险所能解释得了的。这种销售方法已在业内成为公开的秘密和惯用的手法，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相关的政策法规对之予以监管，监管层的注意力似乎还无暇顾及这方面的问题。

三、基金组织内部控制

（一）基金操作策略的变化几原因

“基金们在成立之初大多采取的是集中持股的操作策略,从而使得基金在5·19行情以及2000年行情中收益颇丰。数据显示,1998年12月基金整体持股集中度为61%,1999年12月为55.37%,2000年12月为60.75%,2001年12月为59.12%,而到了2002年6月下降为42.03%。基金出现持股集中度下降的趋势,主要有这么几个因素,一是监管力度的加大；二是市场发展的趋势使然,即因为近年来庄股的跳水使得集中投资的做庄模式逐渐被市场所淘汰；三是随着大盘股的上市,如中国联通，使得基金找到了可供分散投资的对象。”（3）

（二）基金的市值表现

在这种策略下基金的市场表现如何呢？“基金指数由去年收盘1183点，跌落至12月25日的966点，跌幅达到18.35%。而同期上证综指的跌幅仅仅为13.62%。基金市场的跌幅是股票市场同期跌幅的135%。基金市场在2002年度的弱势确实超出了市场的预期。目前基金指数连续创出历史新低，较股票市场的走势要弱得多。具体表现就是，封闭式基金与2001年末市值相比，持有人的市值损失接近155亿元左右。而且，这种损失，主要体现在第三季度与第四季度。基金市场的这种弱势，超出了市场的预期，也严重打击了基金市场投资者的信心”。（4）由此可见，在整个市场行情不好的情况下，基金的重仓持股蕴涵了极大的风险，屡屡有基金上演高台跳水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最为明显的就是银广夏案发后大成系基金由于重仓持有银广夏而损失惨重，跌得是一塌糊涂。

（三）决策机制

（1）外部风险控制

在投资决策上，什么时候买进，什么时候卖出，买卖哪只股票，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谁掌握有决定权，谁对投资的决策进行监督，归根到底就是外部风险控制问题。目前我国基金投资决策的形成，通常的做法是基金经理拥有一定额度的投资自，比如5000万元以下可以自行决定投资。而一定额度以上如5000万元以上的投资就需要经过投资管理委员会和风险控制委员会，可以说，基金的决策机制就是在灵活和风险之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目前的决策机制以有效控制风险为重点，却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对市场信息反应迟钝的缺点，如何平衡有待进一步探索。

（2）内部风险控制

“降低风险和抵御风险将是基金作为服务性的专业理财机构区别于其他机构与个人投资者的重要特征。这个风险，一是来自基金所投资的外部市场及基金的投资过程，二是来自基金内部。尤其是内部风险控制是基础，是基金立足之本。对于加强基金管理公司内部控制力度，应该说，主管机关要求在基金管理公司内部设立独立于业务部门的检查稽核部门，督察员拥有充分的检查稽核权力，专司检查、监督公司及员工遵守各项法规和公司制度的情况之职是一个有力的制度，但需要进一步发挥。而目前各基金管理公司普遍设立的风险控制委员会与社会独立董事制度也还有细化与深入之处。另外，针对投资风险的量化技术与控制技术需要大力加强研究或引进，使得基金的投资更具科学性与可预测性”。（5）

（四）人成本——基金经理人的控制

（1）人成本的产生

投资基金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经理层经营权的膨胀，与投资者存在根本利益冲突。一方面基金的巨型化使受益权高度分散，另一方面基金有效的经营在客观上又要求基金的经营决策必须面对激烈的竞争、复杂多变的市场迅速灵活的作出反应，因此有效的经营决策只能委托具有专业知识的的经理机构来决定。此外，投资者的搭便车现象以及放任专家经营的态度强化了基金经理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和道德风险。从经济学上分析，投资基金结构中存在着两个层次的委托关系：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管理公司的委托关系；基金管理公司与经理人员的委托关系。因此，内部人控制问题几不可避免。这种层层委托的关系使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倾向变得更为严重。

（2）基金经理人的信赖义务

参考英美法基金经理人权义事项的规范以信赖义务最为重要。信赖义务按内容的性质又可分为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注意义务就是基金经理公司有义务对基金投资履行其作为经理人的职责，履行义务必须是诚信的，行为方式必须是经理公司合理地相信为了基金的最佳利益并尽普通谨慎之人在类似的地位和情况下应有的合理注意。忠实义务就是受托人必须以受益人的利益作为处理受托业务的唯一目的，而不得在处理事务时考虑自己的利益或为第三人谋利益，也就说必须避免与受益人产生利益冲突，如禁止内部交易、自我交易。我国现行的基金法制中没有任何条文规范经理人所应负的注意义务，也没有对忠实义务的原则性规范。这些制度层面的真空，不利于基金行业的规范。

（3）绩效评价和管理费的计提模式

这两方面本来是应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即管理费的计提，经理人的收入应当与基金的业绩挂钩，使基金的业绩成为考核基金经理的过硬指标。经理人的收入也应当与市场风险联系在一起。然而，目前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刚刚过去的2002年基金持有人损失惨重，一方面，基金市值折损大。截至2003年1月3日，54只封闭式基金经过大幅下挫后全部跌到了0.90元以下。持有人的市值损失近155亿元。另一方面，2002年基金持有人基本上无红利可分。因为根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基金分红的首要条件是单位净值维持在面值以上。但截至去年12月27日，挂牌交易的54只封闭式基金净值全部跌破1元面值大关，分红就变成一句空话。与基金持有人大面积亏损截然相反的是基金经理人不仅毫发未伤，旱涝保收，甚至日子还要好过以前。”（8）“由于目前管理费的提取是按基金净值固定比例提成,因此尽管基金2002年上半年整体表现不佳,但基金公司仍然获得相当丰厚的回报:上半年,15家基金管理公司仅从51只封闭式基金提取的管理费合计高达约5.2亿元。而同期51只基金的本期净收益约为-15亿元。”（9）在2002年公布的上半年基金年报中可以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20亿份额的封闭式基金中,基金兴华上半年表现最佳,净值增长率达到7.57%；相对应的是基金汉盛表现最差,净值增长率为-1.2%。但就管理费而言,汉盛基金管理人上半年提取了约1420万元,兴华基金管理人却只提取了约1384万元。”（10）可见，现行的管理费计提模式，没有将基金经理人的收入和基金的业绩挂钩，体现不出对基金经理人的激励机制，是很不合理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对基金业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对此，经济学家吴晓求曾呼吁,改革基金收费制度,首先从降低基金管理费着手。有关业内人士也呼吁应该尽快改革基金业的管理费集体模式，如果基金出现亏损，应当大幅调低管理费计收标准。

四、基金投资人及公众利益的保护

（一）基金信息披露的概况

这里的问题最为集中的就是基金的信息披露问题。“基金业信息披露不够充分等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为投资人所诟病。在基金业规模迅速扩大走向全社会的今天，广泛保护投资人的知情权日益重要，得到投资人的认同更事关整个行业的发展。改良基金信息披露制度，告别“雾里看花”的岁月，似乎已经摆到了桌面上”。(6)

（二）前十大持有人的披露

“开放式基金没有披露前十大持有人，一直为投资人所耿耿于怀，因为通过前十大持有人的情况可以了解某只开放式基金得到了什么人的认同，从而有助于做出投资决策。中国证监会1999年3月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准则第五号———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告书年度报告和中期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中已明确规定，应分别列示各发起人和社会公众持有的基金份额及占总份额的比例，同时还需列示基金前十名持有人的名称、持有份额、占总份额的比例等。但是至今没有一家开放式基金公布其前十大持有人的名单，即使是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了豁免，也应公开说明情况”。(7)即使是有些基金予以披露，也表现得遮遮掩掩的，例如仅仅列出“信托公司”字样，让投资者很是看不明白。对此，基金管理层自有说法，往往是出于保护商业秘密为由，避免竞争对手获悉基金的仓位情况。但是，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投资者的知情利益都应当是放在第一位予以保护的，以商业秘密为由拒不公布相关的信息，是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遗憾的是，这种类似的违法行为一直位能得到纠正，证监会的法规得不到执行。

投资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保险资金；投资；意义；风险防范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保险意识越来越强，保险公司推出的保险品种也越来越多样化，保费收入连年递增。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这几年保险业的经营利润越来越低，特别是近年来在全球发生的巨大的自然灾害和恐怖袭击对世界保险业的利润是一大重创，这使得投资的重要性在保险业中愈显重要，因为投资不仅是保险业继续正常运转的基础，而且是保险业一个必不可少的利润增长点，因而如何很好地运用这些资金是我国保险公司面临的一个课题。

一、保险资金投资的意义

一般而言，在成熟的资本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机构投资者，而不是个人投资者。从国际发展趋势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养老基金、保险基金、投资基金为代表的各类外部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比重迅速增大，如美国保险公司的证券化资产已超过80%。因此保险公司已成为发达证券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保险资金是证券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是促进证券市场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保险资金投资对保险公司及资本市场均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保险资金投资可以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1）保险资金投资增加了资本市场的资金来源。保险资金是发达资本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相比于财险公司而言，寿险公司因为其经营业务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更是为资本市场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例如，在资本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保险公司是美国证券市场的最重要的持有人。保险资金入市可以刺激并满足资本市场主体的投资需求，改善资本市场结构，提高资本的流动性，刺激资本市场主体的成熟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促进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2）保险资金投资的安全性要求拓展了资本市场的金融工具。保险资金运用要求符合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等原则，其中盈利性是目标，安全性、流动性是基础，因为保险资金担负着随时补偿灾害损失和给付保险金的任务，因此保险公司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应付风险，所以保险公司在保险资金的投资过程中对股票指数期货、期权等避险工具的需求非常强烈，而这些需求是稳定资本市场的重要因素。而且机构投资者占主体的市场是崇尚长期投资、战略投资的市场，因此，保险资金投资能够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其次，保险资金投资能够促进我国保险业的长期发展。（1）保险资金投资增强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偿付能力充足是对保险公司的最基本要求。随着我国保险公司的增加，特别是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保险行业的竞争日益激烈，保费的降低，经营成本大幅度上升，使承保利润明显下降。我国当前的保险资金多为长期资金，特别是人寿保险资金，有的长达三四十年，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如果把这笔资金大部分存放于银行，通过银行利息保值、增值，就可能使保险业务入不敷出，如由于我国近十几年来利率持续下降，使很多公司的原有业务出现亏损，因此如何很好地利用保险资金以增强企业的偿付能力是保险公司面临的问题。保监会资金运用监管部统计，2005年全年保险资金直接投资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率高于6%，单家保险公司直接投资股票的最好成绩高达20%。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相比较于国际保险业还是很低的，因此，保险资金入市，有利于保险公司拓展新业务，提高投资收益，增强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2）保险资金投资增强了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保险资金是一种特种资金，专门用于应付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可能对生产、生活造成的不利后果，因此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是对被保险人的负债，而不是保险公司的实际收益。由于保险责任是连续的、不确定的，随时可能承担各种保险业务的未到期责任，所以保险公司在资金运用时，要全面实行资产负债管理，将保险资产进行合理投资，使资产与负债想匹配，增强保险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此外，保险投资收益为公司降低保费提供了可能性，而保费的降低有助于提高保险的深度，激发市场的潜在需求，增加保费收入，改善保险业的经营环境，增强保险公司竞争力，使保险行业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状态。

2004年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正式了《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允许保险机构投资者在严格监管的条件下直接投资股票市场。据保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底，保险资金投资证券的投资基金总额达1099.2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加63.3%。保险资金投资在使保险公司的资金运作空间扩大的同时，也使各保险公司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因此如何防范投资风险是保险业面临的另一重大课题。

二、我国保险资金投资的风险防范

任何一项高收益的投资总是与高风险相联结的，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还不是很发达，市场规范化程度不高，因此其潜在风险更不能低估。对于刚刚可以入市的保险公司来说，尽管新政策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加大了潜在风险。笔者以为保险公司在进行投资时要考虑以下问题以进行风险防范。

1．合理安排投资期限，加强资金的流动性。任何资金在投资时，都要遵循收益性、流动性及安全性原则，但是保险资金在投资时对资金的流动性要予以特别的关注，这与保险资金的性质有关。

保险企业的资金与其他行业的资金一样来源于两个方面，即投资者投入的资本及企业的负债，企业的股本是不可赎回的，故可以进行长期投资。但是企业的负债则不然，除了应根据其偿还期的长短进行不同的投资外，作为负债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的赔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保险公司的自有资金不能满足上述赔付需要时，则必须以其他方式筹集资金，因此而承担的损失，就是流动性风险，这种风险或者表现为以较高的成本借入资金或者表现为将投资提前回收而发生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除了承担损失外，严重的还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声誉。因此保险公司在对外进行投资时应对企业资金来源的风险结构进行重点分析研究，合理安排投资期限，使公司的资产与负债相匹配，确保资金的流动性。

2．进行分散投资，保证保险资金的安全性和收益率。在资本市场，安全性和收益率是一对矛盾，一般而言，注重安全性的投资的收益率不会太高，而高收益通常是与高风险联结在一起的。对于保险资金来说，因为其投资资金的很大一部分来源是负债，而负债又是要偿还的，故资金的安全性是其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但是如果当被保险人所受到的风险损失的赔款超过其所缴纳的保费时，对收益率就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在保险资金进行投资时，要兼顾资金的安全性和收益率，这就要求企业不能将资金过分集中地进行投资，而是要兼顾安全及收益，进行分散投资，即将资金投入不同的行业、部门、地区，或者进行不同的投资组合，如同时进行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以分散风险。

当然根据现资理论，任何投资都不可能实现最优的投资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只能在三者中达到一个平衡，即在某一目标最大化的前提下，力争使其他目标朝最优的方向发展，使其综合收益最高。因此保险公司在进行投资时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本公司投资的根本目标，以寻求最佳的投资组合。

3．设立证券投资保险基金，进行专业化投资。保险资金投资的具体方法有以下三种：一是保险公司自己作为机构投资者，直接从事证券投资；二是保险公司将资金委托给其他投资主体进行投资；三是由多家保险公司共同设立证券投资保险基金，从事证券投资。

进行证券投资注重的是资金的安全性、价值增值和回报率，这就要求保险企业必须单独评价预测所投入企业的经营前景,并据此选择投资方向。由于行业差别，保险公司一般缺乏专业的投资人才和投资经验，特别是我国保险业的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故保险公司还远未建立科学、规范的投资管理体系，投资理念不成熟，因此国外先进的投资经验和方法无法有效地运用到中国的保险投资管理实践中，因此笔者以为保险公司进行自行投资是不可行的。如过保险公司将保险资金委托给他方投资，在这种委托、机制下，保险公司对资金的监控和对受托者的激励机制可能存在障碍，故易引发道德风险。随着保险公司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竞争程度的提高，笔者认为第三种模式是保险资金投资的最有效方式。因为设立单独的证券投资保险基金，一方面有利于吸收和培养优秀的专业投资人才，另一方面有利于明确保险公司与证券投资保险基金公司的责任和权利，加强对投资管理的考核，促进专业化运作。而且因为基金运作过程透明度高，运作机制、组织机构、法律框架都比较规范，能较好地保证投资者资金的安全性。

综上所述，保险资金投资渠道的拓宽对保险业是机遇也是挑战，进行有效的资金投资是保险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保证。在保险资金投资过程中，企业的投资理念、运作方式固然非常重要，但国家的监管也是必须的。多数国家都规定禁止或限制保险资金投资于高风险和流动性差的非上市股票以及未经担保的贷款，如美国各州对投资于普通股票的最高限制在总资产的2%~20%之间，对不动产投资限额一般不超过20%，对投资于抵押贷款的最高限额一般为40%~50%。因为保险关系到千家万户，如保险公司进行高风险投资而引发亏损甚至倒闭，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因此，在保险资金渠道进一步拓展后，我国的各项法律法规应同时建立，以规范保险投资，提高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孙祁祥，周奕．保险投资风险理论研究．金融与保险，2004，（2）．

2．戴锦平．保险投资效益风险分析．保险研究，2004，（8）．

投资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转投资；公司法；决议机制；违法转投资

【正文】

“转投资”问题在我国公司法上可谓历久而弥新。1993年的《公司法》（以下简称旧《公司法》）对“转投资”的规定庶几成为众矢之的，不绝于耳且高潮频现的批判之声促成了2005年《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修订时对其的改变。笔者注意到，在《公司法》修订之前，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讨论有两种倾向：一是很多学者一触及到“转投资”的字眼，就很快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笔锋转入对“交叉持股”的探讨，于是“转投资”就被“交叉持股”所架空，转投资自身的存在域及其独立价值被莫名其妙地忽略了；二是缺乏合理的法学方法论指导，不注重法律解释方法的恰当运用，毫无原则地摇摆、徘徊于“立法论”和“解释论”两个立场中（这应该是上一个问题在方法论上所留下的深刻印痕），从而缺失了学理研究所必须的严谨性、推论性素质。基于这些判断，本文试图有针对性地做一些拨正工作：首先，展示新《公司法》在转投资问题上的新内容及时代特征；其次，尝试把“交叉持股”从“转投资”的论述中剥离，以便形成转投资的专有体系；最后，也是更重要的，即坚守“解释论”的立场，通过诸多法律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来确保现行法秩序的权威得以有效维护，使新《公司法》中有关转投资的规定在付诸实施时具备严密逻辑性和学理正当性。

一、对“转投资”概念的争议

（一）我国公司法对“转投资”的界定

在我国公司法上未曾出现过“转投资”这一概念，追根溯源，其纯粹是学者们对旧《公司法》第12条和新《公司法》第15、16条（部分）规定的学理称谓。然而，这一概念诞生后并没有产生多少积极影响，相反，人们对于上述条文的相异理解均借着“转投资”的名义生发出不休的论争，致使“转投资”这个概念本身的存在随之变得价值大跌。除了极少部分人依凭法律直觉亮出自己对转投资的定义外，多数人则是举出了财政部1992年的《企业财务通则》（以下简称旧《企业财务通则》）第6章“对外投资”的例子，认为理应以之作为界定“转投资”的依据。[1]与此对立的观点认为，《企业财务通则》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甚广，应该作出限缩性的修正。围绕限缩的程度差异，人们又在诸如公司债权投资是否包括在内、短期投资是否排除在外等方面再现歧见，疏于沟通。[2]

笔者认为，我们必须暂时抛开针锋相对的技术细节，回归目的解释的方法论，明确《公司法》对“转投资”作出规定的目的何在，同时，弄清楚旧《企业财务通则》作为行政规章的宗旨，这样才可能厘清“转投资”在概念上的难解困惑。尽管“转投资对于活跃资本市场和企业集中规模经营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它已成为企业间相互联合的一种特别重要的手段和工具”，但它同时又暴露出“虚增资本，董事、监视利用投资控制本公司股东会”等危险和流弊。[3]因此，公司法规定“转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力求保障公司财务结构良好，保护债权人和中小股东的权益，这似乎更能唤起学者们的共鸣，[4]相关公司法律的解释类作品莫不于此一点尽显华章。[5]的确，从饱受批评的旧《公司法》第12条——主要是其机械化的额度设计、严格地限定投资对象和缺乏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等问题——到新《公司法》第15条放开投资额度的同时仍将合伙等民商事主体排除在转投资对象之外，以及新增加的第16条关于公司转投资的决议机制，其间所折射出的意蕴与学者们的解释似乎也是相合拍的。

旧《企业财务通则》第6章包括3个条文。其中第23条第1款即是对“对外投资”的界定：“对外投资是指企业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或者购买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方式向其他单位的投资，包括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尔后的两款以“1年”为边界分别规定了“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的涵义。第24条规定了不同投资方式下的相应帐务安排。第25条则是企业投资损益在账面上的分别规定。由此可见，上述内容是国家强化对企业具体财务操作的特别规定，体现了行政机关直接干预企业财务处理，将之模式化、固定化的要求。如此，把企业的一切对外财务行为总括入“对外投资”的概念之内当在情理之中。显然，若以强调企业财务管制为目标的规定去解答公司法上的“转投资”乃有缘木求鱼之嫌。另外，根据财政部企业司负责人就新的《企业财务通则》（财政部令第41号，2006年12月4日颁布，2007年1月1日施行）答记者问时的介绍，一条基本的思路就是“转换财务管理观念”，“将由国家直接管理企业具体财务事项转变为指导与监督相结合，为企业的财务管理提供指引，企业根据《通则》和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自主决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6]于是，在新《企业财务通则》中就没有了关于“对外投资”等可以引以为“转投资”的界定了。[7]这样一来，参照旧《企业财务通则》的内容以明确“转投资”的涵义庶几成为歧途，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注意不同法律语境下同一或类似术语的实质区别。

那么到底该如何理解“转投资”呢？刘俊海教授在考其诞生过程时指出，转投资乃“中国的土特产制度”，历史上也只存在于我国1929年《公司法》、1993年《公司法》和我国台湾地区在数次修订前者后所形成的现行“公司法”；而后两者的转投资制度又共同源于1929年《公司法》第11条“公司不得为他公司之无限责任股东，如为他公司之有限责任股东时，其所有股份总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实收股本总数1/4”的规定；此后台湾地区又在1966年、1980年、2001年数次修改“公司法”时变换额度之限制，尚有台湾学者评论曰，“转投资限制仅具形式而无实效性”。[8]照这样来看，将我国公司法上的“转投资”定性为股权投资是有其历史因素方面的根基的。此外，就体系解释因素而论，我国旧《公司法》第12条第1款的内容作为转投资后的公司责任承担形态的专门规定与该法第3条后两款关于股东责任的规定高度一致，即通过责任的法律定位来表明公司转投资的法律效果——公司成为投资对象的股东。于是，公司转投资的意义在于股权投资适成其理。

新《公司法》第15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依据主流观点，其于此处一改旧《公司法》中的表述方式——“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并以该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责任”——是为了把非公司制企业法人，主要是指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人、外资企业法人等容纳进来，以便更符合我国的经济现实。[9]历史上堆积起来的繁杂无章的诸多企业形态增添了我国体制转型时期经济、法律制度的混乱色彩，随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政策的落实，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蔓延，上述背离于市场经济的企业形态已经并且必将继续发生历史性变革，最终退出历史舞台。[10]具体来说，就是清理我国在商主体立法方面的逻辑线索，解决传统上依据所有制、外商投资和企业财产责任形式立法所造成的重复、交叉、冲突的现实问题，逐步确立以财产责任形式为标准的单一立法逻辑，有计划地让所有制形式和外商投资形式的企业法淡出。[11]可能正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该问题，赵旭东教授、施天涛教授倾向于采用限缩解释的方法——由于我国没有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等法定类型，这个条文的意思是在原则上公司没有作为合伙人的资格，“我们的解释是公司不能做其他合伙的合伙人，因为合伙人要承担连带的责任。”[12]只有将合伙排除在转投资对象之外，才能减轻公司的投资风险和可能发生的公司债务负担。[13]那么反过来讲，就是公司转投资的对象便是以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为最突出特点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已，顺成下来的逻辑即是把“转投资”局限在了股权投资的范围之内。

此外，从社会层面上看，“转投资”制度成为法律体系中的一环并非空穴来风，实乃对于“法人资本主义”现实、理论的积极回应。作为二战后一个不容忽视的经济现象，股份公司中的股东形态由个人或家族股东渐趋转变为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崛起很快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中普遍化，日本即是最典型的国家，公司法人股东是主要的法人股东形态；在欧美国家公司法人股东化也有较大发展。[14]经济领域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不能有法律制度的缺席。将公司转投资的概念架构在股权投资的范围有其社会根源和强烈的现实意义，而断不可如浮萍般毫无稳固基础地随意指涉或者任意解析。

有关“转投资”的一个广为流传的经典定义出自我国台湾学者武忆舟先生的大作：“所称‘转投资’，应以章程有明文规定，照必须长期经营为目的之投资，并经认股手续缴纳股款者而言。其一时收买股票等理财目的之投资不包括在内。”[15]在这里，武忆舟先生将“转投资”限定为以“长期经营为目的”，排除了所谓的“一时收买股票等理财目的之投资”。其中原委可能在于后者情形下，公司股东对于所投资之公司的治理结构冲击甚小，其他股东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方所受不利影响较少使然。作为追随者，许多内地学人怀着对旧《企业财务通则》的迷恋将其中第23条后两款移植过来，就有了以“1年”作为区分“长期”、“一时”的标准。[16]这一区分在企业经营中的财务会计上或许有其相应价值，但如何将之在法律上表现出来，并取得切实的法律意义似乎是一个问题。至少就过去以及现存的各法域中就公司转投资制度的规定中，还没有发现上述所谓的法定区分机制。这多少使得上述学人的论断归于一厢情愿。[17]我国台湾地区“行政院”曾将其“公司法”上所规定的转投资的目的解释为长期投资，后来却发生了直接否认所作解释的立法转向。[18]

这一史实应该算是对笔者之看法的一个有力印证。

笔者认为，公司“转投资”的概念要点在于：第一，本质上是股权投资，但形式多样。比如通过购买、接受赠予、继承等渠道获得对于其他公司的股权。特殊情形下，债转股也是转投资的表现形式：取得其他公司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并行使转换权后作为转投资的类型，《公司法》已经具备了“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应规定；一家公司本来享有的是对其他公司的普通债权，经过双方公司的合同行为，使之转换成股权。前者在实务中运用频繁，很容易理解；2007年2月份湖北省随州中院在一起债务纠纷执行过程中创造的作为和解方式的“债权转投资”即为后者的一个生动例子。[19]上面的阐述大体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情形上的，即一家公司转投资于其他已然存续的公司，这当然可以看作是横向式的转投资。而一家公司独资或与其他民事主体合资设立子公司则堪称为纵向转投资，并且根本上又是股权投资性质，当非为不可。第二，转投资主体的法人性。

这就是说，转投资是专门针对公司而言的，那么合伙是否可以进行转投资行为呢？由于学界对于合伙是否具有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还讨论得不是很清楚，[20]我们遭遇到了前提上的制肘，所以暂时不宜给出明确答复。事实上，学界对转投资的研讨一直是围绕着公司法的特定条文展开的，在此，我们也没有必要抛开这个原点。与之相对，转投资的对象是否限于公司呢？由前面的论述可知，公司转投资即意味着股权投资，即公司股东化。况且这也和法律严格限定转投资的对象是公司的态度相一致。那么，在此一方面限制公司权利能力的立法例有其合理性吗？公司难道真的不能作为合伙人吗？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公司可以转投资于合伙。[21]稍后将试着涉及一些论证工作。第三，转投资是公司的一项商事行为。这就是说公司转投资被看作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运作，是公司推行多元化经营，拓展业务活动的有益策略。“参与经营与否，只能看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一种可选择的手段。考查公司法之立法本意，在承认转投资的前提下，对转投资予以一定的限制以维持公司的资本和支付能力，而不在于其是否参与经营，或者是属长期投资行为或短期理财行为。”[22]第四，转投资必须有法律依据。“转投资”这个概念源于学者们对公司法上相应制度规范的学理总结，无法脱去其实定法色彩，并且还要以之为关注对象。公司的任何商业活动、组织安排都不能背离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中的强行法，斯为题中应有之意。

比如一家公司以转投资的方式设立全资子公司就要遵守有关公司设立的法律规定，以通过证券市场取得其他公司股票的方式实现转投资的话，就必须遵守证券法上有关股票交易的规定即是。

一切定义都是危险的，但法律概念对于法学又是不可避免的。综上考虑，笔者认为，转投资就是公司以依法取得其他商事主体的股份或财产份额的方式成为其成员的法律行为。

（二）公司转投资于合伙的可能及限度

按照新《公司法》第15条的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遵从前文的解释方式，这就是说，在原则上公司可以自由地向其他企业投资，其边界在于不能成为合伙人；但是如果法律另有特别规定的，则能够突破上述限制，得以“成为对所投资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只要这个解释在逻辑上成立，公司通过转投资成为合伙人就不再是绝对不可能的，紧要的一点在于“法律另有规定”了吗？

2007年6月1日生效的《合伙企业法》第2条第1款规定了“合伙企业”的涵义：“本法所称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其中，用列举的方式清楚地说明了法人能够成为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而公司作为典型的法人形态自然是涵盖在内的。于此，合伙可以作为公司转投资的对象总算是找到了法律依据。然而，这个法律依据并不那么四平八稳，该法旋即在第3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这种立法技术的功用在于依靠第3条的除外规定去削减第2条的部分内容，使原本涉及广泛的第2条实现“瘦身”。结合本文公司转投资的主题来看，某些特殊主体（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可以通过转投资成为有限合伙人，却被禁止成为普通合伙人。那么，这种禁止性规定是否合理呢？笔者认为，法律自身无法开释这个疑问，因为这实际上已经归入一个国家公共政策（PublicPolicy）的范围，至于如何确立一项具体的公共政策，以及反思其正当性是异常复杂而全面的工作。基于这一点，笔者对此问题不予理会。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就此做如下归纳：除某些特殊公司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外，公司有权利向合伙企业转投资。

二、公司转投资的决议机制及其问题

新《公司法》第16条规定了公司转投资和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决议机制：“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就转投资而言，其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其一，公司转投资的决议主体由公司章程做出选择，或者是董事会或者是股东（大）会；其二，新《公司法》取消了旧法中规定的额度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再有任何额度控制，相反，法律给予了公司更多的自治空间，公司可以自由地在其章程里面做出规划，比如对投资总额、单项投资数额的限额规定即是。

在现实操作中，相当多数的公司章程粗糙、简略，甚至相互随意抄袭、拼凑应付差事的情况可谓是司空见惯。那么这里的疑问是，当公司章程没有规定由董事会还是股东（大）会作出转投资决议时该怎么办？于此场合，理应先去依法修改公司章程，增加转投资决议主体的相关记载，之后再来应对具体的转投资实务。虽然这种做法本也无可厚非，但对于商机转瞬即逝的投资、经营市场而言，对于临时突现并要求尽速作出决议的具体情况而言，上述循规蹈矩的操作肯定是无效率的。这个实务性很强的问题，至今似乎还少有人关注。转投资作为公司的商业经营行为内含无限商机亦附不测风险，为了避免因为公司章程欠缺此规定而给公司带来损失，实有详加探讨的必要。

（一）公司章程未记载转投资决议机制情况的法理依据

公司法关于公司章程记载事项的规定，通常依照其效力的差别分为三类：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

从规范性质上说，学者们倾向于认为旧《公司法》第25条明文列举的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的事项中的前7项，及第82条明文列举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应当载明的事项中的前11项，都属于绝对必要记载事项；而把依第25条的第8项和第82条的第12项，即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视为任意记载事项。但鲜有人提及《公司法》中哪些是公司章程的相对必要记载事项的规定。[23]而笔者认为，新《公司法》第16条第1款对公司转投资及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决议机制的规定，在性质上，就是一则公司章程相对必要记载事项的规定。

理由在于，按其性质，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是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记载于其章程的事项。虽然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和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同在公司法中以有明确规定为表征，但在公司章程欠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会导致章程无效一点上显然不同；而其区别于任意记载事项之处在于公司法是否提供了相应的制度资源以便于公司做出自由选择。转投资的决议机制要求在公司章程中有所体现，当可认定其属于公司章程的必要内容。而其在新《公司法》中是有明文以为据的，自然也不能纳入章程的任意记载事项之列了。那么在公司章程中缺少了转投资决议机制的记载是否会导致公司章程无效呢？而公司章程的无效必然会进一步使得公司的设立无效。在公司章程中，转投资决议机制的空缺是否有如此大的能量呢？正如前文反复强调的一样，转投资是公司的一项商业运作行为，尽管对公司的作用越来越大，但远非是“与公司设立或组织活动有重大关系的基础性的事项。”[24]远非于公司而言不可或缺。进一步说，将那些持有严格限制转投资立场的人的观点推向禁绝转投资（转投资决议机制自然也就没必要出现了）这一极端，则公司债权人、中小股东的权益会有更坚固的保障，与此同时，谁又能说公司的章程、公司的设立会因此而步入无效的境地呢？

（二）董事会，还是股东（大）会

自新《公司法》第38条、第100条、第47条和第109条可得知，该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董事会职权的规定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职权的规定是相同的。这样我们的讨论就有了统一的基础，从而该结果将能够对两类公司一体适用，也照应了转投资制度处于《公司法》总则这样一个位置的合理性。

股东（大）会、董事会在分别列举了各自的法定职权之外，都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这样一项公司通过章程实现职权扩张的自治规定作为补充。回到我们的问题，当公司没有在章程中记载转投资的决议机制的情景下，我们当然也就只能聚焦于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法定职权。在《公司法》所列举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各自的10项法定职权中，只有股东（大）会的第1项即“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和董事会的第3项即“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足资考辨。

这是“貌合神离”的两组概念。二者区别何在呢？刘俊海教授认为：“首先，公司的经营方针比公司的经营计划更宏观、更根本，董事会制定公司经营计划时必须遵循，而不应偏离公司的经营方针。其次，投资计划要比投资方案更确定。而且，投资方案可以有多个，而投资计划则必择其一。”[25]在没有得到更权威的资讯前，笔者认同这种解释的说服力，姑且信之。而依从该说法来分析，对公司转投资作出决议的职权似乎可以贴切地归入“投资方案”，因为“股东会的法定权限重要但不多，这是基于股东会判断能力有限的假设，与知识、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必须明确地授权的原则一致。”[26]而转投资表现为投资方案很可能有多个，尤其具有细节性、临时性、灵活性，是一项具体的措施，董事会更能胜任去积极行使该职权。

刘俊海教授在谈“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外的第三人债务作但保时，章程对决策机构约定不明时的处理”这个问题时，认为应当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附带了三点理由：股东思想、股东会中心主义、董事会职权限定论。[27]如前所述，由于新《公司法》在第16条第1款将转投资与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外的第三人债务作担保两种情形并行规定，适用相同的决议机制，[28]如此可以认为，刘俊海教授所持观点的适用范围当然地获得延伸，也能够适用在公司转投资时章程对决策机构约定不明、没有约定时的处理。

然而，笔者并不赞同刘俊海教授的观点，其所提出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首先，源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股东思想已经落伍。[29]按照越来越流行和普遍化的学理及立法例，股东只是公司的原始出资者，并且随着出资的完成，对于公司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为内容的股权；公司设立后成为独立的企业法人，且随着公司在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扩大，以强调公司社会责任为旗帜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学说已经颠覆了股东思想。[30]具有釜底抽薪意味的是，许多主张公司社会责任的学者，还试图藉由经济学上的理论以为驳斥股东为公司所有权人的说法，其中久负盛名的当推“团队生产理论（TeamProductionTheory）”。[31]新《公司法》第5条明文规定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当不只是一句漂亮的修饰语。事实上，刘俊海教授对此倒是评价颇高：“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公司法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立法者对世界公司法的一大贡献，”“新《公司法》不仅将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理念列入总则条款，而且在分则中涉及了一套充分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制度，”“在公司设立、治理、运营、重组、破产等各个环节适用与解释《公司法》时，也应始终弘扬公司社会责任的精神。”[32]在面对一个实际问题时，再度拿出自己本已抛弃了的理论以为敷衍显得很不合时宜。其次，股东会中心主义于此有些文不对题。尽管笔者也认同新《公司法》仍然没有摆脱“股东会中心主义”，跨入“董事会中心主义”的立法阶段，但在这里须申明的一点就是，股东会中心主义下的股东会无权越界，法律明确规定属于董事会的职权不能被股东会褫夺，“在现行法下，章定股东会专属决议事项应以公司法具体明定之董事会权限事项为其界限。亦即，现行法明定由董事会决定之事项，即不得以章程之方式，将之列为应由股东会决议之事项。”[33]以维护法定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正常运作。在公司章程未规定转投资的决议机制时，由前文所知，董事会的法定职权内容足以将之恰当涵盖，就没有必要绕道远行去硬生生地推给股东会。最后，董事会职权限定的说法尚待重新推敲。自新《公司法》第47条、第109条可知，“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往往打破董事会职权限定主义的传说，此外，董事会的法定职权不容僭越的原则将构成对股东会中心主义的修正，也可以看作是股东会中心主义意图跃迁入董事会中心主义的一个契机。不管怎样，这个理由本身距离作为中心议题的转投资决议机制来说，已经是鞭长莫及了。

综上，笔者认为，当公司章程中对转投资的决议主体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时，由董事会作出决议较之股东会更为合理。

（三）经理能否被授权对公司转投资作出决议

由前面的分析可以得知，董事会行使公司转投资的决议权有两种途径：一是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了董事会的决议主体资格；二是在公司章程没有规定、规定不明时董事会得以获得决议的主体资格。那么在这两种情形下，董事会是否可以授权公司经理来行使转投资决议权呢？笔者对此持肯定看法。

其一，新《公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公司法》在第50条和第114条分别规定了两类公司中经理职位的设置，并列举了可行使的职权范围。其中，与有限责任公司中经理职位设置的任意性规定相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经理的设置具有法定性，但这并不妨碍两类公司均设经理情况下，法律规定其可行使的职权范围相同。新《公司法》细致地列举了7项具体的职权，并附加了一项“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这样看来，董事会自然可以另外授予法律所列举的职权外的内容，而这当然包括我们上面提到的董事会关于公司转投资作出决议的职权。然而引人关注的是，新《公司法》第50条的第2款却另有深意地规定：“公司章程对经理职权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就意味着，前述列举的职权将受制于公司章程的相反规定，所列出的职权只是法律提供的补充性规范，具备“选出（OptOut）”的特点，即除非有了不同规定取而代之，否则按照其制度配置行事。从这里多少也可以反映出，公司经理并未取得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股东通过公司章程实现自治的空间很大——法律给出指导意见作为参考标准，降低了当事人合意决策成本的同时，仍然授权公司按照实际情况划定经理的职权界限。至此，我们在《公司法》上的总结就是，除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经理能够被董事会授权作出转投资决议。

其二，公司运营实务透露出了现实可行性。伴随着公司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公众性质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规模不断膨胀，股权分散化加剧，公司经理人在公司中的地位渐趋突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更加推动了这一阶层的形成，进而成长为公司运行机制的核心，甚至还把作为公司常设机构的董事会挤到了“二线”。“到了法人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提供资本的人以股息形式取得报酬，同时雇用专门的人员来经营资本，这些人可以不是资本的所有者，但必须是精通经营管理的专家，这就形成了以经营企业为专门职业的现代企业家阶层。”[34]

换言之，在现代公司实务中，公司的经理层实际拥有的地位和权限似乎远远超出了法律的完美预设，与法律限定的所谓董事会的附属机构、执行机构绝非相称。“转投资的实质，是公司对自己财产的支配和自主经营行为，是形式投资决策权的表现，属于企业自身的经营活动范畴，服务于公司经营战略和追求盈利的需要。”[35]而前述现象的形成又委实与经理的实务技能、经验、知识分不开，作为商事行为的转投资活动同样归属于公司的经营领域，不宜脱离经理的职权范围。林其屏教授最近撰文指出，随着中国企业中的两权分离的逐步到位和经理更换机制的生成，我国也正在发生“经理革命。”[36]因而，在企业权力结构与发达国家趋同的大背景下，前述解释于我国的公司环境中同样有其适用余地。

为了避免因这种授权不够谨慎而引发公司经理的决议不当，以致给公司、债权人、股东等带来灾难性后果，新《公司法》在第6章规定了经理任职资格的同时，又专门对经理的信义义务作出了规定，在注意义务、忠实义务两个方面加重经理的责任，尽管在细节上尚不尽善尽美，[37]却可抵消人们的诸多顾虑。另外该法第152条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38]、第153条的股东直接诉讼制度等都能够强化经理的责任意识，落实相应的责任承担机制。

三、公司违法转投资的法律后果

我国法律对于公司转投资虽然设定了“”，但奇怪的是新《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却没有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条款的责任，这样一来，公司违法转投资实难得到有效监管与司法判决，无疑也使相关规定成为具文。

在现行法秩序下，着力去讨论违法转投资的法律后果便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根据施天涛教授的概括，在这个问题上，学界目前表露出无效说与有效说两种截然相对的意见。[39]无效说的理由在于：第一，法律对转投资的限制也就是对公司法人的权利能力的限制，公司一旦超越其权利能力行事也就相应地被认定无效；第二，公司转投资行为受限制的目的是维护一定公共政策，如有违反，应属无效；有效说的立论根据与无效说适成对照，首先是针对法律限制转投资的规定能否构成对公司法人权利能力限制表示怀疑，并且认为会导致妨害交易安全；其次，转投资的限制规定属于与“效力规定”有别的所谓“训示规定”，违反的后果并不导致行为无效，但应该处罚公司负责人。归纳起来，上述争点有三：其一，法律对转投资的限制规定与公司法人权利能力的关系；其二，限制转投资所表现的公共政策与“训示规定”的关系；其三，公司违法转投资与交易安全的关系。

就争点一而言，无效说其实是在为限制公司转投资的实定法的法律效力寻找法理根源。也就是说，从理论传统出发，法律限制是法人的权利能力受到限制的三个内容之一，违反该等法律限制即逾越了法人得以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资格的界限，将因之而不对法人发生法律效力，而公司转投资的限制性规定恰恰构成法律对公司法人权利能力的限制。从上面的原理推论，任何违反该法律规定进行非法转投资的行为必然归于无效。有效说事实上是对于法律限制能否作为法人权利能力受限制的一个方面提出了质疑，以达到使上述原理因失去前提条件而无法运转的目的。但可惜的是，有效说的持有者没有进一步申明反对传统学说的理由，于是其反驳的力量也就削弱很多。学术研究中，确实有学者为了廓清多少令人迷茫的法人权利能力理论而不息劳作，焦点之一就是把法律限制排除在法人权利能力范围受限制因素之外，比如认为法律限制是对法人的具体权利的限制，而不涉及法人权利能力的高度。[40]但笔者认为，这些学者往往只顾法人权利能力理论之一端，而没有试图去分析这样一个话题：法律限制脱离了法人权利能力理论之后，其自身的法律效力从何发端？总不能说出法律规定本身就该有效的话吧？自我解释等于不能解释。“发现个别规范、规整之间，及其与法秩序主导原则间的意义脉络，并以得以概观的方式，质言之，以体系的形式将之表现出来，乃是法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41]除了立法者基于某些公共政策作出的特殊法律规定之外，任何法律规范都应该有其自身的意义脉络，环环相扣，方成规矩。

故此，笔者认为，有效说意图借助否定法律规定为法人权利能力所受限制的内容之办法不能奏效，而无效说的第一个理由是成立的。

争点二不是一个容易破解的题目。赖英照教授指出：“强制禁止之规定，依其性质有效力规定与训示规定（或称命令规定）之分，违反效力规定者，其行为无效，违反训示规定者，其行为并不因此而无效。”[42]在假定赖英照教授这个分类有意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训示规定”的宗旨即在于用强行禁止的方式发挥警示、提醒的功能，任何反其道而行之的行为，即使是刻意为之，皆不使该等行为本身因此而无效。概括来说，立法者对于公司转投资的强行禁止之规定是出于特殊公共政策的考量，那么，这一强行禁止之规定如果如赖英照教授所言在性质上是训示规定的话，那么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依法被禁止成为普通合伙人的民商事主体的违法转投资行为将不能得到无效判定，法律背后的公共政策必将流于破产，一发而不可收拾，法律的权威亦会随之坍塌。所以，至少应就转投资的禁止规范而定，不能轻易地认定为训示规定。如果是因为法律没有对违法转投资作出无效规定的后果而有如上判断的话，则有循环解释的嫌疑。但除此之外，从施天涛教授的转述中，还确实很难看清到底赖英照教授为何给予转投资的禁止规范以训示规定之定性。

争点三的涵盖面较大。保障交易安全是商事法律的一个永恒追求，然而却不应该是没有原则的盲目苛求。在法律应经确定无疑地禁止公司转投资的情形，一切违反者都无权拿“交易安全”作为挡箭牌、杀手锏。道理很简单，任何人不能借口不知法律而去违法。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新《公司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假如出现了公司代表人违反章程规定的程序要求或者限额进行转投资的行为，该如何处理？笔者认为，这种场合的交易安全应该得到切实、有效地维护。公司的行为能力通过法定代表人付诸实施，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是公司的行为。而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须得依靠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方能够对外发生效力，[43]当法定代表人的对外行为缺乏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董事会之决议基础时，保护公司利益与保障交易安全之间的冲突势将不可避免。有学者认为，法律既然要求公司章程作出相关规定，那么就意味着“这种决策程序由公司内部要求上升为公司法上的要求，其效力范围就发生了改变，法律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同时，相对人负有审查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义务，违反该审查义务者，导致的违法转投资行为应归于无效。[44]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由本文前面部分的分析得知，新《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绝非章程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从而不属于强行法性质，相反，《公司法》授权公司通过章程自行安排决议程序及限额，是一种附带指导意见的补充性规范。新《公司法》第12条后段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照此看来，公司章程中以《公司法》第16条第1款为指导的相关设计无论如何是不能约束到第三人的，转投资的相对人无义务审查对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这样，依照外观主义原则，交易安全应该受到维护，有效说于此胜出。

综上可知，公司违法转投资的法律效果不能一概判定为有效与否：公司违反新《公司法》第15条与新《合伙企业法》第3条的规定进行的转投资行为无效；公司违反其依照新《公司法》第16条第1款在公司章程中设置的规定时，该行为有效。

四、公司转投资与关联企业

新《公司法》尽管出现了“关联交易”的禁止性规定，[45]以及“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等法律用语和相关规则，但总体观之，该法仍旧维持了以单一公司为调整目标的传统规范模式，既缺少对于公司经济走向规模化、集团化的前瞻性体察，又没有足够的胆识去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立法例，致使新《公司法》无法具备足够的新世纪所要求的精神气质。

伴随着国家对公司转投资的管控放松，公司客观上提高了自由利用资本的程度，增强了公司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但是，公司转投资的重要后果就是能够促进关联企业的形成，换句话说，转投资是关联企业形成的一种常规方式。但紧要的是，关联企业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效果不可小觑，给传统的公司法理念与制度造成的冲击和挑战推动了法秩序的巨大变迁。令人倍感尴尬的是，我国目前还没有系统的关联企业法律制度存在。[46]各国商法、公司法调整关联企业的代表性模式有“康采恩模式”、“分散模式”两种，[47]到底我国该如何选取，怎样设计具体内容，仍是不得不继续深化研习的作业。[48]当然，即便是局限在公司法领域，这仍是一项宏大、复杂的课题，尤其考虑到这是一个公司合法转投资后的法律调整问题，已经溢出了“公司转投资”的包容范围，笔者不再涉及进一步的论说。

【注释】

[1]这方面的例子较多，比如杨世峰：《转投资法律问题研究》，山东大学2005年法律硕士学位论文，第3页；欧阳明诚、王鑫：《公司转投资的法律问题》，《山东法学》1995年第2期。

[2]参与上述讨论的文章很多，这里仅列举部分以为佐证。参见花金昌：《公司转投资法律制度研究》，郑州大学2003年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第4页；廖军、谢春：《关于公司转投资限制的法律思考》，《河北法学》1998年第4期；戴德生：《公司转投资的法律问题》，《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刘红、孙淼：《浅析公司超额转投资的效力问题》，《理论界》2005年第3期。

[3]施天涛：《公司法论》第2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4]这种看法很普遍，现只列出代表性的著述。江平主编：《新编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王彦明、傅穹：《论公司转投资及其立法完善》，《吉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郭懿美：《商事法精要》，沧海书局1998年版，第209页。

[5]刘俊海教授对这个主流意见表示了怀疑。参见刘俊海：《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点与解释难点》，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6]同前注5。

[7]“对外投资”仅出现在第27条、第28条中，但这两个条文只是要求企业对外投资应当遵法守纪的规定。

[8]同前注5，刘俊海书，第37～38页。

[9]参见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耿法、刘金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解读》，中国海关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10]可以说，这场变革自始就贯穿着学者们的热情参与和不懈研讨。最新的成果可参见王妍：《中国企业法律制度评判与探析》，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11]参见朱弈锟：《商法学》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12]赵旭东：《新<公司法>的突破与创新》，《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3]同前注3，施天涛书，第132页。笔者在本文中采用与赵教授、施教授同样的解释方法，没有将上述“社会主义特色的企业法律形态”纳入研究视野，后文中也不再涉及这方面的叙述，特此说明。

[14]参见何自力：《法人资本所有制与公司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15]武忆舟：《公司法论》，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6页。

[16]这方面的文章较多，兹举两例为证：同前注4，王彦明、傅穹文；邓振刚：《论公司转投资法律制度的修改》，对外经贸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17]这看上去似乎与梁慧星教授批评的《物权法草案》（第6次审议稿）第126条的情形相类似。梁教授认为该条所规定的承包经营权的期限不统一会导致缺乏操作性，并出现非常荒唐的后果。参见梁慧星：《物权法草案第6次审议稿的若干问题》，

《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1期。

[18]魏振兴、鲁雪：《公司转投资的法律问题》，《律师世界》2003年第10期。

[19]参见叶锋、余功超：《债权转投资和解获双赢》，2007年2月23日访问。

[20]尹田教授近期提出反对合伙具备第三民事主体资格的鲜明观点。参见尹田：《物权主体论纲》，《现代法学》2006年第2期。

[21]施天涛教授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也肯定了公司可以转投资于合伙的观点。参见施天涛：《新公司法是非评说：八二功过》，载王文杰主编：《最新两岸公司法与证券法评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22]施天涛：《关联企业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106页。

[23]关于这一点，王涌教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可以认为我国公司法所列举的公司章程内容包括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但缺少相对必要记载事项的规定。对于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公司章程意识淡薄，公司章程运用能力低下的情形，这样的立法模式有制度供给不足之嫌。”同前注15，赵旭东主编书，第180页。

[24]“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一般都是与公司设立或组织活动有重大关系的基础性的事项，例如公司的名称和住所、公司的经

营范围、公司的资本数额、公司机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同上注，第179页。

[25]同前注5，刘俊海书，第367页。

[26]陈小洪：《公司法的经济学分析：理论和若干讨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3期。

[27]同前注5，刘俊海书，第105～106页。

[28]在该条的第2款、第3款规定的是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特殊决议机制。

[29]股东主义认为，公司作为私有财产为出资者股东所拥有，公司为股东而存在，其利益归股东所有，即使在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之今天，公司经营者仅不过为股东之“人”，其行为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基础并受其制约。所以经营者在理性上与股东统一，其利益与股东一致。此种股东主义的观念赋予股东在公司法中的主流地位。庞德良：《论日本法人相互持股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世界经济》1998年第12期；转引自杨伟文等：《金融控股公司法》，华泰文化事业公司2003年版，第308页。

[30]在这里有必要提到的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亨利·汉斯曼教授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内捏尔·克拉克曼教授撰文指出，公司法的基本结构已转入股东中心（或者“标准”）模式（Share-OrientedModelorStandardModel），传统的三个模式，即经理中心模式（Manager-OrientedModel）、雇员中心模式（Labor-OrientedModel）、政府中心模式（State-OrientedModel）都“最终丧失了吸引力。”而利益相关者模式（StakeholderModel）“本质上只是过去的经理中心模式和雇员中心模式一些构成要件的糅合。因此，那些使得经理中心模式和雇员中心模式失去吸引力的因素同样会影响利益相关人模式，而使其不具备与股东中心主义模式相抗衡的实力。”[美‘]亨利·汉斯曼、内捏尔·克拉克曼：《公司法的终极》，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340页。

[31]该理论认为，公司的产品是由不同的群体一起协作又无异向的策略行为（StrategicBehavior）的结果，而且不能轻松地识别各个群体的贡献程度，如此，则股东的所有者地位得以模糊化，堪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在证成方面的一大进步。SeeMargaretM.Blair&LynnA.Stout，ATeamProductionTheoryofCorporateLaw，85Va.L.Rev.247，249（1999）.

[32][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53～555页。

[33]林国全：《章定股东会决议事项》，《月旦法学教室》2007年6月第56期。

[34]这就是经济学家讷克斯·罗斯托和加尔布雷斯等人所称的企业家历史上的第三代企业家。参见思乐其培训学校：《浅谈现代企业制度与现代企业家阶层》，2007年2月22日访问。

[35]孙平：《对公司转投资额度限制的思考》，《四川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36]参见林其屏：《中国正面临“经理革命”》，2007年2月26日访问。

[37]施天涛教授认为我国公司法对受信义务规定的不完善之处有二：“一是对受信义务内容的规定主要侧重于忠实义务（即便是对忠实义务的规定也是不完善的），而对注意义务，除了原则表述外，几乎没有涉及任何具体内容。二是对受信义务的规定缺乏在司法上可执行的监测标准，这将在司法实践中带来执行上的困难。”同前注22，施天涛书，第379～380页。

[38]蔡立东教授认为新《公司法》第152条第3款中的“他人”一词指代不明，是为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一个立法缺陷，并建议参考《日本商法典》上的“准用”模式加以改进。参见蔡立东：《论股东派生诉讼中被告的范围》，《当代法学》2007年第1期。当然，蔡教授行文意在扩大股东派生诉讼的被告范围，具体到本文，无论是从目的解释，还是体系解释来看，该制度对于公司的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都有直接适用性。

[39]施教授持有效说。同前注3，施天涛书，第135～136页。

[40]参见严雪峰：《论法人的权利能力及其限制》，《河北法学》2004年第4期。

[41]同前注32，卡尔·拉伦茨书，第316页。

[42]同前注22，施天涛书，第118页。

[43]方流芳教授正是因此而对公司股东（大）会是否为“公司的权力机构”表示质疑。参见方流芳：《关于公司行为能力的几个问题》，《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3、4期。

[44]同前注19，赵旭东主编书，第201页。

[45]施天涛教授评论说，新《公司法》中关联交易的规定存在两个瑕疵：其一为“定义不明确”；其二为“缺乏司法审查标准”。同前注27，施天涛文，第55～56页。

[46]我国台湾地区于1997年6月27日在其“公司法”中增加了“关系企业”条款。其“立法总说明”谓：“关系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公司如因业务需要及获利要求，转投资于其他公司，不但可以稳定原物料的来源，而且可以分担企业风险，原是值得鼓励之事。惟以控制公司与从属公司之间有控制因素的存在，从属公司在经营上部分或全部丧失其自由性，往往为控制公司的利益而经营，导致从属公司及其少数股东、债权人之权益受到损害，甚而由控制公司控制交易条件，调整损益，进行不合营业常规之交易，以达到逃税之目的，影响公司之正常发展甚巨。又鉴于关系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上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企业经营方式上，亦已取代单一企业成为企业经营的主流。而我国公司法自民国18年制定公布以来，一贯以单一企业作为规范对象，对关系企业之运作尚乏规定。兹为维护大众交易之安全，保障从属公司少数股东及其债权人之权益，促进关系企业健全营运，以配合经济发展，达成商业现代化之目标，考外国立法例，并衡酌我国国情，订定关系企业专章。”

投资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旅游集团；旅游投资；投资风险

1我国旅游集团投资的现状

随着我国旅游业集团化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目前已经有不少的旅游集团为了不断壮大其经济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从而实现资产的不断增值，相继采用纵向一体化战略和多元化经营战略，不断的扩展自己的经营领域，选择新的投资方向和新的投资机会。投资方式的多样化、投资领域的多元化，也构成了中国旅游业新一轮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因。

从旅游集团特别是一些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来分析我国旅游集团的投资行为，可以看出，我国旅游集团所进行的投资方向仍集中在旅游行业，是在原主业的基础上，通过进行产品价值链的管理实行相关旅游产品所涉及的旅游投资，如对会展，景观房产，旅游景区投资。一些旅游集团还开始了对航空业的投资，如武汉的东星国际旅行社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随着投资活动的日趋复杂，投资所存在的潜在风险也日益增多。为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分析投资风险，并建立风险管理机制，对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和化解。本文就将通过研究投资风险的相关理论，结合我国旅游集团的实际，对加强旅游集团投资的风险价值管理进行初步探讨。

2旅游投资的特点

由于旅游资源的公有性、垄断性和非流通性；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性；旅游项目投资的区域依赖性；旅游项目投资的综合复杂性；旅游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使得旅游集团的旅游投资相区别于其他集团的投资项目具有很多独特的地方：

（1）投入高，回报期长。旅游投资的门槛逐步抬高，不再是低投入的产业，进入性投资的加大，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及竞争环境的国际化，也使得旅游投资回收期延长。

（2）旅游产业链整合与多产业整合特征：旅游产业链的延伸，与城市景观、房地产、小城镇、休闲娱乐等等深度结合，产生了一个整体的、互动的结构——“泛旅游产业”。旅游投资，已脱离单一项目时代，投资商进行区域整体投资，力求整合旅游产业链，与相关产业相结合，寻求综合收益的最大化。

3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

（1）重项目规划和投资评价：对于投资方来说，旅游的投入是一个长线的过程，风险性主要在选项和规划上。因此，旅游项目投资必须重视项目规划，以明确的投资评价为前提，以有效的资本运营为保证，极其清晰的把握投资运作的思路。

（2）争取区域政府的支持：提高产业的绿色GDP已经成为新时代下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新理念。旅游项目能够提高地区的绿色GDP，调整城乡产业结构，形成绿色产业链，旅游集团可以通过政绩策划，尽量争取政府的有效支持，争取的旅游项目开发的最大优惠条件（低价资产收购、税费减免、申请扶持资金等）。

（3）开展有效的营销活动：进行有效的营销活动，提高项目在国际、全国、区域的定位和影响，为融资、招商、资本升值提供巨大的支持。

（4）多方位融资：从沪深股市统计，我国国内上市公司有近千家，但是以旅游为主业的上市公司只30多家，涉足旅游业的上市公司也只有40家。这说明我国的旅游企业的大多还是以资本自筹为主，没能很好的利用资本市场。更好的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可以有效降低旅游企业融资的风险。旅游集团可以依托收购兼并、政府优惠等方法低价获取大量资产产生资产大幅升值的市场评价，从而增长现金流量，实现大规模融资。

（5）多产业整合和跨行业投资：泛旅游业具有极大的区域聚集和经济带动作用，往往会带动一个区域的城市化进程，形成游憩区、度假区、会展区、娱乐区、步行街区、购物游憩区、及旅游小城镇等等，推动区域型旅游房地产和商业房地产发展。另外，为了分散投资风险，还可以适当的进行跨行业投资。以青旅控股为例，目前该公司的主营业务，除了组织、接待国内外人员的出、入境旅游以外，还出资3,000万元控股了北京尚洋电子技术公司，整体收购青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并且参与证券业，使公司旅游主营业务与其他业务同时拓展，有效的防范了经营和金融风险，提高了资产收益率。

4从财务管理角度做好投资的风险管理

投资风险是指在投资活动中未来实际结果与预期目标出现差异的可能性，是在特定条件下和特定时期内可能出现的各种结果的变动程度。由于对未来的经济活动的投资的不确定性，投资风险客观存在。但是，人们总是能够通过对风险的管理从而降低投资的风险，实现投资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投资所具备的价值所在。在进行一项投资时，风险越大，其预期的收益或亏损也越大，投资如果产生亏损，将会使资本受侵蚀，最严重的情况可能导致企业的倒闭。承担这些风险是为了给集团盈利，问题的关键在于，进行投资的主体应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财务管理在投资的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4.1在旅游集团内建立投资的风险管理指标体系

（1）建立风险度量模型和风险管理模型，研究旅游集团内各种投资及各种风险，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各种其他风险及包含这些风险的各种资产或资产组合，对各类风险再依据统一的标准进行测量并加总，并依据全部业务的相关性对风险进行控制和管理，利用资产风险度量模型，定量地分析资产组合的风险价值。

（2）确定公司各种旅游投资的风险容忍度，限制由于各种影响因素而导致的市场风险，对某些风险高度集中的投资进行特别处理，将风险限制在公司可接受承受的范围内。

（3）建立旅游集团投资的约束-激励机制，在各项投资中，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如果激励机制仅仅与经理人管理资产的收益挂钩，经理人则可能会为了追求高收益而承担高风险。所以在追求收益的同时，考察经理人管理资产的风险度，限制和防止经理人的过度投机行为。

4.2进行投资风险的制度管理

对于旅游集团的投资风险的财务管理应该是一个系统，对于投资项目来说，它起始于项目的考察论证阶段，结束于项目资本变现退出以后，贯穿于风险投资公司从资金——资本化——资金的长循环之中。

（1）投资前期财务评价。

旅游项目投资前的财务评价很重要，它关系到旅游投资项目的价值认定问题，没有较大价值的项目是不值得投资的，但投资的价值点在何处，它是否真实可靠，这不能仅仅根据项目有没有产品优势，有没有市场来定性判断，还要做细致的经济可行性及投资价值的评价。财务评价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缺乏财务评价的经济可行性是令人怀疑的。在投资决策程序中，其中一个环节就是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论证由财务部门参与并出具财务审核意见。对投资项目的投资前调查与了解是否充分，对其价值的判断是否准确，定价是否合理，谈判条件是否有利，直接决定了投资后管理的难度，也决定了将来获利空间的大小，因此，投资前的尽职调查和各种评审就显得非常重要。财务部门对可行性报告出具财务审核意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项目的投资价值，规避投资风险,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2）投资企业动态财务管理。

对已投资项目的管理是投资实现增值的必然阶段。可以从财务审核与监督的角度出发，专门设计财务管理方面的约定，包括由旅游集团委派财务经理的约定，指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约定，上市的旅游集团还可以有对股东定期公布财务信息的约定等等。这些必要的法律文件从制度上保证了旅游集团对投资项目的管理权和监控权，从而更好地保证了投资的收益权。

4.3投资风险价值管理的过程

投资风险管理的主要步骤有：（1）采用统一的风险识别语言，对投资风险进行界定与识别，建立集团层面的投资风险管理目标及建立完善的风险监督体系；（2）设计风险识别、度量、评估的统一方法；（3）评估投资风险；（4）制定投资风险管理战略；（5）设计、实施风险管理能力。整合风险管理能力的要素，包括集团战略政策、集团管理与投资风险管理过程、管理人员、管理报告、管理方法、风险数据等；不断改进风险战略、过程与度量方法；（6）汇总多种风险评估方式，与集团经营情况挂钩，制定、调整集团层面投资风险管理战略。

5把投资的风险管理从财务管理层面提升到整个集团管理层面

集团层面则意味着全局化、一体化的思想。只有扩大时空范围对企业投资进行思考时，才能识别它对集团整体运作的影响。所以，从集团层面进行投资风险管理可以将企业的战略、业务程序、企业资源同集团投资、集团整体目标紧密地结合到一起，从而使风险管理更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投资风险管理的出发点是使整个集团的风险、收益、价值达到最优化，而不是某个职能部门或风险管理部门。集团层面的风险管理使投资风险管理与集团战略、业务计划得到有机结合，将投资风险管理提高到战略层次，这种集团层面的投资风险管理具有以下作用：（1）集团项目投资过程得到控制的同时，风险也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同时提高了对风险的注意程度与敏感程度，使集团更为集中地监控风险；（2）在确切了解集团所处内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判断最佳的投资机会；（3）对投资风险有全盘的、集团层面的了解，有利于优化集团的风险结构，优化集团的资源配置；（4）设计集团范围内的信息沟通，收集、综合分析内外部数据的方式，为集团提供可靠、及时的投资风险管理信息；（5）事先建立一套有效的控制制度，帮助集团业务部门实现业绩目标，控制风险。（6）公集团不应该只是片面的强调短期的投资效益对公司的盈利能力的正面影响，发而应该从长远出发，全面的提高公司的治理结构以及长远发展规划的盈利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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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管理论文篇8

【关键词】风险投资管理机制

风险投资是通过向极具增长潜力的未上市新兴企业进行权益资本或准权益资本投资,并通过提供管理服务参与企业的发展过程,在企业创业成功后通过权益资本转让,实现高资本增值收益的一种特殊类型的金融资本运作方式。从风险投资的运作过程来看,风险投资是包括融资、投资、投资后管理和退出四个主要环节的一种循环运作过程。因此,风险投资的微观运行机制由风险投资的筹资机制、投入机制、投资后管理机制与退出机制构成,形成了风险投资微观机制的循环过程。由于风险企业成长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信息的高度不对称性,任何风险投资活动都可以说是不完全的,都不可能预见到风险企业将来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包括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将来可能发生的分歧与冲突。因此,风险投资家参与风险投资后的管理,比风险投资前评价和合同的设计更为重要。Kaplan和Stromberg(2001)认为,投资前审慎调查、签署投资协议和投资后管理是风险投资家降低成本的三项主要措施。所以,在风险投资后管理机制的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分析风险投资后管理机制的创新之处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风险投资后管理机制的涵义及内容

“机制”一词的运用十分广泛,对其涵义也有不同的理解。“机制”既可以用作描述事物构成状态,即将描述对象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并确定其子系统构成与相互关系;“机制”也可以用作描述事物运行规律,将描述对象的内在机理,包括宏观与微观的理论解释与分析;另外,更多的是“机制”可以被用来描述人们对事物运行的制度安排,并由此而形成各种功能,这体现出人们对事物运行客观规律的认识与运用。而投资后管理是风险投资家控制投资风险、实现投资收益的重要环节。在投资后,为了促使风险企业经营的成功,风险投资家在力所能及的各个方面对被投资企业进行扶植和培育。风险投资家为企业提供的服务包括以下几方面。

1、常规性管理。主要指风险投资人在风险企业日常运作过程中,通过各种常规性手段把握企业的经营动态,并按照合法程序与权力,及时解决存在的各类问题。常规性管理的实质就是根据被投企业经营信息的动态反馈,对其进行监控和管理的过程。

2、决策性管理。是指风险投资人通过派出人选出任被投企业董事、监事或其他高管人员,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参与企业的决策管理过程。由于风险企业的特点,决策管理过程通常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作出的,因此派出得合格人选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提供合理可行的决策建议,便于风险投资人作出正确决策。

3、增值。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风险企业的价值增值。增值服务贯穿于常规性管理和决策性管理全过程之中,它主要包括协助组建管理团队、提供财务和融资服务、提供信息支持服务、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等内容。因而,增值服务已成为风险投资人对投资项目后续管理中最重要的工作,这不仅仅是一个价值发现的过程,更是一个价值创造的过程。

二、风险投资后管理的动因

任何投资活动的动力都来自于对利润的追求。但是由于投资过程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客观存在,风险投资既有可能增值获利,也有可能遭受损失。那么,价值增值的最大化、风险的防范和人力资本的充分应用是风险投资后管理机制产生发展的主要动因。

1、价值增值最大化的要求。风险投资后管理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实现风险企业的价值增值。风险投资家的风险投资后管理可从三个方面创造价值增值:为创业者提供合适的投资机会;为风险企业确定最佳战略或者如何最好地执行战略;为风险企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源。

当风险企业在风险投资家的帮助下获得投资机会、化解企业风险以及减少不确定性和作出最佳决策时,企业就创造了最大的价值增值。

2、防范风险的要求。风险投资的对象主要是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家不仅要承担技术开发和市场开拓的商业风险,还有由于风险投资的特殊性,承担着风险与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商业风险是基于风险企业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风险。由于商业风险无法完全预测,风险投资家只能随着风险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的状况来调节他们的后续管理水平。一般情况下,风险投资后管理的水平与商业风险呈正相关,与风险企业价值增值的预期呈负相关,但是当风险投资后管理的强度与水平超过了一定的界限,风险投资家就可能会改变初衷并撤回投资。

在委托框架下,风险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仅存在于签约投资前的项目评估阶段,也存在于后续投资阶段。签约前的事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主要问题是逆向选择,投资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主要问题是道德风险。因此,当的风险越高,风险投资家进行风险投资后管理的程度就越多。风险投资家通过投资后管理识别风险,收集信息,加强对于投资资金的监管,增加与管理团队的沟通机会,从而帮助风险投资企业实现价值增值与风险防范。

3、人力资本充分应用的要求。在风险投资中,人力资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风险投资家的经验,二是风险企业家的素质,二者都极端重要,而且是相互关联、互相影响的。首先,风险投资家的经验是决定风险投资后管理所产生的价值增值量与风险防范成效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其次,风险投资后管理对于风险企业家素质的发挥提供了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风险企业家在风险企业中有特殊的重要性。与成熟企业相比,风险企业面临着极度不确定的市场,具备极少的创业资源,并面临高度的风险。风险企业家必须依靠自己的洞察力、创新能力、执行能力等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作出决策。但是,在委托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风险企业家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必须依靠完善的管理机制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因此,通过风险投资后监管,对风险企业家进行激励与约束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风险投资后管理机制创新性分析

1、管理对象的深化:风险企业家人力资本为核心。风险企业家人力资本不仅具有一般人力资本的特性,更具有特异性,这是风险投资后监管机制涉及的核心内容。概括而言,风险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特异性主要包括: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低担保性;企业家人力资本的高专用性;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强显示性;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可抵押性。由于风险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特征和风险企业的特殊性,风险投资后管理机制的设计不仅要考虑对风险企业家的激励,而且还要对其严格的约束与监控。

在风险投资后管理中,应该根据风险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基于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双方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因素的考虑,来进行机制设计。对处于早期阶段的风险企业,一方面企业家如果拥有相对较大的股权,其边际努力产生的边际收益中的较大部分将归自己所有,其将受到足够的激励;另一方面,由于早期阶段中风险企业家的担保能力相对不足,风险投资家为了减少投资风险和损失,必须持有较大的最终控制权,并使公司的利益凌驾于企业家之上,甚至在必要时有权解雇企业家。随着风险企业的发展,企业价值不断提高,风险企业家的能力逐步显现,声誉不断提高,风险企业家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与价值也在提高,使得风险企业家担保能力将不断得以提高,而风险企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则可能相应降低。与此相对应,企业家对企业的最终控制权应当增加。因此,风险企业的治理机制应具有一定的动态可调整性,即根据企业的实际发展和运营状况以及企业家的能力是否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而配置控制权,也就是说,企业家的能力和企业的经营绩效及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与风险投资家之间的谈判能力。风险企业治理机制的核心是对企业家进行良好的激励、严格的约束与监控,并体现动态可调整性。

2、管理手段的创新:对风险企业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安排。风险投资后管理机制中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实质上是风险企业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的治理机制,是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之间长期重复博弈后最终会形成的一个最优博弈结果。因此,对风险企业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安排是风险投资后管理机制中最核心的手段。Kapla和Stromberg(2000)实证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家通过合约将剩余索取权、投票权、清算权以及其他控制权的分配分开进行,而这些权力的分配取决于企业在某一个阶段的可观察或度量的指标所显示的企业经营状况,因而控制权的相机转移也是逐步的、多层次的。

为了解决风险投资中风险资本家和风险企业家在企业经营发展各个阶段相应的风险企业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安排问题,对风险投资中人力资本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进行了诸多创新,其手段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1)以可转换优先股为主要融资工具的控制权约束与激励。可转换优先股为主的融资结构实质上是对风险企业家一种控制权激励,促使风险企业家将人力资本最大限度地投入到企业中去,努力把企业经营成功,实现风险投资收益的最大化和风险企业家个人效用最大化。

(2)分阶段投资并保留中止投资的权利。一旦风险投资家发现任何有关未来回报的负面信息,下一阶段的融资可能被终止,风险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价值也就无法实现,这种方式也减少了风险企业家试图对企业剩余索取权进行重新谈判的机会主义行为。

(3)以股票赠与和股票期权为主要形式的激励性报酬计划。通过上述方式,将风险企业家与企业的未来经营状况紧密联系起来,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利益实现了高度趋同,降低了委托关系中的道德风险。

(4)投资者退出权约束。当风险企业业绩低于预期目标时,风险投资家为减少损失,将其前期投资以某个事先确定的价格回售给被投资企业。这种行为不仅会导致风险企业实质运作资本数量的减少,还会通过资本市场的信息传递效应影响风险企业家的后续阶段的筹资,从而提高了风险企业家的努力程度。

3、激励方式的组合:对风险企业家的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相结合。在风险投资中,对风险企业家的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方式的运用,也是与风险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特性紧密联系的。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契约的不完备性,企业内部协调总是有限的,需要市场从外部来进行推动,这种由外部竞争机制产生的对企业家的激励称为隐性激励。单纯的显性激励或隐性激励均不能够对风险企业家产生最有效的激励,二者的结合设计会取得更大激励效果,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信息不对称与不确定性的程度。

在风险投资的显性激励机制中,风险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以及薪酬结构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而风险投资中的报酬契约的创新在于按照经营业绩连续支付风险企业家的薪酬,而不是在风险投资退出完全时集中支付。这种连续支付激励机制对风险企业家的激励效果可以有效地提高风险企业家的努力水平,为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双方带来更高的收益,也可以为风险投资家激励与监管风险企业家提供更多的手段。但是由于风险投资中信息的高度不对称以及风险企业成长的高度不确定性,显性激励模式对企业家特殊人力资本的激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风险投资的隐性激励机制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隐性激励机制主要包括风险企业相对业绩激励机制与声誉激励机制。在相对业绩激励机制中,由于风险投资家所关心的风险企业家的努力程度、智力因索、诚实和创新能力不易被观察到,所以企业家的报酬不能直接与这些因素挂钩,必须将报酬和可测量的工作绩效挂钩。由于使用相对业绩比较能将风险投资中对企业家不可控的经济环境变动影响进行过滤,评价出企业经营绩效水平,能使企业家的努力水平接近最优。在声誉激励机制中,由于风险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具有逐步显现性,风险企业家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将其人力资本潜能挖掘出来,不断提高其人力资本价值,并提高其声誉,使其在下一轮风险融资时,可以拥有更有利的竞争位置和更强的谈判力量。所以声誉激励机制也为企业家人力资本提供了较好的隐性激励机制。这二者事实上又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在声誉激励机制下相对业绩比较有利于解决风险投资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对完善投资契约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四、结论

风险投资后管理是风险投资循环过程中的核心环节,随着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成熟,风险投资后的管理支持越来越重要,对于风险投资的价值增值,风险防范和人力资本的充分应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风险投资后管理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适应风险投资的特殊运作方式与管理需求,必须要对风险投资后管理机制进行创新。风险投资后管理机制创新的核心在于以风险企业家人力资本为管理核心,以对风险企业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安排为手段,通过对风险企业家的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相结合的方式,实现风险投资后管理机制的良好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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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管理论文篇9

关键词：工程项目投资过程控制标准化设计投资估算

1.工程项目投资全过程控制原理

工程工程项目投资控制是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在工程建设项目的全过程（投资决策、设计、招投标、施工阶段）采取有效措施，把工程项目建设发生的全部费用控制在批准的限额内，并随时纠正发生的偏差，以保证投资估算、设计概预算和竣工决算等管理目标的实现，达到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财力，获得最大投资效益的目的。基于工程项目投资运动的特点和运动规律，工程项目投资的控制涉及到方方面面，其基本控制原理为：全过程、全方位的控制；不同投资主体的控制；合理设置控制目标；以主动控制为主、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控制。

工程项目投资控制最首要的一点是全过程控制原则。这种全过程具体体现在投资决策、设计、招投标、施工和竣工决算等阶段，而且每一阶段都是缺一不可的。以往在工程实践中往往只是片面地强调施工阶段的投资控制，但事实证明，施工阶段对项目投资进行控制的影响程度在全过程控制中仅占很少的一部分，只有投资决策和设计阶段的控制才是关键。

众所周知，决策起核心作用。正如总理所说：“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当投资决策后，设计是控制的关键。据国外一些专家分析指出：设计费虽然只占工程全寿命费用的1%还不到，但对工程项目投资的影响程度达75%以上。显然，设计水平高低和质量好坏是影响工程项目投资的关键环节。实践证明：重施工，轻设计和决策阶段的思想及传统习惯必须克服，否则，必然是“亡羊补牢”，事倍功半。2003－01－21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指出：2002年由于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严重。据审计机关审计查出，由于违规担保、投资和借款等已给国家造成损失达72.3亿元。事实证明，要有效控制工程工程项目投资，就应该把控制重点转移到建设前期阶段上来，尤其要抓住投资决策和设计这两个关键性环节。

2.投资决策阶段的工程投资控制

2.1进行多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择优确定最佳建设方案

择优选择最佳方案，首先，其规模应合理，规模过小，使得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单位产品成本较高，经济效益低下；规模过大，超过了项目产品市场的需求量，则会导致开工不足，产品积压或降价销售，致使项目经济效益也会低下。其次，建设标准水平应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区别不同地区、不同规模、不同等级、不同功能合理确定。再次，还要考虑建设地区及建设地点（厂址）的选择，不仅要符合国家工业布局总体规划和地方规划，而且要靠近原料、燃料和消费地，并要考虑工业基地的聚集规模适当的原则。最后，生产工艺及设备的选型，既要“先进适用”，又要“经济合理”，从而优选出最佳方案，达到控制造价的目的。

2.2建立科学决策体系，合理确定投资估算

投资估算是工程项目投资管理的龙头，只有抓好估算才能真正做到宏观控制，而搞好投资估算的前提是项目决策的科学化和合理的投资估算指标。决策科学化的关键在于科学的决策体系（含经济评价参数体系）和决策责任制。合理的投资估算主要取决于投资估算指标，因此，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明确决策责任制，编制高质量的估算指标，是抓好投资估算这个龙头的关键。

2.3客观、认真地作好项目评价

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是在项目决策前的可行性研究和评估中，采用现代化经济分析方法，对拟建项目计算期（包括建设期和生产期）投入产出诸多因素进行调查、预测、研究、计算和论证，选择推荐最佳方案作为决策项目的重要依据。项目经济评价是项目可行性研究和评估的核心内容，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效益。

从具体方面看，由于经济评价分析和参数设立了一套比较科学严谨的分析计算指标和判别依据，使项目和方案经过需要可能可行最佳，这样步步深入地分析和比选，把项目和方案的决策建立在优化和最佳的基础上。这就有助于避免由于依据不足、方法不当、盲目决策造成的失误，以便把有限的资源真正用于经济效益好的建设项目。

2.4推行和完善项目法人责任制，从源头上控制工程项目投资

项目法人责任制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是从投资源头上有效地控制工程投资的制度。项目法人责任制是在国家政府宏观调控下，先有法人，后进行建设，法人对建设项目筹划、筹资、人事任免、招投标、建设直至生产经营管理、债务偿还以及资产保值增值实行全过程、全方位的负责制，按国家规定法人享有充分的自，并对法人进行严格管理和奖惩的制度。显然，实行法人制有利于建立法人投资主体，形成自我决策、自我约束、自担风险、自求发展的运行机制。由于法人对建设项目从决策到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承担了法律责任和风险，真正做到谁决策，谁负责。避免了只有眼睛向上争项目、争投资的积极性和动力，而没有科学决策、筹集资金、控制项目质量、工期、造价和提高效益的积极性和压力。同时，也有利于国家用法律、法规和经济手段来规范工程项目投资与建设的全部活动，从而促进建筑市场规范化管理。

3.设计阶段的工程投资控制

3.1优化设计方案

优化设计方案是设计阶段的首要步骤，是控制工程投资的有效方法，其主要采用设计招投标（方案竞选）、价值工程、对设计方案进行技术经济评价等方法。在工程设计阶段要正确处理好技术与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这就要求工程经济人员密切配合设计人员，在初步设计阶段，要严格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投资估算，认真作好多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在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阶段，要严格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内容、范围和概算造价，认真地作好技术经济分析和评价。优选出最佳方案，从而主动地影响工程投资，以达到有效地控制工程投资的目的。

3.2在设计中加强技术经济分析

设计过程是具体实现技术与经济对立统一的过程，因此，在总平面图设计、建筑空间和平面设计、建筑结构和建材的选择、工艺技术方案以及设备的造型与设计等主要过程中，要加强技术经济分析和多方案的比选，从而实现设计产品技术先进、稳妥可靠、经济合理，进而达到控制工程投资的目的。

3.3推行限额设计

所谓限额设计就是按照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投资估算控制初步设计，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概算控制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同时，各专业在保证达到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按分配的投资限额控制设计，严格控制不合理变更，保证总投资额不被突破。限额设计的控制对象是影响工程设计的静态投资（或基础价）的项目。

投资分解和工程量控制是实行限额设计的有效途径和主要方法。首先，限额设计是将上阶段设计审定的投资额和工程量先分解到各专业，然后，再分解到各单位工程和各分部工程而得到的。限额设计体现了设计标准、规模、原则的合理确定，以及有关概预算基础资料的合理取定，通过层层限额设计，实现对投资限额的控制与管理，同时，也实现了对设计规范、设计标准、工程数量与概预算指标等各方面的控制。

3.4推广标准化设计

标准化设计是指按照国家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建筑、结构和构件等整套标准技术文件、图纸进行的设计。采用标准化设计可提高设计速度、节省设计费用；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建筑材料，降低工程成本。如生产标准构配件的预制

厂，可统一安排、统一配料、集中制作，节省材料，降低了工程成本，提高设计质量，保证工程质量等。据统计，标准构件的木材消耗仅为非标准构件的25%；上海市的调查资料表明，采用标准构件的建筑工程可降低造价10%~15%；天津市的统计资料证明，采用标准配件可降低建筑安装工程项目投资16%.

4.施工阶段的工程投资控制

工程建设项目施工阶段，是按照设计文件、图纸具体组织施工建造的阶段，即把设计蓝图付诸实现的过程。施工阶段工程投资控制的目标，就是把工程项目投资控制在承包合同价或投资估算内，并力求在规定的工期内生产出质量好、造价低的建设（或建筑）产品。施工阶段工程投资控制的主要方法是：进行施工招投标、合理选择承建商，优化施工组织设计、优选施工方案，合理安排与使用建设资金，严格控制工程变更，处理好工程索赔等。

5.结束语

总之，对工程投资控制必须坚持全过程控制的原则。首先，在思想上一定要有清楚的认识，及时抓重点，抓关键环节。其次，在工程实践中还要勇于实践，大胆尝试，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工程投资控制才能真正地走上一条健康向上的发展之路，从整体上提升工程项目管理的水平。

参考文献：

投资管理论文篇10

在国家层面的环境投入状况，根据环境保护部2007～2014年公开的支出预算数据为依据分析。如图1，可看出国家对于环境的投入力度总体上还是呈上升趋势，2012年上升幅度更大，这些投入资金基本上用于环境治理、环境行政、国际交流，总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这笔资金投入市场能够用以改善当前严峻的环境形势，保障人体健康，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然而，事情并不是如我们所想的一样顺利，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国内环境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善，相反，集体性的环境纠纷案件日益增多，大气污染、水污染、森林破坏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现象大量存在。再来看各地方政府的环境投入状况，昆明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报告指出，2008年昆明市环境保护支出完成117494万元，增长354．8％。2009年预计安排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46231万元，占一般预算支出的22％，资金重点用于滇池治理与生态建设、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社会发展与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重大项目前期经费、农村基础设施与民生工程。2011年5月9～10日，云南怒江州环保局长座谈会在六库召开，突出以解决影响可持续发展和损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环境监管，完善环境法制，加大环境投入，全面加强污染整治和生态环境建设。2012年，甘肃省张掖市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涉及五县区14个乡镇53个行政村，项目共完成投资3217．336万元，惠及78455人。2013年11月22日，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召开部级生态区创建工作推进会，达成统一认识，近年环境投入力度空前，环境变化巨大，有很好的基础条件，生态创建是我区建设现代化公园式城区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大家共同的责任。的确，我们不能否认国家已经取得的环境保护成绩，政府和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重视越来越高，每个公民都在做着自己的贡献，但是如此高额的环境保护资金是不是只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抑或本应该能实现比现在更好的预期效果，这就关系到环境行政绩效的问题，当前国内不仅仅是在环境领域没有专门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全国也没有一部综合性的行政绩效规制法，虽然新《环境保护法》确立了环境目标责任制和绿色考核制度，但是因其规定还是停留于原则上，缺乏相应的可操作性绩效评估标准，具体评估实践无法可依，更无法有效提高环境行政组织效率。

2环境保护投入绩效管理制度理论依据

（1）为什么一定要确立该项制度？

首先，涉及到构建一个最优绩效管理制度去推动环境行政组织运行效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产权制度在理论上可分为私有产权制度、公有（共有）产权制度和混合产权制度，它能影响人与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最终决定整个组织或社会效率的高低。科斯和其他制度经济学家都探讨了交易成本与产权安排的关系，认为不同的产权制度会形成不同的交易成本，产权制度的安排形式、具体结构和内容，确定了交易双方在交易中的行为准则和具体行为规范，并促使交易各方必须遵守这一准则和规范，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交易顺利进行。明确的产权关系，不单指财产的归属确定，还应当是包含主体责任和义务、权力和利益的统一。那么，如果想要使得各地政府各项环保投入能够得到高效率利用，借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数学模型对制度进行全方位研究，在我国行政色彩浓厚的大社会背景下，前提应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预算、支出绩效管理制度，以一种效益较高的制度取代一种效益较低的制度，重点解决权责关系，表面上是在内部生效，实质上是作用于环境市场效果，在公开性、客观性、常规性、差别性原则的指导下，辅助公众监督政府组织内部行为，督促负有环境保护义务的相关部门认真贯彻生态保护各项法律、政策。

（2）为什么要重视环境行政组织内部成员作用？

根据巴纳德的组织行为学理论，其关于效率的观点于传统理论有着明显不同，最主要的是将效率提升的研究重点放在组织结构的逻辑分析上，指出了个人目标的重要性，将组织效率与组织内单个人的行为紧密联系起来，强调人际关系与个人目标的重要性，集中以个人的需求和激励激发组织的协作能率。至此，效率的焦点也开始由组织向个人或群体转变。在环境行政领域，环境工作人员是环境行政机关的重要成分，通过外部性激励措施鼓励其合法合理行政将关乎整个环境行政组织运行效率与国家生态环境工作的实际效果，这也是环境行政绩效管理制度的激励功能所在。

（3）如何确定环境绩效评估的考量因素？

提升一个组织的运行效率并非仅是通过某一种方法或某一种模式就可以解决的，尤其是对于复杂且任务繁重的环境行政组织而言更是如此，其环境行政效率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模式因环境发展本身存在着多样性和复杂性特点。有些学者试图运用综合研究方法，建立一个囊括衡量组织效率的各种标准的详细清单，包括组织的控制、凝聚力、环境行政绩效计划和目标的确定、环境利润、动力、稳定性、人力资源价值等各个方面。但是就环境投入问题而言，如果在短时间内构建360°全方位绩效管理制度并不见得就可行，这种绩效评估虽然全面，但是受制于目前科学发展水平，其成本高，耗时长，工作量大，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甚至可能导致环境行政工作人员疲于应付各种绩效评估而影响了正常工作，这显然有悖于这项制度得初衷。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有必要保持“先主要后次要”的理性思维。

3国内外环境行政绩效管理模式研究

进入21世纪，已有不少国际组织就环境绩效评估方法投入实践，如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绩效展示（OECDEPR），确立了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评估指标体系：2003年启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绩效评估，在环境重点关注领域的选择上更注重次区域的定量分析，但也存在某些重要政策目标数据的可得性问题：联合国2006年环境绩效指数（EPI）提出了环境健康、空气质量、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生产性自然资源与可持续能源政策六大政策类别中的16项指标，2008年则将可持续能源政策变更为大气变化，16项指标扩展到25个。与EPI采用的方法想类似，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在《政府环境绩效报告》中列出了资源、公共事业、大型制造业、小型制造业、零售业、交通业和其他服务业七种不同行业23个方面的政府环境绩效指标，包括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土地破坏和修复、固体废物管理、科技创新、法规遵守等。此外，1993年美国国会在103次国会会议上，通过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先通过试点项目确立一个工作目标，围绕这个绩效目标用客观、可数、可计量的形式进行绩效测量，关注政府行政结果、服务质量以及公众满意度，绩效计划几乎贯穿了美国整个公共行政的发展过程中。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迅速发展阶段，不可避免的造成环境资源过度利用，虽然政府做出了很多努力，如制定新《环境保护法》，强化社会舆论渲染，但环境问题依然严峻，环境行政组织的积极作为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一组数据显示，2006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排名中，中国在133个参加国中位居第94位，2008年在149个参加国中位居第104位。而目前，我国政府对环境行政绩效评估管理的重视度还不够，还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自发行为，多流于书面规定，无可操作性的规则，导致环境投入资金得不到合理利用，这种重投入轻效率的局面既浪费国家资源，又起不到保护环境的效果，相反，是对纳税人的不负责任表现。

4环保投入与政府绩效管理密不可分

结合当前我国环保投入绩效评价的工作实际，我们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更好地将政府环保投入分配好、使用好、管理好，充分发挥其环境保护作用，提高环境行政组织效率。

（1）构建环境行政绩效管理机制，作为督促环境行政机构实施环境资金管理和改善环境状况的工具。

组织建立一部单行的环境投入方面的绩效法律可能还欠缺理论和实践支持，但是通过条例或者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立法还是很有必要。将绩效理念融入整个环境治理工作中，制度的设计要结合环境本身的复杂多样性特点，重点明确评估的主体和目标、考察对象、指数指标确定、评估程序、法律后果、公众监督六方面，注重绩效管理的可操作性。就绩效评估主体而言，可以是国家建立，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也未尝不可，还可节省国家管理成本，但这个评估主体一定是独立的，经验表明独立的评估机构或单位显然更能作出客观、真实、有效的评估结果。

（2）合理选取环境行政绩效评估指标。

学者大卫•米斯顿提出确立指标的八项原则：阐明组织目标，评估政府活动最终结果，激励方案投入，引导消费者选择，为私人服务提供绩效标准：协助决定水准的最大消耗，激发物，可能节省的领域。在环境行政领域，因环境问题复杂性和地域性差异特点，很难在绩效管理上面面俱到，国家可建立一个试点地区，从特殊区域出发，根据不同区域的突出环境问题确立指标。以华北地区为例，主要环境问题就是土地退化、大气污染等，从这几个环境问题分别展开，根据上述原则，参考P－S－R概念体系，探索该地区环境行政指标评估体系。

（3）参考与环境工作有关的专家意见。

环境法学是法学与环境科学的交叉学科，部分领域需要医学和经济学辅助，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使得环境行政绩效管理机制的设立主体在面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问题时无从下手，可将专家意见纳入环境行政绩效评估体系，建立不同行业的专家库，尤其是高科学技术行业，遇到不同的环境问题随机抽取相应专家参与评估程序与指标量化。至于这些专家意见的效力如何，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作为参考到成为评估依据的过渡。

（4）不可忽视绩效评估之后的奖惩程序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