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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毕业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29 16:36:32

刑法毕业论文

刑法毕业论文篇1

刑法论文5400字(一)：肇事逃逸案件多重侵害致死的刑法因果关系研究论文

摘要：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多重侵害致死的刑事责任归属问题，理论界争议聚讼，司法实践中各地裁判标准各异。司法裁判逻辑的混乱与此类案件中刑法因果关系判断含混存在密切关系。要化解此类案件审理中的刑法因果关系判断乱局，应回归刑法因果关系的体系定位与实践功能，厘清刑法因果关系的演变脉络与发展趋势，围绕刑法因果关系在刑事归责体系中的功能定位，结合“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范目的，运用归因与归责相融的双层次分析框架，建构肇事逃逸情境下不作为犯的刑法因果关系。

关键词：肇事逃逸多重侵害致死不作为刑法因果关系

如何认定行为人的肇事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一直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争议的焦点，交通肇事逃逸情境下发生的多重侵害致死案件因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不明而常陷刑法因果关系判断困境。司法实践在评判相关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时裁判标准不一，裁量结果各异，严重影响了个案的裁判公正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司法实践乱局源于实务人员对肇事逃逸情境下不作为犯的刑法因果关系认知不清，混淆了刑法因果关系的应然认知与实然功能，未能立足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所确立的归责立场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制目的对刑法因果关系进行具体化建构。有必要结合具体的司法实践案例，回到刑法因果关系的本源，明晰刑法因果关系的功能定位，围绕“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范逻辑，理清交通肇事逃逸致多重侵害致死情形下行为人的相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

一、刑法因果关系是归因与归责的融合

刑法因果关系是一个实践性与价值性融合的概念，涵括了存在论层面的事实认定与规范层面的归责评判。虽先后经历了诸多学说演绎，但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刑法因果关系的认知依然未有定论，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判例颇不统一，世界各国在刑法因果关系的认知上也不尽一致，我国理论界中过于哲学化的必然与偶然传统因果关系划分也开始受到挑战，对刑法因果关系的认知开启了“归因”与“归责”相对区分的新趋势，客观归责理论也开始步入刑法因果关系理论领域。[1]国内外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发展演变说明了围绕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一切理论均为服务刑事归责而建构和发展，刑事归责的复杂化导致了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多样化。随着刑事归责理论的不断演变，刑法因果关系也经历了功能性变迁，从以限制刑事归责为初衷向为刑事归责的合理性背书转向。实质上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并非意在弄清行为与结果之间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联，而是为了解决实际归责问题。[2]这就意味着司法实践对任何情境下的刑法因果关系建构与判断，均需结合具体的归责目的和归责逻辑而展开。

刑法因果关系围绕刑事归责而建构，服务不同情境下的刑事归责需要，其理论体系与实践功能，也必然伴随刑事归责的发展而演变，服务不断复杂化的刑事归责实践。理论界早期建构刑法因果关系概念的教义学目的在于限制归责，而非扩张刑事归责，但随着刑事归责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复杂化，刑法因果关系也日趋复杂多样，以适应不同情境下的归责背书需要。随着刑事责任的功能化转向，不作为犯成为了颇受争议的实践归责难题。该领域的刑法因果关系建构也成为了一个新的话题。既然刑法因果关系以事实因果关系为基础，那么在无明显的客观作为的情况下，如何将法益侵害结果归属于行为人，如何跨越事实基础缺乏的问题，要解决这些疑问还需回到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功能定位。从理论界对刑法因果关系的传统性功能定位中走出来，以规范背后的目的之魂为指引建构归责层面的因果逻辑，在经验判断和事实认知的基础上建构符合归责需要的规范性因果关系。实际上法律在追溯事件原因时所探寻的事实，是基于实用考虑所构想的事实，是相对于法律目的而言的事实。[3]在解释不作为犯的刑法因果关系时，我们则需立足刑法条文的规制目的规范性地建构起不作为的“事实原因”以及不作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理论发展进程也充分体现了从“存在论”向“规范论”的规范化建构之路。为阐释不作为与法益侵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理论界先后形成了他行为说、先行行为说、他因利用说、干涉说、准因果关系说等理论，但均被认为缺乏妥当性。而后演变为抛开具体的自然或物理的因果关系，从规范意义的角度建构不作为情境下的刑法因果关系。[4]可见随着刑事归责实践需要的演变，以关系论为基础的刑法因果关系，逐渐为一种着眼于规范目的的归责原理所取代，将刑法因果关系的评价重点从结果发生的方式转移到了是否处于规范所禁止的危险范围[5]。

理论建构的目的与实践功能是一切理论创新的源泉，对不作为犯的刑法因果关系的认知也应围绕着刑法因果关系概念的实践功能演变进行思考。从终极意义上而言，刑法因果关系实际上是为了阐释个案中刑事归責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而建构，我们对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其目的在于让因果关系理论更好地服务司法实践的归责需要，解决具体情境中刑法因果关系评判的恰当性，不是为了从事实层面理清特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彼此影响的因果关联，而是为将结果归属于谁提供正当理由与分析框架。这就意味着无论是理论界基于不同学说立场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完善与开拓，还是司法实务中基于不同的实践归责需要和具体案情，对刑法因果关系的创造性应用，都是为了让个案的归责更具合理性，更加符合民众的常识常情常理。理论发展演变与实践应用证明刑法因果关系是集实践经验与价值判断于一体的规范性概念，不是悬而未决的哲学思辨，而是具有实践操作性的分析工具，既限制刑事归责的实践滥用，也为归责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背书。从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发展演变看，刑法因果关系已然是归因与归责的融合，司法实践对归因的寻找，目的在于归责。在具体评判不作为犯的刑法因果关系时，需结合规范的规制目的与特定情境下事实因果关系探究的实践可行性，全面衡量不同刑法因果关系假设情境下刑事归责的可接受性，合理地建构符合归责需要的刑法因果关系逻辑。

二、多重侵害致死情境下刑法因果关系的特殊性

在交通肇事罪的司法解释所界定的刑事归责基础与标准下，司法定量的客观归责意味浓厚，司法解释将入罪评价具体化和情境化，肇事逃逸行为在入罪评价和刑罚裁量中均有所涉及。而刑法因果关系归属则相对复杂，刑法因果关系的具体认定兼具经验事实认定与规范逻辑评价，并非单纯的事实认定或规范建构。司法解释虽明确逃逸致人死亡的规范内涵和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归属原则，但要将这一规范内涵的规整范围与具体的案件事实融合，则需结合社会事实经验，充分考量逃逸规范的规制目的与实践规制价值，更多地从规范的社会功能层面考察逃逸行为（不作为行为）与死亡结果归属之间的关联。然而部分理论界人士和司法实务人员对肇事逃逸情形适用中的刑法因果关系认知依然停留于事实的层面，司法裁判纠结于被害人死亡的直接成因不明，而否认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上，有论者就主张：“逃逸”和“致人死亡”之间应有因果关系，若无证据证明死亡结果是逃逸行为所造成或介入了其他人的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则不能以逃逸致人死亡规制行为人。[6]更有论者将事实因果关系的要求阐释得更为明确，其主张：行为人的逃逸与被害人的死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方可认定“因逃逸致人死亡”。[7]上述观点对因逃逸致人死亡情境下刑法因果关系的评判偏重于事实的因果关系思考，未结合“逃逸致人死亡”的规范内涵与规制目的去阐释此种情境下的刑法因果关系。

司法实践对“因逃逸致人死亡”规范的刑法因果关系认知也存在偏差，部分司法实务人员忽视规范的规制目的，而纠结于具体的事实因果关系。建构具体个案的裁判规范时僵硬地理解“因逃逸致人死亡”，未能深入探究逃逸致人死亡规范的规制目的与规整范围，对肇事逃逸情境下多重侵害致死的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简单采取了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归责思路，导致“因逃逸致人死亡”条款的实践虚置。比如，在冯某肇事逃逸所致的多重侵害致死案件中，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时认定冯某的行为系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而审理该案的区法院在裁判逻辑论证中先从宏观上肯定行为人的肇事及其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但又从具体的事实层面认为行为人的肇事后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因果性关系不具有唯一性，进而否定肇事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8]这种事实认定存疑采取有利被告解读的处理思路实际是典型的司法妥协，未能结合刑法因果关系的实践功能和逃逸规范的规制目的判断具体案件中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与否。再如，河南登封市法院审理申某某、万某某两次肇事逃逸的案件时，就从因果行为论的视角理解肇事逃逸行为与被害人被再次碾压死亡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9]法院论证裁判理由时将被害人能否得到及时救助的事实可能性作为评判是否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基础，而忽视了因得不到及时救助的规范内涵。以上案例凸显了司法实践在处理多重侵害案件时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从事实存疑有利于被告的角度将被害人死亡的时间节点拟定为行为人逃逸之前，显然系典型的因果关系假定思路，缺乏规范层面的归责思考。事实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司法裁判从保障行为人权益的角度而言是无可厚非的，但从准确适用法律打击肇事逃逸行为，有效保障被害人权益而言，却是存在问题的。这种妥协式司法裁判不当限缩了“因逃逸致人死亡”条款的规整范围，大大限缩了具体个案归责中刑法因果关系存在的范围，导致立法规制的实践虚置，实际上是以司法保守之刀阉割了立法规制的适用范围。

三、多重侵害致死情境下的刑法因果关系认定

多重侵害致死情境下的刑法因果关系有其特殊性，对其认定应围绕逃逸行为的不作为性建构。交通肇事后逃逸本质上是一个刑法意义上的不作为，刑法中的“不作为”实际上是为特定情境下的刑事归责需要而建构起的规范性概念，没有可实证研究分析的具体内容，本身就是法律价值判断的产物。刑法因果关系的传统分析模式则建立于实证的因果行为基础上，即使是当前因果关系的“归因”与“归责”的二元判断也是建立于事实因果关系之上。因而对不作为犯的刑法因果关系，若以不作为本身为建构前提，其刑法因果关系论证则存在无行为的原因解读悖论，无法按照传统的刑法因果关系分析框架推进，只能从不作为犯的刑法规范目的出发，围绕规范的立法规制目的去建构规范规制领域内的不作为行为与相关结果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只有回到规范的保护目的论证不作为行为的实行行为性与危险性，才能解决不作为结果归属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无论是对不作为行为的“作为性建构”，还是不作为情境下的刑法因果关系评价均建构在规范性的认知基础上，而这一系列的规范基础源于具体情境依存的规制环境。刑事归责实践中刑法因果关系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确定的原因与结果关系，而是为了让结果的归属合理正当。不作为犯罪案件中，司法实务人员建构个案的刑法因果关系时不应试图准确探寻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何种程度的因果关联，而应努力尝试给结果归属的可接受性做论证，其对类案或具体个案中刑法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的判断，完全是基于实践规制需要的一种后果性考察，是为了将结果归属于特定的行为主体。

肇事逃逸本身就是在特定目的主导下的积极性作为，其既有内在的目的性，也有外在的行为性，对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刑法因果关系认知应立足于不作为犯的领域去建构。结果归属合理性论证中要解释具体情境下逃逸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需结合规范的保护目的与不作为的行为性进行双重考察，理清因逃逸致人死亡规范的双重规制目的——保障法律追究与救助被害人，明确以行为人的社会角色为基础的社会风险负担。这就决定司法实践对肇事逃逸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不能离开先前的肇事行为单独进行评判。肇事逃逸是行为人在特定社会角色下的事实性作为，若离开先前的肇事行为评判这一逃逸行为，将最终的危害结果归属于行为人则缺乏合理性与正当性。在将“因逃逸致人死亡”规范转化为具体的裁判规范时，既要考量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制逻辑与目的，也要考察具体情境下行为人逃逸行为的不作为性。适宜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規制情形理解为客观处罚条件，只要“因逃逸”而造成“致人死亡”的结果，就可认定为符合该客观处罚条件的规定。[10]此种理论阐释也有着地方化的实践裁判规范的印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4日的《关于在交通肇事刑事案件中正确认定逃逸等问题的会议纪要》明确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既包括被害人受重伤后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也包括被害人因伤无法离开现场而发生的其他车辆再次碾压致死的情形”。因而在认定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时则应立足逃逸致人死亡的规范保护目的，重点探究行为人肇事逃逸行为对刑事注意义务的违反程度，在建构“肇事逃逸”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刑法因果关系时以明确的规范评判标准取代模糊的经验性认知标准，更多地进行归责合理性的后果主义考察，重点分析行为人的肇事逃逸行为是否升高了被害人被再次侵害的现实风险，是否严重危及了被害人受到及时救助的权益，而非纠结于具体的事实认定中的直接因果关系不明。要将刑法因果关系判断中的经验认知与价值决断结合起来，不能一味地强调刑法因果关系的实践功能在于限制刑事归责，而应注重刑法因果关系为刑事归责合法性与合理性背书这一隐性功能的发挥。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毒驾在刑法中的相关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出行已经离不开公共交通工具，车辆是属于交通工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车辆在众多的法律法规当中都有体现，例如说《道路安全法》、《刑法》，但是，在我们现行法律当中还存在于一个极大的隐患，比如说，酒后驾驶，早在《刑法修正案（八）》当中，已经将其正式的纳入到了刑法的惩罚范围之内，而吸毒驾驶依旧成为我们现在司法实践当中的一大难题。以下针对相关的内容进行阐述。

关键词：毒驾；刑法；立法问题

根据2018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吸毒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0.81%首次出现下降，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在册登记240.4万名吸毒人员，而中国实际存在的吸毒的人数更多，估计超过1000万，这样庞大吸毒群体中，这其中当然也存在着许多人驾驶机动车，这为毒驾埋下隐患，尽管刑法要保持谦抑性，但毒驾行为所存在的社会危害性需要用刑法加以严厉的规制。

一、国外关于毒驾的规定

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很早就通过立法对毒驾行为出台了相关规定，根据毒驾的社会危害性，不同国家对毒驾做出了不同的处罚规定。美国法律将“吸毒后驾驶”规定在了“醉驾”的情形中，只要驾驶人存在“毒驾”的行为，不管其是否造成了危害后果都要先行羁押，随后交由刑事法庭来处理，进而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德国“刑法”在有关危害道路交通安全与铁路、水道安全以及空中交通安全的罪名中对毒驾做出了规定。这些罪名虽然在处罚上有些不同，但相同点是，只要行为人有毒驾的行为，就会受到刑法的严厉处罚，这是属于典型的行为犯；在法国，毒驾是以非故意伤害人之身体罪或者是非故意伤害生命罪来论处的，如果行为人毒驾被发现，就会被立即判以罚款与监禁，也是不考虑危害后果的有无。通过以上三个国家关于毒驾的法律规定，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毒驾都是被列为行为犯加以规制。这为我国将毒驾以结果犯规制转变为更严重的行为犯规制指明了方向。

二、“毒驾”入刑的立法现状

我国对毒驾行为有比较多的规定，但都比较宽泛，且处罚标准不一，彼此之间缺乏相互联系，具体来讲，我国对于毒驾的法律规定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处罚程度较轻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其中，《治安管理处罚法》七十二条作出规定，如果行为人吸食或者注射毒品，就会被处以两千元罚款和十至十五日拘留，情节较轻的也要处五百元罚款或五日拘留。《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服用国家禁止服用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的，不允许驾驶机动车。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吸食和注射毒品的行为人三年内不得申领驾驶证，此外，对于吸食、注射毒品驾驶机动车被发现的，还会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此类规定都只是对毒驾者申请驾驶证进行限制，或者只是处以轻微的罚款，严重的也只是处以半个月的拘留，难以形成与毒驾的危害性相适应的处罚，并且处罚标准也并不一致；第二类是《刑法》以及相应的司法解释。我国《刑法》对毒驾的规制体现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将毒驾行为以交通肇事罪论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吸毒后驾驶机动车造成相应的严重后果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第二个地方是将毒驾行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是属于结果犯，目前《刑法》中尚无将毒驾作为行为犯处罚的规定，因此无法凸显出毒驾的社会危害性。

三、从犯罪构成分析“毒驾”入刑合理性

（一）入刑合理性

首先，从主观方面来说，我们知道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过失犯罪，而我们认为毒驾行为人的主观上应是故意，且至少是间接故意。《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确规定了禁止在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以后驾驶机动车辆，我们从中也能印证毒驾行为人的心理态度至少是间接故意。一般来说，毒驾行为人对吸毒的不良作用是有认识的，行为人明知道吸毒后的毒副作用仍然在吸毒后驾驶车辆或者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吸食毒品的足以说明其至少是持放任的心理态度。行为人毒驾明知可能会造成危害结果的发生仍然放任不管也足以见其主观心理态度至少为间接故意。

其次，从犯罪的客觀方面来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这里的“其他危险方法”描述属于兜底条款，就是穷尽了同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性相当的、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如果要对毒驾这种危险驾驶行为进行处罚的话，只能将其归入“其他危险方法”中的一种。由于使用了这样的兜底性条款，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法官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增加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而且法律对实施了毒驾行为且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人进行严惩，但是毒驾与其他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相比，主观恶性显然小了很多。因此，仅用严重的危害后果，就将主观恶性不同的犯罪行为人，处以相同的刑罚，这是不合理的。

综上，毒驾行为主观上至少属于间接故意，而交通肇事罪是一种过失犯罪，其主观上为过失，所以毒驾行为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从客观方面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罚毒驾行为时，仍存在着不确定性，主要依赖于法官的的判断而并不具有针对性。所以，毒驾行为本身不应该按照上述“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直接进行定罪量刑。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都是结果犯，而我们认为毒驾行为可能造成公众个体的财产或生命、健康权利伤害或者公共安全设施和社会经济重大损失的风险，而且这种危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此仅采用结果犯理论对其进行刑事处罚，并不能有效预防这种危害社会行为的发生，进而造成对“毒驾”这种行为的放纵，以危险驾驶罪对毒驾行为进行规制更为合理。

（二）毒驾与危险驾驶罪

危险驾驶罪作为一种行为犯，不论是否发生了严重后果即构成犯罪，其客观方面表现为醉酒驾驶机动车等行为，这种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路交通运输安全及行人人身、车辆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安全，因为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人已经部分或全部丧失驾驶能力，对行为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在驾驶前是明知的，即对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持放任的心理态度，所以是故意犯罪。

吸毒者明知吸毒会损害其身体机能，却继续进行驾驶行为，这表明其主观恶性大，是出于故意的心态。行为人吸食毒品后，往往产生幻觉或被麻醉，导致其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减弱甚至丧失，这种状态与醉酒状态相似，吸毒驾驶行为对不特定多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具有极大的潜在的社会危害性，不应当列入结果犯的范畴。综上，“毒驾”与“酒驾”在犯罪构成要件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刑法不仅惩处法益已经遭到侵害的结果犯，也规制行为犯，当危险行为未造成实际的损害结果，但使法益面临威胁，足以使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财产陷入危险时，就可以将其犯罪化。吸毒驾驶与酒后驾驶行为显然都属于这种情况，而酒驾已经在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纳入作为行为犯的危险驾驶罪中，毒驾行为也应将其作为行为犯进行规制。由于时代的演迁，对法益的认识往往会有很大的变化，在过去，没有必要通过刑法来保护某些利益。随着人们对保护要求的提高，需要进行相应的新的刑事立法，比如以往我们没有意识到环境资源保护的重要性，但是现在环境资源是刑法保护的重要法益。我们之前轻视了“毒驾”带来的社会危害，在交通事故发生前检测到驾驶员在吸毒后驾驶车辆，仅以治安管理法处罚，发生交通事故后才追究其交通肇事罪，事实证明这不足以遏制毒驾行为继续蔓延，满足了刑法第二性的原则，将法益保护前移，把“毒驾”归于行为犯，对“毒驾”导致的不能安全驾驶的行为进行更加全面的打击。

刑法对毒驾的规定并不完善而且缺乏系统性，存在着不足，所以在刑法中对毒驾的规定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为此，课题小组建议，参考“危险驾驶罪”的量刑标准，提高毒驾刑事责任的最低法定刑，再结合吸毒量的多少作为量刑轻重的依据，并结合当事人意志及其它情节，将毒驾的刑事责任进一步细化。

四、毒驾刑事立法的完善建议。

（一）首先将毒驾纳入危险驾驶罪之中

我国现行刑法对毒驾涉及在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罪名的成立都需要以一定的结果作为构成要件，显然与毒驾潜在的社会危害性不一致，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已经在危险驾驶罪中增加对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行为规定，但还是没有将毒驾纳入危险驾驶罪，毒驾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醉驾行为行为侵犯了同样犯罪客体，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危险驾驶行为，把毒驾纳入危险驾驶罪符合毒驾的特征。

（二）提高毒驾刑事责任的最低法定刑

毒驾行为的刑事责任的大小应当与其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相适应，即使毒驾行为被纳入危险驾驶罪，但毒驾的主刑只有一种拘役，显然与毒驾的严重程度不适应，对此应加入有期徒刑这一主刑种，从而形成完善了惩罚体制、也能相对增加了惩罚力度。

（三）如果我们只是设置比较单一的主刑与附加刑很难表现刑罚的灵活性，应当结合吸毒量的多少作为量刑轻重的依据，并结合当事人意志及其它情节，将毒驾的刑事责任进一步细化才能更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如果行为人的毒驾也行也符合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的，这时成立吸收犯，应根据毒驾行为的具体情况来对行为人判处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当然对毒驾的规制不仅仅要从立法上进行规制，执法与司法中对毒驾的预防与控制也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1）执法方面：基本上主要集中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毒驾检测的技术性问题，如检测技术范围与检测成本、了解尿液检测和唾液检测的不足、改善准确性较强的血液检查却因操作难度大很难实施的问题，因此应该推进先进检测技术的研发，积极创新快速检验技术，现阶段应该大力推进先进检验技术的发展，让更多新型快速检验技术能够在全国得到推广。

（2）司法方面：司法实践中大量适用缓刑或者仅判处1个月、2个月拘役，導致醉驾行为人违法成本过低，法律威慑力明显不足。法官应对毒驾现有的法律法规作合理的解释，做出与毒驾行为相符合的刑罚，有效的实现立法目的。

刑法毕业论文篇2

一、有许多学者认为我国现行仲裁法中的“其它财产权益纠纷”的规定应当更加明确化。谭兵在《中国仲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一书中认为：调整中国现行仲裁范围的主要思路是明确、统一、扩大和规范。对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应有更加明确的解释。其认为“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解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首先，“财产权益争议”一词，是指交付仲裁的事项应是与财产有关的事项，与财产无关的争议则不可以仲裁。其次，对“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中的“财产权益”的范围，存在着界定不清的情况。为有利于仲裁实践，建议在修改仲裁法前，司法机关及时对“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作出统一的司法解释。

二、现行的仲裁实践中所通用的有关“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界定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仲裁制度本身的发展。许多的学者建议将更多的民事纠纷纳入到仲裁中来。

乔欣、李莉在《争议可仲裁性研究》一文中提到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具有可仲裁性。认为争议的可仲裁性不因破产而改变，仲裁协议仍可执行，裁决所确定的权益可作为破产财产或破产债权向法院申报。同时还认为应将因侵权行为产生的争议纳入到仲裁。其认为：民事权利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侵权行为也是一个开放型的概念。由侵权行为而产生的争议，当事人双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争议不涉及财产权益，但涉及的权利内容是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或可以和解的，这样的争议应具有可仲裁性。

同时，很多学者建议将知识产权中的更多纠纷纳入到仲裁中来。郑书前、宋新宇在《论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之可仲裁性》一文中谈到：目前我国有关法律只规定了“著作权合同纠纷”可以申请仲裁。但对于其他的知识产权纠纷如专利权、商标权有关的纠纷并未规定其可以提请仲裁。仲裁方式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方面和其他方式相比有其独到的优势。如果不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会造成知识产权保护的成本增加、资源浪费。其认为：长远的考虑是在对《仲裁法》进行修改时扩充仲裁的受案范围，明确规定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一部分事项可以仲裁;鉴于《仲裁法》的修改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以及立法者对修改时机会合理把握，目前可先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任命法院在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时，不得将裁决事项时知识产权纠纷作为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情形而裁定撤销或不予执行该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仲裁裁决，应当执行该裁决结果，这是可采取的权宜之计。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国家对于民商事案件可仲裁性的态度将变的更为开放，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被仲裁机制所扩充容纳，承认其具有可仲裁性将在我们的意料之中。马明虎在《论我国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一文中谈到，承认更多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符合世界仲裁立法的发展趋势。其认为：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显然知识产权与财产权有一定的差异，而从担保法权利质押的规定来看，我国担保法将知识产权视为“动产”，知识产权的侵权纠纷应当属于“其他财产纠纷”。更重要的是，我国仲裁立法已朝国际仲裁制度迈出了很大一步，这为承认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可仲裁性创立了必要的条件。

孙东东、吴正鑫在《关于我国建立医事纠纷仲裁制度的研讨》提出建立医疗纠纷仲裁制度的设想。认为除少数重大医疗责任事故外，绝大多数医疗纠纷均为民事纠纷，且纠纷的最终解决也都落实到经济补偿上，因此解决此类纠纷宜采用半官方的公断方式，但由于医疗纠纷仲裁所调整的纠纷涉及医学专业技术以及纠纷双方的不对等性，使得医事纠纷不仅具有一般经济合同纠纷仲裁的特征，如：程序简便、灵活、快捷、或裁或审、不公开、不排斥调解以及仲裁结局具有法律效力等，还具有其特殊性。即：(1)医疗纠纷仲裁可由纠纷双方的任何一方提出申请，无须双方当事人合意。(2)医事纠纷仲裁应作为诉讼程序前的必经程序，仲裁机构对纠纷先行调解，调节不成，做出裁决。其调解和裁决均不具有最终解决纠纷的效力，但生效后应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其还建议建立专门的医事纠纷仲裁机构来审理医事纠纷。

三、有的学者认为侵权与违约责任竞合现象的纠纷也可以通过仲裁来解决。王金兰、王玮在《论侵权行为的可仲裁性》一文中谈到：在侵权与违约竞合的情况下，受害人享有选择请求权，既可以以侵权为由，又可以以违约为由，行使追讨损害赔偿或损失赔偿的权利。实际上，对于侵权性的违约行为和违约性的侵权行为，一般都按违约行为处理。当执行一个责任而使受害人的损害赔偿目的达到时，受害人的另一请求权应归于消灭，加害人的责任即可解除。如在执行违约赔偿责任后，权利人的损失已经得到弥补，就不再要求违约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无论是合同之债，还是侵权之债，都是民商事法律调整的范畴，该债权的纠纷都属于私法上而不是公法上的纠纷，此为以仲裁来解决该纠纷提供了法律上的可能性;此外，在侵权和违约竞合的情况下，如何说明选择违约，再将其归结于也属违约的性质，以违约提起损失赔偿，再技巧上也会更恰当、稳妥。

刑法毕业论文篇3

【关键词】刑罚目的；保安处分；人身自由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9-140-01

一、修正案九中禁止执业的规定

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刑法修正案（九）》。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需要，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对刑法做出了修改和完善。其中，在刑法第37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37条之一：“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为进一步实现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的目的，对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犯罪的行为人作出了禁止从业的规定。诚如边沁所说，“惩罚的首要目的是防止类似的犯罪发生，过去发生的毕竟只是一个行为，而未来则无可限量。已经实施的犯罪仅仅涉及某一个人，类似的犯罪将可能影响整个社会。”修正案中新增的禁止职业的规定可以实现预防再次犯罪的目的，我国的刑罚体系中的主刑和附加刑并没有禁止执业的刑罚，同时，修正案规定的是在刑罚执行完毕或假释之日起禁止从事相关职业，既然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才开始执行，可见它并不是刑罚的一种。事实上，该禁止执业的规定是一种保安处分。

二、刑罚的目的

对刑罚的目的有着诸多的不同看法：边沁认为惩罚本身就是恶的，如果当一个惩罚不得不被实施，那么这个惩罚实施的目的就只能是为了防止更大的恶。在黑格尔看来，人们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对法的否定，因而根据否定之否定的规律，那么惩罚就是为了恢复被否定的法，那么惩罚就应当是正当的。两位学者对惩罚的不同看法，正是代表了对刑罚的目的的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两种观点。从报应刑论来看，对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进行刑罚惩罚，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应得的报应，同时，还可以起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报应刑的含义是，人本来就具有复仇的本能，国家的刑罚就是代行复仇的。①目的刑论，把刑罚看成是为了预防和抑制犯罪而实施的，惩罚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在于预防和防止犯罪。一切法律所具有或通常应具有的一般目的，是增长社会幸福的总和，因而首先要尽可能排除每一种趋于减损这种幸福的东西，亦即排除损害。②然而，无论刑罚的目的是惩罚本身还是为了预防犯罪，都不能为了预防再次犯罪而加重刑罚处罚。如果这样做，一是没有做到罚当其罪，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二是过度的预防犯罪会造成限制自由的结果，与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相悖。如此，既要实现预防再次犯罪的目的，又要实现不加重惩罚和过分限制自由的目的，应当如何处理。

三、预防犯罪的另一条出路：保安处分

预防犯罪应当有自身的限度，却又要起到预防再次犯罪的作用，出路又在哪里。保安处分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18世纪末，德国学者Klein就提出了保安处分的重要性，一直到19世纪末才迎来了大发展，被许多国家广为使用，形成了刑罚与保安处分的“双轨制”。例如，德国刑法第61条规定了6种保安处分措施：1.收容于精神病院；2.收容于戒除隐癖的设施；3.保安监督；4.行状监督；5.剥夺假释许可；6.执业禁止。意大利刑法第215条规定的保安处分有：1.收容于农垦区或者劳动场；2.收容于治疗看守所；3.收容于司法精神病院；4.收容于司法教养院；5.监视自由；6.禁止在一个或者数个市镇或者一省或者数省滞留；7.禁止去酒店和出售含有酒精饮料的公共店铺。我国法律并没有对保安处分进行明确的规定，而是散见于各法律法规当中。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1990年《关于禁毒的决定》第8条规定“吸食、注射成瘾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处罚外，予以强制戒除，进行治疗、教育。”《律师法》第45条规定：“律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等诸多的规定分布于不同的法律法规当中，并未形成独立完整的体系，这样一来便会出现一些问题。一是增大立法成本的问题。由于这种分散，每次立法所需的诸如立法机关运行、立法人员、收集资料、制定草案、修订法律法规的费用，是一笔巨大的支出。二是在司法实践中，行政权参与过多，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在实践当中将保安处分的权利过分地集中在了行政机关以及法官的手中，这样容易出现擅断的局面，不利于公民人身自由和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保安处分的适用必须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必要性原则，基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只有在适用保安处分的情况下才能保全社会，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如果有其他方法可以消除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就只能适用其他方法而不能适用保安处分；二是相当性原则，行为人受到的保安处分应当与其人身危险性和保全社会的需要相当，如果受到过多的保安处分，无疑是对行为人自由的损害。

四、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的保安处分的规制

面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的保安处分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规制。一是可在我国刑法总则中设立相关的保安处分的规定，由刑法总则来进行统一的规定，改变现在的保安处分散见于各法律法规的局面，既可以形成独立完整的体系，也可以减小立法成本。二是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的保安处分的适用进行规制，从事实和程序上进行司法解释。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可一些指导性的案例。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可以以指导性案例为蓝本处理一些相似案件，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尽量减少法官对案件的擅断。从这三个方面着手，可对我国目前的保安处分的现状中存在的问题起到一些改善。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禁止从事相关职业的规定是保安处分而非刑罚，为预防其再次犯罪而做出禁止执业的规定，在起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同时，也应当保障其人身自由的实现，不能为了预防犯罪使行为人受到与其罪行不相适应的处罚。

注释：

①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1.

刑法毕业论文篇4

(1)刑法学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

《刑法学》是研究犯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的法学分支学科，同时也是教育部确定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14门核心课程之中的基础学科，在法学专业课程体系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刑法学教育的质量，关乎法学教育目的的实现乃至法治建设的进程。刑法学不但具有深刻的理论性，还具有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其理论性在于，刑法学是一门具有严密科学体系的学科，它是研究犯罪构成及其刑事责任问题的，具有很强的理论性。研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什么罪和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都必须依据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的一般理论来认定。其实践性和应用性在于，刑法学与司法实践紧密相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刑法学的特性决定了学生不但要能掌握刑法学的有关基础理论知识，而且要求在学习中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知识学习、案例分析，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培养成既懂理论又会司法实践的法律人才。

(2)刑法学在国家司法资格考试中的重要性。

随着国家对从事司法工作人员专业水平要求的不断提高，国家司法考试几乎成了法学专业毕业生从事司法工作的必须通过的部级考试，这个考试的内容几乎都是运用法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案例题，而刑法学知识在国家司法考试中占试卷二全部及试卷四的相当部分，根据最近几年的相关司考资料统计，刑法学的分值占了近20%，这个比例在司考各个部门法中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足以看出刑法学在司法考试中的重要性。有效进行刑法学的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使学生大大提高运用刑法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有助于学生在司法考试中取得较为理想的成绩，通过国家的司法考试有助于学生获取法律从业人员的准入资格，提高就业率。

2目前刑法学教学模式与方法存在的问题

与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实用型法学专门人才存在较大差距的目前教学模式与方法的主要问题有:

(1)教学模式与方法脱离院校定位和培养目标。

二本院校法学专业的定位和培养目标，应该属于教学型的以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实用型法学专门人才为培养目标。然而，不少二本学院的法学专业对学生的培养，远离了院校定位，好高鹫远，盲目去“靠拢”“追赶”原套照搬“211”和“985”大学的教学模式与方法，拚力打造法学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然，由于师资力量、教学投入、学校影响力、国家相关政策等因素的制约，不仅打造不出法学高层次研究型人才，也使得培养出来的学生难以适应和跟上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实用型法学专门人才的要求，也就不具有较强的就业竞争力。

(2)师资队伍严重缺乏“双师型”教师。

所谓“双师型”教师，应该是既有丰富、深后的刑法学理论知识功底，又具有长期的、丰富的刑事司法实务经验。近些年进入二本院校走上法学专业刑法学教学讲台的不少教师都非常年轻，基本上是从法学本科毕业读法学硕士再上法学博士，几乎没有从事过刑事司法实务活动，更谈不上有这方面的经验。教学中对刑法学这门与司法实践紧密相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课程，缺乏必要的司法实务方面的能力锻炼和知识储备，难以讲清讲明透相关知识。比如，我国刑法规定的有期徒刑，带给服刑罪犯的最直接痛苦是人身自由被剥夺。那么在监狱服刑的罪犯都被剥夺了哪些人身自由权，罪犯的痛苦状态的表现和程度又如何?教材没有告诉学生，教师凭空想象也很难描述得具体，结果是老师难以讲清楚，学生难以听明白。

(3)课堂教学难以形成师生的有效互动。

忽视自学和预习这种大学学习阶段应有的和常见的学习方法，学生基本上依耐老师的课堂教学，教师按照教材从头讲到尾，学生从头听到尾，不仅吸收不了所有的内容，还对这样的教学方法感到厌倦，学生几乎没有学习的主动性，这样的教学方法很难适应刑法学与司法实践紧密相联，具有很强的践性，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较高的特点，满堂灌的教学方法，不利于学生的应辩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际应用能力的有效提高与锻炼。

(4)缺乏实践教学的外在环境。

刑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部门法学。比如对犯罪分子要经过法庭的审判才能定罪量刑，犯罪分子必须要在监狱执行刑罚，刑法规定的刑罚执行制度中，对确有悔改变现的罪犯可以减刑，那么法庭是什么样的?监狱又是什么样的?减刑又该如何减?在当下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基本上是不清楚的，现有的教学模式没有设置相对规范的实践教学环节，如法院的开庭审判观摩，模拟法庭演练，邀请资深法官、检察官、律师以案说法，与院校当地司法部门的有效联系与资源共享，组织法律知识竞赛、辩论赛等等，课堂教学较难与现实的司法实务相结合。这样，既难以培养应用型法学人才，也不利于学生理论知识的吸引与转化，即便有少数学生毕业后能走上法律工作岗位，用人单位还要用较长时间对其进行上岗培训或动手能力的培养，这也会影响学生的职业竞争能力。以上二本院校传统的刑法学教学模式与方法普遍存在的问题，使刑法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问题的关键是该如何改革。

3刑法学教改模式与方法探讨

(1)改革刑法教学模式与方法须以院校定位和培养目标为标准。

适应学院培养人才的目标定位，培养面向地方需要的应用型法学人才，解决刑法学上述教学模式和方法的问题，培养学生学习刑法学的兴趣，通过实践教学培养一系列实践技能，如法庭控辩双方的指控和辩论技巧、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程序、学习法官、检察官、律师教授的一定的办案经验，参加法律援助活动的经历等等，毕业以后能较快的适应司法实务工作的要求，尽快的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法律职业人。

(2)弥补“双师型”教师的不足。

邀请资深法官、检察官、律师和优秀的司法实务工作者，对学生讲授刑法学相关知识和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从审判、公认、辩护、监管等不同角度和诉讼环节，向学生传授运用刑法学知识解决案件问题的技巧和方法，使学生了解、掌握刑法学相关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

(3)增加教学相关内容。

①除教材和必要的参考书外，授课内容应增加司法考试的内容。由学院为任课老师购买课程所需要的司法考试教材及试题，配合教材在授课过程中辅导使用，以深化、细化所学知识，为学生日后的司法考试作必要的知识准备。教学内容及考核内容，紧扣司法考试大纲及内容和题型，让学生在学习教材的同时，也将司法考试的内容一起学习、了解、掌握，给学生以正确的指导，有利学生顺利的通过司法考试，为毕业找工作增加筹码。②设置模拟司法考试课。根据司法考试刑法部分考试大纲，组织二到三次模拟考试，以增加学生学习的动力，该教学方法实用性很强，能起到为司法考试常态练兵的作用，有利于深化所学知识，并与司法考试内容相衔接，学生较为喜欢。③增加教师指定的与司法实务紧秘相联的辅助教材和资料，由学院为任课教师征订教师指定的如《人民法院报》、《人民司法》、《司法文件选编》等刊物，拓展学生刑法知识视角并及时了解目前刑事司法的最新信息。④期末采用闭卷考试的形式，考试题型为选择题(单选题和多选题)和案例分析题两种题型。选择题的内容择重为刑法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面和点，案例分析题择重考查学生对刑法知识的综合掌握，对所学重点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考试题刑型及内容的改革，会让学生从普遍的文科考试的死记硬背，不注重理解消化的应考方法中解脱出来，更注重平时刑法学知识的理解、衔接、掌握和实际运用从而解决问题。

(4)引入现代教育技术，以案例教学惯通全部教学过程，增强刑法学教学的直观性。

教师精选《今日说法》、《法制进行时》、《法律在线》、《第一线》、《社会与法》等央视法制栏目的典型案例视频，通过案例提出问题，根据理论来分析问题，最后由学生根据所学刑法学知识来解决问题，教师对学生解答的案例作精辟的点评，并就案例所反映的理论问题作综合归纳，对重点问题作总结，增强课堂教学互动，加深学生对刑法知识的犯罪行为，刑罚处罚的形象感和直观感，从而起到强化知识，加深记忆的作用。也可以是教师组织的案例讨论，也可以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发组织的刑法学习小组的辩论。

(5)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增强刑法学知识的实践性。

刑法毕业论文篇5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刑警学院的信息安全专业坚持以打击信息网络犯罪为突破口，进行特色的信息安全专业建设情况介绍，来阐明我国信息安全专业建设如果能突出母体专业和所在高校或行业的特点来办学，将会造就出一批具有各自特色的信息安全专业，为我国信息安全专业办出水平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样板案例。

关键词：信息安全专业；特色；办学；中国刑警学院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1前言

中国刑警学院信息安全专业是伴随着全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普及和提高，计算机犯罪侦查和电子物证检验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压力和挑战的形势下，于2002年2月26日申办成功的，成为继武汉大学后的第二批获批的信息安全专业，也是公安系统第一个具有信息安全专业的本科院校。2002年7月开始招收学生，目前该专业已招收六届本科生，2006年7月首批信息安全专业的本科生和二学位学生已经毕业，2007年7月第二届信息安全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也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就业率为100％。用人单位无论是网警部门还是刑警部门反馈的信息都表明，学生在工作岗位上，办案能力强，业务全面，上手快。

目前我们的信息安全专业已经发展成以计算机犯罪侦查和电子物证检验为主干，以刑侦和法律为两翼的学科专业教育体系。形成了一个专业特色鲜明、教学计划科学合理、教学内容新颖实用、教学科研办案紧密结合，具有相当规模效应的特色专业。2007年被学院推荐为部级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这样的结果得益于我们制定了特色鲜明科学合理的培养目标和与之相适应的教学计划。

2特色的培养目标

专业建设之初，在制定人才培养目标上，也走过了一段弯路。我们把培养合格的网络警察作为培养目标，而教学计划主要是在武汉大学信息安全专业教学计划的基础上，参考普通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的课程而制定的。经过大家的冷静思考，认为搞计算机专业或以密码学为核心课程的信息安全专业，我们和地方院校的相关专业相比没有优势。而且网络警察出口面太窄，目前网络警察主要从地方高校引进计算机和法律专业人才，我们的毕业生从竞争角度也没有优势，这样不利于专业的长远发展。为此，我们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大刑侦平台上，培养掌握计算机犯罪侦查理论与技能，能熟练进行涉计算机案件的侦查和电子物证检验的刑事警察。这样，不仅可以充分发挥中国刑警学院的专业优势，而且学生毕业分配出口广泛，到网警部门他们具有懂刑事办案、懂法律的优势，到刑警部门他们有计算机专业特色，懂得涉计算机案件侦查和取证方法的优势。为所培养的学生受社会欢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教育理念上，我们占据了优势。有了一个科学的培养目标，才会有合理的教学计划。

3特色的教学计划

2004年，计算机犯罪侦查系对信息安全专业全面修订了教学计划。新计划以培养目标为指导，把“宽出口、实战型”作为教学质量控制的标准；把“点线面体”(主干课程是点、其前导后继构成线、主干课程线之间构成面、专业方向之间构成体)作为讨论计划的过程控制，使新教学计划专家组的讨论意见空前的一致。这一教学计划也得到实战部门的好评，他们只听了教学计划就已经开始“订购”两年后的学生了。

该教学计划，把培养学生作为“大学生”、“警察”、“计算机专业人员”、“刑警”和“计算机案件侦查和取证人员”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为模块进行设计。

(1)“大学生”模块

这是教育部规定的所有大学工学本科生必须学习的课程集合。主要包括：大学英语、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概论、军事理论等课程。

(2)“警察”模块

这是作为警察必须学习的课程。如，公安学概论、擒拿格斗、射击、犯罪心理学、犯罪情报学、公安应用写作、逻辑学等课程。

(3)“计算机专业人员”模块

本着教学性大学培养应用性人才的这一目标，根据计算机犯罪侦查和电子物证检验的特点和工作需要，对计算机类专业课程进行筛选和调整。如，适当减少原理性课程门数或学时，增加应用性强的课程的设置，特别要强调语言类课程的学习，因为在计算机犯罪案件现场勘查时，如果不知道所遇到的文件类型和基本含义，会极大影响案件侦查的成功，也会丢掉很多线索。在教学计划中，我们先后共开设了C语言程序设计、汇编语言程序设计、可视化程序设计、ASP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Java程序设计等多门语言课程。但在强调语言的同时，也不能放弃能代表计算机专业特点的专业课程，这些课程可以培养学生的计算机专业功底。如，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原理、微机原理与接口等课程。

(4)“刑警”模块

该模块是学生作为一名刑警应该掌握的基本原理和技能。我们把刑侦的专业主干课程均纳入了该模块。如，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事证据学、犯罪现场勘查、刑事案件侦查、预审学、查缉战术、侦查措施、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治安案件查处等课程。

(5)“计算机案件侦查和取证人员”模块

该模块主要是计算机犯罪侦查和电子物证检验人员所需要的知识。如，信息安全基础、网络安全技术与防范(含密码学) 、计算机司法检验学、计算机犯罪案件侦查、计算机恶意代码原理与识别、常见操作系统分析、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法规、信息卡技术与安全等课程。

该教学计划以计算机专业理论和法律应用为基础，以计算机犯罪侦查和电子物证检验技术为重点，以刑事案件办理为特色的实用型教学计划。培养既懂得传统刑事案件的办理，又具有涉计算机案件办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4特色的课程建设思路

为把信息安全专业办出刑警学院特色，我们将信息安全专业的课程划分为独有课、特色课和共享课。

(1) 独有课就是我们学院有，其他院校没有或非常薄弱的，如“计算机犯罪案件侦查”、“计算机司法检验学”和“计算机恶意代码原理与识别”等课程；

(2) 特色课就是其他院校有，我们学院有特点的课程；

(3) 共享课就是计算机及法律相关的课程，各院校开设的内容基本类似。

对各类课程采取不同的措施和思路。对共享课和特色课中的非特色部分，向重点大学靠拢，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派计算机专业毕业的青年教师到在这些课程方面全国领先的重点大学学习，听一轮课，从中学习和了解他们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理论教材、实验教材、实验设备、实验方式等内容；特色课中的特色

在于我们比地方大学有与公安实战联系密切的优势，比其他公安院校有刑警学院在刑侦和刑技方面的优势。要把握好以公安需要、应用办案为教学出发点，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教学目标的总体方向；而独有课是我们专业的拳头，要加大力量，选精兵强将，以老中青结合的方式，划分成课程攻关小组，甚至不惜重金聘请专家来共同搞好。

5特色的师资队伍建设

由于信息安全专业是刚刚兴起的专业，一些教师还没有进入角色，新课多，专业性强，任务量大，因此，提出“以课程建设促学科发展，全体动员，学生参与，加快发展”的课程建设总体思路。

将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划分成课程小组，采取组长负责制，定时间、定任务、定目标。根据课程内容的需要，到重点大学进修加强理论基础，学习教学模式；到公安实战部门锻炼和听专业系的课程，了解公安一线需要，并学习涉计算机案件的办案方法。遇到难点形成科研课题，与各方面的专家共同进行攻关。再将办案方法和科研成果融入教学。这样就很好地实现了以课程建设促教学、科研和办案的发展，即实现了学科发展的目标。

由于教师数量少，工作任务重，有许多入门操作阶段的工作，以学生参与科研的模式，充分调动在校生特别是信息安全专业学生的积极性(在这方面已经在毕业论文和志愿者学生中进行了较成功的尝试)。在学生中成立“信息安全俱乐部”，教师为之提供理论和实战需要方面的指导，并提供适当的上机条件，让他们学会使用现有大量信息安全方面的软件，然后以讲座或交流的方式给全院师生讲解。这样不仅使教师摆脱了大量基础操作软件的调试，也极大地调动和提高了全体警院学生办理涉计算机犯罪案件的意识和能力。

为保证教学质量，所有新开课程上课前，课程组要对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共同讨论，提出意见。在信息安全专业正式讲授前如果条件允许要在全院进行讲座或选修课，这样一轮教学过后专业教学就会较为成型。

6特色的实验室建设

根据我院信息安全专业以计算机犯罪侦查、电子物证检验和网络监察与监控为方向的特点，我们建成了全国高校第一个“电子数据取证实验室”和全国公安院校第一个“网络攻防实验室”。

“电子数据取证实验室”采用与公安实战无缝对接的思想，即公安实战单位用什么设备我们就学什么设备。这样使学生的动手能力和上手快的特点得以保障。这里不仅包括计算机取证专用机、还包括各种取证平台和取证软件。

“网络攻防实验室”重点解决在涉网案件中，网络痕迹的搜索以及网络监控、网络攻防技术演练等需要的实验室条件。该实验室不仅有核心交换机、路由器，还有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无线网络环境。单机上的主机与虚拟机、小组内的成员之间和小组间的攻防演练均可以实现。

这两个特色实验室的建成为专业课教学、为科研和办案提供了物质保证。

7特色的教学科研办案模式

我们在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还进行办案工作。办案工作不仅有教师定期到公安实战部门参与办案执法，还有远程咨询，更有利用现有的电子取证实验室对实战部门送来的案件进行检验的工作。

我们24人的教师队伍中，具有电子物证检验资格的教师就有15人。每年办理案件的鉴定数十起。

通过办案可以了解最新案件动态信息，可以了解案件办理的过程和经验，为专业课教学和科学研究获得了很多实战素材。把这些鲜活的案例引入课堂使学生学习的知识更加贴近实战，为办案能力强提供了原理的保障。

刑法毕业论文篇6

关键词：关键能力；刑事技术；公安院校；体改生

“体改生”是指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班学生。“体改生”采取教育入学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一并统考的方式，通过笔试、面试、体检、政审等程序后，进入警察学院学习，学制两年。对于合格毕业生，所在院校按报考时的定向单位进行派遣。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其警察从地方院校中招录，送到警察院校培训合格后上岗，形成了成熟配套的教材、培训大纲和教学环节，其“人才培养”是与其本国国情、当地风俗、国家体制、法律等相适应的，而且比较成熟，但可供我国借鉴的却非常有限。因此，如何构建适应体改生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当前各地公安院校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

一、公安院校“体改生”的特点

1.学员学历结构层次复杂

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将原来高中起点的国民教育模式，调整为本、专科起点的公安专业教育模式，希望为基层公安机关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和复合型专门人才。2009年改革之后，我国公安院校招收的学员学历结构层次发生了明显变化，由原来单纯的从高考中招录高中毕业生即“普招生”，转变为“普招生”和从高校毕业大学生、退役士兵中招录的“体改生”并重的复合生源。使得在校学员的学历起点、原专业不一致，因此针对这种情况，必须有针对性地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不能照搬原来“普招生”的全日制人才培养方案。

2.缺乏就业压力，个体性强

由于“体改生”是从高校毕业生大学生和退役士兵中招录，虽然有年龄限制，但一般是30岁以内均可报考。因此招录的“体改生”一般年龄比原来的“普招生”明显偏大，有的已成家生子，有的工作过一段时间，社会阅历比“普招生”明显丰富很多，因此心理也比较成熟。而且绝大部分原来大学是非公安专业，比较强调自我，习惯宽松的环境。而警察培养中强调纪律性，这部分学员刚开始一般抵触情绪较大，由于思想基本成型，因此在培养方案中要有针对性地培养警察意识，转变自由散漫的观念。再者，“体改生”入校时已确定工作单位和工作岗位，虽然规定必须培训合格才能就业。但在实践操作中，基本没有淘汰，因此学员没有就业压力，学风不浓。以上特征构成了“体改生”这一群体的特殊，也是在培训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二、公安院校刑事技术专业“体改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1.培养专业与就业岗位不对口

公安教育实际就是职业教育，尤其是“体改生”入校时已确定工作单位和工作岗位，除去实习时间，在校学习时间一般是1年半左右，主要就是接受职前教育。为了能使原来从未接触过刑事技术专业的学员毕业后能快速适应工作需要，制定培养方案时，学员是按照招录时的刑事技术专业进行培训。但根据实际调研结果发现，绝大部分体改生毕业后不是从事刑事技术工作，而是从事其他岗位工作。而另一方面，由于体改生在校时间短，一般是1年到1年半的集中学习时间，刑事技术专业属于理学学科，专业涉及的学科门类多，如痕迹学、法医学、理化检验、文件检验、图像技术等。因此，过去的人才培养模式主要侧重学生现场勘查和刑事技术专业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常规性、基础性公安业务知识的培养，从而导致学员毕业后一时难以适应其他岗位的工作。

2.侧重技能的培养，忽视研究能力培养

在以往的刑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着重于刑事技术专业技能培养，培养目标主要侧重于“应用型”专业技能上，而对于学员职业迁移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则仅仅停留在文字表述上。由于缺乏理论知识作支持、缺乏创新能力，使得毕业的学员即使从事刑事技术岗位工作，也仅仅只能从事简单案件的勘察和简单的检验工作，遇到复杂问题，还是很茫然。而犯罪现场本来就是各不相同，这就要求从事刑事技术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能只会简单操作，还必须具备职业应变能力。

三、刑事技术专业“体改生”关键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1.“关键能力”的内涵

“关键能力”由德国社会教育学家梅腾斯（Mertens）于1972年首次提出，是指与一定专业实际技能不直接相关的知识、能力和技能，是在各种不同场合和职责情况下作出判断选择的能力，是胜任人生中各种不可预见变化的能力。一般地，关键能力可以理解为跨专业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它们由于其普遍适用性而不易因科学技术进步而过时或淘汰。

现在在职业教育应培养“关键能力”这一观点已成为共识，但如何在各自的职业教育中去培养“关键能力”还是一个难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职业培训要以培养具备综合能力为主体，专业能力和关键能力为两翼的“一体两翼”结构的合格人才。专业能力是学生胜任职业岗位的最基本需要，关键能力是学生今后职业发展、自身发展的需要，二者相辅相成，均衡发展，这才是理想的能力结构。

2.“关键能力”培养是刑事技术工作特殊性的需要

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公安工作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刑事技术是公安科技和刑事侦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同刑事犯罪做斗争的重要手段，是提高案件侦破率的重要保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刑事科学技术工作更是日新月异，这就需要从事刑事技术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具备不断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和素质，即关键能力。原人才培养模式实际是忽视了学员“关键能力”的培养，只注重技能的培养，使得学员缺乏知识迁移的能力，遇到特殊的现场就无从下手。

3.“关键能力”培养是刑事技术专业“体改生”群体特殊性的需要

虽然我国的公安教育历经60余年的发展，从最初单一的在职民警培训，发展到现在的公安学历教育与在职民警培训并举；由中专学历教育层次发展到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学历教育层次。期间，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形成了不同于地方普通院校的独特人才培养模式，为各地各级公安机关培养输送了大批合格警务专门人才。但这种国民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并不具有普适性，对普招生管用，对体改生却不完全奏效。刑事技术体改生由于存在所学专业与工作岗位不对口的现象，学员入校时年龄偏大、思想成熟、缺乏就业压力，很多都已结婚甚至生子，家庭琐事较多。因此，如果还只是按照传统的教育、管理方式，学员往往觉得所学知识今后不会使用，学习兴趣不高，教学效果很不理想。

四、基于“关键能力”培养的刑事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的实施途径

1.培养目标的确立

改革以往的刑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培养目标仅落实在“应用性”操作技能上的不足，应通过到实践部门调研，探索、建立适应警务化实战发展需要，适应公安民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潮流的刑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上，坚持以培养适应公安工作需要的警察意识强、专业能力强和警务技能强的“三强”合格刑事技术专门人才为导向，以培养具备开展刑事技术工作及侦查工作的职业核心能力和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刑事技术专业人才为培养目标的人才培养方案。

2.课程体系的构建

在过去教育研究中没有专门针对刑事技术专业“关键能力”的研究，也没有现成刑事技术专业“关键能力”的内容。因此，我们必须要通过到刑事技术相关部门调研，分析、统计出刑事技术职业“关键能力”的内容，依据内容规划课程，构建课程体系。

关键能力的内容应具有超前性，由于知识创新速度的日益加快，培养的刑事技术专业技术员能力应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将确定的刑事技术专业的关键能力转化为具体的课程，使得在培养中具有可操作性。在课程设置上，构建以适应刑事技术工作需求为导向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课程体系，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妥善处理理论教学与实践技能训练的关系，大力推行“教、学、练、战”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同时，在设计课程体系时，应考虑理论的可迁移性，使课程体系具有扩展知识水平或保障不同知识领域之间水平迁移的特点。使培养的学员不仅可以快速适应刑事技术工作，还能够根据所学的知识，跨专业地应用到其它岗位的工作。

3.教学评价体系的设计

目前，我国公安院校刑事技术专业“体改生”的考核与“普招生”的考试一样，还是多采取卷面考试的形式。评价方式还是只要卷面考试及格，就认为学员该门技能掌握了。卷面考试对于操作性强的刑事技术专业来说，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学员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更不能真实地反映学生某项专业技能的操作水平。这就导致了考试成绩与学员的综合能不一致的矛盾，常常导致成绩通过的，毕业后却不能胜任工作。因此，应设计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新的教学评价体系应该是利用多种途径和方法对学员进行综合考核，考核可以是卷面考试、口试与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应该灵活多变。可以通过学员对模拟犯罪现场中相应技能的考核取得的成绩来进行的评价，这样不仅更加直观、有效地考核了学员对技能的掌握程度，还考核了学员对不同模拟犯罪现场的临场处置能力，也就是职业应变能力，更真实地反映了学员的综合能力。目前，我院已在刑事技术专业的部分专业课程中进行了考核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一步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教学评价体系的整体改革，全面考核学员的学习能力、理解能力、运用能力和创新能力。

总之，目前针对公安院校刑事技术专业体改生“关键能力”培养模式的研究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就业专业与培训专业不符这一矛盾应如何解决这方面的探讨更是几乎没有。“关键能力”培养模式，可从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矛盾。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培养出具备良好专业能力与关键能力的刑事技术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仍处于摸索阶段和不断改进中，有待我们去摸索和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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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2011，（26）：31-33.

[2] 徐朔.“关键能力”培养理念在德国的起源和发展[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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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吕景泉.德国职业教育中的“关键能力”培养[J].天津

职业院校联合学报，2007，（3）：3-5.

刑法毕业论文篇7

法学实习报告3000字范文一

实习是大学生走向社会的作用非凡的一道槛，其中充满着磨砺与再学习的机会。若要成功的跨过去需不断地反省并改进一些为人处世的措施。当然对于学法律的我来说，更得关注法律及其适用方面的琐碎，不断地从中获得进步的经验，为更好的规划以后的人生打好基础。这道槛对于大学生初步涉世也是非常重要的。实习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认真对待每一个案件。

一、实习单位及岗位简介

在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迎来了毕业实习。本次实习安排在开学后的六周，其主要目的是让我们把在学校所学知识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对司法实践的了解进一步深化对所学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我此次在邢台县人民法院实习。邢台县人民法院是基层法院，共有四个民事审判庭、两个刑事审判庭、一个行政审判庭以及六个派出法庭(分别是西黄村镇派出法庭、南石门镇派出法庭、将军墓镇派出法庭、路罗镇派出法庭、东旺镇派出法庭及黄寺镇派出法庭)，还有立案庭、高审庭、审监庭、执行局等。我被分到民一审判庭，民一审判庭主要负责审理合同纠纷案件，后我又到执行局呆了一段时间。我在这里的工作主要是整理卷宗、旁听庭审、练习撰写判决书，还有几次与其他工作人员到当事人住所地调查。

二、实习过程概述

去实习时老师对我们说实习能否学到东西，关键不在于老师和法官，而在于自己，只有你带着一双求知的眼睛去观察、探求，才能学有所获。而且老师反复强调实习的重要性，特别要求我们认真对待实习。

实习的第一天，确定实习岗位后我到民一审判庭去报到。民一庭内正在开庭，我便坐在旁听席上旁听。这是一起比较简单的合同纠纷案件，庭审程序进行得很快，在双方当事人拒绝调解后，法庭听取了当事人的最后陈述，法官宣布合议庭和议后择日宣判，庭审结束。下午我被安排在庭内整理卷宗。

从第二天开始，我每天8点15左右赶到法院，先把庭内的卫生打扫一下。我们庭基本上每天上午开庭，不开庭又没什么具体工作时我就到其他庭里旁听。中午11点40分结束工作去吃饭。下午很少开庭，只有一次因上午没有审理完毕，下午继续开庭。除此之外大部分工作是整理卷宗(主要是排序、装订、登记)。庭长还给我安排了练习撰写判决书的工作，把经过开庭审理的案卷让我每三天写一个判决书，写完后再交庭长修改。在执行局呆的几天除了和执行人员外出调查取证或送达传票、执行令外，也同样是整理卷宗。

三、实习主要情况及体会

在实习期间，我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整理卷宗。在实习期间帮助法官和书记员整理卷宗多份。在这些已经审结的案件中有不少的典型案例，涉及到事实的认定、证据的采信、责任的划分等。在此过程中，通过对卷宗的翻阅和向书记员咨询，我对合同纠纷案件从立案到审结的程序以及各种归档文书的分类有了详细了解。

2、旁听案件。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人们法律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再加上仲裁等非诉程序纠纷解决机构较少，导致民一庭的案件相对较多，且呈逐年递增趋势。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有充足的案件旁听。以前在学校我参加过刑事案件的模拟法庭，刑事案件很注重程序，法庭审理严肃。但在这里，旁听民事审判后感觉庭审比较随便，气氛比较缓和，有些程序性问题也省略了。通过旁听案件，我对民事审判的特点和程序有了详细的了解，认识到民事案件的审理关键在于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与刑事案件着重体现国家强制力惩罚犯罪不同，民事案件的理想结果应该是让双方当事人实现共赢而又不失法律的尊严，这一点对法官的个人素质要求很高，这个素质不仅仅是法律方面知识要渊博，更要求法官有很高的人格魅力。

3、书写法律文书。在实习的6周中，帮助庭长草拟了7份民事判决书，在撰写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错误。判决书的基本格式是首部、事实、理由、判决结果、尾部。首部写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然后是原告诉称，写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再写被告辨称，其内容是被告的抗辩理由和事实。然后是经审理查明部分，写法院对证据的采纳和不予采纳的理由及认定的事实。此后是本院认为，写明判决的理由和所依据的法律，最后写判决结果。我写完第一个判决后交给庭长，他对我写的判决书做了很多修改。他说：你前边写的还可以，但在经审理查明一部分存在问题较多，措辞不够严谨，用语欠规范，陈述过于简单，逻辑有失严密，说服力不足。的确，我在写经审理查明部分时，写得过于概括，庭长说这部分要把案件所有的相关事实都加以分析，写出对证据采纳和不采纳的理由，因为判决要让原告、被告双方看，他们可能都不懂法律，作为一个法律文书撰写者，你要让诉讼双方看了以后，通过对判决书中认定事实的逻辑分析得出与判决书相同的判决，这样才能让判决具有说服力，才会是一个成功的判决。而我的判决只是对原告、被告存在争议的部分事实作了分析，并不能让人从我的经审理查明和本院认为部分想当然的得出我做的判决。法律文书写作这门课我在大二时学过，可惜当时认为只是考查课，没有认真学习。现在很后悔在学校是没能好好学习这门课，以至现在不能完成实习中法官交给给我的工作。回学校后我会努力补充文书写作方面的知识，希望下次遇到类似情况时可以出色完成。

4、跟随执行人员到被执行标的物所在地去执行。一般到了强制执行阶段的案件都是很难执行的，有一部分是被执行人的确没钱无力给付赔偿款，即无财产可供执行;还有一类是有钱但还是不能顺利执行，这些被执行人大多都提前把财产转移或隐匿，因为他们通晓法律。曾经有一个案件，申请人知道被执行人把钱存进了银行，但执行人员去查询后根本没有发现被申请人的账户，这肯定是把钱存进了他人的账户。对于这类案件如果部门之间协调合力执行，会大大提高执行的效率。

实习期间，我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努力工作，严格要求自己，虚心向法官求教，努力学习法律、法规等知识，利用空余时间认真学习一些课本之外的相关知识，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法律技能，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所学的知识，为以后真正从事法律实践工作打下了基础。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短暂的实习过程中，我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所学知识的肤浅和专业知识的匮乏，刚开始，对一些工作无从下手，茫然不知所措，这让我感到非常难过。在学校时总以为自己学的不错，一旦接触到实际，才发现自己知之甚少，需要学的很多，这时才真正领悟到学无止境的真正含义。以上也许是我一个人的感觉，不过有一点参加实习的同学都应该有所认识：我们的法学教育和实践的要求是有一定距离的。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需要理论的指导，但其发展和意义要在实践中才能实现，并且它的主要目的是为社会实践服务。所以，我们的法学教育应该与实践更紧密的结合起来，在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模式时，对实践加以重视，更多的增加实践所占比例。

在实习过程中，我发现法律的普及与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非常重要。我国为推进法治建设而进行了多年的普法教育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我参加旁听的好几起案件中，当事人都没有请律师，而是自行抗辩和辩护，而且他们所运用的法律和抗辩的理由都很到位。

虽然我国的普法工作取得了以上很大成就，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普法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有些不足。比如有些时候，人们对法律条文是知道的，但却未能正确的理解它，以至于触犯了法律而不自知;有些当事人由于平时不注重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后导致矛盾加深，对簿公堂，以至于本来可以避免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案件占用司法资源。社会上还存在一些当事人对法律不信任的情况，他们质疑发律的公平和正义。所以我国应当而且必须加大法制贯彻、普及的力度，逐步建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只有这样法治建设才能取得巨大的进步。

这一个多月的实习使我深刻的认识到，除了要有很好的业务素质外，在工作中与同事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做事先做人，只有先处理好人际关系，才能在工作中作出更大的成绩。对于我们这样即将步入社会的人来说，需要学的东西很多，周围的每个人都可能是我们的老师，只要我们注意观察和学习，工作与生活中周围的同事和朋友会教给我们很多知识和道理。

四、实习自我鉴定

在实习期间，我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不迟到、不早退，认真完成法官和书记员交给的工作，得到了民一庭全体人员的好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许多不足之处，找到了以后努力的方向。

通过一个月短暂而又充实的实习，我发现实践经验的欠缺使自己在工作中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在几位法官的帮助下，实习期间我努力将自己在学校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自己的知识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同时，实习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使我对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程序有所了解，对专业用语有了进一步的掌握，法律文书的写作能力也有了显著的提高。

此外，我还认识了几位法官和律师朋友，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和相处交流，使我学到很多为人处世的方法，这些都是在书上学不到的。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再一次向为我的实习提供帮助和指导的邢台县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我的老师、及在实习过程中帮助我的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法学实习报告3000字范文二

一、毕业实习目的与意义

毕业实习对我们的毕业设计非常的重大。为此，我们首先必须首先要明白：在实习中我们的目的意义和任务，也就能为毕业设计带来真正而又完美的开幕。

法律系毕业的实习是我们学习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部分，是综合的实践阶段，在这个阶段，是我们在实习单位通过指导老师的，独立从事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尝试阶段，其最基本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基本技能应对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学生对四年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系统化、综合化运用、总结和深化的过程。通过在工作单位的实践，培养严肃认真、刻苦钻研、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并且敢于创新，能正确地将独创精神与科学态度相结合。让我们能够在现实氛围中寻找自身差距，在弥补自身不足的同时强化进入社会前的适应能力，使毕业生信心十足地面对就业，顺利完成人生的角色转变，同时让我们毕业生对所学专业业的现状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对毕业后的去向有一个清醒认识和明确定位，有效避免了就业中普遍存在的盲目性，大大地提高了毕业生的就业几率。

二、实习单位及岗位简介

首先，我想向所有为我的实习提供帮助和指导的xx市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及我的老师致谢,感谢你们为我的顺利实习所作的帮助和努力。

xx市中级人民法院坐落于建设路和新华道交叉口附近，南临唐山大饭店，正处于唐山市市中心位置。中级人民法院门朝南开，大门左侧是一座四层楼，是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分为民一庭、民二庭、民三庭、民四庭。大门右侧是一座五层楼，一层、二层、三层主要是机要室以及一些日常办公机构，四层、五层为刑庭和行政庭。我实习的刑二庭就在五楼。五层楼的右侧是中级人民法院的立案大厅，它是人民法院面向基层人民法院提交的上诉案件以及直接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窗口。除了刑事审判庭、立案大厅以外，中级人民法院还设有执行庭等。刑二庭主要审理的是有关盗窃罪、罪、非法拘禁罪等侵犯财产罪以及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我在刑二庭实习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法官整理并装订卷宗，处理日常工作，将所学的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三、实习过程

实习期间，我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各项规章制度，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尊重法院工作人员，同时注意自己的语言、举止、仪表，并认真撰写实习日志，及时总结实习经验与体会。

在实习的过程中，我主要的工作是装订卷宗。刑事案件的卷宗与民事案件一样分为正卷与副卷。但与民事案件不同的是，刑事案件又多出了对犯罪分子减刑假释的案卷。

在实习的过程中，我旁听了案件的审理，从整体上与上学期所旁听的民事案件的审理作了区别：民事案件的审理往往注重平等当事人的利益;刑事案件的审理注重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保护社会整体的利益。

在实习的过程中，我了解并巩固了与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相关的知识。通过与法官交流，我了解了更多的书本上没有的专业技能，也明白了更多的实际工作情况。到实习结束，我的工作得到了实习单位的肯定和更好的评价，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收获，同时也发现了自身的许多不足。

四、实习主要情况及体会

我和几个同学来到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由法院负责人统一安排，把我们分配在了刑二庭的各个办公室。在刑二庭实习的一个多月，我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将理论与实际更好的结合。

整理并装订案宗。现在虽不是年末，但是每天处理的案件增多，一项艰巨的任务归卷，便摆在了整个刑庭工作人员的面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给案卷排序、封皮，然后装订成册。通过整理案宗，我了解了各种文书的分类及归档，对二审案件从立案到审结的简单的程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个工作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它却是非常重要的。案宗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与整个案件息息相关，翻阅卷宗便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案情，对案件做出很好的定位。刑事案件的卷宗与民事案件一样分为正卷与副卷。正卷从先到后需要排列的是：案件信息管理表，上诉移送函，一审判决书(裁定书)，上诉状，提押票，法庭笔录，二审判决书(裁定书)，委托宣判函，送达回证。副卷需要有：合议庭笔录，审委会讨论笔录，判决书。如果有辩护人材料的还要把律师的所函，授权委托书，辩护材料这些排到正卷里面，然后，把这些材料编页，编目录、备考表，装订起来。但与民事案件不同的是，刑事案件又多出了对犯罪分子的减刑案卷。减刑案卷包括减刑建议书、审批表、检察院评审表、支队减刑建议书、原审判决书、执行通知书、服刑奖励情况、合议庭笔录、减刑呈批表、审理报告、刑事裁定书、减刑通知书、送达证等。

案卷就是整个案件的真实写照。通过整理并翻看案卷，我能够从案件立案到审结、执行，去分析整个案件。

旁听案件的审理。在实习期间，旁听案件也能给我上很好的一课。我们刑二庭开庭审理了一起检察院抗诉引起的涉嫌间接故意杀人案。

案件的事实：被告王某驾驶一辆无牌照的重达25吨的大卡车，在拐弯时撞倒和自己顺行的行人马某，王某在没有确认马某是否死亡的情况下，主观臆断其死亡，故采取倒车的方式，最后导致马某死亡。在法庭辩论阶段，双方就王某的倒车行为进行了辩论。检察院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辩护律师坚持王某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通过旁听这个案件，我又进一步对(间接)故意杀人罪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罪进行了区分：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罪，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持一种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态度，并且这种心理状态是以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为根据，如以本人的能力、经验、当时的环境和其他客观条件为判断基础，在客观上通常会表现出一些积极避免死亡结果发生的行为;而(间接)故意杀人的行为人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持一种放任的心理态度，既没有要依据某些条件避免结果发生的意图，也没有避免结果发生的行为，无论结果发生与否都不违背行为人的意志，所以放任死亡结果的发生。

在本案中，我认为王某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因为其行为符合(间接)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在主观方面，王某对马某的死亡结果持放任态度。其倒车的行为从实践中来说也是不符合常人思维的。

判决书的完成。判决书的制作看起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工作，但是要做好它却不容易。一般来说，每次开完庭之后，经过合议庭合议，审委会讨论，审判长就会在电脑里面写出判决书初稿，接下来的工作，就需要把写好的初稿先打印出一份来校对，除了注意判决书是否有错字，格式问题这些小问题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注意刑期的计算了。刑期对于犯罪分子来说算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犯罪分子被关押的时间的长短。若判决书规定的期限长于或短于实际判决的时间，则不利于保护犯罪分子的合法权益，构成对司法权威的威胁。

校对完成后，便进入到了正式打印阶段。打印的份数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但要留有至少五份的备份。

在实习的过程中，我还了解了已审结的二审案卷的邮寄。首先，填写送达回证。送达回证的份数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个数而定。其次，填写移送函。移送函包括的内容比较多，需谨慎，否则会发错卷，酿成大错。移送函从整体上概括了整个邮包里的所有物品，包括原审卷宗、二审判决书(裁定书)。最后，将送达回证以及移送函和移送函记载的所有东西封到邮包里，交到机要室。最终由机要室发出邮件。

在实习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我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有脱节的地方。现在我们的法学专业教育往往重视理论轻视实践，导致走出大学校门的学生面对社会不知所措，所学的理论知识无法真正的运用到实际的案例中。就整理装订案宗来说，这是在课堂上绝对学不到的。比如接待当事人等，没有很好的沟通能力和技巧是办不来的。因此，我认为学校的教育应该加以改进，加大对法律事务的操作，比如多开展模拟法庭，丰富课堂案例，让同学们积极参与案件讨论，形成自己的认识等等，从而更好的做好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多与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联系，请求定期与同学交流信息，甚至可以多旁听一些案件的审理，增加实践的机会。

五、实结

刑法毕业论文篇8

关键词：专业法语　法语-法学　复合型人才

作能力，能从事涉外法律工作，如对外经贸、涉外立法、审判、公证，或在独资、合资企业、海关以及国际机构和组织任职。第二，专业特色和培养要求。中法合作、跨院系跨学科培养全球化需要的复合型人才。⑴法语专业：精简法文系本专业课程，增设专业法语、法国文化等知识型课程。突出语言的工具性效能，加强语言能力的培养。⑵法学专业：精选法学课程，注重法学基础理论及国际法专业知识教学，扩充法语所涉法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增设欧盟法及法国法律等相关课程。要求毕业生具有较高的法语应用能力，较为丰富的法国文化知识以及扎实系统的法学理论功底和国际法专业知识，一定的实务操作能力，使其成为真正懂法律的法语高级复合型人才。第三，学制和学分要求。学制：双学士学位本科学制为四年。学分要求：双学士学位本科毕业生应修满：⑴法语专业144学分，其中公共基础必修课43学分，通识教育课10学分，专业基础必修课76学分，专业基础选修课10学分，毕业论文5学分。⑵法学专业64学分，其中专业基础必修课59学分，毕业论文5学分。第四，学位授予：文学学士及法学学士。第五，专业主干（核心）课程。法语：基础法语、中级法语、高级法语、法语视听说、法语写作、法国文化、专业法国、法汉互译。wwW.133229.COm法学：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民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第六，毕业生条件。毕业生除完成必要学分外，还必须通过法语、法学论文答辩，必须通过全国大学英语6级考试，才能获得双学士学位。

刑法毕业论文篇9

论文关键词　腐败犯罪　资格刑　梯度

腐败犯罪侵害了社会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本身则来源于社会公众这一国家公权力的赋予者对国家公权力的信任。也就是说，从应然的角度上看，国家公权力是公正与正义的，而当其出现不公正或者不正义的情形，并不是由于公权力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权力的执行者——国家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造成的，而导致这种不当行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腐败。从这个层面上看，要消除国家公权力执行不当状态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剥夺不当执行者的公权力，也就是剥夺其拥有公权力的资格。但是就是这最为直接的方法，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却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因此，加强我国腐败犯罪的资格刑的设置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资格刑，又称名誉刑、能力刑或权利刑。资格刑是针对利用某种职务或者业务上的条件来实施相应的犯罪的刑罚方式。资格刑的设置一方面能够对腐败犯罪的犯罪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罚，同时能够有效地预防腐败犯罪的再次产生。

一、资格刑设置的立法缺陷

腐败犯罪是最为典型的职务型犯罪，同时这种职务型犯罪的所利用的资格是具有国家公权力特征的资格，这种资格的赋予与否直接决定犯罪的可能性，因此，对于腐败犯罪的资格刑设置在腐败犯罪的刑罚体系中是一个尤为关键的环节。就我国的资格刑的现状来看，我国腐败犯罪并没有单独设立相应的资格刑，剥夺担任公职的资格并没有在刑法中予以明确规定。我国刑法关于腐败犯罪的处罚并没有明确规定资格刑，只是在第383条贪污罪、第386条受贿罪、第395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的司法建议——由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结合刑法总则的规定，从被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腐败犯罪分子必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另外，就我国刑罚中的剥夺政治权利来看，我国的剥夺政治权利所剥夺的内容为《刑法》第54条所列举的四项权利，即包括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剥夺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剥夺担任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领导的权利和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这里所剥夺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和担任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领导的权利在拥有这类资格的特定人群实施的腐败犯罪的刑罚中并没有特别的体现。而各种不同类型的腐败犯罪其所需要剥夺的资格又有所不同，剥夺的程度也应当有所区别，但是这在我国刑法中都并没有明显的体现。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剥夺政治权利并没有将公权力的剥夺作为基本的刑罚内容。而我国对于资格的剥夺较为典型的现象是，在刑罚体系外又存在着大量的实质为资格刑的行政处分与行政处罚。这些法律制裁以行政处分或处罚之名而行资格刑之实，故可将其称为刑罚体系外资格刑。这种立法方法将资格刑的设置剥离于刑法之外，也就是将犯罪所导致的社会危害性通过刑法之外的途径来解决，这对刑事程序的连贯性与整体性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破坏。

二、资格刑设置的必要性

在腐败犯罪中之所以要设置资格刑的原因在于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特殊性，腐败犯罪成立的前提就是国家公权力的赋予，当一个没有被赋予国家公权力的人来说，腐败犯罪没有存在的空间。国家在设置公权力并将其赋予特定的人群时，这部分人员就成为国家权力的实际操作者，其行为不仅代表其个人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代表国家来行使公权力，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与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在职务赋予之初就已经被严格要求。但是当其行为出现严重偏差时，这种公权力就应当被剥夺。同时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形来决定其是否会被永久的剥夺其任职资格。如果当其行为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身体刑、生命刑和财产刑才应当介入。从这个角度上看，资格刑的设置应当是腐败犯罪的犯罪人接受刑罚的前提和基础。而其他刑罚则需要根据具体的情节来认定。

三、资格刑的设置

（一）设置的类别

资格刑的设置应当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刑罚种类。资格刑的设置是伴随着职务类型的犯罪存在的，这种资格刑的设置必须与不同类型的罪名相匹配。就资格刑的设置来看，应当分为几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公权力职务资格的剥夺，这主要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出现的基于本职务所实施的犯罪。第二种类型是公共服务资格的剥夺，这主要是针对具有社会共公共服务职能的部门的工作人员所实施的犯罪，这部分人群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是其从事的是与社会服务工作有着紧密联系的工作，并且这部分群体的工作必须要经过某种类型的资质认证才可以进行。第三种类型是技术或者学术类别的任职资格，这部分人群工作是属于专业科学领域，其技术与学术的资格认证是其获得相应报酬与待遇的基础和标准。第四种类型是基于亲权的资格，这类资格的获得在一般情形下不需要法律的特殊程序的认证，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需要通过特别程序来获取相应的资格。第五种类型是一切与以上各项列举的职务、服务、级别、称号、身份、地位和勋章有关的荣誉性权利。第六种是担任或者取得以上各项列举的任何权利、职务、服务、身份、级别、称号、地位、勋章和荣誉标志的权能。当行为人出现违反这类资格所赋予其的义务时，其资格的剥夺就成为对其进行惩罚的第一项内容。就我国的刑事立法而言，资格刑的设置首先缺乏的是类别的设置。

就腐败犯罪来看，其资格刑的设置应当分为几个梯度：第一梯度是对其现职的剥夺，也就是其用来谋取利益的职务，这种职务的剥夺必须要在刑罚中予以体现，原因在于刑法要对这部分人进行惩罚，惩罚的对象是其不当的职务行为，也就是以法律的名义对其行为予以否定，当其行为达到刑法规制的范畴时，其行为的严重性必须对其公职予以剥夺，这是对其进行刑罚惩罚的第一步，只有完全剥夺其公职，将其行为评价为单纯的个人行为而不是具有公力代表性的行为时，这种刑罚才是合适的，而对这种行为进行惩罚的前提就是其公职的削除。

第二梯度就是对公职复权资格的剥夺或者再次获得公权资格的剥夺。这种剥夺并不是腐败犯罪导致的必然结果。这种剥夺是针对犯罪之后的公职人员资格刑的设置。这种资格刑需要根据具体的犯罪人来确定。就我国的刑事立法而言，并没有后置型的刑罚设置，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腐败犯罪的犯罪人还有没有重新担任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没有相应的规定。从应然的角度上看，对资格刑的剥夺仅限于刑罚执行期间，在资格刑执行完毕之后，犯罪人应当重新获得相应的任职资格，也就是在没有特殊设定时，其复权应当是一种常态，如果要对其复权进行限制，应当在对其进行资格剥夺时予以相应的说明。因此，这种复权资格的剥夺应当成为资格刑的一部分。

第三梯度就是对公职资格的复权。这个梯度与第二梯度应当是对立的。腐败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之后应当具有重新选择职业的机会，尽管其曾经的职务行为不符合国家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要求，但是经过改造和考察，当其重新复符合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标准时，应当允许其重新获得成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资格。复权应当是刑罚设置时的一种配套性规定，严格意义上说，复权并不是刑罚，复权是针对经过刑罚改造之后的犯罪分子在经过特定部门的考察后，符合从事某种职业的资格或者具备成为具有某种权利的资格时，对其资格的一种重新认可。复权的前提是具备犯罪人在前期已经被处于对应的资格刑罚，复权则是针对这一刑罚而做出的。

（二）设置的内容

资格刑设置的预防性大于其惩罚性，资格刑的设置在内容上应当与犯罪的特征相结合。腐败犯罪的贪利性与职务性是其最为典型的特征。资格刑的设置内容应当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资格刑的设置要剥夺其行使职务的可能性，这也是资格刑设置的首要内容，剥夺利益的承载职务，但是这里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国家工作人员同时具有几个职务时，而涉及犯罪的职务仅仅是其中某一个职务（我们这里称之为对应性职务）时，资格刑的设置需要分情况考虑。当其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达到了需要对其进行刑事处罚时，犯罪人的其他职务行为的履行已经成为实际不可能时，在对其对应性职务进行剥夺的同时，也要对其所有的公职职务进行剥夺。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当对其任职资格的剥夺需要有区别的对待，也就是说，当其由于职务犯罪接受的刑罚执行完毕之后，对应性的职务任职资格可以根据其具体情况来进行永久性剥夺，但是对其其他职务的任职资格则不应当剥夺，相反，对其他职务的任职资格应当进行复权，当然这里的复权仅限于恢复期任职资格，并不代表其能真实获得相应的职务。

刑法毕业论文篇10

内容提要: 累犯是一种特殊的犯罪人类型,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目前,我国累犯概念的通说难以揭示累犯制度的本质,应该重构一个新的累犯概念,累犯的成立条件因刑法对累犯的规定有差异因而不一致,但普通累犯一般包括主体条件、人格因素、客观条件、主体条件等方面。现在,我国刑法应扩大对累犯的处罚范围,完善累犯处罚原则。

一、累犯的概念及成立条件

（一）累犯的概念

累犯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可有多种意义上的理解。作为量刑对象，累犯是指重新犯罪的人，即多次实施某种、某类或各种犯罪的人；作为量刑情节，累犯是一种特定的再次犯罪的事实；累犯具有更大的人身危险性，如果施以和初犯同样的刑罚，就很难收到对其教育改造的效果，因此，累犯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对累犯的特别处遇,从古罗马法时代就被承认,特别是因为19世纪欧洲累犯激增,将累犯作为一般的刑法加重事由的立法例明显增加,以至于世界多数国家现行刑法将累犯制度法定为一种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

我国的累犯制度，规定于刑法第六十五条和第六十六条之中。根据刑法的这一规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过失犯罪除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在刑法理论中，前者称为一般累犯，后者称为特殊累犯。据此，通说认为，累犯是指 “因犯罪而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犯罪分子。” 应该说，对累犯作这样的表述，有助于把累犯概念形式化、格式化，但如此定义仍然只停留在注释法学的范围内，难以揭示出累犯制度的本质。刑法学的科学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在于基于实然性而对其应然性的一种描述。因此，笔者认为，应当重构一个新的累犯概念。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 那么，累犯制度的概念应该是什么呢？考察一下古今中外的立法例，不难发现，尽管各国乃至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对累犯的成立条件的规定千态万状，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或者说是相通的，即都规定对累犯从严处罚，只是处罚的严厉程度有轻重之别而已。作为刑法理论，就要研究各国所规定的情形是否正当、是否科学。质言之，“累犯”的构成条件是否符合从严处罚的标准，如果符合，累犯制度是科学的、理性的；反之则是主观的、非科学的，对累犯概念的科学揭示绝不能回避这一点。对累犯之所以从严处罚，其实质是因为累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而对其判处较初犯更重的刑罚，这是累犯制度设立的理论及实践依据。由此，我们可以说，法定累犯的每个构成要件，都应当是行为人具有建立在社会危害性之上的人身危险性的有力佐证，只有这样，对累犯的从严处罚才能罚之有据，这样的累犯概念之建构才是符合刑法理论的。因此，累犯概念应明确以下几个原则：（1）构成累犯，应要求行为人实施两次以上犯罪行为。（2）构成累犯应要求行为人先后实施两次故意犯罪，并且执行刑是徒刑以上刑罚的故意犯罪。（3）构成累犯应要求行为人所实施的第二次犯罪须发生在前罪所判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的法定期限内。（4）行为人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前科刑对之未收警戒之效而具有再次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可能性。

综上，结合现代累犯制度已由行为中心论和行为人中心论两种模式的分裂格局，向二者相互融合、相互包含方向的发展的立法趋势，符合社会现实及发展方向的累犯概念的建构应该考虑以行为社会危害性为基础结合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两维模式。据此，我们认为，累犯概念应表述为：因实施故意罪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法定期限内又犯应处徒刑以上刑罚，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险性的故意犯罪的犯罪分子。

（二）累犯的成立条件

累犯成立条件，是指构成累犯的规格和标准，是认定累犯的基本依据。由于不同刑法规定的累犯制度的内容存在差异，因而累犯的成立条件也极不一致。累犯制度的类型有普通累犯制、特别累犯制和混合累犯制之分：1、普通累犯制。即指法律不区别犯罪的种类，凡是曾受过刑事处分的人，在一定条件下又再次犯罪的，均构成累犯，应加重其刑罚；2、特别累犯制。它是指刑法总则中不设累犯制度的一般规定，仅规定屡犯同一罪或某种特定不同罪，在分则条文中规定加重处罚；3、混合累犯制。兼采前两者的规定，凡再犯一般不同性质之罪的为普通累犯，再犯同一性质之罪或某种特定之罪为特别累犯。由于混合累犯制克服了前两者的弊端，更加便于统治阶级运用刑罚手段有效同累犯作斗争，因而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刑法，尤其是新近制定或修订的刑法所采纳。从我国的刑法发展史上看，我国的累犯制度采用了混合累犯制，与现代西方国家累犯制度的发展趋势有异曲同工之妙，既注意到打击普通累犯，同时又有选择有重点的打击那些危害性更大的特别累犯，使两方面相得益彰，较为科学可取。本文主要探讨普通累犯的成立条件，我们认为普通累犯的成立条件主要包括主观条件即罪过形式、人格因素、客观条件和主体条件。

1．普通累犯成立的主观条件，即罪过形式是故意。罪过形式一方面反映了行为人主观恶性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影响到所实施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各国刑法规定对累犯要加重处罚，原因就在于累犯的社会危害性大大超过通常的犯罪，而累犯的这种社会危害性很大程度上又基于犯罪者的主观恶性较深。故意犯罪的犯罪者中有些曾经受过刑罚处罚，但仍不思悔改，听任主观犯罪意念恶性膨胀，一犯再犯，具有严重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犯人，刑法将这类人定为累犯，并从重或加重处罚，是有道理的。故意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远大于过失犯罪，故各国鲜见有规定过失犯罪累犯的立法例。

2．普通累犯成立的人格因素。普通累犯的成立条件，除了要求具有一定的罪过形式（主观恶性的表现）外，还要求罪犯具有相当的人身危险性。人身危险性不同于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反映的是行为人一贯的性格，而主观恶性反映的则不是行为人一贯的品格，仅是犯罪行为发生时的性格。这种性格可能与某一具体犯罪行为时的性格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有学者认为，以罪犯的人身危险状况作为累犯成立的必备条件之一，符合我国刑法理论，很值得今后修改刑法时参考、借鉴。因为只存在符合条件的罪过形式，尚不足以证明累犯应予加重处罚。尽管主观恶性程度也间接反映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但反映不出行为人科刑后不知悔改的特征。累犯立法的初衷和从重处罚的理论根据是犯罪人所实施之后罪足以反映出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与犯罪人所具有的人身危险性的紧密结合，因而应将人身危险性作为累犯的成立条件。

我国累犯制度的重构也应考虑将人身危险性作为成立的必备条件。（1）以人身危险性作为累犯的构成条件之一，符合我国的刑事立法精神。我国刑法中规定自首、缓刑等制度都考虑到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状况。犯罪后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根据就在于犯罪分子能自首，说明其有悔罪表现，人身危险性有所减弱，再次实施危害行为的可能性较小，判处较轻的刑罚也能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适用缓刑条件中也有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亦即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状况的规定，适用缓刑条件中还规定，对累犯不适用缓刑，就从反面说明了累犯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刑法的这些规定均表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状况，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直接影响对犯罪分子具体决定适用刑罚与否以及适用何种刑罚的重要因素，累犯作为一种刑罚制度，自然也应予以考虑，从而体现我国相应的刑事立法精神。（2）以人身危险性作为累犯的成立条件之一，符合累犯制度的基本特征。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累犯概念与累犯制度的基本特征是相悖逆的。因为我国刑法规定的累犯构成条件，只强调犯罪次数、前后犯罪相距的时间、严重程度、主观罪过等既成的与犯罪行为相关的客观因素，忽视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状况这一重要的人格因素。不容否认，刑法规定的上述因素是判断罪犯人身危险性的重要依据，但是，从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看，仅仅凭借这些因素，并不能准确判断出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状况，亦即上述因素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状况并非有着对应或等同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将人身危险性作为累犯的独立成立条件之一，以体现其在累犯成立结构中的应有地位。（3）以人身危险性作为累犯的构成条件之一，符合我国的刑罚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报应和威吓作为刑罚的目的，早已为现代文明国家的刑法所摒弃。我国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犯罪预防，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两个方面。以人身危险性作为累犯的构成条件之一，是预防犯罪尤其是特殊预防的必然要求。一切犯罪都是在具体情况下发生的，罪犯都是严重危害社会的具体个体，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各自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同，决定了他们彼此的人身危险性状况存在差别。而这种差别在初犯、偶犯与累犯之间，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对各具体不同的犯罪人适用刑罚时，如果不考虑这种差异性，其结果势必造成量刑而量刑，为惩罚而惩罚。这就有可能根本违背我国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的目的。因此，充分考虑累犯的本质特征及基本属性，以人身危险性作为累犯的构成条件之一，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罚体系和刑罚措施，从而更有效地服务于刑罚目的。

3．普通累犯的客观条件

世界各国刑法大多都规定了累犯,但对累犯的客观条件规定得颇不一致。例如，日本刑法第56条规定的累犯的条件为：（1）前罪是被判处惩役者或应被判处惩役者；（2）从前罪的刑罚执行终了之日或得免除刑罚执行之日5年以内犯后罪；（3）后罪也应该被判处有期惩役。韩国刑法也在其第35条第1款规定：“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 刑罚执行完毕或被免除以后3年以内再犯应处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以累犯论处。”结合前述我国刑法的规定，可以认为普通累犯的客观条件主要包括次数条件、刑度条件和时间条件。

（1）次数条件，即要求构成累犯需要几次犯罪行为。绝大多数国家都要求两次，但也有个别国家要求三次以上，如朝鲜刑法。但也有个别国家要求一次，如德国刑法所规定的性向犯。那么，成立累犯的犯罪次数到底以几次为宜呢？笔者认为，以两次为宜。理由是：其一，行为人实施一次犯罪即认为他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而从严处罚，很难说有科学性，毕竟犯罪的连续性是评价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指标之一。其二，如果把成立累犯的犯罪次数定为三次以上，也不合适。只要其他的构成累犯的条件科学且合理，两次犯罪足以说明行为人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次数过多，实无必要。我国刑法对构成累犯的最低次数条件限定在两次，是比较合适的。

（2）刑度条件，是指对构成普通累犯的前后两罪的刑罚幅度上的要求。我国刑法规定前罪判处的刑罚必须是有期徒刑以上，后罪应判处的刑罚也必须是有期徒刑以上，如此规定是比较合理的。设立累犯的目的在于重点打击那些所犯之罪的社会危害性比较严重且人身危险性较大的累犯。“在量刑的时候，既要依据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又要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由此确定应当判处的刑罚。” 因此，有必要对累犯前后之罪的严重程度作出限制，以便重点打击再度犯下严重罪行者。前后之罪被判处或应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说明其前后犯的罪比较严重。行为人在犯比较严重的犯罪接受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教育改造后，又犯比较严重的犯罪，说明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有必要规定为累犯，从重处罚。而如果前罪较轻，或者后罪较轻，或者前后罪都比较轻，无论从犯罪本身给社会造成的危害看，还是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看，适用后罪本身的刑罚足以惩罚和教育犯罪人，无须规定为累犯，从重处罚。

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是指实际上被判处的刑罚，即宣告刑，而非指实际执行的刑罚而言。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包括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也包括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缓的犯罪分子。后罪之刑则应理解为根据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实际情况，最后应当宣告的刑罚。因为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每一种犯罪的法定刑中都包含有期徒刑，如果将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理解为所犯之罪的法定刑中含有有期徒刑，则有可能不适当地扩大累犯的范围。因此，我国对累犯后罪规定的刑度，是指实际上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而非指该罪的法定刑中包含了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

（3）时间条件，即初犯与再犯之间的时间间隔。各国刑法的规定不尽一致，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情形：①对前后两罪的间隔不作要求，不管什么时候再犯罪都是累犯。②对前后两罪的时间间隔不作统一规定，而是根据前罪的轻重不同分别对待。③以前科或时效的消灭期限作为前后罪的时间间隔。④对前后罪规定一个统一的时间距离。笔者认为，在上述立法模式中，第四种最为妥当。

第一种立法模式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方面，使累犯的范围过于宽泛，其本意是重点打击和预防累犯，但由于不顾及刑罚资源有限性、稀缺性的特点，导致刑罚成本的无限增加，结果则可能导致力不从心、打击不力的局面；另一方面，则使犯罪人终生都处于犯罪的阴影里，不利于犯罪人的再社会化，也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第二种立法模式的问题在于，犯罪有轻重之别，与之相适应，刑罚也有轻重之分，这是正确的。但是，执行刑罚所要求的最终效果应该是一致的，无论是长期徒刑还是短期徒刑，在特殊预防方面都是为使服刑者能够改恶从善不再犯罪，既然如此，在累犯前后罪之间的时间距离方面，就不应因前后罪之轻重，刑期之长短而有所区别。

第三种立法的缺陷与第二种立法模式的缺陷相类似。对累犯之后罪发生时间的下限应给予固定。即量化为一定年限。就国际通例而言，时间间隔通常为五年。至于具体为几年，应由本国立法者根据其刑满释放者再犯的实际情况而定，即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罪主要集中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那一个时间段以内。累犯的前后罪时间间隔如何设定，依据的是一个国家、一个历史阶段的犯罪形势与治安状况，既不能一成不变，也不能朝令夕改，应该相对确定。为了规定科学，各国应借助于大量的实证调查结果来确定具体时间。

我国刑法规定的累犯的前后罪时间距离由1979年刑法的3年延长为1997年刑法的5年，这一修改有助于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犯罪人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回归社会的一定时期，是其重新适应社会的过渡时期，也是其重新犯罪的危险时期，只有渡过这一时期之后，特殊预防目的方可以说得以实现。按照有关统计，犯罪人刑满释放后1年内又犯罪的占36%，2年内又犯罪的占20%，3年内又犯罪的占16%，4年内再次犯罪的占16%，5年内再犯罪的占12%。而刑法规定的构成累犯的时间间隔，就应该充分考虑、科学界定这一过渡期。1979年刑法规定的3年期限似乎短了一些。这一过渡期规定得适当长一些，会更加激励犯罪人回归社会，遵纪守法，重新做人。根据调查显示，刑满释放或赦免后4至5年内重新犯罪的还占不小的比例，有的地方占约四分之一。由于当前我国重新犯罪的现象十分严重，刑满释放或赦免后4至5年内重新犯罪的还占一定的比例。将刑满释放后5年内再次犯罪作为累犯从重处罚，必定会更有效地遏制再犯率的上升。这是因为：第一，刑满释放或赦免后4至5年内重新犯罪的还占不小的比例，规定5年的期限是必要的。第二，扩大累犯范围，体现了刑法对累犯从严的立法精神，符合当前累犯率上升的客观实践的需要。第三，符合我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4．普通累犯的主体条件

在普通累犯的主体条件方面,我们要探讨的是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时能否构成累犯，即累犯的主体是否包括未成年人的问题。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作了从宽处罚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贯刑事政策;而累犯制度着眼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确立了对累犯从重处罚的原则。具体讲，在累犯制度下考虑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主要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行为人前后两次。犯罪均在未成年时实施的，能否构成累犯？其二是行为人前罪是未成年时实施的，后罪是成年时实施的，能否构成累犯？对此，有学者建议我国修改刑法时增加未成年人不适用累犯规定的条款，另有学者则根据未成年人累犯主体适格性的两种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主张行为人前后两次犯罪均在未成年时实施的不构成累犯，行为人前罪是未成年时实施的，后罪是成年时实施的应构成累犯。

我国刑法只规定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对构成累犯的年龄未作特别的限定。据此，我们认为累犯中的前罪或后罪，无论是未成年时还是成年时实施的，只要被判处或应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均可构成累犯。理由在于：首先，刑法规定累犯制度是基于再犯的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作出的必然选择，不应因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而有例外之论。其次，刑罚中的从轻处罚是有限度的，我国刑法在规定刑事责任年龄时，已经充分考虑了青少年的生理素质特点，作了限制的规定。其三，对于未成年时实施的犯罪，如果根据刑法规定的从宽原则，经过从轻或者减轻以后，仍被判处或应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足见其犯罪是严重的，无论是对于两次犯罪都在未成年时实施的，还是前罪是未成年时实施、后罪是成年时实施的，只要再犯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未成年人又有相当程度的人身危险性，将其视为累犯，予以从重处罚，实属理所当然。

二、累犯处罚原则之立法例

（一）外国（地区）刑法对累犯处罚的原则

刑法中的累犯制度，其立法宗旨在于充分适用刑罚手段同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且具有人身危险性的特殊犯罪人类型作有效斗争。因此，依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对累犯从严惩处，已成为各国刑事立法的必然要求。西方各国由于分别受旧派、新派或折衷派刑法理论的影响，刑法规定处罚累犯的具体原则有所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种立法例：（1）加重本刑。指在原刑基础上加重刑罚，即延长有期徒刑的刑期或增加罚金的数额。具体加重方法有四种：一是以后罪应判处的刑罚为基础，加重本刑的几分之几。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 99 条规定：犯罪被科刑后再犯他罪者，加重其刑1/6；具有法定的某些情形者（再犯同种之罪者等）加重其刑1/2甚至1/2 以上。二是以后罪应判处的刑罚为基础，加重相应法定量刑幅度中最高刑和最低刑差的几分之几。例如澳门地区现行刑法典第100条规定：对第一次累犯（即第二次犯同罪）的处罚，以后罪应判处的刑罚为基础，加上所适用的相应法定量刑幅度中最高刑和最低刑差的1/2；对第二次累犯（即第三次犯同罪）的处罚要重于对第一次累犯的处罚，因此，适用于第二次累犯的加重因素是法定量刑幅度中最高刑和最低刑之差的3/4，高于第一次累犯的加重因素。三是在后罪法定刑的范围内处以相对较重的刑罚或较长的刑期。例如法国1885年累犯法规定：对危险性较大的多次累犯，除判处主刑外，附加判处无期殖民地流刑；比利时1891年刑法规定：对乞丐和流浪之累犯判处长期苦役刑；英国1967年刑事审判第37条第4款规定：对顽固犯（相当于累犯惯犯）加重监禁。四是提高后罪法定刑的下限而上限不改变。例如1976年前联邦德国刑法典第48条规定以及瑞典刑法典规定对累犯的处罚原则，确定某一犯罪的法定刑幅度时，已将累犯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刑法规定该罪的法定最高刑已足以体现对累犯之加重处罚。（2）加倍本刑。指在后罪法定最高刑期的基础上加倍处罚。例如韩国刑法第35条第2项规定：累犯之处刑得加重本刑至二倍；《日本刑法典》第57 条规定：再犯之刑为就该罪所定惩役之长期之二倍以下；《法国刑法典》第57条规定：被判处1年以上监禁之重罪者，于执行完毕或行刑权时效完成后5年内再犯监禁之刑重罪或轻罪者加重法定最高本刑至两倍。（3）变更本刑。指将后罪法定刑的刑种提高为更重的刑种。例如1871年德国刑法典规定：初犯之罪被判处有期重惩役，经执行完毕再犯应处有期重惩役之罪时，得科处以无期重惩役；又如土耳其刑法第88条规定，“从一种刑变为另一种刑是对累犯规定适用的主刑”；第82条第3款规定：对以前曾被判处终身重监禁的罪犯，如再次犯同样的重罪并受到同样惩罚的，则对该犯执行死刑。（4）并科主义。指刑罚与保安处分并科。由于累犯人身危险性大，仅加重刑罚不足以消除其人身危险性。因此，以适用刑罚对其过去恶性行为予以谴责，以保安处分预防未然犯罪。例如英国1908年《犯罪预防法》规定：累犯在刑罚执行完毕后还要受5年以上10年以下的保安拘禁；又如1969年修订的前联邦德国刑法典规定，对于性向犯除加重刑罚外，还须于刑罚执行完毕后执行不定期保安监置，何时释放，取决于收容目的是否达到。20世纪以来许多国家刑法采取这一立法例。（5）代替主义。指以保安处分代替自由刑。有的国家规定对累犯科以定期的保安处分，有的国家则规定科以不定期的保安处分。前者如1948年英国《刑事审判法》第30条规定：对累犯可以按年龄不同处以不同期限的矫治训练或预防拘禁以代替自由刑的执行；后者如1930年丹麦刑法典、1945年瑞典刑法典等，都规定对累犯可处以不定期的保安处分以代替自由刑的执行。（6）不定期刑。指对累犯宣告判处刑罚，但不确定其刑期，或者仅确定刑期的上限或下限，由执行机关依犯人在服刑中的悔改表现最终确定执行的刑期。不定期刑分为绝对不定期刑和相对不定期刑两种形式。例如1921年由菲利起草的意大利刑法草案第29条规定：犯三次轻惩役之罪或二次重惩役之罪的累犯，应用不定期刑；日本的改正刑法草案分则第348条、第 399 条规定，对常习累犯适用不定期刑，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加重处罚。

（二）我国刑法对累犯处罚的原则

我国刑法对累犯的处罚经历了一个从“加重处罚”到“从重处罚”的发展变化过程。革命战争时期人民民主政权颁行的各单行刑事法规，对累犯均适用“加重处罚”原则。例如1934年4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31条规定：“凡犯本条例第3条至第30条所列各罪之一项或一项以上，经法庭判处监禁又再犯本条例所举各罪之一项或一项以上者加重处罚。”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妨害公务违抗法令治罪暂行条例》第5条规定：“第1条第3 条之累犯加重处罚。”建国之初的一些单行刑事法规对累犯处罚也有类似规定。例如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关于根绝烟毒处理贩毒分子的决定》第5条规定：“凡掩护包庇毒贩运毒……如系一贯累犯，情节严重恶劣，顽固抗拒坦白者，则应加重一级处分”我国1979 年刑法典未规定加重处罚的情节，对累犯只规定应当从重处罚。从而在立法上正式确立了我国对累犯从重处罚的原则。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典继承了这一原则，仍然规定对累犯从重处罚。

对累犯从重处罚是打击、遏制累犯的强有力手段，至于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和把握，却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中线说”，即对累犯从重处罚是在法定刑的中线以上判刑；另一种观点为“参照说”即对累犯从重处罚不等于判满贯，而是以初犯为参照系对累犯判处较重刑罚；第三种观点为通说，主张对累犯从重处罚，应采用从重情节的具体适用方法，即对犯罪人先不考虑其累犯情节，而是按其所犯罪行的具体情况在法定幅度内大体决定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刑罚。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累犯情节的具体情况适当增大刑罚的分量。由于我国刑法中的累犯制度受古典刑罚理论影响较大，因此累犯的设立更多考虑了行为的情况，而较少兼顾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状况。尽管我国刑事立法有普通累犯与特别累犯之分，但这种区分仅限于成立条件，对累犯一律从重处罚的规定，体现的是处罚原则的一刀切。如此笼统规定不利于严厉惩处那些行为社会危害性严重、人身危险性大的累犯。实践证明，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重新犯罪率在我国日渐升高的现实可以说明一部分问题。更何况，“一个国家重新犯罪率及累犯在罪犯构成中的水平的高低，被视为衡量这个国家犯罪严重程度和刑事司法制度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

正是基于不容乐观的现实，学界对进一步修改完善累犯处罚原则的呼声很高。有的学者提出，特别累犯应有别于普通累犯，即对普通累犯应当从重处罚，对特别累犯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罚；有的学者更进一步补充应“增添加重处罚的理由”，并提出借鉴国外累犯加重处罚的立法例，采取有限制的加重。如在法定最高刑以上一格判处的规定或具体规定加重本刑几分之几；有的学者主张对累犯的处罚原则应建立在普通、特别累犯的科学分类基础之上，并且把这两种累犯的处罚原则同对再犯的处罚原则区别开来，使之形成一个科学的从严处罚层次，认为从严处罚，包括可以从重处罚、应当从重处罚、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罚三个层次。对于普通累犯，应当从重处罚；对于特别累犯，应当加重或者从重处罚。前述观点别有见地且颇有意义，也引发了笔者的一些思考，观点阐述详见后文。

三、我国累犯制度的立法完善

我国1997年刑法对1979年刑法规定的累犯制度作了较大的修改，例如将累犯前后罪的时间间隔由3年改为5年，适当扩大了累犯的范围；改反革命累犯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满足了国内形势变化的需要，顺应了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现行累犯制度的科学、合理、进步之处。然而，“法律象人类创建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某些弊端”，理论上的探讨决不就止于对实定法的赞歌，还应从应然的角度寻求法律的完善。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累犯制度仍存在一些缺陷，需要从立法上进行完善：

（一）应适当扩大特别累犯之范围

累犯制度有普通累犯制，特别累犯制和混合累犯制三种类型。我国的累犯制度是在借鉴国外有关刑事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混合累犯制，即在普通累犯之外规定了特别累犯。1979年刑法规定的特别累犯，仅指反革命累犯。1997年刑法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反革命累犯的名称也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但在特别累犯的范围上，仍然沿袭了1979刑法的规定，即规定特别累犯仅指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从而使得特别累犯的范围过于狭窄。

1．将特别累犯局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不能适应我国目前同某些严重犯罪累犯作斗争的现实需要。运用特别累犯制度，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分子严加惩处是非常必要的。1997年刑法将反革命罪累犯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比较接近世界先进刑事立法的潮流，具有进步性。但是将特别累犯仅仅局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则完全忽视了国内外犯罪形势的变化，因而不能适应我国目前同某些严重犯罪累犯作斗争的现实需要。1979年刑法强调对反革命罪累犯的打击和预防，将特别累犯仅限制在反革命罪，这一点符合当时的形势，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然而从1979年到 1997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司法实践中危害国家安全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所占的比例极低，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更是不多见。而普通累犯中前后罪性质相同或相似的比例却高得惊人，如毒品犯罪、盗窃、强奸、抢劫等犯罪。考虑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因对国家统一、民主政权等重大利益的特殊危害，将其作为特别累犯予以规定也无不可，但是，继续将特别累犯的范围限制在危害国家安全罪，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因此，早在1997年修订刑法典时，就有学者指出，为了更有效地同累犯作斗争，我国刑法典在修改时不仅应保留现行特别累犯立法例，而且也应该把那些屡犯同一性质或同类之罪的其他犯罪规定为特别累犯加以严惩。遗憾的是，修订后的刑法典沿袭了1979 年刑法典关于特别累犯的规定，仍将其局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类罪。如此立法，不但忽视了当今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刑事司法实践的要求，而且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性较大、扩散性强、重犯率高的犯罪，囿于普通累犯的成立条件，已经无法有效地进行打击，现行特别累犯的规定已经捉襟见肘、弊端频现了。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学者争论极大的《刑法》第356 条关于毒品犯罪再犯从重处罚的规定，该条规定实际上就是现行累犯制度不能满足打击毒品累犯需要之下的无奈选择。

2．将特别累犯仅局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不符合我国设定特别累犯的目的。我国之所以在普通累犯之外规定特别累犯，其目的是为了便于更好地打击和预防某些严重犯罪的累犯。但是，仅将危害国家安全罪规定为成立特别累犯之罪，不能完全符合我国设定特别累犯的目的，似乎不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了许多社会危害较大、复发率较高、犯罪后果扩散性强的犯罪，对此，用普通累犯的成立条件来要求已远远不能满足打击和预防的现实需要。因此从完善我国累犯制度出发，应适当扩大特别累犯的范围，将那些客观危害性比较严重、复发性较高、犯罪后果扩散性强的犯罪纳入到特别累犯的范围予以重点打击和惩处。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犯罪形势和司法实践，需要并且合适纳入到特别累犯范围的犯罪主要有盗窃罪、抢劫罪、强奸罪、恐怖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罪和刑法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毒品犯罪。因此，应将《刑法》第 66条关于特别累犯的条文设计为：

因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盗窃罪、抢劫罪、强奸罪、恐怖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罪、本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之罪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前述相应之罪，都以累犯论处。

（二）应增设单位累犯

1997 年刑法第30条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从而在立法上结束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场关于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大辩论。但是，新刑法公布施行以来，关于单位能否成立累犯的问题又成为学者争论的焦点之一。

1．我国现行刑法典是否规定了单位累犯？对此刑法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肯定论者认为，新刑法中已经规定了单位累犯，因此，应予以研究的并非刑法应否规定和如何规定单位累犯的问题，而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单位累犯的问题。否定论者认为，新刑法并没有规定单位累犯，因而，从完善累犯制度出发，主张应增设单位累犯。而更多的学者则对这个问题保持了沉默。

对问题保持沉默，决不等于问题本身并不存在或问题已经消失。我国刑法第 65 条第1款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不难看出，该条款规定的只是自然人累犯制度，而不是单位累犯制度。换言之，我国现行刑法典虽然承认了单位犯罪，但却将单位累犯排除在累犯制度之外，即现行刑法没有规定单位累犯。那么，我们就应思考一个问题，刑法应否确立单位累犯制度及其理由是什么。

笔者认为，刑法应确立单位累犯制度。其理由主要有：（1）对单位犯罪明确承认和规定累犯制度符合适用平等原则。刑法第30条明确承认和规定了单位犯罪，既如此，自然人再次犯罪符合一定条件的成立累犯，法律规定对其从重处罚，以弥补前次刑罚特殊预防功能在量上的不足。那么，正如我们不能杜绝自然人初次犯罪后再次犯罪一样，我们也不能杜绝单位初次犯罪之后，再次进行犯罪。事实上，对于单位再次犯罪是否也应当从重处罚，法律却没有明文规定。既然我国刑法典将自然人和单位同视为适格的犯罪主体，平等原则自然要求对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给予平等的处遇。因此，确立单位累犯制度，使得接受刑罚处罚后再次犯罪符合一定条件的单位得到应有的严惩，就成为单位犯罪法典化后贯彻刑法适用平等原则的必然逻辑结论。（2）单位再次犯罪的大量事实是刑法确立单位累犯制度的现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法人（单位）数量迅速增加，法人（单位）犯罪也日益严重。由于法律上没有关于法人（单位）再次犯罪如何处罚的规定，许多法人（单位）在缴纳完因其犯罪而被判处的罚金后，又继续实施牟利犯罪或经济犯罪，他们甚至把判处的罚金视为不过是为自已犯罪行为所缴纳的正常税收而已。因此，单位再次犯罪的现实存在且多发为增设单位累犯制度提供了所针对的对象和预防的目标，从而使增设的单位累犯制度有的放矢，具有现实意义。（3）预防单位再次犯罪，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需要刑法确立单位累犯制度。首先，单位已被刑法理论界普遍地认为存在独特的意志活动，故与自然人一样，犯罪单位在被判处刑罚后的一定时期内再犯新罪表明其主观恶性深、“单位人格”危险性大。其次，单位作为社会组织，拥有或掌握的大量人、财、物力为其再次犯罪可以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并且单位的犯罪意志一旦形成就较为顽固，转轨不易。因为单位意志的形成、贯彻有其固有的程序和模式，一经确立后，团体的惯性和惰性往往使其一发不可收拾。因而，单位受到刑罚处罚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极大，其再犯造成的危害也极大。因此，需要确立单位累犯制度，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单位从重处罚，以打击和预防单位再次犯罪。否则，对再次犯罪的单位只能按初犯一样处理，势必不能更好地打击和预防单位犯罪，从而影响甚至阻碍我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

2．单位累犯的成立条件。对于单位再次犯罪符合哪些条件始成立累犯，学者间存在不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单位不可能犯危害国家安全罪，因而只应增设普通单位累犯。其构成条件有：（1）犯罪主体必须是曾受过法院裁判的处罚并又犯应处刑罚之罪的单位。具体言之，单位累犯的前后两罪应以单位受到的刑罚为准，前后罪的刑度条件宜定在10万元以上。（2）前后两罪必须是故意犯罪。（3）后罪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免除后的5年内。也有学者认为，单位累犯主观上可以是故意或者过失，前后罪的时间间隔定为 7 年为宜，并且单位累犯前后罪的刑度条件应同时以犯罪单位承担的刑罚和单位直接责任人员承担的刑罚为准。还有学者主张，成立单位累犯，除要求前提条件罪质条件、时间条件和罪过条件外，还要求犯罪单位具有特定的人格因素，即单位在科罚后不知悔改。

笔者认为，在确立同自然人普通累犯制度相对应的单位普通累犯制度时，要注意二者之间的对应和协调，既不能失之过宽，也不能失之过窄。首先，对单位普通累犯成立的罪数条件和主观条件，在目前对单位犯罪的研究还不是很成熟的情况下,应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可规定为与自然人普通累犯相同的规格和条件。即单位前后犯了两次罪,单位所犯的前后罪都是故意犯罪。其次，至于成立单位普通累犯的时间条件, 考虑到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远远严重于自然人犯同种罪，单位累犯的社会危害性也远远重于同种犯罪的自然人累犯，同时考虑到单位作为一个群体，其本身实力、活动能量远非单个人所能比拟，这就客观上加大了预防、惩治单位再犯的难度。考虑到单位累犯的社会危害性及预防单位犯罪的现实难度（如果说累犯的时间条件之要求应与累犯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及预防犯罪的难度成正比的话）,那么，基于自然人累犯的时间条件是“五年以内”，则单位累犯的时间条件应长于“五年以内”，可在稍长于“五年以内”的时间段考虑。其三，至于成立单位普通累犯的刑度条件，也应以前后罪所判处的刑罚或所应判处的刑罚来确定。至于是以犯罪单位所受的刑罚为准，还是以单位直接责任人员所受的刑罚为准，抑或同时以二者所受的刑罚为准，我们认为，应以犯罪单位所应判处的罚金数额为准。因为犯罪的毕竟是单位，若把直接责任人员所受的刑罚作为刑度条件，则与自然人累犯无异。但以多大数额的罚金作为构成单位普通累犯的刑度条件呢？有学者认为，符合单位普通累犯刑度条件的罚金数额，应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和单位犯罪的特点来确定。我国刑法典中规定的单位犯罪，都是经济犯罪和牟利性犯罪，单位一旦犯罪，其涉案数额一般都比较大。刑法对自然人犯罪规定的罚金数额方式有三种：倍比罚金制、限额罚金制、无限额罚金制。其中限额罚金制又有三种情形1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5 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刑法对单位犯罪所采用的罚金数额却都没有规定。因此，在确定构成单位累犯的罚金数额时，可以参照现行刑法为自然人犯罪规定的罚金数额，主张以自然人犯罪限额罚金制的最高限额50万元作为单位犯罪成立累犯的刑度条件。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单位一旦犯罪，其涉案数额远远大于自然人犯罪，因而，所判处的罚金额也应高于自然人犯罪。仅仅以10万元或以下作为单位成立累犯的刑度条件，似乎偏低，从而可能导致不适当地扩大了单位累犯的范围，进一步可能使处罚单位累犯的立法，进退失据。而以50万元作为单位犯罪成立累犯的刑度条件，则比较适合我国目前单位犯罪的特点和经济现状，也有利于贯彻累犯设立之目的。

至于能否增设单位特别累犯，由于我国现行特别累犯的规定本身就不完善，我们认为，应将特别累犯之罪由危害国家安全罪扩大到盗窃罪、抢劫罪、强奸罪恐怖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罪、和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犯罪。如此一来，由于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单位可以成为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之罪的犯罪主体，那么，如果单位犯本节之罪受到处罚后再犯本节规定之罪，自然就应成立特别累犯。因此，我们进一步认为，单位特别累犯的成立条件是：单位前后均犯特定之罪，后罪发生在前罪之刑罚执行完毕后的任何时间内；单位前后罪所受的刑罚不作要求，前后罪均为故意犯罪。

3．单位累犯的处罚。对于单位累犯应当如何处罚，法国刑法典堪称经典。法国刑法典用四个条文的篇幅规定了法人累犯，其规定的法人累犯系指前罪为法人所犯，相当于自然人犯罪，应处70万法郎以上罚金的重罪或轻罪，后罪也为法人所犯重罪的累犯。对于法人累犯，可以适用的罚金刑最高额为后罪最高法定罚金额的10倍，并且可以并罚最高为 5 年的禁止营业或者强制解散的处罚。但对犯罪法人予以解散，主要限于法人设立即为犯罪或设立之后主要从事犯罪活动的情形，且不适用于公法法人、政党、政治团体行业工会组织。在我国，早在对1979年刑法进行修订的过程中，就有学者提出，对法人（单位）犯罪应当增加刑罚种类。如对特别严重的犯罪法人（单位）可以采取解散的刑罚方法，对犯罪行为较轻或具有特殊权力的犯罪法人（单位），可以采取5年内关闭或彻底关闭其一个或几个部门的刑罚方法，对所有犯罪法人都剥夺其荣誉称号等。笔者认为，对于单位初次犯罪仍以仅判处罚金为宜。因为对初次犯罪的单位就采取解散的刑罚方法，有失严苛。但对于单位累犯的，可以规定营业禁止、解散等其他刑罚方法。

综上所述，我们将单位累犯的条文初步设计为：

被判处50万元以上罚金的犯罪单位，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50万元以上罚金之刑罚之罪的，是单位累犯，罚金从重，但是过失犯罪除外。

单位累犯的，可以予以禁止营业或者解散，但该款不适用于国家机关、人民团体。

因犯走私罪、本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之罪被判刑的犯罪单位，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走私罪、本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之罪的，都以累犯论处。

（三）应针对不同累犯确立不同的处罚原则

累犯的处罚原则是由累犯的性质决定的，对累犯的处罚规定是累犯政策的落脚点。根据我国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精神，不同性质的累犯，其处罚的限度应当有所区别。然而，从我国现行刑法对累犯的规定来看，政策上的区别对待，只体现在各自的成立条件上，而在处罚原则上则是一刀切。无论是对普通累犯，还是对特别累犯，统统都规定为从重处罚。从不同种类的累犯者之间的复杂情况和我国刑罚的惩罚层次来看，对累犯一律规定从重处罚是不太合理的。譬如，对于具有数个从重情节的累犯，即既是累犯，又有其他法定从重情节或酌定从重情节，也只能在法定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的话，未免太轻纵这类累犯了。因此，对不同性质的累犯实行区别对待，既要体现在各自的成立条件上，又要体现在不同的处罚原则上。既要突出打击的重点，又要具有同不同累犯作斗争的针对性，这才是修订和完善我国累犯制度的基本要求。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建议，在对累犯的处罚原则上，我国刑法典应作如下完善：对普通累犯，应当从重处罚；对特别累犯。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罚。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点：首先，有利于刑事立法精神的统一。我国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典对累犯成立的时间间隔期限，由原来规定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3年改为5年从而使累犯制度较之以前更为严格，“实际上体现了刑法对累犯的处罚比原刑法典更重。” 但是对普通累犯和特别累犯不加区别地一律规定从重处罚过于笼统，却没有体现累犯从重的原则，不利于严惩那些人身危险性大、主观恶性深的累犯，也不利于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实现。因此，为了体现不同累犯区别对待的实事求是精神，贯彻累犯从重的立法思路，回应司法实践的要求，理当对普通累犯和特别累犯规定不同的处罚原则。其次，从累犯之间的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的差别上看，特别累犯远远重于普通累犯。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及刑罚个别化原则，二者在处罚上理应有所区别。其三，从我国刑法规定的多项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层次上来说，累犯的社会危害性最大。如果将这些情节一律规定为从重处罚，很难突出打击的重点；其四，从刑罚的目的来看，仅规定对累犯从重处罚,不利于威慑罪犯，抑制其再次犯罪的意念。如规定更为严厉的措施可对罪犯起到一种警戒作用,即如再次犯罪就会受到更严厉的惩处，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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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家麟. 法律逻辑学[m] .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23.

[4]喻伟. 刑法学专题研究[m] .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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