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范文10篇

废除范文篇1

我国其他的历史文化名城如西安，虽然旧城城垣尚在，但城内的旧建筑改造殆尽，风貌顿失，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也遭到了与北京同样的命运；至于洛阳、开封、杭州、南京等古城，情况大致相同，皆未申报。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保护好古城，这些教训是十分值得我们深思的。

鉴于北京旧城已被破坏的现实情况，出于“亡羊补牢”尽力抢救的想法，我建议对北京旧城的保护应采取以下措施：

1、全力保护北京旧城的中心。故宫已是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四周的皇城范围内，包括二海西苑、景山、社稷坛、太庙、皇史成和许多内官监系统的衙署、厂房、仓库、寺庙等，以及皇城内的街道系统，皆加以保护，使之与故宫交相辉映，成为一个整体。

2、整体保护北京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至北城垣北二环路内的元大都街道遗痕。不要再开辟新街道，适当开宽主干街道。平安大道的开辟是在北京旧城街道规划上拦腰砍了一刀，也并未解决交通堵塞问题，反而把人流车辆引向旧城。以此为鉴，不可再自灯市东口向东二环开路。

3、北京市公布的旧城内二十五片历史街区，是第一步保护北京旧城的措施，应当把北京旧城内的胡同都保护下来。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上要保护中国特有的古代城市规划的遗址遗痕，才能体现出中国古代城市的格局和风貌。历史街区只是局部。我们不能拣芝麻丢西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舍整体保局部是片面的作法，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是不可取的。

废除范文篇2

经济犯罪是指在商品经济的运行领域中，为谋取不法利益，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严重侵犯国家管理制度、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依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经济犯罪包括《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刑法》分则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中的、“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等罪名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中补充规定的骗购外汇犯罪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犯罪在犯罪圈中层出不穷，大有日盛一日之趋势。这一点在中国尤为突出，因此如何有效惩治、预防经济犯罪，已经成为刑法研究的热点之一。死刑是以剥夺罪犯的生命为基本内容的刑罚，是整个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极端的刑罚。但是，随着人权保护观念日益增强，人们普遍意识到死刑剥夺的是公民最为宝贵的权力——生命权，我们在适用死刑的过程中，对死刑的认识不断深化，同时对死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必要性也发起了挑战。在国际社会上，人权意识不断发展，使得限制、减少死刑的适用并逐步废除死刑的思想已经取得国际社会的共识。当代西方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废除了死刑，如德国、意大利、法国、美国的部分州以及我国的香港、澳门地区；有的国家虽然还有有死刑但已经不适用于经济犯罪，如俄罗斯、日本等;而保留死刑并可适用于经济犯罪的国家只占一小部分。中国的刑罚体系中，对于不同经济犯罪可以适用从管制到死刑的不同等级的刑法措施，以此实现在具体案件中的罪责刑相适应。但是，经济犯罪，由于其非暴力型、贪利性等特点，在行政犯中属于比较典型了一类犯罪。我国正处于死刑废除历程中的限制适用阶段，由于特殊的国情和法律文化，在现阶段保留死刑是有必要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已经废除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我认为还有必要在今后的立法中逐步废除其他经济犯罪死刑。

一、经济犯罪的行政犯特征

在行政刑法的视角中，经济犯罪是行政犯罪的一大子项犯罪类别。它是法定犯，具有法定犯的特征。从这种特征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犯罪中废除死刑是有可能的。法定犯，亦称人定犯，是与自然犯相对的一种犯罪类型，是指从特定法律的规定实施开始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会因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法律规定而有所差异。同一种行为在一国或一个时期被法律规定为犯罪，但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则可能被视为合法行为，这种被特定的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就是法定犯。经济犯罪这种法定犯具有“双重违法性”，这是其罪典型的特征，均以违反一定的经济法规或行政法规为前提。行为人产生刑事责任的前提是行为人要因违反经济行政法而承担行政责任。这也使得行政犯罪在认定上表现出与其它自然犯不同的特点。正是因为经济犯罪这种“双重违法性”，它在自然的伦理上并不是“恶”，而是由于法律的否定而成为“恶”，它与行为本身在伦理上就是“恶”的自然犯，区别很大。而且，经济犯罪这种法定犯的社会危害性与自然犯的社会危害性不同，表现出更大的变易性，换言之，法定犯犯罪圈的大小总是与时代的变迁和政策的变动密切相关。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就在于法定犯是以违反行政、经济法规为前提的，而行政、经济法规会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不断的变化，当某一行政、经济管理活动发生变化时，行政、经济法律和法规的内容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于是，原来的某些法定犯就可能不具有危害正常的行政、经济管理活动的性质，因而不再是犯罪。如1997年的新刑法典，其中除分解的另行规定为犯罪外取消了投机倒把的罪名，就是例证。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固然也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化，但伦理道德发展变化与行政、经济法规的变化相比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为，不同时代的伦理道德，一方面能够反应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社会经济关系，而且能够反应延续的若干时代以至所有时代的社会关系。因此，对于经济犯罪人们不会像对杀人强奸那种自然犯表现出极大的伦理抵触性，人们很难意识到它的犯罪危害性，犯罪黑数很大。有些时候，一定区域的人们还支持这种经济犯罪，比如走私犯罪。这就奠定了我们废除经济犯罪死刑的国民心理基础，而且《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已经废除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但是，经济犯罪中还有走私假币、集资诈骗、伪造货币等等，对于这些犯罪废除死刑，相信民众同样是可以接受的。

二、经济犯罪的惩罚手段

1．经济犯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贪利性。绝大多数经济犯罪都具有非法牟取经济利益的目的，犯罪人为了一己之利，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侵吞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财产，虽然获取非法利益的方法各异，获得数额有所差别，犯罪心理也不尽相同，但是犯罪动机上都是有贪利性这一共同点的。对于这类贪利性犯罪最适当的惩罚方式就是适用财产刑和资格刑。这样符合经济犯罪贪利性的特点，既使犯罪人在经济上损失了利益，又剥夺了犯罪人的再犯能力。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经济犯罪，可以适用罚金刑单独处罚；对于犯罪情节严重的经济犯罪，可以在判处自由刑的基础上适用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同时，在行政责任的落实中，用资格罚的手段与刑罚的财产刑辅助并用，能更好的预防犯罪分子的再犯。经济犯罪人一般都是理性人，面对这种惩罚方式会更有利于一般预防。死刑只是消灭犯罪人的人身，并不和经济犯罪的特点相切合，可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惩罚方式。废除死刑也不意味着经济犯罪就会更加猖獗。刑法中盗窃罪废除死刑就是成功的。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对一般盗窃行为取消死刑并没有令盗窃行为明显增加。这个能够充分证明，死刑并不是对犯罪最有效的威慑。而盗窃罪刑罚的改革也同样足以证明，在我国，完全取消经济犯罪的死刑也是可行的。

2．经济犯罪另一个特征就是智能性。智能性犯罪是排除暴力犯罪的，智能性犯罪的手段往往只限于一种或者一系列非体力性的方法或诡计。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甚至具有丰富的经济、贸易、财税、法律或者会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具有正常人的基本道德观，有些甚至还是因特殊身份而实施行为的身份犯，他们并不会为了钱财去事实杀人放火等违反社会基本道德的行为。他们多是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有索偏差，受到不完善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的影响，形成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观，从而步人了经济犯罪的歧途。综上所述即使某些经济犯罪行为后果很严重、影响很恶劣，这些犯罪人人身危险性不高，并不是什么罪大恶极之人。据统计，经济犯罪中犯罪人的心理主要有四种：捞外水心理、盲目攀比心理、侥幸心理、成人之美的心理。这种智能性犯罪人一旦经过改造，其再犯的可能性很小，没有必要杀之而后快。同时，我认为我国刑罚体系中的无期徒刑能够在经济犯罪中发挥很强的实用性。与死刑相比，无期徒刑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效果相当，但是无期徒刑不会剥夺人的生命权，给犯罪人以悔过机会，淡化刑罚的报应色彩，体现了人权保障，而且能够摒弃人的生命与金钱来衡量的错误观念。

废除范文篇3

死刑作为一种普遍事实，经历了由最先基于违反禁忌而生，而后是基于法律的处刑，即按照法律规定为了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而剥夺犯罪人的生命。“从死刑如此普遍全世界的状况可以推论出，它与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条件有着密切联系。”（布鲁诺?赖德尔《死刑的文化史》）。死刑存在与适用的状况，之所以在当今被视为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正是人类文明进化程度与人类本能的被限制程度此消彼长的历史事实和思维定势使然。死刑在一个国家的命运与结局，只能在人类文化建设与人类本能情感这对矛盾的运动过程中才能获得最终的确定性答案。

二、我国死刑制度与国际标准的协调及自身完善

对于确立死刑国际标准的国际文件，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正式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虽然迄今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没有正式批准，但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签署国有义务不做任何使条约的目标落空的事，中国自签署该《公约》之日起实际上就已经承诺遵守该公约的道德义务。

关于国际准则在国内法的适用，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可大致归纳为宪法性规定模式和法律性规定模式两种典型模式。我国《宪法》对国际法律规范在国内有无效力、条约在国内适用的方式以及当国内法与国际法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国际法还是国内法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从我国缔结条约的三个阶段来看，条约的缔结和法律的制定在程序上是基本相同的。因此，可以说，条约和法律在中国国内具有同等的效力。从一些部门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法律和实践中倾向于采用条约直接在国内适用的方式。如果国际法规范比较具体，如《公民权利公约》第6条第5款“对18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处死刑；对孕妇不得执行死刑”，则可以直接适用。可见，我国对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应采用的宪法性规定模式，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在宪法中确立国际条约在国内的效力。具体说来，为了使我国的国内法在死刑的适用方面与《公民权利公约》相协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调整：

1.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

我国《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与《公民权利公约》的规定相一致：死刑只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联合国经济及社会委员会秘书长关于死刑的第六个五年报告曾列举并谴责的对不属于最严重的犯罪适用死刑的情况主要有：犯罪、强奸罪、绑架罪、经济犯罪、职务上的犯罪、宗教犯罪等。限制和削减死刑，最后逐步废除死刑，这是国际潮流，也是《公民权利公约》对死刑问题的基本立场。但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97刑法及修正案共有罪名421个，而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多达68个，其中44个为非暴力犯罪，在这44个里又有17个属于经济犯罪。这与《公民权利公约》严格限制死刑适用范围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而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适用死刑明显缺乏等价性，有将生命价值量化为物质利益并进而漠视生命权的弊病。因此，笔者建议，应严格控制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将死刑的适用范围限制在以下几类犯罪之内：特别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暴力犯罪、战时军职犯罪以及某些特别严重的国际犯罪；同时大量削减乃至废除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职务犯罪的死刑适用。

废除范文篇4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已开始大声呼吁取消农业税和废除农业税制的问题。《农业经济问题》2003年第3期发表了财政部财政研究所孙东升的文章《论农业税的取消》。孙东升的观点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唐仁健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农业税应该取消，只是现在还不行，“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过程”，要形成“取消农业税的几个必要条件”。为了向决策者提供一个真实的情况，笔者以一个基层实践者的身份，也谈谈尽快废除农业税制的问题，并与孙东升商榷。

一、税费剖析

所谓现行农业税体制，我把它作了一个概括：在农村依据耕地、户头或人口、劳力等，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由乡镇人民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向农民征收的以农业税、特产税、屠宰税为主体的税费体系。它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国家法律规定征收的税。二是付给上级行政事业单位或部门使用的费，如水电费，血吸虫病防治集资等。三是用于公用事业的政府性集资，有些是乡镇自己支出的，有些是上交县级有关事业单位或部门的，即所谓的“五项统筹”，包括教育附加、民兵训练费、计划生育费、民政优抚、民办交通。四是村社区内的公用事业费用支出，即所谓“三项提留”，如公积金、公益金、行管费等。另外还有一些由乡镇政府统收的其他费用，如畜禽防疫费以及其他一些债务等。

（一）税的部分

当前在农村对农民和农村企业征收的税共有15种之多，包括农业税、特产税、牲猪屠宰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契税、土地出让金等等。其中由乡政府组织征收的有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牲猪屠宰税。这三项税要占乡整个税收的7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把其他税种也摊进了农民负担。

农业税是根据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征收的，到现在已有43年，中国农村的情况在23年以前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条例一直沿用至今而不改革，是农村许多问题积重难返的主要原因之一。

《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农业税的纳税人主体，主要是合作社（后来是生产队）。对农业税征收的执法主体，在第二十三条中规定得并不明确，实际上是由（后来的乡镇人民政府）征收。农村改革以后，集体组织变成了千家万户，纳税人由集体组织的法人变成了千万个自然人，这样收税的成本成倍地增加，仅由税务部门已无法完成税收计划，只好交乡镇人民政府收。乡镇人民政府也因农业税的存在而变成了向农民收钱的政府！

农业特产税不是一个单独的税种，而是农业税的组成部分。1983年11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开始单独对农业土特产品征税。它所规定的纳税品种，在农业税《条例》中已基本包括。它和上述农业税的区别主要在于耕地与非耕地，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无法做到这样的区别，因而乡镇就只好将上级下达的税收指标摊到农户，形成了耕地上的重复征税。

屠宰税更是玄乎。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了《屠宰税暂行条例》，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到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下放到地方管理。屠宰税应是屠宰牲畜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但在纳税的过程中却演变成委托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又演变成由农户饲养户，最后变成向农户摊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收制度正在逐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但农业税制度却没有改。1992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农业税等税收的征收管理“参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但在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第九十条却规定，农业税等税征收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而这个办法到现在也没有制定出台。人民法院在受理农业税等涉农税费诉讼案件时，没有法律可以依照，只好不予受理。这就是说农业税的征收管理，过去没有依照《税收征管法》征收，现在是等待“另行制定”办法，是“无法”，而全国广大的农村基层干部却仍然还在这种无法可依的环境下为国家创造税收！

（二）费的部分

根据2001年的执行情况，在从农户直接收取的费有如下部分：

1．水电费。在其他省没有这项费。湖北省由于防洪排涝的费用支出过大，地方政府无力全部承担这项费用，因而随农业税摊派到农民头上，征收以后上交到县水利部门，其征收的额度是农业税的一半，俗称“公粮水费”。

2．“五项统筹”。主要是留在乡镇一级用的相当于税收性质的公益性事业集资和政府性集资。在湖北省有这样几项：（1）计划生育费。（2）教育附加费。（3）民政优怃费。（4）民办交能费。（5）民兵训练费。这些征收后有的是本级政府用，有的还要交到上级有关单位使用，如上交县武装部的民兵训练费。另外，由于湖北省是血吸虫病疫区，为了筹集血吸虫病防治资金，在“三提五统”之外，省政府又下文按耕地面积摊派了“血防集资”，上交到县血防办公室使用。

3．“三项提留”。主要用于村一级的资金包括：（1）公益金。（2）公积金。（3）行政管理费。

4．共同生产费。主要用于村和乡镇的生产性费用，如集体泵站排灌费用等。

5．畜禽防疫费。农户的畜禽安全也是一件大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禽防疫法》，农户畜禽要实行强制防疫。但防疫是要经费的，乡镇兽医站是自谋生计的单位，既没有主动防疫的动力，也没有自己防疫的能力，因而湖北省也将畜禽防疫费纳入乡镇统筹，交兽医站进行防疫。

6．其他款项。如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还款，改造低产田世界银行贷款水利项目的还款等，这些都要摊到农户。

1991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农民承担费用与劳务管理条例》，对村提留、乡统筹、劳务的标准和使用范围等进行了规定，并在第十六条对征收主体进行了规定：“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人民政府组织收取”。但是这个文件却没有像《税收征管法》那样对征收程序进行规定。

综上所述，我国农业税制没有随着农村改革的发展而及时作出配套改革，使得本不该充当执法主体征收税费的基层人民政府，在不得已而开展的农村税费的征收过程中无法可依，无序可循。因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也就逐渐显现出来，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众的对抗状态愈来愈严峻。现在正在试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仍然保留了农业税，只是把向农民收取税费的总量减少了，即所谓“除费并税”式改革，因而没有跳出农业税制的框框，只能是一种减轻农民负担的过渡性措施。

二、现行农业税制弊端

1．现行农业税制不符合按收入纳税的现代税制原则。它不管你是否有收入都要纳税。它是以耕地数量、每亩的常年产量和价格计算税额的。孙先生的文章说农业税“只有在农产品出售时才收取”是一个错误的说法。税额负担计算出来以后，纳税人有不有收入都要纳税。这对当前我国已经加入WTO，已经处于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是极不公平的。目前我国至少还有7亿以上的人从事农业，农民全年的纯收入为2300多元，每个月不到200元。我们向月收入不到200元的这么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征税，是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即使基层再无法运转了而去征农业税，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2．现行农业税制是农村其他杂派的挡箭牌和保护伞。农民负担是基层政府向农民征收的税费的总称。在整个负担中，国家的农业税、特产税等，虽然所占比重不大，但是农业税却是农民负担中最能说服农民交纳的，农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交纳农业税是天经地义的，所谓“种田完粮，买卖当行”。农村其它的各项费用却是搭着农业税这辆大车，随着农业税一起下达并一起征收的，农业税如果增加一点，其他费有可能增加二点，甚至增加的更多。农民只知道是农业税，并不知道“二税”、“三税”是什么，有多少。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头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

3．对农业税的征收过程无法约束和监督。农村税费主要是依靠村级组织征收的，即使税费改革以后，只要还向千家万户小农征税，这种局面就没有办法改变，税改以后农民负担只是“量”的减少，村一级仍然可以用收取“税”的名义向农民多摊乱收，而对这种多摊乱收的行为没有有效的办法进行监督和约束，仅靠体制内的行政强制事倍功半。村一级在行政体制之外，行政处分对村一级的约束并不见效。村一级和乡镇是两口锅吃饭，村级首先要看自己的锅里有不有米。所以，村里一方面打着征收“皇粮国税”的名义向农民多摊滥派，另一方面把钱收起来以后，在向乡里交纳税费时又讨价还价，截留克扣。

4．农业税征收主体无法明确，征收程序无法规范，农业税的征收严重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因为农业税的征收对象是千家万户高度分散的小农，农业税的征收如果仅靠税务部门是难以征到的，必须借助基层政府的权威和力量。这可能是国家在改革开放以后至今没有规定农业税征收主体的原因。农村的其他费用，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管理条例》对征收的主体规定的很明确，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人民政府。但是却没有规定征收程序。这是因为对千家万户小农是无法按程序理顺的，只能用行政强制性命令。收税是靠“税收征管法”来约束的，征收农村税费，法律没有作这样的规定。所以每到大综农产品收获之际，基层政府包括村一级干部会全力出动，向千万户小农去征收税费，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之间征收与反征收的对抗格局就形成了，干部和群众之间相互致伤致死的恶性案件就屡见不鲜，有的地方甚至发展成打砸乡镇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并且这些事件出现的时间大部分是秋粮登场的七、八、九月所谓“秋征”时节。所以，农业税的征收是农村社会的动乱之源！

5．征收农业税使基层干部行为过激、违纪违法而有恃无恐。农业税征收的数量大，任务重，难度大，因此县乡两级政府为了完成税费入库，对下级在征收税费过程中的一些过激行为。违法违纪行为就抱着一种容忍的态度和原谅的态度，这就使乡村两级干部在税费的征收过程中违法违纪而有恃无恐。我们可以回顾过去各地处理的农民负担恶性案件来证明：没有哪一起农民负担恶性案件不是在媒体暴光、上级加压，甚至是省、中央的领导追究之下才处分当事人的。没有哪一个县、哪一个乡是自己发现了问题而处分当事人的。这就不难怪中央三令五申，农民负担依然如故了！

6．农业税的征收还给农村干部的腐败提供了制度性空间。因为收钱的面大、量大，人人都可收钱，人人手里就有钱，乱花滥用，用完了就去做假证明，有的乡村干部还从农户手中收钱后不开收据，或者打白水条子，将从农户中收起来的钱化为已有。另外，在税费征收中的时期，如夏征、早稻旺征时，乡里对干部征收追进度，催得紧。为了完成任务，干部们在农户收的钱有缺口时，就四处去借高利贷，能够有钱借出来的，也一般都是干部或者是干部的亲朋好友。借钱完税，其结果，一方面是村里要承担利息增加负担，另一方面，有的干部也从利息中获利。

7．农业税的征收，是乡镇行政人员不断增加和膨胀的制度性因素。我们现在总是埋怨乡镇人员庞大，吃皇粮的多了，但要把千万个小农手里的钱收起来，人少了行吗？现在乡镇的工作主要就是征收税费，平时感觉人多了没事可做，但一到征收时节，干部实行包村包户，又感到人手不够，还到处向其他单位抽掉人员，组织小分队、突击队等等。现在的税费改革配套措施中把精简人员作为主要任务，但是如果还是有向农户收钱的任务，把人减了，钱又怎么收得上来呢？有的说，交给财政税务部门去收，难道财政税务部门的人不需要发工资？他们的人少了收得起来？这其实是一种恶性循环：要向农民收钱，就要增加人员，而人员增加了，又要增加支出而增加农民的负担。

8．农业税的征收；严重地阻碍着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实际上是要求从基层开始，比如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但是由于要征收税费，乡镇对村民直接选出的当家人是不放心的，他们担心选出来的这个人不能向上负责，保证完成乡镇下达的税费征收任务，所以在实际的选举过程中，乡镇是一定要干预的。

9．农业税的征收是乡村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现在农村的贫富差距已经非常明显，平均摊派的税费一下来，对富裕的户算不得什么，但对困难的户就难以完成。但农业税费上交是不能有缺口的，税费的征收却是有缺口的。基层为了完成任务，就借债来完成，所谓“垫税”，这就形成了乡村两级的债务黑洞。

废除范文篇5

三、政策建议

人们担心的是，乡镇有这么多人要吃饭，需要这么大的支出，农业税及其他税费又是乡镇“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取消了农业税，必然会导致“乡镇一级财政难以运转”。所以孙东升文章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也许是决策者下不了决心取消农业税的缘故。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并没有亲身经历乡镇的实际，也只是人云亦云。要知道乡镇在取消了农业税以后是否能够运转，一是要看农业税收起来之后作了哪些用途，二是要看这些用途是否得当。鉴于此，笔者建议：尽快取消现行农业税制，政府不再向农民收钱。

1．改农业税为耕地使用税。耕地使用税可以归类到财产税中。现在税费改革试点中，媒体宣传说，农业税和农业附加税加起来每亩不超过100元。笔者工作的乡、村的农业税和农业附加税为每亩80．24元，还有每亩田15元排水费和人均15元村内公益性事业集资，农业综合开发还款等，一亩田仍然要达到130元甚至更多，对比一亩田的农业收人来看，广义的税率仍然高达25％以上。如果将农业税改为具有租金性质的耕地使用税，根据土地收益情况确定税额，如果每亩征税绝对额在30元以下，税率可真正控制在7％以下。这样改的好处，一是容易操作，简单易行，不易反弹；二是税率降低，征收的难度变小；三是农民负担确实可以减轻，农村矛盾会缓解。

2．取消乡镇财政。有很多人呼吁要撤销乡镇政府。取消乡财政的好处是可以确立乡镇敛财和进入两种约束机制。一是乡镇政府敛财的机制。过去乡镇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为什么样要冒着被处分的危险增加农民负担？是因为他们有必须要支出的项目不得已而为之，县乡分灶吃饭，一旦锅里没有“米”了的时候，乡镇就会去找农民收，其实这也是农民负担为什么总是减不下来的根源。二是乡镇进入的机制。乡镇本来就是一级不完全政府，因为乡镇所有的人事权都在县一级，不论是行政干部也好，还是事业单位的干部也好，管人的权限都在县里的主管机关。但县里管人却不管发工资，工资由乡镇发，县里不仅不承担发工资的责任，而且在乡镇发不出工资的时候，县里还要到乡镇督办。这是乡镇人员膨胀的主要原因。取消乡镇财政以后，今后谁进入由谁承担工资。没有工资来源了，谁还能进入？取消乡镇财政以后，县里根据乡镇应有的人员和实际工作范围来核定支出，县乡一家，也不存在县里克扣乡镇经费的现象了。取消乡镇财政实际上是从制度上为农民负担不再反弹提供了保证。

3．政社分治。这是回答废除农业税以后，乡镇运转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层目的，是重建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和统治权威”，要实现这个目的，从乡村治理的角度看，是实现“乡村自治”。乡村自治的好处是：乡村自己的事自己做，政府不要管太多的事，管又管不好，农民总以为政府把他们的钱收去挥霍了，对基层干部意见大，这是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众矛盾尖锐的原因之一。如果还是按照过去的办法由政府去全面动员向农民收取税费，不仅乡村自治搞不好，就是当前推行了的税费改革也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但是，乡村有许多事又要做，国家给的转移支付又有限，这就是“政社分治”要解决的问题。

“政社分治”，是指政府拿钱做政府的事，农民拿钱做社区的事。这就要区分哪些是政府应做的事，哪些是社区应做的事。这个区分可用法律形式界定，也可由政府一方和社区一方谈判确定。大致上，如教育、行政管理、计划生育、民政优怃等，应由政府出钱；道路修建、生产费用、村级行管费用和农村五保户、特困户的供养等应由社区出资。

废除范文篇6

我们还让广大群众包括新闻记者们树立起保障生命权的宪法理念，要防止过去那种“民愤杀人”、“媒体杀人”的情况再次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要废除死刑，首先必须宣告那些过时的、错误的观念的“死刑”！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我们不仅要在宪法理念上让法官们明白慎用死刑、少判死刑、保障生命权的道理，而且还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来保障死刑在事实上的减少和限制。我们要充分发挥我国特有的死缓制度在减少和限制死刑的作用；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死刑的侦查、起诉、辩护、审判、上诉、复核和执行制度，在程序上防止死刑的错判误杀并在实际上减少死刑的判决和执行；[25]我们还要激活并完善我国宪法所规定的特赦制度，[26]这不仅是实施我国宪法的需要，[27]也是我国政府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28]更是保障死刑犯的人权、减少和限制死刑的现实需要。

注释：

[2]例如，据大赦国际统计，2004年在当年保留死刑的75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25个国家和地区执行了死刑，人数至少为3797人，而且97%的死刑执行集中在中国、伊朗、越南、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其中伊朗159人、越南64人、美国59人。参见高一飞著：《程序超越体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81、84页。

[3]参见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385页。

[4][英]罗吉尔？胡德著：《死刑的全球考察》，刘仁文、周振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导论，第12页。

[5][英]罗吉尔？胡德著：《死刑的全球考察》，刘仁文、周振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导论，第12页。

[6]参见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5页。

[7]参见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3页。

[10]参见[英]罗吉尔？胡德著：《死刑的全球考察》，刘仁文、周振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11]参见[英]罗吉尔？胡德著：《死刑的全球考察》，刘仁文、周振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12]参见韩大元、莫纪宏主编：《外国宪法判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2页。

[13]参见韩大元、莫纪宏主编：《外国宪法判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3页。

[14]我们国家强调，“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是我国的基本死刑政策，我国现在还不能废除死刑，但应逐步减少适用，凡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详见2007年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

[15]参见陈兴良主编：《中国死刑检讨——以“枪下留人案”为视角》，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6]乐欣：《四位刑法学家视野中的死刑改革》，载《检察日报》2005年12月27日，第3版。

[17]参见刘健：《限制和废除死刑的国际趋势与中国对策》，载赵秉志主编：《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以现阶段非暴力犯罪废止死刑为视角》（中英文对照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18]2007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中国目前不可能废除死刑，但真正执行的死刑在逐年递减。“这些年来，只有极少数罪行及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多数是判处的缓期两年执行。中国执行死刑越来越慎重，越来越严格，这是个趋势。”详见刘砥砺：《“同命不同价”将有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昨参加审议“两高”报告》，载《北京青年报》2007年3月15日A2版。

[19]参见程味秋、[加]杨诚、杨宇冠主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培训手册——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和中国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8、359页。

[20]参见刘仁文：《死刑限制及其路径》，载赵秉志主编：《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以现阶段非暴力犯罪废止死刑为视角》（中英文对照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21]正如苗连营教授所言：“宪法解释往往是进行违宪审查（宪法适用）的前提，要审查某一行为是否违宪，首先就得由有权机关就相关宪法规范的含义进行对照性的解释；对宪法规范的解释不同，必然导致违宪审查结果的不同。宪法解释和违宪审查几乎成了同一实指的不同表达。”参见苗连营：《宪法解释的功能、原则及其中国图景》，载《法律

科学》2004年第6期，第35页。

[22]参见赵秉志：《关于中国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的研讨》，载赵秉志主编：《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以现阶段非暴力犯罪废止死刑为视角》（中英文对照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3]参见赵秉志：《论中国非暴力犯罪死刑的逐步废止》，载陈兴良、胡云腾主编：《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4年度）第一卷：死刑问题研究（下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72页。

[24]参见陈兴良：《中国死刑的当代命运》，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5期，第528页。

[25]2005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高级法院在继续坚持对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的同时，自2006年1月1日起，对案件重要事实和证据问题提出上诉的死刑第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并积极创造条件，在2006年下半年对所有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2006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办消息：从今天开始，死刑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在全国全面推开，今后所有死刑二审案件将一律实行开庭审理（参见陈永辉、何江：《全国死刑二审开庭全面推开》，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7月2日第1版）。2005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规定2004年至2008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改革和完善死刑复核程序。落实有关法律的规定和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并制定死刑复核程序的司法解释。”2007年1月1日，死刑核准权正式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参见陈永辉：《死刑核准权将如期收回》，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12月29日第1版）。2007年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了《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无疑，这些做法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26]1959年至1975年，我国进行了7次主要针对战争罪犯的特赦，取得了良好的政治影响和社会效果。但此后再也没有进行过一次特赦，特赦制度被虚置了。参见陈东升著：《赦免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262页。

废除范文篇7

贪污受贿、买官卖官、作风专横、生活糜烂、弄虚作假、热衷政绩工程……在我国当下的政治生活领域中，少数官员的上述所为令舆情哗然，民意愤懑，其危害之大，已严重伤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象。凡此种种腐败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干部管理制度还不够系统全面、健全有力。

众所周知，干部制度改革向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它成为当初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最近，中央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三个法规文件，针对干部管理中存在的缺漏和不足，提出了强有力的、创新性的政策措施，这是我们党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干部制度的途径，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干部管理文件无愧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彻底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

干部职务终身制，是僵化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痼疾。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提出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年9月党的十二大党章阐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通过的《宪法》规定，各种国家最高职务的每届任期为5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然而，干部职务终身制并没有就此被废止。这是因为党章只说明了党的各级职务不是终身的，却没有给出具体的任期限制，从法理上说党的领导人仍然可以长期任职。虽然规定了各种国家最高职务只能干满两届，但是由于没有年数合计的限定，设想一个50多岁的中央干部，先在政府的系统干上10年，两届期满后转向人大、然后再转向政协，这样转了一圈就干上30年，还是等同于终身。

有鉴于此，《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明文指出，今后从县级直到中央的党、政、人大、政协、纪委、法院、检察院的正职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担任同一职务；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累计达到15年的，不再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这就是说，同一个职务最多只能干10年，同一层级职务最多干15年，不能无休止地干下去。因此，《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以其明确的任期年限规定，最终彻底地废除了干部职务终身制，保证了党政领导干部职务包括党的最高职务在内的更迭轮替制度化、有序化。

强力打造领导班子的稳定

长期以来，虽然党章、宪法规定了我国党政领导干部每届任期为5年，但由于没有严格执行任期的相关条文规定，以至于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地（市）级的市委书记10年中换了7任，县（市）级的县委书记5年中换了3任，每届任期实际平均只有一年半左右的状况。据有的人大代表反映，现在我国的基层领导干部没有干完一届任期就走的，占了百分之七八十，成了一种普遍现象。领导干部频繁调动，不利于领导班子的稳定，其弊端显而易见：一是诱发浮躁情绪，在一个职位上没干多久，就千方百计地思量着如何升迁，置正事于不顾；二是助长大搞政绩工程的不良风气，为了快点升迁，只有快出政绩，这必然导致蛮干胡干，留下烂摊子给后任；三是扰乱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一任领导往往有自己的一套施政方略，换了一茬领导，就要换一套思路谋划，重新折腾一番，多次的换，等于多次的折腾，最终苦的还是老百姓。

这几年，解决领导干部任期不足的呼声十分强烈。现在，《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对领导干部干满任期作出了强力约束：其一，除非因退休、因健康、因不称职、因辞职解职、因处分处罚或被罢免、因特殊需要调整等6种情况外，必须任满一个任期；其二，党政领导干部在一个任期内确实因工作特殊需要调整职务，一般只能一次；其三，在任期内调整职务，任职3年以上的，计算为一个任期；任职不足3年的，也要计算任职年限。这些规定，使官场“走马灯”、“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景象不再成为可能。

加强领导干部的交流和历练

领导干部在任期内频繁调动不好，但是，让一个领导干部在开始工作至退休的几十年生涯里，一直待在某一地方、某一部门，使他囿于狭小的范围中，显然也不好。一方面，这使干部见不多、识不广，无法经受更多的历练，不利于干部的成长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易于使干部搞小圈子，以人划线，彼此间分亲疏远近，甚至拉帮结派，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尤其是一些关键的部门岗位，如干部人事管理、政纪检查执法、项目审计审批和资金运作管理等，在这样的职位上时间待长了容易发生违法违纪的现象。为此，必须认真实行党政领导干部的交流制度。

在党政干部管理的历史上，从20世纪30年代的民主革命时期起，就已经制定了关于开展干部调配交流的条例。但是，和以往相比，这一次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具有许多创新的特点：

★干部交流的对象十分广泛，从县级干部开始，直到地级、省级和中央，纵跨四个层级；列入交流的既有正职干部，也包含副职干部和领导班子成员；交流的重点既有党委、政府、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正职领导及其他领导成员，也有党委、政府部分工作部门的正职领导及其他领导成员。

★干部交流的时间十分明确，列入交流对象的各类、各级领导干部，同一职务和同一层次职务任满10年的一定要交流。

★干部交流的范围十分普遍，有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交流，也有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交流；有各党政机关之间的交流，也有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交流。

★干部交流的纪律十分严格，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就地免职或者降职使用。

★建立健全干部交流激励机制，鼓励干部到边远地区、复杂环境、重点建设工程和基层经受锻炼，建功立业。

杜绝在亲缘环境中“当官”的陋习

在我国的传统习惯上，老百姓喜欢把本地的党政领导干部称之为自己的“父母官”，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也以“父母官”的身份说话、办事。其实，这是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把国家治理同家庭伦理混为一谈。从政治理念上说，共产党的干部绝不应该把国家的公民、人民变成自己的子民、臣民；从人事管理上说，更要避免把我们的干部放在充满亲缘关系、熟人社会的环境中“当官”。中国人历来重亲情、讲人情，如果干部任职的地方是自己的老家，任职的部门里有自己的亲属，甚至在领导班子和上下级中出现“父子兵”、“夫妻店”、“兄弟档”的情况，又怎么能摆脱亲情、人情的包围呢！

杜绝在亲缘的社会环境中“当官”的陋习，必须靠法规制度保证。《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就是这样一个法规制度。它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

★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等工作。

★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独资、合伙或者较大份额参股的方式，经营企业或者开办经营性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该领导干部不得在上述企业或者单位的行业监管或者业务主管部门担任领导成员。

★领导干部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县（市）党委、政府以及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正职领导成员，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市（地、盟）党委、政府以及纪检机关、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正职领导成员。

废除范文篇8

关键词：死刑，废除，人权，公约，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国内立法

一、引言

自贝卡利亚1764年在其著名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倡废除死刑以来，在该问题上的争论一直历久不息。随着人类文明和刑法理论的发展，二战后对人权状况重新审视的热潮再一次唤起国际社会对以剥夺生命为内容的死刑的广泛关注——“废除死刑的运动与人权运动密不可分”.本文以国际人权法为主要视角，考察和总结了几十年来国际法在死刑问题上的发展历史与趋势，结合国际司法机构的相关实践，对我国的相关刑事立法提出一些建议，以期真正实现和落实一系列人权公约所孜孜以求的“人的固有尊严和权利与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

二、国际人权法对死刑的基本态度：从限制到废除死刑

1、相关国际人权文件

（1）一般性国际文件中的重要规定

现代取消死刑运动肇始于《世界人权宣言》。宣言在其第三条庄严宣告：“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但由于当时两大审判刚毕，绝大部分国家的法律中仍保留死刑，宣言并未堂而皇之地提出废除死刑，但其隐含的目的无疑是最终消灭死刑，保障人的固有生命权.

18年后，联合国大会全票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第6条第2款明确规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第6款又言：“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公约是对人权宣言精神的一秉继承和发展，阐明了两个关键概念：一是，死刑，尽管没被禁止，但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罪行；二是，严禁任意剥夺人的生命，废除死刑是国际人权法的目标.

伴随着人类文明、刑法理论和各国实践的发展，其它一些较具体的国际文件也纷纷在其规制范围内对此作进一步的规定。如近年来影响最为广泛的、加入国众多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也禁止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其第37条第1款明文规定：“对未满18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

这些一般性国际文件的特点是：已经蕴涵或提出了废除死刑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大都规定在总则部分，还未形成独立的专门性规范；特别强调除了最严重的罪行以外，禁止适用死刑，对某些特定人群则完全排除了剥夺生命的可能。

（2）规范死刑的专门性国际文件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于1984年5月25日批准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以下简称《保障措施》）和1989年12月15日大会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以下简称《第二议定书》）这2个专门性文件，不仅在理论上对《公约》做了进一步澄清，而且确立了一系列死刑适用的国际标准，反映了国际社会关于生命权特殊保护观念的牢固树立。

《保障措施》第1条规定：“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应理解为死刑的范围只限于对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罪行”，从主观恶意和结果致命两方面限定了《公约》所言的最严重罪行。接下来的规定则从程序上保证了不得滥用死刑。如第2条的溯及力的规定“可按犯罪后处罚较轻的刑罚惩罚”，第3条的“新生儿的母亲和精神病患者也不得执行死刑”等。相关一系列更为严格的规定，为逐步废除死刑做了制度上的准备。

《第二议定书》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旨在废除死刑的专门人权法律文件，更加具体、明确和具有针对性。它不仅在其前言中强调《公约》第6条“以强烈的措辞暗示废除死刑是可取的”，而且规定“缔约国不能在管辖范围内对任何人（包括被判处死刑的人）执行死刑”，除了“战时宣判的严重军事犯罪，任何保留都是不允许的”，希望各缔约国“从此承担起废除死刑的国际义务”。据统计，到2004年6月9日为止，已有50个国家批准了该议定书。从上述这2个专门性文件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联合国废除死刑的倾向性态度。

（3）区际人权公约

区域性人权公约的态度是相近的甚至可以说走的更为前列。

欧洲理事会1950年的《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规定，任何人的生存权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法院依法对他的罪行定罪后而执行判决时，不在此限。1982年通过的第6号议定书规定，除战争中或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以外，应废除死刑，即和平时期无死刑。拥有44个成员国的欧洲理事会更在2002年通过第13号议定书，规定缔约国在一切情况下无条件地废除死刑，截止2002年5月3日，已经有36个成员国签署了该议定书.

《美洲人权公约》的相关条款则对《公约》关于死刑的条件做了更为严格的限制，主要内容体现在第4条：其第3款“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不得恢复死刑”；第4款“极刑不适用于政治罪或相关的普通刑事罪”；第5款“对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不得判处死刑，而且对超过70岁的老人及孕妇不得执行死刑”。1990年又通过了《〈美洲人权公约〉旨在废除死刑的议定书》，号召当事国废止死刑的适用，禁止缔约国于和平时期在其境内实施死刑。截止1998年7月，4个国家批准，另有3个国家签署了该议定书.

2、人权文件采取的相关措施

国际人权法不仅树立起了废除死刑的目标，还进一步规定了相关的措施，力求在目前尚无法完全禁止死刑的情况下，把死刑的适用控制在最低限度。这些措施中较为重要的有：

（1）明示绝对不适用领域

现存可获的国际人权文件完全禁止对未成年人和孕妇适用死刑，可以说这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个准则。另外，已经或正在加入废除死刑行列的其他人群还包括精神失常者、新生儿母亲和智力低下者。有些国际文件也考虑对死刑年龄的上限加以限制。

（2）严格限制可以实行的领域

在不能完全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对最严重罪行的理解，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和其他一些国际条约的评注和实践，一般只能作为非常措施，甚至还提出了具体目录如变节，通奸，挪用公款和盗窃，将这些一般性质的犯罪排除在外。

（3）利用豁免制度避免适用死刑

《公约》第6条第4款及保障措施第7条均作了“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的相似规定。这在保留死刑的国家可以成为在司法实践减少死刑适用的有效措施，从而逐步向最终废除死刑过渡。

（4）程序保障

鉴于程序规范是减少死刑适用的重要法律保障，可以有效地遏制死刑适用的扩大，几乎每一相关文件均对此作了具体、细致、严格的规定。包括诸如公平独立的审判、证据认定的严格要求、硬性上诉权、执行的方式等。

三、国际人权组织、机构的决议、文件

诸多国际组织除了参与、起草、制订人权文件以外，还积极运用他们特殊的资源和影响力，在推动废止死刑的国际人权运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举3个分别在联合国框架下、条约机构下及非政府组织体系内较具代表性的组织以明之。

1、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作为联合国框架下最活跃的人权机构，理事会不仅一手主持通过了《保障措施》，还频频相关的一系列决议，关注、促成和监督成员国在死刑领域的重要行动。如该会秘书长关于死刑的第六个五年报告中就列举并谴责了对不属于最严重的犯罪适用死刑的异常情况：犯罪、强奸罪、绑架罪、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宗教犯罪等。

2、人权事务委员会

人权事务委员会可以说是现存的条约机构中最重要的一个，在实践中它通过一般性解释意见对缔约国的行为不断地加以引导和调整。委员会在对死刑问题的第6条上做出的2个一般性意见（也是唯一被做出2次意见的条款）中指出，无论如何，他们有义务把死刑的适用范围局限于“最严重的罪行”；本条款的语气强烈暗示，各国宜于废除死刑。这意味着死刑应当是十分特殊的措施，尽管不能列出一个穷尽的最严重犯罪的清单，但仍对将死刑适用于模糊的、笼统的、经济的和非暴力的犯罪的担心.

3、大赫国际

1961年成立的大赫国际在推动废除死刑方面的努力与成就可说是各类相关人权组织中的佼佼者。每年定期出版《大赦国际报告》和《死刑新闻》，积累了世界死刑发展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联合其他人权组织向联合国大会提交声明，呼吁和敦请所有政府停止死刑的使用。该组织及其他人权NGO的积极和卓有成效的活动，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废除死刑制度的决心和共识，给各国造成了舆论压力，于相关国际人权文件的产生和通过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四、相关司法实践

国际社会除了在理论、立法层面已经形成废除或严格限制死刑的共识和趋势以外，国际和国内的司法实践也可咨以强有力的佐证。

1、国际司法机构

目前为止成立的所有国际刑事审判机构，如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刑事法庭、塞拉利昂特别国际刑事法庭，在审判实践中明确抛弃了二战后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可以判处战犯死刑的规则（包括绞刑），“这些法庭不允许实施死刑”.

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1998年在罗马通过，并于2002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也规定（规约第77条），主刑包括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两种，刑期最高不可以超过30年；也可以根据罪行严重程度和被指控人员的个人情况，判处终身监禁。在《规约》第十部分有关判决的执行中又规定，国际刑事法院所决定的徒刑对所有的缔约国具有约束力，后者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作出修改。罪犯在服刑期间，只有国际刑事法院享有减刑的决定权。当有关罪犯所服刑期已占其应服刑期的三分之一，或被终身监禁者已服刑25年时，国际刑事法院应审查有关的徒刑，以便决定是否给予减刑.规约通过以上规定将死刑完全赶出了国际刑事司法领域。

2、国家实践

据大赦国际的最新统计，截止2003年1月1日，世界上已有76个国家（包括地区，下同）在法律上明确废除了所有罪行的死刑，15个国家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军事犯罪或战时犯罪除外），还有21个国家在事实上废除了死刑，三者加在一起是112个国家，保留死刑的国家只剩下83个。近年来，欧洲大陆已经在实际上杜绝了死刑的执行。

保留死刑的国家也早已开始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大多数国家在法律上减少了适用死刑的条款，如美国有36个州的法律明文规定只对“一级谋杀罪”适用死刑，有12个州完全废除了死刑。印度的刑法典中只有6个死刑条文，且只适用于有关叛国、杀人的犯罪。世界上其他保留死刑的国家，规定死刑的罪名一般只有几种，超过20种的极少.

可见，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的司法实践中，当今的死刑政策的方向是废除死刑、严格限制死刑，禁止死刑的适用已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五、我国国内立法

关于死刑的国际文件，中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正式签署了《公约》，虽然至今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没有正式批准，但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签署国有义务不从事有损于条约目的和宗旨的行为。一方面，为了适应在将来批准加入后履行公约加诸的国际义务，又者，鉴于改善中国人权状况，顺应历史潮流、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在符合中国国情的情况下，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调整：

1、大幅度地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

我国刑法规定的可适用死刑的罪名数量之多向来为国际社会所诟病。1997年刑法及修正案共有罪名421个，而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多达68个，其中44个为非暴力犯罪，在这44个里又有17个属于经济犯罪。这与《公约》严格限制死刑适用范围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笔者建议应严格控制可以判处死刑的犯罪，将死刑的适用范围限制在以下几类犯罪之内：特别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暴力犯罪、战时军职犯罪以及某些特别严重的国际犯罪；同时大量削减乃至废除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职务犯罪的死刑适用，将法定可为极刑的罪名控制在尚可为世人接受的20条以内。

2、扩大不适用死刑的对象范围

《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表面上看似乎符合《公约》“对孕妇不适用死刑”的规定，但何谓“审判的时候”在认识上尚存在歧义，司法实践中不好操作，应对其明确界定为“从立案时起至刑罚执行完毕前”，以避免与《公约》出现适用上的矛盾。同时，宜可参照《保障措施》的规定，将不具有杀伤性的新生儿母亲与精神病人也一并纳入不执行死刑的范围中，更有利于体现人道主义精神，维护我国的国际形象。

3、统一死刑复核权的行使

尽管《刑法》明确规定，死刑的复核权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但由于我国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出台频仍，死刑复核制度也几经变迁，颇为复杂。如根据1983年9月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和1991年通过的司法解释，杀人、强奸、抢劫、爆炸等严重暴力犯罪及部分省市的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部分高级法院可依授权行使。复核权的下放极易使死刑复核的原旨——“慎杀宥刑”流于形式，与相关人权文件要求的死刑适用特殊程序相差甚远。因此，强烈建议修改和整合相关法律法规，将此权力收归最高院，实现死刑核准标准的统一。令人欣喜的是，这方面的法律步骤已经在有效的进展中（贺卫方和樊崇义教授分别牵头起草《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建议稿已提交到了最高法）。

4、完善减刑制度、增设赦免制度

各个人权文件几无例外地规定，任何死刑犯均有权请求减刑或者赦免，这是死刑犯的基本人权。我国刑法有对死刑的缓、减制度的规定，即对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死刑犯的缓期2年及对已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的逐步减刑，可以说是体现了我国慎杀的刑事政策，但力度还应继续加强，增加程序的可获得性，给予死刑犯求生的希望。

其次，尽快填补我国刑法典中并无死刑赦免制度这一缺口，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这在建国以来的数次特赫方面是有实践可循的（尽管只是针对战争罪犯）。具体方案可由死刑犯自行提出申请，也可由有关机构在某些特定时期径行赫免。

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执行死刑的数字是极其不透明的，这与国际实践不符。在此建议，有关机构应根据现实情况制定减少死刑的计划，公布每年判决死刑及实际执行的数据。同时应加大死刑废除的宣传力度，降低我国公众普遍存在的对死刑判决有效性的心理预期，营造有助于废除极刑的法治和社会舆论氛围。

结束语

对于死刑这一关乎人类生命权的根本问题，国际人权法经历了从宣布指导性原则到付诸相关规定，从严格制约到根本废除的过渡。废除死刑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发展趋势，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人权状况的标准，诚如部分学者所言，“人权已经判了死刑的死刑”.在我国正式加入《公约》前，尽管对此不能一蹴而就，但尽量减少死刑立法，改革相关死刑的管理、核准、监督、执行机制理应成为我国完善死刑制度的一个主导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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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际特赫组织公正审判手册

废除范文篇9

引起社会争议的湖南录用女性公务员要求“乳房对称”的体检标准，已经被正式废除。除此之外，新修订的湖南省公务员录用体检办法还适当修改了其它妇科检查标准。 湖南省2003年公务员录用体检办法中规定，女性妇科检查“第二性征发育正常，乳房对称、无包块，外阴无炎症、溃疡、肿瘤，无子宫脱垂，为合格”。前不久，济南一位湖南籍高校女毕业生反映，这条规定对女性求职者来说带有“歧视性”。但湖南省人事厅公务员管理处负责人称，近年招录过程中并没有接到一例因为这个条件而被淘汰的反映。

湖南省人事厅副厅长杨春林介绍说，湖南省卫生厅、人事厅联合召开有关部门和专家等参加的座谈会，就原体检标准进行了认真审慎的研究和修改。新的公务员录用体检办法取消了“女性应做常规妇科检查”的提法。原标准中包括“乳房对称”在内的所列妇科医学检查的内容、程序性操作规定和有关医学检查术语等表述，这次均被取消。

经过简化归并的妇科检查不合格表现，为“乳腺及生殖器官恶性肿瘤；生殖器官活动性结核；患有淋病、梅毒、软下疳和性病淋巴肉牙肿，非淋球菌性尿道炎，尖锐湿疣等性传播疾病者”。

杨春林告诉记者，修订后的有关女性公务员的妇科检查标准，征求了湖南省妇联的意见，并得到同意。

除了正式废除“乳房对称”规定外，湖南省此次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时，还对身高、视力、体重、肝功能检测等方面的限制性规定做了适当调整和放宽。据介绍，这次修订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把公务员队伍建设的要求同考生的正当权益、合理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力求宽严适度、便于操作。

废除范文篇10

关键词：死刑；废止论；存置论；限制论；路径选择；

Abstract：Thedebate,onthedeathpenalty,hasbeengoingonalmostfortwocenturies;andthisissuehasnotceasedwhateverathomeorabroad.Theundeniablefactisthatthiscontroversywillnotstop,instead,itwillfurthercontinue.Intheinternationalscale,themajorcontroversyliesintheabolishmentorreservationofthedeathpenalty.InChina,scholarsbroughtforwardrestrictionsandgradualabolishmentofthedeathpenalty,inadditiontotheargumentabouttheabolishmentorreservationofthedeathpenalty.Thissummarizationistostudyavarietyoftheperspectivestowardsthedeathpenalty,whichlooksintothepanoramaofthedeathpenaltystudy.

Keywords:deathpenalty;abolitionview;existenceview;theviewofconfiningdeathpenalty;choiceofroute；

死刑(DeathPenalty)又称生命刑，是指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基本内容的刑罚。自意大利刑法学大师切撒雷•贝卡利亚在其传世之作《论犯罪和刑罚》中第一次发出废除死刑的呼声以来，围绕着究竟是保留死刑还是废除死刑，主存派与主废派两军相互驳语、各执一词，展开了沸沸扬扬的世纪论战，至今仍在争论之中。在中国，学者们则主要争论中国国情下能否废止死刑，以及研究如何对中国的死刑制度进行改革以至最终废止死刑。

一、死刑废止论的提出及发展

（一）死刑废止论的提出

死刑是统治阶级借助国家暴力机构对严重危及国家和社会安全、人身安全的犯罪人实施剥夺其生命权利的一种惩罚方式。它根源于古代社会的同态复仇、以牙还牙的原始报应观念，旨在通过严惩犯罪人而维护阶级统治、保持社会稳定和满足人们内心深处最本能最原始的报复心理。它是野蛮时代产生并被沿袭的野蛮制度，带有浓厚的血腥味。

“近代刑法之父”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于1764年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以超人的胆识提出“死刑废止论”。贝卡里亚提出：“死刑并不是一种权利，笔者已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然而，如果笔者要证明死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笔者就首先要为人道打赢官司”。[1]在当时封建等级制度森严、封建统治严酷的情况下能够提出废除死刑，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勇气。贝卡里亚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了废除死刑的必要性:(1)死刑违背了社会契约；(2)死刑并不能产生最佳的威慑效果；(3)死刑会引起人们对受刑者的怜悯；(4)死刑给人们提供了残酷的榜样，会毒化人们的心灵；(5)死刑一旦发生错误则无可挽回。[2]虽然在当时他的呼声并未得到当权者的回应，但却为后世废除死刑提出了理论上的支持。

（二）死刑废止论的发展

在贝卡里亚之后，其废除死刑的观点得到积极响应。其中，英国法学家边沁继承并发展了贝卡里亚的思想。对于死刑，边沁同样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指出,当人们越是关注死刑问题，就越有可能采纳贝卡里亚的主张。边沁说：“死刑它会应该被废除吗?我回答，应该。这一规则应该有例外吗？我回答，就今后的犯罪而言没有例外……。”[3]边沁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论证死刑的不合理性，认为死刑并非是有益而必要的。在总结他的刑事立法理论时，边沁说:“死刑几乎永远是一种不必要或没有效果的权宜之计。对于那些使用轻刑或使用徒刑就能防止其再犯罪的人，使用死刑是不必要的；对于那些把自己作为一个对付绝望的难民而放任自流的人，死刑是毫无效果的。对于每一种犯罪都用死刑来惩罚的立法者的政策，就如同一个小孩把自己不敢看的昆虫蹂碎所具有的卑怯恐惧一样。”[4]

随后，各国学者试图从各个方面论证死刑存在的不合理性。

死刑废止论的杰出代表美国学者比多从人的生命神圣性和生命的价值出发，来证明应该尊重生命，并进而论证废除死刑。他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相关的伦理价值之一是人的生命的神圣性的理念。……但是,这样的理念是一种必然的宗教上的见解并且源出圣经：人的生命具有独立于可以按照努力、成就、才能或者任何其他标准之外加诸于人的价值的超验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对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5]与边沁不同的是，比多关于生命神圣性和生命价值的理论，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死刑存在的不合理性。

人道主义为死刑的废止提出了新的理由。人道主义者从刑罚人道主义出发，认为死刑是残酷的、不人道的以及蔑视人权的首要刑罚手段，是违背刑罚人道主义的。[6]而人权主义者则基于人权理念主张废除死刑，认为死刑是对人的生命权利的侵犯，死刑是残忍的，是违背人权的。例如，美国学者基于人权理念而主张废除死刑,所援引的是美国宪法第8条修正案对“残忍与异常的刑罚”的禁止。该条款的具体内容是“不得要求过量的保释金,不得适用过量的罚金,也不得施加残忍与异常的刑罚”，认为死刑正是“残忍与异常的刑罚”。

二战之后，随着死刑废止论的发展，人权组织和一些国际公约也开始主张废除死刑。1977年,著名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发表了其《斯德哥尔摩宣言》,开宗明义地宣告：“死刑是最残忍、不人道与堕落的刑罚，并且侵犯生命权”,并以此作为废除死刑的根本理由。《关于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则旗帜鲜明地宣称“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奠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废除死刑的所有措施应视为是在生命权方面的进步”,从而十分明确地将死刑侵犯基本人权作为废除死刑的根据。至于《〈美洲人权宣言〉旨在废除死刑的议定书》,更直截了当地宣布，废除死刑的重要理由在于“任何人拥有对其生命的尊重的不能剥夺的权利，亦即不可因为任何原因而终止的一种权利”，而“废除死刑有助于对生命权的更有效的保护”，其废除死刑的立场奠基于对死刑与生命权相冲突的认识之上昭然若揭。

二、死刑废止论与存置论的主要争论

（一）存废之争

自贝卡利亚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后，西方刑法学者、思想家围绕死刑展开了长达200余年的死刑存废之争。这场论争至今仍在西方各国的刑法学界、社会学界以及其他思想界激烈地进行着。其中，贝卡利亚、边沁、菲利、赛林等为死刑主废论的典型代表，他们分别在《论犯罪与刑罚》、《立法理论——刑法典原理》、《犯罪社会学》和《死刑》等著作中系统论述了废除死刑的各种理由。死刑保留论者则以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他们分别在各自的著作《政府论》、《社会契约论》、《论法的精神》、《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法哲学原理》中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保留死刑的根据和必要性。

德国哲学家康德可以说是报复主义的代表。康德认为，刑罚是绝对命令，犯罪必须受刑罚，否则就是不公正,犯罪最好受到同态复仇的惩罚。他说:“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你诽谤别人，你就是诽谤了自己；如果你偷了别人的东西，你就是偷了你自己的东西；如果你打了别人，你就是打了你自己；如果你杀了别人,你就是杀了你自己。’这就是报复的权利……谋杀人者必须处死”。[7]另一位德国学者黑格尔则从理性出发，认为死刑是尊重理性行为存在的体现。黑格尔认为:“犯人行动中所包含的不仅是犯罪的概念，即犯罪自在自为的理性方面——这一方面国家应主张其有效，不问个人有没有表示同意——而且是形式的合理性，即单个人的希求。刑罚既被包含着犯人自己的法,所以处罚他,正是尊敬他是理性的存在。”[8]

实际上，死刑存废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存废两派引用了各种理论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并展开了持续的争论。而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没有哪一派能说服对方。

（二）存废之争的主要分歧

1、死刑是否符合伦理正义和人道要求

主废论者认为，死刑是野蛮时代血腥复仇的残余，以国家的名义杀人是最不人道的行为，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漠视，与人类文明的伦理正义背道而驰。主存论者则认为，对罪该处死的人适用死刑，正是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如果对重大犯罪人不能适用死刑，对于被害人来说，才是真正的不人道。

2、死刑是否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悖

主废论者认为，死刑具有不可分割性，同样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其犯罪之社会危害性可能存在很大差别，而同样适用死刑明显与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相悖。主存论者则认为，对十分严重的犯罪处以死刑是重罪重刑、轻罪轻刑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必然要求。没有死刑，对十分严重的犯罪便只能和其他普通犯罪一样处以自由刑，刑罚的公正性也无从谈起。更何况，不可分割性并非死刑所独有，替代死刑的终身监禁，同样具有不可分割性。[9]

3、死刑是否违背社会契约

死刑废除者认为,人们在订立社会契约时,总是尽可能少的出让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国家用个人割让的这一部分自由组成了国家的刑罚权。然而,这一部分权利和自由,仅仅是一份少量自由的总和,并不包括个人的生命权。因为,“有谁愿意把对自己的生死予夺大权奉予别人操使呢?”因此，在国家所拥有的刑罚权中并不包括处死公民的权利，死刑是违背社会契约的。而死刑保留论者则认为,人类在出让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给国家时，没有任何保留，包括自己的生命权。人们在要求国家保护其生命权的同时，便必然赋予国家剥夺其生命权的权利，国家拥有处死罪犯的权利符合社会契约论的要求。

4、死刑是否具有最大的威慑作用

死刑废除论者认为，死刑虽然对于某些犯罪具有威慑作用，但能发挥刑罚最大作用的不是刑罚的残酷性、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死刑给人的印象虽然极为强烈，但它的影响只是暂时性的，其给人造成的畏惧感将随死刑的执行场面的消失而消失，因此,死刑的威慑作用只是有限的、不稳定的。而死刑保留论者认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力，可以有效地阻止他人犯罪。早期的死刑保留论者史蒂芬是认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力的代表人物。

5、死刑是否误判难纠

死刑废除论者认为，由于死刑是以彻底剥夺罪犯再犯可能性的最严厉的刑罚,一经执行，罪犯的生命再无恢复的可能性，并且错判死刑的可能性不可避免。英国法理学家哈特就曾指出：“只要发现有一个无辜者被处死，尽管这种危险小，对死刑便不能漠视，这种可能性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危险。”死刑的不可恢复性剥夺了罪犯改过自新、立功赎罪的机会，同时死刑的错判严重的侵犯了人权，破坏了司法的权威。这也是死刑应予废除的重要原因。死刑保留论者则认为，由于法制的发展和诉讼程序的严格周密，死刑误判的可能性得到最大程度的避免，即使有这种危险性，由于死刑对保护社会和个人的重大法律价值，也是一种必要的代价。与死刑给国家和社会所带来的益处相比，这种危险性是微不足道的。

除此之外，死刑废除论者还提出了死刑是歧视之刑、死刑不经济、死刑违宪、死刑易被滥用等论点,积极主张废除死刑。相反，死刑保留论者提出了死刑是杀人者意志自由的产物、死刑是避免私刑的重要手段、死刑比终身监禁经济、死刑是与杀人相适应的刑罚、死刑不违宪等理由加以反驳。[10]

三、中国国情下的死刑废止：从应然到实然

作为一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作为一个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在中国，死刑也是一个被学者热议的问题。

死刑废止论起源于对生命神圣的信仰到对生命的自然本质的推崇再到对基本人权的尊重的过程。邱兴隆认为，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生命神圣、自然权利与基本人权构成支撑死刑废止论的三大理念，而从动态的角度观之，这三大理念的嬗变促成了死刑废止论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的阶段性的递进发展。此三大理念之所以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促成死刑的废止，可以有多种解说，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们都鼓吹生命的价值至高无上，并由生命的价值的至高无上性中必然地得出了应该对人的生命予以普遍而绝对的尊重的结论。因此,我们不得不这样定论：只有树立了生命应该得到普遍而绝对的尊重的理念，死刑的废除才有可能提上议事日程。[11]

因此，从应然性的角度看，只要我们认同生命的无上价值，只要我们坚持维护人权，死刑就应该废除。

但是，正如日本学者正田荡三郎指出的：“死刑作为理念是应当废除的，然而抽象地论述死刑是保留还是废除，没有多大意义，关键在于重视历史的社会的现实，根据社会的现状、文化水平的高下等决定之。”[12]基于此，讨论中国是否应该废除死刑，必须结合中国国情。

很显然，这种理念——生命应该得到普遍而绝对的尊重的理念——还远远没有得到哪怕是学者的真正认识，更遑论是普通民众了。就中国现在对生命的态度来说，赞成目前中国仍需保留死刑的观点仍是主流观点。

例如，陈兴良就认为，从应然性上来说,我们应当提出死刑废止的问题,并大力加以弘扬。从实然性上来说,死刑废止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死刑存废也不应囿于抽象地讨论,而必须结合一个国家的实际状况。他认为，因为死刑废止,需要具备物质文明程度与精神文明程度这两个方面的条件,目前中国都还是不具备的.[13]

事实上，死刑的“存废”既是一个重大的法律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死刑存废论的分歧,实质是传统刑罚报应论和预防论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冲突的结果。废除死刑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为社会的发展决定了刑罚的惩罚性由重到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保留死刑与废除死刑之争,实际上是应当何时废除死刑之争。童心认为，从现阶段我国的国情出发,仍然应当保留死刑。首先,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保留死刑符合生产力发展状况。其次,从社会背景角度看,保留死刑符合我国传统观念.第三,从道德基础看,保留死刑符合民众真实感受。[14]

死刑废除还需要考虑社会道德规范和民众的承受能力。荆培才等人认为，我国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主要在于：(1)我国现在正处于道德转型期，并且正处于旧道德被废除，新道德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过渡阶段，在国内还没有统一的道德规范，人们的道德标准还比较混乱；在严重犯罪大量存在，并危害到社会秩序和人身安全的治安形势下，废除死刑是不明智的。(2)“杀人偿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根深蒂固的报应观念，在他们看来，即使是正当防卫杀人而不负刑事责任都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更别提非法杀人却不处以死刑了。(3)中国现在人权意识还比较淡薄，由于受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人的潜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财富还没有极大丰富,还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因而，人的生命价值相对来说较低，死刑较易为一般群众所接受。[15]

因此，在我国废除死刑还存在很大的障碍。黄振宣认为，中国废除死刑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障碍：（一）废除死刑仍未成为中国民众的主流意识；（二）中国现阶段特殊的过国情：1、严峻的社会治安状况和犯罪形势；2、物质文明程度落后；3、法制尚待健全；（三）死刑的历史传统。[16]

通过比较和邻近国家形势和国情，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发达国家，在对待死刑问题上，也是相当谨慎的。例如，日本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废除死刑，而只是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刘明祥通过比较中国和日本的死刑制度后认为，即使是日本这样一个发达国家，也没有废除死刑，更何况中国？根据我国的国情，在现阶段，不废止死刑，但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应当成为我们的基本刑事政策；应正确适用我国的死缓制度，使之真正发挥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作用。[17]

从学者们的观点可以看出，保留死刑仍是我国的主流观点。从实然的角度来看，中国废除死刑，至少到目前为止，基于中国国情和法律传统文化，是不现实的。

四、中国死刑：走向何处

法律文化将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对待生命的态度将发生变化，对死刑的态度也将随之改变。中国现在还不能废除死刑，但是，在将来条件成熟时废除死刑是其刑罚改革的必然。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废除死刑。

通过渐进的方式，来改革我国现行的死刑制度，以至最终废除死刑，可以说是大部分学者对待死刑的一般思路。

目前，死刑最受诟病的，当是死刑罪名数量大，死刑适用的数目惊人。因此，在目前废除死刑不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对死刑制度进行改革。陈兴良认为，我国死刑目前不宜废止，但却应当加以严格限制。因此，限制死刑是我国的当务之急。死刑的废止是以刑罚轻缓化为前提的，只有经过刑法改革，逐渐实现了刑罚轻缓化，死刑的废除才有可能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应当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死刑罪名减少到二十个左右，尤其是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应当废止死刑，那些备而不用的死刑罪名也应予以废止。再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将死刑限于故意杀人等个别特别需要保留死刑的罪名，逐步地减少社会对死刑的依赖程度。在社会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最终废止死刑。[13]

欧锦雄则提出，在目前废除死刑不可能的情况下，在死刑废止的过渡阶段对当前刑罚制度改革。他提出的建议主要是：（一）改革死刑；（二）增加死缓为新的刑种；(三)无期徒刑的完善；(四)有期徒刑的改良。其中对死刑的改革主要建议是：(一)废除部分罪种的死刑；(二)将部分罪种的最高刑定格为死缓；(三)将其最高刑保留为死刑。[18]其关于刑罚的改革设想，是渐进地促进死刑走向废止。

但是，仅仅提出理论上的构想，没有实际的废除死刑不步骤，会让人感觉遥遥无期。鉴于此，赵秉志提出了更为详细的阶段性目标，他认为，中国可以经过如下三个阶段逐步废止死刑：一是及至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基本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二是再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废止所有非致命性暴力犯罪的死刑；三是在社会文明和法治发展到相当发达程度时，至迟到2050年新中国建立100周年亦即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际，全面彻底地废止死刑。[19]这样，对于废除死刑设计了这样一个明晰的时间表，让我们可以预见中国废除死刑的努力。

有了时间表后，我们需要更具体的废除死刑的路径选择，即怎样来限制以至废除死刑。卢建平等人通过考察域外废除死刑国家的一般过程，认为，中国废除死刑将走一种综合路径，即：立法上削减与废止和司法上限制与搁置互相配合，司法上限制和搁置先行，立法上逐步削减与废止跟进，最终在立法上和司法中完全废除死刑。综合路径可以分四个阶段走，第一阶段是司法上全面限制死刑，特别是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大幅度、全方位减少死刑，特别是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至迟于2010年力争将死刑立即执行的数量控制在千件以下；第二阶段是司法上进一步限制并最迟于2015年全面搁置非暴力犯罪的死刑，2018年立法上彻底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第三阶段是司法上进一步限制并最迟于2025年全面搁置非致命性暴力犯罪的死刑，2028年立法上全面废止非致命性暴力犯罪的死刑；第四阶段是司法上进一步限制并最迟于2040年全面搁置致命性暴力犯罪的死刑，2048年立法上彻底废除死刑。综合路径的畅通还需有相关制度的完善，如实体法的完善、死刑正当程序的完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等。[20]可以说，这一设计在废除死刑上，更为明确，也更为清晰。

学者们的各种关于废止死刑路径和时间表的设计，尽管并不详尽而完整，也未必是完美的进程设想，但是这些设想却为我国废除死刑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五、结语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死刑问题，已形成两个明显的基本共识：其一是，中国在将来要废除死刑；其二是，中国在目前要限制死刑。[21]而关于废止死刑，虽然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设计，但仍似乎是遥遥无期。而在将来的何时废除死刑没有确定之前，中国废除死刑的问题也难以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未来是无限而多变的，因而是难以预知的。废止死刑的问题越不早日提上议事日程，便有越多鲜活的生命在无限的将来被提前结束。

到现在，关于死刑的研究的重心应从是否废止死刑转向对中国为什么在将来要废除死刑以及中国应该在将来的何时废除死刑的问题上。这方面的研究，尽管到目前为止并不多，但我们相信，学者们的研究，政治家、立法者、法官、民众等的广泛参与和支持，将会促进死刑在中国的尽快废止，我们也将为死刑的废止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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