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扶贫工作经验总结十篇

商务扶贫工作经验总结篇1

一、完善区电商服务体系

深入推进区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区建设，以县有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乡有电子商务服务站、村有电子商务服务点、贫困户能通过电子商务销售自产产品和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等“三有一能”为目标，健全完善县、乡、村三级电商服务体系。2017年，建设完善乡镇电商服务站24个，村级电商服务点85个，实现全区贫困乡镇和建档立卡贫困村电商服务站点全覆盖。支持区电商服务中心、乡镇服务站、村服务点建设发展，鼓励乡镇电商服务站为贫困村电商服务点提供技术和创业孵化服务。

二、健全网络物流配送体系

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紧抓国家《网络扶贫行动计划》和宽带网络提速降费的政策机遇，实施宽带乡村和电信普遍服务项目延伸等网络覆盖工程，推动光缆进村入户，扩大贫困村组宽带网络覆盖面，提高贫困家庭宽带普及率。完成贫困村通网络核查验收工作。加强与大型物流企业合作，整合利用本地物流资源，多形式、多渠道、多类型发展农村快递物流服务业，健全区、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完善区域物流配送网络，鼓励和扶持物流快递企业在贫困乡村建立物流配送门店或快递服务点，提高网货配送效率。年内基本实现全区贫困乡镇物流快递全覆盖，功能覆盖到村。

三、完善电商激励评价体系

认真贯彻落实《市电子商务专项扶持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15〕58号），对全区电子商务平台、电子商务应用、电子商务支撑体系建设等给予专项资金扶持。加强电商扶贫工作考核评价，重点考核网店数、销售量、交易额和带动贫困村、贫困户外销农特产品，以及帮助贫困户增收脱贫情况。引导具有实践经验的电子商务从业者返乡创业，鼓励电子商务职业经理人到农村发展。

四、提高农村网店运营效益

鼓励引导电商企业开辟特色农产品网上销售平台，与合作社、种养大户等建立直采直供关系，培育具有本土特色的网络产品品牌。学习陇南等地网店运营管理先进经验，采取教育培训、市场对接、政策支持、提供服务等方式方法，“一对一”帮助指导贫困户开办网店，提高运营效益。对运营差的网店，鼓励当地电商龙头企业、网络经纪人、能人大户接管经营，着力提高网店运营效益。对暂不具备开办网店条件的贫困村，鼓励乡镇干部、大学生村官、未就业大学生等在乡镇电商服务站、区级电商服务中心开设扶贫网店，代销产品。推进阿里巴巴集团“千县万村”、京东集团“千县燎原”和苏宁“农村电商”计划落地区，利用大平台提升我区电商扶贫质量水平。

商务扶贫工作经验总结篇2

 

为认真贯彻关于“要实施网络扶贫行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扶贫工作随时随地、四通八达，让贫困地区群众在互联网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委网信办、省发改委、省扶贫办关于甘肃省网络扶贫行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甘办发【2017】19号）文件精神，我市积极开展推进网络扶贫行动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现将2017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如下：

一、主要措施

（一）突出组织保障，建立健全网络扶贫工作机制

在金昌市精准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由市委网信办、市发改委、市扶贫办牵头，县、区及其他市直机关等部门参与，建立网络扶贫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研究重大政策、重大工程和重大举措，督促落实各项任务。按照《实施方案》总体要求，制订了《金昌市网络扶贫行动工作方案》，明确任务进度，落实配套政策和资金，确保网络扶贫工作取得实效。

（二）突出提升服务，实施网络覆盖工程。

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1+17”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案，以持续增加贫困地区农民收入为核心，以实现“两个确保”和“两不愁、三保障”为目标，大力实施“网络覆盖、农村电商、网络扶智、信息服务、网络公益”五大工程，补齐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突出短板，完善农村基础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农民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拉近贫困地区与市场的距离，拓展农村创新创业空间，探索农业发展新模式，加快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农村社会和谐进步。截至目前，我市贫困地区4G网络覆盖率达95%以上，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到100%，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到100%以上，宽带接入能力达到50Mbps以上；乡镇广播电视光缆通达率达到95%以上，行政村广播电视光缆通达率达到80%以上，基本实现数字广播电视户户通。

（三）突出平台建设，加快研发方便快捷的移动终端和手机应用。

支持和引导网信企业定制研发面向贫困地区的简单易用、成本低廉的移动终端，研发少数民族语言定制终端，开发适合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特点和需求的移动应用程序(APP)，做好宣传和推介，引导农牧民合理使用。打造集扶贫政策解读、农业技能培训、农业动态、农资及农机信息、农产品价格、农业气象、农时信息、农业灾情预警等信息，电商、医疗、教育、交通等行业应用。

（四）突出培育主体，壮大电商扶贫发展载体

按照电子商务精准扶贫“三有一能”建设目标，建立了农村淘宝运营中心，电子商务村级服务站覆盖到全市13个乡镇，优先覆盖15个贫困村，切实为农民解决农产品“买难”、“卖难”问题。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电商支持计划》，积极开展“双创”工作，支持金昌华博众创孵化园、永昌县具创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金昌市创新创业服务中心等电商企业在全市各个行政村的推广和业务开展，构建农产品、农村手工制品上行和消费品、农业生产资料下行的双向流通服务网络，提升电商综合服务能力，扩大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应用范围。

（五）突出强化培训，提供电商扶贫人才保障

将网络技能培训纳入市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培训项目计划，充分利用甘肃干部网络学院、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等网络培训平台，整合组织、科技、农牧、商务、旅游等部门单位的培训资源，分行业、分层次、分片区定期开展电商扶贫、网络安全、互联网法规等相关培训。要求县区开展互联网知识及实际操作、电商知识、旅游经营管理、网络营销知识、服务技能等各类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其中永昌县培训企业、合作社负责人、大学生村官、驻村干部、职校师生、残疾人和妇女主任等1500人次，并专门为残疾人和妇女分别举办了培训班，效果非常好。为永昌县电子商务发展奠定了人才和技术保障。同时，强化舆论宣传，充分利用政府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大力宣传我市特色农产品，宣传我市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的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提升了我市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推动电商扶贫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六）突出人才储备，注重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建设一支既具备互联网思维与技能、又精通扶贫业务的专业化人才队伍，推进农村信息综合服务，推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做法与经验，指导贫困户通过网络获取生产经营知识信息，推动开展网络扶贫各项工作。从每个贫困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能人及村“两委”成员特别是村党组织书记中选取网络扶贫带头人，加强对带头人的培训指导，充分发挥带头人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贫困户、帮助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全村脱贫致富。注重发挥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大学生、科技特派员、西部计划志愿者等的作用，配合当地政府广泛宣传扶贫政策，指导和带动贫困人口参与网络扶贫行动。

二、存在的问题及下步工作打算

虽然我市网络扶贫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总体上来看，还存在很多发展问题。一是移动终端和手机应用程序研发力量薄弱，新农合报销、惠农补贴、扶贫贷款等“一站式”精准扶贫服务管理应用程序未能上线运行；二是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起步晚，大多数企业、合作社习惯采用传统的销售方式销售产品，对新型电子商务认识、重视程度不够;三是物流配送和信息化普及还处在初期发展阶段，物流与信息化基础工作相对滞后;四是远程教育培训工作开展滞后，基础教育信息资源“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2018年工作打算。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制度统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实施网络扶贫行动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相关要求和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网信办《关于印发网络扶贫行动计划的通知》（中网办发文〔2016〕10号）精神和全国网络扶贫现场推进会议精神，研究制定《〈金昌市网络扶贫行动计划〉2018年实施方案》，指导引领全市网络扶贫工作，推进贫困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地区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公共服务条件，提高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水平，让贫困地区群众在互联网共建共享中有更多获得感。

商务扶贫工作经验总结篇3

国务院扶贫办从2012年开始启动实施“中国社会扶贫创新行动”，总结社会扶贫创新案例的经验，宣传社会扶贫创新者的事迹，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支持、推动扶贫开发的良好氛围。经过广泛征集案例和组织专家认真评审，共评选出100个社会扶贫创新案例。

这100个优秀案例，较为充分地体现了新时期我国社会扶贫工作的新特点和新亮点：一是社会扶贫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从所征集的案例来看，社会扶贫的形式多样、参与主体多元。不仅有传统意义上中央国家机关、派等开展的定点扶贫和东西部省区间的东西扶贫协作，以及大量企业以帮扶形式所开展的企业扶贫，而且随着我国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多元化，众多的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也开始参与社会扶贫事业。社会扶贫参与主体的多元化还体现在，许多社会扶贫项目的实施者不再是单一的主体，而是不同主体的共同参与。例如，在大多数的东西扶贫协作案例中，虽然协作平台是由双方政府建立的，但是参与到协作行动中来的主体则不限于政府部门，而是包含了政府部门、企业、行业协会等多个主体。它们彼此之间通力合作，各司其职，使得协作行动内容更加丰富，成效更加显著。

二是社会扶贫工作机制的多重创新。在许多社会扶贫案例中，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不再简单扮演扶贫项目被动接收者的角色，而是成为项目的参与者，参与到项目资金使用的决策和项目资金管理中来，显著激发和增强了贫困农民的发展意识以及贫困地区的组织化程度和集体行动能力。例如，在社区驱动型发展（CDD）项目中，贫困社区和贫困农户成为扶贫项目的提出者、实施者和管理者，从理论和运行规则上都确立了农民在社区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即一切项目活动都是以农民的最终决策权为依据，同时农民需要在社区发展的规划、实施和监督中最广泛的参与。

三是注重社会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越来越多的社会扶贫者不满足于“送温暖”、“救济式”的扶贫行动，而是更加注重实效，在扶贫方案的设计和实施中，更加立足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自立能力，更加关注社会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

四是注重发挥自身优势，追求实效。所征集案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所有的机构都能结合自身的优势，采取能发挥自身优势的扶贫方式和扶贫手段，以高效的方式参与行动，注重取得实效。

会上，广东省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双到”扶贫开发、交通运输部定点扶贫阿坝州、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华润集团共建希望小镇、湖南省开源集团参与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浙江省丽水市来料加工扶贫、清华大学教育扶贫和四川省嘉陵区融入儿童视角综合扶贫等8个案例单位代表分别介绍了经验和体会。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在书面讲话中指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始终注重社会扶贫的创新。上世纪 80年代，社会扶贫提出了定点扶贫，90年代提出了东西扶贫协作，新世纪前十年注重了动员企业扶贫。根据中央要求，新阶段在把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企业参与扶贫作为推进扶贫开发有效模式的同时，也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共同采取行动，推动社会扶贫继续创新。近年来社会扶贫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呈现出举国重视、各方协作、全面行动的良好态势，“大扶贫”的工作格局得到巩固和拓展。各地社会扶贫涌现出很多新典型、新经验、新做法，值得认真梳理总结、宣传推广。

郑文凯强调，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社会扶贫工作大有可为，通过开展“中国社会扶贫创新行动”，收集整理一批成功的社会扶贫创新案例，推广其中的有效模式，有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支持、推动扶贫开发的良好氛围，形成社会扶贫独特的创新意识，切实推动社会扶贫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巩固、完善、发展大扶贫格局。做好社会扶贫工作要准确把握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要科学整合多方力量，要注重政府主导与市场主体的有机结合，大胆推进社会扶贫体制和机制创新。各级扶贫部门要积极主动与各职能部门联系协调，为社会各界参与扶贫提供各种切实的帮助。

商务扶贫工作经验总结篇4

一、目标任务

主要围绕2018年全县实现267户947人贫困人口脱贫、22个贫困村脱贫退出总体目标任务，督促检查各镇（街道）和县级相关单位责任、政策和工作落实完成情况，确保高质量如期完成各项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打赢2018年全县整体脱贫攻坚战。

二、督查对象

各镇（街道）、县十四办两组、重点工作责任单位、包村单位和驻村联户干部。

三、督查内容

督查内容主要从脱贫攻坚工作部署、计划安排、项目落实、工作进展、任务完成和工作成效等方面进行确定。具体内容为：

（一）各镇（街道）督查内容

1.各镇（街道）党（工）委、政府（办事处）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安排部署、政策制定落实和重视情况。

2.按国标“1331”和省标“57”标准，贫困村退出和贫困户脱贫情况以及贫困户漏评、错退和贫困综合发生率情况。

3.贫困村组水、电、路基础设施“三提升”，村级卫生室改善建设和集体经济建设发展情况。

4.“八个一批”脱贫政策、措施落实和实施情况。

5.驻村联户扶贫工作开展情况。

6.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7.脱贫户、退出村后续巩固跟进工作。

8.对中省市县各级各类检查反馈问题整改完成情况。

9.脱贫攻坚档案资料整理情况。

10.“三变”改革、“企业+党支部+集体经济组织+贫困户”等典型模式建立及落实情况。

11.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治理、信访案件办理工作情况。

12.激发内生动力、脱贫攻坚政策宣传、电商扶贫、“爱心超市”“互联网+”社会扶贫等工作开展情况。

13.互助资金管理运行和小额贷款发放使用情况。

14.扶贫信息动态调整情况。

15.各类数据信息报送情况。

（二）县十四办两组、重点责任单位督查内容

重点督查 “县十四办两组”、重点责任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发挥作用、各类数据信息报送、指导镇（街道）完成工作及主要领导重视情况，具体内容为：

1.经发局：水、电、路基础设施“三提升”和村级卫生室改善等项目的建设协调工作，包括项目的立项、审批、督促落实、贷款融资等情况。确保3月底前实现开工建设，5月底前完成年度建设计划的30%，力争8月底前全部完工，10月底全部项目竣工验收达标。光伏扶贫集中式电站和村级电站项目工程的进展情况。

2.财政局：县级财政扶贫资金配套到位、项目资金监管、公告公示以及资金检查等情况。

3.交通局：贫困村集中居住（常住）30户以上的自然村组通沥青（水泥）路项目的立项、审批、资金筹措、开工建设、竣工验收等情况，以及贫困村退出道路认定工作。

4.水务局：贫困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全覆盖项目的立项、审批、资金筹措、开工建设、竣工验收等情况，以及贫困村退出安全饮水认定工作。

5.供电公司xx分公司：贫困村集中居住（常住）30户以上的自然村通动力电项目的立项、审批、资金筹措、开工建设、竣工验收等情况，以及贫困村退出电力入户认定工作。

6.移民办：易地扶贫移民搬迁项目工程进展情况以及年度1193户3210人搬迁任务完成情况，9月底前达到入住条件并分配到户交钥匙。所有易地扶贫搬迁点后续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到位情况。

7.住建局：全县农村住房排查、危房改造任务完成情况。3月底前全面开工，6月底前竣工验收，8月底前达到入住条件，9月底前完成全县脱贫退出农户住房安全认定工作。

8.农业局：2018年产业扶持政策制定、到户产业项目落实、产业发展台账建立、农民实用技术培训、“三变”改革项目推广、壮大村集体经济等落实情况。

9.人社局：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建立就业扶贫基地、公益岗位开发等项目落实情况，做到有就业需求的贫困人口实现就业全覆盖，力争一半以上有劳动力的贫困户至少有1人实现稳定就业。

10.林业局：“精准脱贫+生态扶贫+20项措施”亮点工作落实，中央造林补贴、生态效益补偿、生态公益岗就业等项目资金兑付，家庭林场、油用牡丹种植等典型模式推广带动情况。

11.卫计局：“四免一提一降一兜底”、县域内“一站式”即时结算、先诊疗后付费政策落实情况，健康扶贫政策宣传、医疗机构监管、合规费用控制、大病分类救治等落实情况，以及贫困村退出村标准化卫生室认定工作。对接xx市人民医院落实医疗资源下沉项目等情况。

12.教育局：“十五年”免费教育落实，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控辍保学制度建立，农村人口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劝返、聋哑残疾儿童入学保障等情况。对接陕西省财经学院行知学院落实高校结对帮扶项目、协议签订等情况。

13.民政局：全县建档立卡户兜底对象确定，政策落实以及因病、因灾致贫的贫困户救助，“爱心超市”建立及发挥作用等情况。

14.金融办：金融扶贫实施方案的制定，组织动员政策银行、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解决脱贫攻坚贷款难、抵押难、发放难的问题，以及督促农行发放小额贷款等情况。

15.商务局：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设立电商扶贫试点和电商扶贫技能培训等情况。

16.旅游局：探索把乡村旅游发展与推进脱贫攻坚相结合，促进贫困人口创业、就业和增收等情况。

17.宣传部：激发贫困内生动力，脱贫攻坚内宣、外宣等情况。

18.组织部：对四支队伍、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的调整、选派、日常管理以及业务培训等情况。

19.慈善协会、工会、妇联、团委、中小企业局等单位社会扶贫工作开展情况。

（三）包村单位督查内容

1.各级脱贫攻坚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及主要领导重视情况。

2.村级帮扶计划制定落实及资金投入使用情况。

3.督促单位联户干部制定帮扶计划及落实情况。

（四）驻村联户干部督查内容

四支队伍、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和联户干部的帮扶计划制定落实、考勤签到、政策落实及政策宣传等情况。

四、督查方式

坚持督查工作常态化，采取每月督查、随机暗访与专项巡查方式，做到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促进工作。

1.每月督查。根据工作总体部署和推进情况，确定每月督查重点，每月开展一次督查。每镇（街道）选择一个村，每村选择10户农户（其中建档立卡户5户）进行“解剖麻雀”式检查。县十四办两组、重点工作责任单位、包村单位选择两至三个部门进行督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发督办函，限期整改；对落实周期长、难度大的问题，提出要求，持续跟进，推动落实。

2.随机暗访。根据工作需要，对存在突出和倾向性问题的镇（街道）进行随机暗访。暗访实行“四不、两直”方式，即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要陪同和直奔基层、直接入户，了解情况。暗访结束后向被暗访镇（街道）反馈问题，提出整改要求。

3.专项巡查。根据工作需要，对存在落实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不力、弄虚作假搞“数字脱贫”、违规使用扶贫项目资金、群众反映强烈等突出问题的镇（街道）和部门进行专项巡查。

五、结果运用

1.定期通报。建立通报制度，每月在全县范围内对督查情况进行通报。

2.督查反馈。对暗访和专项巡查情况通过督办单和预警单的形式发至各镇（街道）、相关部门，抄报县级领导。

3.量化积分。实行平时督查与半年、年终考核结合，平时检查占60%，半年、年终考核占40%，建立量化积分制度，各镇（街道）和县级有关部门单位年度基础分100分。对于镇（街道），每次督查结束后，按100分对各镇（街道）打分排序，半年、全年按比例汇总考核结果。对于县直部门，每次督查工作结束后，由督查组按照“好”“中”“差”三个档次对县直相关部门做出评价，“好”加3分，“中”不加分，“差”减3分，半年、全年按比例汇总考核结果。

4.责任追究。对督查发现的问题，及时移交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执纪问责。

5.考核依据。督查结果是评价各镇（街道）和县级有关部门工作的重要依据，量化积分作为平时检查结果纳入年终考核中。

六、督查人员

在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统一安排部署下，由县委农工部牵头，抽调组织部、纪委、扶贫局、两办督查室人员组建督查考核组，深入各镇（街道）和部门开展督查。

七、工作要求

1.精心组织。督查组要夯实工作责任，严明工作纪律，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抓好督查工作。被抽调参与督查的单位要选派业务精通、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员参与督查考核，抽调人员要坚决服从督查组的统一安排，认真负责做好督查考核各项工作。

2.积极配合。各镇、街道，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脱贫攻坚专项督查考核工作，积极配合，如实向督查组提供数据资料，不得干扰督查考核工作。县机关后勤服务所负责做好督查考核车辆调配工作，县财政局做好督查考核事业经费预算拨付，保证督查考核工作顺利开展。

商务扶贫工作经验总结篇5

同志们:

2020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冲刺收官、决战决胜之年，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脱贫攻坚质量上来。今天，我们召开消费扶贫工作推进会，目的就是动员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工作，用消费扶贫的手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升脱贫攻坚质量。

一、肯定成绩，着眼全局，切实把消费扶贫工作摆到提升脱贫攻坚质量上的重要位置来抓

消费扶贫是社会各界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与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扶贫方式，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多次指出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深入开展消费扶贫，是党中央着眼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有利于动员社会各界扩大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消费，有利于促进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产业持续发展，满足城市居民需求升级和帮助贫困群众持续增收，不断促进我市经济健康发展，优化我市产业结构，构建社会扶贫长效机制。

2019年1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2019年5月份，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下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方案》，我市也制定印发《商丘市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实施方案》。《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实施以来，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坚持把消费扶贫作为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加强领导、压实责任，推动消费扶贫工作顺利开展。在在2019年，我市编制《商丘市消费扶贫产品服务指南（第一期）》，先后召开“第一书记消费扶贫产品展销会（郑州）”、“爱心消费扶贫展销会”等多次消费扶贫产品产销对接会，签约消费扶贫产品金额达到3773.5万元。春节前，市总工会、市发改委和市邮政公司举办的“在工会活动中开展爱心消费扶贫”活动，全市有50多个单位、企业购买了“消费扶贫”农产品，实现销售扶贫产品金额达418.55万元。通过这些举措，有力的推进了全市贫困县产品服务与市场对接，通过消费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脱贫，激发内生动力，助力脱贫攻坚，也更好地为企业搭建宣传、购销和经验交流平台，使企业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进一步发挥其扶贫增收作用。同时，在疫情期间，不等不靠，主动出击，在2月20日就出台《关于在疫情期间推进消费扶贫工作的通知》，在2月26日召开消费扶贫协调推进会，在3月4日市政府召开新闻会推介滞销扶贫产品、在3月12日出台《商丘市关于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实施意见》，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和2020年全年的消费扶贫工作提供了坚强的政策保障。通过采取及早摸清底数、机关带头消费、多种模式宣传、网络平台促销、社会合力购买等多种方式，累计销售水果类2600吨、蔬菜类650吨、禽类11万只、蛋类115吨、食品类1300吨，折合人民币8522万元，促进了绝大部分滞销农副产品销售，解除了农民后顾之忧。同时，商丘市认定全国消费扶贫系统产品共1211个，居全省第二名（3月26日省通报数据），“互联网+ 战疫情 促销费 助脱贫”活动上报供应商1044个，产品1416个，组织采购商202家，采购量3180.2吨，居全省前列。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市消费扶贫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与市委、市政府要求相比，与贫困县、贫困群众的需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思想认识有偏差。个别地方和部门对深入开展消费扶贫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思想观念还停留在以往的“要资金、搞项目”上，甚至认为消费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附带措施、可有可无，工作中重视不够、谋划不够、投入不够，工作导向不清晰。二是工作措施不精准。个别地方和部门尽管出台了实施方案或工作细化方案，但对消费扶贫缺乏深入系统研究，对制约消费扶贫的痛点、难点和堵点情况不清、原因不明、办法不多，开展消费扶贫工作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没有抓到点子上、抓到要害处。三是工作开展不均衡。有的市直部门开展消费扶贫工作行动快、力度大、效果好，也有一些部门工作开展相对滞后、进展不大，个别部门甚至至今还没有破题。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在下步工作中认真研究解决。

二、多措并举，深入推进，持续推动消费扶贫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做好我市下步消费扶贫工作，要坚持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创新机制，着力激发全社会参与消费扶贫的积极性，着力拓宽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渠道，着力提升贫困地区农产品供应水平和质量，着力推动贫困地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加快发展，在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打通制约消费扶贫的痛点、难点和堵点，推动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融入全国大市场。促进贫困群众增收，为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在中原更加出彩中奋力谱写浓墨重彩的商丘篇章作出积极贡献。

一是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动员社会力量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产品和服务，带动贫困地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产业培育发展，进而帮助贫困人口稳定增收脱贫，是提升脱贫攻坚质量的有效渠道和有力抓手。机关事业单位要带头参与。积极推进贫困地区农产品和服务进入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学校、医院和军营，鼓励引导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的食堂、餐厅等选用贫困地区农产品、畜产品，推进双方建立长期定向采购合作机制，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干部职工自发购买贫困地区产品；建立劳务精准对接机制。定点帮扶单位要深入开展。动员组织包村帮扶单位、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结对帮扶干部发挥思路宽、交际广、渠道多的优势，为帮扶对象产品进行代言，鼓励干部职工优先购买被帮扶村的农产品和服务，拓宽销售渠道。社会各界力量要积极动员。通过平台搭建、金融支持、舆论宣传等手段，发挥好政府“有形之手”的桥梁纽带作用，有力引导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扶贫事业。广泛动员各级各类行业协会、商会、慈善机构，通过“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采取“以购代捐”“以买代捐”等方式，带动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等社会力量参与消费扶贫。载体平台要发挥作用。依托“中国农民丰收节”“商丘食品博览会”“10˙17全国扶贫日”等节庆展会，针对贫困地区策划相关活动，发出倡议，推动参与消费扶贫各类主体的需求与贫困地区特色产品供给信息精准对接，大力推广乡村特色美食和美景。

二是积极拓宽销售渠道。目前，我市各县（市、区）都有自己有特色的扶贫产品，但贫困群众缺乏销售渠道；同时，有很多消费者想购买有特色的的农产品，但面临高价、品质无法保障等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各级各部门加强沟通，创新举措，拓宽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渠道。龙头企业带销。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骨干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对贫困户的辐射带动作用，由大型企业对每家每户贫困家庭的产品进行收集、分级、包装、检测、品牌设计、商标注册，通过企业自身营销渠道实现农产品、畜产品与市场需求方的精准对接，实现农产品保值增值。进一步完善企业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规范销售利润分成比例，维护双方权益，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实现互利共赢。商场超市直销。以打通供应链条为主要目标，广泛开展“买产品、献爱心、促脱贫”消费扶贫活动，在超市商场、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车站等经营场所和公共场所醒目位置，开设扶贫产品公益专区、专柜，方便消费者随时随地为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献爱心。鼓励大型超市、农产品批发市场等企业，优先采购贫困地区农特产品并给予价格优惠，形成农产品“从田间道餐桌”的全链条联动。电商扶贫营销。深化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创建，支持发展“电商+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直采直销模式，通过线上大力发展农村电商，线下开展形式多样的农产品产销对接等途径，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优化农村物流配送体系，巩固乡村电商服务网点惠农助农作用，畅通优质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行通道。旅游带动促销。引导贫困地区特色产品进景区、进宾馆、进饭店，在各大旅游景点设立扶贫特色产品专区，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农畜产品、手工艺品等旅游产品品牌，进行宣传和推介。在乡村旅游扶贫示范村设立扶贫产品购买点，打造“农业观光+旅游购物”等扶贫产业链，构建“游、够、娱、吃、住、行”一体化旅游格局，实现旅游扶贫与消费扶贫的高度融合。

三是加快提升农产品供给质量。贫困地区大部分都是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农产品丰富，且品质较好。要始终坚持在农业供给侧上下功夫，围绕培育贫困村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加强质量标准化和信用体系建设，着力提升供应水平和质量，重点打造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提高适应能力和竞争水平。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通过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协会等方式，加强全程技术指导，引导贫困地区开展标准化生产示范，打造贫困地区区域性特色农产品品牌，加快建设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三品一标”示范基地，并利用各类媒体加大品牌展示和宣传推介。构建农产品质量体系。积极宣传标准化理念、推广标准技术和管理方法，统一完善标准评价体系，鼓励和引导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开展标准化生产。要打好绿色牌、有机牌和安全牌，推行农产品的绿色种植、养殖环境的生态无公害，加工环节的卫生无添加，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三品一标”认证，提高农产品生产标准化覆盖，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管。要持续提升贫困村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进一步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制度，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建设，构建完善全链条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三、加强领导，压实责任，为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消费扶贫涉及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各个环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领导、周密部署，统筹各方力量，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一）加强领导，完善机制。市发改委要发挥好牵头部门作用，加强工作统筹协调，建立工作台账，及时跟踪进展，推动工作落实，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问题。市直有关单位切实履行相关责任，精准聚焦问题，细化方案措施，加强对消费扶贫工作的落地落实。各县（市、区）要积极落实脱贫攻坚主体责任，成立以副书记为组长的消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参照市里的做法，结合各自实际，拿出具体举措，把消费扶贫纳入扶贫工作总体布局，推进消费扶贫工作高质量发展。

商务扶贫工作经验总结篇6

扶贫攻坚战的艰难，不仅在于人口数量的庞大和时间之紧迫，更大的难题在于，这7000多万贫困人口属于绝对贫困、最难摆脱贫困的群体。他们主要分布在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程度深，致贫原因复杂，减贫难度大，脱贫成本高。

在此之前，中国有三次大规模的扶贫行动，使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减少了7.9亿，扶贫成果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以“输血”为特征的扶贫工作存在“大水漫灌”的现象，导致资金浪费，扶持政策偏离目标。

而这一次扶贫攻规划不同于前三次，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减贫边际效应不断下降，增收难度大。

正如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所说：以前出台一个政策、一项措施，一下能解决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脱贫，现在出台政策就没有这么大的边际效益。“贫困人口越集中，扶贫的难度越大。”

因此，中央调整扶贫思路，转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准，意味着扶贫工作要找准“病根”，才能对症下药。但这个药方怎么开？

扶贫是一项综合性非常高的系统工程，光靠政府是不够的，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如何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参与其中，成为这场战役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环节。

民企助力“精准扶贫”

扶贫如何精准？怎样才能变“输血”为“造血”？这一直是扶贫工作的难题。

以往扶贫工作大多是政府唱主角，现在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政府仍然要发挥核心主导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搭建精准扶贫平台，让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带动贫困地区脱贫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一战略思路，得到上上下下的普遍认可。

今年两会之前，刘永富指出，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民营企业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力量。要广泛动员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争当脱贫攻坚的贡献者、精准扶贫的实践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为打赢扶贫攻坚战贡献力量。

早在2014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意见》强调，大力倡导民营企业扶贫，鼓励民营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发挥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等优势，通过资源开发、产业培育、市场开拓、村企共建等多种形式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培训技能、吸纳就业、捐资助贫，参与扶贫开发，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

2015年10月，全国工商联举行了“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河北、辽宁、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六省区的26家民营企业和贫困村分别签署了结对帮扶协议，为其他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示范作用。

今年全国两会，“民企参与精准扶贫”成为代表委员高度关切的重点议题。多位知名民营企业家都表示要积极参与精准扶贫。

“民营企业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有责任参与到国家的脱贫攻坚战役中去。”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带来一份提案，建议在脱贫攻坚中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产业导入作用。

郭广昌认为，民营企业可调动其产业积累，因地制宜导入产业，并将产业打造成带动当地脱贫致富的龙头，不仅解决了当地就业创收问题，更能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他说，这是一种可以扶到“点子上”和“根子上”的扶贫方式。

作为一名深耕内地市场20多年香港企业家，全国政协委员、李锦记健康产品集团主席、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惠森对于内地的扶贫方略，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他说：“打好精准扶贫这场攻坚战，企业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企业扶贫不应仅仅局限于捐钱捐物，更应当结合自身的经营战略、人才和管理经验，进行产业扶贫，方能做到精准有效。”

“精准扶贫，企业大有作为。”李惠森表示，捐钱捐物等公益行为，从影响力来看，既有限也难以持续，企业的作用并未得到有效的发挥。实际上，多年积累的经营经验、专业的人才资源等，这些才是企业之于“精准扶贫”的价值所在――通过精准的调研和规划，将扶贫项目与企业的经营战略挂钩，以企业经验带动当地改善落后的产业结构，帮助贫困地区寻找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获取致富的技能和动力。

产业扶贫是核心

精准扶贫最重要的是产业扶贫，“精准扶贫，产业是核心，市场是关键”，在产业带动的过程中，一些颇具实力的社会资本、民营企业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市场化、规模化扶贫的有益经验。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孙小兰认为，一些贫困地区一直以来靠传统农业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救济式扶贫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产业扶贫可以使贫困人群由“输血”向“造血”转变。

孙小兰说，国内多年的扶贫经验验证了产业扶贫是脱贫致富的重中之重。没有产业发展带动，很难脱贫。这几年贫困地区产业扶贫作为重点在推进，而且成绩比较突出，支柱产业初具规模，实践证明产业扶贫是解决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手段，是脱贫的必由之路。

根据“产业扶贫”的思路，李惠森在5年前进行了一项十分创新的尝试。无限极联合中草药供应商，在企业、中草药供应商和种植农户间建立起“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凭借企业的经验和资源，为农户传授种植技巧、提供收货渠道，既保证了企业产品原材料的品质产量，同时也改变了以往散户种植的模式、带动当地形成了规模化的中草药种植，更为农户带来了稳定、优厚的种植收入。李惠森介绍，“通过我们的带动，当地农户增产增收达到25%-35%，并且实现3500户种植农户当地就业。”

李惠森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产业扶贫”的可行性，以及蕴藏的巨大潜力。

对于经济发展的敏感嗅觉和分析，也是企业的优势所在。李惠森认为，处于产业转型期的中国，就业结构性矛盾将愈加凸显。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人才的转型升级，职业人才将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此，早在3年前，无限极就已推出“思利及人助学圆梦”项目，将目光聚焦于长期被忽视的职业教育领域，帮助15-18岁的贫困青少年学习社会急需的职业技能。对此，李惠森解释道：“助学圆梦项目的初衷非常实际，我们希望公益投入能够精准到点，所以我们选择了贫困家庭的青壮年群体，以实现‘一人就业带动全家致富’的目的。”

“在未来的扶贫工作中，企业能够发挥的影响是巨大的。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发掘自身蕴藏的优势，为精准扶贫提供创新性的尝试和支持，这才是我们的真正价值所在。”李惠森说。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临武舜华鸭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胡建文说：“实际操作中，精准扶贫光给钱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是让老百姓有致富的产业。”

胡建文认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精准扶贫中可以干四件事：一是产业扶贫，包销农产品；二是就业扶贫，精准安排就业；三是慈善扶贫，捐钱捐物四是精神扶贫，传导企业家精神。

“产业扶贫，还可探索以土地经营权确权入股开展资产收益扶贫，以财政资金形成资产确权入股开展资产收益扶贫。”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说，资产收益扶贫以产业为平台，将自然资源、农户自有资源以及各类扶贫资金资产化，由经济实体以市场化的方式经营，并将收益落实到每个贫困农户，从而达到持久脱贫的目标，可为我国实现脱贫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目前，对于我国贫困地区来说发展的方式有很多，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有哪些模式可以借鉴？

“电商扶贫”成典范

近年，中国政府在农村地区主推的电子商务，正在成为精准扶贫的新典范。从扶贫角度看，对贫困地区而言，电商还缩短了边缘地区与成熟市场的距离，对贫困地区产业升级换代还有着催化作用。

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与社会扶贫司巡视员曲天军认为，农村存在的问题多集中在交通、物流、网络覆盖及质量标准不够完善等方面，这需要大型企业的积极帮扶和政府的全力支持。曲天军说，中国将着力推进电商扶贫工程，将其纳入扶贫开发体系。“我国电商扶贫的主要力量还是大型企业和政府。”

对于电商扶贫，无论在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都已经取得了较有成效的经验。

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甘肃省陇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获得2015中国消除贫困创新奖，这是“电商扶贫”模式首次上榜。

陇南是甘肃乃至全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这里虽然生物资源丰富，核桃、花椒、油橄榄等农产品类型多样、品质优良，但由于种植分布零散和交通不便等因素，长期以来，优质农产品“卖出难”问题突出，当地群众守着富庶的物产却难以转化为实际收入，“富庶的贫困”严重制约当地脱贫步伐。

自2013年7月开始，甘肃陇南便开始发展电子商务。随后陇南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电子商务实现集中突破的意见》等一系列相关政策。2015年1月，国务院扶贫办将陇南市列为全国首个电商扶贫试点市，当5月，陇南市正式启动电商扶贫试点工作。

目前，陇南市扶贫办已经在陇南9县区普遍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电商扶贫综合服务中心，在450个贫困村创建了一批电商扶贫示范网店。截至2015年8月，陇南全市网店达到6837个，网店销售总额8.9亿元。通过开展电商扶贫，贫困人口纯收入人均增加240元以上。

在曲天军看来，电商不仅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领域，从我国扶贫工作来看，国家已经出台政策，将电商扶贫发展成为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

在企业层面，电商扶贫也被大型企业所看好，因为这不仅是扶贫，更是难得的商机，是双赢的结果。

2016年1月22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京东集团签署《电商精准扶贫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产业扶贫、创业扶贫、用工扶贫”三大模式。同时，京东还将通过金融扶贫、农资扶贫、公益扶贫等手段全面支持国家扶贫计划。

两个月后，京东集团与贵州省扶贫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丹寨电商扶贫项目。京东集团在丹寨电商扶贫主要有几大方向：一是京东将联合地方政府和本地企业建立地级市和县级地方特色馆，向互联网输出贵州地区的特色农产品；二是京东将在贵州地区开展医药、生鲜流通、众包物流等领域的先行尝试。另外，京东集团将向贵州农村地区提供工业消费品及售后服务、农资产品及农资配套服务，以及京农贷、乡村白条等金融产品，并结合政府涉农担保、贴息等扶持政策，做创新型金融产品的研发。

截至目前，京东集团已经在贵州建立了40多家京东帮服务店，开设约16家县级服务中心，招募乡村推广员约2000多名，依托平台资源向贵州农村地区提供优质工业消费品及售后服务、农资产品及农资配套服务以及综合性金融服务，并结合政府涉农担保、贴息等扶持政策，研究帮助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方法，推进农村电商可持续发展生态圈建设。

曲天军表示：“‘互联网+’是中国扶贫开发应有之义。电商扶贫的思路是建立贫困地区资源独特的产品与外界买家的沟通，扩大外界的积极消费，从而拉动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治沙脱贫”的亿利范本

全国两会期间，参加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联组会时，听取了全国政协常委、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关于“库布其治沙脱贫模式”的汇报：亿利资源通过对1万多平方公里沙漠的治理，库布其形成了千亿规模的沙漠绿洲经济产业带，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生意并举、民生与市场共赢”的精准扶贫新路。

王文彪介绍，荒漠化贫困是脱贫攻坚更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哪里有沙漠，哪里就有贫困。”目前，我国7000多万贫困人口中有近1/3生活在荒漠化地区，南疆33万平方公里沙漠对应着300多万贫困人口。

荒漠化贫困地区往往与边疆和民族地区高度重叠，各种矛盾复杂交织。有一句民谣，王文彪至今记忆犹新：“人无粮食畜无草，取暖做饭没柴烧。”因此，治贫必先治沙。

过去的28年，王文彪一直在治沙脱贫领域探寻着。在他的带领下，亿利资源集团研发了100多项生态种植与产业技术，培育了1000多个耐寒、耐旱、耐盐碱生态种子，研发了土地地理信息大数据，在内蒙古等地治理沙漠1万多平方公里，形成千亿规模的沙漠绿洲经济产业，并成功探索出一套沙漠里的“精准脱贫”模式――“库布其生态财富创造模式”。

通过治沙扶贫，沙漠地区实现了生态有改善、群众有收入、投资有回报，在大漠中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生意、扶贫与发展”互促共赢的新路子。王文彪举例说，甘草是治沙植物，也是中药材，亿利通过发展中药健康产业带动群众大种甘草，被老乡称作“甜蜜事业”。再比如，沙漠非常适宜发展光伏与光热产业，理论上1年1平方公里沙漠可产生万度电。板上发电、板下种草、中间养羊，企业靠发电收益，农牧民靠土地租赁、种草、养羊脱贫致富。为了发展沙漠光热，亿利在欧洲购并了全球最先进的光热核心技术。

扶贫之道，关键在精准，最终看成效。经过年努力，库布其10多万沙区群众人均收入由1988年的392元增加到14000多元。亿利资源的治沙扶贫模式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亿利资源的“精准扶贫”，已不只是体现为精准选择扶持对象、精准安排扶贫项目、精准使用扶贫资金等具体事项，更体现为精准编织特色产业链、精准打造创富模式、精准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等更高远的扶贫脱贫目标。

王文彪表示，亿利资源集团将积极参加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5年内通过投资沙漠生态产业，再绿化沙漠1万平方公里，带动万农牧民脱贫。

对于治沙如何与扶贫工作机结合，王文彪建议政府尽快出台“治沙扶贫特殊政策”：一是延长沙漠土地承包或出让期限至70年以上；二是设立治沙扶贫专项绿色信贷或绿色债券，建议期限不低于年，政府贴息或利率不高于2%；三是把沙漠新能源打造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治沙扶贫新亮点，打通沙漠地区电力外输通道，将光伏与光热指标重点向治沙扶贫倾斜。

另外，王文彪提出沙漠治理应纳入“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他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大多面临严重的荒漠化问题，他们对开展荒漠化治理国际合作的意愿十分强烈。亿利资源的“库布其模式”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认可，非洲、中东、中亚等一些国家纷纷邀请亿利资源帮助他们治理沙漠。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已写合国决议，成为全球荒漠化防治的重要平台。

对此，王文彪建议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建立生态修复合作机制，提供沙漠治理技术援助，以绿色生态合作助推“一带一路”战略。

“企业包县”的万达模式

“投入10亿元，重点产业扶贫，5年人均收入翻番。”这是中国知名民营企业万达集团和国务院扶贫办、贵州省扶贫办、贵州省丹寨县签订的一份扶贫协议的主要内容。

丹寨位于中国西南省份贵州东南部，人口17.2万，有苗族、水族、布依族、侗族等多个少数民族，贫困人口人均年收入低于2736元。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说，为了提高扶贫精准性，变捐款捐物的“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万达集团选择丹寨多数农民从事的土猪养殖和硒锌茶叶种植两个行业，投资深加工企业：一是建设总规模万头的土猪养殖厂和屠宰加工厂，每户农民入股，收益归农民；二是建设一个万吨规模的茶叶加工厂，对农户种植的硒锌茶叶订单收购，提高农民收益。

王健林说，万达丹寨扶贫模式注重发挥企业自身渠道优势，成立专门销售公司，把在丹寨深加工的农产品销往全国，从而形成农民种养、企业加工、全国销售的良性循环。

另外，万达集团承诺每年将从丹寨招聘一万名农民工，到万达战略合作伙伴旗下施工企业务工，通过务工实现脱贫。

根据协议，万达集团还将联合贵州以及黔东南州所职业技术学院每年招生300-500名丹寨籍学生入学，毕业后择优录取到万达就业。

万达集团介绍，此次万达教育和产业扶贫项目将惠及全县3万户农民，覆盖全县所有贫困人口，真正实现扶贫普惠制。

对于万达集团的扶贫动作，刘永富评价说，国家鼓励社会力量，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扶贫。万达集团帮助一个县整体扶贫的做法是中国扶贫模式的创新之举。

王健林表示，此次万达集团确定丹寨的扶贫模式是“企业包县，整体脱贫”的创新模式，既不是简单捐款，也不是单纯投资建厂，而是注重长期与短期结合、产业与教育结合、提高人均收入与整体脱贫相结合。

“这次扶贫重点不是投入多少钱，而是要创新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企业扶贫新模式。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探索，为全国企业开展扶贫工作提供示范案例，唤起全国更多的大型企业开展扶贫。”王健林说。

“结对帮扶”的恒大样板

毕节市大方县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从1985年毕节设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至今已有31年，可是难度之大，成效之慢。

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后，恒大集团做出了结对帮扶大方的决定――计划3年投资30亿元，整体帮扶大方县389个村，立志实现大方整县脱贫。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谁是贫困人口”“致贫原因何在”“如何针对性帮扶”等问题，在精心调研策划基础上，恒大启动了帮扶大方的扶贫模式：计划3年内投入扶贫资金30亿元，通过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吸纳就业扶贫、发展教育扶贫和特困群体生活保障扶贫等一揽子综合措施，到2018年底实现大方县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

自去年恒大与大方县签订精准脱贫协议，首批亿元扶贫资金已捐赠到位、已设立10亿元产业扶贫专项贷款担保基金、已举办四期共4000人的吸纳贫困家庭劳动力就业培训、已为大方县14140名特困群众购买商业保险、春节前夕向大方县5.8万户贫困户发放1160万元过节费、“一助一”结对帮扶了名农村贫困家庭留守儿童、生活困境儿童和孤儿等。

依托互助合作社实施产业扶贫，是产业扶贫的重点工作之一。恒大产业扶贫的合作社组建中，强调贫困农户的主体地位，其入股占比必须达到85%，而非贫困户，包括种养殖大户、农技人员、村两委等也可以入股，但不能超过15%。这种模式强调增强贫困农户发展的内生动力，增加他们的话语权，还能保持股权清晰，产权明确，以充分调动他们的发展积极性。

已经开工的养殖、蔬菜、中草药、经果林、食用菌等200个农牧业产业化基地总投资达3亿元，今年年底前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据了解，这也是恒大根据大方县当地的贫困状况、经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因地制宜地制定出来的扶贫措施。

针对能够就地进行生产扶持的贫困群体，恒大计划投入12亿元，其中包括1亿元的产业发展担保基金，以撬动银行贷款。

除了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也是恒大帮大方的重点之一。大方县移民搬迁组工作人员介绍：“县城里建一个异地搬迁安置区，即奢香古镇，村里建个安置区。我们将在175个贫困村里选愿意搬迁的户贫困户，至今已有700多户有意愿搬迁，个村安置点的产业也定了，哪个点发展中药材，哪个点发展乡村旅游，全部都定下来了。”

“扶贫要扶志，扶贫先扶智。”恒大集团计划年吸纳3万大方人到恒大物业、园林、酒店等下属企业和战略合作企业就业，让一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可以依靠自己的双手脱贫摘帽。救穷不救懒，扶勤不扶懒。恒大通过教育培训的方式，增强了群众脱贫的内生动力，让30亿元扶贫资金带来不止30亿元的效果。

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恒大和大方县政府也出台了专门针对他们实施生活保障的扶贫措施：恒大出资3亿元，新建1所慈善医院、1处敬老院、处儿童福利院，为特困群体每人购买一份商业保险……

此外，恒大集团还组织8.6万多名员工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和孤儿“一助一”结对帮扶。恒大表示，结对后会通过多种形式关爱这些儿童，不仅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经济上的帮助，还会尽可能地常去看他们。

恒大集团抓准扶贫对象、扶贫目标、明确扶贫任务、做到扶贫措施和扶贫责任的精准。“恒大模式”的出现积极推动扶贫工作方式由过去的“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确保扶贫资源真正落到贫困户。针对不同致贫原因，因村施策、因户施策、因人施策，使精准帮扶真正落到实处。

业内人士表示，恒大结对帮扶毕节大方县的“造血”与“输血”并举的模式真正做到了精准扶贫，树立了企业扶贫的样板典范。

建立民企扶贫长效机制

在此之前，很多民营企业早已参与到扶贫事业当中。比如，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出现的“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中，不少龙头企业就是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在带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方面功不可没。

但是也要看到，民营企业扶贫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贫困地区、贫困群众不能正确对待扶贫与被扶贫的关系，认为民营企业扶贫就应该给钱、给物。

当然，也有个别民营企业甚至以扶贫为名，行牟利之实，给贫困地区带来的是高能耗、高污染项目，让扶贫的效果大打折扣。这需要严格规范和监管。但总体而言，更要形成激励民企参与扶贫工作的氛围和政策环境。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认为，国家应从税收、信贷等方面对积极参与产业扶贫的民营企业提供政策支持，以调动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扶贫。

刘永好建议，国家应结合相关企业对扶贫工作的贡献大小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推动地方财政成立扶贫引导基金、协调相关政策性银行为民营企业的扶贫工作提供低息贷款支持，以及推动建立产业扶贫风险保障体系等，完善相应管理办法，建立产业精准扶贫长效机制，以此带动更多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确保扶贫效果。

商务扶贫工作经验总结篇7

这是中国公益小额信贷机构第一次登上证交所舞台。

这个产品以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发放的农户小额贷款债权为基础资产，共募集资金5亿元，约占该公司总债权的四分之一。

据中和农信总经理刘冬文介绍，这笔融资，主要是为缓解每年一到春耕时节、小额放贷资金缺口骤然放大而筹备的。

“投资者起初并不了解中和农信，要花很多时间去反复推介。”据中和农信一名员工介绍，上市前，中和农信曾在北京、上海连续举行三次路演，每次都需要花大量口舌对公益小贷业务进行介绍。

事实上，这家隶属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公益小贷机构，已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形容自己是“孤独的马拉松长跑者”。

在它身后，是中国公益小贷20多年的坚韧长跑。如今，像它一样依然扎根农村、坚持小贷扶贫的同行者，已是寥寥无几。 曾经的繁荣

在社会扶贫领域，公益小贷20年前即已盛名在外。

1994年5月24日，易县扶贫合作社开始在河北易县西陵镇五道河村推广自己的小额贷款业务，方式很简单――通过村头喇叭宣传。这个机构是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下属贫困问题研究中心课题组与当地扶贫办合作注册而成立的一家NGO。其使命就是实验从孟加拉引入的格莱珉金融扶贫模式。

正因为此，易县成为中国公益小贷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地名，而引入格莱珉金融扶贫模式的中国社科院学者杜晓山，日后也被冠以“中国公益小贷之父”称号。

最初，扶贫合作社工作人员曾担心：会不会有农户来申请贷款？结果喇叭一响，当天就吸引来了70多户农民。

“那时我在卖布、卖鞋，资金特别困难，这1000块钱可帮了大忙了。”五道河村村民朱秋菊当天就领到了第一笔公益贷款。

“最初引入公益小贷，主要是当时中国政府在扶贫过程中，感觉只给钱不行，容易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养成‘等靠要’习惯。而格莱珉金融扶贫模式，则可以解决扶贫资金的效率问题。”杜晓山表示。

孟加拉经济学教授尤努斯于1976年创立的格莱珉银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然成功，并开始向其他国家输出经验。在多次前往孟加拉考察后，杜晓山决定将这种小贷扶贫模式引入中国。

易县地处华北平原西北边缘、太行山脉北端东麓，虽距北京仅180公里，但却是典型的“老、少、穷、旱”地区。1994年，它被列为部级贫困县。

1993年10月，在尤努斯支持下，杜晓山带回了格莱珉银行信托基金的5万美元分期拨付低息贷款，同时获得了福特基金会5万美元的无偿资助，开始在易县着手公益小贷试点。

一开始，公益小贷一律复制格莱珉模式，包括推行“五户联保”、将贷款对象定为贫困妇女、坚持按周还款和小组会议制度等，单笔贷款严格控制在1000元以内。

运行一段时间以后，扶贫社发现中国的贫困状态并不完全等同于孟加拉，遂对其做法稍加调整，比如单笔贷款提升到2000元-4000元，不再要求按周还款等。

此后十年间，社科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与当地县扶贫办合作，把小额信贷试点推广到了河南虞城、南召，陕西丹凤，河北涞水，四川金堂等县。

到1997年底，易县、虞城和南召三家县级扶贫合作社，贷款农户都已达到1500多户，实现了盈亏平衡。杜晓山认为，在1998年之前，作为社科院课题，公益小贷已经完成研究任务，“因为已经证实了格莱珉模式在中国完全适用，穷人是有信用的，是可以使用好贷款并如期还款”。

这项试验引起了中国政府关注。1997年起，国务院扶贫办在陕西商洛连续举办多期小额信贷培训班。此后，全国各地农村开始纷纷试点小贷扶贫模式。

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贫困问题研究中心统计，到2000年9月，全国已有10多个省份推行了小额贷款扶贫，资金总投入量约为60亿元左右，至少600多万户贫困农户获得资助。

“小贷扶贫模式，在当年完成国家提出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功不可没。”杜晓山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主要由国际NGO与国内NGO负责操作的公益小贷项目，一度多达上千家，它们的资金来源主要为国际捐赠资金和国内政府配套的扶贫资金。

1999年，负责世界银行秦巴山区小额贷款扶贫项目的何道峰，以志愿者身份加盟中国扶贫基金会，担任秘书长兼法人代表。他将秦巴山区小额贷款扶贫项目带入中国扶贫基金会，成为中和农信的前身。 管理之困

“小贷扶贫项目一般前三年是蜜月期，再往后就会进入一个问题层出不穷期。”2008年，社科院在总结公益小贷扶贫经验时，曾如是表示。

“大量出现问题，除了跟中国NGO组织特殊的发展阶段、缺乏专业金融人才和管理人才等直接相关外，另一个主要的问题，来自于双重管理体制。”一位中国扶贫基金会人士表示，体制碍障是后来国内大多数公益小贷试点项目停滞的一大原因。

而这种弊端，在中国公益小贷萌起之初，就已种下因果。

当年大量的国际援助资金进入中国实验小贷扶贫，中国政府不能直接对接这部分资源，只能由官办NGO和新成立的民间NGO等机构承接下来。比如最初易县成立扶贫合作社时，此前并无先例，大家只能摸索着在县民政部门注册，而当时扶贫合作社社长，即是县扶贫办主任;基层扶贫社员工，也大多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兼任。

中国扶贫基金会虽说是一家全国性公益机构，可在2005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之前，基金会都不允许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因此，它也只能采取在当地注册NGO，再与本地扶贫办合作的方式开展公益小贷项目。

按照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协议，通常由NGO负责技术管理与筹措试点资金，而政府负责对公益小贷项目进行监督管理。在项目实施之初，这一安排可以形成合力，彼此相得益彰，但待项目运行稳定，尤其是项目本身开始盈利并扩张壮大后，这种合作模式逐渐变味，地方政府干预越来越多。

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四川阗中开展的公益小贷项目中，县扶贫办主任曾经擅作主张，用长毛兔代替小贷资金，直接作价贷给贫困农户。

在贵州晴隆县，还出现过扶贫合作社主任与会计勾结做假账、挪用小贷资金事件。事情暴露后，虽然中国扶贫基金会追回了投入资产，但项目也随之关闭。

河南南召项目区也曾在2000年发生丑闻，该县扶贫合作社被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的子弟或亲戚把持，其中一名信贷员违规放贷，造成大面积拖欠。

此后，南召县扶贫合作社对违规信贷员展开诉讼。这一举动，得罪了县扶贫办负责人，其率人强行接收当时该县唯一一个还由扶贫合作社控制的小店分社，要求对方交出账本。

最后此事引得中国社科院出面谈判，同意将该县南河店分社划归扶贫办管理，另两家分社脱离出来，由社科院直接管理。2002年，南河店分社因经营不善关闭。

此后，社科院所负责的其他公益小贷项目区，也相继出现大面积拖欠。

1999年，社科院为公益小贷项目在北京设立总部，开始派专人进行管理，结果在多个项目中发现还贷拖欠、公款私存、挪用等问题。

2005年4月，新出台的《基金会条例》允许全国性基金会可以下设分支机构。中国扶贫基金会借此收回了所有公益小贷试点地区的管理权，开始尝试公司化改制，正式告别公益小贷的NGO项目制时代。 资金之剑

2014年底，被中国小额信贷业界尊为“教父”的尤努斯再次来到北京，这已是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第七次来到中国。

尤努斯在中国小贷联盟会议上介绍，目前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来自穷人的存款已达到17亿美元，超出发放的贷款额15亿美元，他戏称中国的小额信贷是“瘸腿的”，即只贷不存。

与格莱珉银行通过近40年自我积累所创造出来的充裕资金相比，中国小额信贷的资金来源问题，一直是悬在它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公益小贷在中国的兴起，源自国际资金的推动，加上政府积极介入。在地方，通常每新开一个小贷实验点，当地政府都会拿出200万元-300万元资金进行配套。这一资金结构，冲淡了小额信贷的金融属性。“公益小贷，说到底还是一种专业金融服务，它是利用资金滚动过程中产生的利润，来进行扶贫。”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小额信贷研究室主任孙同全表示。

2003年前后，公益小贷的参与者们开始感到丝丝寒意。

最直接的感知，来自于国际援助资金的大幅减少。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了，于是援助资金开始撤出。另一方面，实验区扩张所带来的资金压力，以及与国内由于小贷试点区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导致的热情下降交叠在一起，让公益小贷压力骤增。

同样面临资金压力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则在2005年完成管理体制改造，并着手开拓新的资金来源。“改制之前，我们只能做赠款，改制完成后，我们就可以向银行或其他机构融资了。”何道峰表示。2006年，中和农信从香港嘉道理基金会拿到了第一笔八年期无息贷款。同一年，该公司又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了1亿元资金的授信。

第二年10月，国家开发银行再次为中和农信提供了10亿元微小贷款扶贫资金的授信。这些资金的注入，对中和农信无异于雪中送炭。

据中和农信总经理刘冬文介绍，目前该公司资金有70%已来自于银行贷款、其他机构的低息贷款和自有资金，20%多来自于地方配套资金，只有少量属于捐赠款，主要用于公益小贷的相关培训。

然而，其他同行者却大多没有如此顺利。

2004年12月，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在京注册成立北京市农发扶贫基金会，意图对旗下公益小贷试点项目集中管理。

2014年夏天，北京市农发扶贫基金会将所属四家扶贫合作社转让给中和农信。同年底，社科院旗下的所有小额信贷项目均结束其历史使命。

与北京市农发扶贫基金会类似，早期公益小贷先行者，由于项目结束或资金短缺，相比其兴盛期已十不存一，少量幸存者也大多规模甚小。

“就是近年来国家鼓励发展的商业小贷，也一样面临着资金压力，更不用说公益性小贷了。”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贝多广透露，尽管金融监管部门为分散风险，要求商业小贷公司的资金来源，只能是自有资金和向银行融资，且融资资金不能超过资本金的50%，但全国近9000家商业小贷公司，目前实际能向银行融到资金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 向何处去

与小额信贷融资难密切相关的，则是其身份难题。

让杜晓山至今耿耿于怀的是，2002年，南召扶贫合作社在完成第一阶段实验任务、刚开始盈利时，当地税务部门就找上门来，要求其按照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缴纳数十万元的税款。

“照这样收下去，用不了多久，南召扶贫社就会被收垮。”杜晓山非常着急，后来社科院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扶贫办等上级机构，拿到“免税”批示后，南召扶贫合作社才向县里要回了部分税款。

中国扶贫基金会也一直有同样的困惑，“我们不以营利为目的，成本还很高，像我们这类公益性小贷，能否获得政府税收优惠呢？”

直到2010年，这一困惑方才初步解开，财政部专门下发文件，同意中和农信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的农户自立服务社从事农户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享受营业税和所得税优惠政策。

“如果金融监管部门承认公益小贷是一种特殊的金融机构，那么我们就可以享受金融机构同等待遇，比如获得低息的支农贷款、同业拆借等等，这些都可以极大化解公益小贷融资难问题。”刘冬文表示，仅国家财政每年通过金融机构发放的支农贷款一项，就多达数百亿元。只要具备合法身份，这些对公益小贷机构而言，无疑是一大资金来源。

不可否认的是，公益小贷持续20多年的实验，直接推开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大门。

鉴于公益小贷机构前期实践的成功，2005年10月，央行在山西等五省份启动“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希望在多年推动大中型金融机构深入农村市场效果不佳之后，能探索出一条借商业小贷公司解决“三农”领域和基层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新路子。

2006年，中国银监会放宽政策，允许在农村地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继续推动金融服务向农村地区渗透。

2008年5月，银监会和央行联合文件，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资金来源、监督管理等作出详细规定。商业小贷公司自此蓬勃发展。

据国务院扶贫办日前公布的数据，包括各大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业务，小贷资本已经连续三年翻番，至2015年底预计可达到2000亿元。这其中还不包括数量众多的商业小贷公司。

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商业小贷公司已达到近9000家，资本规模接近数千亿元。

然而，央行对山东商业小贷行业的研究显示，近五年，小贷公司贷款额度已日趋大额化，单笔贷款资金50万元以上的占比，已接近90%。“这与当初国家政策设计时，由小贷公司来进一步解决农村融资难的初衷相去甚远。”贝多广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商业小贷公司的逐利性所致，而这也正凸显了公益小贷存在的价值。

据贝多广分析，目前中国农村至少还有70%-80%的金融服务空白。“这也是为何小贷公司和近年互联网公司频繁向农村发力的原因。”他称，中和农信目前也只是开拓了农村市场的1%。

孙同全认为，未来随着农村经济发展，贫困人口分化，传统公益小贷五户联保的形式将越来越难持续，而个人信用贷款将成为主体。

为适应新形势，公益小贷机构必将面临转型。“要么转为金融合作社形式的基层金融互助组织，要么转身为商业小贷公司。”在孙同全看来，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将加速这一进程。

商务扶贫工作经验总结篇8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全县“十二五”总体规划和县委十二届九次全委会精神，紧扣落实“四件大事”推进“四大战略”和建设“六个”主题，积极整合各类政策资源和发展要素，有效构建“大扶贫”格局。加大贫困村建设投入力度，突出整村脱贫工作重心，积极推进整乡脱贫工作，大力实施开发式扶贫和开放式扶贫，扎实抓好全县农民万元增收工程，加快贫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积极探索扶贫开发和农村低保制度有效衔接，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着力提高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加快全县统筹城乡发展步伐。

二、目标任务

实现20个贫困村整村脱贫达标，新启动18个贫困村整村脱贫；新建和改造乡村扶贫公路500公里，解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2万人，完成生态和扶贫移民2000人，培训贫困人口5000人；实现低收入人口1万人脱贫。

三、重点工作

（一）强力推进整村脱贫。按照“实施一个、脱贫一个、销号一个”的目标要求，整合各类政策资源和发展要素，集中力量抓好贫困村各项建设事业。对照整村脱贫“七有四通三解决”建设标准，着力实施主导产业培育、基础设施改善、社会民生保障、基本素质提升、基层组织建设等“五大工程”，推进贫困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深入推进年启动的20个贫困村整村脱贫，确保顺利通过市上达标验收；按照竞争定村方式，新启动18个贫困村整村脱贫。积极探索整乡脱贫工作思路，在宜居乡先行试点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合理安排，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二）扎实抓好产业扶贫。以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为抓手，坚持走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和市场化路子，大幅度增加扶贫资金对产业扶贫的投入，重点培育牛、羊、鸡、油茶、青花椒等扶贫支柱产业和茶叶、中药材、高山蔬菜、养蜂等其它特色扶贫产业。抓好一批产业扶贫示范村、示范片、示范带和示范长廊等试点示范工程建设，为全县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和产业扶贫提供样板和典范；制定标准并认证一批扶贫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多渠道、多形式扶持，促使其快速发展壮大和增强带动辐射能力；巩固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成果，对可开发贫困人口实行产业扶贫到户，从种苗、种子、信息、技术等环节给予支持，让每户贫困户拥有1－2项扶贫骨干产业，奠定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的坚实基础。

（三）积极开展智力扶贫。把提升贫困人口综合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作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内容，坚持按需施训原则，结合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工业扶贫、旅游扶贫等工作推进，有针对性地组织贫困劳动力接受实用技术培训、务工技能培训、农民创业培训、中高等职业教育等，让每户贫困农户拥有1-2项技能技术，为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年完成扶贫培训5000人以上。

（四）推进片区扶贫开发。进一步加大政策资源和发展要素的整合力度，发挥财政扶贫资金引导作用和“粘合剂”作用，对贫困村相对集中的片区分批分期实施扶贫综合开发，走好走通整村推进、整村脱贫与连片开发相结合，扶贫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有效途径。结合河旅游开发区建设为契机，以后溪镇“市旅游扶贫创业园”建设为基础，扎实抓好河流域旅游扶贫开发区建设，积极推进小河镇桃坡村乡村旅游工作，为建成地区旅游扶贫示范县奠定较好的基础。

（五）加快搬迁扶贫步伐。着眼于彻底解决生存条件恶劣地区脱贫致富问题，整合生态和扶贫移民资源以及其它相关政策性资源，加快高寒山区、偏远地区、深沟河谷地区、地质灾害多发地区等贫困群众搬迁扶贫步伐。坚持整村脱贫村优先的原则，对有条件的自然村、组，探索推进整体搬迁。把搬迁扶贫工作与扶贫工业园建设有机结合，与培训扶贫特别是创业培训有机结合，与产业扶贫特别是乡村旅游扶贫有机结合，有效解决搬迁对象增收脱贫问题。全年实施生态和扶贫移民2000人以上。

（六）大力实施扶贫招商引资。要大力招商引资，以各种开发项目带动贫困区域经济发展，并积极引导、鼓励和培育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农民经纪人、农村能人，带动贫困村群众发展生产。要紧紧围绕全县扶贫骨干产业建设，借助外力推动扶贫开发进程。按照全市“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建设要求，结合全县林下经济、旅游富民、现代畜牧、高效农业、财产性增收致富、非农经济发展、劳务增收、林业产业、支农惠农政策增收等“九大工程”建设，积极包装、打造一批重点、亮点项目和产业集群，引导县内外投资者和外来资本、城市工商资本面向贫困农村，立足优势资源，发展林果业、种植业、养殖业等扶贫产业，带动农民群众快速增收致富。

（七）加快社会扶贫开发步伐。把整村脱贫作为社会扶贫的重点内容，积极争取定点帮扶我县的致公党中央、东西协作扶贫单位、市政府办公厅扶贫集团等对我县给予更多关心和更大支持。市政府办公厅扶贫集团结对帮扶贫困村的资金要全额用于整村脱贫，渝北区结对帮扶实物量的30%要用于整村脱贫。加强扶贫信息平台建设，引导县内外及境外慈善团体、公益组织和社会各界人士在我县发展公益事业，积极开展扶贫济困活动。

（八）抓好外资扶贫项目。积极做好5个世行项目村实施工作，不断探索社区自主决策和社区主导型扶贫新模式，进一步提升贫困村和贫困人口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监督的能力，增强农民参与意识，提高农民基本素质。

（九）稳步开展金融扶贫。扎实抓好互助资金项目和农村小额信贷扶贫工作，切实缓解贫困农户发展生产资金短缺问题。新建18个贫困村互助资金组织，加强监管并规范运作现有41个互助资金组织，确保互助资金高效安全；与金融机构加强合作，力争在小额到户贷款方面实现重大突破，争取小额信贷扶贫资金到位1000万元以上；继续争取对扶贫工业园建设和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发展给予贴息，争取到位企业、专业合作组织扶贫贴息贷款1亿元以上。

（十）大力实施救济式扶贫。充分发挥两项制度有效衔接工作成果,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让不同困难群体得到扶持,使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最终实现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奠定坚实基础。通过开展贫困女童资助工程试点，使全县义务制教育阶段贫困女童能够实现低费用或零费用就读，顺利完成义务制阶段教育，在认真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全部农村贫困女童提高农村贫困群体的整体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为提高我县扶贫开发水平和加快扶贫开发步伐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在认真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贫困女童资助面。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把抓好扶贫项目资金使用监管，作为提高扶贫工作成效的重要手段，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审批项目，全面推行贫困村项目参与式规划，逐步扩大社区主导型扶贫模式；严格执行扶贫资金“三专”管理制、扶贫资金报账制、扶贫项目资金公告公示制、扶贫项目竣工验收制度，着力打造“阳光扶贫”，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加强扶贫资金检查监督，实行扶贫资金定期审计制度，落实扶贫项目常年督查制度。由县扶贫办牵头，县财政局、发改委、民宗委、审计局、监察局等相关部门参与开展扶贫项目资金常态化检查监督。

（二）整合政策资源，加大扶贫开发投入。按照统筹城乡、科学发展的要求，积极争取上级加大对我县项目安排和资金投入力度，加大对贫困农村和贫困群众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方面的扶助，特别是围绕贫困村整村脱贫“七有四通三解决”的建设标准，确保整村脱贫村验收达标。信贷扶贫、片区开发、扶贫培训、生态和扶贫移民、产业扶贫等项目重点安排在贫困村特别是整村脱贫推进村；新增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世行和亚行扶贫项目贷款、信贷扶贫资金等要加强项目统筹整合，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县级各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职责，对贫困农村地区特别是整村脱贫村、连片开发地区给予重点倾斜，多为贫困农村和贫困群众办实事，共同促进扶贫开发。

（三）推进开放扶贫，增强扶贫开发合力。要积极争取致公党中央、市政府办公厅扶贫集团、渝北区、山东省东营市等单位，加大对我县的对口帮扶，充分发挥其优势条件助推我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要管好用活对口帮扶资金和物资，使其充分发挥效益，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打造一批对口帮扶重点、亮点项目，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充分展示对口帮扶工作成效。组织全县广大干部职工深入开展“三项活动”，为贫困村和贫困群众捐钱赠物、出谋划策和协调落实项目资金，为贫困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进一步融洽党群、干群关系。建立并完善特殊困难群体信息系统和社会帮扶平台，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我县扶贫、济困和助学事业。深入开展扶贫招商引资工作，借助外力推动我县扶贫开发各项事业。

商务扶贫工作经验总结篇9

8月26日早上8点，刚刚搬进贞丰县茶木堡移民安居小区的李国兴来到自己工作的公司――聚慧农业旅游扶贫开发公司。对于这个26岁的小伙来说，能有一份月收入3000元的工作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李国兴的老家在贞丰县纳笑村，这是贞丰县极度贫困的村落之一，交通不便、耕地不足让这里的村民们大多生活在贫困当中。

“从家里到最近的镇上走路要两个小时，家里种的只有玉米没有其他经济作物，能有顿饱饭吃就不错了，还能求啥。”在李国兴的记忆中，家里始终不宽裕，父母一年四季都在为吃发愁，可就算这样，当政府提出移民搬迁时，李国兴家人还是不愿意。“主要是怕没了生活来源，现在还有田守着，搬过去连田都没了，咋活？”

针对李国兴的担忧，贞丰县政府给出了答案：依托旅游产业带动村民就业。

移民新村的旅游产业

贞丰县文化创意产业园，就建在茶木堡移民安居小区旁边。整个产业园由贞丰县政府融资建成，园区由19个四合院、6个独院组成，共176栋房屋。园区内含民族民俗文化商业街和完整的民族民俗文化产业制作两大部分，集观光、旅游商品制作销售为一体，为周边的搬迁群众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李国兴现在工作的聚慧农业旅游扶贫开发公司就在园区内。这是一家以旅游文化产业为主的企业，能解决1800余人的就业问题。

周琴是从冬妹村搬迁到茶木堡移民安居小区的，般进新家后她拿出做刺绣的积蓄，在产业园的帮扶下创办了一家民族服饰加工坊，以园区的免租门面为平台，利用自己的民族手艺生产布依族服饰。粗略估计，这个加工坊k起来后，周琴一年可获3万多元的利润，还能解决2个搬迁户的就业问题。

李国兴说：“大家都没想到旅游产品能这么有搞头，村里现在有不少人在产业园里工作，收入稳定了。”

聚慧农业旅游扶贫开发公司经理郑剑飞介绍，这个产业园不仅制作销售旅游商品，它本身也是一个旅游景点，以后大量游客的到来将带动周边居民增收致富。

村民当上旅游公司老板

“太阳出来照四方，民族团结喜洋洋，产业基地建好了，旅游发展搞好了，人民生活奔小康。”这首山歌，唱出了贞丰县者相镇纳孔村群众的心声。

贞丰县者相镇纳孔村过去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布依村落，近年来，村里依托临近的双乳峰景区和三岔河景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从一个贫困村变身为富裕村。如今的纳孔村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的6480元增长到8000元，贫困人口从2014年的169户616人减少到82户242人。

曾经家境困难的村民岑立茂感叹自己赶上了好时机。

2014年，贵州浙江总商会在“浙商联合帮扶模式”下，投资百万元，融合地方产业及业态打造“多彩纳孔民宿”。岑立茂家的房子被列为改造对象，商会以每年3万元的租金租用20年，建设打造星级民宿酒店，村民还可以进入酒店工作、学习管理、接受培训，期满再由村民接手管理酒店。

2015年9月底，纳孔村民宿酒店如期完工并营运，按五星级度假酒店标准布置了客房19间，价位200―500元不等，吸引众多游客参观、入住。

岑立茂搬出旧宅后也瞄准商机，马上筹款投资2万多元在老宅开了间小卖部，在外务工的子女也返乡加入酒店经营，现在，女儿在酒店也找到一份工作。

岑立茂和浙江商会的合作只是纳孔村对旅游扶贫四化建设（村委平台化、村庄公司化、村民股东化、村务社会化）的探索之一。

2015年，纳孔村为推动“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村支“两委”牵头创办“纳孔村旅游专业合作社”，鼓励村民用土地、资金等资源入股，通过流转土地建成千日红、熏衣草、非洲菊、格桑花、樱花等花卉基地150亩，并以“花海”与三岔河景区管理公司合作经营，着力将“花海”建成集婚纱摄影、青少年摄影、旅游观赏、花卉销售等多位一体的娱乐休闲旅游基地，实现公司、企业、合作社、村集体、农户互利共赢。具体操作方式为，景区管理公司占股60%，村级旅游专业合作社占股40%。同时，合作社还用部分股份发起合作社发展基金，用于支持本村农户发展产业、技能培训、民族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

依托这一模式，目前全村建成各类酒店5家，星级农家乐10家，乡村客栈5家，旅游纪念商品2家，各类摊点20余家。村里还成立了旅游投资有限公司，采取市场化运营模式，盘活村级旅游资源，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让农家乐、客栈、酒店从家庭副业逐渐变为主业。

旅游产业助力4万人脱贫

纳孔村的旅游发展和贞丰县文化创意产业园，是贞丰县探索旅游扶贫新模式的尝试。

2015年，贞丰县旅游产业收入达7.68亿元，带动3.8万人脱贫致富，并成功获批贵州省首个民族文化旅游扶贫试验区，被评为中国避暑休闲百佳县。

“贞丰民族文化旅游扶贫试验区是贵州在探索旅游扶贫路上的一个全新模式。”谈及贵州省首个民族文化旅游扶贫试验区，贞丰县委副书记、县长郑梦英如是说。

根据规划，贞丰民族文化旅游扶贫试验区规划面积70平方公里，贞丰县8个国家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有6个在实验区内，辖区内农村人口15万人，农村贫困人口达3.2万人。

郑梦英表示，试验区按照旅游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旅游发展的思路，创新体制机制，以民族文化为载体，以旅游产业为抓手，以脱贫攻坚为目的，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旅游脱贫之路。

商务扶贫工作经验总结篇10

截至2015年底，巴中全市尚有贫困人口31.83万人，贫困发生率10.5%，脱贫攻坚任务依然异常繁重。但通过整合调动各方资源构建大扶贫格局，巴中市正逐渐改写着自己边远山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沉重标签。

“要说其中的诀窍，就是抓住机遇，用够用足用活用好国家的扶贫政策，挖掘出其中的真金白银，把政策用到天花板上，发挥出最大效应。”面对提问，巴中市委书记冯键用一个个鲜活的事例将巴中扶贫的创新举措摆在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面前。

欲善扶贫事必先善其制

《财经国家周刊》：中央将这一轮扶贫攻坚战的模式定位于精准扶贫，对此巴中有何创新举措？

冯键：说过，“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为了对脱贫攻坚实施全程动态监测、跟踪管理、科学分析和监督，我们按照“―二三四”（一本帐、两不愁、三保障、四个好）这样一个目标措施，整合巴中政务平台，开发建立了“智慧巴中精准扶贫数字管理系统”。

通过互联网和移动APP终端实施智能化信息管理、精准比对和全程公开。依托该系统，我们还建设巴中市脱贫攻坚指挥中心，为市、县、乡、村、户层层建立工作推进电子台账，采用红、黄、绿灯工作警示机制，开展实时动态监测分析、全程轨迹监管和现场决策指挥，全市脱贫攻坚工作全面实现“正排工序，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财经国家周刊》：这个系统的优势是什么？

冯键：这样一来，一是实现了全域资源共享。我们的平台对接中央、省级贫困信息数据，与市级农业、医疗、教育、民政救助、残疾人帮扶信息平台互联互通。二来凸显了分级动态管理。数据系统“一县一平台、一乡一网页、一村一专栏、一户一网格”，突出市、县、乡、村四级管理，脱贫目标、规划项目、帮扶措施、适时进展可以随时查询，数据随时更新。

另外，我们构建了多维评估体系，系统全程记录帮扶的措施、扶贫的变化和收支情况，动态数据纳入验收评审和第三方评估，对脱贫成效进行多维度评判和科学认定，接受网络监督，确保了验收、评价科学精准，能够得到群众的认可和社会的认同。

与产业相结合是灵魂所在

《财经国家周刊》：要使巴中扶贫走上良性轨道，必须有产业支撑，巴中对此有何布局？

冯键：产业发展滞后是我们扶贫工作的一大难点，但产业扶贫也是最根本的。秦巴山地区过去交通不便，物流成本高，没有机场、没有铁路，又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工业是我们的短板，产业如何发展？

我们提出了“诗意山水、五彩巴中”发展理念，就是以立体交通为先导，绿色农业为基础，新型工业为支撑，生态旅游为拓展，全民奔康为目标，着力推进绿色价值再造，培育以绿色生态为核心竞争力的新兴增长极，把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

《财经国家周刊》：这种发展思路的关键问题和难点是什么？

冯键：我们认为，一定要突出长效产业与短期项目结合，建设持续稳定的产业基地，比如100万亩茶叶、150万亩核桃、100万亩巴药农业的“三百工程”，“巴食巴适”区域综合性绿色品牌，乡村旅游、电子商务“两大新兴业态”，“驷马水乡”、“七彩长滩”等12个乡村旅游基地，要形成特色产业规模发展格局。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短期增收项目。我们在每个贫困村设立20万元产业扶持基金，支持贫困户发展投资少、风险小、收益快的生态养殖和庭院经济，实现80%的脱贫户家家有一个增收种养项目，年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

说到难点，在产业扶贫中有两个难题是制约我们产业发展的关键。一是产业链条缺失。全链式产业结构既是产业发展方向，也是我们贫困落后地区的短板，制约着产业造血功能发挥。比如，巴中工业总体滞后，在农产品精深加工、附加值转化增值方面还缺乏核心竞争力，产业层级不高，传统农业占比大，增收致富的带动力打了折扣。二是农业产业风险防范压力突出。传统种养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市场风险防范压力大，制约着产业发展。

回引创业扩大龙头企业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很多贫困地区希望通过互联网扭转区位劣势，巴中对此有何实践？

冯键：巴中积极推进电商扶贫，已经提出了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淘宝特色中国.巴中馆已经在去年上线运营。电商平台一头连农户、一头连市场，是脱贫攻坚的加速器。我们以淘宝特色中国.巴中馆的上线运营为契机，让巴中产品走向大市场，帮助群众“触网生财”。

目前，全市3.76万农户参与电商扶贫项目，带动2.3万贫困人口实现电商创业就业，农产品线上线下交易额突破20亿元，年人均电商增收1000元。通江县、平昌县被列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南江县被列为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在推进过程中，我们感到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困难仍然存在，比如说农产品标准化生产难度大、农产品冷链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物流成本过高、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电商专业人才匮乏等等。

但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仅可以给贫困村民提供创业致富的机会，也可以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还能让身患残疾的贫困者有机会创业就业。对于巴中来说，电商扶贫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创新，不断的试错和总结，更要长期坚持。

《财经国家周刊》：说到人才匮乏，贫困地区发展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人力资源外流，巴中对此有何应对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