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洗钱调研报告十篇

反洗钱调研报告篇1

反洗钱工作调研报告范文(一)

近年来，随着农发行业务的不断发展，企业对开户网银的使用也日益广泛。网上银行又称网络银行、在线银行，是指银行利用Internet技术，通过Internet向客户提供开户、销户、查询、对帐、行内转帐、跨行转账、信贷、网上证劵、投资理财等传统服务项目，使客户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够安全便捷地管理活期和定期存款、支票、信用卡及个人投资等。

网上银行使金融服务从柜台延伸到网络，具有无纸化交易、服务方便、快捷、高效、可靠、经营成本低廉、简单易用等特点，为社会经济活动带来了很多便利。同时，网上银行业务所特有的便捷性、隐蔽性、虚拟性、复杂性和跨国性，也为不法分子的洗钱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反洗钱工作面临着诸多问题，给金融机构反洗钱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农发行有网银业务，因此也存在相关风险。 网上银行反洗钱工作存在的隐患和问题如下，

1、网上银行缺乏法律法规的保障

网上银行是经济金融活动的一部分，它离不开法律的规范和保障。目前，我国仍然没有一部完整的关于网上银行的法律规章制度，缺乏对网上银行严密有效的监管措施，并且，现有的反洗钱法律法规主要针对的是金融机构或特定非金融机构的传统业务，很难规范网上银行业务的发展。法律法规的缺失给不法分子添加了更多的便利，增加了反洗钱的难度，使网上银行的经济金融活动不能正常有秩序的进行。

2、网上银行无纸化交易增加了监查可疑交易的难度

网上银行业务采用的是无纸化交易，客户通过互联网可以随意自主地汇划资金，无须注明用途，没有原始单证，只有业务流水和分户账。在传统支付交易的办理中，客户需要到银行柜台上填写相关票证，写明交易的时间、金额、用途等要素，并签名确认，一笔交易要经过多个相关工作人员的经办、授权、审查才能办理，在如此严密的业务流程控制下，多次、频繁发生的大额交易很容易被察觉。与传统的业务办理流程相比，在无纸化交易的过程中，银行更难对其资金进行监控和分析，这也就增加了对可疑交易监查的难度，更利于洗钱犯罪行为的滋生。

3、客户身份识别问题

客户身份识别是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第一道关口。金融机构通过确认客户的真实身份，及时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的可疑客户，从而在源头上预防洗钱犯罪，有效保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但是网上银行业务的隐蔽性和虚拟性严重妨碍了客户身份的识别。现在，许多网上银行的信息交流和业务办理，都可以在几乎匿名的方式下进行，匿名的方式导致无法辨别客户的真实身份，这为洗钱者提供了方便之门。

4、交易机制不够严格

客户通过网上银行办理支付转账等业务时，没有相关机制对其交易进行限制，例如在实际操作中，有的行对个人网上银行客户单笔支付金额和每日累计金额不予以限制，任凭资金自由进出，这种宽松的交易机制无疑为洗钱等非法分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网上银行业务不断完善，业务量持续增加，怎样持续稳健的发展网上银行业务，防范打击利用网上银行业务洗钱等非法犯罪行为，已成为广大金融机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下提出几点关于网上银行反洗钱的建议，

1、建立和完善网上银行反洗钱法律法规

加强和完善网上银行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实施对网上银行支付交易严密有效的监管，是预防和打击洗钱活动的重要措施。我国网上银行发展迅速，而相应的法律法规无法满足网上银行目前迅猛的发展现状。所以，必须及时建立和完善网上银行反洗钱法律规章制度，以便规范网上银行业务，避免网上银行监管出现纰漏。 2、完善交易纪录信息的保存由于网上银行采用的是无纸化交易，对于交易纪录信息的保存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银行很难对其资金进行监控和分析。因此，必须对交易记录信息保存作出明确规定，完善网上银行业务交易纪录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确保核查时能够及时还原交易信息，防止洗钱行为的发生。3、做好客户身份识别工作相关条款规定，金融机构利用网上银行为客户提供非柜台方式的服务时，应实施严格的身份认证措施，强化内部管理程序，识别客户身份。所以，网上银行业务在进行客户身份识别时，应该做到严格执行客户网上银行业务准入时的身份认证，确保客户身份真实，金融机构应通过实地调查等措施，掌握客户的真实情况，以此来防范客户利用虚假材料开户、交易，规避洗钱犯罪的发生。

4、完善网上银行交易机制

宽松的交易机制会给不法分子更多钻空子的机会，所以应该改变过于宽松的交易模式，设置一些限制来杜绝洗钱犯罪行为的发生。例如在网上银行业务引入现金管理有关规定，对单位客户网上业务设定累计金额限制等等。此外，还应该完善网上银行交易监控技术手段，对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进行自动、及时监测和记录，使数据甄别分析智能化，使反洗钱工作逐步规范化、科学化，为异常交易的识别提供基础信息，提高网上银行洗钱活动的敏锐度、时效性和准确性，为打击网上银行洗钱犯罪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总而言之，我们要重视和打击洗钱等非法犯罪行为，通过不断的探索、实践，逐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反洗钱预防体系，切实提高反洗钱防控水平，将洗钱活动阻止于发生的源头，维护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不受侵害，保证国家金融经济体系持续稳健发展。

反洗钱工作调研报告范文(二)

反洗钱工作在当今复杂的金融和社会环境下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做好反****工作是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根本客观要求，是维护金融机构诚信及金融稳定的需要，也是保证信誉支付稳定，促进农村信用社发展的保证。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的相继颁布实施，农村信用社反洗钱认识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初步建立和完善了反洗钱内控制度，明确了内部反洗钱操作流程，基本上能按规定开展反洗钱日常工作。但由于反洗钱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要求，无论是工作力度、实效，还是长效管理机制建设，都未达到有关要求，亟待于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加强和提高。现结合工作实际，浅谈农信社在反洗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存在问题

反洗钱工作思想认识不深刻。思想认识是制约农村信用社反洗钱工作质量提高的关键因素。虽然反洗钱工作已开展多年，市县人行和联社也做了大量工作，并进行了多次培训，但缺教材、缺师资、缺案例、缺成熟规范的反洗钱技术模式，从而培训也只是停留在低层次水平，翻来覆去抄法规、读概念，对如何深化反洗钱工作的现实指导意义不大。在实际工作中多数职工不熟知与其业务相关的金融法规和行业制度规范，凭感觉、凭经验办理，业务处理随意性较强，不能及时识别和防范洗钱活动。加之部分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人员及员工对反洗钱工作重视不够，表现在：一方面认为农村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发展落后，贪污、贩毒、走私、黑社会等犯罪分子不会通过本地信用社进行洗钱犯罪;另一方面是怕得罪客户，担心业务流失，影响自身经济效益，发现疑点后没有深入调查。

反洗钱工作宣传力度不到位。反洗钱工作的艰巨性，决定了加强力度宣传相关知识的必要性。由于农村信用社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三农，而农村文化素质高的年轻人基本外出打工，留守在家的都是文化素质较低、体弱病残的老人或留守儿童，再加之农村地区大多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群众基本不知道洗钱为何物，更谈不上了解或熟悉反洗钱的相关法律法规了，而农村信用社的反洗钱相关知识宣传只局限在信用社所在场镇 或结合悬挂横幅标语等方式宣传，也没有深入到偏远的、交通不便的乡村，没有真正把宣传工作落到实处，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从而没能在社会上营造出 打击洗钱犯罪强烈之势。

反洗钱工作岗位履职不落实。一是县级联社制订的相关制度中，虽然明确了牵头组织部门的工作职责，相关部门的职责以及部门之间的协调，而在实际工作中都未得到落实，造成部门之间相互推委， 工作效率低。二是县级联社指定信用社主管会计为反洗钱岗位兼职人员，但主管会计既要承担会计职责又要履行出纳复核职责，工作量大;再则对反洗钱的相关业务知识了解只上级联社转发的文件，对可疑交易的辨别能力较差;加之反洗钱相关案例学习较少，缺乏反洗钱的工作经验，这些都直接影响反洗钱工作的开展。三是信用社存在重现金支出管理、轻现金收入和大额转账业务管理的现象，联社虽制订了相关审批办法，但信用社科技手段相对落后，对上报联社审批的大额现金及转账业务需电话请示后方可办理，而联社相关人员无法现场审核交易的真实性，只得事后补批，一定程度上致使审批流于形式。四是虽制定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信息报告、分析程序和操作规程，但只停留在操作人员的口头汇报上， 且只进行了简单的登记、审批和汇总，操作不够规范、随意性较强。五是未制定内部反洗钱工作激励约束办法，未将反洗钱工作纳入部门、员工日常和年度考核，工作人员缺乏责任性、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些都导致反洗钱工作不能高效开展实施。反洗钱工作资料审查、保管不规范。由于农村信用社机构人力资源不足，客户经理配备不齐，而客户经理面对的客户对象多且杂，于是对客户的了解有限，柜面也只对客户开户资料进行了即时的完整性审查，没有实地调查开户资料真实性和开户单位经营状况，因此开户资料真实性调查不到位的现象普遍。同时，个别信用社对开户资料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对开户单位有关证件审查不严，开户资料档案的保管不规范，造成开户资料档案缺失，不能及时有效排查风险。

反洗钱工作协调机制不完善。一是各金融机构之间缺少协调和资源共享的机制，农村信用社与其他商业银行、工商、税务、纪检监察部门没有实行横向联网，无法真正实现客户身份识别的资源平台信息互通，对客户身份无法有效识别，对大额资金的来源无法进行辨别分析，给一些洗钱犯罪分子造成可趁之机，反洗钱工作没有形成联动。二是由于县级人行与反洗钱的联系机构属于同一级别，制约了区域性人民银行反洗钱联席机构，不能有效发挥反洗钱联系部门的职能，难以将金融机构、工商、公安、纪检监察部门联合起来，无法形成强大的反洗钱社会联动网络，无法营造良好的社会反洗钱氛围。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反洗钱社会氛围。一是加大社会公众宣传力度。在集镇、闹市和营业窗口宣传的同时，联合人行、公安、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以及相关政府部门联合在媒体上做公益性广告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反洗钱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加大对偏远农村反洗钱宣传教育的投入，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反洗钱宣传，使偏远农村的农户更多地了解反洗钱知识和反洗钱的重要性;三是充分利用自身网点多、人员多、覆盖面广的优势，向广大群众宣传洗钱活动对社会的危害性，重点要向企事业单位的财务人员宣传洗钱的方式和方法，从而营造浓厚的反洗钱社会氛围。

规范完善制度，明确反洗钱业务流程。结合自身实际，尽快建立健全反洗钱内控制度。一是制定行之有效的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以及反洗钱业务学习制度和违规违纪操作处罚制度，将反洗钱工作纳入内部稽核范围，增强反洗钱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加大对，违规违纪操作的处罚。使反洗钱内控制度与信用社的业务操作规程和会计核算系统做到有机结合，两者共同进步，相得益彰，促进农村信用社稳健经营和发展。二是将存款实名制、账户管理、票据监管全部纳入反洗钱的管理范围之内。三是在财务会计部门尽快设立专职反洗钱监管员，专门负责反洗钱的非现场监管、检查、辅导以及基层信用社反洗钱岗位人员的培训工作。明确各信用社的会计为反洗钱专职工作人员，实行岗前培训，持证上岗的原则，每月发放一定的风险岗位津贴，主要负责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的甄别、分析、报送工作，不断增强反洗钱工作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四是由人民银行、财政和县联社共同出资设立反洗钱奖励基金，对那些工作责任心强，准确甄别大额和可疑交易，发现可疑的洗钱犯罪人员，及时报告上级进行处理，挽回国家经济损失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

重视人员培训，培植反洗钱骨干队伍。人民银行应制定和实施对金融机构特别是县级联社的反洗钱由浅入深的系列培训计划，尽快培养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的反洗钱业务骨干，再由这部分人员负责指导、培训基层营业网点的反洗钱人员，不断增强和充实一线反洗钱操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可疑交易的甄别能力。通过采取举办多层次的反洗钱业务培训班、编印反洗钱教材、组织反洗钱知识竞赛、在金融机构开展巡回指导、案例剖析、以会代训等多种形式，丰富和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反洗钱知识技能，提高处理、甄别、审议可疑支付交易的能力，培养出一批批反洗钱骨干精英，全面提升农村信用社员工反洗钱工作水平。

反洗钱调研报告篇2

存在问题

1、反洗钱工作思想认识不深刻。思想认识是制约我们邮储银行特别是我们这些农村支行反洗钱工作质量提高的关键因素。虽然反洗钱工作已开展多年，市（县）人行和邮储银行也做了大量工作，并进行了所谓的培训，但缺教材、缺师资、缺案例、缺成熟规范的反洗钱技术模式，从而培训学习也只是停留在低层次水平，翻来覆去抄法规、读概念，对如何深化反洗钱工作的现实指导意义不大。在实际工作中多数职工不熟知与其业务相关的金融法规和行业制度规范，凭感觉、凭经验办理，业务处理随意性较强，不能及时识别和防范洗钱活动。加之部分农村的管理人员及员工对反洗钱工作重视不够，表现在：一方面认为农村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发展落后，贪污、贩毒、走私、黑社会等犯罪分子不会通过本地网点机构进行洗钱犯罪；另一方面是怕得罪客户，担心业务流失，影响自身经济效益，发现疑点后没有深入调查。

2、反洗钱工作宣传力度不到位。反洗钱工作的艰巨性，决定了加强力度宣传相关知识的必要性。由于农村邮储银行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三农”，而农村文化素质高的年轻人基本外出打工，留守在家的都是文化素质较低、体弱病残的老人或留守儿童，再加之农村地区大多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群众基本不知道洗钱为何物，更谈不上了解或熟悉反洗钱的相关洗钱工作的开展。

3、邮储银行存在“重现金支出管理、轻现金收入和大额转账业务管理”的现象，市、县上级部门虽制订了相关审批办法，但我们科技手段相对落后，对上报到事后监督和业务部门审批的大额现金及转账业务也只是走过场，而上级相关人员无法现场审核交易的真实性，只得放任自流，致使审批监督流于形式。

4、虽制定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信息报告、分析程序和操作规程，但只停留在操作人员的口头汇报上，且只进行了简单的登记、审批和汇总，操作不够规范、随意性较强。

5、未制定内部反洗钱工作激励约束办法，未将反洗钱工作纳入部门、员工日常和年度考核，工作人员缺乏责任性、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些都导致反洗钱工作不能高效开展实施。反洗钱工作资料审查、保管不规范。由于邮储银行机构人力资源不足，农村网点人员配备不齐，而营业员面对的客户对象多且杂，于是对客户的了解有限，柜面也只对客户开户资料进行了即时的完整性审查，没有实地调查开户资料真实性。因此开户资料真实性调查不到位的现象普遍。同时，我们营业员对开户资料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对开户有关证件审查不严，开户资料档案的保管不规范，造成开户资料档案缺失，不能及时有效排查风险。

6、反洗钱工作协调机制不完善。一是各金融机构之间缺少协调和资源共享的机制，我们邮储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工商、税务、纪检监察部门没有实行横向联网，无法真正实现客户身份识别的资源平台信息互通，对客户身份无法有效识别，对大额资金的来源无法进行辨别分析，给一些洗钱犯罪分子造成可趁之机，反洗钱工作没有形成联动。二是由于县级人行与反洗钱的联系机构属于同一级别，制约了区域性人民银行反洗钱联席机构，不能有效发挥反洗钱联系部门的职能，难以将金融机构、工商、*、纪检监察部门联合起来，无法形成强大的反洗钱社会联动网络，无法营造良好的社会反洗钱氛围。而这些机制的建立对我们这些深扎在农村的邮储银行来说，是一个望尘莫及的事。

对策建议

1、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反洗钱工作体系。建议邮政储蓄银行要进一步理顺关系，根据当前机构改革的现状，尽快组织人员安排落实辖区各级支行的反洗钱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反洗钱组织体系，确定反洗钱工作的负责部门，配备业务素质较高的管理人员，制订严格的工作职责，确保反洗钱工作的有效开展。

2、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反洗钱社会氛围。一是加大社会公众宣传力度。在集镇、闹市和营业窗口宣传的同时，联合人行、*、国有商业银行、信用社和保险公司以及相关政府部门联合在媒体上做公益性广告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反洗钱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二是加大对偏远农村反洗钱宣传教育的投入，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反洗钱宣传，使偏远农村的农户更多地了解反洗钱知识和反洗钱的重要性；三是充分利用我们邮储银行自身的网点多、人员多、覆盖面广的优势，向广大群众宣传洗钱活动对社会的危害性，重点要向企事业单位的财务人员宣传洗钱的方式和方法，从而营造浓厚的反洗钱社会氛围。

3、加强指导和监督检查，规范反洗钱操作行为。邮政储蓄银行是金融机构反洗钱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邮政储蓄银行网点众多，加之邮政储蓄体制因素的影响，很有可能成为犯罪分子进行洗钱的“温床”。因此，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邮政储蓄银行的反洗钱操作行为非常重要。

反洗钱调研报告篇3

[关键字]反洗钱　监管模式　启示

一、国际上相对较有影响意义的反洗钱监管模式

由于政治背景、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法律传统的特点和政府部门行政管理现状的不同各国反洗钱监管模式也各有特点。目前国际上相对较有影响意义的反洗钱监管模式有四类。

(一)政府主导为主的美国模式

在法律体系的构建上，美国以1970年《银行保密法》、1986年《洗钱控制法》和2001年《爱国者法案》为基础建立反洗钱监管法律体系，并以金融领域为其重点监管领域；在监管机构构建上，美国反洗钱监管机构包括财政部、司法部、美联储、税务总署、海关总署、联邦调查局、管制局和美国邮政局。其中，反洗钱主管部门为财政部，他依据法律授权制定一系列的反洗钱规则，并勾勒出金融业反洗钱的大致框架。在此框架下，由于美国的不同政府部门和职能部门各自职责和分工明确，因此，职权清晰配合密切的有效反洗钱监管体制就此形成。首先，就金融层面上看，财政部对所有金融机构的统一登记注册管理使其拥有了从源头上监控的渠道；其次，就信息流动层面看上，先进完善的信息网络也促使反洗钱监管有效运作。它能有效避免各个机构职能和权限上的互相重叠和相互隔阂，使其充分发挥各自所长――这就是美国特有的“蛛网”式的反洗钱监管模式；在监管方式上，美国贯彻“风险为本的方法”原则，并将其概括为相关主体应“将最多的反洗钱合规资源投入到洗钱风险大的业务领域”。

综观美国反洗钱监管的模式与方式，不难发现其主要特点在于不同政府部门和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和优势分工，形成职权清晰、配合密切的“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体制。

(二)行业自律为主的瑞士模式

与美国“政府主导”模式不同，瑞士反洗钱监管体制更加强调金融机构行业自律。这种自律模式是瑞士反洗钱规范体系演变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虽然目前瑞士反洗钱规范体系由金融机构的自律规则和政府立法共同构成，但自律规则要早于国家正式的反洗钱立法，是其反洗钱规范体系的主要内容。瑞士反洗钱监管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以现有金融审慎监管部门尤其是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为主，以专门的反洗钱监管机构监管其余机构为辅；二是以间接监管为主，以直接监管为辅；三是在监管手段上，以依赖外部审计公司来进行反洗钱监督检查为主，以反洗钱专门监管机构直接检查为辅；四是违反自律协议“客户尽职调查协议”的处罚远远高于违反法规条例规定的处罚。

(三)平衡发展为主的英国模式

英国拥有包括议会通过的《2002年犯罪收益法》、财政部制定的《2003年反洗钱条例》行政规章、英国金融监管局制定的《反洗钱规则手册》、反洗钱联合指导小组制定的《英国金融服务业反洗钱操作指南》等法律法规，这些构成了英国较完整的反洗钱监管的法律体系。在监管体制的设计上，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是经济自由的发源地，一向信奉微观主体各尽“应尽勤勉”是一切制度得以构建的基石，这使英国的反洗钱监管呈现出鲜明的特色――行业自律。其次，英国反洗钱监管体制是由多个部门组成的综合管理系统，包括反洗钱政策及协调部门、执法部门、监管机构、情报机构和行业自律组织。这种监管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使官方管理与民间自律、政策制定与实务操作、打击犯罪与防范风险结合起来。而其中起着最重要作用的专设机构则是国家犯罪情报局下设的经济犯罪处(ECB)。它除负责接受、调查、分析可以交易报告、维护金融情报数据库外，还负担内部培训、帮助其他国家建立反洗钱体系、协助他国金融情报部门的调查工作、承担埃格蒙特集团相关工作等职责。与美国“蛛网”式不同，他只针对接收到的可以交易报告展开调查和分析，并以他为中心形成英国“引流式”的反洗钱监管模式。近些年，英国政府还对这一模式作了进一步调整完善：首先，成立由内政部官员主持的特别行动组，以评判反洗钱执行主体的运作绩效，并对整个反洗钱体系的运作和各行业部门的相互配合进行协调；其次，出台针对提高可疑交易信息报送质量的专门规则，以减少大量提交与洗钱无关的信息给反洗钱工作带来的不必要的工作量；再次，将ECB划分为数据管理、联络及情报研发等三个中心，使其各司其职；最后，在执法机构之间建立起相互协调和相互监督机制，以提高整体执法力度。

关于反洗钱监管方式，英国同样遵循着“风险为本的方法”原则(RA)，并将其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反洗钱制度体系必须能够充分反映与业务和客户相关联的洗钱风险；二是必须充分考虑真正的交易客户不在场时更大的洗钱及恐怖主义融资风险。目前，英国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在以下方面已取得积极进展。

一是明确反洗钱与商业风险控制之间关系，明确两者的目的所在，这是英国金融监管当局推行RA是首先采取的步骤。二是金融监管部门能够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进行检查和评估，并按照不同主体的风险类别进行深度调研，因此能够深刻地了解到金融领域存在的反洗钱薄弱环节。三是监管当局区分不同的监管对象，实行有差别监管。英国监管机构将所存在的洗钱风险划分为高风险、中高风险、中等风险、低风险四级，实施不同强度的监管。四是英国风险评估和检查已实现了制度化。

(四)倡导教导、强调合作为主的澳大利亚模式

从目前看澳大利亚反洗钱体系主要包括1987年《金融交易报告法》、《2002年犯罪收益法》、《2002年反恐融资法》等。澳大利亚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AUSTRAC)是向司法部负责的独立的联邦政府部门，具有反洗钱与反恐融资监管者和金融情报中心的双重职能，其监管比较松散。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他主要通过各种形式宣传《金融交易报告法》的方式，向所有行业提供帮助服务，并积极针对不同现金交易商的特点采取合适的援助措施帮助其更好地履行交易报易义务。AUSTRAC的主要监管手段包括现场教育访问、联合调研和正式合规审计等。

从总体来看，无论是美国模式、瑞士模式、英国模式还是澳大利亚模式，都是建立在各自的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与各自的金融、经济、法律、社会状况、文化乃至民众观念等相适应。

二、我国的反洗钱监管模式及方式在探索中发展

我国反洗钱还是一个较新的课题。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此起彼伏。这些犯罪活动往往与转移和掩饰违法犯罪所得的洗钱活动相互助长、滋生。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大尤其是随着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跨国洗钱活动也日益猖狂起来，跨国洗钱等资本的非法流出流入也将更加猖獗，从而很有可能逐渐成为我国金融安全和金融的一大威胁。

2003―2008年，我国主要遵循了“规则为本”的方式构建金融业反洗钱的监管模式。主要是参照国际标准，立足中国国情，确立了中国反洗钱法律、监管组织机构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反洗钱制度。在法律体制方面，首先先后两次修订《刑法》，并于2006年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明确了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其次先后颁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等四个反洗钱规章，将反洗钱监管范围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到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等金融机构。在制度建设方面，我国也根据真实国情特点由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成立反洗钱局，来专门负责组织协调反洗钱工作，并积极建设反洗钱工作的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协调机制。

从我国实践情况来看，这些法律法规制度有效地指导了反洗钱监管起步阶段我国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顺利展开。2005年、2006年、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3351家、3378家、4533家金融机构进行了反洗钱现场检查。其中2007年检查银行业金融机构3909家，证券期货业金融机构96家，保险业金融机构528家。对于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依法进行了处理，对部分金融机构实施了行政处罚，其中2007年全年被处罚金融机构共计350家，罚款金额为2652.42万元。

然而，从上文归纳的具有代表性国际模式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目前国际上最流行的反洗钱监管模式是以“风险为本”的模式。我国也在反洗钱监管模式初步建成后，进行了探索性的转变，提出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以防为主、打防结合、密切协作、高效务实”的反洗钱机制。推行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方法，注重新形势下监管新标准，以兼顾针对性、有效性和均衡性为制定实施原则，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的反洗钱模式。

从实践上看，2009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执行以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调整反洗钱监管政策，确定了以风险为本、客户为中心、以流程控制为手段的金融业反洗钱工作基本思路对3364家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对其中282家违反反洗钱规定的金融机构处以罚款，罚款总额达2703.6亿。

三、国际反洗钱监管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一)继续推广风险为本原则

国际实践证明，风险为本原则无论是金融机构对其客户、产品的反洗钱监管，还是反洗钱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的监管都是比较有效的，我国应继续坚持推广这一原则。当然由于我国正处于推广的起步阶段，法律环境和公众意识等方面较发达国家与地区有较大的不同，因此推广“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仍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转变监管思路，强化非现场监管

从上文所引的数据可以看出，自2003年人民银行开始履行反洗钱监管职责以来，主要采用了现场监管的方式，这样做的好处是迅速将反洗钱工作推广到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极大地促进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工作的积极性。但应一方面，片面强调现场监管和处罚的方式也导致部分银行过于片面化、表面化进行反洗钱工作，致使反洗钱监管效率低下。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检查只是人民银行反洗钱工作职责的一部分，协调和督促工作同样重要，人民银行应是进一步强化关于督促金融机构建立适合其组织体系的反洗钱工作机制的职责。

(三)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主观能动性

金融机构是反洗钱工作的核心和主力，没有金融机构的主动参与和支持，反洗钱工作无法取得实效。因此，应积极构建金融机构反洗钱自我评估框架，鼓励金融机构发现不足并及时纠正，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在反洗钱工作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四)积极推进反洗钱国际合作

随着资本管制的逐渐放松，跨国洗钱活动还将日益猖獗。在国内反洗钱体系尚待转变完善的条件下，对境内的洗钱活动未必能够实现十分有效的预防和围堵，这就要求必须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境外追截机制，使黑钱即便能够成功洗出国境，也仍逃不出法律的制裁。

参考文献

[1]屈文洲．许文彬反洗钱监管：模式比较启示．国际金融研究．2007(1)：72-79．

[2]边维刚．金融业反洗钱监管有效性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75-76．

[3]童文俊．金融业反洗钱监管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管理观察．2009(2)：39-43．

[4]国家外汇管理局赴英国、瑞典反洗钱考察团．英国、瑞典：反洗钱博弈．中国外汇．2006(3)：32-34．

[5]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中国反洗钱报告(摘要)．

[6]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反洗钱战略．

[7]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中国反洗钱报告．

作者简介：张思(1984-)，女，汉族，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国民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侯合心(1958-)，男，汉族，经济学博士，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与货币策理论。

注释

[1]如果将反洗钱信息比做一条条的蛛丝，则居于蛛网中心的Fin-CEN(金融交易数据库)便是编织整个蛛网的蜘蛛；FinCEN的运作使得反洗钱信息得以形成一个互为补充、交叉配合的系统网络。

[2]“风险为本的方法”原则，即反洗钱规制范围内的义务主体应当科学准确地评估本行业、本单位、本部门面临的洗钱风险，有轻重、有主次地履行反洗钱合规职责，以有效监控和防范潜在的洗钱行为。

[3]反洗钱法律、行政法规和行业规范三级立法并存，体系完整。第一级立法是国会通过的反洗钱法律，对反洗钱的基本制度和原则作出规定；第二级立法是政府制定的反洗钱法规。它们以法律为基础，或细化法律中的有关规定，或将相关原则具体化为某一或某些领域适用的具体制度；第三级立法是行业性监管部门或行业性组织制定的行业性反洗钱规范。

[4]埃格蒙特组织(The Egmont Group)是1995年由一些金融情报机构发起并组建的，是各国金融情报机构之间的非政府性国际组织。

[5]英国反洗钱监管的这一独特的引流式结构设置是与其基于真实怀疑的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欧洲模式)密切相关的。欧洲模式把交易是否可疑的判断权下放给了各行业的具体从业人员，让他们，根据各自的行业特点、相关的行规及反洗钱法手册等进行独立判断，并及时向ECB报告，ECB只针对接收到的可疑交易报告展开调查和分析，因此是英国反洗钱监管分散结构体系中的“引流”。

[6]2006年新通过的《反洗钱与反恐融资法》，取代了原《金融交易报告法》，赋予了AUSTILAC制定反洗钱与反恐融资规则、检查和执法的监管权力。

反洗钱调研报告篇4

[关键词]反洗钱；公权运行；个人信息保护

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建立反洗钱机制的目的在于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属于典型的公权设置，但在反洗钱过程中会广泛采集、监测、共享乃至深度挖掘金融消费者的个人信息。随着信息化和法制化社会的发展，个人信息作为兼具人格权利和商业价值的特殊产品，利用和保护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已经有50多个国家或地区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律，通过立法规范公权运行中的信息行为，在实现公共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权益，保障了公权运行不会影响市场主体的利益，不会侵蚀市场经济自由、平等和信用的市场基础，反过来也为公权运行营造了健康诚信的信息基础和社会环境。

一、反洗钱的公权属性及其信息行为

（一）反洗钱的公权属性

运用反洗钱机制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源于公共利益的需要，现有文献主要从洗钱犯罪对经济、市场体制、政治体制的危害性等方面论证了反洗钱公权建设的意义。Quirk，Peter J.1996年首次将犯罪作为洗钱的变量，对洗钱与经济增长率间的关系开展实证研究，证明了洗钱对货币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而会扭曲经济数据、宏观经济分析和政策制定。Bartlett，Brent2002年专门研究了洗钱对经济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认为洗钱会腐蚀金融机构自身声誉和金融机构赖以生存的客户信任，从而影响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的发展。Masciandaro等2007年在对洗钱犯罪的经济性分析中，列举了洗钱犯罪的25种危害，包括导致经济扭曲、不良社会经济后果、货币失衡风险、金融稳定风险、税收收入减少和政府反洗钱投入等。Edwards，Andrew.2002研究了国际洗钱网络及其危害性，指出洗钱使贩毒、强盗和其他违法者的犯罪收入合法化，支持他们的犯罪行为，从而进一步腐蚀一国的民主体制。Hellmml，Joel和Kaufmann，D.2001年对转型经济中存在“政府俘获”开展研究，认为转型经济中腐败和洗钱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此外，George L.Kelling（1997）、郭红玉（2002）、垛宝明（2005）等国内外学者运用“破窗理论”等犯罪环境学原理论证反洗钱的公共产品属性。

（二）反洗钱工作中的信息行为

FATF制定的40+9条建议奠定了各国反洗钱工作的制度基础，该建议中涉及的信息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采集和保存个人信息。核心建议5——客户身份尽职调查（CDD）是反洗钱工作机制最重要的一项核心内容，要求金融机构在建立业务关系、进行非经常易、发现客户有洗钱或恐怖融资嫌疑、怀疑先前获得客户身份资料的真实性或充分性时，要通过客户身份识别和尽职调查措施，采集客户的身份信息、交易的受益人信息、业务目的和意图属性等信息，并在业务关系过程中持续性地对客户的交易信息进行尽职调查。核心建议10——交易记录保存，要求金融机构对所采集的客户信息及其交易记录至少保存五年，并确保所保存的信息能重现每一笔交易。同时，在与客户的业务关系终止后至少五年内，继续保留通过客户身份尽职调查程序获得的身份识别数据记录等。

2.监测和处理个人信息。客户身份尽职调查制度中，实质上要求金融机构在采集客户信息后，要持续性地监测客户身份信息的真实有效性及其交易信息，通过匹配客户的身份信息和交易信息监测及分析客户的洗钱风险状况。建议6、11、12——涉及政治敏感人物（PEP）、非正常的大额交易、特殊交易方式及特定非金融行业的客户及其交易信息，金融机构应对此类客户的身份和交易信息等进行特别关注和处理。

3.加工和运用个人信息。在采集和持续性地监测客户信息的基础上，建议5——客户身份尽职调查制度中还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允许金融机构根据客户、业务关系或者交易类型，并在风险敏感程度的基础上采取不同强度的客户身份尽职调查措施，因而允许金融机构对消费者信息进行加工和运用。事实上，随着风险为本反洗钱方法逐步得到认可和推广，金融机构对消费者信息的加工和运用程度在不断深化，更多金融机构在深度加工和运用消费者信息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洗钱风险管理框架。

4.传输和共享个人信息。核心建议13——可疑交易报告制度，要求金融机构怀疑或有理由怀疑某项资金属于犯罪活动的收益或者与恐怖融资有关，应立即向金融情报单位报告。可疑交易报告制度作为反洗钱工作机制的另一项核心内容，建立起了金融机构与公共机构间传输和共享消费者身份信息和交易信息的工作机制。建议26—32赋予了金融情报中心、反洗钱执法部门和监管部门等公共机构获取、共享和传输金融机构消费者信息的权利，并建议各公共机构间建立起共享和运用金融机构消费者信息的工作机制。

5.挖掘和调查个人信息。建议26-32同时赋予了金融情报中心直接或者间接使用所需的金融、行政和执法信息的权利，赋予案件主管部门在调查、检控及相关行动中获取与洗钱及其背后罪行有关信息的权利，赋予监管部门在监督检查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中获取相关信息的权利。各公共机构在执行以上权利中，尤其是在分析洗钱线索和调查洗钱犯罪及其上游犯罪时，会涉及到对消费者信息的深度挖掘和调查。

二、反洗钱工作中保护个人信息的原则及方法

历史事实和研究文献证明，如得不到有效地规范和限制，公权运行过程中的信息行为极易有意、无意或被利用而侵入个人领域，侵害自由、民主和隐私等人格权利，按照James X.Dempsey and Paul Rosenzweig（2004）对这些侵害行为的总结分类，按主体划分可将反洗钱工作中的信息行为风险分为两类。一是金融机构等反洗钱义务主体受公共机构委托，在收集和保存、加工和运用、监测和处理、传输和共享消费者个人信息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错误匹配、错误认定、安全保密措施不到位甚至有意滥用等侵犯个人信息自由和隐私的行为。二是金融情报中心、监管和执法等公共机构根据洗钱线索监测、挖掘和调查个人信息等行为过程中，也可能产生错误匹配、错误认定、有意滥用、安全保密措施不到位以及公权扩张等侵害行为。

世界各国在管制信息行为实践探索中，普遍经历了限制处理个人信息、立法管理信息行为、将规制信息行为上升到保护个人隐私权和人格权、建立国际条约统一规范各国信息行为的历史进程，并先后提出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典公法属性、侧重非公权组织、统一调控和区别立法等信息行为理论（蒋舸，2011）。其中，统一调控理论提出了较为成熟的个人信息收集、存储、处理和利用等原则，不但主导着当前各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实践，也被区别立法理论充分吸纳。反洗钱工作中涉及公共机构和反洗钱义务主体两个信息需求和控制主体，其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适用区别立法理论，需要根据信息行为的性质确立立法原则和实践方法。

（一）公权优先的原则

当私权力和公权力发生冲突时，法理上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公权力代表的公共利益应高于私权力所代表的个人利益，该原则确立了反洗钱公权运行对个人信息需求的正当性。如德国与美国法律中明确规定，如果有证据证明金融消费者的行为违反了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则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信息不再负有保密义务。欧盟《数据保护指令》将国家安全、犯罪和纳税、健康和教育等十一大类行为列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例外条款。反洗钱的公权属性决定了公共机构及金融机构等反洗钱义务主体的一系列信息行为，符合信息行为目的正当的原则。

（二）严格划分公、私领域的信息行为边界

反洗钱工作中的信息行为应严格局限于反洗钱公共领域，因此应严格划分公私领域的信息行为边界。金融机构如需将反洗钱工作中收集、保存和加工的个人信息用于其他目的和途径，必须遵循个人信息自由的原则，即明确告知客户收集、加工、使用其个人信息的特定环境与目的，征得客户明确同意，告知救济途径和方式。此外，应按照确保个人信息安全、完整的原则，对反洗钱工作中加工和运用、监测和处理、传输和共享、挖掘和调查等公权行为信息，要向包括客户在内的个人严格保密，以避免公私领域信息行为边界不清而交叉影响。如英国在《犯罪收益法案》中，制定洗钱罪的同时配套了泄露信息罪，用于处罚违反规定泄露可疑交易报告信息的反洗钱义务主体。

（三）最小化公权运行的信息需求

公权优先原则保障了公权运行的信息需求，公私领域信息行为边界的划分可有效规制反洗钱义务主体的信息行为。此外，为有效治理公共机构有意滥用和公权扩张等主观侵害行为，有必要遵循最小化公权运行信息需求的原则和方法，严格控制市场主体向公共机构传输和共享个人信息，从根源上规范和约束公共机构的信息行为，该原则可通过推行风险为本的反洗钱方法逐步实现。风险为本方法根本上是一种根据风险配置反洗钱资源的方法和理念（FATF，2007），通过将反洗钱资源配置到高风险客户和业务环节，简化对低洗钱风险客户的身份识别、尽职调查和监测措施，因此可在提高反洗钱工作效率、降低反洗钱主体的信息行为成本和保护消费者隐私三者间取得了较好平衡。James X.Dempsey andPaul Rosenzweig（2004）研究中也提出，为降低反恐融资公权行为对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侵害，有必要利用技术手段减少金融机构向公共机构传递的个人信息要素和信息量。

三、我国反洗钱工作中个人信息保护的现状和问题

我国反洗钱工作中涉及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采集和保存、监测和处理、加工和运用、传输和共享、挖掘和调查等信息行为，而且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配套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立法规定对反洗钱工作中获得的个人信息保密，严格限定反洗钱信息的运用范围。二是限制公共机构的信息行为权限。如将反洗钱行政调查和对可疑交易数据库的查询权限，限制在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以上。三是制定政策要求金融机构建立健全保护个人信息的内控制度和措施。但通过对我国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中个人信息保护现状的抽样调查，发现有以下问题需引起关注。

（一）缺乏明确的信息行为管制规则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和规则缺失，现实中存在个人信息被滥用和非法买卖等问题，这严重侵蚀了公民对公权行为的信心和安全感。调查反映，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中遇到最突出的问题是客户提供的个人信息尤其是职业、收入等信息的真实性不高，其次是客户不愿配合金融机构的身份识别和尽职调查等工作，由此严重影响了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质量。

（二）未对信息行为进行分类管理，侵权和泄密风险并存

一是未限定收集信息的用途。调查反映，金融机构依据反洗钱制度规定收集的个人信息不仅用于反洗钱工作，还用于日常运营、客户管理和产品营销等途径，被调查机构在收集客户信息时均未限制信息的用途，未有效履行告知义务。41家抽样机构中，4家不会告知客户其个人信息的用途，6家机构在客户询问时才会告知，23家机构会粗略告知客户其个人信息的可能用途，仅有8家机构会根据信息行为性质履行必要的告知义务。二是未划分信息行为的性质和边界。被调查机构中，中资机构仅按照反洗钱规定对外国政治敏感人物和反洗钱监测名单客户的个人信息进行特别处理，对其他信息行为未进行分类管理。因此难以控制金融机构借用反洗钱之名滥用个人信息的风险，同时还存在泄漏洗钱风险等级、可疑交易报告和行政调查等公权信息行为的风险。鲜明对比下，抽样中3家外资机构则建立了个人信息行为分类管理制度。

（三）反洗钱工作的信息成本高、产出低、风险大

一是不加区分地收集、保存、监测和处理消费者信息，致使金融机构的信息行为与洗钱风险不相匹配，低风险业务和客户占用较多信息资源，对高风险客户的缺乏相对深入、全面和持续的信息挖掘。二是信息行为产出率低。各金融机构主要依赖系统量化监测异常交易，未能根据客户的洗钱风险确定监测重点、频率和强度，在处理大量低价值的异常交易中耗用了大量成本，信息行为产出有限。调查结果反映，2010年抽样银行平均处理100份异常交易，仅能发现0.08份重点可疑交易，抽样证券和保险机构未能发现有价值的可疑交易报告线索。三是公共机构的信息行为成本高、风险大。抽样中有35家、占比81.4%的机构明确表示对“分析后无法排除异常”的交易会作为可疑交易上报，存在严重的防御性报告倾向。一方面增加了公共机构处理、分析、挖掘可疑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反洗钱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违背了公权运行信息需求最小化的原则，难以控制公共机构有意滥用个人信息等行为。

（四）缺乏行之有效的信息安全保密措施

调查表明，我国金融机构的个人信息安全保密措施和手段较为初级有限，主要局限于保密制度建设、保密教育和签订保密协议等措施，对信息行为的内控管理停留于制度层面，操作性和制约性不强，受人为因素影响大。四、政策建议

（一）立法保护消费者信息

尽快推出保护个人信息的相关立法，按照区别立法的理论原理，清晰划分公私领域的信息行为边界；按照信息行为目的正当、个人信息安全完整、个人信息自由和敏感信息妥善处理等原则，全面规范市场和商业领域对个人信息的采集、存储、处理、利用、传输、共享和救济等行为；按照社会利益优先、最小化公权运行信息需求和安全保密的原则，明确限定公权运行中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行为，保障公权运行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质量。

（二）分类管理个人信息及信息行为

严格划分反洗钱义务主体的信息行为，按照公、私领域信息行为分治的原则进行分类管理。一是严格限定金融机构收集客户个人信息的用途，如需将按照反洗钱规定收集的个人信息用于其他用途，必须明确告知用途、加工、使用其个人信息的特定环境与目的，征得客户明确同意并告知救济的途径和方式。二是对反洗钱的信息行为严格保密，尤其是洗钱风险等级划分、可疑交易监测和报告中处理、加工、传输和共享个人信息行为，应对包括客户在内的所有人严格保密。三是为确保公、私领域的信息和信息行为不相互交叉和彼此影响，有必要根据信息属性和敏感程度对个人信息及相关信息行为进行分类管理。四是配套建立内控和监督措施。采取流程控制、权限划分、信息行为留痕、第三方监督等措施，确保反洗钱工作中的信息行为可控、可查、可追述。

（三）推行风险为本的反洗钱方法，按照洗钱风险优化信息行为模式

一是允许并指导金融机构根据洗钱风险采取不同强度的信息收集、分析、管理、监测和报告行为，实现信息成本与洗钱风险匹配。二是按照最小化公权运行信息需求的原则，严格控制反洗钱义务主体向公共机构传输和共享信息的行为和数量。以消除金融机构的防御性报告倾向为抓手，运用政策和监管手段提高可疑交易报告质量，最大限度控制金融机构向公共机构报告和传输与洗钱无关的个人信息行为。三是建立洗钱类型研究、洗钱风险提示和风险引导等政策措施，引导和支持金融机构以风险为导向的信息行为，提高反洗钱信息行为的产出效率。

反洗钱调研报告篇5

关键词：金融机构 反洗钱 科技应对能力

一、当前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反洗钱工作机制缺位。我国现行的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基层行的反洗钱工作监督、检查机制都不很完善，在反洗钱内控制度落实上也有不到位的地方。首先，银行在客户尽职调查中制度落实不到位，对客户的调查仅限于一般情况，资金的真实来源和去向等与反洗钱密切相关的信息调查有许多缺失。其次，反洗钱协调机制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对一些客户提供的假身份证、假工商税务登记证，银行人员难以鉴别，也不能得到相关部门在鉴别这些假证方面的帮助和支持，难以获取真实完备的客户信息。此外，人民币和外币反洗钱缺乏信息互通和有效联动，工作相对独立，步调不一，不利于对跨境洗钱犯罪的全程跟踪。

2.反洗钱工作的技术手段比较落后。由于金融机构还没有开发和建立一套反洗钱的软件和系统，尚未建成与支付清算系统对应的支付交易监测系统，不能对大额和可疑交易及时进行监测、记录，这给反洗钱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另外，随着电子商务等新兴网络工具的发展，以及随之产生的多种网上支付方式以及在线媒介，使得利用网络洗钱的风险性较之传统洗钱大为减小，越来越多的网络洗钱出现了。由于我国信息网络建设相对滞后，整体信息化水平不高，对网络洗钱的监控更未涉足。

3.一线员工识别分析可疑交易的能力较弱。一线金融人员甄别和分析可疑交易的能力明显不足，我们缺乏高素质的反洗钱工作人员。从整体上说我国对金融业工作人员的反洗钱教育还不够深入，金融工作人员反洗钱意识缺乏，法制观念和政策水平低，不熟悉与其业务相关的金融法规和行业制度规范，缺少良好的经验积累，其综合素质同当前的反洗钱工作现实需要还有相当的差距。

二、有效提高打击洗钱犯罪科技应对能力

国际反洗钱经验证明，改善金融机构反洗钱的技术条件是打击洗钱犯罪的有力保障，针对当前洗钱犯罪出现的新特点和新动向，我国应大力提高对洗钱犯罪的科技应对能力。

1.健全金融机构反洗钱协调机制。金融监管部门要督促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职责，监管机构通过执法检查，不仅可以发现金融机构执行政策规定中存在的问题，还能够对政策本身进行审视，有针对性地提出有效的反洗钱措施，加大对大额外汇收付和无交易背景的大额人民币支付的监测，完善收支预警系统，提高监测的灵敏性。此外，金融机构要正确处理好反洗钱内控制度和内部经营管理制度的关系，金融机构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将反洗钱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要求，分解、细化落实到具体的管理和业务流程中，做到与内部经营管理制度同布置、同检查、同考核，并监督所管理的分支机构制定严格有效的反洗钱措施。

2.大力提高反洗钱的科技监控能力。关注可疑交易报告是发现洗钱线索的关键，根据我国《反洗钱法》规定，商业银行应将其客户账户内所发生的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情况及时向有关监管机关报告。其中，大额交易报告是从定量方面界定交易信息报告的内容，凡是交易金额在规定限度以上的交易，不论是否可疑，都要报告。而可疑交易报告则是从定性方面界定了交易报告的内容，即针对金额、频率、流向、用途及性质等有异常情况的交易。这样可以提高反洗钱工作的效率，并加强对网络银行、电子货币、银行卡等新兴业务的反洗钱监控。

3.改善反洗钱的技术条件。澳大利亚反洗钱工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一个先进的反洗钱信息管理系统，采用了先进的网络、数据库、数据计算等技术。我国应结合工作实际加速科技进程，提高反洗钱工作的技术手段，加速研发网络互联的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监测报告系统，完善反洗钱软硬件条件，推行完整、规范和真实的电子化数据采集方式，不断完善数据筛选和分析工作，提高数据筛选的准确性和分析报告质量，增强反洗钱监测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同时，统一全国的金融网络，建立有效监控和管理资金账户系统，改进银行账户管理手段，在对洗钱犯罪的监控、取证、防范等方面都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

4.全面提升一线人员业务技术水平。一些发达国家反洗钱的经验表明，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反洗钱工作队伍至关重要，大力抓好一线反洗钱专业队伍的建设，促进反洗钱工作人员专业水平的提高。首先，认真选配工作人员，将一些文化程度较高、专业知识对口、具有良好的计算机操作水平、外语交流能力强、熟悉经济金融及法律等方面知识的青年同志充实到反洗钱工作岗位上来，逐步充实反洗钱工作岗位。其次，有组织地开展业务培训，举办面对银行系统的国内反洗钱业务培训和有关的业务研讨活动，讲授反洗钱的工作要求和操作规定；注意学习和借鉴国际反洗钱的

先进经验，“走出去”接受境外培训，掌握先进国家在反洗钱立法、金融情报中心的运作模式、反洗钱信息系统开发建设、金融交易报告信息的分析和跨境异常资金流动监测分析技巧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参考文献：

[1]刘阳:反洗钱工作中不可忽视电子支付[j].西部金融，2008年第2期

[2]熊海帆:对商业银行反洗钱内控制度建设的思考[j]．浙江金融，2007年第9期

反洗钱调研报告篇6

【关键词】反洗钱模式 平行式 蛛网式 比较参考

一、定义反洗钱机制

经济学领域中，机制泛指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各种组成要素，即各组成要素互相联系影响的关系和各个经济要素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具有的功能。机制具体的内涵包括经济系统构建和系统构成部分权利义务的安排和协调变动及保障经济系统顺利运行的各种制度安排，即小至组织规章大至宪法、法律法规。机制的体现正是在于这种构建和安排的实践中。

根据以上对机制的一般定义的分析，反洗钱机制可以定义为社会（以政府为主导力量）通过建立专门机构和组织，调动有关组织和商业机构（以金融机构为主体）以及动用立法力量制定法律、法规颁布各种规章，透过法律程序识别潜在的洗钱犯罪活动，处理与其相关的资金，奖励和处罚涉及到的个人和机构，从而阻止洗钱犯罪的综合系统安排。反洗钱机制的当事人涉及到：法律部门、监管者、洗钱犯罪者（机构和个人）、洗钱协同者（机构和个人）、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等。

对该定义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反洗钱机制存在着静态和动态之分，存在着狭义和广义之分。静态的反洗钱机制可以看作是反洗钱的相关组织机构和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动态的反洗钱机制是指各种反洗钱力量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实施的反洗钱活动。狭义的反洗钱机制是指一国关于反洗钱方面做出的制度和体制安排，即本文上述作出的反洗钱机制的定义。广义的反洗钱机制是将反洗钱行为放置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考量，将反洗钱的范围扩大到国际范围，指国际间反洗钱机构的建立及国际间发洗钱协作制度的制定等相关安排。

二、德澳反洗钱机制运行特点梳理

（一）德国“平行式”反洗钱机制

德国于1988年通过了《反洗钱法》，在该部法律中，规定了金融监管局具有反洗钱监管责任。确立了德国反洗钱机制的一条重要主线。同时同该线路相配合规定了对反洗钱承担义务的主体是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要求银行采取预防措施和提供相关信息。1992年，《防止贩运与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犯罪法》实施，通过法律的形式进一步强调了海关在反洗钱的中心地位，涉毒走私作为反洗钱的重点形式，强调严控进出关时财产申报的重要性。1993年，履行《欧盟反洗钱指令》所规定义务的压力使德国通过了《追查严重收益法》。该法律的通过，将德国反洗钱的途径进一步扩大，将自1949年就开始的通过税收部门反洗钱这条路径进行法律规范。至此，加上一直存在的刑事侦查这一路径，德国的五条反洗钱路径基本呈现。

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具体的金融监管行为可以分为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两种模式。所谓的现场监管就是对已然出现的洗钱犯罪的行为现场处理，此外，监管局也会主动观察各种新闻媒体上的相关信息，尤其是涉及资金流动的广告，以期发现非法金融活动的蛛丝马迹。而非现场监管，主要体现在该局要求金融机构和相关的微观经济实体必须定期的提供各类报表和报告。重点是这些报表和报告被要求一定附有专业审计部门审计过的反洗钱工作报告。对这一要求，实际上是赋予了会计审计领域一定的反洗钱的责任和义务，将洗钱犯罪的判断权下放到信用机构。如果发现金融机构有违反反洗钱规定的行为，德国联邦监管局一般先进行指导，金融机构接到指导意见之后，能够按照指导意见及时改过，不会受到惩罚，但是，如果金融机构无动于衷，则将面临较为严重的惩罚。

德国负责反洗钱的工作除了主要的归属财政部的金融监管局之外，还有德国联邦银行、联邦刑事局、税务局、德国海关和司法检察机关。反洗钱的这五个部门从五个不同的路径展开反洗钱工作，构成一个体系。德国联邦银行制定涉及到反洗钱的法律法规等游戏规则，主要针对金融机构，具体负起职责的是其下属机构现金管理司，另外，对财政部负责的金融监管局也负责具体实施；税收局在计税、收税、查税等环节留意不正常的资金流动，通过对税务环节常见的偷税、逃税、漏税等违法行为的侦破进行反洗钱。至于可能通过进出关口的走私等可能的反洗钱犯罪行为自然是由海关部门严把通关审查来查处。联邦刑事局对社会的黑恶势力涉及的洗钱犯罪进行侦办打击，具体涉及到武器犯罪、贩卖及其他的社会犯罪等。当然，作为刑事侦查部门，其下设的金融情报分析中心除了一般的可疑情报的收集功能之外，还具有相应的普遍刑侦功能。洗钱犯罪的公诉部分，自然由司法检察机关负责。

由于德国是欧盟中地位极其重要的成员国，故其反洗钱法基本与七国集团的“42项建议”和“统一行动纲领”保持一致，因此德国在反洗钱机制的建立中贯穿了风险管理的理念。例如，德国要求每一个金融机构都要能对每一位客户的身份予以了解并能持续监控其业务关系的本质。亦即“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他的业务，了解金钱的来源[3]”。在对客户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金融机构对每一位进行风险评估，如果客户的风险等级较高，必须报董事会，经过董事会的同意交易才能继续。这构建了一种风险识别、控制模式，量化了法规对反洗钱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反洗钱工作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并且，德国的反洗钱主要执法部门联邦金融监管局为了金融机构能够建立起充足的安全控制，建了立反洗钱执行官制度。反洗钱执行官在机构内有超脱的地位，由董事会的合规部直接领导。执行官能够在任何时间取得反洗钱相关的资料，要求一切相关人员都必须向其汇报反洗钱情况。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德国的反洗钱机制是一种多部门分列，各部门各负其责的平行机制。这样一种机制的建立，需要注意各部门配合的问题，防治出现反洗钱覆盖的死角出现。但这种平行机制又不是完全的平行而没有焦点，各部门在各付其职的同时，也在进行高效的协作，能做到这一点，没有良好的秩序观念是很难完成的。德国人是以严谨著称于世，在反洗钱领域中，严谨的精神也贯穿始终，良好的秩序通过全民的严谨得以保证。例如，在反洗钱机制的设计中注重风险的分析和防范，将审计这种严谨的经济规则引入到反洗钱领域中来。

综合而言，德国的反洗钱机制是一种以风险理念管理为基础，结合现场与非现场监管，以金融部门监管为主体，多部门管理、各负其责的“平行式”反洗钱机制。

（二）澳大利亚“沙漏式”反洗钱机制

澳大利亚在1987年通过了《犯罪收益法》，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洗钱是一种犯罪，规定了过失洗钱的刑罚责任。这为澳大利亚反洗钱机制奠定了法律基础。1992年，在1988年《现金交易报告法》的基础上通过了《金融交易报告法》，根据该法的要求，建立了澳大利亚反洗钱机制的核心机构，澳大利亚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

澳大利亚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AUSTRAC）具有相当强的独立性，不隶属与任何的机构，政府通过独立财政拨款来保证其职能的有效实施。该机构既是金融情报机构又是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监管者。澳大利亚的所有反洗钱行为都围绕着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来完成。澳大利亚的反洗钱基础机构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各种娱乐场所、律师乃至普通民众。这些机构或个人根据2006年的《反洗钱与反恐融资法案》，都建立了适应自己机构特点的反洗钱报告机制，他们都要将洗钱的信息向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报告，该中心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后进行配送以利于相关执法部门进行执法。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将收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后，通过专有的渠道传递到执法部门、社会管理部门、税收征管部门以及国际合作部门并且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拥有进入金融机构、行政部门和司法执行部门的权限。

澳大利亚作为其实是借鉴了英国和美国的经验，通过同自己国情的结合，建立了类似于“沙漏”的反洗钱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处于“沙漏”的中心，联通监管层面（国家犯罪局、海关总署、联邦警察署、检查机关、国际安全部、税务总署）和经济基础单位（金融机构、其他指定服务的行业、行业贵金属买卖商、专业人士、场所等），在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的强力统筹下，监管部门和基础单位紧密联动，打击反洗钱犯罪活动。当然，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也负责协调国际合作事项。

三、两国反洗钱机制对我国的启示

（一）德国的借鉴

德国“平行式”反洗钱机制，即由财政部门、德国联邦银行、司法检察机关、联邦刑事局、税务机构和海关五条机构线在自己的辖管范围内进行反洗钱工作，这种平行管理其实但就某一条线而言可能存在着干扰少、效率高的优点，但是也存在着协调困难的问题。虽然德国也存在着反洗钱情报分析机构，但机构的能力不强，德国更多的是依靠德国民族的守秩序特性及设立反洗钱执行官制度解决该问题。德国人严谨、守秩序的民族特质，能够使各个反洗钱机构做到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反洗钱执行官权威受到严格的尊重和敬畏，执行官自己也严谨尽责。比如，德国的联邦金融监管局之下的反洗钱局，一度支配750个金融对外服务机构、2300个信用借贷机构、160余家保险公司，另有近百家国外金融分支机构，但是其管理工作人员却仅有30多人，可谓工作高效。

德国的这种“平行式”模式，五条反洗钱主线各司其职的做法。我国可适当借鉴，但需慎重，因其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的社会主义政府部门机构体系，各个政府部门之间仍存在着职责不清、权责交叉、利益纠葛等问题，在具体工作中可能出现互相推诿、互相观望的情况，对反洗钱机制是致命的缺陷。所以说从大环境角度讲，我国反洗钱机制的完善最终还是要建立在政府机构体系完备上。

德国反洗钱机制另一个具有特色的是特别注重风险管理在反洗钱中的应用，并且将会计领域中的审计制度引入到反洗钱中来。这一特点大大的提高了反洗钱的效率，因为在微观主体在进行年度会计报表的审计中就已经对洗钱问题做出了处理，自然减少了洗钱相关机构的工作量。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会计领域中的审计制度，不能仅仅在审计会计活动合规方面起作用，更应该在审计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洗钱犯罪线索加以留意，强制性的在审计环节加入反洗钱步骤，将极大的震慑反洗钱犯罪分子，也扩大了反洗钱线索的来源和提升反洗钱民众参与意识，培养反洗钱的社会基础。

另外，德国的反洗钱执行官制度也是我国在进一步完善反洗钱机制时可以借鉴的方面。虽然我国现阶段也设立了类似的内部岗位，但是存在着设立范围狭窄（仅局限在银行领域），权威性不强，职业操守不贞等问题，因此可以效仿德国，在广大的基础经济单位领域设立相类似执行官的反洗钱职位，并从法律、人事安排等各方面来培养和建立该岗位的权威性，并加强对岗位人员的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养与约束。

（二）澳大利亚的借鉴

澳大利亚“沙漏式”反洗钱机制。所有的联邦级别和州级别的执法机构都可以从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取得所需要的反洗钱的经济信息，所有的具有反洗钱义务的主体都需要向交易分析与报告中心提交反洗钱的经济信息。这样通过该中心实现了基层经济基础反洗钱同监管层高层反洗钱的顺利对接，同时也达到了信息共享的效果。

强力的核心反洗钱机构建立是澳大利亚给我国最好的借鉴，当下，我国具体进行反洗钱工作的是我国央行下设的反洗钱局，在反洗钱局下设立了情报处理中心，无论从机构级别还是作用范围还是人力配备等等方面，该机构都难以应对我国目前的反洗钱形式，它难以调动和协调各个反洗钱部门，收集分析洗钱信息来源渠道狭窄、滞后。另外，我国还存在一个反洗钱部级的联席工作会议，级别很高，但形式本身就极大的削弱了其执行能力，无法作为常备的反洗钱力量出现。因此，我国可以在反洗钱局的基础上建立直属国务院的强力反洗钱机构，赋予其在各经济领域展开反洗钱的权利，直属国务院的行政地位又能给予该机构应有的行政威权，同时成员的来源广泛还有利于经验的交流和各部门的协调，同时也可以和反贪局联动，为我国反腐提供助力。

此外，澳大利亚的反洗钱机制还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机制就是反洗钱协作机制。澳大利亚非常重视洗钱活动地域转移的特点，意识到反洗钱工作不止是一个国家内部部门之间的协作，也是国与国之间的协作。交易分析和报告中心积极展开同国际其他国家之间的金融信息的交流活动，努力营造国际反洗钱环境。澳大利亚目前已与37个金融情报机构建立信息交换关系。此外，交易分析和报告中心还积极的帮助反洗钱工作处于初步阶段的国家建立和完善反洗钱机制，以期构建反洗钱的国际阵线。澳大利亚在国际反洗钱舞台较为活跃，加入埃格蒙特集团并通过管理信息交换、提供可持续性技术支持、以及参加培训工作组和年度会议的方式，向该集团做出许多贡献，澳大利亚也是亚太组织反洗钱机构的始创国和赞助国，同时澳大利亚还是FATF的代表。这种国际合作的重视可以是我国下一步反洗钱机制建设的重要借鉴点。前文提到我国当下洗钱呈现国际化特点，尤其是国外操控非常明显，积极的参与国际反洗钱，这种参与不仅仅是同发达国家建立反洗钱合作关系，更应该效仿澳大利亚积极的培养国外的尤其是反洗钱机制建设尚不如中国的国家和地区的反洗钱力量，因为我国很多的反洗钱活动资金的流向是一些反洗钱力量薄弱的国家和地区。

不管是德国的“平行式”还是澳大利亚的“沙漏式”，这两个国家的反洗钱机制都是同其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生存状况、法律健全情况、甚至是民族特质、历史文化相协调的。道理虽然简单，但对我国仍有相当的借鉴作用。我国反洗钱机制建设和完善过程中，因其自身的中国特色使我们很难完全如澳大利亚那样大部分借鉴英美模式稍作改良即可，我国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民族特质等各方面都有其特殊性，比如：我国的洗钱所涉资金很大部分是的款项，这说明我国的反洗钱不仅关系到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国际的恐怖主义、交易等国际普遍的洗钱渊源同我国也是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明显的表现为国际化，国境外运作国内洗钱的特点，大量非法资金的流动方向是国外；但当前我国的反洗钱机制仍主要模仿西方国家建设，故深度发掘本国经济特色，结合本民族的自身特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中国特色的反洗钱机制仍不失为好的建议。

当然，除了上述德澳带给我们的主要借鉴之外，还有法律法规完善、反洗钱经济层面覆盖、国内风险评估机制，检验国际标准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合理性、国民反洗钱意识的提升等方面都能从其反洗钱机制的构建和运行中得到启发，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屈文洲，许文彬.反洗钱监管：模式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国际金融研究，2007（7）.

[2]朱宝明.反洗钱若干问题的经济理论分析.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5.

[3]桂晶.德国反洗钱体系对我国的启示.武汉金融，2007年（5）.

[4]朱米均.英、法、德反洗钱工作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海南金融，2007（10）.

[5]黎宜春.澳大利亚反洗钱机制及对我国的启示.学术论坛，2007（4）.

[6]开荣砚.德国反洗钱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中国金融，2007（09）.

反洗钱调研报告篇7

【关键词】反洗钱 可疑交易报告 金融机构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可疑交易报告数据量庞大而情报信息价值较低，已成为制约反洗钱工作开展的主要障碍。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是反洗钱工作的核心和关键，在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中规定了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的客观标准，这些客观标准在反洗钱开展的初期阶段指导金融机构有针对性地筛选、识别和报告可疑交易具有积极作用。但从实际情况看，多数金融机构报送可疑交易报告过程中还存在主动分析识别的动力不足、过度依赖客观标准和反洗钱监测系统提取等问题，使得可疑交易报告质量不高，可疑交易分析有效性低，不利于发现和挖掘真正的可疑交易和洗钱线索，不仅无法帮助反洗钱情报分析部门提高情报分析效率，反而可能妨碍反洗钱情报分析部门甄别涉嫌犯罪和洗钱活动的能力，并有可能阻碍执法部门迅速和有效地开展刑事调查。

一、当前金融机构报送可疑交易报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过分依赖反洗钱监测系统，数据价值低

当前，金融机构主要依据《管理办法》中对可疑交易的标准进行判断，只要相关数据和行为符合可疑交易标准，反洗钱监测系统给出预警并抓取生成可疑数据报告，报送当地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中心2009年和2010年分别接收可疑交易报告4293.3万份和6204万份，报告数呈逐年上升势态，这两年分别向有关部门移交重点可疑线索654起和133起，这些成果的取得，与金融机构认真执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密不可分，但是，目前金融机构在执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及挑战，使可疑交易报告质量不高、可疑交易分析有效性低的问题客观存在。例如部分金融机构反洗钱监测系统不能将监测数据与客户行业、资金特点等相关因素结合分析甄别，未运用更多个性化的分析来提高可疑交易识别的准确性[1]。由于报告信息太多，反而降低了信息分析处理的效率，不能正确区分异常交易与可疑交易，致使可疑交易报告数量激增但质量不高，严重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成效。

（二）报告标准不适应现实的洗钱风险状况

随着金融创新力度的加大，新型金融产品层出不穷，洗钱犯罪手法已经突破了传统金融业洗钱的范畴，不仅可以通过银行，证券和保险业金融机构，而且可以通过房地产、珠宝等特定非金融行业。现有的绝大多数可疑交易线索来源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如房地产、贵金属、第三方支付机构等高风险热门行业的可疑交易数据尚属空白。证券期货保险业的资金转入转出主要由银行来完成，虽然资金流转受限于业务种类限制，但是不排除行业内洗钱行为发生的可能。目前，我国现有的反洗钱法律、法规主要针对的是金融机构或特殊非金融机构的传统业务，而对网银业务、银行卡等业务的监管相对薄弱，缺乏制度层面的刚性约束和限制[2]。洗钱犯罪涉及领域众多，现行报告标准跟不上反洗钱形势的需要，金融机构在实际工作中可疑交易标准还是不易把握。

（三）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制定缺乏针对性

一个有效的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应体现行业的洗钱风险特征。金融机构应根据自身行业的特点做详细划分，对《管理办法》中的可疑交易标准予以量化，综合运用刚性和柔性报告规则，进一步制定完善可疑交易报告制度。通过反洗钱监测系统甄别出可疑交易数据并直接“总对总”上报至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做法，并没有将洗钱风险控制有机整合进运营风险管控流程，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只局限于资金交易和交易行为的分析，缺乏对客户主体以及财产、社会关系等有机结合的分析，这是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有效性偏低的重要因素。对客户身份信息的准确定位是可疑交易监测的重要环节，没有准确定位，可疑交易监测分析就没有任何意义[3]，也增加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控制风险。

（四）反洗钱人员非专职化缺乏主动性

目前，金融机构反洗钱基础工作处理多是由基层金融机构承担，大部分基层金融机构的反洗钱领导组织、机构还局限在设立这一层面，除按要求在形式上成立了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外，没有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反洗钱岗位人员均为兼职，他们在承担着业务量考核指标和客户服务的双重压力，还要利用休业时间去处理反洗钱工作。金融机构反洗钱组织机构体系的缺陷，已经成为制约反洗钱工作深入高效开展的瓶颈，工作人员难以集中精力进行反洗钱监测上报工作，甚至不清楚自己有哪些反洗钱职责，很少主动去开展反洗钱工作。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人员非专职化，必然导致其反洗钱意识和分析水平下降，致使报送的可疑交易报告缺项、漏项或格式不规范，甚至还有机关事业单位、部队等不在报送范围的交易数据。

二、提高可疑交易报告质量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反洗钱监测系统的监测质量

金融机构总部应健全内部协调机制，改变本单位内部信息不共享问题，尽快实现内部信息的共享通用，并逐步实现不同金融机构间账户信息的互通互连，提高金融机构间相互协作和资金监控能力。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反洗钱监测系统功能设计，具有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的自动识别、信息完善、信息上报、管理查询等功能。科学设置系统各项识别指标及筛选条件，扩大业务系统覆盖范围，不断提高计算机数据挖掘、智能分析与识别技能，增强反洗钱监测系统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减少可疑交易漏报告、重复报送、垃圾信息多的问题。实现反洗钱监测系统与业务系统间的联通对接，将可疑交易监测工作贯穿于金融业务办理的各个环节，全面提升反洗钱监测系统提取可疑交易的数据质量，也适应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的需要，加强金融创新产品的超前监管，建立动态的可疑交易报告系统，有效防范各种新业务带来的洗钱风险[4]。

反洗钱调研报告篇8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8-177-02

 

洗钱犯罪手段近年来呈现出隐蔽性、专业性及复杂性等特点，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助长社会腐败，影响经济发展。反洗钱工作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作为打击洗钱犯罪的主要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应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强化风险为本理念下的反洗钱措施。基层商业银行如何应对反洗钱工作中的新问题、新挑战，有效识别、防范和化解洗钱犯罪风险，对反洗钱工作水平的提升有重要意义。

一、基层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商业银行内部反洗钱内控机制不健全。《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等要求商业银行须建立健全反洗钱内控机制，设置反洗钱职能部门，但多存在部门分工不够合理，与其他业务部门责任不够明确等不足，多依赖于系统数据筛选，主动化解风险能力欠缺，基层商业银行缺少完善的反洗钱操作流程及实施细则，具体工作多由柜台职员兼任，反洗钱工作专业技能及风险防范能力不足，加上私人银行、电子银行、贸易与商品融资、理财、资产托管等新业务的增加，降低洗钱难度的同时，使得客户信息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更难以把握，客户经理对私人银行客户的个性化、专业化、全方位的服务，增加了合谋洗钱的风险对疑似洗钱交易的判断、分析、报告无章可循或不够规范，难以进行有效的风险防控。

2.商业银行专业化反洗钱人才缺乏，从业人员业务素质偏低。反洗钱工作对专业技术水平有较高要求，从业人员需掌握金融、会计、法律等多方面知识，熟知操作流程。基层商业银行反洗钱人员缺乏专业的反洗钱工作培训，对可能涉及洗钱的客户辨别力不够，对可疑现象处理能力明显不足，加上反洗钱工作由柜台人员兼任，其业绩考核主要为存款任务完成情况，需核实的账户数量繁多，对客户身份核查、信息登记保存、风险等级划分、交易记录保存、大额及可疑交易报告等环节操作难以合规,反洗钱工作要求很难完全落实。

3.基层商业银行对反洗钱重视不够，缺乏工作主动性。部分基层商业银行人员对反洗钱工作认识不足，认为是人民银行和上级部门下压的任务，缺乏洗钱犯罪防范意识，对开展反洗钱工作敷衍了事、走形式，加之目前银行网点多、竞争压力大，存在“以业绩定考核”倾向，商业银行在吸收存款时对资金来源、背景、交易情况核实不足，放任了疑似的洗钱犯罪排查、报告，即便出现了大额、可疑交易也不会按要求例行审核、报告，放松了洗钱犯罪行为。

4.银行之间资金情况横向监测能力弱，综合治理能力差。商业银行内部对客户间大额、可疑交易已可达到纵向有效监控，出现问题能及时调查、处理，但与人民银行及其他商业银行之间横向资金监测系统尚未能实时监控，一旦洗钱资金转移他行，则无法做到有效追踪监控，对多个银行间、多头开户洗钱犯罪难以跟踪监测。反洗钱工作具有很强的综合性，需商业银行、公安、检察、法院、税务、工商部门联合治理，目前相关部门有效衔接较少，直接影响工作的开展及效果。

二、基层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的对策

1.商业银行应建立健全反洗钱机构设置及制度，完善洗钱风险评估、控制、内审、宣传培训等机制。反洗钱工作仅依靠柜台人员远远不够，商业银行应辩证看待反洗钱工作和银行发展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自身评估、风险评估与防范机制，完善反洗钱内控制度，强化对工作流程的管控，提高执行风险控制机制的内生动力，在新业务开展之前评估其洗钱风险，明晰风险点并制定防控措施，强化岗位职责，明确责任和义务，严格操作细则及流程，针对洗钱交易的特点分析其特征、规律及演化趋势，不断优化可疑交易监测及管控与方法，对大额、可疑交易严格执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在人民银行的监督、指导和有效支持下，与其他相关部门密切配合，达到对洗钱犯罪活动的有效监管。

2.强化思想意识，提高反洗钱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基层商业银行为反洗钱工作的前沿阵地，应充分认识洗钱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反洗钱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做到专业人员负责，明确分工，确保“工作有人抓、问题有人管、责任有人担”，科学评估洗钱风险及关联因素，及时调整、评定客户洗钱风险等级，制定可操作性强的的大额及可疑交易及时报告制度及报告流程。重视柜台人员反洗钱第一关口，对其实行激励约束机制，将反洗钱工作与其绩效考核直接关联，转变只惩不奖的现状，规范记录客户名称、住址、身份信息，对金额较大、交易金额固定且对手集中者进行重点监测，对疑点账户及时预警，并制定合理考核方案予以奖惩。

3.强化反洗钱专业人员业务素质培训，加强对反洗钱犯罪的宣传。洗钱犯罪行为越来越呈现出隐蔽性、多样化、专业化的特点，对基层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工作人员须不断提高业务素质水平，熟练掌握相关制度、操作流程及业务技能，与时俱进地更新反洗钱的知识与观念，设定可疑交易报告识别、客户风险等级确定、风险预警处理的最低限度管理要求，着力提高柜台人员对大额交易、可疑交易的风险辨识能力，强化身份识别、尽职调查等环节，针对洗钱特征采取防控措施，同时加强对反洗钱犯罪的宣传，注重银行员工的思想道德教育，避免工作人员参与洗钱犯罪活动现象发生，提升反洗钱自主管控水平。

4.应用信息共享平台，协助做好反洗钱工作的综合治理。在人民银行指导下的商业银行反洗钱信息共享是控制洗钱风险的必要条件，可有效促进金融机构间的反洗钱信息交流，有助于基层商业银行识别军警证、护照等身份证件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对公客户证件，定期联网核查评估分析金融产品洗钱风险及风险点，及时发现资金异常和可疑交易，并做好信息数据的统计，确保本机构反洗钱监控系统与核心业务系统客户资料和交易记录的一致性，协助司法部门调查，提高反洗钱监控系统的应用效率。

反洗钱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因犯罪手法多变、工作数据量大、可疑交易人工识别困难等因素，基层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应注重风险为本理念，不断提升反洗钱工作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工作人员业务素质，明确责任，优化流程，结合数据信息处理技术，提升可疑交易识别能力与报告质量，有效防范洗钱风险的发生，维护正常金融秩序。

 

参考文献：

[1] 石东霞.新形势下基层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研究[J].财金论坛,2014(1)

[2] 侯瑞.商业银行新兴业务存在的洗钱风险及对策研究[J].吉林金融研究,2015(5)

[3] 田爱丽,孙文.基于风险为本理念的商业银行反洗钱工作研究[J].西部金融,2015(11)

[4] 周巧男.商业银行基层机构反洗钱工作现状和改进意见[J].经济研究导刊,2014(14)

[5] 符宏宇,浅议基层农行反洗钱工作风险及防范对策[J].经济师，2015(3)

反洗钱调研报告篇9

仔细推敲三个银行法律草案，深感银行界所期待完善银行法空白的诸多内容，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例如反洗钱问题，应引起立法者的必要关注。

金融机构反洗钱应有法可依

目前，我国只有1997年修改的刑法对惩治洗钱犯罪有法律规定，而在预防洗钱法律或行政性法规方面，迄今为止无一部专门的《反洗钱法》或《反洗钱条例》。《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作为规范有关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主体法律，却没有预防洗钱的任何条款，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职责无法可依。

即便是今年年初人民银行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等三个专门的反洗钱办法，实质为行政规章，不属于法律法规范畴，层次较低，效力不高，适用范围窄。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银行按反洗钱规定执行大额、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在未经客户同意的情况下，将客户交易信息报告给央行和外汇管理部门，视交易性质报公安司法部门，与我国《商业银行法》确定的银行为客户保密原则相冲突。我国《宪法》、《商业银行法》和《储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个人和单位存款，不仅其合法所有权受法律保护，而且银行负有为储户保密的义务。银行及其工作人员违反上述规定要受到相应的处罚。从国外立法看，许多国家为反洗钱首先从立法上确定了为客户严守秘密的例外原则。在当前专门的《反洗钱法》还不能很快出台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在修改三个银行法律时，应尽快将有关金融机构反洗钱的内容加进去。

明确央行和银监会反洗钱金融监管的关系

反洗钱调研报告篇10

关键词：第三方支付；反洗钱监管；风险为本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6-0045-04

2010年6月21日，央行颁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将第三方支付纳入反洗钱监管范围。在该办法第二条所定义的四种支付服务中，网络支付占据了整个第三方支付行业的最大比重。随着电子商务在我国的迅猛发展，第三方网络支付在短短数年之内已成为年交易额达万亿元的行业。国际反洗钱的基本理论认为，犯罪分子普遍希望利用金融体系中管制薄弱的领域进入合法经济体系，因为这些薄弱领域被监测到风险的概率较低。网络支付作为一种新兴的和监管较为松散的支付方式，在洗钱活动的三个阶段，包括处置、离析和归并阶段，都有可能被犯罪分子所滥用。这一行业所具有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使得对其进行有效反洗钱监管造成困难。

一、网络支付反洗钱监管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1、FATF(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等国际组织高度关注网络支付等新技术手段的洗钱风险。

网络支付明显属于FATF40项建议第8项建议规定范畴。该项建议指出：“各国应特别关注随着新发明或科技进步应运而生的有助于隐匿身份的洗钱隐患。各国应当在必要时采取措施，防止这些技术用于洗钱阴谋。”

2006年10月FATF研究报告《关于新支付方式的报告》，提醒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基于高新技术的非传统支付方式带来的洗钱风险。2008年6月，FATF再次研究报告，通过对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调研，对电子商务和互联网支付发生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的主要手法、实际案例、风险管理作了全面讨论和总结。该报告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对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行业实施有效的风险为本的管理措施，包括客户身份识别、记录保存与交易报告制度等，这些行业的在线业务未必比传统离线业务构成更高的风险。

2、网络支付行业的反洗钱监管特质。

(1)业务开展非面对面，几乎无需人工介入。

互联网的远程特性使业务关系的建立与开展几乎都是在非面对面的情况下进行。许多服务的注册与登录只需要一个匿名的电子邮件即可完成。网络全球访问的特点也可以使得用户在一国以合法身份注册账号后。将账号交由他人在别国操作。这一特点为客户身份识别与验证带来了困难。同时，信息技术使得交易全程自动完成和元需人工干预，难以对业务合法性做严格审核。这些匿名和远程操作的特质易于被洗钱分子用于不法资金的洗钱置入阶段。上世纪末轰动世界的俄罗斯黑帮纽约银行洗钱案即是典型。

(2)用户基数大，交易品种繁多，资金跨境转移快捷。

网络用户和电子商务在我国爆炸性增长为网络支付带来了庞大的用户基数。以支付宝为例，在短短六年时间，其注册用户数已超过3亿，超过中国最大商业银行工商银行用户数，日均交易笔数500万笔，2009年全年交易额2500亿元，同时开始拓展日本、澳大利亚等海外业务。交易数目与数额的庞大为有效监控可疑交易带来困难。与电子商务结合的支付业务使得洗钱分子可利用新型的基于贸易方式(trade-based)洗钱手法，利用虚构交易或转移定价(transfer-priting)等方式，或利用网络交易方便快捷特点，实施一系列复杂的往来交易与资金转移，以混淆资金来源。这些特质都使网络支付易于用于洗钱的离析阶段。网上交易品种繁多，无所不包，甚至连战斗机都可以放到网上拍卖，这时利用网络支付购买贵重物品，如珠宝、贵金属、不动产、有价证券等方式，成为潜在的被用于洗钱的归并阶段风险。

(3)监管难以跟进形势快速发展。

在宽松的监管环境下，中国网络支付行业的各种业务模式创新和业务拓展得以迅猛发展壮大。以支付宝为例，仅用10个月时间，每年交易额以200-300％的速度增长，各种延伸服务诸如跨境购物支付、中小卖家贷款、信用卡还款、移动支付等层出不穷。监管显著滞后于形势快速发展变化，将是该行业长期存在的一个特点。

二、风险为本方法的基本原则

以2008年底央行颁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通知》为标志，央行开始正式在反洗钱监管中大力推行国际先进的风险为本方法，以实现其《2008-2012中国反洗钱战略》提出的兼顾针对性、有效性和均衡性的“三性”实施原则。金融监管的理论来源于微观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即金融市场的诸多缺陷使得市场机制无法依靠自身力量予以克服，而必须依赖于金融监管。过去反洗钱监管一直将监管重点放在合规性方面，但实践表明，合规性监管的灵敏度较低，不能及时反映洗钱风险，相应监管措施也滞后于市场发展。从合规为本到风险为本，是我国新阶段反洗钱监管的必然要求。《反洗钱战略》明确提出“在开展风险评估基础上，推行风险为本的监管模式，提升金融机构对洗钱风险的认识程度，指导金融机构确立和执行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制度，切实提高反洗钱的有效性。”

风险为本方法(Risk Based Approach，RBA)是指反洗钱规制范围内的义务主体应当科学准确地评估本行业、本单位、本部门面临的洗钱风险，有轻重、有主次地履行反洗钱合规职责，以有效监控和防范潜在的洗钱行为。按照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FinCEN)的概括，也可以简单理解为相关主体应“将最多的反洗钱合规资源投入到洗钱风险大的业务领域”。

这一监管方式较之传统合规为本监管方式，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在合规检查形式和激励方式上有以下显著差别：

1、不平均用力。

与合规为本方式那种逐条比照规则条款检查、监管对象更关心如何迎合监管者要求不同，风险为本方法中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双方关注的是如何识别和缓释本行业面临的风险。将资源投入到风险最大的地方。义务主体依据风险大小调整反洗钱措施强度，因而有所谓强化与简化的CDD(客户尽职调查)之分。而监管当局检查也不像以往那样平均用力，而应对洗钱薄弱环节加强检查。网络支付等电子支付服务相对于已受到严格监管的金融机构传统服务。以其易于匿名等特点，在美国FFlEC委员会BSA/AML检查手册2010版的产品与服务风险评估中。在高风险服务列表中名列第一，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2、强调随时调整以应对风险变化。

风险为本方法认为应对形势变化随时加以调整，FATF的风险为本方法指南指出：“最为重要的是．风险为本方法应对风险保持动态适应过程，能够对变化的威胁作出调整，具有灵活性。服务商应展示

其战略和方法可有效应对那些被内部员工或外部公众部门所发现的威胁发生变化的情况”。

3、承认可疑交易判别主观性质，提倡调动义务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承认可疑交易判别主观性是我国目前可疑交易报告数目增长过快、情报价值低下问题的解决办法。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监管者对义务主体的处罚原则亦应发生改变。FATF认为，不管服务商制定的反洗钱措施如何完备，犯罪分子还是有办法利用金融机构渠道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转移不法资金，而且常常能够最终得逞。必须承认任何合理实施的风险为本方法并不能识别和发现所有的洗钱与恐怖融资案例。这样．监管部门、执法和司法机关应审慎体谅服务商采取的风险为本方法。只有服务商在设计和执行风险为本方法勤勉性和完备性表现出明显失误和不足时，有关部门才应考虑采取必要措施，包括施以处罚或适当弥补措施。

这一处罚思路也在美国FFIEC首次颁发《BSA/AML检查手册》以有效解决美国金融机构防卫性报告盛行问题时体现。该检查手册要求检查人员“应当专注于评估银行对于可疑行为进行识别与调查的政策、程序、步骤，而不是去评价银行对某一笔可疑交易的判断是否得当”。相应地，手册中也说明“银行不会仅仅因某一笔可疑交易的漏报而受到责罚，除非该漏报属重大失误或有明显证据证明该漏报属故意瞒报”。

4、合规为本与风险为本的结合。

推行风险为本方法并非将过去合规为本方法全面淘汰，而是监管部门在科学全面评估此类企业洗钱风险要素的基础上公布反洗钱工作最低要求。如客户尽职调查、交易监控与大额可疑交易报告、交易记录保存等，由企业根据自身业务特点自主制定执行反洗钱内控制度，但必须满足最低要求。监管部门在颁布的法规中，仍须制定一些明确规则，作为企业在低风险情形下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在合规操作时仍然沿用传统的逐项比照执行方法(即所谓checklist或tickbox方法)。

三、《支付清算组织反洗钱指引》中风险为本方法体现

2009年9月央行下发了《支付清算组织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作为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反洗钱监管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与2008年12月下发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通知》一道，在反洗钱监管中强调贯彻风险为本方法原则。具体看来，风险为本方法在《指引》中得到以下具体体现：

1、《指引》大量采用以“合理”形式表述的术语。

《指引》中反复出现类似“合理设计”、“合理措施”、“合理手段”、“合理期限”、“合理理由”等措辞，这类承认义务主体在风险识别与防范的主观性特点的措辞，在之前颁布的针对金融机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中是少有的，反映监管当局将风险防范的主动权交给义务主体、利用义务主体熟悉技术和业务特点的优势、充分调动义务主体反洗钱主观能动性的意图。

2、客户尽职调查体现“以限额划分类别”原则。

网络支付广受欢迎的一大优势就是方便快捷。但如不分轻重对数以亿计的客户都施以客户尽职调查．则既大量增加企业成本，也给广大民众带来不便。风险为本方法处理这一矛盾的原则是：反洗钱体系应确保那些诚实的客户能方便地得到服务，而为那些试图滥用这些服务的人制造障碍。在支付行业普遍采用以限额划分类别的原则，即一定金额以下的小额支付免予客户尽职调查要求s。《指引》中规定对个人非经常性转让物品且当月累计收款金额在2万元以下或者外汇等值2000美元以下的免予调查要求。而对现金交易金额单笔或当日累计人民币1万元以上或者外汇等值1000美元以上的个人要求做尽职调查。令网络支付行业头疼的恶意套现问题，相关企业似亦可采取以规定限额方法，在便捷民众与遏制违法之间取得平衡。

四、完善网络支付反洗钱监管的建议

综上所述，相对传统金融服务而言，以网络支付为主的第三方支付行业更具创新性、复杂性和快速发展变化的特点，传统合规为本的监管方法无法适应和跟进该行业特质，采取风险为本方法是提升反洗钱监管针对性、实效性和均衡性的更优选择。在现有《指引》基础上，对监管当局和义务主体进一步完善监管合规体系，提出以下一些建议：

1、推行监控名单制度。

风险为本方法的一个重要配套措施是高风险客户名单的监控和“零风险”客户的豁免。但目前国内各义务主体的监控名单制度的实施和执行仍极为单薄，形同虚设。建议央行和FIU会同执法部门，建立洗钱高风险人员监控数据库，包括国内已定罪的公职人员、贩毒、走私、金融、黑社会性质、恐怖主义等上游犯罪人员名单，供支付行业在业务环节中监控。支付企业也应主动寻求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政治公众人物PEP的监控解决方案，确保相关风险的有效管理。

2、加强基于贸易洗钱监控。

网络支付往往作为电子商务的一个信用担保中介环节而存在。这一角色易于被用作基于贸易形式的洗钱策划。基于贸易的洗钱以虚构贸易与非正常定价的难以核实，成为一种对洗钱分子十分具有吸引力的洗钱手法。监管当局应督促电子商务产业链相关部门和企业．共同研究和制定遏制利用电子商务和网络支付进行洗钱的有效措施，加强对基于贸易洗钱行为的监控。

3、监管部门与义务主体双方有效合作与沟通。

《中国反洗钱战略》要求“开展与私营部门对话和协商，指导相关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制定反洗钱指引，督促行业自律”。《指引》可以认为是对第三方支付行业反洗钱的最低要求，在此基础上，如何根据形势发展变化，进一步细化优化产业链各环节的风险控制措施，需要监管部门和义务主体之间的有效合作与沟通。在《办法》正式颁布之前，许多支付企业就以自律和主动向央行报告形式，将自己纳入政府部门监管之下．为政企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打下良好基础。今后．双方应进一步建立合作与沟通反馈机制，就行业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新风险薄弱因素寻求有效解决方案，这一机制由合规为本机制下政企之间如同猫和老鼠的关系，变成风险为本机制下在同一反洗钱战线上共同应对不法分子威胁、维护社会和谐、公平正义的合作伙伴关系，更能体现风险为本机制的有效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