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洗钱论文十篇

反洗钱论文篇1

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洗钱的定义仍是形式多样的。《新帕尔格雷夫金融大辞典》把洗钱定义为“将非法活动收入转变为其来源可有效地不受执法者和社会注意的房地产和金融资产”，“是所有与永久隐藏各种形式的犯罪分子的收入的非法来源有关的活动”。2006年6月，在我国《反洗钱法》草案中，洗钱是指通过各种方式掩饰、隐瞒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活动。抛开犯罪与非犯罪的法律定义，从抽象的金融学意义上考察洗钱行为，可将它视为一种将风险和收益推向极致的金融行为。

洗钱不仅损害了金融体系的安全和信誉，而且对于正常的经济秩序、社会风气等各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1.损害金融机构的信誉和效益。洗钱主要通过金融机构进行，大多数情况下，洗钱行为侵犯了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监管制度，使金融机构在客户中的信誉和安全感受损，进而也影响了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甚至发生挤兑。同时金融业又与工商企业、流通企业等社会经济体系各环节密切相关，一个金融机构的不良行为很可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极大地干扰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严重地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

2.削弱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果。洗钱活动不遵循资金流向最有效益领域的基本经济规律，破坏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客观上干扰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效果，损害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

3.引发经济扭曲和不稳定。洗钱造成资本外逃，导致社会财富流失。且由于洗钱把资金转移到不易被注意的低质量投资领域，经济增长可能因此受到消极影响。例如，房地产行业的火爆，并不一定是需求过旺所致，其很大部分原因是洗钱者的行为引起。当这些行业不再是洗钱的目标时，撤离资金会造成产业的不稳定状态，引发整体衰退，而整个社会经济也因此受影响。

4.损害公平公正的经济秩序。洗钱往往利用起掩护作用的前台公司把非法所得和合法所得混在一起，从而隐藏非法所得。这些前台公司往往有大量的资金补贴，可以提供低于成本价的产品和服务，形成很明显的竞争优势，进而可能把合法企业排挤出市场。

二、反洗钱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反洗钱工作虽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问题依然是不可忽视的。

1.反洗钱监测技术手段落后。例如，人民币和外汇可疑资金的报表，尚没有开发出相应的程序对其进行筛选和采集，仅依靠银行工作人员识别后手工摘录、上报。不仅工作效率低下，而且识别可疑资金能力低，落后的监测技术使人民银行尤其是业务量巨大的大中城市人民银行反洗钱统计数据和分析报告难以做到及时、准确和全面。

2.商业银行反洗钱积极性不高。由于商业银行之间业务竞争日趋激烈，强化反洗钱可能会造成市场份额减少、客户和存款流失，加之反洗钱活动具有较多成本(制度成本、雇员成本、检查成本、档案管理成本、技术投入成本)，部分商业银行因此故意放松执行，反洗钱组织机构和内控制度停留在表面。个别银行反洗钱专门机构在组织和推动反洗钱工作方面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大部分内部控制制度未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情况作为考核指标和岗位任职资格的参考指标，也没有将其纳入内部稽核的业务范围。

现金账户监管薄弱，银行有关部门未给与足够重视，且监管技术落后，影响反洗钱的有效性。

3.反洗钱专业人才缺乏，甄别和分析可疑交易的能力不足，很难适应严峻的反洗钱形势和任务。

4.地方利益保护严重。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区域竞争日益激烈，各地均纷纷许诺以种种优惠条件向外来资金示好，以投资为名的洗钱行为无疑将肆无忌惮地进驻。政府对于“黑钱”视而不见也无法抵制，阻碍了反洗钱的有利执行。

三、对策

对应反洗钱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我们认为未来的反洗钱应该在如下方面有所突破：

1.加强建立高科技高技术的反洗钱系统建设。当今的洗钱犯罪已成为典型的高智商和高科技犯罪，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因此，在现代反洗钱工作中，监管跟监督都必须依靠先进的计算机系统和分析软件。报送机构要开发自身合规系统以综合所有数据，进行初步的甄别和分析，通过电子形式报送金融情报机构。金融情报机构则利用自己的数据库和分析系统，将交易报告经过整理、筛选和分析，在浩繁的数据中发现可疑交易信息，再通过政府部门间网络移送执法机关和相关机构。在此方面，我们可以适当参照国外的成功例子。澳大利亚金融情报机构将年预算2000万澳币的40%以上投入系统建设。2004年，美国金融情报机构FinCEN与德州EDS公司签订了6年1850万美元的合同，以建立和运行以网络为基础的系统BSADirect，来管理基于银行保密法收集到的信息。通过该系统，FinCEN将授权执法部门和监管机构通过网络直接从FinCEN的数据库中抽取数据。该系统计划在2005年10月开始全面运作，从而进一步提高数据收集、分析和移送的质量与效率。

另外，改进手段，切实减轻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中的负担，尽可能规避金融机构执行反洗钱工作中的道德风险；创新技术，提高数据甄别和分析的高科技和智能化程度，尽快提升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报告数据分析结果对反洗钱工作的指导作用。

2.开拓结算工具，拓宽结算渠道。英国反洗钱专家奈杰尔·莫里斯·科特里尔在参加中国银行反洗钱及合规工作会议时曾表示，中国人少用现金将有助于金融系统防范洗黑钱的行为。银行卡和支票等与银行发生联系的支付方式便于银行监控资金流动并发现违法行为。因此，一是发展个人支票，建立个人储蓄转账业务，由于个人储蓄未开展支票转账业务，因而金融机构在个人转账结算方面进一步拓展，对信用度高的政府公务员和社会名人士推广个人支票，对储蓄户可推广个人汇款业务。二是发展银行卡等电子货币，拓展银行卡消费结算领域。目前银行卡消费只在有限的特约厂商，需要扩大消费面，同时不断完善银行卡技术，方便广大群众结算消费，减少客户消费。加快金融电子化步伐，大力推广信用卡等现代结算方式。三是发展电子货币，实行个人收入电子化，对于企业事业单位和私人支付给个人的报酬实行以卡代收，最终使个人收入阳光化。3.加强对资金流动特别是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目前，我国反洗钱信息监测中心已正式成立，并初步建立了反洗钱监测分析系统。但这个系统目前还只是处于初级阶段，今后应不断加强和完善其功能，做到不仅要和各大金融机构联网，还要逐步实现与各金融监管部门、执法部门，以及税务、海关等与反洗钱相关部门的联网。

4.加强现金和账户管理，完善反洗钱处罚机制。“了解你的客户”是世界金融行动小组向其成员国推荐的一种反洗钱制度，这一制度对发现和追查犯罪有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的法律还没有要求金融机构承担这一义务。为了打击洗钱犯罪，有必要借鉴“了解你的客户”制度，要求银行职员承担一定的义务，违犯者将承担法律责任。因而就需要制定出金融机构违反反洗钱规定的处罚细则，分责任和后果的大小不同给予处罚。

5.针对洗钱多利用先进技术和设备的特点，我国应该建立一个专门的部门用先进的电脑网络技术打击和防范洗钱犯罪，同时密切关注中国乃至全球的巨额资金流动情况，及时发现线索，提前预防。美国财政部1990年建立的“打击金融犯罪网络”就是一个联合了财政、银行、税收、司法部门，用先进的技术打击和防范洗钱的专门机构。

6.进一步加强反洗钱国际合作。我们要积极争取加入反洗钱国际组织，并要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反洗钱工作部门建立反洗钱双边合作关系，相互间开展反洗钱信息交流、情报互换、合作培训、协助调查、追回财产并引渡外逃犯罪嫌疑人等工作。

7.加强公安部门与银行的合作。双方联合监督，合作研究情报，共同研究开发反洗钱的新技术手段和装备，另外，公安机关应对案件办理中发现的反洗钱监督监管领域存在的问题及时通报人行，提出完善反洗钱监管、防范洗钱风险的建议，充分发挥职能。

8.加大对反洗钱知识的宣传与普及，使人们能够认识到洗钱带给我们的巨大危害，从而积极自觉地投身于反洗钱活动中，扩大反洗钱活动的范围，是我们的反洗钱活动更加有效地进行。

9.建立全国各机构、各地方政府协同开展反洗钱的体制。积极培养反洗钱专门人才，全力贯彻反洗钱规章制度，协同监视洗钱活动，积极上报等等。

中国的反洗钱工作仍旧任重而道远，为此我们要尽快与国际反洗钱接轨，努力完善我国的反洗钱体系与机构，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披上反洗钱防弹衣，让中国的经济之龙稳步腾飞。

【摘要】目前，洗钱已经成为国际上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而中国的反洗钱进程刚刚起步，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存在诸多的问题。本文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透视这一问题，先简要介绍洗钱的定义和危害，剖析我国反洗钱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与之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洗钱反洗钱金融机构对策

参考文献：

[1]张燕玲.金融业反洗钱问题研究.

[2]钱小安.敲响洗钱者的丧钟.

[3]申屠青南.反洗钱主阵地银行业硝烟弥漫.

[4]周素红.金融机构反洗钱选好着力点.

[5]阿计.中国打响反洗钱战争.

[6]赵琳，于文灿.中国“反洗钱”在行动.

反洗钱论文篇2

[关键词]金融机构反洗钱科技应对能力

一、当前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反洗钱工作机制缺位。我国现行的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基层行的反洗钱工作监督、检查机制都不很完善，在反洗钱内控制度落实上也有不到位的地方。首先，银行在客户尽职调查中制度落实不到位，对客户的调查仅限于一般情况，资金的真实来源和去向等与反洗钱密切相关的信息调查有许多缺失。其次，反洗钱协调机制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对一些客户提供的假身份证、假工商税务登记证，银行人员难以鉴别，也不能得到相关部门在鉴别这些假证方面的帮助和支持，难以获取真实完备的客户信息。此外，人民币和外币反洗钱缺乏信息互通和有效联动，工作相对独立，步调不一，不利于对跨境洗钱犯罪的全程跟踪。

2.反洗钱工作的技术手段比较落后。由于金融机构还没有开发和建立一套反洗钱的软件和系统，尚未建成与支付清算系统对应的支付交易监测系统，不能对大额和可疑交易及时进行监测、记录，这给反洗钱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另外，随着电子商务等新兴网络工具的发展，以及随之产生的多种网上支付方式以及在线媒介，使得利用网络洗钱的风险性较之传统洗钱大为减小，越来越多的网络洗钱出现了。由于我国信息网络建设相对滞后，整体信息化水平不高，对网络洗钱的监控更未涉足。

3.一线员工识别分析可疑交易的能力较弱。一线金融人员甄别和分析可疑交易的能力明显不足，我们缺乏高素质的反洗钱工作人员。从整体上说我国对金融业工作人员的反洗钱教育还不够深入，金融工作人员反洗钱意识缺乏，法制观念和政策水平低，不熟悉与其业务相关的金融法规和行业制度规范，缺少良好的经验积累，其综合素质同当前的反洗钱工作现实需要还有相当的差距。

二、有效提高打击洗钱犯罪科技应对能力

国际反洗钱经验证明，改善金融机构反洗钱的技术条件是打击洗钱犯罪的有力保障，针对当前洗钱犯罪出现的新特点和新动向，我国应大力提高对洗钱犯罪的科技应对能力。

1.健全金融机构反洗钱协调机制。金融监管部门要督促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职责，监管机构通过执法检查，不仅可以发现金融机构执行政策规定中存在的问题，还能够对政策本身进行审视，有针对性地提出有效的反洗钱措施，加大对大额外汇收付和无交易背景的大额人民币支付的监测，完善收支预警系统，提高监测的灵敏性。此外，金融机构要正确处理好反洗钱内控制度和内部经营管理制度的关系，金融机构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将反洗钱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要求，分解、细化落实到具体的管理和业务流程中，做到与内部经营管理制度同布置、同检查、同考核，并监督所管理的分支机构制定严格有效的反洗钱措施。

2.大力提高反洗钱的科技监控能力。关注可疑交易报告是发现洗钱线索的关键，根据我国《反洗钱法》规定，商业银行应将其客户账户内所发生的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情况及时向有关监管机关报告。其中，大额交易报告是从定量方面界定交易信息报告的内容，凡是交易金额在规定限度以上的交易，不论是否可疑，都要报告。而可疑交易报告则是从定性方面界定了交易报告的内容，即针对金额、频率、流向、用途及性质等有异常情况的交易。这样可以提高反洗钱工作的效率，并加强对网络银行、电子货币、银行卡等新兴业务的反洗钱监控。

3.改善反洗钱的技术条件。澳大利亚反洗钱工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一个先进的反洗钱信息管理系统，采用了先进的网络、数据库、数据计算等技术。我国应结合工作实际加速科技进程，提高反洗钱工作的技术手段，加速研发网络互联的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监测报告系统，完善反洗钱软硬件条件，推行完整、规范和真实的电子化数据采集方式，不断完善数据筛选和分析工作，提高数据筛选的准确性和分析报告质量，增强反洗钱监测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同时，统一全国的金融网络，建立有效监控和管理资金账户系统，改进银行账户管理手段，在对洗钱犯罪的监控、取证、防范等方面都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

4.全面提升一线人员业务技术水平。一些发达国家反洗钱的经验表明，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反洗钱工作队伍至关重要，大力抓好一线反洗钱专业队伍的建设，促进反洗钱工作人员专业水平的提高。首先，认真选配工作人员，将一些文化程度较高、专业知识对口、具有良好的计算机操作水平、外语交流能力强、熟悉经济金融及法律等方面知识的青年同志充实到反洗钱工作岗位上来，逐步充实反洗钱工作岗位。其次，有组织地开展业务培训，举办面对银行系统的国内反洗钱业务培训和有关的业务研讨活动，讲授反洗钱的工作要求和操作规定；注意学习和借鉴国际反洗钱的先进经验，“走出去”接受境外培训，掌握先进国家在反洗钱立法、金融情报中心的运作模式、反洗钱信息系统开发建设、金融交易报告信息的分析和跨境异常资金流动监测分析技巧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参考文献：

[1]刘阳:反洗钱工作中不可忽视电子支付[J].西部金融，2008年第2期

反洗钱论文篇3

1.现金管理法规滞后，制约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目前人民银行现金管理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国务院1988年制定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一是部分规定已不符合实际情况。二是《条例》赋予开户银行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与《商业银行法》规定的银行作为企业性质的经营目标不相关，履行起来实际成效不大，银行为争存款、拉客户，为企业大开现金使用方便之门，致使现金管理流于形式。三是处罚措施不完善，开户银行作为国家现金管理的主要对象，《条例》中对其违规行为法律责任不明确，临柜人员遵守现金管理制度的约束性不强，法律责任缺乏，已无法约束一些违规的现金管理行为，与反洗钱所要求的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存在较大的差距。四是人民银行的现金管理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人民银行作为现金管理的主管部门，仅限于对金融机构的检查，不具备对企业等使用现金的主体的直接管理处罚权，不能深入监督现金管理的全过程，从而造成了实际工作中企业对人民银行的现金调查监督不配合的现象，降低了中央银行履行现金管理职能的权威，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2.社会公众长期以来形成的现金使用偏好，加大了可疑交易核查的难度

现金虽然是最原始的支付手段，但也是流动性最强的支付手段。目前，洗钱犯罪分子正好利用民营经济和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现金投放量和使用量巨大，偏好现金结算的氛围进行犯罪活动，使合法交易与非法交易交织在一起，给反洗钱资金交易监测带来极大的困难，增加了反洗钱工作的成本，降低了反洗钱工作效率。

3.忽视对现金缴存业务的管理，容易让“黑钱”顺畅地进入金融体系

从国际反洗钱的经验看，现金缴存是重点监测对象，严格控制犯罪所得进入银行系统是有效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的关键，要成功侦察洗钱活动，最重要的步骤应是在有关现金首次进入金融体系时就能被发现。但我国现行法规对现金支取规定多，对现金缴存限制较少，各金融机构对客户缴存现金，基本上都没有进行来源方面的审查或把关。当前所面临的社会信用环境，要求金融机构柜面审查客户缴存现金的真实性、合法性确实比较困难。

4.对个人现金支出业务控制不力，扩大了现金使用量

在反洗钱调查中，发现利用个人结算账户转移资金或存取现金的现象，而在《办法》中对个人结算账户的规定涉及甚少。在尊重储户“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前提下，个人所有的这部分现金收支变得更复杂、更隐蔽，且难于监控，隐藏较大的洗钱风险。

5.金融机构现金报告制度宽松，可疑交易报告偏少

《办法》对现金大额交易报告的金额作了具体规定，而对现金可疑交易报告的金额未作具体规定。不能对开户单位在本系统特别是本辖区大额现金的收支情况进行有效监测，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6.科技手段落后，基层人民银行不能及时监测大额可疑现金交易信息

目前，新的现金管理监测系统还没有出台，大额现金的存取备案管理受到一定的限制，基层人民银行不能及时获取大额现金存取信息，影响了反洗钱非现场监管的效果。

二、几点建议

1.结合反洗钱工作要求，调整现金管理目标

人民银行要结合自身的职能转变，从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及防范洗钱的角度出发，以防范金融风险和洗钱，打击经济犯罪为现金管理目的，最终为市场经济服务，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尽快结合反洗钱职能，调整现金管理的重点，应当从以控制现金投放为主，逐步转向以防范和打击利用现金结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为主。

2.出台新的现金管理法规，完善反洗钱法规体系

一是重新明确现金管理的客体，把管理对象扩大到一切单位和个人的现金收支活动。二是重新规定现金的适用范围和金额起点，尽快将特定的非金融机构如房地产、典当、贵金属等新形势下的特殊行业纳入现金管理的范围，明确其使用用途和范围。三是改变我国目前现金管理片面强调现金支出而忽视现金缴存的做法，实行现金存取并重管理的模式。四是增加电子货币、网上银行等金融创新业务的现金管理内容。五是改革账户管理办法，限制个人在一家金融机构的开户数量，防止犯罪分子化整为零。六是严格界定违反现金管理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严格约束金融机构和存款人的现金交易行为。

3.加强对现金收支来源、用途审查，提高现金使用成本

在不影响单位和个人合理存取款业务的前提下，对大额现金存取款来源和用途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审查，不仅要求客户申报现金的来源和用途，还要求客户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此外，运用市场手段，按照国际惯例，对超过一定限额（如5万元）以上的现金存取业务按一定的比例收取手续费。通过对大额现金存取的双向收费控制，提高客户使用现金的成本，尽量减少现金的使用率，使有洗钱嫌疑的现金活动显现出来，便于反洗钱的监测。

4.加强反洗钱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提高大额可疑现金监测水平

充分发挥反洗钱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作用，建立与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的联系协调机制，由工商、税务部门对现金流量较大的行业的规模进行了解和掌握，由公安部门对娱乐业等特殊行业进行管理，建立信息通报制度，让金融机构有目的的对现金高发行业的交易进行监测、分析和报告。同时金融机构也应建立现金交易频率高的存款人资料的通报合作机制，进一步提高现金高发行业反洗钱工作水平。

5.加大反洗钱科技含量，适应反洗钱工作的需要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现金管理网络化和现代化。本着方便、及时、简捷、易行的原则，尽快开发全面涵盖大额现金存取、异常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非基本存款账户提现、现金管理现场检查等业务的实时监测系统，逐步实现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税务、海关等部门的反洗钱信息系统对接，共享信息资源。金融机构要加强对客户身份识别，对可疑现金交易进行跟踪分析，了解客户背景、业务种类、交易对象、资金流向等、锁定异常目标，并主动报告，加快可疑信息的报送效率；人民银行要加强非现场监管工作，全面了解大额现金存取变化情况，加大大额现金存取可疑交易分析力度，及时发现可疑交易行为。

6.加大现金管理检查力度，增强金融机构现金管理责任感

人民银行要切实履行大额现金存取管理职责，加强对金融机构大额现金存取工作的现场检查力度和对现金管理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金融机构要加强大额现金存取内部管理工作，建立健全与反洗钱有关的各项大额现金存取规章制度，完善大额现金存取可疑交易报告流程及风险控制制度，明确专人负责，加强日常内部监督，建立责任追究制度，提高金融机构现金管理人员的责任感。

反洗钱论文篇4

【关键词】反洗钱风险评估

近年来我国反洗钱工作快速发展，特别是2007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正式实施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领域由银行业扩大到证券期货业、保险业和特定非金融机构行业，被监管机构数量急剧增加。以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为例，在《反洗钱法》出台后需要监管的金融机构由原有的18家金融机构增加到97家，在监管资源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被监管机构数量翻了5倍。

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我国反洗钱监管方式开始由“合规为本”的监管方式向“风险为本”的监管方式转变，根据金融机构不同的风险等级采取差别化的监管投入，以应对反洗钱监管资源不足的矛盾，而评估金融机构的洗钱风险则是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的核心环节。本文首先分析洗钱犯罪对洗钱渠道的需求，再结合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业务特点对金融机构的风险分布做出三个推论，然后以近年来云南反洗钱工作收集的数据为基础论证这三个推论，最后结合昆明中支洗钱风险评估研究成果，提出构建“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模式时应考虑的一些关键要素。

一、洗钱犯罪对洗钱渠道的需求分析

洗钱分子选择清洗“黑钱”渠道的过程无疑是一个利益驱动的过程，因此洗钱分子对“黑钱”清洗渠道是有其特定诉求和动机的，通过分析典型的“黑钱”清洗过程可以探究洗钱分子的这种需求。理论上一个典型洗钱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一）处置阶段

处置阶段又叫放置阶段，是洗钱的开始阶段，该阶段对犯罪所得进行有形的处理，将资金投入到清洗系统中。常见的形式是将现金存入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购买有价证券，使犯罪所得与合法资金混合。经过这一阶段后，洗钱分子就对上游犯罪所得进行了初步的加工和处理，为下阶段对资金做进一步清洗做准备工作。此阶段的核心作用是将违法资金投入清洗系统中，因此在这个阶段犯罪分子需要利用具有“容纳”资金能力的金融机构来放置犯罪所得。

（二）离析阶段

离析阶段是洗钱的关键环节，目的在于经过这一阶段的资金交易或转移实现分散和聚集犯罪所得、变换财产的外在形态，使犯罪所得与其最初来源脱钩，从而掩盖黑钱的来源。常见的方式是通过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通过多次交易或转移制造复杂的交易层次，割断来源与资金间的关系。因此，在离析阶段犯罪分子需要利用具有“分散”“转移”业务的金融机构达到模糊资金来源的目的。

（三）归并阶段

又叫融合阶段或整合阶段，是洗钱行为的最后阶段，在这一阶段犯罪分子将经过离析的资金转移到与犯罪分子无明显联系的合法机构或个人名下，利用投资或购买资产等方式将黑钱投入合法领域，使黑钱从“非法”回归“形式合法”，使犯罪分子可以自由使用犯罪所得。因此，在归并阶段中犯罪分子需要具有“转移”能力或便于投资、购买资产的金融机构来漂白资金。

二、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洗钱风险分布推论及证明

（一）金融机构洗钱风险分布的不均匀性

1.银证保三类金融行业洗钱风险分布的不均匀性分析。“处置阶段”犯罪分子需要利用具有“容纳”资金能力的金融机构来放置犯罪所得，银行、证券期货和保险业金融机构的业务都具有“容纳”资金特性，但随着监管法规的完善，后两类金融机构逐渐减少了现金的收付。保险业金融机构在收付数额较大的资金时都通过银行转账处理。证券业金融机构实行“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后将客户资金存管在银行账户，并不直接与客户发生资金收付。

“离析阶段”中犯罪分子利用复杂多变的金融交易，分散转移黑钱，从而掩盖黑钱的来源。“归并阶段”中犯罪分子也需要具有“转移”能力或便于投资、购买资产的金融机构，使黑钱从“非法”回归“形式合法”。同时具备“分散”“转移”特性业务的金融机构只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具体体现为“资金集中转入分散转出，分散转入集中转出”，通过跨地区、跨省转移资金的方式模糊资金来源。证券业客户资金只能通过第三方存管账户进出，无法分散资金也无法将资金转移到他人账户，而通过对敲交易转移资金的方法非常容易被监控，实用价值较小。大部分保险业金融机构对给付客户的资金也比较谨慎，采取礼赔或退保资金返回原缴保费账户，加大了犯罪分子通过保险业务转移、清洗黑钱的难度。

通过对比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行业的业务特点（见表一），可以发现银行业金融机构相对于证券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更符合洗钱犯罪分子的需求，相对较容易吸引非法资金。因此，从业务特点的角度出发，可推论出银、证、保三大行业面临的洗钱风险分布是不均匀的，且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洗钱风险要大于其他两个行业。

表一 银证保三类机构业务特点分析表

2.银行业金融机构洗钱风险分布的不均匀性。根据洗钱犯罪分子在清洗违法所得时对金融机构业务功能的需求，同样可以推论出不同规模及业务特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面临的洗钱风险同样是不均匀分布的。分析清洗黑钱的三个标准流程可以看到，资金“转移”行为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洗钱过程。而洗钱分子要快速、廉价的将资金在不同地区“转移”，必然选择规模较大、网点分布较广的金融机构，以提高资金转移速度同时减少跨行转账的费用。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推论出全国性的银行机构洗钱风险大于区域性银行机构。此外，案件等一些特殊案件常发生边境地区或沿海地区的县城或乡镇，这些地区的经济一般较为落后，银行机构也较少，特别在四大国有银行陆续上市后为提高利润率将偏远地区的网点拆除后这一情况更为明显。在这一背景下犯罪分子要转移资金只能通过农村信用社等地方性金融机构，因此可推论案件高发地区如沿边、沿海等省份的区域性银行机构的洗钱风险大于其他地区的区域性银行机构。

（二）根据反洗钱案件工作数据论证金融机构风险分布推论的正确性

上文中通过分析洗钱分子对洗钱渠道的功能需求及三类主要金融机构的业务特点，推导出三个推论：

一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洗钱风险大于保险业和证券业金融机构；

二是全国性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洗钱风险大于区域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且风险随着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三是案件高发地区的区域性银行金融机构的洗钱风险大于其他地区的区域性银行金融机构。

下文通过反洗钱案件协查情况及已破获的洗钱相关案例论证上述三个推论。

1.从反洗钱案件协查涉及金融机构的情况论证推论。反洗钱案件协查是指人民银行根据公、检、法等执法机关的案件协助调查请求，对涉嫌洗钱案件的相关账户进行调查的过程，这也是一个逆向寻找可能涉及洗钱案件金融机构的过程。从逻辑上可以推论出拥有涉案账户较多或协查次数较多的金融机构，面临的洗钱风险相对也较高。

从云南反洗钱案件协查工作涉及的金融机构分布看，目前绝大多数案件协查都集中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及证券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的情况非常少见，这一情况与推论一相符。据案件协查数据统计结果，排除协查回复为“未开户”的协查，2010年1月至11月间共查询银行业金融541次，其中四大国有银行合计占总协查次数的46.48％；其次是云南省农村信用社、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分别约占总协查次数的7.21％、7.02％和7.02％（协查案件涉及金融机构分布情况详见图1）。从分布图中可以看到农、工、中、建四大银行协查案件次数最多，四大银行中农行又以13%的占比排名第一，而农行分支机构数多于工、建、中三行，这个结论与推论二相符。农村信用社以7.21％的占比紧排在四大行之后，占比远高于其他区域性银行或只在省会城市设立机构的银行，这个情况又论证了推论三。

图1 协查案件涉及金融机构分布图

2.从已破获的洗钱相关案例论证推论。2003年以来，人民银行协助执法机关破获的洗钱相关案件数量逐年增加，涉案金额不断提高，上游犯罪涉及地下钱庄、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犯罪等多种罪名。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从全国各地已破获的案件中挑选了73个比较典型、影响较大的洗钱相关案件汇编成书，其中包括案8个、走私案5个、腐败案9个、金融诈骗案12个、地下钱庄案17个、税务案6个、非法集资案9个、黑社会及案7个，比较全面的囊括了各类洗钱上游犯罪。

通过统计可以发现73个案件中利用银行机构洗钱的案件73个，占比100%；利用保险机构洗钱的案件2个，占比2.7%；利用证券机构洗钱的案件8个，占比10.9%。而73个利用银行机构洗钱的案件中有60个案件涉及使用异地存款、汇款、转账等方式跨地区转移资金，占比82.2%。这一组数据较好的支持了推论一和推论二。

通过深入分析案情可发现走私案、贩毒案等具有“交易特性”的犯罪活动同很多合法生意一样，资金与货物向相反的方向流动（例如毒资向边界流动，向内地流动），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少部分资金被用于购置资产，大部分资金又投入到违法活动中。因此，资金流动的越快则犯罪分子获取的利润越多，而保险和证券机构无法满足犯罪分子快速周转资金的需求。腐败案则不存在这种特性，贪污、受贿分子大都接受现金，他们迫切需要把黑钱漂白使用，需要为违法所得寻找一个合理来源，而不止是模糊资金来源，保险及证券产品具有盈利能力，更能够满足贪污、受贿分子的需求。而2003年至2008年间，破获的涉嫌洗钱贪污贿赂犯罪只占破获案件总数的4％，这也是利用证券、保险业金融机构清洗“黑钱”案件较少的原因。

从破获案件地区分布来看广东、福建、浙江、四川、辽宁、江苏、新疆和云南排名居前，其中广东最多，约占总数的33％，其次是福建和浙江，分别约占总数的13％和9％。上述地区发案概率要高于其他地区，从常理推段这些地区的金融机构面临的洗钱风险相对较高，这也从侧面论证了推论三。

三、构建反洗钱“风险为本”监管方式时应关注的要点

“风险为本”监管方式要求监管部门对监管对象进行风险识别和分类，对高风险的金融机构采用更全面及详尽的监管措施，对低风险的金融机构采用简化监管措施。“风险为本”的反洗钱方法能够激发起金融机构反洗钱的内在动力，减少金融机构受洗钱等金融犯罪行为侵害的风险。由于上述原因，各国反洗钱监管开始由“合规为本”的监管方式向“风险为本”的监管方式转变，而我国也开始做这一方面的研究。根据本文的三个推论及昆明中支洗钱反洗钱监管工作方面的研究，开展“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应注意三个关键点：

（一）分行业开展风险评估

根据推论一可知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风险分布是不均衡的，因为规模差异、业务种类差异、行业合规性差异和从业人员素质差异等等，导致不同行业金融机构的洗钱风险级别不同、洗钱风险蕴含的业务点也不同，洗钱风险不均衡的现象非常明显。因此，将所有金融机构混合在一起进行风险评估是不科学，基于公平和公正的考虑，采用分行业评估的方式分别对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等不同行业的金融机构开展洗钱风险评估是完全有必要的。

（二）提高风险较高机构的关注度

根据推论二和推论三可知银行业金融机构间的洗钱风险分布同样是不均衡的，全国性的银行金融机构洗钱风险大于区域性银行金融机构，且风险随着分支机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而案件高发地区的区域性银行金融机构的洗钱风险大于其他地区的区域性银行金融机构。因为上述差异的存在，对于风险较高类型的机构在评估洗钱风险时要有所侧重，提高这类机构防范洗钱风险的要求，做到有针对性。

（三）控制风险评估的资源开销

采取“风险为本”监管方式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应对监管资源不足与被监管机构数量急剧增加的矛盾，所以只有当采取新方法时所需付出的人力、物力资源小于改进方法后所节省的资源，方法的改进才是有效的。因此，在构建“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方式时应注意控制风险评估的资源开销。在实际操作中要注意评估指标的可获取性，要充分利用非现场监管报表、大额现金报表和可疑交易报告等已掌握的资源对金融机构开展评估。此外，“风险为本”理念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划分“风险等级”，对高风险等级的机构采取最严厉的监管措施，以督促其加大风险防范投入。因此，可以通过“初步评估”和“再评估”两次评估分级筛选风险较大的金融机构，“初步评估”中风险较大的金融机构才进入“再评估”，逐级减少参与评估的金融机构，从而减少评估过程的人力、物力需求。

反洗钱论文篇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六安市分行自2008年成立以来，认真执行反洗钱“一法四令”法律法规和行内规章制度，严格落实人民银行“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工作理念及其“法人监管”的新要求，全面提升反洗钱工作水平。在日常工作中，全市各分支机构按照反洗钱工作要求认真履职，强化对洗钱风险的监测、识别能力，努力提高反洗钱工作技能，取得显著成绩。

一是加强反洗钱内控制度建设，2016年，市分行牵头制定了规章制度18项，制度内容涵盖了反洗钱组织领导、人员配备、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客户风险等级划分、宣传培训、保密制度、监督检查、考核评价等方面，为开展反洗钱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是建立反洗钱工作组织架构，成立反洗钱领导小组，设立反洗钱领导小组办公室，实行反洗钱联络员工作制度，以全体员工为反洗钱义务主体，全面开展反洗钱工作。定期召开反洗钱领导小组和联络员工作会议，及时总结前期工作和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三是积极组织开展反洗钱培训，2016年，市分行组织开展了6次反洗钱培训，基本涵盖了各业务条线和基层一线人员，组织了包括高管、反洗钱工作人员、一线员工以及新员工在内的反洗钱知识测试。要求市辖县支行每半年开展1次反洗钱专项培训，市辖113个网点每季度开展1次培训，并定期对培训结果进行测试和督导。

四是协助及配合人行反洗钱工作，认真履行反洗钱义务，实时开展各项可疑交易甄别。2016年报送重点可疑交易报告5篇，配合人行反洗钱行政协查21次，协助人行开展基层调研工作1次，在人行六安中支7月份举办的《反洗钱法》颁布实施十周年征文活动中，市分行积极组织辖内员工广泛参与，我行2篇征文被人行六安中支评为优秀征文。

反洗钱论文篇6

内容提要: 基于洗钱罪之独特立法价值，尽管《刑法》第312条已被改造为其兜底条款，但仍可适度对其上游犯罪的范围予以扩容，以彰显其突出典型、打击重点之立法旨趣。不过，考虑到刑法的稳定性，笔者建议引入空白罪状对洗钱罪予以必要改造，从而间接实现适度再扩容之目的。

为有效应对日益猖獗的洗钱犯罪，我国近年来做出了富有成效的立法努力，其核心便是对洗钱罪上游犯罪之范围，与时俱进地不断予以扩充。而所谓“上游犯罪”是对产生非法财产的各种已然犯罪的统称。作为依附于“上游犯罪”的“下游犯罪”，洗钱罪总是派生于某一具有经济目的的主罪即“上游犯罪”之后，掩饰、隐瞒其违法所得的非法性质，使之披上了“合法的外衣”。[1]上游犯罪是洗钱罪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上游犯罪所获取的非法收益，洗钱行为就没有掩饰、隐瞒的对象，洗钱犯罪也就不复存在。因此，对上游犯罪范围的不断扩充已成为立法者打击洗钱犯罪的着力点。不过，尽管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一再被扩容，但刑法学界对于是否需要继续扩容、如何扩容等仍歧见纷呈。本文即拟在介述洗钱罪上游犯罪立法扩容轨迹的基础上，结合现存之理论纷争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一、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立法扩容轨迹

（一）上游犯罪的立法演进

我国1979年《刑法》并没有关于洗钱罪的规定。1989年9月，我国加入了《联合国禁毒公约》，其第3条明确要求各缔约国将隐瞒、掩饰毒品犯罪所得的行为入罪。为了履行公约义务，我国于1990年出台了《关于禁毒的决定》并在第4条规定了掩饰、隐瞒毒赃性质、来源罪，而这正是洗钱罪的立法雏形。《关于禁毒的决定》与《联合国禁毒公约》相同，仅将上游犯罪限于毒品犯罪，范围相对偏狭。

1997年《刑法》正式确立洗钱罪，将其上游犯罪扩充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这主要是基于严厉惩治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和走私犯罪之国内司法实践的需要，同时也参考了国际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

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联合国安理会于2001年9月29日通过了第1373号决议，要求各国完善关于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刑事立法，根据国际恐怖主义与洗钱之间的密切联系，做出适当的应对。出于惩治恐怖活动犯罪以及承担相关国际义务的现实需要，我国迅速于2001年12月29日通过《刑法修正案（三）》，并增列恐怖活动犯罪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2003年9月和12月，我国相继批准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了履行国际公约规定的反洗钱和惩治腐败犯罪、金融犯罪之条约义务，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6年6月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进一步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大到“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

而2007年1月1日施行的《反洗钱法））则在界定所谓“反洗钱”时，将其对象性犯罪表述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除了法定的七类犯罪外，一个“等”字，似有进一步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之意。

（二）上游犯罪立法演进之评析

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在1997年《刑法》中只有25个罪名，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颁布后增至33个罪名，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则再次扩充了48个罪名，使罪名总数达到81个，占全部罪名的18.6%。这一立法扩容轨迹，既参考借鉴了国际社会的立法经验，又立足于我国犯罪的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上游犯罪范围过窄的问题，为有效打击洗钱犯罪和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提供了锐利的法律武器。

通过分析法定的七类上游犯罪，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如下特点：(1)犯罪目的的特定性。七类犯罪基本都属于故意贪利性犯罪，以获取巨额非法利益为目的。即使其中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的直接目的不是牟取经济利益，但在实践中也与获取非法经济利益密不可分。(2)犯罪所得的暴利性。七类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往往数额巨大，会严重影响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阻碍货币政策有效实施，危及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严重损害经济的健康运行。(3)与洗钱罪具有关联性。洗钱罪是派生犯罪，是这七类上游犯罪的继续，而七类上游犯罪则是洗钱罪存立的前提。[2](4)具有明确的法定性。上游犯罪虽然具有原生性与自在性，但只有与洗钱犯罪的衍生性、扩张性紧密关联，且被法律明确列入洗钱罪的原生犯罪之范围，它才具有特定的“上游”意义。[3]

然而，上述特点只是在法条层面反映了法定七类上游犯罪的共通之处，并未能准确揭示立法者将这些犯罪归诸洗钱罪上游犯罪之缘由。事实上，立法者在不断扩容的立法进程中，对于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之界定似乎并没有形成一个确定的标准。有论者就此认为，法定七类上游犯罪均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4]但是，笔者以为，罪行的严重程度并不是贯穿七种法定上游犯罪的确定标准，因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任何犯罪的应有之义。而且，即便是法定七类犯罪本身也有轻重之分，《刑法》第191条并未针对上游犯罪就其刑罚轻重作任何限制。更何况，有些犯罪如危害国家安全罪从整体上比它们更为严重，却并未被纳入上游犯罪的范畴。

当然，仔细分析这一立法扩容轨迹，也并非全无内在逻辑可循。笔者认为，洗钱罪上游犯罪不断扩容的影响性因素主要有两点：其一，司法实践中惩治犯罪的现实状况，尤其是洗钱案件的实际发案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中国反洗钱报告》，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共协助侦查机关破获涉嫌洗钱案件89起，涉案金额折合人民币约288亿元。从破获案件涉及的上游犯罪类型来看，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案件为34.8%，毒品犯罪案件为10.1%，金融诈骗犯罪案件为9.0%，走私犯罪案件为6.7%，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为5.6%，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案件为3.4%，恐怖活动犯罪案件为1.1%，总计达70.8%。[5]换言之，已破获的洗钱案件的上游犯罪大多集中于法定七类犯罪，立法上将它们明确加以列举不过是司法实践状况的客观反映，体现了突出典型、打击重点之立法旨趣。其二，我国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特别是积极寻求加入金融行动工作组（FATF）的需要。[6]我国近年来已加入了主要的国际反洗钱公约，不断扩充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便是为了履行公约所赋予的国际义务。而且，在2005年成为FATF的观察员之后，我国更是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系列立法努力。对于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立法扩容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及至2007年6月，这一立法努力也终有回报，我国通过了FATF的整体评估，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国。[7]而上述两点亦是我们研究洗钱罪上游犯罪再扩容问题必须直面的因素。

二、洗钱罪上游犯罪立法扩容所引发的争议

《刑法修正案（六）》对于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的再次扩容，无疑是理论与实务界持续呼吁的结果。不过，在该修正案出台后，相关争议并未偃旗息鼓。基于对现有规范的不同认识，我国刑法理论界仍围绕上游犯罪的“扩与不扩”、“如何扩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一）上游犯罪范围“扩与不扩”之歧见

部分学者持肯定论，主张上游犯罪的范围需进一步扩展。在《刑法修正案（六）》出台之前，便有学者指出，从国内形势看，洗钱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把上游犯罪局限于现有的特定几类犯罪，已经不能满足打击日益严重的犯罪的需要。就国际形势而言，域外刑法规范的趋势是将上游犯罪的范围最大化，我国应当参照、学习并予以吸收。尤其是对于我国已批准加入的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上游犯罪，都应当履行公约义务将其纳入本国的刑法规范之中。因此，扩大我国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不仅势在必行，而且迫在眉睫。[8]而经《刑法修正案（六）》的立法扩容后，仍有不少论者持这样的观点。[9]

但也有部分否定论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六）》对洗钱罪予以最新修改后，其上游犯罪的范围是符合实际的，已达到较为完善的地步，无需再进行扩充。[10]因为《刑法修正案（六）》生效后，我国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实际上有了明显的扩充。除《刑法》第191条的洗钱罪之外，还有一个兜底性条款，即第312条所规定的赃物犯罪，从而可以涵盖所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采取列举特定几类犯罪为上游犯罪的立法模式，可以将我国刑法中洗钱罪的打击重点始终集中在一些最典型、最严重的犯罪所得的洗钱活动上。[11]如果将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界定得过于宽泛，会过多浪费司法资源，在我国现有司法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难免会造成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局面，且轻易启动刑罚权，并不符合刑法的节俭性原则，一定程度上也有违洗钱罪侧重于维护金融管理秩序、保障金融安全之立法原意。[12]

（二）上游犯罪范围如何扩充之歧见

即便同是肯定论者，对于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究竟应扩充到何种程度，意见也并不一致。对此，在《刑法修正案（六）》的立法过程中，参与草案审议的委员们便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明确主张将洗钱罪上游犯罪扩大至所有严重犯罪。例如，林兆枢委员、冯淑萍委员均主张上游犯罪应该涵盖所有的严重犯罪，这不仅与洗钱罪上游犯罪日益扩大的国际趋势相吻合，也符合有关国际公约的要求。[13]但是，《刑法修正案（六）》最终仅对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进行了有限扩张，只增加了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三种犯罪。对此，法工委刑法室的有关负责同志解释说：“将谋杀、重伤、抢劫、环境犯罪、敲诈勒索等犯罪作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与中国的立法例和人们的接受程度相距甚远。”[14]不过，这种解释并不能让人信服，也难以消解刑法学界关于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如何扩充之歧见。[15]概言之，学界主要存在“激进扩容说”与“有限扩容说”两种不同的观点。

“激进扩容说”在《刑法修正案（六）》出台之前便备受支持，及至现在也仍为部分学者所认同。该说从加大对洗钱活动打击力度出发，建议将我国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展到所有可能产生犯罪收益的犯罪。[16]例如，有学者认为，凡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或性质被掩饰、隐瞒会直接影响国家司法机关追诉犯罪活动的犯罪所得，均可构成洗钱罪的犯罪对象，或者说这类犯罪都可构成洗钱罪的上游犯罪。[17]也有论者认为，应将洗钱罪上游犯罪扩充至所有可能产生犯罪收益的犯罪。[18]“激进扩容说”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激进扩容是我国洗钱罪保护法益的需要。我国刑法理论界通说认为洗钱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19]从这一角度出发，不仅现有刑法规定的几种上游犯罪构成的洗钱罪侵犯了洗钱罪保护的法益，而且对其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进行的洗钱行为也同样会侵犯这两个法益，并且有些洗钱行为对法益的侵犯程度还很高，如危害税收征管的犯罪。[20]第二，反洗钱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目标，我国有必要根据金融行动工作组建议，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扩充到所有犯罪，以有利于反洗钱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第三，最广泛的扩充是刑事立法稳定性的必然要求。[21]我国关于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立法是一个逐步适应国际立法的扩张过程，具有被动滞后的特点。而目前国际社会的立法趋势是将洗钱罪上游犯罪予以最广泛的扩充，从刑法的稳定性角度考虑，我国也应该适应这一趋势。[22]

“有限扩容说”多是在《刑法修正案（六）》出台之前提出的。该说从节约司法资源、照顾司法能力的角度出发，主张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例如，有学者认为，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应扩大，但扩大的范围当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规定的“最小范围”的上游犯罪为依据。[23]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扩展至除了‘恐、黑、毒、私’四种犯罪之外还包括贪污贿赂、偷逃税、诈骗、绑架、等犯罪在内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巨大的严重犯罪”。[24]有学者则明确反对将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无限扩容，并认为此举可能会使外延较窄的洗钱罪由特别法上升为普通法，而处于与外延较宽的赃物罪同等地位，从而实际上使得赃物犯罪处于虚置状态。[25]“有限扩容说”的主要理由如下：第一，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虽然是国际刑事发展趋势，但必须与我国的国情和刑事法律制度相结合，不能盲目跟随国际公约。第二，如果将所有犯罪的违法所得都归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势必导致其与《刑法》第312条赃物犯罪之间关系的混乱。第三，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充至所有犯罪，目前在我国尚不现实。若将一切犯罪所得都作为洗钱罪的对象加以处理，必然会导致反洗钱力量的分散，反而不利于突出重点、惩治洗钱犯罪。此外，《联合国打击有组织犯罪公约》将可判处4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定义为严重犯罪，并规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这与我国的国情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并未能考虑到我国刑法中刑罚配置普遍过重之实际情况。[26]

三、洗钱罪上游犯罪再扩容问题之我见

（一）立论之前提

笔者认为，系统考量我国现行反洗钱刑事立法，准确把握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研究洗钱罪上游犯罪再扩容问题的基本前提。

就我国现行立法框架而言，《刑法》第191条所规定的洗钱罪只是一个狭义的罪名，其与第312条所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及第349条所规定的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均属广义上的洗钱犯罪。也正是基于此一立法框架，尽管第191条洗钱罪所列举的七类上游犯罪类型并不能满足FATF的“门槛”条件，但FATF在其对中国反洗钱和恐怖融资工作的评估报告仍认为，这个差距已被以所有犯罪为上游犯罪的第312条所弥补，因而没有就此提出质疑。而如果不能从整体上审视该立法架构，只是着眼于第191条所规定的狭义洗钱罪，则其关于上游犯罪再扩容问题的结论就会失之偏颇。

就《刑法》第191条的洗钱罪与第312条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之关系而言，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修正后的《刑法》第312条已成为第191条洗钱罪的兜底条款，两者之间形成了法条竞合关系，前者是特别法，后者是一般法。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对法定的七类上游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进行清洗的，应适用特别法的规定，以洗钱罪论处；对法定七类上游犯罪之外的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进行清洗的，适用一般法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论处。[27]《刑法修正案（七）》第10条将单位犯罪纳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之主体范畴，使该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而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9月通过的《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则是对该观点的最新司法注解。[28]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从静态的法律用语看，两罪表面上存在着普通法与特殊法的法条竞合关系，但若置于整体的构成要件中来考察两罪的关系，就不能简单地作如此归结。两罪在立法价值、犯罪对象、行为方式、明知的内容、犯罪目的、犯罪主体、法定刑等方面均存在差异。[29]也有论者从传统赃物犯罪之特征出发，特别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从而主张继续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30]

笔者认为，法条竞合反映的是法条之间的静态关系。事实上，如果从构成要件的整体上仔细考量，任何两个具有法条竞合关系的罪名之间肯定会有差异。比如，《刑法》第264条规定的盗窃罪与第438条规定的盗窃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罪，同样在立法价值、犯罪对象、明知的内容、犯罪目的、犯罪主体、法定刑等方面均有区别，但岂能据此否认两罪之间具有包容与被包容之竞合关系？而就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而言，两罪即主要表现为在犯罪对象上包容与被包容的竞合关系，属于普通法与特别法的竞合。[31]至于传统赃物犯罪，确实与洗钱罪之间存在很大的区别。不过，为了适应惩治洗钱犯罪的现实需要，立法者已有意识地对赃物犯罪从行为方式到犯罪对象、犯罪主体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使之完全成为第191条洗钱罪的兜底条款。如果在此问题上不能与时俱进，仍无视立法的进展现况，偏执地固守传统赃物犯罪之特征，并以此来衡量两罪之间的关系，难免会犯刻舟求剑之错误。

（二）观点之论证

1．再扩容否定论之局限

洗钱罪上游犯罪再扩容之否定论者立足于广义洗钱犯罪，认为现行法律框架下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紧密配合，相互补充，已形成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无需再扩容。这一见解不再拘泥于单纯的洗钱罪，而是置于现行法律框架下进行的整体考虑，从严密法网层面而论当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为经立法者持续不断的改造，《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已成为洗钱犯罪的兜底条款，其上游犯罪亦已变更为所有具有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犯罪。

不过，否定论者过于突出和强调《刑法》第312条在反洗钱犯罪中的作用，忽视了狭义洗钱罪所具有的独特立法价值，似与其独立成罪的立法初衷不太吻合。即便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器罪具有法条竞合的关系．但也不能否认两罪之间在犯罪客体、犯罪对象、明知的内容、犯罪目的、犯罪主体、法定刑等方面的确存在差异，并不能完全以后者替代前者。否则，《刑法》第191条所规定的洗钱罪也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且，《刑法》第312条所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只是第191条洗钱罪的兜底条款，其在惩治洗钱犯罪之体系中应该处于辅助的地位，而不能本末倒置。因为刑法中之所以要设立独立的洗钱罪，是为了惩治以金融手段实施的典型洗钱行为，重在维护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尽管该罪也侵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但它只属次要客体。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则归属于刑法分则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妨害司法罪，重在维护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至于是否危及金融管理秩序则非所问。如果把本应纳入狭义洗钱罪所调整的行为转而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论处，则与洗钱罪的立法初衷明显有所出入。仅基于对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的侵犯而将这些行为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也并不能全面揭示该行为之性质。况且，尽管《刑法修正案（六）》提高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法定刑，但洗钱罪的法定刑与之相比要重得多。这体现了立法者对于侵害金融管理秩序的典型洗钱罪予以更严厉打击之立场，与立法上为之设置更为严格的入罪标准相契合。如果一概论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则与上述从严处罚侵害金融管理秩序的洗钱罪之立法主旨不相符。

因此，《刑法》第312条所具有的兜底作用尽管会对第191条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继续扩容有一定影响，但不应成为根本理由。洗钱罪上游犯罪是否需要再扩容，主要应取决于该罪自身的特质。而前文已述，从以往的立法扩容轨迹来看，主要影响性因素包括惩治犯罪的现实状况以及我国切实履行国际义务之需要。就此而论，若仍有此需求，再行扩容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也是合乎逻辑之举。断然否定再扩容，势必会落入立法僵化之窠臼，不符合立法的实际情况。

2．激进扩容说之欠缺

许多激进扩容论者是在《刑法修正案（六）》出台前提出自己的观点的。其中的诸多观点颇具合理性。在此背景下，诚如激进扩容论者所言，扩大上游犯罪的范围不仅是世界范围内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是有关国际公约强制性条款所规定的义务，也是洗钱罪本质特征的反映、刑事司法实践活动的要求和社会生活方式发展变化的结果。[32]这也是笔者曾力主此说的缘由。不过，如果现在仍然固守该立场，则是对新近刑事立法修正的无视。

事实上，正是基于激进扩容论者的上述理由，《刑法修正案（六）》不仅将第191条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大到了法定七类犯罪，而且对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进行了系统的改造，使之成为第191条之兜底条款。而《刑法修正案（七）》则进一步将单位犯罪纳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主体范围，从而架构了以洗钱罪为核心，并辅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与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等补充罪名之立法格局。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并无上游犯罪之限制，只要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并予以掩饰、隐瞒的，均可构成此罪。换言之，立法者实际上已经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扩充至一切能产生犯罪所得及收益的犯罪。由此可见，激进扩容论者的基本观点已为立法者所采纳，只不过并非通过取消狭义洗钱罪上游犯罪的限制，而是通过彻底改造传统赃物犯罪之方式来实现。

而在《刑法修正案（六）》颁行后，仍有论者持激进扩容说，其理由亦大同小异。 例如，有论者认为，取消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限制，不仅有利于我国的刑事实践，有利于打击各种犯罪，威慑犯罪分子，而且也有利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开展，与欧美国家放弃限定上游犯罪的做法相契合，顺应了国际反洗钱立法之大势。[33]也有论者主张，我国应当在仔细研究的基础上，将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一次性扩张到位，这不仅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且也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规定。[34]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仅仅拘泥于狭义的洗钱罪，没有正视立法者新近的立法努力，忽略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兜底作用，而且也未能正确理解狭义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之间的关系，其结论似显不合时宜。况且，以国际立法经验和趋势为理由也有误读之嫌。其实，美国之所以将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规定很宽泛，与其法律制度的一些结构性因素有关，并不是简单为了扩大洗钱罪的规制范围。正如有学者所言：“英美法系的国家之所以规定最为广泛的洗钱对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立法思路是要以现代的洗钱罪取代传统的赃物罪，在刑事立法上形成洗钱罪‘一罪独大’的局面，以弥补传统赃物犯罪的不足。”[35]这与我国现今改造传统赃物犯罪之立法模式恰恰相反。虽然两种立法模式截然不同，但在功效上却殊途同归，难谓孰优孰劣，故而所谓借鉴也就无从谈起了。[36]而把取消对洗钱罪上游犯罪的限定作为国际反洗钱发展趋势之论断亦稍显武断。因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均只要求各成员国尽量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并把公约规定的所有严重犯罪列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尽管《欧洲反洗钱公约》以一切能产生犯罪所得及收益的犯罪列为上游犯罪，但这一立法精神却未能在此后制定的《欧盟反洗钱指令》中得到贯彻，该指令也只是将上游犯罪限定为严重犯罪。可见，虽然国际社会对于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应当突破《联合国禁毒公约》仅限于毒品犯罪的规定已形成广泛共识，但究竟应否取消对上游犯罪范围的限制，即便是在应对洗钱犯罪上最为激进的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对此也存有分歧，又何谈已成反洗钱国际立法之趋势？况且，我国的广义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已扩展至一切能产生犯罪所得及收益的犯罪，即使认为《欧洲反洗钱公约》在此问题上代表的就是国际立法趋势，我国亦已完全适应。[37]

3．有限扩容说之变异—空白罪状说的倡导

虽经不断的立法修正，我国洗钱罪的立法架构已趋于完善，但这并不意味着立法上我们可以就此一劳永逸。基于惩治犯罪的现实状况以及我国切实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需要，尤其考虑到《刑法》第191条洗钱罪之独特立法价值，我们仍可适度地对其上游犯罪予以扩容，这也符合其一贯的立法修正逻辑。因此，笔者赞成“再扩容肯定论”。同时，基于《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已形成的兜底作用，笔者认为再持“激进扩容说”可谓偏离了现行的立法框架，不再具有合理性。故此，笔者认同在广义洗钱犯罪架构下有限再扩容的基本立场，而这与以往仅仅着眼于狭义洗钱罪并为立法实践所否定的“有限扩容说”已有了质的差异，当为“有限再扩容说”。不过，笔者建议从罪状入手对狭义洗钱罪予以必要的改造，从而间接实现其适度再扩容之主张。对此，又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是有限再扩容说基本立场之坚持。首先，我国目前洗钱罪上游犯罪之范围仍显狭窄，不能完全满足现阶段严惩侵害金融管理秩序之典型洗钱犯罪及其上游犯罪的需要。据统计，我国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流出境外的2000亿人民币中，走私收入约为700亿元，官员腐败收入约为300亿元，其余的1000亿元均是外资企业偷税形成的。[38]虽然对这1000亿的清洗行为也严重侵害了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对其却不能以洗钱罪定罪处罚，这是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洗钱罪上游犯罪事实上的“扩军”，无疑对立法上的“扩容”提出了迫切的要求。[39]而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几年的中国反洗钱报告，在所破获的洗钱犯罪案件中，涉及法定七类上游犯罪的案件只占七成，另有约三成是其他类型的犯罪，其中尤以税收犯罪为多。[40]就此而论，至少将税收犯罪纳入狭义洗钱罪上游犯罪之范畴应是对司法实践之客观反映，与洗钱犯罪之实际发案率情况相适应。实际上，同样是出于呼应实践的需要，强调对侵害金融管理秩序的洗钱犯罪的重点打击，有人大代表还主张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亦应涵括其中。[41]

其次，适度对我国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再扩容，增加相关国际规约所列明的犯罪，也有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之立法修正逻辑可循。尽管从广义洗钱犯罪的角度讲，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在上游犯罪的范围上已经满足了联合国相关国际公约的要求，但正如FATF在其对中国的评估报告中所指出的，在《刑法》第191条和第312条之间明显地存在着重叠的内容，使两者的界限非常微妙，会导致在实践中很难把握。为了切实履行强行性国际义务，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突出对严重侵害金融管理秩序的洗钱犯罪的重点打击，仍可以适度地对洗钱罪上游犯罪予以扩容。比如，在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中增加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从而明确回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

再次，只有对上游犯罪的范围适度扩大，才能协调、完善我国的反洗钱法律体系。我国《反洗钱法》第1条所确立的立法宗旨是“为了预防洗钱活动，维护金融秩序，遏制洗钱犯罪及相关犯罪”。在维护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方面，其与《刑法》第191条洗钱罪的立法宗旨是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反洗钱法》所规定的“洗钱”也侧重于从维护金融管理秩序之意义上来理解。而《反洗钱法》在列举了法定的七类上游犯罪之后，还加了一个“等”字，这显然有别于《刑法修正案（六）》的相关规定，意在进一步扩大上游犯罪。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连续颁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行政规章，其中对于洗钱“上游违法行为”的规定均比刑法规定的上游犯罪的范围要宽泛得多。我国反洗钱法律体系的这种不协调，也对刑事立法进一步扩大上游犯罪之范围提出了客观的要求。易言之，只有在刑事立法上对上游犯罪的范围同步扩大，才能与《反洗钱法》等法律法规相对应和衔接，也才能充分协调我国的反洗钱法律体系。

此外，对上游犯罪适度再扩容，也不会导致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关系上的混乱。因为洗钱罪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以突出典型、打击重点为立法旨趣，重在维护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其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之间具有特别法与普通法的法条竞合关系，两者在惩治洗钱犯罪之立法体系中各有侧重、相互配合。恰当适用法条竞合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之原则，便能够使两者协调运作，且无关系紊乱之虞。

二是再扩容路径之修正—空白罪状说的提出。空白罪状，即不直接具体说明某一犯罪构成的特征，而是仅仅指明确定该罪构成需要参照的法律、法规的一种罪刑式条文的类型化表述。空白罪状是成文法系国家中较普遍的立法现象。受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刑法立法容量的有限性以及法律、法规所调整领域的专业化、复杂性等因素所决定，空白罪状有着必然性的生成机理。[42]由于有限再扩容说亦未能摆脱频繁被动修法之弊端，同时也考虑到空白罪状的基本功能，笔者主张取消《刑法》第191条洗钱罪对于上游犯罪的列举式立法，引人空白罪状之模式，从而将洗钱罪的成罪前提表述为“违反反洗钱法的规定”。

首先，空白罪状说可以保持刑法的相对稳定，避免频繁地被动修法，弥补不断扩容的固有瑕疵。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需要根据惩治犯罪的现实状况不断予以完善，这是有限再扩容说的基本立场。不过，其中也蕴含着立法上被动滞后之瑕疵，严重损及刑法的权威性。我国以往洗钱罪上游犯罪之立法扩容历程已清晰地揭示了这一点。一次次的刑法修正不仅有损刑法的稳定性，也影响了立法机关的工作效率，不利于司法机关的实践操作。而空白罪状正具有维护刑法的权威性与稳定性的功能。在洗钱罪的罪状表述中引人空白罪状之模式，借助于“反洗钱法的规定”确定上游犯罪的范围，既可及时跟进社会的现实变化达成适度再扩容之效果，又不会损及刑法的权威性与稳定性，从而可有效避免非此即彼的两难窘境。

其次，空白罪状说可以严密洗钱行为的刑事法网，消除概念认识上的纠葛，强化对洗钱犯罪的综合控制。如前所述，我国《刑法》第191条与《反洗钱法》在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界定上略有不同，引人空白罪状之表述便可以弥合两者之间的差异。同时，两者均侧重于从维护正常金融管理秩序意义上来理解所谓“洗钱”，这与广义的洗钱有所区别。这种概念认识上的不统一容易引致司法机关和金融机构在洗钱性质判定上的争议。而空白罪状中的“反洗钱法”，并不只限于《反洗钱法》，而是以此为核心所构建的国家反洗钱法律体系。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洗钱罪上游犯罪法网不严密之缺陷，也消解了概念认识上的分歧，符合对洗钱犯罪综合治理的一体化需求，有利于统一整合反洗钱的法律资源来控制洗钱活动。[43]而《反洗钱法》的出台以及反洗钱法律体系的日趋完备，则为空白罪状的引人提供了立法的现实条件。

此外，空白罪状说既符合洗钱罪法定犯之属性，又可以避免立法条文的繁冗。空白罪状主要运用于法定犯，且多见于经济犯罪。因为经济犯罪中所涉及的市场规则往往首先是以非刑事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这些法律规范会随着市场经济与经济政策的变化而修正，违反市场规则的客观行为也会随之发生改变，经济犯罪具体构成特征也就必然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为了保持刑法的稳定性，防止刑法规范本身的频繁变动，各国的立法机关都在经济刑法中大量使用空白罪状。[44]而洗钱罪既属于法定犯，也是典型的经济犯罪，引入空白罪状自亦合乎逻辑。况且，刑法文本内容的简洁也是立法技术的基本要求，洗钱罪中空白罪状的引入还可有效避免立法条文的繁琐、冗长，使刑法条文更为简洁、精炼。

【注释】

[1]张军主编：《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0页。

[2]参见蒋羽扬：《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以世界反洗钱法律规范为视角》，《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3]参见李晴：《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吉林大学2008届硕士学位论文，第7～9页。

[4]同前注[2]，蒋羽扬文。

[5]参见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8月的《2007年中国反洗钱报告》，第22页。

[6]金融行动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简称为FATF）是国际上最具影响力、专门致力于国际反洗钱和恐怖融资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7]参见王新：《竞合抑或全异：辨析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利益罪之关系》，《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期。

[8]参见阮方民：《洗钱罪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

[9]参见彭炜等：《论国际公约与我国洗钱罪的立法完善》，《武汉金融》2009年第10期。

[10]参见张兴奎：《＜刑法修正案（六）＞对洗钱罪的扩充》，中国刑事辩护专业律师网，2010年7月29日访问。

[11]参见黄太云：《立法解读：刑法修正案及刑法立法解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页。

[12]参见马长生、辜志珍：《论刑法修正案（六）对洗钱罪的扩容》，《河北法学》2007年第9期。

[13]参见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六）》草案，中国人大网，2010年7月28日访问。

[14]同前注[11]，黄太云书，第143页。

[15]自2003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对“洗钱”的理解都是以所有犯罪为上游犯罪的，并不存在人们是否接受的问题。

[16]参见赵军：《论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相关问题》，《法学评论》2004年第4期。

[17]参见马春荣：《再论洗钱罪》，《河北法学》2003年第3期。

[18]参见莫洪宪主编：《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

[19]参见周光权：《刑法各论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5页。

[20]参见李浩、张军、贾宇主编：《和谐社会的刑法现实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6页。

[21]参见何帆：《刑法修正案中的经济犯罪疑难解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页。

[22]参见胡隽：《中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协调问题研究》，武汉大学2006届博士学位论文，第107页。

[23]参见马克昌：《完善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事立法—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为依据》，载赵秉志主编：《联合国公约在刑事法治领域的贯彻实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31页。

[24]贾宇、舒洪水：《洗钱犯罪若干争议问题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年第5期。

[25]参见黄京平、赵飞、伦朝平：《论我国刑法洗钱罪之犯罪构成对国际公约的立法回应》，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评论》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

[26]参见徐汉明、贾济东、赵慧：《中国反洗钱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27]同前注[11]，黄太云书，第148页。

[28]该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掩饰、隐瞒，构成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或者第三百四十九条规定的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29]同前注[7]，王新文。

[30]参见张洪成：《从＜反洗钱法＞看我国洗钱罪立法的演进及完善》，《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31]当然，如果认为洗钱罪可以由上游犯罪的本犯构成，而赃物犯罪不能由本犯构成，则两者之间在构成特征上就不能完全包容。不过，即便如此也可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交叉竞合的关系。

[32]同前注[16]，赵军文。

[33]参见朱静：《从洗钱犯罪的独立性再论我国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问题》，《中国商界》2010年第7期。

[34]参见彭炜等：《论国际公约与我国洗钱罪的立法完善》，《武汉金融》2009年第10期。

[35]赵秉志、杨诚主编：《金融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页。

[36]参见王璐：《从洗钱罪和赃物罪的相互关系看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金融法苑》2008年第74辑。

[37]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等国的刑法典已将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泛化为所有的违法犯罪行为。但这一立法例是否会脱离司法实践，不适当增加司法的负担，笔者心存疑惑。至少在目前，这一立法例尚不能昭示国际反洗钱立法的发展方向。

[38]参见李军：《央行反洗钱雷霆出击》，《南方周末》2003年1月29日第14版。

[39]同前注[16]，赵军文。

[40]同前注[5]，第22页。

[41]参见《发言摘登：刑法修正案（六）草案》，中国人大网，2010年9月25日访问。

[42]参见王瑞君：《刑事违法性判断前提条件：空白罪状的现状与反思》，《政法论丛》2006年第4期。

反洗钱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反洗钱 监管 研究

随着反洗钱形势的发展,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理念逐渐成为反洗钱领域的共识。人总行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反洗钱监管座谈会上,针对“监管资源有限,监管手段不足”的问题,提出了“要树立风险为本的监管思想,采取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合理配置监管资源”;在2008年初全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工作会议上,对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做出安排部署,提出要加强反洗钱非现场监管,逐步推进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建设,建立非现场监管评级机制,确立和完善以洗钱风险管理为中心的反洗钱非现场监管体系。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的研究和实践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帷幕。经过三年多的探索性研究和实践,笔者认为,实施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还存在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在理论认识层面,存在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认为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与规则为本反洗钱监管相对立,风险为本是对规则为本的否定;风险为本的优势明显优于规则为本;当前对所有金融机构都应当要求以风险为本开展反洗钱工作。上述认识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倾向。二是在法规制度层面,存在不协调、不适应的问题。《反洗钱法》颁布实施五年来,人民银行相继建立了一整套反洗钱制度和操作规范。这些制度、规范在反洗钱起步阶段确实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反洗钱工作在金融机构的深入开展,反洗钱合规理念普遍被金融机构接受以后,过多的规定、过细的标准客观上造成了金融机构的过度依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甚至有的制度反而成了金融机构规避责任的依据。目前金融机构存在大量的防御性可疑交易报告就是最为明显的例证。另外,过多的监管要求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给金融机构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负担。这些都是当前反洗钱法规制度滞后于反洗钱形势发展的现实表现。三是在技术操作层面,非现场监管与现场检查还需加强和改进。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非现场监管信息资料采集和运用效率不高。风险为本的监管方式是建立在对金融机构的有效评估这一基础之上。要实现有效评估,就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信息采集、加工处理、评估判断、现场校验、矫枉评估和做出监管决策等一系列制度和操作程序,疏通数据来源渠道,提高数据采集和运用的电子化水平。但从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硬件建设来看,目前通过网络传输信息数据还仅限于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还没有电子化网络传输信息平台,而且2010年推广应用的“反洗钱监管交互平台”也未与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及商业银行电子汇划系统对接,降低了系统的功能。当前,非现场监管部分工作还处于手工操作阶段,工作量大、效率低、差错多,影响了非现场监管的效能。另一方面现场检查的重心还没有转移到以风险管理为目标,还是习惯于合规性检查。比如,在客户身份识别上还是以检查静态的客户身份要素是否合规为主;在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方面习惯于根据现有制度设定的客观标准对报告结果进行检查。这种传统的检查方式与引导金融机构以风险管理为核心开展反洗钱工作的要求极不适应。

鉴于以上问题,要实现反洗钱监管由规则为本向风险为本转变,还需从理论认识和实践操作上加以改进。

一、全面认识和正确运用风险为本监管理论

当前重要的是处理好风险为本与规则为本的关系。规则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方式是反洗钱处于起步阶段比较通行的监管模式。其工作重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制定规则和各种规定;二是监督检查各类金融机构执行规定的合规性;三是将不合规处罚作为一种日常机制和主要监管方法。规则为本的监管实际上是一个制定规范—检查执行—调整规范—再检查执行的过程。在一国反洗钱制度的初创期,反洗钱工作的机理及价值还未被金融机构所广泛接受的情况下,以规则为本的监管方式既直接,也富有效率。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贯彻以关注洗钱风险为核心,以原则性监管为导向,以非现场监管为主要手段,以现场检查为必要补充的监管方法。规则为本监管与风险为本监管贯穿着两种不同的监管理念,但两种监管方式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而是层次递进,互为补充的关系。强调风险为本的监管,并不意味着放松合规性监管,而是要将着力点放在风险上,注重对风险的早期识别、预警和控制,尤其注重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控制和管理,注重对其风险管控能力的考核和评价,当然也包括对违规行为的监测和控制能力。规则为本监管与风险为本监管的区别仅仅是在监管手段、监管理念、监管目标等方面侧重点不同而已。为此,在监管实践中,应立足实际,灵活掌握,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特点和内控机制运行情况确定监管重点,如:对反洗钱基础工作较好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主要实施以原则为导向的风险为本监管;对农村信用社、保险、证券、期货等反洗钱工作基础薄弱的机构则主要实施以合规为导向的规则为本监管。同时,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在其内部反洗钱组织架构、内控制度、操作流程等基本达到合规要求后,就应更加注重洗钱风险的防范,建立起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技术支持以及风险管理的方法体系,依据风险的大小来安排相应的资源投入。

二、尽快修订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以适应反洗钱发展形势需要

一要进一步扩充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结合我国实际,吸收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经验,修改《刑法》和《反洗钱法》的相应条款,尽可能地将一切贪利性犯罪包含在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之内。二要建立健全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制度。在研究、评估各行业洗钱风险的基础上,加快制定特定非金融行业的反洗钱规则并分步启动实施。同时,发挥相关部门和特定非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指导行业自律组织制定反洗钱指引,督促行业加强反洗钱自律。三要制定金融机构岗位设置和内控制度建设指引。按照《反洗钱法》的立法精神,人民银行可以会同其他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依据《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和相关规章制度,制定操作性强的《金融机构反洗钱岗位设置和内控制度建设指引》及实施细则,指导金融机构合理设置反洗钱工作岗位,完善内控制度建设。四要完善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对《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等配套规章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明确客户在办理大额交易业务时应向金融机构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因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

三、积极采用可疑交易“主观”识别标准

FAFT的《四十项建议》在制定可疑交易识别标准时采用的是主观标准,即规定“如果金融机构怀疑或有理由怀疑某项资金属于犯罪活动的收益或者与筹资有关,应按照法律或法规的要求,立 即向金融情报单位报告”。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已具备一定基础,人民银行应逐步减少可疑交易的客观标准,强化金融机构的自主识别能力。指导金融机构在客观指标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逐步实现以主观分析为主,辅以客观指标的可疑交易报告形成方法,提高可疑交易报告的情报价值。

四、着手建立反洗钱正向激励机制

反洗钱补偿与激励机制的建立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反洗钱专项基金。该基金有三个主要来源:洗钱罪的罚没收入、政府财政专项拨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捐款。该基金主要用于奖励主动提供反洗钱情报和线索的社会公众。二是建立政府财政分成奖励制度。对主动提供反洗钱情报和线索的金融机构和工作人员以及积极参与反洗钱侦查、破案工作的有关部门,在破获洗钱案件并追回赃款之后,由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依据贡献大小给予相应的奖励。三是对认真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金融机构给予各种政策上扶持和优惠,如市场准入、经营权限、税收减免或优惠等。

反洗钱论文篇8

［关键词］洗钱 通道 反洗钱国际合作

洗钱，英文为money laundering，最早关于洗钱的说法并无贬义，指的是通过化学药剂进行除污，把已被弄脏的金属铸币清洗干净。现在已经把洗钱的概念引申为把“不干净”、来源非法的收入或财产，通过各种手段使其合法化，从而掩饰、隐瞒犯罪非法收益的活动。洗钱的结果是为犯罪活动持续不断地提供了赖于存在和发展的合法资金援助，使得犯罪活动能够在强压下披上合法外衣隐秘进行，大大加大了打击犯罪的困难程度，因此，洗钱活动被称作犯罪的“生命线”。正是因为洗钱对犯罪活动的保护作用，当今世界各国无不把洗钱活动本身亦规定为犯罪并予以制裁，以求切断犯罪活动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保障对犯罪打击的有效性。经过二百年的发展，分散、无组织的跨国洗钱活动已经逐步演变成具有专门分工的、有组织的行为，洗钱犯罪逐渐摆脱了作为其他犯罪辅助活动的地位，成为一种专门的、相对独立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跨国有组织洗钱犯罪同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一起相辅相成，使得其他跨国有组织犯罪愈演愈烈，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和处理的一大毒瘤。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认为，凡隐瞒或掩饰因犯罪行为所取得财务的真实性质、来源、地点和流向，或协助任何与非法活动有关的人规避法律应负责任者，均属洗钱行为。由此可看出，洗钱是在已经实施犯罪行为并获得赃款的前提下，洗钱者将赃款通过各种通道转移或转换所得赃款的行为，目的是掩盖犯罪行为并使其看似合法化。

一、洗钱的通道

（一）传统的洗钱通道

传统的洗钱通道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货币走私。洗钱者运用交通工具把犯罪非法所得的赃款转移到境外或国外，合法的将其存入金融机构。

2.投资不动产洗钱。洗钱者利用所得赃款投资兴建宾馆、娱乐场所，把犯罪所得赃款掺进营业收入中，为其犯罪所得披上合法外衣；另外洗钱者还会选择投资收购濒临破产的企业洗钱。

3.利用金融机构洗钱。洗钱活动最主要的渠道是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系统，洗钱者把黑钱存进银行，利用庞大网络把它们分散到国外安全的地方，或者最终又通过银行把黑钱汇回国内，使之变为合法。

4.利用空壳公司洗钱。不法分子通过空壳公司或专门从事洗钱的“空壳商店”或“皮包公司”进行大宗的“空头”贸易以及转帐业务，利用这些金融机构的电子系统将黑钱转到安全的地方。

5.购买房地产、证券或保险洗钱。洗钱者用“上游犯罪”所获得的黑钱购买房地产、证券或保险，然后通过非法手法、以投资回报或者退保的形式使犯罪所得赃款披上合法外衣，达到洗钱的目的。

6.利用地下钱庄洗钱。地下钱庄在世界上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较为普遍。洗钱者如果把现金存入钱庄，钱庄便给其开据一个特定的收据或便条凭证，凭此收据就可以在另外指定地点领取同比值的外币。

7.利用非银行机构洗钱。各国政府对银行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强使洗钱分子将目标转移至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要有邮政机构、货币兑换行、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外汇交易所等。

8.利用服务业、娱乐业和大量使用现金的行业洗钱。

（二）新的洗钱通道

随着科技进步、互联网的出现和金融创新，金融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金融工具，洗钱者便利用这些新型金融工具进行洗钱。主要有：

1.利用网络银行洗钱。网络银行是指银行利用网络将客户的电脑终端连接到银行，它具有简单易用、交易迅速、无需面对面和突破界限的特点。洗钱者只需进行网上在线注册、完成资金划拨就可开通帐户进行洗钱，金融机构只能确定特定帐户在特定时间所交易的数额，无法证明客户拥有的帐户数量及从事交易的确切地点。

2.使用智能卡洗钱。信用卡、借记卡等银行提供给客户用于支付的具体工具，已成为洗钱的重要手段。洗钱罪犯将数额巨大的黑钱拆分处理，利用信用卡与众多金融机构交易运作，以避免大额资金运作报告制度所产生的不利后果，金融智能卡的出现对反洗钱活动产生的负面作用不容忽视。

3.利用国际贸易洗钱。2004年世界货物贸易总额为94580亿美元，服务贸易总额为20800亿美元；据WTO预测，2005年世界贸易总量增长6.5%，2006年增长7% 。随着世界贸易总额的不断扩大，洗钱分子开始利用国际贸易掩饰、隐瞒、转移犯罪收益，其常见的手段有：虚构商品的价格、重复开具发票、改变交易标的名称和数量、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之间的价格转移。

另外，洗钱者还通过聘用私人部门的金融专家、利用网上、网上罪恶等各种手段进行清洗黑钱。

除了上述几种洗钱方式外，我国的洗钱者还用一些特有的洗钱方式清洗黑钱，主要有为了掩盖与黑钱的直接联系，将黑钱存入他人名下，用他人名义购买有价证券；通过参与地下私募基金来洗钱；先将资本外逃出国境，再利用迂回策略，以外资公司的身份投资；以骗税的方式取得非法收入，再进行洗钱等。例如：出口退税是国家支持外贸企业发展的一种手段，却也被洗钱者利用。

二、现阶段洗钱的现状

近几年来，国际范围内的洗钱活动日益严重，从洗钱活动发生的地区看，全世界五大洲都存在程度不同的洗钱活动，同时洗钱活动已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从黑钱的来源看，主要是贩毒、非法买卖武器、走私、诈骗、贪污、受贿、偷税、恐怖活动、贩卖人口、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所产生的赃款。从洗钱的手法来看，已从使用普通技术发展到使用高新技术，如计算机、电传、信用卡、网上银行服务等，且隐蔽性越来越强。洗钱数额巨大。据联合国估计，全世界每年洗钱数额高达1万至3万亿美元，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每年被合法化的非法收入达10亿到20亿美元，在一些发达国家这一数字高达1000亿美元；而在一些世界金融中心，每年有3000亿到5000亿美元的黑钱被合法化。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每年“洗钱”的总数额相当于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3%至5%，而且这些数字会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洗钱犯罪助长了有组织犯罪的势力。由于犯罪集团非法所得可以通过洗钱合法化，因此其经济实力日益壮大，反过来又加剧了犯罪集团的犯罪活动。各国洗钱组织有一定的联系，并相互提供一定的帮助。腐败官员洗钱犯罪日趋严重。

我国党和政府在反腐败斗争实践中，对洗钱问题十分关注。200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同志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明确要求：“进一步健全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报告制度，加强资金监管，打击‘洗钱’行为。”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指导性文件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也把“建立健全反洗钱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这说明，反洗钱已经成为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重要手段，反洗钱能力已成为国家反腐败能力的重要体现。

三、反洗钱的国际合作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洗钱犯罪日益猖獗并趋向国际化，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和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洗钱的各种手法不难看出，洗钱犯罪大部分具有跨国的特点。以我国为例，许多政府官员在犯罪、收取贿赂后就逃往国外，以逃避我国法律的制裁。比如：走私、洗钱案重要嫌疑人赖昌星、“”的宣扬者等的遣返困局就很好的说明了在反洗钱国际合作上的不足。因此，反洗钱工作单单靠一国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各国之间开展反洗钱的国际合作就显得十分必要。

1.开展国际合作，引渡洗钱犯罪嫌疑人，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在许多国际对外开放的形势下，一些犯罪分子往往利用某些国家管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各国法律制度存在的差异，把犯罪所得收益汇到国外清洗，本人也逃往国外，企图在国外逃避本国法律的制裁。开展反洗钱的国际合作，同有关国家签订司法协助和引渡条约，通过司法程序将洗钱犯罪嫌疑人引渡到国内，依法对其进行制裁。

2.开展反洗钱的国际合作有利于维护本国法律的尊严。国内许多犯罪学家把洗钱犯罪成为“下游犯罪”，认为它是贩毒、走私等“上游犯罪”的继续。因此打击洗钱犯罪，实际上打击和控制了一系列犯罪行为，使犯罪分子受到法律规定的处罚，全面维护刑法、经济法、民法和有关法律的尊严。

3.开展反洗钱的国际合作有利于维护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安全。在许多国家资本市场对外开放、金融监管弱化的情况下，国际贩毒集团将毒资投向几个国家清洗，导致这些国家金融市场的外汇供大于求外币汇率下降，本币汇率上升，影响了本国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一国经济的发展被洗钱所影响，会涉及到其他国家，由于传递效应，会对世界经济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国际合作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各国在完善自身反洗钱法的同时，可以通过国与国之间的行政合作、警务合作、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来打击洗钱分子；积极加入反洗钱的国际组织。针对每个国家不同的洗钱手法，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应密切合作制定出适合本国的反洗钱措施；同时国与国之间应积极互换洗钱方面的有关信息及经验，共同开发和享有针对打击反洗钱的先进技术。只有世界各国联合起来才能有效的控制、打击洗钱分子。

加强合作、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来打击洗钱分子；积极加入反洗钱的国际组织。针对每个国家不同的洗钱手法，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应密切合作制定出适合本国的反洗钱措施；同时国与国之间应积极互换洗钱方面的有关信息及经验，共同开发和享有针对打击反洗钱的先进技术。只有世界各国联合起来才能有效的控制、打击洗钱分子。

参考文献：

［1］陈昊，陈杰.论洗钱与反洗钱［J］.法制与社会，2007，（3）.

［2］当前洗钱七手段［J］.理论与当代，2007，（1）.

［3］李昌宝.略论互联网洗钱［J］.生产力研究，2007，（4）.

［4］姜茹娇.论我国反洗钱工作的国际合作［J］.人民检察，2007，（3）.

［5］林剑锋，林红池.从洗钱的多样化谈反洗钱体系的完善［J］.商场现代化，2006，（4）.

反洗钱论文篇9

关键词:反洗钱;电子商务;对策

据有关资料显示,全球电子交易业务的近20%与洗钱犯罪有关,互联网可以使非法资金快捷地转移,且不留下任何痕迹,使得网络洗钱活动变得更加有恃无恐。我国现行的反洗钱法律法规主要明确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强调以银行业为重点的监管,而针对电子商务领域的特殊非金融机构的金融监管仍然处于真空状态。为了维护和促进电子商务和网络支付行业的良性发展,有效打击洗钱犯罪,我国亟需针对电子商务和网络支付的特点深入研究相应的反洗钱技术,完善监管措施和法律规范。

一、电子商务服务中的洗钱类型

(一)利用电子支付工具洗钱。在重庆有这样一个案例:秦某利用假身份证通过诈骗等手段获取了受害人A的信用卡资料,接着便在电子商务网站B处购买货物,同时又在网站上注册了一个卖家,将自己购买的货物出卖给另一个买家C,将C的收货地址发给B,最后B收到的是A的钱即秦某的犯罪所得,而C收到的是B的货物,秦某收到的则是与C交易的合法货款,这样一来就将诈骗所得资金转化为了合法的销售收入。本案中秦某通过第三方支付系统这种电子支付工具进行洗钱,由于电子支付机构难以辨别资金的真实来源与去向,对于交易双方的身份确认也相当困难,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进行网络洗钱的工具。

(二)利用网上银行洗钱。网络银行又称网上银行,是指设在互联网上,提供二十四小时金融服务的“虚拟银行”。由于网上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不受时空的限制,无需与客户见面就能办理相关手续,金融服务极其迅捷,服务指令的发出和实现几乎是同时的,这些特点极大地提高了网上银行的金融服务效率,显著地降低了经营成本,具有传统银行所不具备的优越性。但它们同时也使得网上银行鉴定客户身份和监视账户和交易的行动更加困难,从而容易为从事洗钱的犯罪分子所利用。

(三)利用虚拟洗钱。2010年6月12日,公安部公布了一桩利用网站洗钱的案例。境外集团“乐天堂”在国内成立了以“谷中城”公司为主的分支机构代为操纵和运作巨额赌资。人员将赌资通过网上银行转给第三方支付服务商上海快钱,参与。上海快钱将收到的赌资转入谷中城开立的虚拟账户,谷中城再将大部分非法所得转给境外集团,小部分作为回扣转给其招募的人账户。截止案发,谷中城每个月的转账金额2亿元左右,两年内共计50亿元。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虚拟进行洗钱的案件,境外犯罪分子在境内设立机构,用于发展人员和操纵赌资,境内机构则利用网上银行和第三方支平台中的虚拟账户,迅速地收付资金,并将其流转出境。

二、电子商务渠道下的洗钱手法

就具体的洗钱流程而言,利用电子商务和网络支付工具的洗钱行为主要有两种模式。名义上,每个电子商务账号都对应着一个网络支付账号,每个网络支付账号也分别对应着一个银行账号,但事实上,电子商务账号与网络支付账号间、网络支付账号与银行账号间都可能存在一对多、多对多的更复杂的关系。

第一种洗钱模式(如图一),在洗钱者拥有的众多电子商务账号中,有一个或若干个“主账号”,即卖方电子商务账号。这些账号在虚假的“自卖自买”交易中充当卖家的角色,其余账号从他们那里购买商品。相应地,电子商务卖方账号背后对应着虚拟卖方银行账号,他们负责接受来自卖方电子商务账号的货款。这样即可实现黑钱由买方账号向卖方账号的定向漂洗。

图一

第二种洗钱模式(如图二),各电子商务账号中并无明显的“主账号”,每个账号都向其他账号销售商品,同时也从其他账号那里购买商品。相应地,其背后的银行账号中的资金也是有进有出,视买卖性质而定。在这种模式下,黑钱的流动较为分散,没有明显的定向漂洗的痕迹。

图二

可以看出,采用第二种模式的洗钱过程更具隐蔽性,但是由于每个账号同时充当买方和卖方,整个洗钱过程需要损耗更多的成本,操作更加复杂。这两种模式中的主账号数、主账号之间是否相互交易、主次账号数之比、次账号之间是否相互交易、主次账号是否双向交易、商品价格的高低、交易频率、商品吸引力指数和广告费用占商品价格比例都可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三、反电子商务洗钱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法律组构

1、明确电子商务洗钱的所属范畴。电子商务洗钱应该包含两个因素——“网络”与“洗钱”,洗钱是犯罪的最终目的,网络只是一种行为手段。因此,对于电子商务洗钱的研究仍然应归属于刑法调整的范畴,在司法实践中,应认定通过电子商务手段洗钱的行为为洗钱罪。但基于电子商务是一种特殊的手段,不同于传统的洗钱手段,危害性和隐藏性更强,专门性的研究与立法有利于降低洗钱犯罪的数量,打击各种以洗钱犯罪为依托获取利益的恶劣性质的上游犯罪。作为一种单独的、复杂的、专业的洗钱模式,笔者建议将电子商务洗钱行为明确地列举在刑法里,这样有助于提高反电子商务洗钱的立法层次,加强反电子商务洗钱的警觉性,能够更好地起到防范作用。

2、细化电子商务洗钱的证据规定。201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对包括电子数据等证据种类做出了规定。电子数据证据是再现网络犯罪的必不可少的证据,在反电子商务洗钱过程中,尤为重要,只有根据网络数字化、电子化的特点,存储保留记录,才能真正有效地对利用电子商务洗钱者侦查和定罪。因此,对如何掌握电子数据证据,如何分析网络数据,如何判定证据类别应该做出详细规定。

3、加大电子商务洗钱的处罚力度。我国刑法第191条规定,对洗钱犯罪没收其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电子商务洗钱的犯罪数额也日益增加,现行对洗钱罪的刑事处罚力度与洗钱犯罪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相比已经很难给予犯罪分子强大的威慑力。因此,笔者建议将包括电子商务洗钱犯罪在内的洗钱罪法定最高刑期规定为无期徒刑,并建议除规定没收洗钱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外,将洗钱罪的罚金数额修改为洗钱数额的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四十以下。考虑到电子商务洗钱较之传统洗钱犯罪的打击难度更大,应将其处罚力度定格在较重的处罚幅度内。

(二)健全监管制度

1、健全金融机构的监管制度。首先,要完善客户身份识别制度,银行机构应当根据有效的证明文件或其他可靠的身份识别资料,确定和记录其客户的身份,防止洗钱者利用匿名帐户、假帐户或不正确的帐户进行洗钱活动。其次,要完善报告制度,金融机构应将其在执业过程中熟悉的超过法定数额或有洗钱嫌疑的客户的金融信息报告给主管部门,以控制洗钱犯罪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大额交易报告制度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第三,要完善记录保存制度,我国《反洗钱法》对记录保存做出了五年的规定,《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保存制度保存管理办法》第三章对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但针对的只是传统洗钱行为,对于电子商务交易中的记录是否保存、如何保存、保存什么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2、强化非金融机构的协助义务。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支付机构应当遵守反洗钱的有关规定,履行反洗钱义务,要建立符合要求的反洗钱措施,对未按规定履行反洗钱义务的,要依有关反洗钱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尽管如此,我国现行的法律还是未对非金融机构作为主体做出规定,这样的立法现状将有可能出现无法追究在非金融机构行业领域进行电子商务洗钱分子罪行的情形。因此,应增加规定在特定情况下非金融行业和职业应该纳入反洗钱监管义务的范围,以法律的形式肯定或确认非金融机构的主体地位,明确非金融机构在反电子商务洗钱中的协助义务。

3、加强专业组织的机构建设。建立专门的反洗钱机构,发展新型的网络监控手段,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在国际范围内,对于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民银行已成立反洗钱局并建立了反洗钱协调制度。笔者建议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更加专业化的反电子商务洗钱工作组,同时建立反洗钱工作司法会商机制,加强与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安全局、监察局、司法局等部门之间的联动,专门从事反电子商务洗钱的分析、研究、制度探索等工作,进一步加强反电子商务洗钱工作的力度。

(三)加强国际合作

1、遵守相关国际公约。我国已加入的国际公约主要包括《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品及精神药物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并加入了FATF金融组织。这些国际公约对我国的反电子商务洗钱活动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应该遵守国际公约中的反洗钱精神,不断完善关于网络洗钱的法律规定,吸收各国反电子商务洗钱的先进经验,缩小与国际社会反洗钱水平的差距。

2、加强刑事司法协助。有研究者建议,应当从四个方面加强刑事司法协助,对跨境洗钱犯罪实施有效打击:一是合理确定跨境洗钱犯罪的刑事管辖权;二是拓展个案协查制度;三是促进内地与港澳之间移交逃犯;四是加强对跨境洗钱犯罪收益的没收。刑事司法协助是国际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发生跨国电子商务洗钱犯罪之后,如何实现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侦查、追踪乃至到最终制裁,都与各国之间的刑事司法协助制度密切相关。

3、重视国际金融监管。电子商务洗钱的发生仍然是以金融机构为主,洗钱行为人通常借助金融机构完成网络业务的办理和交易,跨国性的金融服务管理机构很容易成为犯罪分子洗钱行为的场所。许多国际公约与文件都把金融机构中的反洗钱行为放在重要位置,这突显了金融监管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应不断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这样才能有助于各国间的信息交流与信息共享,避免因为网络的跨国性而使犯罪分子逃脱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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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冯芸、严畅、杨冬梅、张晶晶.基于网络支付的电子商务环境中洗钱行为的识别和监管[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8,(12).

[4]王尧.浅论如何有效控制网络洗钱[J].法制与经济,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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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冯芸、严畅、杨冬梅、张晶晶.基于网络支付的电子商务环境中洗钱行为的识别和监管[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8,(12).

反洗钱论文篇10

首先，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规定过窄

新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毒品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为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这样一来，“清洗”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诸如贪污、受贿、盗窃、抢劫、贩卖人口、侵占、诈骗等犯罪所得的行为就被排除在洗钱犯罪的范围之外。特别是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腐败案件中，对赃钱进行清洗是其犯罪过程中的必要一环；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规定过窄，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对腐败等犯罪的打击力度。据有关权威材料显示，自1997年我国刑法规定洗钱罪以来，国内还没有一个关于洗钱罪的司法判例；在一些案例中，包括对东南沿海的地下钱庄的打击，洗钱罪都没有作为主罪。相反，从世界范围反洗钱犯罪立法的实践来看，对一切犯罪所得的清洗行为都以洗钱罪论处，对其上游犯罪的范围不设限是一个大趋势。1998年出台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今年出台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本也就此做出了明文规定。欧美许多国家在国际反洗钱立法及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已经纷纷放弃了限定上游犯罪的做法，并在各自的国内立法中予以明确。在洗钱犯罪数量逐渐增多、数额不断增加的严峻形势下，我国也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将洗钱罪上游犯罪扩大为：毒品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恐怖犯罪、贪污贿赂罪、盗窃罪、抢劫罪、贩卖人口罪、侵占罪、诈骗罪等严重危害国家和公民财产利益的犯罪；并在将来适当的时候取消对上游犯罪的法律限制，对一切犯罪所得的清洗行为都以洗钱罪论处。

其次，本案还反映出我国反洗钱司法实践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公款私存现象在我国较为严重，目前尚未彻底根治

其形式多种多样，有的直接以单位名义开立账户，将预算内资金转到预算外，将单位资金从一家银行转到另一家银行，再从另一家银行转到储蓄账户。储蓄所超范围吸收单位存款，收受票据、客户办理结算等现象仍较为普遍，甚至在实行储蓄实名制以后依然为一些违规单位办理公款私存；有的单位把单位存款存到出纳、会计或其他经办人员的名下，逃避监管。这些情况造成金融环境紊乱，极易使犯罪分子洗钱得手。

二、非法民间借贷猖獗，成为洗钱的地下渠道

目前，我国的非法民间借贷仍十分活跃。由于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信用认证体系，金融机构为避免遭受信用损失，一般都要求贷款对象提供相应的担保和抵押，中小企业取得贷款仍很困难，民间借贷乘机而入，为许多小业主提供非法贷款。一些非法民间借贷组织甚至发展成为“地下钱庄”，成为为洗钱服务的专门机构，并提供一条龙服务。

三、金融从业人员缺乏反洗钱的意识和经验，不能及时识别和防范洗钱行为

洗钱犯罪是一种智力型、知识性、隐蔽性的犯罪，防范和遏制洗钱行为，不仅要求完善反洗钱立法，还要求具有懂法律、熟悉业务、有反洗钱经验、经过专门训练的金融从业人员；而我国的金融从业人员则急需进行培训，提高对洗钱行为的识别能力。